时间：2023-08-17 18:04:1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启示
一、前言
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被世界各国的关注，因为其经济快速的发展以及发展模式质量的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质疑的声音，其中就包括西方经济学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思想已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传承与发展，它一定有其独有的历史精髓，才使得其能够在岁月的年轮中得以沉淀下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些学者提出问题，如西方经济学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到底有哪些作用、怎样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等。换句话说如何掌握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以及合理运用西方经济学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难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二、西方经济学思想的经典传承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学派很多，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庸俗经济学到约翰・穆勒的综合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到凯恩斯革命，最后到现代主流经济学等。主要观点有：
（一）古典经济学派
他们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利用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维护其有关土地的利益。为劳动价值说的运用奠定了基础。
（二）新古典主义
这一理论适应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需要，通过研究生产要素在生产和分配中的作用，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它运用一般平衡理论、供求平衡理论、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和帕累托最适度理论，解决了古典经济学没有解决的价值的来源和分配问题、价值和价格问题。它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把研究对象局限在以物为主的生产要素上。
（三）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以充分就业为开端来进行了需求与供给的研究，要将“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密切结合起来。
三、西方经济学思想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发展的模式，GDP每年都有很高的增长。并且一直在不断超越发展中国家，有赶超发达国家的势头。但其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我们从未遇到过的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领导者借鉴西方先进的、有效地、实用的经济思想，并进行合理的改造、升华加以实施。下面就两点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由理念
亚当・斯密作为西方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经典理论几百年来深刻影响了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且其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借鉴了西方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我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加有迹可循。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端，十四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开始形成，十四届三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不断地采取经济措施来增强市场调节的能力，如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微观市场基础。市场因素被一步步引进到经济体中，冲破僵化，极大激发了经济的动力和活力。因为安居乐业是人民福利的具体体现，而市场自由竞争促进了经济发展、私人投资则促进了就业，两者都有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所以，中国人民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
（二）西方福利经济学启示
西方经济学上讲实现经济福利的办法，一是提高效率。二是实现公平。而且微观经济学上最有效的经济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一种变革能够使没有任何人处境变坏的情况下，至少有一个人处境变得更好，我们就把这个变化称为帕累托改进。一般地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现状不是处在帕累托最优状态，就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可能。相应地，如果没有任何帕累托改进余地，就意味着现状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可以说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公平状态。一些开始追赶经济的国家，为了提高经济发展，会提出一些提高效率的措施。慢慢地经济发展程度赶上来之后，会产生贫富分化，这时可以提出相关公平的政策。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十提出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国在顺着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为实现社会主义福利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和决策。
四、中国经济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辩证借鉴
（一）西方经济学的服务目标
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它的产生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思想在运用上有着极大的局限性。中国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更加应该注意到这一问题，因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晚，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也较为复杂，以及其国际地位的影响，在采纳和运用外国经验时应更为谨慎。所以，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思想时，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发展根源的不同。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与我国的经济特点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表面看，两者似乎都是以市场经济为研究载体，都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都涉及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问题。但是，西方经济学研究客体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最高发展形势；而我国经济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所以说，西方的经济学思想在借鉴过程中不能直接将其先进理论搬用过来，应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国情以及所处的经济环境。
五、结语
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对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对于中国经济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思想对其以后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应辩证的去接受西方的思想流派，并根据本国实际进行合理的采纳和吸收，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而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 循环经济 经济增长方式
关于“循环经济”一词，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是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其实，马克思在《资木论》第三卷中以大量篇幅分析了排泄物的资源化和再利用，实际上已经说明了循环经济的一些原则，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循环经济”概念，但是，他的循环经济思想已经十分清晰。
一、马克思循环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是减少工业和生活废物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时特别强调，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过的工业，可以充分利用工业废料，变废为宝，减少工业废料对环境的污染。“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马克思认为，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有三个：一是由于生产规模庞大。大规模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二是由于机器的改良。机器改良的结果，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三是由于科学的进步。马克思说：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马克思的上述思想与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续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支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马克思认为，利用科学技术改进生产工艺可以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率，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列举了大量的生产实例，对生产工艺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业废物、减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工艺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艺的进步，改变了对生产原料的利用途径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生产中的各种废料，获得了一种在新的生产工艺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废料成为了新工艺的原料。现在，循环经济学家常说的一句话是：“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原料”。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地说过类似的话：“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个产业中都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用实例说明，当时由于生产工艺水平的低下，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农场主不愿种植和很少种植亚麻，一个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里，粗糙落后的生产工艺导致了在加工亚麻时产生了很多废料，损失高达28%到30%，工人们经常把这些废麻拿回家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后来，人们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对亚麻进行精细处理，使亚麻的损耗大大减少。
第三，马克思还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大批新型生产工具的问世，而生产工具的革新同样可以提高工业废物的利用率，变废为宝，减少资源的浪费。马克思多次指出：“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生产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技术手段改造我们的生产机器和工具，的确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率，从而节约自然资源，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废物，减轻生产废物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循环经济思想的论述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深刻性，对我们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马克思提出的循环经济思想，对现实经济生活仍具有指导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非仅仅提出生产排泄物的利用问题，还进一步阐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机制。马克思认为，劳动总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下进行，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如果撇开一定的生产关系谈劳动，那么它就“只是一个幽灵”。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它在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劳动和人的异化。因此，马克思进一步展望了未来在代替了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会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从而为我们阐明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生态问题，需要消除造成生态破坏和劳动异化的社会制度，在自由人联合起来共同调控“物质变换”中，实现最小消耗下的最大效益。
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重温经典作家关于资源节约和生产、消费的排泄物利用的观点，就会发现，马克思在100多年前的分析和论述，离我们的现实生活是这样的近。马克思的理论不仅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资本论》的科学内涵，同时还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循环经济模式，理解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而且，对我们自觉参与循环经济的实践，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先天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努力缓解资源不足的矛盾，不断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们十分紧迫的任务。目前，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流经济概念之一；循环经济模式，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选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成为全社会上下关注的热点。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明确提出指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因此，在今后的生产和消费中，我们必须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认识，考虑到资源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理性地选择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发展模式，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关键词：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方法论；学术刨见
一、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
在进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胡老经过不断的探索，寻找出了一套颇具个人学术特色而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大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胡老一直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并将这一理念贯穿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整个研究过程之中。例如，胡老在5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时，最初只考虑到是搞一门专史，对历史分期问题采取了一种被历史学界较多接受的观点一一秦汉封建制说。但随着胡老对经济思想分析的深入，却碰到了一系列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于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果断地放弃了前说而采用了西周封建论，肯定西周是较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经济，结果困难即迎刃而解。①
胡老在长期的研究中敏锐地发现，单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会碰到许多不易正确解释的问题。他从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由此，胡老提出，在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还须充分运用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沦作为分析的武器”，认为“掌握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会帮助我们解决单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时所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②由此他开创了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先河，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下，胡老准确清晰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对此，胡老曾深有体会地指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过程中，作者深深地体会到，如果不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正确地运用思想，许多的历史事件就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③
