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2 01:16:00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区域经济要健康、协调发展就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从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持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分析
在迄今已经发表的关于循环经济的文章中，均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循环经济的定义。然而，现有关于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技术范式、经济形态等方面表述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循环经济的文章并不多。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为来源，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资源，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并举，把人类生产活动纳入自然循环过程中，所有的资源都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循环经济的本质是以生态学规律为指导，通过生态经济的综合规划和设计规范社会经济活动，使不同企业间形成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成为下游生产过程的原材料，实现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达到产业之间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使区域的物质和能源在经济的循环中得到永续利用，从而实现产品清洁生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和谐型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传统经济的“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的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而是通过系统内部相互关联、彼此叠加的物质流转换和能量流循环，最大限度的利用进入系统的物质和能量，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传统经济是“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性生产流程的线性经济，循环经济则实行“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生产流程，通过开采资源，生产产品，回收废旧物品，重新利用，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综合利用。可见，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
二、循环经济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
循环经济强调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是解决目前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最佳途径。主要表现在：一是可以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经济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强调资源的再使用和再循环，延长产品的使用期，提高重复使用率，使产品完成其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内在价值，提高各类紧缺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有利于减少污染排放。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第一准则，它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核降低污染，并在产品制造、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有助于恢复环境的自净能力和生态平衡，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共赢。三是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的加剧，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而资源型贫困、污染型贫困是三大差别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发达的地区，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越多。越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遭受的污染越为强烈。西部地区资源的粗放利用不仅没能摆脱贫困，反而带来资源的浪费和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功能互补，提高资源、环境的运行效率，降低发展成本。
（二）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
自然资源是区域生产发展的自然基础，某种自然资源的数量越多，利用该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的规模就有可能越大。有某种资源优势就可能发展起以开发利用这种资源为主的产业部门，不同种类自然资源的组合就有可能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利用对象的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资源结构对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区域资源分布图与产业分布图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同样的投入和工艺管理条件下，产出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区域自然资源的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部门分布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某些自然资源数量越少，对区域生产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发展循环经济可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合适的位置，使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的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循环经济能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
（三）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再生资源”闭环流动型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表现为“两低两高”，即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和高循环率，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弃物资源化和无害化。追求的是速度与效益并重，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使物质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降低到尽可能小的一种生态经济，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创新性经济发展模式，是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四）发展循环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
循环经济不仅充分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体现了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循环经济是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最佳方式，是促进经济、生态、社会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基本手段。循环经济是运用知识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来整合和提高物质流和能量流的利用效率。
由此可见，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
三、区域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
（一）在区域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大力推进循环经济
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中，要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目标，降低单位产值污染物排放强度，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设备和企业。用清洁生产技术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以及开发区的盲目发展。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要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建立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大幅度降低农药、化肥使用量。绿色消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以绿色消费推动循环经济发展。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要积极引导绿色消费，优先采购经过生态设计或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以及经过清洁生产审计或通过ISO14000认证的企业的产品，鼓励节约使用和重复利用办公用品，要逐步制订鼓励绿色消费的经济政策。
（二）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
生态工业园区是循环经济在区域层面上的典型实现形式。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的原理，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的循环途径，设计建立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的新型工业组织形态，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代谢共生关系。在产品、原辅材料和废弃物的交换中构建生态产业链，以达到工业集中布局，基础设施共同使用，资源节约利用，财富高效产出，废弃物循环回收，污染物低排放的目的。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园区，从规划、设计到整个实施过程中，都要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
用循环经济规律指导经济发展活动，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功能互补，统筹发展。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环境的退化，建立以市场调节为手段、法律保障为前提、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从收益中按适当比例支付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是承认生态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价值性质，是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体现生态价值、连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纽带，也是突出功能互补，降低发展成本，解决相邻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关键。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长期要求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无偿奉献、安于贫困、抑制经济发展，既不公平，也难以奏效，建立生态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3]卢振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J]，理论前沿，2003，(22)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联系；差别
一、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简要回顾
建国后，对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从1949年到1995年，经济处于又多又快增长(粗放型增长)阶段。其标志是1958年党的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把多与快放在好与省的前边，强调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总量扩张。第二，从1995年到2007年10月，处于经济又快又好增长方式阶段(既注重速度，又注重效益)。标志是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三，2007年10月后，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标志是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理论界，从1980年董辅礽发表的《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战略研究问题》一文中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2004年吴敬琏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的三个阶段(农业社会、第一次产业革命、第二次产业革命)、两种模式(靠自然投入的增长、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我国学者对经济增长方式做了很多研究。但在党的十七大以前，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没有超出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的分析框架。虽然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应看到它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制度障碍、技术重复引进、收入差距扩大、公众福利低下、资源掠夺性开发、环境恶化等问题。正如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一大创新，是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发展。因此，如何认识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区别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联系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二者的联系是：第一，二者都是经济发展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侧重于经济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方式侧重于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改善，二者构成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统一。第二，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也讲究经济增长质量，追求集约型、效益型增长就是又好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第三，二者相互促进，又好、又省、又快的经济增长方式能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有效、更持续。
三、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差别
(一)指导观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经济总量的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它的理论支撑由马歇尔提出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和当代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新古典模型、索洛模型)构成。经济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注重经济质量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改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借鉴西方的制度与技术创新、经济结构完善、增进公众福利、可持续发展、社会综合发展等发展观。又好又快增长、以人为本、“五个统筹”、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构建和谐社会等均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也都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
(二)研究视角不同。经济学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由低到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物本社会，主要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和财富的增长；第二阶段是人本社会，主要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第三阶段是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政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全面演进过程。经济增长方式以第一阶段以物为本的单一线性的生产要素研究为视角，主要研究成果有新古典经济学和丹尼森等人的要素学派(将经济增长的因素划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效率两大类)及模型学派(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和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等)。经济发展方式强调以人为本的学科多元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资源环境学等)和对经济学立体性地研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西方国家学者研究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有：庇古、坦普尔、贝弗里奇等人的福利国家论；克拉克、刘易斯和托达罗、库兹涅茨、拉弗等人的经济结构演进论；波尔丁等人的循环经济论；托夫勒、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等。(三)理论基础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的外延与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再生产理论和前苏联、东欧的一些学者论述)，西方经济学的要素配置与利用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佩雷、纳克斯等人)，增长的涓滴理论等。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依据有马克思的人的需要与全面发展理论、均衡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分享经济理论(魏茨曼等人)、创新理论(诺思等人的制度创新理论、熊彼特等人的技术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协调理论、增长代价理论、自然回归理论、持续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理论、生态发展理论)等。
(四)划分依据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以生产要素利用的数量和效率为依据，经济发展方式以发展模式或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为依据。美国经济学家E.R.W.坎佩尔将发展方式称为“ModelsofDevelopmentStrategy”(发展战略模式)或“ApproachtoGrowth”(处理增长问题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可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高速增长可能带来有增长无发展问题，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分析，是无效益或零效益情况下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增长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分析，是人民不能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经济增长；从发展经济学角度分析，是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甚至恶化的经济增长。针对有增长无发展的问题，需要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解决。
(五)类型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两种类型。经济发展方式分为制度创新型(科斯、诺斯、施莱弗和维什尼)、知识创新型(熊彼特、舒尔茨、贝克尔、罗默、普雷斯科特和鲍易德、卢卡斯、斯图尔特)、扩大需求型(凯恩斯、罗宾逊)、福利国家型、经济结构调整型、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等多种类型。
(六)衡量指标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要素投入的数量及配备比例、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实现翻番的时间、人均GDP的数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衡量指标除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外，还包括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口总数和净增率、国内发展指数、城市化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居民居住条件、每千人口医生数、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政府廉政指数等；教育发展指标，如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的比重等；社会公平与稳定指标，如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国民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收入差距警戒线、收人阶层结构标准、贫困发生率、社会保障覆盖率等；环境指标，如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等。
