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39:58
【论文摘要】学校体育是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重要基地，是造就优秀运动员的“摇篮”。本文主要阐述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并进一步分析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一部分人对体育教师常用的说法，也许当时的体育教师就是这般情形，我们不去考究，冈为80年代以前中国的体育还未兴盛，民生水平并不富裕。可是现在，有人曾想把体育教师上课的课时打八折，也就是说，1节体育课等于其他文化课的0．8节，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体育教师等于0．8个其他文化课老师?可见，当今社会对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还是有不少模糊的认识，就连个别从事教育工作的领导也没把学校体育摆在应有的位置，有的还认为体育只是让学生打打球玩玩而已，体育教师从事的只是简单的劳动。有这样的认识，当然不会对体育教师的劳动价值有正确的评价。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社会更多人的关注。
一、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
体育教师从事的是学校体育工作，学校体育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书中有云：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对培养身心健康和具有现代意识、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体育又是国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体育、竞技体育和终身体育的基础，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的战略重点，它对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积极作用。每个的成长，或长或短都必然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才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参加社会劳动，社会劳动成员体质的强弱关系到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快慢，同时更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强弱盛衰。体育锻炼是影响人们体质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最积极的因素。而学校体育正是在这方面既为未来的社会劳动者打下了一定的体质基础，又使他们掌握了一定的体育锻炼知识和练习方法。历数国内外优秀运动员，无一不是在学校体育这个“初级阶段”的基础上攀登体育高峰的。因此，可以说学校体育是培养优秀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重要基地，是造就优秀运动员的“摇篮”。学校体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竞技体育是国力盛衰的体现，群众体育是民族强弱的标志，而学校体育是二者的基础。显然，体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评价一个人的劳动价值不可忽视他所从事的专业的特点和从事的劳动的特殊性，离开这一点，就不能客观正确地评价他的劳动价值。体育教学的特点和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是相对于其他教学而言的，其特点在于其他课程的教学主要是通过思维活动使学生掌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技能，而体育教师虽也要传授知识技能，但它主要是通过各种身体练习进行的。学生在反复练习中，通过身体活动和思维活动的紧密结合来掌握体育的知识技能，并在练习中收到增强体质的实效。这样，在体育教学中就是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高度结合，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结合的特点。
体育教学的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师的劳动特点。一般教师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而体育教师的劳动从表面上看主要是由示范动作、保护帮助、组织训练等体力劳动所构成。但是构成这些表面形式的实质却是潜在颇大的脑力消耗。知识技能的获取、技术战术的掌握、示范保护的完成，对教学中学生各类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复杂情况的分析，综合和处理、对教学手段的选择和运用等，都是分析、判断、记忆、思维、想象等大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以脑力劳动为基础，以体力劳动为表现形式的一种特殊劳动。这种特殊劳动体现在：
1．体育除作为潜在形态劳动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的储蓄外，他们还必须不断地为维持和提高这种水平而付新的劳动。诚然，其他教学也有这种需要，但却远不如体育教师表现得这么明显、突出和迫切。因为人的体力退化较知识的老化要快得多，人的运动青春是短暂的。也冈为如此，国家才给予优秀运动员优厚的报酬和奖励，在国际比赛中设立巨额奖金。到一定年龄后，体力下降锻炼停止就会动作呆滞，技术生疏，课前不进行运动技术的备课，课堂上表现不出应有的示教水平。这些都是体育教师劳动的特殊性。
2．由于学生体质、性格、技能的明显差异，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做到因材施教、因人制宜、个别辅导、区别对待。这与其他教学相比，体育教师在这方面所花去的劳动量要大得多。另外，体育老师在广阔的露天课堂上，要经受风雨寒暑等恶劣环境的考验，这较拿支粉笔在室内教学不能不说要辛苦得多。
3．对体育教师劳动的评价与其他学科亦有不同之处。如评价体育教师的教学科研成果就不能单从多少来看，更重要的是要有“活”的标准，即学生体育“三基”的掌握，体质的增强，运动人才和运动成绩的提高。因为体育人才的培养和提高运动成绩也是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这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有的学校在评价体育教师时就出现了不设岗或拿体育教师的劳动与其他教师的劳动作横向比较，用一般教学程序备课、讲课、作业批改、实验等来衡量。认为体育教师既不批改作业又不做实验，很清闲。殊不知，体育教师除完成体育教学外，还要承担课外活动、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等大量工作，而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其他教师下班后进行的。
4．从体育教师劳动范围的广度和劳动作用的深度来看，在同等条件下，体育教师的劳动比其他教师的劳动有着更大的教学效应。因为从体育教师劳动作用的勇敢顽强、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机智果断、活泼乐观等优良品质，也将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文摘要：体育教师的知识技能单一、综合素质偏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观点。社会调查结果研究表明，当代体育教师综合素质亟需提高，其重点应放在文化、知识、品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素质培养与提高上。
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通过积极思考，予以融会贯通。从总体看，知识学习过程是一个积累、贯通、再积累、再贯通，循环往复的过程。技能形成是由试练到熟练、试练与熟练相结合的过程，其总是经过一定时间与次数的试练，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总体来说，技能学习过程是一个试练、熟练、再试练、再熟练，循环往复的过程。能力是指人能够顺利完成或实现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特征，是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方面。心理学认为，上述三者的发展是不可能同步的；知识、技能是能力发展的基础，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耐于知识与技能的获得；并非所有知识与技能都可转化为能力，只有长期广泛被运用的知识与技能才可转化为能力；能力的高低影响掌握知识、技能的速度与质量。当代体育教师，从知识的学习过程，到技能的形成过程，再到能力的培养过程，都是单一的追求专业性。因此，当代体育教师综合素质偏低，成为社会公认的普遍现象。
1、体育教师的综合能力素质偏低
对于体育教师的能力素质评价，社会舆论认为一般甚至偏下。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在于体育教师的培养过程。体育教师多出自体育院校，其课程要求对于体育教师的知识、技能要求单一性较强，其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累积、转化形成的能力素质也就偏专业科目方向，综合能力素质也就大打折扣；其二，在于体育教师未主动积极提升自我综合素质。在担任教师工作后，体育教师普遍更加放松对于其他知识、技能的了解与学习，使其他知识、技能更难以转化为自我的能力。
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关系着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严重影响其对学生教育。所以，除了掌握运动技术水平外，加强自身文化修养和其它技能的学习，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水平。
1.1提升体育教师综合能力素质，重在培养阶段。学校体育教学最大的弊端在于重成绩、重眼前，功利主义教学制约了学校体育教学的的发展。体育教师在学生阶段，虽然掌握了科目传授的体育知识技能，然而并未接受到新的体育教学思想培养，综合知识的培养更相对匮乏，使其在后期的教学阶段也难以创造性思维改进教学。而重复依照教科书和参考书，按照课程标准进行呆板授课，一方面，造成学生持续对体育认识浅薄；另一方面，也使体育教学难以跟上时代步伐进行即时变革。
1.2一名称职的体育教师不仅需要专业运动技能的展现，应主动进行自我提升，以更好地实施教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又是其最基本的，最必须具备的。首先，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与学生交流的机会与其他课程相比是具有实践性的。可以说，其一言一行都对学生产生着影响。比如，体育教师的语言表达沟通能力，在传授某个运动动作要领时，教师不仅要教学生怎样才能做到标准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传授相应理论知识给学生。如果教师自身表达出现问题，学生又怎能领悟其运动要领的关键所在，又怎能正确地进行知识技能的锻炼？其次，个人道德修养，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体育教师的个人修养，相比其他教师，会更加直观地展现给学生。教学场地清洁卫生的保持，公共场所不抽烟，身着如何得体等，如果教师都不能做好，学生会得到怎么的示范？
2、体育教师应该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素质的探讨
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首先，应当是一名称职的教育工作者；其次，体育教师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满足新形势下提出的教学要求，具有更新知识，顺应发展，不断完善的能力。第三，应具有现代教育意识，掌握先进教学方法，善于观念更新和勇于开拓创新。第四，具有体育教师应当具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专向技能，以及传授知识技能的能力等，具体地讲，当代体育教师应当具备的知识、技能与能力素质要包括： 2.1丰厚的文化底蕴。人的文化积淀的多少决定了人的素质高低。新时期，体育教师的培养，要强调文化基础，重视文化修养，不能只停留在单一的课本书面上，这样才能促进体育师整体质量的提高，增强人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和社会单位的用人信心，改善社会大众对体育教师公共形象的偏见认识。
2.2扎实的领域知识。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体育教学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专业内和专业外的内容。因此，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根据职业特点具有过硬的专业基础理论和多学科知识，如教育心理学知识、理科与生物学科知识、方法论知识、逻辑学知识、美学知识等。
2.3优良的道德品质。任何一种职业都要求人们具有与该种职业相适应的道德品质，一个合格的体育教师必须具备优秀的道德品质有：
2.3.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思想情操，遵纪守法，作风正派，言行一致，讲文明，有礼貌，为人师表，以身作则，成为学生的榜样。
2.3.2优秀的职业道德，是体育教师最基本的品质之一。只有对体育教师工作认识正确，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有坚定的志向与毅力，对工作有隆厚的热情，才能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体育事业，作出卓越成绩。
2.3.3朴实的工作作风，踏实工作，谨慎谦虚的教学态度，善于团结同志，任老任怨，不怕苦累，始终精神振奋的工作。
2.3.4关心学生。教师要热爱学生，全面关心学生的成长，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学生，作学生知心的朋友。
关键词：古代体育史；体育史研究；文本回归；学术超越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5－0115－04
已丑年荷月，知名体育史学者王俊奇先生又一力作《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出版了。从《近现代二十家体育思想论稿》、《中国唐宋体育史》到《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王俊奇先生在体育史学视野的拓展、史论角度的调整、史料层面的细化和研究视野的开拓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日益凸显出其鲜明的学术特色，日渐突破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表象复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我国古代体育史意义阐释、价值形态和理论范式的原生性、开拓性建构，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面临着断裂式、碎片化的尴尬处境：“一种是满足现状，认为中国古代体育史似乎已没什么可值得研究的，选题较难，研究者渐少；另一种则是急于求成，缺乏深广的史料研究和考证工作，文章内容显得空泛”。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很少有人再追问中国古代体育史“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在史学理论发达的今天，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虽还停留在存留历史或澄清历史事实的初始研究形态，但谭华、崔乐泉、罗时铭、王俊奇等知名体育史学者在不断“建构――解构――建构”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话语谱系和当代形态，促成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超越的新气象。
1 问题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
在我国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系列问题面前，《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话语理论，强调在古代体育史“写什么”、“怎么写”、“为什么写”的问题化形态下将史料意义从古代体育史文本中释放出来，注重古代体育史史料的文本回归与意义实践，重视在古代体育史料的建构中传播、解释和协商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一切合理性问题。在当代体育史学术共同体中，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研究机构和学术平台无疑是非常重视古代体育史史料文本回归的学术体。1984年成立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是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她所组织的全国性体育史学术会议促进了我国古代体育史的发展和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体育文化导刊》是在继《体育文史》后一份对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期刊，据不完全统计，从2003年至今，《体育文化导刊》共发表古代体育史论文达500余篇，其中绝大多数都注重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武术史专家唐豪先生等古代体育史研究前辈对我国古代体育史料进行了大量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其中以对中国古代球类项目的考证既广又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翁世勋的《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陈昌怡的《古代体育寻踪》和崔乐泉的《图书中国古代百戏杂技》、《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图说中国古代体育》等我国古代体育史专著通过知识考证的方法将史料文本置于理论架构之下，使古代体育史研究的问题链在不同的时空被确认、转换和澄明，让古代体育史料的文本回归成为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主流价值。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论述我国古代体育服饰文化、古代球类文化、古代体育艺术和古代棋类文化时，无不植根于详尽细致的古代体育史料。其参考文献不仅涉及到体育史学，还有文化人类学、经济学、哲学、民族学、民俗学、艺术与美学等学科，还广泛涉及《史记》、《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古籍文献，不仅如此，《全唐诗》、《全元散曲》及明清笔记小说也被引用进这一研究中。史料的文本价值在史学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传统史学流派和新史学流派无论理论指向存在多大的分歧，都得重视史料这种文本回归和价值存在。“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当然也存在着联系，传统史学毕竟占据了史料优势，新史学不能不从中寻求史料支持”。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顾颉刚的“层累地制造古史”说，还是欧美的年鉴派史学、历史叙述学，都揭示了古代体育史料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中的文本价值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中，诸多新的古代体育史料的发现和引用，不仅意味着我国古代体育史新的研究领域将被开拓，而且表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者对古代体育史料这种历史文本的学术自觉和价值回归。
