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究论文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1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of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经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8]­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9]®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英文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10]¯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11]°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社会学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金融。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艺术、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变革，即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时代，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方面的分工”；[12]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社会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研究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内容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语言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后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人类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有了理论、哲学和科学。[13]­所以，信息交换也是由分工引起的。

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据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测算，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平均每万年只提高1－2％；从铁器出现直到使用蒸汽机以前，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个世纪还不到4％。[1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靠分工。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肯定分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5]­斯宾塞从整个社会出发，认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普遍机制；分工愈完善，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就愈协调有效。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生产力还非常低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列宁说：“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16]®

然而。分工和交换几乎是同义语。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形式，[17]¯不仅它的效果要通过交换实现，它本身也包括着交换。分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马克思也常在广义上用这个词，如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近代的殖民制度和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18]°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19]±广义的分工是和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它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外，它的一般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是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20]²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欧交换经济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讲广义的交换的。该书“交换和生产力”一节[21]³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视为西欧交换经济小史；我因摘要如下，作为示例：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奴隶制建立）。

城乡分离也可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首先是商人资本的出现）。

到中世纪，在由逃亡农奴新建立的城市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特殊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这时的手工业者也是商人）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由于交换和流通还不发达，它不能实现（不能货币化）。

商人资本是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活动，但它很快就在新兴城市中出现（代替手工业者的卖人于是地区间的贸易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取决于交通工具、沿途治安情况，和交换所及地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水平。

随着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某地创造的生产力，往后是否失传，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情况。腓尼基人的许多发明和中世纪玻璃绘画技术即由于没有交换（传播）而失传。在历史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因每地都是单独生产的。地区间贸易打破这种孤立，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各城市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占优势。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它的初次繁荣，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弗兰德，其历史前提是同外国的交换。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此外，它还以人口集中城市和资本积累为前提。织布业是由于交换扩大而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也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井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开始了一个人们流浪的时期，开始了各国间的商业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使商业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商业和航运业空前发展。18世纪成为商业世纪。

世界性的交换的需求，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引起了新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

然而，大工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内自由竞争和理论力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出现又使竞争普遍化，这种竞争就是实际的贸易自由。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城市最后战胜乡村，其前提是（机械）自动化体系。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从而加速了流通。……

从上述简单摘要中可以看出交换和生产以及运输、科学等的关系，它们又怎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西欧的情况和中国是多么的不相同；但从这种关系的原理看，又是多么的一致。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只讲了城市生产和交换，没讲农村和农业。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是上述三种交换中主要的交换形式，也是交换经济史研究的主体。这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末已进入商品经济。近年来商业史的研究，也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商品生产日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迟迟不能发展？何以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提出“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我以为：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有不同内容的商业活动，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已有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22]这里只做个综合概述。由于是强调其不同，对于共同性的发展的一面就无暇谈及了，读来未免偏颇。

第一，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是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23]­换句话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交换。“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24]®因而交换带有偶然性。以后交换的发展，由于有了中间媒介，交换物有了简单价值形式；最后，它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所代替。但是，使用价值的或近似使用价值的交换仍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比重。如地方小市场上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家庭手工业产品的调剂，都属这种性质。其交换的东西，原是每家农户都能生产的，只因某种原因今年未生产或生产不足而已。到宋代，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其中必有很大部分是来自这种调剂的交换。

在交换史的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价值是一回事。”[25]分工的作用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才能充分发挥。有些学者在“使用价值的交换”一词上弄得茫无所措，即因不懂得分工的道理。[26]­

第二，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大体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但这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即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27]®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

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而是延续了很长时期。马克思曾把它称为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包括整个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28]¯这是指农产品的交换。在中国，它还延续到现在。直到农业专业户、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应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量是很大的。我国早就有“见税什五”之说，西方也差不多，即产品的一半以上有可能投入交换，故不能因其量而忽视交换的性质。

手工业方面，城市手工业出现，已是商品生产了，故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29]°这问题下面再谈。第三，自进人阶级社会后，就有了因剥削而引起的交换。贵族、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食客、仆从、军队等都要购买生活资料，因而商贾云集，形成繁荣的城市市场。《西京赋》《洛阳伽兰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部分属于这种交换。明清以后，它才渐居不重要地位。

原来政治经济学所称商品交换，是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30]±而由剥削所引起的交换，则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剥削阶级的收人与商品的交换。在封建社会，这种收人无非是地租及其转化形式（赋税、商业利润、利息）。这种收人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31]²这种交换对于生产无大好处，且有坏处，因为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例如田赋，每年约合三千万两，无论是征实物或征货币，农村每年都要输出相当于此数的农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补偿。因而，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

第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贩运贸易，对生产有重大作用，已如前节所述。我国早就有发达的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三种，即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盐铁贸易。明以后，日用品贸易才渐居主要地位。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但它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土特产贸易在我国是由“任土作贡”演化而来，具有非实用的特点。这两种贸易的商品，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32]³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五，在剩余产品的交换过渡到商品生产的交换后，商品交换才获得完全的意义。因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手工业中。在西欧，如前所说，首先是出现在由逃亡农奴建立的城市里，即行会手工业。在中国，要晚一些；因为官手工业盛行，它们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而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到明代才见显著。

但是，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33]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除了生产规模较小以外，从交换的角度看，这种小商品生产是以谋生为目的，生产者只要求交换价格能补偿他们的活劳动消耗，加上彼此相等的利益(v+m)，而其利益（m）不计生产资料的价值（c）。所以在这种交换中，按c+v+m计算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34]­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的价格形成。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妨碍着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在行会制度下还以规章限制这种流通）。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中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也限制着交换的作用，例如促进劳动专业化的作用。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农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即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迄鸦片战争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如在松江），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商品交换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了。在我国商品交换史中，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这两种交换又各有特殊的学问，我都略而不谈了。

总的说来，我觉得，交换史应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才能看出它的“社会职能”，和它与生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研究得好，也就得出它“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这里我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如图Ⅰ。图中Op是以生产的高度代表国民经济的发展刀t是时间也是交换进展的坐标。各种性质的交换a,b,c,e,f在历史上陆续出现，而它们的斜率，也就是各个交换曲线的导数，是不同的。这个导数，可以代表它们对于Op的作用的量的概念。（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为参照系，即设f的dp/dt=1）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

劳动交换史还是个新的研究题目，有待讨论，我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

第一，如前所说，劳动交换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后开始。在有了产品和商品交换以后，物化劳动是通过物来交换了，但那只占生产的很小部分（我估计清代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不过10％）。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仍属重要。加罗林王朝时代的科尔比（Corbie）庄园，有从事锻冶。旋盘、木工、制鞋、磨坊、酿酒、烤面包等的专业户24户；19世纪初印度一个百多英亩的小公社，各种工匠和理发师、洗衣坊，教员、诗人也有十几户。他们同农户之间都要交换劳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这些工匠和手工艺人以及医卜星相（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分散在村乡，若以村乡为生产单位，这也是生产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也就是劳动交换的量，制约着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生产内部的劳动交换发生一个突变，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变成局部劳动者，非互相交换劳动不能进行生产了；同时，“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管理劳动”重要起来，“作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35]®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市场结构和商业组织，是交换和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是由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工发展而来，广义说，也是交换的一种形式。诸如由坊市制到多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商业中心和镇市经济的兴起，零售与批发、贩运的分离，中间环节和牙行货栈的建立，商品经营专业化和行、团行、铺行、商人会馆、公所、商会的递姻等，过去我们是放在商业史研究，实际它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产生功能，属于劳动交换。

第三，上节提到，自进人阶级社会，就有了由剥削引起的交换，“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生产者输出商品，却得不到回头货来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金融，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理论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结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2

经济史理论是经济史学工作者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后作出的理论概括与抽象。到了现阶段，凡是经济史学科研究的对象几乎都有相关的理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某个问题时，都可以从有关这个问题的一般理论中受到启迪。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启迪或理论指导是极为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在完成研究工作时，在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应史论结合，对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概括或抽象，得出理论性的结果，即史中出论(论从史出)，将这种理论纳入经济史理论的宝库，使经济史理论更加丰富。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经济史学研究就是对生动、复杂、变化的经济历史进行理论概括，研究者的科学研究能力主要表现为这种概括能力。纯粹摆材料或仅叙述历史过程的著作，有其存在的意义与作用，但它们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而非研究成果的最终形态。

在笔者看来，今后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

一是扩大概括的范围。作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应力图抽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色与理论。就中国经济史以往进行理论概括的对象即研究范围而言，有大有小，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大到某个部门，某个地区，某个时代，某种经济形态。理论概括的形态多数是抽象出它的特点，如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城乡关系的特点、土地所有制形式的特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特点等等。这类理论概括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进行更大范围的理论概括的基础。可是，至今还没有一本可以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是什么”的著作。这与缺少一本观点统一(这必须由一人主持才能做得到)的中国经济通史密切相关。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我们的前辈有不少人就想做这件事。我的老师尚钺教授和傅筑夫教授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们都致力于中国历史上经济形态总体特色的研究。1957年和1958年，尚教授主持的《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片断探讨》、《明清封建经济形态探讨》、《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先后出版。之后，他受到极左路线下不公正的批判，恶棒的毒打，逼使他中断了研究过程。我当研究生时，傅筑夫教授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经济史”与“外国经济史”两门课。那时，他已着手写一部多卷本的自有文字以来，即自殷以来的中国古代经济史。1957年，他被打成分子，仍矢志不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已70多岁，每天坚持写作2000字左右的论著，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史》l～5卷(计划写7卷)。他在研究自殷商至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过程及欧洲经济史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欧洲经济发展过程相比较，概括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点。《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上下册、《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就是他这种研究成果的部分反映。如同对待所有经济史学家的论著一样，人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论点，但他的这种精神和努力方向值得我们继承。在这里想强调的是，要能做到他这样的概括是很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治学经历有关。他先攻理论经济学，继后又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后专心致志于中国经济史，从30年代起，长期潜心收集、整理自古代至近代的经济史料，又赴英研究欧洲经济史。他研读各家经济理论，掌握丰富史料，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且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下笔成章，前后半个世纪，犹赍志而殁。可见此事之难。

