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4 16:19:05
1.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帕森斯认为，某个整体行动系统是由形成信息控制等级结构的文化、社会结构、人格和有机体等四个子系统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其中文化控制社会系统、社会结构控制人格系统、人格控制有机体系统，并且每一个系统都为更高一级系统的运行提供着必要的能量条件。新功能主义者强调应关注作为系统的社会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文化、社会和人格体系的特色，把文化当作社会现实范畴，考察导致社会秩序整合和解体的力量，并且确认社会分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3］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秩序并不是靠对共同价值、信仰及规范的一致性来维护的，所有的社会系统都建立在行动之间沟通的基础上，行动系统由沟通而来。［3］迪尔凯姆强调优先分析整体时，把系统的组成部分看做是完成满足整体功能、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3］斯宾塞发展的必要条件功能主义强调，为适应环境，有机体和超有机体须具备某些必要条件。［3］各个民族世代积累并持续传承着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包括行为规则、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情感态度等)都深深植根并保持于该民族的语言之中，可以说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该民族文化传承的核心和主要部分。因为语言是人们沟通与交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径，所以说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首要任务。一方面，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体现了该民族独有的民族精神。语言的存在是民族存在的最显著的标志。［13］另一方面，作为各民族特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的语言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如交际功能、文化功能、心理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等。［14］由此可见，语言的健康传承与和谐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语言的重要功能决定了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必要性。
2.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关系的启示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某一事物的功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功能与功能之间存在着矛盾与互补的关系，结构的优化决定着整体功能的优化。就语言的功能而言，作为特定人群约定俗成的一套符号系统，语言首先表现为人们进行交际和认识世界的一种重要工具，又同时成为特定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征。一方面，少数民族语言既是少数民族群众思想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少数民族群众民族尊严的重要体现、民族认同的重要条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意义重大。另一方面，作为全国通用语的普通话是包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水平、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交际工具，同时又更大程度地承载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广普通话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然而，学好全国通用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又形成了“两难”的矛盾，此可谓当前我国双语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如果过急过快地推广普通话，势必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衰退、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断裂及少数民族群众民族情感受到某种程度挫伤的忧虑。另一方面，如果仅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学习，而在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学习方面跟不上形势，很容易对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妥善解决这一矛盾是破解我国双语教育教学问题的关键所在。根据功能主义理论的启示，妥善解决双语教育基本矛盾的价值追求应是统筹兼顾、结构优化、实现双赢、达到“两全其美”，即在学好普通话的同时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在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方面，少数民族群众要传承保护好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本民族语言;学者要发挥学科优势，通过技术手段保存保护好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濒危少数民族语言;汉族群众也要学好与自己工作生活有重要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社会主体资源支配者和社会经济发展全盘规划者的政府应妥善处理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推广普通话之间的关系，要在人力、物力、财力，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上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功能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加强双语教育的组织领导工作，考虑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政策法律层面。双语教育是协调普通话推广及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为了科学高效地推进双语教育工作，笔者认为，有必要成立全国性或重点地区双语教育工作相关组织领导机构。该机构可以代表中央政府或重点地区政府全面组织、领导双语教育及其科学研究工作，对双语教育实现统筹安排，各方兼顾，从而真正体现功能主义理论关于优化工作结构、提高总体工作效率的精神。(2)强化薄弱环节，大力支持与双语教育有关的科学研究与师资培训工作，考虑从技术层面解决双语教育“两难”矛盾。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开展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研究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教材、辅导书、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教学研究，在继续加强汉语教材、辅导书改进工作的同时，着重加强汉语教具学具、教学软件的开发工作;在此基础上，加强双语教育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研究，加强双语师资培训工作，尽可能提高双语教育的效率效果。由于汉语教学在各方面比较成熟，可以考虑在达到相应普通话教学目标的同时，利用技术手段尽量缩短汉语教学的时间，使师生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学好本民族通用语。据笔者所知，已经有专家开发了数套可以大幅度提高汉语教学效率的教具学具及教学软件，建议由政府牵头大力推广，从而从技术层面上破解“两难”的矛盾。(3)优化市场结构，充分发挥语言功能优势。市场经济实际上具有生产领域与营销领域两大部类。在营销领域，学好国家通用普通话是重要条件;而在生产领域，民族语言将发挥其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组织管理与技术指导的优势性作用。为此，须多方举措，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在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投资建厂，发展当地的优势产业，扭转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实现少数民族群众当地就业，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客观需要，并提高他们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积极主动性。
二、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符号互动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充分沟通，切实做到客观实际。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的调整与实施是一个持续沟通、互动的过程。因此，在进行调查研究时，要善于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注意与调研对象的沟通、互动与交流，使得研究成果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从而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可行有效的政策性建议。(2)尊重意愿，充分调动积极主动性。符号互动论的要旨在于通过沟通、互动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从“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转化。因此，在协调普通话推广与少数民族语言传承问题上，要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为原则，与人民群众进行大量、细致、持续的沟通，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学习普通话与传承少数民族语言的积极性。(3)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做好工作。符号互动论强调循序渐进的沟通及互动双方对行动意义的深入理解。因此，需要通过宣传与鼓励的办法，使群众明白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重要意义，坚持从当地生产、生活实际出发的原则，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多方协调、群策群力搞好普通话推广工作，特别要纠正并防止急于求成及不顾实际“一刀切”的倾向。在推广全国通用普通话的同时，必须充分做好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工作，应以两全其美、争取双赢为目标，不可顾此失彼。
三、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及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1．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必要性的启示
由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对利益与权利的识别与追求是影响并决定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及行为选择的关键因素，影响人们抉择的因素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但同时，对自身权利、文化价值乃至自我尊严的维护与追求，也是人们理性选择举足轻重的因素。无论居于多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还是居于少数的语言群体或其成员，都有语言权利。［15］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仅关乎我国各民族沟通交际与信息交流的顺畅进行，也关乎少数民族语言权保障、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尊严维护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在语言传承方面处理不当往往是引发少数民族情绪波动，乃至民族地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跨境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不但关乎社会稳定，其本民族语言能力逐渐衰减乃至丧失，将对了解境外的状况和进行社会文化交流带来巨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少数民族语言传承是理性社会的必然选择，通过国家语言政策的调整与完善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承是关乎国家安全稳定和扩大对外交流的大事。
2．理性选择理论对少数民族语言传承相关政策调整的启示
【关键词】释永信；“入世禅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文化、多语言的时代[1]，跨文化交际、跨语言交际成为主流的交际方式。文化―精神作为“社会发展之起源”[2]，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成为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然而，文化传播于遥远的空间、观念距离，文化的流失与变形，甚至于危机就成为文化之存在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因为传播有传播的“游戏规则”，传播之策略研究是传播成功的基础与前提，跨文化传播尤显突出。比如肯德基进入中国要卖豆浆，而进入印度则会卖咖喱。换言之，传播中的文化是否会演变为一种“新”的文化，起码蕴涵了新的“要素”？传播之本意是带来某种易于传播之目的的母文化的异文化，其结果却面临是否要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的选择。包括两种文化相遇时彼此自然的相互影响，都成为传播中的文化要面对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答案亦是颇多。国内的观点基本可以归纳为三大类：民族主义的危机论、自由主义的普遍价值论[3]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论。其中，前两派观点的对立与冲突是颇为激烈的。简言之，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面临一个悖论：传播，还是传承？
少林寺作为中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知名品牌，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声名远播。当然，无论是今天的少林寺，还是它的当家住持释永信，都从未离开过各种评价的漩涡。显然，少林寺的国际名望与释永信出家少林俨然是两条并行的线索。漩涡的核心就是：少林寺可谓“传播有道”，那么传承是否亦“有道”？少林寺或者可以算做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彼此攻击对方的当代“标本”。溯本求源，释永信的一些观点，将从一个侧面揭示其中的玄妙，不妨借用释永信著作《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中的一个章节名称“入世禅机”，来总揽这些观点。
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就是保守
有人诟病少林寺二十几年来的发展模式，认为千年古刹一改传统佛教庙宇的清静，过于“入世”，“寺将不寺”。也有人称之为“创新”，换言之，现代的宗教存在模式必将不同以往，变化是必然的。处于争议中的释永信表现得非常平静，在他看来，这种争议是没有存在的前提的。他以中华文化传统为基点，进行了以下阐释：“我自认为是坚定的保守者，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对我们来说，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一禅一武，一动一静，出世入世，保守创新，都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和选择的。它们从来不是二元论，而是一回事，没有分别。”[4]
他的回答似乎进入了循环论证的“怪圈”，而如果把这一观点与当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佛朗索瓦・于连在其《论效力》一文中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释，就会发现有异曲同工之效。于连认为，当西方人直面某个“局势”，并强制性地约束它时，为的是改变它，中国人则陪伴着它，和它结为亲密伙伴。在后者看来，所谓“效力”之精髓便是“顺势而为”：“势”乃一切，唯设法竭尽之[2]。
鉴于此，对于争议双方而言，其思维之起点是西方思维模式。文化“传统”就是我们面对的某个“势”，当其在传播过程中面对某种问题时，将作为我们的对立面：传播与传承出现抵牾时，只能是一种二元的选择题。追随前者，强调传播之策略与效力，为此对文化做出调整，谓之创新；反之，追随后者，强调文化之传统与本源，竭力维持文化之“应有面貌”，谓之保守。这样，“改变”成为创新的本质，保守则是“不变”。“改变”就是西方近现代史中的“关键词”。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不存在这种“保守”与“创新”的对立，或者说两者是“亲密伙伴”，强调彼此是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便是释永信的“保守就是创新，创新同时就是保守”。在释永信看来，少林寺的今天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顺势而为”是一切发展之趋势，其中势必有“创新”，而这“创新”是“保守”的自然表现：“因为我们的传统，蕴涵着创造性地应对现实人生以及社会、自然问题的智慧资源”，不是“勉强为之”，更不是“急流勇进”。所以用西方思维模式来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的关系，动辄倒向一边的观点于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少林寺今天之影响力与存在模式，就是这座千年古刹的“自然之道”。
如此来看，释永信并不存在一般人关于保守与创新的困惑，因为中华传统之智慧使他没有这种西方式的困扰：一切关于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误解或许正是这种传统智慧缺失的结果。
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渠道
“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是中国佛教乃至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人类理解与和平的方便法门，而扩大对外交往，也是保护少林千年法脉传承的有效途径。”[4]“让少林文化走向国际，将少林弘扬为响亮的中华文化品牌，最终形成以少林寺品牌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这样才能确保中华文化的弘扬，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4]