2 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
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缺乏对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学形态的必要关注与理论自觉，不得不说是一种理论遗憾。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借鉴现代史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可以使我国古代体育史“作为一种‘局部性知识’与从其他区域人类经验中提取出来的带有所谓‘普遍主义’性质的‘通则’相联系相映照”，实现理论化形态下我国古代体育史论域的视界融合。以王俊奇教授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人类学、分析史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我国古代民族传统体育，如跳傩舞、划龙舟、抢花炮和舞龙灯等，对我国古代传统体育文化、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古代体育史知识体系进行反省、修补、拓展，甚至重构，激发出了新的学术热点。王俊奇先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一书，在过去《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中国民俗体育文化进行了重新梳理，为广大研究者进行新一轮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以崔乐泉、李重申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互证的研究方法，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来考察我国古代体育，形成了我国古代体育研究的当代重要流派。以刘秉果、谭华为代表的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群体运用文化学理论、社会学理论、美学理论等理论资源来拓宽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学术视域，研究重点从古代体育宏观领域转移到古代体育微观领域，强调古代体育运动日常规律的探讨，强调对古代体育运动的文化多样性，强调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细节、断裂与变化，但未形成特色鲜明的古代体育史研究学术流派。
在多元理论的介入下，我国古代体育史的论域、视界得到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妥善吸收多元理论的合理因子，吸收多元理论新鲜、合理的语汇、观点，来拓宽观察我国古代体育问题的视角，推动我国古代体育史新领域的开辟、研究方法的变革，进而建构起自觉的我国古代体育史话语系统。在此，《中国古
代体育文化》一书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学术证明：多元理论系统与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具有内在同一的理论逻辑涵蕴关系，形成的理论立场、研究方法等具有互释的内在一致性。
3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迷惘的低潮期，尤要注重古代体育史研究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实现体育史学价值的转向与复归，必须追求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和本质规律的理论实现，以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中激发理论活力。“体育史学革新的‘新’重在实践，要重视体育社会史的研究，对体育社会史的研究能够给予历史研究以有血有肉的阐述，真正建立一种立体的体育史学，形象化的体育史学和科学的体育史学，让更多的人知道体育的历史，让体育史产生社会效益……要加强与当今人类、与我国现实生活相关的体育规律或规律性的理论研究”。
无法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我国古代体育史学的致命软肋，也是古代体育史研究应该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成果不应成为“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是孤独的“守望者理论”，无法创造性地诠释我国古代体育运动的内在精神和现代意义。由于拘泥于古代体育史实的重现与复活，我国古代体育史没有能从深层次地解释、剖析中国人的运动健康观、休闲养生观、体育文化观，来挖掘利用古代体育运动资源，丧失了解释国人运动健康和现实需求的能力。我国古代体育史理论活力丧失的背后，是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的立场错位与价值缺失。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要么沉溺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要么受西方体育史话语系统影响，常常沉醉于抽象的思辨，对于重大体育现实问题，特别是普通民众的体育问题追问和服务不够。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现实紧张是脱离社会实践而形成的，没有实现“服务社会实践，服务社会大众”的应然价值和应然立场，没有激发出应有的理论活力。
令人可喜的是，王俊奇教授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力地突破了传统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研究的视阈，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进行合理“切割”以凸显该体育文化的独特魅力。如对蹴鞠衰亡历史原因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城市体育的详尽描述，无不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历史借鉴。
4 在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中建构多元范式
目前，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处于低潮时期，古代体育史理论研究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处于理论紧张的境地。“近十年的体育史学大多数还属于过去史学模式的深化，并没有完成体育史学的‘范式’转换。眼下体育史学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从自身检讨，要扪心自问，我们的体育史学究竟发现了哪些独创性、实用性的理论?究竟提出了哪些与当今社会生活相关的‘规律’和‘规律性的理论’?”我国学者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表达出了建构古代体育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诉求。
面对古代体育史研究的理论紧张，社会生活史、后现代主义史学、历史地理学理论、考古学等成为了构建古代体育多元研究范式的理论富矿。“社会生活史是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的专门历史，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形象地认识历史原貌”。在我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当代形态中，研究群体较为重视我国古代社会体育形态史和体育发展史，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就相对薄弱。郑振坤的《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王俊奇的《中国唐宋体育史》、毕世明的《中国古代体育史》等代表性学术著作都注重宏大历史叙事研究，忽视了古代体育社会生活史的精细研究。“无论是社会形态史和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一方，都不应分轻重厚薄，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的整体性问题，是其科学思想体系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对其认识和研究的科学态度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对于从整体上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揭示其科学的属性，展示其理论品格，认识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完整性
“大德育”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核心概念，反映其内在属性和重要特征。无论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内涵属性研究，还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的整体属性来认识，其核心概念都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德育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德育实践相结合，指导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党的德育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矛盾，科学回答和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围绕提高中华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性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德育领导、地位、目标、方针、任务、原则和育人实践等德育的重大问题，内在形成了发展性、指导性、整体性的科学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首先表现为“大德育观”思想。邓小平同志依据“两个大局”，从整体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对党的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总体布局。他说：“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1]306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和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确立了他的政治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他运用唯物史观和政治观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观。他再运用唯物史观、政治观和经济观，分析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实际，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168的民主观。邓小平同志再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运用其政治观、经济观和民主观，分析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点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归宿点，确立了“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1]64，“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63的社会观等。这就构成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的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在这一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内，当然也内含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说：“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26这就科学表达了在新时期大变革、大开放、大发展时代特征下，党的德育思想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坚持从深化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开创党的德育工作新局面。江泽民同志说：“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4]他要求全党同志站在“四个认识”高度来认识党的德育工作，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他强调这是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基础，“这方面的问题认识清楚了，处理好了，我们进行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切合实际的基础。”[5]76他还提出了“四人”的德育任务，“四信”教育的重点内容。在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上，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思想，这就从治国的战略大局，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安邦的战略地位。胡锦涛同志在新世纪新阶段把党的德育工作放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来谋划。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推进的事业。”[6]“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重要战略地位，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7]3正是在这样的大势大局条件下，胡锦涛同志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大德育观，着眼于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大局，阐述党的德育工作服务大局的极端重要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强调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必须强化教育引导”[7]1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7]11-12这就强化了党的德育工作治国理政的全局理念，提升了党的德育工作对于打牢全党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战略地位;彰显了进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突显了开展共同理想教育、强大精神力量凝聚、基本道德规范教育和引领的重要作用。
同志坚持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从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把握时展的大势，深刻阐述党的德育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思想保证，增强人民和国家的精神力量。他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特别强调作为党的德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他说：“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8]重点提出了“两个巩固”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党的德育工作的大局、大势和大事。同志在新常态下还强调，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德，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9]这实际上就回答了以怎样的大德来治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教育全党同志和广大人民。综上所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观是一种完整的大德育观。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道路、理论、制度作出了整体性的全面深刻阐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德育思想，内在地也必然反映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伟大实践的客观存在，必然反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全面性。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内在表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反映了党的德育目的属性和本质，体现了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格和要求。邓小平同志说：“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穿到底。”[2]106-107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同志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数以亿计的合格人才，一定要把我们的教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特别注重党的事业人才培养和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他说：“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1]380这就明确回答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人，培养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邓小平同志还强调：“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1]28“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256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5]294“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3]647-648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同志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际出发，提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0]。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顶层设计，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高度，科学地进一步回答了党的德育工作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这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人，培养“有梦想”、有担当、有本领、有大德、能实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集体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打牢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要求全党同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引领社会风尚。他说：“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党，来引导我们前进。”[2]44“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112江泽民同志说：“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1]他还强调：各级党委要进一步认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这是党的德育工作一项根本任务，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重点论述了理论武装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用“四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人、培养人。党的德育工作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制相协调。要切合实际，注重实效，要“接地气”，要“抓铁有痕”。这就针对性解决了怎样培养人、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育人思想的整体性，还体现在党的德育领导、方针、政策、目标、原则与思想方法的整体性，并通过一系列党的德育文献、文件和实施意见，直接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等。这些政策和文件规定着党的德育实践方向，指导着党的德育实践发展，体现了党的德育理论、德育政策与德育实践有机统一的整体性。
