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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周樟寿，字豫山、豫亭、秉臣。笔名鲁迅。中国当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 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1898年鲁迅从周樟寿更名为周树人。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等论文。1909年，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于上海。著作收入《鲁迅全集》，作品及《鲁迅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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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姜,原名张春燕。文学学士,心理学硕士。生于楚江汉水的湖北,成长于十三朝古都的西安。现居北京,媒体从业者。有轻微强迫症倾向,谋生之余谋爱。
许羡苏,绍兴人。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许广平的同学,是鲁迅弟弟周建人学生的妹妹,来北京读书之后即长期出入周家,帮周家打点家务,帮周家上下出门买日常生活用品,因为老太太和朱安俱不会讲普通话也不识得京城路线,深得太师母周老太太(鲁迅之母)的喜爱,估计师母朱安对她也有认可,周老太太其实早已经暗地里把她作为鲁迅之侧室的人选。
鲁迅的日记里,有200多处提到她,同许广平一样地,她也为鲁迅织过毛背心(鲁迅的夫人朱安不会织毛背心),也为鲁迅跑腿买生活物品,甚至,比如坐侍鲁迅读书为鲁迅添茶倒水的事情,我估计也做过不少。
如果没有许广平,也许,和鲁迅连在一起的名字,应该叫做许羡苏,可惜人生没有如果二字,造化偏偏弄人。在鲁迅从上海回来,告诉家人许广平已经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周老太太当然是开心的,天下母亲的心,尤其是对于儿子娶侧室的事情,不会太介意吧,一个母亲可以不认自己的儿媳妇,但自己的孙子,那是一定要认的。周老太太兴高采烈,而这个时候的许羡苏,还住在鲁迅家里陪侍周老太太,她的年龄,委实已经不小了,三十来岁,一直不嫁,能有什么盼头,盼的,还不是鲁迅念在昔日的情分上,可能会娶了她。我相信,京城里有关鲁迅早和许广平同居的传言,她不可能不知道,还要痴痴地等,是想亲口听见鲁迅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
死心,直到许广平怀孕,这样,她才算真的死心了。
一见鲁迅误终身呀。
不知道许羡苏的人生从此之后是什么样的,是仓促找个人嫁了,还是不知所终呢?因为这段鲁迅的情感插曲,我并没有深入研究(或许应该去问问研究鲁迅爱情的赵瑜)。
很遗憾,在同期出入周府拜访鲁迅先生的女学生里,许羡苏的个头,不及许广平,许羡苏的才华,也不及许广平,所以,先来的那个人,并没有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成为胜利者。鲁迅喜欢的,是“个子长的有才华的”,这是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喜欢传播的一句话,“个子长的有才华的”的那个,即是许广平,许广平带头在北师大闹事,让校长杨荫榆下不了台,她自己算是在北师大出尽风头,她一定知道自己的魅力和特长在哪里,所以,面对鲁迅这样一个冷峻的男人,她的招数,一如她对待北师大的校长杨荫榆,就是要让你痛,这样,你才能记得我。她写信给鲁迅,一封又一封,为鲁迅取无数可爱小外号,讽刺挖苦打击撒娇发嗲,小女人之情怀满溢,试想,鲁迅也是人,是有正常情感渴望和生理渴望的男人,已经名满天下偏偏久无女人相伴的他,如何禁得起这般娇俏抚摸?
其实我在看金庸的《倚天屠龙记》的时候,就产生过这样的感慨,比如张无忌这般容易摇摆不定的男人,女人若看上他,直接上去拿下他就得了,千万不能矜持,更等不得他来求爱,否则,就等着他成为别的女人的果实吧。
鲁迅呢,他对爱情的想象,更多的是对一个女人的想象吧,北师大的此女生和彼女生,如果一定要拿一个标准来量化的话,又有何不同?何况周老太太又早就心仪许羡苏是鲁迅侧室人选!许羡苏如果早在周家还没有许广平来拜访的时候就拿下了鲁迅,还有许广平什么事呢?
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日夜躺着，无力读书写文的他有感于死亡的日益迫促，写了篇《死》。鲁迅到底是鲁迅，即便医生宣告了他“就要灭亡”，这篇关于死亡的文字，依然写得气势不凡。不过，这篇名为《死》的文字，之所以警策动人，也许恰恰是它吊诡地议论了生——鲁迅比谁都清楚死亡只是宣告了他肉身的灭亡，却启动了他声名的另一种新生。
就此，鲁迅，将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沦落为他始料未及的且是他最不愿见到的一个词汇。正如余华所言，鲁迅的命运即是从一个作家变为一个词汇，再从一个词汇变为一个作家。而鲁迅命运的转变，同时也是1949年后中国政治、文化、文学的剧情变化。鲁迅，就像是“温度计”，忽高忽低的体温，鲜明见出整个社会的体温，是正常、感冒还是发烧。比起这种“鲜明”，鲁迅本身反倒变得晦暗不明。
除此之外，鲁迅又不时成为当代文化论战的试验场。逝世70年，身后是非不止，争论不歇，即便再度谈论诸如鲁迅的文学创作、道德人格、鲁迅和胡适的比较等老命题，也仍会生发出新问题，诸如革命与改良之争、政治与文学之关系等等。有论者指出，鲁迅早已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道统”。
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惯常的那个教科书里的鲁迅。他们要的是一个亲切有味的鲁迅。尤其近年，鲁迅被一再要求“还原”、“唤回”、“平视”，像是一件宝物，被双方不停地争来夺去。也在这过程中，鲁迅的面目庶几更清晰了些。
画家陈丹青自三年前“笑谈大先生”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写就了七篇谈鲁迅的文字，好比是给教科书外的鲁迅画了七张简净风流的素描。在他那里，鲁迅并非一个词汇、概念或是什么说法，就是一个待在上海，抽烟，爱看电影，爱买书的作家。他喜欢的鲁迅，是“好看”的人，“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也是“好玩”的人，幽默、温情、体贴，最善于在每一行文字里自己玩；他赞叹“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于是鲁迅成就了上海，上海也成就了鲁迅；而鲁迅与胡适日后在此地彼地境遇之同异，“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对鲁迅的尊重，反致“政治生态迅速败坏，文艺生态迅速荒芜”，从此“失去选择、失去记忆，最后，失去历史”；而《狂人日记》中鼎鼎有名的“吃人”和“救救孩子”的狂言，在提醒我们文学或可为历史的寓言与预言。
陈丹青自认只是鲁迅的粉丝，多年嗜读鲁迅，让他对鲁迅的著作和生平事迹熟稔得很。加之多年的江湖阅历和画家的纤敏直觉，他的鲁迅素描也就溢出了鲁迅常谈的边际和拘囿。值得一提的是，他谈鲁迅，不是戏说，亦非故作惊人语，只是别出心裁，出以一己与鲁迅的多年神交的深交，径直说出自己的鲁迅印象。因为怀抱敬意，所以谈得恭谨；因为爱重鲁迅，所以谈得审慎；因为蔽障重重，所以知道对鲁迅恭敬并非是尊敬鲁迅最好的方式——绕开鲁迅，或者说，绕过那个符号的鲁迅才能更靠近真实的鲁迅。
陈丹青的鲁迅是写意的鲁迅，寥寥几笔，风致顿出，不似教科书上的鲁迅，皮毛骨骼，无一不合，却神气索然；同时，陈丹青又是在写鲁迅的“意”，以其独到的悟性体验，写出湮没不彰的鲁迅真意与本意；进而他还借鲁迅写写自己的意，从鲁迅的脸看见60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遭到的屈辱，从鲁迅和死亡的暧昧话题延展至意识形态对个人的狎弄与形塑，从“鲁迅是谁”究问言论空间的珍罕难得。
鲁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当代中国最大的话语平台之一，陈丹青的鲁迅杂谈直接、准确而有力；是他的鲁迅读书报告，一份长达30年的读鲁心得，聪明体贴而富新意；更是他在这话语平台上对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一次精彩分析，从不满足于就鲁谈鲁，于是反倒成就了鲁迅话题的新疆界。
鲁迅从日本回国不久，便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后又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往北京。按鲁迅故乡绍兴祝寿习俗，以阴历虚岁生日做寿，1916年阴历12月19日，是鲁迅母亲六十大寿，鲁迅先寄回六十元钱，给母亲做生日，在生日将临时，又特意从北京赶回绍兴，为母亲祝寿。鲁迅的母亲从小爱看社戏、爱听平湖调，因此为了庆祝母亲生日，让母亲愉快，特约请平湖调演员来家里演唱。这一天全家热闹非凡，也是鲁迅母亲六十年来最高兴最欣慰的一天。1918年鲁迅又通过蔡元培的关系，把二弟周作人从绍兴调到北京大学任教，第二年，鲁迅在西城八道湾十一号购置了一套住房，购房当年，鲁迅就亲自返回绍兴，把母亲和全部家属接到了北京。
鲁迅的母亲在北京定居时，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每月达六百多元，已是中上等生活水平。经济上再不用母亲奔波操劳，母亲开始过上了安逸幸福的生活。每当母亲生病时，都由鲁迅亲自陪同到医院诊疗，或是由鲁迅请医生来家里医治。鲁迅在北京工作期间，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在北大、女师大等五六所大专院校兼课，平时抽空还要写作，但他仍尽力抽出时间来，陪同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1923年7月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失和，8月2日，鲁迅迁入砖塔胡同61号暂住，母亲虽然还住在八道湾，但在砖塔胡同鲁迅仍给母亲留出一间东屋，供母亲来时居住。第二年，鲁迅移入新购置的阜城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住宅，入住不到半个月，就把母亲接来同吃同住。这是一所北京典型的小四合院，鲁迅把最好的东屋给母亲住，自己则住在客厅外接出的一个小棚子里。在这里，鲁迅每次出门，都要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出去哉！”每次回家，也必到母亲房里说一声：“姆娘，我回来哉！”然后问问有什么事。每月开了工资，鲁迅都要买回各种点心，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要母亲挑选合意的留在母亲的点心盒里，全家挑剩下的才留给自己。
现在的北京高楼林立，今非昔比，书店里的《二十四孝图》也不罕见。我站在书店门口，望着疾驰如飞的车流，真想问一问那些争分夺秒的人们：你们视时间如同金钱，还能挤出半天来陪父母看看病吗？这里的名胜古迹让人流连忘返，可又有多少人陪父母游览过？来这里安家落户的精英成千上万，可有多少人能把父母从故乡接来同住？即便是把父母接来合家团聚，又有多少人把最好的房间留给自己的父母呢？
鲁迅在家里孝敬母亲，一旦出门在外，最放心不下的仍是母亲。他在诗里写道：“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说的也是对母亲的牵挂。
