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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概念通用六篇

时间:2023-06-12 14:44:52

经济一体化概念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1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该规制的对象,表明经济刑法立法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并纳入其调整领域之内。它是经济刑法立法的基本立足点,是经济刑法立法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法律只是追究那些事先加以禁止的对社会构成危害的行为。”[1](P29)“因为只有确定了什么行为应受法律谴责与遏制,我们才能确定我们要遏制人们实施什么样的行为,应把什么人视为我们使之遭到报应的罪犯,对什么人加以报复或对什么人进行改造。”[2]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实质,是为了解决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什么性质的行为不应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问题,并从立法上解决罪与非罪的问题,它对经济刑法立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大量的经济犯罪已经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经济犯罪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学术研究上的各种估计,几乎都是天文数字。……使经济犯罪对于经济社会的损害性和危险性,更形增高,而成为最严重与最危险的新兴犯罪。”[3]“经济犯罪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比治安犯罪更为直接、严重的破坏力。经济犯罪往往成为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的导火索。”[5]通过经济刑法立法对各种经济犯罪行为进行有效地控制和遏制,是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当务之急。而要建立和完善经济刑法立法,就要准确地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及其确立基础。尽管经济刑法立法是立法机关有意识、有目的的创制经济刑法的主观创造性活动,体现了立法机关的自觉性和主观性。但是,正如人们不能脱离、超越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提供的条件而人为地创造历史过程一样,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也不能脱离、超越我国现实社会经济生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凭立法者主观设计拟造;它决不是立法机关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活动,它必须以、也只能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并直接受制于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产生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5]“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6]“刑法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植根于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存在的价值。”[7]因此,对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基础的考察、认识和确立,应着眼于社会经济生活现实需要,应以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准确、全面、及时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换言之,社会经济生活的现实需要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础,更确切地说,就是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经济犯罪行为,以及对经济犯罪行为予以惩治和打击的调整需要,是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基础。

(二)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标准

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确定某一行为是否应被规定为经济犯罪、应否被纳入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中,需要遵循一定的标准。由于“社会是根据自身的利益确定何为犯罪”[8],因此,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也应以某一行为是否侵害了经济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即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¹所谓刑法法益,“即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9]相应地,经济刑法法益,就是受经济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在刑事立法上,对于某一社会生活利益应否以刑法手段加以保护,均以法益作为决策依据。”[10](P55)“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犯罪的本质、违法性的实质就是侵害或威胁法益”。[11](P3)确立了经济刑法法益,就能为经济刑法立法指明正确方向,并确立了经济刑法立法的目标。立法机关进行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就应确定经济刑法所要保护的对象即经济刑法的法益及其范围大小,并把侵害经济刑法法益的行为直接规定为经济犯罪,以此表明经济刑法立法的价值取向。通过对经济犯罪的惩治和打击,实现对经济刑法法益的保护。可以说,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都是以经济刑法的法益为核心,并紧紧围绕如何保护其法益而展开的。全部的经济刑法立法过程就是为保护法益而进行的有目的、有方向的立法活动过程。经济刑法法益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出经济犯罪的本质,即经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本质内容,即经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11](P4)“正确把握法益概念的社会内涵,有助于刑事立法所保护的客体秩序(或者说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适应时代的精神。”[10](P56)经济刑法立法是通过对严重侵害法益或者侵害重要法益的经济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并给予刑罚处罚来实现其目的。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应以经济刑法法益为标准,但是,经济刑法法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发展而随之变化和发展。“对过去认为没有必要保护的法益,随着保护要求的增大,就应当进行相应的新刑事立法。相反,在认为某个法益已经不值得刑法保护的时候,以保护这种法益为己任的犯罪规定就应当从刑法中删除。无论如何,适当的实定刑法,必须适应具体社会中对法益保护的现实要求。”[12]在确立经济刑法立法时,应关注经济刑法法益的这种变化性,并相应调整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