席勒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伟大的文学家和美学家，为人类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其美育理论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现其巨大价值。马克思在青年时代深受席勒影响，曾说席勒是“新思想运动的预言家”。当论家克罗内认为，“席勒作为一个美学理论家，他所取得的成就是划时代的。”席勒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美育”概念并加以全面深刻阐释的理论家。他也是第一个以美育理论为武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分裂人性弊端的理论家。同样，也是他第一个将美育与艺术的建设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相联系，从而为后世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正确的路向。
一、关于席勒美学理论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美学界对于席勒的美学理论，由于受鲍桑葵《美学史》等著作的影响仅仅将其界定为“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桥梁”。但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再来审视席勒的美学理论，我们就会深深地感到过去的评价是不够全面的。历史证明，席勒的美学理论的意义决不仅是完成黑格尔美学的一种“准备”和“桥梁”，而是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成为人类美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
席勒从美育的独特视角批判了他所在的时代。这种批判开了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审美批判的先河，影响到后世并对当代仍有其重要意义。当代德国著名理论家哈贝马斯在《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一文中指出：“这些书简成为了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席勒不仅是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者，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他在某种程度上突破德国古典美学的思辩性、抽象性，努力将美学研究带入现实生活，开启了现代美学突破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走向“主体间性”之路。哈贝马斯认为，这实际上是当代“主体间性”理论和“交往理论”的一种萌芽。特别重要的是，席勒将美育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这不仅突破了近代本质主义认识论美学，奠定了当代存在论美学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审美的生存”的新人文精神重铸之路，关系到人类长远持续美好的生存。席勒的《美育书简》是资本主义现展过程中有关人性批判与人性建设的一部鸿篇巨制，标志着美学逐步由书斋走向生活。也正是在这一论著中席勒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同人的自由紧密相联。将审美教育与人的自由生存和人性的全面发展紧密结合，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来说，克服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带来的人性和人格的片面性，追求人的审美的生存，成为人类追求的始终不渝的宏大课题。马克思对于人的“异化”扬弃和全面发展的论述，海德格尔对于人的“诗意地栖居”的论述，都是继承席勒探索人的审美生存的当代重要成果。
二、关于席勒的美育理论的内涵
席勒最重要是理论贡献在于围绕“美育”这个论题，以《美育书简》为中心，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备而新颖的美育理论体系。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席勒的《美育书简》与他的其它美学论著割裂开来。事实上，席勒的20多篇美学论著，尽管题目各异，但其核心论题却是“美育”，其它论著均围绕“美育”这一论题展开，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美育理论体系。而其核心是“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实质上是一种现代存在论美学的初始形态，预示着现代美学由认识论发展到存在论的必然趋势，直接影响到后世。
席勒美育理论提出的哲学基础是由认识本体论到存在本体论的过渡。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先验人本主义哲学，特别是康德有关自然向人生成的观点。但对于康德的认识本体论却有所突破。他由古希腊的古典本体论出发，走向存在本体论。
关于美育的内涵，席勒将其界定为“自由”。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实在、必然与理性的审美的关系性的自由。也是审美的想象力的自由，是想象力对于自由的形式的追求，从而飞跃到审美的自由的游戏。当然归根结底，席勒所说的自由是人性解放的自由，是通过审美克服人性之割裂走向人性之完整。由此可见，这种自由观不仅局限于精神领域，而更侧重于现实人生，追求一种人性完整、政治解放的人生自由。因而是一种人生美学之路，开辟了整个现代美学走向人生美学的方向。
席勒认为，美育的特殊作用即是其成为沟通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中介。这就使美育成为由自然之人成长为理性之人的必由之途。这就是席勒关于美育作用的“中介论”，成为整个美育的核心环节，构成了整个审美之谜。
席勒认为，美育所凭借的手段是美的艺术。他首先从艺术类型的横向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的美育的途径。那就是由优美到崇高，达到人性的高尚。而从纵向的角度，席勒勾画了审美教育的历史过程，即由古代的素扑的诗到现代的感伤的诗，最后走向两者结合的理想形态的诗。
三、关于席勒美育理论的当代价值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作为世界观的本体论理论，将审美看作人的本性和人的解放的唯一途径，因而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一理论对于我国当前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的指导下，通过美育的途径，培养广大人民的审美世界观，造就一大批学会审美的生存的人，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席勒的美育理论是一种人生美学，旨在克服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分裂，实现人性的完整，造就无数人性得到全面发展的自由的人。这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行的素质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启示我们借鉴席勒有关美育所特具的“不可代替”的“中介作用”等重要理论资源。
在当前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建设中我们应该很好地借鉴席勒有关理论，既正视当前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形势，同时又坚持美的艺术的“高尚化”方向。使我国的文化和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全面、可持续发展。
继承发扬席勒的美育理论还将开创中西美学交流对话的新篇章。美育理论建设。
【关键词】汉语；教育思潮；传统
1关于现代教育思想
1.1现代教育思想的结构
本文是基于现代教育思想下的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讨论，所以我们要先理解什么事现代教育思想，首先这是区别于传统的教育思想而言的。一般认为现代教育思想起源于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教育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理论型的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由教育理论工作者研究的教育思想，这是我国教育界的一大特点，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没有系统的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教育工作根本就无从开展，不知从何下手。这也是现代教育思想区别于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标志。
政策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是指我国在宪法大纲以及教育法律法规上确定教育必要性和对教育的具体规范，从中体现出教育思想，政策型教育思想是体现一个国家的教育大纲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国民教育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型的教育思想，这主要由广大第一线坚持在教育工作岗位的老师通过实际的教学，经过理论思考而形成的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思想。实践型的教育思想是教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用于解决当前教学工作中碰到的具体问题的理论指导。
1.2 现代教育思想的功能
现代教育思想主要由以下功能组成：认识功能，对现代教育产生最基本的认识，启发人们的思考，从而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遇见功能，现代教育思想具有前瞻性，让人们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教育思想是对教育活动的规律性的总结，因此，掌握了教育思想就等于认识了教育规律从而实现其预见功能；导向功能，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调整功能，通过认识教育思想进而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可以使人们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教育活动和行为；评价功能，为教育评价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尺度；反思功能，教育思想课促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进行自我观照、自我分析、总结等，使教育工作者能客观理性的分析评判自己的教育行为和效果，有利于提高教育工作和的素质。
2现代教育思想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
汉语言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人文学科，其集理论性和实践性为一体，所以教学工作不但要重视理论性的讲解，更要注重学生的实际技能的运用，特别是当前我国提倡素质教育的前提下，主张学生不但要学习好理论知识，更加要懂得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实际技能的运用。另外作为汉语言文学在系统的学习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而且由于其理论性的东西多，导致在课堂上会让学生有枯燥之感，因此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设计上应有所改变。
2.1 以学生为本
传统的教学观念是以一切以老师为中心，“名师才能出高徒”就是最好的体现。“师本位”观念下的教学方式是课堂是围绕老师来进行的，老师是知识的支配者和掌控者，学生知识被动的接受知识【2】。这种观念在现代来说必须加以改变，“师本位”的观念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按照现代的观念，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内部因素才导致事物变化发展的主力，而学习是需要学生肯学，教学效果才能有效体现，老师只是客观的推动因素。因此在课堂设计上，我们要尽量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主动去学习。
2.2 丰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地广泛。因此，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过程中要突出课堂教学的重点并加强对学生的汉语言文学应用性能力的培养。首先，教师要提高学生对古代和现代汉语言文学的实际阅读水平并加强对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普通话的应用能力的培养。其次，教师还要大胆地运用各种多媒体等新型教学辅助工具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效率。最后，教师在上课之前要对课堂的教学内容做到了如指掌，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地调整，尽量丰富汉语言文学的课堂教学内容。
2.3创设相关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情境
汉语言文学专业涉及的就业领域较为复杂，例如文秘岗位和新闻工作岗位以及广告策划等等。因此，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工作岗位的特点和优势，创设相关的情境来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比如，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创造一个新闻会的情境，启发学生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角色该如何运用自身的语言艺术来提高整个新闻会的效果。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以记者的形式进行提问，在教师的帮助下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学专业在实际的工作当中的魅力和作用【3】。同时，学生在教学情境的创设中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而且还培养了自身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情境教学的设置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教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3.对未来的展望
现代教育思想对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不单是理论型的人才，还能理论联系实际。在当前，对高素质人才，要求不但要有知识的广度，还要有相关专业的深度；理论知识要扎实，实际技能的应用也要过硬。汉语言文学作为时下的“冷门”专业之一，在目前的高考志愿填报表上并不受待见，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设立和创建，汉语跟随着孔子的影响已逐渐的被广大国外人民所熟知，并在国外掀起了一阵阵汉语学习的浪潮，因此，未来汉语言文学一定会成为热门专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教育不但要有系统的理论学习，还要有实际技能的应用。
4.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教学对我国未来的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积极地创新，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教学方法以促进课堂教学效果的实现。在21世纪的今天，汉语言文学专业要想培养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就必须突出其自身的专业特色并根据实际的人才需求进行不断地调整，才能够体现出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一个核心专业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陈永春.关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少数民族文学课的建议――以内蒙古民族大学教学实践为例. 民族教育研究，2011，（5）：43- 46.
