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29 17:10:37
关键词：搞好企业；职工教育
一、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现代化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现代企业生产方面拥有比较复杂的技术装备，其生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劳动分工非常精细，协作关系非常复杂，生产连续性很高，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专门人才来支撑。
（二）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学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数量问题。目前，以现有企业的普遍状况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抓正规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工教育，实行全员培训，是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是知识、技术的老化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许多新的发明创造，使原有知识迅速陈旧。每个职工单靠原来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不断接受新的再教育，掌握新的科学知识。这就必然要加强职工教育。
再其次，职工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针对性、实用性和实践性。这些本质特征就决定了它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是正规教育所办不到的。从普通学校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总之，职工教育具有其他教育不可取代的特殊功效，它对于培养和提高各级在职人员的素质及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开发生产力资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职工队伍现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职工队伍状况要求职工教育一方面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方法进行培训，普遍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素质；另一方面在职工队伍中培养、造就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门人才，从而改变职工队伍现状，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二、加强职工教育是适应新时期科技发展的迫切需要
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果不加强职工教育，就不可能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就不能利用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职工教育的发展。
（一）劳动力水平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过去那种把人归结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单靠一定经验和劳动技巧就能进行物质生产的说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新要求了。现代生产的劳动者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是包括智力在内的、由体力和智力结合起来的劳动者。职工教育就是对现有劳动者进行再加工、在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的。
（二）劳动力“质量”的高低，是现代化、信息化建设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国外有关专家认为，现代化生产发展速度同以下几种因素有关：有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有无充足的资金；有无丰富的资源；有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有无能够满足需要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同劳动力“质量”相关，因此提高劳动力“质量”，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有些部门和行业会被逐渐淘汰，同时又有大批新的部门和行业随之而产生。这就要通过职工教育，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进而使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高，才能逐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三）科学上或技术上的突破，并不等于生产力的直接实现。任何新的技术、设备，都是人的智能结晶。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要靠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这种劳动者只有通过教育，特别是职工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现代的设备，必须由受过专业培训，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工人使用，才能发挥它的先进性。否则，设备再先进，也会因使用不当，掌握不好，而不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样，知识如不及时更新，也将意味着科学技术永远处于落后状态。面对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的陈旧越来越使我们感到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三、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职工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迅速、最可靠的方法，在于对劳动者普及职业技术知识的本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职工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了，但同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更要重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就是说，只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职工教育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职工教育的经济效益是职工教育作用的最终体现，反映了职工教育提高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与整个社会国民收入的关系。职工教育在生产、技术领域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