1926年8月，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10月到上海与许广平同居。北京的家，托付给他的学生、同乡许羡苏看管，母亲也由许羡苏帮助照看。1930年3月以后，许羡苏去河北大名等地教书，鲁迅和母亲开始通信，到鲁迅逝世时，六年多的时间里共给母亲写了116封书信。鲁迅不仅在家书里向母亲报平安，免得母亲挂念，还经常把近照寄给母亲。母亲收到鲁迅寄来的照片，常放在枕边，想念时就拿出来看看。有一次在看鲁迅的照片时，自豪地对同乡俞芳说：“你们的大先生的一双眼睛多么有神，从他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主见，非常刚正；他从小就不欺侮弱小，不畏；他写文章与人争论，话不饶人；但对朋友，心地却很厚道，很善良的。”这是母亲对自己的儿子的一个公正的评价。这个评价，让我想到了鲁迅那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
1929年和1932年，鲁迅母亲两次有病，鲁迅知道后，两次赴京探望。到北京后，亲自请医，亲自取药，都到母亲病愈了才回上海。母亲爱吃火褪，鲁迅在上海时，经常寄火褪给母亲吃。母亲爱读言情小说，年轻时就爱看《天雨花》、《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等，这一爱好一直保持到晚年。鲁迅多次在上海的世界书局、北新书店购买张恨水、程瞻庐的小说寄给母亲看。如《海上花列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美人恩》等，有些小说鲁迅自己并不喜欢，但只要母亲爱看，他都毫不犹豫地为母亲购买，有的亲自带给母亲，有的托朋友带去，有的直接寄去。
鲁迅指出，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总是自欺欺人地编上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结局。他还将《红楼梦》原作和续作相比较，认为原作没有隐瞒和欺骗，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但是到了续作，就是“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简直是超凡入圣了。鲁迅反对文艺上的隐瞒和欺骗，可在他的家庭生活里，这瞒和骗也在所难免。
鲁迅的母亲曾为鲁迅提过两门亲事，先是1898年向鲁迅的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娘提了亲，但后来因生肖不合而作罢，接着又于次年由谦少奶奶撮合，与绍兴城内水沟营丁家弄朱家朱安姑娘提了亲，并为鲁迅订下了这门亲事。在朱安与鲁迅结婚之前，母亲也没有见过朱安。当时鲁迅提出的要求也很简单，只希望对方是天足的和能够读书识字的，其他方面就都听从了母亲。1906年夏天，母亲托病，把鲁迅从日本骗回国和朱安成亲。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母亲才发现受了媒人的骗，朱安是缠过脚又放大了的。成亲的第二天，鲁迅就睡到母亲房间里的一张床上。三天后，鲁迅就回了日本。从此，这桩旧式婚姻就只有夫妻名义，没有夫妻实质。
后来，鲁迅与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发生了“婚外恋”并同居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知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他有爱许广平的权利。可鲁迅为何又没与朱安离婚呢？因为这一门婚姻是母亲为他订下的，他就只能保持和朱安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不愿伤害他爱着和孝敬着的母亲，也不愿伤害无辜的朱安。如果离婚，朱安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名分，很可能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晚年的鲁迅曾对冯雪峰说：“我以为母爱的伟大真可怕，差不多盲目的。”这大约是鲁迅针对母亲为他包办婚姻而说的，也是鲁迅深受其害后所表示的出自肺腑的痛心之言。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母亲后来也很忏悔，因此在决定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婚姻问题时，她不再进行干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她也不加反对。鲁迅的母亲是从封建社会生活过来的人，不可能不受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她的出于好意，她的对长子盲目的爱，她的托病骗儿子回国成亲，虽然造成了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悲剧，但鲁迅的一颗孝心，理解和谅解了母亲的过失。
我第一次在《鲁迅全集》里读到这封信时，为鲁迅对母亲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而感动，为这样的孝心而泪流不止。那《二十四孝图》里的二十四个行孝标兵也为之逊色，他们的行孝方式和所谓的孝道，让人感到复杂可怕，甚至让人反感、让人恶心，完全违背了人的天性。而鲁迅的行孝方式，是多么自然、多么真挚、多么亲切、多么令人动情！
据报道，新出炉的“人教版”中学课本删去了鲁迅的《风筝》，听说至此初中课本已无鲁迅，因而引起舆论大哗，网上超7成反对。但据说教育界人士（部分吧？）对此却很淡定，称应以平常心看待。本来，增删中学课文的权，全在教育界手中，他们也不屑听“非教育界”人意见的，旁人怎么不淡定都是白搭。何况时代在进步，鲁迅作品从中学课本里逐渐有所减少，是大势所趋，鲁迅不是也希望自己的作品速朽吗？因此，从总体上说，我不反对中学课本的鲁迅作品逐步有所减少。
但是，听听教育专家们说删减鲁迅的理由，却让人怎么也淡定不下来。
理由之一，是鲁迅作品太难教难学。这话乍听似乎有道理：鲁迅确实深刻，风格独特，还有一些学校流传什么“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但是，看看删的篇目：《风筝》，这作品竟然也难教难学吗？谁都知道这篇文章非常通俗易懂，而且讲的就是少年儿童的事，跟中、小学生的生活直接相关，而内涵隽永丰富，非常适合中、小学生读。连这样的作品都教不来，我不知道这老师是否又是“临时工”？如果读到中学，连这样的作品也觉得难学，这样的学生能毕业吗？即使真的难，还能难过古文吗？那他们怎么学古文呢？
另一个理由是说鲁迅尖刻偏激。有个“名师”说：“鲁迅的批判精神值得称赞，但他有时候却过于偏激。”这话说得真有水平！“有时候偏激”，那么《风筝》偏激吗？鲁迅除了批判精神还有什么？“偏激”成了鲁迅的标签。专家能不能说点稍微专业一点的理由呢？
还有一说，是中学生阅读面应该拓宽。这话听上去也蛮有水平的。那么，“名师”让学生读什么呢？“应该多读一些充满人情味和爱的作品，而不是从小学得过于尖刻，对所有事情都带有成见。”原来，在教育“名师”看来，鲁迅的作品就是没有“人情味和爱”、就是“过于尖刻，对所有事情都带有成见”！“名师”接着指点说：“周作人的小品，朱光潜对美学的研究等，都很值得一读。”哦！原来周作人的小品，朱光潜的美学研究，比《风筝》容易懂啊！“名师”先生，拜托不要误人子弟啊！
其实，平心而论，在21世纪的今日，中学课本减少篇把鲁迅作品，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真也不必过度反应。只是，我们想知道，我们的教育专家究竟是怎么想的？增删的标准是什么？最终要删到什么程度？全部删完？删了用什么来替换？说实话，我们的教育专家说话实在令人太不能放心。专家告诉我们删减鲁迅的原因：“鲁迅闻名于他针砭时弊的文风，但他的作品表述方式比较迂回，文字较为艰涩，有些确实不适合中小学生阅读。”这说法也太奇怪了！鲁迅就只有“针砭时弊的文风”？就没有通俗易懂的作品？“有些”不适合中小学生，你不会选适合的？再看专家推荐什么人给我们：梁启超、胡适、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谢冰莹、梁实秋，还有《猫城记》、《小王子》 ……真奇了怪了！这些人就不针砭时弊？“胡适先生的作品观点不偏激，语言平实，娓娓道来，很是适合中学生品读。”听这话就知道，决定我们的学生读什么作品的教材专家，是主张“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的！可是，你知道胡适“有时候”也很偏激，有的作品也很难懂的吗！有的作品也不适合中、小学生品读的吗？你知道鲁迅也有不偏激，语言平实，娓娓道来的作品吗？
再说一遍，我不反对中学课本鲁迅作品逐渐有所减少。但是，一要慎重，二要缓慢，三要有新经典来替换。慎重就是不要轻率，多听听各方意见，不要为删而删；缓慢是与时俱进，不要超越或脱离时代，使鲁迅“被过时”；如果没有公认经典的而且适合做教材的作品，不如暂缓。若是为删鲁迅而删鲁迅，尤其是抱着对鲁迅的“所有事情都带有成见”和偏见的态度来删鲁迅，找些二三流作品来替换鲁迅，我反对！轻率删了鲁迅，还让大家淡定，我尤其反对！
（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本文作者：王锡荣）
鲁迅得知这个消息后，为避免牵连别人，于1930年3月19日，只身避居在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的假三层楼上，至4月19日回家，共避难31天。
1931年1月17日，鲁迅的好友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因参加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集会被捕，后秘密处决。在这一期间，小道消息甚多，如1931年1月20日出版的上海《社会日报》曾发表署名“密探”的《惊人的重要新闻》，称“鲁迅被捕”。次日的天津《大公报》，也刊登过“鲁迅在沪被捕，现押捕房”的消息。又传说鲁迅即将与当局“合作”，更有甚者说鲁迅遇害。在“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鲁迅之罪状，或叙鲁迅之住址，“意在讽谕当局，加以搜捕”的险恶形势下，鲁迅于1月20日由内山完造安排来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后面的黄陆路的花园庄小旅馆避难。
1932年1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淞沪战争。全家陷入火线的鲁迅再次在内山完造安排下，迁入内山书店三楼避难，前后共计49天。
1934年8月23日，内山书店的两位年轻店员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捕。为防这两人说出鲁迅住址，鲁迅又迁入千爱里3号避难，由内山书店的店员中村亨彻夜陪同往宿。直到9月18日，被捕的两位店员保释出狱，鲁迅才结束了这次27天的逃难生活。
浙江省党部发出通缉令一直到鲁迅辞世，鲁迅无论藏在上海什么地方乃至远走北平演讲，均有惊无险。前述那个内山书店，中国各家报纸多次写到它的名字，连电台也不止一次广播过，甚至由报纸发行的上海地图也特别标出了内山书店，报纸还报导过鲁迅在内山书店平安避难的消息。可见这个内山书店并非是什么“秘密据点”，内山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起的作用毕竟十分有限。那究竟是谁有这么大的能量在暗中保护着鲁迅的安全？或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本身就是一纸空文，只起恐吓作用？在鲁迅研究中，这是很少有人探讨或虽有探讨但却浅尝辄止的话题。