(七)推进动力不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推动力是引进技术、提高资源投入的数量与利用效率。在引进技术上，当前我国进口设备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光纤制造装备为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85％、大型成套石油化工装备80％、轿车工业装备和数控机床及纺织机械与胶印设备70％。在资源投入的数量上，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GDP增长10多倍，但矿产资源却耗费40多倍，废水排放量增长25倍。2003年到200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达32万亿元，比1980年到2002年的投资总额还要多，2003年到2006年的投资总额是1991年到1994年投资总额的7.4倍。在利用效率上，近年来我国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分别高出欧盟4.9倍、日本8.7倍，单位GDP的钢材、铜、铝消耗量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倍、4.8倍和4.9倍，单位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知识自主创新、扩大公众福利、循环经济、经济结构优化等。在制度创新上，要界定政府干预的经济领域、明晰产权、制定有效率的法规与政策、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务、制止腐败与寻租行为等；在知识自主创新上，要明确自主创新的路线与定位、加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高创新回报的社会环境、建立知识创新体系；在扩大公众福利上，要确立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并重互动的发展思路、强化公共财政意识，加大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不断提升公众社会福利水平；在发展循环经济上，经济活动要严格执行资源利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再生、再开发和多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三次产业间循环、工业园区循环、社会循环；在经济结构优化上，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
(八)功能作用不同。经济增长方式只注重协调生产要素间的经济技术及比例关系，不能协调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和外境的关系，不能协调个人、城乡、区域间的利益关系，不能协调国民公平待遇关系等。而经济发展方式能协调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现在与未来之间等各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关系。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立足于中国现实，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至今还未被系统地引入中国高校的教学中，目前国高校经济学院系开设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又有中高级之分）、制度经济学、甚至发展经济学等等还都是舶来品，并且中国经济学（本文所讲的中国经济学，主要指高校开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等课程）在高校教学中的地位还具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高校的经济学院系甚至取消了这方面的教学。一些多年从事《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也纷纷改行，从事西方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已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因此，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是无国界的，对中国也是通用的，没有必要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在中国高校开设中国经济学。笔者对此深为忧虑。我认为，适应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需要，不仅要引来舶来品、加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而且也要坚持和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
与自然科学不同，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学都是对特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并为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服务。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与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并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服务的。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并且中国经济将来无论发展到何种程度、何种阶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一样。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对中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尤其是要对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进行概括和总结，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不可否认，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不论从历史发展的纵向看，还是从不同国家的横向看，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和共同的规律。因此，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中国高校要开设西方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要真正为我所用，必须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外来理论只能当作肥料，中国经济学惟有礼根于中国土壤，才能茁壮成长。因为如上所述，中国现实的经济制度、基本国情、文化传统等都是与西方经济理论假定的前提严重错位的，脱离文化、历史、制度、国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论移接，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实际上，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同一阶段的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主义、一直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种种理论，都是为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服务的。现实“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奇迹’和问题已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难解之‘谜’，对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呼唤”（注：谷书堂，刘占军：《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之重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于光远、董辅réng＠①主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历史机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国经济学必将成为现代经济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注：黄泰岩：《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学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一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有人总是以传统的经济学严重脱离实际、学而无用、不成体系为由否定它，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20年来，由于实践的推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苦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在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创新。现在我国高校编写的中国经济学教材，如谷书堂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蒋学模主编的《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只是这些教材还没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为高校还没有统一的这方面的教学要求和大纲）。当然，中国经济学还面临着较大的改革任务，尤其是要创建出科学的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取消这方面的教学，等到统一的完善的体系建立之后再开设这门课。中国目前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中国经济学的指导，中国目前应用经济学的改革和发展也急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的水平、鉴别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更需要中国经济学。因此，在我国高校必须重视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始终坚持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改进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及其内容体系，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学的地位。
二、加强中国经济学基础学科地位之断想
1.理顺中国经济学与其他相关课程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中国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把中国经济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其他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地位在日益弱化，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经济学地位，有人一直在尝试打通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重构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使“两张皮”能融合起来，但结果成效甚微，不仅很难实现两者逻辑体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支离破碎。我认为作为《资本论》压缩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应独立出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为主要内容，重构中国经济学内容体系。这样，中国高校的理论经济学主要可并列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等。这有利于加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地位。
在目前高校的教学实践中，有些经济学院系取消了中国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用邓小平理论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甚至用时髦的应用经济学或管理学取而代之。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高校“两课”教学中，必须开设邓小平理论，但不能用邓小平理论取代中国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涵盖经济、政治、科学、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的科学体系，对多种学科和专业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与中国经济学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使是邓小平经济理论也只能是中国经济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盖中国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中国经济学应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创新性研究，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也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从目前已经出版
的一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场经济运行为主的，而中国经济学不仅要分析经济运行，还要分析经济制度、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等。并且中国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它们之间是一般和个别、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其他应用经济学更不能取代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经济学，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来解释具体经济问题，而是为各种应用经济学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2.拓宽中国经济学的对象
有人针对传统经济学教学内容枯燥无味，严重脱离实际等状况提出，要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传统观念，要把生产力、人与物的关系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对象。我认为，传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之所以出现枯燥无味、脱离实际等状况，其深层原因并不是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而恰恰是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这表现在：第一，马克思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经济学应当从现实的、实际的社会关系出发来研究社会经济现实，包括自身的概念。而传统的经济学不是研究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而是脱离国情、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论证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第二，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从横向看，它寓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从纵向看，它是多层次的，既包括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本质关系，又包括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等。而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强调生产关系的本质，忽视了对现实生动的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和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传统的经济学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状况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把“一大二公三纯”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从而导致在实践中大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认为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必须有专门的学科来研究，尤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更需要一门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经济学来承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就会犯“左”和右的错误，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当然，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且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但对生产力的研究要围绕着或服从于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力的系统专门研究可以另设新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等。
综上所述，我认为中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围绕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要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全面地深入系统地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体系（包括本质关系和具体实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服务。
3.加厚中国经济学理论基础
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经济学的对象决定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源泉应该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主动汲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还是对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且不说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即使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范畴和规律，在当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应该是中国理论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中国理论经济学要以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为己任，以历史的辨证的逻辑来考察今天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奠定了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和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及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战略理论、科教兴国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等，构成中国经济学的基石。
西方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维逻辑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和体系，必须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尤其是方法论上的长处，更值得吸收和借鉴。
这里的关键和难点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并融入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对此我认为要处理好两个关系。第一，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主要依附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引经据典的考据式研究，脱离中国国情，结果是交了许多“学费”，也没有完全搞懂。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经济学学习也存在“生吞活剥、食洋不化”现象，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与简单移植西方现代企业制度无关。因此，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要打破教条主义，要消化吸收，结合中国现实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矛盾，但在很多方面又是互补的、统一的。以前者为主要基础，吸收后者的有用成分，可以较好地解决两者的矛盾，实现两者的互补性，从而有利于解决和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如研究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果以西方经济学中三要素论为基础，承认物化劳动或生产资料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也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抽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因此，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但西方经济学侧重于价格方面的研究，其均衡价格论、边际效用论等在对现实的说明和解释方面，有其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再比如，对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的研究，以马克思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揭示两极分化的实质和深层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制度措施；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如基尼系数），可以从量上给予证明。
4.初步构建中国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
适合目前高校教学实践的迫切需要，可初步把中国经济学的体系结构分为经济制度、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部分。经济制度部分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包括所有制结构及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和经济体制（主要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作为以生产关系为主要对象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首先专门研究这些问题，不可能像西方经济学那样，以完善成熟的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直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该部分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两个主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为基本内容，吸收和借鉴西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经济运行部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和背景，分析微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企业制度、企业经营机制和企业行为，农户的经营机制和经济行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分析和研究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对总需求膨胀和不足的调节及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及产业政策等。这部分要吸收中国经济学家20年来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运行分析所取得的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