就经济史学科整体而言，理论概括的范围当然更大一些。它概括的对象是世界经济史，即整个人类经济发展过程。除后文将要提到的英国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这类概括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的阶段》(中译本名为《经济成长的阶段》)等专著，以及他主编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等书中所表述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就是经济史学家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至于本世纪40年代以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笔者以为，它也是对发展中国家近现代经济发展史的一种理论概括。当然，对这类大范围的研究对象作理论概括，更需要广博的学识作基础，要求研究者有很高的学术素质和长期的努力，不是想这样做就可以很快地做到的。通过集体的努力，可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好办法。正因为如此，通过《中国经济史研究》这种专业刊物，开展经济史理论的讨论很有必要。

二是使理论概括进入更高的层次。现在我们从经济史研究中作出的理论概括，就概括的层次而言，有低的也有高的。就研究的方法而言，有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理论性结论或抽象出范畴的，也有从范畴人手分析经济史实的。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分析》、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都是以一种经济形态为对象，取类似经济学中规范方法进行分析。它们是两本有特色的书，可以向他们学习写出类似的书来，例如“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分析”、“中国奴隶制经济形态分析”等等。当然，也可以继续对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进行理论概括，成另一家之言。

从世界各国经济史发展的过程与趋势来看，经济史的理论概括确实有不同的层次，以笔者手边的书而言，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在《生产力中的四次革命》中对欧洲近现代生产力史几次突变的理论概括，是一种层次。

上文所述W·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是对发达国家近现代经济过程的一种理论概括，抽象出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是另一种层次。

英国的约翰·希克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依据人类经济发展的进程，概括为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这又是一种层次。

美国道格拉斯·C·诺思1993年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按时序的经济实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经济史是关于按时序的经济实绩的学问。我们研究它的目的，不仅在于使我们对经济的过去有新的认识，而且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理解经济变迁的分析框架，而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他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产权是交易的根据，制度是实施产权的规则，产权与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以及交易费用的作用、专业化增益和专业化费用之间不断发展的紧张关系是结构和变革的基本原因，也是现代政治经济绩效问题的核心，就是这样的经济理论。这又是一种层次。

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众所周知，马克思以英国作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典型，他还研究过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史。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发展中的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规律预测人类的未来。这是更高层次的理论抽象。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唯一能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经济独立发展。它是研究人类经济史的典型。中国古代文献的丰富与系统又是世界之最。这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伟大遗产。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史工作者拥有作出理论概括的最优越的客观条件，也面临着既严肃又艰巨的任务。

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很多，可以作出理论概括的层次也很多，不可尽述。每个研究者的研究对象、研究成果中概括出的理论及其层次都不相同。这使经济史理论涉及面广，色彩纷呈，有利于经济史理论的全面发展。因此，既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经济史的理论研究局限在哪个或哪几个方面。当然，经济史研究者也有共同关心的理论问题；现实也会要求经济史研究者在一个时期特别关注某些理论问题，作为经济史研究工作者共同园地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限于篇幅，也不可能探讨所有的有关经济史的理论问题。因此，可以在一个时期集中讨论一个或几个问题。在今后一个阶段，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有计划地引导或组织讨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特色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共性和个性理论。

2．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史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

3．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生与经济形态发展的延续与跳跃的理论。

4．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与经济现代化理论。

5．中国农业经济史与个体农业经济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是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史学科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在《财经大辞典》经济史分卷“总论”、“经济史学科”词目中，我将按照时序研究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学科，称之为经济史学科(简称“经济史”)；将在经济史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如上所述)，称之为经济史学通论；将以经济史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称之为经济史学概论，即经济史学理论。

经济史学理论包括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功能和任务，它的任务，它的分支与分类，指导研究经济史的理论和学派，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工作程序在内的研究方法。

对经济史研究方法极重视，确定并发表了系统论著的，是我们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严中平教授和现任会长吴承明教授。严中平教授在60年写作过几篇专门论研究方法的文章，80年代出版了《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一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吴承明教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文章，我所读到就有：“外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和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杂谈”、“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历史主义”、“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等。这些文章总结了中外研究经济史的各种方法，分析它们的长与短。他在这个时期写的“试论交换经济史”、“论广义政治经济学”、“论二元经济”等论文，就我的体会而言，也都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吴承明教授认为史无定法；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因此，经济史“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其它都属方法论”。这种高明而准确的见解，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从根本上指出一度很流行、现今远未绝迹的如下错误：把某种理论的具体结论、论点都视为绝对真理，用作框框来套中国经济史上的事实，把中国的实际纳入这些框框之内，作为这些结论的例证。这种做法既导致扼杀了研究的创造性，又导致抹煞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它曾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吴承明教授的观点有助于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的思想解放。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3

    考察。文章试图进行初步的学理阐述,基于大约120年以来中外相关文献的发掘梳

    理,首次重点考证中国经济思想史这一独具特性的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发端与发

    展,论述中国和日本相关研究的具体状况与研究内容,考察国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进行该学科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主要学术特点,进而阐释中国经济思想史惟独在

    中国大陆作为理论经济学独立学科的特殊优势与发展前景,探寻丰富和发展传统

    汉学与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关键词: 经济史学  经济思想  学科创始  中国与日本  传统汉学

    一

    近年来,笔者提出新世纪学术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以往学术研究史

    进行梳理、总结、分析和研究。在世纪之交,我国各种学科的“百年反思”接踵

    而至,然而当今“显学”之一的经济学尤其是中国经济学研究,除了极少的百年

    回顾以外很少进行学术史反思研究,经济史学研究者基于学科性质试图开展相关

    工作。我们知道,一般认为“经济学”是“西学”,其基础理论具有普遍性意义

    。然而,我国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经济改革与现代化的实践,都对此提出了不同

    程度的挑战。我国理论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的本土化、规范化、普遍性等问题先后

    展开了多种讨论,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者提出的时代课题。①

    博大精深的中国史学传统提示我们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如对理论经济学的学科演

    进与基本特征进行考察,对经济学诸学科的发展史进行爬梳,对经济史学的理论

    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学的研究史进行分析等等,都是很值得下大气力

    的科研工作。一般说来,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

    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

    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无疑是一条重要路径

    ,这也是丰富和发展传统汉学和理论经济学、经济史学的创新途径。

    应当说,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

    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

    、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

    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

    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在怎样的状况下要研究解决的是

    哪些具体经济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得出的

    是何种论点或结论,重点研究在上述基础上逐步蕴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范畴、学

    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再就是论析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分布、演进

    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

    —————————

    ①  主要如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

    1期2001年;李根蟠有关“中国20世纪经济史研究”、笔者有关“中国经济学术史

    ——传统经济研究史考察”等课题。经济学理论讨论等参见张问敏等编:《中国

    经济大论争》(第2辑),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拙作《“中国经济学”寻根

    》,《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获第八届孙冶方经科学论文奖)。〔YE 

    Tan, Etymological Studies of CHINESE ECONOMIC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English Version), No. 4, 1999〕修改稿收入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及相关的制度变迁,还有教育领域中相关学科专业的设

    置、课程内容的安排等等。还要考察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

    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

    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

    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

    ,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

    思想主张等。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

    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

    述要广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

    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

    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特别是进行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

    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理论经济学

    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借鉴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越是民族性的,才越是世

    界性的。在我国步入WTO之后,在汇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洪流的进程中,在研究具有

    一般性、普遍性的经济理论与规律的同时,注重研究本国特有的、尤其是独具优

    势的学科及其发展历程同样不容忽视。这可以使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非西

    方的经济科学理论,并推动整个理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世界进步贡

    献中国人应尽的力量。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学的发展史实尤其是传统或古典经济

    学与现当代经济学的传承与联系,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这不仅可以警示经

    济学科“无源之水”的可能缺失,也能提示经济与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间的必然

    关联,还能够从学科发展的流脉以及有别于本国的比较中提供把握发展趋势的线

    索。

    在我国,理论经济学诸学科中“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具有突出的自身

    特性,它研究中国自古及今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传统帝政

    时代占据了很大板块,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

    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

    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内容。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

    形成、发展进行系统考察,认识这门学科的独特性质与发展前景,特别是其所具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4

一、“再评价”讨论的背景、缘起和特点

中国经济史论坛是以中国院经济所、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为中心，由京内外学者自行结合、自由讨论的开放式的研讨方式。它的肇始可以追溯到1993年。“文革”结束后史学界一度把经济史作为史学的突破口，经济史受到空前的重视。建国以来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化建设提出的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八十年代后期趋于沉寂。为了推动讨论的继续深入，《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与其他研究和教学单位合作，从1993年开始，以“中国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为总主题，陆续召开了一系列小型学术研讨会。1997年，在林甘泉、方行、宁可等同志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正式组成“中国经济史论坛”。论坛规模不大，但议题比较集中，准备比较充分，参加会议的有不同断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大都有较好的研究基础，也很投入，因而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一些长时段的、全局性问题，使得研讨会有较高的学术含量，对推动学科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是中国经济史论坛的中心议题之一，论坛已经分别于2001年12月、2002年9月和2004年5月召开以此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实际上，与此有关的讨论还可以追溯到1993年对黄宗智学术的讨论和199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经济发展比较的讨论。可以说，这是论坛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宽、探讨有关理论问题最多的一个讨论系列。

