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10 16:11:31
关键词：中国教育；教师；教育权威；教师地位；教师的自我实现
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教育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的构建中，现代教师面临诸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从而搞好适合新时期的教师伦理设计。
一、构建当代中国教育伦理体系．需要有教育权威作保障．形成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
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与这种民主化进程相适应，现代教师的教育权威要求新的教育权成为其支撑，要求对教育角色重新做出诠释，要求教育责任和教育德性建立在中国现代化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之中。在传统权威、家族宗法势力、地域性教育权力、灌输式教育形式、单纯依靠教师的教育角色获得教育权威的地方，也往往是教育生活缺乏教育民主的地方。它不可能使学生的个性自由、独创性、灵活性和健全人格获得真正的成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如何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难题。
教育权威失序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法制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现象，是完全抹杀人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发展的教育权威体系，是一种严重排拒教育民主的教育权威体系。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来说，教育生活的民主化是新中国教育体翩告别传统教育权威体系的一个异常鲜明的特征。但传统的惯性仍然是非常强大的。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展开，当前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主要包括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民主化进程中传统教育权威失效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而不再有效；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一种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商品化的教育权威”的教育伦理危机的到来。
这是民主化进程中，教育权威必然经历的重大转折。传统的以教师权威的天然合理性为基础的教育伦理秩序必将被一种现代的、建立在道德证明或道德印证基础上的教育伦理秩序所取代。这一转变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表现为新旧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尖锐冲突，其核心是教育理念或教育基础的现代性变革。进一步，教育权威的失序又急切地呼唤一种建立在新的教育伦理基础上的教育权威的重建。我们看到，这有赖于一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的形成。比如，在这种民主化的教育伦理精神和结构中，“教一学”关系、“师一生”关系的良序进行将不再诉求于教育角色的权威性。教师必须尊重青少年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的复杂性，尊重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由文化差异、代沟和青少年主体价值所造成的认同难度，以一种更民主的、更开放的、更宽容的精神进行一种旨在对话、交流、沟通和理解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活动。再如，学校的围墙不再是学生与社会隔离起来的象征物，学校与杜会的界限日益淡化，教育权威不再依靠相对独立的学校教育权力的外在控制，它更多地应当立足于一种内化发展，亦即教育权威不再由一种同一性的教育规范维系。学生中心论是民主办学的基本教育理念，它要求教育权威从学生的受教育活动中产生出来。
应该看到，由教育权威的失序而产生的教育伦理危机，是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它是教育现代化过程的必然产物，是教育进步的表现。失序和危机并不是教育伦理的后退，而是在民主化进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预兆。因此，正确看待社会转型时期教育权威面临的各种道德难题，如时下人们所说的人生导师的缺席、生活意义的丧失、父辈对下一代教育支配权的终结、“师道尊严(一种传统的等级人伦)威风扫地”、教育丧失了自己的尊严和严肃性等等，是教育精神和教育伦理走出转型期教育民主化进程造成的诸多困惑的不可回避的一大课题。
二、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导向。对传统的教师伦理产生深刻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社会。确立教师伦理道德的基本地位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学校不是一片远离社会的“净土“。市场社会中教师的地位，取决于教育在面向市场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同时，又能与社会这样一个不可阻断的整体背景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良好的教育——伦理生态。教师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伦理价值与学校教育“以人为目的”的人道伦理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确立其师者地位的关键。
第一，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平等和谐的师生人伦秩序。“伦”在传统社会其实是讲以“身份”地位为中心的客观的人与人的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社会，“伦”作为一种客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由身份等级来决定，而是由人们相互之间自愿缔结的“契约”来决定。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也是一种平等的人际互动活动。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教师地位不是靠教师“本于天伦的人伦”先天地获得的，教师必须放下架子，以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来获得学生的尊重。
第二，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对“为师之理”有一个新的把握。“理”是主体对事物规律性、普遍性东西的把握。是建立在主体理解基础上的一种可普遍化的内在规律。“教师”的“为师之理”是教师在其教育人伦中所理解的应当遵循的普遍性的“为师之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教师”的为师之“理”不是由“天理”先天决定的，它是建立在对教师人性的肯定与提升的基础上，是一种人之理。具体说来，它是对合情合理的教育人伦秩序不断探索的过程。因此，市场经济社会对教师“理”的位置的要求决定了教师必须解决好情与理、实然与应然、知识与德性等基本矛盾关系。它是教师对教育共同体中普遍法则的理解与认同。
第三，市场经济社会赋予师德新的内涵，对师德提出新的要求。教师的“德”，我们称之为“师德”。一个有“师德”的教师往往在他的教育活动中表现出与教师角色相称的伦理美德和理智美德。传统社会中“师德”的位置往往定位在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奉献，而忽略了教师履行其职责时的应“得”。“德——得”相通的“人德规范”被解释成一种“义得”而排斥了“利得”。市场经济社会要求人们恢复“利得”的正当性。师德不仅要体现教师美德行为的“义得”还必须充分体现履行教师美德行为的“利得”。
三、教师自身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文化使命感、开放的视野及全球化时代教师的神圣职责
现阶段，适合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文化转换的新时代需要的教育伦理设计，必然要受到文化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的深远影响，因此，当代中国教育伦理问题还必须思考：在多元化态势下，教师如何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传统向现代的文化转换中，教师价值实现有赖于崇高的使命感。一方面表现在，提高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引导学生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合理的东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学生的文化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另方面表现在教师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理解并将这种理解贯彻到“教书育人”活动之中。这是一种文化教化过程，教师自我实现就是在这一教化过程中“成人成己”，教师群体人格这种文化意识、文化觉醒、文化职责和文化使命对于国民心性和国民群体人格的塑造至关重大。
在多元文化态势下，教师应具备开放的现代文化视野。教师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交织的多元文化态势下，必须从强化自身的现代意识、现代素质、现代人格力量、现代思维、现代情怀来引导学生在尊重传统同时告别传统、在涵摄传统文化之精华的同时使自己在学习型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高素质文化教养的现代人。这样教师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实际上是一种双重价值实现，既是自我实现又是以人格魅力和角色权威范导了学生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方向。
教师自我实现还有赖于全球化时代教师职责的确立。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教育都处于全球化背景下，教师的自我实现还表现在他(或她)要以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教养创造中国人的群体文化人格，教化未来中国国民的文化心灵。从文化生态的视野看，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当前文化转换时期面临急需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的问题，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问题。中国要在更广更深的层次上融人国际社会，那么就要在自己走向世界的同时，容许世界走向中国，就要在一种开放文化心态中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生性、相互依存性。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繁衍中逐步形成的，它进而影响整个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其内在特征的基本精神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民族的成长壮大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认识、领会和把握其基本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与发扬，推进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会起到促进作用。
从远古走来的中华文明历经兴衰荣辱，依然绵延不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培养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繁衍了无数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这些优秀文化成果的诞生、融合和传承，伴随了整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进程，并在华夏子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的基本精神，最终培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
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内涵
所谓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视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指导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其既可以表现在特定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心理态度、生活习惯、精神信仰等抽象领域，又可以表现在建筑风格、文学艺术、器物工具等具象领域。就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而言，则是指导和推动整个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它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稳定的共同精神、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外在表征和精神内核。
简而言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是指导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其内核实际上是优秀民族文化成果的思想集成。从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的精神；从表现形式而言，它蕴含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中。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集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本身是文化进步与发展的结果。从华夏文明诞生之日起，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发展、壮大，
奠定民族精神的基础的，正是在传统文化长期演化、融合、提炼、萃取的过程中那些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文化思想和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在推进传统文化传递衍生的同时，逐步形成了可以代表民族独特气质的精神因子，并最终支撑起整个民族的精神天空。
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内容，其实质就是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推进作用的重要社会思想和文化观念的总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主导作用、处于核心地位的那些基本思想和观念。其实，这并不是高深玄妙的思想体系，而是早已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深植于民族潜意识之中的共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总的来说，我们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因子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进行大体的描述和概括。
1．“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思想认识以“天人合一”的自然世界观为代表。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数主张天人协调，而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因而可以达到统一。而这实际上就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强调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循环相适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之相区别的，西方文明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对自然世界的不同理解，最终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处处体现了“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内涵。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里的“礼”是天经地义，就是自然界的必然法则，人民按照天经地义的“礼”行事，就是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战国时期，庄子认为，人与天地自然都是由气构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天与人是统一的。他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更是以天人合一为基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提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种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
