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6 16:43:33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要素流动产业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将从两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企分离，加快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那么，为什么是在长三角，是在江苏、浙江和上海之间，而不是在其他地区首先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带有中国经济全局意义的问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什么力量推动着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本文将以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江浙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为例，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尝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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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整合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编号03BJL010)和浙江省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浙江与上海区域经济联系的新特点与定位研究》的资助。
一、改革开放前的长三角次区域间的经济关系
——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系
长三角次区域，我们指的是江苏、浙江和上海具有一体化自然倾向的区域经济关系可以上溯到上一个世纪。在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上海的崛起主要得益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对外开放，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在鸦片战争以后很快成为西方各国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从积极意义上说，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如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上海主要产业的棉纺织工业就和江苏南通、无锡地区，以及松江、太仓①等地发达的棉纺织业有密切的依存关系，特别是浙江的工商企业家，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内，一直将极大的精力放在上海的发展上面，有人统计过，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②，浙江商帮在上海金融界的地位更是突出，民国时期，执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金融界牛耳的所谓江浙财团，这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其经营者主要还是浙江籍人士，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浙江财团”。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华东局”的主要负责人也就是上海市的负责人，同时华东局还设有计委、经委、财办、农办等机构，在当时党政一元化领导情况下，华东局和浙江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行政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体制下，虽然不能说，上海和浙江之间有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但是，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
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这可以从上海和浙江产业结构的比较中获得证明。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比重为77．36％，而浙江第二产业的比重仅为43．26％，上海第一产业的比重为4．03％，浙江的第一产业比重达到38．06％，同年中国全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为28．1％，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8．16％，浙江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个百分点，而上海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30个百分点。从当时浙江的经济发展状况具全国中流水平的情况看，这样的产业结构是具有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只能用浙沪之间存在着垂直产业分工关系来说明③。
在计划经济的安排下，浙江必须将自己剩余的农产品以计划价格提供给上海，上海又将其加工成为工业制品，供应包括浙江在内的全国市场．浙江和上海这种紧密的产业分工关系，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之间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用沪浙之间纺织品生产流通的一体化安排来给予证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全国各地居民购买纺织品必须持有“布票”，而布票是具有地域属性的，只能在各省市自治区管辖范围内流通，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纺织品零售市场是按省市自治区行政区域边界分割的，但是作为全国唯一的例外，浙江的布票可以在上海流通。因而形成了一个浙沪的纺织品零售“自由贸易区”，或者说是浙沪纺织品零售商业的“统一市场”，这种统一市场就是当时双方产业分工关系的一个特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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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在属于上海郊县的松江、太仓等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都属于江苏。
②上海证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页。
③参见陈建军《中国高谏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上海和江浙地区(主要是浙江地区)的垂直产业分工体系，除了双方互为邻域的地理条件之外，双方的资源禀赋的结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上海拥有较多的科技能力、资本和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因而具有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而浙江则具有较好的适应发展农耕产业的自然和生态条件，漫长的海岸线，广袤、肥沃的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和宁(波)绍(兴)平原，被称为鱼米之乡，因而具有发展农业和水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安排下的浙沪产业分工体系在当时条件下是一种较优的资源配置选择，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江浙沪垂直分工体系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前，上海成为中国最具实力的工业基地，特别是轻纺等消费品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在中国具有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同时，浙江的农业发展在全国也具有领先的地位，早在1964年，浙江的粮食单产(亩产)就超过了400公斤，是当时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省区。同时，中国经济和中央财政也从这种分工结构中获得了较大的收益。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安排，也给长三角区域经济持续发展带来较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阻碍了江浙沪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住民福利的不断改善。受阻于浙沪产业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前，浙江和江苏的工业化进展和人民收入的增长缓慢，特别是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同时，受计划价格规定下的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的影响，浙江等地从事农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受到削弱，产出效益不断下降，即便农业单位产出不断增加，也难以避免“增产不增收”的结局。到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尽管浙江的农业发展水平具全国最高水平，这可以用粮食单位产量，生猪存栏数目等等一系列指标来衡量，但是浙江的人均收入水平，在当时全国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却只有19位，仅为上海的16．7％。江苏省高一点，也仅为上海的21．9％。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安排下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尽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是，由于要素结构的动态变化，这种垂直分工的一体化体制不可避免的具有边际效益递减的特征，到了改革开放前，实际上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失去了活力。而江浙地区的农村基层和民间也开始孕育着突破这种体制的张力。20世纪70年代苏南地区和浙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据。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
——上海经济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分权改革开始的，改革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冲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各地区之间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激烈竞争．这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单纯的行政分权必然导致对资源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起阻碍作用。曾经经历过多次“分权”和“收权”改革的中央决策层对此也有深刻认识。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在推出分权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时，也一再提出要搞“横向联合”，搞区域经济协作，以打破“条块分割”所带来的弊端。在这一背景下，改革开放不久，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①。实际运作开始于1983年。上海经济区当初成立的时候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由于上海经济区的常设机构仅仅是一个“规划办公室”，一个研究规划机构，其主要运作平台上海经济区省(市)首脑会议，即二省一市首脑会议和十市市长联席会议，基本上是一个协商性质的会议，由相关省市第一把手“轮流做庄”，并无超越各省市行政权以上的行政权力，因此从经济学角度讲，上海经济区并没有超越地方行政壁垒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沿着“地方分权＋市场化竞争”的路径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中央一省”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分割的博弈表明，后者的地位和份量在不断加强，与此相匹配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并没有被赋予用组织手段，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功能的上海经济区，其在长三角主要省市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是不可避免的。再加上由于上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从最早的长江三角洲10城市，扩张到华东地区5省1市(沪、苏、浙、皖、赣、闽，山东省派观察员)，因此协调起来更加困难，此外，80年代后半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也日趋复杂，上海经济区在成立5年以后，终于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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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82年12月2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1983年3月22日直属国务院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在上海成立，原电力部副部长王林担任主任。5年后，1988年6月1日国宝计委发出通知，撤销国各院上海规划办公室。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在内函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微观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当时对上海经济区表现出极大热情的正是这些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一时期，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当时上海的一些知名品牌，如“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都在浙江找到了零部件生产厂家和“OEM”厂家。资料显示，当时有50％的上海企业和江苏、浙江有经济技术合作关系①。在另一个层面上，上海经济区也为浙江、江苏和上海企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非正式制度的经济技术联系提供了制度屏蔽和合法依据，在这一框架下，利用各种民间的正式和非正式渠道，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浙江(当然也包括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上海经济区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上海”品牌，即上海影响力的充分挖掘和利用上，当时很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在自己的企业冠名前都加上“上海经济区”的牌子，明明是浙江嘉兴或湖州的××乡或××镇××企业，这时，冠上“上海经济区”成为“上海经济区××企业”，对在大陆内地打开企业产品的销路的确是有事半功倍效果的。浙江和江苏的乡镇企业对中国内地市场的产品销售优势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海经济区实践的挫折，有人认为是行政手段整合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失败，但是，不难看出，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她不具备权威的行政功能和组织功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上海经济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权威的行政机构，否则不又成为华东局的再版?当时的宏观环境决定它只能是一个组织协调机构，即便如此，在80年代汹涌而来的地方分权＋市场化的改革和发展潮流面前，以及伴随而来的各地方利益不断刚性化大趋势面前，这种协调机构在组织上的无力化可以认为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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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当时的浙江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后任浙江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曹大立回忆，参见《钱江晚报》(2003年7月3日，第4版，长三角特别报道)。
从历史的延续看，80年代的浙江和江苏刚刚摆脱改革开放前由计划体制所规定的已经失去活力的垂直分工体制，依靠本地富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取得了远高于当时中国平均发展水平的高速增长，因此对可能重新受制于地域之间分工体制的行为抱有警惕的态度也是难以避免的。
但另一方面，上海经济区的建立及其在微观层面上对江浙地区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贡献，也表明，长江三角洲内部的一体化因素是内生性的，尽管形式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只要发展区域经济，这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和要素流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来的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一体化的内在力量是一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中，上海经济区时期是一个转折期，它表明，上海和周边的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开始从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
上海经济区的实践从组织形式上、或者说在宏观经济层面及区域经济层面讲不能说是成功的，但是，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微观层面上，对包括江苏、浙江在内的上海周边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相比而言，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上海没有形成一种主动利用上海经济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那怕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因此，上海在第一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获益是有限的。可以说，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以后就一路下滑，到浦东开发开放前的1990年，降到了4．08％。上海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下降得更快，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同比值的20—25％，1984年大约还有10％，但是，以后就不断下降，到90年代末仅为全国比值的5％左右。
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的角度分析，20年代80年代上海经济的退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失去了长三角产业垂直分工体制所带来的优势，由于除了粮食之外的农副产品价格先于工业品价格“放开”，浙江、江苏的农副产品不再以计划规定的低价供应上海，使得上海的国有工业再也不能象改革开放前那样轻易获得低价消费品工业的原材料，不仅如此，江浙两地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开始利用自己在制度、土地、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蚕食上海工业品的传统市场，加深了上海国有工业的困境。
然而，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全局看，上海的衰落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1978—1991年，浙江和江苏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12．15％和10．32％，但是由于上海这一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7．4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4％)近2个百分点，以致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比同期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年均13．9％，要低4．5个百分点。
