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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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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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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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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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以下关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它们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A表示集聚经济及其外部性；T表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分工；D为空间距离因素，一般地说，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越低，该因素对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正面影响就越大；N指要素流动的社会网络；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经济和外部性、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当然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只要区域经济发展，就会推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D和N，构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加会产生缩小空间距离和强化要素流通网络的效应，进而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

C即制度成本的变动集中的体现了制度变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体化的减函数，即制度成本的降低会有利于一体化进程。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变性。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往出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变化常常起到一个起爆剂的作用。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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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建军：《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略》，中华书局2002年版。

[8]程选主编：《我国地区比较优势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版。

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2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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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3

旅游业是一项开放性、关联性程度极高的新型产业，因此区域旅游合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个要素的合作，而是基于协作各方共同利益的需要，推动旅游要素在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的合理、有序流动，以实现各种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协作各方效益的最大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21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对各方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并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为前提。关于区域旅游一体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区域内，相邻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旅游各方面合作的过程与状态。这种合作是通过实施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品牌共享和信息共享等来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共同发展，实现区域内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发挥旅游规模效益。江苏省是我国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内部差异显著。正如江苏经济存在南北差异一样，江苏旅游业的南北差异也非常显著。沿海三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南通市）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先贤史迹，纯朴的民俗风情，丰富的物产，使得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和相似性，区域旅游开发极具非常大的潜力和可能性。且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江苏省沿海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更为沿海三市旅游一体化的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二、江苏沿海旅游业发展及合作现状

（一）江苏沿海旅游业发展现状

江苏省沿海三市旅游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形成共识，基础建设全面加强；旅游发展速度加快，区域产业格局基本形成，资源开发方兴未艾，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基本完成产业配套，旅游接待能力大大提高，提前具备了旅游大市的接待条件；旅游管理机构日益健全，行业管理力度加大。为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通常旅游者对旅游地选择的结果直接表现为游客流量的大小。沿海三市的旅游收入与省内其他各优秀旅游城市间仍然存在着差距，2005年，全省4A级旅游区共55个，苏州就占去17个座位，南京、无锡也是各有7个，常州、扬州、达到4个，连云港达4个，南通2个，盐城2个。虽然，近几年来，4A级旅游区不断增加，但是与其他市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二）区域旅游合作现状

组建江苏旅游新干线联合体，为的是充分调动各式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建立旅游资源共享的模式，建设江苏旅游新干线无障碍旅游区，并且与三地旅游网站互为链接，共同建设江苏旅游新干线网站，实现旅游信息互通和共享，以统一旅游形象和统一宣传口号来积极打造旅游新干线整体旅游形象，塑造特色鲜明、品牌响亮的整体旅游，并形成三地旅游企业共推江苏旅游新干线旅游线路，以达成互引旅游客源的共赢局面。江苏沿海三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T”子形结构、“黄金海岸”和“黄金江道”的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南北交往的通道与枢纽，并拥有连云港、南通两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该区域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精品众多、特色突出，并且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形成了一个集渔家风情、湿地风光、海滨风景为一体的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其区域合作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形成阶段（06年-09年）

2006年以来，江苏沿海三市以一条高速公路纵贯，并结合自己的特色产品，精心打造了江苏旅游新干线，通过对“神山仙鹤长寿之旅”的推介，在打造旅游新干线整体旅游形象、编排特色旅游线路、建立联合推介促销机制、推进旅游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了推进江苏沿海开发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多年的发展，江苏旅游新干线已经成为长三角世博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2．发展阶段（09年至今）

目前，在《江苏省古运河旅游发展规划》、《苏锡常地区休闲度假旅游发展规划》、《省特色旅游村镇规划》的编制工作日益推进，“省旅游景区交通与道路规划设计指引”逐步形成，各地的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南京编制了休闲旅游发展规划；苏州对乡村旅游规划进行了宣贯落实；无锡出台推进夜间文化旅游工程的实施意见；镇江、高邮、盱眙、赣榆、徐州市贾汪等地完成了旅游总体规划的编制；无锡灵山景区三期、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扩建工程、苏州李公堤、扬州万花园、泰州老街等项目建成开放；扬州瘦西湖等8家创建5A级申报单位通过省级初评等等，全省已初步形成了旅游战略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项目总规、控规、详规为主的旅游规划体系。在全省旅游战略与区域规划的指导下，江苏沿海三市在江苏旅游新干线-神山仙鹤长寿之旅成为了江苏省向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重点推介的特色旅游线路，随着上海世博的召开，此线路也成了江苏对外重点推介的世博之旅精品线路，并且成功入选2010上海世博之旅线路，沿海三市的旅游业正向深入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城市群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深度不够，低层次重复、粗放式经营等问题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日益凸显。旅游产品体系以观光旅游为主，城市旅游、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特种旅游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相对缓慢，旅游产品单一、老化，差异化不明显，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初级化问题突出，缺少带动力强的部级和世界级品牌，形象推广与品牌营销力度不够，旅游形象和品牌化建设滞后，旅游管理及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地区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区域旅游合作相对迟缓且合作程度不一。全面推进旅游一体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三、沿海三市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现如今以各自特色为中心的旅游发展，很难满足游客旅游多方位的需求，并且直接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近年来，旅游区域合作正趋紧密，作为江苏旅游发展的重要的支撑和增长极，缩小与苏南地区的差距，实现苏北旅游的快速崛起，不仅是苏北各市的殷切希望，更是建设旅游强省的有效途径。