[关键词] 《概论》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石,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主课程之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蕴含在《概论》的教学内容之中。如何利用《概论》教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概论》教学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和灵魂。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国,必须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样化,部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发生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产生怀疑。《概论》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引导学生在多元思潮的比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1.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当代价值。基本原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性质和整体功能,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概括,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只要客观规律及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条件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仍然可以发挥指导作用,适应不同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揭示客观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原理,即辩证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基本原理;(2)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即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所蕴含的基本原理;(3)揭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关于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这些原理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这些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就可见其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概论》教学中,要注意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凸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2.揭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为审视历史、评价历史,为观察当代问题、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方法。比如,马克思主义遵循实事求是的认识原则,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于动态发展的社会现实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和改造现实世界,这种认识方法具有永恒的魅力。又如,任何范畴既具抽象性,又有历史规定性,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所践行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至今仍是认识应当遵循的准则。再如,马克思主义全面突破了思想文化中的“地域性思维方式”,开创了一种世界性的思维方式,《共产党宣言》揭示了世界的整体性,《资本论》阐发了生产的国际性。这种思维方式为全球化时代认识现实、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方法。《概论》教学中,要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运用,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3.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当代价值。马克思一生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为“人的科学”。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类世界、人的生存,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关注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对人的发展进行了深层思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这一理论旨趣为中国共产党人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如此,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以时代意义。《概论》教学应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以人为本、人本思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趣的内在联系,以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立足时代特征揭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能使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从而增进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
二、《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共同理想是民族、国家、政党的精神支柱,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理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它把党的目标、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与个人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阶层的共同愿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整合力量,凝聚人心。《概论》教学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1.引导学生认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对于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人们的认识存在分歧。《概论》教学应重点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比如,改革开放把中国带进了现代化的快车道,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破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起来,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主流;民主政治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政治权威从神圣化转向世俗化,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国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转变,政治透明度有了提高,决策走向民主化,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健全,人权、法治、公平、正义、自由、政治文明等概念进入话语体系;文化得到发展与繁荣,大众文化兴起,文化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苏,教育规模扩张,知识更新加快,科技领域有了新的突破;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开始起步,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各类社会主体的自扩大,社会结构分化加快、程度加深,身份体系弱化、社会流动加快,社会保障逐步建立起来。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概论》教学中也应当引导学生认识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深入剖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说明问题的解决之道。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呈现出来,有利于学生正确评价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内涵。
2.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概括,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这一概括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保证、强大动力、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阐明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概论》教学中应引导学生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内涵,以帮助学生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识。
3.引导学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概论》教材体系实际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一种把握和解读。此外,《概论》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其他看法。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其一,认识论、价值论、世界观,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认识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论、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论;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新结论,包括社会主义时代条件论、社会主义以人为本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论、社会主义全面文明论;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路径选择、战略设计,包括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举措,等等。[2]《概论》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构的讨论,有助于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明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也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质与远景。
三、《概论》教学中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概论》教学中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教育,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说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如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提出,民族精神有两种表现形式,即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从某个特定的时空坐标来说,传统精神就是这个特定的时空以往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以往的活动中形成的表现民族整体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社会存在的反映。时代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这个特定时空的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体现民族精神面貌的精神内核,是一个民族所处时代的社会存在的反映。民族精神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统一。传统精神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纵深规定着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是民族精神中具有稳定性、连贯性的内涵,也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依据;时代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当代表达,赋予民族精神发展的活力和动力。[3]这种观点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概论》教学中讲授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相关内容时,首先应说明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界定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尽管学术界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有多种概括,但《概论》教学还是应当采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精神的概括:“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4]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系统、明确的概括,既强调了爱国主义在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中的地位,也说明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它渗透在中华民族精神的一切领域。其中,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内涵的扩展和延伸,是爱国主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上的要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爱国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爱国兴邦这一主题。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求真务实、改革创新、和谐发展、以人为本”四个方面。其中,求真务实是前提,改革创新是核心,和谐发展是规范,以人为本是目的,这四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明确界定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内涵,才能让学生了解何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3.阐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路径。《概论》教学中开展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落脚点之一在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为此,应让学生清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具体途径,即通过先进文化建设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顺应时展要求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国民教育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通过纪念活动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运用各种媒介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同时,《概论》教学还要让学生意识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需要炎黄子孙共同参与,没有民族成员的共同参与,仅仅凭借政府部门主导、新闻舆论机构配合的运动式宣传,难以收到实际的效果。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是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和弘扬者、民族精神的创造者和培育者,都应当担负起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责任。
明确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关系,说明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内涵,指明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路径及当代大学生肩负的责任,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教育就能收到预期效果。
四、《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概论》教学中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开展,要解决如下问题:
1.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涵。2006年3月,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概论》教学应对其每一个方面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2.明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地位与特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基础的地位。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求人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着眼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回答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在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先进性的导向和广泛性的要求。当今时代,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将能提高全体国民的道德水平和人文素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从而增强我国的软实力与国际竞争力。这些道理在《概论》教学中应当予以明示。
3.指明社会主义荣辱观有赖个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不仅要使“八荣八耻”的基本内容深入人心,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认识,更重要的在于全体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这就要求《概论》教学中对大学生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明确要求,引导学生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结合起来。
总之,《概论》教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平台,结合《概论》教学内容、教学实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2]李恒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研究的若干问题[J].学术研究,2008(10):7―10.
