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5 16:22:53
张 欢
[摘 要]流行病学是各类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课程。然而学生对流行病学的学习往往不够重视，缺乏学习流行病学的热情和主动性。鉴于流行病学课程的重要性及目前流行病学教学效果欠佳的问题，提倡流行病学教师采用有效措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加强学生流行病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重视流行病学资料分析方法的教学。此外，注重网络学习材料的收集和利用，并适当开展双语教学等对提高流行病学教学效果也有帮助。
[
关键词 ]流行病学；教学效果；学习兴趣；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4)35-004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汉族人群Corin蛋白与高血压发病关系的研究” (编号：8130249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CORIN基因多态性与Corin水平及高血压的关联研究” (编号：2014T70547)的成果。
流行病学是研究疾病和健康状态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借以制订和评价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 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且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不断增加。如何更好地应用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来预防和控制慢性病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的重大课题。流行病学的重要性使之成为了各类医学院校必不可少的课程。
由于课程多、学习任务重，同时对课程重要性不够了解，医学院中非预防专业的学生对流行病学的学习往往不够重视。很多学校的流行病学教材和教师的授课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也使得学生缺乏学习流行病学的热情和主动性。此外，为了适应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的公共卫生新形势，流行病学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需要不断更新和改进。笔者根据近年参与流行病学教学工作的体会，谈谈加强流行病学课程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一、提高学生兴趣
流行病学教学大多采取大班上课方式，教师讲解，学生被动性接受，学习兴趣不高。由于大多数的流行病学教学内容是理论性的概念，逻辑严密、抽象，不如临床医学等课程那么形象生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课堂互动性比较少。单向灌输式教学方式使流行病学理论与防病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同时，根深蒂固的重治疗、轻预防的思想和现实也对学生有所影响，使得学生对今后在实际工作中是否有机会进行流行病相关的研究及工作缺乏信心。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直接感受者，其兴趣直接影响学习的效果，可以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设置不同的教学方法。通过典型实例讨论，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认识到流行病学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从而促使学生自发学习。例如，讲述病因推断时，可以SARS为例，让学生自己讨论怎样提出病因和验证病因，让学生对病因推断的基本步骤有深刻的体会。在实验流行病学中，可以从科研设计的角度来讲解，让临床专业的学生认识到即使是临床医生进行疗效评价，也离不开流行病的原理和方法，从而意识到流行病学课程的重要性。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全过程，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模式”。同时开设“第二课堂”，组织课外兴趣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进行课题设计和调查等活动，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等；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从文献检索、课题设计、现场调查或实验到资料整理、数据统计分析和论文撰写等，学生在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的同时也提高了科研能力。
此外，利用多媒体的“多样性、交互性、集成性”等特点．针对教学重点和难点，结合经典的流行病学研究案例，制作形象生动、实践性强的多媒体课件，可以达到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的目的。
二、加强流行病学思维
流行病学是一门科研方法学，它的重要基础是逻辑学和概率论，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方式和从群体角度思考问题的概率论思想，这一点在病因学研究中尤为重要。 网但是长期以来，流行病学教学以单向灌输式教学方式为主，偏重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方法教学，对流行病学思维尤其是以预防为主的思维能力培养不足，导致流行病学教学中理论与防病实践严重脱节，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和束缚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流行病学的应用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学生缺乏将来在疾病控制实践中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加强流行病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其中包括宏观（群体）、对比、概率统计、多病因论及预防为主的流行病学思维方式与观点。
流行病学是从群体的角度宏观地观察一个人群的疾病发生情况、健康状况和公共卫生问题，其原理是在个体中看来是偶发事件，但在群体中是有规律性的。在流行病学定义中，有两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即“群体”与“分布”。这两个概念正是流行病学中宏观思维方式的体现。流行病学正是通过宏观的人群调查，了解疾病在不同人群、时间、地区的分布状况，并根据分布状况去追溯造成分布不同的原因，从而达到控制疾病之目的。吸烟与肺癌的研究，Frarningham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等，都是应用宏观思维方法的典范。以吸烟与肺癌关系的研究为例，从个体的角度看，并非每一个吸烟者都患肺癌，也并非每一个肺癌患者都吸烟；从群体的角度来看，肺癌患者吸烟的比例显著高于非肺癌者，吸烟者中肺癌的发病率与病死率也显著高于非吸烟者，因而吸烟是肺癌的危险因素。通过实例使学生逐渐理解和接受流行病学的宏观（群体）思维方式。
在流行病学研究中自始至终应贯彻对比的思想。只有通过对比调查、对比分析，才能从中发现疾病发生的原因或线索，而且这种对比必须坚持可比性原则。经典的分析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如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均设立对照组，应用对比的思维方式检验病因假设或对可疑的病因或危险因素进行研究，通过比较分析这一科学严密的病因逻辑思维推论过程来判定结果。
流行病学的病因是概率论的病因， “能引起人群发病概率升高的因素即为流行病学的病因”。这些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疾病的危险因素，研究疾病的危险因素比研究直接的病因在疾病预防中的意义更大。在进行群体间比较时多使用发病率、死亡率等频率指标，而不是用绝对数来表示。例如，人们不能因看到某个吸烟的人已经活到100岁或某个不吸烟的人也得了肺癌而否认吸烟是肺癌的一个重要病因，而应当从概率论的角度认识吸烟者比不吸烟者患肺癌的危险要高出多少倍。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某些疾病在某一地区具有某些特征的人群中比其他人群的发病率更高．则可认为这类人发生该病的危险更大。这种对某病的高危人群的确定，就是应用概率统计的思维方式来实施的。
流行病学病因研究认为许多疾病并非由单一的、特异的病因引起，而是遗传与环境等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本身就是多维的，因而应当用三维或多维的思维方式去贯彻和解决人类的健康问题。
流行病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查明病因并预防、控制和消灭疾病，包括无病时预防使其不发生，发生后使其得到控制、减轻甚至消除，即可根据疾病自然史的不同阶段。采取相应措施来阻止疾病的发生、发展或恶化，这就是疾病的“三级预防”及“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使学生尽快树立“预防为主”的专业理念，体会临床学习的意义，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
三、流行病学资料分析方法
预防医学课程中的医学统计学和流行病学方法，与医学科研密切相关，对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至关重要。这两门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也往往需要进行有机结合。传统流行病学教学中，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医学统计学方法和流行病学资料处理结合起来，因而很难理解和树立流行病学概率论的观点。适时地巩固学生的统计学思维，提高学生对医学数据的分析能力并将其与流行病学知识融会贯通，对医学统计学教学和流行病学教学，都是很有帮助的。
运用计算器手工运算各项指标，回答思考题，这是大多数学校采用的教学模式。但仅以计算器进行数据分析并不能解决所有流行病学资料分析问题。如流行病学病因研究最常用的回归分析，就无法在课堂上用计算器完成。 。目前，几乎所有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资料分析工作都要借助于统计软件，单纯由计算器进行资料分析的教学与实际工作脱节，已不符合现代流行病学的教学和工作的需要。因此，应在保留少量计算器手工计算方法以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将EpiData和sPss等国际权威的统计分析软件应用于流行病学教学中。
EpiData是专为流行病学调查而设计的软件，它与其他软件相比更符合流行病学工作对数据录入与管理的要求，所以在流行病学研究与实践中极为常用。EpiData软件是一款免费的数据录入和数据管理软件，简单易学，数据录入界面直观，操作简便，实用性强，具备强大的数据录入、数据核查、数据转化功能及双份录入及一致性检验的功能。 流行病学实习课的实例中，数据多是经过整理加工的，往往实习课结束后，学生对相关研究问题依然没有理解和体会，流行病学实习课的教学目的没能达到。在教学中应用EpiData等软件处理真实数据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流行病学数据资料。SPSS软件是专门为统计而开发的软件，统计方法较齐全，一般用于大型统计，是当今国际流行的优秀统计分析软件之一，是医学科研工作的得力助手。sPss软件界面友好，统计功能强大，操作简单易学，目前已在各大院校医学统计学教学中广泛应用。
苏州大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教研室教师有多年从事实验教学的经验，参与过多次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有丰富的流行病学资料分析经验。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医学统计学课程和流行病学课程均开设了实习课，且统计学课程在先，学生具备了使用统计学软件的能力。在流行病学实验课中使用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使流行病学资料分析与统计学理论及软件的使用进行对接并加以综合运用，更能体现出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紧密联系，使实践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
四、丰富学习材料
教科书是教学的核心材料，但广义的教材可以是传授知识、技能和思想的所有教学材料。广义教材既包括教科书、教学实习指导，也包括学术专著、期刊文献、教学幻灯片、音像资料、计算机辅助教学课程软件等。当前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流行病学课程教学应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材料。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通过网络独立获取流行病学知识的能力，也使学生切身感受流行病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网站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网站是提供流行病学实习的理想网站，可为流行病学学习和研究提供良好的素材。WHO从1995年起通过“The world heal山report”年度全球健康评估报告，报告有英文、中文、阿拉伯文等版本，内容覆盖了流行病学的大部分领域。美国CDC wonder是美国CDC建立的数据检索系统，可提供多种疾病的流行病学信息、统计数据、实验数据和研究进展。通过这些网站，学生可以了解世界各国的疾病负担和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并可以从流行病学研究实例中学习调查研究的方法。这些实例来自于疾病防治的实际工作，与学生的生活及将来的工作岗位关系密切，更容易激发学习的兴趣。
随着信息技术和教育理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组织或个人在互联网上共享教学资源，如全球健康网络超级课程。 网该网络课程汇聚了来自全球174个国家的56000名专业学者，目前收集了这些学者制作的5710份与全球健康和预防有关的Powerpoint讲稿，构建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开放的教学讲稿库，供全球相关领域的教师和学生免费使用。又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流行病学系的Frerichs教授建立的快速流行病学调查的课程网页。该网站除课程的PowerPoint讲稿、配套的讲解录音外，还包括推荐阅读材料、统计软件及其使用说明、练习用数据库和课后作业等，成为一套非常完整的教学材料。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精品课程网站开展网络补充教学，如国家精品课程资源网和流行病学精品课程网等。
五、尝试双语教学
当前流行病学研究飞速发展，国际交流合作日趋频繁。如何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公共卫生专业人才是目前高等医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实施双语教学正是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发展需要，也是培养这类外向型人才的重要途径。预防医学本科生学习流行病学及相应的实习课程时大多已经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具备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合理地安排双语教学，有助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从公共英语转移到专业英语上来，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合适的外文教学资料是流行病学双语教学实施的必要条件，获得外文教学材料的途径可以是直接购买或复印合适的原版教材和参考书。此外，通过互联网收集教学材料是一个获得双语教学材料的有效途径。美国匹兹堡大学的Supercourse以虚拟图书馆的形式为全世界从事流行病学教学的人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目前其中含有来自174个国家的5710个讲稿。 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的各种年报等材料也经常被流行病学教研室教员用来作为双语教学的背景参考资料。英国Dundee大学研制的流行病学互动教学软件Studying Popula-tions ProWam也深受好评。该软件是一个计算机辅助的流行病学方法学习软件包，其中包含了80多个关于流行病学基本概念的交互式练习和模拟，适合所有健康科学工作者使用，包括医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生、公共卫生工作者及临床医生。在国外一些大型公共卫生或流行病学学术会议中，如美国公共卫生年会等，一些大学、研究所、出版社、公司等都会提供电子版或纸制的宣传材料，其中不乏流行病学专业期刊，健康教育短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介绍、国外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介绍等。这些都属于流行病学双语教学资料的收集范围，有利于我们及时地了解国外的流行病学教学的动态。另外，通过直接使用英文版的疾病数据分析软件(sPss，SAS，Epi Info)来提高学生的专业外语运用和理解能力也是加强双语教学的有效办法。
关键词：长学制医学生；实例―讨论教学模式；流行病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0-0142-02