2．“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长期以来，中国各种传统哲学派别、文化思潮的关注焦点，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主题和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揭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间人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儒家学者，一贯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立场。孔子的弟子问孑L子如何事鬼神，孔子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的情况，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是将现实的人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将侍奉鬼神、人死后的情况等放在无所谓的地步。而这种以儒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后来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创造性的发展，并最终奠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基础。
3．“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和民族进取心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孔子已经提出了“刚健有为”的思想因子，他说：“刚毅木讷近仁”。这里“刚毅”指坚定性。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其生动写照。在孔子心目中，刚毅和有为是不可分割的。有志有德之人，既要刚毅，又要有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固就是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孔子本身的经历即是积极践行这一理论的生动写照，他饿陈蔡、游列国、倡仁政，作春秋，“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从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长卷来看，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刚健有为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外族人侵、政权易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且看“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式的激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式的感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式的雄心，这些无不是民族自尊自信而表现出来的自强精神。所以，才会有文天祥的那句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三、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其根本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即是一种传播民族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则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目标、内容和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中华民族长期繁衍生息中，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是民族精神形成的胚胎，其本身具有无法比拟的积极性、先进性和优越性，而这正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相契合，在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方向和规定内容的同时，也必然地成为其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点，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着眼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思想意识、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生价值观，都可以为我们培养健康向上的人生理想提供深刻的启迪。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意味着必将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但市场经济对于人类的精神生活来说，已经不可避免地形成自发的盲目的力量，为减轻其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提倡积极的人生态度，科学认识自然，培养人文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要因子正恰如其分地契合了这一要求，显示了其不朽的伟大生命力。
长期以来，我国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实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面对当前中医界对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当前中医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中医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医； 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 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 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 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 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 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摘 要]:当前，在世界各国发展呈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思考我国教育近百年来“西学东渐”的历程，探讨国外教育理念对我们的影响，以及反思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全球化 教育本土化 教育多元化 教育范式
一、“本土化教育学”的产生
历史沧桑，悠悠百年。
中国的教育学发展之路与其他诸多领域一样，是随着百年来“近代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慢慢演变而来。同时，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的感染与熏陶下，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教育学”。
新中国成立，在借鉴和批判苏联教育学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渐渐显露端倪，但在学习苏联的特定意识形态下，它难以克服历史的“依附性”，仍然使中国的教育学摆脱不了“藤蔓式”的发展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原创型”教育学逐渐取得自身的话语权，演变成中国教育学的转型性发展，实现中国教育学研究从模仿到创新的全面改变。
“全球化教育问题”一直是中国教育学发展中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问题的表现形态有着时代性的差异。中国教育学研究中的“中外”关系问题，具体表现为“本土化的教育学”和“多元化的教育学”的关系。
在反思“本土化的教育学”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的教育学”。
二、“本土化”离不开“多元化”
中国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源远流长的积淀，在今天逐渐显现出勃勃的生机。纵观它的发展历程，中国先秦时期就形成了秦陇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
同时，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和“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也不自觉的吸收了国外的许多文化派别和基本理论，从时间上梳理，主要包括“启蒙论”、“目的论”和“反传统论”。
“启蒙论”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以普遍追求理性、科学、逻辑的精神方法形成了所谓的“格致之学”。
“目的论”即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具有一定“功利论”的色调，但又有所差异，它并不排斥教育作为形而上的文化和人类应该拥有的基本权利而存在，这是与教育“功利论”最直接和明显的差异。
“反传统论”基于今日全球化浪潮背景，在各种主义的冲突中形成多个派别。如种族问题、恐怖主义、人权对抗、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话语，不断冲击人们的视听，对抗着被现代性和全球化淹没的文化情结，试图颠覆现代性在全球征服的合法性。
三、借鉴与吸收
中国本土化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吸收和借鉴了国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广义上的理论渊源还是具体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并逐步形成了我国教育学上的“西学东渐”。
1.理论的借鉴
最直观的借鉴就是吸收外来的概念和术语。可以这样说，凡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和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在我国的教育理论话语中找得到；凡是西方现代出现的各种理论思潮，也基本上都可以在中国现代的理论话语中找得到，早期的如人本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晚近的如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终身教育、闲暇教育、教育公平、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等等。它们对中国教育现实和教育学发展带来了“泥沙俱下”的综合影响。
2.研究方法的借鉴
概括地说，20年来，我国的教育学多数是理论性、评论性和解释性的研究方式。具体讲，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要是运用传统的以定性式阐述为特征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除了传统的理论性、评论性和解释性等研究方式和方法之外，西方定量研究方法的比重曾一度受到推崇。在引进、借鉴的初期，我们更多地表现出的是方法兴趣而非理论兴趣，学习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是向国外学习初期的主要内容，其中有关实证研究的技术，尤其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统计学，曾引起了中国教育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些定量分析方法对于偏重定性分析的中国传统研究方法，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平衡。
到了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中后期以后，虽然在经验研究中定量方法的采用仍保持较高的比例，但研究方式已开始突破简单化、单一化的局面，出现了若干运用其他定量方式的研究以及解释学、现象学等研究方式，而且开始注意到，在研究方法运用上考虑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合性和方法对研究对象和研究结果的解释能力等问题。
3.教育实践的借鉴
20多年来，我国从宏观教育体制、教育目标、教育投资等的变革，到具体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课程、师生关系、课堂情景等方面的变革，以及具体的学校管理、课程管理的变革模式等，都多多少少受到西方变革行动的影响。
以当前的“新课程改革”的变革模式为例，研究者反思我国历史上历次课程改革，认为我国几十年来的课程改革都是匆匆上马，缺乏研究，缺乏理论武装，缺乏实践的验证，缺乏必要的评估，是一种游击式经验型的课程改革模式。为此，最终确定了一种新型的“科学型改革模式”，即以“决策―设计―实施―改进―评价”这一连串实证的系统的科学步骤为内容的一种模式；而且认为“新课程改革”即是在这一模式推动下，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十分看中具体层面的行动，而非过于宽泛的思辨和空谈。
四、本土化教育的反思
对我国教育学本土化进程的反思，不应仅仅停留在方式、方法上，而应该从“教育塑造文化”的宏观角度去剖析，这也是反思的关键意义所在。
一方面，在综合吸纳国外教育思想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体系已经显现出比较好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教育学的地位、功能和价值在当前社会被充分提升，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教育发展对教育理论的依赖性更强、要求也更高。
另一方面，在过于强调向西方学习，并盲目认定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为“先进教育”和“现代化教育”的时代背景下，使得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产生了严重的“缺失”感。相关学科被变相的“殖民化”。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出发，以上两种倾向的出现，合理地反映出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时，任何一种新事物在成长的过程中都难免会经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内而外、由表及里的过程。对此，我们既要以平常心应对，也要充分地认识到，全球化趋势以及文化多元化可能对中国教育本土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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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文侃，杨汉清.比较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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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128-02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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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成的课堂”是“六生课堂”的本质性、学术化表述，是一种容教育新理论、教学新境界和课堂新形态为一体的集成界定，倡行“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六生课堂”就是对此进行的通俗化约定，并在此基础上按照课堂要素进行了逻辑对应，建构了语文课堂教学的理想图式。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就是在这个教育教学通识理论指导下的语文学科教育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真切把握当代语文的特征，努力担当母语教育和课堂语文教学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学论；语文教学；课堂效率；课堂生成；六生课堂
序言：项目综述和研究大纲
该项目研究几近十年之久，内容详实，成果丰硕。作为2011年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申请鉴定，现将项目综述和研究大纲作简要介绍于后：
一、项目研究的基础和意义