四、加强职工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一、现代运程教育特征和当前农村的基础教育
当前现代远程教育具有终身化、协同化、职业化、国际化、城镇化等特征。终身教育是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施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连续性教育，远程教育打破了教育原有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教育的可能性扩展到所有的社会单位，使远程教育可以成为终生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部门和就业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是现代远程教育的有效途径。现代远程教育注重产学结合，强调实践教学环节，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现代远程教育能依托国内外市场，有效配置优质资源，替学员们创造了更优质的成才环境，培养出与国际接轨的优秀人才，同时现代远程教育已深入到农村各个乡村，是农村成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现代远程教育的网路优势为农民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提供了终生的学习的机会。现代远程教育以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丰富多样的办学内容，满足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前农村的基本教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是农民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现代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现状
1、现代远程教育以当地经济需求为导向，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在农村、在基层，现代远程教育具有覆盖面广、层次多、内容丰富，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在农村展开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使农民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建立学习-工作-学习-再工作的终身教育。
2、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以城镇化建设为切入点，将剩余劳动力转为新的人力资源。目前农村都在搞城镇化建设，把农业生产推向了规模化、集约化，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耕种上释放出来，在这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成人教育要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为新的人力资源，使这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但是，农村劳动力普遍存在文化底子差、科技素质低的问题，成为制约剩余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瓶颈”。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通城市相差3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0%，初中文化程度占4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2%，受过职业技能训练的仅占9。1%，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务工就业问题十分关注，因此在农村成人教育中，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就业前的指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劳动力就业能力，这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也是大中城市、城镇化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
3、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以农民奔小康为目标，实施终身教育。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是农民科技教育的主阵地，目前农村成人教育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农民实施终生教育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大批懂知识、懂管理、懂经营的现代化知识型农民，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优势，把科学技术送到农村，方便农民学习，在教学上根据农时季节结合农民需要，尽量减少理论性的东西，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完善实习实验场所的建设，加大实践性教学力度，注重实际技能的培养，使他们看了就会用，用了就能增收，给农民带来实惠，带来经济效益。
4、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村普及，需要政府的支持。现代远程教育具有投资少、容量大、快捷方便、灵活实用的特点和优势，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础条件差、底子薄。各级政府应该把农业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的基础事业来做，充分认识农业远程教育的投资是国家重要的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到农业远程教育，切实解决制约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三、发达国家的现代远程教育的现状