这一讨论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在对既往研究的“反思”尤其是对西欧中心论批评中产生的不同认识的争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曾经长期发生着重大的。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承明首先掲出了彻底发展论的旗帜，批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沉沦观”。1993年6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组织了关于“中国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的学术研讨会，整理了一个相当详细的有关讨论的述评，述评中有“‘增长’论与发展论”一节，介绍了围绕中国传统经济是否有所发展问题的不同观点[1]。时值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中译本[2]，这个问题遂成为讨论中的热点。又由此引出对黄宗智有关理论的两次讨论：1993年7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召集经济所部分学者讨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理论；同年12月，《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联合举办的关于黄宗智学术理论的研讨会。黄宗智在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小农经济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学界的中国史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的以至对立的理论模式，如中国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西方的“传统中国”模式（“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但实际上却共同默认某种“不言自明”的规范认识，例如，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和近代化。这些规范认识是建立在西欧经验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却出现了一系列与之相悖的现象，如明清以来高度的商品化和糊口农业长期并存，有增长而无发展，城市化和不发展并存等等，对这种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对商品化理论本身进行反思，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体系。对黄宗智上述学术理论的讨论实际上揭开了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讨论的序幕。在讨论中存在各种不同意见，但论辩的各方都对西欧中心论持批评态度，都力图找出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和自身发展的轨迹。

2、国内和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相互激荡和相互呼应。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掲幕是由国内外有关研究相互激荡所引起的。而在整个讨论中，中西有两股学术潮流最为引人注目，成为这次讨论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为中心的一些学者，认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比原来的估计要高，不但没有走下坡路，反而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1997年夏天，在方行提议下论坛召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经济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主要批评对象就是“明清停滞论”和“宋代高峰论”[3]。方行等人的观点是在长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综合性成果是《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三册）[4]。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伯重在他的关于明清江南农业的专著中着重批判了明清停滞论。他又发表了关于宋末明初江南农业发展的系列文章，否定“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在这基础上撰文从论高度批判“宋代经济革命”论[5]。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清代是中国封建经济的高峰”这一轴心展开的。在国外，“加州学派”最为活跃，他们相继问世的一系列著作很快介绍到中国，如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6]、安格斯·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7]、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8]、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9]等。这些著作对中国前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与传统观点截然相反的高度评价。例如，弗兰克认为中国直到1800年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明清在世界贸易中曾吸引了世界生产的白银的一半。彭慕兰认为西欧在19世纪以前并不具有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中国的江南在许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欧；西欧经济发展拉开与中国的差距（“分流”或“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原因是煤矿离经济核心地区较近和开拓了海外殖民地这两个偶然的因素。在以上两股学术潮流中，虽然各人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样，但显然是相互呼应的。加州学派大量引用了吴承明、方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有人甚至把李伯重列为加州学派的一员。论坛正式以“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为主题的第一次研讨会，重点就是由李伯重、史建云、张芝联、马克垚等人介绍了西方学者的这些新论。第一次研讨会结束以后，第二次研讨会开始以前，美国学界发生了围绕彭慕兰“分流论”的大辩论。先是《亚洲研究评论》2002年第一期刊登了黄宗智等人对彭慕兰《大分流》的批评及及李中清等人的回应文章，接着，2002年6月3日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史中心以“大分岔？：中欧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为题，组织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学者（分别以黄宗智和彭慕兰为代表）面对面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信息很快反馈到国内。张家炎发来了有关辩论情况的第一手材料[10]，龙登高也根据李伯重、李中清等人提供的材料撰写了《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一文[11]；这两篇文章都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材料印发与会代表，而对彭慕兰“分流论”和黄宗智“内卷论”的评价也就成为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第三次研讨会前，黄宗智发来了他对彭慕兰反批评的回应[12]。国内外研讨活动的这样紧密的联系和互动，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空前的。

3、讨论以清代经济评价为中心辐射到传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

如前所述，这次讨论的缘起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提出的新论有关，所以讨论聚焦于对明清（主要是清前期）经济发展的评估上。不过，讨论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从封建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以及中西比较中探讨清代经济发展的地位和特点。同时讨论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涉及到、社会、文化等各种方面。这就使得讨论具有综合性和长时段研讨的特点。

4、具体历史问题的讨论与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检讨相结合。

这次讨论很大程度上是从检讨以往的研究范式开始的。经济史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理论方法，经济史学科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始终为与会学者所关注。即使是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无不与有关理论方法联系在一起。例如，评价清代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首先就弄清发展与增长的关系和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讨论劳动生产率高低，不能不涉及如何理解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讨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涉及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特点以及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的关系，等等。讨论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问题，又超越具体的历史问题，使得它带有浓厚的理论探讨的色彩，并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深度。

关于这次系列讨论的具体情况，我们已经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综述[13]，有兴趣的同志可以参阅。在这里，仅就讨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评议。

[1] 叶茂、蓝鸥、柯文武：《传统农业与化——传统农业与小农述评（上）》，《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2] 该文载《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3] 当时孙达人撰文提出，战国秦汉的“五口百亩之家”的“个体农民”，不同于明清时期“小、少、散”的“小农经济”的观点（《重评“五口百亩之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漆侠提出中国封建经济宋代达到高峰，明清走下坡路的观点（见《宋代经济史》等），这些观点在会上成为批评的对象。

[4] 《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上、中、下），主编方行、经君健、魏金玉，经济出版社，2000年。

[5] 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的检讨》，《中国科学》2000年第1期；《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6]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7] 新华出版社，1999年。

[8]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9]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 张家炎：《要点与评述——2002年6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大分岔〉讨论会简介》，“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他后来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一文，刊载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1] 龙登高：《加州学派与研究范式革命（未定稿）》，“中国传统经济再评价”第二次研讨会材料。文章经作者修改后以《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刊载于“中国经济史论坛”网，2004年2月18日。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5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6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高潮，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7

内容提要：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倍受学者关注，尤其是近l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研究述评却不见于文．本文就近lo年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状况加以述评，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论文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二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总结和分析，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历史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现代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政治、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金融：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 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工业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交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文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时代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 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 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 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5．开发思想与实践，赵珍(《近代西北开发的理论构想和实践反差评估》，《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l期)认为近代西北开发从理论构想到实践，显现出了经济建设方略的转变，客观上给西北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突破，引发了社会变迁。但由于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环境、民族构成，开发理念主客观的脱节，以及军阀各自为政的割据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使原本就微弱的开发力度少有可持续性．周向阳(《晚清开发西北原因探析》《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认为晚清时期，在解决西北边疆危机这一现实需要的直接刺激下，国人出于巩固国防、保护利权、富国、平衡地区发展等方面的考虑，强烈呼吁开发大西北，从而形成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西北开发的高潮．王劲、刘继华(《龚自珍、林则徐开发西北的思想》，《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认为龚自珍给后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之一就是开发西北的构想，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开发西北的先驱者之一．他们把龚、林两位爱国者相联系，主要讨论他们开发西北的思想，以期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有所裨益。李伟、刘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和实践》，《湖南商学院学报》2011年第l期)指出左宗棠在经略西北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开发、建设西北的思想。他在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马啸(《左宗棠对近代西北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青海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也认为左宗棠是近代以来对西北生态环境给予深切关注和进行初步治理的第一人，在西北十余年中，他从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合理垦荒、改良土壤、美化城市等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诸多有益的保护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状况。牛海桢(《徐松及其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甘肃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 徐松是清代研究西北边疆史地的学者中承先启后的人物，他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克服了前代学者研究西北囿于书本的局限，以实地覆勘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真实可信．其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具有突出的借鉴意义．张俊杰(《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桂林市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认为陈宏谋关于西部开发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主要为重农务本、以民养民，发展经济、自由贸易，培养人才、传播技术．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陈宏谋不愧为我国清代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章育良(《刘锦棠与新疆农业》，《湘潭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对刘锦棠的经济思想与农业实践也有论述。 三、研究特点与不足 纵观近十年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状况，其大致呈现了以下特点：第一，研究面广．就研究范围而言，其涉及面广泛，国民经济各部门均有论述，而且对某个领域、部门的研究有总体探讨清代西北社会经济的演变，也有对某个细微问题作个案研究的．人口经济、城镇建设、民族经济、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多有涉及．第二，研究论题紧密与现实结合．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西部大开发”决策的提出，研究者多从实际出发，反观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尤其对近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最为用力，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当然在研究中也反映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研究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研究地域上的不平衡．在西北五省中，以研究新疆经济问题者最多，甘肃次之，陕西最少．其次是研究时段的不平衡．任何时段、任何时期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同样，对其的研究不应厚此薄彼，而对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显然大都侧重于晚清时期，前期研究相对不足．(2)比较研究不够，量化研究、个案研究缺乏．所见文章大多是叙述性文章，或述其经历，或论其原委，很少见到比较、量化、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多以传统为主，对于西北各省之间、西北与西南之间、．西北与东南之间，经济状况都存在着一定差异，对此研究者甚少；对于清代前后期的比较研究更属罕见，量化研究、个案研究实属少见．(3)学科间的交叉兼容性不够．经济史的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科，既有史的性质，又有经济学科的某些属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不只是理论说教与史料堆砌，更应该有经济理论的运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是纯历史的论文，研究者也多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西北经济研究的队伍中来．这难免使得目前对于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理论支持与深入分析。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8

关键词:经济理论 经济史 制度理论 中国经济史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4-038-04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不仅需要回答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也必须对经济的长期趋势和结构变化作出解释。诺思认为,经济史的基本任务就是“解释经济在整个时期的结构和绩效”。吴承明先生也指出,“经济史是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它一方面要求我们对人类的经济活动历程进行客观翔实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对经济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马克思、熊彼特、库茨涅茨、舒尔茨等学者历来都将历史看作理论灵感之源。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经济史与经济学并非相互包含或融为一体,而是相互提供方法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经济学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时,非常强调要重视逻辑的方法,重视经济关系的抽象和理论概况。同时,希克斯也认为,经济学的理论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应该是统一的。这种统一表现在: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对经济发展的历史开展研究,在经济发展史中对经济学理论进行验证。