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以来，一直在批判中发展。远的不说，“20和21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周庆元教授语）。客观地说，一时由于语文课程本体论的定性问题和语文课程价值论的学术争议，的的确确造成了语文教学的种种偏差，二是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面对世界先进教育文化必然的应激反应，也促使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当代语文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使命”的探究骤然显得迫切；面对新的课程理念和众多的教育实验，当代语文教学亟待有一个，也应当呼唤一个相对完备的、前沿的通识理论，为此，2006年以来，我们从语文教育批判转向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研究。课题组核心成员以语文课程为突破口，进行了“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系列研究，后来又延伸到其他学科，构建了“生成的课堂”理论体系，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10年在全国的一些研讨会上，课题组的负责人又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得到大家的首肯和回应。虽说“生成的课堂”包容了诸多教育实验，集成了课堂生成理论的诸多精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理论追寻和教研实践的关注比较浮泛，只能说是平面的、静态的研究。总之，没有在其理论谱系上进行深入的追索和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在这一通识理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语文作出专门的演绎实验和针对性研究。为此，近年来，我们着重关注教育大家和当代语文教学，期间课题组在深入追索哲学渊源和立体动态构建这一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对以往研究由于逻辑不很缜密出现的某些疏漏进行了补救。一是对作为教育通识理论的“六生课堂”作了纵深研究，理清了“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比如近来发现，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此后“课堂生成”理论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以指导课堂教学。二是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集成性研究。远的不说，比如邱学华先生的“尝试教学法”和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经验，可以说基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课堂”，坚定了对“生长（发）的课堂”的认同和追求；朱永新同志的“新教育实验”卓有成效，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界定。站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临界来看，他的“新教育实验”既是“永新教育”的试验研究，也是继陶行知“生活教育”以来的落实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国“全新教育实验”，有着“生活”教育的针对性和“鲜活”教育的生命力；还有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要走向生本”、张文质老师的“生命化教育”理念以及大面积的实验推广，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也明显感到上述课堂理论依然单薄而且失之偏颇，这是实验研究难以避免的瑕疵。三是率先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范畴，并廓清了它们的理论谱系。“新语文”、“大语文”、“深度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等从表面概念上看似各执“本色”和“风雅”的旗帜，然而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育效果。可惜的是从语文教学的本身和现实出发，对理论追索和形成共识缺乏理性的光辉，只不过一直在新概念和新理念上兜圈子。当然，他们的学识和见地非常令人景仰，只是在当代语文性质、使命和语文教学的个性、范式等方面的研究，新锐有余而耐久乏力，向度正确而质量不足。必须从民族未来、国民素质、教育质量母语价值等方面进行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诸多层面关注当代语文教学……
本课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同质化的研究进行深入合并，对本质性的结论加以探究放大，对一些歧异加强梳理和辨析，以“六生课堂”理论为通识指南和逻辑起点，以当代语文教育为突破口和关节点，对“六生课堂”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协同互动、鲜活集成研究，最终形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践行策略。
二、项目研究纲要
概括来说，项目主要解决三个层面涉关五个W的问题
一是事实层面的三个what：1.什么是“六生课堂”，包括该理论的提出、确立以及核心理念等在内的综述性问题；2.什么是“当代语文”，涉及当代语文的性质、任务以及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理念等探究性问题；3.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包括命题的确立的基础，向度和内涵等概念性问题。
二是价值层面的一个why：为什么要倡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涉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等内容。
三是技术层面的一个how：怎么践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课程资源的生成、教学目标的确立和教育环境的改善等策略方面作出宏观规划，再通过当代语文教学的经典案例作出示范引导。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开拓生活教育资源，真正关注生本教学主体，重视教育生态过程，运用生动教学方法，实现生发教学目的，促进个体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灵动、真实、高效的课堂教育新理论。 “六生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确立了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理论系统，构建了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了教育的根本特征。
首先，“六生课堂”的本质特征是生成，它具有生命的气息和生发的效益，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展现课堂教学的真实性，体现教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艺术，表现课堂学科自身动态生成的特点，提高课堂教学的教育效率。生成性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亮点，它从理论层面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学生、解放了教材，照亮了课堂，使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命活力。
其次，“六生课堂”是师生合作且心向往之的理想课堂，为课堂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并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演绎着课堂的精彩，更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和学校成为师生学习的第一乐园，让学习和阅读成为师生生活的基本方式。再次，“六生课堂”作为涵盖生本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的代称，不仅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方向、方式和方法，而且为称衡课堂教学的优劣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客观标准。
当代语文是指基于国际一体化格局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母语学科课程，她具有基础工具性、文化承继性、现代革命性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当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终极点是实现高品质的沟通；两个基本点是立足语文特性中的语感和文感；三个关节点是表达了什么、怎么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四个加强点是多说、多读、多写、多思；五个鲜活点是意在植立具有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话语、真切的态度，真率的行为，真实的生活的“真人”——这些实现需要“六生课堂”理论的支撑。
另外，“生成的课堂”为教师摆脱机械繁复的形式备课找到了依据，减轻了教师课前预设的劳动强度和学生的课业负担，会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不仅让语文教师进一步明确了语文的课程性质和语文教学的特定追求，而且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必将是高效的课堂、典范的课堂。
一、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命题的提出和理论背景
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此后“课堂生成”理论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以指导课堂教学。随着新课程实施和新课标的颁布，“动态生成”又成为课堂研究的关键词；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将这一新的课堂形态称之为“生成性课堂”，而把由于课堂偏离预设随机生发的教学机智表述为“课堂中生成”。虽然“生成性课堂”和“课堂中的生成”是既有密切联系而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两个概念：“生成性课堂”具有明显的预设性是由教师的课前预设而生成的新型的富有活力的课堂。“课堂中的生成”具有明显的意外性、突发性和临场性，是由教师及时利用课堂中的生成因素调整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生态的课堂。尽管表述方法上不同，关注的角度各异，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改善课堂教学长期以来所形成“高能耗”和“低效益”的弊端，探讨课堂教学的效益和效率问题。同时“生成性课堂”和“课堂中的生成”完全可以统一在“课堂教学”的生态时空中，并且均具有突出的“生成”特征，因此2006年前后我们将其整合为“生成的课堂”：“生成的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确立了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理论系统，构建了有效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了教育生态的根本特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成了“生成的课堂”的逻辑界定和命题表述:“生成的课堂”是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开拓生活教育资源，真正关注生本教学主体，重视教育生态过程，运用生动教学方法，实现生发教学目的，促进个体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灵动、真实、高效的课堂教育新理论。它对应不同的课堂因素和生态本质包涵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这“六生课堂”，但由于它们都具有“生成”的特征和本质，因此，在理论探讨时沿用“生成的课堂”这一学术化表述，在基层实验和理论推广时，为了便于解读和实验，通俗的称为“六生课堂”。 因此，“生成的课堂”是“六生课堂”的本质性表述，“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通俗化代称。
2009年在全国的一些教育研讨会上,我们首次提出的“六生课堂”理论得到了大家的关注。2010年《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理论建构和实验研究》获准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学 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加强课堂文化研究践行“六生课堂”理论》在2010年11月在“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论坛”大赛中荣获壹等奖，入选大型教育文献《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并于2011年发表于《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生成的课堂——有效教学和课堂生态理论研究》项目于2011年5月通过河南省科技厅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以教育生态的子系统为特定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生成的课堂理论纲要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践行策略》2011年7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第16届学术年会上交流。
因此，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理论命题的雏形是“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理论依据是“生成的课堂”理论亦即“六生课堂”理论，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是教育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实践。
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和现实支撑
谱系的英文为 [pedigree] ，中文的解释为“家谱上的系统”或“物种变化的系统”。这里借“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喻指理论所依据的古今中外纵向传承和横向繁衍的文本。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是在“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其理论谱系既有哲学理论的远程追溯，也有教育研究的近距关注。
（一）“六生课堂”理论谱系和现实支撑
王国维先生说“哲学是教育之母”，也有学者指出教育后设理论的核心是哲学。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她于1997年在《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一文中指出，要“从更高的层次——生命的层次，用动态生成的观念，重新全面地认识课堂教学，构建新的课堂教学观，它所期望的实践效应就是：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此后“课堂生成”理论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理论指导课堂教学实践。因此“课堂生成”的理论溯源一般止于叶澜教授，因为学界多数认为这是中国原创的理论。其实不然。正如前面所述，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而在“生成的课堂”理论谱系里，其哲学后盾远及斯宾哥勒（1880—1836）20世纪初提出的“文化的比较形态学”。 通过对外国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大量比对和相关印证，我们为“生成的课堂”找到了真正的哲学依据和理论支撑。诸如：
1．文化的比较形态学是课堂生成理论的哲学后盾
2．教育生态学理论是生成的课堂文化的理论指导
3．建构主义是“生成的课堂”理论基础
4．人本主义教育思潮也是生成的课堂的理论参考
5．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生成的课堂的理论借鉴
6．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观为生成的课堂实践提供了理论启发
另外，中国的事业多像红十字会一样，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学校乃至课堂都有不同程度的异化这也是需要我们正视并且反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的影响普遍而深远自不待言，对中国的课堂教育不独见于作为教育资源的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管理领域的课堂调控也概莫能外。
毋庸讳言，现代经济和企业管理的相关理论也渗透于学校管理和课堂操控方面。因为教育产业化、学校行政化、教师官僚化、学问世俗化的争鸣抑或批判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特别是现代经济学以“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或是“经济人”的理论预定，也就是假定人总是计算“成本和效益”来追求“成本最低或效益最佳”者，解释人类的历史，解释当今的世界，牵涉到的不仅仅有人的经济活动，而且扩展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解释与实际生活有较高程度的吻合，它迅速地演化成了一种“通学”或是“显学”，为世人所推崇。今天我们探讨的课堂效率、高效课堂诸如此类的话题就是基于这种现代经济学原理。
关于其现实支撑，一个是现实条件，包括操作的可能性或实施的依据；二是实践的可行性或实证性佐例。在这方面，古今中外举不胜尽。近指就有如下：
1.素质教育理念为“六生课堂”提供了实施依据
2.三级课程政策为“六生课堂”预留了操作空间
3.现代教育技术为“六生课堂”创造了便利条件
4.综合课程的特殊性为“六生课堂”提供了实施当然
5.《义务教育法》赋予“六生课堂”充分的法理保障
6.现行教育的不良现象亟待“六生课堂”加以改善
7.课堂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呼唤“六生课堂”进行整合。
自古至今，中国的教育从来不乏坚持本真，重视生成的教育典范。自觉地践行该教育理论的探索从未停歇，只是理论通识没能系统建构而已。“生成的课堂”是借鉴西方的科教文化，按照中国自身的教育发展逻辑并运用本土的话语来表达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光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与中国文化不同凡响代代相传密切相关。从远古生活实践变为教育资源的三皇五帝，到无中生有、道法自然的老子，再到因材施教、愤悱启发的孔子，天人合一、同类相应的董仲舒以及格物致知、我注六经的王阳明……中国有着本土的优秀教育传统。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可惜的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本土教育实践一直为西方的马首是瞻。这里并不是完全排斥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教育的传统合理合理迁延和生套西方的适应和存活问题。这里也需要说明生成的课堂是本土理论，但需要西方教育理念的支撑和论证，因为东方的哲学思想比较内敛，重视经验，少有开放的气度，是需要大量的实践体悟和丰富的理论阐释的事实上，生成的教育实践在中国的教育史上向来不乏其例。先秦时期的教育活动中，所谓的"专家开（治）国"就是圣贤们以自我丰富实践、卓越智慧和特殊技能担负起化育黎民并带领部族趋利避害的历史；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子、鬼谷子）以自己对天地和生活的体察与感悟作为教育资源兴办私学，以言传身教、切磋琢磨、教学相长、学以致用等方法，在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和"创新教育"；顾随和叶嘉莹的中国诗词讲座、易中天和于丹教授在"百家讲坛"所引发的热门话题和教学艺术……都闪现着生成教育的理念，饱含着"生成的课堂"的精彩和活力。
