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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三)地区分布不均
胡焕庸1935年根据当时创制的1933年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清楚地表现出东半部人口十分稠密,西半部人口十分稀疏,两者之间明显地看出有一条人口分界线。这条线的东北端起于当时黑龙江省的瑷珲(现称黑河),以此向西南划一条直线直达云南省的腾冲。当时把这条线称作瑷珲—腾冲人口地理分界线。当时计算,这条线以东的中国东半部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36%,而人口却占全国的96%;而这条线以西的西半部,面积约占全国的64%,人口仅占全国的4%。到80年代,胡焕庸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重新计算了这条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分布。结果是:东半部面积占全国的42.9%,人口占全国的94.4%;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而人口仅占全国的5.6%。这个比例数字同1933年的统计数字相比,仅有1.6个百分点的差别。因此,尽管解放以来国家曾一度重视西部经济的发展,人口增长较快,由于东部人口众多,人口也在同步增长,它们之间的比率,虽然经过半个世纪但仍没有多大的改变。
(四)人口素质低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全国1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8亿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15.88%;全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612万人,占总人口1.4%;大学以上(包括相当于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仅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60%。造成人口素质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文化教育水平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大陆20～24岁适龄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而印度为10%,泰国为16%,埃及超过20%,韩国则为38%。掌握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的高等专门人才,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竞争中最有效的资源。高等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
(五)人口结构
1.民族结构
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有56个民族,汉族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共有6723万人,占6.7%,大部分散布于西部的广大地区。解放后,由于政府推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各民族人民和睦、友好相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2.性别结构
我国人口的性别结构,一般都大致相近,有利于生产布局的合理组合。据1993年统计,全国男性占51.02%,女性占48.98%,男性多于女性2.04%。
3.年龄结构
我国人口各年龄组的比率同世界平均数十分接近。中年组为60%,少年组为35%,老年组为5%。中年组比率高,社会上劳动力充裕,中年所需抚养老年和少年的任务不重。但中年组的人口比重过高,尤其是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占一半以上,使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在短期内难于控制。
4.城乡结构
近百年来,工业发达国家城市人口日增,农村人口日减。据1980年世界人口资料,全世界平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9%,发达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69%,发展中国家平均城市人口占29%。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不够发达,城市人口比例较少,农村人口比重大,农民占绝对多数。1993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28.14%,乡村人口占71.86%,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仍然很低。5.职业结构
我国工业化水平较低,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仍占绝大多数。据1993年的资料统计,我国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6.4%,从事第二产业的人口占22.4%,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占21.2%。
(六)人口迁移
19世纪末至解放前夕的50年间,由关内迁移到东北3省的人口共3000万左右;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迁往世界各地的华侨约有二三千万人(不包括华裔);1950～1982年,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净迁人口3000万,年平均大约90万。
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有:1战争造成的人口移动;2灾荒造成的人口迁移;3水库建筑移民;4中、高等院校学生毕业分配;5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人口迁移。如建国初期,国家为了调整全国人口分布,开垦荒地,开发森林,开发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巩固边疆国防,促进各民族经济的发展,曾组织动员人口迁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某些失误,人口增长过快,农村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49～1983年农村人口出生由4.84亿人增加到7.8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4%;适龄劳动力由2.37亿人增长到4.47亿人,平均每年增长1.9%;在业劳动力由1.65亿人增长到3.4亿人,平均每年增长2.1%。在农村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同时,由于工业、交通、水利和住房建设占地,耕地却有所减少。农村劳动力平均播种面积1983年比1952年减少了45.7%。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来,广大农民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为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创造了条件,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民工潮”、“打工仔”、“外来妹”。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促进和沟通了城乡工农业产品的交流,繁荣了市场,满足了城乡人民的部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这种“民工潮”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盲目性,又缺乏教育和管理,从而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如自流人口对流入区的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资源浪费;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增加了城镇人口的负担;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一系列问题尖锐化,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
二、人口过快增长引起的有关问题
(一)土地资源强度消耗
尽管我国国土辽阔,但由于人口众多,土地的人均占有量小,加上全国耕地面积仍以每年平均30万ha的速度递减,由此,人均耕地已有1949年的0.18ha,下降到1990年的0.085ha,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4。全国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每年流失土壤约50亿t。我国草原面积3.2亿ha,但已有0.87亿ha的草原退化,493万ha的草原受到沙漠化的威胁。尽管我国近年来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但森林覆盖率仅仅达到13.4%,人均森林面积0.11ha,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
(二)能源紧缺
1993年我国消耗11亿t煤,1.4亿t原油,人均0.9t标准煤。而美国人均10t,日本4t,德国5.6t,中等发达国家3～5t。预计本世纪末,我国需要14～15亿t标准煤,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的能源生产要增长3～5倍,即30～50亿t标准煤,我国的能源缺口较大。
(三)水资源短缺
我国江河年径流总量居世界第5位,但按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来计算,我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全球人均的1/4,(前)苏联的1/7,美国的1/3,而我国水资源用量已占全国水资源总量28000亿m3的1/5,占全国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的1/2,其开发程度已居世界前列。由于我国水资源量地区分布不均匀,82%的地表水,70%的地下水资源量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的华北、东北、西北地区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18%,再加上降雨在时间上分配不均匀,70%集中在汛期,所以我国北方广大地区缺水十分严重,其中以华北平原沿海城市表现最为严重。
工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尖锐。据预测,我国目前全年缺水已达350亿m3,如不采取强有力的节水措施,到本世纪末将缺水1000亿m3,如不及时兴建一批水源工程,城市缺水量将超过200亿m3。
(四)环境恶化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的能源,因此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我国是以煤为主要能源的国家,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SO2排放量的90%都来自于燃煤,使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比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以烟尘和酸雨最为严重。我国多为古生代地层的煤,含硫量达5%～7%,最高的达10%～13%,中国每年排放1700万tSO2,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及四川盆地造成酸雨危害,重庆和广西柳州酸雨率超过70%,pH值为4.0。华中地区酸雨最为严重,其中心区域酸雨平均pH值低于4.0,酸雨频率在80%以上,对农业、森林、建筑物都有很大危害。
三、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巨系统,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系统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无序状态,要使这个巨系统由无序向有序演化、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其基本条件是各子系统之间要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协调这个巨系统各子系统发展的战略,因为这一战略从人类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全过程中全面、系统、综合地考虑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这一战略,可以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者协调发展,获得最佳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毫不例外地要过人口关,既要解决人口数量对发展的制约,又要迎接人口对发展的挑战。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质量是在人口数量得到有效控制,人口质量得到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实现的。人口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既有数量问题,也有质量问题,但现阶段数量制约是主要的。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表现为四大显著特征,即人口基数大、净增长量大、持续增长惯性大、人口对生活资料的绝对消耗量大。人口基数庞大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鉴于人口在持续发展问题上所处的特殊地位,我国人口的现实态势及其在制约我国持续发展诸因素中的作用,决定了现阶段实现我国的持续发展必须以控制人口数量、平抑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为突破口。因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将为我国人口素质的逐步提高创造必要的条件,进而从整体上为缓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增强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内涵发展能力奠定初步基础。因此,控制人口应成为现阶段持续发展一系列举措中的关键举措。具体地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把控制人口数量的工作纳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并置于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近代人口；社会史；东北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范畴，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大，其中包括对人口史的研究，学术界对社会史中关于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尤其近二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笔耕不辍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已具备了一定基础性的认识，对于历史上中国近代人口的研究有一些零散的资料，但仍然缺少专题性的著作。国外作品方面，仅以何炳棣所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较为全面。下面仅就查到的相关的国内重要论著加以整理介绍：
一、著作类
关于中国近代人口的著作很多，像东北经济区统治年鉴：我国历代人口之二――我国近代人口，金毓服的《东北通史》一书中也提及到了东北近代人口的现状问题，范立君主编的《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以及胡焕庸先生所著《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等，还有关于流民的专著池子华所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流民，作为一个人口组成的一个部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古代近代和现代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者在依据大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中国近代流民的发生机制近代流民的流向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影响，通过对流民问题的透视，有助于读者全景式地了解中国近代社会。
人口史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葛剑雄先生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此书三十余万字，不仅有中国二千多年以来人口数量变化及其原因和特点分析，而且还包括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人口分布和人口迁移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中国人口调查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现有人口资料的评价和运用等均作了论述。在中国近代人口问题研究上，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是姜涛，其相关著作有：《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1）、《中国近代人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以及发表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几篇文章“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其中，《中国史话・近代经济生活系列：人口史话》一书，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国人口流变的历史进程，并从时间和地域等方面着重对清朝前中后三期、南北方人口的发展变化作了细致的描述，深挖每一次变动的具体成因，为今后我国人口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姜涛同志所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之一种，包含了清初至新中国成立前人口增减、地域分布、人口流动态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构成、统治阶级的人口政策等等，不失为一本系统且详尽的人口性著作，可以说揭启了近代人口历史的面纱。
此外，还有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和一些文献类“中国人口”丛书著作：《中国人口（辽宁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7.12）、《中国人口（吉林分册）》（中国政治经济出版社.1988.10）、《中国人口（黑龙江分册）》（中国则政治经济出版社1989.4），其中行龙所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一书第一次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人口史进行了探讨。这是一部以中国近代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历史问题的学术专著。
二、报纸论文类
对于社会史中人口史的研究除了以上提到过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文章论文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东北近现代人口史的研究，如：胡焕庸的“东北地区人口发展的回顾与前瞻”、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再探―兼评中国人口东北三省历史人口部分”、王晓峰（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刘金福（吉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近代东北俄侨人口状况的历史考察”等，其中“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一文讲述了近代，特别是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的迅速增加。文中强调了大规模移民是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对于东北人口数量的增长以及人口组成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相关的学位论文，如：论文集“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陈彩章所著.民国丛书：第三编第16册.上海：上海书店，1930）、浙江大学范立君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吉林大学人口学硕士田步伟的学位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研究”、吉大刘新荣的博士论文“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任启平，陈才“东北地区人地关系百年变迁研究一人口、城市与交通发展”等等。其中，“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结合人口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从多个角度对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分析。探讨了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及变动趋势、东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空间分布结构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本文对东北地区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三、期刊类
期刊中包括人口史的文章主要有：姜涛的“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研究，1994，（03）.）“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04）.）、刘含若的“东北人口史初探”（学习与探索，1983年06期）、刘新荣的“东北地区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白学刊2012年第1期2012总第163期，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王国臣的“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学刊2006年第2期总第156期，延边人学经济管理学院，吉林延吉133002）、徐德莉的“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总第233期）、王晓峰的“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民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4.）、高乐才的“近代中国东北移民历史动因探源”（东北师人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总第214期，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还有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总第120期王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由茅家琦和池子华合作的“探索中国近代人口演进的历史轨迹―中国近代人口史简评”、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其原载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现已收入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杆1983年版）、阴山学刊2006年12月第19卷第6期由高忠芳，侯德仁发表的（苏州人学社会学院，江苏苏州215021）“铁路发展与近代人口流动”、宫玉松的“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山东财经学院社会科学部）等等。
以上期刊中的文章多侧重于对人口增加流动和移民问题的研究，例如“近代东北人口增长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近代化视角下的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问题。对人口流动迁移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社会史的大的方面去更加深刻的研究东北史，同时也是对社会史的又一次认识。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不难看出，关于近代人口史的研究还处于待深化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著作和文章多侧重于社会学角度，而社会史方向的研究较薄弱，且多注重人口的增长、流动、迁移对社会的影响，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方面。人口史学问题，作为社会历史学众多研究问题之一，以期在微观上对宏观研究进行一些细化的补充，期望在丰富中国近代人口史研究的基础上，也让人们在微观上更加深刻了解这一热点问题
参考文献：
[1]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M].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
[2]范立君.近代关内移民与中国东北社会变迁（1860-1931）.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7
[3]胡焕庸.中国人口地理（上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86.