经济发展部分以马克思和邓小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有用理论，分析和研究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及特征和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因素（包括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教育、知识经济、自然资源、环境、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等等），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说明中国应当走怎样的发展道路、重视哪些因素、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和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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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高铁
如果你没有在春运时乘坐过拥挤不堪的普通列车，你根本无法想象那生不如死的巨大痛楚。动辄二三十个小时的旅程，让人深切体会到远隔千山万水的遥远。然而，在又一年春运来临的时候，人们在回家过年的方式上有了一种新的选择——高铁。高铁改变我们的生活。它让我们的出行更加快捷和便利，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象征。但是，高铁又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动辄几百亿上千亿元的工程造价和比普通列车贵数倍的票价每每让人瞠目结舌，也引来了人们对“高铁热”的热议。事实上，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经济上是否划算。
中国高铁由线成网世界一流
我们总是自豪于创造世界之最，如今，我们又可以自豪了，自豪于我们的高铁大跃进。从1964年第一条高速铁路到2006年40多年，整个世界建的高速铁路才不到4000公里。而中国在10年之内建设的高速铁路，已超过外部世界用40年建造的高速铁路的总和。1月4日，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表示，京沪高铁将于今年6月通车。截至2010年，全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8358公里，每天开行动车组近1200列，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已突破1000公里。2011年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全国铁路安排基本建设投资7000亿元，其中，高铁运营里程将新增4715公里，总里程将突破1.3万公里，初步形成覆盖面更广、效应更大的高铁网络。“十二五”规划建议，按照适度超前原则，加快高速铁路建设，构建便捷、安全、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募然间，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大规模兴修高铁的国家，总里程数与运输能力很快都将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
高速铁路是我国交通运输形式上的革命性突破，极大地缩短了地理距离，打破了传统的空间概念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限制，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在高铁沿线区域的快速流动和密集集散，进而推动资本、技术、人力等生产要素，以及消费群体、消费资料等消费要素实现优化配置和集聚发展，带动沿途各节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将对高铁区域内产业结构和经济格局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十二五”期间，高铁将会在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中西部崛起战略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论文网论文格式。
高铁建设深度影响经济发展
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高铁新线的陆续开通只是结果的密集显现而已，实际有关高铁的研究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如果撇开高铁建设的经济账，也撇开铁道部门的盈亏，以大规模的高铁建设为契机，大力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以电动机车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交通运输技术的极大提高，都根本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在中国建设高铁是件了不起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大事，如果这件事情做得足够成功，将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高铁的发展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和发展。一方面，高铁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其建设、维护和运营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高新技术的支持，会持续不断地为工程机械、信息技术、新材料制造等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创造出更多发展机会。另一方面，高铁带来的运输方式的变革与科研实力和自主创新方面的优势相结合，将突破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地域性限制，全方位地提升沿途与其他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合作的紧密程度，吸引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和资金，推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新的市场，优化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布局。而由高铁引发的同城效应、聚集效应和人才效应也给中心城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高铁的发展能够推动现代制造业快速发展和结构调整。高铁网络的延伸和覆盖会进一步强化制造业、海内外资本与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的态势。以武广高铁为例，作为身处高铁枢纽同时又具有较强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武汉市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更多地承接来自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项目，据相关统计显示，仅武广高铁就会给武汉市带来近千亿元的产业转移项目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这无疑将极大程度地提升武汉现代制造业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与此同时，武汉市也能通过高铁向周边城市实施产业转移，进一步优化本地区产业体系的结构，增强武汉地区现代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高铁建设能够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深化区域经济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高铁带来密集的人员流动将会创造出消费、商贸、旅游等一系列配套服务需求，从而拉动并促进地区间物流、商贸、服务外包、旅游、会展、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化城市综合服务体系的快速发展。同时加快城市圈经济社会融合的速度。高铁的开通进一步拉近了圈内各城市之间的时间距离，促使劳动力、资金、信息等资源的流动更加频繁，“同城效应”的作用更加突出，城市间协同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将会有力地加快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市建设四个一体化建设的进度。
贵族票价雷倒众多普通旅客
即便如此，这种“大跃进”式发展的高速铁路，在令人震惊的同时，也多少让人有些担忧。随着中国进入高铁时代，高票价、高成本及潜在的债务高风险等问题也使高铁大跃进面临着重重考验。
去年暑期，笔者亲身体验了一次中国第一条高等级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其速度与舒适果然名不虚传，从北京到天津只用了几十分钟，车厢内座椅和整洁度都堪比飞机。不过，即使是在暑期这样的客流高峰期，笔者所在车厢内仍空置有约一半的座位。去年在网上，曾有一张“沪杭高铁一节车厢只坐一名乘客”的照片被大量转贴。有些高铁日发车班次甚至被人为地控制，还不及实际运能的十分之一。武广高铁在2009年12月末投入运营后，铁路系统随后宣布停运了13对短途列车。目前，武广高铁来回票价最低是490元，比普通硬座车票贵了3.5倍，让不少民众大呼吃不消。难怪乎，一直被视为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和运营样板的京津城际铁路，仅从2008年8月1日开通以来的一年多时间内，亏损额就超过7亿元。而无论是运力被压缩还是运营成本无法平衡，在过去的一两年内，全国高铁的亏损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从京津城际到武广高铁，高铁票价与百姓承受能力的差距也一直是维权人士的关注焦点。据专业律师通过对京津高速铁路58元、69元票价和车次安排、客流量等计算分析，发现以29元半价销售即可实现高铁盈利，并提前收回投资；武广高铁票价在每公里0.252元基础上半价销售也可实现盈利。
过高的高铁票价，不仅令农民工承受不起，就连普通百姓也将高铁称之为“贵族专列”，只能适合年薪超过12万元的人乘坐。高铁票价甚至高过正常打折的飞机，无法让普通百姓真正体会到“像风一样快、像蓝天一样洁净”的高铁。显然，高铁作为一种消费较高的交通模式当前在中国建设的速度过于激进，超出了普通民众的接受能力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这才是造成高铁亏损的深层次原因。维持虚高价位的高铁只会高速驶离平民，与普通老百姓愈行愈远。试图打造“以贵取胜”高铁的想法，更是脱离国情。退回来讲，即便高票价能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但公众也懂得用脚投票的，最终怕是“贵族”高铁总也“高贵”不起来。
我们应该如何享受“高铁”盛宴？
人们并不否认，加快铁路发展十分必要，但长期以来，铁路发展始终主要靠中央政府的投入，民间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入中国论文网论文格式。从2004年起，铁道部大力推进铁路投融资改革，绝大多数新建项目均以合资铁路方式投资建设，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增幅较大，但所占比例仍很低。2007年以后，铁道部所占投资约占铁路基本建设投资的84%左右，投资主体单一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从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比例看，绝大部分是地方政府投资，企业投资较少；而且，企业投资也以国有企业为主，民间资本直接投资比例很低，铁路市场化投融资任重道远。
既然民间资本难以大规模进入，那就只能依托政府信用大量举债搞建设。据研究，2004年以来，铁道部债务资金占其投入铁路基本建设资金的比例快速增加，已由2004年的25%提高到2007年的55%，而且有继续上升趋势。按照铁道部公布的计划，2008年到2012年铁路在建项目总投资约为2.7万亿元，以铁道部投资比例84%测算，到2012年完成在建项目需要铁道部投资约2.3万亿元，但铁道部能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权益性资金约为4200亿元，还需要新举债约1.85万亿元，加上已有的负债，预计到2012年在建项目完成时铁道部负债总规模将接近2.5万亿元。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和新建项目的投入运营，越来越多的债务将进入还本付息阶段，铁路贷款风险将日益显现。
在项目决策方面，现行体制下的铁路项目都是以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决策，项目标准普遍偏高，投资过大、与市场脱节等问题突出，从而对项目效益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使一些本来可以盈利的项目也变成了亏损项目。目前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新建的一些客运专线以及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往往脱离发展阶段，为追求现代化和高速度，纷纷将原本设计的200公里/小时调到350公里/小时乃至380公里/小时，投资成本成倍攀升，大大增加了未来运营财务压力。可以说，很多客运高铁建成之日，就是全面亏损之时。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达尔蒙德和M·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⑵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⑶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参考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并行不悖，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G.奥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挑战。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前一年发表的著作中，他通过对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对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可能与现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威主义而非政治民主”⑸G.奥唐奈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一位学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⑹然而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却开始生根开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这样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中美洲）长期以来像孤儿一样的民主，却突然开始找到了一个家？”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埂＞靡蛩乇日我蛩馗榷ǎ任幕蛩馗钤尽N颐强吹剑诰玫投仍龀屯V偷墓遥敲裰骰摹懊保蚪霰硐殖鑫⑷醯拿裰骰宥欢诰檬О艿墓遥芑岱⑸业恼味遥岩云舳】档拿裰骰獭5谌蚊裰骼顺敝饕⑸诰酶咚僭龀蛑卸仍龀墓摇T?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⑻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诉我们，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它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虽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⑼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它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
不过，对这种说法必须作出一定的限制。所谓GNP水平必须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综合指标，即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大众传媒以及识字率等指标的同步发展。仅仅财富的片面增长则不在此例。
3.重估政治文化变量
古典和当代的民主理论都认为，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的体系。国民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信念和感觉是政体维持和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既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它为我们考察政治文化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各种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材料。
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⑽J.皮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分为三类：历史、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⑾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为受其它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引进民主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学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为随时代变化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素来考虑的。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⑿但政治文化还有相对稳定的部分。它们具有民族特征，由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形成。虽然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它的表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下，民主能够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建立起来吗？
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性、其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具体联系。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⒀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⒁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⒂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⒃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这与亨廷顿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时导致政治发展的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另外，我们还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惰性力量，是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对现代民?魑幕牟皇视ΑU飧霾罹嘈枰孀派缁峋米芴逅降奶岣叨玫矫植埂R簿褪撬担诜侵薜闹饕侍馐欠⒄刮侍狻6凇爸卸了估冀獭钡厍就廖幕虮硐治恢侄韵执裰鞯暮枚返亩钥剐浴U挝幕谋涓镌谖幕煊虮旧砭陀龅角烤⒌奶粽健L乇鹗窃谝恍┕依铮冉峡恼尉⒈匦胍匀ㄍ饕宓姆绞娇刂普ǎㄍ饕逋持蔚乃啥兔裰骰母母锿岽捶疵裰鞯脑讨贾饕迨屏Φ奶贰！爸卸了估冀獭惫颐裰骰母锩媪僮耪庵侄牙Ь常涿裰骰桃残砀选?/P>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但是从1974年起，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这恰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兴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美国那些权威主义的盟友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对派则开始受到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西欧各国在战后主要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其权力。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方面，主要是英国在其非殖民化过程中做过一些努力。应该说，英国殖民地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战后西欧政府已习惯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体合作，默认其国内事务的安排。无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欧共体的直接边缘国家也如此。⒅但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却是一贯支持民主的。在各国际组织中，只有它们“明确地和始终一贯地在其所有成员国中维持民主”。⒆欧共体的扩大以民主为条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从经济发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是保守的反民主势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在基层，普通信众、基层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会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权威主义发生冲突。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对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中美洲国家，天主教会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教会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有严密的组织，有教堂、电台、报刊等工具，有谙熟政治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其国际性的联系和影响，这都使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部影响的另一种来源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⒇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在东欧最具戏剧性。当波兰于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权威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权威主义政权也被摧毁。
滚雪球效应还产生加速度的变化，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压缩的形式和以较顺利的方式重演。因为一旦雪球滚起来，其滚雪球本身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我们看到，在波兰，其民主化过程花了十年，匈牙利是十个月，东德是十周，捷克是十天，罗马尼亚则是十个小时。
1、产业集群简述。产业集群是产业内部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社会机构，由于自然、历史、制度等原因，为了达到资源共享，降低风险，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在某一个地理空间上，集中于一地区，并结成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网络结构的一种现象。产业集群不同于一般的企业集聚，它具有以下特征：(1)地理集聚特征。某一特定产业的大量企业及与之相关的支撑机构在某一地域集聚成群,构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2)柔互惠共生性。单个企业越来越难以依靠自身生产所有有关知识和拥有各种相关资源，去完成知识的经济化过程。为了减小风险、缩短进入市场的时间，创新集群中的每个企业都只能从事创新增值链条上的某一环节性工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竞争协同性。既专业化分工又相互协作是创新集群的一种主要创新方式。竞争使得企业群落中的企业个体始终保持足够的动力以及高度的警觉和灵敏性，并依靠协作伙伴关系在竞争中发展壮大。(4)根植性。集群合作创新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产业根植性)、共同的创新文化(文化根植性)、地理位置的接近性(地理根植性)，这是创新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对集群内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极为重要的意义。(5)资源共享性。众多相关联的企业聚集，可以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克服单个企业创新资源的不足，并互为创新成果的传播者和使用者。(6)创新组织的开放性。集群式合作创新网络与集群外的其他组织有着密切的开放性联系，集群内的合作创新网络更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组织关系，当其中的一种联系变得无效时，这种联系将会被一种新的联系所取代。上述特征，使产业群具有集聚效应，具体表现在外部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品牌与广告效应等，从而引致产业群的成本优势、创新优势和自增强机制，最终表现为强劲的竞争优势。