首先,经济史是经济学实证经验的源泉。实证方法是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其方法的本质简单说来就是用经验和事实说话。而直接用经验和事实说话,正是经济史的根本特征和优势:一方面,经济史可以为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提供更可靠的经验实证;另一方面,可以为经济理论提供更符合经验事实的假定。经济史所提供的大量经验和事实,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的实证范围,为经济理论的实证性验证提供更多的事实依据。而这些通过经济史学家提炼和抽象所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经验事实比经济学家所感知的现实经济世界要可靠得多。经济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史所提供的经验世界,对经济学的假设和命题进行经济学模型的实验检验和理论修正,从历史和现实中抽象和完善理论。

其次,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假设研究的起点。假设是经济学理论建立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如果一种经济理论的研究,不是依赖于理论对经验事实的相符性,而是依赖于自身逻辑的严密性。然而,任何一种假说或理论,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和发展,其赖以成立的正确性也会失去其原来的真理性,如果不对其进行修改,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大厦的摇晃。如新古典经济学以一种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来过分强调其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假设和命题的谬误,以至于面临众多的尴尬和挑战,如“黑箱子”。诺思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而熊彼特也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再者,经济学对经济史进行规律性指导。经济学是对经济史的抽象概况,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作用,就在于它决定着用什么观点考察经济的历史,用什么方法理解和阐释经济的历史。也就是说,“在解释经济史之前,需要一个概念基础”,而这个概念基础是由经济学提供的。经济学对经济史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经济学为经济史提供各种可用的理论模型,如熊彼特的创新模型,诺思的制度分析模型以及罗斯托的起飞模型。还有就是,经济学中的各种分析工具都可以用于经济史学的分析研究中,如计量经济学方法、边际分析方法等。所以,不断引进和运用新的经济学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史研究,不仅可以对史料加以重新的归纳、组合和整理,而且能够对重大历史问题总结出一本规律。

所以,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是经济学要主动求诸经济史检验和修正其理论假设,是经济学改革的重要方面。经济史的任务,不仅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的证实性材料,而且要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更多更新更好的假设。正如诺思所指出的:经济史的“研究目的不仅要解释经济的过去,而且也要对经济理论有所贡献,提供一个分析架构使我们能了解经济变化。”从经济史角度来讲,经济史的“按时序解释经济结构及其实绩”,即从时间上解释经济结构和实绩的演变,用经济学方法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研究。经济史要利用经济学的理念、观点和方法,以及理论模型来分析和阐释历史,实现经济史和经济学的有机结合。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历史突破,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二、制度理论分析框架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中,市场的运作被假定为在完备信息、产权明确和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运作,偏好、技术、禀赋和制度构成经济主体行为的既定因素,被视为四个基本的外生变量,排除了制度或组织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分析体系,逐渐受到质疑。因为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动力既是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理性人的“非理性结局”正是由于组织和制度所造成的。也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经济学家所长期恪守的“理性经济人”这一维度,将会被人类社会实存的文化、背景下的交流和社会博弈分析和建构所取代。这就使得西方学者不再囿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将组织和制度纳入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中,并形成目前学术界对制度和制度模式研究的四大流派。

一是由凡勃伦(Torstein Veblen)、康芒斯(John Commons)、米契尔(Wesley C.Mitchell)、阿里斯(Clarence E.Ayres)、法格・福斯特(John Fagg Foster)、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马克・图尔(Marc R.Tool)等人发展起来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也称为旧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学派,这一流派的分析思想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一直延续至今。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老制度经济学派从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是一种流行的精神状态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即凡勃伦注重制度的心理和文化分析,把制度的发展看做思想意识演进的结果。康芒斯所解释的制度是指“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使之遵循一定的规范。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在众多的社会集团之间广泛存在着利益的冲突,而冲突的各方又都是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冲突和依存要得到协调,就需要秩序,即通过集体行动为冲突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使交易各方处于协调之中。而这种“行动规则”有来自经济、法律和伦理等方面,其中他特别强调法律对利益各方的调节机制。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斯所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

二是由科斯(Ronald H.Coas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诺思(Douglass C.North)等人所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人们一般将交易成本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关于认知、意识形态与路径依赖的作用等这四个研究领域都归入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科斯强调市场制度和企业组织对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作用,也是有效率的产出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正常发挥作用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市场制度支配着历史上的各种交换关系,也是市场和其统一化的过程,培育了经济效率与增长。而诺思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现,用传统理论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尤其是它无法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诺思在其三部曲中所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制度的核心是产权制度,而产权的制定者是国家。诺思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中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实证的分析,研究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影响,并用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探究和解释了“为什么相对无效的经济会持续?是什么妨碍了它们去采用更有效的经济中的制度呢?”

这种新制度经济史学的分析在从事制度分析时,主要使用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其研究领域也就限定在了由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产权上,而对于无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强调的自我实施制度,没有也无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特别是在现有的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中,无法解释本身作为一种制度的国家的起源。另外,尽管诺思等人对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及翔实的历史实证来分析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变迁轨迹和路径依赖理论。而这个被诺思所认识到但反复强调的对意识形态、文化因素以及人们的主观预期研究的困难性解释,在20世纪80、90年代后被另一个学派所发展。

三是阿罗(Kenneth J.Arrow)、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等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交易费用和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角度对制度作用和选择的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克洛夫作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其中两位,其对信息经济学的贡献已经逐渐受到重视,其理论被继承和发展为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相呼应的新凯恩斯主义流派。阿克洛夫继承阿罗所提出的保险市场上的败德行为效应,发展了柠檬市场上的逆向选择效应。而这些由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发的效应,斯蒂格利茨进一步将其扩展为一个信誉模型。这一系列的“信息不对称”研究,将心理和社会因素引入经济研究中,来解释诸多市场机制和经济制度出现的原因,从集体惩戒角度即不遵守社会习俗会导致足够的声誉损失或违背成本的增加,为社会习俗的长期存在找到经济原因的分析,也为人们对市场行为规范的遵守找到了“非个体行为最大化”的多重均衡解释。而这种“不对称信息”研究的分析框架逐渐被众多研究者所推崇和拓展,用以分析诸多经济组织和制度的出现和存在,是用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

四是由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宾默尔(Ken Binmore)、萨金(Robert Sugden)、杨(H.Peyton Young)等人建立的博弈均衡制度分析方法,并被格雷夫(Avner Greif)、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历史制度分析理论或比较制度分析理论。鉴于历史的制度分析作为目前制度经济史学领域的主要分析范式,其理论建构和分析方法及研究领域的扩延,被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史学界所广泛关注,日益成为现今制度经济史分析的传统分析模式。

三、制度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

制度经济史学是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革命的推动与促进下产生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被普遍应用于经济史的研究中,从而实现了经济史研究方法上的革命,开创了经济史研究的新时期。这些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经济史学对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解释力,为新经济史学家运用这些特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的分析工具,去系统地分析和研究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方法、分析工具和研究体系。此后,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制度理论和经济史结合而成的理论,即“制度经济史学”。

制度经济史学大致经历了“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新制度经济史学”和“历史的制度分析”这三个阶段。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古典制度经济史学,得源于新经济史学革命的发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以计量和统计分析为主要方法和工具,以历史上特定的经济制度――市场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来研究历史上的各种经济交换关系、经济效率和增长。其对历史上的大量有关价格、数量以及不同产业的周期性质等外生变量的历史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统计分析,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对历史上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解释力,拓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而后,伴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史尤其是制度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特殊重要性逐渐被得以重视,并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史的集大成者是诺思教授,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分析框架,对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以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格瑞夫在分析中世纪末期商业革命中的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时,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将国家作为唯一的制度来源分析范式,重新给制度下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定义,即本身“是自我实施的对行为的非技术决定的约束。”与那些由国家和法律强制实施的制度不同,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与者各方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各种制约因素、意识形态等理念下,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结果,它最主要的性质就是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

格瑞夫在给出了明确的制度定义后,对比分析了11―14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时期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和地处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马格里布商人,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二者不同的制度选择。分析得知,马格里布人和热那亚人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他们在文化方面表现出来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他们对制度的不同选择。到中世纪晚期的商业革命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已经使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人的经济政治制度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深刻影响。热那亚人的文化传统使其在选择海外关系和内部关系模式时,选择了以“个人主义”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二方实施制度、开放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纵向”的模式,而这些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相反,马格里布商人则选择了以“集体主义”的惩罚机制为基础的第三方实施制度、封闭型的扩大贸易方式和社会内部横向的模式,而这些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热那亚的个人主义社会,由于缺乏经济上能够自我实施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和畅通的信息网络,及相关的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实施的制度保障,促使其形成了保险制度、以国家权威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以及股票市场等相关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而马格里布的集体主义社会通过非正式的集体主义制度解决了相关的制度保障文艺,但同时也阻碍了其相关市场制度的产生和国家法律的强大。文化信仰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而后者的发展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格瑞夫对影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非法律因素的历史制度分析,把研究重点引向了缺少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将非正式规则对制度变迁的决定性提上了一个更重要的台阶,注意文化信仰在制度模式选择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加深理解我国长期历史时期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而历史的制度分析领域的另一个代表人物青木昌彦以博弈论为起点,以东亚经济特别是日本经济作为典型案例,来研究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方方面面,把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他用“共有信念”概括了诺思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解释,从而扩展了“制度”的内涵和外延,将制度的本质定义为能被共用资源、交易(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等相关性领域所有相关人所感知的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现。即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此外,青木昌彦运用进化博弈思想解释了制度演化中的多重性和不可确定性问题,因此历史和现实中,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相同的市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制度安排会出现差异,同一文化背景下,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也会出现不同的制度选择。青木昌彦根据博弈的性质和对应的适当的均衡概念以及均衡达成的方式,确定了制度的三种主要方式,即管制制度、社会规范、规则和惯例。按照青木昌彦的观点,制度的作用是制约参与人的行为,通过协调人们的理念来控制参与人的行动决策规则。作为制度,共有理念引导着参与人在多种可能性(即多重均衡)中抉择,朝其中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在此意义上,不论共有理念是管制性的、规范性的还是认知性的,制约都是其内生特征。制度通过对均衡状态的简要表征来协调参与人的信念;在一个信息非完备和非对称的世界里,制度又协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