[4]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一、专著
近十年来，国内出版魏晋隋唐社会史研究专著达30余部，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题性两类。在综合研究方面，共有4部多卷本社会史(包括社会生活史、风俗史)通史著作出版，其中有关魏晋隋唐方面的著作有8部。一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习俗史”丛书(1994年)，其中梁满仓撰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习俗史》采用分类叙述的方法，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节令、衣食居住、婚姻、丧葬、鬼神崇拜与宗教、娱乐等习俗，并着重探讨这些习俗的时代特征。臧嵘等撰著的《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从节日、服饰、饮食、居住、行旅、婚姻、丧葬、民族等方面，全面多层次地叙述了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并力图从若干史实中钩沉出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二为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丛书(1996年)，其中曹文柱主编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徐庭云主编的隋唐五代卷，展示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发展全貌。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其中朱大渭等著《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的轮廓和特征。内容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信仰及鬼神崇拜、节日、娱乐、教育、医药、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等。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全面展示了隋唐五代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社会风俗与精神生活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近4个世纪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四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多卷本“中国风俗通史”丛书(2001年)，其中张承宗等撰著的魏晋南北朝卷和吴玉贵撰著的隋唐五代卷，深入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并揭示这一时期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更多的学者则把视角放在专题研究方面，并取得丰硕成果。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详细考察了唐代各阶层妇女的生活与心理，以及妇女在文学、艺术、政治、科技、学术、宗教上的业绩。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叙述了隋唐内外交通干线、交通工具、交通制度、效能、作用、特点、地位等问题。吕一飞《胡族习俗与隋唐风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等)的社会习俗，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民歌、音乐舞蹈、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俗、节日庆典、社会风气，等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从乡村社会变迁的角度探讨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乡村社区，内容涵盖乡村组织、乡村管理、乡村建设、乡村商业活动诸方面。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唐代人口数量、各地人口增长差异与人口分布及迁移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书全面研究了唐代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状况与变动。黄新亚《消失的太阳》(湖南出版社，1996年)详细论述了唐代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情、风俗各方面的情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主要利用敦煌文书，对僧尼的生活方式如宗教活动、收入、遗产、丧葬等诸多方面进行探讨，改变了过去人们将僧尼生活简单化的看法。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揭示了汉唐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和内在规律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间的关系。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通过对华北地区生存环境、人口承载能力、饮食生活的内容和质量的考察，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段塔丽《唐代妇女地位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广泛运用社会学、妇女学、史学及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唐代妇女地位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深层次的系统分析与研究。孙若风《高蹈人间——六朝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运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六朝文人的放达与超拔。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按照饮食结构的框架而进行分类考论。
二、论文
人口、家庭、婚姻和宗族研究。此时期人口的研究倍受学界的重视，从研究成果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深入研究了魏晋隋唐各时期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的发展趋势。袁祖亮、尚新丽《三国两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认为，由于政局动荡，从桓帝永寿年间到献帝年间，是我国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时期，三国前期人口数量趋于稳定，三国后期到西晋太康年间是人口快速增长时期。王育民《西晋人口蠡测》(《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对西晋人口总量进行探讨，集中考察了以往大量不入县编户而被人们所忽略的人口，包括荫附户、官私奴婢、兵户、吏户、百工、鼓吹、流散户及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王育民还对十六国北朝的人口作了研究，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人口的发展是前降后升，北魏正光年间的北方户口数已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考察》，《历史研究》l987年第2期；《十六国北朝人口再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2期)。袁祖亮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十六国时期的户口变化不是前期耗减，后期回升；而是前期锐减，前秦盛时人口增至高峰，淝水之战后再次减少，人口变化状况呈马鞍形，即经历了减少——增长——减少三个阶段。他还提出北魏盛期的户口数尚未恢复到东汉水平(《十六国北朝人口蠡测——与王育民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该时期南北户口的消长变化上，指出魏晋、前燕、北朝时期北方户口呈增长趋势，而吴蜀、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户口呈递减趋势。胡阿祥《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王育民《唐代人口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认为，有唐一代人口发展呈马鞍形态势，即隋唐之际户口锐减，到贞观中期以后户口数量开始直线上升，安史之乱后复又下降，唐后期人口发展十分迟缓。相关论文还有李向军《三国人口考》(《辽宁大学学报》1988第3期)、陶文牛《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晋阳学刊》1993年第2期)、刘进宝《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方户口比重的消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另一方面，区域人口的研究也受到关注。薛平栓的《隋代陕西人口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利用“户口平均密度法”对隋代陕西的人口数量作了研究。崔明德《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分析了唐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结构、特点、人口移动的主要走向及唐帝国与少数民族争夺人口的斗争、降户反叛的原因等问题。陈勇《唐后期淮南道户口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996年第3期)详细考证了唐后期淮南道的户口数量。吴松弟《唐后期五代江南地区的北方移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唐后期至五代北方人民不断南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北方人民的南迁浪潮，其中以江南地区吸纳的移民人数最多。陈勇、刘秀兰《唐后期长江下游户口考》(《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认为元和时当地官方统计户数的下降，并不意味着本地区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这与当时人民流亡频繁、朝廷诏令不行、地方行政废弛有关。相关文章还有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等。
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伦常及家庭变迁等内容。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具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受到当时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冻国栋《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1990年上半年刊)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家庭规模结构呈现出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特点，这与南方兄弟异财分居大相径庭，这种差异的产生，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还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指出，东晋南朝时期的家庭伦常在全社会范围内被强化了，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一伦上。随着敦煌文书的出土，敦煌地区的家庭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年第3期)认为，家庭结构的残破化是唐中后期敦煌地区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导致家庭功能变迁的主要动因。
婚姻研究方面，庄华峰《两晋南北朝等级婚姻初探》(《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认为，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婚姻十分讲究门当户对，以保持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殊地位，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严重后果。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探讨了北朝门阀等级内婚制和民族通婚等问题。施光明也对北朝民族通婚的形式、特点及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北朝民族通婚研究》，《民族研究》1993年第4期)。薛瑞泽《魏晋南北朝的财婚问题》(《文史哲》2000年第6期)和魏向东《论魏晋南北朝财婚风气及其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则重点探讨财婚问题。李肖《论隋唐时期的婚姻习俗》(《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2期)认为，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引起了婚姻习俗的变化。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年第5期)详细考察了唐人的婚姻年龄、选妻标准、离婚改嫁和冥婚习俗等。姚平《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学术月刊》2003年第7期)指出唐代冥婚的骤兴是与唐代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唐前期经济的繁荣为冥婚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唐代对死后世界观的更新及性方面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和生理条件。此外，李聪、赵志坚《魏晋南北朝妇女婚姻散论》(《齐鲁学刊》1997年第5期)、易图强《两晋南朝士族子弟婚姻的量化分析》(《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志生《唐代工商业者婚姻状况初探》(《人文杂志》1997年第3期)、杜文玉《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等文章还对部分社会群体的婚姻状况进行了探讨。
宗族问题的研究也是关注的重点。张承宗、魏向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组织的主要形式有士族地主经营的封建庄园，以宗族为核心的流民集团及由族长控制的武装坞壁。宗族观念有三种主要倾向：重门第轻才德，重宗族轻个人，重孝悌尚复仇。此外，宗族问题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大族的个案研究上，内容涉及家族的源流、婚媾、仕宦、特征及兴衰原因等方面。如曹文柱《东晋时期陈郡谢氏琐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张灿辉《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孟繁治《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顾氏考论》(《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郭锋《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家族研究》(《许昌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起家与仕宦》(《北朝研究》1991年下半年刊)、《范阳卢氏的兴衰与历史地位》(《北朝研究》l997年第1期)，晓红、周征松《河东裴氏及其族源》(《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朱绍侯《济阳蔡氏郡望的历史追溯》(《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刘志安《唐朝吐番占领沙州时期的敦煌大族》(《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李卿、杨际平《汉魏晋南北朝的家族、宗族与所谓的“庄园制”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等。
社区研究。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认为，北朝时期，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乡村社会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相反，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田昌五、马志冰《论十六国时代坞堡垒壁组织的构成》(《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田梅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及其内部机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l998年第4期)等文对当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坞壁进行了探讨。
城市社区的研究也颇受重视。陈尚胜《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原因、类型及其与唐朝政府的关系，认为新罗侨民社区在唐朝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唐朝政府对侨民社区也行使行政司法权。黄煌《唐代的城市居民生活与城市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探讨了唐代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及文化精神生活，再现了商品生产发展和城市经济的进步。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通过对唐代各城市的考察，指出一个拥有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体制在隋唐时期业已出现。王维坤《试论隋唐长安城的总体设计思想与布局》(《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的遗迹，结合文献记载，对都城建制和总体设计思想进行了新的探讨。雍际春《隋唐都城建设与六朝都城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通过考察六朝时期曹魏邺城、前后凉姑臧、南朝建康、北魏平城和洛阳五个都城在规划建设上的各自风格和共性特征，揭示了六朝都城对隋唐都城建设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社会群体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内容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不同群体。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简修炜《论汉唐间豪族地主的两重性》(《学术月刊》1993年第1期)两文考察了豪强地主阶层。田昌五《对魏晋士族制度的历史考察——兼评陈寅恪的士族说》(《学术研究》2001年第1期)认为学界讨论魏晋士族制度时凭据的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标准，即门第和婚宦，是值得商榷的。而其后学申论其说就更是错误的。蒋福亚《南朝寺院地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论述了南朝寺院地主的形成过程。王永平《隋代江南士人的浮沉》(《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对隋朝文帝、炀帝两代君主对江南士人的政策与江南士人命运的升降浮沉进行了考述。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认为唐代官员与吏员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官多吏少的特点。相关文章还有杨煜达《试论汉魏时期南中地区大姓的形成和汉族社会的嬗变》(《民族研究》2003年第5期)、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