发达国家的农民教育和培训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个性化阶段。如美国已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及农业培训中，美国的农场主家庭计算机网路已普及，随时可以获取各种农业信息包括接受各类培训服务。美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和支持农业信息服务和农业培训。据统计，美国有5万多个农民俱乐部采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帮助青年农民学习各种专业技术，制定生产计划，提高经营管理能力，美国农业部每年用于农业教育的经营达到600亿美元。四、现代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新思路现代远程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部署，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紧紧抓住现代远程教育的“建、管、用”三个环节，探索出一条发挥远程教育作用更好服务三农的路子。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内容立足于农村、农民和农业，应具有针对性、运用性和技能性，能更直接、更快地实现它的经济价值，使现代远程教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助听器。
关键词：身体；劳动教育；价值；策略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3-0049-04
现代学术中的身体研究主要有3条路线：其一是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将身体看成是社会场所；其二是现象学视角，将身体视为社会的起源；其三是结构性理论视角，将身体概念化为连接个体和社会的回路 [1 ]。随着身体与权力关系的暴露，身体逐渐成为抵制各种宏大力量的场域。例如，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发掘女性和性别化语言被认为是摆脱父权统治的方式之一，因而“身体写作”以及“女人腔”就具有反抗权力关系、瓦解菲勒斯中心、解构身心二元对立的意义。与此同时身体开始成为自我认同与自我展示的重要场所。例如，在消费与娱乐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将身体作为工作地点，积极地介入它的形状、重量与轮廓。再如身体刺青——以前被认为是“反抗和偏态行动，总是和海员、流动表演者、罪犯以及社会中其他边缘群体联系在一起” [2 ]——现在已经开始向普通民众敞开，成为“自我表达” [3 ]、“自我认同” [4 ]、以及个体追求独特性的表现 [5 ]。
身体在经历了前古典时期的自由奔放之后，开始受到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的歧视、压迫与忽视，在现代社会开始出现了解放思潮，而当代围绕身体的诉求和表达大有矫枉过正的势头。身体从二元对立、政治社会化过程、文化符号的规训下挣脱出来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日益走向它的反面。商业化、消费化、娱乐化的运作模式悄悄地将“生产性身体”驱赶到边缘地带，而把显示个性、追求物欲、迎合虚荣、释放欲望的身体置于人们的关注中心，对当代青少年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影响。
一、身体视域中的劳动价值
对于学生来说，“生产性身体”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劳动的身体，也就是劳动教育的问题。中央教科所徐长发研究员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脉络。建国初期，借鉴了解放区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制度，举办了各种工农教育学校与机构。1953年到1957年，开始借鉴苏联教育模式，要求加强劳动教育与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1958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进一步强调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教育部随之明确规定初、高中需增设劳动科。20世纪60年代之后，劳动技术教育成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1978年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1993年之后素质教育对劳动教育的肯定，使劳动技术教育有了长足发展。
和建国初期及随后一段时间内高调宣扬的劳动教育相比，当前我国中小学劳动教育表现得尤其“低调”，以至于在很多学校难见劳动教育的痕迹。虽然2001年启动了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实施劳动技术教育 [6 ]，但劳动教育并没有受到一些学校足够的重视，劳动技术教育也开展得不够理想。学校教育与劳动的疏远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担忧，并对此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与激烈争论。担忧与论争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劳动的特殊意义。劳动除了可以“安顿”学生之浮躁外，还可以促使认知的转型、情感的丰富和美感的产生。
1. 劳动中的身体投入与心灵的宁静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与经济增长方式中的“虚拟”权重不断增加，刺激着人们以创意与冒险的方式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生产机制中的无处不在的竞争与分工消解了人际关系中的亲密感，越是人多的地方“孤独”感愈发强烈。在上层意识领域，“宏大力量”的召唤开始变弱，人群的离散性持续增强，公众目光从集体意识转移到个体利益和诉求之上，形成了光怪陆离的个体生活“怪象”。由生产和生活图景构成的认识局面随之发生根本改变：连续感、整体感、普世感、集中感、永恒感与崇高感被逐步解构，人们只能以片段化、局部化、本土化、分散化与庸俗化的视角诠释周围的世界。总之，当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机制、意识形态、认识范式与文化心理等现状不断地生成“驿动”的生活图景，浮躁与急功近利弥漫到各个领域，实在感、稳定感与充实感的“机会成本”不断加大。
在马克思的世界观中，劳动创造了人与社会、是人与社会之本质体现，身体存在的本质就是自觉自愿地裹挟着自身“冲入”到劳动中去，以此区别动物的肉身存在——劳动的身体就是“人”的身体。当代人群浮躁感产生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丧失了“劳动精神”，疏远了劳动而且体会不到劳动之德、劳动之美和劳动之愉悦。在布迪厄的身体研究中，社会划分以符号化形式作用于身体，引起身体资本而使其参与了社会阶层的区分。工厂、作坊、实验室、田间和地头等“生产性”场所常被理解为低端场所，其中的工作者被认为是身体资本化程度较低的“蓝领”或者“农民”。人群涌向能够促使身体高度资本化的工作场所，而这种场所往往镶嵌着巨大的压力与高度的控制，常常在制造紧张与胁迫感的同时炮制出漂浮与失落感。与这些场所盛行的心理困惑相比，低端劳动场所中身体的投入暂时终止了意识中的各种纠结，更容易让人们满足，内心更为踏实与平静。
2. 劳动中的身体投入与认识的转型