课堂作为教育生态管理的前沿，目的在于建设和优化课堂环境，进而控制和利用环境，管理课堂生态内部生态主体间的关系，促进课堂生态系统内生态环境改善，使课堂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让课堂变得更和谐、更具人文性，让课堂充满成长气息，充满智慧和挑战；让课堂回归自然，组织一个健康的课堂生态系统，不仅给人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机会，也应该给于人可持续的、终身发展的机会。因此立足课堂形态研究，着眼于“生成的课堂”文化，构建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发的课堂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价值。
（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和现实背景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09年在全国的一些研讨会上，课题组的负责人又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得到大家的首肯和回应。虽说“生成的课堂”包容了诸多教育实验，集成了课堂生成理论的诸多精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理论追寻和教研实践的关注比较浮泛，只能说是平面的、静态的研究。总之，没有在其理论谱系上进行深入的追索和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在这一通识理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语文作出专门的演绎实验和针对性研究。为此，近年来，我们着重关注教育理论探究和当代语文教学，期间课题组在深入追索哲学渊源和立体动态构建这一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对以往研究由于逻辑不很缜密出现的某些疏漏进行了补救。一是对作为教育通识理论的“六生课堂”作了纵深研究，理清了“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比如近来发现，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此后“课堂生成”理论才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以指导课堂教学。二是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集成性研究。远的不说，比如邱学华先生的“尝试教学法”和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经验，可以说基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课堂”，坚定了对“生长（发）的课堂”的认同和追求；朱永新同志的“新教育实验”卓有成效，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界定。站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临界来看，他的“新教育实验”既是“永新教育”的试验研究，也是继陶行知“生活教育”以来的落实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国“全新教育实验”，有着“生活”教育的针对性和“鲜活”教育的生命力；还有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要走向生本”、张文质老师的“生命化教育”理念以及大面积的实验推广，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也明显感到上述课堂理论依然单薄而且失之偏颇，这是实验研究难以避免的瑕疵。三是率先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范畴，并廓清了它们的理论谱系。“新语文”、“大语文”、“深度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等从表面概念上看似各执“本色”和“风雅”的旗帜，然而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育效果。可惜的是从语文教学的本身和现实出发，对理论追索和形成共识缺乏理性的光辉，只不过一直在新概念和新理念上兜圈子。当然，他们的学识和见地非常令人景仰，只是在当代语文性质、使命和语文教学的个性、范式等方面的研究，新锐有余而耐久乏力，向度正确而质量不足。必须从民族未来、国民素质、教育质量母语价值等方面进行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诸多层面关注当代语文教学……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有其学科的特殊性，从横向来说，它依然属于新语文教学大背景下的产物。“新语文”作为教育领域内语文学科所使用的特有概念最早应当见于1999年任不寐先生编的《新语文》教材，他认为“新语文”首先是一种“大语文”的概念。2000年韩军先生将“新语文”定义为“是秉承‘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教育，是建筑在‘语言即人、即存在’的哲学观上的，以‘说真实的个性的话’为价值论，以‘用语言立人的精神’为语文教育终极目的和本体论，以‘举一反三’为语文教学的总体操作论的语文教育观。”由此观之，传统的服务于应试教育的语文教学是“小语文”，真正落实素质教育的语文教育是“大语文”，后来变称为“新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深度语文都是一种“新语文”，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也是一种新语文课堂观，因其有“六生课堂”理论的全面支撑，也可以当作一种学科的课程教育理论。
本课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同质化的研究进行深入合并，对本质性的结论加以探究放大，对一些歧异加强梳理和辨析，以“六生课堂”理论为通识指南和逻辑起点，以当代语文教育为突破口和关节点，对“六生课堂”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协同互动、鲜活集成研究，最终形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践行策略。
总的来说，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直接理论上源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课堂教学论的“六生课堂”；一个是作为学科教学论的“新语文”教学论。“六生课堂”的上缘谱系多是哲学文化，现实支撑为政策法规和理论实验；“新语文”的产生则有如下四个方面的背景：一是上世纪90年代对语文教学集束式批判引发的全面深刻的反思；二是上世纪末各类新语文读本的相继出版，使“新语文”这个概念深入人心；第三是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的颁行，成为“新语文”“新语文教学”概念成熟与流行的双重平台；第四是民间语文力量的崛起，民间新语文改革实验不断涌现，促成了“新语文教学”的大气候。
三、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学术成果和理论价值
"生成的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也是一种课堂形态，更是一种教育境界"，它包含有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系统理论，始源于南阳理工学院杨天志在2006年南阳市教师培训的专题讲座内容。他的专题探讨的系列文章作为“教育新理论”在《阅读与鉴赏》上发表后，又作为"课堂生成论"编入《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用于师范教育本专科学生的课程教学。2009年“加强课堂形态研究 构建生成的课堂文化”又作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以该成果为核心的《教育生态理论研究》2010年相继获得南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河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具体来说，围绕该课题的理论研究或成果计有12项：
1．《“生成的课堂”专题探讨》系列文章（之一：“生成的课堂”命题界定及其意义；之二：“生成的课堂”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支撑；之三：“生成的课堂”践行策略与创生途径）作为“教学新理论”在《阅读与鉴赏》2007年第5期上头条连载予以推广；获得2007年度南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2．《论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在2007年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年会上交流并荣获课程类一等奖。
3．《“生成的课堂”专题研究》获准2007年南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经专家组鉴定合格，通过验收。
4．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作为课堂生成论编入大学师范教育本专科《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中，成为该类教材的一个创新点。该书主编、全国高校教育学会小语教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赵绍军教授认为这是“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项重要成果”编入该书，“填补了该类书籍在全国范围内的一项空白。”该书曾获2008年南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中南五省优秀图书一等奖。
5．生成的课堂---关于关于“生成性课堂”和“课堂中生成”的探究(上)(下)被《消费导刊》分期刊用（14、21/2008）。
6．《加强课堂形态研究 构建生成的课堂文化》作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由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管的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09年该书获得全国本色杯教优秀教研成果一等奖；2009年南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优秀教研成果一等奖、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7．《生成的课堂》先后作为南阳市、焦作市的教师培训课程资源，由杨天志进行专题讲座，培训教师3000余名，反响良好。杨天志被评为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
8．《“生成的课堂”文化溯源及哲学思考》2010年3月由《黑龙江高教研究》刊用。
9．《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理论建构和教学实验研究》2010年获准“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
10．《加强课堂文化研究践行“六生课堂”理论》2011年月在“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论坛”大赛中荣获壹等奖，入选大型教育文献《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并发表于《中国成人教育》(11/2011)
11．《生成的课堂——有效教学和课堂生态理论研究》项目于2011年5月通过河南省科技厅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以教育生态的子系统为特定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
12．《生成的课堂理论纲要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践行策略》2011年7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第16届学术年会上交流。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首先着眼的研究是语文学科和语文课堂教学，因此在早期的成果中皆有小学语文或当代语文的冠词，后来形成教育教学的通识理论，现在需要回过头来，以此理论为指导，重新建构当代语文“六生课堂”。
从研究的机缘来说，具有将日常工作和学理探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学术推广相结合的职业优势。从研究时序来看，“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升级性和补充性研究,当代语文教学是“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六生课堂”在上述研究的同时，广泛吸纳了全国各地相关的教育研究，特别是包括语文教学实验研究的一些成果作为现实支撑和校准参考。从研究思路上来说，先经历了理论到实践的演绎推广，而后又从教育实验到理论归纳集成的双重反复，现在的研究是再次从理论到实践中去。
该研究时间跨度几近十年，现在看来，它的导向作用、参考价值和应用前景非常明显：
“生成的课堂”贯穿了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发的课堂六种课堂文化的层累叠加，它的内涵分别指向特定的教育逻辑和课堂要素，这是正效课堂不能回避的前提条件，因此“生成的课堂”是素质教育背景下新课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教师回应新课程，实施创新教学的基本能力体现。
“生成的课堂”理论体系的模式建构及理论研究，包括“六生课堂”作为优秀传统教育的升级理论，基本上可以覆盖现行课堂教学的前沿理论和探索，是一个比较完备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必将牵引、助推当前的课堂教学，大幅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六生课堂”是集理论导引、课型示例、教学实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课题，它既包含课堂教学的理论认知，又兼备课堂教学的实践指南，也具有课堂教学的方法指导;既是课堂教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教学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提供了课堂生成的文化元典。在实践层面，作为教师培养和培训提供了经典的课程资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评估和课堂评价提供参考标准，同时，作为家长和其他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精英提供理论参考，将会极大地推动课堂教学改革，为落实新课标提供了理论支点。
本课题研究立足课堂教学，从探究教育哲学的高度，为全面、系统、深刻地探讨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what、why、how三个维度入手围绕这三个“W”：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为什么要倡行以及怎样倡行——这是理论研究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核心理念、解读其典型特征、实现六生课堂教育境界的基本途径——为实践应用提供通识性结论；进而提出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本元素——为语文高效课堂提供理论参考，为生态课堂确立典型案例。所以，从课堂的特定时空上来看它也是融教育理念、课堂形态、教学方法为一体的包括课堂认识论、课堂实践论和课堂方法论在内的模糊集成。当然，从系统的特定因素来看，它的子命题又是符合课堂要素和课堂流程的精准对应。
“六生课堂”是立足教育原点，探究教育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正如朱永新同志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原点“再出发”一样，他认为教育的原点是“教育是什么？”、“教育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而课堂教学依然是目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常见的教育形式，因此，“课堂是什么？”“课堂上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课堂？”就是教育最基本、最元典的问题。而针对当代语文的应用性研究而言，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也必须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课堂上该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语文课堂”这些本原的也是终极的问题。必然对传统文化形态和现行课堂质量进行反思，势必重建生成的课堂文化，基本上体现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也是教育科研和学科教学的奠基工程。
该课题的创新在于：a.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和历史时空的视域聚焦语文课堂文化，b.以语文课堂教学为突破口探寻教育的元典问题和高效课堂的本质，c.以实践的集成性理论总结和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互动生成，构建语文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础元素。