一种解释是：历任国民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是鲁迅的挚友。鲁迅如有难，蔡元培一定会用各种方法去挽救他。
另一种说法是，鲁迅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关系密切，这也起了保护作用。
这两种解释均难以服人。蔡元培是位文官，他的能量毕竟有限。宋庆龄与当局关系亦不好。如果这两人能量大到能通天，这怎能解释由蔡元培、宋庆龄出面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会被特务暗杀？要知道：暗杀杨铨其实是对蔡元培和宋庆龄的警告。与此同时，鲁迅在白色恐怖中也上了暗杀名单。
第三种解释是林志浩在《鲁迅传》中讲的：“慑于鲁迅的崇高威望，未敢轻意下毒手”。这种说法也过于笼统。威望再高，当局可以用制造车祸一类手段推卸责任，不一定要大张旗鼓和明目张胆去捕人、杀人。要镇压反抗者，是不管对方威望高不高的。像上海《申报》总经理、总主笔兼上海市参议长史量才，算得上是威望高的社会贤达，可因其“九一八”以后反对的不抵抗政策，不照样在沪抗公路上被特务刺杀了吗？
第四种说法是：鲁迅躲到外国人统治的租界里，当局的镇压功能无法达到。这亦不符合事实。只要下决心逮捕，他们可与租界当局交涉，用引渡办法将其缉拿。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柔石就是先由租界当局逮捕，然后再引渡给龙华警备司令部的。
曾想会见鲁迅
关于浙江省党部的通缉令下达近7年之久，而鲁迅未曾入狱的原因，这是不少鲁迅研究者长期感到困惑的问题。
这也难怪：过去研究鲁迅，受种种条条框框约束，认为鲁迅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怎么可能会成为利用和“策反”的对象？如果成为争取的对象，一定会有损于鲁迅的威望。另方面，用线性思维的方法认为当局只会镇压革命作家，而对他们的两手策略及其交替使用则严重认识不足。
笔者于1997年访台时，为此事专门请教过台湾“中国文艺协会”大陆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放先生。张放一直对鲁迅很崇敬，且长期与台湾上层文艺界接触甚多。他拿出他的《记陈纪滢》一文给我看，边看边给我讲解说：
1949年渡海来台的大陆作家，均怪不重视文艺工作，以至说共产党靠“笔杆子”打败了的“枪杆子”。其实不完全是如此。蒋委员长虽然对文艺外行，但也不是完全不管文艺工作。比如，抗战前夕，鲁迅肺结核转剧，他曾四处打听赴苏联治疗肺疾的事。此事传到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把叶楚伧找来，他指示宣传部设法拨出一笔钱帮鲁迅去日本养病。他说：“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气，鲁迅是吃软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养病，他就不会骂人了。”后来蒋老先生透过蒋孟麟带了的一名职员，去看望鲁迅，鲁迅坚决不允赴日养病，这是事实。
这里讲的抗战前夕，即为1930年12月6日至1931年6月18日，任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期间。文中提到的叶楚伧，为中央宣传部长。蒋孟麟，即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之职到北京大学任校长的蒋梦麟。叶楚伧的身份显然不便与鲁迅会见，便找蒋梦麟作替身。文中讲的“的一名职员”，应为教育部的一名职员。这名职员很可能是在日本弘文学院与鲁迅一起留学的张协和。据鲁迅研究专家（蒋）锡金在《鲁迅为什么不入日本疗养》一文中所说：
就在这自任教育部长期间，许（广平）先生说，有人去向蒋献媚告密，说：现在部里的特约编辑周豫才，就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也就是最激烈反对你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和这两个团体的头子，也就是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并己通缉在案的这个人。他的意思，原来是提请注意此事并加以处理，借此邀功。可是，极其奸滑，他听了，“反而说：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能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这里记载的谈话与张放说的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是一致的。即拉拢鲁迅的最低要求是要他出国，通过“放逐”把鲁迅的声音闷死，让其成为“活尸”。更高的要求是要他发表声明，如小报所说的与当局“合作”。这样职位“当然保留”而不会被开除；“如果有别的想法”即有升官或更优惠待遇的要求，亦可满足。为达到这目的，最高领导便改变战术：由硬的改为软的，由通缉改为感化，由逮捕改为放逐。如有可能，甚至想和鲁迅亲自会面，做他的工作。
关于企图感化、争取鲁迅一事，日本增田涉在1947年所写的《鲁迅的印象》中也有过记载：
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时候（按：即1931年），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罢，那时他正因为政府的通缉令而隐居着，当时的行政院长暗地派人向他联络，说行政院长希望跟他会面。但是他拒绝了。以一个民间的文人，而且正是在被下令逮捕的身份，竟然拒绝行政院长的会面要求（行政院长，倘在日本，正相当于总理大臣，要是跟行政院长联络合作，那么，他身边的束缚就会马上消失了吧），使人想到他那不屈服于权力的强悍。总之，我感到他为人的伟大。
这里讲的“行政院长”，正是。如锡金所说：这与许广平说的想会见鲁迅，做鲁迅的工作，是同一件事。
周建人在《回忆鲁迅在上海的几件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
首先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其理由是他组织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什么“罪名”什么“理由”，其真正原因在于鲁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反围剿斗争，他写的文章，他编的进步刊物击中了反动派的要害。有人就来劝说鲁迅发表声明，退出该组织。可是，鲁迅却坚定他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鲁迅对“通缉”漠然置之，越是在这革命紧要关头，最危险的时候，他越是跟革命群众一道顽强地战斗。
周建人的回忆写于“”期间，那个年代不便写出派说客来劝降，便用含糊其辞的“有人”。这“有人”透露了做鲁迅工作的内容：不仅是通过公费叫他到日本疗养，以软化他，而且还要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作为疗养的交换条件，这就不是一般的用放逐办法去掉这个“眼中钉”，而简直是在“策反”他了。
为了进一步落实“策反”鲁迅一事，我给张放先生去了一信。他于2001年3月24日回我的信虽然简略，但确认蒋梦麟带了一笔钱去见鲁迅确系授意。至于到底有无见过鲁迅？张放说：蒋“从未见到鲁迅，大抵怕引起鲁迅心理不安也”。
由授意李秉中“策反”鲁迅
说“策反”鲁迅，看似危言耸听，其实还有一个名叫李秉中的人，秉承的旨意给鲁迅接连写信，劝其停止对旧社会的战斗。这亦可作“策反”的旁证。
李秉中，为北京大学学生，在1924年通过访问和通信与鲁迅联系密切。他后来投笔从戎。毕业于黄埔军校，1925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东江战役。1926年去苏联留学，1927年到日本再度深造。这期间，经常有信给鲁迅诉说他对现实的烦恼，鲁迅曾回过他部分来信。1931年初，当李秉中从小报上看到鲁迅被捕乃至受刑的消息———后证实是谣传时，写了一封信劝鲁迅到日本避难。鲁迅曾回他一封信，意思是不愿“去此危邦”；“日本为旧游之地”，哪怕再“水木明瑟”，也不想前往了。“去年欲往德国”，因“金价大增”和离不开眷属，而去不成。如果“举朝文武，仍不相容”，当然应携眷属在海外避难，然而也可以一同把生命托付给他们。
关于李秉中“策反”鲁迅一事，日本鲁迅研究界知道的比中国的学者早些和多些。这可能是由内山完造或通过增田涉传开去的。由松枝茂夫翻译、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2卷，在鲁迅1931年2月18日致李秉中信中，加了一条译注：
李受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答复。
不过，据锡金考证：这时的李秉中还在日本，也还未当上高级军官，他只是以友人身份劝其出国。李秉中真正“受之意而探询鲁迅”，那是1936年。
1936年5－7月，已当了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高级军官（相当于将军）的李秉中，这回不再以友人的身份而是代表官方接连写了三封信劝告鲁迅放下手中的投枪。其中有一封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信笺，长达3页。此信现存鲁迅博物馆，原无标点，现照原款式抄录如下：
鲁迅吾师函丈：前呈一缄，谅陈道席。比来清恙如何？日夕为念。迩天气较凉，想当佳也。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李自称）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至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致无结果，不识师意若何？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蜀胜伫盼！专此，敬祝痊福
师母大人、海婴弟无恙。
学生李秉中七月十三日
此信由南京寄出。查1936年7用16日鲁迅日记：“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与李信说“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正相吻合。再查同年7月5日《日记》载：“得李秉中信”，这与李秉中开头所说“前呈一缄”又相合。由此可判定此信写作时间为1936年。信笺标有“军事委员会”字样，或许是公纸私用？从作者自告奋勇为鲁迅解除通缉令的口气看，这封信有来头，应视为公纸公用———至少是暗示此信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托而写。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那上一次是“教育部”派人来招降，这次是最高当局通过鲁迅的学生李秉中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来“策反”。当然，李秉中深知鲁迅的“绍兴师爷”脾气，不一定能说服，故以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作诱饵，“未敢预必”，即不一定马到成功，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同时又有“不致无结果”作许诺，并