社会下层群体的研究也受到重视。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当时的雇佣劳动者一般人身并不依附雇主，他们佣金低微，受剥削重，但一般可以自给甚至养亲。他还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刑徒的来源及犯罪前的身份、犯罪判决、执行及刑徒的服役等法律问题(《论魏晋南北朝的刑徒》，《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l993年第1期)对唐代庶民阶层的知识水准、思想意识、行为观念等因素进行剖析，探寻其与治世的关系。此外，李鸿宾考述了为官府服役或主要服役于官府的四类工匠：短蕃匠、长上匠、明资匠、和雇匠(《唐代四种官类工匠考实》，《文史》第42辑)。李靖莉分析了唐代西部部曲的来源，认为它是从作人或由奴婢放良转变而来(《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部部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戴显群则研究了唐五代时期优伶的社会地位，指出他们一方面由于社会地位的卑贱而遭歧视，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的性质和艺术魅力而受捧场(《唐代优伶的社会地位及其相关问题》，《福建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关于隐士和流民等群体的论述有孙立群《魏晋隐士及其品格》(《南开学报》2001年第5期)，刘雅君《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3期)等。
妇女群体也是研究的重点。庄华峰《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时代，妇女以反传统的姿态登上了社会舞台，率性而动，自由表现自己的个性。周兆望、侯永惠《魏晋南北朝妇女的服饰风貌与个性解放》(《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则从妇女服饰变化方面来考察当时妇女的个性解放。刘振华《六朝时期南北妇女风貌之比较》(《学海》1993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南方多才女，而北方妇女的社会地位相对要高些。庄华峰《北朝时代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用文史互证的方法探讨了北朝鲜卑妇女的生活风气，认为北朝妇女的地位较高，其生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自由、豪放特点。周兆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兵》(《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研究了当时女子从军的情况。宁可、郝春文《北朝至隋唐五代间的女人结社》(《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认为北朝至隋唐间女人结社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有关。庄华峰、王先进《唐代妇女与体育》(《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探讨了唐代妇女参与体育活动的方式、特点、原因。相关文章还有杨小敏《与唐代后期知识女性的家庭伦理思想初探》(《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等。 转贴于
社会控制和保障研究。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从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利设施的开发保护、宫廷园林的修建、植树造林、森林保护以及国家环保机构的设置、环保法令的制定等方面论述了当时的环境保护情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干旱，动植物资源虽不及先秦秦汉丰富，其间的自然灾害频繁而且严重。刘华《我国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则从植树造林、生物资源和水利资源利用与开发诸方面探讨了唐代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保障方面主要是对各朝荒政及社会救济的研究。张敏的《魏晋南朝抚恤制度述论》(《文史哲》2001年第5期)认为魏晋南朝政权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抚恤制度，主要包括哀死和优抚亡属两方面。但抚恤作为社会保障的色彩极淡，往往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王亚利《论儒家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救灾理念的主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主要以儒家荒政学说的理论为指导，灾荒救治政策措施具有明显的儒学化色彩。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认为，在唐代无论是赈恤还是蠲免，其效果都是极差的。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解救灾民的生活，而是为封建王朝本身的存在保留劳动力。张有棠、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指出，唐前期由于政治清明，救灾治灾措施较多且效果明显，从而较好地维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唐后期的战乱等致使救灾措施往往大打折扣。潘孝伟系列文章《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唐代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同上1995年第4期)、《唐朝减灾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同上l996年第3期)对唐代备荒救荒措施的实施、减灾的行政管理及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王亚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思想初探》(《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盛促使人们对天人关系重新理解，由此形成了天道自然观下的进步灾害思想。但就总体而言，神秘主义的阴阳灾异说在当时仍占据主流地位。社会保障的另一方面是养老及侍老制度。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风俗》(《史林》2001年第4期)认为，虽然魏晋南北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孝治天下”，但是仍难以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门阀士族的养老待遇与庶民百姓的养老境况有天壤之别。
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研究。社会生活史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内容包括衣食住行诸多方面。服饰方面，陈昌珠《外来文化对魏晋隋唐服饰民俗的影响》(《民俗研究》1997年第3期)论述了外来文化对当时服饰民俗的影响。李蓉《唐代前期妇女服饰开放风气》(《中国典籍与文化》1995年第1期)、张庆《唐代妇女的流行服装》(《文史知识》1997年第3期)、祁嘉华《唐代女性服装的美学风格》(《洛阳师专学报》1996年第6期)等文都对唐代妇女的服饰进行了深入研究。饮食方面，姚伟钧《三国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唐代的饮食文化》(《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分别对这两个时期的饮食文化作了全面论述。徐连达《隋唐的酒事、酒宴与酒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论述了隋唐饮酒的时代风尚、酒宴中的豪华场面和民间宴会，以及名目繁多的酒令等。王赛时《唐朝人的主食结构》(《人文杂志》1999年第2期)具体考述了作为唐人主食的饼类、米类及花样面食。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指出，汉、唐时期的饮食原料和饮食成品市场均得到了同步的发展和繁荣，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两种饮食市场则呈现盛衰不一的情形。居住方面，雷巧铃《唐人的居住方式与孝悌之道》(《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8期)、《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对唐人的居住方式、住宅文化作了探讨。交通方面，黄正建《唐代的“传”与“递”》(《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研究了唐代“传”与“递”的内涵与发展变化情况。相关文章还有：拜根兴《饮食与唐代官场》(《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朱大渭《中古汉人由跪坐到垂脚高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王赛时《唐代的夜生活》(《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党焕英《唐代男女服饰及女妆概述》(《文博》1996年第2期)等。
社会风气研究。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认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曾有一个由“轻悍”、“好勇”逐渐向“怯懦”、“敦庞”的演变过程，并对隐藏在风气表象背后的各种社会动因加以诠释。韩东育《关于汉末魏晋世风的历史考察》(《天津师大学报》1994年第1期)认为，汉末魏晋时代人生价值尺度发生大转变，导致逐利慕势风潮甚嚣尘上。统治阶级上层奢侈腐败之风成为近年来学者考察的重点。张庆来、宋洪德《西晋奢风盛行原因及影响》(《大庆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刘精诚《腐败之风与西晋短期而亡》(《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3期)，王永平《论东晋上流社会的享乐风尚》(《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论北魏后期的奢侈风气——从一个侧面看北魏衰亡的原因》(《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梁满仓《北魏后期的贪污之风与治贪之举》(《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3期)，王雪玲《唐代的奢侈之风》(《唐都学刊》l995年第5期)，陈衍德《试述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唐后期奢侈性消费的社会影响》(同上，1991年，第2期)等文章都对这一时期奢侈腐败的表现、特点及其不良影响作了深入的论述。
社会风俗。于云翰《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风俗探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认为，地域文化差异的逐渐减弱，使城市风俗呈趋同态势，表现为日常习俗的趋同和语言、食品、日常用具、服饰及城市管理各方面的相近。区域社会习俗也受到关注。张弓《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通过对八至十世纪敦煌地区春月节俗的考察，揭示了中西文明在这一地区的交汇与融合。张萍《唐代的文身风气》(《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认为唐以前文身之俗仅流行于东南地区，至唐代始为中原大众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美的追求、流行的风尚。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宋刺青习俗是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孙立《魏晋南北朝饮茶饮酒之风》(《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对当时的饮茶、饮酒之风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罗新本《魏晋南北朝之风论述》(《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2期)和葛承雍《论唐代社会中的浊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风习作了探讨。刘达、辛向军《魏晋薄葬成因的考察》(《甘肃社会科学》l994年第1期)、牛志平《唐代的厚葬之风》(《文博》1993年第5期)分别考察了魏晋薄葬和唐代厚葬风气的成因及其特点。王昌焕《论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论述了唐代社会的神仙信仰风尚。梁满仓《论六朝时期的民间祭祀》(《中国史研究》1991年3期)具体考察了六朝时期民间祭祀的对象、特点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心态。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对大到社会的发展变革、小到个人的生产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人口文化既影响着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影响着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先进人口文化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内涵。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就是从观念习俗、制度规范等层面，倡导推进少生优育、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等新风尚，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人们婚育观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具体实践。那么，如何构建和发展先进人口文化，其基本路径在哪里？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着重围绕创新二字，在以下几方面做足做好文章。
一、创新人口文化内涵，在融入上下功夫
人口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男女平等、少生快富、生女生男顺其自然、女儿也是传后人等现代化人口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涵，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思想基础。我们在推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实践中，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人均观念，不断深化两种生产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口与经济、文化、社会科学发展的本质联系，不断丰富“恋、婚、孕、产、育、教”的文化内涵，切实把人口文化延伸到生命全过程，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健康素质提供先进的文化引导。各地要在创新人口文化内涵的同时，切实要把人口文化宣传融入到主流媒体大宣传之中，统一安排，统筹落实。融入到先进文化大发展之中，统一规划，统筹推进。融入到社区大家庭建设之中，统一部署，共建共享。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引领人口文化创新工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范人们的婚育行为，提升人们的文明素养。人口计生职能部门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发挥行业优势，促进人口文化宣传广播有“声”，电视有“影”，报刊有“文”，节日有“行”，让群众普遍享有免费的人口文化公共服务。
二、创新人口文化载体，在渗透上下功夫
先进人口文化对每个家庭、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普惠性。各地在创新人口文化载体中要立足家庭、面向社会，全方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对人口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各地要抓住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进一步加强县（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人口文化功能建设，进一步拓展乡镇人口文化传播中心、村（居）人口文化小区、社区人口文化大院和“会员之家”、“幸福家庭”的文化功能，坚持在传播中创新人口文化载体，在创新中提升人口文化覆盖面。人口计生部门要切实把人口文化渗透到生产、生活、生育、生态等各项社会活动中，让人们在田间地头、车间码头、医院诊所、茶余饭后、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等日常活动中充分感受到良好的人口文化氛围，达到润物细无声。
三、创新人口文化活动，在结合上下功夫
随着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各地在开展人口文化活动中一定要坚持多形式、多结合、多倡导，避免“文化暴力”，培养群众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要坚持把人口文化服务活动与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相结合，与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相结合，与创建幸福家庭相结合，在结合中增强人口文化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人口计生部门要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围绕育龄人群不同文化需求，广泛开展基本国策与法律法规教育，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教育，少生优生与人口早期教育，勤劳致富与就业创业教育，诚信友爱与奉献社会教育，充分发挥人口文化在提高人口素质中的引领作用。
四、创新人口文化品牌，在规范上下功夫
文化作为精神产品，本身应具有良好的品格和品味，才能给人们带来美的精神享受。目前我们一些地方在人口文化宣传上仍存在宣传管理的多，宣传服务的少，宣传内容冷漠生硬，缺乏“人本”、“人文”味道，群众难以接受。要提高宣传服务水平，就必须在创新人口文化产品上下功夫，切实把中央关于全面做好人口工作，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要求体现到人口文化产品之中。当前尤其要从人口文化户外宣传做起，确保人口文化户外宣传在内容上通俗温馨，注重情感沟通，体现人文关怀。在字句上工整清新，语句凝练，读起来顺口。在色调上温和环保，与自然境物协调，看起来顺眼。在位置上醒目庄重，布局合理，避免杂乱。在形式上因地制宜，突出“一地一品”，各具特色。在制作上定点定位，量身打造，使每一种户外人口文化宣传都成为当地的文化品牌，成为人口文化与生育文明的重要标志。