所以，它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六生课堂”的本质特征是生成，它具有生命的气息和生发的效益，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展现课堂教学的真实性，体现教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艺术，表现课堂学科自身动态生成的特点，提高课堂教学的教育效率。生成性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亮点，它从理论层面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学生、解放了教材，照亮了课堂，使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命活力。
其次，“生成的课堂”是师生合作且心向往之的理想课堂，为课堂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并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演绎着课堂的精彩，更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和学校成为师生学习的第一乐园，让学习和阅读成为师生生活的基本方式。
再次，“生成的课堂”作为涵盖生本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的代称，不仅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方向、方式和方法，而且为称衡课堂教学的优劣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客观标准。
当代语文是指基于国际一体化格局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母语学科课程，她具有基础工具性、文化承继性、现代革命性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当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终极点是着眼于人格教育促使汉民族由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的转变进而实现“立人”的伟大使命；两个基本点是立足语文特性中的语感和文感实现高品质的沟通；三个关节点是表达了什么、怎么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四个加强点是多说、多读（听）、多写、多思；五个鲜活点是意在植立具有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话语、真切的态度，真率的行为，真实的生活的“真人”——这些实现需要“六生课堂”理论的支撑。
另外，“生成的课堂”为教师摆脱机械繁复的形式备课找到了依据，减轻了教师课前预设的劳动强度和学生的课业负担，会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不仅让语文教师进一步明确了语文的课程性质和语文教学的特定追求，而且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必将是高效的课堂、典范的课堂。
四、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操作规程和践行策略
教育本土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点也是目的，只有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价值才可能促进本土传统的发展。“六生课堂”作为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堂文化形态，倡行"生成的课堂"文化，目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和高效低耗的效益观，革除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关注现实教学的效果，提高课堂教育教学的效率。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是指在“生成的课堂”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当前语文教学的新理念、新方法、新境界，是运用上述通识的教育教学论进行具体的学科教学实验，在生成的课堂文化氛围中，倡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也可以说是以语文教学为例，谈谈怎样践行生成的课堂。
（一）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操作规程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操作规程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一个理论如果仅仅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只能说是诗意的翱翔，只有提供“怎么办？”的结论才是诗意的栖息。教育需要灵魂的安顿，也离不开本体的营生；需要有能入的身心体会，又需有能出的通观妙解。判断理论是否是哲学层面的通学，最关键的就是牵涉“how”的营生办法，在今天更是如此，毕竟民以食为天，生存和经济的生存、生活和高效的生活依然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向度。
吴蔼中在探索现代文课堂教学模式时，例举了四种效果较好的模式：一是资料汇编式，二是猜想争鸣式，三是随笔拓展式，四是活动排演式。每种模式适合的篇目类型不仅相同。
蔡伟、方蓉在《新语文教学辩证》一文中，也提出了四种“新语文教学”的模式：
1．体验性教学模式。意在通过实践来认识事物并理解验证教学内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自主性体验、参与性学习、实践性运用等原则。
2．生活化教学模式。新语文教学论者信奉杜威的“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的“生活化教育”的观点，重视教育与生活的融通。因此新语文教学的课堂里体现的是教学目标的生活化、教学过程的生活化、教学情境的生活化以及教学评价的生活化，这样的课堂能使学生将生活经验与学科知识融汇贯通，最大程度减少刻板的匠气和斧凿痕迹。
3．探究式教学模式。形象感性思维与逻辑理性思维的紧密结合是新语文探究式教学模式的特色所在。以探究为主的教学模式主要指运用探索研究的教学方法，即教师引导并组织学生进行独立的探索研究，通过探究活动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得到能力的锻炼，更为重要的是逐渐形成研究的意识和探究的精神。在这类教学过程中强调课题选题的价值性、探究目标的明确性、学生探究的主体性、问题解决的科学性。
4．协同式教学模式。语文教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组成系统的各个要素形成协同关系，以使系统平衡有序，且“合作”日益成为新人类素养中的重要因素。协同式教学模式是在语文教学中融入家庭、社会及其他学科等条件要素，使各要素综合作用形成合作、协同、同步、互补的效应。
其所谓的“新语文”，就是该课题界定的“当代语文”，主要是区别于“传统语文”而言的；新语文教学是一个包含本体论和价值论的笼统概念：
“‘新语文教学’是指相对于以往的语文教学模式而构建的一种全新的语文教学体系，它以培养具有高超的的语文素养、丰厚的人文精神、充分的个性发展的的现代真人为目标（为什么需要语文教学），以语感和文感的培养为核心（语文教什么），以主体化、艺术化、情感化、实践化为操作内容（语文怎样教），以语文教学资源的全面拓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应用为途径，形成视域无限开阔、理念新颖超前、内容新鲜立诚、形式生动丰富的立体、全息、互动的教学范式。”
因此，当代语文是指基于国际一体化格局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母语学科课程，她具有基础工具性、文化承继性、现代革命性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当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终极点是着眼于人格教育促使汉民族由臣民意识到公民意识的的转变进而实现“立人”的伟大使命；两个基本点是立足语文特性中的语感和文感实现高品质的沟通；；三个关节点是表达了什么、怎么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四个加强点是多说、多读、多写、多思；五个鲜活点是意在植立具有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话语、真切的态度，真率的行为，真实的生活的“真人”——这些实现需要“六生课堂”理论的支撑。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就是以“六生课堂”理论为指导，以生活的课堂（教育资源）、生本的课堂（教学主体）、生命的课堂（教育对象）、生动的课堂（教学方法）、生态的课堂（教学过程）、生发的课堂（教学目的）诸多要素为逻辑重点的、区别于传统“预设的课堂”的“生成的课堂”体系，意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开拓生活教育资源，真正关注生本教学主体，重视教育生态过程，运用生动教学方法，实现生发教学目的，促进个体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灵动、真实、高效的当代语文课堂教学和语文学科教育新理论。
理论具有指导和普遍的价值，模式和规程一般来说都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依据“六生课堂”理论，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操作规程为：
备课（预设生成）：围绕新课标、新课程、新语文的理念（备课标），立足生本实际（备学生），文本细读（备教材），开发适切的生活的课程资源，一部分体现在教学案中，一部分暂置于素材库里。
上课（即时生成）：首先按照预设生成的内容，选用生动的方法进行流程实施；遇到非常态情景，要动用素材库里的知识储备，运用教学机智即时生成有价值的语文教育资源，变原来的流线设计的刚性贯彻为模块教学的弹性运演，尊重生命的本质，以突破课堂涩滞或阻力为目标问题，进行语文课程资源的流变生成。在生态的情景过程中实现知识模块化、序列化，从而内化为语文能力和语文素养，实现生发的教学目的。
课后（反思生成）：及时把课堂情景变成反思性生成文本，置于新一轮的教学案中或者素材库里；同时要根据该次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近期的教学中及时作出调整。遗漏的或者重复的教学目标对于高效课堂来说都是大忌。课堂反思是教师进步的阶梯。
这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一般操作流程，是按照教学时空来设计的通用模式。在我们编著的《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一书中，我们将广大语文教师和名家的语文教学实践作了部分归纳，可以作为语文课堂教学操作规程的具体参考：
1. 激趣--启发--提问
创设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产生关注，然后再启发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并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问题或可由教师提出，启发学生思考，解决。
经典案例例首选《美国一所普通小学的一堂阅读课》。
2. 互练--反馈--内化
由学生分组（或单个）练习，遇到障碍及时反馈，引导或合作解决，进而作为一个体现一般规律的模块加以内化，成为学生解决类似问题的过程参照或方法指导。这个过程对于学习者而言，也叫内隐学习。推荐案例为许地山的《落花生》。
3. 造势--讨论--点评
有人认为，一个好的老师不能缺失临场造势的能力，语文课堂尤其需要适度的煽情。造势的方法很多，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尽快进入探究问题的学习角色中，以期引起学生对该问题的专注，激发其自由表达见解的欲望并能够投入到讨论中，然后再由教师进行点评。点评的语言要灵活多变，真挚诚恳、亲切委婉，给学生尽可能多的肯定和正面评价，指向要多样，若就事论事的是非理性评价就会挫伤学生的参与热情。应用即时的评价，促进有效的课堂生成，经常可用以下方法：一是用赞美的语言激励学生，二是用委婉的语言敦促学生，三是用具象的语言启迪学生打开思路。
4. 创景--涵泳--感悟
运用多媒体音像制品或互联网教学资源，或实物等创设学生喜闻乐见、意境优美的学习氛围，让学生走进课文，以个性化或移情入文进行涵泳体味，进而感悟作者的情感，达到神交古人或将心比心并移情于现实中进行观照，以习得语言和体验情感来濡染学生，进而增强其人文修养。
5. 异误--善对--逆转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不论教育者怎样地研究了教育学理论，如果他缺乏教育机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实践者。"这是因为，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人--人系统，它充满变化和问题。任凭事先如何周密的设计，教师总会碰到许多新的"非预期性"的教学问题，教师若是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或处理不当，课堂教学就会陷入困境或僵局，甚至还会导致师生产生对抗。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并不是每堂课都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偶尔的教学失误甚至失败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教师以自己的教学过程、教学对象为思考对象，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结果进行审视和分析，从而改进教学方法，并使教学实践更具合理性。而富有教育智慧和机智的教师面对偶然性问题和意外的情况，总能灵感闪现，奇思妙策在瞬间激活，机动灵活地实施临场应变，这种失误和失败往往也是二度教学时一种可以挖掘的很好的教学资源。
6. 诱思--探究--分享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学习有助于生活习惯和处事方法的改变。往往在学科交叉或边缘的地方触及到有价值的综合性学习话题。通过对这些综合性问题的探讨，让学生开阔视界，学会处理问题的一般方法，进而改善其学习态度和学习品质，共同分享探究的学习成果，体验成功的快乐。学生在这样一个探究过程中，收获的可能就不仅仅是课堂上教师要求掌握的那点知识本身，学生的质疑能力、探究精神、与他人合作能力等都会得到发展。
7. 事件--重组--放大
生活中的人、事、物、景都可以作为教学资源，使之与教材、与学生产生关联，并着意把生活、教材、古今中外的时空打破，再进行重组，进入课堂，作为学习的媒介，让学生在过程和细节中，以小见大，以少知多，由人及已，由物及人，在体验和关注中促进心智的成长。
8. 寻机--融合--拓展
教学要打破原先单一的教材观，教师要面对现实，研究学生，抓住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拓展他们学习的空间。生活中发生的新闻或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也是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好素材，也是学生发展语言、表达见解的诱因。教材中有好多重复、同化、异化或异形同质的知识点，也是教师进行教材处理的难点。这一些问题都可以整合出不同的教学素材，同样可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需要教师在精心预设的前题下大胆生成，独避蹊径，完成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
9. 打乱—重构—评析
语文教材的编写体例不一而足，教育资源也非常丰富。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要根据教育指向，在次序、内容等方面进行打乱分解，随机整合重构，离开特定的语言环境，并将其引渡到现实世界，在特定的时空里进行评价赏析。类似将阿Q和孔乙己放在同一个时空里表演……
10. 主题—荟萃—活动
规定主题共同检索，荟萃语文教育资源，进行主题阅读活动。深圳黄田小学刘宪华校长的“主题式经典诵读”，从理论、教材到实践都有很好的经验。
11. 对接—转换—演习
听、说、读、写是语文教学的常规，之间的对接和转换可以选择游戏活动的方式，把机械的练习变成有趣的活动，演课剧、接力竞赛、信息传递、讲课文故事等都是常见的活动。能够把握说话--听话--记录--写作 、说话—写话—写作、文本—读书—讲述等序列的练习，揣摩语言、文字、写作、阅读之间的逻辑关联及能力转换和传递，也是语文教师需要强化的要点。
12.细读—精思—体悟
注重文本细读，发挥自身优势，作出具有语文个性和读者个性的思考和体悟，这里我想重点推荐王崧舟的诗意语文，也许他的教学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纯技术的操作规程又容易使语文教学陷入新的套路，只有抓住语文之本、当代之特、课堂之旨、教育之道，才能左右逢源进退有据，达到出神入化自由灵动的境界。
（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践行策略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就是充分把握当代语文的特点，以“六生课堂”理论为指导，通过语文教学，担当起母语教学的历史使命。
1．探究当代语文的主体特征和终极价值。
当前的语文教育很不景气，这里边的原因很多。从学术层面上说，语文学科、语文课程、语文资源、语文教学、语文学习的概念往往混淆不清，甚至在“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表述也不太明晰，造成了学科定位不准、特点不清、目标不明；资源不充分、不经典、不系统；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不科学、任务泛化、针对性不强等诸多问题，亟待正本清源。（10年前项目主持人写有《语文难教的N个原因》在网络上可见，近来似乎引起了一些同仁和家长的重视，《当代语文的性质、特点和历史使命》现在尤为紧迫。）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建构及教学实验研究》已获准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立项，这是一个集理论构建、学术推广和教学实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课题。除了贯彻“六生课堂”的理论通识之外，还要加强当代语文的特点和历史使命的研究，这对于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语文之本：语文是以汉语为基础母语的中国语言文字交际系统和“百科之母”，它是基础中的基础学科。她的基础工具性和传统承继性构成了语文之特。语言文字的交际功能和言语文化的承继特征是语文学科必须通透彻悟的根本关键；
当代之特：基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的背景，当代语文教学的重点要转向语言思维品质的提高和信息处理能力的增强，加强语文承载科学文化的功能，达成品质高效的沟通，担当新人立人的历史使命当是当代语文的当务之急。要注重言语的质地、言语的温度、言语的情意、言语的色彩、言语的节奏、言语的时空、言语的趣味、言语的声势、言语的风雅、言语的姿态等，特别是在表达上，要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序、言之有情、言之有度、言之得法、言之合宜。