在释永信看来，正如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一样，无论是少林文化的传承，还是中华文化的复兴，都离不开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化影响范围的扩大。换言之，传承就是传播，传播就是传承。传播与传承从字面上看，都包含了“传”的因素，其区别在于“传”的范围：传播指向更广泛的范围，尤其是对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传承则指向一个既定范围，指向一种代际传播。所以，传播与传承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更广泛的传播有利于文化的保有与不衰。文化，尤其是作为一种建筑于群体之上的文化，其群体基础是其存在的依据，而传播或传承都是群体互动的重要方式与渠道。文化的“传”是在既定范围内，还是更任意的、更广大的范围，无疑都是这种文化拥有更广阔与坚实的群体基础。所以，“传”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从这个角度看，传播与传承没有质的区别；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区分，那么今天，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播，一个更大范围的“传”，传播作为传承的“有效途径”。无独有偶，著名文化学者Hall对于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进行了类似的描述，那是他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Culture is communication；communication is culture。”“communication”可以译作“交际”，也可译作“传播”，两种译法紧密相关、互相补充。Hall认为文化作为与某一群体息息相关的符号系统，其起源、发展与传承离不开交际或传播；反过来，交际与传播受制于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有效的交际或传播。
那么，少林寺是运用什么有效的传播策略，做到“传播有道”呢？释永信认为这是“少林功夫”的重要特质――“方便法门”。从佛理上讲，少林功夫与一般中国武术不同，它首先是少林禅宗的一种修行方式，故为“功夫”，而不是武术。“功夫”是佛教的专门术语，与修行、修炼密切相关，首先建立在基础之上。应该说功夫涵盖了武术。不过对于一般俗众而言，恰恰是“中国功夫”、“少林功夫”、“功夫”作为中国武术的代名词传遍了世界各地。“功夫”、“武术”，暗合了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强身”、“个人修炼”等生活方式的一种追求与表达，所以，它可以非常有效地克服不同文化间可能的壁垒与隔阂。而随着“少林功夫”的传播，其背景中的少林文化也就水到渠成地传播五湖四海。所以，少林寺成功的传播策略中，“少林功夫”是一种“方便法门”。在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中，近似语策略与这种求同策略相似。近似语策略尝试用笼统的、模糊的策略，尽可能消除不同文化间的差异[1]。“少林功夫”之所以是“方便法门”，在于它首先没有过于强调其宗教内涵，没有强行纠正已经在国际上传播已久的“功夫”、“武术”等同说。
关于传播手段,释永信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佛教都是运用最先进、最现代的传播方式。佛教在中国最早用纸，抄经抄得洛阳纸贵。佛教界也是在中国最早运用雕版印刷的。刻碑建塔就更不用说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一座塔就是一座广告牌，彰表高僧大德一生的修持成果。”[4]今天，少林寺从建立互联网网站到少林功夫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武僧团的世界巡回演出到俄罗斯前总统普京与各国政要的频频造访，在传播手段上，今天的少林寺显然走在了诸多佛教寺院，包括国内其他文化管理机构的前列。在释永信看来，这一方面是佛教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科技、社会发展的结果。少林寺的发展正当其时。
传播中的控制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持文化的原创性、系统性和历史性，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创新必然不同于“妥协”，不同于文化本质的扭曲与变形。文化传播的真正价值在于不同文化的碰撞，所以是否保持传播中文化的应有特质，是否对其进行“控制”，将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本身的品质与结果。传播中的控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策略，只是相比于一般而言的传播策略，它更强调传播内容的掌控，而不是传播的具体策略。
“少林寺不只属于少林僧人，也不只属于河南，它属于中国，属于世界。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世界的，就可以盗用。作为传承人，如果失去了对它的控制，少林文化的传承文脉就会中断。”[4]释永信不回避在少林文化大力传播的今天许多不尽如人意的事情频频出现：“假武僧团”频频出现，“少林”品牌漫天飞，“少林寺”牌火腿肠也出现了。“控制”就是释永信应对传播中“杂音”的具体举措，像将少林寺注册为品牌、申请“少林功夫”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他进行的针对性工作。当然，这些强调传统的具体举措仍然让一些人不安，因为它们本身又都是现代社会体系中的操作手段，尤其是把少林寺注册为品牌这一现代商业操作模式。对此，释永信认为：“我们希望通过现代的商业理念，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4]换言之，手段的商业化并不妨碍佛教本体的非利益性，“我们强调奉献精神，聘请的职业经理人都是佛教信徒，不追逐利益，公司只是一个载体和手段”[4]。
结语
通过对释永信若干观点的分析、梳理，少林寺文化之国际传播的基本模式“浮出水面”：这里既有宏观的关于文化保守与创新、传播与传承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文化“控制”的具体举措；这里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智慧，亦有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结晶。这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交流的硕果。综观世界，将传统演绎得如此丰富和充满生机，少林寺恐怕当位居前列。如何理解当代社会里中华文化之国际传播，少林寺显然可以作为一个具体而微的模式与参照。究其核心，我们认为还是开放的文化态度：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历史性、地域性和偶然性，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智慧、资源与启示。前者强调文化之平等，后者强调文化之特质。态度决定一切，释永信的成功与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佛教经典的阐释，以及现代社会的理解，无不来自他更深层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当是一切文化发展与繁荣的本源，当为人类所共享、共有。基于这一点，文化是相通的。
（本文为2011年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项目名称：汉语推广中的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1B508）
参考文献：
[1]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472.
[2]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中法文化年专号第17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0-195，258-263.
[3]姚新勇.世纪的焦虑：全球化、文化认同、中国、民族主义［J/OL］.北语新闻网.news.blcu.省略/detail.asp?id=879，2002.04.28.
[4]释永信.我心我佛――释永信方丈禅语录［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8：111-132.
摘要：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目标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这种导向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社会文化的引导和规范。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致使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如全球化冲击带来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渗透和消解，政治民主化过程导致主流文化对边缘文化的侵蚀，市场法则导致文化超越性价值沦丧。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关注文化的发展和消亡，从文化本身的特点出发，确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策略，以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良性运行。
关键词：公共政策；文化存亡；现代性；价值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109—06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泛滥，文化帝国主义正在蹂躏和消解着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民族文化和没有自卫能力的部落文化及边缘文化。与此同时，西方的价值观念趁虚而入，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和各种制度的运行中。这种文化殖民的目的“是征服和控制人心，并以此手段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规则下，文化作为商品，其工具性在无限扩张，而文化超越性价值却在逐步退隐。市场的强大力量在推动文化“祛魅”的同时，使文化本真价值被颠覆，原有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逐步消亡。这种文化市场化的本质是“资本的扩张性渗透到现代性文化领域，并塑造诸领域文化，使文化成为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工具。”因此，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以及文化价值的沦丧已成为当务之急。可以说各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发展及保护已超越了文化自身的范围，文化存亡成为关系国家和民族独立生死存亡的大事。那么，政府制定针对文化建设的公共政策强力介入，就显得非常紧迫和必要。本文从文化和公共政策的关系辨析人手，来探讨公共政策如何促进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及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秩序良性运行。
一、文化与公共政策关系辨析
文化是一个使用广泛、语义复杂的概念。对其内涵的界定向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总结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的文化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924页）现代意义上，从狭义角度理解文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本文是从研究公共政策导向如何影响文化的发展及存亡，其中公共政策是自变量，文化是因变量，因此这里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及产品，其一切社会意识形式都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但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文化自身具有的传承性和稳定性，且与经济、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而文化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反作用经济和政治，这也就是说文化同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一样，是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文化领域同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一样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那么，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文化必然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制约和影响，文化的“存”或“亡”也就必然受到公共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制约和影响。
公共政策对文化的强烈影响是由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决定的。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性，公共政策要处理的问题是公共领域内的问题而不是私人领域的问题，其中的道理是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政府只管自己应该管的事而不去管自己不应该管的事。简言之，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针对的目标是有公共性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而公共政策主体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都是以象征符号形式存在的认识和行为模式体系，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作为人们公共性生活的一个部分，是存在于公共领域的东西，那么，文化也是以公共性为主要特征，因而文化问题也是公共政策要处理的问题。公共性问题只有在公共领域中谈论才有现实意义和价值，因为公共领域是公共性问题的空间维度。开放性是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私人领域是不会轻易对他人开放。“既然文化以公共性为主要特征，那么任何一种私人性的东西要获得文化意义，就必须有公共性。由此，私人领域要获得公共性就必须传播”，从而进入公共领域。“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市场越来越成为私人产品获得公共性的最主要途径。传统上通过非市场化途径传播的文化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于市场来传播，市场成为私人产品获得公共性的主要形式之一。许多具有文化性质的东西借助于市场而得到大力发展。”可见，文化需要市场，文化发展规律似乎要受到市场规律的必然制约，但文化的发展规律并非只单一受到市场法则的制约，也同时受到政治领域中来自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引导和规范。
公共政策从本质上看，“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与落实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与规定。”现代社会管理，始终贯穿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日益成为塑造当今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基本力量。每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往往会导致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空间布局和流向上发生变动，引导人们行为发生方向和幅度上不同程度的变化。并且公共政策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总是试图通过制定政策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使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可见，公共政策对社会具有强烈的目标导向功能，它为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行为确定方向，使复杂的、多变的、相互冲突的行为统一到明确的目标上来，引导社会朝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当然，公共政策的导向功能直接体现在对不同人群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上，进而间接地表现为对文化发展方向和模式的引导上。
总之，文化和公共政策几乎从来都是相生相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作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观念上层建筑，其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客观力量和生存环境，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世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和具体内容。而公共政策作为人类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它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形塑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使整个社会文化呈现出一定的形态和趋势。因而，文化的传承、发展及保护都不是孤立的问题，文化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公共政策来引导和规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营销策略研究;“活态流变”
1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各民族人民生活习俗、民族文化的凝聚，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情感文化取向。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历史文化价值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但其继承和发展却面临严峻的挑战。所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糖画的发展现状出发，总结经验与不足，积极寻求糖画产业发展与传承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2非物质文化遗产及糖画的概念