论文摘要：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口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的思想，计划生育事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的思想，以及新的人口治理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并且认为，实现这一战略，人口是关键。十三年来，江泽民同志始终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历史和新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坚持、运用、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人口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一、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相适应的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邓小平作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深刻地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始终注意把中国的人口问题纳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之中，并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必须相适应，人民生活才能提高，国家才能强盛，因此要求把人口计划纳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思想。他曾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初期，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人口增长快，社会生产力落后和经济不发达，人均耕地和资源相对不足，人口多而且素质差，等等“两种生产”不协调。这种种情况不改变，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为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质量，正确处理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面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决不能浪费资源和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因此，人口治理必须放在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局中去把握。离开整体协调发展的大局，单纯就人口谈人口治理，很容易导致将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割裂开来，片面强调人口自身发展的合理性而忽视社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合理性，很容易出现认识上和政策上的偏差。为此，江泽民同志牢牢把握邓小平人口理论中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发展问题的精神实质，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确立人口问题的战略地位，不仅从两种生产协调发展，而且从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宽广视野，和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时代主题的高度，深刻认识人口问题。在1995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首次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刻论证治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对人口增长的合理控制，没有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状况相协调发展，要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是很困难的”。在1996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再次明确指出，要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并将人口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由与其他因素并列提高到首要位置，提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人口是关键”。在2000年中央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又一次明确指出，“必须始终坚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治理思想，提出了在2000年、2001年、2021年和21世纪中叶实现中国人口数量控制目标、人口素质提高目标、生殖保健服务目标、计划生育工作改革目标分阶段实施“四步走”的行动纲领，使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由以往的被动管理型转变为能动控制型和超前调控型。这一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新世纪发展的基本框架，充分体现了江泽民同志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理论家的眼光和统揽全局的气魄。
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运用群众路线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问题的理论，提出了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
邓小平曾对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作过许多明确的论述，他提出了要采取以思想教育为主，结合行政的、经济的方法，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贯彻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此，江泽民同志指出：“在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实践中，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人口问题的路子……要把计划生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创建文明家庭、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十三年来，江泽民同志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所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的精神实质，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问题，特别重视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明确提出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主人地位和主体作用。这一主导思想的确立，使计划生育工作较好地处理了一段时期人口控制目标与群众生育意愿的矛盾，国家长远利益与群众眼前利益的矛盾，使从严控制人口增长的基本国策，逐渐被广大群众理解、接受、拥护，使许多在常人认为是难以协调的矛盾和问题得到化解和解决。
江泽民同志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贯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思想”。这一论述，鲜明地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计划生育工作的对象与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广大育龄群众作为生育的载体，既是计划生育工作关注的对象，但又有能动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辩证地看待并把握好计划生育对象与主体的两面性，是做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尤其是在部分群众对计划生育尚不十分理解，支持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十分完善，国家人口控制目标与群众生育意愿尚有一定距离时，正确处理“对象”与“主体”的辩证关系更为重要。江泽民同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思想，将党的群众路线融入计划生育工作中，将党的群众路线与计划生育实际工作相结合，使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计划生育工作的主旨，无论就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生殖健康而言，还是从国家繁荣富强的角度考虑，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牢牢把握住计划生育工作的主旨和主线是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为此，江泽民同志特别指出：“不可把完成人口控制指标同密切党群关系对立起来。我们应当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民主讨论的方法，在做好思想疏导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地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法规”。计划生育工作也要在关心维护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健康发展……各地区要认真贯彻计划生育既要抓紧又要抓好的指导方针，努力把抓紧与抓好统一起来”。为使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不发生偏差，他还特别强调，“要把改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方法，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作为考核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内容”。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计划生育中的作用，他说，“计划生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事，只有依靠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果。因此，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信任和依靠群众组织。这是许多计划生育工作做得好的地方的一条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经验……只要我们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并且通过群众当中的积极分子去做少数一时还想不通的人的思想工作，计划生育工作就一定可以做好”
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下，党的群众路线在计划生育领域得到创造性地运用，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得到空前的提高和发挥，在不断探索、创新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一是把计划生育政策交给群众。将有关的生育政策、奖励政策、人口计划、生育指标等向全体民众公开，上墙上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是把计划生育方法交给群众。在城乡许多地方实行了“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将以往节育方法由计划生育部门干预决定，变为由育龄夫妇自主决定。三是把计划生育的监督权交给群众。每年每个村“居委会”都将本地生育证的发放管理、超生费的征收管理、节育措施的落实等向全体民众公开，敞开各条渠道为群众参与计划生育监督创造条件。四是通过村级自治组织和基层计划生育协会等，组织群众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可以说，在解决人口问题这一世界性的难题上，人民群众的参与范围之广，掌握政策知晓程度之深，献计献策创新实践的积极性之高，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这种依靠发动群众进行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伟大实践，在中外人口发展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三、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依法治理人口的理论，提出了要重视计划生育的法制管理和民主法羽建设，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依法管理轨道的思想
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是我国的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把从严控制人口增长作为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部分，是邓小平人口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成果不同：人口出生后，无论智力、生理上是否正常，只要有生命就要消费；而物质资料生产在没有原料或出现其他原因时，可以关停并转。两种生产在实现形式上也截然不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以行业、部门的企业为实现单位；而人口生产是通过两性的结合，是通过婚姻和家庭形式来实现。由于家庭特有的利益和职能，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另外，人口再生产的周期较长，过去两代人之间的间隔至少在十几年以上，现在一般在二十年以上。由此，对人口再生产进行调节的难度较大，必须从法律上加以规范。
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计划生育政策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为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奠定了基础。我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8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与此同时，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颁布了地方计划生育法规或条例，为基层计划生育工作依法管理创造了条件。根据我国《宪法》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精神，为了保证青年人的成长和提高后代的人口素质，《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当鼓励。”法定结婚年龄是最低年龄，但不是最佳年龄。低于法定年龄结婚，属于违法行为，超过这个年龄结婚，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应当得到鼓励的。现时，婚姻法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第l2条进一步强调：“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由此可见。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自8o年代开始已从主要依靠政策管理步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有力地促进计划生育法制管理的进程。而且对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管理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管理和民主法制建设。他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应根据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的要求，抓紧计划生育的立法和有关行政法规、地方条例的修订工作。计划生育政策贯彻落实情况，应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加强民主管理和群众监督。2002年9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结束了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策和地方法规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历史。使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步入了法治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填补了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基本法长期缺位的空白。该法将宪法的有关条款具体化，将国家有关的基本方针、政策、制度法律化，并与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共处于同等的基本法地位。这在法律层次上提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地位，标志着我国以宪法为依据，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为主体，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相配套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建立。
四、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的理论，提出了计划生育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动摇，认为发展2l世纪计划生育事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
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思想，认识到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从我国人口、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现状出发，确定了计划生育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要求使我国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l2．5‰以内。这是邓小平为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2o世纪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而作出的科学选择和战略决策。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已有近五十年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在控制人口的方法上的经验教训，在1978年新《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第一次把计划生育写进宪法的基础上，1982年又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再一次强调了计划生育的重要作用。在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控制上，是邓小平第一次把计划生育工作制度化并上升为基本国策。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生产要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理论，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实践证明，实行计划生育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而不仅过去是十分必要的，在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要长期坚持下去，不能有丝毫的动摇。”2l世纪的人口治理，应是建立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具有较高的生育节育科学知识和科学手段基础上，以最安全、方便的节育手段和计生领域的科技进步推动和保障计划生育健康发展。为此，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将科技进步积极引入生育领域并以此推动计划生育工作发展，他曾明确提出，“计划生育工作也要依靠科技进步，努力为育龄夫妇提供更为安全、有效、易于被群众接受的避孕节育方法。”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要继续抓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强优生优育研究，切实加强群众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科学知识的普及。2OOO年中央佚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21世纪计划生育事业，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国家计划生育部门明确提出，应当特别重视将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技术和科学方法，系统地引入计生工作领域，并付诸具体操作实施。在这一新的技术进步治理理念下，国家计生部门提出，“十五”期间将在全国实施“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出生缺陷干预”和“生殖健康”三大工程，将科技进步促进人口健康与人口治理有机结合起来，使人口治理不再是单一的控制人口出生数量，而是使全体人民的生育节育能够在科技进步基础上享有更高水准的生殖保健水平。