不仅如此，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应对国内经济波动方面的表现也远不如珠江三角洲，在1989—1990年中国经济的低潮期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降到了5．2％，江苏省为3．6％，而同期广东省依旧保持了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竞赛的结果表明，广东省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明星。
对这种局面最有感受的应该还是上海。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突破口，浦东浦西联动，加速上海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思路，这一思路得到中央决策层的肯定，进而引发了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二次浪潮。
浦东开发开放使得上海再度崛起，并再一次确立了在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上海经济发展从长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跃成为增长领先地区，从1992年以来，上海一直保持着2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其不仅在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也得到巩固和加强。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影响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80年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群龙无首”的局面开始有所改观。江苏和浙江又开始将目光转向上海。
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
(1)加速改革的机遇，由于浦东开发开放，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卫的上海一举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一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首先将在浦东推行，由此带来的制度收益，无疑对周边地区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比如，证券市场的开放，金融体制的改革等等。
(2)引进外资的机遇，以浦东开放为契机，国际上掀起了上海热，由此带来了外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投资的热潮。
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的行为模式也有差异。
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长协调会，但是具体的成果似乎不是很多。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周边地区(如浙江)虽然也看到了浦东开发给浙江经济带来的机遇，因而提出了“接轨浦东”的口号，但另一方面，则担心浦东开发会形成“黑洞”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优质资源，包括资本和人才去上海，进而对周边省区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层面，浙江和江苏一样似乎没有更具体促进长江三角洲一体化的举措。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在江浙两地邻近上海的市县一级的层面上具有更为实质性的内容。
江苏南部地区的苏锡常地区，首先利用自己和上海紧密的地理位置，利用在上海经济区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联系，将原来已有的上海国有企业和苏南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通道迅速转变为利用上海的对外开放平台，引进海外资本，推动本地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苏沪合作模式。继承了80年代的传统，苏南和上海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宏观务虚、微观务实”，务虚主要是利用中央给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包括，在靠近上海的周边地区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等，而不是依靠上海政府部门的政策许可或直接利用上海地方政府的资源；务实就是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面对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
这一时期，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和苏锡常地区具有同样优越地理位置的浙江的嘉兴地区成果并不是很明显。在地缘关系上，由于浙江北部近邻上海南翼的嘉兴地区，在经济上自主独立意识和能力相对不如上海北翼的苏州地区，或者说，当时的嘉兴地区在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去获取地方经济发展资源的主动性相对不如苏州，因此，主动利用上海资源方面也就逊色于苏南。
利用浦东开发开放机遇的第三个层面是企业，浙江在这方面的收获可能更大。
比较苏南地区以当地各级地方政府主导、“官民同心”共同推进和上海的关系，进而转向外向发展轨道，推进本地区经济转型的方式，浙江经济和上海的连接点往往更多地带有民间、个体(包括个人以及民间企业)和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即以民间力量为主导力量的特点，而民间力量要利用上海的资源，就只能更多地采取进入上海求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随着浙江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浙江的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进入上海发展的件数开始增多。1991年底，设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国内)外地企业有142家，其中江苏、浙江各有33和32家，几乎占外地企业总数的一半。以后，进入上海的浙江企业一直在不断增加。
我们可以看到，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开始拥有新的资源优势，包括中央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优势和吸引外资方面的优势，上海新的资源优势是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但是如何利用上海这些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周边的江浙地区内部反映是有温度差的。一般来说，依靠市场获取资源比例比较高的部门，历史上和上海的经济关系更为密切的地方和部门，采取了比较主动的姿态，如江浙地区的乡镇和个体私营企业部门，还有，临近上海且历史上就和上海有较为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因而有可能比较容易地获取上海浦东开发的外部经济苏南地区，特别是苏州地区。而依靠组织获取资源比例较高的部门，如江浙地区较高层次的地方部门，如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部门，就常常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次浪潮
世纪相交前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这次高潮的来到，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国际化趋势的加速，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特别是向中国沿海地区转移趋势趋于明朗，而以上海为标志物的长江三角洲在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中的地位在这一波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首选地区，而在外商眼中，作为投资对象的上海，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行政区划版图上的上海，而是一个包括长江三角洲的大上海区域，可以说这是一个以上海为圆心，以基础设施的动态条件为可伸缩的距离半径的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向上海周边地区，如江苏的苏州地区，浙江的嘉兴地区外商投资都非常踊跃，苏州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特别是台商投资数额甚至超过了上海，外商投资在长江三角洲的布局也从正面促进该地区的一体化发展，如将企业的事务机构，销售机构，研究开发机构布局于上海，而将生产基地布局于周边地区，进入上海的外资商业机构，也几乎无例外地向周边地区发展自己的连锁企业。总之，外商投资大量进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并且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构筑起外商投资企业内部的地域分工网络。这对长江三角洲各地域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海的南翼，浙江省开始认识到，要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打开外向发展的轨道，利用上海的资源是必不可少的，苏南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佐证，浦东开发开放以来，苏南在利用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引进外资方面远远超过浙江，现在仅苏州一个市的引进外资数量就超过浙江全省。2003年前11个月，苏州引进外资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上海。
第二个原因是市场化的趋势，90年代后半期，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加速，以及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也开始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一改革的结果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控制力的弱化，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地方政府——乡镇企业或者地方政府——个体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联盟关系开始出现了松动，与此相关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产业转移”，特别是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及宁波、嘉兴等和上海具有比较紧密联系的地区，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途径“移师上海”，据统计，到2002年，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5万余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618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
庞大的浙军(指在上海的浙江企业群)之中，有的已经在上海安营扎寨，比如宁波的杉杉集团，平湖的茉织华集团等已经将总部搬到了上海。浙江其它一些知名的民营企业，如万向集团，西湖电子、埃力生集团都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温州低压电器三巨头正泰、德力西和天正都在上海建立了生产基地或投资公司。还有很多的浙江企业，正走在进军大上海的路上。
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鼓励外省市企业向上海转移。1998年和2002年，上海市政府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又称“24条”)和“新24条”(即上述“意见”的修订版)，各区专门成立招商办公室，采取种种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对内定招商目标登门拜访，宣讲政策，鼓励进沪投资发展。从而引发了周边省市尤其是江浙两省企业新一轮的进沪投资热。一些过去就想到上海发展的浙江企业，顺势应时，纷纷在上海购房产、买地块、办企业。一时之间，在上海工商企业名录上，出现了一批原本是浙江知名企业的字号，但却在企业名称前加上了“上海”，如上海万向，上海德力西等等。
五、关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分析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表明，推动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力的推动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是重要的，上海经济区的建立，以及当时由中央决策层倡导的“横向经济联合”和“经济协作”，对于长三角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和产业水平分工的推进，以及降低由于地方分权和财政分灶而得到加强的地方行政壁垒所导致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中央决策层的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是一种动力(或者说利益)供给型的外力推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策层有关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一系列政策，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来说，已经不是动力供给型的外力推动，而是(利益)诱致型的外力推动，即中央并不是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施加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向上海注入加速开放和发展的政策资源，进而产生区域经济的外部性，以此来提高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向心力，或者说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际收益，也就是说，这时的外力推动是通过内部因素来产生作用的。
进入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第三阶段，作为一体化的外部力量的中央决策层的政策推动，就更深刻地依赖于一体化的内生因素，施力过程也从直接作用转变为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而来的间接推动，可称为间接诱致性的外力推动，即由于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表现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推进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成本，加快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内部产业转移，使得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由此可见，虽然外力推动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并在一些历史时期发挥过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主要是因为长三角区域内部存在着内生性的一体化动力因素。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是最主要的因素。而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则可以由以下变量加以解释：
(1)外部经济性和集聚经济。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发展产生的外部经济性是推动产品和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主要动力因素，比如浦东开发开放时期，上海享受的各项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上海本地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对周边的江浙两省带来了外部经济效应，其中一种是“搭便车”，最典型的如苏南的昆山地区，在浦东开发开放之际，利用临近上海的区位优势，“搭便车”设置了“自费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原本是奔上海而去的外部资源。外部经济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资源的“溢出”。资源的“溢出”包括两部分，“硬资源”即有形资源的溢出和“软资源”即无形资源的溢出。有形资源如由于中央给上海以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促进进入上海的外资大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的外资流入量，这是引进外资的“溢出”；还有，一些原来准备流向上海的人才“溢出”到了江苏和浙江，如80年代中西部地区一些希望返回上海工作的上海籍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入上海，转而进入江苏和浙江；又如，上海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如高度发达的第三产业、各类专业人员完备程度、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等都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外部经济性，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正面效应。无形资源包括政策、制度、品牌、专有知识等，如80年代苏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浙江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产生了示范效应，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江苏和上海的示范效应，等等，都是资源溢出，产生外部经济性的例子。很显然，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外部经济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集聚效应，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2)产业转移和产业分工。产业转移以及与此形成的产业水平分工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解释变量，并和产品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形成一种互动关系。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微观经济层面活泼进行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和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有力地推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间的产业区域转移，进而形成区域内部的产业水平分工。90年代中后期，浙江、江苏的民营企业积极“进军”上海，进一步强化了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推进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空间距离。空间距离也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解释变量，在交通条件相同或类似的情况下，空间距离和要素流动的成本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因此那些空间距离较短的地区之间，具有一体化的天然优势，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看，江浙两省中那些距离上海较近的地区，常常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持有更为积极的姿态。
(4)要素流动网络。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形成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动力的要素流动是和各种社会网络的存在紧密相关的，要素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的，这种网络有正式制度网络，也有主要依靠民间“三缘”关系而结成的网络，这种网络的密度越高，效率越高，要素流动的成本就越低。那些历史上具有较多联系的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密度就会更大一些。如苏南地区和上海。
(5)制度成本。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构成制度成本的主要是地方行政壁垒，地方行政壁垒越高，要素流动的制度成本就越大。反之，要素流动就会更为顺畅。比较以上4个因素，制度成本是一个负面的因素，从政府行为来说，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任务就是降低要素和产品流动的制度成本。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行政壁垒在弱化，一体化的制度成本趋于减少，于是我们看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潮几乎是和改革开放的高潮重叠的。