(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其最大特点是“活态流变”，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2)糖画的概念。糖画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品，以糖为材料来进行制作。所用工具仅为一勺一铲，糖料一般是红、白糖加上少许饴糖放在炉子上用温火熬制，熬到其可以牵丝时用来浇铸造型，具有极强的技术性及观赏性。
3市场营销策略(4C)
3.1消费者要素
产品要想快速稳定地打开市场，就要坚持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消费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在于产品本身及消费需求两方面。①在制作工艺上引入环保理念。传统糖画以木棍来固定成品，在食用后则被丢弃，不符合绿色发展理念。阿拉棒作为意大利式硬面棒，大小具有可调节性。因而在替代木棒原有功能的同时可以随糖画大小进行调整，在可食用的基础上达到环保目的。②在产品口味及种类上进行创新。消费者的饮食爱好具有差异性。在糖画制作过程中，按照特定比例加入各种不同口味的果汁或可食用调味剂，增加产品的口味，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同时，可推出节日限定、系列款等糖画产品。③提高生产效率，延长产品存储时间。引入先进生产设备，将糖画原有的制作模式应用到糖画机上进行量产;建立专门的产品冷藏间，在糖画制作完成后及时进行存储;运输方面采用冷链运输，减少产品在运输途中的损耗。④包装形式多样化和规范化。采用鲜明的撞色效果传达温暖的情感信息;推出糖画产品的节日装、礼盒装，增加节日气氛。
3.2成本要素
采用双向定价。即在高于成本费用、低于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的区间内进行定价，更大程度地满足双方利益。可根据不同糖画产品的制作烦琐程度、使用价值大小等进行价格划分，满足不同阶层消费群体的需求。充分运用互联网媒体平台，加大网络宣传力度，节约宣传成本。可以进行公益投资增加产品曝光度、以人们的怀旧情感为依托拍摄糖画主题微电影，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利用微博等社交媒体增加话题度。积极获取政府资金支持，减少宣传初期力度不足等困难，减轻产销及推广的资金压力。
3.3便利要素
在选择门店位置时应着重考虑靠近消费群体活动范围的区域，既节省消费者的往返时间，又可以吸引区域内其他潜在消费群体。首先在二线城市与当地制糖企业、供应商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逐步拓展二、三级市场。其次建立网上店铺进行线上销售，减小地域限制，扩大销售范围;吸引品牌植入。通过对品牌形象的塑造发挥品牌效应，提高经济效益。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实现两个市场双向联动，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推向世界。
3.4沟通要素
注重企业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及时接受产品信息反馈，保障企业与消费者的共同利益。加大产品推广力度，适当采用话题营销、事件营销、活动营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设立糖画概念展示店，让顾客直观感受糖画制作过程，深入了解糖画文化。争取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进行推广。在当地电视台播放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宣传片，邀请糖人匠人，采取采访、对话、介绍等形式在电视栏目中播出;得到社区认可并建立合作。开展公益性质的文化交流活动，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传播氛围。建立自媒体、公众号进行自我宣传，通过相关文章对公众进行糖画文化的普及，同时开设消费者信息回馈平台，接受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的改进意见。
4糖画营销中存在的问题
(1)消费者方面。产品不易保存，易降低消费者食用感受。糖画在生产与销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气温较高时，未及时出售的糖画经过长时间的放置，会造成造型软化变形、口感变黏腻等问题。产品包装简易，与消费者审美及社交要求存在偏差。中华民族讲求礼仪之道，糖画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手工艺品，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但受包装简易、档次低下影响而不被人们在购买礼品时所选择;产品存在卫生问题。传统糖画销售多位于人口集中程度较高的市井街巷，产生的生活污染较多，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损害。(2)成本方面。宣传成本较高。传统糖画传播力度小，社会认知度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互联网与人们的生活日益密切，使糖画依托的传播方式逐渐退化，人们无法从网络及其他传播媒介上实时了解糖画的相关内容，造成社会认知随年代增长而逐渐淡化甚至消失的状况;培养传承人所需的资金、人力成本高。糖画产业发展受传承人意愿影响较大，由于糖画自身的发展局限，传承人需要承担收入不稳定、职业社会认可度低等现实问题，导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强传承意愿的人稀少。(3)便利方面。销售方式单一，消费者购买渠道闭塞。传统糖画销售多为个体商贩临时设点进行售卖，销售范围狭小且不固定，具有流动性和松散性，销售渠道也限于小范围的市井街巷招徕买卖，无法进行大范围的传播及覆盖，消费者定点定向购买困难;线上销售渠道狭窄。目前糖画产业网络销售渠道繁杂分散，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企业和较为有序的一体化线上销售服务，使得消费者网上购物受阻。(4)沟通方面。信息反馈渠道不发达，生产者无法及时获取消费者的需求变化信息。传统糖画销售具有流动性。销售点的不断变换，使糖画制作者很难及时有效接收到顾客的食用反馈及改进建议;传播受地域因素影响大。糖画文化在西南地区产生并发展，群众接受度高。但其他地区对于糖画文化了解较少，群众接受度不高，购买动力小，使糖画的地区传播受阻。
5糖画的营销对策
5.1消费者方面
在产品方面，采用糖画机进行高效生产，保证消费者的食用感受;增强产品与节日、礼仪活动的关联度，提高产品社交功能。积极推出不同系列的礼盒套装，在不同节日进行独特的营销策划，推出节日的限定礼盒，既实现商品的价值属性，更升华商品的情感属性;尽量避免在污染源及污染物较多的地方销售，确保食品安全。线上可通过对制作过程的全程拍摄，以二维码的形式向顾客进行展示，消除顾客对食品安全的顾虑，同时可以通过已购者的口头或文字宣传建立良好的口碑，带动老顾客，吸引新顾客。
5.2成本方面
多渠道提供消费者相关的商品信息。通过网络、宣传单等形式提供商品的种类、折扣信息，使消费者在购买前对商品有大致了解，并积极通过视频软件、社交平台加大线上宣传力度，合理利用“网红”群体的“粉丝效应”，减轻宣传成本;积极与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及社会组织达成人才培养合作协议，通过政府号召、教育部相关文件、学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兴趣课程等形式对大众进行糖画文化及技艺的普及教育，减轻糖画产业在人才培养上的资金压力及人力、物力投入。
5.3便利方面
糖画门店应首选距消费群体活动范围较近的区域，节省消费者在路程上消耗的时间。重点发展二线城市的销售网络。二线城市发展程度较高，城市记忆与消费者乡情能更好地产生共鸣。设立固定门店，开设品牌的线上店铺，形成线上线下多选择的营销模式，解决消费者购买渠道闭塞的困难;在网络平台宣传中可进行位置分享，为有消费意愿的消费者提供指导。同时，已购买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分享时可以采用定位功能，吸引浏览群体借助导航系统前往购买;建立相关网络社群，为消费者提供沟通交流的场所，促进销售信息、用户体验的分享和传播;加强产品的售中及售后服务，优化消费者的购物体验。
5.4沟通方面
加强消费者的融入感与参与度。在装修风格上，营造与糖画内涵相符合的意境与氛围，制作者在着装上也可进行相应改变，使消费者更有代入感;设置制作展示台向消费者展示糖画制作过程，让消费者对产品有更直观的感受，增加顾客好感度;完善消费者信息反馈机制。建立信息反馈点及线上反馈平台，及时接收消费者对产品的意见及建议，快速高效地针对消费者偏好变化对产品进行改进，提升与消费者的沟通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政治学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学术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3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思我们30年来的发展道路，结合现实的实际形势，我们不难看到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斯诺命题”与跨学科整合研究的缺乏
斯诺是英国的物理学家、小说家，他提出“两种文化”，构成了后来所谓的“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指的是，由于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新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相互鄙视，甚至还不屑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如陈振明教授所言，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西方长期以来存在的“诺斯命题”的超越。当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还固守着传统的政治学规范研究的信条，对于如何吸收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及较少。这既与当前一些政治学者传统文本和经验崇拜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片面强调专业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忽视基础型教育;重视课堂基础理论，忽视方法论教学;重视理论灌输，忽视社会实践环节。认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些提法就是金科玉律，学科界限是严格划清的。认为政治学是一门纯净的高尚的科学，决不可引入其他的一些杂质进来。甚至认为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会使政治学逐渐丧失独立性的地位。
2.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不足
科学性的研究是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有机统一。规范性研究侧重于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经验性研究侧重于发现和提出现实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运用理论加以阐释和分析;对策性研究则是利用理论和经验寻求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来说，还存在很大的问题。王浦劬教授认为“我国政治学的研究目前大多仍然遵循着哲学思辨、经典解释、规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机构描述以及历史探索的方法。”孙关宏教授则认为现阶段政治学研究在规范性研究、经验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都存在不足之处，对策性研究缺少了理论和事实的支撑。这三种研究的不足，一步一步传导到现实政治学研究中，使得我国政治学的研究偏离了科学的发展轨道。
3.“西洋化”和“本土化”的取舍问题
自从维新变法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一场新“西学东渐”的热潮。经过近3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政治学研究到了一个该重新思考未来发展方向的十字路口。从理论上来说，要确定自己的核心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现实来看，西方的政治学说不是“普适性真理”，引入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时要注意与本国国情相符，要防止“水土不服”。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还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凡是国外的东西都是好的，中国传统的政治文明都是过时的、不合时宜的。这既与个别学者盲目崇拜国外的心理有关，也与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不够完善，理论创新不够，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有关。
4.理论与现实的脱节
20世纪50、60年代兴起的行为主义革命，是对传统政治学将理论与现实割裂开来的一种回应。它主张“关联和行动”，以问题为导向，关注社会现实。理论与现实的理想状态是两者在源源不断的循环过程中实现和谐发展。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还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沉醉于对经典的研读和注释，埋首故纸堆，对于现实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却充耳不闻。这虽然体现出了学者刻苦钻研的执着和对真理的敬慕之情，但是脱离现实问题而只谈主义，最终理论也只是“空中楼阁”而被束之高阁。理论如果得不到实践的检验，也谈不上科学，难以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5.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为割裂
人文精神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情感态度等价值性因素，注重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精神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 求个体要遵循客观规律。政治学本身是一门人文色彩很浓厚的学问，如果片面割裂人文关怀，片面的追求科学精神，只会陷入“工具理性”的怪圈无法自拔。中国政治学界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无法实现统一。
6.传承与创新的内在困境
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在传承过程中不断沉淀下来，后人不断地汲取前人的优秀成分，并结合自己的现状，不断地创新。这样使得人类的文明越积越多，越来越发达。中国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其中很多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恩泽后世，很多被其他国家吸收。然而当前政治学研究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还存在谬误，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是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将其神圣化和教条化，要么是将传统文化看的一文不值，对其贬低和蔑视。这两种倾向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全面的发展的看问题的要求，只会“一叶障目，不见森林”。这种传承与创新的内在矛盾越来越成为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一大障碍。
对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展望和具体建议
正如学者王绍光所谈到的，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长期的“取经”、“效仿”、“自觉”三个阶段之后，应该大胆地进行本土化研究。中国未来的政治学研究要注意结合现实国情，大胆地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理论和经验，加强本土化研究，增强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现实性，更多的关注民生，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具体说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破解“斯诺命题”，加强跨学科交叉融合
当前中国政治学界要想打破“斯诺命题”的束缚，不要固守本学科的界限，要加强与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交流与合作。引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可以全程跟踪被调查者的行为，从而能够把握政治活动者活动的规律;引入经济学模型和假设，可以了解到政治活动者更加真实的行为动机;引入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可以控制研究对象的行为，从而确定哪些因素具体影响政治活动者的行为。正如行为主义者所倡导的“实质性的模糊优于没有意义的精确”，过分强调学科的精细化，只会使学科的研究范围越来越窄。
2.加强规范性、经验性和对策性研究及其相互联系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强调学术规范性和科学化标准。经验性研究要注意假设前提的准确和逻辑推演过程的科学，要注意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对策性研究要着眼于现实社会关注的焦点，注意对策建议的具体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者构成“理论—问题—对策”的闭合的循环回路。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要分清研究路径，规范性研究要严格遵循逻辑推演步骤，主要运用思辨方式，强调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经验性研究要遵循科学调查程序，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强调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对策性研究要以问题为导向，主要运用分析归纳的方法，强调对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加强本土化的研究
现阶段中国政治学研究在引进西方的理论时，要注意其适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的社会条件，与国内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从历史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作出理论适用性分析和改进意见，以此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本土化的研究关键是不要脱离社会现实，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加强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公民权利保护、国家和安全、国家与社会等方面研究，不能因为这些方面政治敏感性强、改革难度大就避而不谈，中国政治学者要勇敢地站出来，敢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为当前的改革探索新路。