从关心鲁迅之“衰病”和用母子“互惟思慕”的骨肉之情去打动对方。“一切手续，中当任之”，从这两句话中不难看出，此信经过当局批准，“中”（李秉中）才敢拍胸脯打包票。另方面，写信的7月13日，正是鲁迅沉疴在体，须藤大夫建议他易地疗养，而鲁迅本人也有“东行”之意的时候。这更可看出，此信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还有，鉴于李秉中此前写
过一信给鲁迅，鲁迅均不作答，因而李秉中这次改为请许广平代为答复，这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鲁迅读了李秉中的信后，感到自己身体一天比一天坏。他对内山完造吐露心曲说：“我今后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跟了我十年（按：应为七年）的通缉令撤销了，我会寂寞的，还是不要撤销吧。”可见，在前后不同背景的人劝说鲁迅出走，始终动摇不了鲁迅的斗志。即使是教育部来人被拒绝后，“然而，还拖了几个月，想争取到年底，就把特约编辑的职位裁撤了。以后，时常有谣言说这说那”。许广平这里讲的“裁撤”，时间为1931年12月；谣言迭出，则说明秘密争取鲁迅的工作仍在进行，一直到鲁迅去世前仍未停止。如鲁迅本欲定于1936年8月1日到云仙租有凉台的平房去疗养，却因南京来看望鲁迅的人，说鲁迅的身体已经康复了，可否到德国游历一下？鲁迅来到内山完造家和内山说：“老板，不论怎么样也得停止到云仙去了。现在那边来人说，是不是到德国留
学去，意思是这干扰了，所以希望我去德国。说到云仙去就是逃跑，是我的失败，因此我不去了，总而言之我不去。”这里讲的到德国游历，便是争取鲁迅的又一部署。但鲁迅不愿中计，故仍未应允。
“策反”鲁迅的思想前提及失败原因
“策反”鲁迅的过程，目前的史料线索仍十分有限，但可以推断“策反”前，可能与、教育部及鲁迅的旧友商量过。他们有可能认为：（一）鲁迅是位充满矛盾的人，他不愿离开中国是事实，但一旦病重也许会考虑。（二）另还有与他同乡、张协和与他同学，李秉中和他有师生之谊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可利用。（三）鲁迅也决非一点争取的可能都没有。当通缉令下达后，鲁迅就和许寿裳说过：“浙江省党部颇有我的熟人。他们倘来问我一声，我可以告诉原委。”并一再解释说“我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这说明鲁迅还有商量和妥协的余地。如果不运用这一点，只知道动用专制手段，这是策略上的一个极大失误。（四）在不少自由派作家与右翼文人眼中，鲁迅并不像所说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
家，而只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不是共产党的“战友”，而只是“同路人”。鲁迅和中共派往左联的领导人有很深的矛盾，可供利用。（五）鲁迅晚年“”。其根据是鲁迅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劝阻“三郎”（萧军）参加左联以及鲁迅不满周扬以鸣鞭为业，可见鲁迅晚年也不信任乃至反对共产党。
这种推测当然是不符合鲁迅实际的。鲁迅在伦理上认同自由主义，但从根本上来说他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主将，鲁迅晚年更没有反对共产党。须知：左联只是共产党的组织，而非共产党本身；鲁迅不满的是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宗派主义错误。周扬虽是中共代表，但对他不满并不等于是。及其御用文人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去争取鲁迅、瓦解鲁迅，当然不会有好结果。
做鲁迅的“策反”工作，之所以达不到预定的目的，还由鲁迅的政治立场与“硬骨头”性格所决定。以日本疗养作借口，固然有针对性，但基于鲁迅的阅历和经验，尤其是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品德，使他不会轻意答应。即使出自朋友的好意，他也不曾应允。如1934年1月11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中，便婉谢其旅日之邀；“我一直想去日本，然而倘现在去，恐怕不会让我上陆吧。即使允许上陆，说不定也会派便衣钉梢。身后跟着便衣去看樱花，实在是离奇的玩笑，因此我觉得暂还是等等再说为好。”同情揭露了国内反动派制造的自己恐怖：“中国恐怕难以安定。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猖獗，青年常失踪。我仍在家里，不知是因为没有线索呢，还是嫌老了，不要我，总之我是平安无事。只要是平安无事，就姑且活下去罢。”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亦苦
劝他，应该出国养病一年，他在1935年10月22日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我其实并不同意，现在是推宕着。因为：一，这病不必养；二，回来以后，更难动弹。所以我现在的主意，是不去的份儿多。
到1936年6月，鲁迅病重。据黄源在《文季月刊》第1卷第6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回忆，当时鲁迅本想
七、
八、九三个月往日本养病，起初想到镰仓，但觉得离东京太近，怕新闻记者缠绕，后来想到长崎，且已着手看《长崎旅行案内》之类的旅行指南书，但又觉得生活不便，终未成行。在1936年9月15日致王冶秋的信中又说，“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故“荆天棘地”的环境，使他不忍心离开斗争第一线去疗养。鲁迅总是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至于官方要他出国疗养必然有交换条件，他更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人格去换取一时的苟安。正如锡金所说：鲁迅“曾设想过如果出国，敌人将如何的造谣诬陷，造成真假难辨的结果，他坚决不给敌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利益的可乘之机”。但人认识不
到这一点。哪怕鲁迅在1937年10月病逝后，争取鲁迅的活动还有一小段尾声。据张放先生说：
据统计，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篇目数量，少时有六七篇，多时达30余篇。而解放前鲁迅作品在国语课本中的数量就已达到20余篇，现在的大多数时候维持在十五六篇之间。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与其他作家的选文相比在数量上一直处于相对强化状态。
最近两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材，被选鲁迅作品的篇目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减少的问题，一时间成为议论的中心，大多数人对处于强化状态的鲁迅作品数量没有异议。但是，当减少时，就难免议论纷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是中国人认识历史和自我的不朽形象，人们通过他们深化思想，寻找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武器，成为人们成长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最具潜力的精神资源。本来语文课本中如何选鲁迅的文章，包括篇目的调整是发展中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正常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人们将此理解为鲁迅精神的去与留问题的时候，问题就不一般了。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里，被神圣化的鲁迅变成了政治教育的工具。在当时很多导读和教辅材料中，鲁迅的作品被狭隘地理解了，中学语文教师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要上纲上线、刻意拔高地讲述鲁迅，个别细节被无限生发，变成不可怀疑的政治隐喻，事关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真理。于是，鲁迅变得不可接近、不再亲切，越来越明显地被教条化了。二十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倾向得到了纠正和清算，不管是专家学者还是中学语文教师，都在竭力恢复着“人间鲁迅”的形象，以改变过去对鲁迅抽去文学底色的玄虚理解。
还原鲁迅，也就是去概念化，让鲁迅作品中的人物世界重回感性生活。于是人们找到了解放前对鲁迅的分析。以二十世纪30年代王伯祥编《开明国文读本教学参考书》为例。如对《孔乙己》这篇小说的解读：“孔乙己是作者想像中假设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即鲁镇和咸亨酒店也非确指一个实有的所在，不过概写南方江浙一带酒店的情形而已。”“文中站在这里的伙计虽自始至终不曾离开过，可是真的主人翁实是被述说的孔乙已。……这样一个平常的堕落的酒徒，给作者这么一描写，遂使人深深感觉到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这里的“平常的堕落的酒徒”“我国社会的冷酷和长衫帮的日即没落”类乎现在的人物形象分析和主题思想概括，这比起后来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等政治观念的概括，显得更为含蓄，表述更为中性。
“人间鲁迅”，让人们更容易从日常生活的解读理解，其批判的锋芒也更广泛和深刻。这实际上就是对鲁迅现实主义精神的重申。显然这个工作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也是艰难的，有一个过程。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又出现了被平凡化的倾向。将鲁迅还原成为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种开始，而不是一种结果。假如果真如此，人们当然要问，为什么要强化鲁迅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为什么鲁迅的地位变化大家要如此敏感?因为只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人们可以说他没有某某幽默，不如某某流畅，不如某某还有几部长篇小说!
文学家是鲁迅的身份，但他文学活动和成就的意义，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矛盾正在这里，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之间的过渡，作为单篇文章赏析与整个鲁迅精神之间的关系，处于某一阶段中的作品与鲁迅自我思想发展的关系，都是比较繁难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不要说对于中学语文教师，就是对于一位鲁迅专家，要想完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小的挑战。况且，语文教学往往限定在一定的时段内，繁重的中学教学课余之外难以有其他时间可以充分补足，比如开展鲁迅的专题讲座等。崇高的鲁迅，是民族魂的鲁迅，他不应该在字斟句酌、语法推敲、写作模仿(文章做法)中丢失。趋向于素质教育的语文教学在鲁迅这里不应该是技法教育，而应是历史教育和人生教育。