综上所述，我们有以下关系成立：
I=f(A、T、D、N、C)
上式中：I表示产品和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它们是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
A表示集聚经济及其外部性；T表示产业区域转移和产业分工；D为空间距离因素，一般地说，跨越空间距离的成本越低，该因素对要素和产品流动的正面影响就越大；N指要素流动的社会网络；C表示制度成本。
A和T，即集聚经济和外部性、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当然也受制度变革的影响，只要区域经济发展，就会推动这些因素发挥作用，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D和N，构成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地理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快速交通网络的形成，以及人们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加会产生缩小空间距离和强化要素流通网络的效应，进而会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两项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发展的增函数。
C即制度成本的变动集中的体现了制度变革和政府政策的作用，制度成本是一体化的减函数，即制度成本的降低会有利于一体化进程。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进程看，制度成本的降低常常具有可操控性和突变性。因此，我们看到，在以往出现的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高潮中，制度因素的变化常常起到一个起爆剂的作用。
实际生活中的情况要比模型的抽象更为复杂，这主要表现为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移动和它们的解释变量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并且几乎都内生于经济发展进程。
我们的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这一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必然趋势，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宏观政策当局主导的主观政策行为，而是一种内生于区域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进程的，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加大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因此，对政府部门来说，不是想当然的去进行“统一发展政策，统一规划布局，统一资源整合”，并为此去建立更多的行政指导机构或行政协调机构。而是如何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市场化规律，“顺其自然”地放弃更多阻碍区域间资源要素流动的管制，将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交于经济发展的主体：民间企业和住民，弱化区域行政壁垒，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成本，同时为要素跨区域流动提供更为便捷的公共产品，包括交通通讯网络的建设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作出真正有效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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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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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一项开放性、关联性程度极高的新型产业，因此区域旅游合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个要素的合作，而是基于协作各方共同利益的需要，推动旅游要素在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的合理、有序流动，以实现各种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协作各方效益的最大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21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潮流。区域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对各方的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分工协作的运行机制。区域旅游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并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为前提。关于区域旅游一体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区域内，相邻的一些国家或地区，依据一定的规则进行旅游各方面合作的过程与状态。这种合作是通过实施区域旅游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品牌共享和信息共享等来促进区域旅游业的共同发展，实现区域内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发挥旅游规模效益。江苏省是我国旅游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内部差异显著。正如江苏经济存在南北差异一样，江苏旅游业的南北差异也非常显著。沿海三市（连云港市、盐城市、南通市）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先贤史迹，纯朴的民俗风情，丰富的物产，使得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和相似性，区域旅游开发极具非常大的潜力和可能性。且200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标志着江苏省沿海开发成为国家战略，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次重要机遇，更为沿海三市旅游一体化的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二、江苏沿海旅游业发展及合作现状
（一）江苏沿海旅游业发展现状
江苏省沿海三市旅游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形成共识，基础建设全面加强；旅游发展速度加快，区域产业格局基本形成，资源开发方兴未艾，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已基本完成产业配套，旅游接待能力大大提高，提前具备了旅游大市的接待条件；旅游管理机构日益健全，行业管理力度加大。为江苏省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通常旅游者对旅游地选择的结果直接表现为游客流量的大小。沿海三市的旅游收入与省内其他各优秀旅游城市间仍然存在着差距，2005年，全省4A级旅游区共55个，苏州就占去17个座位，南京、无锡也是各有7个，常州、扬州、达到4个，连云港达4个，南通2个，盐城2个。虽然，近几年来，4A级旅游区不断增加，但是与其他市相比还是存在差距。
（二）区域旅游合作现状
组建江苏旅游新干线联合体，为的是充分调动各式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建立旅游资源共享的模式，建设江苏旅游新干线无障碍旅游区，并且与三地旅游网站互为链接，共同建设江苏旅游新干线网站，实现旅游信息互通和共享，以统一旅游形象和统一宣传口号来积极打造旅游新干线整体旅游形象，塑造特色鲜明、品牌响亮的整体旅游，并形成三地旅游企业共推江苏旅游新干线旅游线路，以达成互引旅游客源的共赢局面。江苏沿海三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T”子形结构、“黄金海岸”和“黄金江道”的交汇处，是我国沿海南北交往的通道与枢纽，并拥有连云港、南通两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该区域旅游资源丰富、种类齐全、精品众多、特色突出，并且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形成了一个集渔家风情、湿地风光、海滨风景为一体的特色旅游产品体系。其区域合作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形成阶段（06年-09年）
2006年以来，江苏沿海三市以一条高速公路纵贯，并结合自己的特色产品，精心打造了江苏旅游新干线，通过对“神山仙鹤长寿之旅”的推介，在打造旅游新干线整体旅游形象、编排特色旅游线路、建立联合推介促销机制、推进旅游市场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了推进江苏沿海开发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多年的发展，江苏旅游新干线已经成为长三角世博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2．发展阶段（09年至今）
目前，在《江苏省古运河旅游发展规划》、《苏锡常地区休闲度假旅游发展规划》、《省特色旅游村镇规划》的编制工作日益推进，“省旅游景区交通与道路规划设计指引”逐步形成，各地的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南京编制了休闲旅游发展规划；苏州对乡村旅游规划进行了宣贯落实；无锡出台推进夜间文化旅游工程的实施意见；镇江、高邮、盱眙、赣榆、徐州市贾汪等地完成了旅游总体规划的编制；无锡灵山景区三期、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扩建工程、苏州李公堤、扬州万花园、泰州老街等项目建成开放；扬州瘦西湖等8家创建5A级申报单位通过省级初评等等，全省已初步形成了旅游战略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和项目总规、控规、详规为主的旅游规划体系。在全省旅游战略与区域规划的指导下，江苏沿海三市在江苏旅游新干线-神山仙鹤长寿之旅成为了江苏省向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重点推介的特色旅游线路，随着上海世博的召开，此线路也成了江苏对外重点推介的世博之旅精品线路，并且成功入选2010上海世博之旅线路，沿海三市的旅游业正向深入发展。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城市群旅游景区景点开发深度不够，低层次重复、粗放式经营等问题也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日益凸显。旅游产品体系以观光旅游为主，城市旅游、文化旅游、休闲度假、特种旅游等高附加值产品发展相对缓慢，旅游产品单一、老化，差异化不明显，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初级化问题突出，缺少带动力强的部级和世界级品牌，形象推广与品牌营销力度不够，旅游形象和品牌化建设滞后，旅游管理及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地区旅游发展很不平衡，区域旅游合作相对迟缓且合作程度不一。全面推进旅游一体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三、沿海三市区域合作的必要性
现如今以各自特色为中心的旅游发展，很难满足游客旅游多方位的需求，并且直接导致经济的缓慢增长。近年来，旅游区域合作正趋紧密，作为江苏旅游发展的重要的支撑和增长极，缩小与苏南地区的差距，实现苏北旅游的快速崛起，不仅是苏北各市的殷切希望，更是建设旅游强省的有效途径。
（一）三市旅游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旅游业是以资源为导向的，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分工深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近年来，伴随着全国旅游的不断升温，各省为了追求旅游可以带来的经济利益盲目开发旅游项目，只要有利益就不顾后果的开发，这样做会导致旅游分工向无序化方向发展。所以，也正是由于缺乏旅游合作意识，沿海三市虽然旅游资源极为丰富，但在各地政府指导下的旅游开发依然不是很景气。因此，随着三市旅游分工的深化，必然会依据自身的实力开发旅游项目，在分工体系中定位，通过寻求区域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实现利益最大化。
（二）提升三市旅游竞争力的必要要求
我国大多数旅游业正在经历一个由单个景点之间到区域之间的竞争发展过程，所以，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未来提升旅游竞争力的根本性的战略方法。江苏省沿海三市按照各自的旅游资源及发展现状来看，都具有极具竞争力的旅游景点，但还没有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大旅游区，相对于其他沿海旅游地区，旅游产业整体竞争力不强。例如，盐城地区的一些旅游景点正处于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滞涨期”，这些景区只有通过与周边景区加强合作，才能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迎来新的增长期。因此，要提升旅游整理的竞争力，必然要求消除区域之间的障碍，加强区域旅游合作。
（三）三市区域旅游无障碍化的必然选择
随着目前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很多地区独立的旅游开发模式日益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地区之间已经迫切要求打破各种障碍，联合打造区域旅游的品牌，实现无障碍旅游。通过旅游合作，三市可以实现三个无障碍和五个共享：即交通无障碍、服务无障碍、投诉无障碍及资源共享、市场共享、基础设施共享、品牌共享和信息共享。所以，这无疑是目前沿海开发的必然选择。
（四）实现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
目前，大多数旅游区都在考虑如何发展可持续旅游，而这些地区旅游的旅游可持续发展主要面临两大问题：第一是旅游资源利用与保护的问题；另一个就是旅游生态环境承受能力大小的问题。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力太强，许多珍贵的旅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遭受人为破坏，而旅游景区则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城市出游压力，尤其是一些世界遗产地，长时间超负荷运转势必使其生态环境遭受致命的破坏，竭泽而渔的经营方略必将导致许多珍贵旅游资源濒临灭绝。只有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合作开发共享旅游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合理分散客流、减轻超载景区压力，才能实现地区之间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
四、江苏沿海地区旅游一体化条件分析
区域旅游一体化主要涉及三大领域：一是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领域；二是相关机构设置，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行业规范、监督等管理领域；三是旅游资源开发、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相关行业及要素流通等市场领域。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的一体化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机构设置、制度、政策、法规的制定以及行业规范、监督等管理领域的一体化为区域旅游一体化提供了政策保证和政府支持，为其顺利进行指明了方向；旅游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和销售、相关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是区域旅游一体化的途径和载体，这三大领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在区域旅游一体化过程中，旅游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制度、政策、法规等领域主要靠政府合作；旅游资源、客源开发和产品供给方面靠企业合作；而非政府旅游组织的合作则主要体现于协调利益关系和规范行业行为。从旅游一体化三大领域分析，江苏完全具备发展一体化条件。
（一）资源条件
江苏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表现为：第一旅游资源丰富,这些自然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空间；第二沿海资源优势比较突出,港口资源潜力很大；第三休闲旅游产品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第四工农业旅游、水上旅游需求旺盛，生态、文化旅游为向高端延伸提供了条件；第五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加工技术力量雄厚、物产较为丰富，同时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娱乐项目，不仅有利于改善旅游消费结构，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收入，而且江苏文化底蕴深厚，为打造文化精品、丰富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可能。
（二）区位条件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的出口岸,与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一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可谓通江达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位于亚欧大陆桥的龙头和长三角的龙头之间,处于“二龙戏珠”的位置,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得天独厚的。
（三）政策条件
目前，江苏省在完善旅游规划体系基础上，根据旅游发展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景区档次方面不断取得成果，同时开展沿海三市的旅游专项规划编制，为沿海旅游大发展奠定基础，为沿海地区旅游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
（四）经济条件
沿海三市地处我国沿海和沿江经济发展带的交汇处，是江苏省确定的沿江、沿海、沿东陇海线的重点地区。全国的优势在沿海，江苏的优势在沿江，沿海三市则占尽江海之利，这种国家和省两级发展战略重点地带的复迭，使得区域合作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沿海三市都把沿海开发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行政推动,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土地电力供应充裕,交通环境明显改善,初步构建了以大港口为龙头,大通道为支撑,大园区为载体的发展平台,基本形成了支撑沿海开发的基础设施体系。
五、实施旅游一体化的构想
（一）利用旅游资源，打造区域品牌
品牌资源是携手合作的基础，这方面可挖掘潜力巨大。区域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发展战略。连云港以山海风光见长，盐城以湿地风光见长，南通以江海风光见长，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目前的“神山仙鹤长寿之旅”虽都有涉及，但对景点的涵盖不够全面，对特色彰显不够突出，还没有做到从深层次去深挖该景点的旅游价值，包括人文与历史等方面；三市虽有许多共性的旅游资源，但目前合作还不是很充分，连云港和盐城在生态旅游方面已经开展了很好的合作，但南通参与还比较少；三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科普景点也比较多，但都还没有实质性的合作；三市都有国际旅游卖点，例如连云港的宿城新罗村遗址、盐城的原始滩涂湿地、南通的朝鲜诗人金沧江之墓，但目前对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充分。为深化江苏沿海区域旅游合作，打造区域品牌，第一、沿海三市可以联合开展媒体联合宣传、互送客源、互推线路等多项活动，加强内部旅游交流与联合，共同做大做强江苏沿海三市区域品牌。要把开发旅游度假产品作为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加快旅游商务休闲度假产品的开发，提高度假产品档次。借助丰富的美食、地缘文化、民俗风情、以及水乡特色等不同的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主题活动，形成具有特色的旅游名优品牌，进一步推动沿海三市旅游业的发展。第二、沿海三市可以寻找“三市互为旅游客源与目的地”的合作策略，将市场打造形成一个四季客流不断的互换交流，组织该市旅游企业、新闻媒体前往其他城市开展交流、考察、宣传活动，实现旅游共赢局面。第三、沿海三市可以以网络为平台、定期互换旅游信息，对区域内重要旅游节庆活动、旅游产业动态，通过各市旅游网站、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二）挖掘区域文化，提升整体内涵
沿海三市具有自己优秀的文化底蕴。全国文明的教育之乡和长寿之乡南通，因苏通大桥的简称而成为上海的后花园，浪漫的濠河、美味的河豚，让南通令人流连忘返。盐城不仅拥有太平洋西海岸面积最大、生态保持最完整的海岸型湿地，更是拥有全球60%数量的丹顶鹤的仙鹤之乡，和超过1500头野生麋鹿的4A级自然保护区。而连云港则以《西游记》的发源地——花果山而闻名，此外，黄海、东海温泉、金镶玉竹和水晶等众多名牌，也让连云港成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旅游度假好去处。因此，我们应深度发掘顺应旅游发展需要的优秀地域文化，重点提升湿地文化、红色旅游文化、海盐文化、宗教文化等特色优势文化，通过对优秀文化的时尚化、产品化、市场化重组，通过物境、情境、意境设计，充分释放旅游业特殊的产业关联力度，最大化地发现所蕴涵的本体价值及附加值，塑造三市区域旅游鲜明的特色，以提升区域的整体内涵。首先，我们应重点规划地域文化的基地工程，如：建立民俗文化旅游村、文化工业旅游园、历史博物（陈列）馆等文化基地。其次，可以以当地民族风情的山歌、小调、劳动号子和民间音乐等为主，以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方式，邀请一批全国知名词曲作家来该区域作一次采风创作活动，推出几首经典的的旅游歌曲，唱响沿海三市民歌神韵，打造歌曲传播在旅游中的辐射作用。再次，可以对当地特产进行大开发，并加大对旅游服饰、配饰、装饰品开发，做到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扩大本土产品市场份额，进行产业化、规模化生产，做好旅游产品传播力度。