4.树立“问题导向”意识，加强对现实的关注
当代政治学者要走出书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现实，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心存经世治国的博怀。政治学者作为靠近国家权力中心的群体，他们的一举一动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他们必须心系百姓，胸怀天下。当代政治学者要深入农村和基层，多做些田野调查，找出一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事关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行的突出问题，写成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资料详实、对策明确的调研报告供领导决策参考。这样就把基层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以一种最有力方式表达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5.促进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
当代政治学者要加大对人文的关怀，不要把政治学仅仅看做冷冰冰的统治工具。要增加人文关怀就要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心系群众，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在自己的研究中，除了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加大对人的关注，注重社会价值判断。在自己的理论、政府的政策性报告和提案中突出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在群众利益受损时敢于秉笔直书和仗义直言，体现出一位当代政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在考虑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少数群体利益时，要多关注少数弱势群体的利益。整个政治学界要自觉抵制一些歪风邪气，形成士气高昂、思维活跃、思想进步、心系百姓的进步思潮。
6.在传承中超越，在超越中传承
中国政治学所取得一系列的成就是无数政治学者薪火相传的结果，我们在传承中不断超越。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政治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理论服务，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宝库增加了新的财富。
近30年来中国政治学发展迅速，特别是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理论，对于国内一些先进的文化特别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研究相比还是很少。在今后的研究中，中国政治学界要加强对于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思想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注释，结合现实国情民情，形成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体现时代背景的新思想和新理论，不断充实和完善当前中国政治学理论和研究。
2006年国务院16个部门联合实施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并确立了“通过科技创新支撑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1］。2011年江苏省中医药工作会议决定，“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将深入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战略，并提出注重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作用［2］。因此无论是全国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还是江苏中医药强省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中医药的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中医药持续、快速发展的源动力。由于中医药蕴含大量隐性知识及其特有师承教育模式，使得中医药继承与科技创新的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医医院，因此研究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我国中医药事业向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少量几篇文献对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作了一些定性研究， 为促进医院科技创新提出了对策，但是，结合中医药蕴含大量隐性知识特点，基于隐性知识管理视角，对中医医院科技创新的影响机理及定量实证研究文献几乎未见。从已查到的文献来看，傅一军等结合中医特色优势角度，给出促进医院科技创新的一些措施［3］;刘志国等对隐性知识共享与医院科技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4］;周典等对医院知识管理与科技创新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5］;郝芹华研究了加强科研管理与促进医院科技创新的关系［6］;何含兵等对医院科技创新文化、组织学习与科技创新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7］;吉建伟等对综合性医院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进行了定性研究［8］。
总结上述文献可知，现有文献大多是对综合性医院科技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定性与实证分析，对于中医医院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缺乏必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因此，本文运用隐性知识管理理论，通过对江苏省内有代表性的中医医院进行问卷调查与结构方程分析，研究中医知识传承与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促进中医医院科技创新提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申俊龙，等：基于中医传承的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Vol.31， No.2预 测2012年第2期
2 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2.1 概念模型
根据隐性知识管理理论分析［9，10］，中医医院科技创新是在中医医院特定情境中，通过中医知识传承实现的。中医医院情境的不同，决定其中医知识的差异，从而影响中医知识传承。中医知识的情境嵌入性意味着中医知识传承必须充分考虑中医医院情境因素的影响。本文结合中医医院的特点，将中医医院知识场境分为医院学习文化SC、领导行为LB、激励措施IM、医院知识管理模式KM和组织结构OS五个维度指标。中医医院科技创新能力延伸至管理角度，实际上是以中医知识传承即中医知识如何获得并使用为前提的。中医知识传承是对中医知识及其创造、汇集、组织、传播、利用和发展的系统管理，它需要在注重且提升中医传承意愿的情况下，将个人知识转化为可以为中医医院内广泛分享和合理应用的中医知识。本文将中医知识传承分为中医知识获取CMKO、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CMKS、中医知识传承意愿CMKW三个维度指标。根据文献［1］，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包括中医科学理论创新CMTC与中医技术与应用创新CMSC两个维度指标。
本文运用隐性知识管理理论分析中医医院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将中医知识传承作为自变量，中医医院知识场境作为影响变量，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作为因变量，研究促使中医医院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2.2 研究假设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拟加以验证。
H1a 医院学习文化与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1b 医院学习文化与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H1c 医院学习文化与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H2a 领导行为与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 领导行为与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 领导行为与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H3a 激励措施与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3b 激励措施与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H3c 激励措施与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存在正相关关系。
H4a 医院知识管理模式与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4b 医院知识管理模式与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H5a 组织结构与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5b 组织结构与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H6a 中医知识获取与中医科学理论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H6b 中医知识获取与中医科学技术与应用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H7a 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与中医科学理论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H7b 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与中医技术与应用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
H8a 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对中医知识获取存在正相关关系。
H8b 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对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存在正相关关系。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和样本选取
本研究所使用的问卷是在参考文献研究成果［10~12］、省内各中医院老中医专家座谈、学术专家座谈、省中医药管理局科技管理领导访谈、团队多次集中讨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问卷由四部分组成：基本信息部分，包括被调查者年龄、职称等信息，中医知识场境子量表由16道题组成，中医知识传承子量表由11道题组成，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子量表由13道题组成，量表采用利克特表(Likert Scale)5分制法。
研究样本从江苏省市级以上中医医院名录中选取， 最终从苏南、苏中、苏北各片区选取有代表性的8家中医医院，每家中医院选取30至40名有临床经验的中医医生及少量科技管理干部，共270位中医医生及科技管理干部组成问卷调查的样本。问卷回收后，剔除问卷的准则是：剔除问卷填写缺漏多于5个选项者; 剔除问卷从头到尾选择同一分值者。剔除掉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3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86.7%。
3.2 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结果显示，中医知识场境子量表的16道问题项Item-Total相关系数都大于0.6，五个维度指标的
Cronbach’α系数都大于0.83;中医知识传承子量表的11道问题项的Item-Total相关系数都大于0.68，三个维度指标的Cronbach’α系数都大于0.87;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子量表的13道问题项的Item-Total相关系数大于0.7，两个维度指标的Cronbach’α系数值都大于0.87，符合Item-Total相关系数应大于0.35，Cronbach’α系数值应大于0.7的判断标准［13］。检验结果表明各子量表的信度较高，各维度指标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结构一致性。
收敛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子量表中各维度指标CFA模型的χ2值在测度模型有自由度时的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χ2/df值符合小于3的标准;GFI、NFI、CFI和IFI等都大于推荐的标准值0.9;AGFI都大于推荐的0.8;TLI都大于0.9;RMR都小于0.05;RMSEA都小于0.06。各项测度指标都比较接近理想值，说明各维度指标测度模型的拟合效果符合要求。在各量表中，维度指标对各题项回归系数的临界比(C.R.)都大于1.96，各题项对维度指标的回归系数，因为某些显变量的因子载荷固定为1，所以会出现显变量的因子载荷大于1的情况。标准差都大于零，说明各题项对维度指标的解释能力符合要求，不需要删除任何题项。上述结果表明，各子量表中的题项可以表征维度指标的内涵，子量表中变量收敛效度符合要求。
4 研究结果
4.1 结构方程回归路径检验
结构方程(SEM)中各潜变量均以多个测量项加以测量，而若均以具有多重指标的潜变量进行结构方程分析，有可能因为结构方程的数理运算过于复杂，估计参数过多，导致模型的拟合度降低。为避免此问题，本文在进行假设检验时，首先以“嵌套模型方法”进行整体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而后再以个别路径系数的t值验证个别假设是否成立［13］。结果显示上述关系所表示的模型显示出良好的拟合状态。为深入研究变量间路径关系并验证假设，需进一步进行路径分析和比较，分析潜变量的直接路径系数(见表1)。路径系数中标准化系数值越大表示在路径关系中的重要性越高。
根据表1的分析结果，验证直接作用假设。本研究验证通过条件为：临界比C.R.的绝对值大于1.96，且显著性概率值控制在0.05以下。在此基础上，标准化系数值越大表示在路径关系中的重要性越高。因此各直接作用假设的验证结果是：假设H2c、H4a及H4b不成立，其余假设均验证通过。
4.2 结果分析
验证结果表明，有3条原假设不成立，反映出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中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1)中医传承意愿并未引起高度重视。领导行为与中医知识传承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领导行为对中医知识传承意愿的作用不明显。在中医知识传承过程中，传与承的强烈意愿对中医的顺利传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本研究结果说明在这方面，虽然有专家意识到了中医知识传承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践中中医医院管理过程中的领导行为并未真正将加强中医信念作为重要考虑，使得在重视进修学习过程中并未将其纳入，使之成为被忽略的方面。
(2)知识库建设对中医知识传承的潜作用力还有待挖掘。医院知识管理模式到中医知识获取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医院知识管理模式对中医知识获取的作用不明显；医院知识管理模式到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明显，这说明医院知识管理模式对中医知识传播与共享的作用不明显。从结果来看，医院知识管理模式对中医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共享的作用均不明显，究其原因，目前中医医院里知识库建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知识库的建设还很少，在企业里很重视的知识库在中医医院还比较陌生。但是中医知识的获取与传播、共享的过程在中医医院以一种其他的方式进行着，因此二者未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作为信息时代的现代化工具，知识库的作用会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因此，中医知识传承除了采用自身的途径进行之外，还必须重视信息化工具的高效利用。
从成立的假设及影响重要度来看，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对中医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共享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中医知识获取、传播与共享对中医医院科技创新又有着显著的影响，而且中医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在影响度上要大于中医知识获取的影响度。这说明我国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仅重视中医知识的获取积累还远远不够，还需更加重视现有中医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在传播与共享中促进中医医院科技创新。而我国在中医传播与共享方面还缺乏有效的机制。
5 对策与建议
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表明中医医院知识与中医知识传承成正相关关系，中医知识传承对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产生正向作用，因此营造有利于中医知识传承的中医医院知识场境，加强中医知识传承对促进中医医院科技创新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研究中还发现，中医知识传承意愿虽然不能直接对中医医院科技创新产生影响，但是却对中医知识获取、传播与共享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注重加强中医知识传承的同时必须要提高中医知识传承意愿。针对上述研究成果，提出对策建议如下。
5.1 营造有利于中医知识传承的中医医院知识场境