（一）三市旅游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旅游业是以资源为导向的，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分工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伴随着全国旅游的不断升温，各省为了追求旅游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盲目开发旅游项目，只要有利益就不顾后果的开发，这样做会导致旅游分工向无序化方向发展。所以，也正是由于缺乏旅游合作意识，沿海三市虽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但在各地政府指导下的旅游开发依然不是很景气。因此，随着三市旅游分工的深化，必然会依据自身的实力开发旅游项目，在分工体系中定位，通过寻求区域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利益最大化。

（二）提升三市旅游竞争力的必要要求

我国大多数旅游业正在经历一个由单个景点之间到区域之间的竞争发展过程，所以，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未来提升旅游竞争力的根本性的战略方法。江苏省沿海三市按照各自的旅游资源及发展现状来看，都具有极具竞争力的旅游景点，但还没有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大旅游区，相对于其他沿海旅游地区，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例如，盐城地区的一些旅游景点正处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滞涨期”，这些景区只有通过与周边景区加强合作，才能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迎来新的增长期。因此，要提升旅游整理的竞争力，必然要求消除区域之间的障碍，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三）三市区域旅游无障碍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目前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很多地区独立的旅游开发模式日益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地区之间已经迫切要求打破各种障碍，联合打造区域旅游的品牌，实现无障碍旅游。通过旅游合作，三市可以实现三个无障碍和五个共享：即交通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投诉无障碍及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品牌共享和信息共享。所以，这无疑是目前沿海开发的必然选择。

（四）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大多数旅游区都在考虑如何发展可持续旅游，而这些地区旅游的旅游可持续发展主要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旅游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旅游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大小的问题。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力太强，许多珍贵的旅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遭受人为破坏，而旅游景区则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城市出游压力，尤其是一些世界遗产地，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势必使其生态环境遭受致命的破坏，竭泽而渔的经营方略必将导致许多珍贵旅游资源濒临灭绝。只有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合作开发共享旅游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合理分散客流、减轻超载景区压力，才能实现地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四、江苏沿海地区旅游一体化条件分析

区域旅游一体化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一是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领域；二是相关机构设置，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行业规范、监督等管理领域；三是旅游资源开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相关行业及要素流通等市场领域。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一体化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机构设置、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行业规范、监督等管理领域的一体化为区域旅游一体化提供了政策保证和政府支持，为其顺利进行指明了方向；旅游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相关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途径和载体，这三大领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区域旅游一体化过程中，旅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制度、政策、法规等领域主要靠政府合作；旅游资源、客源开发和产品供给方面靠企业合作；而非政府旅游组织的合作则主要体现于协调利益关系和规范行业行为。从旅游一体化三大领域分析，江苏完全具备发展一体化条件。

（一）资源条件

江苏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表现为：第一旅游资源丰富,这些自然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空间；第二沿海资源优势比较突出,港口资源潜力很大；第三休闲旅游产品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第四工农业旅游、水上旅游需求旺盛，生态、文化旅游为向高端延伸提供了条件；第五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加工技术力量雄厚、物产较为丰富，同时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娱乐项目，不仅有利于改善旅游消费结构，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收入，而且江苏文化底蕴深厚，为打造文化精品、丰富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可能。

（二）区位条件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的出口岸,与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一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可谓通江达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位于亚欧大陆桥的龙头和长三角的龙头之间,处于“二龙戏珠”的位置,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得天独厚的。

（三）政策条件

目前，江苏省在完善旅游规划体系基础上，根据旅游发展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景区档次方面不断取得成果，同时开展沿海三市的旅游专项规划编制，为沿海旅游大发展奠定基础，为沿海地区旅游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