(一)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确立的切入点

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犯罪,它是决定所有经济刑法立法内容的基点。而经济犯罪的概念又是认识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起点。“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对象范围的思维形式。研究任何事物,首先必须弄清其概念,这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13]研究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应科学地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这对于深化经济犯罪的理论研究,促进经济刑法立法的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准确地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1.既要以现行刑法典规定的一般犯罪概念为基础,又要以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为补充。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的一般犯罪的立法定义,揭示出犯罪的三个本质特征,即严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其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表明某一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损害的特性,并已达到严重程度;刑事违法性,表明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违反了刑法规范;应受惩罚性,表明违反刑法规范、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应承担刑罚处罚的否定性法律后果。这三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18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9卷¹刑法学理论界大多倾向于从社会危害性角度来认识犯罪的概念及其本质,这种作法尽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有一些学者借鉴外国刑法理论中的研究成果,主张应从刑法法益角度认识犯罪的本质。本文也赞成从刑法法益角度来认识经济犯罪的本质,并以此作为确立经济刑法立法的标准。至于采用该种观点的原因,因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问题,故不详述。最基本的属性,刑事违法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法上的体现,应受惩罚性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一个不法行为必须具备不法、罪责与应刑罚性等三个本质要素,始得经由刑事立法手段,加以犯罪化,赋予刑罚之法律效果,始成为犯罪。”[14]这是认识一切犯罪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应以此为前提。尽管经济犯罪是一种新型的、复杂的、特殊的犯罪种类。但是,它的本质与其他犯罪是相同的。明确了该点,就能够为正确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指明正确的方向,把握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共同本质。同时,除我国现行刑法典外,我国一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为了惩罚和打击某一种类的经济犯罪,也规定了个别经济犯罪的概念。如《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具体规定了某一类经济犯罪的概念。此外,一些民事、商事、经济、行政等法律中,也规定或可能规定一些具体经济犯罪的概念。这些都从某一方面指出了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也应考虑把这些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规定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作为认识一般经济犯罪概念的补充。只有既认识刑法典中的犯罪概念,又认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中的个别经济犯罪概念,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才能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全面认识。2.既要看到经济犯罪与一般犯罪的共同属性,更要看到经济犯罪的特殊性。一方面,如前所说,经济犯罪作为犯罪的种类之一,它具有一般犯罪的共同本质。要取得对经济犯罪的深刻认识,就不能脱离对犯罪本质的认识,而应从对犯罪本质的认识入手。另一方面,经济犯罪作为一种不同于其他犯罪种类的犯罪类型,它又具有其特殊性。从表面上,经济犯罪概念是经济与犯罪的交叉和集合,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经济”一词可作多方面的理解和解释,但一般来说,它都是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角度来说的。“经济活动首先是指生产具有使用价值(功能、效用)的各种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各种活动。”[15]由于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是创造物质财富。所以,也可把经济活动解释为为了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相应地,经济关系就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经济犯罪就是产生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犯罪行为。经济犯罪与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揭示出经济犯罪发生的特定领域。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经济犯罪的概念。3.适当借鉴外国研究成果中的合理成份,积极吸收我国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正确看法。外国理论界对经济犯罪概念问题的探讨时间比较早,已经奠定了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基础。对经济犯罪概念研究的深化,应借助外国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不借鉴和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就不能有所创新。但是,外国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研究,也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例如,德国学者林德曼从刑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针对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而违犯的可罚”。[16]美国学者苏什兰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犯罪是“白领犯罪”的一种形态,并认为“所谓‘白领犯罪’乃指受社会所尊重及具有崇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谋取不法利益而破坏刑法的行为。”[17]日本学者藤木英雄认为,“经济犯罪即在正常的经济交易场所活动之人,在执行职务时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犯的不正行为”。[18]H.埃德赫兹认为,经济犯罪是“采用无形和稳蔽或欺诈手段来逃脱应付款项或使应受的钱财耗损减少,或获得商业或个人利益的一次或一系列非法行动。”[19]还有的外国学者认为,对经济犯罪的确立包括两个标准:一是客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侵害客体。狭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广义上的经济犯罪侵害客体既包括经济秩序,也包括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二是主观标准,即经济犯罪主体状况。经济犯罪总是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的所作所为,因而是在企业内部的犯罪。[20]对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外国学者关于研究经济犯罪概念的观点和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素材,可予以必要的借鉴,吸收其合理和科学的因素,并应克服其欠缺和不足,从而求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科学认识。

(二)经济犯罪的概念

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国内外理论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出现了许多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不同观点;其分歧之大,观点之多,在所有种类的犯罪概念中居于首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经济犯罪概念具有相对性。如何界定经济犯罪的概念,首先要受到一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及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一种行为是否认为是犯罪,受着该国的国家类型、立法、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刑法时代思潮的强烈影响。”[21]不同国家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犯罪的概念以及立法规定不尽相同。相应地,各国经济犯罪的概念及其立法规定也各不相同。因此,我国经济犯罪的定义,也应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打击、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行为的需要出发;而且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涉及到认识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由于认识经济犯罪的方法、角度、立场、评价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要概括出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确是很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应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刑事政策、道德观念、文化传统以及现行的立法规定为前提,采用适宜的方法论来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2.经济犯罪概念具有高度概括性和综合性。为了全面、科学地概括经济犯罪的概念,既要吸收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关于一般犯罪和个别经济犯罪的立法定义,又要吸收、借鉴和肯定前述外国学者和我国学者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合理成份,以便对经济犯罪的本质作出高度概括,并突出经济犯罪的特殊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经济犯罪的概念可从以下方面予以揭示:首先,经济犯罪的客体为经济领域中受到侵犯的经济管理制度和经济秩序。不同种类的犯罪产生的不同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该种犯罪的特征。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活动或者经济关系中的犯罪,即经济犯罪只发生于经济领域。这是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的区别之一。但是,“经济犯罪不等于经济领域中的一切犯罪。”[20](P8)为了把经济犯罪与其他发生于经济领域中的其他犯罪区别开来,对经济犯罪的界定还需考虑其他因素、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尤其应考虑经济犯罪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特点。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切犯罪的共同本质属性,但经济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具有其自身的特殊表现,主要表现为经济犯罪对经济秩序和经济制度的破坏。其次,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严重违反国家经济管理制度,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各种行为。国家经济管理制度是国家为了确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的协调、有序状态而制定的各项制度。经济犯罪是发生于经济领域之中、严重破坏经济关系或经济活动并造成经济利益重大损害而应给予刑罚处罚的行为。这是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基点。