国内外实践证明，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在当前被不少专家认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它具有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的规模效益是其他形式无法比拟的。从世界范围看，集群化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产业大多是集群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化发展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产业集群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
2、综观目前总部经济不同阐述都强调其集聚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理念——总部经济。北京社科院赵弘研究员在2002年9月第一次提出了“总部经济”这一概念。随后的几年中赵弘赵弘研究员通过理论论证和北京总部经济战略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的研究了总部经济中涉及的各类现象的内在动因。“总部经济”是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概念，是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使我国在经济学领域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来对总部经济进行了定义，林文俏（2003）给出总部经济的概念与内涵的描述：“总部经济是指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人驻，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集群布局，生产加工基地则安排在营运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认为：“总部经济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其经济效益的集聚性、扩延性、示范性、辐射性、吸引性。”赵弘（2004）从企业角度出发认为：“总部经济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资源优势吸引企业将总部在该区域集群布局，将生产制造业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而使企业价值链与区域资源实现最优空间耦合以及由此对该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种经济形态。”。史忠良和沈红兵（2005）在分析赵弘的定义后，提出，总部经济是指企业和城市在使双方都能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目标驱动下形成总部在城市集聚并产生外部经济效应的经济现象。首先，这一概念包含了总部经济涉及的两个方面：企业和城市；其次是总部在城市集聚的内在驱动力来源于企业和城市二者对更高经济效益的追求；再次是总部在城市的集聚能够使企业和城市“双赢”；最后是总部在城市的集聚是一个现实中存在又可观察和研究的经济现象。刘世锦从产业角度出发认为：“总部经济是一种高级形态的产业集群。之所以说总部经济是高级形态的产业集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它相关的要素大多数是属于高级生产要素，比如像高水平的科技管理人才、研发、金融、营销、物流、会计、律师等知识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组织等等。”贺灿飞（2006）从空间经济视角认为，总部经济是从事增值经济活动的各种类型的企业总部在一定空间内聚集，与相关产业强烈关联并产生外部集聚效益而形成一种经济形态。徐金发等（2006）则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分析了总部经济的形成机理和核心要素，认为总部经济是产业集群的结果。
从以上各位学者对总部经济的理解来看，尽管总部经济概念和内涵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强调总部经济的集聚性。
3、在经济发展实际进程中，总部经济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总部经济是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集团总部集聚在特定区域形成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总部集聚区域表现了很多产业集群的特性。在经济发展中，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化的分工，企业为了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最大化而在空间上产生聚集。空间范围内聚集的强化，使企业扩展成为具有产业分工联系的企业集群，形成产业集群。当产业集群里的核心企业，特别是规模比较大的核心企业出现后，空间集聚对这些企业的意义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化。一方面，集聚的“经济性”对于这些企业而言是下降的；另一方面，集聚的“不经济性”却又是日益明显：优越的融资条件、与更上级政府的紧密关系、高素质的技术人员等等高级生产要素对于企业发展更为重要，而这些资源在当地都难以获得。这样，当“非经济性”超过“经济性”时，企业的某些部门就会出现“离心化”的趋势。此时，产业集群在空间上扩展表现为一部分企业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把生产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置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区域。
产业集群存在着影响其形成、发展壮大的核心因素，而不同类型的产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不同的。传统的农业集群、工业集群的核心要素是土地、自然资源、一般劳动力资源、生产管理，高新技术集群的核心要素为知识性劳动力资源、核心技术、知识与信息、管理。总部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存在相应的核心影响因素。当某区域的产业形成一定规模时，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吸引类似企业加入，从而使该产业集群规模更大、竞争力更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无疆界世界（BordlessWorld）①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例如，收购IBM电脑业务的联想集团将其全球总部设立于美国纽约州Armonk，北京是其中国总部，而生产基地将逐步移入中国。由此可见，职能机构的区域分离并在全球寻求最佳资源配置将日益普遍，特定区域以其综合资源优势有可能成为组织职能机构的总部聚集地，例如美国硅谷已成为全球信息技术的研发中心，印度班加罗尔已成为全球软件的研发中心，香港和新加坡是跨国公司亚太地区的总部。这些总部的聚集和产业集群一样具有相似的属性，总部集聚也是产业集群的一种现象。总部集群的正外部性能给企业和当地带来竞争优势，而且由于企业总部是组织形态的高端部分，总部集群给企业和所在地带来的影响要深刻得多。
4、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理解，总部经济实质上是一种聚集经济。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总部经济是产业聚集在形式上的一种特例，更进一步的说，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在空间地理上由功能集群所形成的一种聚集经济。具体来说，（1）总部经济是各种经济社会要素的大聚合，聚集于某一产业，但又不局限于同一产业内部、或是一条产业链上相互关联企业的聚集，将其外延拓展到了不同产业在同一区域的功能聚集；（2）总部经济的典型形式是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的高度聚集，如果区域内总部或总部派出机构聚集的数量不够多，就不会产生一种地域经济现象，也不会产生与总部经济相联系的外部规模经济②；（3）总部经济不是一种低级的、杂乱无章的企业聚集，它所聚集的总部是一个大企业、大集团内部的融资中心、结算中心、研发中心、营运中心、公关中心等，并与企业的生产环节、物流环节等形成一个合理的空间布局③。因而总部经济是一种特殊的集聚经济，企业总部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成为总部经济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前提。迈克尔·波特认为，一系列的公司和机构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互相集合构成产业集群。在产业集群中，一个区域除了按同一产业进行区域聚集外，不同产业的同种功能，如研发、营销等，由于需求的一致性，也会在一个区域中集群分布，形成功能集群。正是由于同种功能，在人才、信息等各类资源的需求具有相似性，产生了金融区、贸易区、中央商务区等一系列功能集群区。总部经济宏观表现为功能集群，功能集群区由于主体众多，需求相似，所产生的“磁石效应”，能够吸引一大批各种服务机构在周边分布。
5、简要总结。从上面的分析中，对于产业集群与总部经济的关系，我们有两个结论：第一，总部经济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形态，它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产业集群的角度看，总部经济是企业总部在空间地理上由功能集群所形成一种聚集经济。第二，总部经济以总部基地为载体，以企业总部为集聚对象，通过企业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引发外部经济效应，使集聚的企业总部相互受益，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三，由于总部集群效应，从而产生总部经济。总部集群是指众多企业总部聚集在中心城市，衍生出金融、保险、资产评估、会计师、会议展览、广告传媒、战略咨询等一系列知识型服务业集群。总部集群效应是指集聚一定数量企业总部的城市将会吸引人才、金融、高端服务业等资源要素，从而改善企业总部的商务环境，加上总部企业之间可能存在的业务关系，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落户，而更大规模的总部集群又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任何产业集群都存在集群效应，而这正是产业集群的魅力所在。
二、总部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分析
总部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发展总部经济对于推动城市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总部集中的区域一般具有区位优势，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向该区域流动，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地位，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不但能够补偿其较高的费用成本，而且能够提升本区域的产业水平，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提高区域竞争能力（赵弘，2004）。总部经济是在有效融合企业价值链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拓展和深化。在总部集群发展过程中，不同产业的同种功能，如研发、商务等，由于需求的一致性，在一个区域集群分布。正是由于同种功能，在人才、信息等各类资源的需求具有相似性，产生了金融区、贸易区、中央商务区等一系列功能集群区。功能集群区由于主体众多，需求相似，所产生的“磁石效应”，能够吸引一大批各种服务机构在周边分布。这种成熟的服务环境，又反推与其相同的企业功能向本区域聚集，形成区域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1、总部集群的区域经济带动效应。（1）总部集群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带动功能。总部经济发展思路，能够增强中心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有利于中心城市和周边地区统筹合作发展。首先，发展总部经济可以有效地集聚和扩散高端生产要素，加快金融、房地产、产权、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市场的建设，使市场结构日趋完善、功能日趋完备，进一步完善了城市的集聚功能；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可以较快建设商业设施和综合商厦，形成高规模、高档次的发展平台，将汇聚在城市的科研、开发、技术等力量充分利用，加快技术创新，加大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强化中心城市开发创新功能。其次，总部经济使城市的发展不再局限于本地的资源，而是跳出本地，通过与周边区域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总部经济链条关系来实现协调、互动式的发展。通过技术的转让、资本的输出、信息的传播等多种方式，实现物流、人流、资金流及信息流向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周边地区迅速发展。总部集群的区域辐射能力，势必对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势“兴奋剂”。（2）推进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总部集群将带动区域内产业的迅速升级换代，改变区域内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总部集群是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引擎”。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产业链，具体包括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组成的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等。总部集群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中心城市产业结构由制造业重心转向服务业，从而推进城市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演进，从而优化本区域的产业结构，进而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3）推进地区的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我国区域统筹发展面临着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严峻挑战，在寻求区域协调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区域间的资源类型和察赋差异，寻求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区域间合作发展的路径与模式。总部集群为解决区域统筹发展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使中心城市与周边欠发达地区之间由产业合作拓展到功能合作，可以有力地促进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总部集群对城市化的助推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要素集聚，拓展城市地理空间，降低城市化成本，增强城市功能，提供物质支撑等等。总部集群的建设，对于市场化也具有极强的推进力。如大量金融企业总部聚集在一起，促进金融市场的建设。总部经济还推动了企业、社会、文化的进程。企业家们的集聚使每个企业的文化都处于互动当中，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同时带动了企业的服务领域、服务产业。
2、总部集群的区域品牌效应。区域品牌是指某个行政或地理区域内某一优势产业经过长期努力而形成或创建的为该产业企业所共同拥有的在产业市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区域品牌是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产物。区域品牌包括3个要素：(1)区域特性。产业区域是区域品牌的重要组成要素。区域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区划和地理的概念，一般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如地理特征、资源优势或人文历史渊源、自然风貌等。(2)品牌内涵。品牌内涵是构成区域品牌的基本要素。一个成功的品牌代表着一种特定的产品属性、利益、价值观念、个性、文化、顾客群体等。区域品牌也是如此，它是某一区域的企业品牌、产业品牌集体行为的综合体现，拥有品牌的一般内涵。(3)产业实力。产业实力构成了区域品牌的基本内容。区域内特定产业、产品所具有的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率、技术和质量水平、产业内部分工合作程度等，其所体现的实力水平与区域品牌的影响力成正相关。
总部集群的特征与区域品牌的构成要素是相吻合的。总部集群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因此，产业关联企业及其支撑企业、相应辅助机构，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门与教育培训机构都会在空间上相应集聚，形成一种柔性生产综合体，构成了区域的核心竞争力。随着总部集群的成功，集群所依托的产业和产品不断走向世界，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区域品牌。区域品牌是一个拥有强劲竞争优势产品生产区位的象征。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区域品牌的形成具有明显的集群依赖性，大量相同、相近、相关的生产企业的区域集中是区域品牌形成的依托。通过总部集群的自我强化效应，集群逐步成长壮大，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随之提升，逐渐支撑起一种有影响力的产业整体品牌，这就是区域品牌。区域品牌与总部集群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区域品牌的形成有着明显的集群依赖特征，是集群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总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相伴形成区域品牌。总部集群的地理集中性已隐含着区域品牌的内涵和要素。这是打造区域品牌的支撑条件和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总部集群的重要无形资产，区域品牌一经形成，对总部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三、发展总部集群的基础：区域创新体系
创新是区域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关键，是当代企业、区域、城市和国家获得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企业总部为什么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我们认为与集群区域的创新环境有很大关系，包括政府为、创新区域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人才政策、市场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中介的社会服务化系统的完善程度,另还包括基地设施、劳动力、技术与经济存量等硬性因素以及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在内的资源环境等等。创新理论认为总部集群作为一个社会性系统，是多种要素、多种主体、多种联系协同形成的一个集合体。它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各种要素的结合，培育地方文化中蕴涵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有利于地方创新主体与合作的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形成等，培育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业环境。总部集群是区域经济的创新，而区域经济的创新有赖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
1、区域创新体系及其基本构成要素。区域创新体系是指在一国内的一定地域范围内，将新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或这些要素的新组合引入区域经济系统，创造一种新的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新的系统功能，使区域内经济资源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促进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区域创新体系是在特定的经济区域内和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各种与创新相关联的主体要素（实施创新的机构和组织）和非主体要素（创新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以及协调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政策所构成的网络。该体系通常是由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这三个部分构成，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包括的基本构成要素有：（1）主体要素。即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各类中介组织和地方政府。其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是创新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的主体，是创新体系的核心。作为由五大行动主体构成的网络型组织，存在着清晰的区域创新网络①。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要依赖各个参与者在创新活动中所结成的网络关系,区域创新体系的参与者借助产业网络和社会网络或者遵循共同的技术范式形成了一个创新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企业运用所掌握的创新资源开发新的产品和技术，形成区域创新体系的产出。完善的区域创新网络是发展产业集群的基础。（2）功能要素。即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与运行机制，包括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机制和能力。首先是各主体的内部运营机制健全，其次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合理，运行高效。企业、科研机构与学校、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之间构建的信息高效流动、资源分配合理、发挥各自优势的机制。（3）环境要素。即创新环境，包括体制、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心理和保障条件等，市场环境是企业创新活动的基本背景，创新环境是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因素。其中，功能要素和环境要素可以通过主体要素,特别是企业的行为、发展特征和经济效果反映出来。如果一个地区企业发展生机盎然，则能说明该区域的创新体系运转良好。因此，处理好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的结合关系，对于发挥区域创新系统的功能、提高区域创新体系的效率至关重要。