（四）经济条件

沿海三市地处我国沿海和沿江经济发展带的交汇处，是江苏省确定的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的重点地区。全国的优势在沿海，江苏的优势在沿江，沿海三市则占尽江海之利，这种国家和省两级发展战略重点地带的复迭，使得区域合作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沿海三市都把沿海开发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行政推动,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土地电力供应充裕,交通环境明显改善,初步构建了以大港口为龙头,大通道为支撑,大园区为载体的发展平台,基本形成了支撑沿海开发的基础设施体系。

五、实施旅游一体化的构想

（一）利用旅游资源，打造区域品牌

品牌资源是携手合作的基础，这方面可挖掘潜力巨大。区域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发展战略。连云港以山海风光见长，盐城以湿地风光见长，南通以江海风光见长，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目前的“神山仙鹤长寿之旅”虽都有涉及，但对景点的涵盖不够全面，对特色彰显不够突出，还没有做到从深层次去深挖该景点的旅游价值，包括人文与历史等方面；三市虽有许多共性的旅游资源，但目前合作还不是很充分，连云港和盐城在生态旅游方面已经开展了很好的合作，但南通参与还比较少；三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科普景点也比较多，但都还没有实质性的合作；三市都有国际旅游卖点，例如连云港的宿城新罗村遗址、盐城的原始滩涂湿地、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之墓，但目前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充分。为深化江苏沿海区域旅游合作，打造区域品牌，第一、沿海三市可以联合开展媒体联合宣传、互送客源、互推线路等多项活动，加强内部旅游交流与联合，共同做大做强江苏沿海三市区域品牌。要把开发旅游度假产品作为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加快旅游商务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提高度假产品档次。借助丰富的美食、地缘文化、民俗风情、以及水乡特色等不同的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形成具有特色的旅游名优品牌，进一步推动沿海三市旅游业的发展。第二、沿海三市可以寻找“三市互为旅游客源与目的地”的合作策略，将市场打造形成一个四季客流不断的互换交流，组织该市旅游企业、新闻媒体前往其他城市开展交流、考察、宣传活动，实现旅游共赢局面。第三、沿海三市可以以网络为平台、定期互换旅游信息，对区域内重要旅游节庆活动、旅游产业动态，通过各市旅游网站、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二）挖掘区域文化，提升整体内涵

沿海三市具有自己优秀的文化底蕴。全国文明的教育之乡和长寿之乡南通，因苏通大桥的简称而成为上海的后花园，浪漫的濠河、美味的河豚，让南通令人流连忘返。盐城不仅拥有太平洋西海岸面积最大、生态保持最完整的海岸型湿地，更是拥有全球60%数量的丹顶鹤的仙鹤之乡，和超过1500头野生麋鹿的4A级自然保护区。而连云港则以《西游记》的发源地——花果山而闻名，此外，黄海、东海温泉、金镶玉竹和水晶等众多名牌，也让连云港成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旅游度假好去处。因此，我们应深度发掘顺应旅游发展需要的优秀地域文化，重点提升湿地文化、红色旅游文化、海盐文化、宗教文化等特色优势文化，通过对优秀文化的时尚化、产品化、市场化重组，通过物境、情境、意境设计，充分释放旅游业特殊的产业关联力度，最大化地发现所蕴涵的本体价值及附加值，塑造三市区域旅游鲜明的特色，以提升区域的整体内涵。首先，我们应重点规划地域文化的基地工程，如：建立民俗文化旅游村、文化工业旅游园、历史博物（陈列）馆等文化基地。其次，可以以当地民族风情的山歌、小调、劳动号子和民间音乐等为主，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方式，邀请一批全国知名词曲作家来该区域作一次采风创作活动，推出几首经典的的旅游歌曲，唱响沿海三市民歌神韵，打造歌曲传播在旅游中的辐射作用。再次，可以对当地特产进行大开发，并加大对旅游服饰、配饰、装饰品开发，做到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扩大本土产品市场份额，进行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做好旅游产品传播力度。

（三）确立协调机构权威，发挥其主导性

旅游一体化是在地区之间消除政策与环境障碍。江苏沿海区域合作的实施，对于各方之间的协调与控制无疑也是合作过程中的难题之一，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沿海三市内部必须配备一个功能强大的系统协调器作为决策和控制中心。从现实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能够超越地方行政权限、稳定的协调器性质的组织机构。沿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合作协调机构无论是在形式、组织上，还是在规格、权限上都远未达到系统协调器所应具备的条件。因此，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确立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类似于系统协调器性质的实际管理机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专门设立一个沿海旅游公司，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合作各方的工作情况，内部组成人员由相关政府人员组成，人员配置上，在各市具体选择人员基础上，再由公司统一决定。