(1)提倡学习、继承与创新的中医院文化氛围。由于中医知识具有继承性、创新性和过程性等特点，而且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知识的源泉，中医院文化需要强调学习精神、继承精神和创新精神。中医院文化建设首先就是创造一种促进医务人员不断学习、继承和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内外部交流、培训，如选派人员参加公共培训班、研讨会、论坛等，或聘请一些名中医、专家到中医院内部进行授课与培训，为全体医务人员提供一个学习平台，提高医务人员的知识水平，减少因知识差异导致的中医知识共享与创新障碍。中医知识的学习和运用最终由中医院的医务人员去实践，因而必须动员全体医务人员参与到组织学习中来。医务人员对组织的认同和承诺将影响组织的凝聚力，全员参与组织学习将会大大增强医务人员对组织目标和战略的共识和理解程度，增强组织的中医科技创新能力。
(2)建立“按知分配、按才分配”的中医知识的生产、传播、共享和运用的激励措施。中医知识存在于中医院医务人员这一特殊的知识群体中，存在于个人脑海中的中医隐性知识被认为是个人价值的体现，而且这些中医知识与其在中医院中的地位和待遇紧密联结在一起。通常中医院医务人员用自己所掌握而别人尚未掌握的中医知识来衡量自身价值，不愿意与其他人共享中医知识，害怕把中医知识传播给他人后，会影响自己工作的稳定性和个人利益。因此，建立中医知识开发、传播和应用的激励措施非常关键。虽然中医院为中医知识共享与创新提供了平台，但是中医院仍然需要对每个医务人员不断进行激励，持续激发他们共享和创新中医知识，从而有效地把医务人员个体中医知识转化为中医院共有中医知识，扩大中医院的中医知识存量。中医院应把医务人员视为“有知识的人”，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让医务人员感到公平，必须建立与医务人员的中医知识运用与创造性相匹配的激励制度。合理的知识报酬体系能够让医务人员感到公平，并能留住医术好的核心骨干医生，有发展潜力的医生，不断淘汰表现较差的医务人员。精神方面，可以授予中医隐性知识拥有者和贡献者相应的荣誉称号，在中医院内进行表彰等来满足医务人员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转贴于
(3)构建扁平化的中医院组织结构，提高组织管理与学习效率。中医院组织结构决定了中医知识共享与创新的效率。中医院知识分布的变化及其创新过程往往要求中医院在组织设计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从整体上看，与中医知识创新相匹配的组织结构必须是具备环境适应性，具有较强的学习和创新动力，能够有效激励知识员工的开放式组织结构，其突出特征就是能够有效地将组织内外分散化的中医知识加以有效整合，并持续地实现中医院组织知识的积累、创造和更新。目前我国大多数中医院都是“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从最上面决策层到最下面操作层之间隔着许多管理层，管理手段主要依靠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使得组织中的每个人与上级很难进行平等的沟通，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损害。同时，由于机构臃肿、层次过多、协调不畅，往往阻碍了信息的有效传递。因此中医院必须改变传统组织模式，优化组织结构，以便于在中医院内部实现终身而高效的组织学习。
(4)建立与中医院发展相适应的中医知识库，并充分有效利用中医知识库。虽然研究结果表明医院知识管理模式与中医知识传承的正相关关系不成立。但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这主要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医院都不重视或根本就没有中医知识库管理的概念，从而导致中医知识库管理水平极其低下，以至于没有对中医知识传承发挥任何作用。但大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的知识管理研究表明，组织知识管理模式对组织知识的创新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医院要想促进中医知识传承与创新，未来必须建立与时展相适应的中医知识库。
5.2 重视中医知识传承，促进中医医院科技创新
(1)提高中医从业人员对中医知识传承的意愿。随着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医药特色优势逐渐淡化，服务领域趋于萎缩，老中医药专家很多学术思想和经验得不到传承。国内也不断出现反对中医的声音，甚至一些中医医生都对中医产生了一些动摇。这明显阻碍了中医的传承。这种情况下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尤其需要加强中医知识传承意愿。国家要大力弘扬中医文化，制定利于中医传承与发展的政策，各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制定适合当地的中医政策和措施。国家及地方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对民众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导向作用，因此必须从政策层面为中医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各地中医医院必须加强中医从业人员对中医的信念，尤其加强师承过程里中青年中医医生的信念，并且采取一定的保障和激励措施促使名老中医积极地传授自己的临床诊疗经验。
(2)正视中医知识特点，重视中医知识获取、传播与共享。由于中医药隐性知识是个性化的知识，其多在名医诊疗过程和思辨过程中动态体现。因此，若要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整理挖掘其隐性知识，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完整地原汁原味地保存名医的诊疗过程和思辨过程。隐性知识只有在流动和共享中才能显出价值。而且如果不及时梳理和更新，很可能会衰减和弱化。因此中医知识的获取、传播与共享刻不容缓。中医知识获取主要包括了中医知识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同时充分利用现代化数据挖掘技术，针对大量医学数据实施合理的数据处理和知识提取，促进中医隐性知识显性化。而中医知识的传播与共享包括了横向与纵向的交流，包括加强中医不同流派之间的学术交流，中医医院间学术交流以及中医医院与中医科研院所的研究合作交流，同时不可忽视中医医院内部不同科室的知识交流与共享，加强优势互补的中医医治团队建设。由于中医知识相比较西医知识的隐性特点更明显，因此，宽松的知识交流与经验共享，构建集思广益、自由讨论的氛围，对中医知识的传播与共享作用更加明显。
（3）顺应中医知识特点，重视师承制在中医临床教育上的作用。现代化的学校教育模式有利于大批人才的培养，这对高等中医基础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临床中医知识的隐性特点，学校教育无法达到真正中医人才的培养要求，致使真正能够精通中医药整个知识体系、具有创新精神的名医、名家欠缺。实践经验表明，中医药学术需要多模式的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的实践性强、学术流派多及独具特色学科本身决定了师承制教育在中医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学术界也已经逐渐开始重视师承教育在中医临床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从中医临床教育的人才培养角度考虑，师承教育与学校教育并不矛盾，中医显性知识的学习主要靠学校教育，而中医隐性知识的学习与中医临床学术思想和经验却必须靠师承教育模式。近年来中医师承工作颇有成绩，对于中医重点、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挖掘程度大大加深，中医的学科水平得到较大提高，这也说明了师承制在中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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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黎族 民间音乐 传承 保护 对策
黎族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中南部，世居海南。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海南黎族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生活方式亦日趋现代化，海南黎族民间音乐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渐失去原有功能。功能丧失导致黎族民间音乐生存现状式微，民间自发传承与原生态传承的断裂，官方主导下社会传承的乏力。①不论是在黎族乡村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保护与传承，黎族民间音乐面临着严重的传承断层，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面临失传险境。针对黎族民间音乐文化传承的这一现状，学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②笔者认为，已有对策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和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更有效地传承与保护黎族民间音乐。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海南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提出新的对策。
一、注重发挥民间歌（乐）手的作用，实现更广泛地传承
民间音乐代表性传承人既有传承作用，又有导向作用。他们享受政府的补贴，有传承的义务，也是一种荣誉，这种荣誉能够激发出黎族人对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一种自信与自觉。目前黎族音乐部级传承人主要有黎族民歌传承人王大和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黄照安，以及省级长调和短调传承人黄明光等屈指可数的几位，与海南130万黎族居民蕴藏的浩如烟海的民间音乐形成巨大反差，传承的广度远远不够。
在继续发挥代表性传承人的基础上，注重发挥一般歌（乐）手的传承作用。尤其要打好海南“三月三”节日这张牌。通过“三月三”节日活动，让黎族民间歌舞表演人才脱颖而出。政府各级可以按照乡镇级、市县级、省级、部级等不同层次，选拔出民间音乐表演人才，在相对应的“三月三”活动中给黎族人提供表现的舞台，为黎族音乐在民间传承提供动力，以此激励黎族居民主动传承、乐于传承黎族音乐文化。遗憾的是琼南部分市县政府组织的“三月三”等活动忽略了黎族民间歌（乐）手的参与，以创作的并非精品的表演替代民间歌舞，个别市县甚至将“三月三”晚会承包给专业演艺团体，导致晚会中出现了与黎族主题毫无关系的相声表演。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制会伤害黎族人民的感情，十分不利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对于原生态的黎族民间歌舞表演，更要重点扶持、精心呵护。在三亚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晚会中，笔者观察到，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不是专业团体和几所大学带来的创作歌舞，而是家渔民手拿各种劳动工具的还原生活情境的民歌演唱，可见原生态的音乐文化还是颇受观众喜爱。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县县委、县政府致力于保护、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化，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民族文化品牌的同时，大力培养、引进民族文化传承人，继黎族歌后王大之后，出现陈有华、王高志、蒋文采、马金花等一批优秀的黎族民歌传承人。③因此，重新审视民间音乐的保护和传承方式，注重发挥民间普通音乐表演人才的作用，是政府相关部门需要高度关注的。
二、鼓励创作、表演具有黎族民族风格的歌舞活动
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改编、表演是新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另一种形式的传承。国内很多少数民族风格的流行歌曲创作、表演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卓有成效，许多作品成为流行全国的精品，如蒙古族风格的《吉祥三宝》和“凤凰传奇”组合演唱的大量代表作品、藏族风格的《走进》《青藏高原》等不胜枚举。四川电视台曾出重金，悬赏10万元征集藏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当地对民族音乐创作的重视可见一斑。以上这些地区将地方少数民族音乐与民俗文化紧密结合，作为旅游商品推出，为旅游产业造势，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市场。当年一首《乌苏里船歌》让鲜为人知的赫哲族名扬天下，“刘三姐歌谣”已经成为广西旅游的看点。反观海南黎族民间音乐的改编、创作，仅仅有局限在岛内的创作歌曲《久久不见久久见》《我们是五指山人》《美不过黎家三月三》《捡螺歌》和歌舞音诗《达达瑟》《黎山魂》以及人偶剧《鹿回头》等作品。已有作品数量有限且精品不多。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奖励力度，面向全国征集具有海南民族风格的歌舞精品，振兴海南民族音乐的创作。
在省内各种比赛中，鼓励表演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节目，尤其是具有黎族风格的歌舞。在设立比赛规则时，提前制定表演海南地方风格的歌舞予以加分的原则，亦可单独设立地方特色节目奖项。笔者观看过琼南部分县市工会、教育等系统多场次的文艺比赛，有些歌舞节目黎族特色鲜明，却未受到丝毫照顾，可见海南各级政府等相关部门组织的文艺活动缺乏弘扬本土民族文化的意识，这种做法不利于本土音乐的保护与传承。
三、引导媒体等部门多播放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弘扬以黎族为代表的海南民间音乐文化
引导媒体如电视台、电台、网络以及窗口单位的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宾馆、饭店、商场等在公共场所多播放一些包括黎族音乐的海南民间音乐。目前，海南各级政府对这一问题未引起重视，媒体和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窗口单位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们所使用的背景音乐是与大陆其他地方基本相同的流行音乐，这就等于放弃了对包括游客和海南本地居民在内的对于海南地方音乐文化的宣传和推广的大好时机。如政府出面，引导媒体及窗口单位多播放具有海南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使游客及海南本地人在候机、等车、购物、住宿、餐饮等公共场所消费时，欣赏到优秀的海南黎族的民族民间音乐，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种公共场合大肆弘扬黎族民间音乐的做法，可激发黎族人对于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自信心，以及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有利于促进黎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自我保护与传承。“当传统音乐的保存只成为一批遗老遗少的呼救声时，它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当它转化为社会性自觉行为，它才能发挥更大效用。”④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黎族民间音乐回归传统民俗，进而实现旅游开发
国家虽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但无论是经费投入还是重视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同时，黎族民间音乐尚未能像黎锦那样实现产业性保护开发，也就得不到经济上的资助。因此，笔者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措施，由琼南各市县及乡镇具体实施，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黎族民间回归传统民俗活动。如可以选择在交通便利的乡村开展示范点，对于按照传统优良习俗举行婚丧嫁娶礼仪的农户给予一定的资金奖励或补贴，政府派出文化、宣传等部门的人员不定期地亲自到场慰问或祝贺，形成回归传统民俗光荣，唱奏黎族民间音乐自豪的局面，以此推动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和保护，改变黎族民间音乐式微的现状。同时，待黎族民间音乐及传统民俗活动全面铺开之后，及时挂牌“黎族民俗文化示范乡镇（村）”。琼中县已经先行一步，“三年以来，琼中县着力加强山区村落原生态艺术方面的保护，目前已打造出20个村庄黎族文化综合示范村，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原生态舞蹈、民歌、歌舞混唱等节目，通过艺术形式让民族文化的精华源远流长。” ⑤目前海南省已经通过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村，建议在现有基础上加大扶持力度，增加传承村数量。
在黎族民间音乐文化类传承村以及“示范乡镇”挂牌之后，及时跟进民俗音乐文化乡村游，实现黎族民间音乐的产业开发。借鉴傣族民俗旅游模式，推出“吃一餐黎家饭，学一首黎家歌，做一天黎家人”活动，在黎族村寨顺势推出包括“农家乐”在内的“黎族风情”旅游区。一般说来，民间音乐丰富的地区往往又是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地区。“提高少数民族音乐生存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形成‘以乐养乐’的机制与良好循环，增加少数民族音乐的‘造血功能’。” ⑥笔者以为，这一举措既可以有效解决黎族民间音乐传承断裂的难题，实现黎族音乐的“以乐养乐”的机制，又能带动海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脱贫致富。这一做法与2013年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文化遗产与全面小康”完全吻合。
此外，利用现代科技设备，采用影像记录的方式，到黎族村落采集海南黎族民间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本体，连同音乐背后的文化整体录入，建立黎族音乐文化数字资源库，实现数字化传承也是可行方式之一。
结语
民间音乐传承式微的现状重在社会的客观因素方面，但作为主观方面“人”的因素更需关注。就黎族群体内部而言，因在传承中承担的功能不同，人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组。一是作为一般的音乐传承群体，增强他们对本民族音乐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二是解决传承危机在人的精神方面的本质要求。如何实现黎族人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与自信，问题非常复杂，其有效途径尚需进一步摸索；对于特殊的个体传承者，作为国家指定的民间音乐代表性传承人和黎族生活社区的民间歌手，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示范宣传作用，这是解决传承危机最基本的着手点，方式的灵活多样和实施的坚持不懈，政府与民间协调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保证传承效果的最终实现。而对于已经失去生存土壤的民间音乐，应以数据库的形式采集，实现标本式的保存。同时，鼓励创作、表演，在公共场合播放、在中小学教唱黎族民间音乐；在黎族乡间恢复传统音乐民俗，就地实施旅游产业开发，以音乐及其背后的民俗促进传承，推动村民致富。
总之，改变海南黎族民间音乐日渐式微的现状，实现其有效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下大力气引导、社会各界配合、黎族居民自觉才能共同完成。
注释：
①刘厚宇.黎族民间音乐传承的现状考察与研究[J].新东方，2012（01）.