长学制高等医学教育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研究生教育性质的高层次本科生教育，目的是造就出一批具有较强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型人才。《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学科，是临床医学生的必修课，在临床医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且作为一门群体科学，在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医学服务三个领域中具有重要的作用[1]。而《流行病学实验课》在理解和掌握流行病学理论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和探索适合于长学制医学生的《流行病学》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长学制医学生学习《流行病学》课程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流行病学》实验教学是采用对实习资料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教学方法；而实例―讨论教学模式是讨论法与实例教学的有机结合，是教师与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具体的应用实例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着眼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适合于长学制医学生的《流行病学》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探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对长学制医学生《流行病学》实验课的教学效果。
一、方法
1.调查对象。在我校03级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中随机抽取2个班的所有同学共68人、在7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中随机抽取1个班的所有同学共31人作为调查对象。
2.教学方法。对5年制医学生采用常规的理论课和对实习资料进行分析和计算的教学方法。对7年制医学生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具体教学方法[3]：（1）针对每一次相应的理论课内容，由教师选择近年发表的中文或英文医学期刊中涉及到人群研究设计的研究论文作为实例。（2）结合每次实验课实例的研究设计，复习相应的理论知识，如描述性研究、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流行病学实验研究和筛查和诊断试验的评价等。（3）对实例进行讨论分析：①教师启发、引导和组织学生；②学生分组讨论，对实例的研究设计、具体实施方法、资料分析以及讨论和结论进行讨论和质疑。（4）对各小组的讨论结果进行评价和综合。（5）归纳总结出适合于理论课各部分的研究实例，编写适合于长学制医学生的实验教学内容。
3.问卷调查方法。本实验教学课程结束后，对研究对象采用匿名填写问卷进行调查。调查表内容包括：对流行病学实验课和本次采用的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的喜欢程度、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的收获大小、本次采用的实例―讨论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建议和意见，以及本学科方法对将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
二、结果
1.调查应答情况。本研究分别调查5年制和长学制学生68人和31人，5年制和长学制学生应答人数分别为61人和30人，应答率为90%和97%。
2.对《流行病学》实验课和实例―讨论教学模式的喜欢程度。90%的长学制医学生和67.2%的5年制医学生喜欢上流行病学实验课，86.7%的长学制医学生和85.2%的5年制医学生喜欢流行病学实验课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
3.采用实例―讨论教学模式的收获。60%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60%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仅有10%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能够激发自身的潜能和创造性”，而5年制医学生的这个比例分别为50.8%、59.0%和11.5%。
4.预计本学科方法对将来工作的帮助。有40%（12/30）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本学科方法对将来的工作有帮助，且帮助很大，另有40%（12/30）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本学科方法对将来的工作虽有帮助，但帮助一般。而5年制医学生的这个比例分别为50.8%（31/61）和26.2%（16/61），结果见表3。
5.采用实例―讨论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在被调查的长学制医学生中，仅有13人对本次采用的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其中26.7%的长学制医学生认为本次教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实验课课时不足。
三、讨论
本研究针对传统的《流行病学》实验课教学采用对实习资料进行计算和分析的教学方法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的缺点，首次尝试对长学制医学生的《流行病学》实验课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通过将实例教学与讨论有机结合，学生可直接参与到流行病学的实验课中，从而加深其对流行病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单纯讲解理论知识的传统教学相比，实例―讨论教学模式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和每次讲授的理论课有密切关系的研究实例为基本素材，将学生引入一个特定的真实情境中，使学生对每种不同的研究实例从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的选取、资料收集方法、统计分析、讨论部分的对比分析等不同内容，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共同讨论，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果，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能力[2]。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90%的长学制医学生喜欢上流行病学实验课，86.7%的长学制医学生喜欢流行病学实验课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和5年制医学生相比，长学制学生中不喜欢上流行病学实验课以及不喜欢流行病学验课采用实例―讨论教学模式的人数及比例较少，表明绝大部分长学制医学生喜欢上流行病学实验课以及对实验课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本研究结果提示，在以后的《流行病学》实验课中，应逐步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替代传统的对实习资料进行计算和分析的教学方式，是很有必要的。
长学制和5年制的医学生均认为，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上《流行病学》实验课，容易理解所学的内容，而且便于记忆，并且可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而且这种教学模式比较自由、灵活、互动，可以调动学生和教师上课的积极性；同时对每次的内容采用实例来进行具体评价，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印象。但仅有少部分学生认为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创造性，这可能与各种不同的人群研究设计在学术论文撰写中均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学生很难突破这一模式有关。
大部分长学制和5年制医学生认为，流行病学这门课程所学到的各种研究设计方法对将来的工作有帮助，尤其是对将来从事科研工作的同学来说会有很大帮助。长学制学生毕业后，很多人除了从事临床工作，会同时从事科研工作，而开展临床研究离不开《流行病学》课程学到的人群研究设计，而实验课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恰恰可以使学生通过阅读前人发表的学术论文，并参与实例讨论，掌握各种研究设计的要点和方法，以及在开展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样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通过对《流行病学》理论课的学习和实习课的实例讨论分析，将全面掌握流行病学的各种研究设计，为今后开展临床研究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也有10%的医学生不知道流行病学课程对将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医学生在学习《流行病学》课程时，是在未真正接触临床和开展科研工作阶段。实际上，大学现在每年有两批业余科研和暑期科研在招募本科生参与科研，因此，建议对人群研究感兴趣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或暑期，参与到开展人群研究的老师的课题中，尽早接触和了解人群科研设计，把所学到的流行病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的科研工作中。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采用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授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课时不足，无法在课堂上利用充足的时间来展开实例讨论。目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流行病学》课程的总学时数为36学时，其中实验课的学时数仅为4学时。而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课程，如果仅有理论课的讲授，再加上几学时的实习课的计算分析，根本无法满足课程的需要。因此，目前实验课的学时数不足，不利于学生全面掌握流行病学课程中的重要知识。本调查结果也提示，在学校医科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调整修订时，应考虑增加《流行病学》课程尤其是实验课的学时数。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在实例―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运用所学过的《流行病学》的各种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培养了批判性思维去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同时还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学会了如何与同学合作，使医学生在校时就初步具备了将来工作必备的素养、能力和心理素质。
总之，实例―讨论的教学模式在长学制医学生《流行病学》实验课教学中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中加以应用。
参考文献：
[1]王建华.流行病学[M].第7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关键词 分子生物学 儿科 基因工程
中图分类号：Q7文献标识码：A
1 分子生物学为儿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驱动力
儿科这种称谓源自于欧洲，在15至16世纪之后，受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整个科学技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医学也不例外，但是这一时期的儿科是包含在产科以及内科里的，产科与内科依据病儿的年龄分别诊断，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儿科并没有获得独立的研究与发展。世界上第一个儿童医院于1820年在法国巴黎诞生，14年之后的1834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二个儿童医院。此后，儿科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早期的儿科研究内容主要针对的是小儿疾病的诊治。儿科疾病的诊治也主要是依据成人疾病诊治。对于儿童不同年龄所不同的生理、病理现象及其特点认识不足，对于儿童成长的环境、膳食、营养、卫生、保健等影响因素的认识也并不多。此后随着营养学、免疫学、细菌学等一些学科的快速发展，学术界对于上述问题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到了21世纪，物质代谢、免疫学等学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抗菌素、激素、预防接种等获得极大发展，儿科领域的研究也突飞猛进，儿童的营养性以及感染性疾病有了新的控制方法，发病率与死亡率不断下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以费明翰调查作为典型的第二次流行学革命对于学者们研究儿童的生活方式、心理－行为对疾病模式的意义产生了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这也是儿科首次对医学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
不可否认的是，在分子生物学出现之前，儿科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在传统的疾病诊治的经验桎梏中。分子生物学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之后就是生物学研究的前沿，其深度和广度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达到过的。分子生物学的成果给儿科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在传统儿科研究的主要驱动力中主要包括三个驱动力，也即科学驱动、技术驱动与技巧驱动。在分子生物学产生以前，这些驱动力是分割的，但是分子生物学产生之后为儿科研究的这些驱动力进行了整合，分子生物学在针对儿科研究里的发现、分析以及解决问题等方面都展现出强劲的展动力。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分子生物学为解决儿科发展所遇到的一些特殊性、个案性、疑难性问题时提供了清晰的思路、犀利的灵感以及独特的视角，为儿科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驱动力，从而大大促进了儿科的发展。
2 分子生物学拓展了儿科研究范围提高了发展质量
分子生物学理论主要包括DNA结构、中心法则、基因调控等方面的研究，分子生物学里基因工程的发展对于传统的病毒学、生物学以及遗传学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众多常见儿科疾病的病原学诊断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举例而言，目前已分离出的呼吸道病毒已超过百种、肠道病毒近百种。这些病毒参与了从呼吸道到消化道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疫苗和化学治疗的发展使过去的难治性疾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有关遗传性疾病（染色体疾病、遗传代谢性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使从前无法认识和处理的上百种疾病有了正确的解释与治疗手段。分子生物学的诊断方法以令人眩晕的速度遍及儿科各个疾病。分子生物学研究所带来的各种变化极大拓展了传统儿科学的研究领域，对于儿科学知识的丰富也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阿波罗登月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等活动之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也明显加速。这也使得人们更进一步的对儿科的疾病、健康以及生命现象本质的研究上达到的一个高峰。人们不再像传统的儿科研究，只关注儿童疾病的诊治了，对于儿童的健康以及生命质量也作为关注的重中之重。对于儿童成长的环境，研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物质环境，对于儿童成长的心理精神环境关注增多。分子生物学的产生及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新一代的儿科研究工作者们所面临的任务、机遇以及（下转第53页）（上接第11页）挑战与前辈们发生了改变，前辈儿科研究工作者的重点在于通过儿童疾病诊治降低儿童死亡率和发病率，当前的研究者重点在于保持这一局面并提高儿童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如传统的研究对于儿童的孤独症抑郁症关注不够，但是分子生物学产生之后，人们的关注明显提高了，如北京大学医学遗传中心的钟南、张茜医生在其《儿童孤独症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中专门论述了分子生物学对儿童孤独症的影响。分子生物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儿科研究的范围，大大提高了研究的质量，这种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提供新的途径与方法来实现的，如朱汝南、钱渊、王芳、刘成贵等人的《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儿童流行性感冒监测中的应用》一问中就认为流行性感冒（流感）病毒是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它可在短期内突然发生，起病急，蔓延快，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流行，甚至造成世界性大流行。儿科呼吸道感染病人的突然大量增加往往是流感流行的晴雨表，因此儿童中的流感监测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在他们的研究中，充分利用了经典病毒学方法（病毒分离和血凝 （HA）试验）对儿童中流感流行情况进行监测的同时，还建立了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和鉴定流感病毒，并对近年A3型流感病毒分离株的血凝素基因进行了序列分析。又如，著名遗传学家吴希如在20世纪90年代就逐步建立并开展了儿科分子生物学及分子遗传学研究。对于分子生物学在小儿惊厥、癫痫及其相关遗传病机制等领域的影响与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参考文献
[1]钟南,张茜.儿童孤独症的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展[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8(3).
[2]龙华.分子生物学前沿[A].全国首届动物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4.