（四）激发合作力度，确保区域经济状况协调发展

经济状况是区域旅游产品开发整合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参与整合的各方经济实力都比较强，整合就可以迅速地进行是综合性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各部门关系密切，整合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旅游业在第三产业及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影响着区域旅游开发整合的起点水平、重点和规模等，区域内的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状况，制约着旅游整合的进程、内容及途径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交通、通讯、电力、邮电、车站、机场等大量基础设施可以共享，各地区间交通通信便利，构成了旅游开发整合的动力。推进三市旅游资源的深度合作，一些关键性的制约瓶颈必须打破。连盐通三市应该抢抓江苏沿海开发的有利机遇，充分调动三市景区、旅行社、宾馆、旅游商店的积极性，共打江苏沿海旅游牌，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三市旅游。

（五）高效务实合作，谋求共赢发展

连盐通旅游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必须树立“大旅游”的理念，快步推进全方位的合作。三市应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高起点规划建设景点，高水平开发旅游产品，高质量对外营销推广，广泛吸引游客的目光。例如，三市可以策划“黄金海岸生态游”，将连云港的连岛和温泉、盐城的麋鹿和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南通的濠河和海上迪斯科连成一体，打造休闲旅游品牌；推出“重走红色路，休闲连盐通”旅游线路，将连云港的抗日山和邓小平公园、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南通的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串联起来，再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等。在推介中，三市应该根据不同的特色产品和目标市场，共同设计具有震撼力的形象宣传方案，灵活巧妙地开展专场营销、会展营销、营销、网络营销，全面生动地展示这些黄金旅游线路；同时，实施区域联动、行业联合、企业联手、媒体联姻、电子联网，推进旅游内外互动，实现市场互换、客源互送、共赢发展。

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4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5