鲁迅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显著特征是什么?这些特征还是在文学之内。已经有许多论者指出，比如他的好朋友许寿裳说，鲁迅思想的一贯线索是战斗的现实主义。鲁迅是时代之子，奉行遵命文学，忧愤深广，担荷至重。鲁迅在编杂志时对于文胜于情、无病的文字感到很无奈，“先前是虚伪的‘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死呀’‘血呀’的诗。呜呼，头痛极了。”有人怀恋过去，有人寄希望于未来，而鲁迅却紧紧地抓住了“现在”，不愿意苟活在人间，对于现在的题目，不愿意“缴了白卷”。当时的中国，是铁屋子般的黑暗和压抑，而鲁迅信念在中国人必须失掉这地狱。因为社会矛盾的尖锐和鲁迅对于沉重现实的执著；使他的作品在整体上显出“重压之感”。最早，鲁迅也把皆大欢喜的文学大团圆故事当做是“瞒和骗”的文学代表。鲁迅与“五四”时期的启蒙学人观点一样，将大团圆文学的流行归结为中国人善于“瞒和骗”，于是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幻想精神胜利。如此不自觉的国民即便有强壮的身体，也只能作陪绑的材料，引颈就戮。现实的不美好，生活的缺陷，和对于未来的难以展望，一经创作即可通过文学想像得到弥补和抚慰。鲁迅当时也是这样认为，所以他一生致力打破“瞒和骗”，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呼唤真正的猛士来创造一个全新的文场；所以他首先站出来发出时代的文学呐喊和凄厉的枭鸣。其目的在于警醒国人通过国民性改造改变国运，使华族能立于“人国”――“致人性之全”，进而“起其国人于新生，大其国于天下”。
鲁迅的文风伟丽雄壮、精悍警拔，他对所谓向往冲淡平和的静穆之美充满了警惕。安弱守雌的民族文化心理必须抛弃，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之时只能选择战斗和对革命的帮忙。对于人生和艺术，他不是局外人，不是看戏者。鲁迅要扮演角色“演戏”，与瞒和骗的世界和文学战斗。中国的现实是：说谎的得好报，说真相的挨打。所以鲁迅告别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的态度，他没有当过骑墙派。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盛行的二重性思想给予批判。鲁迅反对“在互相抱怨中生活”，这种抱怨来自于社会上无处不在的二重思想，“既许信仰自由，却又特别尊孔；既说是应该革新，又主张复古”。实际上，鲁迅反对立场模糊、是非不分的亦此亦彼，这时鲁迅是严峻的。鲁迅要成为的不是文士，而是战士，即“精神界之战士”，是向“瞒和骗”宣战“发为雄声”的“凶猛的闯将”。他奉行“革新之潮”，“自觉勇猛、发扬精进”，以“伟大壮丽之笔，独立自由之音”，超脱古范，不怕“刚健抗拒破坏之声”，希望成为“强弩善战豁达能思之士”，目的在“破中国之萧条”，“援吾人出于荒寒”，“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反抗的精神，拒绝的勇气，对虚妄和欺骗的不宽恕，“至独立者”正是出于对民族新生的渴望。
鲁迅异常冷静与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被鲁迅定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才是我们时代的所需。在当今越来越物质高扬、精神萎靡的时候，当文学日益成为离地的虚构和失禁的幻想的时候，当“做戏”的虚无党还在粉墨登场、招摇过市之时，当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被人为地故意颠倒的时候，美伟强力、向“瞒和骗”宣战的鲁迅，愈显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成功的鲁迅课教学，就是让学生理解鲁迅、热爱鲁迅，认识到历史与现实接合处的鲁迅依然有其超越文学的价值。
当然，鲁迅本来就不是“人见人爱”的，刻意的丑化也未断绝。历史上，鲁迅数度被宣布为“不合时宜”，应该倒进历史的垃圾箱，如文化激进主义者宣布鲁迅是“封建余孽”，文化保守主义者宣布鲁迅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但是，烽烟过去，尘埃落定，人生与文学相统一的鲁迅的伟岸雕像，巍然屹立。
1931年至1937年,宋庆龄一直居住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1936年鲁迅病逝前,也定居在上海。
1932年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宣布成立,总会设在上海,在北平、上海等地设分会,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蔡元培分任主席和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这张照片即为当年宋庆龄、鲁迅等人共事时的合影。照片右一为宋庆龄,左一为鲁迅,左二为委员胡愈之,左三为秘书黎沛华。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都是当时社会知名人士,他们公开反对的统治,并营救许多被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
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共事,可以说是宋庆龄与鲁迅的最初接触。他俩同为同盟的执行委员,又同在上海,而且两人都积极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各项活动,每会必到,所以,二人经常见面。宋庆龄曾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1933年5月25日,宋庆龄和鲁迅又一次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这次是就左联作家丁玲、潘梓年被捕,应修人拒捕遇难之事而商议应对措施,会议最后发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青年作家应修人被害宣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宋庆龄、鲁迅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努力下,先后营救的革命志士还有:牛兰夫妇(牛兰是国际革命组织之一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许德珩、侯外庐、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
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残酷统治的刀光剑影中,鲁迅和宋庆龄把生死置之度外,为共产党传递书信。1935年,在北平的中共北方局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北平地下党组织派曹靖华的学生邹鲁风,带着曹靖华送给鲁迅的礼物――小米,来上海和鲁迅见面。北方局寄给党中央的秘密信件,就这样递到了鲁迅手里。鲁迅把这封秘密信件转给宋庆龄,后由宋庆龄转地下党,交付党中央。北方局终于同党中央联系上了。
繁重的工作,加上动荡的生活,使一生为真理奔波呼号的鲁迅积劳成疾,1936年初就完全病倒了。5月31日,宋庆龄托史沫特莱女士,特意请来了美国肺结核治疗专家给鲁迅诊治,并设法请鲁迅去上海近郊汪湾的叶家花园养病。
鲁迅病逝后,宋庆龄失声痛哭,当即和党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的冯雪峰、鲁迅生前友好等,商定组成了“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办理鲁迅的后事。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国家领导人,担负着繁重的国务活动。但是,她仍把宣传、学习鲁迅精神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工作。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任主任委员。但令人痛心和遗憾的是,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还没有举行,宋庆龄竟于5月29日不幸逝世。■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有独特的切入点，“抬棺人”一说尤其引人注目。吴中杰说：“为鲁迅抬棺的十六位青年作家，就是鲁迅文学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受到鲁迅的信任，也为捍卫鲁迅的文学道路而斗争，因而经历了文坛上的风风雨雨。”《鲁迅的抬棺人》选择了萧军、胡风、聂绀弩、黄源、巴金这五位抬棺人，再加上冯雪峰作为描写对象。冯雪峰当时因肩负中共中央特殊使命而处于秘密状态，未能参加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策划者。从他们所坚持的文学主张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可以透视出鲁迅文学道路的历史命运。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此书的副标题是：《鲁迅后传》。吴中杰解释：“《鲁迅后传》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写法，比如，也可以专写鲁迅身后的是是非非，环绕着他的争论。但鲁迅对于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都不在乎，重要的还是他所开创的文学道路的兴废。本书所着重描写的，就是这一方面的内容。因而，鲁迅抬棺人的命运，也就不仅是他们的个人际遇，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学发展的道路问题。”吴中杰在《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前言”中引用了一个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扯出了一个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话题。这对《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颇具启示意义，吴中杰说：“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理念，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中又以反、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许广平对冯雪峰有一种
信任感
《时代周报》：你在接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对自己研究鲁迅有什么帮助？