胡老还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坚实大厦。他发现，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经济思想史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一个国家的经济思想史，是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的，所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这里，就应该特别予以考虑”。④基于这种认识，胡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作为肇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大厦的理论基石，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变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思想的变迁，并将其作为贯穿历史上各种纷繁经济观点的一根红线，从而首次完整地建造起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系统框架。所以，胡老始终强调，“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⑤“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体系，是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⑥
胡老一再指出：“有不少关于历史经济问题的分歧意见或观点，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或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才产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分歧”，因此在研究中“更重要的仍在于更熟稔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诸范畴”，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⑦
2．主张以近代习用经济范畴为基础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体系
许多学者认为，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时应该有和它相适应的独特体系，而不能按财富、生产、流通、分配、财政、金融等经济范畴为体系的方式叙述，否则就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框框来套中国经济思想史。由于这一观点涉及到应否借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某些“框框”的问题．所以是一种方法沦的问题．对此，胡老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⑧
胡老指出：“任何一种思想史必然有一些它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范畴，只有在阐述其特殊理论范畴的发展过程条件下，才能显示它本身的特色”。⑨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则必须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为基础。因为“这样做有几个好处：(1)易于理解某一思想家或时代的经济思想的面貌及其所反映的阶级关系和经济条件；(2)可能把不同时代的或同一时代的各个思想家的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3)易于探索许多重要经济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阶级关系或经济条件的变化”；(4)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专业的经济思想家，传统经济思想大都混杂在哲学、政治等论述之中，将各个经济观点按照经济范畴分别加以表述，易于和哲学、政治等观点严恪地区分开来；(5)经济思想史区别于其他思想史之处即在于它以论述代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经济概念、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为任务，而只有以一定历史时期或人物所接触到的经济范畴为表述内容，才能实现这一任务，更充分地体现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特点。⑩
同时，这种表述体系并非是资产阶级学说史的“框框”，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是采用财富、利息、生产等范畴来考察、论述经济学说史的。故以各种经济范畴如生产、分配、财富等叙述一定历史人物、学派或阶级的经济思想，非但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学体系应该且必须采用的，即便“将来从事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的编写也必须使用这些范畴。”⑾胡老进一步指出，由于旧有的古代经济思想与近代经济思想在逻辑思维和名词术语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以旧有经济思想的范畴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的基础，而“必须以近代经济范畴为基础并：兼顾旧有特点的体系来编写中国经济思想史。”⑿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旧有的经济思想遗产进行整理，才能使人们易于理解。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体系以近代习用的经济范畴为基础，“不仅无可非议并是势所必然。”⒀
3．倡导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胡老一向重视并极力主张运用比较分析的万法。他指出：“所谓对比分析，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来说，就是把各种经济观点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古今对比、中外对比并加以分析批判．”⒁针对一些学者反对进行古今或中西对比的观点，胡老坚定地认为：“进行对比分析，不仅可以这样做，有时甚至必须这样做。”⒂
一方面，各类经济范畴有进行对比的可能和必要。首先，任何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劳动、消费等，其本身就具备相对比的可能性，且只有通过对比才能体现出各社会形态经济范畴所反映的经济思想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特点。其次，一定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范畴，只有通过对比才可能发现其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中西方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体差别，且只有把同一社会形态下中西方特有经济范畴进行一番全面对照之后，才能发现中国经济思想的某些特有范畴。最后，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是古代社会和近代社会所共通的”，故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既可以把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它的半殖民地时代的经济思想相对比，也可以与西方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思想相对比。”⒃且只有通过对比才易于发现一定经济范畴的演变过程，并找出它在各个生产方式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别点。另一方面，对比分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必然要求．首先，胡老指出，19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说即开始输入中国，并成为人们谈论经济问题的惯用模式，而之后传人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在名词术语上仍是沿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由此他认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无论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都必须选择使用人们所熟习的经济范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而“这样做，已经是在进行一种对比分析”。⒄其次，一部完整的中国经济思想史，既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为指南去整理和分析旧有的经济思想和解放前曾一度流行过的由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就要求必须进行对比分析。只有通过对比研究，才能知道19世纪中叶前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存废变迁情况，理清其发展演化的历史线索。最后，只有把我国旧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古代和近代的经济思想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使我们知道我们祖先曾经为经济学说作出过哪些贡献，及其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占据怎样的地位，才能真正发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所以，胡老坚持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进行对比分析，是可能且“十分必要的”。
4．力主“古人思想现代化”
如何准确而恰当地解释、分析和评价古人的经济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探讨中一个颇受重视的热点。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曾发起了一场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即“古人思想现代化”之争．胡老旗帜鲜明地主张“古人思想现代化”。
胡老指出，所谓“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应该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遵守列宁所说的“严格的历史性”，把某些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不可能做和不可能想的当代的东西，无中生有、牵强附会地强加到古人身上；第二种情况是遵守严格的历史性，运用现代科学观点、概念、术语和语言论述古人在他的历史地位上应有的思想和行动。⒅胡老坚决反对前者而肯定后者，他指出：“第一种情况的现代化显然是错误的，几近于无中生有的造谣，这已不完全属于把古人思想现代化范围”，而“第二种的现代化是正确而必不可少的步骤，也是所有反对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同志们所认为应该坚持的正确研究态度”。⒆
胡老一再强调，要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评论古人的思想和用现代的科学概念与术语去解释古人的思想，进行“古人思想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他指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成就去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尽管我们遵守严格的历史性，把古人及其思想放在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上，仍然有不少必须把古人思想现代化的过程．”⒇
胡老认为，真正正确而恰当地将“古人思想现代化”至少要经过三个必须的过程：一是“转译”把古人习用的语言，“现代化”为我们今天通用的语言，即将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二是“对口径”，即为古代的概念术语找到现代习用的相应替代概念术语；三是“加工”，即把古人尚无确定术语概括的思想用现代习用的概念术语表达出来，从而更易于理解、分析和批判．此外，这些概念、术语和语言，由于历史的差别，古代与现代必然在内容上有简单与复杂之别，认识上有深浅之别，以及反应客观事物的正确程度之不同，这些也都需要在分析批判中进一步加以指出。胡老指出：“从某种意义来说，对口径、加工和转译等才是真正而正确的把古人思想现代化。”[21]
对于“古人思想现代化”，胡老是一贯坚持的。20世纪80年代已年届80多岁的胡老仍著文指出：“将古人思想及其有关文献予以现代化成为任何古代中国学术史者所必须闯过的第一关”。而“无论今译、对口径或加工均是治我国任何古代学术思想史者(包括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所必须经历的过程和艰巨的任务，其目标正是使古人思想现代化，并无可非议之处”。[22]
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创见
胡寄窗先生作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大师、专家，他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卓越学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系统总结和独到评析上。
1．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从整体上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进行系统的贯通性总结和研究，是由胡老开创的。胡老的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出的第一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通史专著，在该书中胡老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管子》经济思想的精辟剖析。胡老首次对《管子》经济思想作出了系统整理和分析。颇值一提的是对《管子》轻重理论的研究。他不但力排众议，认定该理论成于战国中后期，而且对该理论的内容从研究对象、轻重规律及其运用等方面作了明白晓畅的分析，同时独树一帜地指出，轻重理论实质是封建王权与商业精神的混合物。又如以往中国学者大多认为《管子》的消费观念是其思想中最矛盾、最不易处理的一部分，因为《管子》既主张崇俭却又鼓励侈靡．胡老则认为，这二者并不矛盾，崇俭是一般情况下都适用的原则，而侈靡是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达到一定目的所采用的手段．胡老对于《管子》的其他经济思想如货币数量说、自利观念、财政上扩大经济收入和价格；既念等等，亦都有独到精辟的论述。
(2)古代经济循环论的首次发现和系统阐述．中国古代经济循环论后人始终未真正理解其根本内涵，更没人作出明确系统的论述。胡老全面考察后指出，史书所载“木饥”系“木康”之误，后世辗转传抄，迄今未被发觉，这样就不但纠正了一个史料的谬误，而且首次对这一中国古代经济循：不论作出了系统合理的阐述，认为该学说说明当时人们已察觉到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客观规律，是世界上最早说明社会经济变动规律的经济循环论．
(3)古代人物经济思想的重新审视。胡老对古人经济思想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对于王莽的经济思想，学术界几乎全盘否定，认为其代表了汉代大地主阶级最腐朽集团的既得利益．胡老则对王莽的经济思想给予了较为肯定的评价，指出王莽对当时社会经济的一些问题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认识到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是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非生产性的家庭奴婢人数的增加会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具有垄断性的生产事业由政府严加管制的必要性；尤其是他对标准价格的设计和对生产成本的重视以及对利息来源于利润的认识，更是十分深刻和独到的。所以尽管王莽经济改革措施存在不少错误之处且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了的经济政策并不一定都是错误的政策，他仍不愧是对经济问题有一定观察力的知识分子，能对以前的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成就加以综合利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较深刻的或独到的认识．
(4)古代土地思想、货币理论、财政思想、“重本轻末”思想、分配思想等的系统研究。
1)土地思想．胡老深刻地指出：在封建社会前期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是土地思想的主流，由此思想家们设计了各种以小土地平均分配为指导原则的各种土地方案，从而形成了井田思想、限田思想、王田思想、占田思想、均田思想等等；而从唐中期开始，土地思想则从解决土地问题本身更多地转向赋役问题，特别是从宋代起，思想家多将土地兼并看成是积重难返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并对以前的土地思想如井田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主张定经界和清丈土地成为土地思想的主要内容，一些新的土地思想如“耕者有其田”思想的雏形开始萌生。
2)货币理论。胡老指出，“子母相权”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货币理论，而《管子》的货币思想则标志古代货币理论的最高峰，这二者支配了整个封建时期，成为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经常被引证的货币理论依据；封建地主经济前期虽出现了一些新的货币观点，但经常是点滴的发现或论述，少有人对这些观点作综合的系统研究，且绝大多数均系重复前人的观点；宋以后，由于纸币的出现和流行，给货币理论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内容，纸币问题成为争论最多的议题，而从明末开始白银则不时成为货币议论的中心问题。
3)财政思想。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是甚为丰富的。胡老对其发展演变的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指出在先秦时期许多基本的财政观点包括量人为出、开源节流、培养税源、平均负担、轻徭薄赋等均已产生，西汉思想家则将其具体化为财政措施，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首创意义，对此后的封建王朝财政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就其理论来说并未有所突破；隋唐开始发生了重大财政改革，出现了一些新的财政观点，如量出为人、以贫富为差征税等等；宋代起则更多地是对传统财政思想教条的批判、深化和改进。
4)“重本轻末”思想。胡老指出，中国古代“重本轻末”思想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轻末”思想的演变上，具体说来：春秋及以前普遍重商，至战国开始出现轻末思想，汉代则成为一个传统的：经济教条，但汉末即有人对其提出了异议，封建地主经济后期这一趋势更加显明，明清之际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论对传统的轻末抑末作了根本否定，魏源则以新的时代精神宣扬富国，给轻末观点敲响了丧钟。这种对轻末观点的怀疑或公开批判，体现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进步要求，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的反轻末思想更是预示未来新兴剥削阶级的要求。
