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28:09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是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是世界十大文豪之一，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支持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摘要：关于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研究者主要持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立场进行研究，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基督教信仰为认知资源的多样化研究现状。因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同，研究呈现多元、开放的特点，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更多方法和视角的借鉴意义，进而对鲁迅的认识也日趋深入。
关键词 ：鲁迅 基督教 无神论 有神论 存在主义
一、引言
在鲁迅研究领域，学界对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因研究者价值立场不同，呈现趋向也不同，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从无神论立场看鲁迅和基督教的关系。其中，杨希之在《鲁迅思想面面观》中表述的观点较有代表性：“在社会主义国家，唯物主义者都旗帜鲜明地提倡无神论，反对有神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决定的，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提倡无神论，并不是不能谈论宗教问题。”这样的立场设定了研究者阐述的前提——坚持无神论，规定了思想延伸的界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预先决定了结论的走向。第二，持有神论立场认识鲁迅和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如刘青汉所说：“神性关怀之缺失是鲁迅精神构成的一个重要缺陷”“汉文化语境中的人应该在鲁迅人性关怀和追求的绝望处尝试着对基督教神性文化思想资源予以体察、认知和拥有”。这一立场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以神性为依托的思考范畴，其思考方式和价值追求与无神论立场的研究者迥然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走向。下面，本文根据以上两种情况，对“鲁迅与基督教关系”这一研究方向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分类和比较。
二、无神论立场下的研究
持无神论观点的研究者，因其思想背景不同，主要是基于两种立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和存在主义立场的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
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在面对鲁迅与基督教的关系时，坚持两点。第一，坚持宇宙中没有神的存在，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看待，而不是把基督看作真实的存在。第二，坚持鲁迅本人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以上两点是其研究的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研究者强调鲁迅与基督教的相关知识材料的联系。如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郑欣淼的《鲁迅与宗教文化》、管恩森的《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等，这些是试图把鲁迅与基督教文化资源关联起来的研究。这种事实、材料上的关联包括鲁迅对基督教文学、艺术作品的阅读、购买和收藏，鲁迅与基督徒友人的交往，鲁迅对当时“非基督运动”的态度，鲁迅作品中对《圣经》中的意象和写作手法的吸收借鉴等。另一类，研究者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思索，尝试探究鲁迅与基督教文化的精神关联，但其研究底线仍以无神论为基础。他们认为：“鲁迅的精神理想和价值目标是非宗教的，但其行为方式和心理体验有宗教性的一面。”如竹内好的《鲁迅》、王本朝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王列耀的《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文学》、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唤——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杨希之的《鲁迅思想面面观》、伊藤虎丸的《鲁迅与终末论》等，都强调鲁迅行为方式和心理体验的宗教性层面。其中，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竹内好的《鲁迅》。竹内好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现：“鲁迅在社会习俗形式上所理解的，与其说是非宗教性的，毋宁说是反宗教的；不过，那种行为的方式是宗教性的。”他还开始关注鲁迅的忏悔意识和幽暗心理，称鲁迅的创作为“赎罪的文学”。竹内好后来的研究者，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探讨了鲁迅身上类似耶稣的牺牲精神、救赎精神和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如王本朝和杨剑龙基于这种认识，分析了鲁迅的《药》《复仇（二）》等作品。杨剑龙甚至还得出了“鲁迅是一位拯救世人而受难的基督”的结论。
以上的研究偏重事实、材料上的关联性，深入度有所欠缺，但为鲁迅和基督教关系的研究，开辟了方向、积累了资料，具有开辟草创之功。但由于历史和研究者视域的局限，在看待基督教对鲁迅的影响时，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者基本从基督教对鲁迅影响的结果来看，缺少对这一事实源流的追溯，过多地停留在鲁迅与基督教的表面联系上，深层次的联系有待后来者探索。
（二）存在主义视野下的研究
大多数存在主义视野下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探讨存在主义与鲁迅的关系，但要阐明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就会涉及存在主义和基督教的关系。而关注有基督信仰的存在主义者对鲁迅的影响，就要触及鲁迅与基督教的深层关联。这种联系对于进一步理解鲁迅与基督教的深层关系是不可或缺的。这方面的研究涉及的论著有：彭小燕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魏韶华的《“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汪晖的《反抗绝望》、解志熙的《生的执着：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其中，彭书和魏书的探讨最为具体细致。彭书从整体性的角度，探讨了鲁迅思想与存在主义的联系，对尼采、萨特等存在主义者反对基督教的原因和社会背景的介绍，涉及鲁迅在其时代下，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理解、接受的原因。魏书主要阐述基督徒并存在主义者克尔凯郭尔和鲁迅的关系。其中，涉及克尔凯郭尔对纯粹信仰的追求、对世俗教会的反对、对真诚个人信仰的捍卫，这些对理解鲁迅与基督教深层思想关联提供了桥梁。
以上的研究，从狭义上讲，不直接属于鲁迅与基督教研究的范畴；但从广义上讲，探究鲁迅思想与基督教的关系就需要存在主义的桥梁，从而达到追本溯源的效果，进而理清鲁迅思想中表现出的基督教精神因素。存在主义视角下的鲁迅研究，为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研究带来了完整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三、有神论立场下的研究
在持有神论立场的研究中，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大体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
（一）持肯定态度的研究
在持有神论立场的研究中，对鲁迅表示肯定，是多数研究者所持的态度。其中，齐宏伟的《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和刘青汉的《跨文化鲁迅论略》是相对完整并成体系的研究成果。齐书从鲁迅与基督教的事实性关联、鲁迅与基督教的思想性关联、鲁迅作品与《圣经》的联系、鲁迅思想中的基督教精神源考和辨析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作者站在有神论立场，认为鲁迅对基督信仰并不充分理解和认可，但作者细致发掘了鲁迅思想中含有的基督教精神因素。其中，作者为证明鲁迅精神具有基督教精神因素，利用了存在主义视角下的鲁迅研究成果，实现了这两个研究方向的贯通。作者将鲁迅放入基督教文化坐标中审视，努力按照“‘贴’着鲁迅入思”的原则进行，并希望实现“超越鲁迅”。其实，作者所说的“‘贴’着鲁迅入思”和“超越鲁迅”本身就含有较难处理的矛盾。并且“‘贴’着鲁迅”与“贴着鲁迅研究现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
刘书相对于齐书强调“‘贴’着鲁迅入思”研究而言，更强调贴近基督教文化来研究。刘书分别论述了鲁迅研究的历史文化资源背景、鲁迅与基督教文化关联、鲁迅与非暴力、鲁迅与爱、鲁迅与忏悔、鲁迅与现世的疗救等方面。从人类思想文化的角度出发，刘书得出：从上帝的爱而来的“启示真理”比从人而来的“理性真理”更“积极、光明、高尚、尊贵、有价值、有建设性”，所以鲁迅研究“需要基督教这一健全的精神资源”作为前提。相对齐书而言，刘书已不再试图回到鲁迅，而是将鲁迅作为起点，借鲁迅向上帝这一目的进发。这给作者提供了充分的阐释空间，带来了许多的创造性思考，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研究对象“鲁迅”的抛离和对鲁迅真实性、复杂性的遮蔽。并且，刘书也出现了“重”基督教精神“轻”鲁迅思想的现象。
以上研究者对基督教信仰有深入的认知，熟悉基督教原典，能具体深入地探讨鲁迅与基督教精神的关联。但其所持的基督教信仰立场和鲁迅本人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有别，也和主流的鲁迅研究立场相左；在如何处理好真神信仰和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挑战。但仅就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研究本身而言，以上的研究为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研究继续深入的可能，同时也是对不同立场研究者学术胸怀的考验。
（二）持否定态度的研究
从鲁迅与基督教的关联出发，持有神论立场，并对鲁迅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的研究并不多。其中，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对鲁迅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刘书以世界性文学为参照，将鲁迅与“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特拉克尔、艾略特、加缪”等进行比较。他认为鲁迅“深刻的冷眼”在看透历史“恶”的同时，又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屈从了现实和历史中的“恶”。他认为鲁迅虽早熟、深刻、痛苦、牺牲，但这些都不能成为认可其思想的根本原因。作者思考并反问：“难道以恶抗恶是人在现世恶中唯一可以信靠的伟大精神原则……难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一种思想晓得公开承认了自己‘无聊’‘阴毒’，并不因此就值得称颂”。以上是作者对鲁迅思想进行的反思，但更多的是对现有鲁迅研究的反思。因为，毕竟鲁迅自己并不因自己深刻犀利、肩住黑暗、灵里有的“毒气”“鬼气”，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他只是在自己的有限里，寻找有限的真理，尽其所能。
以上的研究和传统的鲁迅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所持的立场、依据的文化资源和许多鲁迅研究者截然不同。实现对这种研究的理解，不仅需要在研究方法、角度上寻求理解，还需要更包容的学术胸怀。刘小枫的研究与其说是站在了更广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中去看鲁迅，不如说是站在了异质性的基督教信仰角度去审视鲁迅，这是我们的学术很少使用的。但是，这种研究有利于我们对鲁迅研究的现状进行开阔性的再认识，使我们看到鲁迅毕竟是有限的现实世界中的鲁迅，这对警醒鲁迅研究走向狭窄、逼仄有所助益。
三、结论
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研究呈现出的总体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从研究者的立场和态度看，研究者持无神论立场的多，持有神论立场的少；对鲁迅思想和创作持肯定态度的多，持否定态度的少。第二，研究呈现出多元现象，形成了开放性的视域。第三，在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多抱有求异创新的想法。在这些研究中创新的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所依据的背景资源发生变化。从依据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背景到存在主义、基督教信仰资源的转变。第二，研究方法、视角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更多研究者不再定睛于鲁迅，而采用对比、比较的方法，以达到对鲁迅的新的认识。如存在主义视角和有神论立场的引入。第三，研究目标有所转移，不再把认识鲁迅作为最终目的，试图参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构建”。
综上，鲁迅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是对现有鲁迅研究的补充和扩展，也涉及对国人思维方式、民族精神信仰，甚至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丰富。因此，对此研究方向的推进，可能产生超越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和意义。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体会文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2.学习文中抓住人物特征刻画人物的方法。
3.品味朴实简洁的语言。
课前准备：
1.鲁迅先生的挂图。
2.收集鲁迅先生生前韵资料。
3.课前预习，扫清字词障碍。
教学流程：
一、创设情境，激趣导入
师：(出示鲁迅先生挂图)同学们，有一位名人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他的精神却时时让我们感动。今天老师就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他、了解他。他是谁?(生答。)
师：对，他就是鲁迅先生。谁想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眼中的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结合你们收集的资料说说你对他的了解。(生答)
师：看来每个人眼中的鲁迅先生都是不一样的，老师也想来
说我眼中的鲁迅先生。如果你认为还有补充，请说出来。(补充略。)
师：鲁迅先生一生用文字救国救民，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这样一位在世人面前的“战士”，在生活中又呈现了怎样的一面呢?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师：同学们能不能告诉老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与鲁迅先生是什么关系?(作者周晔，是鲁迅的侄女。)
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晔眼中的伯父是怎样一个人。首先请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通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如有不认识的字或不理解的词请提出来，我们共同来解决。
师：通过阅读课文，你认为哪件事让你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把这种感觉说出来?