三、经济刑法立法对象的确立意义

(一)有利于准确界定经济刑法立法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首先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性分析,即准确界定经济犯罪的内涵,它能够从质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刑法立法并不是泛泛地针对所有经济关系或者经济活动,它并不是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关系、经济活动都纳入其全面调整范围之中;经济刑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只能是社会经济活动、经济关系中的特殊的越轨行为或活动,即经济犯罪行为或者经济犯罪活动。经济刑法立法的目的,也正是通过立法手段,采用刑罚方法惩治、预防、控制经济犯罪行为或者活动。因此,经济刑法立法的关键,就在于要正确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即经济刑法立法应把什么性质的行为规定为经济犯罪而纳入其调整范围之内。其次,确立经济刑法立法对象,还有利于对经济刑法立法进行定量分析,即恰当确立经济刑法立法量的规定性。正确确定经济犯罪的种类多少和范围大小,它能够从量上直接表明和体现国家以经济刑法立法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因此,经济犯罪是整个经济刑法立法问题研究的焦点。通过对经济犯罪的内涵和外延的研究,不仅能够把握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揭示经济犯罪的质的规定性,而且能够对经济犯罪的外延、种类、范围做出准确的界定;准确地把握研究经济犯罪问题的界限,划分经济犯罪行为与经济违法行为、经济犯罪行为与财产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以及经济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界限。而且经济犯罪有其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对经济犯罪做出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能够考察经济犯罪的演变历史,从而探索和总结经济犯罪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科学地预测经济犯罪未来的变化趋势,为经济刑法立法提供科学的根据。

(二)有利于妥善解决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建立和完善的初期,“社会还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从而对某些经济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问题,还处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这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工作,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P9)经济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只能指立法活动,无论是进行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其主体只限于立法机关。”[22]经济刑法立法的犯罪化,是指立法机关基于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把现行经济刑法立法尚未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在立法中规定为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扩大经济刑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范围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中的体现。经济刑法立法的非犯罪化,是指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需要,立法机关通过经济刑法立法活动对原来立法中规定经济犯罪行为的内容予以修改或者重新做出规定,使某些原来被规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不再是经济犯罪行为的过程或者活动。它是限制、制约经济刑法立法介入、干预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和处罚对象的思想在经济刑法立法上的体现。“没有一个国家只进行犯罪化或者只进行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以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的合法权益及其程度、处罚的必要性等因素为根据的。”[1](P46)通过确立经济刑法的立法对象,能够正确认识经济犯罪侵害或者威胁着哪些合法权益,认识对经济犯罪进行处罚的必要性,解决好经济刑法立法中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2

关键词概念管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概念化

伴随着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均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管理学科作为一门仅有百年历史的新学科其发展却尤为突出。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伴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管理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创新。由于企业日益重视人性化管理,企业的管理重点、方式、手段等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管理正在以硬管理为主走向以软管理为主,企业管理出现软化的趋势,而这种人性化的、软化的趋势的出现实质上预示着以实物管理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正在向以价值、概念为主的现代管理方式过渡。

企业概念管理的内涵

1、概念管理的定义。概念管理是指在社会经济、企业组织日益虚拟化的条件下,将管理对象、管理形式、管理手段以及管理组织形态本身等从客观实体上升到一种代表各自价值去向的观念,通过对观念的管理来实现组织的各自目标的一种管理方式。概念管理不同于依靠投入强制性的制度和物质手段的传统管理,它主要依靠思想的灌输和在同一组织中价值观的认同以及感情的互动而形成的一种理念来使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概念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虚拟化的管理,但它仍要以传统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为载体,以某种有形和无形的产品为依托,并要借助于现代化的科学和信息网络技术,不过这种无形或有形的产品在消费者的心目中事实上只是一种“概念”产品。

2、企业管理概念化趋势的内涵。

(1)企业组织形态的概念化。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以及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网络组织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型企业组织模式,不仅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企业组织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得到合理解决,而且改变了传统管理的刚性思维,实施开放式的柔性战略,这使得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战略视野开拓更加开阔。所谓企业组织的概念化是指企业借助于INTERNET设立虚拟橱窗、虚拟展销会、虚拟经销商等,使企业组织由实体走向概念化,并不断完善其内在功能。企业组织形态的日益虚拟化、网络化,形成虚拟组织、网络组织。虚拟组织(VirtualOrganization)是指为实现对某种市场机会的快速,通过互联网技术将拥有相关资源的若干独立企业集结以及时的开发、生产、销售的多样化、用户化的产品或服务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化的战略联盟经济共同体。至于网络组织(NetworkOrganization),则是一种适应知识社会、信息社会与组织创新要求的新型组织模式,它能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复杂、不确定的环境变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外界环境日趋复杂、变化日趋迅速的要求相适应的。网络化运营的跨国公司、虚拟国家、战略同盟都是网络的形式,小企业网络是中小企业赢得协作竞争、多营优势的模式选择,新兴的虚拟组织、WEB公司都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网络组织作为一种概念公司,将会随着技术发展日趋成熟,人们对企业组织的认识也将从实体化本身向概念化转变。