5)分配思想。胡老认为，中国古代分配思想在封建社会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战国中期以前的思想家大都主张缓和贫富对立现象，两汉战国末年的分配思想则变为肯定贫富不均现象的合理性，两汉起却又掀起了激烈抨击贫富对立的思潮，而从宋代开始，则较多地宣扬富民思想，反对打击富民的思想日益流传，维护富民利益成为主流思想，愈接近封建地主经济的末期愈是如此。胡老指出，剥削阶级思想家所谓“均贫富”只是用温和的方法以适当缩短悬殊的贫富差距，劳动人民的“均贫富”要求则是以革命的暴力剥夺方式达到财富的绝对平均。
此外，胡老对于古代价值与价格概念、消费观点、干涉与放任等也都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独到论断，不一一列举。正因如此，学界称誉胡老：“他在未探索的航程领域中开辟出一条路径，和他对许多空白的填补以及对大量未见分晓的问题的澄清，则胡氏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23]
2。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胡老在其另一部代表性著作《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亦作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分析和评价。例如，对于近代官督商办，当时学界大多倾向于指责其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遏制作用。胡老指出，不能认为官督商办形式本身也是错误的。当时民营工商业的幼弱、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竞争压力，以及外在融资条件的欠缺，决定了官府参与工商业的必要性，如不存在官督商办企业，则民营工商业将拖延到若干年后才能缓慢出现，所以官督商办企业开风气之先的创始意义是不能否定的。由此，胡老认为，近代思想家倡行官督商办之说，亦自有客观基础，不应受到责难。又如，举借洋债主张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受到较多的批评．胡老认为，举外债以兴办近代工业是任何一个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正常途径，不应当将其同一些由于经办官僚的无知而接受的苛刻借债条件搅混在一起。当时马建忠因倡议举外债以修铁路而备受非议，胡老则认为马建忠所说的外债是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铁路股票以筹集资本，是资本主义世界创办工商业的习惯方式，其倡议举洋债以兴办各种工商事业之论的本身，从理论上讲是不能非议的。
在对近代历史人物经济思想评价上，胡老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称魏源“在经济思想领域，他可算是典型的中国式经济思想的最后一位足值称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这一巨大历史潮流的发轫者，所以，魏源的经济思想标志着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之历史变革的转折点”。[24]魏源以后，许多学者大量接触了西方经济学，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此胡老提出对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应以近代经济学的尺度去衡量，如康有为在以前的经济思想学界多给予较高评价，胡老在肯定其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指出“只是把一些向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习的先行者的意见加以综合，虽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仍谈不上增加了中国经济思想的什么新内容”；[25]严复是真正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惟一学者，但“不能算是一位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经：齐学家，因为他只有对许多经济学说或问题的片面见解，缺乏对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范畴的较完整的表述”。[26]等等，不一而足。
注释：
①胡寄窗：《对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一点意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6期。
②⑦胡寄窗：《关于研究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若干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④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第l页．
⑤⑩⒁⒂⒄⒅⒆⒇[2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4年第1期。
⑥谈敏：《回忆我的恩师一一胡寄窗先生》，《财经研究》1994年第4期．
⑧⑨⑾⑿⒀⒃[22]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学术学刊》1986年第3期．
⑦张立容：《评述胡寄窗著<中国经济思想史>》，《美国政治经济学季刊》1987年第3期。
[24][25][26]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第209页、第235页.
参考文献：
[1]胡寄窗．关于目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学术月刊，1964，(1)．
【摘要】文章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经典著作中"／L的本质”思想的解读，并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假定进行比较．说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阐释“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此说明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基础、发展目的和发展条件的科学内涵。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性行为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dash;—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新制度经济学；人的本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动方式的理解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现在国内所进行的马克思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却往往忽略了这一重要的理论前提，而许多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西方经济学家注意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人学基础，却简单地将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理解为只具有抽象的阶级属性的人。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就认为，马克思关于长期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得以实现”，由此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未能解释问题的全部”。。这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曲解。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的思想进行界定与区分，是我们准确把握两大经济学说体系理论区别的关键所在。
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具体思想内涵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的理解，与科学实践概念的提出密切相关。1845年春天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逻辑内部矛盾的一种科学解决。在新历史观中，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实践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生成意味实现人的自由的自然界限被不断突破的话，人们借以进行物质改造的社会形式则是制约着人的自由的社会界限，狭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市民社会个人盲目异在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外延作了具体说明，“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并指出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在内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是个人“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共同生产的条件”。。个人作为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取决于他对社会关系具体的、历史的占有程度。因此。 “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如何行动，个人的利益满足和自由实现程度，取决于他在具体的社会交往关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对社会财富的占有方式和占有程度。“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物的和个体的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
具体而言，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论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涵。
第一，实践是人的本质的首要特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又是以分工、协作等社会化形式进行的，现实的个人究竟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取决于个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现实中的每一具体的、有差异的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财富占有状况、交往对象、政治资源、伦理情感等等，从个人占有的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看出他或她是怎样的一个人，体现出其具体的本质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具体的个人是“许多规定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
第二，在构成具体个人的多元规定性中，个人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居于核心地位，决定着他的其他方面属性。“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么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第三，具体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方式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每一个人“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0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方式中获得的，个人在社会关系占有上的差异性又直接表现为每一个人的局限性，它既是个人活动的实现条件，也是个人活动的客观界限，它规定了个人活动的具体方式和个人获得自由的相对空间。“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是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的。”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规定个人活动的约束条件，决定了他或她行动的特点和方式。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技术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分割，每一个人都被局限于狭隘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因此，人的行为受到他或她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带有特定社会关系结构的特点；并且，分立还造成个人的生产、消费等经济行为失去了直接的社会性，因而还需要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确证这种社会性，人的这一行为目的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经济学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论解释是对西方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中相关思想的延承与发展。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系统的“经济人”假定。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个是自利性，即时刻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努力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二是完全理性，即能够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最充分地掌握关于自我和社会的完整信息，并能够准确找到实现自我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最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亚当·斯密进而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说明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下，恰恰是追逐私利个人完全理性的充分张扬，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走向一致。“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学意蕴在于：自由市场中社会福利最为缺失的环节同时也是最能使个人获得最大私利的环节，因此，个人的逐利努力会自发实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序合理配置，在实现私人利益的同时也使社会福利获得增进。可见，“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有效性是以“经济人”假定为前提的，“经济人”假定设定了古典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规范分析的前提，从而开启了经济学研究的大门。“经济人”假定在方法论上的变化使新古典经济学获得了一个可进行量化分析的前提。通过“经济人”假定，经济学家们借助于边际分析和数理经济学工具，将新古典经济学搭建成一座逻辑严谨、结构优美的理论大厦，从而论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全面阐释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统一的机理和评判准则。
新制度经济学吸纳了西蒙、纳尔逊、西尔伯格等人关于人性的重新理解，对作为经济学分析前提的人的行为特征做出再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指出： “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
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嘶制度经济学另一个代表人物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从“实际的人”出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对人的行为特征做出新的解释。首先，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只能获得不完全的信息。在现代市场交易中，由于参与者众多，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复杂且多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每个人所获得的信息总是有限的。其次，人只能具备有限理性。现实的个人对环境的判断和评估能力有限，不可能无所不知。再次，人具有非财富价值取向。在某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现为对财富的追求。诺思认为，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接受约束等一些非财富动机也应当出现在个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中。尽管如此，在有限理性的个人之间经常发生的还是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特征进行重新界定后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逐利的个人只具备有限理性，并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因此，人们追逐私利的行为常常伴随着“外部影响”，即存在数额巨大的交易费用，致使个人的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之间无法保持一致性。因此，新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在于证明个人与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及其具体形式，而在于探讨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设置或选择，使交易费用最小，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偏离程度的最小化。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思想的比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很明显，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两大经济学说体系在社会历史观和研究方法论上的具体区别。大体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而马克思则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总和”。
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传统都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社会历史观背景。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开始， “趋利避害”就被假定为人之本性，是人们一切经济行为的目的所在。因此，在西蒙等人看来，所谓“理性”是一种基于利益目的的行动方案选择，是人们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或规避更大利益损失的分析与判断能力，“理性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制定目标。目标可假定是效用函数期望值在某一区域上极大化的形式”。0理性支配着人们的行动，是人们具体行动方式的依据所在，人们根据自身的这种主观认知结构，遵循“认识一动机一反应一行动”的逻辑进行决策和活动。