三、精读课文，深入理解
师：好，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伯父”鲁迅，我们再读一遍课文。这一次要精品细读，看一看课文主要写了几件事，从这一件件的小事上，你又看到了一个怎样的鲁迅。(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自主调整以下顺序。)
(一)说《水浒传》
1.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可以采用分角色读、齐读、指名读等多种方式)。
2.在读书方面，作者听到了鲁迅先生说的什么话?(“又羞愧又悔恨，比挨打挨骂还难受。”)
3.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怎样的一个人?
(二)谈碰壁
1.学生分角色朗读课文。
2.怎样理解：“四周黑洞洞的，还不容易碰壁吗?”
3.鲁迅先生的鼻子真的是碰壁碰扁的吗?
4.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三)救治车夫
1.情景表演。
2.鲁迅先生救治车夫后，为什么脸上“突然变得那么冰冷，那么严肃”?
(四)帮助女仆
1.指名读。
2.女仆说的话表现出鲁迅是一位怎样的人?
3.从女仆和车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
师：现在大家再回过头来看文章的开头，通过这些事，谁来总结一下，鲁迅先生得到这么多人爱戴的原因是什么?
师：好，老师再给大家一些时间，请小组内的同学自由讨论，然后由小组代表汇报。(教师根据学生汇报的结果，进行小结。)
Abstract Filling with the great admiration to the pioneers of the library cause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following in the track of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 reading the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photographs left by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article reliv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 of the library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in expectation of the recurrence of the library spirit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Keywords the library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historical feature； the library spirit
陕甘宁边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了边区人民，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给这块文化的荒漠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短短数十年间，在经济文化条件落后，日寇侵略、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竟发展建立了一百余座。数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中国其它局部地区所有图书馆的总和，与同一时期沦陷区及国统区备受摧残的图书馆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分布之广泛，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令人惊讶，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1]！
1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中共中央图书馆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将原中央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图十）、图书材料室和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合并，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使用，馆址设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西侧（图二），这就是中共中央图书馆[2]。
中共中央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不仅收藏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中共中央的一些历史文件集，以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报、党刊，还藏有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图书中，既有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也有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出版的图书，还有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的一些出版物[3]。如中共早期出版物《新青年》、《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图四）；红色布面精装20册一套的《鲁迅全集》；郑振铎编辑的十二册精装本的《世界文库》；存放在精致木匣内的《全唐诗》；还有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外国著名童话、戏剧和小说等。除此之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颖超、徐向前、陈毅等都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不少书籍。毛泽东的赠书上，盖有“毛泽东印”、“毛氏藏书”和“毛泽东”行草签名章等不同印记。其他领导人赠书上也都有个人的印鉴或签名，有的书上还有赠书人题写的赠词。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前，工作人员将大部分图书装在木箱子里就地掩埋。据毛泽东秘书高智同志回忆，当年中央机要科和办公厅的十多个同志把中央图书馆的一大批书抱到周恩来同志住地后方山上的防空洞里隐藏，部分书籍和内部资料被突击烧毁，只带走了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少量的贵重图书。延安收复后，这些埋书地点有的已被敌人破坏，有的因为年久隐蔽，已经记不清了，剩余取运收集到的那些图书被一起运到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保存[4]。
新中国解放后，图书馆曾保存有数千册当年中共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亲笔批注的图书，经过整理后分批转给了中央档案馆保存或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陈列，还有数千册盖有延安时期各图书馆馆藏印章或被中央领导同志签名的图书，仍在馆内作为珍贵革命文物留存。
2 陕甘宁边区影响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建馆最早，办馆历史最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座图书馆，也是建国后保留原馆名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唯一一所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初创于1932年4月，其馆址设在瑞金叶坪村一间叫“熬厅子”的屋子里，属于中央政府附属机构。江西省瑞金市革命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椭圆印章的图书1429册（图八），线装书323册，报纸杂志303册，其他资料333份[5]。1935年10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3]。
1939年冬，边区政府教育厅因该馆“过去规模较小，藏书无多”，“决定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购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 扩建期间，“毛泽东同志捐助图书费洋290元，边区林主席捐助扩充费洋300元。林伯渠、谢觉哉都为鲁迅图书馆题写过馆名”[4]。扩建后，鲁迅图书馆馆藏与读者人数明显增加，在只有三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建立起图书登记、图书分类、书刊借阅规定、读者统计以及流通统计等完备的工作制度与规范，成为当时延安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很多到访延安的国内外人士都会慕名前往鲁迅图书馆参观。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鲁迅图书馆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馆中一部分珍贵的图书文献随部队带过黄河，一部分就地埋藏或烧毁，大部分随边区政府的其它物品转移到安塞县的真武洞，由岳松、陈贵庚等人专门保管[4]。1948年延安光复后，这些图书又陆续回到延安。1949年西安市解放后，鲁迅图书馆随陕西省政府迁往西安，先后交由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管辖，成为陕西省政府的图书资料室至今。
现在的鲁迅图书馆位于陕西省政府新建的白楼西侧。其馆中所藏延安时期出版发行的数千册书刊和部分珍贵手稿及革命文献资料，经整理后大部分派专人送到北京作为革命文献保存。自恢复重建28年来，书刊由原来的几百册增至现在的近十万余册。目前，不仅有纸质书刊，还有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现代化的网络系统和文献信息管理集成系统。信息时代，鲁迅图书馆的所有同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鲁迅精神，依然在尽心尽力满足读者的借阅要求，为建设学习型、和谐型社会而当好铺路石[4]。
3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精神的代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
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几易校名，于1937年1月20日，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被改称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图六、图十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也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的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校。
抗大成立初期，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是在各大队组织开辟了“列宁室”，以教唱歌、办墙报和开展各种游艺活动为主，屋内张贴有领袖像、地图或画报、报纸等宣传品。抗日战争爆发后，“列宁室”改称为“救亡室 ”，同时，抗大一些大队和分校的学员自己开始组织成立“流动图书馆”，把学生的私人藏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普及给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解决了战争时期参考材料稀缺的困难。在图书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办法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效能。这些自发创造的 “流动图书馆”是中国军队院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图书馆。
1940年，抗大东渡黄河转移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继续办学。转移途中，图书馆两万多册被精心挑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图书既用牲口驮，也用人力背，并派战斗部队掩护，到达目的地后，近1000册重要参考书和少量常用图书被放在阅览室，其余部分经过分类，制作目录卡片，统一编号装箱，在箱面和左右两边都注明编号和内藏图书的起止号[6]，然后被藏运到离校50多里的大西沟村沿途十多里路高山上的各个崖洞里。这些崖洞处于荒山野岭，不但无路可走，而且难以攀爬，附近常有野兽出没，这就是抗大图书馆举世罕见的“书库”。读者需要借书时，先到图书馆出纳室查看图书目录，在预借图书登记本上登记，然后由出纳员步行到大西沟山上去取书。之间路程长达六七十里，出纳员每周往返两次，每次需三天时间。且由于山洞潮湿，图书久放容易发霉，图书馆工作人员每年都会挑选两次天气晴朗的时候上山晒书……其间困难重重，无法想象。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说过，中国抗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政大学[6]，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抗大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也在战争中以战斗的姿态办馆、护馆，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坚持为抗大的教学员搞好服务。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在东北、华中、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成立的军政大学及分校也都学习了抗大“流动图书馆”的经验，为我国军队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抗大图书馆充分发挥了革命文化的精神武器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具特色的图书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坐落在延安桥儿沟的“鲁艺东山”之上，这里原为教堂和教区，环境优美。其藏书一部分是延安地区和大后方的出版物，一部分是大后方的许多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店等捐赠的，一些进步人士如宋庆龄女士也曾给鲁艺图书馆捐赠过许多图书[3]。不但类型品种多，质量也很高，如文学方面有《世界文库》，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集，俄国的文学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死魂灵》、《毁灭》、《铁流》，以及一些世界著名的诗歌和散文集；美术方面有日文的《美术全集》，西方的美术史话和建筑、雕塑艺术方面的图书；音乐方面有世界名曲的五线谱等。另外，馆中还收藏了很多鲁迅著作及关于鲁迅研究的图书，从院领导到教员、学员，都很重视对鲁迅著作及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及鲁迅研究资料成为鲁艺图书馆的收藏重点和特色[6]。
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处设在图书馆大院正中的四间平房内，里面有几十个书架排放着流通的图书，还有一个由几孔窑洞组成的书库。借书处设有一套书名目录卡，其借书手续十分简便，只要定一张图书目录卡，就会借到所要的图书。每册图书的扉页上都盖有一枚长方形的黑体字“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章[3]。鲁艺图书馆还有一个很大的报刊阅览室，室内除陈展有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参考消息》、《大众文艺》等报刊外，还陈展着许多大后方出版的报刊，如《新华日报》、《宇宙风》、《大众报》……等。每周开放六天，假日和星期日全天开放，星期一休息。抗日战争胜利后，图书馆随学校迁往东北解放区。