【关键词】 轮状病毒腹泻；婴幼儿轮状病毒肠炎流行病学；分子 G血清型
人轮状病毒（HRV）是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毒，是诱发婴幼儿腹泻的一种重要病毒，而且多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比较常见。通过数据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病毒流行于在发展中的国家[1]。而在我国因人轮状病毒而引起的腹泻有40.0%，因此，这种病毒引起的腹泻所在的比重还是相当大。目前，临床上对于该病的治疗还无较好的药物，其中，人们认为轮状病毒疫苗是控制轮状病毒感染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国内外的相关性研究[2，3，4]表明，不同的地区的病毒株均具有较大的不同，因此，这为临床中研制轮状病毒疫苗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南昌市的轮状病毒G型与其相关的临床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其目的是为本病的治疗与预防提高有力的参考资料，同时，为该地区研制具有针对性强的轮状病毒疫苗提高一定的参考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本次研究从我院2007年1月到2009年12月之间进行随机的抽取5岁以下的腹泻患儿286例，同时对于其进行细菌培养和显微镜的检查，并有效的排除细菌性的肠炎患儿。本组男性患儿183例，女性患儿154例，患儿的年龄为3个月到60个月，平均年龄为（15.3±2.3）月。病程时间为2～13天，平均病程时间为（8.9±2.3）天，本组的所有患儿均未进行接种轮状病毒疫苗。
1.2方法
1.2.1DNA制备与检测
本次研究对于粪便RVRNA的提取和检测主要采用Trizol法，同时依据说明书进行操作，并提取粪便悬液中的核酸，然后采取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进行有效的检测[5]。本次研究中干燥标本采取pH=7.6的Tris液稀释1 mL/L进行稀释，并取上清液，同时，采取30μl的无菌水进行融解RNA备用。
1.2.2RT-PCR法扩增
将选取的RV的VP7全基因进行扩增，并采取 net-PCR法进行有效的对VP7基因型（G基因型）进行分型处理。第一次扩增：将编码VP7的基因两端保守的序列设计引物（主要包括Beg9和End9）进行RT-PCR扩增，长度为1062bp；第2次扩增：将苷酸序列高变区的设计型特异性引物（主要包括aAT8、aBT1和aCT2以及aDT4与aET3、aFT9等）和负链引物选择3′端保守的共同引物进行有效的扩增，扩增不同的长度来区别不同基因型[6]。本次研究所用的扩增引物如下表1所示：
1.2.3反应条件
本次研究选取的PCR反应池为2μL，取二甲基亚砜和上、下游的引物均2μL，并进行离心处理，离心率为1000 r/min，并取上层清液，然后采取温度为97℃进行变性，时间控制为5min，并立即进行冰浴处理，时间为5 min；向反应中加入5×RT-PCR的缓冲液和2. 5μL 的d NTP，以及5U/L的AMV反转录酶，并采取94℃的温度进行变性处理，时间为5min，最后加入10×PCR的缓冲液和DNA聚合酶以及dNTP，并加水到70μL。再次采取94℃的温度进行加热处理，时间控制为1min，并进行94℃、1min；42℃、2min；72℃、3 min；共30个循环，最后采取72℃的温度进行延伸，时间8min。并将扩增的产物采取10 g・L-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有效的观察。
2结果
通过本次的研究分析，286份标本共检出132份病毒，阳性率46.1%。通过分型，主要为G1型、G3型，具体的情况如下表2所示：
3讨论
通过资料显示，在我国主要流行轮状病毒为G1-G4型，而且在方肇寅等[7]人的资料显示，G1-G4型所占的比例为：67.1%、21.4%、9.4%、2.1%，其中， G1型是主要的流行菌株。而任莉娜等[8]分析，主要以G1型为主要的菌株。而徐锦等 [9]分析，主要以G3型菌株为主，其次才是G1型。而吴先华等报道[10]，在浙江省衢州市2008-2010年的资料显示，主要以G3型菌株为流行菌株。
通过本次的临床调查显示，在南昌地区主要以G3型菌株和G1型菌株为主，而且所在的比率分别为41.7%和27.3%，而且本次的研究与张丽杰等[11]的研究比较相近。另外，在我国的台湾等地区显示，除了显示有G1、G2以及G3型菌株之外，还显示有 G9型菌株 [12]。而在本次的研究分析， G9型轮状病毒只检测出有1株，而且资料显示G9型不是本地区的流行菌株另外，通过本次的研究分析，有19株病毒株未能够进行分型，其原因可能与本次研究的方法和G血清型等有关，需要临床的大型试验进一步的分析。
因此，在南昌地区的婴幼儿轮状病毒肠炎中，主要以G1型与G3型比较常见，同时，G1型和G3型能够作为该地区进行研制轮状病毒疫苗的重要参考依据。但是有仍部分的菌株未进行分型，需要进一步的临床监测。
参考文献
[1]van Doorn LJ，Kleter B，Hoefnagel E， etal .Detection and genotyping of human rotavirus VP4 and VP7 genes by reverse transcriptase PCR and reverse hybridization[J].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2009，47（09）： 2704～2712.
[2] Liao Hongyu， Zhang Mengyan， Chen Xikai， et al. Chengdu region of infantile diarrhea rotavirus genotyping study [J].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 Medical Science Edition ）， 2011，24 （ 04）： 775～776.
[3] Wei Jingfen， ye Fufa . Infant diarrhea with rotavirus infection detection and analysis of [J].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of China， 2009，22 （ 12）： 445～446.
[4]李方去，刘彩霞，蒋伟燕.4160例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感染情况分析[J].医学研究杂志，2011，22（03） ：644～646.
[5]霍燕凤，金玉，方肇寅.酒泉地区婴幼儿腹泻的A组轮状病毒分子基因特征研究[J].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2008，22（05）：776～778.
[6]林勇，李敏，马慧丽，等.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A组轮状病毒基因型的研究[J].检验医学，2007，12（04）：688～689.
[7]叶新华，金玉，方肇寅，等.2001～2007年兰州急性腹泻住院儿童轮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疫苗和免疫，2008，23（05）：612～613.
[8]任莉娜，张炳丽，梁英，等.哈尔滨地区引起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09，31（03）：554～555.
[9]徐锦，孙家娥，丁韵珍，等.2001至2005年上海市1450份住院患儿A组轮状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J].中国循证儿科杂志，2007，22（02）：766～768.
[10]吴先华，付方俊，汪勇军，等.腹泻患儿轮状病毒感染G_P基因型分析[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1，21（02）：234～235.
1医学论文的基本要求
1.1创新性医学论文的创新性是指文章要有新意，要发展医学成就，破解医学问题。医学论文有无创新，选题是关键。选题创新是医学论文写作的灵魂，是衡量医学论文价值的重要标准。可体现在：①理论方面的选题应有创新见解，既要反映作者在某些理论方面的独创见解，又要提出这些见解的依据；②应用方面的选题应有创新技术等，也就是要写出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的关键，或揭示原有技术移植到新的医学领域中的效果；③创新性还包括研究方法方面的改进或突破。
1.2可行性所谓选题的可行性，是指能够充分发挥作者的综合条件和可以胜任及如期完成医学论文写作的把握程度。选题切忌好高鹜远，脱离实际，但也不应过低，影响主客观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医学论文的水平。影响选题的可行性因素有：①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知识素质结构、研究能力、技术水平及特长和兴趣等；②客观条件，包括经费、资料、时间、设备等。
1.3实用性撰写医学论文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及应用。要从实际出发，选择够指导科研、指导临床、造福人类的主题，因此，选题的实用性尤为重要。
1.4科学性医学论文是临床和医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客观反映，其写作的具体内容应该是取材客观真实、主题揭示本质、科研设计合理、论证科学严谨、表达逻辑性强、经过实践检验。所以，严格遵守选题的科学性原则，是医学论文写作的生命。
1.5前瞻性要选择有研究价值及发展前途的主题，应积极开发研究新领域、新学科和新理论。
2选题的基本方法
2.1根据课题研究的结论来确定主题这是常用的方法，可分为：①以科研的结论或部分结论作为医学论文的主题；②科研结果与开题时预测不一致，待查出原因后，再寻找主题；③科研达不到预期结果，可总结经验，从反面挖掘主题。
2.2在科研过程中选题医学科研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意外的现象或问题，作者如果能够细心观察、及时发现，可以在这些偶然中获得新的选题。
2.3在临床实践中选题临床工作是医学论文写作取之不尽的源泉，作者在临床中会经常遇到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应用问题或理论问题，对此，只要从本学科实际出发，用心思考，会从中产生很多好的主题。其包括：①探讨发病机制与预后情况；②分析临床症状与表现；③研究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④疾病的多因素分析等。
2.4从文献资料中选题医学文献是人们长期积累的宝贵财富，是医学论文选题的重要来源。阅读最新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当前医学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开拓思路、激发灵感，从而挖掘提炼出好的医学论文主题。
3医学论文的一般体裁
3.1实验研究一般为病因、病理、生理、生化、药理、生物、寄生虫和流行病学等实验研究。主要包括：①对各种动物进行药理、毒理实验，外科手术实验；②对某种疾病的病原或病因的体外实验；③某些药物的抗癌、抗菌、抗寄生虫实验；④消毒、杀虫和灭菌的实验。
3.2临床分析对临床上某种疾病病例（百例以上为佳）的病因、临床表现、分型、治疗方法和疗效观察等进行分析、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提出新建议、新见解，以提高临床疗效。
3.3疗效观察指使用某种新药、新疗法治疗某种疾病，对治疗的方法、效果、剂量、疗程及不良反应等进行观察、研究，或设立对照组对新旧药物或疗法的疗效进行比较，对比疗效的高低、疗法的优劣、不良反应的种类及程度，并对是否适于推广应用提出评价意见。
3.4病例报告主要报告罕见病及疑难重症；虽然曾有少数类似报道但尚有重复验证或加深认识的必要。
3.5病例（理）讨论临床病例讨论主要是对某些疑难、复杂、易于误诊误治的病例，在诊断和治疗方面进行集体讨论，以求得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临床病理讨论则以对少见或疑难疾病的病理检查、诊断及相关讨论为主。
3.6调查报告在一定范围的人群里，不施加人工处理因素，对某一疾病（传染病、流行病、职业病、地方病等）的发病情况、发病因素、病理、防治方法及其效果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给予评价，并对防治方案等提出建议。
摘 要：隋代《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有“证治之津梁”的美誉。后世对《病源》一书研究成果极多，现汇集各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分类探索不同研究思路及成果结论。目前研究，或为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研究，或结合临床、实验进行研究，或是从学术史的高度进行研究。但以《诸病源候论》一书结合晋唐时期方书的研究尚未深入，可作为进一步研究《诸病源候论》的思路之一。
关键词：诸病源候论；文献研究；思路与方法；综述
中图分类号：R2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0-04
The Actualities and Future of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in Zhubing Yuanhou Lun
YAO Jie-min，advisor: YAN Shi-yun
（Basis Medical College，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Shanghai 201203，China）
Abstract:Zhubing Yuanhou Lun is the earliest Chinese specialist literature in cause of disease and pathogenesis, which named as "backbone of diagnosis and therapy", for the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development of TCM. Aftertime，there have be so many researches on this book, such abundan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brought up, which impossibly sumed up in one single treatise. Thus, the methods of different researches were gathered and categori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ifferent methods and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a new visual angle for research in Zhubing Yuanhou Lun was provided.