（三）确立协调机构权威，发挥其主导性
旅游一体化是在地区之间消除政策与环境障碍。江苏沿海区域合作的实施，对于各方之间的协调与控制无疑也是合作过程中的难题之一，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沿海三市内部必须配备一个功能强大的系统协调器作为决策和控制中心。从现实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目前还缺乏这样一个能够超越地方行政权限、稳定的协调器性质的组织机构。沿海地区现有的区域合作协调机构无论是在形式、组织上，还是在规格、权限上都远未达到系统协调器所应具备的条件。因此，从政府和政策层面上确立一个具有足够权威、类似于系统协调器性质的实际管理机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可以专门设立一个沿海旅游公司，负责领导、组织和管理合作各方的工作情况，内部组成人员由相关政府人员组成，人员配置上，在各市具体选择人员基础上，再由公司统一决定。
（四）激发合作力度，确保区域经济状况协调发展
经济状况是区域旅游产品开发整合的基础和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参与整合的各方经济实力都比较强，整合就可以迅速地进行是综合性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各部门关系密切，整合区域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旅游业在第三产业及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影响着区域旅游开发整合的起点水平、重点和规模等，区域内的交通、通信、水电等基础设施状况，制约着旅游整合的进程、内容及途径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交通、通讯、电力、邮电、车站、机场等大量基础设施可以共享，各地区间交通通信便利，构成了旅游开发整合的动力。推进三市旅游资源的深度合作，一些关键性的制约瓶颈必须打破。连盐通三市应该抢抓江苏沿海开发的有利机遇，充分调动三市景区、旅行社、宾馆、旅游商店的积极性，共打江苏沿海旅游牌，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来三市旅游。
（五）高效务实合作，谋求共赢发展
连盐通旅游各有千秋、各有侧重，必须树立“大旅游”的理念，快步推进全方位的合作。三市应对旅游资源进行有机整合，高起点规划建设景点，高水平开发旅游产品，高质量对外营销推广，广泛吸引游客的目光。例如，三市可以策划“黄金海岸生态游”，将连云港的连岛和温泉、盐城的麋鹿和丹顶鹤自然保护区、南通的濠河和海上迪斯科连成一体，打造休闲旅游品牌；推出“重走红色路，休闲连盐通”旅游线路，将连云港的抗日山和邓小平公园、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南通的苏中七战七捷纪念馆串联起来，再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等。在推介中，三市应该根据不同的特色产品和目标市场，共同设计具有震撼力的形象宣传方案，灵活巧妙地开展专场营销、会展营销、营销、网络营销，全面生动地展示这些黄金旅游线路；同时，实施区域联动、行业联合、企业联手、媒体联姻、电子联网，推进旅游内外互动，实现市场互换、客源互送、共赢发展。
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时，一般皆采用自由贸易区的形式，所以本文的分析主要针对自由贸易区展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获取资源的优化配置效应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要理性。关于自由贸易区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以用图1加以简单说明。
图1是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局部均衡分析，假设世界有三个国家：本国（H），本国潜在的盟国（F）及代表世界其余国家的第三国。左图代表本国，Dh与Sh分别代表本国某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本国的价格是Th。假设国际市场价格为Pw，由于国际市场价格远远低于本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根据比较优势，本国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持本国对该种产品的生产，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h，征收关税后本国的价格为Th。右图代表本国潜在的盟国，Df和Sf分别代表盟国对该种商品的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在封闭经济条件下盟国的价格是Tf。由于与本国一样，国际市场价格低于盟国封闭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盟国也是属于该种产品的进口国。现在同样假设盟国为保护其生产者的利益，维持对该种产品的生产，也征收禁止性的从量关税PwTf，征收关税后盟国的价格为Th。
现在假设本国打算与F国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谋取资源优化配置的利益。假设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各自对非成员国维持的关税仍为原来的禁止性关税，只是内部取消了相互的关税。由于本国的关税水平高于盟国的关税水平，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初期，本国的价格肯定高于盟国的价格，这样就会形成盟国的产品向本国流动的动力，产品的区内流动会导致本国的价格下降，但价格的下降具有界限，最低价格为Tf，原因是本国的进口来源是盟国，而盟国的最低价格为Tf。要知道本国最后的价格为多少，关键在于确定本国市场的供给。由于本国的价格间于Th与Tf之间，而且只要本国的价格高于Tf，盟国的产品就会全部供给本国市场，所以本国与盟国形成自由贸易区后，本国市场的供给实际上就是两国市场的供给之和。图中的Sh+f就是两国供给曲线的横向加总，也是本国市场的实际供给曲线。本国市场最后的价格取决于Sh+f与Dh的交点的位置，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高于或等于Tf，则该价格即为最后的价格，相反，如果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低于Th，则最后的价格即为Tf。在此为方便分析，假设Sh+f与Dh的交点处所对应的价格恰好是Tf。由于本国与盟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价格由Th降为Tf，消费者剩余的增加为梯形ThABTf的面积，生产者剩余的减少了梯形ThACTf的面积，由于政府原来没有关税收入，所以社会净福利增加了三角形ABC的面积，新增加福利皆来源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其中ABD为消费效应，即由消费者以较低的价格增加了一部分消费数量所引起，ADC为生产效应，即由较低成本的进口替代了一部分较高成本的国内生产所引起。对于盟国来讲，其市场价格始终为Tf，其出口并不会导致其国内价格上升，因为一旦价格高于Tf，其国内的消费者就会转而消费第三国的进口产品。在例中，盟国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相比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前均没有发生变化，但盟国的社会福利也会得到改善，原因是盟国消费者的消费全部来源于进口，消费数量为Q1，由于政府得到了为面积为TfEFPw的关税收入，此即盟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净社会福利增加额。
以上的分析表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是自由贸易区两个重要效应，前者有助于改善福利，后者则会导致福利的恶化，自由贸易区能否改善成员国的福利，关键取决于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能力，贸易创造型能力越强就越有可能改善成员国的社会福利。但现在的问题是，本国如果不是采用跟盟国结成自由贸易区的形式，而是采用方面削减关税的形式，同样能达到甚至会超过自由贸易区的收益。在图1中，如果本国将关税由Th削减至Tf，本国的净收益为增加额同样为三角形ABC的面积。这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在走向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为什么通常采用构建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单方面削减关税的经济理性问题。
贸易条件与发展中国家构建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
仅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以上所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问题，根据经济研究通常的思路，解释这一问题的途径就是从改变模型的基本假设条件入手。在第一部分的模型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假设：本国与盟国都是小国，这意味着两国构建自由贸易区前后对贸易条件没有任何影响。
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条件效应可以用图2加以分析，假设整个世界有三个国家组成：本国、本国潜在的盟国和由世界其余国家组成的第三国。本国和潜在盟国是进口X产品，出口Y产品，Oh和Of分别为本国和潜在盟国的提供曲线，为方便分析，假设初始情况下两国的贸易提供给曲线正好重合。第三国出口X产品，进口Y产品，Ow为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X和Y的相对价格就由本国、盟国及第三国的贸易提供曲线共同决定，假设初始情况下，世界市场用Y产品表示的X产品的相对价格为P0（即本国的贸易条件），此时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可以用贸易无差异曲线U0代表，盟国的情况跟本国一样。现假设本国为保护本国的生产者，对X产品的进口征收某一数量的关税，征税的结果是本国的提供曲线Oh向内移动，现假设移动至Oh''''，贸易条件相应变为P1，对本国来说意味着贸易条件的改善。在P1贸易条件下，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1所代表，显然与自由贸易相比，本国的社会福利水平得以提高（F国的福利水平图中也得以改善）。这种提高显然纯粹来源于贸易条件的改善。现假设本国潜在的盟国跟本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相应将关税提高至本国的水平，这样盟国的贸易提供曲线移动至Of''''，与本国的贸易提供曲线Oh''''正好重合。此时贸易条件演变为P2，两国新的福利水平由贸易无差异曲线U2代表，相比本国单方面提高关税来说，两国的福利水平得以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获取贸易条件的改善通常会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经济理性。如果此时本国单方面削减关税，贸易条件将会恶化，福利水平也会相应降低。
普雷维什和辛格早在1950年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后来又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辛格等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进行回归分析，指出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贸易条件也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中占据重要比例的初级产品的角度考察。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相对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而言，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这一点得到有关学者和机构的证实。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4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1968-1987年间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每年都下降1.52%。1957-1982年间，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2%，这一恶化体现在四类主要的初级商品上：粮食下降了21%、饮料下降了28%、农业原料下降了45%、金属下降了28%。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相对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来说，其贸易条件同样也在恶化。汉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间，发达国家的初级产品单位价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则年均下降了1.82%。联合国在2000年1月的统计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指数分别下降了25%和58%。随着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初级加工品生产领域，从1980至1999年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价格又下降了4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5%，非食用类农产品价格下降了30%，矿物价格下降了45%。
其次，从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中占据同样重要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角度考察。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也由初级农矿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转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对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交换。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并没改善，而是继续呈恶化趋势。汉斯和沙卡等人的研究为该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他们通过对29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5-1985年期间出口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表明，这29个国家出口制成品的价格指数年均下降0.65%。
最后，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长期趋势考察。世界银行在《199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指出，1980至1995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NBTT）和收入贸易条件（ITT）都呈下降趋势：如果以1987年为100，那么这两项指标分别从121和105下降为91和89。这意味着，即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还会延续。这种延续将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制成品与发达国家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发展中国家的初级知识产品与发达国家的成熟知识产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综合上述，我们可知，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基本现状，发展中国家采用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不是单方面削减贸易壁垒的形式走向自由化的经济理性，主要是基于贸易条件方面的考虑。
参考资料：
1.波得•罗布森，国际一体化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电信产业的长足发展已经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随着信息社会的即将来临，世界各国都必须对于电信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予更多的关心和注意。在电信产业带来的新变化和挑战中，电信一体化起着革命性的作用，它对现存的法律体系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由于中国在这一领域还没有太多的研究，笔者试图通过对于电信一体化的原因及其影响以及对于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特别是对英国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的分析，以期对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法律研究起到一定作用。一．电信一体化的概念为方便本文的讨论，电信一体化的概念是首先需要定义的。电信一体化的英文表述为“convergence"，其基本含义被一体化。根据牛津现代高汉双解词典，一体化是指“自四面八方向一点汇合；收敛；聚集”。特殊到电信这一领域，“convergence"被赋予了专门的含义，笔者在本文中暂且将其称之为“电信一体化”。根据《电信、媒体及信息技术领域一体化及其对法规的影响的绿皮书》1，电信一体化被表述为下列两方面的内容：(a)不同网络平台实现在本质上相近的服务；.(b)电话、电视和电脑等个人消费设备的一体化。英国电信办公室2在其向议会选择委员会提交的第二版报告3中将电信一体化表述为音视频通讯以及广播领域的下列的活动的混同：(a)电信（包括声音和数据服务）；(b)电脑（包括接入公共通讯网络的硬件和软件）；(c)广播等其他基于网络的声像服务；(d)上述内容的组合（例如互联网的互动服务）。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电信一体化是指对于不同产业，特别是电信、广播、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融合的表述。二．电信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对于电信一体化产生的原因，国际上有广泛的共识，那就是电信一体化产生于技术层面。由于电脑、网络以及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原属于不同产业的传统的和新兴的通讯，不论是声音、数据还是图像，都可以通过不同的网络提供，并最终导致了电信一体化的产生。根据笔者的理解，电信一体化产生的技术原因如下：1．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在电脑及电信产业等产业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以及数字传输技术。通过数字技术，信息被转换成计算机可执行的格式。简单来说，计算机会根据一系列的“开关信号”来作出反应并运行程序。这些“开关信号”要么是开要么是关，是二进位信号，被表述为：“0”或“1”。本质上，任何形式的信息，无论是声音、文本、照片、声音还是图像，都会被转换成一系列的二进位的指令，4待对方接受后，再还原成原始的信息格式，并根据需要进行处理。数码技术的高效性和高保真性远胜于模拟技术，从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信息的数码化构成了电信一体化的技术基础。2．网络和压缩技术通过新的铜导线、光纤以及无线技术的应用，网络的带宽已增加了很多。网络带宽的增加使数字数据能够被高速和高效的传输和接收，从而为高质量的声音和图像信号在不同网络间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此外，压缩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减少了需要传输的数据量，从而提升了现有的网络的传输能力,使原先认为只能在更高效和昂贵的宽带网络上才可能提供的服务也能在现有网络的基础上提供。网络的普及，网络能力的大辐度提升，网络使用者的增加以及网络应有软件和程序，特别是压缩程序的广泛应用，在电信一体化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网络和压缩技术的发展是电信一体化在事实上成为可能。3．计算机技术作为网络终端，个人计算机在互联网的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到现在，个人计算机已经成为功能强大、高效、多功能的数据处理中心，有能力处理不同的声音、图像信号，甚至模拟3D环境。在强大的个人计算机的支持下，用户才能够真正体验到电信一体化带来的诸多好处。并且，个人计算机的价格也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竞争的日趋激烈而大辐下降，使一般消费者都能够负担得起。对消费者来说个人计算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生活必须品。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电信一体化提供了应用空间。上述技术特点为电信一体化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形式的信息都可以被数字化并且通过任何网络进行传输，并在一个或多个终端上复原到最初格式并加以利用。三．