电信产业的长足发展已经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信息社会的即将来临，世界各国都必须对于电信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予更多的关心和注意。在电信产业带来的新变化和挑战中，电信一体化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它对现存的法律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由于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太多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对于电信一体化的原因及其影响以及对于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特别是对英国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的分析，以期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法律研究起到一定作用。一．电信一体化的概念为方便本文的讨论，电信一体化的概念是首先需要定义的。电信一体化的英文表述为“convergence"，其基本含义被一体化。根据牛津现代高汉双解词典，一体化是指“自四面八方向一点汇合；收敛；聚集”。特殊到电信这一领域，“convergence"被赋予了专门的含义，笔者在本文中暂且将其称之为“电信一体化”。根据《电信、媒体及信息技术领域一体化及其对法规的影响的绿皮书》1，电信一体化被表述为下列两方面的内容：(a)不同网络平台实现在本质上相近的服务；.(b)电话、电视和电脑等个人消费设备的一体化。英国电信办公室2在其向议会选择委员会提交的第二版报告3中将电信一体化表述为音视频通讯以及广播领域的下列的活动的混同：(a)电信（包括声音和数据服务）；(b)电脑（包括接入公共通讯网络的硬件和软件）；(c)广播等其他基于网络的声像服务；(d)上述内容的组合（例如互联网的互动服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信一体化是指对于不同产业，特别是电信、广播、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融合的表述。二．电信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对于电信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国际上有广泛的共识，那就是电信一体化产生于技术层面。由于电脑、网络以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原属于不同产业的传统的和新兴的通讯，不论是声音、数据还是图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提供，并最终导致了电信一体化的产生。根据笔者的理解，电信一体化产生的技术原因如下：1．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电脑及电信产业等产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以及数字传输技术。通过数字技术，信息被转换成计算机可执行的格式。简单来说，计算机会根据一系列的“开关信号”来作出反应并运行程序。这些“开关信号”要么是开要么是关，是二进位信号，被表述为：“0”或“1”。本质上，任何形式的信息，无论是声音、文本、照片、声音还是图像，都会被转换成一系列的二进位的指令，4待对方接受后，再还原成原始的信息格式，并根据需要进行处理。数码技术的高效性和高保真性远胜于模拟技术，从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信息的数码化构成了电信一体化的技术基础。2．网络和压缩技术通过新的铜导线、光纤以及无线技术的应用，网络的带宽已增加了很多。网络带宽的增加使数字数据能够被高速和高效的传输和接收，从而为高质量的声音和图像信号在不同网络间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此外，压缩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减少了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从而提升了现有的网络的传输能力,使原先认为只能在更高效和昂贵的宽带网络上才可能提供的服务也能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提供。网络的普及，网络能力的大辐度提升，网络使用者的增加以及网络应有软件和程序，特别是压缩程序的广泛应用，在电信一体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网络和压缩技术的发展是电信一体化在事实上成为可能。3．计算机技术作为网络终端，个人计算机在互联网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现在，个人计算机已经成为功能强大、高效、多功能的数据处理中心，有能力处理不同的声音、图像信号，甚至模拟3D环境。在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支持下，用户才能够真正体验到电信一体化带来的诸多好处。并且，个人计算机的价格也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竞争的日趋激烈而大辐下降，使一般消费者都能够负担得起。对消费者来说个人计算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须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电信一体化提供了应用空间。上述技术特点为电信一体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形式的信息都可以被数字化并且通过任何网络进行传输，并在一个或多个终端上复原到最初格式并加以利用。三．电信一体化对于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在广播、电信以及信息技术等原先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产业并且广播以及电信甚至有其专门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电信一体化的出现打破了现存体系的结构，这些产 业原先清晰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并且，电信一体化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产业的联合和合并。这样，由于法律指向的对象已经不在存在，现存的建立在不同产业区别的基础上的法律体系面临着电信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另外，新的服务的出现以及现在服务的发展将很可能创立一个唯一的信息市场。新的信息市场的出现会导致一系列的全新的问题的出现，例如说垄断、价格控制、网络互通、公平竞争、消费者保护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等。这些新问题都是立法者所需要面对的。1．对于法律一致性的挑战在电信一体化的情况下，通过任何网络来提供日益增加的各种类型的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现有的法律体系则是建立在按照不同的服务各自的特点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尽管电影、音乐和文本现在都可以通过数字格式进行传输，它们仍然由不同的法律法规进行管辖，特别是以这些数据不同的传输方式为基础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基于传输方式的法律管辖势必会导致对不同服务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会成为公平竞争、投资以及服务本身的限制。再如传统的广播电视正受到新兴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电视的挑战，网络电视实际上实现的是与广播电视同样功能，提供同样的服务，只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就可以免受法律法规对广播电视的诸多限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并不公平。2．全球化的挑战由于国际互联网打破了国家的地理界限，全球化已经不再仅仅存在于想象中，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在新的全球化的环境中，服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这样对于某一地区的投资也就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这一地区对于网络和服务的规范程度。某一地区对于网络和服务的过度或不适当的规范不仅会在技术上面临很多的困难，而且会经济活动的外流，从而会影响该地区的信息化。3．充裕度对于以稀缺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挑战基于对辐射频率及其内容等资源的稀缺性的反映，现有的法律规范通过许可制度来管理网络及资源的分配，但是这些法律规范正受到电信一体化的挑战。现在的市场及技术发展趋势，比如说网络传输能力的根本性提高，不同内容和服务在各类平台上传输的可能性，竞争性线路的增加以及数字压缩技术的提高，已经表明在完全数字化的环境下，稀缺性已经过时，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这样现有的法律体系也就需要重新加以评估。4．对于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挑战现有服务根据其是公众活动还是私人活动由不同的法律规范。