Key words:Zhubing Yuanhou Lun；literature research；thought and method；summary
收稿日期：2010-11-17
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医史文献重点（培育）学科项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各家学说重点学科项目；上海市中医医史文献重点学科项目（S30301）；上海市教委创新项目（10YS63）；上海市严世芸名医工作室研究项目；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名师研究室项目
作者简介：姚洁敏（1979-），女，江苏常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学术思想发展史、晋唐医学理论的实践运用。
《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病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病因病机专书，全书50卷，分为71门，载述1739候，由于临床分科门类齐全，病因证候论述详尽，而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四库全书总目》誉为“证治之津梁”。大型医籍如《千金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幼幼新书》、《普济方》以及《医心方》中有关病因病机的论述，大多本于《病源》。这些医籍对《病源》的大量引用，进一步深化了《病源》一书对于临床的影响，使得诸多学者纷纷研究此书，形成研究《病源》的诸多成果。现将研究《病源》一书的不同思路与方法归类分析如下。
1 对《病源》本书的研究
1.1 对著者的考证
即考证著者，考察著者生平及背景环境的研究。此类研究方法源远流长，《四库全书提要》就曾对本书著者进行考证，日本丹波元胤也曾进行过类似研究［1］。孙溥泉［2］等对较为公认的本书作者巢元方的生平活动进行了考证，认为巢氏医术十分高明，尤其精通病因病理，对于病源的探讨和疾病的证候了解得非常细致，并通过《开河记》中的记载和隋炀帝敕令其治愈麻叔谋风湿病病案来加以说明。
1.2 从文献学角度进行的研究
1.2.1 版本流传考证 多位学者从版本学角度进行考证研究，分析本书的历史流传过程。乔文彪等［3］对本书目前已知的流传版本做了详细的考证。宋白杨［4］对《病源》的版本流传情况和各种版本之互相关系，以“一源二流”概括之：一源指北宋刊本;二流是南宋坊刻本和元刻本两个流传系统。乔、宋分别以“详”和“要”的方式对版本流传作了论述。
1.2.2 语词研究 点校注释 从文字学角度进行研究，既有语词研究［5-6］等语词层面的探讨，也有点校、注释等段落篇章层面的研究。近年点校专著有日本原孝市等的编集本（1981年）［6］，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本（1997年）［7］和刘晓峰点校本（2006年）［8］；注释著作有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1980年）［9］和丁光迪主编的《诸病源候论校注》（1992年）［10］。这些研究成果，或致力本书原貌，或便于现代读者阅读理解，为进一步研究其中深蕴的医学思想提供了基础。
1.2.3 辑佚、辑要 如宋白杨［11］曾对《外台秘要》中的《病源》条文进行辑佚，统计出《外台秘要》中共引用《病源》370候，并从《外台》中辑出3条不见于《病源》的病候以及10条篇幅较长的佚文。
以上主要是从版本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注重“信”、“达”，或为研究者提供更可信的材料，或为方便后人正确理解原著者的意图，相对较少涉及医学学术思想。但这些研究力求忠实于原著原貌，对深入探索《病源》的学术思想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文献基础。
1.3 挖掘学术思想研究
已有相当多的学者从不同层面、以不同视角对《病源》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挖掘和讨论。其中，有用相同的方法对不同部分内容进行研究，也有用不同方法对相同原文进行研究。其种类繁多，众妙纷呈，不一而足，经过归纳，研究思路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类。
1.3.1 与临床紧密结合的专病专科研究 《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研讨最广的方向是临床方向。此类研究数量庞大，涉及面宽广，诸多研究者从各个不同的专病专科角度，结合《病源》论述做了大量的专题研究。目前已涉及内科、外科［12］、妇科［13］、男科［14］、儿科［15］、精神科［16］、骨伤科［17］、五官科［18］、急症［19］等专科。
这些研究有的从学科角度归类研究总结。例如郭振球［13］全面论述了本书在妇科学上的成就，对妇人杂病经水诸候、将产难产产后病诸候、带下漏下崩中诸候、妊娠无子诸候等证候的病因病机做了归纳整理和比较研究，认为如此可从整体上把握妇科病病因病机过程，便于临床鉴别诊断。曹烨民等［12］探讨了隋代外科学水平，认为当时外科重视寒邪发病病因，独倡“虫感”学说，并已认识到发病与否与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外科诊断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系统化的分类，这些分类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亦较为合理，说明了隋代外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水平。
更多的研究从单个疾病的发生发展角度入手，较为细致地整理了书中对于专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经进行的专病研究有虚劳［20］、肺胀［21］、血证［22］、消渴［23］、外感热病［24、25］、痰饮［26］、中风［27］、痹病［28］、黄疸［29］、麻风［30］、毒病［31］、小便病［32］、不孕［33］、鼻病［18］等，对肿瘤［34］、血吸虫病［35］、神志病［36］、乃至新兴的睡眠医学［37］也有了研究论述。如舒鸿飞、潘桂娟等对痰饮病［26-27］的论述，不仅注意到《病源》首创“痰、饮”分论，首次构建了痰病的理论框架，还列举了痰病的复杂临床表现，归纳出痰病“其候非一”的特点。徐肇生等更认为《病源》实为痰病学说的奠基之作［38］。
对于外感热病，王秀莲［24］认为《病源》在病因上将温病、疫疠病、热病、时气病、伤寒病一一分列，提出“其冬夏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也”，实已创立了“乖戾之气”的概念，而《病源》一书阐述温病病机的关键是“热结阴伤”。程磐基等［25］认为本书首创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外感热病常见的四大病证, 并详细探讨了对于四大病证病因病机认识的渊源。王氏论病机，高度概括令人一见知其关键；程氏论病机，详细周到令人益能明其源流。
本类研究具有共同的特征：研究过程中注意关注首创性，立足于临床实用，为临床认识专科专病提供思路。此种研究，结论见仁见智，研究所得不仅与医籍有关，还与研究者当时的临床经历、临证经验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此指导临证，规范证治；还可以进而得启发创新，发展理论与治疗。
1.3.2 与基础学科紧密结合的专题研究 从中医基础理论角度：李翠娟等从中医体质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病源》的贡献，认为《病源》已经非常重视体质与发病及治疗的关系［39］。而郭丽娃等对《病源》饮食致病说在中医病因学上的贡献作了较为系统的整理［40］。
从中医生理病理角度：王旭东［41］将《病源》对膀胱、心包生理的论述归纳总结，认为可以补充《内经》在此方面论述过少之不足。魏守健［42］认为《病源》不仅详尽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候与病源,还对五脏生理病理既宗经旨而又多有发挥,丰富和发展了藏象理论。
从中医诊断学角度：杨徐杭等［43］详细讨论了书中的五脏病诊断思想，通过对五脏病机理和证候分类的分析、诊察五脏病脉象等方面的研究，认为五脏病诊断观对中医诊断学的证候分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韩宇霞［44］研究论述了书中“腹诊”的情况，认为《病源》一书详细分述了腹症的部位，对腹痛、腹胀、腹水、腹块等进行了辨别，并描述了腹痛的性质、程度及放射方向；书中还对腹诊手法进行分类；对积、聚、癞、瘕等腹块的描述已注意到肿物大小、硬度、形状、压痛、活动度，虽无腹诊之名，已有腹诊之实。
此类研究将文献与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紧密结合，部分运用了实验手段和检测技术，从基础理论的层面试图将中医病因病机描述与现代医学沟通融合，不失为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
1.3.3 与外治技术及养生医学密切相关的特色研究 《病源》对方药治疗并未涉及，然对外治如外科手术、针灸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康复等方法记录翔实，成为本书一大特色。
本书对外科手术方法及术后护理有相当详细的记载。覃纯初［45］探讨了书中动脉结扎术和开放性创伤术后伤口护理的经验。李经纬［46］考察了书中缝合法的记载，发现其中使用的缝合法就是“8”字缝合法或分层连续缝合，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缝合法有惊人的相似！
《病源》中养生方导引法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兴趣。丁光迪等对“养生方导引法”作有专题研究，出版《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一书，认为原著创造性地提出了“辨证施功”的证治体系［47］，一改从前各家导引养生法各自师承，不仅可与辨证用药证治体系相媲美，而且还完善了辨证论治的内涵，将辨证论治核心思想运用得更广泛。陶晓雁等、杨道建等分别对胃病导引法［48］和脚气病脉缓弱候的导引疗法［49］作了详细阐述。朱伟常［50］认为书中以吐纳按摩治疗虚劳乃正以“养气”、“练精”之法补虚益损，是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虚损之渐或药石无功的情况下，可以发挥其效用。
此类研究抓住《病源》的外治及养生特色展开研究，自成一体。养生法在两汉晋唐医学中占据了极大比例，而流传至今的相关资料却为数不多。《病源》中有关养生法的记述翔实而富有可操作性，无疑对研究早期中医养生医学具有颇高的参考价值。
1.3.4 对全书的综合研究评价 分为两种，其一是对全书做总结概括研究，如翟叔正［30］对全书进行扼要的综述，并结合现代医学理论对书中的病因、症候、养生诸内容进行探讨。另一种是进行述评，如李经纬［46］评价了《病源》在医学科技史上的贡献，从科技发展的角度对全书的历史功绩做出了评价，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2 结合其他医学文献的联合研究
2.1 纵向研究
纵向研究是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某一专题的前代与/或后世的相关论述，勾勒出其历史发展轨迹。
2.1.1 探讨学术理论渊源 《病源》中的病因证候多直接来源于丰富的临床观察，对于疾病的分类、病因病机认识和症候记录多为中医学术史上首创。然对于先秦两汉已有较多理论论述的部分，《病源》一书在以自身观察为主的记录中也不可避免地有前人思想的痕迹。如程磐基等［25］讨论了本书温病热盛伤阴的病机，认为其主要来源是《素问・评热病篇》和《针灸甲乙经》；温病病邪理论方面收载了《难经・风病・风邪候》中的相关内容。而伤寒病病机的论述，“夫伤寒病者，起自风寒，入于腠理，与精气交争，荣卫否隔，周行不通……”，则渊源于王叔和。
2.1.2 某一专题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 （1）病、证命名发展研究：李其忠等［51］曾考证古今病证命名由来，发现隋唐时医籍的病证命名有其共同点。在《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共同存在一种将脏腑、官窍名称冠以“病”的命名现象。如《病源》中列“五脏六腑病诸候”及“目病诸候”、“耳病诸候”等专篇；《备急千金要方》列“七窍病”上、下两篇；《外台秘要》卷二十三亦列“耳、鼻、牙齿、唇、口、舌、喉、咽病”。这种以“脏腑病”、“官窍病”为门类著书论医方法对后世颇有影响。（2）病因病机学的发展研究：俞慈韵等［52］通过汉代医籍《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隋唐医籍《病源》、《千金》、《外台》，结合后世的病源研究，对中医病因病机学历史作了概述研究。（3）临床学科及学说的发展过程研究：吴鸿洲［53］对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成就作了探究，认为在春秋战国时代，扁鹊对急症治疗已积累了相当经验；继《伤寒卒病论》、《肘后救卒方》后，成书于隋代的《病源》，虽是病因病机学的专著，但对急症的记述竟已达三百多条，反映出当时急症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水准，也为后世急症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在学说发展方面，如朱锦善［54］认为最早提出小儿“变蒸”的是王叔和，但其论语焉不详；至《病源》对变蒸的论述较为详尽，从此开始了对变蒸诸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拉开了学术争鸣的序幕。
2.2 横向研究
横向联合研究是指对于学术思想特征较为相似的数本著作的相关方面研究，以得出某一方面的共同特点。
2.2.1 中医辨证方法角度 邹世洁［55］等将《病源》舌象特点与《千金方》作比较探讨，并用统计的方法进行研究。赵瑞珍［56］通过对《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脏腑辨证特征来探索隋唐时期脏腑辨证的基本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当时脏腑辨证方法学的十大特点。认为本阶段奠定了脏腑辨证形成的基础，为脏腑辨证的真正形成打下基石，其贡献不可磨灭。
2.2.2 疾病个性研究 李兴民［57］提出可从疾病个性研究的角度对隋唐医书进行考察研究。研究《病源》对某一疾病病因病机的论述，对应《千金》、《外台》等方书的治疗方剂，可对疾病个性进行研究，反映疾病发展全过程和当时侧重病源的治疗手段。然而用此种思路进行研究的学者尚不多，仅在温病学领域有类似的研究［58］。
2.3 全面综合研究
亦即综合纵、横向两种研究方法，对书中学术思想作纵横交错的研究。严世芸主编的《中医学术发展史》［59］，将《病源》、《千金方》、《外台秘要》作为研究元素，置于中医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长卷中，进行断代学术史研究。这些研究元素的某一方面，在学术发展史中，代表着当时该方面的最高水平。通过描绘这些最高水平的点，积点成线，勾勒出中医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
3 讨论与展望
以上是对当前研究《病源》一书的各种文献研究方法的概述。从研究素材看，这些研究有以单本书为切入点的，有以数本书为联合研究对象。从研究角度看，有语词版本、段落考证的文献学学科角度研究；也有从中医学术角度的研究，其中又分临床角度研究和实验角度研究，但更多的是不可避免地放到当时的时代中进行学术研究。
由于《病源》一书的临床实用性，大量临床学者从各个不同专病专科角度进行挖掘整理并密切联系临证。其中产生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推广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一定完全成熟，但都是对《病源》文献学研究方法论的有益探讨。有些思路可以给我们以进一步启发，如针对隋唐时疾病个性理法方药的联合研究，可以将《病源》一书的病机理论与稍后的《千金方》、《外台秘要》中记录的大量方剂相联系，探索蕴涵其中的内在联系。这种研究思路在目前所见的文献中没有出现，仅横向研究中的“个性疾病研究”与之有相似之处。将这些内在联系的结论，也就是隋唐理法方药使用经验，与当今中医内科学使用理法方药的经验相比较，定能发现古人遣方用药与今日之不同。如能从中重新发现目前临床已经不太常用的治法方药，将其重新运用于现代疾病的治疗，则必可为当今之中医临床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 日・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521.