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解释是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认为，人当然要满足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的、无可争议的事实，“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马克思甚至将之称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同样，马克思也并不否认理性的作用，相反，在马克思哲学的意识观中理性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人们之所以有必要进行理性的“选择”，是因为存在某种形式的约束，正是既定的约束条件使人们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因而只能从中选择达到利益目标或偏好的最优途径。因此，马克思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他或她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西方经济学中对人的理解具有抽象性和一般化特征，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每一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都变成了同一面目、竭尽全力张扬理性以追逐私利的“经济人”，丰富现实生活中活生生个人之间存在着的人格个性和行为特点差异不见了。新制度经济学尽管通过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满意准则”等范畴对传统的“经济人”假定进行了修正，逼近了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更为实际的人与人之间在不完全信息占有结构上的差异以及个人理性约束条件上的区别，因此仍然是从相对的“普遍性”、“共性”上理解参与经济生活的个人。因此，这种静止的人性既不会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的人与人之间存在不同，也不会因不同时代背景而有所区别。
与西方经济学一样，马克思经济学也是将个人作为自身的理论前提。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是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理解为抽象的“爱”、“友谊”时，提出他的人的本质观的，并且马克思特意在说明人的本质的“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之前加上两个定语——“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也就是说，现实中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本质规定性，有他或她自己所占有的具体的社会关系，每一个人都是“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正是通过现实中每个人具体的社会规定性特点来说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的： “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马克思经济学中用具体的社会属性说明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带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特点，这一动态发展观为马克思的长期社会形态变迁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性论支持。因此，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也不得不叹服：“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第三，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丰寓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关于人性的理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霍布斯丛林”，西方经济学传统将根本的人性定位于“利己”，理性的作用也是服务于人的一己私利。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某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将正义、利他等因素纳入个人的效用函数，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定义，在他们实际的经济模型分析中——比如在研究外部影响、机会主义行为时——被考虑到的也仅仅是利己主义。这种对人性的狭隘单调界定所必然导致的理论逻辑结果，就是将现实中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是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交易关系。
马克思也承认人存在利己之心，但他认为，人利己需要的满足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实现的，社会才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个人“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的人是现实的、丰富的和多方面的。马克思将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方式全都纳入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另一方面，每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是多元的，但同时也是相对有限的。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相需要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是一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这种协作互补型的交往关系渗透于他或她的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
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人们通过分工协作形式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在于交易活动，研究如何通过制度的创设和调整来减少人与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巨大的交易费用。
四、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
通过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本质界定的比较，我们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人”的理解，具有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出发的唯物论特点；不同的个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差异化占有构成了人们社会联系的基础，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动态的、发展的辩证性质；同时，这种差异化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占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需求、相互依存，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所在。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科学思想，并赋予时代特点和国情内容，是新时期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的目的和根本动力。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的上述三个方面本质特征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内涵，从而正确认识科学发展观唯物、辩证的理论特点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第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关系中不同群体的差异化存在，社会生活中不同阶层在社会财富、生产要素占有关系上的差别，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占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其社会联系，是一个人进行行为选择和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范围。人与人之间所占有的社会关系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行为选择和行动方式就不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也不相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侵犯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现实中这种社会关系、社会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化存在，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发展是为了谁的发展等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动力的基本内涵。
第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科学发展观所追求的根本目的。
马克思强调，个人所占有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总和不是静态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每个人改变现状的行动努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与此同时，社会进步也将为个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发展平台，创造更宽广的制度空间。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制度条件，只要我们完善法律法规。转变发展方式，兼顾“五个统筹”，尊重发展规律，就能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目的。
第三，通过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功能；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6-0068-04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目前理论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鲜有人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展内在地渴望新的理论维度，因此，从制度视角对其动因、功能、途径进行系统的理论剖析。或许更能触及其本质、丰富其内涵。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制度的诉求
1 转型期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引导思想政治行为的需要
制度是“人类为协调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以使社会存续而人为设计的行为规范体系，是一定社会、阶级、组织为满足一定的秩序需要而制定出的系统的行为规则”。任何制度都凝结着一定的思想和理念，蕴含着价值灵魂，是影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一种“社会存在”。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群体关系的复杂化，使得社会利益矛盾与日俱增，道德失范现象日渐突显。有论者指出，“在道德失范时期的道德教育的途径是德性培育与制度教化相结合。”这就表明，面对复杂多变的利益矛盾，光靠道德说教是不够的，惟有通过制度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人们在大量的制度化实践中感受和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蕴，方能促进制度预期的社会成员良好品行的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利益冲突，是避免社会矛盾激发、减少道德失范行为的关键。法国学者莫兰指出：“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尖锐的、焦虑的和充满希望的方式对我们自己提出认识的关键问题，是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既产生盲目，又产生清醒，两者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国的社会现代性转型，面临新旧价值体系的嬗变，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碰撞与冲突，导致价值主体意识的多元化。而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促使价值主体行为功利化，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明确导向，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新的制度规范体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对目标、价值与行为的导向作用，以及对政治方向、思想观念、道德行为的规范作用。
2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内涵的需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要履行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职能，“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或淡化本身就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反映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变化”。可见，制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表现形式。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上对制度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认同，在实践中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建设，影响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吉登斯指出：“社会系统由行为互动和规律性的社会实践所组成，其中最为持久的实践成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成为一种持久的社会实践，必须构建能在政治、社会和个人之间有规律互动的制度。而惟有通过制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手段，方能在政治、社会与个人之间完成权力、秩序和自由三者之间的转换。由此可见，我们应把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一种有制度价值取向的社会实践范畴，不断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内涵，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中介作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从无序走向有序，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现实性。
3 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的需要
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价值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当代西方一些“发展论”学者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理论与国家理论、产权理论一样，构成了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三大支柱。”同思想政治理论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协调、激励、规范和整合功能。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认为市场经济活动中除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还应注重第三种调节，即习惯与道德的调节。在其著作《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中他明确指出：“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都起作用的场合，在法律产生并被执行的场合，习惯与道德调节不仅存在着，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因为道德力量不仅能提供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和规范经济行为。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影响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而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育道德力量，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环境，正是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和功能。有论者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可见，应充分认识到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改变人的观念，促进现代经济精神的形成，从而为现代化建设奠定良好的经济伦理基础。由于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制度已成为协调市场利益关系和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据，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制度伦理在经济活动个体的有效内化，形成有利于经济进步的道德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方能充分彰显其经济价值，真正成为现代经济制度变迁的主要支柱。
二、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制度通过一系列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发挥激励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维系政治经济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制度的设立旨在为社会行为提供理性预期，为个体和组织提供社会游戏规则，明确预期收益和代价。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制度作为一定社会、组织中的价值体系和权威结构，直接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和行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是实现国家控制的重要手段