电信一体化对于现存法律体系的挑战在广播、电信以及信息技术等原先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产业并且广播以及电信甚至有其专门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电信一体化的出现打破了现存体系的结构，这些产 业原先清晰的界限已经模糊了。并且，电信一体化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产业的联合和合并。这样，由于法律指向的对象已经不在存在，现存的建立在不同产业区别的基础上的法律体系面临着电信一体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另外，新的服务的出现以及现在服务的发展将很可能创立一个唯一的信息市场。新的信息市场的出现会导致一系列的全新的问题的出现，例如说垄断、价格控制、网络互通、公平竞争、消费者保护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等等。这些新问题都是立法者所需要面对的。1．对于法律一致性的挑战在电信一体化的情况下，通过任何网络来提供日益增加的各种类型的服务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现有的法律体系则是建立在按照不同的服务各自的特点进行区分的基础上的。比如说，尽管电影、音乐和文本现在都可以通过数字格式进行传输，它们仍然由不同的法律法规进行管辖，特别是以这些数据不同的传输方式为基础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基于传输方式的法律管辖势必会导致对不同服务的歧视，而这种歧视又会成为公平竞争、投资以及服务本身的限制。再如传统的广播电视正受到新兴的基于互联网的网络电视的挑战，网络电视实际上实现的是与广播电视同样功能，提供同样的服务，只是由于传播方式的不同，就可以免受法律法规对广播电视的诸多限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对传统的广播电视并不公平。2．全球化的挑战由于国际互联网打破了国家的地理界限，全球化已经不再仅仅存在于想象中，而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在新的全球化的环境中，服务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这样对于某一地区的投资也就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这一地区对于网络和服务的规范程度。某一地区对于网络和服务的过度或不适当的规范不仅会在技术上面临很多的困难，而且会经济活动的外流，从而会影响该地区的信息化。3．充裕度对于以稀缺度为基础的法律体系的挑战基于对辐射频率及其内容等资源的稀缺性的反映，现有的法律规范通过许可制度来管理网络及资源的分配，但是这些法律规范正受到电信一体化的挑战。现在的市场及技术发展趋势，比如说网络传输能力的根本性提高，不同内容和服务在各类平台上传输的可能性，竞争性线路的增加以及数字压缩技术的提高，已经表明在完全数字化的环境下，稀缺性已经过时，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这样现有的法律体系也就需要重新加以评估。4．对于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挑战现有服务根据其是公众活动还是私人活动由不同的法律规范。电信一体化意味着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界线已经模糊不清。举个例子来说，原先的电话话属于公众网，现在由于网络互通，公众网和私人的网络已经混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国际互联网，在使用中无法加以区分；原先认为是公众领域的邮电、广播等产业也由于电子邮件、互动广播等方式的出现而淡化了其公众活动色彩。因此现在的基于公众活动和私人活动的区分的法律体系在技术调整发展的今天可能需要重建。5．对于立法结构的挑战在电信一体化的范围内的立法机构的分列性、复杂性以及多样性是一个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基于对于法规重复规范以及需要应付多重立法者的风险的考虑，经营者可能要求对现有的立法结构进行重新调整，以使其合理化，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障碍。四．电信一体化对于几个相关领域的挑战为进一步的讨论电信一体化到底对现存法律体系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挑战，笔者将从以下几个领域进行讨论：1．电信一体化对电话业的挑战通过国际互联网的语音服务是电信市场近几年来的最新发展，这一新兴业务对现存的市场结构，尤其是对于基于公众电话网的电话业务带来了重大挑战。新技术的采用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对国内以及国际电话价格造成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并导致对现存的电话费用结算体系的根本性变革。5从技术上来说，传统的电话要求在呼叫方和被叫方之间建立起一个固定的回路，但是“网络电话”则是将数字形式的声音信号通过一系列的网络进行传输，构成所谓的“虚拟回路”。尽管“网络电话”相对于传统的电话来说声音质量要差一些，但是仍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尤其是考虑到其价格因素，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网络电话”的声音质量仍在不断提高之间，并且已经和传统电话没有太大的差距。“网络电话”要比传统的电话便宜的多，不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网络带宽，并且可以通过压缩技术有效的减少需要传输的数据量。压缩技术带来的压缩比是惊人的，比如说20：1在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压缩比例。除了数据是通过互联网传输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外，现存的互联网付费方式也是“网络电话”得以盛行的一个重大经济驱动力。由于互联网是使用公众网和私人网络的“网络的网络”，用户只需要向本地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6支付?尤胫鞲赏姆延茫宦燮浯淞耸裁茨谌莼蛘咄ㄑ兜牡降自谙喔舳嘣兜乃街浣小U怯捎谡庵钟刖嗬胛薰氐母斗呀峁梗埂巴绲缁啊背晌喽杂诖车缁案呶Φ难瘛W魑缁暗木赫撸巴绲缁啊倍源俳还衣⒍显擞炭刂频牡缁凹鄹竦南碌髌鹱胖凉刂匾淖饔茫蘼凼嵌杂诠诘缁盎故嵌杂诠实缁啊4幽持忠庖迳纤担骸巴绲缁啊奔铀倭说缧攀谐∪蚧约白杂苫慕獭?/P> 2．电信一体化对广播业的挑战由于广播业的特殊性，广播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规范，甚至是复杂的或是多重的法律规范。从事广播业除了需要许可证并受到这一领域的法律法规管辖以外，服务提供商还要受到内容以及传播方式方面的法律的管辖。电信一体化却给广播业带了巨大挑战。迄今为止，只有重要的并且适合的公司才会被有关广播部门授予相应的广播许可。通过这种方式，广播部门能够控制服务商的活动以及在其运营频道上的广告活动等；小的公司根本就不可能取得提供广播服务的许可证。建立在技术的发展基础上的电信一体化却使这种方式面临种种问题。服务商开始通过互联网来向客户提供电影、电视或音乐节目，只需要满足电信部门的有关要求就行了。这样造成的区别对待是明显的：仅仅由于传输方式的不同，同样的内容却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法规进行管辖。这样，互联网广播服务提供商就规避了广播部门的监管，而传统广播服务提供商却仍然受其管辖。电信一体化给广播业带来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基于TCP/IP技术7，网络广播已经从“广播” 8转变成“窄播”了，同时个体用户可能通过互动方式来接受内容，从而使“推出”技术转变成“吸收”技术。由于现存的法律体系是建立在“广播”的基础上的，即充分考虑到广播系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出，但是现在在电信一体化的情况下“广播”已经变成了“窄播”，原有的法律体系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下的广播业。3．电信一体化对移动电话业的挑战在电信领域，基于迄今盛行的费用、带宽以及通讯质量的不同，移动电话与固定电话并不被认为是相互补充的。随着GSM标准移动电话技术的发展，如GPRS，以及第三代移动电话技术的成熟，移动电话网络的能力得到巨大的提升，从而能够提供原本仅属于固定电话网络服务范畴的多媒体服务，包括电子邮件、互联网接入等。同时，移动电话市场在近十年中取得了扩展。根据中国信息产业部的统计，2009年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将达到2亿。出于对移动电话网络基础设施投资的鼓励，各国往往对移动电话业采取鼓励政策，并给予种种优惠，但是随着电信市场的转变，主要是移动电话业的发展及其移动运营商市场地位的提升，移动电话市场将受到更多的管理并承担更多的义务。在英国，电信办公室就确定vodafone和BT Cellnet两公司9对英国移动电话市场具备“市场影响力”。这样，这两空公司就需要面对法律规定的具备“市场影响力”的种种义务和限制，以及这些义务和限制对于其提供网络互联的条款和价格的影响。4．电信一体化对于企业合资的挑战电信一体化进程以及互联网和在线服务的高速成长对公司企业来说意思着意味着战略性的机遇，并且导致一系列的企业合并及联合的发生。原属于不同市场的主要市场经营者，无论是在广播业、电信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等，纷纷通过设立合资企业来发挥和扩展其市场份额及影响力，从而在新的大“通讯市场”造就出新的巨型垄断企业。例如英国电信（British Telecom），英国天空广播公司（BskyB）,米德兰银行（Midland Bank）以及松下电子欧洲有限公司（Matsushita Electric Europe Ltd, may build）共同出资设立英国互动广播公司（British Interactive Broadcasting），从而向互动数字电视市场提供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新设立的合资公司依靠英国电信在基础设施方面，天空广播在节目内容及卫星设施方面，米德兰银行在资金方面，以及松下电子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很有可能成为新的市场垄断者，影响这一领域的公平竞争。但是由于这样的合并造有可能刺激技术的进步并且给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管理机关并没有简单的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81条（1）之规定10对其加以禁止，而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试图平衡合资带来的垄断后 果以及给用户带来的实际利益，最终在附加诸多义务的条件下，充分合资企业的设立。基于这样的观点，合资企业在承担能够防止滥用其垄断地位、保证市场公平竞争的相应义务的条件下，一般能够得到许可。这些义务包括网络互通、网关接入、非歧视性待遇以及价格控制等等。五．立法结构的变革――单一立法模式分析为迎接电信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现在的立法体系应当进行一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到底是在现有立法体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还是建立一个新的单一的立法模式是值得探讨的。由于仅靠现存立法机构的进一步合作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立法的重复和混淆，单一的立法模式看起来更加适合电信一体化后的信息社会，尤其值得关注。具体来说，单一的立法模式具有如下优点：1．有利于监控整个通讯市场由于通讯市场是是电信、电话、广播以及信息技术市场的融合，存在不同产业的联合或是合并，只有单一的通讯管理部门能够有能力和可能在宏观上监控整个通讯市场并能够评估对某一领域的决定对另一领域的影响特别是涉及跨领域问题的处理。2．有利于减少机构重叠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多机构管理的模式下，由于有不同的立法机构以及管理机构，人们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尤其是在还没有深入了解相关领域的情况下，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找何部门解决问题。而在单一的立法模式下，经营者或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不需要再为不知道应该找何部门解决问题而烦恼了，因为有且仅有一个通讯市场管理机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机构得到解决。3．有利于立法的一致性作为管辖领域互相重叠的结果，不同的独立立法机构倾向于根据其自身的考虑来进行立法，基本上不考虑其对重叠领域的影响。这样的立法势必会造成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不一致。在单一的立法模式下，这种情况将会被改变。最适合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的法律的协调、政策的一致将成为立法的主旋律。4．有利于立法和监督的有效性对于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中存在的仍具备一定特点的领域，单一的立法机构仍可以通过设立下属部门的方式来加以特别的管理，同时作为同一机构的共同部门，通过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沟通可能消除独立的机构各处立法的不协调的风险。另外由于部门存在共同的上级机关对其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必然能够提高相互间合作的效率。5．有利于节约社会财富与多机构立法模式相比，单一的立法模式可以消除不必要或是重叠的部门，裁减冗余人员，从而大规模减少支出。这样单一的立法模式将更加经济，有利于节约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节约社会财富。与立法模式密切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即如何平衡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法规在电信一体化后的通讯市场的关系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原则无论在任何产业或领域都应当适用，但是由于其过于广泛，不能完全适合于具体领域的自身特点；而通讯市场的特别法规也不能够脱离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 而存在。因此，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是互补的，而不是互相替代的。上述的单一立法机构可以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指导下，结合通讯市场的自身特点进行相应的立法，从而促进通讯市场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都权益并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六．电信一体化给英国立法体制带来的影响对于电信、电视及广播等产业，英国现在采用的是基于其不同产业特征的多重立法体制，部分如下图所示：(图表请打开: http://www.law-lib.com/lw/doc/1337.doc ;)为就电信一体化对英国现存的法律体系的影响作出相应措施，英国议会文化、媒体及运动委员会就电信一体化对英国经济的影响展开了一系列的听证和辩论。11对于立法模式的改革，主要形成了两大意见：一派以英国电信办公室为代表，认为应将现存的立法模式改革为双重立法模式，即仅留有两个主要的立法机构:电子通讯标准局和电子通讯委员会，12其管理的范围如下图所示：无线电管理局及独立电视委员会反对这一结构，坚持认为根本就没有办法明确区分内容/文化和社会公共政策信其他经济考虑。在仔细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后，委员会作出的结论竟然比电信办公室还要激进，认为应当设立一个单一的横跨整个通讯市场的立法机构，称之为“通讯规范委员会”，由该机构全权负责广播、电信和通讯基础设施的立法工作。13对于这一问题，英国政府起初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态度，并在与电信一体化相关的政府绿皮书中表述了 一种“等着看”的态度，以防止立法过于超前所带来的风险。14英国政府支持保留现存的立法体系，同时宣布主要的立法机构将增进相互间的合作。另人感到惊奇的是，英国政府的态度在2009年12月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政府白皮书中，英国政府计划为通讯业和媒体业设立单一的立法机构，通讯办公室，由其管辖电信、电视以及广播等领域，无论是经济范畴还是内容范畴。结论由于电信一体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而是对全球的技术、经济、社会及法律产生广泛影响的普遍现象，中国必然会受到其影响。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一领域仍没有太多的研究，基本采取广电部负责广播电视、信息产业部负责电信的分而治之的模式。具体到某些案例来说，为防止出现垄断或是在某些领域内减少竞争而人为的采取种种过激措施更是在实际上为电信一体化设立了障碍。但不管如何，电信一体化正向我们走来，这一结果并不因我们对其采取何对态度而有丝毫的改变。中国在电信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到底那种立法模式适合中国？如何在新的通讯市场中处理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特别法规的关系？如何采取适当步骤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及国家的总体目标？等等。为此我们应当努力进行研究，采取积极的态度和稳健的措施以迎接其带来的种种挑战，否则我们将会在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竞争中被其他国家远远扔在后面。1 Green Paper, 'On the Convergen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Towards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pproach', Brussels, 3 December 1997, European Commission2 Office of Telecommunications3 'Beyond the telephone, the television and the PC III'(3/98)-see www.oftel.gov.uk 4 Telecommunication Law(first edition, 2001), by Ian Walden and John Angel, Page 4085 'Regulatory Implications of Internet Telephony', Comput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Law Review, Ian Walden, 19966 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7 TCP/IP（传输控制协议/网间协议）是一种网络通信协议，它规范了网络上的所有通信设备，尤其是一个主机与另一个主机之间的数据往来格式以及传送方式。TCP/IP是INTER-->的基础协议，也是一种电脑数据打包和寻址的标准方法。8 “广播”系指将无线电信号或电视信号向不特定的公众发出9 vodafone和BT Cellnet是英国最大的两家移动电话运营商，此外英国还有T-mobile，Orange, Virgin移动电话运营商。10 Article 81(1): "The following shall ;be prohibit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ll agreements between undertakings, decisions by associations of undertakings and concerted practices which may affect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which have as their object or effect the prevention, restriction or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within the common market.", EC Treaty11 Fourth Report of the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Select Committee inquiry into the Audio visual Communications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Broadcasting , May 199812 OFTEL‘s Second Submission to the Select Committee, 'Beyond the Telephone the Television and the PC III', dated March 1998,13 'The Multi-Media Revolution', May 199814 'Regulating Communications: Approaching Converg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July 1998
1.扩大对外贸易。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对外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外贸易量也是逐年上升。但中国是人口大国，GDP总量虽然很高，但人均收入仍位列后几位，人民的生活水平依旧差距较大。面对这样的国情，我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总是依赖于劳动输出，在技术及知识领域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所以我国要改善对外贸易的环境，在技术、知识领域积极提升，显示出优势，才能在国际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们的优势主要集中于充足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但是不能仅仅依赖这些，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要在尊重资源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应用。总之，我们要积极改革，不断进步，让中国的国际贸易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