［2］ 孙溥泉.巢元方及其《诸病源候论》［J］.陕西中医,1981,2（1）:44-45.
［3］ 乔文彪,孙理军.《诸病源候论》版本流传考［J］.时珍国医国药,2007,18（11）:2843.
［4］ 宋白杨.《诸病源候论》病候考源［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2007.
［5］ 郭颖.《诸病源候论》词语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5.
［6］ 原孝市，编集.诸病源候论［M］.东京:东洋医学研究会,1981.
［7］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鲁兆麟主校,黄作阵点校.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
［8］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刘晓峰点校.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6：4.
［9］ 南京中医学院.诸病源候论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10.
［10］ 丁光迪.诸病源候论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11］ 宋白杨.《外台秘要》中《诸病源候论》条文辑佚［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8（4）:4-5.
［12］ 曹烨民,赵小英.从《诸病源候论》看隋代的外科学水平［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1,8（4）:8-9.
［13］ 郭振球.《诸病源候论》在妇科学中的成就［J］.中医函授通讯,1989（4）:26-27.
［14］ 周聪和.浅述《诸病源候论》男科学术成就［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0,9（4）:14-15.
［15］ 牛敏国.《诸病源候论》对儿科学的贡献［J］.甘肃中医学院学报,1993,10（1）:8.
［16］ 黄健.《诸病源候论》对中国古代精神病学发展的贡献［J］.中华医史杂志,1994,24（4）:207-210.
［17］ 魏贻光.关于《诸病源候论》对于骨伤病症综合疗法的探讨［J］.中国中医骨伤科杂志,1995,3（6）:48-50.
［18］ 丁虹.《诸病源候论》鼻病病因病机解析［J］.中医研究,2010,23（2）:75-77
［19］ 黄星垣.《诸病源候论》对急症的论述和贡献［J］.辽宁中医杂志,1986,13（4）:14-15;（5）:3-5;（6）:17-18.
［20］ 吴华强.《诸病源候论》虚劳侯提要［J］.中医临床与保健,1989,1（2）:47-50.
［21］ 陈宪海,陈召华,周钦荣.《诸病源候论》论治肺胀特色及对现代临床的启示［J］.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3）:503-505.
［22］ 陆志强.《诸病源候论》血病诊治思想的探讨［J］.中医药学报,1990（2）:12-14.
［23］ 喻嵘,吴勇军,陈大舜.隋唐医家对消渴病的论治探析［J］.辽宁中医杂志,1997,24（10）:443-444.
［24］ 王秀莲.试论《诸病源候论》对温病学的贡献［J］.天津中医药,1988（4）:39.
［25］ 程磐基,张再良,刘俊.《诸病源候论》外感热病析［J］.中医文献杂志,2002（4）:28-30.
［26］ 舒鸿飞.讨论《诸病源候论》对痰与饮的贡献［J］.贵阳中医学院学报,1986（4）:17-19.
［27］ 潘桂娟,金兰香.论《诸病源候论》对中医痰病学术发展的贡献［J］.中国医药学报,1996,11（1）:9-11;63.
［28］ 黄俊卿.论《诸病源候论》的痹病理论体系［J］.河南中医药学刊,1997,12（6）:2-3.
［29］ 江晁佑.唐代御撰方书黄疸病证治探讨［D］.天津:天津中医学院,2005.
［30］ 翟书正.《诸病源候论》略论［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8（2）:208-216.
［31］ 喻自成.对《诸病源候论》“毒病”之探讨［J］.湖北中医杂志,1987（5）:40-42.
［32］ 阳晓,朱文锋.《诸病源候论》小便病候辨析［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7,17（1）:7-8.
［33］ 张建伟.《诸病源候论》不孕文献研究与临床应用［J］.中医文献杂志,2008（3）：15-17.
［34］ 钱伯文.浅谈祖国医学对肿瘤的认识［J］.中成药研究,1982（4）:22-23.
［35］ 江凤枝,袁文武.《诸病源候论》血吸虫病文献考述［J］.1997,19（2）:11-12.
［36］ 徐爱良.《诸病源候论》神志病变与脑病辩证［J］.山西中医,1996,12（1）:52-53.
［37］ 刘艳骄.《诸病源候论》对睡眠医学的贡献［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2,8（1）:52-57.
［38］ 徐肇生,谭成钢.痰病学说奠基之作《诸病源候论》［J］.四川中医,2008,26（6）:31-33.
［39］ 李翠娟,孙理军.论《诸病源候论》对中医体质理论的贡献［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9,32（2）:5-6.
［40］ 郭丽娃,黄健.《诸病源候论》饮食致病说对中医病因学的贡献［J］.北京中医药,2009,28（8）:599-601.
［41］ 王旭东,尚良翠.《诸病源候论》对膀胱、心包功能的认识［J］.中医研究,1991,4（3）:13-14.
［42］ 魏守健.《诸病源候论》对五脏生理病理的认识［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00,19（2）:7-8.
［43］ 杨许杭,汶医宁,杨天成.《诸病源候论》五脏病诊断思想述略［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06,29（1）:3.
［44］ 韩宇霞.浅谈《诸病源候论》之腹诊［J］.新中医,2007,39（8）:98-99.
［45］ 覃纯初.《诸病源候论》对开放性创伤合并症与并发症的认识［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1991,11（4）:1-2.
［46］ 李经纬.《诸病源候论》在医学科技上的贡献［J］.新医药学杂志,1978,（8）:31-35.
［47］ 丁光迪.诸病源候论养生方导引法研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5.
［48］ 陶晓雁,陶源,李媛,等.《诸病源候论》胃痛导引法研究［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9,43（12）:56-58.
［49］ 杨道建,顾一煌.浅谈《诸病源候论》中“脚气病脉缓弱侯”的导引法［J］.针灸临床杂志,2008,24（4）:7.
［50］ 朱伟常.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晋唐医家虚劳方钩玄［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10）:6-8.
［51］ 李其忠,李孝刚,胡东裴,等.中医古今病、证命名源流辨析［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15（1）:8-11.
［52］ 俞慈韵,俞敏.中医病源学说发展概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3）:214;234.
［53］ 吴鸿洲.古代中医急症学的发展及其成就［J］.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学报,1995,9（2）:1.
［54］ 朱锦善.小儿变蒸学说的源流与学术争鸣［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4,2（11）:3-6.
［55］ 邹世洁,邹外一.《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舌象特点探讨和比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8,14（7）:488-490.
［56］ 赵瑞珍.晋隋唐时期脏腑辩证方法学研究［D］.天津:天津中医学院,2003.
［57］ 李兴民.晋唐医家对疾病个性研究的成就和意义［J］.辽宁中医杂志,1983（5）:1-4.