中国现代美学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是，由于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长处、短处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其文学艺术也先进于我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用西方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和写实主义方法为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文学、戏剧、小说、绘画及其大团圆精神。这种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但50年代以后又出现照搬前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进入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苏联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学艺术分属于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不能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的事实中推断出西方文学艺术也同样先进的结论。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传播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道德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教育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总结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著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材料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材料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文化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
曾繁仁
美育学科的发展从来都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紧密相关。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只有美育活动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育学科。美育学科的产生，应以1793年席勒发表《美育书简》为标志，该书意在通过美育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分裂”。而“二战”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针对教育的科技化、工具化和职业化倾向，提出了包含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美国盖蒂艺术中心为使美育更加规范化并列入课程体系，提出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在我国，首倡并实施美育学科建设者为蔡元培，他将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五个方面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提出“德、智、体、美和生产技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不过，美育学科建设的真正起步，则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把美育正式写进教育方针，而且将其提到“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高度。教育部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98－2001）》与《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前一个规划带有拨乱反正、恢复美育学科的性质，后一个规划则已立足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内涵丰富而切实可行。同时，我国还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和美育的相关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美育教材和论著，极大地推动了美育学科的发展。
美育作为美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这两个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从美学来说，美育学科的发展将使美学学科由抽象的本质主义探讨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从教育学来说，美育学科发展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构筑了融会二者的桥梁，从而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而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说，面对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步伐，美育学科的发展对于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精神焦虑与市场拜物，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疗治和补缺。可以认为，在当代，美育学科的发展承担着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
从长远建设来看，美育学科发展须在现代性视野下遵循学科自身规律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美化”和“非美化”的二律背反现实，从学科建设所必具的“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里，所谓“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就是从美育学科的“审美力的培养”这一基本范畴出发，面对当前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吸收当代美学领域富有价值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语言学美学和文化诗学的精华，构建具有新的内涵的当代美育理论体系，并做到古今中外各种美育资源的综合运用。从我国古代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天、地、人交汇融合为指归，最后落脚于文与质、外在与内在、入世与出世高度统一的“君子”的培养。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古代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和谐论”美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应予批判地继承。可惜的是，这种“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对于西方，除重视古希腊以来“和谐论”美育传统之外，还更应重视西方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突破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特征、以追求人的“诗意的生存”为目标的美学与美育思潮，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我国现代以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传统，特别是对于近五十年来，包括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更应给于重视和继承发扬。由此，在诸多资源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育学科体系。
所谓“独立的研究方法”，是指美育作为交叉学科应立足于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吸收当代心理学、社会学、教育评价体系与脑科学的种种方法和成果，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当代美育研究方法。其中，尤其要重视当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探讨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从教育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教育评价测试体系：统一的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试体系。如果机械地依照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则美育与德育等非智力教育一定会被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从而走上应试教育的道路。因此，只有遵循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式体系，美育才可能拥有其应有的地位。只是这方面的具体操作难度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而由于美育同教育学科的关系，它同心理学、特别同“神经心理学”与脑科学研究密切相关，如我们所熟悉的美育所特具的“开发右脑”、“情感升华”、“肯定性的情感评价”等，都同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有关。因此，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必要借鉴脑科学的成果，使之具有自然科学的重要支撑。至于“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目前应侧重从现有艺术教育队伍出发，通过行政和学术的渠道来采取措施，尽快提高其实际能力和水平。同时还应吸收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逐步形成一支同我国美育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质高量足的美育学术队伍。应该说，从时代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两方面来说，我国的美育学科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取得更大发展。
文艺美学：问题与希望
王德胜
文艺美学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理论“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之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努力，文艺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化建构不仅追蹑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意图——把美学的思辨过程延伸进感性形象的文艺活动之中，正是自王国维以来中国美学一以贯之的学理追求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美学体系建设”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和现实态度。
值得瞩目的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文艺美学在中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不过，也正因为文艺美学历史之短，其学术发展中难免存在种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体现在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上。如果说，提倡文艺美学的学科化建构最初具有某种“应时而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强调文艺回归其自身审美属性，因而有着鲜明的理论应用企图；那么，随着研究过程的不断展开，我们便不能不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被当作特定学科或美学分支来建构的文艺美学又如何才能确定它自身的学科性质？对此，目前各种有关“什么是文艺美学”的认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文艺美学是美学（包括文艺理论）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然而，这种认识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仍然无法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真正有效地区别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界限：难道为了保证文艺美学的独立性，美学在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文艺理论从具体审美过程出发对于文艺活动的研究，就必须无条件地“让渡”给文艺美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又将带出一个新的、悖论性的学科建构难题，即为了区别于美学的存在形态，文艺美学必须有意识地淡化对于美本体的思辨，弱化美学思维之于具体艺术问题的统摄性；而为了撇清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相似性，文艺美学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文学艺术问题的美学抽象性，增加文艺美学的哲学光色。应该承认，这个学科建构上的难题，还没有在当前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它不仅影响了文艺美学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对文艺美学存在合法性的信心。
那么，解决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化解文艺美学学科建构难题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个希望就在于我们转换态度，把文艺美学从一种学科形态转向一种具体研究形态来加以理解，即文艺美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深刻把握。因为很显然，既然文艺美学的讨论话题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叙述形式，而20世纪以来各种美学、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没有拒绝艺术的审美考察，而且正越来越趋向于把研究视点深入到艺术母题之中，那么，文艺美学的研究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美学、文艺理论内在话题的当代延伸，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从内在结构层面观照艺术的具体审美存在特性、审美表现方式、审美体验过程和规律等的特定理论思路、讨论形态。质言之，文艺美学的定位可以在当代美学、文艺理论的自身问题中获得确立，“学科化”的“文艺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文艺的美学研究”。
因此，依照美学、文艺理论的当展特性来寻找深化文艺美学的真实理论问题，以对问题的确定来奠定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当代研究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以对问题的阐释来展开文艺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过程，应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当前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者有三：第一，艺术现代性追求与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联。这其中又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内涵及其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维度。第二，当代大众传播制度对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的效果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过程和美学意义。由于当代艺术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播的具体特性，因而只有把艺术效果问题与整个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问题加以整体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当代性把握，在理论上真正体现现实的价值和立场，文艺美学研究也才可能产生理论的现实有效性。第三，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的现实美学关系。把艺术活动与人的日常活动的关系放在现实生存语境中来把握，既是对当代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种具体认识，也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体现自身当代追问能力的内在根据。
西方美学研究之展望
朱立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或借鉴对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面临重大的突破发展和历史性机遇，而研究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新成果，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首先，在21世纪，西方美学译介工作还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在我国虽初具规模，但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不但有些重要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涉及美学内容的译作太少，而且美学史上有些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相关译著也不够完备，如美国经验派、德国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罗、莱辛以外的欧洲启蒙主义美学家等；19世纪欧洲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至今未见到完善的译本；20世纪美学译著虽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论著或相关论著还未曾译介过来，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论著（不限于纯美学论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著作）还来不及介绍进来，有的甚至根本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对于已经翻译介绍进来的大批各个时代的美学著作，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跟不上，许多重要著作至今没有被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有的甚至从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关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数的热门书。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其次，与译介工作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远非无事可作。断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译介的时期和学派都值得专门研究并写出断代史或学派史。尤其是，当代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美学共生共荣，它们都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学的范畴与范畴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美学范畴作为各种审美现象的本质、关系的规律性表达和逻辑概括，是美学思想和观念的理论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是对一般西方美学史研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提升，又是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我国对西方美学范畴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著，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至于范畴史的研究更显得薄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层次来进行，即可以把特定时代以理论形态呈现的美学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具体审美意识、观念、趣味、风尚、艺术创作等体现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原生态的审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阐发而相得益彰。