2、总部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联性。创新不是一个企业孤立的行为，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需要与外界大量交换信息，因此，研究创新过程必须将企业与企业所处的环境放在同一系统中进行考虑，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创新绩效的改进要求与各种和创新活动有关的主体之间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集群化近年来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中倍受关注。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证资料可以看出，总部集群的一个最主要的优势便是其创新的效应，总部集群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殊的创新系统。由于总部集群内的企业和其他机构聚集在某一特定区域内，而且存在创新的条件和环境，如果各行为主体间的创新活动能够以网络或系统的联系方式出现，总部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就构成必然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1）地域关联。区域创新体系和总部集群均属于区域经济领域研究范畴，其研究范围均局限于特定区域范围内。在我国，国家层面下的地理区域通常与行政区域具有合一性。因此，通常意义上的区域创新体系更多是指省级创新体系或地区级创新体系。当前，以长三角为典型的跨区域创新体系打破了行政区划界限，实现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整合和优化配置科技资源，形成了构建大区域框架下创新体系的趋势。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地域特性和产业特性的有效结合，总部集群往往在特定区域出现，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成为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布局的新形式。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以总部集群为基础、按照一定的制度安排组成的创新网络与机构，可以构成次一级的区域创新体系。在这一意义上，总部集群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载体。（2）结构关联。企业、大学、中介机构等创新主体及环境要素具有很大的重叠性。总部的核心单元是企业群和相互依存的企业网络；区域创新体系的基本主体（大学、企业、政府和中介机构），如果位于集群区域，往往也成为构成总部集群的主体要素，否则就构成总部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构建主体间的联系网络和学习机制，创建本地的专有因素，是总部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共同点。此外，区域内共有的知识、技能、人才、市场、公用设施及地域的专有文化等要素本身就构成区域创新的必备条件，同时也是该区域内众多创新者寻求外部性的动因。（3）功能关联。区域创新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进行新知识和新技术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总部集群实现创新的主要途径是建立有效的合作网络、促进知识在本地扩散流动。从这一意义上讲，总部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在促进知识流动和技术扩散上的功能具有很大的重叠性。区域创新体系强调要促进本地创新要素（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等）的互动，并通过促进创新主体的良性互动对产业集群发生作用，总部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也是企业互动作用的结果。因此，促进区域内的知识流动和创新主体互动是区域创新体系和总部集群的共同功能。（4）目标关联。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直接目的是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最终目的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形成区域竞争优势。总部集群体现特色产业与区域经济的有机结合，其目标是通过企业集聚形成外部经济，显著降低创新成本，提高产业和区域竞争力，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目标紧密相关。总部集群是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和有效途径，总部集群的多样性和特色正是区域创新体系的活力所在。积极培育和推进总部集群已成为目前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重点和政府制定政策的着眼点。
四、建设总部聚集区、加快总部集群发展的几点思考
作为一种产业集群的表现形式，总部经济的发展应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加以考虑。但是，总部集群毕竟是产业集群的一种高端形态，对一个城市的经济状况、人才、金融、基础设施要求较高。因此，总部集群发展应有其特殊的路径选择。
1、实施集群创导（ClusterInitiative）战略。国家或地方为了促进集群的发展，通常在一个或几个集群形成之后，对集群采取一系列推动、治理和创新政策，即实施集群创导。集群创导涉及集群企业、政府和（或）研究机构，是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在于推动一地区内集群的成长和提高其竞争力。集群创导实施模型为理解、分析、评价集群创导提供了概念框架。该模型基于四个要素：三种驱动力（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集群创导的目标，集群创导的过程）和集群创导的绩效，如图1所示。
图1集群创导实施模型
围绕总部集群和关联企业的政策，集群创导有两种基本思路。一是自下而上的方法，针对市场自发形成的集群，政策的关注点是如何发挥市场机制的动力、消除市场失效，政府的角色是总部集群的推进者和仲裁人；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即政府为产业和研究机构的对话设定未来发展的重点框架，确定参与对话的各方并开始对话过程。在设定国家优先序、启动总部集群内外的对话后，主要按照市场引导的过程进行，不需要更多的政府介入。实践证明，集群创导和总部集群政策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消除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失效问题。
虽然总部集群大都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但是，在引导总部集群合理有序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防止总部集群退化甚至走向衰退等方面，政府政策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对总部集群的这种“干预”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取市场机制而代之，这样只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政府在集群创导方面，既可以发挥传统的功能作用，如基础设施提供、土地利用规划等，也可增加一些新颖的内容。关键是针对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的治理重点。政府在集群创导方面的作用，集中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包括资金供给、本地劳动市场形成、企业家的培育等）；区域营销；活跃私营经济，促进公营、私营企业合作发展；优化区域产业组织形式（发展行业协会、降低企业进入退出集群壁垒等）；营造区域创新环境等。
2、将总部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按照创新体系理论，创新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组织相互作用的过程，单个企业或机构作为政策作用的对象，以实现区域内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提高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促进各种组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总部集群正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总部集群并不意味着区域持续创新活动和竞争优势的长期保持。区域创新网络形成良性的创新循环状态，有赖于其内部运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区域创新体系的内部机制主要有四个：交互式学习、知识创造和分享、邻近性和社会嵌入性。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创新要素正是通过系统的内部机制，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产生了某种输出意义上的改变（新产品、新技术的产生等），进而影响了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提高了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区域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经济区城内与技术创新的产生、扩散和应用直接相关，并具有内在相互关系的创新主体、组织和机构的复合系统。其获得成功的前提是基于本地的创新网络，即建立在企业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间长期的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区域创新体系的有效运行会加速形成总部集群和空间集聚、产生集聚经济性。总部集群作为一个创造、扩散和应用知识的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区域性创新体系，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模式。因此，要将总部集群建立与发展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结合起来，营建创新创业环境，形成活跃的创新创业局面。
3、培育促进总部集群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提高总部经济的文化竞争力。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林顿(Linton)的论述：社会文化是“某特定社会成员共享并相互传递的知识、态度、习惯行为模式等的总和”。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居民的风俗习惯、动力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主流的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具体包括：(1)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它包括人们对创新的接纳、认可程度，敢于冒险的热情和勇气等，是人们创新的原动力。(2)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是集群创新的关键。(3)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平等、自由、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开放的信息交流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技术在区域内的传播、学习。相互信任和开放的心态，使得人们之间交流和互动频繁，加快了新思想、信息和创新扩散的速度。
总部文化是一种经济文化、区域文化，这种区域文化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总部文化来自于总部经济，是在总部基地的环境中诞生的。总部基地实际上是一个经济区域，而一个经济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区域文化的支撑。总部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区域创新网络的构建，而区域创新网络的核心是营造一种有利于区域行为主体(企业、大学、政府机构)相互之间进行交流与协作的良好的区域产业文化。这种区域产业文化维持总部集群的运行，并使其在面对外来竞争者时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集群具有根植性，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是建立在该区域的制度文化基础上的。对于那些还没有形成地方优势的总部集群的区域，重要的是培育区域内的企业家和有利于创新的制度文化氛围；对于已经形成地方优势的总部集群区域，也要重视制度文化的创新，以发挥总部集群的竞争优势。营造总部经济文化氛围，有利于总部经济发展和城市区域形象提升，从而提高总部经济的文化竞争力。
4、开展集群营销，创建总部集群区域品牌。区域品牌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提高总部集群的竞争力：一方面，可以提升集群的整体形象。建立区域品牌相当于为区域内的企业建立了一个区域形象平台，随着区域品牌的发展，区域内的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形象价值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提升，使区域内的所有企业都从中受益，起到传播信息、创造市场需求、树立消费者信心以及排斥竞争对手的作用。另一方面，能够获得持续的品牌效应。区域品牌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与单个企业单个产品的品牌效应相比，一个地区的品牌效应更形象、更直接，影响力更大，具有更小的风险系数，更高的价值，更广泛、持续的品牌效应。
区域品牌作为总部集群的重要无形资产，在总部集群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总部集群发展主体的企业与总部集群推动力量的地方政府应在明晰区域品牌效应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区域品牌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以便更有效地发挥区域品牌在总部集群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效应。区位品牌是消费者对一个集群全部产品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因此区位品牌的培育需要集群内所有企业的共同努力，发挥协同效应。总部集群内的各成员要齐心协力实施集群营销，实现营销方式的创新。在培育区位品牌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企业、行业协会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力量。总部集群中的各个企业是培育区位品牌的主体，企业的品牌形象直接决定了市场和消费者对区位品牌的印象和评价。各种行业协会则是区位品牌形成的经营与管理者。行业协会等中介机构应该配合政府，以专业化功能接受政府授权，通过一系列有计划的经营管理活动，推销区域产品，推广区位品牌，切实维护集群的整体利益，在区位品牌的培育和维护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各级政府在区位品牌的培育和维护中则要扮演“引导者”和“护航者”角色。
5、建立有效的总部集群“竞合”机制。“竞争”与“合作”是人类经济活动的两个同等重要和普遍的方面，没有好坏与主次之分，都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进步的动力。随着集群的不断发展，集群内的企业除了横向竞争外，也会注重纵向方面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形成“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多赢合作模式。集群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组合。目前我国许多省市纷纷实施“总部集群的做大做强”战略，试图以大规模吸引更多的高“禀赋”的企业，来增强集群效应。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很多只是停留在地理上的扎堆状态，在产业价值链上相关企业没有组织成有序的系统，有的只是无序的竞争。企业总部之间也没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关系，企业总部也没有通过共享专用信息和在技术、市场营销、培训、设计等项目上进行合作而获得外部经济，因而不具有较强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无法发挥相应的集群效应。为防止盲目扩大集群规模，保证集群的有效性，建立起有效的“竞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集群效应主要体现在集群企业间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的均衡上，只有通过“竞合”机制的淘汰功效的发挥，自然地控制集群的有效规模，才能保证总部集群动态持续发展的活力。
6、推进总部集群融入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ina,GVC）。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China,简称GVC）是为实现商品价值而连接生产和销售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涉及到从原料采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者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生产者和生产活动的组织及其利润分配，并且通过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链接，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在全球范围，有“纽约—伦敦—东京”的金融联系，有“硅谷—新竹—珠三角城市（带）”的生产联系，此类联系超越了地域的邻近关系，从非本地联系、全球联系来研究区域集群创新管理问题恰恰是国际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全球价值链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这种升级更可以具体化为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的升级问题。对一个区域来说，产业的有效升级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是沿着产业层次的不断提升，即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从轻工业向重化工业演进，这是众所周知的产业升级路径。二是沿着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提升，即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从生产普通零部件到关键的核心部件的基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的集群创新升级模式。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由于总部集群能够获得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报酬递增、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和合作创新等优势，从而成为具有高端竞争优势的产业升级模式，进而促进区域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正如波特所指出的，区域经济的增长和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促进和发展集群的能力，其核心是集群式创新网络的发展。随着总部集群的成功，集群所依托的产业和产品不断走向世界。由于区域和全球化的联系日益增强，区域创新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与其它地区和全球产业价值体系相融合，使创新要素在跨区域和全球流动。总部集群的发展也必须与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市场的大背景相结合，只有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髙附加值环节攀升，总部集群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因此，地方政府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时，要积极实施科技开放互动战略，开展跨区域科技合作和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推进总部集群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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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研究概述
国内学者在国外理论基础之上，研究了产业聚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分别从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城镇化发展、区域发展竞争力的视角来阐释产业聚集的基本内涵、形成机制及对区域发展的促进．黎金钊、张文方(2003)认为通过提高产业聚集的关联性，促进对中心镇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影响［1］;谢作渺、赵西亮(2004)认为产业聚集是基于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以及社会资本的综合作用，形成经济增长的源泉［2］;刘军、李廉水(2010)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认为产业集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3］;包锦阔(2011)认为产业集聚就是上下游企业或相关服务业集聚在一起形成强劲发展持续竞争力，是一些关联性企业由离散走向聚合的过程［4］．以上相关文献主要从理论框架上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城镇化影响，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来测度产业集聚效益，较少有文献选取重庆制造业中的交通运输设备的产业集聚来分析经济发展．
2产业聚集现状分析
2．1产业集聚现状分析重庆地处长江上游经济带核心地区，中国东西结合部．其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强．重庆是中国老工业基地之一，汽车摩托车业、化工医药、建筑建材、食品、旅游是重庆五大支柱产业．而汽车摩托车产业发展则居于支柱产业中的首位．抗战时期，大批军工、装备制造业迁至重庆落户，成为制造业产业集聚的雏形．重庆直辖之后，交通运输设备产业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政府产业政策的倾斜与扶持，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得对轨道列车需求增加，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根据年鉴的数据得出，从1999年到2011年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产值逐年快速增长，2011年与1999年相比，产值增加了大约16倍．在这12年里，产值以平均27．86%的速度增长，而同比全国平均年增长率为24．47%，高于全国水平约3个百分点．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此期间，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年平均数逐年递增，2011年与1999年从业人员年平均数翻了一番．重庆地区从业人员以年均10．6%增长，全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水平为7．2%．该产业对于带动就业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加入WTO之后，面对出口产品严峻考验，而产业集聚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与产品竞争力;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重庆公交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供不应求，唯有产业聚集才能使得要素禀赋得到最优配置，产生规模经济．
2．2区位商测算现在和将来较长时期内，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对重庆经济的影响将较为显著．此处采用区位商LQ(LocationQuotient)指数来分析重庆市制造业中产业集聚程度．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商可以分析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或相对集中程度．LQij=xijΣiXijΣjXijΣiΣjXij(1)式(1)中，i为第i个产业，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j为第j个地区，为重庆地区;Xij表示第j个地区的第i产业的产值指标，指重庆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该指标在产业结构研究中，运用区位商指标可以分析区域优势产业的状况，同时表示该地区该行业的规模在大区域的比重．其经济含义是:一个给定区域中产业占有的份额与整个经济中该产业占有的份额相比的值．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或显示该产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当LQ≤1时，表明该地区该产业不具备优势或处于比较劣势．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分类标准，在第三级分类中，基于对统计口径的一致性，选取制造业中的27类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并将统计口径稍微调整，如将汽车制造业与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合并成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产业．数据选取了1999年到2011年重庆市和全国27个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各年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按照区位商的计算公式，计算结果表1:数据来源:根据《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有关资料数据整理．由于2006年全国27个产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缺失，采取2005年和2007年的平均值．静态角度分析．观察表1，可以看出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产业中区位商大于1的有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这5个行业．说明这5个行业可能有集聚效应存在，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3．905，排在第一位，说明重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这27个行业中集聚程度较高．动态角度观察．从1999年到2011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一直保持在3．5至5．5之间，且这13年间纺织业区位商均值为4．86，在这13年的计算中，每年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区位商为最高，并且是远远大于其他行业．在1999到2000年有一个快速增长，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区位商一直保持在5以上，直到2007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在4左右，远远高于其他产业．