②罗晓海.黎族音乐传承现状与策略研究[J].音乐时空，2013（10）.
③⑤南海网.琼中表彰一批黎族苗族民歌黎锦苗绣等文化传承人.http：//.
④蓝雪霏.论传统音乐的社会化保存[J].人民音乐，2005（11）：40.
关键词： 科技；政策；传统工艺；传统医药；保护
中图分类号： F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98（2013）06008202
1 科技与科技政策
我们所说的“科学”指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自然科学；技术泛指根据自然科学原理生产实践经验，为某一实际目的而协同组成的各种工具、设备、技术和工艺体系。科技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科技任务而规定的基本行动准则，是确定科技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
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科学技术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国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和健康等）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整合。科技政策通常在国家层面上使用，但也可推广应用到区域组织（如欧盟）和地方。在当今时代，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构成国家政策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科技政策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随着科技研究规模的扩大和科技作用的增强而出现的。从科学政策到创新政策的演变历程大致包含以下几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技术推动的创新过程模型基础上的科技政策的重点是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政策手段是资助研究开发、建立和完善研究机构、配备实验设备等，称之为科学政策。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建立在需求拉动的创新过程模型基础上的科技政策，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创新政策初步显现。政策手段主要是资助研发、促进合作研究、促进大学和企业的联合、扶植小企业等，不少国家还通过税收手段激励创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建立在技术与市场交互作用的创新过程模型基础上的科技政策，提出了“创新比研发更重要”，创新政策开始形成。科技政策的重点由促进科技的发展转向促进技术创新，努力整合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在一体化创新过程模型基础上的科技政策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并将视角扩展到技术扩散。20世纪90年代，建立在系统集成网络模型基础上的科技政策强调创新过程中的再设计、再创新和扩散，对创新系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总之，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创新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2 传统工艺与传统知识实践简介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种文化的源头，承载着人类丰富的智慧，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今天所进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实质就是在延续我们祖先的创造力。
2.1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
本文所称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其指的是以汉民族为主体，包括少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创造的传统工艺与传统知识的正确实践两大门类知识体系。（1）传统医药即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主要是包括两批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中医和少数民族医药，例如中医诊法、藏医、瑶族医药等。（2）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主要有：琉璃烧制技艺、钧瓷烧制技艺等。
2.2 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的特点
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产自本土、来源于民间，具有非常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也促进了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本身在理论、方法和技术等方面的与时俱进，因而中医药也具备了一定的现代性。
（1）原生性。作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现代存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不仅保留了很多长期使用的经验性的方法、技术操作手段，而且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以及濒临消亡的旧的文化形态。而这些传统的思想观念、思维方法、临床经验、技术操作手段以及文化形态，就是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的原生性，其原生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民族性、地域性。
（2）现代性。在任何时代都应把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其他学科成果，促进理论变化发展作为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先进的必要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上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的发展也不例外。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它同样遵循了这样一条道路，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经历的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和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因此本文所指的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的现代性是：语言现代化、概念和规范现代化、知识调理化、科研多元化。
3 现代科技政策视野下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发展问题的解析
现代科技政策既为传统的工艺和传统的科技带来了发展机遇，同时，在西方为主的现代科技政策视野下，更多的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冲突。其双方的机遇与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冲突造成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的失落
人类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不同的文明，而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文明，给我们建造了一个崭新的技术圈，这一崭新的技术圈是以西方文化的母体孕育出来的，从西方文化的母体中传播出来之后，凭着它巨大的魔力加工破坏着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也改变了文化创造的传统方式。本来，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的发展不仅与其所赖以生存的技术有关系，与它的文化历史传统有关系，而且还与它所居住的自然环境有关系，并且其技术也往往是为了适应和利用这些自然环境才产生的。但工业文明的发展，却用人工的物质环境割断了文化和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其建立在机械文明基础上的先进的生产力，使人们可以建造一个自成体系的第二自然，也就是人工自然。在这种人造的自然中，人们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都可以不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深深扎根于社会文化组织之中的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已经慢慢失去文化特性。
3.2 西方先进的科技让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传承人的角色冲突
目前的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政策可以概括为：以“限制”为主的发展，以“创新”名义的“市场化”，以“民族性”、“本土化”对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进行根本的“改造”。反映在传承人在市场经济下为了寻求经济利益，为了适应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在传统工艺的生产、销售等环节上，改变了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这原本就不符合，也不适合传统文化的发展之道。传承人之于利益的需求，导致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文化传承人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而言之，传承人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文化发展本身去传承文化的。这就会造成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文化将濒于一个难以发展的困境。
3.3 在目前科技政策下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作为在现代仍然具有巨大使用价值的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以及由于它们曾经在中国古代和现当代科学技术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在近年来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不但依旧可以满足现代人的生活，而且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它们不仅是一门门学问和古人的智慧结晶，同时也具有显著的人文科学特征。但而今，在全球性的经济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怎样挖掘这部分古人留下了的智慧，这是传统工艺和传统医学甚至是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面临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挑战。
4 现代科技政策视野下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的保护对策
人类的一些原生态文化也许就如生物界中的生物遗传多样化中心一样重要，有一天我们人类真的面临一种来自自然界或人文界中的某种危机时，或许我们还要从这些最原始的文化中寻找应付危机的智慧。所以有些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第三世界国家学习的东西，将和我们今天教给他们的一样多。
（1）提高文化自觉。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的保护首先需要提高文化自觉，其中提高文化自觉，在科技政策层面，本质来说，是需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去保护民族和传统的文化。这需要提高政府官员的文化自觉，认清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的价值，为它们提供新的发展平台和发展机遇，避免传统文化的传承受到外来文化的侵染，使得原本在民众传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资源处于弱势，甚至是濒于消失的边缘。
（2）以现代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进行保护。对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进行保护，数字化保护已经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已经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建立起适应数字时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发展趋势，以现代数字化手段可以挖掘、整理、贮存、宣传传统科技，为传统的知识和技艺的发展奠定基础。
（3）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适当的进行生产性保护。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扩张，一种全球文化消费的观念逐渐成形。世界各国相应加大对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适时将传统工艺和传统医药作为一种产业进行规范的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也是今后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认为可以借鉴文化开发和利用的模式进行梯级开发。把传统手工艺和传统医药看成是一个资源整体，在宣传弘扬并整理归档贮存之后，可以对这一资源进行梯级开发。首先把其进行系统规划，再经过积极的适应市场消费的需求，最后以产业和市场化运作的手段，不断吸引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等关键要素加盟，从而完成传统资源的转型。
5 结束语
现代科技代表着当代的发展方向，古代科技代表着古老的文明和深层的文化土壤。本文对现代科技政发展过程中的传统工艺与传统医药的发展进行展望，同时为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解决现代科技与古老文明的文化冲突提供了本文的建议，两种形式的发展模式不应该起冲突，而是在多元化的发展背景下，不断的融合和共同的促进，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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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工程招投标；应用研究
当今社会建设招标已经成为建设交易的一种最为常规的形式，在工程招投标中我们如何利用最小的预算实现招标目的从而击败高价投标的其他竞标者，如何利用现有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问题在实践中一直都困扰着投标人。现如今，我们找到了一种合理的应对策略，这就是博弈论。
一、博弈论在工程招投标中体现的优势
我国市场经济一直秉承的是“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而招标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如何在招投标过程中获取中标并实现利润最大化，成为一直困扰投标人一个难题。如今，在生产和生活中找到了相应对策，即目前工程招投标中使用的博弈论。博弈论在工程招投标中的应用相当广泛，它帮助投标人在工程招投标中利用低成本实现中标目的。
采用博弈论的投标人在投标之前一般会详细调查招标人的各种信息，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然后进行实战模拟，不断健全和完善投标人和招标人之间的双向利害关系，这对于实现低价竞标有很大作用。
就目前的竞标市场而言，在竞标过程中存在的许多传统弊端也可以利用博弈论来合理解决。可以说，博弈论在现实招投标过程中起到的是革新和发展传统竞标思想的重要作用。
二、传统工程招投标中实际存在的问题
传统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最为严重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传统工程招投标中存在不公平现象
传统工程招投标中，由于人为因素，中标的几率远远超过依靠实际能力竞标的投标人。这一点对于工程招投标是极其不利的。以往有些地方的部门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所属小集团的利益会利用不合理的招标体制来淘汰一些投标人，利用各种手段将非相关利益企业一一除掉，最终留下自己想要的投标人。这种现象在现实的竞标中是广泛存在的，区别只在于他们自身的隐蔽性。
（二）传统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盲目竞标现象
投标人对于工程项目没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就盲目竞标。对于一些投资者和承包商而言，所投的标的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就会先做一个简单的实施计划，然后迅速投标。而对于中标之后的具体策略则完全或部分忽略。而且，在制定粗略的实施计划中，他们使用的是传统的竞标思想，导致领导者不能做出合理科学的决策。
（三）传统承包商对于工程建设管理不到位
对于工程项目的施工进程，承包商们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需要竞标的施工项目一般都是大型建设项目，对于这些项目必须要严格把关，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步。但是，现今的承包商们对于这一点做得并不是很好。他们在承包了这个项目以后基本会撒手不管，致使在项目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最终影响项目进程。
三、利用博弈论解决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
传统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问题，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还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的答案和策略，那么对于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将不会得出实质性的突破。所以，我们必须转换传统思想，利用新的理论模式――博弈论来解决问题。
（一）利用博弈论改善传统不公平工程招投标环境
关于传统的不公平工程招投标模式，博弈论可以进行有效的解决。因为博弈论是帮助投标人利用最低成本成功竞标的有效方式之一。它将投标人的竞争力发挥到最大，利用对于招标人的了解以及自身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击败众多“内部投标人”，将原本并不怎么公平的工程招投标环境恢复正常。这不仅为工程招投标缔造了崭新的环境，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维护了现有的经济市场秩序。