电信一体化意味着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举个例子来说，原先的电话话属于公众网，现在由于网络互通，公众网和私人的网络已经混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国际互联网，在使用中无法加以区分；原先认为是公众领域的邮电、广播等产业也由于电子邮件、互动广播等方式的出现而淡化了其公众活动色彩。因此现在的基于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区分的法律体系在技术调整发展的今天可能需要重建。5．对于立法结构的挑战在电信一体化的范围内的立法机构的分列性、复杂性以及多样性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对于法规重复规范以及需要应付多重立法者的风险的考虑，经营者可能要求对现有的立法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以使其合理化，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障碍。四．电信一体化对于几个相关领域的挑战为进一步的讨论电信一体化到底对现存法律体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领域进行讨论：1．电信一体化对电话业的挑战通过国际互联网的语音服务是电信市场近几年来的最新发展，这一新兴业务对现存的市场结构，尤其是对于基于公众电话网的电话业务带来了重大挑战。新技术的采用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对国内以及国际电话价格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并导致对现存的电话费用结算体系的根本性变革。5从技术上来说，传统的电话要求在呼叫方和被叫方之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回路，但是“网络电话”则是将数字形式的声音信号通过一系列的网络进行传输，构成所谓的“虚拟回路”。尽管“网络电话”相对于传统的电话来说声音质量要差一些，但是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尤其是考虑到其价格因素，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网络电话”的声音质量仍在不断提高之间，并且已经和传统电话没有太大的差距。“网络电话”要比传统的电话便宜的多，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网络带宽，并且可以通过压缩技术有效的减少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压缩技术带来的压缩比是惊人的，比如说20：1在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压缩比例。除了数据是通过互联网传输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外，现存的互联网付费方式也是“网络电话”得以盛行的一个重大经济驱动力。由于互联网是使用公众网和私人网络的“网络的网络”，用户只需要向本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6支付?尤胫鞲赏姆延茫宦燮浯淞耸裁茨谌莼蛘咄ㄑ兜牡降自谙喔舳嘣兜乃街浣小U怯捎谡庵钟刖嗬胛薰氐母斗呀峁梗埂巴绲缁啊背晌喽杂诖车缁案呶Φ难瘛W魑缁暗木赫撸巴绲缁啊倍源俳还衣⒍显擞炭刂频牡缁凹鄹竦南碌髌鹱胖凉刂匾淖饔茫蘼凼嵌杂诠诘缁盎故嵌杂诠实缁啊4幽持忠庖迳纤担骸巴绲缁啊奔铀倭说缧攀谐∪蚧约白杂苫慕獭?/P> 2．电信一体化对广播业的挑战由于广播业的特殊性，广播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规范，甚至是复杂的或是多重的法律规范。从事广播业除了需要许可证并受到这一领域的法律法规管辖以外，服务提供商还要受到内容以及传播方式方面的法律的管辖。电信一体化却给广播业带了巨大挑战。迄今为止，只有重要的并且适合的公司才会被有关广播部门授予相应的广播许可。通过这种方式，广播部门能够控制服务商的活动以及在其运营频道上的广告活动等；小的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提供广播服务的许可证。建立在技术的发展基础上的电信一体化却使这种方式面临种种问题。服务商开始通过互联网来向客户提供电影、电视或音乐节目，只需要满足电信部门的有关要求就行了。这样造成的区别对待是明显的：仅仅由于传输方式的不同，同样的内容却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法规进行管辖。这样，互联网广播服务提供商就规避了广播部门的监管，而传统广播服务提供商却仍然受其管辖。电信一体化给广播业带来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基于TCP/IP技术7，网络广播已经从“广播” 8转变成“窄播”了，同时个体用户可能通过互动方式来接受内容，从而使“推出”技术转变成“吸收”技术。由于现存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广播”的基础上的，即充分考虑到广播系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出，但是现在在电信一体化的情况下“广播”已经变成了“窄播”，原有的法律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下的广播业。3．电信一体化对移动电话业的挑战在电信领域，基于迄今盛行的费用、带宽以及通讯质量的不同，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并不被认为是相互补充的。随着GSM标准移动电话技术的发展，如GPRS，以及第三代移动电话技术的成熟，移动电话网络的能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从而能够提供原本仅属于固定电话网络服务范畴的多媒体服务，包括电子邮件、互联网接入等。同时，移动电话市场在近十年中取得了扩展。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的统计，2009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将达到2亿。出于对移动电话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的鼓励，各国往往对移动电话业采取鼓励政策，并给予种种优惠，但是随着电信市场的转变，主要是移动电话业的发展及其移动运营商市场地位的提升，移动电话市场将受到更多的管理并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英国，电信办公室就确定vodafone和BT Cellnet两公司9对英国移动电话市场具备“市场影响力”。这样，这两空公司就需要面对法律规定的具备“市场影响力”的种种义务和限制，以及这些义务和限制对于其提供网络互联的条款和价格的影响。4．电信一体化对于企业合资的挑战电信一体化进程以及互联网和在线服务的高速成长对公司企业来说意思着意味着战略性的机遇，并且导致一系列的企业合并及联合的发生。原属于不同市场的主要市场经营者，无论是在广播业、电信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等，纷纷通过设立合资企业来发挥和扩展其市场份额及影响力，从而在新的大“通讯市场”造就出新的巨型垄断企业。例如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米德兰银行（Midland Bank）以及松下电子欧洲有限公司（Matsushita Electric Europe Ltd, may build）共同出资设立英国互动广播公司（British Interactive Broadcasting），从而向互动数字电视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新设立的合资公司依靠英国电信在基础设施方面，天空广播在节目内容及卫星设施方面，米德兰银行在资金方面，以及松下电子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很有可能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影响这一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这样的合并造有可能刺激技术的进步并且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管理机关并没有简单的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1）之规定10对其加以禁止，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试图平衡合资带来的垄断后 果以及给用户带来的实际利益，最终在附加诸多义务的条件下，充分合资企业的设立。基于这样的观点，合资企业在承担能够防止滥用其垄断地位、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相应义务的条件下，一般能够得到许可。这些义务包括网络互通、网关接入、非歧视性待遇以及价格控制等等。五．立法结构的变革――单一立法模式分析为迎接电信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现在的立法体系应当进行一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到底是在现有立法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单一的立法模式是值得探讨的。由于仅靠现存立法机构的进一步合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立法的重复和混淆，单一的立法模式看起来更加适合电信一体化后的信息社会，尤其值得关注。具体来说，单一的立法模式具有如下优点：1．有利于监控整个通讯市场由于通讯市场是是电信、电话、广播以及信息技术市场的融合，存在不同产业的联合或是合并，只有单一的通讯管理部门能够有能力和可能在宏观上监控整个通讯市场并能够评估对某一领域的决定对另一领域的影响特别是涉及跨领域问题的处理。