课堂之旨：工业社会和商品经济要求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性价比，课堂教学旨在以班级授课制的形式节约教育成本且适应教育批量化，提高了教育效率，是知识普及和技术养成的基本形式。多快好省、又好又快的高效的课堂是其中应有之意。课堂是一段师生生命发展的重要历程。
教育之道：着眼于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幸福进而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教育使人学会担当且具备担当的能力。教育是立人的事业。教育改变命运，教育赢定终生，教育振兴民族，教育强大祖国。
现在的语文教学少了语文的个性和滋味。有的课好像是政治课，满堂说教和德化；有的课好似历史课，在历史知识和文化常识中纠结；有的课似乎又是自然课，环保理念、科学术语翻来覆去。如果说“怎么教比教什么更为重要”那么“学的准比学得多更具意义”。语文课自然有语文课的特殊性，语文教学一定要有“语文味”。要想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必须在语文课的逻辑重心和语文特色上下点功夫。一是从文感和语感出发实现交际和沟通，古今沟通、人本沟通、师生沟通、中外沟通的目的就是为了求真立人。二是按照语文的逻辑起点确定教学目标。文本“表达了什么，怎样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的3W原则一定要落实，常态和变态的问题情景一定要有针对性和适切性。三是根据不同的语（文）体确立不同的教学重点。语体文教学和文体文侧重点不同；不同表达方式关涉的语（文）感觉和思考方式以及表达要素乃至评价尺度也是不同的，四种文学形式的教学重点也各有特色。四是遵循4D教学传统多说、多读（听）、多写、多思。语文教学更多的是艺术而非科学，需要更多的体验感悟较少推理运演，语文教学一定是较多感性的总结归纳，较少理性的逻辑演绎。因此当代语文是开放的系统、生态的过程鲜活的情景、诗意的栖息。
2．把握“六生课堂”理论和操作流程。
关于“六生课堂”，为方便浏览，兹作如下解读：
生活的课堂主要是指教育资源要立足生活、关注生活、吸纳生活、面向生活、服务生活；重点体现在课前预设环节，在课堂流变生成是可以是即时择选适切资源的参照。
生本的课堂是说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要把学习的主动权和学习时间最大限度地交教给学生，不能喧宾夺主。
生命的课堂是指充分关注教育对象的生命特征，他们有自己的意愿、情感、思想以及个性且有差异。他们不是装载知识的物品，而是有着独立见解和特殊性格的鲜活的生命。
生动的课堂是指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和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充满活力，实现精彩和效率。
生态的课堂就是教育环境和教学过程要真实自然，摇曳多姿而又主次分明。
生发的课堂是指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学生心智的发展和能力的提升为目标，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初衷，通过学生的外在提高促进学生的内在发展。
这是理念，也是尺度，更是境界。
⑴ “六生课堂”是六种课堂文化的层累叠加。
生活的课堂生本的课堂
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
生命的课堂生发的课堂
⑵“六生课堂”的内涵分别指向特定的课堂要素。
生活（课程资源）生本（教学主体）
生动（教学方法）生命（教育对象）
生态（教学情境）生发（教学目的）
⑶“六生课堂”明显区别于“预设的课堂”，其核心特征和本质表述是“生成的课堂”。
预设的课堂 --教材中心 教师中心 任务中心
生成的课堂 --课程中心 学生中心 发展中心
⑷“六生课堂”是遵循教育时空逻辑的模糊集成。
教育新理念一种教育理论（现在进行时）
课堂新概念一种课堂形态（过去完成时）
教学新观念一种理想境界（未来进行时）
⑸“六生课堂”不仅重视课堂的“流变生成”，也非常关注“预设生成”。
“六生课堂”的本质是生成，根据生成时空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预设性生成”和“即时性生成”，“即时性生成”又可分为“瞬时生成”和“流变生成”。
3．完善教育主体阅读，面向“五度”确立“大教育”理念。
一是要弄清教育的本真和现实中的异化，明确自己的工作性质，增强教书育人的责任心，把握教书育人的尺度；回归教育原点，尊重课堂本真，切实为学生的生命奠基。这是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二是要了解教师的历史和现状，明确自身职业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所然，拓宽师德的厚度。
三是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发展诉求，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与合法权益；增强教育效益的力度。
关键词：学前教育理论;问题;发展
学前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奠基阶段，是整个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自古就有，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从而影响了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和方向。因此，研究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未来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方向，从而提升和完善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现状
在古代的学前教育中，《周易》“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倡导重视早期教育。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发展，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和一些先进的学前教育的理论和观点，如：蔡元培的“儿童公育”思想。后来，一些先进的学者如陶行知、陈鹤琴积极学习西方的教育观念，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了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大多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学前教育理论发展而来的，还存在诸多问题，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二、我国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
1.方法论的问题。在学前教育界，还存在忽视或者轻视理论发展的这种情况。这种对理论的反感，对于学前教育的理论和事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一些学者认为研究学前教育就是研究幼儿园里的现实问题，这就忽视了幼儿园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层面的研究，忽视了幼儿园背后的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研究，也忽视了历史层面的研究，这种忽视直接影响了学前教育的学科建设。2.古今的问题。认识“古”有利于认识“今”。我国古代的学前教育有许多理论和思想对今天的学前教育也起到支持的作用，例如，《周易》《礼记》中的重视早期教育的思想。虽然传统文化为当今的学前教育带来了许多正面积极的因素，但也存在许多负面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儿童读经运动，当然不可否认里面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但从教育学角度来看，儿童读经运动所宣传的“记忆”理论和“填牛”理论，弘扬的只是传统教育学中的糟粕，儿童读经运动将儿童单纯看作文化传递或文化上传宗接代的工具，因而儿童成了传统文化祭坛上的牺牲品。3.中西的问题。受到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的影响，我国的学前教育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改变，但是在吸收国外学前教育理论精华的同时，也吸收了一些糟粕，从而出现了许多不良的儿童教育思想，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观念也随即产生。4.发展方向的问题。儿童中心论是现代教育思想的内核，作为现代教育基本立场的儿童中心主义，应该是难以撼动的。然而，有许多教育学者总想把儿童期缩短，将成人的知识经验硬装进去，儿童最终深受其害。儿童中心论的立场，是儿童教育思想现代化过程中的主线和基本立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接受这一立场，中国儿童教育理论研究就无法与人类的儿童教育思想宝库相对接，就无法从这一宝库中获得珍贵的思想资源。
三、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未来发展建议
1.古今融合，古为今用。我国古代的学前教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思想。如贾谊的“及早教育”、朱熹的“儿童教育是基础”、陶行知的“强调儿童早期教育的必要性”等。因此，我们应该在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的学前教育思想和理论的同时，不能忘记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家给我们留下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遗产。应当将古代的思想积极融合在现代的教育理论中，并将有利于我国儿童发展的理论加以运用，古今融合，古为今用。2.中外融合。当前，国外的学前教育理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的发展是比较先进和深入的，值得我国的学者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应该在综合和了解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之下，联系我国的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积极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学前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的时候，要避免照搬照抄、形式主义。应当将国外精华的部分与我国实际相对接，中外融合，形成本土化的学前教育。3.加强对学术研究的重视。我国学前教育在学术研究上是比较欠缺的，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实践结果的研究。然而我们应该认清的是，只有理论和学术研究成熟和完善起来，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才能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相关学者尤其是幼儿园的工作人员应当重视对理论的研究和学习，适当地将理论和实践积极衔接，从而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学前教育事业。虽然我国学前教育理论的发展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不足，但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学习古今中外优秀的学前教育思想，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就必将探索出更加完善、更加符合我国国情的本土化的学前教育理论。
作者:赖新丽 单位: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刘晓东.学前教育理论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未来的路向[J].教育学报，2010.10
论文摘要我国教育技术自美国教育技术aect94定义引进以来，总体上的发展趋势是借鉴美国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和实践标准。这样的教育技术是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教育技术，是否能指导我国的教育教学。
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到今天，是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在教育技术领域进行了很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进行了大量尝试，特别是90年代从美国引进教育技术aect94定义以来，堆我国本土的教育技术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有很多都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论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关系的依附理论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视角下来论述我国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的本土化问题。
一、我国本土教育技术发展历程简述
我国本土的教育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从早期的的电化教育阶段，一直到90年代到现在的教育技术阶段。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的千字课教学试验就开始使用幻灯机。建国以后，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出现的语言类的广播学校。教育主管部门也设立了电化教育馆，负责推进基础教育中的电化教育。文革时期，电化教育的发展处于半瘫痪的停滞状态。1978年以后，我国的电化教育重新起步，迅速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从1984年起，在30多所高校开办了电教专业，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电教人员培养体系初步构建了一个以七论为内容的理论体系框架，初步形成了电化教学方法体系。
90年代之后，我国的电化教育却进入了另一个的阶段。随着西方的多媒体技术与网络技术以及认知学习理论、学设计原理与方法的引进，特别是教育技术aect94定义的引进，我国的电化教育也更名为教育技术。原来的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和框架开始向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从全局来看，这只是教育依附理论在教育技术学领域中的一个体现。
二、教育依附理论简析
依附理论是产生于当展中国家论述不发达与发达关系的一种理论学说，后来移植到教育研究领域，用来论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教育领域中的关系。
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拉美为代表的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家和西方一些激进派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时所运用的重要分析框架，其主旨在于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和政策导向。
教育依附理论是上世纪70到80年代在国外兴起的。它的基本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教育和学术领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依附甚至依赖，这样一种文化和学术领域的“国际格局”短时内不可逆转。
教育依附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尔特巴赫运用了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与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对国际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教育上存在着控制与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学术系统中处于边缘地位。他力图以“中心”与“边缘”、“发达”与“不发达”、“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等关系来逢释“两极世界”中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
三、我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教育依附性倾向
我国当前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基本上是从美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引进和借鉴来的。特别是自教育技术aect94定义引入以来，堆我国本土的教育技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我国教育技术的源头来自美国
我国电化教育与美国教育技术产生都是在 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国外传人的电影和播音技术进入中国，于是电化教育就这样萌芽了。20世纪初的中国不具备思想基础和技术基础。这些都是从西方特别是美国来的。教育技术思想基础则是当时具有留学背景的有识之士主动引入的，从其萌芽之日起，我国的电化教育就深受美国的影响，这就注定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二者之间仍会相互影响。
虽然我国的教育技术起源于美国，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的这段时期，我国教育技术还是处在初期的本土化自我发展阶段，这可以从这段时期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历程上得到验证。早期的教育技术的发展还不存在依附现象。