(2)企业管理对象的概念化。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主要是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实体要素,但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将管理对象只停留在人力、财力、信息等实体本身是远远不够的,这就要求对企业传统管理的对象做进一步的研究。事实上通过对人力资源的研究,发现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其实是对人的能力和潜力的管理与开发,对物的管理其实是对物的效能的管理和开发,对财力的管理其实是对投资行为和资金所蕴含的资本属性的管理,这些上升为概念化的能力、知识、功效、属性等所蕴含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这将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实业界越来越成为管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实践中,企业经营者日益重视声誉、价值、文化等无形资产的管理,这些概念化的管理对象对企业发展越来越重要。以企业管理对象的核心要素“人”为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已不满足于“经济人”、“社会人”、“复杂人”的人性假说了,出现了“观念人”、“概念人”等更为虚拟化的人性假说。事实上,以自由、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经济环境,使一些企业已经意识到,人才的合理流动不仅是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企业创新和注入活力的需要,企业经营者一味的把心思放到如何留住人才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经济的,而应当把重心放到优秀人才给企业所创造的人格化的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上。信息资源作为信息社会现代企业重要的管理对象,其概念化的特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之,管理对象的概念化必将导致管理科学的发展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3)企业管理方式的概念化。由于受传统企业组织和管理对象的观点的束缚,一般企业在管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方面总是站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认识管理方式的变革。笔者认为,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内部环境下或许还有用武之地,但对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对以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主宰全球的时代背景之下,企业组织的外部的管理控制靠传统的经营方式很难取得佳绩。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的网络组织的出现,以及企业组织日益对管理对象无形化、价值化、概念化认识的发展必然导致管理方式的转变。首先是其经济学基础从传统的信息经济学向注意力经济学、虚拟经济学发展,在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社会,信息不是真正稀缺的资源,它能通过INTERNET等各种物质的技术的手段获得,甚至会过剩,但人的注意力和虚拟产品却是真正的稀缺资源,这也正是现代企业和一些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越来越重视顾客管理、服务管理的原因所在。目前,以网络为基础的新经济其实质就是注意力经济,在这种社会形态中,最重要的资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资本,而是注意力。注意力正在成为“虚拟经济的硬通货”,与此同时,虚拟产品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所谓虚拟产品是以传统的产品实体为载体,在此基础上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形成的品味、潮流、时代感、服务等后续产品,虽然它是传统有形或无形产品的衍生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消费结构层次的变化,这种传统产品的衍生物在消费者和顾客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占据中心地位,在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对消费者市场的这一变化不能视而不见,这就要求管理、营销方式与之相适应。企业概念管理展望

概念管理思想虽然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时期,但它的实践却有近十年之久,自九十年代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就已兴起。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产品本身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大多数产品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同时由于企业间接国际交流加深,技术信息管理方法的传播更加迅速,使得产品差别化越来越少,以传统的产品本身去拓展市场越来越困难,企业只有通过对传统产品的功效进行延续、衍生将产品上升到“概念”层次来吸引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注意力,扩大企业的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组织再造、组织创新。虚拟组织、网络组织作为适应各种环境的新型组织形态,将成为组织再造、组织创新的必然趋势。其次,需要管理对象和组织目标的再造和再认识,无论是对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的管理,还是对企业组织内部的产品、市场、顾客的管理都需要重新定位和组织。真正能给组织带来利润的市场的不是管理对象本身,而是这些对象所蕴含着的一些无形的“概念”,这些概念如知识、有效信息、技术、企业文化、价值观、声誉等,一旦借助于其载体,如企业员工、企业组织、企业营销网络等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给企业带来的利润是巨大的,是其他同类企业无法超越的,要比技术领先而占领的市场制高点更加巩固,这一点已被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首先意识到并取得成功。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这一点必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另外,还需要营销管理方式的再造和创新。营销方式的概念化趋势将在一些传统组织向现代网络组织转变的过程中表现的更加突出,概念营销方式将成为在未来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社会中的重要营销方式。当然,“概念”营销的关键在于获得消费者持续的注意力,若企业组织完全脱离其载体,如产品和其提供的服务等,只是搞些文字游戏,或一些虚假的热点新闻来追求其轰动效应,这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只会导致失败。这些所创造的概念事实上并不是虚拟、虚构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企业在探寻组织实体要素的原动力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概念”加深了我们对企业组织实体要素的再认识,从这一点上讲,概念管理的提出将会对未来组织的发展带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将会对企业组织的发展提供一条新的经营理念和思路。

参考文献

[1]丁宁、张金成《企业概念创新的实质》(《企业改革与管理》2001.7.8-9)

[2]孙选中《重塑企业竞争新理念》(《经济管理》2001年第21期)

[3]李显君《论企业竞争力及其培育》(《光明日报》2001.5.22B②)

[4]陈佳贵、罗仲伟《网络经济对现代企业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期)

[5]林润辉、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

[6]孟子飞《虚拟经营: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战略选择》(《企业技术进步》2002年第2期)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3