2.深化产业结构。中国的经济想要跻身世界顶端，光靠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很艰难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应对经济一体化有效的方式。中国的产业结构一般是比较浅层次的，比如一部手机的完成，核心部件是其他国家的，而中国的工作只是外壳的制作，整机的组装，在中国来看，赚的钱是很少的，而且对于中国的环境和资源是浪费的，不利于长期发展。所以，中国要改善这样的产业结构，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促进发展。对于本国的人才培养也要重视，培养出属于自己的人才，才能占据有利地位，有利于深化产业结构。
3.突破贸易壁垒。经济一体化导致许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体系，利用关税壁垒，只允许本国内部或指定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将很多国家排除在外，不得与本国有经济往来，这样虽然保护了本国产业的持续发展，但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中国因为有着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出口的商品价格较其他国家低，中国的商品在国外很受欢迎，基于此，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积压，资源的耗费。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可以采取“逐个突破”的策略。也就是说在中国形成几大产业集中地，每个地区都有属于自己的产业，追求本产业的“精”。比如在浙江义乌，就以出售小商品为主，义乌的饰品、玩具在全国来看都是领先的，所以将小商品的批发定在义乌，有利于商家的竞争，形成质量更好的产品，出口时也就更具有优势。再比如上海，是改革开放后的重点经济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金融贸易区等特区。我们就要以此为中心，建立上海的经济特区地位。
4.熟悉国际法规。国际上建立了很多经济法规，为的是让全球经济可以有序的发展。中国要想在世界上发展经济，必然要了解国际法规，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保护本国利益。很多时候一些国家利用比较卑劣的手段欺负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掌握了国际法规，就可以掷地有声的回击，有效的保护了本国利益不受外来侵略。
二、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
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开始，世界人民就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来往，久而久之就实现了经济的全球化。商品流通、人才流通、资本流通，各种方面的贸易流通构成了我们的国际贸易，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在本地区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享受着世界的飞速发展。
1.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各集团内部的经济增长。因为经济一体化下，每个经济区域组织都有属于自己的贸易条例，内部成员国在其中享受着贸易的方便，有的建立了共同的税率机制，在成员国之间税率是相同的，制定了相同了税率来对外。有的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同盟，还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了同盟。有利于成员国之间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实现经济互补，同时也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繁荣，提高了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都是区域性的经济组织。不仅对成员国内部有积极影响，对于世界来说都是有利的。增强了世界的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世界和平，促进了资本、技术、人才和商品的国际流通，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2.跨国公司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跨国公司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如果跨国公司可以很好的利用经济一体化，在竞争中显示出特有的特色，那么国际贸易也会不断发展。首先是跨国公司间的外部交易。优胜劣汰是自然生存的法则，跨国公司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境况。公司间可以采用兼并的形势，将一些不太占据优势的企业兼并，扩大自己的产业，又或者可以收购一些小型企业，增加自己企业的覆盖率，对于跨国公司的发展相信是有利的。其次是跨国公司间的内部交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企业间也是可以说通的。跨国公司并不是神一般的存在，也需要各种新力量的加入。这就说明每个企业间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当然不能将核心产品共享，但一定的管理方式，制度方式还是可以借鉴的。共同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是每一个企业合作的前提。
3.中小企业在经济一体化下的国际贸易。中小企业虽说不是国际贸易的主流，但也是国际贸易大流中不可缺少的活跃力量。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政府的支持，得不到政府的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只有政府重视、支持中小企业，才能使其增加国际竞争力，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人才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核心，没有人才的加入是很难进步的，所以中小企业要广招贤才，给人才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这样才能增加企业的活力，使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小企业要有与大企业合作的勇气，要有融资的勇气，只有与大企业合作，才能更快的使企业扩大，给企业有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运行过程中，企业要不断与大的企业争取贸易的机会，要积极利用闲置资金充实企业发展。
4.经济一体化下国际贸易的弊端。贫富差距的加大。在经济一体化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占据主导位置，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底子薄、技术水平低、生产设备落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经常处于劣势。这也就使得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平衡状态，总是徘徊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很少，资本流通受阻，不利于全球化的正常贸易。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的掠夺和开采，并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将一些垃圾及有害物质向其他国家倾卸。这样的国际环境就不利于国家间贸易往来，不仅危害了受害国的利益，更是危害了世界的环境与和平，不利于人们健康舒适的生活。经济一体化使得许多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增大，这都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有许多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当经济来往时，这些民族之间就会产生摩擦。在办事方法、待人接物等发面会有歧义，造成沟通困难，也不利于贸易的正常进行。
三、总结
一、开展“两防一体化”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人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人类社会发展史，特别是一些发达目家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社会的现代化程度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高，政府对社会提供的保障服务也随之不断提高和完善。密切关注社会生产的安全和人民生活的安全，不断提高社会运作和人民生活的质量，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同时，各种灾害事故隐患也逐渐增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和生存环境，已成为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有关资料显示，建国五十年来，全国平均每年因各种灾害而死亡的人数多达数万，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6％，大大高于发达国家0．3—0．5％的比率。且不说震灾、水患等自然灾害，生产、生活中的灾害事故亦频频发生，在一些领域甚至呈上升趋势。如化工事故，据统计，1969年至1981年，全国登记在案的为102起，到1987年已增至3617起，不仅上升趋势很快，而且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也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来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大。仅黄岛油库、深圳清水河化学品仓库两起爆炸事件，就造成20多人死亡、100余人受伤，疏散转移居民13万余人，经济损失达3亿多元。这些灾害事故，不仅给城市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损失，而且影响和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全面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生产和生命财产安全，组织人民群众对自然灾害和各种突发事故进行有效的防护与救援，预防和减少灾害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政府的紧迫任务。
目前，我国的防灾和抢险救灾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比较松散，没有从总体上建立起一套统一的社会救援组织体制和自如高效的运行机制，各种灾害救援力量分散于不同行业，隶属于不同部门。这种组织体制，固然有专业性较强的特点，但又有综合性不足以及条条管理、自成相对封闭体系，不便统筹救灾准备工作和协调使用各种救灾力量等严重缺陷，特别是现在，“复合型”灾害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来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多，这种救援工作体制更显得与现实需要不相适应，直接影响着防护和救援效果，也难以使防灾救灾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预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防灾害事故的计划性、灾害事故的突发性和抢险救灾行动的综合性，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综合管理开展灾害事故风险评估和研究制定防灾救灾预案，统一组织指挥和协调使用各种防灾救灾力量的组织机构，以便有效组织调度有关部门、单位，制定防灾救灾预案，在出现灾害事故时，根据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形成防灾和抢险救灾合力，预防和最大限度地减煞灾害事故造成的损失。就目前政府机构设置及其职责分工情况看，人防部门承担防灾救灾职能，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和条件。一是人防部门军地共管的领导体制和业已形成的军地密切协作的运行机制，便于协调军地两方面的力量参加重大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二是人防部门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组织指挥体系和通信警报系统，具有实施抢险救灾指挥调度的便利条件和迅速有效的灾情报知手段；三是人防部门既有的组织指挥专业人才队伍，熟悉组织指挥的内容、方法和程序。由于组织实施人民防空与防灾救援行动特点相近、方法通用，人防部门的干部队伍完全有能力承担从灾害事故风险评估、防灾救灾预案准备到组织实施防灾救灾行动等一整套防灾救援任务；四是人防部门已经组建和训练了一支包括七种专业技术力量的人防专业队伍，可基本适应遂行各种抢险救援任务的需要。战时组织人民防空和平时组织防灾救援总体要求和目的的一致性，敌空袭后果和灾害事故后果的相似性，消除空袭后果和消除灾害事故后果在组织指挥方法、程序和力量使用上的共同点，说明人防部门承担综合管理防灾救灾的职能，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合理配置政府职能的最佳选择。
二、“两防一体化”是促进人防平战结合向更高层次发展，推动人防向民防转变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强人防建设的重大举措
在人防平战结合进程中，人防工程等设施的开发利用，推动了人防建设由封闭到开放，由消耗型向增值型发展的历史性跨越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是人防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一项重大成果。“两防一体化”势必有力推动人防工作在更宽广的领域服务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更具体地体现其“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的宗旨，加快我国人防与国际民防接轨的步伐，这既符合优化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国际民防的发展规律；既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也是人防建设新的生机、活力之源。
从国际上看，国外“民防”最早也是以“防空”的概念提出来。随着战争形态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民防”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不仅包括了防空袭，而且包括了保护居民在战争中免受各种伤害，进而延伸到平时保护居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当前，在国际上，民防已发展成为战时和平时保国保民的一项重要的防御国策，其职责已从保护平民生命财产少受战争和灾害事故的威胁与破坏，一直延伸到各种人道主义救援；从保存国家战争潜力拓展到平时抢险救灾，甚至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文明遗址。可见国际“民防”已经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概念，其职能已囊括战时和平时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研究和落实的是生存与发展这两个事关国家安全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一种体制和机制上的高层次的平战结合。我国已于1992年加入国际民防组织，又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面对与国际民防的差距，应当深入研究国际民防的发展规律，借鉴其先进经验和做法。要通过实施“两防一体化”，推动人防平战结合向更深程度和更高层次发展，把人防战时防空救灾的职能延伸到平时的防灾救灾，把两者在体制的层面上结合起来，并切实体现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中和蓝图上，使人防建设不仅能够筑牢空天防护的“盾牌”，而且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系上一条“安全带”。
就人防事业本身的发展而言，空袭与反空袭、防空袭已成为现代高技术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 矛”与“盾”的较量空前尖锐、剧烈，人民防空的建设水平和御敌能力，直接关系战争胜负及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同时，现代高技术战争，敌空袭的隐蔽性增强、突然性增大，目标破坏集中，毁伤程度严重，消除空袭后果任务艰巨，因此，也需要通过平时的防灾救灾行动，锻炼提高处置各种突发性事故的能力，不断增强人民防空队伍的战斗力，为赢得防空袭斗争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人防系统虽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指挥、人口疏散、通信警报和掩蔽工程体系，组建了人民防空专业队伍，但实战能力尚未经过检验，尤其是人民防空的组织指挥系统和专业队伍，由于缺少类似实战的锻炼，战时能否有效发挥作用_，能否确保“打赢”，目前尚不好完全做出肯定性的回答，亟需通过参加平时的抢险救灾，大力推进“两防一体化”工作，使人防队伍得到应有的锻炼，从而不断检验和提高其战斗力。由此可见，加强“两防一体化”工作，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关乎人防建设质量和人防事业生存、发展的一件大事。
三、省级人防部门在“两防一体化”工作中应抓好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对于如何搞好“两防一体化”工作，近年来，一些省、市已经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经验。1999年，我省按照“以承担化学事故应急救援为重点，兼顾其他与人民防空关系紧密的救援，组织协调社会有关方面力量，消除事故(灾害)后果，推进人民防空与应急救援一体化”的思路，在石家庄等五个城市开展了化学事故应急救援试点，在取得初步经验后，从20__年开始将此作为人防工作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向全省各市人防部门做出部署，县级人防部门的专业队伍，正在按照“两防一体化”的要求组建。目前，沧州市已在人防办成立化学事故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邯郸市邯山区人防办已承担防汛和抗洪救灾职能，其他各市也在结合实际，积极研究开展“两防一体化”工作的措施和办法。从试点至今，已有五个市共接警处警30多次，迈出了实施“两防一体化”的第一步。但从我省乃至全国范围看，“两防一体化”工作还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尤其是各省、自治区，所辖各城市情况差别较大，防救重点不尽相同，领导层对这项工作的认识程度也不尽一致。如何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坚持下去，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我们认为，推动“两防一体化”工作，并使之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省人防部门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政策推动。开展“两防一体化”，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工作，是人防平战结合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件新生事物，要在一省范围内展开，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措施。在这项工作中，省人防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宏观指导，总体调度，出台政策，推动各市以政府行为抓好落实。应把“两防一体化”工作作为人防工作改革和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深入研究，精心谋划，主动与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政府、军事机关沟通协调，阐明利害；积极为省政府、省军区当好参谋，站在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着眼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深化人防工作改革，大力提高人民防空建设水平和战时、平时的服务保障能力，提出实施“两防一体化”的意见建议，以省政府、省军区或省国防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出台开展“两防一体化”的政策措施，确保其高起点开头、举步。
二是制订规范。围绕“两个适应”、平战两个需要和遂行防灾救援任务，对“两防一体化”工作的领导体制、运行机制和机构设置，人防部门与其他有关部门的防护职责界定和任务分工，建立社会救援网络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对事故灾害风险评估、分门别类制订防灾救灾预案和各项保障计划、完善指挥通信手段、整组专业队伍以及器械装备配备等明确标准，做出规范，并督导各市抓好落实，确保“两防一体化”工作沿着规范化轨道发展。
关键词：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高校创新性人才研究――大学生创新竞争力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2014WQNCX111）及广东教育教学成果奖（高等教育）培育项目高校协同实践育人项目化运作模式研究――以多层级共同演化理论为视角阶段性成果。
达尔文主义能否以及如何与社会科学结合一直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期间有着漫长和起伏的过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用导致了社会科学家对演化思维的长时间拒斥。作为社会科学的新兴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和纳森（G. M.