国家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为维护政治上的统治地位，需要借助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奠定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有论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从来也离不开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政治权力有意识干预社会的调节机制，它展示了一个既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联又与社会现实相关联的统治者监督、训练、矫正统治对象思想和行为的内在社会生活的规训体系。”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家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一样在行使着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有效手段。统治阶级利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制定体现统治阶级偏好的意识形态规范体系，并利用国家权力颁布实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对国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加以说明，并使之成为民众普遍持有的一种价值信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它有利于统治阶级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缩小社会各个阶层在政治认同上的差距，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感，把统治者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化为改造社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指南，从而实现国家控制。
2 制度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
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能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能够为人们利益关系的联结形式和矛盾的解决方法提供确定章法和行为模式。从而使社会成员能够根据相关的制度要求，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制度对个体行为与结果关系的明确规范性，能促使人们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形成稳定的社会预期，降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成本。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起到激励与约束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不仅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提供稳定、明确的社会活动规则，而且还能在长期的制度化实践中实现制度伦理及制度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化，为人们理想德性的内化营造理性自觉的制度环境。由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道德价值日益难以通过个体道德体悟来实现。道德风险现象与道德失范行为的存在，使得民众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产生了普遍的质疑。从解决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矛盾冲突来看，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很有必要。制度的规范性与制裁性能弥补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过于空洞、疲软等缺陷，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使民众能切实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收益和代价，进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对自律行为的引导，实现社会价值与社会行为的有机整合。
三、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过程是指在现有制度环境中，来自于基层的创新动机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与手段，以增进组织收益为目的的新的制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创新就是要激发由思想政治教育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构成的制度环境的活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现实环境变迁的能力。
1 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转化联结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法律、规章、社会组织规范等）和非正式制度（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包括党的政策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地方教育部门、学校的一系列规定等；非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则包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持有的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等。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转化关联。在一定意义上，“非正式制度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约束，而正式制度则是这些心理约束的外在形式，是被社会化、强制化的社会规则”。有论者指出，“虽然正式制度本身并不是具体的、直接的道德行为规范，但在设立这些制度时又往往要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伦理原则、道德要求的支配使这些并非直接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制度指向于特定的伦理目的，并可能产生一定的具有道德意义的结果。”可见，我们应注重制度伦理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正式制度建设中加入道德考量，通过整合，使制度成为最高层面的伦理，使伦理成为最低层面的制度，从而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转化联结。
2 明晰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创新主体和制度变迁者的结构
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是两个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制度创新是基于制度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而促使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转化的促进行为；制度变迁则是制度实施者在制度创新发生之后。对“准制度”的正式化推动，并最终形成正式制度的过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创新和变迁而言，观念、环境和群体竞争是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促发因素。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及市场经济浪潮下的多元竞争观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观念促因。而“新型技术传导因素构成的技术环境、现存制度环境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制度环境安排的独特思考、注重人情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传统文化环境以及与其他国家类似工作的制度比较环境。共同构成了创新主体行为的环境。”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学科背景、工作物理环境的差异，则形成了群体间制度创新选择的差异。在群体间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比较和博弈中。只有最符合时代需求的制度，才能经过制度市场竞争的筛选，最终获得制度变迁推动者的肯定。基于以上分析，为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者不能仅仅关注于制度的执行或细化，他们也应提高能力，敏锐观察与捕捉非正式制度环境中潜在的制度变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源泉和主力军。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变迁的推动者则需要进行有效的制度规划，在监督现有制度执行过程中不断进行制度反思，加强对基层制度创新者工作的甄别与吸纳，进而规划与推行新的正式制度。
3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制度环境建设
关键词：经济学；内容；挑战
一、经济学基本思想的内容
（一）历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中国为例
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对主要国家地区的GDP进行了一个历史的回顾，其中，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史是怎样的。在公元元年，也就是西汉末年时，中国的GDP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GDP总值占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的印度。其实，无论印度还是中国，二者均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悠久，经过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孕育，GDP总值领先于世界是历史必然的结果，稍稍逊色的中国位居当时第二也印证了这点。当时间移至公元1870年，即清嘉庆年间，由于印度文明的衰落，而中国的经济，历经大唐盛世，宋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再到康乾盛世的余辉，中国经济占居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封建经济是极度繁华的。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用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侵入中国发达的封建经济，一次次的剥削，一步步侵蚀，中国的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最终形成了封建经济、官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三者并存的现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与实行，中国经济又迎来了崭新的面貌，对内主要是经济改革，对外招商引资，中国的GDP逐渐直线上升，中国现在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而且极有可能在2030年占世界GDP的23%，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实体。
（二）中国古近代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即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
欧洲，近代世界重要的经济支柱，世界经贸中心，靠的不仅仅是新航路的开辟，亦或是罪恶的三角贸易等。他们真正崛起的，是他们先进的头脑和伟大的科学理论。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为本来经济就有所复兴的欧洲带来科学与技术的革命。而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欧洲的经济带来了质与量的发展。在科学理论的领导下，和先进生产手段的推动下，欧洲又怎不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呢？反观中国古代及近代，经济的发展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仅凭思想，有的甚至没有思想，单凭经验。古近代中国所形成的经济学是不成理论系统的，没有形成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学是一种社会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所以经济学不同物理学那样可以用社会来实践，当今各种各类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厌烦，主要原因就是过多的理论和无法对应的实践，也无法制定相应的制度。所以，科学理论在指导经济发展上有着重大的作用，当然，理论的指导应该是精而准，并非杂而粗。
二、经济学在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一）确立经济学前进方向
确立经济学的前进方向，这既是分析、研究问题的前提，也是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否则由于目标和方法不同，其结果会产生很大的歧义，引起不必要的争论。现代经济学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分析步骤、研究技巧等一些重要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如，经济学主要研究市场制度，市场经济理念，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始终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他在《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1991)一文中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地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称“混合经济”。这种经济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为基础，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自己的调节和引导，修正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所以，确立经济学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分析研究经济、制定经济的发展战略、确立合适的经济体制、发展经济的前提。
（二）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经济学思想和现代经济学关系
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理念是由西方灌输过来的，如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从上古中华文化起，中国就不乏崇尚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和信奉价格由市场决定的思想家，他们给出了很多总结十分深刻并激励相融的治国方略。现代经济学几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设和基本结论，比如“看不见的手”、无为而治、社会的分工、经济自由及调控，国富与民富发展与稳定的内在关系都是古代先贤所谈及的。所以，对于当代人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将中国古代那些朴素经济家们的思想应用于当代，吸收其精华，古为今用，促进经济的飞速、稳定发展。
（三）创新驱动发展必要性及重要性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然会伴随着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就要坚持把创新发展摆在关键位置，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经济创新指新产品的开发、新市场的开拓、新要素的发现、新生产方式的引进和新企业组织形式的实施。比如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所以，我们需要摸索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动科技和经济共同发展，紧密结合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与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参考文献：
[1]郭铁民.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的一点看法[J].理论与当代,2007(3).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抗战时期是思想的成熟期，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国内日益复杂的阶级斗争，如何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如何发展壮大革命队伍，如何夺取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胜利?这些问题成为了思考的主题。针对这些困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解放区的革命实际，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经济哲学，有力地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经济状况，为最终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其革命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抗战时期;经济哲学
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①伟大胜利的来之不易，“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记录了70年前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创伤与苦难，凸显了中华儿女坚韧的决心与意志。抗战时期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和军队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特别是在日军全面侵华后，中国经济几近崩溃，国民政府自顾不暇，国际援助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革命军队如何在逆境中生存发展，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突出的问题。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和国内日益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发表了大量文章，深刻地阐释了战争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为党和军队生存发展及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传统的研究往往关注这一时期所参与制定的经济政策，然而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实际上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思想体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反映，因此有必要透过这些现象从哲学角度重新认识的经济哲学。这既有助于人们认识的经济哲学思想对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同时对当今中国经济战略的调整和转型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所谓抗战时期的经济哲学，是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解放区的革命实际，用辩证法的视角观察和分析经济生活，进而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的战时发展经济的科学方法。它系统分析了战争和经济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做法，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下极大提高了解放区的生产力，改善了广大人民和人民军队的经济状况，为最终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要消耗巨大的成本，充足的经济保障向来是战争取胜的必要条件。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孙子兵法》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①。然而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主战场的抗日战争，非但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日本的突然侵略更是丝毫没有给中国以备战时间，加之战前中国政治环境复杂，只是名义上统一中国，在军阀割据的状况下难以对国家形成有效的战争动员。