中国现代美学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是，由于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生命活力及长处、短处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常常陷于盲目状态。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走在我们前头，因而其文学艺术也先进于我们。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五四“文学革命”诸君用西方文学艺术的悲剧精神和写实主义方法为标准，批判、否定中国文学、戏剧、小说、绘画及其大团圆精神。这种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但50年代以后又出现照搬前苏联美学和文艺理论的状况。进入90年代，人们一方面反省由于搬用前苏联的弊端，另一方面却又搬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以代替自己的思考与创造，并且仍以否定传统为代价。这是值得深思的。中西文学艺术分属于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不能从西方科学技术先进的事实中推断出西方文学艺术也同样先进的结论。
模仿、照搬外来的文化模式、观念、方法，而不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化而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传播西方美学，至20年代开始在高等学校开设美学课，并陆续出版了各种美学原理或美学概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美学文章，但在质上却又是照搬西方（包括前苏联）模式，范畴、命题、体系都是西方的或模仿西方的，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范畴、命题和重要思想观点却长期搁置、无人问津。这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影响的必然结果。当然，西方的美学理论我们必须借鉴，它会给我们很多启示，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但西方的美学理论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美学理论建构，因为西方的美学理论是西方文化的结晶，并不是全世界普遍适用的。我们也不要企图建构全世界公用的美学理论，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是多元存在的，各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规律。同时，美学不是揭示自然的客观规律，而是揭示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属于人文之学。文化不同，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终极关怀等是很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异质因素，与们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
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来衡量中国美学史的实际，用西方的审美标准取舍中国的思想资料，有削足适履之嫌。例如，有人撰写孔孟老庄的美学思想时，大谈他们对美的本质的认识。其实，孔孟老庄乃至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对十分抽象的美的本质并不感兴趣，很少直接谈论这种问题。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美的境界、美的形上精神。他们追求这种精神境界，不像柏拉图那样进行抽象的思辨和逻辑推导，而是进行鉴赏、体验、感悟、洞观，因此在形式上也不见逻辑体系。所以，大谈孔孟老庄如何论述美的本质，无疑是无的放矢。当然，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学艺术有许多相同之处，求同、相互印证、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有不同甚至相互反对之处，这尤其不能忽视。由于中西文化不同，才使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论说形式，中西艺术才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西方艺术以自然科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实和客观描写，结果落实到认识论；中国艺术以道德哲学为其理论基础，侧重于写意和主观表现，结果落实到育人的教育实践；二者的思维方式、表现方法、价值取向很不相同，各有长短。可以说，中西艺术没有完全相同的范畴、命题和论说形式。正因如此，中西对话交流、取长补短、融合出新才是必要的，才能有发展、创造。因此，进行深入、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乃是未来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认识前提，也为美学创新展开了广阔的文化背景，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西美学比较，才能做到深刻、符合历史实际；才能通过比较，认识优劣，择善相从，吸收消化，吐故纳新。中西美学融化出新，这是我国未来美学理论建构的主要途径，也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鉴于以往的经验，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应当做到：一是中西美学融化出新，对于我们来说必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未来美学的发展便会失去根基，没有了生长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美学的发展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并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传统文化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二是中西美学比较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平等对话的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优越性、局限性和生命活力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才能清除“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才能正确掌握比较的标准。三是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做出独到的建树。
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化途径
薛富兴
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从王国维开始，他用西方近代学术方法和观念审视中国古典审美传统，发现了在传统学术视野下很难发现的东西。此后，以宗白华、朱光潜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在深入认识中华审美精神个性方面，得出许多精到的认识。但整体而言，20世纪前期是一个集中输入西方美学理论、尝试基础理论建构的时期，中国美学研究处于零星讨论、尚不系统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美学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美学史著作，断代史和专题性研究著作也层出不穷，发表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从此，中国美学与美学理论、西方美学鼎足而三，被视为美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分支，初步建立起中国美学这一美学分支学科，系统梳理了中华民族审美观念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打破了20世纪前期以西方美学为美学的局面，充分注意到人类审美意识中的民族文化个性，使美学学科内部的生态结构更趋丰富、合理，对美学在中国的深化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在，中国美学研究已成为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
当然，20世纪后期的中国美学研究也有其局限。最主要者有二：一曰基础薄弱。依理，一门学科的建立当从具体、微观的专题实证研究开始，只有专题研究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通史式的宏观总结成果。但20世纪后期中国美学研究正好相反，一开始便是通史式研究占主导的宏观研究阶段。著者积数年之功来言说数千年审美传统，其粗疏程度可想而知。即使是单篇学术论文，也以大话题居多，缺乏扎实的专题实证研究，有先天不足之症。二曰观念研究。现行中国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审美观念梳理阶段，观念只是人类审美活动的最后阶段、最抽象形态，审美研究若只停留于审美观念，没有更质朴、丰富的审美实践材料来支撑，将始终是无根之苗。这一点，现在已开始为美学界所认识。
中国美学研究正处于自我深化的新阶段，其具体途径有四：
化宏观为微观，走出通史情结，重新回到具体、实证的专题研究，重新做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工作，补先贤之未足，为中国美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一个较为扎实的基础。现在，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的具体情形尚知之甚少，诸如中国自然审美史、工艺审美史、生活审美史这些极具意义的专题，尚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也只有这些较为具体而又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专题研究成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中华审美意识发展才会有更符合实际、更新、更高的认识。
化观念为活动，走出理论文本，回到生动、丰富的大众审美实践，回到更质朴、具体的审美活动的器物、文字材料中，重新做系统的分类整理工作。美学史首先当是现实的审美活动史，观念的梳理当是终结而非起始环节。美学是人类感性精神现象学，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命活动中分析审美要素，从浩如烟海的器物与文献中爬梳审美的蛛丝马迹，确是一桩苦役，但不下如此功夫，中国美学研究便无以深化，永远只能处于前科学阶段。这实际上是以实证专题研究补课的方式来超越20世纪后期的观念研究。
以中华审美的特殊性材料来解决人类美学的普遍性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充分展示中华民族独特审美精神视为中国美学研究的唯一目标，其实这只是中国美学研究的初步。若仅以审美民族文化个性呈现为职责，中西美学将永远各自言说而无法形成人类共享性美学知识体系，中国美学研究也就失去了普遍性学术价值。中国美学研究若没有超越民族文化本位的普遍性学术视野，没有美学基础理论指导，实证研究也将很难深化、提升。因此，以中华审美独特性材料为基础，提出一些对研究人类审美意识发展史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解决一些西方美学尚未提出，或虽已提出却还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将中华传统审美智慧融入人类美学共享性知识体系，如此才能提升中国美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谓美学的“失语”、无平等对话权、中西美学各自为政等问题，也才会逐步得到切实解决。
坚持审美世俗本性，发扬中华审美传统。审美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起点，当下感性立场决定了它永远是最世俗的精神生活。中国有深厚的以审美乐生的文化传统，自然审美、工艺审美、生活审美和艺术审美在中华古典文化中全面展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正需要在当代社会发扬光大。较之西方那种以审美为真理、信仰的传统，中华以审美为乐生之情的传统更符合人类审美活动本性。中国美学在审美观念和审美实践两方面都有精彩的思想文化资源，因此，在促进当代美学基础理论建设和现实人文关怀方面，中国美学研究应该有极好的前景。
现代性视野中的美育学科建设
曾繁仁
美育学科的发展从来都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步伐紧密相关。在工业化之前，人类社会只有美育活动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美育学科。美育学科的产生，应以1793年席勒发表《美育书简》为标志，该书意在通过美育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分裂”。而“二战”之后，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针对教育的科技化、工具化和职业化倾向，提出了包含艺术与其他人文学科的“通识教育”。20世纪80年代，美国盖蒂艺术中心为使美育更加规范化并列入课程体系，提出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在我国，首倡并实施美育学科建设者为蔡元培，他将美育列为教育方针的五个方面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提出“德、智、体、美和生产技术”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不过，美育学科建设的真正起步，则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把美育正式写进教育方针，而且将其提到“素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的高度。教育部于1998年和2002年先后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98－2001）》与《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发展规划（2001－2010）》，前一个规划带有拨乱反正、恢复美育学科的性质，后一个规划则已立足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内涵丰富而切实可行。同时，我国还组织成立了全国性的艺术教育委员会和美育的相关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美育教材和论著，极大地推动了美育学科的发展。
美育作为美学和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的发展必将极大地推动这两个相关学科本身的发展：从美学来说，美育学科的发展将使美学学科由抽象的本质主义探讨回归人的生活世界；从教育学来说，美育学科发展为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构筑了融会二者的桥梁，从而提高素质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而从整体的社会发展来说，面对日益加快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步伐，美育学科的发展对于不断膨胀的工具理性、精神焦虑与市场拜物，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疗治和补缺。可以认为，在当代，美育学科的发展承担着培养一代新人的重任。
从长远建设来看，美育学科发展须在现代性视野下遵循学科自身规律加以推进。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美化”和“非美化”的二律背反现实，从学科建设所必具的“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各种独特的研究方法，一个对本研究领域的基本思想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这一基本要求出发，开展学科建设工作。这里，所谓“拥有一个有机的知识主体”，就是从美育学科的“审美力的培养”这一基本范畴出发，面对当前信息化时代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形势，吸收当代美学领域富有价值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语言学美学和文化诗学的精华，构建具有新的内涵的当代美育理论体系，并做到古今中外各种美育资源的综合运用。从我国古代来说，源远流长的“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就在于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以天、地、人交汇融合为指归，最后落脚于文与质、外在与内在、入世与出世高度统一的“君子”的培养。这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古代感性与理性二分的“和谐论”美育思想，有着重要的当代价值，应予批判地继承。可惜的是，这种“中和论”美育思想的价值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而对于西方，除重视古希腊以来“和谐论”美育传统之外，还更应重视西方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以突破传统“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为特征、以追求人的“诗意的生存”为目标的美学与美育思潮，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重视我国现代以来以王国维、蔡元培、鲁迅为代表的美育思想传统，特别是对于近五十年来，包括新时期以来的美育理论和实践，更应给于重视和继承发扬。由此，在诸多资源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特色的当代美育学科体系。
所谓“独立的研究方法”，是指美育作为交叉学科应立足于理论与应用的统一，吸收当代心理学、社会学、教育评价体系与脑科学的种种方法和成果，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当代美育研究方法。其中，尤其要重视当代教育评价体系的探讨和脑科学的发展。而从教育评价体系来说，目前存在两种教育评价测试体系：统一的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试体系。如果机械地依照智商评价测试体系，则美育与德育等非智力教育一定会被放到不重要的位置，从而走上应试教育的道路。因此，只有遵循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景式评价测式体系，美育才可能拥有其应有的地位。只是这方面的具体操作难度较大，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而由于美育同教育学科的关系，它同心理学、特别同“神经心理学”与脑科学研究密切相关，如我们所熟悉的美育所特具的“开发右脑”、“情感升华”、“肯定性的情感评价”等，都同神经心理学和脑科学有关。因此，美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必要借鉴脑科学的成果，使之具有自然科学的重要支撑。至于“有着共识的学者群体”，目前应侧重从现有艺术教育队伍出发，通过行政和学术的渠道来采取措施，尽快提高其实际能力和水平。同时还应吸收相关学科的学者参与研究，逐步形成一支同我国美育学科发展相适应的质高量足的美育学术队伍。应该说，从时代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两方面来说，我国的美育学科必将逐步走向成熟、取得更大发展。
文艺美学：问题与希望
王德胜
文艺美学被正式当作一门特定的理论“学科”，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接受西方美学学科方法之后在自身后期发展中的一种努力，文艺美学研究及其学科化建构不仅追蹑了现代中国美学的理论意图——把美学的思辨过程延伸进感性形象的文艺活动之中，正是自王国维以来中国美学一以贯之的学理追求之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美学界对于“美学的中国化”、“美学体系建设”的一种具体回应方式和现实态度。
值得瞩目的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文艺美学在中国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不过，也正因为文艺美学历史之短，其学术发展中难免存在种种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体现在有关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上。如果说，提倡文艺美学的学科化建构最初具有某种“应时而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强调文艺回归其自身审美属性，因而有着鲜明的理论应用企图；那么，随着研究过程的不断展开，我们便不能不严肃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被当作特定学科或美学分支来建构的文艺美学又如何才能确定它自身的学科性质？对此，目前各种有关“什么是文艺美学”的认识，基本上都倾向于认为文艺美学是美学（包括文艺理论）问题的特殊化或具体化。然而，这种认识不能真正令人满意，因为它仍然无法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真正有效地区别文艺美学与美学、文艺理论的学科界限：难道为了保证文艺美学的独立性，美学在思辨层面对于文艺活动的审美特性和审美规律的探讨、文艺理论从具体审美过程出发对于文艺活动的研究，就必须无条件地“让渡”给文艺美学？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它又将带出一个新的、悖论性的学科建构难题，即为了区别于美学的存在形态，文艺美学必须有意识地淡化对于美本体的思辨，弱化美学思维之于具体艺术问题的统摄性；而为了撇清与文艺理论研究的相似性，文艺美学又必须有意识地强化文学艺术问题的美学抽象性，增加文艺美学的哲学光色。应该承认，这个学科建构上的难题，还没有在当前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得到有效克服。它不仅影响了文艺美学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我们对文艺美学存在合法性的信心。