Hodgson & T. Knudsen）提出了“社会-经济演化”
（Socio-economic evolution）概念，旨在借鉴达尔文主义（Darwin
ism）的核心元素弥社会演化统一研究纲领的缺失。在上述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演化十分在意自身的合法性。与演化经济学相比，社会-经济演化追求更广泛和深刻的理论意蕴，表现为不局限于具体经验科学的建构，而是追求贯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普适性研究框架。
霍奇逊和纳森对达尔文主义的借鉴主要体现在方法论和基本假定两个方面，后者的痕迹尤为明显，尝试通过一系列基本假定奠定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起点。在科学哲学的语境下，基本假定预设了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基本观点，对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标榜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复兴，社会-经济演化的研究进路遭到了质疑，质疑者承载着社会科学拒斥达尔文主义的惯性，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可通约性”，而针对其基本假定的批评也直接动摇了社会-经济演化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在具体经验科学的层面已无法理清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争论，本文尝试运用科学哲学的观点重新梳理有关争议，为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一、社会-经济演化的基本假定
（一）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的达尔文演化机制。达尔文主义的核心元素包括变异、选择、遗传以及由这三者组成的演化机制。社会-经济演化明确追求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有效运用，通过考究历史，霍奇逊和纳森直接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追溯至达尔文本人：达尔文曾建议将其理论的核心原则普遍化，以图覆盖社会实体。霍奇逊强调，达尔文主义的普遍化不等于只能使用生物学术语解释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后者也绝不是生物（基因）还原的另一个版本。相反，社会-经济演化不必完全套用生物学词汇。社会-经济演化不仅解释了社会与经济演化单元的复制、变异、选择过程，而且将抽象的达尔文主义与具体的经验科学（演化经济学）有机相连，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另辟蹊径。[1]
（二）强调累积因果的效用。早期有关社会演化的研究自诩是“生物学隐喻”，表现为大量引入演化生物学原理和生物学词汇，但是，霍奇逊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物学隐喻”，应该迈向更深刻的“本体论”建构，因为作为类比方法的“生物学隐喻”制约了社会-经济演化的合法性。在他看来，社会-经济演化蕴含了研究纲领所需的各种“本体论”特质，可以发展成为一种万能的解释框架。需要注意的是，霍奇逊所言的“本体论”并非指代事物的本源，而应该是奎因（Quine）所指的“本体论承诺”。
霍奇逊认为：原则上，所有的产物必须在互连的因果过程中进行解释。自然界当中没有目的论或目标。一切都必须服从于以科学术语表达的因果解释。这是达尔文主义本体论的关键部分……每一个事件和影响都有原因。这种本体论承诺很早就为达尔文的朋友，著名生物学家乔治（George Romanes）所认可，他坚称达尔文主义首当其冲代表着因果分析。[2]
（三）对拉马克主义的有限度兼容。在解释适应复杂性演化过程的理论体系中，达尔文主义和拉马克主义比较具有代表性。达尔文主义倡导生物（基因）演化遵循变异、选择与遗传机制以及累积因果的效用，拉马克主义强调获得性遗传是演化的基本特征，后天的外部环境是生物产生变异的主要原因，亲代通过对环境的适应获得新性状并遗传至子代。
霍奇逊认为在社会-经济演化的范畴内，演化过程是达尔文式，拉马克主义的解释力必须给予严格限定。他列出了例子：如房间里的人们受其中一人的笑声感染都笑起来了，认为这个场景表面上符合拉马克主义者所言在代际之间实现了的实质性传递，但是，人们模仿的只是作为动作行为的“笑”而不是作为能力的“笑”（Dan Sperber（2000）;因为每个人本来就具备笑的能力，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场景中，笑的行为举止被诱发了。因此，解释社会演化需要有效的遗传模型以辨析变异是否选择过程的产出。
二、有关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质疑
（一） “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不专属于达尔文主义。虽然社会-经济演化承继了达尔文理论变异、选择和遗传“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但是，“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在非达尔文主义的理论中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因而“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并不具备特别的“达尔文范儿”。因此，将达尔文主义简化为抽象的“三位一体”的演化机制是有问题的。 维特提出了连续性假设
（Continuity Hypothesis）作为达尔文主义普遍化的替论。连续性假设认为人类社会演化是以持续而漫长的生物演化为基础的，表现为当下人类的行为与心理过程深刻地受到生物演化的影响并与初民阶段的人类需求一脉相承，二者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谱系。
（二）社会演化与生物演化的关联性问题遭到诘问。在经验层面上，必须承认社会与生物有机体具有全然不同的结构，因此，如何关联社会-经济演化与生物演化是理论上的难点，达尔文主义者对此也是语焉不详。霍奇逊只是说过，“存在一系列核心的、具普遍性的达尔文原则，与每一领域相对应的辅假说一道，可解释更广泛的现象。” 但是，辅假说何以能够解释真实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则尚未展开阐述，这为批评者留下了口实。即使霍奇逊本人坚持从“本体论”的视野看待各种演化过程的同源结构，在缺乏理论模型适当性检验手段的前提下，达尔文主义的主张并非必然可从生物学推广至其他领域，而同源过程只是基于经验现象的抽象假定，霍奇逊未能对其进行证明，达尔文主义推广至各学科需要有效的证据支撑。就连相当数量的演化经济学家也承认生物与社会演化的异质性，不赞成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简单套用达尔文主义。基于物种演化的高度复杂性，对其进行解释需要依赖复杂程度相当的特定假说，即使依据坚实的古生物学证据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得到关于演化生物学有说服力的解释，但人们还是发现，许多生物演化的细节问题依旧争议不断。
（三）达尔文主义不能解释社会-经济演化中的意向性问题。维特认为，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在社会-经济演化中的兼容性涉及到另一个问题：意向性。生物的基因变异过程是盲目的，自然选择不能预设目标与方向。相反，在社会领域，很大程度上变异（创新）是非农盲目的，更多的时候是沿着人们预设的目标前进，因此，社会-经济演化也并非如生物演化的被动选择，而往往是主动选择。
三、社会-经济演化的科学哲学辩护
维特等人的质疑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偏颇之处。笔者运用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观点对社会-经济演化基本假定的合法性进行辩护：
首先，按照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理论是一个涵盖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的研究纲领，硬核也称为“基本假定”，既可以是经验命题，也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假设。硬核是科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一旦放弃硬核，理论也被随之放弃。社会-经济演化最主要的基本假定就是承诺了适用于各类复杂演化过程的变异、选择与遗传的达尔文机制，对达尔文主义的承继关系及预设各类演化过程具备同源性是一种抽象的核心假定，具有不可反驳性，不能以具体的经验现象这一形而上学命题。
其次，霍奇逊提倡对拉马克主义有限度的兼容旨在修改保护带以捍卫硬核。理论的保护带便是我们常说的辅假设，顾名思义，其功能在于保护硬核免受攻击。在硬核的假定与经验现象不符时，往往通过修订保护带，实现理论假定与经验现象的自洽。霍奇逊在坚持达尔文主义基本假定的前提下，通过修改辅假设，有限度融入了拉马克主义的理论元素。对于意向性问题与达尔文主义的冲突，可以通过厘清群体选择与个体选择，适当修订辅助假说，假定社会-经济演化面向社会群体行为，使个体行为的意向性不能影响社会整体演化过程。由此，社会-经济演化的有效性不取决于意向性。
再次，社会-经济演化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可以为社会与生物演化的关联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社会-经济演化借鉴了达尔文主义的分析框架，但已在本体论承诺的高度重建了话语体系，无须拘泥于具体经验层面的逻辑。正如霍奇逊本人所言，并非所有演化过程都遵循同样的演化机制，但社会-经济与生物演化的关联基础在于“高度抽象层级上的本体共性”，即：涵盖累积因果分析、具有普适性的演化分析框架。
参考文献：
“经济文化”一词，最近二三十年才在国内出现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后，人们开始更多的关注经济活动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更多注重利用文化学得张力，促使经济活动规范化、制度化、扩大化。但“经济文化”理论提出，西方比我们早了几百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利己主义是推动市场竞争的精神动力，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指出新教伦理中所提倡“天职论”“禁欲主义”等宗教文化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二战之后，全球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而“经济文化”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经济文化的界定
我国对于经济文化的定义是：经济文化是指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行为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反映，并指导该经济行为主体或群体的经济行为的价值观念体系及其表现形式。简言之，经济文化是从文化学的角度去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其研究视角为文化，研究对象为经济，研究目的是规范、指导、促进人类的经济活动。
在经济文化这一概念基础上，人们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将经济文化细化为广义、狭义的两种观念文化体系，或者说成是宏观经济文化和微观经济文化。
宏观经济文化是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依据、战略决策等文化内涵，也就是以社会总体发展为立足点，在鼓励经济增长、优化配置、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要注重制度、道德、观念等文化方面的建设，最终使经济发展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微观经济文化是在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诸如生产文化、消费文化、分配文化、企业文化、商业金融文化、科学技术文化、人际交往文化等等具体的文化范畴。
经济文化的性质
“经济文化”概念提出后，人们对经济文化的性质却有不同看法，人们争论的焦点更多的是经济文化与经济学、文化学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学科间的简单整合和有机的结合，经济文化到底是一个交叉学科还是新型学科？目前，经济学术界对此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种观点：经济文化是经济、文化基础理论内涵的有机结合，更多体现的是经济与文化的融合。过去几年中，有不少学者认为经济文化，就是经济与文化范畴的总和，并孤立地去研究其中所蕴涵的经济现象或文化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们对“经济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种简单的将文化学与经济学相加的理论，基本上得以颠覆。经济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它更多体现的是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内涵，或是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因素。
第二种观点：经济文化并非涵盖了整个经济活动和文化现象，它所涉及的仅是经济范畴与文化范畴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包括在经济活动中能体现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内容或是说文化内涵中有经济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经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创造利润，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而人类创造出的文化只有一部分具有经济价值，而这一部分价值，在强化“文化”的作用后，使其赋予了更鲜活的生命力,从而创造了更多的经济利益。此种观点较前者来说，进一步细化了经济文化的研究范畴，阐明了经济文化的性质，同时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研究对象等问题。
第三种观点：认为经济文化是一门新兴学科，并非是简单的学科交叉。经济文化更多强调的是将经济学原理、经济规律、经济现象与文化学相结合形成一套新的理论体系，用于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内涵就是利用经济理论、现象等手段，研究历史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宗教文化等文化现象对经济发展及政策的制定的影响；以及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和探讨经济问题，强化文化在经济活动的“张力”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的关系
经济文化与文化经济，一直以来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表述上有一定差异，在实际含义上也不尽相同。搞清这两个概念的差别，有助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经济文化的内涵。
经济文化，是指在经济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而文化经济则强调以文化资源为轴心，在文化学中蕴含着经济现象。“经济文化”、“文化经济”从概念上看，虽然都体现了经济学与文化学的相互交叉与有机融合，但二者所强调的内容不同，因此研究的对象、研究范围及研究角度也有所不同。经济文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及研究文化的价值；文化经济是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价值。
经济文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经济活动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现象、价值观等内容。其研究目的就是发挥文化学的内在的特有的潜力，并反作用于经济，使经济活动能创造更多价值。其研究范围更多的是那些蕴含文化价值、价值观等的经济活动。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发展方向；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30年间，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形成；同时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生机活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从封闭、半封闭到令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伟大转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间接调控为主要手段的经济调节体系正在促使政府职能快速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的提高；全民社会保障领域的改革正在深入；中国经济正在以一个崭新的开放体的形式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制度改革，使我国综合实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人民的消费能力显著增强，消费结构逐步得到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崛起对世界金融、产业和技术，以及对它们藉以运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也正是这30年，为我国的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思想、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模式等各方面宽松的成长空间，在这种环境下，管理学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成就。30年后的今天，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巨大变革以及更高的发展目标也给管理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管理科学在我国又迎来了一次新挑战，同时也孕育着一次新的机遇。
一、当今我国管理学所处的历史背景
1．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迎来了知识经济社会
科技进步是现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变革的根本力量，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给生产力带来了质的升华，并引领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时空。科技进步已经超越传统生产要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推动力。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进步不断向外扩展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边界，并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力量。知识生产要素化已经成为现实，一个技术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世界已由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时，信息的价值特征日益显现，它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信息流的管理已经成为对物质流管理的主要手段。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企业运作方式，要求各种生产方式建立在高效率的信息基础上。