(二)我国当前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的困惑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教育技术aect94定义的引入以后，对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国农老先生认为，我国的电教界，特别是理论研究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变化是:名称改了，学科名称，由“电化教育”改为“教育技术”。定位变了，学科定位，由一般定位于“教育”变为一般定位于“技术”。研究领域“泛化”了，学科研究领域，变为所有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变得“泛化”了。培养目标模糊了。努力方向没有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技术aect94定义的引入犹如一支强心针注入了我国的教育技术，然而有些现象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从实际情况来说，“很多教育技术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认可学科的‘西方中心主义’，呈现一定的主体性迷失”，反映了自我文化殖民的心态，这不仅影响我们的学术自信心，也将对我们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依附理论的风靡一时，是西方国家有意无意的文化殖民和我们自我文化殖民心态结合的产物。
1.教育技术理论基础的依附性
从美国引入的教育技术有三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传播理论、学习理论和教学理论。无论是是教育技术的哪个流派，媒体派也好，学习派也罢，都需要这些理论基础。
传播理论的基本架构不会明显的存在教育依附理论的影子，属于中性的普遍理论。但是如果深入到某个具体的传播模式，我们就会发现里面渗透了西方思维的一些模式。
学习理论中的各种学习论都是植根于西方的社会和人文背景，这跟我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背景是有很大差异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思想急剧变革的时代，但是我们需要承认，无论是社会形态如何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是不会在短期内就会改变的。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人的动物属性，忽略了人的主观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体差异性。我国本土的学习理论却是倾向于人文的教化作用，通过具体的某个有影响力的任务进行教育活动。同时也兼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所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是否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还是有待商榷的。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强调通过具体的学习环境引发教学，但是我们在研究某个具体的情境时发现跟我们当前的生活情境是大相径庭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基于人本主义的一种学习理论，过于依靠人的主观学习动机，这跟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和模式是不协调的。我们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中庸和谐，强调具体典型人物的教化作用，个人的自主化的建构学习是没有合适的发展土壤的。
教育技术领域中的其他的理论体系，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系统科学理论更是体现了西方的一些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
2.教育技术实践的依附性
我国当前的教育技术实践和应用主要是按照教育技术aect94定义中的框架进行的，忽略了这些框架在我国当前特定的国情下实施的合理性。
目前在我国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学校中学、小学工作，由于信息和信息技术的落后，更重要的是理念落后，教育技术实践很难展开或者实践的内容只是流于形式，没有实际的意义。美国的教育技术实践是基于全国教育系统的高度的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化，教育信息化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们在不认真思考的情况下、盲目照搬。
专 业
2011年10月22日上午
8:30-11:00
2011年10月22日下午
14:00-16:30
2011年10月23日上午
8:30-11:00
2011年10月23日下午
14: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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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8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0015英语（二）
0431教学组织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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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教育者往往过于注重艺术生艺术素质和艺术技能的培训，而忽视了艺术这本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学生对文化总体性的认识和文化素质的养成。提到艺术教育的功能和作用时，教育者们常常提到的是艺术作为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成功的艺术教育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认为 “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或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化大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艺术的起源同人类文化的起源一样古老，从那时起，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始终参与和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体现和反映出入类文化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其次，目前艺术教育中存在着重专业学科发展、轻视文艺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现象，从而导致艺术教育中研究生的学术视野不够宽广'文化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等现象。然而，随着文化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人们慢慢认识到，文化本身的理论思考和认知对于当前大学生的艺术教育同样可以起到促进和补充作用。
文化研究肇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但是其学科研究范围早已超出了先前的研究范围，涉及到社会理论、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文学、艺术学、传媒研究等各个领域，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超学科”和“后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文化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总体性学科特征，尤其是近年来对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与探索，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界的热点问题。所以，如果能够在艺术类学生，尤其是艺术类研究生的教育中加入相关课程，不仅能进一步加强和丰富艺术教育的学科设置，而且将大大促进艺术生对文化总体性特征的认知和把握，同时也有助于他们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各种艺术理论的生发和论述，从而更好地思考和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把握艺术创作发展的规律和方向，促进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下面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等方面论述文化研究对艺术教育的作用和影响。
1 文化研究的学科发展
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1 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指的就是该中心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和成果。该中心的奠基者也是该理论的灵魂人物包括理查.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RaymondWilliams)、E.P-汤普森斯(E.P.Thomp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他们从对工人阶级大众文化的关怀出发，探讨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文化支配权问题，同时，为研究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生活及文化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的几十年里，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因其跨学科性或者说强大的学科包容性迅速被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接受，就此著书立说，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如美国出现了一批以格罗斯伯格(Grossberg，他曾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是霍尔的学生)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者。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教授本-阿格尔(Ben Agger)出版了《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 -书，该书从文化取向出发，对伯明翰派文化研究进行了概况总结，认为该学派的文化研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跨学科性;其次强调广义而不是狭义的文化定义;再次拒绝高雅与低俗的文化二分论;最后，文化既是实践又是经验。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的影响范围继续扩大。首先，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意大利工人革命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相继被纳入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中来。其次，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文化”研究成为了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后现代文化与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同性恋研究、种族与族裔问题研究及全球化问题也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至此，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扩展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其综合性(或称学科交叉性)、广泛性和复杂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门学科。
2 文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
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文化的现代性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是当前艺术研究与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艺术教育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其关系到当代人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常常听到有学生抱怨说弄不清当代艺术、现代艺术及后现代艺术到底应该如何区分、如何定义以及如何阐释?其实这个问题也—直困扰着许多中外学者，值得庆幸的是，不同国度、不同学科背景的文化研究学者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量之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和解释。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应该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来看待。“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实性的—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作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和感觉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提出了现代性多重建构理论。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建构过程，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四个主要社会进程，它们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有艺术家主张现代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概念，而是两种不同的绘画形式或者风格：现代主义取代的是传统的古典主义，打破了模仿写实的绘画原则，各种抽象画派应运而生;而后现代主义用过于局部、纯粹和形式化的风格终结了现代主义宏大叙事的画风，挪用、拼贴、戏仿称为主要的表现形式。
此外，西方文化理论研究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当代性和现代性著名研究学者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认为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是拒绝现代性。后现代性本质上乃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注视自己的现状和过去的活动。后现代性就是正在来临的时代的现代性。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后现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坚信，现代性总是不断地孕育着它的后现代性，后现代性不过是在重写现代性，而不可能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书的作者— 法国理论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Antoine Compagnon)则指出了后现代的嗳昧性和矛盾性，认为它—方面极端现代，—方面又反对现代;—方面主张大众的通俗路线，另—方面又坠入精英主义的窠臼。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也许代表着真正的现代性远未到来。鉴于现代性内部的诸种矛盾和冲突，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提出了两种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进行论述。美国另一个学者马歇尔.伯曼则认为现代主义表现为三种形态：“退却的现代主义”，“否定的现代主义”和“肯定的现代主义”。“退却的现代主义”强调艺术的自主性以及生活实践的区别;“否定的现代主义”力图抛弃一切价值，是一种反对现代存在的总体性革命;而“肯定的现代主义”则指普通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界线，创造出多元丰富的艺术形式。
德国社会思想家乔治·西美尔(Simmel 1858-1918)非常强调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文化中的诸种现象，如时尚、现代文化中的冲突、女性角色、贸易博览会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现代社会中的文化缺乏普遍价值和意义，不复具有统一社会的功能，不得不沦落为商品，而以商品为主导的文化无休止地刺激着现代人的神经。在此基础上，当代文化理论家哈贝马斯(Jugen Habermas)认为，现代性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世界的“祛魅”，即一个有着有机结构的自由社会、连同人们对这种有机社会的向往一同离人类而去。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多关注和追寻的是多元、自治、自由，而不是前现代社会中被高调宣扬的最高价值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3 文化研究对当前高校艺术教育的作用及影响