那么，解决文艺美学的定位问题、化解文艺美学学科建构难题的希望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个希望就在于我们转换态度，把文艺美学从一种学科形态转向一种具体研究形态来加以理解，即文艺美学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上明确指向了对文学艺术问题的深刻把握。因为很显然，既然文艺美学的讨论话题基本上都可以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体系中找到其叙述形式，而20世纪以来各种美学、文艺理论研究不仅没有拒绝艺术的审美考察，而且正越来越趋向于把研究视点深入到艺术母题之中，那么，文艺美学的研究其实就可以被理解为美学、文艺理论内在话题的当代延伸，它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从内在结构层面观照艺术的具体审美存在特性、审美表现方式、审美体验过程和规律等的特定理论思路、讨论形态。质言之，文艺美学的定位可以在当代美学、文艺理论的自身问题中获得确立，“学科化”的“文艺美学”实际就是一种当代形态的“文艺的美学研究”。
因此，依照美学、文艺理论的当展特性来寻找深化文艺美学的真实理论问题，以对问题的确定来奠定文艺美学作为一种当代研究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以对问题的阐释来展开文艺美学研究的合法性过程，应该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当前文艺美学研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者有三：第一，艺术现代性追求与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联。这其中又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化现代性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性质、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内涵及其在文化现代性建构中的位置、艺术现代性追求的合法性维度。第二，当代大众传播制度对于艺术活动、艺术作品的效果的具体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实现过程和美学意义。由于当代艺术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大众传播的具体特性，因而只有把艺术效果问题与整个文化的大众传播制度问题加以整体考虑，我们才能获得对于艺术审美本质的当代性把握，在理论上真正体现现实的价值和立场，文艺美学研究也才可能产生理论的现实有效性。第三，艺术活动与日常活动的现实美学关系。把艺术活动与人的日常活动的关系放在现实生存语境中来把握，既是对当代艺术的美学追求的一种具体认识，也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扩大自己的学术视野、体现自身当代追问能力的内在根据。
西方美学研究之展望
朱立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包括美学原理及中国美学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每一次突破，都主要以西方美学为参照系或借鉴对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21世纪，中国美学建设面临重大的突破发展和历史性机遇，而研究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新成果，对于中国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仍然是一种重要方式。而且，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现在还只是起步阶段，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首先，在21世纪，西方美学译介工作还需要大力拓展。20多年来，西方美学的译介在我国虽初具规模，但从整个西方美学研究需要来看还远远不够，不但有些重要时期如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涉及美学内容的译作太少，而且美学史上有些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相关译著也不够完备，如美国经验派、德国理性派和浪漫派，以及除狄德罗、莱辛以外的欧洲启蒙主义美学家等；19世纪欧洲美学史上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至今未见到完善的译本；20世纪美学译著虽已有一定的规模和数量，但许多重要代表人物的美学论著或相关论著还未曾译介过来，尤其近一二十年里大量新的重要论著（不限于纯美学论著，包括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的著作）还来不及介绍进来，有的甚至根本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而对于已经翻译介绍进来的大批各个时代的美学著作，我们的研究工作也还跟不上，许多重要著作至今没有被认真、系统地研究过，有的甚至从未引起注意。受到普遍关注的不外乎那么一些屈指可数的热门书。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其次，与译介工作密切相关，西方美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也远非无事可作。断代史研究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上面所提到的缺少译介的时期和学派都值得专门研究并写出断代史或学派史。尤其是，当代特别是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美学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的与后现代的美学共生共荣，它们都值得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更及时、深入的研究。
再次，西方美学的范畴与范畴史研究需要大力发展。美学范畴作为各种审美现象的本质、关系的规律性表达和逻辑概括，是美学思想和观念的理论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美学范畴史研究是对一般西方美学史研究在理论和逻辑上的提升，又是对西方美学史研究的推进和深化。我国对西方美学范畴的专题研究虽有一些论著，但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至于范畴史的研究更显得薄弱，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西方美学史的研究可以提升到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史层次来进行，即可以把特定时代以理论形态呈现的美学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具体审美意识、观念、趣味、风尚、艺术创作等体现的审美实践活动和原生态的审美文化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学理论与审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阐发而相得益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路径
党的十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全球化快速推进、改革进入关键期，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并将理论创新的成果运用于实际生活，才能最大限度发挥理论的作用，转化为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进行宣传教育，走进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民所掌握并运用于实际生活，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期才能更好地发挥指导作用。
一、加强教育，提升素养
党政干部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性和实效性，坚强对党政干部的教育，使其掌握和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果服务于工作，一方面将有效提高执政水平，同时也能从较高的起点宣传教育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是保持政治上坚定的思想基础，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只有加强对党政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让更多的干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自觉运用于本质工作中，才能体现出执政的科学性。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从根本上提高政治素养，培养纯洁理想信念，强化精神支柱，从心底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党政干部群体所必须有的品质，也只有在从崇高信仰的指导下，党政群体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做好分内工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只有人们心存马克思主义，才会认真学习和体会马克思主义精华，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优化环境，营造氛围
良好的文化氛围是学习和宣传教育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刘少奇曾指出：“我们要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继续努力提高劳动人民的觉悟和理论水平，使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成为有最高理论水平的民族之一。” 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种爱学习、讲文明、懂道理、喜真理的氛围，将会减少深入学习和宣传教育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很多障碍，提高效果。
浓郁的学习环境。“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里我们所讲的“人”不是狭义上的人，是指全体的社会成员，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理、学习文化知识、提高精神境界的权利，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是基础。因此，为了让全社会成员都能更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就要努力营造浓郁的学习环境，在环境的熏陶下，积极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队伍中。这是最好的宣传教育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良好的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须环境。只有在良好的社会风气之下，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才能得到较好的学习和传播，在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宣传教育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成为社会风气中一部分，让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生根发芽。
三、载体多元，走进群众
传播载体是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的依附工具，载体的多元化，有助于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基层群众中传播，让更多的广大群众接受、学习、掌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进基层群众。
充分利用现代传播途径。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各种网络、电视、报纸、手机等先进设备已经蔓延到实际的生活中，要充分、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并且做到有针对性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教育。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注重有区别使用，如：对于具有文化基底的群体，应该加大网络、报纸、手机等较为先进的设备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现代社会信息更新的速度快，只有这些先进的设备才能更随信息变化的步伐，以便及时的以新内容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活动，而对于某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基层群众，则要注重电视、表演等手段，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向他们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
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洁明了。”这句话形象的说明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重要性，只有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通俗的语言，才能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文化具有稳定性、渗透性，对人们的行为起着导向作用和深化作用，传统的文艺形式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的隐形表现，所以我们必须对传统的文艺形式加以创新，即将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念融入到传统的文艺形式中去，以直观、形象、容易接受的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用“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言语形式，来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能更好的实现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教育。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摘 要 体育学术史不是从体育学开始的地方开始的，而是稍后于体育学。近年来，非常多的体育学者已经意识到体育学术史在体育学发展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在很多场合中非常郑重地提出研究我国体育学术史的重要性和深远价值。本文献综述从近代体育学术分期、体育思想演变、体育学科发展、体育期刊研究等角度，对近年来的中国近代体育学术研究进行了简单梳理。
关键词 体育学术 体育学科 体育期刊 体育思想
体育学术史是对关于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知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论，进行历史地、逻辑地反思、回顾、总结和阐发，以达到能够清晰地认识体育学研究的历史成绩与失败经验，能够促进体育学的发展的目的的研究。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体育学术相关研究
（一）关于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分期的研究
无论是我国近代体育也好，还是新中国体育也好，尽管是两段时期，且二者区别显见，但对于体育学术发展来说，它应该是完整的，这关乎到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
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的发展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但是，就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涉及到近代体育学术这块领域的研究却非常少见，直到近两年才有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的论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灏霖博士，她在《体育科学》上发表了《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讨论》（2014），她在文中以学者、时代、著作、思潮、政治、前人等作为基点，以点带面来解释与总结我国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历程。
她将我国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晚清时期的体育学术（1890-1912年）和民国时期的体育学术（1912-1949年），并将民国体育学术又划分为民国体育学术初建时期（1912-1919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肇造与欧美化时期（1919-1927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建设时期（1927-1937年）、体育学术理论体系成熟期（1937-1949年）四个时期，并对每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特征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整篇文章从中国近代体育学术的发展历程的角度对我国近代的体育学术演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二）近代体育思想和文化
学术史与思想史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存在脱离思想的“纯学术”。虽然目前从整体上研究我国近代体育学术的研究并不多，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近代体育思想的演变过程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伴随着西方新式体育的传入，西方体育思想文化与国人对体育的认知交汇融合，我国近代各种体育思潮纷纷涌现。
（三）体育学科演进研究
论及学术史的研究对象时，对该学科发展的研究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王颢霖在其《从学科交叉与分化管窥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一文中从“体育学”、“体育原理”的内容变迁中提炼出近代中国体育学学科结构的演进发展：20世纪20年代，内容涉及到史学、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进入30年代，则扩展到了社会学、人体测量学等新的学科领域；至40年代，则延展至营养学遗传学、教育心理学以及物理学等学科。由于多学科涉入，使学科交叉趋势日益凸显，原本在“体育学”、“体育原理”中出现的与自然科学。
（四）近代体育媒体研究
期刊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载体之一，想要考察一个国家某学科学术进展的状况，把这个国家在这个学科方面的主要出版物如杂志当作研究对象无疑是一个极好的选择。
二、反思和深化
（一）研究专题集中，时期辐射面狭窄。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近代体育学术兴起、体育教育、体育思想文化等方面，虽然对于近代体育史上的体育学术的研究已经开展，但是各个角度的微观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而且通论性宏观研究也很缺乏；时间分期多对近代史的某一时期进行分析，并没有从整体上对中国近代的体育学术发展进行梳理。
（二）对近代体育学术的研究，没有从纵向将整个近代体育学术发展的各阶段联系起来。近代体育学术是体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剖析它各个时期形成的纵向关联，从而把握它的动态演变历程和规律。
（三）近代体育学术史的研究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史料发掘，尚待运用更丰富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近代体育学术史是体育学术和历史的交叉，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挖掘、甄别史料。
三、小结
我国的近代体育是古代体育与现、当代体育的交接点，是中国体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当前，对建国以来我国体育学术相关领域的发展研究较多，无论在研究角度还是新型研究方法的运用上都比较深入，但对我国的近代体育学术来说，就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涉及到的还很少，并且研究领域相对集中在与当时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体育思想、体育制度的研究上，研究方法比较陈旧，定性多定量少，视角单一，学科交叉少。我国的体育学发展至今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对近代体育学术发展的关注不够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体育学学科今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灏霖.对中国近代体育学术史分期的讨论[J].体育科学.2014.10：15.