鲁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热情的服务，强烈的精神感染力和文化、艺术气氛，给众多的艺术大师和莘莘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其芳、萧三、周立波、肖军、艾青、贺敬之、冼星海、吕冀等很多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经在这座知识与艺术的殿堂中，汲取知识的甘泉，激发创作的灵感。作为培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摇篮，鲁艺图书馆为培养和造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文艺家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图十三）。
5 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7]
延安大学成立初期，馆藏图书由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院三校图书合并而来，约有一万多册。时任校长吴玉章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保证图书馆的经费，经常购置新书及添置必要的设备。据1943年3月17日《延安大学重要办公器材统计表》统计，当时全校的图书设备有大书橱8个，小书橱8个，大书架33个，小书架15个，卡片箱2个。根据这个规模估计，当时的藏书应有2万多册[4]。
1943年3月16日，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七）、鲁艺、民族学院、新文学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在延安桥儿沟鲁艺原址。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周扬任校长，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合校后，学校规模扩大，开设课程增多，原有图书很难满足教学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大学多次在《新华日报》刊登启事，号召社会募捐图书仪器，以此增加藏书量。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然科学院、鲁艺、行政学院的大部分人员迁出延安，向华北、东北转移。这些学校不便携带的图书都留了下来，使得延大图书馆藏书骤然增至10万册左右，馆藏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鲁艺图书馆文艺类图书于一体，成为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和馆藏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
1947年3月，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延大图书馆对图书进行清理后，将复本较多的书烧掉，剩余图书坚壁清野。另外一部分重要图书分装16个大木箱，由8匹骡子驮着，在陕北、山西各地转战，随部队转移。每到一处，图书馆工作人员就和延安大学师生一起向当地群众做图书宣传动员工作。只要能有一段时间可以稳定，延大就恢复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这样一来，延大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野战大学”，延大图书馆也成为世上少有的“马背图书馆”。它在革命队伍中传播革命文化、教育干部群众，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写下了最为独特的篇章。
现在，延安大学图书馆是延安市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管理先进，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图书馆（图十一）。它所成立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心”、“延安精神研究资料中心”、“陕甘宁边区研究资料中心”系统收藏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文献（图三），同时，还建立了本馆的特色馆藏室，为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延大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延安时期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封面图）及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布尔什维克》（图一）等，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资料部分被保存在图书馆，部分被延安大学校史馆珍藏和展览（图九）。为了方便教学和科研，图书馆还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进行了数字化加工，建成了延安大学特色数据库（图五）。延大图书馆齐全的网络和现代设备，多达120万册的丰富馆藏，300多万册的电子图书和38个专题数据库，使它当之无愧的成为陕北最大的文献信息中心。
6 结语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几座图书馆，陕甘宁边区还有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如为了纪念陕北共产党组织创办人之一的李子洲烈士而更名的绥德子洲图书馆，1937年6月由边区青年救国会组织成立的延安青年图书馆，边区医院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都建设发展于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达到了发展高潮。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解散，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或被撤销、或被合并、或被迁往华北、东北等地从事新的服务工作。
关键词 多媒体网络教室；鲁迅作品；现实教育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489X（2017）09-0024-03
1 引言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网络教室、在线课程等在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革新了教学方式，增强了教学效果。作为新型教学手段，其在教学中的应用打破了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使教育更加公平。因此，以现代教学信息平台的建设为切入点，加快教育与现代信息技术之间的融合，成为当前教育界研究和关注的重点。当前很多学校投入资金配置了多媒体网络教室，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进行语文教学，可以创设文章情境，展现作者创作的背景，尤其对一些现实主义作品来说，通过多媒体网络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对于课文的理解力。
鲁迅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他对于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其代表作品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花边文学》《伪自由书》《附集》《准风月谈》《集外集》《且介亭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21部和很多另外的杂文集。他的作品具有现实教育意义，但是由于当前国情、人文环境的变化，导致学生对其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理解不到位。在教学中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设置相关的情境，播放一些史实资料，可以提高学生对鲁迅作品的理解。
2 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问题
一些教师对鲁迅形象诠释不到位 鲁迅形象指的是以对鲁迅家庭背景、个好及所处时代背景等基本信息进行了解的基础上，依据相应的鲁迅作品，深刻感受鲁迅的爱国情怀、对帝国主义的厌恶与痛恨，以及他内心的慈悲与温情。长时间以来，人们对鲁迅形象的理解都是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一个人物，而这并非是鲁迅形象的全部。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繁荣，在和平时代，应该从更多的角度去解读和发现鲁迅及其作品的现实教育价值。
然而，学生心中有一个怎样的鲁迅形象，主要取决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鲁迅形象的解读。从当前的语文教学中可以看出，很多教师并未深入思考过鲁迅形象。殊不知，若鲁迅作品无异于其他人的作品，就不会一直出现在语文教材中，并一直作为文学中的经典，代代传承。因此，教师要想通过鲁迅作品挖掘其现实教育价值，就应对鲁迅形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定位，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从内心深处去了解鲁迅，感悟鲁迅精神，并让学生能够将鲁迅精神传承到今天社会经济建设当中去，真正发挥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
一些教师不能准确把握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 教师是否能够抛开鲁迅作品的表面意思，而从深层次领悟鲁迅作品价值，是提升鲁迅作品现实教育成果的重要因素。尽管教学参考书中为教师提供了多种主题的选择，但是课本中入选的鲁迅作品大多是展现鲁迅思想光辉的一面，需要深入思考探索才能领会和掌握。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教师一般都不能深入地了解与解读鲁迅作品，所以在讲解的过程中，大部分教师只停留在作品的表层，不能深层次把握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
如对鲁迅作品爱国主义精神的解读，《自序》一文第一句是：“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通过阅读全文可知，鲁迅这里所说的“梦”，就是对祖国繁荣富强的强烈渴望。鲁迅一生经历坎坷，离开家乡远赴日本求学，回到祖国，看到当时社会的腐败不堪、民不聊生，毅然决定弃医从文，从思想深处拯救国民劣根性，这表现了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新时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蒸蒸日上的大好环境下，依然要发扬鲁迅的爱国主义精神，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不断努力。
传统落后的教学模式制约鲁迅作品现实教育意义的发挥 教师固守传统落后的教学模式也是影鲁迅作品现实教育意义发挥的重要因素。据相关调查显示，现在很多教师依然不能与时展接轨，固守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略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将鲁迅作品的语言及内容分层次分步骤向学生解读，学生在教师的解读下单纯记忆，几乎没有自己思考的时间。长时间采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必然会让学生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不是课堂教学的主人，从而对于鲁迅作品的学习和深入挖掘也逐渐失去兴趣。这样的语文教学模式完全失去教育价值的同时，更无从谈及对鲁迅作品现实教育价值的挖掘。
3 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开展鲁迅作品现实教育的策略
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简介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微课制作仪、壁挂式视频展台、新型智能视频展台、无线Wi-Fi视频展台、集成用视频展台等现代化的教学产品，突出展示了当前教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新理念，让教与学事半功倍。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运行于Windows XP/Win7/Win8/Win10操作系统上，集电脑教室的同步教学、控制、管理、音视频广播等功能于一体，并能同时实现屏幕监视和远程控制等网络管理的目的。它专门针对电脑教学和培训网络开发，包括屏幕教学演示与示范、屏幕回放、屏幕监视、同步文件传输、网络考试和在线考试、提交作业、两人对讲和多方讨论、联机讨论、远程命令、学生上线情况即时监测、锁定学生机的键盘和鼠标、班级和学生管理等，是一种教学上的突破。
在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过程中，为了增强多媒体网络教室的应用效果，要充分发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作用，要加强教师培训，因为教师是实施教学活动的主体。通过开展培训，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与教学研究能力，增强教师在信息化环境下创新教育教学的能力。
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作为职务评聘和考核奖励的必备条件，使信息化教学真正成为教师教学活动的常态；
另一方面，要择优选择学术水平高、教学能力又经过信息技术培训的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避免唯技术论的低水平课程出现。
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在鲁迅作品现实教育中的应用 本文主要分析屏幕教学演示与示范功能在鲁迅文学作品教育中的应用，具体论述如下。
1）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挖掘鲁迅作品现实教育价值。针对上述关于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对鲁迅作品写作背景的介绍，让学生在了解鲁迅及其作品写作环境的基础上去解读鲁迅作品，更能挖掘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价值。
首先，鲁迅的家乡是浙江绍兴，这里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因此，教师在讲解鲁迅作品时，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播放其故乡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等，结合到作品分析中，从故乡入手抓住学生的兴趣，必定能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价值。
其次，鲁迅个人一生坎坷，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里，却家道中落，身处社会动荡。在忧国忧民的责任担当促使下，鲁迅弃医从文，借助孔乙己和祥林嫂等人物，来表现国人的麻木冷漠，被封建思想禁锢的现状。因此，教师应在讲解鲁迅作品前，搜集一些鲁迅的生平资料，采用多媒体教学软件播放纪录片《先生鲁迅》、电影艺术片《鲁迅》，让学生更加详尽地了解鲁迅的一生，如与瞿秋白的交往、铁屋呐喊、他的爱国情怀、黑暗闸门、他的愤怒与无奈，进而让学生了解真实的鲁迅，激发爱国情操。
2）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准确理解鲁迅作品深意。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也逐渐增多。