历史的制度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自我实施的制度(下转第41页)(上接第39页)上,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范围和领域,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史学把国家作为制度的唯一来源的分析范式,强调制度自发产生和自我实施的性质,认为自我实施制度必须是参加者各方经过协商、谈判、讨价还价后自愿达成的一致后果。制度概念范围的扩大,为明清时期各大商帮在缺乏民商法等“第三方”强制制度情况下,所依据不同的地缘文化、而选择的自我实施和集体主义惩戒机制制度模式的选择和实现方式方面的分析拓展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

四、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

中国经济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危机”之后,各家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探究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其中,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和发展经济史的研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探讨和研究方向。特别是,西方制度经济史的兴起和发展,更是极大地促进了制度理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其中,以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为代表的研究更具有特色。

晋商研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理论分析模式,对晋商的经济活动、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制度经济史的分析,建立一个晋商制度分析模式。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晋商制度安排、配置与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晋商的盛衰看作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分析方法,对晋商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因、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从理论上对晋商的发展脉络、运行机制、变迁规律进行了梳理和论证。运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制度分析与非制度分析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等多种方法,对大量可靠的史料进行了理论分析,使晋商研究得到进一步的深入。

晋商研究还应用历史的制度分析的理论分析模式,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法、博弈论分析法,通过委托中的晋商信用研究、晋商金融信用的演进研究、资本运营中的信用关系研究以及晋商信用制度的实证分析,来构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从产权结构、交易成本来研究晋商的信用制度,以及晋商信用的基本模式与实现方式,变迁过程及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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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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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10

关键词： 非公有制经济 政策研究 述评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the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bout private-economy had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economy. Recently,the research was mainly about the chagement and definition of the private-economy,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cy, the historical fact and historical evaluation, etc. Even though there had many performances, there had some defectes such as the non-integrity ‘s historical research, etc. We nee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is.

KeyWords：private-economy the research of the policy the statement and evaluation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政策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近年来有许多的相关。纵观这些研究成果，从研究形式上看，可以划分为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和专题思想研究两个角度，具体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从理论研究的方法来看，对基本概念或名词的界定是所有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研究与探讨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名称也不尽相同，在相关的研究中也不能忽略了这种历史演变。

从“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建国以前，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还不存在，当然不可能有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要最终“消灭私有制”，因此，在党的早期文献中有关政策多是针对私有制。另外，由于中国经济还处在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阶段，当时的经济形式划分主要为农业、手工业、工业，而工业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主要形式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当时党的有关政策与文献中只有资本主义经济而不可能出现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近几年有关研究成果中出现的名词来看，对建国前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有关研究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合作社经济等等名词，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历史的演变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我党对政治和经济的研究水平和政策水平都是密切相关的，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有关研究中应该加以注意的研究角度。

“非公有制经济”这一名词从词义本身来看，显然是针对“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即除了公有制经济以外的所有经济形式，而从反义词的角度来说，与“公有制经济”相对应的应该是“私有制经济”，因此，使用非公有制经济而不用私有制经济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由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经济领域新的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涉及到所有制问题：各种新的所有制形式不断地涌现，如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等，使得对各种经济实体的所有制界定越来越困难。而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界对私有制这个名词比较敏感，因此，在所有制理论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以前，不能再简单地用公有制、私有制的形式来具体划分某一个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非公有制经济则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界定的。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非公有制经济表述为：个体、私营经济与合资经济。其后的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一界定，但涉及到一些具体问题时，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其中较为引人注意的是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

总体来说，众学者对“非公有制经济”含义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个体、私营经济。持此观点者不同意把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民营经济，其理由是：一是中央没有民营经济的提法，提民营经济有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之嫌；二是民营经济内涵小而外延大；三是民营经济缺乏法律的规范，工商企业法只承认个体、私营企业。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就是民营经济。具体地说，民营经济就是非国有、非公有制的经济形态。它的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但个体、私营经济不等于非公有制经济，还有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混合经营企业重的私人经济部分，国有民营和集体经济私人承包、租赁的经济形式都属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第三种观点认为，从狭义上讲，人们习惯上把以个体、私营、独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称为非公有制经济。从广义上讲，所谓非公有制经济泛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范围内各类集体公有制经济、合作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经济组织和自然人经济活动的总称。

(二)

现在人们通过改革、发展的实践和对十五大报告及新宪法的学习，对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渐趋一致，但一谈到它们的社会性质，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理论界仍是歧见纷呈，各执一说。

一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其理由有两个，一是党的十五大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二是从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公有制经济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史补充成分，二者都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第二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从总体上来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具体来说则具有二重性和可变性，关键在于公有制经济的优势地位与主体作用充分发挥，控制力加强。否则，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私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其理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在未来社会要着重建立个人所有制，未来社会就是指的社会主义社会。私人企业是私人所有制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第四种观点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性的东西，哪一种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就依附哪一种所有制形式。

（三）

在史学研究中，历史时期或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这里面不仅涉及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关系，还暗含有研究者的价值尺度和评价标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历史起点的选择和历史阶段的划分有多种多样，这说明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思考上分歧较多。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与逻辑是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因此，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研究显然应该以党的成立为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目前有关的研究的起点主要有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相应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下面就以这两个起点为两大类，分别加以介绍。

关于建国以来我党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的历史阶段，有两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五段论等几种观点，而其中较为多见的是三段论。

其中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是：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阶段为对立论阶段，这一阶段强调绝对公有，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形式，把非公有制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经济成分，因而急于消灭一切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致使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为补充论阶段，这一阶段由既不鼓励也不禁止到允许存在、加强管理，由有益补充到鼓励发展，表明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经进入了比较自觉的状态；从党的十五大以后为共同发展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地把公有制和基本经济制度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把非公有制经济由制度外引进制度内，这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消除了我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顾虑和障碍，从而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保证。另外一种三段论的划分方法为：把1949年到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作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了“扶植、利用、限制”的政策；把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作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党对非公有制经济采取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为第三阶段，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为“鼓励、引导、发展”。

两段论的划分方法为：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保护鼓励、根本改造到排斥消灭的演变，对国民经济起了促进、小挫、大锉、增速减缓等不同作用；第二阶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这期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鼓励发展”再到“共同发展”的演变，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四段论的划分方法是：1949年至1953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利用和限制阶段；1953年至1956年为我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造阶段；在1957年至1978年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对立物而被消灭；1978年以后，我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又逐步得到调整，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五段论与四段论的区别不大，只是把四段论的最后一个阶段再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已，这里就无需详细介绍了。

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还有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三次历史性飞跃、三次思想解放等等角度的划分方法，但其实质内容与以上的观点大同小异、多有重复，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

（四）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指的就是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客观结果。这里面包含两大部分的内容，一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纲领、章程、政策、宣言，其中以各个时期的党章、每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为主线。二是党的领导人的思想、观点，其中以三代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为主线。

众多学者用来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研究的历史事实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的政策上：一是以中共“七大”报告为基础，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对于这一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是：由于我们党实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充分利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使得我国经济稳定、迅速地发展。其中涉及到的有关政策有：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1953年《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等等。这些政策的共同点是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但是允许它发展多长时间、发展到什么程度，却很难从这些政策中找到答案。二是以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为起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体政策，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在这一时期，尽管也有一些领导人在特定阶段实行了比较正确的政策，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但从总体上说，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党的政策是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而且确实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阻碍、起码是减速的作用，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对这一时期的有关政策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三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这一阶段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党的有关政策非常丰富，涉及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等历届党的中央代表大会的报告，党章、宪法的修改，邓小平、江泽民等重要领导人的讲话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理论层面上看，这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允许存在”到“有益的补充”再到“共同发展”的发展过程，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十五大的有关决议和报告是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理论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研究的重点与中心。

（五）

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对其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这种历史评价既是研究的内容与视角，又是研究的结论与结果，没有历史评价的研究显然是不全面的。

在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发展史中，有两个阶段的政策是所有的学者有定论的，那就是文革期间和改革开放以后。文革期间，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占了上风，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为鲜明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实行了排斥和消灭非公有制经济的错误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阻碍和破坏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认真总结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全面纠正“左”的错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的前提下，开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和环节进行改革，逐步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推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种重要形式，并在十五大实现了对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全面突破，给非公有制经济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定位。

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建国初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评价上，主要研究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评价，另一个是对“三大改造”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实行过三种经济体制：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正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与市场调节三者并存的运行机制；“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从总体上看，这种经济体制似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初级社会主义的雏形”，或者说“新民主主义就是初级社会主义”，还有人认为，当前改革中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向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批评者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不仅从理论上看上不是一种完整的理论形式，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与80年代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的两次重大转折，而这两次转折在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是反向的。目前，对“三大改造”的评价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部分肯定、部分否定等多种不同看法。“基本肯定”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将其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三大改造”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问题，分歧在于应该如何评价照搬“苏联的模式”，通过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三大改造”的策略步骤方面具有较强的创造性，而目标模式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但即便是在对于这种照搬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等等方面评价的侧重点与结论均有很大差别。与此相关，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有三种：一是认为总路线的提出与实施既是水到渠成，又是重要发展；二是认为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三是认为这是战略思想的重大变更。还有的文章谈到，由于总体上忽略了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的本质差异，从而缩小了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小生产改造的内涵，从而导致了工业化主体地位的否定。甚至有学者将这项思考上溯到百余年的中外社会经济思想史，认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没有摆脱民粹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

（六）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不难看出，对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存在两个缺点：

一是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目前还未见到有将党的80年历史进程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进行完整分析与研究的论文或专著，特别是缺乏对建国前的有关政策的研究。可能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政策与经济建设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研究重点只在于我们掌握政权、领导经济建设之后，忽视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这样就使得研究缺乏逻辑上的完整性，对历史原因的挖掘不深刻、不彻底，对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分析与总结的说服力不够。