吴中杰：我与许广平谈过一次话。那是在1960年暑假，我与两个毕业班学生到北京进行鲁迅研究访问，首先当然要访问鲁迅夫人许广平。她在家里很热情地接待我们，谈话也很坦率。谈到鲁迅与共产党联系的事情，她说详情并不了解，有些重要的谈话，她也不在场。她建议我们去访问冯雪峰，说当时还是他代表党来与鲁迅联系的，只有他最了解情况。可以听得出来，她对冯雪峰有一种信任感，与“反右运动批判大会”上对冯雪峰的斥责，完全是两种语气。这反映出许广平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要紧跟形势、紧跟领导，表现出革命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她毕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而且还要维护鲁迅的形象，不让别人加以损伤。
《时代周报》：你接触过鲁迅的学生吗？他们如何向你回忆鲁迅？
吴中杰：除了1960年暑假那次专程去北京（归途又到天津）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之外，后来又在上海进行过几次同样性质的访问。“”结束之后，因参加鲁迅学术讨论会，也接触到一些与鲁迅有关系的人。这其中有鲁迅的兄弟周作人、周建人，有他在《新青年》时代的朋友沈尹默，有前期的学生孙伏园、许钦文、许羡苏、章川岛、李霁野、常维钧等，有后期的学生冯雪峰、黄源、唐等；还有一段时间内在工作上有联系的王尧山、姚蓬子等。他们有的只提供所知道的事实，有的则迎合主流意识，去“拔高”鲁迅。所以对回忆材料，也需要进行鉴别，不能拿来就用。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见过《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一书中的六位研究对象？印象如何？
吴中杰：这六位研究对象中，我只见过三位：冯雪峰、黄源、巴金。专门访问过冯雪峰一次，因为那还是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所以开始时冯雪峰谈话有些拘谨。后来见我们并无政治意图，只对鲁迅研究感兴趣，而且对他也很尊重，所以谈话也放开了一些，并提供了一些材料。比如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并无记录，是他事后根据鲁迅这次演讲和平时谈话中讲到的相关内容，综合整理而成，再由鲁迅改定，在《萌芽月刊》上发表。文中的记录者王黎民，就是他的化名。但是，当时毕竟还有“金箍圈”套在头上，他讲话很谨慎，不肯多谈。我感到，冯雪峰是对鲁迅后期情况知道得很多的人，他的理解也很有深度，只是那时顾虑重重，没有把他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我与黄源的接触，是在“”结束之后，他对鲁迅很尊敬，一般情况也肯谈，但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还是有顾虑，未必肯把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黄源晚年想写一本《鲁迅晚年》，而终于没有写出，大概就与此有关。我在公共场合见过巴金几面，但没交谈过。
《时代周报》：在中国，关于鲁迅的传记很多，你认为自己的著作《鲁迅传》在史识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吴中杰：我的《鲁迅传》，是在细读鲁迅的作品，深入了解相应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盲从现成的结论，不追随某些流行观念，而是以事实为根据，将传主的经历、行状、思想、作品都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思潮中加以考察，力图写出真实的鲁迅。鲁迅是个顽强的战士，具有不屈不挠的性格，但却不是终日“横眉冷对”的无情者。他有自己的生活爱好、私人感情和家庭生活，是个完整的人。本书从多角度进行观照，对于传主的各个生活侧面都作了充分的描述。
透视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在立意与史料上，经过什么样的思考和选材？
吴中杰：《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时代周报》：为什么选择了萧军、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黄源、巴金六人作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的主角？
吴中杰：我以为这六个人的遭遇，可以代表坚持鲁迅文学路线者的历史命运，所以选择他们做《鲁迅后传》的主角。
《时代周报》：萧军独立不羁的个性，你认为从哪些细节中反映出来？他的命运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什么典型意义？
吴中杰：在强调文艺要服从政治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敢于提出作家要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他敢于发表不同的意见；在遭到众人围攻时，他敢于站出来辩论、对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国作家都有这种精神，中国文学就会有伟大杰作。
《时代周报》：“胡风事件”作为影响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事件，你认为发生的原因何在？
吴中杰：主要是由于缺乏民主与法制。作家应该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不应该在文艺思想上强求一律；何谓“反革命”，应该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所谓“罪证”，应该允许法庭辩论，不能由领导说了算。“胡风事件”的出现，说明当时中国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它扼杀了文化上的生机。
《时代周报》：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个人的因素重要吗？还是有什么外因？对整个文坛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中杰：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有个人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文艺路线上的分歧。冯雪峰走的是鲁迅所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路线，强调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反对图解政策，因为政策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生活本身；周扬则强调文艺跟从政治，提倡文艺写政策，只从政策的角度来要求文艺作品。这是他们的根本分歧，也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雪峰是必然要遭到批判的，但这样一来，文艺也就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路子愈走愈窄。
《时代周报》：黄源一生在文艺与政治的夹缝中，能否坚持早年的信念？
吴中杰：黄源由于多年来受到部队文化工作的熏陶，他还是想用文艺来适应和服从政治需要的；他只是想保持一些文艺的特色，使之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就是这一点也不允许，所以他在文艺与政治的夹缝中落马了。
《时代周报》：巴金在1949年以后十七年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什么样的挣扎？晚年为什么提倡“讲真话”？
吴中杰：1949年以后，巴金一面想适应新的政治要求，努力改造自己；一面又想使自己的创作保持一点文艺的特色，想反映一点真实的情况。这样，他就进行了苦苦的挣扎，结果还是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而不断受到批判。也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特别是经过的冲击，他终于省悟了，在思想上摆脱了桎梏，而重新提出了“讲真话”的口号。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精神，是鲁迅早就提出过的，但后来在文艺只能为政治的要求下被淹没了。巴金在“”以后重新提出这个口号来，还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时代周报》：写完《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你如何反思书中这“六条汉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命运？
吴中杰：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碰得头破血流呢？
《时代周报》：鲁迅身后引起的思考与争议从未停息，你认为鲁迅精神在当代还有什么价值？
这一次，我们的关注对象，首先是李摩诘那部带有鲜明表现主义艺术色彩的话剧剧本《鲁迅》（载《天涯》杂志2013年第1期）。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这部话剧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震撼力。这种思想震撼力，一方面体现为对于历史的深入反思，另一方面体现为对于当下现实的强烈批判性。李摩诘本名李静，既是一位优秀的批评家，也是一位出色的散文随笔作家。但这一次她所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话剧剧本，而且书写对象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书写对象的选择与书写形式的择定，就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一个关键问题在于，选择鲁迅作为表现对象，本身就意味着巨大写作难度的存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近百年来，关于鲁迅的研究与传记写作实在称得上是汗牛充栋，但以文学作品的方式来呈现鲁迅形象、表现鲁迅精神，相对而言却还是非常少见的。一方面，鲁迅的一生大约谈不上什么传奇性，这就使得文学作品的写作难以构建艺术冲突。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要想以文学作品的方式来呈现一个鲁迅的形象，那首先就要求作者须得在思想层面上具有能够与鲁迅进行真正意义上对话的能力。因为鲁迅作为一个作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思想的深邃。毛泽东当年曾经言之凿凿地封给鲁迅以“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三重身份。现在看起来，文学家与思想家的身份，是无须怀疑的。虽然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具体表现方式似乎不同于我们一般印象中的以庞大理论体系建构为突出特征的那些思想家，但说鲁迅是一位思想型的文学家，却肯定是客观的事实存在。