通过上文中对文化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文化现代性等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这门学科方兴未艾，作为一门具有广泛包容性和整体性的学科对于艺术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众所周知，艺术这一学科，不是孤立存在的，国内有学者曾提出将艺术教育视为一种综合性教育的观点，认为“综合性艺术教育就是一种大写的艺术教育。在艺术教育中形式下，物物相需的生态关系，不仅体现在各门艺术之间的艺艺相同，更重要的是把这个相互通达的艺术整体与生活、情感、文化、科学联系起来。总之，通过艺术与世界的多元联系，艺术教育不再局限于知识技能，而把艺术放到一个广泛的关系中，从而使学生能生动、完整的艺术，充分感受它的魅力，体会艺术背后的文化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强调艺术与世界的多元性联系，建议把艺术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关系中去，并将其视为艺术教育的总体发展方向之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让文化研究走入课堂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其重要性在于让艺术生从艺术各学科与文化的外在联系中理解艺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艺术的特性，在借鉴吸收文化研究领域对于文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文化艺术热点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来把握认识各门艺术的特征与技法。另—方面，开设文化研究课程，还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和理解当代诸种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文化内涵、更清楚地认识未来艺术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
其次，在高等艺术教育中加入文化研究相关课程，也有利于完善、丰富艺术类研究生艺术教育的课程设置，使艺术类研究生能够接受更全面的人文学科教育，为继续艺术类各专业学科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与此同时，这不仅是对当前艺术教育的一种补充和完善，其实这也有助于提高和拓展文化研究在目前大学艺术教育教学体制中的地位，从而提高该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认知度及其应用与实践。因此，文化研究与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素质教育、艺术学理论教育应该是相互借鉴、互为补充的关系。
总之，艺术教育中，文化研究与艺术技巧、艺术素质、艺术学理论的协同发展，将大大拓宽艺术类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视野，提升学生的学术研究素养，从而取得更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最终有益于学术知识的传播、新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及良好学术氛围的建立。
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工作讨论会;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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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关键词：近代学制；《癸卯学制》；《壬子一癸丑学制》；《壬戌学制》；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G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2-0047-03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它规定着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办学宗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依据，也是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有机衔接的保证。对整个国家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20世纪初的近20年时间内，我国先后颁布了三部学制即《癸卯学制》(包括《壬寅学制》)、《壬子一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因此，这三部学制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
1 研究现状
1.1 资料的整理与著作的发表
1983年～199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9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和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都辑录了大量学制史料，为全面了解近代学制提供了便利。此外关于近代学制方面的专著有1996年钱曼倩、金林祥的《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为研究近代学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1.2 情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80年以来，有关近代学制的论文有50多篇，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但是数量不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增多，尤其是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的发展，在教育领域叉展开了新一轮的改革，随着改革的深人，对中国教育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一些教育事件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目的是想从中找到能为今天服务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认真回顾和反思。本文检索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几个主要的专题和突出成果，最后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所引用论著截止到2008年。
2 研究成果
归纳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对《癸卯学制》的研究以及学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近代学制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张之洞与癸卯学制、学制的建立和学科发展的关系等主题展开，下面分专题进行介绍。
2.1 关于学制本身的研究以及学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对学制本身的研究是比较集中的问题。李慧洁将癸卯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曲铁华、梁青、杨建树分别对癸卯学制产生的背景、影响等进行研究。认为《壬寅一癸卯学制》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制体系，不仅对中国学制的建设影响巨大，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教育发展也意义深远。汪巧红对癸卯学制作了评价，她说，癸卯学制的颁布是中国教育走上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新学制的颁布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马立良论述了癸卯学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作用。他说癸卯学制是近代教育的发轫。刘虹对癸卯学制的特点进行了论述，他说该学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中体西用”为纲，这一思想贯穿于学制的始终，具有很浓厚的封建性，整个课程体系，特别突出伦理道德教育的地位。周葵葵和朱洪波认为从学制制定的精神内容方面，当时中国刻意追求日本教育主要体现在：社会本位的教育观、重视普及义务教育和突出师范教育。
2.2 近代学制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伴随近代学制的制订中国的职业教育也确立起来了。刘虹就持这样的观点，中国近代学制建设经历了一个由《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中的“实业教育”，被《壬戌学制》中的“职业教育”所取代的过程。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它是教育民主化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铸就的结果。张新民认为随着《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的相继颁布与实施，清末实业教育初步形成了现代职业体系的框架并具有了若干与当代职业教育相似的特点，对后世职业教育产生了较大影响。廖承琳、吴洪波从《壬寅一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实业教育的发展和《壬戌学制》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他们也谈到了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时代，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有的学者从还学制与职业教育的法制规范方面进行了论述。王为东认为《癸卯学制》是以《壬寅学制》为基础，既借鉴日本学制又综合我国办学经验而制定的第一部在全国施行的教育法制文件，使职业教育法制成为《癸卯学制》中最适合中国的部分。高奇论述了《壬戌学制》和职业教育的关系，他说清末的实业教育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不关心国民的生计和解决失业、就业的职业问题。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没有职业平等的民主思想和解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权的人权思想，更无谋个性发展的人本思想，《壬戌学制》对此作了根本性的改革，将“实业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开始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新篇章，为我国职业教育进一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2.3 张之洞与《癸卯学制》
张之洞参与制定了《癸卯学制》，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剖析张之洞与《癸卯学制》的内在联系。甄建均论述到教育的变革和发展、新学制的拟定等宗旨是根本，张之洞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他认为要总揽新学制的大纲要旨，无可迁就。《癸卯学制》是我国第一个仿洋的系统学制，它的指导思想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朱海龙在他的硕士论文中论述了张之洞是《癸卯学制》的主要制定者。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以《癸卯学制》为载体影响着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他不仪从宏观角度赋予《癸卯学制》中体西用的精神主旨，而且还从微观角度，诸如课程、教法等方面契人中体西用的实施原则，努力把中国传统教育融人教育现代化的洪流中。有的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谈了这个话题，车磊的论述是学制中体现了义务教育的思想，张之洞痛惜国民素质不高，从多年的办学实践中认识到教育普及、提高国民素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2.4 学制的建立与学科发展的关系
研究者们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王华倬谈到直到1901年体育作为学校分科课程的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确立t从而为《癸卯学制》体育课程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1922年学制颁布了新课程的标准，这样就使体育课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王华倬、郑沪娥对此进行了论述，他们从对我国近代《壬戌学制》与体育课程的改革背景、新学制下体育课程的特点，以及学制与体育课程改革的历
史意义等问题人手，做了分析与论述。认为1922年新学制和课程改革的突出特点是体现了“提倡民主与科学、尊重学生个性、强调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观念。有的研究者从近代学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关系的角度论述了近代学制的作用。李听揆在他的论文中说在清末民初的三次学制变革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借助学校教育制度。从《癸卯学制》中学科品格的具备到《壬子――癸丑学制》中学科意识的自觉，再到《壬戌学制》中形成了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话语模式、课堂构架和教学方式，最终确立了其作为一种学科知识形式得以在近代中国形成。
2.5 从其它方面进行的研究
范立君、谭玉秀以学制为切人点对中国近代女子的确立、发展进行了梳理，文中讲到《癸卯学制》中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中，《壬子癸丑学制》中男女平等教育权初步确立，《壬戌学制》中男女平等教育权完全确立，可以看出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权益在学制当中从遭受漠视到有所体现再到完全确立。谷忠玉以学制为切入点和透视窗口，从中可以探寻到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曲折轨迹。文中说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出现及发展是这一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近代学制的出台与修订则充分反映了女子学校教育在这一时期变革发展的艰难历程，中国女性受教育的权益在学制当中从遭受漠视到有所体现和改善的历程，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的艰辛，知晓今天女子受教育权的得之不易。
3 研究特征及今后研究方向
3.1 纵观2003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学制研究，笔者总结出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近代学制研究的热点不断出现。它主要集中在对《癸卯学制》、近代学制中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方面。从对《癸卯学制》的研究看，这一时期不仅有对它产生的背景、内容、特点的研究，还有对它的影响和作用的研究。从对近代学制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的研究看，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学制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第二，对近代学制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化。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的发展要求教育领域有所创新来顺应这一经济大潮，尤其是最近几年对职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加大，为了更好的发展职业教育，一些研究者就从近代我国职业教育的确立着手研究，这就必然要谈到近代学制，必须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人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的教育改革。
第三，对近代学制的研究细化了。有的学者从学制与女子教育的关系入手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从学科的起源与学制的关系人手进行研究，有针对性的研究了体育课的渊源等等。
3.2 2003年以来对近代学制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无需讳言。还存在很多不妥之处。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第一，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太多。笔者在阅读这些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发现有雷同的研究过程甚至结论，这无疑是一种重复性的劳动，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降低了学术价值。所以说这个研究领域的研究需要学者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
第二，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不够。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部分是运用一种学科方法进行分析，同时，对于历史事实的把握不是很好，有时与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符，这种研究就有点牵强。
3.3 在今后的研究中，笔者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