二是缺乏理论上的深刻性。目前的研究还是把重点放在了史料的挖掘与整理上，对历史背景、理论渊源、发展过程的研究比重太低。这样就使得整个研究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只是机械地总结历史发展阶段、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使得各个历史阶段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进行深刻的理论分析，由此也影响到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政策与思想的历史评价的客观性与说服力。

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着重于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与创新。一是将80年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看作一个不断地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过程，描述出政策发展的一个整体的历史轨迹，侧重于政策发展的连续性、完整性，充分展示政策发展过程的内在逻辑；二是深入挖掘政策背后的历史原因、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充分展示历史背后的深层因素，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加以综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规律，对今后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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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宋子和：《对非公有制经济若干理论问题的探索》，《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11

【内容提要】区域史研究是史学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建国后，国内整理、出版了大量的地方史资料，为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五六十年代，国内区域史论著以乡土教材为主。八十年代以后，这一分支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无论在省区研究还是城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亦存在研究对象在区位、范围、专题方面的失衡和理论建树较为薄弱等局限，必须加以改进，方有利于学科发展。

【英文摘要】The regional researches are necessary to the developing history science.Lots of regional materials had been arranged and published after PRC was founded which were conducive to the regional history studies of modern China.Most of the works on the studies were the local teaching books in 1950-60s.After 1980s，the considerable headway had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regional history，a large number of the works about provinces or cities were published.But there are a few limitations such as the disequilibrium of the chosen regions and the lacking in the theory construction，which must be amende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branch of history science.

【关 键 词】区域史/近代中国/研究

regional history/modern China

一、区域史研究概述

区域史，又称地方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所谓区域史研究，就是专门考察、分析某一地区历史变迁的史学工作。区域史是史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史学服务于地方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正如我国著名地方史专家隗瀛涛先生在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稿》的《序言》中所言：“由于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区域特征各异，史学界日益感到划分若干易于把握的区域空间，进行深入研究，是推动全国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向深度和广度进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西方史学家在近代早期就开始对区域史进行研究：14～16世纪意大利学者对佛罗伦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18世纪法国圣摩耳学派制定了编写该国省区史的庞大计划，到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先后完成了《郎格多克史》、《布列塔尼史》、《勃艮第史》等；再如法国车鉴学派对地中海地区的研究，美国史学家对日本长洲地区的分析，也都是区域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中国古代纪述地方社会实情的著作比较多。宋代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中国现存地方志八千多种，而各类族谱则数量更多。此外，尚有不少纪述水利和边疆的著述，如清代成书的《湘湖水利志》、《东南水利》、《钦定满洲源流考》、《台湾纪略》、《秦边纪略》等。这些古籍为地方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各地的社会习俗、经济资源和市场结构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关注热情。他们实际上是以侵略者的身份从事中国区域史的研究，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服务于侵略需要。在这方面，日本人表现最为突出，他们不仅对中国东北、华北的城镇、乡村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而且还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中国大部分省份，例如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支那省别全志》就包括中国十余个省区。此外，俄、美、英等国人士亦对中国东北、蒙古、西藏等地的历史、社会与政治、经济进行过专门研究。

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纪录地方实情的成果出现了不少，有些带有地方史研究的性质，诸如梁廷楠《夷氛闻记》、《粤海关志》、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缪荃孙《秦淮广纪》，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陶成章《浙案纪略》、湘路危言社《湘路危言》，黄钺《陇右光复记》、徐世昌《东三省政略》，等等。民国时期，严格意义的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尤其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成了史学工作者表现爱国精神的一种方式。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连横《台湾通史》（台北，台湾通史社1921年版）、彭子明《台湾近世史》（民智书局1929年），傅斯年《东北史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金毓黻《东北通史》（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贺岳僧《西北史纲》（重庆文信书局1943年版）、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等，这些都是区域性通史，有的在今天依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另外，亦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江思清《景德镇瓷业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年版）、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9-1940年版）。还有一些区域史料专辑，像《上海研究资料》、《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湖南文献汇编》（湖南文献编辑委员会1948年版）等。

二、建国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概况

建国以后，区域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反映近代中国各个时期各地实情的历史资料不断得到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料中，有反映地方人民反抗侵略和革命斗争的，如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等编《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选编》、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浙江省博物馆等编《浙江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选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杨奕青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康立之等编《山东教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四川人民反帝斗争档案资料》、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等历史事件在各地史料选辑。有反映地方工商各业发展状况的，如陈旭麓等主编《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局》、《汉冶萍公司》（均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章开沅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胡光明主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鲁子健编《清代四川财政史料》、杜受祜等编《近现代四川场镇经济志》、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何泉达编《清实录江浙沪地区经济史料》、江苏省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碑刻集》、洪焕春编《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李华编《明清北京工商碑刻资料集》、高景岳等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苏州市档案馆编《苏州丝绸档案汇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山西财经大学经济系等编《山西票号史料》、广东社科院历史所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等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等。亦有综合纪录地方社会的史料集，如王刚编《清实录四川史料选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清实录山东史料》、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编《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编《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集》、新疆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唐力行等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四川大学历史系等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等。还有一些区域性专史资料，如水利电力部水管司编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天津市档案馆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等。地方史学会、历史研究所、文史馆、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商联及其他政治和学术机构在挖掘、整理地方史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如湖南考古历史所于1958年创办《湖南历史资料》；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1957～1959年间编辑了《山东历史资料》（第一分册、第二分册）、《山东历史资料选集》；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与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在60年代初合编《重庆工商史料选辑》，共出5辑，80年代初又编辑出版《重庆工商史料》4辑；80年代，武汉市政协、武汉文化志办公室先后编辑发行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和《武汉文化史料》，《长江日报》新闻史志编辑室编辑发行了《武汉新闻史料》；上海市文史馆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等创刊《上海地方史资料》，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创办发行了《天津历史资料》。各省市和部分县区政协编印了大量的地方文史资料选辑。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主持下，全国32家省级文史研究馆于90年代初汇编出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内容以反映本乡本土历史为主，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已出版4辑，计48册。各省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在80年代初创办的方志期刊，在辑录地方史料方面亦发挥了较大作用。同时，一些主要地方报刊，如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益世报》、长沙《湘报》、《大公报》、北京《晨报》、沈阳《盛京时报》等，先后被影印出版。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和江苏古籍等出版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联合印行《中国地方志集成》，已再版四川、江苏、安徽等省清代和民国时期各类地方志数百部。从80年代开始，各地新修方志亦源源不断地问世。所有这些史学基础工作的进行，为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和深入提供了较多的便利。

不过，在五六十年代，地方史研究的成果以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为主。如戚其章《1899年威海人民抗英斗争》（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章回《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中华书局1962年）、汤志钧《鸦片战争时期江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江苏人民出版1956年）、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方诗铭《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三联书店1956年）等。同时，亦不乏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地方史专题论著，如景升、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孔经纬《日俄战争至抗战胜利期间东北的工业问题》（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商务印书馆1959年）、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等。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之一就是各省区通史或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量问世，诸如隗瀛涛等《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常城《现代东北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6年）、常城主编《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潘喜迁《东北近代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周春元等主编《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和《贵州近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钟文典主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蒋祖缘等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慧生《民国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吴万善等《西北近代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徐川一《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编《安徽现代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吕伟俊主编《民国山东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谢本书主编《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林增平等主编《湖南近代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泱泱等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等。在专题研究领域，区域经济方面的成果较多，如在总论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洪焕春等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王鹤鸣等《安徽近代经济轨迹》（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范金民等《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南京市人民政府编《南京经济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8年）、陈桦《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主编《苏南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唐力行《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田培栋《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工业化方面的著作主要有：林兴黔《贵州工业发展史略》（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范金民等《江南丝绸史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3年）、徐新吾主编《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学君等《四川近代工业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单强《工业化与社会变迁——近代南通与无锡发展的比较》（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年）。关于区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心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贾大泉《四川茶业史》（巴蜀书社1989年）、谭棣华《清代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淼《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秦晖等《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杨新才《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等。关于地域商帮与商业的论著主要有：张海鹏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陶水木《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等。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进行经济和资源掠夺的论著主要有：王守中《德国侵占山东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苏崇民《满铁史》（中华书局1991年）、居之芬等主编《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等。关于区域社会研究的主要著作有：杨国桢等编《明清中国沿海社会及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人民出版社1998年）、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以及上海学人关于该埠黑社会的系列研究成果。在区域文化史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杨念群《儒学近代化的地域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石琪《吴文化与苏州》（同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圣宜等《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丁平一《湖湘文化与湖南维新运动》（湖南出版社1998年）、尹飞舟《湖南维新运动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

关于区域政治、地方军阀方面的重要论著有：陈景琪《义和团在山东》（齐鲁书社1980年）、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隗瀛涛主编《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成都出版社1992年）、云南省历史学会等编《云南辛亥革命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冯茂《宁夏现代政区沿革》（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匡珊吉等《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顾大全等《西南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等。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的另一突出成绩就是城市史研究的广泛开展。在个案城市研究方面，关于上海的相关论著尤其多见，既有通论性的，亦多专题性的。通论性著作如刘惠吾等《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987年）、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书店1994年）、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15卷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在专题论著方面，关于近代上海经济变迁的著作较多，如黄苇《上海开埠初期的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陈从周《近代上海建筑史稿》（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8年）、马伯煌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开发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洪葭管等《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一卷：1994年，第二卷：1997年）、徐鼎新等主编《上海近代工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黄汉民《近代上海工业企业发展史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近代上海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论著主要有，游有维《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陈伯海等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立民《上海法制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苏智良等《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程童一等《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昆仑出版社1996年）等。