[2] 王灏霖.从学科交叉与分化管窥近代中国体育学演进发展[J].体育科学.2015.6：1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体育；礼；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4-0060-02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a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P.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ism in terms of the social value emphasized by the ancient P.E., the developing limitations of its moral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its developing trend. And such valuable elements as the integration of its sociality and its class nature,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supervision system, the perfection of its legal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quality etc. provide the available materials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exist in modern P.E. education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fucius culture; the ancient P.E. education; etiquettes; modern value
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曾以其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中国古代灿烂的体育文化更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物。以儒家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中，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儒学的积极思想，有价值的伦理，在现代体育文化的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以儒家文化为主线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建设起到主导作用，同样对现代社会以及现代体育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运行主体的人，其文化心理结构在法律观念、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以《体育法》为基础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关的体育机构和组织，并逐步完善。在日趋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多元化的文化发展趋势下,体育过度商业化，体育领域中的暴力、兴奋剂、行贿受贿等时有发生，偏离了体育的本质目的。
随着体育研究的深入，人们不得不重视体育的文化因素，反思制度背后的精神因素。而挖掘整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摒弃传统伦理道德中的陈腐之处，从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类美德的视角来分析、更替、补充、重构已有的体育价值、规范，这对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站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探求中国古代体育演变的文化轨迹，并从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以促进当代体育发展的研究还显不足。因此在面对体育道德的滑坡，法制力量薄弱的背景下，如何运用文化变革机制原理，通过自我更新、自我选择去适应国际体育环境，保持我国的体育传统，有效的实现体育的本质功能，需要认真梳理、评价受我国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
1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古代体育价值取向和精神基调
1.1 以“仁与礼”的控制手段，追求体育的社会价值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以礼为中心，以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体系。同时，“仁”将品德修养，身体运动居于学习技能之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整个社会以“国家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注》，杨伯峻），其中，以礼教育为主，体现了乐，即乐舞，祭祀或庆典活动而献的舞，或是为了维护奴隶制而贵族子弟不可少的军事训练项目，以实现“射以选士”。并认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之人是没有资格懂得射术，君子仁人达到 “仁”的境界，就没必要再争高下，主张“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可见，“礼”是人具有道德的表现，“礼”既体现了外在体育道德的表现，又体现了对当时体育的一种规范约束，形成了中国人对体育比赛的认识。即在体育比赛中，做有礼有节的君人是最重要的。比赛成绩再好，若不懂文明礼貌也只能成为“小人”。孔子将体育视为一种礼仪活动，并将这种“礼”作为人的体育活动中道德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而教育中宣扬的体育思想，以及提倡的体育活动则是孔子实施“仁”教化的一种手段，为了把教育者变成理想的 “仁”人。 “仁”与 “礼”体现了以“道德教化”成为根本的事前控制和以“齐之以礼”为特征的外在控制方式。道德是用以有利于社会及人发展的规范，而法律则是对违及人的和谐发展的事物的约束。儒家以礼入律，以律代法，虽对当代社会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是对于体育德与法的管理无疑有借鉴价值。
1.2 儒家立法思想为体育确立公正原则
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古代体育，实现了社会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价值，阶级是以社会为存在前提，维护统治秩序的同时，保持社会的安定秩序。儒家将养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以一贯之的东西，政治秩序的稳定是建立在家庭、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的。以礼规范人们的体育行为，并将礼作为人体育活动中得到的界限和行为标准。诚然，任何体育竞赛中都必须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弄虚作假，法制上他律与道德上自律相结合起来。然而，当前违背体育道德以及破坏竞赛“费厄波赖”精神的现象与孔子的“仁爱”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裁判员、运动员、观众以及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应当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履行各自的职责，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和理智，以自己的道德以及社会公德，来展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儒家立法思想中存在维护体育公共秩序的“社会一般”、“人性一般”的思想，具有现代体育可以认可接受利用的价值。体育道德与法制的关系中，其作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人们的利益，最终为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服务。
2 儒家文化强调体育道德的公认制约力量
2.1 以礼入法，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的互补
不成文法指古代的习惯法，即礼，早于成文法，这是人类共同的“法文化”历程。孔子提倡彬彬有礼的君子之争，参加体育活动主要是为了习礼和修身养性，体现了礼的约束力。中国古代成文法产生以后，不成文法仍然在法律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形成中华法系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重、互补的特色。隋唐时期，以礼入法，其中入律只是一部分礼的原则和规则，大量的礼仍在律外，与律并行，即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唐宋时代臣子与皇室贵族打马球时，必然记住：“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全唐诗》），体现了当时的法律化原则，道德成为人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实现“以法治体”，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行“以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以义彰德，重视体育法制与道德共建
法律是强制的道德，道德是自觉的法律。历史上法律和道德相互关系的处理上的经验教训说明，要有效的维持社会秩序，两者缺一不可。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会失去合理性、正义性。古代法律秩序的确立为体育道德的普及提供了坚强的后盾，可以到法制中去寻找体育道德的生长点。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必然是法律与道德兼顾。儒家思想宣扬道德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体育呈现出“以义彰德”的现象，伦理道德中的基本原则被纳入体育法律体系中，成熟的体育道德规范要求上升为体育法律规范，形成体育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模式，这有利于当代体育的发展。同时，应当重视那些已成为法律一部分的道德原则与那些处于体育法律范围之外的道德原则之间，有一条不易确定的分界线。体现体育道德的规范将会更有利于体育法制建设，而体现体育法律原则的法律关系则能够促进体育道德风尚的形成。只有实现体育法律和道德的协调作用，才能实现体育法律实质的合理性和法律形式的合理性的紧密结合。1995年《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我国体育法制意识、立法、执法和执法检查、执法队伍等建设，都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现阶段体育的各种弊端的出现，说明体育法制建设仍是体育工作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体育道德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强调义与利辩证关系，塑造体育的人文情怀
3.1 “重义轻利”，强调修身以提升个人素质
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是他们自我完善的核心内容和行为准则，又是修身养心，延年益寿的有效途径。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就提出“仁者寿”的观点，反映了修身养心与健康长寿的内在联系，这为流传至今的导引养生、气功、瑜伽等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基础。在修身方面还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是明白大原则大道理的，而只有小人不懂大道理，斤斤计较于个体的私利。“义”与“利”的价值反思与价值判断，反映体育强调人的道德价值追求，十分重视体育伦理的社会价值。“义”作为一个概念范畴， “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符合道德性的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达到自我追求的目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3.2 净化体育的人文环境
面对名利的诱惑，体育道德滑坡，体育法制改革迟缓，出现了变相的锦标主义至上，惟金牌马首是瞻。而儒家十分重视道德修养，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不仅要靠社会、家庭的教育，更要靠人的道德修养，即修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治国，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儒家不但强调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且对道德修养的内容、方法、途径也有许多深刻的阐述，如改过、重微、重行、慎独、自省，这些今天仍对我们有深刻的启迪。儒学伦理中“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思想有力反驳了当前体育界出现的丑恶现象，使竞技运动的参与者在竞技活动中表现出适宜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于改善竞技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保证竞技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道德修养是一种道德素质方面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其实质是两种或多种势力的冲突和斗争
在人们内心的反映。因此，体育道德修养的过程，即是自觉的思想斗争的过程，根据一定的道义标准，在自己内心不断以正去邪、以是克非、以善去恶，达到道德上的不断完善，使整个体育界环境得以净化。在这一点上，儒家的重德、重修身的思想、言论，对现代体育道德修养具有借鉴意义。
4 结束语
儒家强调自然人化，注重人文价值，这一精神视野进入体育领域，便自然导引出具有东方人文精神特征的体育观，即将体育视为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教育方式，在体育中愉悦身心，潜移默化，最终形成形神合一的健全人格。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体育，在体育思想上主张身心一体、身心结合，注重道德的修养；在体育作用和形式上，重道德性和艺术性，形成体育的社会价值和阶级性的统一；在体育发展方向上，具有行气的理论和实践，追求精神的超越。这些积极的因素为当代体育的发展提出了发展契机。同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来改革相对较弱的体育政策和机构，加大体育的法律建设，协调体育法规与部门的规章制度的关系，促使当代体育向肯定和谐价值，以和为贵，强调社会责任心的方向发展。这种通过对体育根源的探寻并结合时代条件来对其进行研究，将对当代体育的发展起到有力的内在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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