所以整个战争期间中国的经济始终处在飘摇之中，这也使得抗战过程异常艰苦卓绝。而战前就数次遭受围剿的人民军队，此时更是陷入困境，在经济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要想打赢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除了科学地分析敌我状况、合理地制定斗争战略、有效地组织资源配置之外，最为根本的则是要奠定保证胜利的经济基础。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东南沿海的城市经济破坏殆尽，希望最终落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内陆解放区，这样一来，如何发展生产力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以及如何发展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等问题就成为思考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单纯经济学的界限，而是从哲学视角出发，辩证地看待和处理战争和经济的矛盾。他紧紧围绕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目标，系统全面地阐述了抗战过程中我们党和军队经济建设的重点，批判了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为解放区内最广泛程度上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规划和动员。他不是孤立地看待经济问题，而是坚持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来分析经济发展的现实困难与对策。以农业生产为例，一般的经济学研究会考虑劳动力的投入、土地的产出、实际的需要等问题。也谈这些问题，但是他的思考能够始终关注战争这一变量的存在和影响，这就有效地避免了纸上谈兵和本本主义，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战争与经济的辩证统一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任何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战争和经济也不例外。表面看来，战争破坏了经济发展，因为只有相对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处在兵荒马乱的时代，人民朝不保夕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战争的胜败又直接依赖强大的经济后盾，即战争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充足的供给。对此，恩格斯曾鲜明地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②就拿二战时期不断扩大战争的轴心国为例，“德国1938－1945年度的军费开支为172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54%;到1944－1945年度，军费增加了4．8倍，达994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66．5%。日本1944年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高达78．8%，绝对值比1938年增加了11倍”①。既然如此，如何处理好这一矛盾，特别是如何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开展经济工作以保障战争的巨大消耗呢?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当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认识到越是在恶劣战争条件下就越应该大力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说，不能孤立地处理战争和经济问题，而是必须以系统化的方式，科学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把发展经济作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根本，同时又把革命战争胜利视为经济发展的目的。
(一)困难状况下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经济基础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战争是民族国家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抗日战争除了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世界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代表垄断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其实质就是日本的帝国主义疯狂掠夺资本，推行全球霸权的战争。而这必然造成对我国经济的破坏，正是在战争和经济的斗争性这一点上看到了抗战的长期性，认为战争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结束的，特别是在抗战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但越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就越不应该气馁，而是应当对自身的能力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努力寻找发展壮大革命力量的契机。这样一来，加强经济建设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成为将来战略反攻的必然准备。尽管发展经济对战争的成败如此重要，但在当时某些人却只看到了战争和经济之间矛盾的斗争性，而没有看到两者的同一性，他们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认为革命军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打仗，把生产的任务完全推给后方的人民即可。针对这一错误认识，指出:“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②这种错误，片面夸大了对敌作战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经济发展工作的重要性。应该说，积极勇敢地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正面对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一味地从情感出发，而不对战争从整体上进行筹划，不依靠实事求是的经济建设，那么抗战就只会成为单纯的消耗战，而处于物资劣势的我军在高强度的消耗下，最终必然难以为继，弹尽粮绝。
战争状态破坏经济生产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并不能因此而放弃生产，用联系的眼光，从整体上看到物质基础对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没有经济基础，没有充实的物质资料作后盾，战争只能成为坐吃山空的消耗战，因此发展经济在这个角度看，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与敌人围绕生存基础展开的生死之战。既然经济基础如此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抛开其他一切工作，而专注生产呢?这同样造成另外的一种错误认识，即只看到战争和经济的同一性，而忽视了其斗争性。深刻意识到战争这一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坚决反对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唯生产论。所以又特别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①经济基础固然重要，特别是在和平条件下，大力发展经济不但能够提高整体社会生活水平，而且有助于为将来的战争危机积累充足物质资料，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中国已经处于抗战的环境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绝不会给我们以和平发展的时间，客观环境不允许我们孤立地离开现实条件去发展经济。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与敌人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经济发展永远不是处于真空中的想象，它本身要为战争胜利的目标服务，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负责。在战争条件下不把战争胜利作为最终的目标和原则，任何经济发展都将毫无意义。
(二)区分战争过程中的财政与经济抗战过程中还出现过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孤立地看待财政和经济的关系。这种观点同样是不顾战争存在的事实，主观地认为只要处理好财政工作，就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增强战斗力，而没有考虑财政的来源和革命武装的生存基础。对此，批判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②财政概念与经济概念的区分，在某些人看来并不是大问题，甚至认为两者都属于经济范畴。对此问题的区分实际上表明了一种对待战争、生产和人民的态度。财政工作是具体而微的，关乎武装集团和解放区命脉，当然属于经济范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工作就可以成为孤立抽象的数字工作。在看来，真正的财政工作是离不开宏观的经济背景和经济知识的。财政工作的物质基础是实实在在的工农业产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这些物资是无数劳动人民用生命换来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又哪来革命军队的发展壮大。战争时期的首要问题，一直就是人民和军队的生存问题，财政的调节和分配只能在保障革命军队生存的基础上才有发挥的空间。而解决这一首要问题的关键，说到底还是要依靠经济生产。就此来说，对财政和经济概念的区分，反映了对战争条件下解放区经济的宏观把握，反映了他对经济生活中具有根本性地位的农业生产的重视，更反映了他对特殊条件下财政工作方法的一种方向性指引。
二、依社会矛盾变化调整经济政策
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角度来理解战争和经济的关系，是从整体上对当时革命战争形势的把握，然而落实在具体操作层面，仍然有许多关系亟待厘清。这是因为抗战时期中国的社会条件异常复杂，导致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当时的中国仍处于从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痛苦的转型中，因此各种矛盾也就异常复杂尖锐。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封建帝制已被，此时发达地区的无产阶级渐渐觉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凸显。大革命失败后，深刻认识到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单靠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与当时备受压迫的农民组成工农联盟，并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武装和教育思想相对落后的农民阶级。这一理念也就深深影响了我们党和军队抗战之前在广大农村的经济政策，即土地革命。土地革命表面上是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收归公有分配给农民，实际上的效果却是一场对农民的启蒙运动。它深化了农民对自身阶级属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巩固了工农联盟的经济基础，帮助农民自觉地参与到构建现代国家的社会进程中来。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为改变中国社会诸多矛盾的重要变量。之前的种种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矛盾甚至进一步激化。作为帝国主义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经济层面上其实也是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压迫，只是在表现形式上，直接地表现为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战争掠夺。但是这种掠夺的效果，并不是直接作用在中国的无产阶级身上，而是整个中华民族都成为其掠夺的对象和战争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中国国内的一切阶级都在被动的情况下被裹挟进了战争洪流之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原来国内的阶级矛盾则相对成为次要意义上的矛盾。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次要矛盾就不重要了，相反它仍然是抗战过程中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暗线。实际上对主次矛盾的不同认识将直接导致不同的经济政策。在抗战条件下，如果仍把阶级矛盾放在首位，继续打土豪分田地，就有可能把当时具有革命需要的乡绅和进步地主推向敌对阵营;而如果不顾阶级矛盾只讲民族矛盾，就有可能忘记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最终失去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样一来，在战时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下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抓住主要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击侵略者，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待地主阶级的态度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实现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
认识到发展经济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基础是一回事，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另一回事。这是因为社会是个矛盾统一体，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对处于抗战中的我们党和军队来说，要在这些纷繁芜杂的矛盾中发展经济，就要分清主次，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予以解决。在《矛盾论》中总结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①由此可见，对抗战前后中国社会矛盾的分析定位是相当准确的。也正是借助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我们党和军队在抗战前后对经济政策进行了明显的调整。应该说，无论任何时候，都十分重视民生问题，只是在抗战前后，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在具体表现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抗战爆发之前，不但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走向现代进程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渐次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且还能从实际出发，认识到当时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此必须依靠农民阶级共同组成革命同盟军。这既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也是广大民众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毕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与工人阶级相比农民其实遭受着更为严重的剥削。占全国人口90%的贫雇农只占有不到全国耕地的30%，却承受着高得惊人的地租，在华北某些地区的实物地租竟然达到50%－70%的水平。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农民阶级具有很强的革命要求，但是农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又限制了这种革命要求的发挥。在此意义上，以“耕者有其田”为原则的土地革命政策无疑对农民阶级具有解放意义，这种解放意义绝不是过去封建意义上的农民起义所能具有的，而只能是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下，借助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引导教育出来的。通过这一政策，广大解放区的农民实际上完成了一定程度的阶级启蒙，把自己与工人阶级联系到一起，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未来紧密结合。农民不再将自己理解为社会的弱者，而是开始认识到自己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阶级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更加复杂。一方面，日本对占领区的殖民统治，以及战争对中国造成的巨大经济压力，使得农民阶级成为战争最严重最直接的受害者。这样，原来土地革命的进程就被打断，阶级革命的对象从本国的剥削阶级开始转向外来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面对国外资本的掠夺和亡国灭种的危机，许多地主、资本家基于自身利益和民族大义，也同样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抗日要求。如此一来，原来的“耕者有其田”的做法不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针对这种状况，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以“减租减息”取代“耕者有其田”的经济政策，并将其写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过渡政策的“减租减息”表面看来的确如所说，是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但是应该认识到，这种让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有原则有条件的合作，表现为另一种较为缓和的阶级斗争。这是从抗战的实际出发，在深刻分析中国革命主次矛盾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结果。一方面，这一政策暂时缓解了由于战争而引发的日益恶化的国内阶级矛盾，团结了地主阶级内部大量具有抗日要求的开明人士，使得中国在特殊情况下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力量，更加有效地进行社会组织和动员。这样做并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要在特殊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的生产能力，实现战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聚集;另一方面，它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实际操作层面，做到了最大程度的民主，使当时解放区的各种不同阶级的代表能够有效地达成彼此可以接受的共识，这一成功实践也为解放后逐步地改造和消灭剥削阶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随着这一政策的开展，解放区获得了宽松的经济生产环境，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地主阶级抗战的积极性也极大提高。