“如果没有拟人说，人类将难以在世上立足。假设人们彻底地抛弃拟人说，世界至于我们将变得比任何一位神祇更为陌生。因此拟人说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最根本的反应方式：它是人类在建构其自身、建构其世俗组织及神祇系谱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性力量。” [7 ]“拟人说”的本质是以人的形象来描述人以外的宇宙与社会。在原初社会，人类无法忍受“未经勘定”的世界，因为那样只能让人们置于无尽的未知和黑暗，因而人们将世界和社会构想成为一个巨大的身体，从熟悉的身体结构组成推衍出陌生的世界、社会以及动物的种属类别——也就是所谓的“体现逻辑”。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和知识观的变化，这种朴素的认识论开始逐渐被那些可计测之物，如数据、线条、符号、代码、指数等所取代，但“拟人论”并没有彻底退出认知领域，而是广泛存在于语言、文学、艺术之中，悄悄蜷缩在思维深处，默默发挥着作用。这种由奥尼尔所提出的身体摹状认知策略与我国学者提出的“体知”具有相同的意蕴。“体知”是杜维明先生在1985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建构儒家特色的知识论，即“默会之知”或“身体之知”—— 一种“无法用命题性语言来表达”的认知方式 [8 ]。
学校教育中的认识过程主要是模拟知识发现的过程，具有高度符号化与简约化特点，容易引起学生的困惑与抗拒。劳动教育增强了认识的自然性、生活性、实在性、鲜活性，赋予学生体知的机会：学生以自己所熟悉的身体形象、身体组织结构、身体的远端近端、身体功能等为认知中介，以联想、类比、隐喻、拟人的方式拉近陌生的世界并对其进行分类、组织与演绎。按照分析哲学的观点，在人文科学与人类生活的很多领域，存在着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地带。我们可以通过身体感觉的综合能力去把握它们，却无法充分准确地用语言描述它们。劳动中的体知使学生有机会发现符号化知识中受“语言的界限”过滤的部分，从而获得更加完备的知识体系。
3. 劳动中的身移与情感生成
赵立行教授在《忧思现代文明的另类视角——读理查德·桑内特的〈肉体与石头〉》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桑内特关于建筑与身体/文化之间的关系 [9 ]。在桑内特剖析视角中，希腊以降的城市发展史和身体形象（器官）紧密联系，身体形象（器官）分别对应着人类历史上城市理念和类型。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代，人们以“声音”和“眼睛”来参与城市生活、塑造城市形象，并通过城市形象规训身体行为。希腊人注重声音，因而公共集市、公民大会场、普通居民的房顶，都是聆听和发出声音的地方。开放、易于沟通、便于声音传播是一切建筑的设计基础。在声音的召唤中，希腊人更加关注集体和城邦的利益，体现出一呼百应的公民精神。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注重眼睛，因而罗马建筑往往注重中心、一致与秩序。无论是万神殿、竞技场还是被罗马征服地区的城市，都体现出对眼睛的驯化，以此将威严、永恒、秩序的观念浸透到人们内心。查德·桑内特的分析对于我们理解劳动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物质空间与人类情感具有隐秘的联系：“置身”广阔空间中的人群渴望接近与交流，“置身”封闭拥挤空间中的人群感到疲劳与烦躁；“置身”公共空间的人群会倾向于开放与接受。劳动中的身移就是将身体置于不同的空间环境之中。在敞视的、封闭的、安静的、拥挤的、整齐的、凌乱的、神圣的、世俗的劳动空间中——极目远望、贴身观察、低头沉思、环顾四周、正襟危坐、挥汗如雨、诚心正意、自由穿行会在身体的空间抛入与空间信息的反作用中生发各种不同的情感体验。
4. 劳动中的身体投入与审美体验
“美是什么”一直是学术界孜孜以求的目标。除了传统的形式之美、心理感受与象征美之外，还有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审视了美的本质。林赛·沃斯特认为，许多世纪以来，人的意识系统一直在建立自身的保护网络以回避那些不受欢迎的体验。美学冲动往往产生于人们回避令人烦恼的体验的过程中。人们允许自己为一些没有效应的行为所控制，从而把注意力从他的生活重心中转移开去。在真正的艺术体验中，人变得飘忽不定并且不再控制一切。艺术的感动对于接受者的作用力就是使他的精神世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神情涣散状态 [10 ]。
长期湮没在“符号化”空间中的学生，容易失去积极敏感鲜活的情感表达与感受力，进而失去感受美的动力与美学品味，也就容易被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劫持着走向浮华与颓废。青少年希望摆脱社会规范对身体的束缚，但却会在工业商业设计的美学标准中失去自我。“90后”、“新人类”、“沙玛特”、“哥特式”等青少年群体把身体视为抗争与表达的地点，但却在身体的设计、装饰、修改、自然权利等方面走得太远。在奥尼尔的分析中人际关系、政治力量、社会伦理风俗、商业机构等都参与了身体的规训与设计。将身体投入劳动的一个直接效应，就是让身体摆脱上述各种力量的控制而进入“无欲无念”状态，以此来建立自身的“保护网路”，回避那些令人不快的体验，从而体会劳动带来的“神情涣散”和让人激动不已的“美学冲动”。
二、劳动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历史与现状看，劳动教育的定位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奇、莫尔、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人呼吁在学校中实施劳动教育，把劳动教育视为教育内容；欧文和马克思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把劳动作为教育方式；我国新课程改革要求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进行劳动技术教育，把劳动教育作为课程的分支。从劳动技术教育角度看，很多国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我国劳动技术教育要求向学生传授现代生产劳动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正确劳动观点，养成良好劳动习惯。个别省市制定的劳动技术教育具体化到细枝末节，如《上海市中小学劳动技术课程标准》要求“用各种布料设计制作各种新型小布艺、服饰作品，学习机缝的基本方法；学习刺绣、编织、服装裁剪的基本技能”。澳大利亚在初中开设商业原理、农村簿记、速记、普通商业研究、家政、木工、金工、制图技术、农工机械、畜牧业、农业等 [11 ]。德国则为学生提供了分年级的机器的操作与工具使用、工业生产、经济方式、家政和职业等方面的技术 [12 ]。
在劳动教育定位不够稳定而劳动技术教育又越来越细化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梳理统领劳动教育的核心线索，寻找内在各种劳动形式中的统合精神。尽管我们习惯于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区分开来，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非是没有交集的两种劳动” [13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只不过是劳动的两种具体的“类”。统合劳动的精神就是蕴含在两种“类”之中的“共相”：包含着意识的身体或者说包含着身体的意识，一起创造出了价值，具有了主动性、积极性、生产性、生成性。中小学劳动教育不在于谋求劳动技能的提升，而在于通过劳动教育改善学生的认识结构、开发学生的潜能、丰富学生的情感情操、提升学生的思想灵魂。
三、身体视域中的劳动教育策略