关键词 地理概念教学;概念;教学方法

在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大多数老师对于地理原理的分析相当不错,但是对于地理概念教学笔者认为值得商榷。从近期听的几节公开课中对于概念教学有这样的体会,由于一味地过度追求生活化、趣味化和教学的流畅,淡化了地理教育最为本质的特征——地理本色化,“浮光掠影”式的概念教学屡见不鲜,表面的喧闹替代了学生本应有的深层次的思考,因为缺乏深刻的理解,学生的学习效果令人担忧。本文就几节公开课中涉及到的有关地理概念,浅谈如何进行地理概念教学。

“概念”是用符号来标志的具有共同的关键属性的一类事物或特性(教学心理学定义)。概念是地理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概念有利于促进思维,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教给学生正确、清晰、完整的地理概念是提高地理教学质量的根本。

理解概念应达到以下三点要求:①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②明确这个概念和其它一些概念的关系。③能正确运用概念。概念的掌握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需要经历复杂的心理过程,教师必须遵循学生掌握概念的心理过程和认知结构的发展规律,充分发挥表象的“中介”作用,让学生利用表象作“渡船”,从感知的彼岸顺利到达抽象思维的彼岸。

因此,在我们的教学中,如何进行概念教学呢?这就是要谈到教学方法问题。

一、从感知中深化表象

首先,我们的教学面对的什么样的群体,是学生,他们是来接受知识并达到能理解与掌握知识的目的。对于地理概念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上,让学生读一遍或是对着某个概念简单地讲一下,学生在课后能否真正掌握这个概念,理解这个概念,从我的感觉看并没有。

例如,关于城市化这一概念,某位老师将书本的定义让学生读了一遍就结束了。其实书本关于城市化这个概念的文字描述,包含了几层基本内涵,一方面是对概念的全面陈述,另一方面也是为下面关于城市化问题作了最好的铺垫。

我觉得老师在备课时,就要明确这几层含义,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对概念进行分析说明时,引入同学们熟悉的知识或生活常识,会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如引入已经学过的民工流问题进行分析,问:大量的民工进城打工将对城市带来什么变化?人口增加学生自然会答到。问:当人口增加后可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诸如城市面积扩大等方面的问题,学生也会想到,促进了人口向城市集聚;既是对城市化概念的讲解,同时也为后面城市化对地理环境的影响等知识作了铺垫。再将目前乡村地区的变化这一生活化的问题引入,也有利于学生对乡村变为城市的过程这一陈述的理解。

二、在比较中明确概念

学生由直观感知所获得的对于概念的认识是粗略的、肤浅的,因此,要通过分析和比较,使表象由模糊到清晰,由分散到集中,从而抽象出共同的本质属性,形成完整的、准确的概念。

如循环经济概念,人教版必修2第六章第二节中的描述:循环经济是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资源输入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和使废弃物再生资源化等三个原则,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要使学生理解此概念,在教学中教师应先通过对表6.1《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的比较》的分析比较,获得传统经济活动与循环经济活动两者间的差异。再通过案例2《河南某酒精总厂的清洁生产》、案例3《北京留民营的生态农业》等问题的讨论,使学生获得其概念的内涵。真正理解在工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是清洁生产,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中,实现循环经济应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的本质内涵。这样学生对于循环经济的概念理解就不会停留在表象,也会进一步理解其深刻内涵。

三、在应用中促进理解

学生对概念的掌握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需要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多次重复,所以当学生初步建立新概念后,需要应用多种方法,促进概念在学生认知结构中的保持,并通过不断运用概念,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学生既可对概念作表面加工(只注意概念表述的准确词句),也可以作深入的心理加工(对概念的意义作深刻的思考)。信息加工理论的研究表明:意义的编码越深刻越精细,即加工水平越深,记忆就越好。因此学生初步建立概念后,要引导学生对概念的意义作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例如:学生获得“水循环”的概念后,要引导学生领悟水循环概念中的

关键词 语,“自然界的水”、“四大圈层”、“各个环节连续运动”等。让学生自己说说看

关键词 语是哪些?你是怎么理解的?以及水循环发生的领域、水循环的环节及水循环的意义等方面,使学生能根据表象重建概念。同时,概念的应用是掌握概念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通过应用可以加深理解,增强记忆。如学习了水循环概念之后,通过不同的例题和练习来加深对理解水循环概念的理解,在练习中要引导学生说出判断的思维过程,使学生进一步从练习中体会到水循环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4

一、教师引导学生理清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

历史概念一般包括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历史事件的性质、特征、影响等诸多因素。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准确梳理历史概念的诸多因素,为全面准确理解历史概念奠定基础。

以必修2《罗斯福新政》为例,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厘清该概念的内涵、外延。时间,1933年~1939年;地点,美国;人物,罗斯福;事件(措施),整顿财政金融体系、加强对工业的计划指导、调整农业、加强社会救济、保障体系、推行以工代赈、加强社会立法;性质,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加强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特征,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影响,使美国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矛盾缓和,避免走上法西斯专政的道路,维护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这样,通过教师引导学生梳理这些历史要素,学生对“罗斯福新政”这一历史概念的时间、地点、人物、措施、影响等外延就有了准确把握,同时学生也能理解罗斯福新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的内涵。