三、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经济动员
克劳塞维茨认为，对战争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和精神要素的总和，表现为对人和物的战时动员。实际上，整个抗战过程中，人民军队无论在人的方面还是物的方面都极其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提出了大量珍贵的战时动员思想。所谓战争动员，就是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等为战争服务。抗战过程中我们党和军队的战争动员，其主旨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为我所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的全民战争思想，是抗战时期我军战争动员的集中表现，是在思想上让人民自觉地发现自己所蕴含的创造历史和改变民族命运的伟大力量。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种动员既包含人的动员，又包含物质生产的动员。换句话说，这一动员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人在战争中所具有的生产和战斗的两种功能发挥到极致，以较小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是对人的价值最大程度的发挥。首先，在对待革命军队上，强调部队既是战斗队也是生产队，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人也必须兼顾生产，即使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放弃生产任务。表面看来，战士似乎肩负较重的战斗任务，在战斗间隙已经无暇从事生产。然而战争的残酷和革命武装的生存现实，却让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本就有意遏制我革命军队的发展，其微薄的薪饷根本不能指望。退一步讲，即使依靠了这些援助，将来也难免要受制于人，放弃自己的阶级诉求。
这样，为了保证革命军队阶级属性的不动摇和有生力量的持续发展，对人民军队来说最好选择只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此，格外强调战斗队的生产能力，这绝不是古代军屯思想的简单继承，而是在特定的抗战条件下，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他特别指出，不仅解放区的人民军队需要发展生产，甚至游击队也应该能够从事生产。在《游击区也能从事生产》一文中，针对各种怀疑，通过分析晋察冀游击队从事生产的成功经验，他总结了游击队能够进行生产的五个条件，即:1、生产时间问题上，可以在战争间隙进行生产;2、生产用地问题上，可以通过九种办法具体操作;3、农业以外是手工业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发展;4、军事行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上，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5、生产的主体问题上，游击队的人民群众也可以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对这五个条件的总结，认为游击队从事生产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①。事实证明，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做法，不但为革命军队积累了充实的物质基础，而且成为我们党和军队重要的精神财富。无论是大生产运动，还是解放后新疆建设兵团屯垦驻边，无不是对这一思想的践行和发扬。其次，在对待普通群众的动员上，看到了他们与革命战士之间的内在联系，看到两者互相转化的可能。人民对侵略者和压迫者的仇恨和战争所造成他们生活的实际困境，使其革命的诉求异常强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指出:“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①这就从思想上对群众进行了战争启蒙，使其明白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唯心史观，根据分工不同把农民和士兵视为泾渭分明的群体，严格区分了其职业内涵。在他们看来，战争从来都是民族国家层面的对抗，改朝换代的故事自古与草民无关，似乎历史只是英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华丽表演。
的思想动员坚持了唯物史观。主要体现在:一是从视野上把人民纳入了整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之中，特别指出农民不再是原子式生产者个体，尤其是在国家危亡的战争条件下，敌人绝不会将其看作中立力量，或是因为其没有武器就能够避免遭受欺凌。实际上，任何人无法置身事外，此时的人民群众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的主体，要么选择拿起武器，要么选择当亡国奴。的思想动员，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落后保守的思想意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二是指出从农民到士兵的转化，是绝对可能而且必要的。这种转化的实质绝不是职业身份的变化，其真正的深刻之处在于，农民超越了狭隘的经济学分工，而真正有可能成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参与者。这种转变，是在实践中发生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此来说，农民在民族独立的斗争过程中解放了自己，同时又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局限，自觉把这一斗争拓展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小私有者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已有55位经济学家获得了此项殊荣。其中1994年以来已经有8位经济学家在有关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方面获得经济学最高荣誉奖。为什么数量如此之多呢？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促使经济学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而且，目前这场变革还在加速进行。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尔所说：“如同理性预期使宏观经济学发生了革命一样，博弈论广泛而深远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951年纳什和1953年的夏普里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但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却最为广泛成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或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门学科。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将被另一观点所取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因此，现在当再翻开欧美名牌大学的微观经济学教材时，你会发现有近一半的内容已与八十年代末大不相同。博弈论在短短10余年对经济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近年来，博弈论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而影响最大的便是微观经济学。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纳什、豪尔绍尼和泽尔滕三人，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的发展及应用中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决策均衡问题。1944年冯·诺伊曼与摩根斯坦恩合作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第一次系统地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中。到20世纪50年代，合作博弈发展到鼎盛期，非合作博弈也开始产生。1950年纳什在《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1年在《非合作博弈》明确提出了“纳什均衡”。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1965年泽尔滕首次将动态分析引入博弈论，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和相应的“逆向归纳法”。1967年豪尔绍尼把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博弈分析，定义了“贝叶斯-纳什均衡”，构建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基本理论。随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得到迅速发展，1991年弗得伯格和泰勒尔定义了“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将博弈思想引入微观经济学得到了一些相对独立、体系完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信息经济学。它被誉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微观经济理论中最活跃的领域。信息经济学的核心是机制设计，即在给定的信息结构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最优的。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中，对这种问题进行分析是非常困难的，某些方面甚至是不可能的。正是博弈思想方法的应用，为这种经济现实的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由此，信息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并形成为一门适用性强、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和逻辑严谨的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信息经济学正是博弈论的延伸和具体运用。
将博弈分析方法引入微观经济学彻底改变了微观经济学的面貌。在瓦尔拉斯世界，厂商视一组市场价格决定自己的产量，消费者根据同一组市场价格做出消费选择；由于单个厂商或消费者的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这些行为个体不必顾及别的厂商的成本函数或消费者的偏好结构即可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在这一模型中，一组有目共睹的市场价格披露了行为个体需要的所有外部信息；这组价格自动地将经济调节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节约信息成本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一大优点。但是，在有别于(完全)价格体系的经济环境中，缺乏一组均衡价格作为信息载体，情况会怎样呢？正如前面所说，这依赖于具体问题中的博弈规则。在现实经济问题中，体现博弈规则的可能是某种市场交易法则，或是某种工资制度，也可能是规定了各契约人义务和分配利益的一份文字契约，等等。经济学家发现，某些情形下，虽然委托人不能直接了解人的私人信息，但是，他可以通过观察对方一些公开的行为，推断出这些私人信息——这即是示意性模型。在这类模型描述的特定环境中，虽然没有象瓦尔拉斯均衡价格那样直接的信息载体，经济个体却可以发掘某种间接的信息传送渠道。在缺乏直接或间接的信息传递渠道的情形下，还可以通过改变博弈规则，构造信息成本最低的契约——显然，这涉及寻求最优(或次优)的制度安排。
近年来一直处于理论前沿的经济机制设计研究，正是沿着这个思路进行的。一般说来，实际中的机制设计问题会同时涉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但同时考虑这两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学家选择分别处理它们。对逆向选择问题的研究显示，许多情况下即使设计最优的机制也只能达到次优的结果；但是，设计最优的机制一定可以通过一个使人吐露其真实信息的机制实现(显示原理)。另一方面，道德风险模型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在一个包含不确定性结果的契约中，对委托人最好的分配制度，一般需要委托人与人共同分担风险。机制设计研究框架已用来研究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如制度选择与资源配置效率、公司组织设计和激励工资制度，等等。可以说，慎密的微观分析已渗透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的每一部分——从市场的有效性到公共产品的供给，从现代企业制度的各种有关问题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信息经济学已经真正成为当今经济分析的主流。
将博弈概念引入微观经济学使个体理性公理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达到了极致。博弈论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个体。在完全信息博弈中，理性的参与人的战略空间和最终的支付结构被假定是公共知识。也就是说，每个参与人不仅要首先清理出自己和其他参与人所有可选的战略来，他还得知晓各种情况下自己最终的收益；并且，其他参与人知道他掌握了这些信息……博弈论要求，每个参与人的信念是共同知识；并且，在博弈进行过程中，参与人会根据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不断地以贝叶斯法则来修正自己的信念。若说假设参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贝叶斯法则的思想行事还有相当的现实基础的话，参与人是否还能胜任贝叶斯公式的计算未免就太可疑了。
从博弈论来说，参与人对世界的状态有一个信念。模型越复杂，这种成本越高。在通常的模型中，参与人这种行为成本并没有计算在最终的支付函数中。在你参加一盘象棋比赛之前，你可以请象棋大师和电脑专家联合为你设计一套克敌制胜的软件；但如果赢得这场比赛带给你的收益不足以抵补你为此支付的费用，而你确实是一个效用最大化者，你绝对不会购买这套“最优”软件。除非寻找最优、次优、次次优等不同战略的不同成本也反映在支付函数中，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假设才可能走出内在矛盾。遗憾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参与人在选择某一特定战略之前无法得知其成本。尽管理性人假设与现实有相当的距离，但它仍不失为分析那些能够长期延续下去的经济行为的良好工具。1982年，尼尔森和温特构建了一种较为“真实”的产业进化模型。他们假设厂商并不按照经济学严格意义上的“理性”行事，而仅只是尽力保证其业绩不低于某个可接受的水平。这种复杂的动态模型在计算机上运行的结果与借鉴于博弈论所作出的理论预测是一致的。不过，也正是从这种论点中我们知道，博弈模型所解释的，主要是人们较长期的均衡行为。对于象尼尔森和温特在他们模型中重点关心的经济进化过程中厂商的非均衡行为博弈论的解释力究竟怎样还不得而知。
80年代以后博弈论迅速地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健全、逻辑合理和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博弈论不但强化了经济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宽了经济分析的广度，从而不但使经济分析以更加符合现实的方式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也使信息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从理论上看，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中发展起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很不成熟，也还很不完善，并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它正处于一个转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理论是实践的指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否健康发展，是关系到能否为经济改革提供正确理论指导的重大问题，而健康发展的关键又在于，能否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理论创新。从实践上看，博弈论突破了传统的完全竞争、完全信息假定，更加强调经济决策者的个人理性，强调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分析，强调决策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等外部性，强调通过规则、机制和制度的设计和优化在个人理性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达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一致，等等。博弈论还提供了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独特和新颖的具有战略思维的思想方法。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适用于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和动态条件下的经济分析，以及强调规则、机制和制度的设计和优化的博弈论，在这时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来源：中国市场 2005年6期
作者：舒尚奇
关键词：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学
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其“不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微观经济学作为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目前在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性较差
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原理和模型，这些原理和模型都是通过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建立这些经济学模型时，都是要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经济学模型和结论才能成立。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模型分析，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例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指出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目的，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假设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是完全理性的，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掌握完全信息，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要掌握完全的信息，做出最优决策是不可能的。这些假设距离现实情况较远，因此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和原理的实际运用性也较差。