（二）利用博弈论杜绝盲目竞标现象
传统的投标人在看见有利可图的竞标项目，无论自己是否已经确切了解过招标人对于项目的要求，是否已经有了详细的施工策略等，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手段去竞标。在竞标成功后由于他们的盲目性，使得他们在施工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实现的计划中并没有被提及，致使施工项目不能很好的完成，或是延期完成。博弈论的应用，使得投标人在竞标之前必须对招标人有一定的了解，并对招标项目有详细的认识，同时必须制定详细的施工策略，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进行竞标，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杜绝了一些竞标的承包商盲目竞标的现象。
（三）利用博弈论加强施工管理
投标人在竞标成功后的懈怠现象是目前较为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会造成施工时间的延误，同时也会造成施工建筑的质量问题。所以，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使用博弈论的投标人在竞标之前就会做好一份详细的施工策略，针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出并附有应对策略，这就使得中标标的承包商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按部就班地完成建设项目，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竞标策略中找到，这就大大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和质量。
四、结束语
当今社会，在工程招投标中使用博弈论已经成为各投标人的首选战略，这显然是因为博弈论在工程招投标中相较于其他理论更具独特的优势。它解决了以往竞标存在的许多问题，投标人不再是盲目竞标，使得竞标环境更好、后期施工效率更高和进度管理更合理。现代工程招投标弈论的影响还在继续扩大，投标人要想在竞标过程中实现成本最低、利润最大化，博弈论必将是不可或缺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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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文化生态；活态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6-04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在一些国家兴起，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我国于2004年加入此公约。2006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开始实施。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深入，官员、学者纷纷为非遗保护献言献策，但在这种“非遗热”的背后，非遗传承人却成为讨论的缺席者。而他们却是活态精神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与传递者。最该有话语权的传承人的失语注定我们的各种讨论在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弱点，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对他们的社区母体或族群的民众具有现实意义，他们对非遗的生存前景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没有他们参与并适时反馈信息，保护措施是否得力就无法及时得到检验。所以，调查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措施的认知，了解传承人的真实意愿和面对的现实问题，对提供行之有效的保护具有基础意义。
河北省拥有不少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4年启动实施“河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6年出台《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意见》和《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审暂行办法》。各地市县也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一些措施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河北省同样缺少对非遗传承人的后续调查和跟踪研究。本文以河北省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的认知为视角，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再思考，希望能对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有所贡献。
一、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笔者对河北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进行了调查，相关内容包括传承人对国家和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政策法规的认知、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入选名录后的传承情况、最佳保护方式和发展前景以及商业化等问题，综合分析有关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初步了解传承人对非遗法律保护工作的认知与诉求。
（一）关于“非遗”法律保护效果
传承人对相关保护政策、法规有一定了解，“非遗”法律保护取得一定效果。他们普遍反映，被确定为“非遗”后，所传承的文化遗产知名度得到提升，媒体关注度增加，有媒体或机构、个人对其传承的“非遗”进行记录、拍照或录像，有的得到国际交流的机会，想拜师学习的人有所增加，也得到政府一定的资金支持，生存情况较被确定为“非遗”前有所改善。
“非遗”中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美术、歌舞等属于民间文化表达的部分可以在《著作权法》中获得一定保护，还有一些传承人主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版权登记。也有一些传承人选择通过商标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尤其是那些已经投入市场竞争的“非遗”。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非遗项目，其传承人商标意识越强，生存能力也较强，反之则较弱。还有少数传承人使用专利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但总体来看，传承人的维权意识普遍较弱，能主动为“非遗”寻求知识产权保护的传承人目前还是少数。
（二）“非遗”的演变、传承情况
许多传承人都认为，与传统相比，现在所传承的“非遗”已经有不少变化或内容减少较多；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变化，尤其是民间音乐舞蹈类，传统的使用场合多为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祭祖等活动，不少与民间有联系，在形式的背后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而现在的使用场合很有限，有的已转为商业演出。即使这样，传承依然很难。相比而言，传统技艺类的生存、传承情况较好，有的还有发扬光大的趋势，比如衡水老白干传统酿造技艺、安新芦苇画、曲阳石雕等。可见传承情况与“非遗”自身性质有很大关系。
（三）“商业化”问题
同样，因“非遗”自身性质的不同，传承人对商业化的看法也不相同。一般而言，与民间、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了解商业化带来的好处，但也担心商业化会淡化、破坏所传承项目的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涵，影响传承者的学习动机，不利于真正传承。更有一些传承人明确表示所传承项目完全不适合商业化，保护非遗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传承、光大传统文化。而与民间、文化传统等关系不太密切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对商业化持欢迎态度，甚至主动寻找商业化机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尤其是传统技艺类。
（四）影响传承的因素
传承人对影响传承的因素认识较为一致：缺乏有效地传承机制，年轻人不愿意传承；人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非遗失去了生存环境；非遗缺乏创新，没有市场前景等，甚至传承区域群众对保护的认识问题也被提及。
（五）最好保护方式
鼓励地方政府及民间团体举办文化活动为非遗项目搭建平台，加大宣传；保留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希望政府加大投入、鼓励民众积极参与保护等都在传承人的选择之中，而让文化产品商品化也是一些传承人的考虑方向。安新芦苇画传承人杨丙军说，传承非遗文化，一方面要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还要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1]。杨丙军公司良好的销售业绩就是对他这种做法的一种肯定。而井陉拉花传承人武新全曾经着力创新拉花艺术，但他越来越感觉到拉花必须回归原生态，因为很多创新后的拉花都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已经变成一般舞蹈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创新，古老的原生态的拉花艺术不能丢[2]。总之，让大家了解非遗，使用非遗，让非遗真正走进群众的生活，非遗才会有活力，才能传承下去。
（六）主要保护责任承担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传承人能用在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上的时间较为有限（当然以此作为职业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传承人除外），事实上，不少传承人只是出于责任才坚守至今。面对现实难题，传承人非常强调传承区域群体的传承责任，同时认为传承人、国家和地方政府、社会力量也应该承担责任，有了政府的支持，传承人对传承前景还是乐观的。
二、关于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的思考
河北省的非遗保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从传承人认知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
（一）保护内容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难保护，问题不仅在于其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性”，更在于其表现形式背后的与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相关的精神内核。因而单纯技艺类的保护起来比较容易，越是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越困难，但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所在。所以对于此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连同传承区域群体的文化认同、传承一同考虑，这样才不会得其“形”而遗其“神”。
（二）文化意义与经济利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远大于其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许多人看重的实际是其经济效益，如果保护的出发点有问题却希冀得到好的结果无疑是自欺欺人。我们看到的“非遗异化”现象就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结果，我们必须摒弃那种以经济价值大小来衡量“非遗”是否值得保护的思维模式，更不能有把非遗当摇钱树的想法。
（三）原生态与创新问题
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对象，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特别强调“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原生态并不是排斥创新，而是排斥脱离所处环境、脱离传承区域文化认同、破坏非遗精髓的创新。相反，越是与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相适应的创新，越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这种创新反过来又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四）行政干预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原本就是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行政干预从保护工作一开始就存在。实际上行政干预在某种程度上抢救、保存了那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唤起人们保护非遗的意识。但是过度干预，违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传承规律的干预不是保护而是破坏。有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让“民俗”成了“官俗”。笔者认为，从国际、国内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完全去除行政干预是不可能的，对非遗保护也是不利的。政府要做的是如何顺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给予良性干预，实现由濒临灭绝的民俗到政府扶持的民俗再到传承群体认同的活态民俗的转化，最终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五）传承机制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当前的难题是非遗后继乏人。非遗的传承不仅需要传承者，还需要有接受者，现在的年轻人原本对非遗就不感兴趣，再加上非遗的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但学习之后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仅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许多项目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而有学者提出要在加强对传承人保护力度的同时，加强对被传承人的激励机制的研究，要关注被传承人的切身利益[3]。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提升传承群体的文化自觉，依靠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教育机构、传承区域群体、传承人多方力量，形成合力来传承。比如梅花拳的保护，广宗县政协协助政府采用民间传统形式向一些资深拳师授予“武术世家”的称号并赠送木刻门匾，还每年组织以梅花拳为主题的民间艺术节，让日渐式微的梅花拳文化重新得到社会关注。广宗县政府在农村小学体育课中专门增设了以了解梅花拳为主的课程。在县政协的积极推动下，广宗县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激发城镇、农村对梅花拳及其团队建设的重视和保护，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梅花拳焕发出新的活力[4]。这种群体认识的提高才是非遗传承的最好土壤。
三、建议
首先，政府必须彻底摒弃功利主义思想，提高认识，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角度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次，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传承规律，注重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
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探讨一直强调“要尊重文化持有者自身的意愿”，从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于对传统文化和民间传统保护的倡议”到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一直贯穿了这一原则，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仅仅为了收集一些歌舞或故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它们在母体社区作为一种活体文化传承下去，留住我们多样的文化。“礼失求诸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乡野，其保护也应该回到乡野。我们必须尊重传统知识来源群体或个人的文化习俗与意愿，尊重他们对非遗的一切自然权利，尊重其自然的传承特点和传承方式，尊重他们发展所传承项目的自，政府可以鼓励、引导，但不能代替传承区域群体作决定，当然更不能命令必须如何发展。
现在所看到的“非遗”只是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至于将来发展成什么样，我们只能引导，无法决定。在当前社会环境下，政府应注重对传承区域群体的培育，教育民众珍视当地文化传统，提高文化自觉意识和保护意识，营造适合非遗传承的文化生态，这样非遗才不会失去生命力。
再次，把握个性，区别对待。非遗保护应把握个性，区别对待。对于适合商业化的，给予其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的支持，鼓励其做大做强；对于不适于商业化的，尽力打造展示的平台，加大宣传，在不破坏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当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提供展示舞台，结合各地乡土教材建设，推动非遗进课堂，从娃娃抓起，解决后继乏人问题；增强传承人和传承区域群体传承的自豪感和使命感。鼓励、帮助传承人著书立说，对濒危项目作好抢救式记录，多收集其作品，使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再有文献上失传的遗憾。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文化上的根，它的流失是我们难以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必须立足现实，从文化多样性的大视野上、从中华文化传承角度来理解非遗保护工作，培育文化生态，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课题组成员：董保莉，温芽清，王岩云）
参考文献：
[1]非遗博览会白洋淀芦苇画抢风头[N/OL].http：//，2012-09-08.