3产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3．1模型假设在经典经济增长分析模型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的是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一般形式为Y=AKαLβ(2)式(2)中，Y是工业总产值，A是综合技术水平，K是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为了直观地表现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将产业集聚水平作为变量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新模型表示为Y=AKαLβLQγ(3)α，β，γ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和产业集聚程度对产出Y的影响．对式(3)两端同时取对数，可以得到计量经济模型如式(4)LnY=μ+αLnK+βLnK+γLnLQ(4)其中γ=0，说明产业集聚未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γ＞0，则表示在资本与劳动投入一定情况下，产业集聚程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正的促进作用，且集聚越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强;γ＜0，则表示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效应．
3．2数据说明与数据来源采用的Y是重庆工业总产值，K、L、LQ则采用重庆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从业总人数及区位商．此处是以重庆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的可获得与延续性，样本时间设定为1999年至2011年．数据来源于历年《重庆统计年鉴》和计算整理所得．
3．3实证分析
3．3．1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进行计量经济分析之前，若不进行平稳性检验，可能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即没有任何经济关系的两列时间序列数据表现出一致变化趋势(非平稳)和较高的可决系数．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时间序列通常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即时间序列数据是非平稳的，只有通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方可进行回归分析．此处所采用的平稳性检验方法为ADF检验．根据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在1%，5%和10%的置信水平下，lnY，lnK，lnL，lnLQ的零假设(即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不能被拒绝，说明原始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在显著水平为1%的时，lnY，lnK，lnL，lnLQ在一阶差分之后，拒绝零假设，所以均为平稳序列，已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因此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3．3．2协整检验经典模型是基于平稳数据之上的假设前提，当数据为非平稳序列，模型很可能出现伪(虚假)回归．协整检验是用以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当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之后，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看他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此处采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先估计方程LnY=μ+αLnK+βLnK+γLnLQ(5)再对估计得到的残差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ADF统计量的值为－4．365628，小于5%显著水平下临界值－3．933364，这说明残差序列是平稳的，进而说明lnY，lnK，lnL，lnLQ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3．3误差修正模型在lnY，lnK，lnL，lnLQ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误差，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将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μ看做均衡误差，通过建立短期动态模型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不足．获取了方程(3)的残差，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将其作为误差修正项，通过eviews得出结果ΔlnYt=0．62ΔlnKt+0．3602ΔlnLt+0．4136ΔlnLQt－0．7681ECM(－1)+0．1106(6)误差修正项系数是衡量变量与长期均衡状态时的偏离程度，是短期变量调整到长期均衡状态的速度，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从方程(6)的结果可以得出，短期波动一旦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项将以0．7618的力度作方向调整，直至调整到均衡状态．
3．3．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lnLQ对lnY的影响程度，基于协整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二者的关系．图1表示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冲击的响应．产业集聚在前7期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负，且在第2期达到最低值之后，负冲击效应逐年减弱，从第8期开始影响程度逐步上升，且区域经济增长的冲击响应为正．这说明产业集聚对重庆经济发展的进程以及市场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而区域经济发展对重庆产业集聚需要大约7年相应调整时间，且促进作用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4结语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误区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阶段，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育特色成为高校的共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这个较“老”专业，要办出特色确实面临着较多的困难。如何确立竞争优势，形成特色是摆在所有同仁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育现状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可以说是个老牌专业，其前身叫“国际贸易”，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新的专业目录，将国际贸易专业更名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上世纪末，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入世预期带来的外贸人才需求增加，该专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规模扩充。许多高校在这个时期纷纷增设了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招生人数的大量增加，保守估计，目前该专业每年培养毕业生人数超过3万名。
毕业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我们长期调查发现两个现象：一是很多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毕业生并未从事国际贸易方面的工作；二是尽管就业难，可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学生仍能较顺利地找到工作。这些现象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专业培养与社会需求有矛盾，二是人才培养的整体素质仍需提高。从学科大类划分，国际经济与贸易属于经济学，其课程体系与师资队伍重点突出经济学，而管理与法律比较薄弱或不被重视。专业口径过窄，制约了人才培养的规格，学生个性不能被充分张扬，造成人才“克隆”。另外，扩招也导致了教育资源无法及时跟进，也容易造成培养质量下滑。
目前，教育部正在研究建立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业压力迫使许多招生单位重新审视自身实力，努力发挥特长，以差异化竞争策略重塑专业特色，从而能够赢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二、对专业特色建设的理解及误区
什么是办学特色？目前我们能在教育部2004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当中找到解释：“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特色应当对优化人才培养过程，提高教学质量作用大，效果显著。特色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应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得到公认。”该方案将特色列为评估一级指标来考察。特色可体现在不同方面：如治学方略、办学观念、办学思路；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制度、运行机制；教育模式、人才特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以及解决教改中的重点问题等方面。从这个解释来看，“特色”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长期积淀出来的稳定的东西；二是要对提高教学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三是特色要被社会认可。特色可不拘泥于形式，只要满足上述条件的教学要素，都应属于特色范畴。专业特色是学校特色的一部分，与特色的性质一样，专业特色也是多维的，只要在某一方面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就应被视为专业特色。
根据各自优势确定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路是正确的，特色是可能总结提炼，并能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强化，管理者可以集中资源促成特色鲜明化和更有社会影响力。但是，在认识和具体做法上存在一些偏差，片面地追求专业差异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对专业特色的含义理解不清，指导思想不明确现象比较普遍，尤其一些典型的认识误区需要引起关注：一是把特色定位与特色本身混淆。二是把专业特色等于人才培养特色。三是简单模仿名校。四是过分追求差异。五是对特色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曲解。六是重宣传、轻建设。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特色建设的思路
专业特色建设中的规律和原则却不可违背。实践才刚开始，许多规律在等着我们揭示。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经验和体会。首先要明确特色定位。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创办于1993年，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优良传统，依托学校理工特色，已有较独特的优势。我们历经三年的调研，在学校发展规划和特色建设的框架下，结合相关专业优势，把原来初具雏形的传统加以优化，定位了专业特色。围绕定位，我们重新整合教学资源，在科研方向和团队支持上、人才引进上、资金分配上都进行了优化配置。在教学理念、教学计划、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等软件方面，我们采取了如下新举措：
第一，教学理念上体现尊重规律，尊重个性。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尊重年青一代的心理特征，尊重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尊重每位学生个性，避免人才“克隆”。
第二，教学计划上扩大选修课范围和比重，为学生个性发展提供优良条件。设选修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可按兴趣和职业规划进行自助式学习。课程可不拘专业范围，允许学生选修一定学时的外专业课。可与校外培训机构合作，把相关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课程引入教学。
第三，创新教学管理制度，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比如实习，如果制度上必须要求像课程一样集中在一段时间，实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再如，毕业论文一般都安排在毕业的最后学期，学生因为找工作就会影响论文。创新教学管理制度，改集中时为分散时间，这样的制度创新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空间，非常值得尝试。
1．1我国水资源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问题
我国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总体上水资源分布南方多，北方少;东部多，西部少;山区多，平原少;其中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珠江、浙闽台诸河、西南诸河等流域，水资源量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GDP占全国总量的56%，与水资源占有量相比，经济发展还有很大潜力;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流域，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总量的19%，特别是海滦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6%，但是这些流域的GDP产值却占全国总产值的44%，水资源成为限制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此外，区域间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差别很大，开发过度与开发不足并存，北方地区除松花江流域外，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在40%～101%之间，其中海河水资源供水量已经超过多年平均水资源量，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已经引起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南方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仅为35%，远低于北方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尚有一定的潜力。匹配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正相关或负相关的配合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对称关系的概念。比如，水资源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匹配，就是认为“水资源匮乏地区，经济社会不发达;水资源丰富地区，经济社会发达”;再比如，一个人的水平与贡献之间的匹配，就是认为“水平高的人，贡献大;水平低的人，贡献小”。实际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很多事情并不是完全匹配，匹配也并不一定是一种好的状态。目前我国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布局总体不匹配，有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者水资源缺乏的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使得水资源的地域性差别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详细分析不匹配的原因，将为水资源调配与管理，以及制定经济发展方向、产业格局的调整方向等提供支撑。
1．2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是描述事物之间良性相互关系的概念［8］。发展是指系统或系统组成要素本身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从无序到有序的变化过程，是描述事物运动变化的概念［9］。协调发展则是协调和发展的交集，是系统及其要素之间在和谐一致的基础上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无序到有序的总体演化过程［9］。水资源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水资源开发利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用水支撑，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经济发展则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指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是消除不合理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控制环境污染条件下，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较好状态。目前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水资源状况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水资源的多少和好坏直接影响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大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的理念，对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水生态环境破坏，影响了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需要使经济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目标［10］。
1．3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本文第一作者将和谐定义为:为了达到“协调、一致、平衡、完整、适应”关系而采取的行动［11］。人水和谐发展是指人文系统与水系统相互协调的良性循环状态，即在不断改善水系统自我维持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使水资源能够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久远的支撑和保障［12］。人水和谐涉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等多个复杂系统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13］，本文第一作者等采用和谐论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包括河流健康评估［14］、人类活动对河湖水系连通的影响评估［15］以及水资源管理［16］等。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属于人水和谐发展的研究范畴，是两者共同发展的最高目标，即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对河流进行的开发、利用和改造，应当保持河流的可持续利用，不能损坏河流的自然过程。
1．4匹配与协调、和谐的关系
匹配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配合关系”的一种描述，匹配并不一定是一种好的状态，匹配并不一定就是协调发展，协调发展也不一定达到和谐目标;所以，3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般从低到高的层次关系是:匹配协调和谐。分析匹配程度，可为进一步研究协调关系、和谐关系奠定基础。为了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和谐发展，首先要分析两者的匹配程度。定量计算不同区域水资源的利用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匹配度，并对其进行分析评价，了解不同地域水资源支撑能力、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方向，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如果两者匹配状况良好，说明该地区建立了良好的适水产业布局;如果两者的匹配状况较差，则可以根据地区的产业结构、水资源利用效率、节水意识、节水型器具使用情况等进行分析，找出不匹配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措施改变其不匹配的现状。另外，从国家层面，可以进一步优化水资源调配和经济社会发展布局。本文旨在提出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匹配度是定量度量系统之间或者系统各要素之间匹配程度好坏的指标，用来度量区域不同发展阶段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匹配状况。
2基于数列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2．1空间上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假设需要分析计算变量X和Y的匹配度，在研究空间上有K个单元，各个单元变量X和Y的值分别为(x1，y1)，(x2，y2)，…，(xK，yK)。可以用下列方法计算得到不同单元X和Y的匹配度:a．可以对K个单元的X值x1，x2，…，xK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对应的序号为n1，n2，…，nK(最小为1，最大为K)。同样，对K个单元的Y值y1，y2，…，yK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对应的序号为m1，m2，…，mK(最小为1，最大为K)。①如果X值越大而Y值也越大时，两个变量越匹配，则匹配度计算公式为ai=1－ni－miΚ－1(i=1，2，…，K)(1)可以根据序号的差异来度量变量之间的匹配度。当ni=mi时，完全匹配，匹配度ai=1;反之当ni与mi序号相差越大时，匹配越差，匹配度ai越接近于0。②如果X值越大而Y值越小时，两个变量越匹配，则匹配度计算公式为ai=1－ni+mi－K－1K－1(i=1，2，…，K)(2)这种情况下，当ni与mi差距越大，匹配度ai越接近1;反之当ni与mi的差距越小，匹配度ai越接近于0。b．另外，可以按照各个单元上，变量的具体数值占研究区该变量总值的比例进行匹配度的计算，同样分为两种情况，计算公式如下:ai=1－ri－simax(rk，sk)－min(rk，sk)(3)ai=1－ri+si－max(rk，sk)－min(rk，sk)max(rk，sk)－min(rk，sk)(4)其中rk=xk∑Ki=1xisk=yk∑Ki=1yi(k=1，2，…，K)
2．2时间上的匹配度计算方法