五、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综合治理人口的理论，提出了新的人口治理思想
邓小平人口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新境界。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宽大眼界观察世界，分析研究中国国情，紧紧抓住“中国人口太多”这一客观现实，以敏锐的政治家的洞察力，抓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快会同国家经济建设产生诸多矛盾的事实，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等主张，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口治理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这一理论，提出了新的人口治理思想。
江泽民同志指出：“人口问题不只是数量问题，还包括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与分布等问题。要把计划生育工作与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资源、普及文化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妇女地位、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实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加快人口计划生育领域的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全面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从这些论述我们看出，新人口治理思想中最鲜明的特色是强调建立综合治理的调控体系和调控机制，即从管理体系上形成以计划生育部门为主、其他相关部门配合的多部门多渠道管理体系，并建立行政管理、宣传教育、法律制约、群众自治、经济利益导向、社会保障、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多渠道综合调控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3.0017
近年来，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初步探索及民族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界的大力倡导引发了我国内地研究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相关议题的关注。其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重要的研究主题之一。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虽然这一主题的研究并未能精确匹配，但事实上该主题的研究已颇具历史。究其成因，主要是由于这一主题研究涉及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两个关键词，这些不同的逻辑关系并非是理论或概念上的区分，而是由于其在历史实践中的不同发展脉络而形成。
一、美国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研究渊源
西方国家“少数民族”的内涵、社会工作的实践进程均与我国存在诸多差异，以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进程最具典型性的美国为例，由于其社??工作发展的原发内生性，其针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在历史实践中就具有高度的交叠性。在美国，“少数民族”的内涵，即除了欧洲大陆迁移的萨克逊人外，所有原住民（包括印第安人、阿拉斯加人等）、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在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在萨克逊人的价值观中，这些与其存在差异的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因此，“慈善组织会社”、“社区睦邻运动”，其内容的重要应有之义就是对城市中这些“少数族群”的“道德提升”。就此而言，美国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在实践之初的内涵中暗含如下预设：第一，少数族群是落后的、有待改变的；第二，其需要改变是由于其是从“原始”或“农业”生产生活方式进入了“工业”、“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从“非主流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第三，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工作服务主要是在城市中，因为这些人群聚居于城市的“下只角”，其需要改变的原因也是其无法立足与适应城市生活。基于此，“民族社会工作”的内涵即涉及社会工作服务于聚居城市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原本并不源自于城市，而是源自于由“乡”（原始或农业社会）向“城”（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社会工作服务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内涵基本等同于其针对移民与原住民开展社会工作的内涵。因此，美国“移民和原住民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具有直接参考价值。
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前，由于当时美国社会“同化”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导致其移民与原住民社会工作实务并不注重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与歧视压迫，因此，有关城市中移民与原住民的社会工作研究也并未被贴上“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标签而单独被提及，只是在诸多研究中赋予了城市“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的内涵。
（二）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才进入社会工作实务与研究领域，并出现了一大批相关著作，如该领域第一部著作是Solomon于1976年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总体而言，在相关研究中，偏重临床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与注重社会行动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是该领域的两大基本取向。
第一，个体主义的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多元文化主义”。其由美国学者Horace Kallen于1915年首次提出。对于如何界定其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其中Sanders认为，肯定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让个人尽量保持传统文化的特色，并使不同的文化传统融入社会，从而反对单一的主导文化[1]。而Cashmore认为其核心观念是：“不同民族或文化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和谐共存[2]。上述两个定义从多元文化主义的个体与社会属性两个层面予以揭示，体现了其尊重民族文化差异与保持和谐共存的哲学内涵。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指引下，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工作需从文化敏感的视角来开展少数族群服务[3]。民族敏感性社会工作建立在对案主所拥有的多元化民族身份的理解基础上，把对不同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群体的理解与社会工作的理论相结合，以案主所属的民族群体身份和社会阶级地位的价值和地位为导向[4]。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时，需询问案主愿意选择何种方式进行工作，而不是想当然采用多数民族的惯例，或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的成见[5]，应将焦点集中于案主对自身文化经验的阐释[6]，需保持文化敏感性，同感案主的文化背景，探索其需求所在。同时，在方法与技巧方面，Harper & Lantz提出八项跨文化治疗要素，并辅以案例分析不同族群的跨文化方法[7]，还有研究者Morales & Sheafor采用生态系统评估模式讨论若干微观和宏观案例[8]。总之，民族敏感社会工作是在多元文化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关注少数族群案主及其所在群体文化差异，并在实务中尊重并利用这种差异的方法与技巧。此种社会工作取向具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开展的实务。
第二，结构主义的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倡导对现有不公平社会结构的改造。伴随“反种族主义”运动的高涨而深受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的青睐，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随之涌现。Thompson指出，歧视产生的重要方面是研究历史结合了某些生物类别的低劣假设[9]。显然，上述观点揭示了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与压迫来自于萨克逊人固守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观，并将这种进化观固化在其统治地位的过度政治化和结构化上。Dominelli强调反压迫理论的中心是，分化产生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产生压迫的方式[10]。由此可见，在美国，反歧视反压迫的社会工作实务致力于打破这种错误社会观所带来的对少数族群在社会结构上的歧视与压迫。而在反歧视反压迫的民族社会工作焦点中，Morley指出，反歧视与反压迫社会工作的核心是围绕着个人及结构层面的运作如何导致权力不平等，以及如何察觉、批判与消灭这些不平等[11]，同时，在实务方法上，Dalrymple & Burke指出：“利用机构资源和专业性帮助，把工作放在感情、观点和行动之间的联结上，以便支持弱势群体。”[1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除美国外，英国、新西兰、加拿大与欧洲等地倾向于使用反压迫实务取向取代反歧视实务取向。就反歧视反压迫社会工作的发展而言，无论其术语如何变化，但其哲学基础与核心内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其价值取向是结构主义的，其实务模式是社会行动取向的。
（三）对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评述
综观美国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脉络，其起源于社会工作诞生之初，但被单独提及并予以深入探讨却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与反歧视反压迫取向成为该领域研究与实务的主要取向，对西方国家影响甚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取向仍未超越原有的实务模式与研究方式，并未真正形成有关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独特实务模式与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更为关键的是，由于中国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巨大差异，在借鉴其民族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时也有诸多方面值得深入反思。一方面，就民族敏感社会工作而言，在西方国家，其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移民与原住民，其移民与原住民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少数民族形成与发展有着质的区别。这种质的区别体现在文化的统一性与延续性程度上。在美国，其移民与原住民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发展脉络是断裂的，民族敏感的社会工作十分强调保持少数族群文化的独立性，而在我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借鉴中形成的，并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因此，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完全独立与断裂的。这一点在我国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与实务中需引起注意，其适应性问题，应谨慎对待，在本土实践中需进一步探讨与摸索。另一方面，就反压迫反歧视社会工作而言，西方国家的研究结论也并非可以照搬，因为其社会制度与我国也有质的区别。众所周知，西方国家的民族问题，其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本质是阶级压迫的表现。而在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包括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面临的问题是由我国改革开放的和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而产生，属于社会转型阶段必然出现的问题，并非由压迫与歧视而产生。因此，对待西方国家这种社会运动式的民族社会工作取向更需谨慎对待，更需在本土实践中加以进一步研究与探讨。
二、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台湾地区，与内地“少数民族”概念最为接近的是“原住民”的概念。而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对应的概念为“都市原住民”。在台湾地区，有研究者认为，原住民社会工作在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之后才开始被考量[13]。而有研究者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将其分为三个阶段：1987年以前，社会工作同化融合期；1987年至2000年的过渡期；2000年至今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发展期[14]。综合来看，不管是哪种划分方式，都体现了台湾的原住民社会工作是由“同化论”占主导思想的原住民社会工作逐步过渡到以“多元文化主义”为主导的原住民社会工作。其中，标志性的转向事件就是“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的成立。
（一）“同化论”主导下的台湾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在台湾“原民会”成立之前，“福利殖民”成为现代国家同化原住民族的社会规训，不让原住民以自己传统知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被迫进入残补式福利框架，以一种“加码式”的福利津贴来解决原住民问题[15]。随着台湾地区的都市化，原住民移民都市的人数急速增加，原住民对家乡仍怀浓厚乡情，但认同距离却持续扩大，虽置身在都市现实中，却无法真正认同或融入都市社会，另一方面，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原乡部落解组、老幼失联问题也呈现严重化趋势。1984年“台湾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成立，其激发了原住民觉醒及领导抗争运动，使政府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服务跨越以往强调生活改进的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主要取向，即通过自上而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对处于城市中的原住民青年和处于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分别实施“残补”性的救助，事实上并未考虑到以其自身需要的方式为其提供福利救助，在这一阶段针对原住民的研究大多站在施政者的角色地位将其定义为“原住民问题”，对待都市原住民的态度亦是如此。因此，这一时期，台湾地区针对都市原住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同化论”色彩，并未重视与观照“都市原住民”的主体性。
（二）多元文化主义的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
台湾地区“原民会”的成立，使得台湾原住民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台湾地区开始重视原住民的心声与诉求，并委托学者进行调查。李明政等的原住民儿童福利需求调查发现，都市原住民父母在教养子女方面遭遇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儿童的休闲场地不够、托儿所或小学距离太远、不知如何带孩子或引导孩子学习，也显示提供孩子学校学习的协助是必要的。因此，如何从即时性的需求与长期性的的需求全面观照都市原住民的生活是服务所不可忽略的[16]。同时，李明政归纳综合台湾地区各级政府针对原住民提供社会福利工作指出，都市原住民生活辅导是为协助都市原住民适应都市生活，政府在各都市地带所成立的“原住民生活辅导中心”，运用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大专社工相关科系毕业生担任生活辅导员，对都市原住民提供法律及各种福利服务[17]。在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指导下，针对原住民的社会原则及方法被台湾学界加以归纳。庄静雯访谈三位原住民籍社会工作者，归纳出其对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内容，认为协助原住民案主了解社会生产的规则及协助都市原住民生活适应，了解大多数人的生产规则的前提下，让原住民选择如何适应这些生产的规则或都市的生活[18]。学者王增勇提出了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原则，包括肯定世界观的独特性、发展反殖民主义的意识、运用传统文化来保存认同与集体意识、充权等[19]。
（三）反压迫反歧视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的发展