（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与实践有些脱节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理论教学而忽略其应用性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也难得到学生的认可。例如将价格效应分解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理论中，需要做一条虚拟的补偿线，这非常抽象，又如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中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也因为缺乏案例不好理解。有些教材即使有案例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例如在分析社会生产力边界曲线的时候，很多教材用“大炮”和“黄油”的案例，但这两种商品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不是生活常见品，不能帮助加深理解。调研数据显示，70%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理论抽象枯燥”，35%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教学“案例少，理论联系实际弱”。因此，应选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案例，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原理。
（三）案例资源创新度较低，不能与时俱进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学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案例教学是微观经济学常见的教学手段，其目的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教材使用的案例资源大多过时了，学生不能很好地用这些案例来理解复杂的理论知识。例如，在讲述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教材经常使用“钻石与水”和“吃三個面包”案例，但看明星演唱会、网红促销效应、综艺和影视的赞助效应以及当前“双十一”的巨额消费等案例，更能反映时代特点，如果用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案例，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内容过于西方化
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教材上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分析的社会现象也多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用的也是一些西方典型案例，比如芝加哥雪天杂货店、石油输出国家石油价格的持续下跌、日本商人麻绳垄断以及美国政府微软案等案例。这些教学内容都过于西方化，我们在教学中如果一味照搬，将使学生的思想认识也过于西方化。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现象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本土化”的教学案例具有“洋案例”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多地使用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本土化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解释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现象。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概述
经济思想根植于中国实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深刻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写就了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篇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微观经济学相关的内容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总量增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二）在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新常态下，应进一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等。
（三）实施精准扶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倡合乎公平的收入分配，强调既要能够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又要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四）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提出要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价格由市场调节；保留政府定价，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有效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特别是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高效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指明了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确立了生态思维方式，就是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由于微观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资源的缺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新时代经济思想作为时代的智慧产物，其中一些思想与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内涵，因而将这些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更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例如，在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均衡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内在关系中两个互相依存的基本方面，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而同志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把需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必须同需求的发展变化相适应，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融入供求理论的教学中，可以开发出很多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教学资源，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教材、教案、案例库等。
（二）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的开展
微观经济学试图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采取灌输式纯理论教学方法，很多学生在学完后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该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如果把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将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例如，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就有垄断这个原因。同志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思想，则是将微观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与中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因此，将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课堂中，将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开展，将有利于教师突出重点、抓住难点、把握热点，优化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
（三）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开展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形势，同志立足于当前中国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为原则，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系统的、重要的理论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例如，微观经济学在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分析中，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问题，并指出在市场的自由交换下，任何资源在初始分配下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会使得贫富差距加大，要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使分配更加公平。同志针对这一现象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思想，强调要通过公平分配以实现经济公平与机会平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將关于精准扶贫的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结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创新型教学，不断增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高校培养出更多学以致用的人才。
（四）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将推动微观经济学更好的“洋为中用”
关键词：马克思 1844经济学手稿 异化 客体 劳动
一、《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异化理论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直接理论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英法两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哲学思想则来源于青年黑格尔，但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矛盾之处，即激进黑格尔与保守黑格尔的斗争。因此他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从宗教批判入手，进而转向社会现实研究。他认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拥有自身能动性的整体，而向着人的本质的目的趋动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最终这一运动复归于共产主义这一本体世界，而其他消极堕落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也认同异化并不像基督教中人神之间的鸿沟一样永恒存在，而是可以人为被消除的。
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异化劳动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其异化观的基础。马克思分析了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阐明异化的本质，即劳动异化或异化劳动。劳动一方面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劳动对人来说具有内在性；另一方面劳动仅是人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或本质，因而外化于人，具有外在性。因此一方面劳动的内在性采取生产力的形式来体现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其外在性生成异化劳动和资本，使人处于物化的生存方式中，失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工人被其压榨而丧失了自身存在的主体性，从而沦为工具。工人越努力工作，发挥自己的力量，就越创造出足够的毁灭性力量毁灭自身。
二、《手稿》中劳动异化的具体内容
在马克思语境里，异化意味着社会不平等、工人阶级被压迫剥削、人的主体性丧失。他认为社会契约论里所提及的转让只是法律上表示简单的商品关系，而外化则是以货币形式对社会关系加以物化。只有异化才真正解释了人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的社会关系，人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变成了与人对立的异己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处于异化状态。《手稿》中论述的（劳动）异化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与其生产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工人阶级除了劳动所得（工资），并无其他财产。而资本、土地资产和工人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自身来说才是本质的、必然的和有害的分离。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却反过来变成统治工人的工具。
第二，劳动者与其劳动活动的异化。资本家为了追求资本积累剥削工人的劳动，而劳动的实现使工人失去了现实性，沦为机器。可以这样说，劳动并不是工人自愿的活动，而是被逼迫的、工具化的活动。
第三，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运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即人是一种这样的“类存在物”：人类并非是像动物一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无限的、普遍的存在物。对劳动对象的改造就是人的类生活的体现和证明。
第四，劳动者与他人的异化。既然人的类本质成为一种异己的本质，而在与其自身相异化的同时，也同他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每个人都以一种异己的、不属于人的类本质的视角和关系来观察对待他人。
在马克思看来，一切现象都是劳动范畴自身的二重化，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而货币是这一异化的顶点。因此，要消灭异化现象，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和资本，从而复归人类的本真生活，即实现共产主义，建立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以一切人类自由发展为前提条件的理想社会”。
三、对《手稿》中异化理论的评价
现代以来，我们所说的异化其实质，还是人的问题。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人的问题。但是20世纪以后，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市民社会理论的建构的重新建构。当时，所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相对历史的时代问题，不是那么尖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再是单一的，问题的展开，资本主义的调和性，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一切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够体现人类本质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均已遭到不同程度的异化，劳动过程也不再是劳动本质的外在表现，而是成为了劳动异化的重要条件。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只不过是劳动者维持其生存所需要的必要手段而已，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也不属于劳动者支配，劳动不能让劳动者符合自己的类本质而产生异化。
作为人的类生活的社会劳动是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之所以是类的存在物，也正是由于这点。在人类社会，不仅美是按照物种需要的尺度来参照，而且按照对象固有规律的内在尺度来参照，人类通过认识和利用这些自然规律在自然界留下人类意识最深刻的痕迹，创造出自然界没有的东西，从而把人的主观意愿、审美体验、价值观念、理想境界再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类通过劳动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作为有能动主观意识的类的存在物，把类看作是自身的本质，从人类特有的本质属性出发，这符合人类一切情感的需要。在人类社会劳动活动中，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伦理本质不应该从自身地内生性异化出去，转变成与人类异己的特性，而应使人的伦理情感得以体证，保障其应有的精神世界和伦理本质的类的能力。
四、结语
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异化概念，和其在（44手稿）手稿中的异化概念其实是一个中心概念，就是指人的主体性下的人的异化概念。《巴黎手稿》中内含的概念是一种宏观的大局性提出的异化概念，后来的异化概念，其本质是对它的发展，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的一种细化，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两个马克思。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异化概念，是相对于人本身提出的，是关于人的自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问题。毋庸置疑，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异化概念，是相对于人本身提出的，是关于人的自由、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问题。而到了后现代的今天，随着科技的高速进步，人往往是单向度的，作为启迪，也许就是卢梭的那句经典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参考文献：
[1]张文喜.自然主义与基督教神意信仰之间：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种误读[J].甘肃社会科学，2003，（02）.
[2][英]霍布斯.利维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M].王贵贤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三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