2．有利于减少机构重叠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多机构管理的模式下，由于有不同的立法机构以及管理机构，人们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尤其是在还没有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找何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单一的立法模式下，经营者或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不需要再为不知道应该找何部门解决问题而烦恼了，因为有且仅有一个通讯市场管理机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机构得到解决。3．有利于立法的一致性作为管辖领域互相重叠的结果，不同的独立立法机构倾向于根据其自身的考虑来进行立法，基本上不考虑其对重叠领域的影响。这样的立法势必会造成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在单一的立法模式下，这种情况将会被改变。最适合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的法律的协调、政策的一致将成为立法的主旋律。4．有利于立法和监督的有效性对于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中存在的仍具备一定特点的领域，单一的立法机构仍可以通过设立下属部门的方式来加以特别的管理，同时作为同一机构的共同部门，通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可能消除独立的机构各处立法的不协调的风险。另外由于部门存在共同的上级机关对其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必然能够提高相互间合作的效率。5．有利于节约社会财富与多机构立法模式相比，单一的立法模式可以消除不必要或是重叠的部门，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大规模减少支出。这样单一的立法模式将更加经济，有利于节约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节约社会财富。与立法模式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即如何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法规在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的关系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原则无论在任何产业或领域都应当适用，但是由于其过于广泛，不能完全适合于具体领域的自身特点；而通讯市场的特别法规也不能够脱离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 而存在。因此，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上述的单一立法机构可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指导下，结合通讯市场的自身特点进行相应的立法，从而促进通讯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都权益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六．电信一体化给英国立法体制带来的影响对于电信、电视及广播等产业，英国现在采用的是基于其不同产业特征的多重立法体制，部分如下图所示：(图表请打开: http://www.law-lib.com/lw/doc/1337.doc ;)为就电信一体化对英国现存的法律体系的影响作出相应措施，英国议会文化、媒体及运动委员会就电信一体化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的听证和辩论。11对于立法模式的改革，主要形成了两大意见：一派以英国电信办公室为代表，认为应将现存的立法模式改革为双重立法模式，即仅留有两个主要的立法机构:电子通讯标准局和电子通讯委员会，12其管理的范围如下图所示：无线电管理局及独立电视委员会反对这一结构，坚持认为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内容/文化和社会公共政策信其他经济考虑。在仔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委员会作出的结论竟然比电信办公室还要激进，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单一的横跨整个通讯市场的立法机构，称之为“通讯规范委员会”，由该机构全权负责广播、电信和通讯基础设施的立法工作。13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起初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并在与电信一体化相关的政府绿皮书中表述了 一种“等着看”的态度，以防止立法过于超前所带来的风险。14英国政府支持保留现存的立法体系，同时宣布主要的立法机构将增进相互间的合作。另人感到惊奇的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在2009年12月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政府白皮书中，英国政府计划为通讯业和媒体业设立单一的立法机构，通讯办公室，由其管辖电信、电视以及广播等领域，无论是经济范畴还是内容范畴。结论由于电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而是对全球的技术、经济、社会及法律产生广泛影响的普遍现象，中国必然会受到其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一领域仍没有太多的研究，基本采取广电部负责广播电视、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的分而治之的模式。具体到某些案例来说，为防止出现垄断或是在某些领域内减少竞争而人为的采取种种过激措施更是在实际上为电信一体化设立了障碍。但不管如何，电信一体化正向我们走来，这一结果并不因我们对其采取何对态度而有丝毫的改变。中国在电信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到底那种立法模式适合中国？如何在新的通讯市场中处理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法规的关系？如何采取适当步骤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的总体目标？等等。为此我们应当努力进行研究，采取积极的态度和稳健的措施以迎接其带来的种种挑战，否则我们将会在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竞争中被其他国家远远扔在后面。1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pproach', Brussels, 3 December 1997, European Commission2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3 'Beyond the telephone, the television and the PC III'(3/98)-see www.oftel.gov.uk 4 Telecommunication Law(first edition, 2001), by Ian Walden and John Angel, Page 4085 'Regulatory Implications of Internet Telephony',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Review, Ian Walden, 19966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7 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间协议）是一种网络通信协议，它规范了网络上的所有通信设备，尤其是一个主机与另一个主机之间的数据往来格式以及传送方式。TCP/IP是INTER-->的基础协议，也是一种电脑数据打包和寻址的标准方法。8 “广播”系指将无线电信号或电视信号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出9 vodafone和BT Cellnet是英国最大的两家移动电话运营商，此外英国还有T-mobile，Orange, Virgin移动电话运营商。10 Article 81(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EC Treaty11 Fourth Report of the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Select Committee inquiry into the 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Broadcasting , May 199812 OFTEL‘s Second Submission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Beyond the Telephone the Television and the PC III', dated March 1998,13 'The Multi-Media Revolution', May 199814 'Regulating Communications: Approaching Conver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uly 1998