至于所谓革命家云云，尽管是无法成立的一种论断，鲁迅一生与革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结，却又是难以被否认的一种事实。要写作以鲁迅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鲁迅与革命的关系绝对不可以绕过去。实际上，也正是以上两方面的原因，选择鲁迅作为文学作品的书写对象，自然也就意味着强烈的挑战性。李摩诘之所以有足够的勇气来写作这样一部话剧剧本，肯定与她作为一位优秀文学批评家对于鲁迅的长期阅读与思考有关。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格外留心当下时代一种特定文化语境的存在前提。重要的不是作品书写的时代，而是书写作品的时代。既然关于鲁迅实际上已经有过近百年的接受阐释历史，那么，对于李摩诘来说，如何有效地穿越这相对漫长的接受阐释史，怎样在当下时代文化语境下，采取恰切的艺术形式，做出既切合鲁迅自己的文学与思想实际，又能够充分凸显出作者自身个性化特质的一种文学化表现，就是她在动笔之前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鲁迅的一生确实没有什么传奇性可言，那么，李摩诘在写作过程中又是怎样营造出不乏尖锐的戏剧冲突呢？李摩诘紧紧抓住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鲁迅自身的矛盾性，文本所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特别紧张的内在精神撕裂感。应该说，李摩诘确实一针见血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对于鲁迅这样一位了无传奇色彩的思想家而言，其思想的内在矛盾性非常值得思考。但问题在于，在话剧舞台上，怎么样才能够把鲁迅思想的内在矛盾性酣畅淋漓地展示出来呢？李摩诘的解决方式，就是围绕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思想关节点，有效地设计征用鲁迅身边重要的几个人物，包括周作人、许广平、朱安、鲁瑞、羽太信子，自然也包括一些没有出示具体姓名的其他人物（诸如威严的中年人、不笑的青年等。这些人物象征着围绕在鲁迅身边的各种社会阶层和势力），还包括阿Q、王胡、小D这样一些鲁迅小说作品中创造出的人物，来最终达到成功营造戏剧冲突的根本目标。
尽管是一部无场次话剧，但根据情节结构的安排，开头结尾除外，整部作品依据鲁迅的生平轨迹，可以被切割为不同的五个部分。首先登场者，自然是那位空担了一世鲁迅夫人名声的，唯见其名不见其实的朱安。李摩诘为朱安设定的一个标志性细节，就是让她向鲁迅讨一个笑容：“你对我笑一下。”这就说明，虽然朱安名为鲁迅夫人，而且如同奴仆一般服侍过鲁迅将近二十年时光，但她竟然未能从鲁迅处得到过一丝发自内心的微笑。“我这辈子，过得好冷啊……连路边的讨饭婆我都羡慕，因为她能得到你的笑脸、你的安慰，你放在她手里的钱，还是温热的……可是，当你直起身来看见我的时候，笑容就冻在脸上，眼睛也结了冰……真冷呀，我这辈子，过得可真冷……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可怜每一个受苦的人，却从不可怜我呢？我也是人呀……”必须承认，这样一段泣血的文字控诉与有力的诘问，非常有力地击中了鲁迅内心深处的柔软处。当然，同时被击中的，肯定也还有读者的心灵世界。以至于鲁迅自己也只能够反身自问：“你也是人？是啊，你也是人……一个我不爱的人，经过我的同意，来到了只有爱才可以占据的位置上……”一句“你也是人？”的问话，说明鲁迅其实从未思考过朱安所诘问的这一问题。而后面的一句充满悖论意味的话语，则更是直截了当地凸显出了这个婚姻的悖谬与悲剧性质。那就是，鲁迅为了让自己的母亲不再“流一滴泪”，为了获得自己所谓的心灵安宁，居然不惜让朱安这个无辜的女性做了自己一世的牺牲。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当然是一个有罪的灵魂：“她的样子，她的样子寒冷瑟缩悲苦难言，忽然令我感到罪过，似乎我做错了什么……”很显然，在与朱安的关系问题上，李摩诘首先揭示出鲁迅一种内在的精神分裂性所在：“干嘛不笑呢？世上还有比我更可笑的人么？一面在异国他乡鼓吹着‘绝义务，争自由’，一面跑回老家来，当孝子贤孙，娶旧式新娘。一面嚷嚷着‘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一面戴着假辫，入乡随俗，鞠躬作揖，行礼如仪……（冷笑）不可笑么？你这个知行不一、出尔反尔的两面人？”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部分，除了鲁迅精神分裂性的表现之外，作者借助鲁迅之口对于朱安的一种评价，似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真是个照顾人心情的好姑娘。……你真努力呀，想让所有人都满意，可是你自己在哪儿呢？我的姑娘？”考虑到朱安的实际情形，鲁迅的这种疑问或许有不合情理处，但从《鲁迅》这个话剧剧本的总体思想意向来说，对于个人主义的思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鲁迅对于朱安的疑问，实质上已经触及到了如此一个关键的命题。
朱安之后，紧接着粉墨登场的，就是周作人和羽太信子夫妇。作为曾经关系非常密切的手足兄弟，周作人与鲁迅的反目失和，在二人各自的人生经历中，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件。李摩诘要写《鲁迅》，这个事件自然绕不过去。关于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坊间曾经有过各种版本不一可谓大相径庭的说法。但到了李摩诘这里，她所采取的却是一种极其严肃的去隐私化姿态。所谓“去隐私化”，也就是说她主要是从思想分歧的角度来理解、表现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历史现象的。那么，周氏兄弟最根本的思想分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李摩诘看来，主要是围绕对于个人主义的不同看法而形成的。周作人夫妇所坚持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立场：“我们不要挨得这么近好不好？总得有点私人空间罢……”“我受够了！什么都要一律！都要为了躲避什么子虚乌有的凶神挤作一团！我宁可被凶神吃掉，我宁可被凶神吃掉也不要过这种你看我我看你的生活！”“你和我们不一样，大哥。血红的绳子在上，你慢慢会成为我们的神，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法律！我们想干什么，只要和你不一样，就是错的，就是不顾别人……”而鲁迅所坚执的，则是与个人主义相反的一种集体抱团的思想立场：“私人空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私人空间？凶神们血口大开，就要吃掉我们了！绝不能让他们得逞！绝不能！我们得抱成一团，继续编绳子……”“为什么不能？我流了许多血，就为了亲密无间、彼此相爱的这一天！所有人，所有穷苦的人、孤单的人、饥饿的人、弱小的人，所有母亲、姊妹、兄弟，都不分高低贵贱地拥在一起！他们从没有这么温暖、这么亲密过，手和足，终于抱在了一起……”正因为持有相反的立场，鲁迅终于还是与情同手足的弟弟分道扬镳，由一种集体抱团的思想而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革命。虽然周作人后来的附逆行为理应加以批判，但兄弟失和时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却不应该被简单否定。请注意剧本中兄弟二人充满机锋的简短对话：鲁迅说“即便是绳索，也是爱的绳索”，周作人则说“即便是爱，也是绳索似的爱”。联系鲁迅此后的人生轨迹，可以说周作人的看法确实具有某种一语成谶的效应。惟其如此，周作人才会紧接着做出断言：“大哥，奴隶才需要这样的爱，自由的人不需要。”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明，鲁迅果然慢慢地变成了“我们的神，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法律”。
接下来上场的，是作为鲁迅的学生和伴侣的许广平。请注意，在这部话剧中，李摩诘只把朱安称作鲁迅夫人，并没有把同样的称呼赋予许广平。这样一种特别的细节处理背后所潜藏着的，显然是同样身为女性的作者对于鲁迅婚恋生活非同于一般的理解。应该意识到，这是话剧中篇幅最短小的一个部分。这一部分，以身为学生的许广平请教鲁迅的方式，强有力地凸显出了鲁迅以一种韧性的战斗意志为改变国民精神状态而不懈努力的精神状态。当许广平认为“没有牺牲者的血，民众怎么能被唤醒呢？”的时候，鲁迅的回答是：“你以为牺牲者流了血，民众就一定能被唤醒么？不，不，相反，他们要么被迅速忘掉，要么被打扮得面目全非，至于他们本来是谁，他们为何牺牲，没人愿意记得。”如果对照一下鲁迅的《药》《狂人日记》等作品，他如此回答就是必然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应该放弃自己本应承担的使命而去独善其身呢？鲁迅所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看不见，又何妨呢？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就是‘锲而不舍’。这虽然近于劝人做奴隶，其实很不同，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做些有效的事。”然而，在凸显鲁迅韧性精神的同时，作者却也没有忘记鲁迅的某种内在矛盾性：“但我这个人，总是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的确为了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地做。”
许广平之后，就是剧本中最长的一个部分了，这个部分一直持续到了鲁迅的灵魂进入地府为止。这一部分所集中表现的，正是鲁迅内在精神世界中个人主义思想与革命所要求的集体意志之间的尖锐冲突。就人物形象的设定而言，这一部分，除了鲁迅之外，其他人均没有具体的命名，只是抽象地被称为“威严的中年人”“不笑的青年”“黑衣青年”“铁皮人”等等。结合鲁迅的生平轨迹就可确认，这一部分所充分表现的，正是鲁迅逐渐倾向于左翼、逐渐靠近革命的过程中，他的个人主义精神与革命所要求的集体意志之间生发出的激烈碰撞与对抗。鲁迅满心以为自己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大众的自由”，没想到“威严的中年人”却说“大众的自由？不，大众不需要自由，大众需要幸福。让他们幸福的不是自由，而是面包”。与鲁迅的个人主义立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革命者这样一种逻辑：“鲁迅先生，您的数学是反动阶级的数学，它的原理是两千年前的奴隶主阶级制定的。我们新兴阶级要有新兴的数学——个体，等于零；无数个体的总和，等于无穷大！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数学建立在信念之上。”数学居然也有了所谓的阶级性，新兴阶级竟然有了自己一种特别的数学逻辑，实际上，也正是面对着如此一种可怕的现实，鲁迅与自己所曾经一力推动过的革命渐行渐远了：“很多年了，总觉得像是缚了一条绳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不能被忽略的一点是，就在鲁迅疏远革命的同时，那些新兴阶级的革命者也对鲁迅表现出了强烈不满：“鲁迅先生！您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了！您不合群。您自以为是。您不肯放弃自我。自我的感情。自我的头脑。您总是时时刻刻运用您的头脑。您的眼睛冷冷地甄别着世界上的每样东西，包括革命和组织在内。这是不对的，对革命，对组织。您不能用这种态度。您应该信仰它。您应该放弃头脑，把自己整个交出去，交由组织支配，像我一样。”在这里，鲁迅的逻辑与革命和组织的逻辑便发生了根本的分歧。鲁迅固然对于能够改变大众命运的革命抱有浓烈兴趣，但前提是绝不能因此而放弃自我交出自己。而革命和组织的逻辑却是要求坚执个人主义立场的鲁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鲁迅看来，自己已经为了革命放弃了太多个人，但革命却依然不满意：“‘放弃自我’……还嫌我的‘自我’放弃得不够么？它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中间混着血丝……”