如果对具体的研究区域不同时间段内，不同变量之间的匹配度进行分析计算，可以按照需要，将研究时段分为T个时间段，分时段的变量值分别为(x1，y1)，(x2，y2)，…，(xT，yT)。同样对这些指标值进行排序，序号为n1，n2，…，nT;m1，m2，…，mT。则分时段变量间的匹配度的计算公式在两种情况下变为aj=1－nj－mjT－1(j=1，2，…，T)(5)aj=1－nj+mj－T－1T－1(j=1，2，…，T)(6)同样地，也可以按照分时段内，变量的具体数值占研究时段内该变量总值的比例进行匹配度的计算。计算公式为aj=1－rj－sjmax(rk，sk)－min(rk，sk)(7)aj=1－rj+sj－max(rk，sk)－min(rk，sk)max(rk，sk)－min(rk，sk)(8)其中rk=xk∑Tj=1xjsk=yk∑Tj=1yj(k=1，2，…，T)2．3匹配度划分标准依据匹配度的定义，可以人为划定匹配度大于或等于0.8为匹配;0.8和0.6之间为较匹配;小于或等于0.6为不匹配。根据该标准，对不同变量之间的匹配度进行分析计算。
3实例分析
如果对不同区域或不同时间段内，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进行计算，可以分别选取人均用水量和人均GDP作为代表性变量，采用上述方法定量计算两者之间的匹配度。
3．1我国不同省级行政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
依据2008年《中国水资源公报》全国不同省级行政区的人均用水量和人均GDP产值数据，采用公式(1)根据排序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见表1。从表1计算结果来看，匹配程度较好的区域有江苏、福建、湖北、四川、内蒙古、重庆，说明这些区域当前人均用水量与人均GDP相匹配。匹配较差的区域有山西、宁夏、广西、山东、、北京、天津，其不匹配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水资源相对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比如广西、、宁夏，这些区域的水资源可以支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尤其是的经济发展潜力最大;二是水资源相对缺乏，而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比如北京、天津，山东、山西，说明这些区域的发展较快，水资源利用效率相对较高，在当前水资源量的限制条件下，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同时也说明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瓶颈，进一步的发展需要考虑外调水等方式增加可用水资源量。针对具体的省(市、区)，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匹配关系与地区缺水状况之间的关系，同时针对省(市、区)内分布不均的情况，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进行分析，才能得到省(市、区)不同行政分区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匹配程度。
3．2河南省逐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
上文计算了不同变量空间的匹配度，下面再计算时间系列的匹配度。以河南省为例，计算河南省2003—2011年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相关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河南省水资源公报》。采用公式(7)进行匹配度的计算，结果见表2。表22003—2011年逐年河南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年份人均GDP/万元人均用水量/m3不同年份人均GDP占总值的比例不同年份人均用水量占总量的比例匹配度.从表2可以看出，2003—2011年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人均GDP持续增长，而人均用水量在经历了相对增长期后，开始趋于平稳，两者之间的匹配度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步下降，这主要是2007年以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水资源量能够满足发展需求，两者同步增加，匹配度逐渐增加。2007—2009年，由于水资源短缺的限制，水资源量无法承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增加需水的要求，只能采取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方式满足发展的需求。2010年以后，水资源利用情况趋于稳定，而经济社会依然持续增长，匹配度进一步降低，但是人们节水意识逐渐增强，水资源利用效率在技术推进和资金支持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同时也说明了水资源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3．3河南省不同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空间匹配度计算
前文已对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空间上的匹配度和时间上的匹配度分别进行了分析计算，但是针对较大单元内水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分布不均的情况，还需要在更小的尺度上进行匹配度的分析计算以得到更加详细的结果。因此根据上述计算结果，选择匹配程度处于中等的河南省为例进行分析。利用2000—2009年《河南省水资源公报》和《河南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采用公式(3)计算2000年、2005年以及2009年河南省各行政分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匹配度，计算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2009年郑州市的匹配度最差，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而水资源相对缺乏引起的。如果要实现水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要大力发展节水器具，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或者通过调水等方式，增加水资源量。开封市和濮阳市从2000—2009年的匹配度持续下降，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用水量猛增，这一方面说明这些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节水意识不强，水资源浪费情况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其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洛阳匹配度也缓慢减小，但原因与开封和濮阳不同，它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但水资源量并没有随之急剧增加，而是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来保障该地区快速经济发展，实现协调发展。鹤壁市的匹配度缓步上升，主要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通过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维持用水量的逐步下降，达到了两者的匹配发展。驻马店市的匹配度变化不大，一直较高，这是由于这7年内该市经济发展和用水量所处的排名位置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引起的。
4结语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县域经济；转型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质量，与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县域经济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型特征，使其发展受到局限。特别是随着资源稀缺度的增加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传统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型挑战。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对县域经济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也为县域经济转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对此加以探讨。
一、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新的县域经济评价体系
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以GDP及人均GDP、财政收入及人均财政收入、工业总产值和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受这样一种评价体系的主导，党委、政府在领导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把全部精力都投放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上。由此形成五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一，政府履职单一化。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于过多地强调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导致其他职能的弱化，形成全体干部去招商的格局，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得不到发挥。其二，社会发展边缘化。以完成经济指标为最高追求和单边追求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是县域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被党委政府边缘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三，资源消耗升级化。为了招商引资，县级党委、政府以廉价出售、出租、转让土地、矿藏、森林等自然资源作为手段，加快发展资源型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导致资源浪费严重，县域经济指标伴随资源的高消耗而增长。其四，环境破坏严重化。县域拥有河流、矿藏、森林等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比较好，由于过度开采资源而又缺少有效的补给措施，加之工业项目造成的废物排放，使县域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环境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其五，县域矛盾扩大化。在县域项目建设的过程中，为了争项目、争进度、争形象，往往对被征地农民和被拆迁居民采取强制性措施，导致农民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矛盾突出，影响县域稳定与和谐。
上述诸多问题的存在和演化，根本原因在于传统县域发展理念及评价标准，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存在差距。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对县域发展的基本理念进行调整，确立新的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体系。这一评价体系的确立，应体现五个方面的要求：其一，体现统筹发展的要求。评价县域经济发展，不能单纯以经济指标进行核算和比照，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既要看城区，也要看乡镇，既要关注经济发展速度，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及与社会发展的互动性，注重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潜力及社会基础。其二，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是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转型的一个基本要求，县域虽小，内容体系却非常完备，发展县域经济，不能孤立地搞经济项目建设，应该促进经济项目和社会项目的协调发展。即使在经济领域中，也应使工业项目、农业项目、商业项目等结合起来，注重项目建设间的联动效应，使项目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其三，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新型县域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评估应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GDP、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形成，要对其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状况进行科学评估，防止过度消耗能源和破坏环境，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其四，体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县域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发展县域经济，应该考虑县域干部群众如何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并充分考虑县域干部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承受能力，在关注经济指标增长的同时，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生质量提高的幅度。其五，体现民生发展的要求。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县域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必须把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重点解决城乡困难群体脱贫和社会救济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科学发展观由传统“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转变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理念、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目标、评价体系等的变化及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策取向，为县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1．缓解了县域经济指标增长压力，提供了县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机遇期。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发展过度重视经济指标增长，指标论英雄，数字出政绩。在这种发展理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部精力抓经济，抓经济最主要的就是抓GDP增长。为了完成经济增长指标任务，县级党委、政府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人人抓招商，人人抓项目，不仅政府职能被扭曲，而且在经济指标增长的背后，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资源浪费。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级党委、政府能够从单纯抓指标增长的思维定势和压力下解放出来，进而从县域发展全局出发，进行县域发展战略布局的调整，为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新的跨越，提供了有利机遇。
2．扭转了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薄弱状况，提供了县域经济加快发展的社会基础。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目建设为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的一个根本方向。然而，以项目为载体的县域经济建设，受到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和共性的原因，就是县域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严重滞后，既缺少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又使县域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缺少强有力的软实力支撑，特别是人才匮乏，管理落后，使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基础建设和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摆上重要位置，推动县域党政工作机构开始关注县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从而改变县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失衡状态，进而为县域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和人才保障。
3．国家逐步调整产业政策和相关政策，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作为党和国家所确立的重大发展理念、指导思想，必将围绕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进行产业政策调整，在财政、金融、税收等各个方面向县域倾斜，着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加大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着力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这一切，都使县域经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由于农业、农村、农民在县域发展中占有较大比例，也县域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最为薄弱的环节，依靠县域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解决，从而成为影响县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政策层面进行调整并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为县域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利机遇。县域可以抓住“三农”政策调整的契机，在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农民市民化、乡村城镇化、管理社区化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
4．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得到加强，增强了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建设、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与评估，被纳入到法制轨道，有利于加强环境保护，这对县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资源丰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资源型企业是县域发展的依托，但在资源开发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必要的环保措施，不仅造成县域生态破坏严重，影响县域气候和环境状况，而且形成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使县域持续发展能力受到削弱，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宏观层面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将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这不仅对于恢复和改善县域生态环境有利，而且促进企业更新设备、提高技术，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面临转型压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县域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而且挑战大于机遇。科学发展观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挑战，主要是传统县域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道路、运行管理到人才保障等，都面临转型压力，县域经济如何从传统发展观相适应转型到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需要系统性创新和变革。
1．科学发展理念要求县域发展思路转型
科学发展观对发展内涵、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评价体系等做出了新的回答，与传统发展观相比，科学发展观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发展由人来推动，同时又要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最终体现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其二，强调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应该是全面的而不能是局部的某一方面的发展，是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在内的统一体系。其三，强调发展的和谐性。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是协调的、和谐的，不能只注重一个方面而忽视其它方面，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代表发展的本质和社会进步程度。其四，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应具有全局和战略眼光，既要考虑当前，还要考虑今后和资源、环境的保障能力。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使传统县域经济发展思路面临转型压力，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共同进步，如何从单一注重经济增长规模和速度转向注重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如何从“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转向注重节能环保产业开发，等等。这种与科学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发展思路的确立，需要一个较长和痛苦的过程，也是县域经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选择。
2．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要求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为了推进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得到贯彻，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大了对“三农”、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项目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杠杆，对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产业发展进行了限制。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对县域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结构性调整压力增大。其一，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增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增长中，第一产业占较大比例，在县域GDP中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是县域经济的支柱，但产品科技含量低，资源主导型项目为主体，产品关联度弱。第三产业发展薄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三次产业结构进行较大调整，由过去更多地关注第二产业转向提高一产和三产的质量、规模，使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其二，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压力增大。在县域三次产业总体布局失衡的同时，每一个产业的内部，也都存在失衡状况。如在第一产业中，种植业占主体。在第二产业中，采掘业和加工业占主体。第三产业中，以城市商业为主体。每一产业内部都缺少有带动作用的核心集群，使产业发展壮大受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调整产业内部结构以增强产业竞争力成为必然选择。其三，产业项目调整压力增大。县域产业是以县域项目为支撑的，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一些县域传统经济项目，如采矿、冶炼、矿产品加工等，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减弱并增加限制性措施，市场准入和经营门坎提高，在新项目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老项目面临淘汰出局风险，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项目调整压力。