首先，鲁迅作品较为晦涩难懂，若能针对其作品通过屏幕教学演示与示范功能，以图片、音乐、动画、录像等将内容表现出来，必将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也有利学生更加直观地去了解鲁迅作品。
其次，鲁迅作品发生的环境为封建社会，很多场面学生没有生活阅历，无法切实领会。通过软件播放电影的生动直观性特点，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真切地感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人们的心理动态，为学生更好地理解鲁迅作品创造条件。如利用多媒体为学生播放电影《祝福》《阿Q正传》等，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思考领会作品。
最后，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建立“虚拟课堂”，让学生进行网络预习，并在实体课堂上，通过师生交流解决学生无法自己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展开讲解。如北师大附中的邓虹老师在讲解《药》时大胆创新运用，充分运用网络的“虚拟课堂”和教室的“实体课堂”充分结合起来，分三个阶段开展教学。
①网络的“预习”。教师让学生在网上搜集有关鲁迅作品《药》的相关信息，并在网上进行讨论、交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设计教学方案，让学生带着疑问去听课。
②课堂实体教学。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营造教师、学生良性互动的教学氛围。
③网络写作阶段。给定题目“和鲁迅一起写《药》”，让学生依据鲁迅文本提供的材料，设计符合中学生年龄特征的竞争性、游戏性的写作，重新写这篇文章，促使学生反复阅读、消化鲁迅的原文。
邓老师的教学设计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大胆创新，取得很好的效果。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剖析当前鲁迅作品教学中的现实教育问题，指出教师不能准确把握鲁迅作品的现实教育意义、鲁迅形象诠释不到位，传统落后教学模式阻碍鲁迅作品现实教育价值的挖掘等几方面问题。针对于此，提出运用多媒体网络教室软件准确理解鲁迅作品深意，挖掘鲁迅作品现实教育价值的建议，以期能够为更好地发挥鲁迅作品现实教育意义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刘兵.论鲁迅作品中的教育思想[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关键词：去鲁迅化 脱节 批判 质疑
古人说：“诗言志”，要有大的胸襟抱负，才能写得出来好的文章，否则只是一些无病之语。我们教育要做的是培养学生的真性情，而不是徒有其表，夸夸其谈的“君子”。《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要求：“高中学生身心发展渐趋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阅读表达能力和知识文化积累，促进他们探究能力的发展应成为高中语文课程的重要任务。应在继续提高学生观察、感受、分析、判断能力的同时，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使学生增强探究意识和兴趣，学习探究的方法，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 [1]钱穆在论及中国散文时，曾经讲过“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即如小说、戏剧等，平心而论，至今亦尚少几本真好的。只有鲁迅。”[2]。我们中学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学习一些优秀的篇目，让学生真正了解文学，懂得人生。而怎样才拥有真性情，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司马迁在写到孔子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句话，“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3]我们语文教学，也并不是只要学文章，正重要的，还是学其人。高中语文教学也要激起学生探究的兴趣，关注学生的思考，让学生在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有所进步。无疑，鲁迅先生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一个载体。
虽然很多人不喜欢鲁迅，但是他对中国人的思考、对中国人性的描写，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的。很多人批评他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中国的现状，我们不难看出他的举动之后的拳拳爱心，也能感受到他的痛心。虽然，他的许多文章在人们看来是有些刻薄，有些杀伐之气，但是他有很多的好作品流传了下来。尽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的地位很特殊，许多的作品被人别有用心地解读或者说是误读。在很多人了解鲁迅、认识鲁迅、喜欢鲁迅的同时，鲁迅本人也深深地戴上了时代的枷锁，为他人做嫁衣裳。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话语自由，也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时代问题，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被人做了颠覆性的诠释。虽然鲁迅不主张青年人去读他的文章，但是他确实是中国现当代为数不多的真性情之人，写出来的真性情之文。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4]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就有人清楚的认识到了鲁迅的作品的意义。当然由于鲁迅作品在一段时期被赋予了许多的时代任务，所以选入中学课本中的作品也非常多，以至于有人就提出，中学课本中的鲁迅作品太多了，并且其中有些作品不适合中学生阅读。
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中，选入高中教材的鲁迅作品又有哪些变化呢？
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语文》中，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第一册中的《呐喊・自序》，第二册《祝福》和《拿来主义》，第三册中有《记念刘和珍君》和《灯下漫笔》，第四册中选入《药》，第六册中的《阿Q正传》，共有七篇鲁迅作品选入高中课本。而在《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只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祝福》、《拿来主义》这三篇，而删除了其它的篇目。其实新课程改革，不是说要将以前所有的篇目都要保留，其实，我们以一种怎么样的方式来学习是更重要的。减少也是一种进步，可以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其它优秀的作品，便于学生运用自己的鉴赏力和批判力，真正能做到自己取舍作品。怎么从鲁迅的文章中读出真性情，怎样引导学生去解读，怎样从现有的鲁迅作品中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从而自己探寻作品的真谛，是更重要的。
除了删减篇目，现有的篇目在学习的侧重点上也不同。以《记念刘和珍君》为例。旧教材中，是在第三册的第三单元，这一单元的要求是：这个单元鉴赏中国现当代散文。五四以来，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和借鉴外国散文经验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散文全面繁荣，涌现出一批散文大师和传世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当代散文家在题材、形式、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散文创作更加欣欣向荣。鉴赏这些散文，注意把握散文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感受散文中的“自我”，品味散文语言。《记念刘和珍君》所在单元中还有《故都的秋》、《道士塔》、《珍珠与泪珠》。可以说以前这一单元的要求比较空泛，没有一个比较鲜明的主题，侧重于让学生鉴赏不同时期的中国散文，但是这几篇文章的联系性不强，学生学习此单元，能学习到不同时期优秀的散文，但是不能形成中国现当代散文的大致印象。这一单元这样随意的设置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鉴赏。
而在新的教材中，《记念刘和珍君》是在必修一的第三单元，这个要求发生了变化：
这单元学习写人记事的散文。
这些散文所描写的都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的人物。作者描摹他们的音容笑貌，叙述他们的行为事迹，字里行间融入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感悟。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增长见闻，明辨是非，领悟时代精神和人生意义。
阅读这些文章，要透过对人与事的描写，仔细揣摩人物的言行、心理，体察人物的个性、情操，看作者如何在人物描写中体现对人物品性的评价，如何在叙事中表现或隐或显的情感倾向。要注意文章中哪些地方最能触动你的心灵，哪些地方让你过目不忘，想想这是为什么。这很可能就是作品的“亮点”，不妨加以圈点批注，认真揣摩。
在这一单元中选录的其它文章还有《小狗包弟》、《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学习此篇文章，让学生有的放矢，学习对人和事的描写，怎样养成注意观察的好习惯，而且在方法上也给予指导，对这类文章可以圈点批注，认真揣摩。可以说，不管在课文内容的鉴赏上，还是在具体的方法上，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选取了一个学生容易接受也容易操作的一个侧重点，鲁迅的作品，之所以影响力大，当然在于他的独到的见解，而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入木三分，我们当然可以学习《记念刘和珍君》的精神内涵，但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如果单纯去学习它的思想内容，未免太过于局限，学生理解上也有些难度，但是如果从人物入手，就显得简单而且容易操作。
针对学生的课后习题也有了新的变化：
旧教材的习题三：查找与课文相关的背景资料（如有关“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资料，刘和珍的生平事迹，反动文人污蔑学生运动的情况，鲁迅和其他作家写“三一八”惨案的文章），做些归类、分析，拟出发言提纲，与同学交流、讨论。想想你对课文有什么新的理解，得到什么启示，写一点心得体会。
新教材的习题四：关于“三一八”惨案，除了课本介绍的之外，你还了解哪些？你对刘和珍、杨德群等受该学生了解多少？你还读过其他作家描写和议论这场青年学生请愿运动的文章吗？查阅有关资料，做些归类、分析，拟出发言提纲，与同学交流、讨论。想象扩展阅读和交流讨论怎样深化了你对课文的理解，你受到怎样的启发，写一点心得体会。
旧的习题是指导性、限定性的，它限定了要学生查找的背景资料，虽然可以给予学生查找上的方便，但是它也限定了学生的思维方向，忽视学生自我探究的能力的培养。而新的习题是开放性的，有利于学生的发散思维。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就更加体现以学生为中心，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些语言上的描述不同，更加符合刚进入高中的高一学生的接受特点和认知特点。
新的教材体系要求上有了这些变化，但是其它的题目和教学参考上却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比如在这篇文章的说明上，都有这样的要求：
整体把握：
这篇课文的中心内容，主要是评述“三一八”惨案，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愤怒的控诉段政府杀害爱国青年的暴行，痛斥走狗文人下劣的流言，无比沉痛的悼念刘和珍等遇害青年，奉献他的悲哀和尊敬，一方面告诫爱国青年要注意斗争方式，另一方面颂扬“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的勇毅，激励人们“更奋然前行”。
教学建议也没有任何变化：
1、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要引导学生接受鲁迅的思想感情的熏陶，感受鲁迅刚正的性格、澎湃的激情、高度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精神。还要学习过去那个年代的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勇敢精神。
2、品位语言
本文语言精警，富有思想含量，感情充沛，如歌如诗。有些语句在揣摩之后，可以让学生仿写。……告诫学生平时写作文养成字斟句酌的习惯。
这就造成了教学指导和教学要求之间的脱节，虽然，教学参考不是唯一的教师备课的材料，但是它毕竟能给予许多教师以指导，那么变化了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指导之间的矛盾就要教师自己去取舍，这其中必然会因为教师的自我认知而产生差异。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造成许多教师就按照教学参考上的指导，继续按照旧的思路来教学，这必然造成教学上的困难，很多人又会将这种困难强加于鲁迅身上，认为是鲁迅作品的问题。
新课程对作品选入的多样化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因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会给人更多的选择空间，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同时更加重视表达交流，给学生自主探究给予引导，对中外文化的名篇也进行名著导读等等。教育的导向作用，教科书的引导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人以教科书为窗口，去自我发掘，去体味中外文化中的精品，并且受用一生。教育的主体是人，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所以我们不仅要熟知我们所教的内容，更要了解你所教的学生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学生的接受能力、思辨能力，多与学生沟通，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然后对症下药。如果说学生不喜欢，那么，我们应该首先调动学生学习鲁迅作品的兴趣，但如果说不排斥或者说喜欢的话，那我们更多的精力就应该放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上了。所以，对自己所教的学生进行适当的调查和询问是非常必要的。
让学生学会用批判的眼光来看鲁迅，不要害怕会损伤作品本身的魅力，“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5] 以开放性的态度引导阅读，这样才能让学生自己有独特的感悟，才能真正读懂鲁迅。因为不同的人有对文章不同的解读，学生有权利去探寻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鲁迅，探求属于自己的那份认识。因为教师和学生所经历的东西是不同的，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也是不一样的，而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年龄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在学《拿来主义》时，鲁迅有这样一句话“或作人家的女婿换来的”，课文的注释是说这句话在顺带讽刺邵洵美，有学生就提出了质疑，认为鲁迅先生在这里这样写是不是太过于刻薄了，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嫌疑。我们不能为尊者讳，要勇于承认或者说去探讨这一类的问题。于是当学生提出这一问题后就交给学生去探讨。有些学生去寻找“证据”。这样，学生对鲁迅就会有更清晰、更真实的了解，而不仅仅把他当作是教条似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了解鲁迅在现代人看来比较尖刻的那一面，他的杂文是匕首是投枪，当然有时也会顺带伤及无辜之人。学生的理解是我们无法给与，也是无法替代的。这不仅不会损害鲁迅本人的声誉，而是对鲁迅精神最好的继承和发展。而如何让学生寻找出他们心目中的鲁迅，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鼓励学生的个性思维和批判意识，让他们有自己的心思，寻找属于他们的那一个独特的鲁迅。