二、教师引导学生比较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许多容易混淆的历史概念,对于这些历史概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比较的方法帮助学生厘清历史概念。

所谓比较,就是把同类历史概念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分析,找出其中的异同点,从而把握历史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属性。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的“分封制”和“郡县制”这两个历史概念同属于古代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很多学生容易混淆。教师可以试着从“划分标准”、“传承的方式”、“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等方面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定性的分析、比较。通过分析、比较,学生就容易得知:分封制是以血缘为主要划分标准、以世袭方式进行传承,对中央政权来说,分封的诸侯很强的独立性;郡县制则以地域作为划分标准、以皇帝的任免作为主要的传承方式,对中央政权来说,地方郡县完全听命于中央。这样,通过比较的方法,学生就能够准确把握同类历史概念相同的本质和不同的特征。

三、教师引导学生分解复杂的历史概念

在历史学习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复杂的历史概念无从下手,难以全面把握。这时,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概念进行分解。

比如必修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历史概念,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学生把握起来比较困难。教师这时引导学生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分解为强化皇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为强化中央对地方控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两个概念,引导学生列举出君主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史实:君主专制制度,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明朝宰相制度的废除和内阁制度的设立、清朝军机处的设置;中央集权制度,秦朝的郡县制、元朝的行省制度。进而引导学生总结出君主专制不断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加强的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

四、教师引导学生构建历史概念体系

历史事件不是孤立、零散的,历史事件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同样,历史概念的存在也不是孤立、零散的,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历史概念置于历史知识网络中去,实现历史概念的体系化、网络化。只有这样,历史概念才能长时间的留在学生的记忆中也就不会陷入历史知识、历史概念一背就会,过两天就忘的怪圈。

比如必修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知识点复杂,历史发展的阶段多,学生很难入手。教师可以从构建概念体系入手,问题就迎刃而解。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一概念体系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洋务运动的兴起、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子历史概念。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概念体系包括19世纪60、7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1912年~1919年,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927年~1937年民族资本主义比较迅速的发展、1937年~1945年,民族资本主义日益萎缩、陷入绝境等子历史概念。构建了完整的历史概念体系,学生也就能够准确理解同一概念体系下诸多历史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真正实现知识的融会贯通。

五、历史概念教学也应注重学生的生成

由于历史课时的减少,不少老师在课堂教学中走“捷径”,直接把重要的历史概念印制成读案,学生在课堂俨然成了一个“背书匠”,其学习效果可想而知。历史概念教学不应是灌输式、填鸭式,而应该是启发式、生成式。只有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学生才能对历史概念有深刻的理解,才能全面把握历史。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5

关键词:资本;市场经济;社会科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C91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1)12-0135-05

建国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经历了由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正确认识。伴随着这一艰辛曲折的探索历程,人们对资本的理解经历了复杂的嬗变,从而拓展了资本概念的内涵,深化了对资本现象的认识,客观上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对于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实现对资本的正确认识与合理利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对待资本的认识与政策有过较大的变化。建国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没收官僚资本收归国有,利用、限制并改造民族资本的政策,逐步以公私合营的形式实现了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向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统治地位。之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人们把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简单地理解为单一的公有制,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使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化,甚至认为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不存在商品生产与交换,否认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等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1959年反思“”和化运动,经济学界曾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与价值规律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如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性、价值规律的客观性与重要性等 ①。

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对“资本”一词仍然讳莫如深,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观点,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反映的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因此,资本范畴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取代“资本”的是“资金”范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互助合作关系。不仅如此,在翻译列宁著作时,也有意无意地将某些地方的俄文“资本”一词译为“资金”②。真正有突破性的观点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卓炯同志提出的,他批判了苏联的产品经济论,创立了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论。在商品经济问题上,卓炯认为,商品经济是组织生产的工具形式,它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由社会分工决定其存亡,由所有制形式决定其社会性质和特点。因此,他承认社会主义也有商品经济,主张把计划经济建立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并且阐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系列范畴,其中就包括具有增殖含义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1961年,他的《从资金的循环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质》一文运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解释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循环,论证了商品生产的普遍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商品性质。他指出,“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原理,只要把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资本,改变为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资金,全部都是适用的,而且客观上也是如此的”③。尽管当时他所使用的仍然是“资金”范畴,但是,通过论述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的职能、阶段与形态,他揭示了资金循环与资本循环的共性与差异,认为二者在循环过程中都创造使用价值、增殖价值,所不同的是,资本循环是为剩余价值服务的,而资金循环是为了发展生产和满足需要。因此,卓炯实际上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金”同样具有价值增殖的属性,从而主张在社会主义企业中重视经济活动的资金循环过程,完善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富有独创性与深刻性。然而,由于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极左思想的影响,这些真知灼见在当时被人们所误解,甚至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概念的简单否定与排斥长久地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