从身体角度探讨中小学劳动教育策略，不是对当前劳动教育形式的全盘否定，而是希望拓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组织视野，赋予中小学劳动教育新的内涵与外延。
1. 构建系统身体训练的谱系学
长期以来，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不断地发生矛盾。形式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活动开发人类感觉器官功能，实质教育则强调对知识体系的把握。从形式教育的立场来看，中小学劳动教育是一种很好的身体开发途径。中小学劳动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着不同的目的：职业技术旨在劳动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小学劳动教育旨在促进学生发展，目标之一是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对“动手能力”的关注不仅要放在“实际操作”之上，还应该关注“动手能力”背后的意蕴——“动手”以“动眼”“动耳”“动脚”“动身”为支撑平台。也就是说“动手能力”是建立在身体各部分功能的充分发挥基础之上，其他身体部分“动能”的缺失都会导致“笨手笨脚”状态。为促进学生身体与器官功能的平衡发展，中小学劳动教育不妨将身体训练图谱纳入视野，以不同语境下的身体规范为目标计划性地开发学生“眼睛”、“鼻子”、“耳朵”、“四肢”、“身躯”等身体部位的功能。
2. 丰富劳动教育的身体参与空间
劳动教育中身移是世界各国流行的做法，除了可以在教室内进行劳动教育外，还可以进入“家庭空间”，如美国、加拿大、丹麦、捷克、泰国、肯尼亚、芬兰、印度、阿曼、马来西亚、玻利维亚、伊拉克、新加坡、埃及、尼日利亚、苏丹、坦桑尼亚、冰岛、苏里南等国家实施的“家政”教育；“园林空间”，如加拿大、韩国、尼日利亚等国实施的“园林教育”；“山林空间”，如朝鲜、苏里南等国实施的“山林”与“林业”教育；“渔业空间”，如尼日利亚、苏里南等国的“渔业教育”；“农村空间”，如巴西、阿曼、伊拉克、以色列、津巴布韦、苏丹、苏丹、坦桑尼亚、苏里南等国实施的“农业”与“农业实践教育”；“饲养空间”，如印度要求学生“打扫农村鸡场与牛圈”的规定和尼日利亚的“家禽饲养”；“建筑空间”，如苏里南的“建房与木工”；“市场空间”，如德国要求学生在“附近市场”里进行劳作、马来西亚为培养学生“买卖态度”而进行的“商业实习”等 [14 ]。
3. 减少劳动教育中的压迫性环境与因素
中小学劳动教育既有组织性又有非组织性的特点。组织性体现在劳动的目的、计划、过程、时间、地点、安全保障等，都需要教育者对其进行精心设计。非组织性指的是学生参与劳动的过程不像课堂教学那样时刻处在教师监控之下，而是有一定的自主性与自由度。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换身体姿势、移动身置、补充身体能量、暂停或继续工作等。更为重要的是身体的投入会触发不同方向、不同纬度和不同程度的思考、追问、灵感与情感。这是一种发生在身体内部的自为的认识与情感过程，外界无法侦测，难以监管。不适当的外部干涉会扰乱、中断、终止这种思维与情感过程。消除压迫性工作环境、减少教师的过度指导并降低竞争性要求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劳动的生活、美学与伦理价值，还可以促进学生顺利舒畅地进入“体知”状态。
4. 劳动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身体充盈灵魂
现代学术研究已经跨越了身心二分的古典传统，认为身体与“灵魂”具有相互建构的无法分开的关系。在学术上探讨身心一元论与现实生活中追求身心一元论还是有差距的。不管我们怎么强调身体的重要性，最终还是希望通过身体的规训而展示人的全面素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通过身体而充盈“灵魂”。强调劳动教育中身体感官的开发、身体的空间位移与消除身体的压迫性环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摆脱学校生活的死寂与平静、安抚学生的浮躁与功利情绪，消除学生好逸恶劳的意识，避免道德的滑坡与人生的颓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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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及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主办，上海市劳模文化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思想理论教育》杂志社协办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价值引领与思想政治教育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4月15日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6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和优秀青年学子与会。会议围绕“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劳动精神内涵与劳动情怀培育
在对劳动精神内涵及劳动情怀培育的探讨中，与会代表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见解：第一，唯物史观视野中的劳动与劳动精神。上海交通大学陈锡喜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性问题，要从这个源头来研究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东北大学田鹏颖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劳模精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逻辑展开，是打开人类社会奥秘的一把锁钥。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孙力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它决定了马克思对旧世界批判以及建构新世界观的基本点，即把资本对人的统治转变为自由的劳动。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审视和批判是从对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揭示开始的，他对未来社会的阐释也与劳动的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劳动与人的类本质相联系，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第二，劳动精神是超出单纯为个人私利而劳动的一种精神状态。吉林大学吴宏政教授认为，劳动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它是与物质相对应的。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劳动预设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劳动过程伴随着精神性的审美活动。作为人的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是在共同体精神的力量下超出单纯为个人私利而从事的劳动。第三，劳动情怀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追求。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刘向兵教授认为，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根本途径，“劳动情怀”是建立在对劳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践逐步形成的、升华为价值观的、较为稳固的劳动态度、劳动情感、劳动品德、劳动习惯等内容的总称，具有内化于心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意义，强化大学生劳动情怀培育是一项重要任务。