很多学生惧怕鲁迅的作品，有很多原因，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教学上出现了偏差，很多作品一定要挖掘出它的深层含义和深刻内涵，一次次语文教学上的这种强化，让学生不由自主地拉开与鲁迅作品之间的距离。我们在逐渐拔高作品的所谓意义的同时，其实是对作品本身的伤害，也会慢慢偏离作品。读者接受论认为“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这种拔高不是作者基于自己的阅读经验得出来的感受，而是将别人对鲁迅的评价作为自己阅读的背景。对于中学生来说，由于他们接受方面的特点，阅读材料跟阅读者之间的适宜性不够，于是学生变得不再主动去读鲁迅的作品。“如果仅告诉学生有关问题的目标，既不提示学生应提取哪些与问题有关的从属规则（方法），也不提示他们应注意从何入手来解决问题，那么问题解决的成功率几乎为零。”[6]所以，我们不仅要引导学生认识到，鲁迅作品是值得阅读鉴赏的，更应该指导学生阅读，教给他们阅读的方法。
指导学生阅读鲁迅文章，应该不急于去体味其中的内涵，而应从文章的可感性入手，引导学生先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阅读，“去鲁迅化”或许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什么是“去鲁迅化”，就是将传统的附着在鲁迅身上的多余意义去掉，让学生去直接接触作品，从作品去认识鲁迅其人，而不是带着先有的观念、带着有色眼镜去读，学生可以将它当成一个个很有趣的文章去读。这是第一步，就是剥去过多的限制，要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鲁迅思想的内核，是寻求一种精神的独立。语文教育不是政治教育，不是让学生去遵循某种社会共有的规范，而是进行一种精神浸染，获得一种独立性的认知和力量。如何正确认识鲁迅，并从这样的人物中汲取成长的力量，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所在。
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记忆和交流，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托尔斯泰，而中国呢？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里，一定有孔孟、老庄，一定有李白杜甫，一定少不了苏轼。我想也应该有鲁迅，缺少鲁迅，我们会少一分清醒，多一份寂寞。当然因为鲁迅所处的年代，所以他的有些作品尤其是杂文，有很强的时代性，但我们并不能因为他的某些作品的时代性，就拒绝接受，我们要承继其中属于中国的力量和独特的精神。
鲁迅的许多作品无疑就是伟大的，但是这种伟大，不是政治上的伟大，而是作为纯文人的伟大，因为他的文章有真性情，他的文章教会我们思考，让我们学会从别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懂得为人的坚持和民族的尊严。就像泰戈尔曾经说过“微小的东西，把它留给我所爱的人；伟大的，则留给众人。”新课程改革，让我们重新阅读鲁迅。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R].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钱穆.中国文学论丛[M].三联书店,2002(93)
[3]史记・孔子世家[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341)
[4]史记・孔子世家[M].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341)
自从三年级开始认识、接触鲁迅先生，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年头了，他虽然已经已经离开我们一百多年了，但这个留着“一”字胡的，手里捏着卷烟的坚强的中国人；这个越老越顽强的战士；这个以笔为武器的“孺子牛”这个“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直至奋斗到离开我们最后一刻的老先生，已经深深地埋藏在了我的心底。
三年级时，在一本教辅资料里，第一次看到鲁迅先生，那时我不以为然，认为鲁迅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反正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作家，多一个少一个对我来说无所谓。”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打他那双明亮、睿智、犀利如鹰眼的双眼，已经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到了四年级，我总是“鲁迅、鲁迅”的叫着，总来不知道加上一句“先生”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句“先生”对于鲁迅的意义。知道的，只是他的原名“周树人”也许是爸爸的推荐，也许是同一姓周的缘故，我暗暗的对鲁迅先生进行了查找，我仅仅是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头衔，如是他竟然是中国人骨气的象征，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以后叫的时候，我恭恭敬敬的加上了一句“先生”
到了六年级，学了关于鲁迅的一组课文，不仅加深了对鲁迅的认识，还更加加深了对鲁迅的敬意。他那浓墨写的“一”字胡，竹枝似的手，就连那手上的卷烟，也弥久留香。
后来，我还去了鲁迅博物馆和鲁迅故里，现在还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鲁迅的眼睛和码了整整一墙的笔名。无论鲁迅先生怎样的和病魔作斗争，他那双眼睛，永远散发出一股不羁、一股自信，一股坚强的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自信。还有他曾经用过的笔名，码了整整一墙，这是他为了逃避国民党对他的追杀和迫害，他曾换过56个笔名但这都不能成为他停止奋斗的理由！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让我们为中国有这样一头“孺子牛”而骄傲，而自豪！
鲁迅逝世后的70多年来,不同的时代环境赋予了鲁迅精神不同的色彩。近日,尘封50年的许广平手稿本《鲁迅回忆录》解密面世,还原和纠正了1961年该书出版时曾被删减和改动的一些段落、细节及提法,以求完整呈现真实的鲁迅这个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精神的那些事。
我又一次当学生
我又一次当学生。而且是专人教授,单独一个人学。教师是精通日文而又尽心诚意、不遗余力地罄其所知以教的鲁迅先生,作为一个有幸在他旁边学习的学生,我共学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日文。
起因是在1926年的12月2日“厦门通信”谈起的:“你大约世故没有我这么深,所以思想虽较简单,却也较为明快,研究一种东西,不会困难的,不过那粗心要纠正。还有一个吃亏之处是不能看别国书,我想较为便利的是来学日本文,从明年起我当勒令学习,反抗就打手心。”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无日不忙于学校的业务上,没有机会履行他给我教日文的许约,到了四月“”以后,虽则是大家都辞职了,该可以学习了吧,然而,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侦察,心胸中被大时代塞满了一肚子的愤懑,静不下来,我也没有心思要求鲁迅实现他的心愿。
到了1927年的10月里,我们到了上海,经过两个月的人事往来,生活也稍稍安定了,从12月起,我就开始读书。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就教的。一共自编自教了廿七课,每天都是晚上授课,非常严肃认真地教着,除非晚上有人邀请,回来太迟了,才在这一天休息。
自从鲁迅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相信了这个真理以后,就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而且也执着地以之教育他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的身边燃起。所以我的第二个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马克思的著作,本来是比较艰深的,再经过日文的转译,其术语和整个句子对我来说就更加难懂,自是不难料想的了,但是鲁迅能够深入浅出的说明这些道理,有时把整个句子拆除开来向我讲解,并且随时改正课本上所有的错字,使我听来就明白易懂得多了。本来这是为学习日文而采用的一本课本,但是现在打开这个课本,如对严师在前,不但要你晓日文,还须了解内里理论的奥妙,那课程的大概内容,它所包含的真理的光芒,以及鲁迅对我讲解这些革命真理时的声态,我还觉得依稀可辨,历久不渝。
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定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发出宏心,黾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
学了《小彼得》之后,我因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协助他出版工作,同时不久有了孩子的牵累,就很可惜地停止了学习。更其重要的原因,是我看到鲁迅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连睡眠也顾不上,我何忍加重他的负担!而存在于我内心的一向未曾提及的,就是鲁迅在闲谈中说出:希望我将来能看懂日文,看他所有的书籍,租个亭子间住着,不需要求助他人。这话是在未有孩子之前,他假想着留下我一个人如何生活的设计。他深知我出来做工作会和旧社会争吵,到处不安分,闯祸的本领是有的,所以在他活着的时候,极力保卫我向安全方面生活,甚至设想到以后也希望得有安全。这是他的苦心。但我从心内(没有说出来)起反感,以为,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尽力帮助他,因为他做的工作,对人民贡献比我大,我能尽力帮助他,减轻他的日常生活负担,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写作和革命工作上,不是效果更大吗?
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也曾希望有工作,并请许寿裳先生设法在教育界找事,已经有眉目了,鲁迅才知道,就很忧郁的说,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下去了。这话很打动了我,所以立即决定,不出去工作了,间接地对他尽一臂之力,忘了自己,如同我后来写在《上海妇女》的文章中所说的,要做无名英雄的心愿,就这样充塞了我的胸怀。
虽然我实际没有给予鲁迅以什么帮助,只是有心无力地直至他逝世还是如此。但是他教我日文时的愿望,在他无言的祷祝中要我在家内,看书度日的心愿,在学习日文时,我就未能体会其厚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我独自一个人生活了,我会高飞远走,奔向革命所需要的任何地方去,随时牺牲在革命烈火中。怀着这样的心情,就不由自主的涌起了抵触情绪,不好好的学习日文了。这是我向鲁迅唯一不坦白的地方,他是不知情的,反而只是诚诚恳恳地教书。这不中用的学生,其可怜见,我辜负了他,妄自决定藉口家务而废除努力温习,鲁迅口虽不言,必定以我的疏懒为孺子不可教而心情为之难受的。
所谓兄弟
谈起周作人,听鲁迅在病中休息的时候是这样叙说的:“我的小说中写人物时不是写老大就是写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绝不提起一句,以免别人误会。”从这里也可见鲁迅下笔时的字斟句酌,设想是多么周到。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还会很随便,很自然地感叹出自己所遭遇的经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该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之妇,名信子),连周作人的,不下六百元,而每月还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呢?”原来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有似帝国主义者榨取剥削的态度,她们的心向着日本,要照顾日商。中国人的家庭,她是以奴役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用一个总管叫徐坤的,这人精明能干,什么事都可以妥托。如周作人父子共有三部黄包车,那包车夫的聘请和工资都经徐坤的手,连周作人买双鞋子,订造件大衣,都是由徐坤叫人来做,这就可以有大笔的从中取利的机会,这是旧北京人的老习惯,人所共知的。不但如此,徐坤的家眷,就住在比邻,只隔一道低矮的墙头。
鲁迅住在头一进的外屋,每天上班前就会亲自看到徐坤从墙上把食用物品从墙头送出。鲁迅看得多了,有一次就向管家的二太太说出这不平凡的寄生生活情况。信子把徐坤叫来,不是责骂徐坤,而是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指鲁迅)看见。意思是这些事可以做,就是瞒过鲁迅好了。有一回小孩在窗下玩火,几乎烧起来,被鲁迅发觉很紧张,认为应该训戒,她们听了很不舒服,仿佛玩火也不要紧,只要不被鲁迅看见好了。
在鲁迅呢,艰难缔造的新居,是经过无数心血,花了无可计量的精力才得完成的果实,自然珍视。就一般人来说,也没有看到孩子玩火而不加禁戒的。她们别有脏腑的行动,鲁迅哪里料想得到。也许这些日常琐屑,正为进谗资料,而周作人视而不见,唯整日捧着书本,其他一切都可列入浪费精力和时间之类的处理生活方法,也做成日积月累的意见不同处。鲁迅还提到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安然看书的好气量,他说,“要是我就不能够做得到。”
又,鲁迅经常自己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在这里我就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生为了他哥哥还不完的债的艰苦生活情况,觉得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老好人,在中国算是无独有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初以为自己还年轻,没有负担筹还哥哥的债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了。殊不晓得利上加利,就致有破产入狱的威胁到来,甚至带病写作还债,直至晚年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前才清理完这一生缠扰不清的债务。据鲁迅当时所想的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类似,他说:“自己负担轻,他们需用,就交给他们用好了。”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
而周作人的人生哲学也另有一套,他知道了徐坤的贪污后,向人表示:如果换掉徐坤,要他自己去办身边事务,就要减少许多看书的时间,划不来的。所以他不是不知道徐坤之坏,而是坏之中能解决他的问题就好了。其实还是好逸恶劳的旧知识分子的态度,专门剥削别人的劳动,对鲁迅也如此。鲁迅的辛苦经营,他哪里体会得到呢。这不是冤枉他的,有事实为证:人们只要翻开鲁迅日记,在1919年,鲁迅奔忙看房子,最后找到八道湾,后又修理房子,隔天去监工,又接洽警局、议价、收契等等费了无数心血,又四处奔走借贷,甚至向银行纳短期高利借款,大约除了绍兴卖祖屋千余元之外,全部共四千金之谱,到诸事略备了的时候,周作人才回到北京,全家逛完农事试验场园之余,才坐马车来看新屋。
这之前,周作人干什么去了呢?他这年三月间就从北京大学请了假,全家去日本游玩去了,中间回来北京,过不几天又去了。直到新屋成交之前,鲁迅先行另租了几间房子,粉刷好了,备办了家具,一批人,包括周作人家属和日本小舅子重九才浩浩荡荡的重回到北京。若说周作人也曾费过劳动力了,确也是的,就是去了警局一趟领回房契一张。大约这就是他留出时间、精力写作之故罢,然而跑向日本,难道不花精力与时间吗?