关键词： 中医学术流派 数据挖掘 银屑病
自古以来，中医学术流派林立，既互相争鸣，又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它们的发展和研究促使中医药基础理论逐渐得到了拓展和深化，促使中医药临床实践技术逐渐得到了进步和提升。可以说，中医学术流派的发展和研究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的前提是要对其进行科学划分并确定研究内容。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中医学术研究的日益广泛深入，中医学术流派的划分方法不断进步、完善。徐江雁等［2］提出的核心分类模式既涵纳纵向的学术思想传承,又兼容横向的学术思想渗透，有一定的先进性，值得借鉴。我们在“中医皮肤科赵炳南学术流派及其传承研究”的课题中，从以下两方面划分学派和确定研究内容：其一，以创新的学术思想为核心：通过对中医皮肤科赵炳南学术流派学术渊源、基础理论、特色经验、技术方法等的系统研究，确立中医皮肤科赵炳南学术流派学术思想体系；其二，以开放的医家群及其著述为核质：不论是赵炳南门户师承所得,还是博采众家之说,也不论是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会议交流的文字材料,科研成果、发明、专利,还是口述史料, 只要是中医皮肤科赵炳南学术流派有关方面的内容，皆囊括在其核质之中。
针对上述研究内容，按照以往的研究方法，可以以人、以疾病、以方药或以思维方法为线索进行文献整理、分析和总结，或者以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进行临床观察和总结［3～7］。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总结规律，指导临床实践，但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对学术思想和诊疗经验缺乏系统地有机关联研究和比较研究；②难以反映疾病诊疗过程中中医辨证的多维时空和非线性特征；③缺乏符合中医特点的多因素信息处理技术，可能致使研究结果产生混乱和差错；④难以真正反映中医学术流派的内涵和精髓。鉴于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引进了数据挖掘技术进行中医学术流派研究。
1 数据挖掘及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
1.1 数据挖掘概述数据挖掘（DM：DataMining）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的，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8］。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汇聚了数据库、人工智能、统计学、可视化，并行计算等不同学科和领域。其中的人工智能能模仿人类对非线性、不完全、不精确和不确定信息的智能处理，具有良好的容错性、鲁棒性和高精度等综合技术优势［9，10］。人工智能方法主要包括人工神经网络、模糊系统、进化计算、粗糙集理论、支持向量机（SVM）等。针对不同的挖掘目标，往往要将几种方法综合起来应用，以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此外，将人工智能和其他数据挖掘方法如聚类分析、决策树、关联规则等优化组合应用，更能发挥数据挖掘技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1.2 数据挖掘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能针对医学数据多态性、不完整性、时间性和冗余性的特征实施合理的数据处理和知识提取［11］。它应用于中医药领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2～16］：
1.2.1 新药开发研究以一种新的、建立在充分利用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及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信息基础上的模式进行研究。
1.2.2 复方配伍规律和方证相应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和认识临床病症与复立组方关系、复方药物的配伍关系、药味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等。
1.2.3 中医药信息化研究对以古语言和纯文本为主的中医药理论和实践进行结构化解析是中医药信息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的某些内容可以通过对文本的数据挖掘来实现。
1.2.4 中医药专家系统研究对中医药专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把握诊治疾病规律的定性描述、模糊概念，采用数据挖掘技术进行多层面智能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它们以可理解的规则或模式表达出来,从而大大丰富专家系统的知识库。
1.2.5 中医药文献研究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文献研究可以提高文献研究的水平，提高文献利用的效率，进而能提高中医药科研工作的效率。
2 数据挖掘在中医学术流派研究中的应用
以“中医皮肤科赵炳南学术流派及其传承研究”中的银屑病数据挖掘为例，简要说明挖掘的步骤和挖掘的工具及算法。
2.1 实施数据挖掘的步骤
根据全球首个数据挖掘行业通用的模型标准（CRISP-DM），银屑病数据挖掘过程可分成6个阶段。
2.1.1 理解问题明确和细化研究目标。
2.1.2 理解数据熟悉所采集的有关银屑病数据的类型和存在形式，在此基础上初步进行数据质量鉴定，并建立数据库。
2.1.3 准备数据有关银屑病的数据中存在着大量不完整的、冗余的和不一致的数据。在进行数据挖掘时，首先要对其进行处理。处理过程包括数据抽取、清洗、转换和加载。
2.1.4 建立模型针对研究目标，利用已知的数据和知识建立分析模型，并将该模型有效地应用到未知的数据或相似情况中测试并修正模型，如此反复进行以得到最优模型。
2.1.5 方案评估在模型最后付诸实施以前，彻底地对模型进行评估，再回顾构造该模型的步骤，以确定该模型真正能够达到预定的挖掘目标。
2.1.6 方案实施基于以上5方面的工作，采用相应的数据挖掘工具和算法进行多次反复、多次调整、不断修订完善的数据挖掘。
2.2 数据挖掘的工具和算法
关键词 腹泻 婴幼儿 轮状病毒 分子流行病学 基因型
资料和方法
2001年11月～2002年12月共采集酒泉市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和住院部婴幼儿腹泻粪便标本324例，置-70℃保存备用。采用SPSS 11.0软件随机抽样选取204例标本进行检测。
用ELISA法检测RV抗原，采用IDEIATM Rotavirus试剂盒，购自英国DakoCytomation Ltd，按说明书操作。
用RT-PCR法对RV病毒株进行血清株与基因型的鉴定，Taq DNA聚合酶和AMV逆转录酶购自美国Promega Corporation；RNA酶抑制剂(RNasin)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TRIZOL购自Molecular Research Center Inc．；dNTPs购自sbs赛百盛公司；DNA Maker DL 2,000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采用PTC-100TM PCR仪(美国MJ RESEARCH公司)进行PCR反应。用TRIZOL提取RV核酸。先逆转录合成病毒cDNA，后巢式PCR对RV标本进行分型，方法见文献[1]。
每批分别用已测序证实的粪便标本作为阳性和阴性对照。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1.0进行统计，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非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结 果
RV腹泻的年龄分布：本研究共采集酒泉市人民医院就诊婴幼儿腹泻粪便标本324例，电脑随机抽样选取204例标本(年龄11.28±7.76个月)进行检测，ELISA法检测RV阳性112例，阳性率为54.9％。其中住院部患儿34例，门诊78例；男68例(年龄11.46±7.54个月)，女41例(年龄11.49±6.52个月)，经非配对t检验显示两组间年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经X2检验显示RV阳性率也与性别无关(P>0.05)。在所检出的112份RV阳性标本中，RV腹泻年龄范围2～24个月，平均11.16±7.21个月；在不同年龄段中以7～18个月年龄段RV阳性率最高，为62.07%～72.73%，但经Pearson Chi-square检验显示不同年龄段间的阳性率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
RV腹泻的流行季节：从连续13个月收集的204例腹泻患儿每月轮状病毒阳性检出率可见，酒泉地区婴幼儿轮状病毒腹泻全年均有发病，经X2检验显示不同月份的阳性检出率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P
VP7型别：112例轮状病毒抗原阳性标本中再进行RT-PCR法检测VP7 G1-G4、G9 5个血清型，能用后巢式PCR确定型别的共82例（73.21%）。其中G3型50例（44.64%），G1型16例（14.29%），G2型6例（5.36%）， G9型2例（1.78%），未发现G4型。混合感染者8例（7.14%），分别为：G1+G3 6例，G2+G3 2例。另外有30例(26.79%)未能用现有引物分型。
VP4型别：对VP7分型阳性标本随机抽样选取53份进行VP4分型，检测P[4]、P[6]、P[8]、P[9]、P[10] 5个基因型，能确定VP4基因型别的共38例，占71.7%，其中检出P[8]型24例（45.28%），P[4]型14例（26.42%），未发现P[6]、P[9]、P[10]，另外有15例(28.3%)标本未能用现有引物分出VP4型。
酒泉地区轮状病毒株VP7和VP4基因型别的组合：在53例VP7阳性标本中，在同一例标本中同时鉴定出VP7和VP4基因型别的共38例，其中17例为G3 P[8]（44.74%），G1 P[4]6例（15.79%），G3 P[4]5例（13.16%），G1 P[8]5例（13.16%），G2 P[4]2例（5.26%），G2 P[8]1例（2.63%），G1+3 P[4]1例（2.63%），G1+3 P[8]1例（2.63%）。
讨 论
酒泉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的感染规律：本研究结果提示，54.9%的非细菌性腹泻是由轮状病毒引起的，而在轮状病毒的流行季节阳性率则高达80%左右，可见预防轮状病毒感染的重要性。本研究收集到的轮状病毒感染粪样均为2岁以下的婴幼儿，不同年龄段的感染率以7～18个月年龄段最高，为62.07%～72.73%，可能与此时由母亲带来的抗体下降、自身的免疫力尚未完全建立有关。以往认为在季节性明显的地区，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是秋冬季，本研究连续13个月的观察显示，在酒泉地区全年均可发病，但高发季节是10～12月，提示我国河西走廊与国内外报道的季节分布有所不同，轮状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以深秋初冬为主。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我们建议轮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对象应为6～18个月的婴幼儿，接种时间应为每年的8～9月份。
酒泉地区轮状病毒VP7、VP4型别及其组成：本研究结果显示，以G3型为主的流行趋势与国内外其他地区以G1型为主明显不同[1,2]，说明RV感染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酒泉地区在此研究期间型别主要集中在G3型，其次为G1型。由于轮状病毒型别繁多，相互之间的交叉保护作用差，因此在研制疫苗时必须考虑到涵盖相应的型别。
不同方法检测轮状病毒的比较：在进行VP7和VP4基因分型时，有相当一部分ELISA阳性标本，在做RT-PCR扩增时结果为阴性。在扩增VP7或VP4时都有这种现象，考虑部分是因为在处理过程中RNA丢失，或非特异性抑制物处理不完全，或部分标本中病毒dsRNA降解和含量太少，因此RT-PCR不能对部分RV dsRNA进行扩增。如果单纯是为了作出轮状病毒感染的诊断，用ELISA法检测RV病毒抗原即可。ELISA法具有方便、价廉的优点，但由于粪样中成分繁杂，存在其他抗原成分，干扰轮状病毒抗原抗体的结合，所以结果有一定的误差，可能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本研究中ELISA法检测的阳性率最高，但和RT-PCR法检测结果不符的例数也较多，证实了这点。RT-PCR具有很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Gentsch[3]报道可检测10～1000个病毒颗粒，但技术要求高，设备昂贵，基层医院难以普及。将ELISA和RT-PCR结合起来，可以对所检测的轮状病毒有一个较全面的判定。
分子流行病学特点的意义：近20年在我国长春、大同、郑州、广州、上海、北京等城市不同时期的调查结果显示[2,4]，我国流行的轮状病毒血清型虽有所变化，但一直以G1型为主，占67.1%～83.4%。我省兰州地区从2001～2004年间流行的轮状病毒血清型则以G3型为主（61.44%），其次为G2型。国外文献报道近年来轮状病毒呈现新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G3型轮状病毒感染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G3占主导地位。本研究结果及以上资料表明，轮状病毒感染在我国的流行也不是单一模式，这些资料为临床诊治和针对性地研究HRV疫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参考文献
1 方肇寅，晋圣瑾，秦树民，等．PCR方法用于我国A组轮状病毒的分型研究．病毒学报，1994，10：316-321
2 袁丽娟，钱渊，刘军，等.北京等我国四个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VP4及VP7型别的研究．病毒学报，1994，10：137-144
关键词：精神障碍；流行病学；概况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主要针对的是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等的影响，大脑功能受到干扰，出现认知、情感、意识及行为等异常障碍的现象[1]。随着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精神障碍已经成为现代流行病学的研究焦点。 上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系列关于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研究[2]。全球疾病负担（GBD）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精神卫生工作困难重重，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超过了心血管、癌症等高发病。且精神障碍占所有由疾病和伤害导致的伤残及生产力丧失的比例将上升至25%[3]。Gelder认为，单一的住院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患者增长的需求，而且长期住院对慢性精神障碍患者及病情已经好转的患者来说，会影响其整体机体协调及恢复状况[4]。为此，本研究通过对近年来关于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整体研究概况进行分析总结，为精神障碍疾病的预防及管理提供参考，同时也给政府及卫生部门提供理论依据。
1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近期研究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发展根据美国Dohrenwend被分为3阶段[5]。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到二战前，主要任务及目标位整理分析临床档案资料及数据，但由于临床病例的特殊及有限性，使得所得人群数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直到80年代初，主要是通过对社区所调查的样本进行等级评定，但样本是调查对象自我评定的心理测量量表，这种方法只是对调查对象精神心理的一个维度进行登记评定，并不是针对某种特定的精神障碍。上述方法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争论，如灵敏度、条目偏倚、症状覆盖范围的限制等方面。第3阶段是80年代初至今，随着方法及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发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诊断工具及分类方法出现，例如80年代出现了可供非精神专业的调查员使用的专业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设计的《诊断用会谈提纲》（Diagnostic Interview Schedule， DIS）[5]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ECA）研究项目中。在DIS基础上，陆续编制出其他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CIDI）[6]以及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Ⅳ）轴Ⅰ障碍定式临床检查（SCID）。
我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虽起步较晚，但通过不断的交流合作，现在也位列世界潮流。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史也可划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此期间的流行病学调查采用的是线索调查方法，即筛查出对象后，直接由精神科医生对其进行诊断，或者挨门逐户的普查。第2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此时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有了标准化的筛查和诊断工具，并采用了抽样技术进行调查。第3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采用ICD-10、DSM-Ⅳ为诊断标准，使用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等国际通用得访谈工具作为诊断工具，运用复杂多层的抽样技术如初级单位含量比例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两阶段的连续调查，找出精神障碍不同级别的危险组，然后第2阶段分别从上述分组中抽取一定的比例，由精神科医生进行定式或半定式检查。