二、劳模精神的当代价值及其创造性提升
劳模精神不是一个凝固的范畴，它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升华。与会代表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劳模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探讨：第一，劳模精神培育的现实条件与历史任务。田鹏颖教授认为，劳动是劳模精神的基本依托，异化劳动状态下无法产生劳模精神，只有劳动者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时才能形成劳模精神，即在扬弃了私有制异化劳动的公有制条件下才会形成劳模精神。延安大学郝琦教授认为，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劳模故事，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劳模文化是新时期弘扬劳模精神的重要任务。上海市委党校曾俊教授认为，培育劳模精神需要加强“使命感、责任感、进取意识、牺牲奉献精神、自律意识”等“人的软实力”教育。第二，新时期劳模精神需要创造性提升。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刘文教授认为，新时期劳模精神需要创造性提升。其一是劳模精神的哲学内涵提升。应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力理论出发，探究劳模精神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内在机制，丰富新时期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其二是劳模精神的价值提升。应从劳模精神的政治导向价值、文化传承价值以及道德实践价值三个层面拓展其在新时期的时代价值内涵。其三是劳模精神的实践提升。应从国家荣誉制度与治国理政的实践视角探索研究劳模精神的现实指向。第三，在当代中国弘扬劳模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孙力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对劳模精神的崇尚关联着人的解放，它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联系在一起，劳模精神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首先，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矫正；其次，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职业精神和职业伦理的升华；再次，对劳模精神的再呼唤是对工匠精神和创造性劳动的时代追求。郝琦教授认为，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孕育了伟大的劳模精神，劳模运动和劳模精神具有巨大的感染力、改造力和影响力，劳模运动祛除了劳动人民心中“劳动下贱”的封建腐朽思想，使“劳动光荣”的观念深入人心，提高了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徐光寿教授认为，弘扬劳模精神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其一，劳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格化榜样，劳模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其二，劳模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象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其三，劳模精神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大庆师范学院王彦玲教授认为，“铁人精神”是一种具体化的劳模精神，它具有超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具有凝聚人心、激人奋进的永恒力量。
三、产业转型与工匠精神培育
对于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的培育，与会代表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探讨：第一，现代工匠精神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上海财经大学鲁品越教授认为，工匠精神包含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两个层面，把劳动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展现过程是工匠精神的内在动力，而把劳动产品看作自己生命的结晶则是工匠精神的外在表现，这种外在表现通过内在动力的驱动呈现出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乔东教授认为，工匠精神是点亮劳动者的精神，工匠文化是以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升职工的业务水平为目标，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为手段的文化。上海海事大学董金明教授认为，工匠精神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追求原材料、工时与资源节约的价值取向以及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上海大学陶倩教授认为，工匠精神的内涵是勇克难题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道技合一的天地境界，它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第二，工匠精神与工匠文化培育的实践路径。鲁品越教授认为，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工匠精神只有辐射到全社会才有生存的土壤。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刘元文教授认为，教育是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承载者，应当在高校以及中小学中加强弘扬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教育。上海电信首席技术骨干吴文巍劳模认为，在智能革命与互联网时代，应从“三个转换”，即“体力向脑力、个力向群力、人力向智力”转换，来践行工匠精神。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认为，应当将工匠精神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让精致的工匠精神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刘文 张以哲 单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业教育礼仪教育评价机制