关于这张房契,也有一段故事:鲁迅不自私,原来立房契之时,他如同写文章用兄弟的名字一样,也要写上房主是周作人的户名,但经教育部的同事劝说才用了周树人的名字,后来把鲁迅赶出八道湾。周作人原先绍兴卖祖居时就想分掉了款项花用,被鲁迅坚持再买回房屋在北京,以便他们大家至少有地方好住而打破了他的计划。
这原是为他们设想的好意,但见钱就花,从不计较长远的周作人是不管这些的。这时又故态复萌了,要把八道湾屋也卖掉。风声传到鲁迅耳里,说:“卖掉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得分一份。”这时鲁迅就想起了教育部那一位同事的预见了,用了周树人的户名不是那么容易卖掉,鲁迅活一天,就得等候他首肯签名才能变卖。这事才搁置了廿多年,待鲁迅在上海逝世了,周作人做了汉奸,煊赫一时,他就把房契换到他自己名下,算是他的。则照例就该没收归公。但政府的宽大,成了他窃据的便利,这是后话。亦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
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
从母亲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在《呐喊》、《鸭的喜剧》里不是谈到过爱罗先珂先生和鸭的喜爱吗?爱罗先珂住在八道湾,和他们家人也熟识了之后,他又懂得日语,语言上没有什么不便利,有时谈起妇女应该搞些家务,“也屡次对仲密(周作人笔名)夫人劝告,劝伊养蜂、养鸡、养猪、养牛、养骆驼。”也就是现在所谓之搞副业罢。“有一天的上午,那乡下人竟意外的带了小鸭来了,咻咻的叫着”;“于是又不能不买了,一共买了四个,每个八十文。”喂小鸭的光荣任务首先要找饲料,南方是容易得到的,田边、水上的小虫,鸭自己就会寻食。至于在北京自家水池,那就又要烦劳徐坤去找。那徐坤却不费事,用高价买来了泥鳅喂鸭,算起来买泥鳅的钱比买小鸭价还要大,这个副业也就可观了。在爱罗先珂先生或者以为忠言可以入耳,在又一次谈家常中谈些妇女应该如何如何的话。话尚未完,信子已经怒不可遏,听不入耳,溜之大吉了。而言者因看不见,还在那里继续不断地说下去。对朋友如此不礼貌,对家人自然更甚了。
鲁迅有时还为周作人原谅:说他“太木”(绍兴语),不知不觉的意思,也许这些都瞒着他的。后来不久爱罗先珂先生也离去了,究竟是否住不下去而走的呢,母亲没有说明。
但鲁迅确是搬走了,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被八道湾赶出的。”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
与北新书局的关系
鲁迅在上海的工作大部分编辑、写作、出书,1927年计给北新出了《唐宋传奇集》,编《语丝》、《野草》,1928年在北新出了《思想、山水、人物》、《而已集》,为《北新》半月刊每月译《近代美术史潮论》,编《奔流》,差不多整个工作重心都放在这里了。
但从北新的对待鲁迅态度是怎样的呢?看看鲁迅给白莽的信:“《奔流》登载的稿件,是有稿费的,但我只担任编辑《奔流》,将所用稿子的字数和作者住址,开给北新,嘱其致送。然而北新办事糊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还是无结果,这时时使我很为难。……至于编辑部的事,我不知谁在办理,所以无从去问,李小峰是有两月没见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这是1929年6月25日写给白莽的信,到同年8月17日鲁迅等待到忍无可忍,恼起火来,写给矛尘的信里有如下的话:“老版原在上海,但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愈来愈甚。我熬得很久了,前天乃请了一位律师,给他们开了一点玩笑,也许并不算小,后事如何,此刻也难说。老板今天来访我,然已无及,因为我的箭已经射出了。”
鲁迅是个热情而认真负责的人,对于期刊的约稿,是一个个字负责看的,尤其像《奔流》那样全部是译稿,就必得对照原文来看,有时投稿者虽是名人,他也必找出原书校对一过,有的译品也犯了顺而不信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给予改正,或托人查书对照,对自己要求如此不含糊,对别人至少也希望认真对待这一工作才是。
而李小峰的办北新出版事业,却对鲁迅“说话不算数,寄信不回答”,这种态度慢说对鲁迅不应该,就是通过鲁迅对一群辛苦工作的青年投稿者们也显得傲慢不合情理,迫得鲁迅难以继续进行工作!所以借算版税请个律师“开了一点玩笑”,看他能装死不能?因此也知道北新另有意图的乱花钱向政治做活动,在鲁迅的确是开玩笑出之的,当时还有郁达夫、章川岛两位先生从中调解,还容许北新分期清算版税,其实印过多少书,版税实有几多,鲁迅一向并不知道,当时没有作者印证为凭。
自请过律师之后,北新印书每次来向鲁迅请领版税证,亦仅限于上海范围,寄到外埠的,我们就经过熟人转告过并没有贴上印证。鲁迅也明明知道这些情况,但是他并没有向这方面计较,可见其意不在此了。他倒认为政治压迫愈甚,他的书能销售愈多,对敌人就是一个胜利。
但北新的唯利是图的算盘,是从不为正确的政治影响、青年获益着想,所以对鲁迅的著作亦有限度的。《二心集》的有关政治性、斗争性强的书,固然不肯出,就是《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也不敢出版。鲁迅为了争取出版,就不惜应联华书局的原是北新小职工奉北新命来与鲁迅接洽事务的一位费慎祥的请求,一面同情他家庭困难,交给他出版,有时甚至代付印刷纸张费用。
在我们看来，传播鲁迅精神是一项公益的、神圣的事业，鲁迅所体现的立人思想、独立思考、拿来主义和韧性坚守都可以在社会的公共空间中加以传播和推广，而这种传播和推广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进程。
记得母亲当年曾经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捐给国家，很放心。”把“鲁迅”捐给国家，体现的是鲁迅家属对鲁迅毕生追求事业的理解，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更是对传播、普及、推广鲁迅精神的期待，在这一切的背后是我们对鲁迅精神传播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认同和信心。
但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开始，一些与鲁迅精神传播相悖的事情开始引发我们的惊讶与不解。总体的感受是：在鲁迅的身上又多出来了两个姓：一个姓“钱”，一个姓“权”，而他的本姓“周”倒似乎有被这两个新出来的“姓”给遮蔽掉的趋势。
这些年，被改姓了“钱”的鲁迅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之源，被争抢的手段可谓各显神通，五花八门。主要表现在下面的行为上：偷着使用，先下手为强（抢注鲁迅域名和商标）、蒙混过关（打球、故意模糊影像）、假公济私（私人运用公共资源来谋取）、以小变大（个体变集团）、一个变俩（原本是单体，一分为二成双）、母鸡生蛋（成立子公司）等等。
现在所有有关鲁迅的域名，诸如com、cn、net、org以及所有中文的鲁迅域名都已经被抢注一空，时间大概就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试探着询问某鲁迅域名的拥有者是否能把域名承让出来，对方开价至少二十万，否则免谈……
据媒体统计，目前如“咸亨酒店”、“闰土”等热门词汇的四十五个类别的商标已经被全部抢注完毕。另外，以“百草园”作为商标的商品类别有二十二个；“孔乙己”有十七个。如今“孔乙己”商标，不但是茴香豆等食品商标，而且还是文房四宝、长衫、陶瓷，甚至是酸梅汤的品牌，“三味书屋”、“鲁镇”做成了香烟类商标，“华老栓”开了土特产商店，“祥林嫂”成立了洗浴中心。
一个全球品牌价值评估报告中显示：至2005年，咸亨酒店的品牌估价高达三十四亿八千万元，而北京孔乙己酒店创办十二年，没花一分钱做广告，现在在全国已拥有九家分店，来客几乎必点一碟茴香豆。
2003年10月，绍兴县柯岩风景区耗资两亿元，占地一百五十亩，创造出了一个鲁迅笔下的“鲁镇”，期望“带给鲁迅的读者们一个更真切的场景体验”。与此同时，绍兴市出于同样的考虑，投资六亿元，建设了一个“鲁迅故里”，成为绍兴旅游业的王牌，门票从几元钱飞涨到近百元。“鲁迅故里”仅去年门票收入就达三千万元，今年要达到五千万元。媒体又说：“走进绍兴城，从鲁迅幼儿园到鲁迅中学，从鲁迅图书馆到鲁迅电影城，从鲁迅广场到鲁迅路，从孔乙己土特产店到百草园腐乳、鲁镇牌酱鸭等，几乎全城都姓鲁。难怪有人形容，抖一抖《鲁迅全集》，掉个名字都是宝。”
被商业标签化的鲁迅俨然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的“金矿”，沾边就能镀金，就能发财。
与此同时，在另一些领域，鲁迅也摇身一变姓了“权”。
比如一些时候我们家属出于工作需要，要向某鲁迅纪念馆借用鲁迅的遗物资料，不但必须征得领导的层层批准，还得付费，否则就借不到。再比如，我们曾经多次提出要求移动鲁迅墓前的两棵白玉兰树，原因是这两棵树有近五十年的树龄，根系相当深广庞大，已经触及到了灵柩，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心里自然很难受，但是，当我们提出把那上面的两棵树挪一挪的要求时，始终不获同意，有关部门向上汇报时竟说：“周海婴要拔树！”
诸如此类，一些行政部门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周家后代对鲁迅拥有的天然权利，而这些权利都是作为鲁迅家属理应享有的私权，在这里，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例就是鲁迅著作的独占出版问题。鲁迅的著作权在1986年进入公有领域以后，《鲁迅全集》仍然不能被其他出版社自由出版，还美其名曰：“鲁迅很伟大，他的书不能乱出，否则的话影响不好。”为了开放鲁迅著作出版的限制，我多次打请示报告，我们还向政协提案，直至2004年这才有了松动。
至于滥用鲁迅姓名权和肖像权的问题，某些单位和部门中也广泛存在着他们长期以来以“国家的名义”制作和销售鲁迅纪念制品。当这些单位和部门以国家的名义在使用鲁迅的姓名、肖像时，无视家属的权利，我们甚至被告知无权过问，理由很简单也很权威，就是“我们代表国家”。而事实上，这些纪念制品无论盈利与否，都是商品，进入的是流通领域。再如，曾有个邮政部门在出售鲁迅头像邮票的同时，还制售鲁迅纪念邮册，标价达上百元，他们与其他单位一样以国家（公家）的名义拒绝我们过问，大声说“我是邮政”，实际上他们是邮政部门的子公司，应属三产企业……
在以国家名义对鲁迅的公权和我们家属对鲁迅拥有的天然的、法定的私权之间，人们似乎无条件地保留了对“国家名义”的简单认同，而不去考虑这些使用在多大程度上经过了严格的国家审定，并且完全是用于鲁迅精神传播这样一个公益事业的，更不要说对我们鲁迅家属所拥有的私权的基本理解和尊重。就如有关部门批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可以用鲁迅的名字注册商标，我们家属要以鲁迅的名字注册商标时，却说“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加以驳回一样，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来，鲁迅家属对鲁迅的合法私权上，不仅得不到基本的利益保障，而且，甚至得不到基本的理解。
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看到当年落魄穷愁的孔乙己、祥林嫂们如今这样光鲜醒目，看到他笔下颓败的“鲁镇”如今这般人迹喧嚷，我们觉得他应该会对自己能够在现代人的生活和商业中有这么大的影响而高兴吧，毕竟这不是忘却的纪念，毕竟经济上的自立也是“立人”的一个方面。
我们希望全社会的人们都明白，鲁迅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但是，鲁迅本姓“周”，不姓“权”，更不姓“钱”。鲁迅是中华民族的一面旗，我们的责任是护旗，决不允许有人在大旗的庇荫下玷污他。
孙中山先生十数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字，鲁迅固然姓周，但作为家属，我们呼吁 “鲁迅为公”！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图书馆 历史风貌 图书馆精神
中图分类号： G25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2-0141-04
Abstract Filling with the great admiration to the pioneers of the library cause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following in the track of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 reading the red literature resources and photographs left by the libraries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article relives the historical feature of the library in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in expectation of the recurrence of the library spirit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Keywords the library of Shanganning boarding area； the historical feature； the library spirit
陕甘宁边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到来，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解放了边区人民，使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给这块文化的荒漠带来了生机和希望。从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短短数十年间，在经济文化条件落后，日寇侵略、封锁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竟发展建立了一百余座。数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中国其它局部地区所有图书馆的总和，与同一时期沦陷区及国统区备受摧残的图书馆相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分布之广泛，发展之迅速，工作之活跃，令人惊讶，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1]！
1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中共中央图书馆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将原中央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图十）、图书材料室和文抗、财政经济部的图书馆合并，专供研究机关及中央各部委同志工作使用，馆址设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办公厅西侧（图二），这就是中共中央图书馆[2]。
中共中央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馆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不仅收藏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中共中央的一些历史文件集，以及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报、党刊，还藏有大量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这些图书中，既有延安及各个抗日根据地出版的，也有重庆、昆明、桂林等地出版的图书，还有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的一些出版物[3]。如中共早期出版物《新青年》、《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图四）；红色布面精装20册一套的《鲁迅全集》；郑振铎编辑的十二册精装本的《世界文库》；存放在精致木匣内的《全唐诗》；还有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作品；外国著名童话、戏剧和小说等。除此之外，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邓颖超、、等都给中央图书馆赠送过不少书籍。的赠书上，盖有“印”、“毛氏藏书”和“”行草签名章等不同印记。其他领导人赠书上也都有个人的印鉴或签名，有的书上还有赠书人题写的赠词。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以前，工作人员将大部分图书装在木箱子里就地掩埋。据秘书高智同志回忆，当年中央机要科和办公厅的十多个同志把中央图书馆的一大批书抱到同志住地后方山上的防空洞里隐藏，部分书籍和内部资料被突击烧毁，只带走了一些重要的报刊和少量的贵重图书。延安收复后，这些埋书地点有的已被敌人破坏，有的因为年久隐蔽，已经记不清了，剩余取运收集到的那些图书被一起运到河北省平山县东柏坡村保存[4]。