检视近年来台湾地区相关研究发现，已有诸多研究者开始从反压迫反歧视的社会结构层面开始反思台湾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政策。如童伊迪、黄源?f认为，目前原住民社会政策最令人诟病之处在于欠缺长远规划，短线操作的结构导致服务提供的成效有限[20]。除了上述政策方面的缺陷外，台湾主流社会对原住民的歧视也值得反思。吴桂芳认为，长久以来，社会大众对原住民族的刻板化印象是贫穷、依赖外界资源与身处社会边缘等（近来政府直接将原住民归类于弱势家庭，属重点协助对象）。政府重视原住民的生存需求与自主发展，政府的预算在增加，然而，原住民的问题却没有减少，只见需求面与供给面的鸿沟越来越大[21]。
综而述之，台湾地区原住民社会工作的发展基本类似于欧美国家的发展历程，即从“同化论”取向逐渐转向“多元文化主义”与“反压迫反歧视”取向。因此，从研究内容上看，其都市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也是伴随着这一发展脉络而不断向前推进的。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政策咨询类研究还是学术类研究，其在研究方法上始终坚持经验取向，扎根“田野”，且研究结论也始终专注于对相关实践的改进，这些均对内地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政策与?鹊氐拿褡逭?策差异显著，对其相关研究成果的迁移与借鉴需谨慎对待。
三、中国大陆相关研究概况及评述
在我国内地，由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格局是“嵌入性”的[22]，因此，若要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检视，在逻辑上，首先需考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现状，因为这种传统的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被认为是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前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亦称为“行政性社会工作”的形态[23]。可以说，对其研究现状的考察，为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与创新依据。
（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者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的关注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和其在城市中各种问题的凸显而聚焦于此。郑杭生等认为应从社会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宏观视野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科学化[24]。自上而下的控制型管理方式已很难适应对动态社会有效管理的需要[25]。只有通过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才能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26]。在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双重动力的推进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障碍和心理障碍，阻碍了其城市融入[27]，使其关系融入与制度融入难等问题凸显[28]，因此，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近几年学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检视近年来中国大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成果众多，内容丰富。研究者们均结合对当地（如广佛肇、长株潭、武汉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指出目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存在理念滞后、主体协调与联动机制不健全、方式单一、公共服务匮乏、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并从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机制、立足社区、加强流入地流出地协作、多服务主体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对策与建议。
不难发现，国内研究者已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问题探讨颇多，但综观服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其内容的要义即是对传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弊端予以揭示，并认为，若继续对其路径依赖，将无法适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需予以革新。
（二）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现状
公共管理归根结底是服务，社会管理的本质就是公共服务[29]。当前，这种新公共服务观（New Public Service）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是服务型治理，即通过有效地提供社会服务而参与社会治理[30]。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正处于摸索与试点阶段，且社会工作教育先于社会工作实践，因此，与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甚少，对该领域研究相关议题的探讨并未单独呈现，大多研究结论只能从国内学者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意涵、领域和发展路径等的相关研究予以探寻。在意涵上，民族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与民族工作的交叉[31]，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32]；在实践领域上，研究者们从经济发展与文化持守、个人与群体将民族社会工作的任务结构一分为四，即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以及族群和社区宏观的经济发展、文化持守[33]，还从“边界跨越”与“文化敏感”两方面来界定民族社会工作的内容[34]；在发展路径上，其为嵌入性发展，包括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35]。
检视上述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目前研究者们已在概念和类型等宏观层面确立了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内涵与边界，使其作为社会工作的分支学科或分支领域得以存在。因此，上述研究成果大大推动了我国内地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的同时，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值得深思，即这种研究倾向虽然能够迅速在学理上建立起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应然价值所在，但并未涉及其实然价值所在，即并未涉及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基础与实践价值所在。就像莫顿指出帕森斯对科学的误解――思想体系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观察之前就能有效地确立起来那样。
目前，内地该领域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并非以经验取向为基础。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论的非经验取向也许并不利于内地有关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影响该领域研究的学理价值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学理价值看，这种研究取向会造成研究结论的趋同性。所谓研究结论的趋同性，并非意指研究者所得结论的趋同性，而是指在探讨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议题时，如基本意涵、价值理念、服务内容、工作方法以及发展路径等，其研究结论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对上述议题的研究结论鲜有趋异之处。这样的研究结论对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乃至民族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学理价值的挖掘及持存是无益的。
其次，从实践价值上而言，上述研究取向会造成相关研究结论的悬浮，即有关民族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相关研究成果的实践指导和政策咨询意义式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价值。回归本源来看，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工作专业，无论是在历史渊源上，还是在当前实践中，其都以经验研究，特别是以实地调查作为其方法论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形成，理论模式的构建都应扎根于对实践的观察、理解与概括中。检视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无论是欧美基于多元文化主义和反压迫主义的种族、族群社会工作研究，还是台湾地区的原住民社会工作研究，其均植根于本土实践中。反观国内，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更多的是非经验取向的，这样的研究取向所得结论在实践中容易造成“专业悬浮”，从而落入无用武之地。
四、研究展望
基于对国外（美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的综合考察，目前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且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在国外，以美国为典型，其研究呈现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种鲜明视角，研究方法以实证取向为主导，研究成果大多基于社会工作者对自身行动实践的概括与总结，但并未形成该领域统一的概念框架与实务模型，更多的是在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分析框架中（如增权、优势、生态系统论视角等）对该领域相关问题予以分析。在台湾地区，其该领域的实践起步略晚，研究大多基于现有行动实践，但大多以实务经验反思为主也尚未形成其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务模式。而就中国内地而言，该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最早的相关文献出现在2006年，2012年后呈迅速增长之势，但由于其主要推动力量为民族类或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主体，因此，研究成果大多以学理性探讨为主，聚焦国内已有实践的研究成果甚少。
综合国内外既有研究所呈现的特点和内地社会工作本土实践的发展趋势，在后续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研究中，可在如下方面予以深化。
第一，在研究内容上，聚焦于国内已有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实践，挖掘该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与其他领域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凸显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工作嵌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后，在解决这一群体实际问题过程中在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工作方法与技巧、存在的优势、问题和服务效果等多方面显现出独特性。
同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凤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专著。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工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都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时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竞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竞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竞争，这种竞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5%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工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8］。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工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识，“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专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匮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15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工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
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邱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娼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
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5年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因而邱致中编写《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时候，参考资料极为匮乏，必然会对吴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指导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概念及特征上的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含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观点，同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和其他哲学方法相区别，可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体现唯物史观的特色。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种具体形式，是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一个综合的方法论，是理论研究与评价方法论及群众社会实践方法论的统一，是科学预测和理论建构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下列四个特征，而这四个特征在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专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论，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的新唯物主义立足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壁垒的作用下， 流动人口的流动率逐渐增大，其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没有获得应有的保障，也不像城市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同等的待遇。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观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给社会造成影响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论，它从社会历史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本质，从社会历史的偶然性中找到社会历史现象的客观必然性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可以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就告诉我们，要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找到该问题产生的本质和规律，从而不局限于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表面现象的研究而深入其本质研究，从每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中探究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以期准确找到其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研究和探析社会主体――人的本质、价值的方法论
流动人口是由各个单个的人组成的群体，属于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为什么其社会保障问题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主要是由于其本质属性的特殊性决定的。流动人口很大一部分由农民工等低收入弱势群体构成的，既然是弱势群体就比其他群体值得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该社会现象的影响程度。所以，要解决好该问题要先从流动人口这一社会主体出发，研究为什么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要比其他社会主体的严重和能不能从这一社会主体入手来找出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比如，很多流动人口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水平较低，并不了解社会保障的知识，也不了解自己可以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这就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培养其人文素质。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学说作为科学的思想学说，真正反映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包括人的意识和素质建设的关系。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告诉了我们这里的社会主体特别指流动人口的研究价值。