2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工具
2.1精神障碍分类系统和诊断工具 疾病分类学的目的是把种类繁多的疾病按照各自的特点和从属关系划分归类 。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精神障碍并无国际公认的分类。这可能由于很多精神障碍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缺乏特异性的检测指标，导致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医生通过与患者的言语交流、行为观察、精神心理测验和知情者的描述。诊断一致性较低是制约精神障碍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中，对精神障碍采用统一的分类和诊断标准是基本的要求，具体标准有。
2.1.1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 《疾病及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分类》（ICD）由WHO制定， 该分类可从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的临床特征，以及其它重要的但特异性较差的有关特征均进行了描述，为大多数精神障碍提供了诊断要点，现已被很多国家采用进行临床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7]。
2.1.2 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 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APA）于1952年出版了《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Ⅰ），1968年版的DSM-Ⅱ与ICD-8保持一致。1980年版的DSM-Ⅲ中，提出了以临床轴为主的多轴诊断的初步的概念。1994年出了第4版（DSM-Ⅳ），该版本广泛应用于临床，被众多发达国家所广泛使用。DSM-Ⅴ于2013年5月正式推出，DSM-Ⅳ列出了5个诊断轴 ，最佳状态及功能为100分[8-9]。
2.1.3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我国于1981年正式公布了《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1989年进行改版（CCMD-2）。1995年对其进行了修订。并在此基础上对17种成人及7种儿少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进行分析[9]，出版并发行了CCMD-3，该版将在后缀的括号中列出ICD-10编码、名称，以便对照。CCMD-3是从我国文化背景出发，符合我国人民的心理症状表达方式[10-11]。
2.2 精神障碍诊断与筛查工具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研究进展的另一方面表现在国际性精神障碍筛查及工具的不断更新及进步发展上。
2.2.1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 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检查表（CIDI）是美国诊断工具表（DIS）和精神现状检查（PSE）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可以得到ICD-10及DSM-Ⅳ调查工具。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访谈调查表，我国现在使用的CIDI已经有中文第3版。经过国内许多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测试，证明CIDI中文版的信效度都比较高，可供各类调查员诊断使用。
2.2.2 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 1969年出版的DSM-Ⅳ轴Ⅰ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主要被用于对DSM-Ⅳ轴Ⅰ主要诊断的半定式检查。SCID既可以用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也可用于社区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SCID具有一些以前诊断工具所没有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有利于在精神障碍的研究，例如，设计了整体回顾部分，让研究者清楚患者疾病的进展情况，并通过适当的设计使研究者能够排除与研究目的不相关的个体[12-19]。
SCID的信度、效度及其良好的适用性在国际上已经得到肯定。1994年华西医科大学将其按原文翻译并校订成中文版SCID。
3 精神障碍患病率的研究
3.1国外患病率及疾病谱 1980年NIMH开展的ECA项目[20]中，首次采用DIS作为调查工具对20291位18岁 人群进行数据分析。该研究发现各类精神障碍时点患病率为20 %， 终生患病率为32 %，随后一项加拿大报道显示[21]，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约为33.8%，两者基本一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美国在1990～1992年首次对精神障碍进行了全国大规模的随机抽样，共计 8098人参与[22]，结果显示各类精神障碍总的终生患病率为48 %，特定精神障碍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重性抑郁障碍（占17.0%）、酒精使用障碍（占14.1%）和社交恐怖障碍（占13.3%）。重性抑郁障碍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
3.2 国内患病率及疾病谱 有学者[23]采用分层整群随机三阶段的多级抽样方法，共调查51982人，以精神病筛选表、神经症筛选表、儿童智力筛选表、PSE等为调查工具，诊断采用ICD-9及DSM 。结果表明，各类精神障碍的总终生患病率为1.1%，神经症除外。另有调查研究显示 [24]， 除神经症外，各类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4%，高于第一次全国流调的数据。
石其昌等[24]利用扩展的GHQ-12对14 639人进行筛选并按精神障碍的危险程度分组，然后在各组中抽取一定比例的调查对象再由精神科医生按照DSM-Ⅳ诊断标准，采用SCID进行检查，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为17.3%（95%CI=15.97%～18.67%），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是心境障碍（8.65%，95%CI=7.87%～9.50%）、焦虑障碍（4.26%，95%CI=3.56%～5.08%）和物质使用障碍（2.99%，95%CI=2.37%～3.77%）。
一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25]终生患病率居前三位的分别是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酒精使用障碍，比例分别为1.15%、0.78%、0.69%；另有流调[26]结果显示，上述三项终生患病率分别为6.32%、3.94%、2.95%居前三位。其中，男性的抑郁障碍、精神分裂症分别为2.44%、4.46%，明显低于女性的4.43%、9.90%），而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8.18%）则显著高于女性（0.37%）。
纵观国内外大规模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各地间调查结果的波动范围逐渐缩小，各类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有增长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各地进行流调时采用的诊断标准和诊断工具日趋统一，还有调查方法的改善以及调查员专业水平不断提升。上述调查数据显示，尽管各个地区、各个时期的疾病谱不尽相同，但仍能发现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在精神障碍中所占比例增大，这可能与经济水平提高、生活压力增加有关。 但从上述国内外的流调数据能发现女性在患心境及焦虑障碍上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则更容易患物质使用障碍。
3.3国内精神障碍的地区差异 1993年中国7地区精神障碍调查[25]指出：终生患病率城市为1.3%，农村为1.4%，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城市各精神障碍总时点患病率乡 为1.1%，农村为1.2%，两者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城市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为0.0%，明显低于农村特定精神障碍的患病率（0.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005年辽宁省城乡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的调查[26]结果为：心境障碍患病率城市为4.1%，农村为3.0 %，两者比较，差异显著（P
根据以上调查数据显示，国内城乡间各种精神障碍的患病水平是否有差异还倍具争议。可能与各地的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不同的诊断工具及诊断标准有关，也可能与当地城乡间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的差异不同有关[27-29]。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当地居民文化程度的提升，可能使各种患病水平渐趋一致。
4 发展方向与趋势
目前，国内外进行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较多，随着统计学的发展，抽样方法逐渐科学，样本越来越具有代表性，更能反映出当地社区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及分布特点。同时，各国间也越来越注重交流合作，调查员的培训越发专业规范，流行病学调查的工具和诊断标准日趋统一，上述各种发展进步使各地的调查数据更具有可比性。
综上所述，我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应给予统一化的诊断标准，依据国际化的调查工具，结合本国实际国情，从病因进行分析，注意长期的预后研究及干预措施。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作为业务指导，在社区康复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区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使罹患精神障碍的患者早日康复，减轻社会及家庭负担，提高个体机体的恢复质量，提升患者生存质量，但此道路仍有一定的困难，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及大数据分析。
参考文献：
[1]沈渔.精神病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1.
[2]Demyttenaere K，Bruffaerts R，Posada-Villa J，et al.Preval and unmet need for treatment of mental disorders in the Organization World Mental Health Surveys[J].JAMA，2581-2590.
[3]费立鹏.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21世纪的挑战和选择[J].疾病杂志，2004，30（1）：1-10.
[4]Gelder MG，Gath DM，Mayou R，et al.Oxford textbook of psychiatry，3 red[J].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644-662.
[5]Robins LN，Helzer JE，Weissman MM，Orvaschel H，Gruenberg E，Burke JD，Regier DA. Lifetime prevalence of specific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ree sites[J].Arch.Gen.Psychiatry，1984，41：949-958.
[6]Kessler RC，Katherine A，Gonagle M，et al.Lifetime and 12-Month Prevalence of DSM-Ⅲ-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J].Arch Gen Psychiatry，1994.51（1）：8-19.
[7]陈彦方.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研究进展（一）[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5，5（1）：1-3.
[8]曾瑞想，张宁.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的变化要点[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13，23（4）：G1-G2.
[9]陈彦方.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研究进展（二）[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5，5（2）：83-85.
[10]徐琼，池森，罗贤文，等.上饶市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上海精神医学，2003，15（4）：225-227.
[11]詹荣庭，鲁文兴，黎世泽，等.普洱市精神疾病现状调查[J].中国民康医学，2011，23（8）：955-1012.
[12]张敬悬，卢传华，唐济生，等.山东省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3）：161-167.
[13]宋志强，杜欣柏，韩国玲，等.青海省18岁以上人群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24（3）：168-174.
[14]石其昌，章健民，徐方忠，等.浙江省15岁以上人群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05，39（4）：229-236.
[15]栗克清，崔泽，崔利军，等.河北省精神障碍的现况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7，40（1）：36-40.
[16]魏赓，刘善明，张伟，等.自治区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重型精神障碍[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8，34（10）：601-604.
[17] Lesage AD，Cyr M，Toupin J，Cormier H，Valiquette C.Training of interviewers in the utilization of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s in psychiatry：studies realized with the Present State Examination（PSE）[J].Acta Psychiatry Belg，1991，3：129-144.
[18]Dohrenwend BP，Dohrenwend BS.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The 1981 Rema Lapouse Lecture[J].Am J Public Health，1982，72（11）：1271-1279.
[19]钟宝亮，张建芳，何民富，等.中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进展的分析和评价[J].中国精神科杂志，2010，43（4）：235-240.
[20]Eaton WW，Regier DA，Locke BZ，et al.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Program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J].Public Health Reports，1981，96（4）：319-325.
[21]Bland RC，Om H，Newman SC.Epidemiology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Edmonton[J].Acta Psychiatr Scand Supp，1988，77（338）：24-32.
[22]Jenkins R，Lewis G， Bebbinbgton P，et al.The national psychiatric morbidity surveys of Great Britain：initial findings from the Household Survey[J].Psychological Medicine，1997，27：775-789.
[23]张维熙.国内十二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研究[J].医学研究通讯，1986.15（6）：187-188.
[24]陈，胡斌，陈宪生，等.2002年江西省精神疾病患病率调查[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4，37（3）：172-175.
[25]李淑然，沈渔，张维熙，等.中国七个地区神经症流行病学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1998，31：80.
[26]潘国伟，姜潮，杨晓丽，等.辽宁省城乡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6.22（12）：1505-1507.
[27]Judd FK，Jackson HJ，Komiti A，et al.High prevalence disorders in 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J].Aust N Z J Psychiatry，2002，36：104-113.