笔者拟就新形势下的高等教育在德育的内容、方法方面所出现的新情况和新要求,作一点初步思考,提出一点初步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创业教育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高等学校在教育、教学的内容上,尤其是在德育工作的内容上,很有必要作出重要的改革以与之相适应。事实上,我国理论界也早已有人提出增强德育的“实效性”问题。[1]
创业教育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创业素质和创业技能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体现了高等教育功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拓展。
具体地说,学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和提高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一)在德育课程体系中增加和渗透创业教育的内容和理念。
当前,我国高校德育中理论性课程比较多,这对于向大学生系统地灌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必要的、有效的;相比较而言,与德育紧密相联的“应用性”课程则比较缺乏。为了增强德育课程的实效性和吸引力,学校有必要适当加强包括创业教育在内的实践性课程的讲授。政治理论课程为开展创业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道德基础,学校若再辅以专门的创业教育,帮助大学生获取自主创业的必需知识,就能使他们具备创业型人才所必需的适应社会的能力和心理素质。
(二)认真指导第二课堂中的创业教育。
德育是广泛而持久的。在德育中搞好创业教育,必须重视第二课堂的作用,即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团活动在造就创业型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大学生社团的活动丰富而有成效,它能够帮助大学生真切地感悟创业的实际境况,大量地增加创业知识,有效地锻炼创业能力。
(三)在社会实践中开展创业教育。
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大学生参加创业性社会实践,十分富有意义,既能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又能让大学生直接感受到创业的环境,有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和迅速把握创业的切入点。
(四)组织大学生参加适量的体力劳动,砥砺其艰苦创业的意志。
适度的体力劳动可以培养大学生的劳动意识,使大学生切身感受到世事之艰和物质财富来之不易,产生出尊重劳动、珍视劳动成果的观念和亲近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来。更为重要的是,艰苦的体力劳动可以砥砺青年大学生不畏困难的可贵意志,培育他们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斗志。
(五)德育部门收集和传播创业信息。
德育部门收集的信息当然不同于学校就业指导部门收集的信息,应着重于收集创业性信息。这些信息既可以用来帮助毕业大学生创业,主要还是作为宣传、教育之用,面向所有接受创业教育的大学生。
二、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礼仪教育
礼仪教育就是开展关于人们在共同生活和长期交往中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很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准。礼仪教育和道德教育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
长期以来,高校德育存在着重“思想教育”,轻“行为培养”,特别是对关联到学生生活实际、社会交往的礼仪教育有所忽略,造成当下大学生理论知识比较多,良好的行为比较少的道德状况,文明礼仪多有缺失。这种状况也应该逐步加以转变。
具体地说,学校在实施德育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礼仪教育。
(一)既继承优良的民族传统礼仪,又适合时代要求和国际交往需要。
高校礼仪教育应继承中国优良传统礼仪。同时,高校礼仪教育又必须适合时代特点和国际交往需要。礼仪教育要着力于培养“明礼诚信”的公民。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特别活跃,礼仪既是这种交流的剂,又在这种交流中得到发展,表现为逐渐超越民族界限而日益国际化的趋势。
(二)设立适量的礼仪课程,进行基础的理论教育。
必要的理论知识讲授是基础性的工作,礼仪教育也必须从这里开始。高校礼仪课程主要应传授中外礼仪的发展进程,了解现代礼仪的丰富内涵、功能和作用,还可以辅以礼仪讲座,以传统礼仪作为重要基础,以现代礼仪作为主要内容。
(三)在实践中切实掌握礼仪技能。
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礼仪实践活动,让学生经常进入实际操作状态,懂得基本的处世之道,在不同的环境中自如地调适自己,积极有礼地同他人交流。
(四)建立规章,定型礼仪和维护礼仪。
通过制订并严格执行诸如“校园文明公约”等多方面的礼仪规章,大学生各方面的礼仪活动都置于制度的规范之下,礼仪在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比如:新生入学、授予学位、毕业生离校等都要举行相应的礼仪,以示文明和郑重。
(五)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凸显礼仪文明。
校园文化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能折射出一所高校的办学水平,也能折射出学校的德育状况。校园文化内容丰富,时代特色鲜明,学生广泛、积极地参加到其中。礼仪教育完全可以,而且应该依托校园文化的建设来延续和扩张,以取得更大、更切实的成果。
三、建立有效的创业教育和礼仪教育评价机制
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是有效开展创业教育和礼仪教育的必要环节。科学的评价机制既应当有激励、引导性,又应当准确地和动态地反映教育效果的实际状况。
下面,就建立有效的创业教育和礼仪教育评价机制,笔者作探索性、概括性的述说。
(一)评价要从注重评断向注重激励转变。
评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评断学生两类教育的实际状况,更重要的是通过评价起到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学校要探索出具体的方式方法,使得评价能对创业教育和礼仪教育长期地发挥促进、引导作用,而不满足于一个结论性说明。