关于其他城市的近代史论著主要有：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姚克宏《近代天津对外贸易与天津城市近代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武汉近百年史》（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和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均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李淑兰《北京史稿》（学苑出版社1994年）、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中国书店1994-1997年，共十卷）、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史明正《走进近代的北京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傅崇兰主撰《拉萨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周峰主编《民国时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常宗虎《南通现代化：1895-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林《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谢本书等主编《近代昆明城市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此外，秦皇岛、青岛、烟台、鞍山、本溪、开封、包头、自贡、成都、济南、宁波、温州、广州、景德镇等城市亦都已有各自的专史论著问世。90年代陆续推出的各种“老城市”著作，为城市史研究提供了形象的材料，拓展了城市史研究的道路。如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老上海丛书》，包括“建筑寻梦”、“交通揽胜”、“行业写真”、“体坛回眸”、“外侨辨踪”各卷。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了《北京旧闻丛书》，1999年又推出《老北京丛书》，囊括老北京的穿戴、出行、商市、吃喝、玩乐等专题。同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则推出了《老成都》丛书。江苏美术出版社近年陆续推出了“老北京”、“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老广州”、“老昆明”、“老杭州”、“老武汉”等十几种老城市史书，均配有名家解说，可谓图文并茂。在90年代后期，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临近，关于这两个城市的著作大量出版，其中有不少史学论著，如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刘蜀永《香港的历史》（新华出版社1996年）、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吴志良《澳门政治发展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7年）、高添强等《香港日占时期》（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邓开颂等《澳门历史与社会发展》（珠海出版社1999年）、梁渭雄《粤澳关系与澳门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在区域城市史研究方面，主要论著有：傅春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守中等《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等。关于前近代城市和市镇的研究亦值得一提，主要成果有：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1990年）、刘石吉《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众出版社1993年）等。

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亦有不少成果。在7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就制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的庞大计划，将全国分成17个区域，分两个阶段进行区域现代化的专门考察。第一阶段先研究沿海沿江的直隶、山东、闽浙台、上海、湖北、湖南、四川、广东、江苏10个地区，第二阶段再研究内陆的陕西、山西、江西、安徽、河南、云贵、广西7个地区。至目前已见5个地区的研究成果问世，即苏云峰的《湖北省》（全称为《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其余省区皆取相同的省略方式，该丛书皆由台湾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湖北省》首刊于1980年）、张玉法的《山东省》（1982年）、李国祁的《闽浙台地区》（1982年）、张朋园的《湖南省》（1983年）、王树槐的《江苏省》（1984年）、谢国兴的《安徽省》（1991年）。此外，台湾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区域研究的成果还有：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陆宝千《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经营》（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林能士《清季湖南新政运动》（台湾大学文学院1972年）、霍启昌《香港与近代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林文慧《清季福建教案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区域史研探会文集》（1986年）等。

美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已译成中文的有：霍塞《出卖的上海滩》、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等。在美国原文著作中，关于近代中国省、县区域研究的新著主要有：玛丽·兰金《中国的精英运动与政治发展：浙江省，1865-1911》（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伯恩哈特，K.《长江下游地区的租、税与农民的反抗，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基南，B.C.《中华帝国最后的书院：1864-1911年长江下游地区社会变迁》（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登赛《中国福建省的戒烟运动，1906-1917》（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许元英《客居异乡：广东台山县的移民与跨国主义意识，1904-1939》（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霍尼布鲁克，J.H.《机械化采煤与地方上的政治冲突，以19-20世纪江西萍乡为例》（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6年）、基廷，P.B.《两种革命：陕西的乡村建设与合作化运动，1934-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陈红《1920-1940年长江三角洲的农产品市场：社会、经济环境分析》（洛杉矶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在城市研究方面，美国出版的有关论著主要以上海为考察对象，如韩起澜《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纺纱女工，1911-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佩里，E.J.《上海工潮：中国劳工政治》（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3年）、韩起澜《创造中国的社会群体：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年）、约翰逊，L.C.《上海：从市镇到条约口岸，1074-1858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年）、古德曼，B.《出生地、城市与国家：1853-1937年上海的地方网络》（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魏斐德《警戒上海(1927-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丁，B.C.《上海青帮：1919-1937年的政治与有组织犯罪》（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赫沙特，G.《危险的娱乐：20世纪上海的卖淫业与现代性》（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迈斯纳，D.《上海的成功：1900-1910年上海机制面粉工业发展研究》（威斯廉星大学出版社1996年）、黑德，C.A.《活字印刷术在上海：机械印刷、近代出版及其对上海的影响，1876-1937》（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城市史的其它著作尚有：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包德威《中国的都市变迁：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1890-1949)》（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卡蒂尔，C.L.《中国南部沿海的商业城市：宁波、福州和厦门》（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约翰逊，L.C.《中国帝制晚期的江南城市》（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协调，1796-189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1989年）、盖尔，H.《天津的工人，1900-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6年）、关满屯《天津商界：一个中国城市的社会与经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大卫·斯特兰德《人力车的北京：二十年代的市民与政治》（加利弗尼亚大学出版社1989年）、史明正《北京的变化：1900-1928年中国首都的结构、公共事业与社会改变》（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等。日本学者关于中国近代省区和城市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高桥孝助等编《上海史——巨大都市形成与人们的经营》（东方书店1995年）、“横滨与上海”共同编辑委员会编《横滨与上海近代都市形成史比较研究》（横滨开港资料普及协会1995年）、市野政子《上海平民生活》（日中出版社1998年）等。

三、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末议

经济史研究论文范文12

一、 经典与传统：20世纪上半叶的华南农村社会史

较早对华南农村进行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批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他们当时虽然关注的是华南农村的现实问题，但是，他们的许多作品已成为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华南农村社会的经典，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此介绍。 葛学溥是最早研究华南农村的人类学者（Daniel Harrision Kulp，又译为库珀），1920年代，他依靠自己和学生对潮州凤凰村的调查，写成了《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描述了潮州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华南的家族。[3]林耀华先生是研究华南宗族问题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学者，[4]他的《义序的宗族研究》是中国人类学学者研究汉族家族的第一部人类学专著，他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作品《金翼》影响深远。葛学溥和林耀华的著述成了很长时期内海内外学者了解中国宗族问题的基础读物之一，功能分析方法也成为宗族研究主要的理论依据。 历史学界较早涉及华南农村史的当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些学者。但比较系统的研究还应该从傅衣凌先生算起。傅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学，并受到人类学家弗雷泽名著《金枝》的影响，重视对民间文献的收集和关注基层社会。他早年撰写了一系列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的著作，[5]在这些著作中，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和闽赣毗邻地区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强调应该从社会经济的层面分析佃农经济与抗租斗争。他大量使用当时学术界不很重视的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地方史料，对史学界较少关注的佃农经济、租佃斗争、乡族组织等问题进行论述，考察所谓的“福建农村的经济社区”，逐渐发展出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旨趣。

今天看来，二十世纪上半叶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虽然历史学在其中不为主流，但无论是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的民俗研究，还是后来杨成志、陈序经等人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都体现着历史学与经济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特点。这一事实，使后来的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多学科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是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一直有个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传统，对于后来历史学者的学术风格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二、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一、 社会经济史：区域取向与探索

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史学界经济史研究成为主流，广东和福建的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1985年、1987年分别出版了《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3]、《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4]和《明清福建社会与农村经济》[5]三本论文集。这三本论文集可以说是此一阶段福建和广东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缩影。1987年，傅衣凌在深圳主持召开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国际学术讨论会。本次会议，以区域研究为主题，以广泛利用地方档案、民间文书、社会调查等资料为特色，体现了学术界的取向，也体现了华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水平和成绩。

20世纪60、70年代也是美国汉学界开始摆脱费正清“冲击—反应”模式，开始注重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及动力的时期。一些比较年青的学者，以魏斐德(Philip A. Kuhn)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为首，开始应用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理论来探讨县政府以外的农村世界。[6]魏斐德和孔飞力的研究，从更广阔的社会史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注意到了中国社会内部的社会组织及其反应出来的社会结构，开启了美国对中国研究的社会史的风气。

20世纪50—80年代，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学界问题意识由政治色彩较强的“商品经济·地主制论”转向“乡绅论”、“国家论”、“共同体论”等与区域社会经济史密切相关的问题，至80年代，“地域社会论”被正式提出，至今仍然方兴未艾。在地域社会研究的潮流下，日本学界对华南的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

总体说来，50—90年代，无论大陆还是海外的关于华南农村社会史研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取向和追求下进行的，这一研究取向实际上一直贯穿至今。通过学者们的努力，华南农村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有了进展，特别是农业商业化与农村商品经济、土地和租佃关系、赋役制度、宗族等方面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限于篇幅，下文只能择要介绍。

长期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商业化、宗族与土地制都是学界讨论的热点。叶显恩、刘志伟、谭棣华、黄永豪、伍若贤等人的论著表明，[7]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生态、交通条件和人口的压力、国际市场扩大等多种因素，从明中叶起，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沙田的开发与宗族制和商业化相互促进，珠江三角洲土地所有制以乡族集团地主所有制为特点。 福建的学者在收集土地契约，探索土地租佃制度方面用力颇深。建立在大量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基础上，杨国桢于1988年出版《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一书（人民出版社），他深入地研究了明清南方特别是福建复杂的土地租佃关系，对明清土地制度和契约关系的发展、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等历史过程有清晰的论证，并运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对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乡族所有、私人所有”的三重结构进行了论述。 广东福建地区的宗族研究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是学术水准比较高的领域。厦门大学的学者则在傅衣凌先生的“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5]郑振满发表系列论文，剖析了闽北乡族经济的形态、结构、所有权关系及发展历程。[16]陈支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包括福建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等丰富多彩的内容。[17]199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支平《福建族谱》一书则深入分析了福建族谱修纂的历程、种类与格式、修纂与管理、族谱家法、序跋题词的装饰炫耀、祖先的寻觅与塑造、渊源的追溯与合流、异姓的联系与合谱、神明的崇拜与创造、客家族谱等问题。