3．资源短缺与环保力度加大要求县域增长方式转型
简单、粗放、科技含量低、资源依赖及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是县域经济传统产业发展的基本特征。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县域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保护要求提高，一些传统发展项目因不符合环保要求而将被淘汰出局。由此，使以资源为依托的传统外延式县域经济增长方式面临转型压力。其一，项目建设的资源约束增强。不能再以廉价出让、出租土地、矿山等资源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逐步提高的投资强度，提高了县域项目建设的成本，使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更加激烈。其二，项目建设的环境约束提高。随着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力度的加大，项目建设的环境影响评价要求更加严格，环保设施投入增加，一些对环境有重大污染和破坏力的项目将禁止上马，这将对县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三，项目建设的资金约束显现。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家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宏观调控力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融资面临更多困难，而银行贷款又是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由此迫使县域寻找摆脱投资拉动之路。基于上述种种情况，县域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
4．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要求县域领导方法转型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构建县域和谐社会。这一本质要求，对县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具有重大影响。其一，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力成本。除物质资源之外，廉价劳动力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优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国家从法律和政策层面更加注重保护群众利益和群众诉求，加强了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并对提高劳动力工资和改进劳动力工资支付方式做出了新的规定，这一切使得劳动力成本提高，增加了企业用工成本。其二，坚持以人为本必将增加县域决策难度和复杂性。长期以来，县域经济决策更多关注项目建设的速度，而对百姓诉求关注较少，坚持以人为本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县域党委、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考虑涉及到的群众利益保护，依法制止项目建设过程中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将使决策难度增大而且复杂化，传统决策方式与方法需要加以改变。其三，坚持以人为本对县域领导方法提出新挑战。传统县域领导方法具有极强的“霸权”色彩，法治观念比较薄弱，党政领导个人主导型浓厚，由此也为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使这种传统魄力型领导方法面临转型压力。
四、县域经济应对科学发展观的策略选择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既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也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转型要求。在机遇与压力面前，县域发展应该积极应对，采取以下策略。
1．加快干部培养，推进干部队伍转型。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县乡领导干部起关键作用。应对科学发展观要求，推动县域经济转型，首先需要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转型教育，推动干部队伍转型，由具有科学发展理念的县乡领导干部主导县域经济转型。为实现干部转型目标，其一，应加大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县乡领导干部头脑的教育力度。采取刚性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使其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和意识。其二，应着力提高县乡领导干部综合素质。改变干部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加强县乡领导干部理论修养，提高领导干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其三，应强化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领导干部能不能践行科学发展观，除其能力、素质原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考核评价体系能否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特别是在干部政绩考核过程中，应改变“经济指标定乾坤”等“一票否决”作法，由只重结果转向重视决策、重视过程、重视全局、重视前景，只有考核评价体系体现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真正树立科学发展的思维，实现县域经济转型。
2．加强县域发展规划，优化县域发展目标。实现科学发展和县域经济转型，既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更需要循序渐进。因此，应加强对县域发展规划的科学性研究与论证，使县域发展规划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①以体现科学发展观为要求，调整和制订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体现县域发展策略，具有长期指导性，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调整和确立县域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统筹起来，作为县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总纲，对于促进县域经济转型具有战略意义。②以优化项目布局为重点，调整和制订县域经济发展规划。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然要突出项目建设的重要性。应在县域发展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按科学发展观要求，对项目建设的总体布局进行规划，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规划、土地调整规划等单项规划，为科学发展观提供规划支撑。③以强化目标激励为手段，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应强化目标激励的作用，从县域实际出发，制定规划实施的具体发展战略，使科学发展的目标与科学发展的实践结合起来，推动县域经济逐步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接轨。
3．推进区域资源整合，拓展县域发展空间。因应科学发展观需要而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应打破县域自成体系的封闭发展局面，综合考虑县域发展外部环境与内部资源，增强县域发展的区域规划性与协调性。特别是应充分考虑每个县域的优势和劣势，从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及保护环境的需要出发，对相关县域资源、产业进行适度整合，加强区域性宏观调控，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和资源的重复浪费，从而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潜力和可持续能力。在推进区域资源整合过程中，应以省级行政单位为牵引，以项目为核心，以协作区为主要载体，以宏观调控为手段，由自然资源拓展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生产要素，提高区域资源利用效率。
事实上，就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来说，其市场秩序能否处于一个稳定有序的状态显得十分关键，而这种状态的维持除了需要法律的规范之外，还需要工商管理自身职能的发挥。然而，这种职能实际上并不单单是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与规范，其还包括对市场经济的调节、管理以及约束。不过，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工商管理自身所具有的这些功能的发挥，实际上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及时适应以及其规范的操作，而这种规范的操作以及及时的适应又需要我们加强对其作用机制以及影响所在等相关方面了解。本文正是在这样向背景条件提出来的，对工商管理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介绍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一、工商管理的内涵及职能
在文章开篇之前，我们先对本文的主体一工商管理，进行简要的分析和介绍，以为接下来对其发展以及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进一步阐述奠定一定的基础。事实上，所谓的工商管理，顾名思义，就是对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一种综合性的管理，包括对商业秩序的维护以及商业规范的制定等等，其在我国各个经济行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管理中占据着十分关键的角色。然而，这种角色的保持，实际上是其背后基本职能的有力支撑，因此，接下来，我们就其职能进行简要的阐述。首先，工商管理在规范市场经济制度上具有一定的作用，而这种规范作用，实际上是工商管理众多职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我们知道，就目前的工商管理来说，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起到了一种约束作用，但这种约束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因此往往需要外在的市场管理规章制度进行外部控制，但如果这种规章制度并不存在，整个市场的发展就会落入一个秩序混乱的状态之中，这对于目前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社会经济遭受重大冲击的深刻现实来说，实际上并不是个好消息。因此，为了充分弥补这一空缺，工商管理，作为一种为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角色由此被提出，而这种角色的发挥，实际上需要遵循一个方向，即让政府尽可能减少对微观层面的关注，而是更加注意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整，并让工商管理充当起一个引导经济主体、使市场经济活动的进行满足市场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来，经济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欲望满足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建设出一份力。其次。工商管理在管理市场经济中也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事实上，就这一功能的实现来说，其需要工商管理的首脑一工商管理部门，充当整个市场经济管理的主体。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总会伴随着新情况的发生，而这种新情况的发生叉对经济管理活动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作为一种有机的经济实体，企业在整个市场经济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支柱性作用，而企业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会依据自身情况以及外部环境情况而作相应改变，但是企业一旦面临着转型时期，其又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迷茫的状态之中。这时，工商管理就会对这些陷入两难境地的企业伸出援手，对其出谋划策，并做好支撑服务，直到企业走出这片阴霾之中。另外，就我国的市场经济来说，其存在着一定的规划性，而这种规划性实际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包括商品生产与交易的竞争行为，而这种竞争行为的正常进行则需要工商管理参与进来。一方面，其对整个竞争环境营造起一个合理的、健康有效的竞争环境，并为消费者提供有力的权益维护保障，从而促进企业自身进行技术水平、服务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提升，进而进一步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并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二、工商管理的发展及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影响
事实上，面对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以及进程进一步推进的深刻现实，为了将自身的职能效益进一步发挥出来，工商管理实际上也在进行着自我的改良。一方面，其管理职能范围正在不断地增大，其已经由最初的对私营工商业、集贸市场管理发展成为如今的“六道检查“，这也就意味着其功能和作用也在不断扩大开来。灵气，其管理监督也由之前的单一管理监督转变为组织协调、控制服务与监督一体化系统管理，并且结合政府干预，进一步推动、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其管理方法也得到了相应的革新，其已经逐渐打破了最初的行政方式单一化，而是更多地发展成为集行政、法律、经济以及思想政治交错组合的应用，无论是在飞管理法规的建设，还是对经济发展规律的遵循上，其都引导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工商管理为了实现自身管理职能的进一步加强，已经从自身出发进行了相应的革新，而这种自我革新效用的发挥，实际上又要与工商管理对促进经济发展所体现出来的作用影响形成合力。事实上，一方面，工商管理可以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法规保障，其可以有效协调企业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其还能对相关企业进行体制的深化改革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因为目前我国的商业集团与企业集团基本上是以跨地区、跨部门以及该跨行业为界限的，而这些零散的独立的模块有职能通过合理的组合才能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这样一来，整个企业的利益就会脱离与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从而紧密原先联系较为松散的部门。当然，这种交叉融合的方式，实际上我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部门和地域的控制之下脱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行政中心和管理中心，从而进一步减少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从而提升企业的工作水平及经济效益，并最终推动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语
面临着如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进程进一步推进的鲜明事实，如何将工商管理对市场的调节、规范、监督及约束作用发挥到最大，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事实上，就工商管理自身而言，其已经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作了相应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具体优势的发挥，实际上还是依赖于我们对其的合理运用。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实际的工商管理活动时，需要加强对其作用机制和影响机制的把握，切实地将其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
作者：黄涛 单位：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经济开发服务中心
一、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
在贵州省各市级行政单元中，遵义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其人均GDP仅低于黔中区。近年来，遵义市经济虽有了快速发展，但因各大乡镇企业加大了工矿业发展力度，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该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拟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生态质量评价指数来对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国家统计年鉴、贵州省经济“十一五”规划以及最新《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
（一）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评估1．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十一五”期间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协调度有所优化，见表1。虽然遵义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地区都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效益不高，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下，见表2。尽管2010年遵义市第二产业约占GDP的比重为41．8％，但投入和产出不协调，仍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来，虽然遵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两烟”、装备制造、名优特色食品、制药、化工、竹及竹加工、新兴产业等十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新兴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对遵义市资源开发、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响。产业结构只是从宏观上体现了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为更客观评价其经济发展状况，需构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2．遵义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测性、可行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从遵义市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在要素层方面选取了生活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五个指标层，在指标层方面共选取了12项指标，分别为基尼系数（B1）、农民人均收入／元（B2）、资金禀赋系数（B3）、波动系数（B4）、工业产值增长水平／％（B5）、GDP增长率／％（B6）、二元结构水平（B7）、霍夫曼系数（B8）、工业结构系数（B9）、经济密度／元．km2（B10）、财政收入／万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构建遵义市经济水平评价体系。（1）权重赋值信息源矩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4］（P88～94）该方法是直接根据客观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权重赋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对总体经济水平的贡献量，权重与贡献量呈正相关。要获得不同指标的贡献量，就需要对各时间或空间经济发展因子原始数据建立矩阵，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各指标中提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对交互指标的贡献进行定量描述，最终在识别贡献量大小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权重取值尽可能地客观、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义市共有13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单元，各行政单元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不同，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三、结论
通过近十年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分析，发现遵义市整体协调水平有待于提高。遵义市作为中国西部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遵义的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喀斯特地形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遵义相类似，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较好，在发展中具有明显的自然环境优势，这也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所能依赖的，但同时也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并提升两者协调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应当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来实现。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主要是对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利用，对环境破坏不大。因此保证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可以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如遵义市可结合当地生态地貌特点大力发展畜牧业、竹业和药业。第二产业要以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为重点，如航天材料制造等，并提升产业竞争力，做大产业规模。此外，要发展民族旅游和文化产业，改变第三产业落后的现状。第二，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子，而要创新经济和环境发展模式，探索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有效路径。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科技，通过绿色技术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则要求改变理念，通过政策和法规来加以引导。并加大教育和宣传工作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作者：武音茜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