（四）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和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进行实践的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无产阶级只有自己起来拯救自己，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而不能只指望统治阶级的改善政策，才能最终改善艰难处境并实现崇高理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同于其他纯理论方法的关键所在。作为一种特殊的阶级――农民工，在外漂泊的不安定生活更需要得到社会保障的帮扶和救助，他们除了辛勤地工作，努力靠自己的双手来改变命运，但现实是很多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却得不到解决。这就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对人民群众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方法，对统治阶级政府也是值得借鉴的实践方法，特别是在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方面的实践措施。
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内容体系上的指导意义
（一）辩证决定论方法及其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决定论原理是辩证决定论方法的理论根据，其思想内容阐释了社会历史的本质是自然历史的过程，其内在所固有的社会规律具有辩证性质；社会历史又是具有一定能动性和选择性的人所进行的活动过程。该原理指出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及人的选择性、受制约性，能动性及受动性是辩证统一的，需努力把握社会规律；进行正确的主体选择；坚持主体选择与社会规律的统一。
辩证决定论正如历史唯物主义在其特征里告诉我们的道理一样，抓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产生的本质和规律才能正确地为解决该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和措施。这里还强调了人在活动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选择性，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在其社会保障问题中的能动性和选择性的重要程度。我们要着力解决流动人口的能动性和受动性、选择性和受制约性的矛盾，这才是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长期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流动人口，不能自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社会保障措施，使其选择性受制约，这就找到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即解决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壁垒政策。
（二）历史本体论方法及其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要求唯物主义地看待社会历史，体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一原理指导大众如何正确地了解、评价及改造社会，是历史本体论方法。这一方法论内容主要有：区别社会生活的第一性现象与第二性现象；以社会存在说明社会；以改变社会存在为根本来改造社会；唯物而辩证地认识和解决各种思想问题。
历史本体论方法，即历史的唯物论方法告诉我们，要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需判别该现象是第一性的还是第二性的，也就是说需区分该种社会现象与人们对它的反映或歪曲等，杜绝假象而认清社会的真实状况。例如，要弄清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现实状况，并对于所采取的保障性措施实事求是，切实做到解决实际问题。流动人口是社会存在，而它产生的相关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得到切实的解决。而社会存在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是社会的本原和决定方面，所以要切实改变社会保障问题流动人口自己也要做出努力，不能仅局限于社会意识领域，要利用其主观能动性创造必要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以从根本上改善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
（三）阶级分析方法及其指导意义
阶级分析方法的含义是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在联系生产力的基础上以经济地位等生产关系的差别来宏观分析人们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点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分析方法主要将阶级在经济地位上划分，以阶级对生产力的作用判断其是否进步，将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标准操作化，区分对抗阶级矛盾与非对抗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主体，所以农民工的阶级分析很重要，只有对农民工的阶级分析清楚才能保障其利益。然而，流动人口的产生也是由于农民脱离农村到城市工作暂住形成的，而很多农民来到城市工作的岗位却与农民的身份有着千差万别，他们不再只是充当农民的角色，大多已成为现代产业的骨干，优秀人才还能成为现代企业的高级技工及管理者。所以，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阶层定位就没那么简单。农民工已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从农民阶层快速走向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岗位，充当着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但农民工的身份仍明显处于尴尬地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及户籍壁垒的作用，使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利益收到威胁。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社会保障”演变成了“社会不保障”，其享受利益收到损害，进而损害其生存利益。所以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农民工阶级的特殊性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农民工的根本利益，从而对研究社会保障问题使农民工的利益受损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四）群众路线方法及其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基本观点便是群众观点，其明确地阐明了历史的创造者是以广大劳动群众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同时也承认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正确阐述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的方法论化，要求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的中心是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本文多次强调社会主体的重要性，其需研究的社会主体是流动人口，研究的事件是该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而流动人口的利益代表着群众的利益，所以在这里将详细阐述群众路线方法的重要指导意义。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一切为了群众，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作为评价的好坏优劣为最高标准，这是一个带根本性和方向性的原则问题。这就告诉我们流动人口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利益问题是党急需解决并妥善处理的。一切保障性工作都要站在流动人口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对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党要依靠群众解决该问题就要组织并鼓励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也就是流动人口要为自己的社会保障利益而斗争，在实践中做出努力。群众路线是从调查、决策、执行和反馈四个步骤展开的方法。这一方法坚持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以满足这些需要和利益为归宿。及时地找到流动人口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有效解决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着想，所以要研究该问题就必须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找出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因此，在第一个步骤调查中就要找到深入流动人口这一群体找寻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不平等、体系不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水平偏低等。做好第一步就要做出决策，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如：加强宣传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意识；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投入力度；实行按劳分配，提高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制定流动人口社会福利优惠政策；加快构建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等。当解决的办法找到后决策也就做出来了，接下来就要进行执行和反馈了。不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主要帮我们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提供如何进行研究的方法，执行和反馈步骤由执政部门执行就可以了。
综上所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所包含的各种方法，是“一总多分” 的关系。其中，辩证决定论方法是总方法，其他方法是总方法的特殊表现形式和特别补充，共同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内容体系。不管是哪种方法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指导着我们正确认识、评价和改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都对我们深入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起到关键作用。
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整体指导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要部分，研究和认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无论对我们观察分析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还是亲自参加社会实践寻求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方法和措施都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
（1）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指导我们研究评价具体的社会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有利于我们对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作出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和科学的评价，深刻而科学的评价有助于为该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研究信息。
（2）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我们真正识别和客服现实生活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提供了一把钥匙。[4]恩格斯具体论述了唯物主义方法的应用，曾指出唯物主义方法不能只被当成现有的公式和标准去应用。同样，要研究并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不能把唯物主义方法当成现成的公式或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前人的研究成果和解决类似于该种民生问题的经验，要敢于创新，敢于实践，敢于探究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历史唯物主义有利于我们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定研究新成果的决心，坚定解决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的信心，使我们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和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问题。当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研究流动人口社会保障问题时，有利于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从而有利于保护流动人口的利益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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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
年龄结构类型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0～14岁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龄中位数20岁以下20～30岁30岁以上
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
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
60岁及60岁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汀H嗣嵌阅壳白芎蜕实乃街谒捣诅。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表1各种中国人口预测方案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参数比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预测单位或个人平均出生预期寿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联合国(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银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鹏(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学军（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报》，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杨光辉，1984年，《迈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气象出版社，北京。
(7)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表2是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结果。
表2中外单位或个人对中国下一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规模的预测单位：亿
预测单位或个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联合国(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银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国老龄委员会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鹏(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学军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资料来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丝诶狭浠讨欣夏耆丝诘奶氐慵坝纱瞬亩陨缁峋玫挠跋於蓟嵊兴浠馐侨丝诶狭浠讨幸酝幢还惴喝鲜兜牧硪桓鲋匾矫妗U饫锝擞玫谌⑺拇稳丝谄詹槭荻灾泄夏耆丝诘母婀婺：透媛式蟹治觥＃?）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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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口碑社交网络
一、何谓网络口碑
2006年10月，一个成立才两年零4个月的国内网站“口碑网”（）获得被誉为全球最佳的B2B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的正式战略投资。口碑网旨在打造全国最大的本地化生活社区，由于该网站在各地餐饮休闲、房产交易两大分类信息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目前已有注册会员近200万，被评选为2006年商业网站百强和成长最快商业网站。口碑网的建立和成功，意味着传统社会中口碑传播活动开始得到规模性的商业利用。
作为一个信息交换平台，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消费者传统的信息搜寻和沟通方式，为他们获得、交换产品和服务信息提供了全新天地。自B2B概念兴起以来，有关产品、服务和公司的口碑信息在网络环境中的传播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自己在消费方面的体验、看法在网上发表、与人分享，传统的口碑也因此突破了口头形式，借助互联网产生了新的形式——网络口碑。
口碑(WordofMouth)即口头信息，是存在于日常口头传播中的关于某个对象的言谈、评价信息及其反映出的该对象的公众印象。通常认为，网络口碑(Internetword-of-mouth)是指商业消费领域的口碑，即公司或消费者(合称网民)通过论坛(BBS)、博客、视频等网络渠道和其他网民共同分享的关于公司、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这些信息相应的传播效力会影响到有关品牌、产品及服务的信誉度，也就是网络口碑，从而也会在某些方面对其生意造成一定的影响[1]。如今商业领域的网络口碑已广泛涉及到衣、食、住、行、玩，以及书籍、音乐、影视等物质或精神的消费，企业越来越注重网络口碑营销，消费者在消费决策中更越来越多地依靠网络口碑获取有关信息，口碑搜索因此成为新的网络热点。
本文所称的网络口碑，是指包括消费者在内的所有网民参与的对话交流活动，因为今天网络口碑已涉及到包括消费领域在内的众多社会领域。作为一种自发、自组织的传播活动，网络口碑具有与传统口碑不同的天然优势或特点。
1、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大