新中国解放后，图书馆曾保存有数千册当年中共中央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有、、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亲笔批注的图书，经过整理后分批转给了中央档案馆保存或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陈列，还有数千册盖有延安时期各图书馆馆藏印章或被中央领导同志签名的图书，仍在馆内作为珍贵革命文物留存。
2 陕甘宁边区影响最大的公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是陕甘宁边区建馆最早，办馆历史最长，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座图书馆，也是建国后保留原馆名且一直沿用至今的唯一一所图书馆。
鲁迅图书馆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初创于1932年4月，其馆址设在瑞金叶坪村一间叫“熬厅子”的屋子里，属于中央政府附属机构。江西省瑞金市革命纪念馆至今还保存着盖有“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椭圆印章的图书1429册（图八），线装书323册，报纸杂志303册，其他资料333份[5]。1935年10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3]。
1939年冬，边区政府教育厅因该馆“过去规模较小，藏书无多”，“决定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购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 扩建期间，“同志捐助图书费洋290元，边区林主席捐助扩充费洋300元。林伯渠、谢觉哉都为鲁迅图书馆题写过馆名”[4]。扩建后，鲁迅图书馆馆藏与读者人数明显增加，在只有三名工作人员的情况下，建立起图书登记、图书分类、书刊借阅规定、读者统计以及流通统计等完备的工作制度与规范，成为当时延安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当时很多到访延安的国内外人士都会慕名前往鲁迅图书馆参观。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鲁迅图书馆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撤离。馆中一部分珍贵的图书文献随部队带过黄河，一部分就地埋藏或烧毁，大部分随边区政府的其它物品转移到安塞县的真武洞，由岳松、陈贵庚等人专门保管[4]。1948年延安光复后，这些图书又陆续回到延安。1949年西安市解放后，鲁迅图书馆随陕西省政府迁往西安，先后交由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行政委员会、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管辖，成为陕西省政府的图书资料室至今。
现在的鲁迅图书馆位于陕西省政府新建的白楼西侧。其馆中所藏延安时期出版发行的数千册书刊和部分珍贵手稿及革命文献资料，经整理后大部分派专人送到北京作为革命文献保存。自恢复重建28年来，书刊由原来的几百册增至现在的近十万余册。目前，不仅有纸质书刊，还有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现代化的网络系统和文献信息管理集成系统。信息时代，鲁迅图书馆的所有同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鲁迅精神，依然在尽心尽力满足读者的借阅要求，为建设学习型、和谐型社会而当好铺路石[4]。
3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精神的代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
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几易校名，于1937年1月20日，随中共中央迁至延安，被改称为“中国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图六、图十二）。它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也是延安时期共产党创办的最有影响的军事学校。
抗大成立初期，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是在各大队组织开辟了“列宁室”，以教唱歌、办墙报和开展各种游艺活动为主，屋内张贴有领袖像、地图或画报、报纸等宣传品。抗日战争爆发后，“列宁室”改称为“救亡室 ”，同时，抗大一些大队和分校的学员自己开始组织成立“流动图书馆”，把学生的私人藏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普及给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解决了战争时期参考材料稀缺的困难。在图书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这种办法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效能。这些自发创造的 “流动图书馆”是中国军队院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图书馆。
1940年，抗大东渡黄河转移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继续办学。转移途中，图书馆两万多册被精心挑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科学图书既用牲口驮，也用人力背，并派战斗部队掩护，到达目的地后，近1000册重要参考书和少量常用图书被放在阅览室，其余部分经过分类，制作目录卡片，统一编号装箱，在箱面和左右两边都注明编号和内藏图书的起止号[6]，然后被藏运到离校50多里的大西沟村沿途十多里路高山上的各个崖洞里。这些崖洞处于荒山野岭，不但无路可走，而且难以攀爬，附近常有野兽出没，这就是抗大图书馆举世罕见的“书库”。读者需要借书时，先到图书馆出纳室查看图书目录，在预借图书登记本上登记，然后由出纳员步行到大西沟山上去取书。之间路程长达六七十里，出纳员每周往返两次，每次需三天时间。且由于山洞潮湿，图书久放容易发霉，图书馆工作人员每年都会挑选两次天气晴朗的时候上山晒书……其间困难重重，无法想象。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经说过，中国抗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政大学[6]，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所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抗大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也在战争中以战斗的姿态办馆、护馆，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里坚持为抗大的教学员搞好服务。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在东北、华中、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成立的军政大学及分校也都学习了抗大“流动图书馆”的经验，为我国军队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抗大图书馆充分发挥了革命文化的精神武器作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4 陕甘宁边区馆藏最具特色的图书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
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坐落在延安桥儿沟的“鲁艺东山”之上，这里原为教堂和教区，环境优美。其藏书一部分是延安地区和大后方的出版物，一部分是大后方的许多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北新书店等捐赠的，一些进步人士如宋庆龄女士也曾给鲁艺图书馆捐赠过许多图书[3]。不但类型品种多，质量也很高，如文学方面有《世界文库》，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集，俄国的文学名著《安娜 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死魂灵》、《毁灭》、《铁流》，以及一些世界著名的诗歌和散文集；美术方面有日文的《美术全集》，西方的美术史话和建筑、雕塑艺术方面的图书；音乐方面有世界名曲的五线谱等。另外，馆中还收藏了很多鲁迅著作及关于鲁迅研究的图书，从院领导到教员、学员，都很重视对鲁迅著作及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鲁迅著作及鲁迅研究资料成为鲁艺图书馆的收藏重点和特色[6]。
鲁艺图书馆的借书处设在图书馆大院正中的四间平房内，里面有几十个书架排放着流通的图书，还有一个由几孔窑洞组成的书库。借书处设有一套书名目录卡，其借书手续十分简便，只要定一张图书目录卡，就会借到所要的图书。每册图书的扉页上都盖有一枚长方形的黑体字“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的藏书章[3]。鲁艺图书馆还有一个很大的报刊阅览室，室内除陈展有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参考消息》、《大众文艺》等报刊外，还陈展着许多大后方出版的报刊，如《新华日报》、《宇宙风》、《大众报》……等。每周开放六天，假日和星期日全天开放，星期一休息。抗日战争胜利后，图书馆随学校迁往东北解放区。
鲁艺图书馆丰富的藏书，热情的服务，强烈的精神感染力和文化、艺术气氛，给众多的艺术大师和莘莘学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何其芳、萧三、周立波、肖军、艾青、贺敬之、冼星海、吕冀等很多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曾经在这座知识与艺术的殿堂中，汲取知识的甘泉，激发创作的灵感。作为培养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摇篮，鲁艺图书馆为培养和造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革命文艺家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图十三）。
5 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综合性大学。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青干、陕公、女大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7]
延安大学成立初期，馆藏图书由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和陕北公学院三校图书合并而来，约有一万多册。时任校长吴玉章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保证图书馆的经费，经常购置新书及添置必要的设备。据1943年3月17日《延安大学重要办公器材统计表》统计，当时全校的图书设备有大书橱8个，小书橱8个，大书架33个，小书架15个，卡片箱2个。根据这个规模估计，当时的藏书应有2万多册[4]。
1943年3月16日，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七）、鲁艺、民族学院、新文学干部学校并入延安大学，校址设在延安桥儿沟鲁艺原址。1944年4月7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延安大学与行政学院合并，周扬任校长，校址设在行政学院原址南门外。合校后，学校规模扩大，开设课程增多，原有图书很难满足教学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延安大学多次在《新华日报》刊登启事，号召社会募捐图书仪器，以此增加藏书量。抗日战争胜利后，自然科学院、鲁艺、行政学院的大部分人员迁出延安，向华北、东北转移。这些学校不便携带的图书都留了下来，使得延大图书馆藏书骤然增至10万册左右，馆藏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鲁艺图书馆文艺类图书于一体，成为陕甘宁边区规模最大的高校图书馆和馆藏最为丰富的综合性图书馆。
1947年3月，部队进攻，延安延大图书馆对图书进行清理后，将复本较多的书烧掉，剩余图书坚壁清野。另外一部分重要图书分装16个大木箱，由8匹骡子驮着，在陕北、山西各地转战，随部队转移。每到一处，图书馆工作人员就和延安大学师生一起向当地群众做图书宣传动员工作。只要能有一段时间可以稳定，延大就恢复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这样一来，延大成了世界上最特殊的“野战大学”，延大图书馆也成为世上少有的“马背图书馆”。它在革命队伍中传播革命文化、教育干部群众，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写下了最为独特的篇章。
现在，延安大学图书馆是延安市规模最大，资源最丰富，管理先进，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图书馆（图十一）。它所成立的“中共党史资料中心”、“延安精神研究资料中心”、“陕甘宁边区研究资料中心”系统收藏了延安时期的革命文献（图三），同时，还建立了本馆的特色馆藏室，为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革命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延大图书馆至今还珍藏着延安时期的《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封面图）及解放前出版的数十种进步刊物，如《新青年》、《布尔什维克》（图一）等，这些珍贵的红色文献资料部分被保存在图书馆，部分被延安大学校史馆珍藏和展览（图九）。为了方便教学和科研，图书馆还将《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进行了数字化加工，建成了延安大学特色数据库（图五）。延大图书馆齐全的网络和现代设备，多达120万册的丰富馆藏，300多万册的电子图书和38个专题数据库，使它当之无愧的成为陕北最大的文献信息中心。
6 结语
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几座图书馆，陕甘宁边区还有许多著名的图书馆，如为了纪念陕北共产党组织创办人之一的李子洲烈士而更名的绥德子洲图书馆，1937年6月由边区青年救国会组织成立的延安青年图书馆，边区医院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这些图书馆都建设发展于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并在抗日战争胜利前达到了发展高潮。解放战争胜利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解散，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们或被撤销、或被合并、或被迁往华北、东北等地从事新的服务工作。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工作者面对恶劣的自然文化条件，从地区实际出发，依靠群众力量，全民办馆，开门办馆，面向社会办馆，为中共中央制定党的路线和战争策略服务，为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教育党的干部服务，为普及革命文化、宣传和动员广大民众服务。他们爱国、爱馆、爱书和一切为了读者服务的牺牲精神以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创新服务的工作精神对信息时代图书馆精神的构建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红色文献资源，而且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图书馆工作经验，也给现代图书馆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行为启示。
参考文献：
[1]杜克.宛若平凡亦辉煌[J].当代图书馆，1999，（2）：59.