知识与信息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知识经济的框架业已形成，并将人类带入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传统的资源如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自然资源支撑了经济的发展，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必定来自于对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积累、应用和管理。
2．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市场、组织和文化的全球一体化促使许多国家的多个社会经济单元，如金融、投资、制造、运输和通讯等，都已经打破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融成一体一个统一的全球市场体系正在形成。在这一点上，中国经济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而获得高速增长、全球经济也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中获益，同时美国金融风暴对全球经济的扩散型冲击都是明证。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生产、消费倾向、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参与者将其生产和市场要素在三维空间里的开放。此刻经济全球化所涵盖的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总量是恒定的，且每个参与者所得到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的总数成反比，因此合作是表象的竞争是永恒的。而借助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经济虚拟化却将这种开放引入了更深远的四维空间。此刻由于信息可被复制的特性，参与者的市场和生产要素的平均份额与参与者总数呈正相关，自发的合作和追求帕雷托均衡的可能性第一次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3．管理哲学思想的演变
人类的管理哲学思想及相应的实践活动正处于从经典的还原论向系统论和整体论的转变中，将复杂的系统化解为各部分之组合，再通过求和来了解整体特性的还原论，因其机械性，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科学的发展需求。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强调不仅要注意系统的构成要素，更要了解系统的整体有机特性，同时将客观事物对象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待，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以寻求各子系统能更好地发挥协同作用的帕雷托均衡这种哲学思想的革新正在动摇还原论的根基。
这种思想的变迁体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生产分工的综合性趋势。分工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步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标志也是还原论发展到巅峰状态的表现。而系统论和整体论却表现为专业分工的综合化，因为越来越长的职业分工清单从本质上讲不是专业分工的详尽，而是不同分工间界限的模糊化，这也正是信息社会注重功能整合和整体效益、强调柔性管理和应变能力的组织形式上的表现。
人类社会及其思维的上述变化必然影响管理科学的发展方向，并反映在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上又体现为多学科的交叉渗透和不同学科理论的融合。一方面，管理科学向其它学科渗透，形成了管理经济学、工程管理学、教育管理学等一系列新的学科；另一方面，管理科学又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成为自己的研究手段和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系统论和整体论并不意味着摒弃还原论，这是因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复杂的社会系统，一方面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尚不完备，而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社会学研究已经发展到了几近巅峰状态。发展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论的管理学是我们的追求，但此刻就抛弃还原论会使我们失去手中现在最为有利的工具，同时也只有通过对基于还原论的管理学无以复加的应用所带来的思考与不满足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观，须知任一高度的系统论可能是更高层次系统的还原论的构件，而任一层次完整的还原论都是该维度系统论的综合。
同时，本着“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管理科学存在将传统的理性管理理论与人性管理理论、当代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古代管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趋势。
4．自然资源的短缺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短缺，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传统能源的短缺正极大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短缺和伴随而来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达成可持续发展终极目标的巨大障碍，这也是以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到极致的自然表现。这种短缺呼唤狭义和广义两种生产方式的转变。其狭义一方面指的是对新能源和可替换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指为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而对“绿色”能源的追求。其广义指的是将知识和信息作为产要素引入生产过程而降低自然资源所占比重。
二、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从本质上讲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社会文化的结晶，且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管理科学在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在不放弃既有的社会体制一基本价值体系一意识形态的综合体和管理科学传统观念的前提下，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优秀部分，即吸收自由市场经济方式，并使之高效率地服务于现有的社会经济系统，这是明智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的创造性变革给我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1．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
管理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一直和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鲜有中国的声音。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因此我们急需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一方面我们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营养源，充实和发展自己的管理科学；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国外的先进理论。从古代到现代，西方管理学强调的是效率以及所依靠的技术和设备等客观条件，追求的是更大的效益；而有浓厚东方色彩的管理学则更注重人文效果，追求天、地、人的共存与和谐。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这种东方管理理念的核心。30年前，有西方人士断言，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中国的改革必然会以失败告终。而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傲立于世人眼前。马戛尔尼勋爵早在1794年就说过：“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任何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更为谬误的”。从中国的国情发，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将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提炼经验，并借鉴国外的先进思想、模式和方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是“中国模式”的第一次成功，也是我们对世界的巨大贡献。
减然，这种求变也不是我国管理学的“专利”，西方管理学也存在由崇尚自由转为加强控制，由管理“行为”转为“人本”管理的趋势。这种综合的趋势体现在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转化。首先，中国经济依旧包含着严重的中央计划体制色彩，正缓慢而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转型，也正是受到保护和控制的银行及外汇体系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相反，美国和欧洲等老牌西方经济实体已经不得已迈不了加强政府控制的道路。这样中国与西方经济实体的最终日标有可能是一致的，即实行一定程度政府计划控制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可能在具体的操作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引起这种转变的原因依旧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在巨大的外部扰动干扰下，任何经济实体也难以独善其身，而具体的措施不外乎摒弃原有的极端做法，吸收其它经济实体的可借鉴之处，兼收并蓄，加强相互理解，共渡难关。
2．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管理学的两重性决定了其理论来源必然依其包括生产关系和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属性及其自然属性。相应地，中国管理学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基于其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马列主义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是我们创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重要理论基石，其关于文化传统的理论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和提倡和谐的精髓。而其自然属性的来源是西方管理学中自由的市场经济对高效率和高回报率的追求。这其中，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基本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平台，而西方管理学中有益的部分是其方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者相辅相承，共同作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的理论来源。
3．创建具备东方文化底蕴的管理科学
在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中，以追求丰富的物质为目的，基于“经济人”概念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得到了大规模的研究和运用。在其“理性”的框架中，所注重的是计划、组织、控制和决策等管理职能的发挥，其目标是提升效益和效率。这在实现“温饱”的目标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奔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这种较为机械的模式应该得到改进、完善和发展。我们应该摆脱“经济人”的头衔，去追求“以人为本”的梦想。汲取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阶段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势在必行。东方传统文化作为管理学社会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得到管理学界的重视。即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管理哲学而不存在管理科学，那么发展具备东方文化底蕴、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管理科学依然具有空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此，选用“具备东方文化底蕴”这个表达方式，而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虚拟化要求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特征，这同样也就要求我们对传统文化采用“批判地继承”的态度。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合作和竞争是人类赖以和平共存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所以将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和东方人本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要求我们必须具备跨文化、跨制度、跨地域和跨国度的感悟能力、理解能力、综合能力和运用能力。古今融合、东西融合，建立符合中国现阶段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管理科学势在必行。
4．踏实严谨的学术作风
管理学在中国经历的高速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些带有地域特性和社会体制特性的鲜明之处，但无法否认，我们现有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依然停留在描述性和启发性的层面上，缺乏非决定性和规范性的特性。现有的管理学研究成果还缺乏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深层次的哲学支撑。空乏的理论构架由于缺少经验实证而无法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现有的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凡开始实证性研究就全然不顾社会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大胆照搬西方管理学的体系和方法；而一旦开始理论研究，又摒弃西方管理学的成熟范式，重起炉灶，自说自话。殊不知，只有通过新旧理论体系的充分碰撞，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才能使我们所要创建的“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具备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一致、强有力的物理解释能力和相当的预判性，以满足一个理论体系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要求。
总之，“继承一融合一存疑一批判一探索”是我们创建“中国模式”管理科学应有的学术态度；定性与定量手段综合并用是我们的基本研究方法；实证支撑理论研究是我们的研究路径；在实践中升华理论，并用理论指导实践，寻求最大化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我们的目标。
5．中国管理科学需要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管理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之一。日益强大的中国要求我们必须肩负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不应该仅仅是规则的遵从者。这一点正在慢慢变成现实。美国《商业周刊》撰文说：“中国正在所有方面造成令人震惊的巨大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她正在进入并改变着全球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它正在形成它自己的规则”。_42001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超过2000亿美元，2008年初的统计数据已超过14000亿美元，而同期石油价格却从30美元涨到了120美元。可见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幅为700％，而其真实购买力的涨幅仅为175％。这种购买力黑洞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对以金本位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摒弃。可见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切实地对现存的框架体系做出有效的修正，如果我们不能提出并确立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世界大多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快速增长的国力将会以几乎相等的速度消弭于无形。我们殷切地希望，能在世界管理科学理论及应用领域见证到与中国政治和经济相匹配的主动权和引导权。
最后，必须强调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的管理科学理论离不开具体的实际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管理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缺乏中国企业基于我们所发展的管理科学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案例，只能使我们的理论研究成为空中楼阁。
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人员的历史使命
宋代学者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撇开这句“宋明理学”纲领的正误不言，借用并重新诠释这句话，可以很好地说明我国管理学研究人员目前的历史使命及责任。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毛泽东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性障碍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主权，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