关键词：元胞自动机 流行病 GIS
中图分类号：R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b）-0213-01
2003年SARS在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爆发，同年禽流感在东亚多国严重爆发，从1983年人类首次发现HIV至今，AIDS的感染率逐年增加，这些传染病的爆发给人类财产和生命带来巨大损失，引起了国家社会的多方面关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较多，其中数学模型研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模拟流行病传播过程，由于该方法侧重于理论，可以合理预测流行病的爆发，并为流行病的预防及控制提出理性的建议，本文则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研究流行病的传播及预防。
Kermack和 Mckendrick最早提出建立微分方程研究流行病的传播过程，为流行病传播动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许多学者陆续提出了SEIR、SIRS等动力学方程，这些方程基于均质空间的假设，计算繁杂且对初始条件极为敏感，忽略了个体差异以及个体所在环境的异质性，然而个体的空间异质性对流行病的传播有重要影响。本文将简单探讨考虑空间因素的流行病传播模型。
1 基于标准CA的流行病传播模型
元胞自动机（简称CA）是一种应用十分普遍的计算机模拟方法。与常规的微分方程相比，基于CA的流行病传播模型，计算方式更简单，模拟结果更加直观，同时模型结构比较灵活，可以在演化过程中随时改变控制策略，这是传统微分方程无法比拟的。
基于标准CA的流行病传播模型，一般需先定义元胞状态变量、流行病特性参数、流行病控制参数、流行病传播的评估参数，下一时刻目标元胞的状态受邻域内元胞状态的影响，针对具体的流行病特点建立元胞自动机流行病模型的演化规则，再利用C++、JAVA等语言进行模拟，而此处演化规则的建立主要基于同质个体。模型的仿真过程主要是在二维规则网格中进行，一个元胞代表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在某一时刻包含一个状态，元胞的邻居规则基于Morre邻域或Von Neumann邻域等经典邻域模式，元胞转换规则来自经典微分方程，通过改变初始感染率、个体感染力、抵抗力、网格规模等参数进行模拟，得到流行病传播过程的一般性结论。
2 基于标准CA的流行病传播模型的局限性
标准CA模型几乎不使用空间数据，转换规则只考虑局部范围的相互影响而与整个空间位置无关，限制了CA模拟结果的精度，标准CA模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1）标准CA基于几何相邻特性来研究空间实体的空间关系，但现实世界中地理和环境系统多呈现不规则的复杂特征，元胞邻居不仅存在几何空间上的邻接形式， 还存在空间上不邻接但属性上相关的邻居形式。另一方面经典邻域模式的邻居规则对于描述地理空间相邻的邻居系统比较合适，对于空间“飞点”流行性病传播行为无法描述，很多流行病的传播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跳跃性，难以用传统的基于地理距离的邻域来描述。
（2）流行病传播的实际背景空间一般是形状大小都不规则的空间实体（居民、行政区域、街道等）组成，而元胞自动机的空间划分具有规则一致的形状，采用规则网格来模拟本质上不规则的背景空间不合适。
扩展的元胞自动机主要是针对元胞的邻域规则、元胞的空间构型、以及个体的异质性等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考虑到不同个体在状态转变时的行为差异，建立“异质”个体的CA模型。例如李璐，高宝俊等人[1]，将个体的异质性（个体具有不同的传染性、易感性、移动性）、个体的活跃程度引入个体行为中，扩展经典邻域模式，其中扩展的邻域类似于具有方向的摩尔邻域，由几何距离确定是否相互影响；钟少波等人[2]提出了基于空间实体的CA传播模型，基于该模型在GIS环境中建立了传染病蔓延的可视化模拟程序，考虑了复杂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引入距离系数及空间相关权重扩展了距离定义，并在转换规则的建立中考虑这些因素，最后得到局部扩散和空间跳跃俩种典型传播行为的模拟结果，是CA与GIS的一次比较有意义的尝试。
3 CA与GIS集合建立流行病传播模型
GIS有强大的地图功能，CA具有强大的时空分析能力，因此CA与GIS集成具有很大潜力。构建CA要注意以下两个原则：（1）与现有GIS集成，数据结构与GIS兼容；（2）元胞真实性原则，元胞形态、邻居规则、转换规则尽量与真实世界一致[3]。
考虑将空间实体如：人、街道、河流、小区等映射为矢量空间的点、线、面元胞，单独在点、线、面元胞空间中建模，其中元胞至少包含如下五个属性变量：目标元胞标识、地理位置、与邻居定义相关的地物信息、与哪些元胞相邻、是哪些元胞的邻居。与标准CA相比，扩展后的CA对邻居规则的定义更加灵活，后三个属性变量主要用于判断空间复杂相离状态的元胞间的邻居关系，对传统的基于几何距离的的邻居规则进行扩展，可解决元胞在距离上相离却相互影响的邻居问题。对于空间邻近关系的元胞则可以考虑利用Voronoi多边形划分空闲空间建立空间邻接关系，来确定邻居关系。关于CA与GIS的集成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形式：松散耦合型、紧密耦合型、GIS中嵌入CA型、CA中嵌入GIS型，例如有些学者提出的geoobject-CA模型、矢量元胞自动机模型等。
4 结语
流行病由于其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危害人类的生命安全，基于数学模型研究流行病的传播机理可一定程度上节约人力财力。基于标准CA的流行病传播过程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结合实际对CA进行扩展。将CA与GIS相集合是解决标准CA基于同质空间局限性的一个有效办法，将其应用到流行病传播建模研究中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将空间实体映射成矢量图中的点、线、面后元胞的状态变量如何定义，邻居规则的具体确定方法等，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李璐，宣玉，高玉俊.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异质个体HIV/AIDS传播模型[J].系统管理学报，2008.
全面流程管理是一种全面的以规范化的构造的流程，其目标为持续性的提高组织业务绩效系统化方法[1]。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分别为规范流程、优化流程和再造流程等[2]。本研究选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进行研究，探讨采用全面流程管理在急诊护理管理中的应用效果，现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人群的选择本研究选择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急诊科在全面流程管理实施前后的病人、医生和护士进行研究，其中护理人员为25人，医生为20人和病人212人次。本次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参加本次研究。
1.2全面流程管理的实施
1.2.1对急诊各区域进行科学划分对急诊科各个区域进行科学的涉及和布置，目的是确保急诊的各个流程的畅通。主要将急诊分为4个区域，第一个区域为红色标记，适用于急危症病人；第二个区域为黄色标记，主要适用于急重病人；第三区域为蓝色标记，适用于一般性病人，最后一个区域为浅灰色，主要适用于慢性病病人。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促进急诊秩序和患者的就医的环境。
1.2.2对急诊各预检分诊进行管理依照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按照优先和合理性进行患者分类就诊，主要包括接诊、评估、判断和分类等几个方面。这样可有效的控制急诊的畅通秩序和维持急诊的质量。
1.2.3确立急诊信息管理流程确立科学合理的急诊信息管理流程是全面流程管理最关键的部分[3]。首先，护理人员人工记录患者的重要信息；随后由专业人员将该信息录入电脑。同时，出入院时间均由护理工作人员即时手写记录，随后输入电脑，并用Excel处理。该流程能够有效的降低就诊登记环节的时间，从而使信息流畅性和迅速性有效的传达[4]，并且确保了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3质量控制与统计分析本研究选择Epidata3.0进行数据双录入，以保证数据的质量。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全面流程管理在急诊护理实施前后登记时间比较研究人群在实施全面流程管理前登记时间研究表明，就诊登记时间，留观登记时间和离观登记时间均有明显的改善（P<0.05），见表1。
2.2全面流程管理在急诊护理实施前后工作效率分析研究人群全面流程管理在急诊护理实施前后工作效率分析表明，病人满意度、急诊医生满意度和护士满意度均有明显的改善（P<0.05），见表2。
3讨论
一个以生命科学为主导的新世纪已经到来。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导致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等技术的应用以及基因芯片的研制成功等，促进了医学科技飞速发展。当代科技发展的重大项目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这一伟大科学工程，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而且也改变了各国医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格局。今天，生物医学已经历了从整体水平到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从个体水平到群体水平，到生态水平以至宇宙水平的发展历程。在微观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研究不断拓展，而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的研究，多学科的融合。
完成基因组测序，这只是对自身基因认识的第一步，从基因组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高度开展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将是今后重要的任务。人体好比是字典，而人类基因组计划将告诉我们字典中的单词组成，今后流行病学的任务之一将是参与揭示每个单词的意义及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制定预防对策。日本分子生物化学家利根川进发现人类疾病都与基因受损有关，提出了基因病-人类疾病的新概念。其中遗传因素是内因，环境因素是外因，人类疾病是遗传因素(基因组信息)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的概念已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主要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单基因病。在这类疾病中，遗传因素的作用非常强，仅由单个基因DNA序列某个碱基对的改变就造成疾病，还可以把这样的改变传递给后代。单基因病其发生率一般都较低，如早老症、多指症、白化病等。
第二类是多基因病。这类疾病的发生涉及两个以上基因的结构或表达调控的改变，主要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癌症、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哮喘病、骨质疏松症、神经性疾病、原发性癫痫等。目前国际上已掀起了多基因疾病研究的热潮。人类是一个具有多态性的群体，不同群体和个体在对疾病的易感性、抵抗性以及其他生物学性状(如对药物的反应性等)方面的差别，其遗传学基础是人类基因组DNA序列的变异性，而这些变异中最常见的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约在500～1 000个碱基对中就有一个SNP。已知多基因疾病是由多个基因的累加作用和某些环境因子作用所致，这些基因的SNP及其特定组合可能是造成疾病易感性最重要的原因。因此，对疾病相关调节通路的候选基因进行SNP的关联研究，可能是多基因疾病研究取得突破的希望所在。
第三类为获得性基因病。主要是传染病由病原微生物通过感染将其基因入侵到宿主基因引起。在与传染病斗争中，虽然我们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是，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原有微生物的不断变异和新病原体的不断出现，传染病仍是世界上对人类健康的主要威胁，传染病仍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新病原菌的不断出现和旧传染病的重新流行，其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大致上有三个方面：一是生态因素，二是传染宿主遗传背景，三是微生物基因组的变异，或逃逸机体的免疫(如艾滋病、慢性病毒性肝炎、疱疹性病毒感染)，或增加了致病性(如流行性感冒病毒的变异、O139霍乱弧菌、O157∶H7大肠杆菌)，或产生抗药性(如淋球菌、疟原虫、结核菌、霍乱弧菌)。
近年来，病原微生物的基因组研究取得了飞速的进展。所谓基因组研究即对微生物的全基因组进行核苷酸测序，在了解全基因的结构基础上，研究各个基因单独或数个基因间相互作用的功能。目前对病毒的基因组研究已进入了后基因组阶段，即从全基因组水平研究病原体的生物学功能，同时发现新的基因功能，这一研究将使人类从更高层次上掌握病原微生物的致病机制及其规律，从而得以发展新的诊断、预防及治疗微生物感染的制剂、疫苗及药品。
1997年美国提出了环境基因组学计划，其目的是要了解环境因素对人类疾病的影响和意义。由于人类遗传的多态性，不同个体对环境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也有差异。针对与环境中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发生相互作用蛋白的编码基因(如DNA修复机制、氧化-还原反应及病毒受体蛋白等)，识别其基因组多样性和结构-功能关系。这将有助于发现特定环境因子致病的风险人群，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和环境保护策略。 转贴于
流行病学是预防医学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学科之一。当前其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已从传染病发展到非传染病以至各项卫生事业(健康、行为、心理、伤害、药物代谢等等)；研究内容已从定性描述发展为定量测量，从单变量分析到多变量分析，即由一因一果发展到多因多果的研究；研究方法和手段更新，从传统流行病学发展到血清流行病学以至分子流行病学，生物学标致物检测方法更特异、更精确、更精密。也是研究各种生物学标致物包括易感因素的效应修正过程；流行病学涉及的学科也更为广泛，逐步形成许多分支，如肿瘤流行病学、药物流行病学、代谢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遗传流行病学等等。流行病学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除在防治传染病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外，对非传染病、原因不明疾病及事件研究中也解开不少难解之谜，显出她非凡的魅力。
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并已渗透到医学科学各个领域，即采用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来研究医药卫生各个领域，现已硕果累累并正飞速发展。分子流行病学是在人群现场流行病学研究中应用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研究和应用各种生物学标志物，从分子基因水平研究病因、流行因素及防治措施。当前分子流行病学标志物可反映出外来因素(理化、生物)、遗传因素与集体细胞特别是大分子(核酸、蛋白质)相互作用引起的一些分子改变，分子生物学标志物与传统的生物检测指标(病原分离、抗体测定、细胞病变等)相比，已发展到更特异、更敏感、更精确、更精密。例如既可以识别成千上万个DNA碱基中一个碱基的改变，又可以将微量的核酸扩增数万倍，以便用来分析病因、正确评估各种因素对人类的危险度和评价预防措施等。我国用于分子流行病学的生物学标志物主要有：暴露标志物(烷基化嘌呤、黄曲霉素-鸟苷加合物等)，效应标志物(染色体损伤、癌基因激活或失活等)，易感性标志物(DNA修复、原癌基因或抑癌基因异常表达等)。目前，国内正在搜寻与疾病相关或特异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并应用于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中。
我国分子流行病学在传染病的研究中，主要应用于快速诊断、基因分型、群体遗传结构分布、主要基因克隆、序列分析以及基因工程疫苗等方面。即综合多种分子生物学标志物，深入研究传染性疾病的分布特征、流行规律、揭示疾病流行方式，暴发事件中病例与病例间、病例与接触者间、病例与对照间的内在联系，在分子或基因水平直接阐述传染源、传播途径、流行规律和预防措施。在非传染病方面，随着多种癌基因、抑癌基因和大量生物学标志物的发现，改变了从病因或危险因素的暴露出发来研究发病、死亡，或出现其他事件结局的状况，已由对缺乏暴露与发病结局之间系列过程或系列事件的研究，深入到现今研究癌基因、抑癌基因的分布与变异、效应生物标志、暴露生物标志、易感性生物标志的研究与应用。已把传统的流行病学群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促进了非传染病的病因、流行规律以及预防措施的研究。
遗传流行病学调查主要是对有遗传性疾病的家庭或封闭地区来找致病因素及致病基因，但当前对人们危害较大的癌症、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是由多因素、多基因的缺陷而造成，为了搞清这些疾病的致病基因，必须对大量人群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