应该说,长期以来“资本”范畴与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对立,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所面临的难题,即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发展商品经济、要不要承认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结束以后,我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时,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的缺陷引起了普遍的反思,从高层领导到理论界,围绕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市场经济”逐渐闯入人们的视野,套在“资本”身上的枷锁才逐渐有所松动。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市场经济”最终被正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原则具体化、系统化。这一决定是对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与理论难题的突破性解答,它不仅肯定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还提出要通过资本市场发展融资。此后,“资本”一词经常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当中。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还提出,要引入作为资本组织形式的股份制,发展并逐步开放资本市场,放宽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引导国内外资本参与西部大开发。这些提法不仅表明我们党驾驭与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水平在不断提高,还展现了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具备的开阔视野与开放态度。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使得与资本相关的经济现象应运而生。经济生活领域的变化向理论工作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要求理论界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与论证。在此背景下,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的争论。以此为契机,人们对资本概念的理解与运用经历了较为深刻的转变。

首先,“社会主义资本”的讨论促进了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与运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存在已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从理论上科学地说明资本现象。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思路。为此,国内经济学界从不同角度概括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性质、内涵与层次,围绕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资本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反对将资本和剩余价值当作经济范畴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④。而更多的学者根据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阐发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丰富内涵。有学者认为,由于所处时代的特点与写作《资本论》的特定目的,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概念的阶级含义,但这绝不等于说,阶级关系、剥削关系就是资本概念的唯一含义,在资本概念中存在着“生产一般”,它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⑤。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中形成了多个资本概念,包括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权力、一种价值、一种经济制度、一种剥削手段等六个方面,建构了一个相互联系、不容分割的概念体系⑥。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价值增殖的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和经济结构,他的资本概念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性和多维度的复杂系统⑦。

应该说,以对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再认识为基础,运用这一概念来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现象,区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思路为大部分参与讨论的学者所认同。有学者区分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一般与特殊,认为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范畴,而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共有范畴⑧。也有学者提出了“资本中性论”,认为资本本身是中性的,它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可以反映不同的经济关系,因而没有“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资”之分⑨。还有学者运用劳动二重性的观点分析资本,认为资本具有二重性,从生产力角度而言,它是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讲,它在一定社会中必然体现出为该社会服务的属性⑩。

其次,随着讨论的深入,国外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进入国内学术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是马克思资本概念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同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又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资本”的进一步思考促使人们考察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经济学渊源,关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并逐渐将视野延伸到现代经济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

一方面,国内经济学界主要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范畴及其对马克思资本概念形成的影响,辨析了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西方经济学主流观点的差异。有学者详细考察了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资本问题的探讨、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兴起以后资本理论的发展???,还有学者归纳了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十种资本理论???。这些研究基本囊括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资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概括了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范畴的特点、共性与局限,比较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资本理论的价值论基础与逻辑分析思路???,阐明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特征。主要看法是: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从技术经济角度理解资本,把资本看作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一种由经济社会产出的投入,从而集中研究了资本的要素功能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马克思则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考察资本,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不仅论述了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能力,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内在矛盾与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频繁,西方学术界兴起的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相继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资本概念的内涵,扩展了资本概念的外延。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知识、技术以及具有熟练技能的工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西方经济学逐渐由对物质资本的关注转向对熟练工人、高科技与知识的重视,提出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概念。“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者受到的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技能和知识能够为其所有者带来收益。“知识资本”则是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对传统资本概念的发展,它把员工知识与忠诚、企业信誉、顾客满意、产品创新、专利和商标等为传统管理理论所忽视的非物质因素视作企业的核心能力和经营资产。上个世纪90年代,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概念逐渐被国内学者所接受,并广泛运用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经营管理、资产评估、高校管理等诸多领域。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跨学科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尽管“社会资本”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那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广义上它包括所有有利于以共同受益为目的的集体行动的规范和网络,被用来分析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贫困、公共产品、创业、企业绩效等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领域。近年来,有国内学者自觉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展开调查与研究,并致力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化。在西方,布尔迪厄不仅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首创者,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资本”概念,用以指代包括个人修养能力、文化商品等客观状态,以及教育资格等体制状态在内的,有助于帮助个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资源。“文化资本”的技术向度日益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在我国,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运用文化资本概念探讨社会流动、教育公平、高等教育、企业管理、区域经济、文化产业、城市规划、知识分子等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人力资本理论、积极心理学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为基础,美国学者Seligman在2002年首次提出“心理资本”概念,将那些导致个体积极行为的心理要素纳入资本的范畴,从而引发了关于心理资本的探讨。一般而言,作为积极心理学范畴,心理资本强调个人的力量和积极性,关注个体的心理状态,甚至将所有能够给个体与组织带来积极结果的心理和行为纳入其中,以便更好地开发、利用员工的心理资源,使组织获取竞争优势???。目前国内外心理资本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心理资本概念的界定也存在较大分歧,但是,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概念一样,“心理资本”的提出无疑有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各种非物质资源。此外,旨在反映、活动与制度对社会经济与个体生活的多方面影响的“宗教资本”或“灵性资本”概念也在国内学术界尤其是宗教学界初现端倪???,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再次,对资本概念的考察逐渐上升为哲学文化层面的反思与批判。主要在经济学界展开的“社会主义资本”的讨论,不仅波及到社会科学其他领域,而且受到了哲学界的关注。这场讨论通过细致解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挖掘出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丰富内涵,其中的理论成果为哲学界所吸收、借鉴,并激起了哲学界的回应与反思。例如,关于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性质、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资本的本质与实体、资本的运动习性与历史作用、资本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等观点,为哲学界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料。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借鉴西方思想界的激进的现代性批判话语,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出现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研究热潮。这些研究一方面挖掘出资本概念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阐发了马克思资本概念的批判意义。在现代社会,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它不仅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活样式,决定着人们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因此,有学者指出,资本范畴具有三个基本维度,即物的维度、社会关系的维度和精神生活的维度。在纯粹的物的维度内,资本与消费品一起构成了“经济物品”范畴;在社会关系的维度内,资本是既得利益结构与权力结构的累积效应的载体,可称为社会关系“存量”;精神生活维度内的资本,其首要特征是能将对利润的追求转化为对利润的崇拜???。还有学者主张对资本进行文化哲学式的反思,认为资本作为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根本特征,具有正面功能与负面功能。资本“文明化”的经验与教训表明,必须把资本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引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壮大???。同时,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性批判是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要视角与线索。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是对现代性的现实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批判,是一种现代性批判理论,它具有区别于其他激进批判话语的革命性与彻底性。由此,马克思的资本概念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和意义。