经济一体化论文范文6

1.扩大对外贸易。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对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外贸易量也是逐年上升。但中国是人口大国，GDP总量虽然很高，但人均收入仍位列后几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旧差距较大。面对这样的国情，我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总是依赖于劳动输出，在技术及知识领域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我国要改善对外贸易的环境，在技术、知识领域积极提升，显示出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但是不能仅仅依赖这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在尊重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应用。总之，我们要积极改革，不断进步，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2.深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想要跻身世界顶端，光靠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很艰难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应对经济一体化有效的方式。中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比较浅层次的，比如一部手机的完成，核心部件是其他国家的，而中国的工作只是外壳的制作，整机的组装，在中国来看，赚的钱是很少的，而且对于中国的环境和资源是浪费的，不利于长期发展。所以，中国要改善这样的产业结构，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促进发展。对于本国的人才培养也要重视，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人才，才能占据有利地位，有利于深化产业结构。

3.突破贸易壁垒。经济一体化导致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体系，利用关税壁垒，只允许本国内部或指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很多国家排除在外，不得与本国有经济往来，这样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因为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出口的商品价格较其他国家低，中国的商品在国外很受欢迎，基于此，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积压，资源的耗费。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以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形成几大产业集中地，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追求本产业的“精”。比如在浙江义乌，就以出售小商品为主，义乌的饰品、玩具在全国来看都是领先的，所以将小商品的批发定在义乌，有利于商家的竞争，形成质量更好的产品，出口时也就更具有优势。再比如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重点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金融贸易区等特区。我们就要以此为中心，建立上海的经济特区地位。

4.熟悉国际法规。国际上建立了很多经济法规，为的是让全球经济可以有序的发展。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展经济，必然要了解国际法规，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保护本国利益。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利用比较卑劣的手段欺负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掌握了国际法规，就可以掷地有声的回击，有效的保护了本国利益不受外来侵略。

二、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

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世界人民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来往，久而久之就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商品流通、人才流通、资本流通，各种方面的贸易流通构成了我们的国际贸易，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本地区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享受着世界的飞速发展。

1.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一体化下，每个经济区域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贸易条例，内部成员国在其中享受着贸易的方便，有的建立了共同的税率机制，在成员国之间税率是相同的，制定了相同了税率来对外。有的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同盟，还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了同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实现经济互补，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提高了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不仅对成员国内部有积极影响，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利的。增强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国际流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2.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如果跨国公司可以很好的利用经济一体化，在竞争中显示出特有的特色，那么国际贸易也会不断发展。首先是跨国公司间的外部交易。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的法则，跨国公司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境况。公司间可以采用兼并的形势，将一些不太占据优势的企业兼并，扩大自己的产业，又或者可以收购一些小型企业，增加自己企业的覆盖率，对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相信是有利的。其次是跨国公司间的内部交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企业间也是可以说通的。跨国公司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也需要各种新力量的加入。这就说明每个企业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当然不能将核心产品共享，但一定的管理方式，制度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共同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每一个企业合作的前提。

3.中小企业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虽说不是国际贸易的主流，但也是国际贸易大流中不可缺少的活跃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政府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只有政府重视、支持中小企业，才能使其增加国际竞争力，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没有人才的加入是很难进步的，所以中小企业要广招贤才，给人才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样才能增加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小企业要有与大企业合作的勇气，要有融资的勇气，只有与大企业合作，才能更快的使企业扩大，给企业有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运行过程中，企业要不断与大的企业争取贸易的机会，要积极利用闲置资金充实企业发展。

4.经济一体化下国际贸易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在经济一体化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占据主导位置，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底子薄、技术水平低、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经常处于劣势。这也就使得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平衡状态，总是徘徊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很少，资本流通受阻，不利于全球化的正常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的掠夺和开采，并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将一些垃圾及有害物质向其他国家倾卸。这样的国际环境就不利于国家间贸易往来，不仅危害了受害国的利益，更是危害了世界的环境与和平，不利于人们健康舒适的生活。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增大，这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当经济来往时，这些民族之间就会产生摩擦。在办事方法、待人接物等发面会有歧义，造成沟通困难，也不利于贸易的正常进行。

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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