[2]武新全.原生态的拉花不能丢[N/OL].http：//.cn，2008-03-07.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对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加大农村文化建设力度做出了要求，要求基层政府在不断扩大农村文化建设总量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建设的质量，并实现城乡文化建设发展一体化。如何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陕西省镇巴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农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文化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因此，本文将以陕西省镇巴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
1.镇巴县农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镇巴县，位于陕西省南部，是陕西省汉中市辖区县，全县共221个行政村。近年来，镇巴县在农村文化建设方面，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教育质量提升，不断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但与城市文化建设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1.1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缺失；镇巴县的许多农村目前存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缺失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文化站内部设施简单；图书馆书籍种类少，陈旧过时；部分健身娱乐设施长期闲置，缺少维护和管理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的原因：一方面，当地政府在对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上，不管是从制度和政策方面，还是投资方面，给予城市的支持力度都大于农村。另一方面，镇巴县的农村地区只注重经济发展，忽略了农村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严重不足。1.2文化人才紧缺；人才是文化建设的关键，镇巴县在农村文化建设中存在文化人才紧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员素质较低。镇巴县农村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初中文凭，对文化工作缺乏深入的认识，以及缺少专业的培训。其次，民间文化的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难题。镇巴县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和历史遗存，比如“镇巴民歌”“镇巴端公戏”“苗乡刺绣”等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由于年轻一代对民间艺术缺乏兴趣，淡漠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些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承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难题。最后，村民文化教育有待提高。农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对文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对镇巴县八个村80户农户的调查中显示，文盲人数29人，小学文化人数106人，初中文化人数88人，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人数11人，村民整体文化素质有待提高。1.3文化活动形式单一；镇巴县是传统的农业县，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村民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增多，现有的文化活动形式单一，已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在闲暇之余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与邻居串门聊天，要么打牌，偶尔当地文化站会组织村民看戏。除此之外，相关的文化单位开展的“文化下乡”演出活动多数是到县城或者大乡镇，涉及不到一些偏远的农村，还有些剧种在农村基本上已经绝迹了，比如儿童剧、话剧、滑稽剧。
2.加强镇巴县农村文化建设的对策
2.1加大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资金不足是镇巴县农村文化发展最大的阻碍，没有相应的资金支持，文化建设只能是空谈，资金投入与保障是关键。首先，政府应加大文化建设方面的经费投入，设置相应的文化建设经费投入和文化设施配置等专项资金，并且做到专款专用。其次，鼓励社会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投资。根据镇巴县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出激励农村文化建设的政策，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引入社会资源，将政府与社会这两种资源进行整合，最终形成“以政府主，社会参与辅，利益共享”的投资格局，从而使文化建设社会化。最后，充分利用乡镇文化站、图书室和文化活动中心等文化机构的作用，定期对文化娱乐设施进行维护，并根据需要及时更新。2.2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第一，注重人才培养和激励。一方面，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制度。根据镇巴县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一个培养人才的合理计划和方案，有选择性的对人才进行分类培训。另一方面，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制定相关政策对人才的培养和引进进行奖励和补助，通过宣传和表彰等形式引导更多的人才积极投身农村文化建设工作队伍中来。第二，优化农村教育体系。从多方面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力量，改善农村的基础教育条件，让所有适龄儿童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与此同时，鼓励农民参加成人教育和科学农业知识教育。2.3健全文化组织机构；一方面，建立民间文化鉴定机构，对民间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进行保护，在其传承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镇巴县有18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应发挥媒体的传播作用，定期播放农村戏剧和歌曲，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传承和发展民间优秀文化。另一方面，鼓励多元化投入农村文化市场，培育良好的文化市场，在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市场的同时加强监管，保护合法有益的文化。2.4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开拓发展新思路，根据镇巴县当地特定情况创造出独特的农村文化产品和农民喜爱的文化活动，定期举办文艺演出或者是其他比赛活动。另外，组建一支业余的文艺团队，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以更深层次的了解文艺活动的内涵，学习到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从而丰富农民的日常生活，打破地域环境的限制。
参考文献：
[1]2014年汉中统计年鉴[G].汉中：汉中统计局,2014.
[2]王大鹏、孙炯.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综述[J].福建论坛,2010908)
【关键词】南高洛“音乐会”；价值；问题；对策
南高洛音乐会所在的河北省沫水县南高洛村，至今仍保留比较完备的音乐会组织，古乐依托于音乐会生存，是音乐会的主要表演形式。南高洛音乐会不仅是一个乐队，同时还是一个乡村公益组织，他们的活动与中国传统礼仪规范、当地的民俗和民间信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音乐会是依附在宗族、宗教名义下的、以音乐艺术为手段，服务于社区仪式的民间组织，它由生活在同一社区环境中、有共同爱好的成员组成，有共同身份，对社区有共同义务。
一、南高洛音乐会的价值
1.历史传承价值
1.1南南高洛音乐会的乐谱、乐器、演奏、宝卷等以其民间的、口传的、活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可以弥补官方历史之类正史典籍的不足和遗漏，有助于人们更真实、更全面、更接近本原地去认识已逝的历史及文化，它的存在对于研究汉代鼓吹乐、唐宋词牌、元明戏曲、唐代寺院的变文有很高历史价值，还包括与其相关的后山祭祖文化，当地的发展、风俗、风情。
1.2南高洛音乐会从事春节祈祥、后土朝拜、民间丧事等活动，是高洛村及其周边地区的特有的载体，承载着当地居民的包括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在内的群体意识、群体精神。具有文化信息的传递作用。
2.科学认知价值
南高洛音乐会从产生、流传至今是对当地历史上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的保存和反映，它所存留的东西恰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生活情感态度、科学发达程度、风俗信仰禁忌等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认识和研究的价值。
3.社会和谐价值
南高洛音乐会的有效传承能够很好地起到凝聚民心、讲究道德、弘扬正气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当地的人民平安、社会和谐。南高洛音乐会反映和表现了当地共同的思维习惯·生活风习等内容，规范着群体生活方式、思想价值取向，能产生强大凝聚力，促进共识和认同，因此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南高洛音乐会含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展示并宣扬其中的美好向善的伦理道德资源和内容，将会极大促进当地合谐社会的建设。高洛音乐会至今己经接纳了来自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人士考察研究，充分发挥了国际交往作用，加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密切联系，促进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和一谐稳定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民族间
联系沟通的粘合剂。
二、南高洛音乐会面临的问题
1.面临失传危险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是人的保护，传统艺人无疑是来自基层社区的文化遗产的实施者和传承人，他们是非物质文化的活态载体。古乐面临失传危险。南高洛古乐的发展为何这样难，直接原因有三：首先是难学，古乐的基本乐谱是古老的“工尺”谱，但与工尺谱不同的是“只能口授不能笔记，”笔记只能传其骨不能传其肉。口授难度大，必须死记硬背，曲目繁多，难以记忆。因此，必须要从十几岁学起，一点点学，最快三年才能出班。其次是没有经济收入。世世代代属于群众自发组织的义务服务，没有经费保障。对于以农耕、打工为主的农民来说，物质生活是第一位的。最后是乐器难以置办。添制乐器、法物等都是会员们自己集资，因为使用的是半调，古乐会使用的乐器市场上难以买到，必须定做或自己制作。新成员在进行最初的学习时，首先要跟随老师傅学习韵谱，唱熟、牢记之后才被允许实际操作乐器，以减少对乐器的磨损，延长其使用寿命。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冀中农村，这些乐器算得上是昂贵之物。乐器的置办和维修也是音乐会不小的开支。
2.资金问题
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制约古乐保护和开发的根本问题，在沫水县政府的保护发展方案中，初步的保护发展资金需要560万，但沫水县本身是一个省级贫困县，财政十分困难，能够自筹的资金有限，大部分需要申请省、市的支持，资金到位困难。
3.硬件设施破旧
音乐会活动场地“官房子”漏风漏雨，急需翻修，使用乐器陈旧，需要更新和添置，古曲谱本、众神像、桌围、吊挂、旗幅等文物也需要不同程度的修复。
三、南高洛音乐会“原生态”的保护对策
1.加强普查、研究
通过广泛的调查、深入的考证和镇密的分析，对其高洛古乐的起始年代、沿革历史;乐器种类、乐器编制、乐器形制、音域、音关系、演奏特点及乐器制作年代、制作地点、制作人;曲目名称、产生年代、产生地及创作人、曲目的旋律特点及在古乐中的用途;记谱方法、特点、现存谱本情况;《宝卷》的种类、名称、来源、用途;各类神像、围帐、吊挂、旗幅的制作年代、样式、相关内容及传说;各种规章制度、制定年代、制作人、碑文内容。等做出科学合理的认定，为制定科学的保护措施提供准确的参考和依据。在此过程中，高校具有相当优势，例如西安音乐学院与长安古乐的结合。
2.加强保存
古乐的“活态”性，决定了其保存的必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古乐的保存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最主要的、也是最完整的保存方式就是对古乐的“活态”进行保存，即对传承人的保护。使古乐不失传。同时，借助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能够长期保存的媒介和数字化信息技术，对表演技艺、流程等进行记录、收集、分类、编目，建立全面系统的档案资料库。更新和添置乐器，修复古曲谱本、众神像、桌围、吊挂、旗蟠等文物。将所有普查情况、建档、文物史料入库，纳入微机管理，通过陈列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对资料和实物进行收藏、保管、维护、展示。
3.加强传播
要加强主导层面的传播，即在音乐会内的传承，纳西古乐的实践证明、一个高素质的传承人也是古乐良好发展的关键，继续鼓励家庭传承，将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乐手送到大专院校委培;建立高洛古乐培训基地;聘请专家对古语乐手进行培训;对中小学生进行古乐知识讲座和乐器演奏培训，通过传承人讲习、授徒等方式，培养后继人才。要加强主体层面的传播，即在群众中的普及推广，通过社会教育、学校教育、文化服务、产品开发等途径，以传单，展板、挂横幅、广播、电视媒体、高洛音乐网等宣传形式进行宣传。要注重典型人物、生动事迹和先进经验的宣传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