回顾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我们不难发现,人们对资本的接受与理解,从讳言资本、否定资本到争论“社会主义资本”,从经济学领域研究、多学科关注到文化、哲学层面的反思,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如今,资本已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者们常用的理论工具,对资本的批判研究在哲学界进行得如火如荼。展望未来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力量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深入研究资本现象,有效利用资本并合理限制资本的负面效应,是摆在我们党和政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而借鉴资本概念嬗变中的经验,无疑能够为未来的研究与决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代中国社会资本概念的嬗变,既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一致,是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冲破的探索历程的写照,又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密切联系实际、深入互动交流的发展路径的缩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是我们党在结束以后反思“左”的错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客观上为经济生活中的资本现象与社会主义理论中的资本概念正名,同时也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紧迫的理论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市场经济中的资本现象的研究,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为突破口,逐渐转向引入与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的前沿学说。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及其负面效应愈演愈烈,国内哲学界开始从哲学文化层面反思资本现象,致力于阐发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批判意义,在主张发展资本的同时提出了“限制资本”的呼吁。可以说,资本概念的嬗变见证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现实、自由讨论、独立思考的优良传统,更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提供了范例。

具体而丰富的社会生活无疑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直接的研究对象,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共同攻关。以资本现象为例,如果说资本的自我增殖是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那么,不同学科的资本概念毋宁说是资本的幽灵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表现。因此,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有助于扩展国内学术界的理论视野,丰富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工具。与此同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客观上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即马克思主义应该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是一味地否定与排斥,还是合理地吸收与消化?

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它不仅能与其他各种理论话语进行交流与对话,还能根据社会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进行自我调整与更新;作为一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关注是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中介,通过批判性地研究社会科学而实现的,它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吸纳社会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时代精神,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引导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资本概念为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不仅强调资本是自我增殖的价值,而且揭示了资本增殖背后的社会机制,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仅分析了资本增殖的运行规律,而且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真正秘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概念同时具有解释功能与批判锋芒,后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批判与工人阶级解放理论的根本特征。这恰好是西方社会科学大多数的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所缺失的,也是具有批判意识的思想家所要继承并发扬的。在当前,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还应该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对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进行合理阐发与应用,以进一步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要对资本现象以及形形的资本概念和资本理论保持足够的清醒,应该立足时代精神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资本概念与资本理论,揭示其限度与不足,反思资本力量在现代社会中的负面效应,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核心理念。

注释:

① 参见孙尚清、张卓元、陈吉元:《评我国经济学界30年来关于商品、价值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79年第10期。

② 参见丁世俊:《社会主义下“资本”范畴的使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第3期。

③ 卓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④ 宋涛:《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高校理沦战线》1995年第7期。

⑤ 冯子标、靳共元:《论“社会主义资本”》,《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

⑥ 廖进球:《对马克思资本观与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再认识》,《当代财经》1995年第12期。

⑦ 宋醒民:《社会主义市场适用资本范畴试析》,《当代财经》1995年第12期。

⑧ 蒋学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和剩余价值范畴》,《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陈其林:《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思考》,《中国经济问题》1997年第2期。

⑨ 简新华、马迪军:《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几个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4期。

⑩ 侯廷智:《也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难题》,《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 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张凤林教授的《西方资本理论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崔友平:《资本理论述评及启示》,《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8期。

??? 曹彦生:《马克思资本理论与西方资本理论比较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 王雁飞、朱瑜:《心理资本理论与相关研究进展》,《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年第5期。

??? 张志鹏:《灵性资本:内涵、特征及其在转型期中国的作用》,《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 汪丁丁:《资本概念的三个基本维度――及资本人格的个性化演变路径》,《哲学研究》2006年第10期。

??? 张雄、鲁品越主编《中国经济学哲学评论:2006・资本哲学专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5页。

??? 杜艳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形成的理论轨迹》,《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经济一体化概念范文6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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