传统口碑是一种人际传播活动，受到口耳相传的限制，传者与受者的数量有限，信息扩散速度相对较慢。网络口碑以互联网作为传播平台，口碑信息可以籍由众人浏览、链接、复制等手段在短时间内做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口碑影响的范围从日常人际关系圈扩展到无数网民，这种广度和速度是传统口碑所不能比拟的，但它又基本继承了传统口碑的可信性特点，因此对网民信息搜寻、论证评估、消费决策以及态度的形成和变化都有更强的影响力。此外，传统口碑难以规避随时间推移而范围扩大后产生的关注热度衰退，而在网络口碑活动中，网民新的创造性言论、更新信息刺激的加入，常常使得讨论的热情得以长时间持续，口碑内容也不断增加，并吸引更多的眼球，进而使得网络口碑传播实现了边际效应的递增[2]。例如，在2007年持续两个多月的华南虎照片事件中，网上讨论随着“摆拍说”、“年画说”、当事人“用脑袋担保”、开通博客、专家鉴定等新增情况的出现而变得一波三折，波及范围越来越大。
2、口碑内容物化，可查性强
传统的口碑信息主要存在于口头言谈或大脑中，只有在言谈行为发生时才可感知到有关信息。但是，在网上口碑信息则物化为网民的帖子、文章和视频文件等可见可保存的文本形式。因为有据可查，便于阅读和参考，网络口碑中正面和负面信息可以保证持续的作用力。
3、互动性强，由独白到众语
传统口碑主要是一种熟人之间的亲身传播，其中口碑信息多为言谈者内心的真实表达。尽管传统媒体也无孔不入，但它是只能“你听我说”的被动、单向传播，并且常常是多种媒体一种声音，传统广告更有如只说好不说坏的“独白”或梦呓。而在网上，比如对一个新闻事件或人物的评判，网民可以自由表达不同看法，沉默的少数也可以不再沉默；又比如在消费领域，网民不仅可以查证别人的产品使用评价，还可以主动传播自己的意见。可见，网络口碑以网民“众语”的互动形式击中了所有传统媒体传播的软肋，进而对抗或消解了传统媒体对受众的宣传、劝服或操纵作用。换言之，网络口碑大大降低了人们在感知、评判外界环境和事物中的风险。
4、缺乏把关机制，具有双面性
网络传播具有匿名性、非面对面接触、沟通成本低廉等特征，这使网民更能毫无顾虑地真实表达自己，尤其是主动地吐露出不满和抱怨，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上帝”。另一方面，这种“匿名”和受到“屏幕保护”的集合行为又使网民淹没在人群中，言论活动失去了严格的把关机制的约束力，如果网民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法不责众心理的支配下，可能会故意“制造”出一些言论或意见，从而使网络口碑失去真实性，也变得难以捉摸和控制，甚至带来破坏力。无论是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家企业，网民的一则帖子都可能导致其形象的显著变化，或者引发其行为的巨大变动。可见，和传统口碑一样，网络口碑也是一把双刃剑，是构建主体和外界之间新型传播关系的重要方面。
二、网络口碑传播与社交网络
1、社交网络的兴起
2003年以后，中国互联网开始进入Web2.0时代，并迅速超越早期虚拟生存的特征，转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所谓Web2.0，是相对于Web1.0时代而言的一种新型的互联网应用。从信息传播角度看，它改变了以前被动的网页浏览，而让用户代替专业人士自己主导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一跃而为互联网内容的缔造者，这完全打破了传统上以主动提供内容为特征的门户网站所惯用的单向传输模式。因此，Web2.0精髓是以人为本，网民以主动写作、自我展示为主，大大提升了互联网的使用体验。更重要的是，Web2.0具有更好的交互性和粘性，依靠网民集体的内容生产、交互和共享活动构建出了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性网络。
所谓社会性网络（SocialNetwork），又称社交网络平台（SocialNetworkService），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在网上表现为以各种社会性网络软件（SocialNetworkSoftware）构建的网络社交服务平台（SNS）。这些软件具体是指Blog、Tag、SNS、RSS、WIKI等Web2.0的一系列核心应用。经由这些应用构建出的社交网络（网站），从传播手段上整合了包括博客、个人主页、电子邮件、即时通讯、语音/视频通话、文件共享或小组讨论等等在内的多种形式。
根据社交目的或交流话题领域的不同，社交网站可以分为五种主要类型：一是娱乐交友型，国外知名的如Facebook、YouTube、Myspace，国内知名的有猫扑、优酷网、六间房、青娱乐等，均以个人博客、个人视频或短片交流为主要形式，以休闲娱乐、帮助打造个人关系圈而受到广泛欢迎；二是物质消费型，涉及各类产品消费、休闲娱乐、生活百事等活动，比如国内的“口碑网”、“大众点评网”，两者都以餐饮、休闲娱乐、房地产交易、生活服务等为主要话题；三是文化消费型，主要涉及书籍、影视、音乐等，例如国内知名的“豆瓣网”，主要活动是书评、乐评等；四是社会议题型，以社会言论交流为主，话题涉猎广泛，可以是任何能引发交流的社会人物、事件和问题等，公共性较强。例如国内人民网的强国社区、天涯社区等，其中前者以国家话题的交流影响较大；最后是综合性的社交网站，话题、活动都比较杂，例如国内知名的百度贴吧。无论是哪种社交网站，其最终产物都是打造出网络社会关系圈，这个关系圈越来越叠合于网民个人日常的人际关系圈，而借助互联网这个更大的社交平台，网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众”的氛围和集体的力量感。
2、网络口碑是社交网络发展的产物
可以说，网络口碑传播的兴起和力量的增强与Web2.0时代互联网向社交网络的转变不谋而合。
作为互联网新一代应用模式，社交网络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于20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的“六度分隔理论(SixDegreesofSeparation)”。该理论发现了连结人与社区的人际关系网中的“六度分隔”现象：“你和任何一个陌生人之间所间隔的人不会超过六个，也就是说，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实际上是说人际关系网络中存在一种有普遍联系意义的“弱纽带”作用[2]。像Facebook、猫扑、豆瓣等这种典型的社交网站，正是以这种“朋友的朋友”的弱纽带联系有效地帮助用户建立了自己的新的人际关系圈。如此，日常现实中狭窄的面对面口碑活动迁移到更加广阔的电子平台。换言之，弥漫式的网络口碑传播正是当前社交网络发展的必然结果，后者给前者提供了技术条件和生存土壤。在社交网络里，强调的是网民信任的传递，并鼓励“沉默的大多数”浮出水面，无论是现实人际关系中的强纽带还是弱纽带，其作用都将在网民互动交流中得到充分显现，并对社会生活发挥出强大的影响力。
3、网络口碑传播的社会影响
课题名称： 儒家孝道与现代家庭养老
学生姓名：
系 别： 政治与法律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指导教师：
一、综述国内外对本课题的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研究动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问题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各国学者开始对这个古老的研究领域给予新的重视，寻求各种解决方法，以面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有二个方向，一是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多数学者选择的希望通过发展社会养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一是希望健全现有的家庭养老体系，辅助以社会养老体系，中国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这，主要希望发扬中国传统的尊老、敬老的思想来促进家庭养老的健康、和谐发展，这方面较为突出的论文有有萧振禹主编的《养老，你指望谁——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困惑》等，张怀承主编的《中国的家庭与伦理》等。他们提倡目前中国应继续以家庭养老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通过对儒家传统的孝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来达到家庭养老的健康发展。
选题的依据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老有所终不太现实。家庭养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我国养老的主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则与现代家庭养老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的进步发展，解决老龄化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选题的意义
a 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 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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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六、教研室意见：
签名：
注：此表由学生本人填写，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档，指导教师和学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叶阿忠，男，福建三明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计量经济。
陈生明，男，福建福清人，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计量经济与区域经济。
摘要：伴随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不断加快的经济增长，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然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却不断下降。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7-2012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半参数计量经济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正的影响；中国老年抚养系数的变化对居民消费呈现先抑后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就如何扩大内需，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改善提出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居民消费率；面板半参数计量经济模型
一、引言
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5.7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600亿美元，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在2013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尚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从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居民收入的稳步上升，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居民消费率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蓝皮书》显示居民消费率从1997年的43.3%到2012年的32.9%，年均下降0.45个百分点。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为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奠定基础，把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但随着近三十年来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正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社保制度滞后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人口老龄化特征在不断显现。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开启了研究社会不同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先河，该理论认为人们为了平衡一生的消费总是在年轻时储蓄，年老时依靠年轻时的储蓄消费。因此基于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的理论基础，有关我国人口结构变动与消费率的关系，国内外不少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对人口结构与消费/储蓄的关系有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老龄化有利于消费增长。Leff（1969）使用74个国家的截面数据，通过计量检验，认为社会存在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不利于储蓄的提高，换言之，对消费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舒尔茨（2005）在生命周期储蓄理论基础上，使用16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计量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的影响，其研究结论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
第二，老龄化不利于消费增长。Modigliani & Cao（2004）采用中国1953～2000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人口老龄化与储蓄率的关系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出现高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结论。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镇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分析过程中，首先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和老人抚养比等解释变量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然后通过比较面板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固定效用半参数面板模型的3种模型，，来探究少儿抚养率、老人抚养比与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关系。
（一）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大多数面板数据在时间维度上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伪回归，需要对主要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本文利用LLC方法（2002）对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ROC、GRPI、YD、R、INF、RUI和OD均为零阶单整。
（二）模型比较与估计结果
前两个回归结果显示：（1）少儿抚养比（Y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GRPI）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少儿抚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率就相应增加0.7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家庭新生儿数目的减少，父母经济负担减轻，家庭支出相应减少；（2）老年抚养比（O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GRPI）的影响系数为负，但其影响非显著，其原因在于老人的消费偏好相比于中青年阶段较为保守，由于我国的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完善，因此刚步入老龄阶段的老人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因此在这一阶段，社会老龄化的增加会对整个社会消费带来正向作用。（3）此外，其他解释变量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实际利率R与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但由于我国在（1989年-2012）年间的样本期间实际利率在零附近上下波动，因而总体而言实际利率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老年抚养比是本文重点考察的变量，前两个回归结果显示代表老年抚养比的OD对城镇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显著，那么老年抚养比和居民消费率之间没有关系吗？显然不是，本文尝试使用固定效应半参数面板计量模型来做进一步的调整，采用Epanechnikov核函数和固定窗宽局部线性工具变量估计，并通过R、Eviews、Matlab和Gauss软件来实现半参数面板滞后模型估计。
其中偏导数图的横坐标表示人才外流变量RMit；纵坐标表示其对技术创新的偏导数（・）RMit，即为每提高一个单位的人才外流量引起技术创新能力的变化率。
从图1可以看出：（1）整体上，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当OD接近16，当老年抚养比低于OD时，偏导数值为负，但随着老年抚养比越来越高，社会老龄化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此时老年抚养比的正效应一直大于负效应。其原因在于，当一个社会步入老龄阶段时，老年人口上升，人口红利减少，社会用于积累和投资的产出就会减少，未来的人均收入就会降低，从而抑制消费增长。
六、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分析，并利用中国数据对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计量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少儿抚养比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
第二，当一个社会在步入老龄化阶段之初，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扩大，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具有抑制作用，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当老年抚养比超过一个特定值，即当老龄人口超过一定规模时，对社会的消费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随着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基于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加大对老年人的保障力度，完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发展与老年人相关的娱乐健康产业，使他们愿意消费、乐于消费，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老年人的消费信心。（作者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Leff，N.H.1969.Dependency Rates and Savings Rat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Issue 5：886-896.
[2]Li Wenxing，Xu Changsheng and Ai Chunrong.2008.Impact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1989-2004.[J]Economic Research 7：118-129.
[3]王志刚.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