广东的宗族研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叶显恩、韦庆远以族谱资料为基础，阐述珠江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与商品经济是互相适应的。[18]叶显恩对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进行比较，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组织则因明代中期后商业化的发展而转向发挥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商业行为，而不是徽州的道义经济。[19]

陈春声对清代广东仓储制度的研究也显示出，清代广东基层社会控制权的下移过程。他系统地考察了清代广东的常平仓、社仓、义仓三大仓储制度的运作，认为咸丰以后，绅士自办的义仓的兴起，反映了基层社会控制权下移的过程。[20]

[2]这一时期关于福建农村社会史辑录的资料主要有：傅衣凌、陈支平编《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1—11）》，《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至1988年第3期连载；杨国桢编《清代南平小瀛州山契辑说》，《中国经济史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杨国桢编《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二）（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3期，1982年；杨国桢编《闽南契约文书综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唐文基编《明清福建经济契约文书选辑》，人民出版社，1997年。

[3]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4]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

[5]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人民出版社，1987年。

[6]参考科大卫（David Faure）：《告别华南研究》，载《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孔飞力：《中华晚期帝国的叛乱者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8]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9] 黄国信：《明清广东“镇”之考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11] 陈春声：〈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12]陈春声、刘志伟：《清代经济运作的两个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14] 刘志伟：《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广东地区赋役制度考述》，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里甲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广东摊丁入地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清代前期广东地区的里甲差役及其改革》，载《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东高教出版社，1992年。

[15]郑振满是研究福建家族组织极富成就的学者，关于他的研究，本文下面将介绍。

[16]郑振满：《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平淮学刊》第5辑；《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

[17]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19]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的宗法制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2] （Chen Han-Seng）：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n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中译本《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冯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林耀华先生研究华南宗族的作品主要有：《金翼》，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三、历史人类学：视野、方法与制度

此一时期，海外学者进入香港和台湾开展田野调查对香港和台湾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1950年代开始，台湾一些人类学家开始研究台湾本土社会，但真正推动对台湾土著社会研究的还是1972年张光直主持的“台湾省浊水、大肚两溪流自然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简称“浊大计划”。[3]

实际上，尽管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影响很大，但弗里德曼对广东和福建宗族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功能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研究中国汉人宗族的目的是为了与研究非洲部落社会的学者对话，因此，后来学者批评其研究对中国宗族本身的系谱和文化特点把握不够。比较著名的对弗氏理论进行批判的是陈其南，他提出宗族以“房”为中心的理论，认为“房”的观念才是厘清汉人家族制度的关键。[4]陈其南的批评代表了一部分研究台湾和香港新界社会学者建构“本土化”理论的努力。一些学者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与非洲等其他非西方社会不同，中国是个有着很长时期国家制度和文献典籍记载的国家，因此，他们开始重视对中国典章制度的分析与田野调查经验的结合。[5]最为经典的应该说是华琛（James Watson）关于天后信仰的研究。华琛通过研究香港新界沙岗天后庙，提出“神明标准化”的概念，即国家通过敕封地方神来实现对地方神统一化，从而使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贯彻到地方。[6]

大致说来，至20世纪70年代，香港、台湾及海外学者在新界和台湾的研究已经开始努力发展出对中国传统社会理解的具有本土意义的理论和概念，在研究方法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相当紧密，初步形成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新范式。 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他们逐渐把研究的眼界扩展到大陆地区，与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批学者合作进行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

1985年，科大卫、萧凤霞(Helen Siu)与中山大学历史系陈春声、刘志伟等人就开始合作研究。后来，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一些有共同兴趣的海外学者和大陆学者进一步整合，形成比较固定的研究方法和有特色的计划。参与这一计划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为了找到共同关注的问题，整合研究计划，他们采用了田野工作坊的形式。他们以民间宗教为切入点整合历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关注诸如国家透过什么制度和形式进入乡民社会等问题，开创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结合的新气象。[7]

在合作研究过程中，一批研究华南的学者逐渐形成一个有共同学术旨趣的学术群体。[8]建立在前期比较扎实的对本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掌握基础上，秉承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这一学术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重视王朝典章制度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注国家话语在地方社会的表达与实践。

这一颇具特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可从最近他们发表的关于乡村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文章得到反映。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垦殖、宗族发展、神明崇拜、户籍制度、族群问题，都展现了地域社会文化结构的动态过程，历史研究需要考察和反省这个“结构过程”（structuring）。[9]陈春声、陈树良分析潮州东凤村一个原本杂姓聚居的村落逐渐演变为单姓村落的历史过程，认为可以将农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对农村故事的解析，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农村历史的过程。[10]陈春声通过对樟林这个村落历史的考察，表达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研究方法的一些思考，他认为，研究者的责任不在于指出传说中的“事实”的对错，而是要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而将农村置于地域社会的脉络之中，对更深刻的理解农村的故事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具有方法论上重要的意义。[11] 刘志伟和科大卫的系列研究则在郑振满的基础上，基本上超越了功能学派观点，科大卫指出，弗里德曼模型中，宗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联系显得相当抽象，必须引入“入住权”的概念，农村就是有入住权的群体，村民就是有入住权的人。[12]科大卫与刘志伟合作的《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则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珠江三角洲宗族问题的看法，认为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改变国家礼仪，在地方上推行教化，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13]

乡村与国家的关系是任何研究中国农村社会史学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前面论及的陈春声、郑振满、科大卫和刘志伟等人的研究都反映了这一点。刘志伟长期从事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他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一书采用的是制度史的区域研究与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社会史视角结合视角。[14]刘志伟详尽地论述了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的变化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过程，他始终把王朝制度变迁看成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对话过程。陈春声则考察了明末清初潮州地区" 近二百年间地方动乱与社会变迁，指出在国家正统性不明确的情况下，地方社会对“盗”的看法是复杂而多元的，所谓“倭寇”与“迁海”等与朝廷政策相联系的问题，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社会整体的转型。[15]

在中国传统社会，地域社会的历史也是王朝的历史，两者的相互作用，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在具体的社区空间中体现出来。刘志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区”和“民田区”的区分，不仅是一种土地形态和地理上的区分，更应该看成是在地方社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经济关系、一种地方政治格局、一种身份的区分，乃至一种“族群”的认同标记。[16]地域社会中的“中心—边缘”关系，既是王朝国家体制下的“中心—边缘”关系的表现，又是一种特定的地方性政治经济格局。[17]萧凤霞考察了中山小榄的菊花会，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边缘村落演变为财富和文化的“超级中心”（super-centers）是同宗族的剧烈分化和重组相联系的，虽然也存在一个市场网络，但它在区域的动态变迁中并不是首要的决定因素，而是受宗族的分化与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制约的，而在这个过程中，诸如菊花会这样的活动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的意义。[18] 神明信仰也是地域社会秩序和社会文化结构的表达和象征。陈春声与陈文惠的研究表明，神祈信仰、神庙兴建、庙际关系等传统民间宗教活动都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地域社会的性质、结构、内部关系和外部环境及其变迁。[23]建立在长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郑振满通过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系统和祭典组织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指出神庙祭祀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受到官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制约，祭祀圈不仅仅是台湾汉族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产物，而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普遍现象。[24]陈春声研究三山国王信仰与台湾移民社会关系，探讨了清以前大陆原乡士大夫阶层和民间社会关于三山国王信仰的不同传说和解释，以及这些传说随着广东客家人移居台湾，在当地流播和变化的状况。[25]

总结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历史人类学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但是，历史人类学的开展实际上扎根于20世纪初华南地域社会研究中的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开展时的多学科传统。另一方面，历史人类学对王朝典章制度的强调和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则表明历史人类学与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学，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的探索与追求一脉相承。

总的说来，二十世纪华南农村社会史在陈翰笙、傅衣凌、梁方仲等前辈学者开拓下，无论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还是在国际化的视野下开展的具有历史人类学色彩华南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展望今后，未来华南农村社会史的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课题，积极开展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和交流，力争形成具有鲜明华南地域特色的农村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

[2] Barbara Ward, Sociological Self-awareness: Some Uses of the Conscious Models, Through Other Eyes: an Anthropologist’s View of Hong Kong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85.

[3] 参考王晴佳：《台湾史学50年：传承、方法、趋向》，麦田出版社，2002年，第96—106页。

[4]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载《家族与社会》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90年。

[5]主要有华琛（James Watson）、武雅士（Arthur P. Wolf）、桑格瑞（P.Steven Sangren）、华德英（Barbara Ward）、日本的田仲一成等人。 [7] 参考张小也：《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中华读书报， 2002年5月22日“文史天地”栏。

[8]关于他们的合作研究历程，可参考蔡志祥《华南：一个地域、一个观念和一个联系》、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和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均载于《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

[9]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1]陈春声：《乡村的故事与国家的历史——以樟林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3]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4] 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刘志伟：《地域空间中的国家秩序：珠江三角洲沙田——民田格局的形成》，《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萧凤霞(Helen Siu)：《文化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中山小榄菊花会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传统的循环再生——小榄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4月；Helen Siu， Recycling Tradition: Culture, Hist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S.C.Humphreys ed. Culture of Scholarship,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7.

[19] Michael Szonyi,“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the Cult of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6,No.1,F eb.1997,pp.113-135.

[20]科大卫（David Faure）：《明嘉靖初年广东提学魏校毁“淫祠”之前因后果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影响》，载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科大卫另有英文论文论述这一过程，见David Faure，“The Emperor in the Village：Representing the State in South China”，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Editde by Joseph P.Mcdermott，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9。

[21]刘志伟：《神明的正统性与地方化——关于珠江三角洲北帝崇拜的一个解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志伟：《大族阴影下民间祭祀：沙湾的北帝崇拜》，载《寺庙与民间文化》，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出版1995年。 [23]陈春声、陈文惠：《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樟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陈春声：《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神庙系统的研究为中心》，《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陈春声、吴雪彬：《天后故事与社区历史的演变——樟林四个天后庙的研究》，《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