必须注意到鲁迅革命的最初起点，注意到周氏兄弟当年的失和。在李摩诘的理解中，周氏兄弟失和的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基本人生观的差异。当鲁迅坚持要为大众而做出必要牺牲的时候，周作人却特别强调保留私人空间的重要性。然而，鲁迅肯定想象不到，自己到后来居然会因为不肯放弃自我而与革命之间产生强烈的龃龉。自然，鲁迅的个人主义与周作人的个人主义，二者之间并不能简单等同，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点，可以从鲁迅的一段台词中见出：“不管怎样，我不后悔曾和你们在一起。即便你们已变成坚硬的钢铁，即便你们已长出电的眼睛，狼的牙齿，石头的心脏，我也不后悔。即便你们再也认不出自己，即便你们已回到狼群之中，我也不后悔。因为我和你们的过去在一起。和你们的苦痛在一起。和你们的眼泪在一起。我宁可背叛自己，也不要背叛你们的眼泪。”尽管对于革命所要求的集体意志无法认同，但鲁迅却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自己为了根本上改变大众命运所作出的努力。鲁迅与周作人个人主义的最大区别，显然在此。 （节选）
鲁迅谈读书的名言摘录
1) 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崐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2)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3)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4) 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与力量，给懒散的人只能留下一片悔恨。 --鲁 迅
5) 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
6)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7)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鲁迅。
8)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9)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地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生平，还粉饰黑暗。
10) 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
11)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12)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13) 只看一个人的着作，结果是不大发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14)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15)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鲁迅
鲁迅谈读书的名言推荐
1) 我好象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
2)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3)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4)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5)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6) 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7) 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8) 谦以待人，虚以接物。
9) 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0)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 鲁迅
11) 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 —— 鲁迅
12) 伟大的成绩和辛勤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 鲁迅
13) 时间，就象海棉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 鲁迅
14) 教育植根于爱。 —— 鲁迅
15)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鲁迅谈读书的名言大全
1)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2)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3) 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4)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 鲁迅
5) 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帮助他所爱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谈什么爱与不爱。当然，帮助不等于爱情，但爱情不能不包括帮助。 —— 鲁迅
6) 时间就是生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 鲁迅
7) 时间，每天得到的都是二十四小时，可是一天的时间给勤勉的人带来智慧和力量，给懒散的人只留下一片悔恨 —— 鲁迅
8) 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鲁迅的四则读书名言句。
9)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 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名言
11) 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
12)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3) 哈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14) 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的，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做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
15) 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16) 纠缠如毒蛇，执着如冤鬼。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17)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18)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9)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0) 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看了鲁迅谈读书的名言还看：
1.鲁迅有关的读书名言
2.鲁迅说过的关于读书的名言有哪些
3.鲁迅读书名言名句大全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育才，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中国有着很高的地位。
最初知道鲁迅的情况是在小学，我学习了几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有《三味书屋》《我的伯父鲁迅先生》《少年闰土》，年龄尚幼的我不喜欢鲁迅晦涩的语言，但通过老师的讲解和查阅资料，我开始了解鲁迅、认识鲁迅。
我读过的关于鲁迅的作品有《兔和猫》《社戏》《孔乙己》《药》《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他以细腻的笔触，形象地刻画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通过不同人物的悲惨命运，来刻画当时那个不平等的、黑暗的社会。通过自己的笔，宣泄自己心中的愤怒，剖析当时的社会和人物，向敌人呐喊，唤醒民众。
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还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人。他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想的多。有一位车夫的脚被玻璃扎坏了，鲁迅先生见了，并没有像有些达官贵人那样，嫌车夫地位低下，置之不理；而是平易近人地拿硼酸水把他的伤口洗净，又给他敷上药，扎好绷带，还掏出一些钱给他，叫他在家修养几天，把剩下的要和绷带也给了他。鲁迅先生临终前病得非常厉害，还三更半夜写文章，有时还一阵阵咳嗽，但他并不在乎自己的病情，倒常常劝女佣阿三要多休息，不让她干重活，多么可敬啊！
这就是我从老师那，从书本中了解到的鲁迅先生。我希望能更多的了解他，从而丰富自己的知识，开阔视野。我还要向鲁迅先生学习，学习他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的高尚品质和不屈不挠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他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多。他是我一生效仿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