[2]王仲齐.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图书馆[J].百年潮，2005，（7）：58-62.
[3]王星麟.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J].河南图书馆学刊，1995，（2）：2-4.
[4]赖伯年.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8：63，31，32，80，104，126.
[5]马建岗.图书馆简介[EB/OL].[2009-03].http：///booklib/About/？id=1.
[6]凤凰卫视.斯诺：中国抗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军政大学[EB/OL].[2012-08-06].http：///program/fhdsy/detail_2012_08/06/16587614_3.shtml.
为什么又去绍兴？
因为绍兴不仅存留了我和夫人的回忆，更是一处能抚慰我灵魂安宁的圣地。每当我内心有许多困惑或者对生活有些迷惘而郁结不畅时，我总愿意让自己靠近它。
对于出门旅游的人们来说，每到一个景区，总会被人告知，哪些景点是必去的。而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景点是我必去的，我必去的，一定是我内心想去的。
每次去绍兴，去的景点都不是很多，但鲁迅故里、青藤书屋、沈园却是必去的。而这次，我只是为了重游鲁迅故里和青藤书屋。
6月7日下午，骤雨初停。
鲁迅故里的天空，有些阴暗；
鲁迅故里的石板，有些潮湿；
鲁迅故里的游客，有些稀寥……
我以为这便恰到好处了，鲁迅先生的世界，本该如此――深沉静默。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的，鲁迅先生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作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鲁迅深味了人间的冷暖，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倘若换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游人如织，贾坐商行，在这样的喧嚣与热闹中，我们又将如何走近鲁迅先生的世界？
我暗自庆幸，能有这样的幸运，避开了热闹的人群，可以一个人游走在鲁迅故居，并不断拍下一些更有价值的照片。鲁迅故居里，偶有个别游客经过，也不大声喧哗，我们共享了此刻难得的宁静。
鲁迅故居大堂两边，各有一个展览室，左边是周作人，右边是周建人。参观完之后，我突然对他们的长相产生了兴趣。正所谓相由心生，同为兄弟，鲁迅和周建人极为相像，脸型同样的瘦削，眼神同样有光彩，看起来都是那种在骨子里有些顽强和倔强的人。但周作人却明显不同，他的脸型显得圆润，眼神里似乎带有些许淡漠和自私。据鲁迅母亲鲁瑞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如是说，也因此走了“异路”。
走了“异路”的周树人，终于变成了“鲁迅”，也扛起了这个家，并为周作人和周建人开辟出了一片天地。可惜，最终周作人还是有些“昏”，和鲁迅分道扬镳了。但周建人没有，他至死都在感激鲁迅为这个家，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永远记得大哥的教诲！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过，当我们处于人生顺境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鲁迅。我一直记得这句话。这些年，也突然感觉到了内心的绝望，也感觉到了“这寂寞又一天一天地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于是，又走到了鲁迅故里。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我唯一自觉能和鲁迅先生一致的，就是这样的立场。可以说，我有大部分的痛苦根源，正来自于此。
天大地大，只有鲁迅先生能给予我勇气和力量！
我静静地在鲁迅先生的卧室前站定，靠近“鲁迅故居”匾牌，请人帮忙留了个影。也许以后，特意再来这里的机会，总是极少的，但有了这张照片，也就有了寄托。
从鲁迅故居出来，又去了鲁迅纪念馆。
一路参观下来，不肯错过任何一张图片，一份资料。我仿佛又跟着这些图片、资料，重新温习了鲁迅先生的一生。
快出纪念馆门口的时候，我突然莫名其妙、毫无征兆地想起“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的事情，眼眶莫名的有些湿润，也许是天空又下起了细雨吧……
8日下午，同样也是一个阴天。
为了步行青藤书屋，我特意按照导航软件的步行提示，经过塔山公园，到鲁迅路口，接着左拐进前观巷，直行几百米，右拐进小乘弄，再步行几十米，就到了青藤书屋。
多年前，我和夫人因偶然的机会，邂逅了青藤书屋，满是惊喜。而这次，是特意寻访。
青藤书屋进门的院子，夏木阴阴正可人。左边搭了个葡萄棚，正是叶绿葡萄青的时候。徐渭有题画诗《题葡萄图》，此处应该是为了应诗景。《题葡萄图》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读之，诗人怀才不遇但又恃才傲物的复杂情感，溢于诗表。
徐渭，明代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字文长，号天池山人，晚年号青藤道士。徐渭性情放纵，屡试不第，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和戏曲，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然而后人对他的书画评价最高。
青藤书屋外屋陈设简单，但临窗有“一尘不到”的木匾，据说是徐渭的手书。“一尘不到！”“一尘不到！”我默念着这句话，心里却想：岂止是说书屋一尘不到，更应是徐渭内心一尘不到的真实写照！
我曾于偶然的机会，看到徐渭《驴背吟诗图》，简直叹服！画作以书法笔意入画，寥寥数墨，便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了意境深远的艺术空间。内心非有如此纯净脱俗，才能做出这样的画作。
我喜欢徐渭的理由，除了他多才多艺之外，更在意他能脱尘免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一个社会，需要经历多少岁月，才会出这样的一位个性卓异、多才多艺的人？
袁宏道誉其为“光芒夜半惊鬼神”的“旷世奇才”，并为之作《徐文长传》。
郑板桥曾刻“青藤门下牛马走郑燮”印。
黄宾虹说：“绍兴徐青藤，用笔之健，用墨之佳，三百年来，没有人能赶上他。”
我觉得，从艺术成就的角度来说，任何褒奖徐渭的话，都是不够的，他值得这么多人为他拜服。
8日下午，青藤书屋，只有我一个人在参观，很安静。我默默参观完青藤书屋，出来在院子里的石条上静坐，看自在岩上草木深，看葡萄闲抛闲掷野藤中，看竹林幽幽自带风……
想起徐渭70岁自题画像诗：
吾年十岁栽青藤，乃今稀年花甲藤。
写图写藤寿吾寿，他年吾古不朽藤。
突然感慨了几句：“宁静的下午，又去了青藤书屋。见葡萄闲抛闲掷野藤中，又见未老蹉翁坐园中，啸晚风。”
我这个异乡人，在B兴游荡的这几天，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去鲁迅故里，鲁迅给了我智慧，告诉我，一生要怎么活才能更有意义！
去青藤书屋，徐渭给了我勇气，告诉我，要守护自己像明珠一样的个性！
千辛万苦，有了方向，就不再辛苦！
千难万难，找到自我，就不再艰难！
《钢铁护士》主要讲了在美国的医院里，如普通冰箱大小的机器人已经在医院里代替护士小姐从事某些服务性的工作，譬如送衣、送药、送饭、运送病人，以及传送护理人员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它不仅能够自己说话，还能听懂人们在说些什么。真神奇啊！
看了这篇文章，我感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很发达了，许多功能奇特的机器人可以做好多人类做不到事情，有的帮助人类做高难度的手术，有的帮助人类在月球上拍摄照片，还有的可以为人类救火救灾。当今的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都能为人类造福，人们将用克隆技术来治各种疑难杂症，利用激光治疗眼睛，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
就说说我身边的科学技术——信息技术吧，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已进入了千家万户，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电脑。我家的电脑在我家也已安家落户了四年，从刚买来到现在，电脑帮了我许多忙，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和方便。电脑可是我学习上的好帮手。一次，老师叫我们预习语文，其中一项要查找鲁迅的资料。我想，到哪儿去查鲁迅的资料呢。对！电脑不是神通广大嘛！于是我打开电脑上网，然后搜索鲁迅，只几秒钟，鲁迅的许多资料全在眼前，我不禁欣喜若狂，马上选择需要的资料下载、打印，一会儿功夫大功告成。哈哈，电脑查找资料真是又快又省力，有了资料我可以更加有信心学好课文，还可以为小组争许多星呢。电脑对我的学习帮助可真大。我还利用它跟同学聊天互通信息、制作科技小报、帮助老师制作多媒体课件……真是不出家门，就知天下事。
如今，人们的生活已离不开科技，连我这个小学生也处处需要它，更别说各行各业了。但是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所以我们每个学生应该多动脑筋，多学点科学知识，长大建设祖国，让我们的祖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