(二)要充分发挥大学生自评的作用。
大学生的创业精神和礼仪文明程度,归根到底要通过他们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获得。通过自评,大学生激起参与的积极性,体验两类教育的作用,获取进步的力量;同时发现不足,找到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引导大学生把教师的外在要求切实转化为自己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才能真正达到良好的德育效果,因为有许多大学生只是外在地接受了一些道德信条而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信念。[2]
(三)重视大学生互评和教师的评价。
同学之间的相互评议有准确性和激励性。教师的评价也十分重要。教师具有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对此类问题作过专门的研究,所以,他们的评价自然是考评大学生两类教育的实际状况的重要依据。
(四)科学地进行书面测评。
两类教育虽有实践性,但首先还是理论性的。因此,以科学的书面测试来评定大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情况,还是有效的和必要的。
(五)评价要经常化、动态化,要及时公开评价结果。
既然评价方式灵活多样,有自评、互评和教师评,那么,教师就要创造更多的机会进行经常性的评价,以便及时反映经常变化的两类教育的状况。
参考文献: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关键词：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度；对策建议。
当前，我省的农村劳动力存在着整体素质偏低，以及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种状况决定了他们在日趋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是我省经济落后，影响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成因是我省农村教育落后，且发展缓慢。
一、 江西农村教育现状
江西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文化大省，有过 “临川文化” 的辉煌。随着时间的流逝，江西在各个方面进步较慢，近几年来，经济更是落后了。江西教育与其他省份比较发展较慢，江西农村教育也就更加落后，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人的素质的核心是文化程度，而目前江西农民受教育情况是国民中最差的。据2001年全省农村住户调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2%，比上年同期下降1.12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占46.87%，增加1.89个百分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0.52%，下降0.7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近9成的农村劳动力仅受过初等以下教育，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且低素质的劳动力比重比上年同期上升0.78个百分点。
2．受到的教育质量较差
目前，我省农村学龄儿童受教育的情况不容乐观，每年有大批农村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还有许多中小学辍学生。由此，江西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低，受国民基础教育平均年限不足九年，绝大多数未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虽然他们中有较少部分完成了高中学习，参加过高考，但未能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基本上属于受国民基础教育中质量较差的部分。
3．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
江西农村职业教育几乎是空白，农村职业教育机构形同虚设，加上由于学习费用高和应用方向不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江西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前，参加正规的职业教育的人数极少，些微的职业教育大多是打工期间的在岗教育。就业后的继续教育更是空白。
4．没有享受现代意义教育
江西农村的教育体系较为落后，与城市的教育体系相比，在各个方面均有一定的差距。由于农村教育硬件不硬，软件缺乏，教师不齐，因此，基本属于传统教育，尚难完全归属于现代意义的教育。其结果，在江西农村，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和半文盲占40%以上，现代意义上的文盲可以说几乎接近100%。
二、原因分析
江西农村教育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社会的，也有政府的；有经济方面的，也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众多，十分繁杂，其中主要的原因有：
1． 农村教育体系不全
江西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本身薄弱，未能建立有效的农村教育体系。在目前,农村基础教育勉强成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质量令人耽忧；而农村职业教育只有一些零星教育，根本未能形成体系。江西农民受教育程度受制于这样的农村教育体系，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文盲、半文盲率难以降低，而且现代意义上的文盲无法扫除，至今仍然在增加。其结果，江西农民的素质低下就是铁定的事实。在这种现状下，构建农村终身教育体系就成为一种空想。
2． 教育保障不力
据有关资料反映，前几年，江西各地均有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但是，据分析，所拖欠部分的95%以上是属于农村教师的。这体现了农村教育的弱质性，对于农村教师的积极性打击较大，也说明了农村教育的地位低下。作为农村教育的中坚的教师队伍心理不稳定，整体素质不高，不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许多农村学校教学条件极为简陋几间破旧房，几块黑板，几张桌椅就是一所农村学校。由于城里人的偏好，国家的绝大多数教育投资投到城市教育之中。结果形成，农村教育硬件不硬，软件缺乏，半死不活的农村教育局面。
3． 教育投入不足
农村教育的投资体系难以运转。按现行的教育经费负担体系来看，当地较为贫困的乡镇财政负担着农村绝大多数的教育经费。贫困的乡镇财政一般是“吃饭”财政，根本无力独自进行公共产品投入。国家近几年来，加大对城市教育的关注，将主要教育投资用于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相对极少，而且附加条件多，加上程序复杂，层层盘剥，真正能投入到农村教育中，得到实际使用的资金不多，不能满足农村教育的最基本的需要。从教育经费和教育投资规模来看，农村教育的质量是难以有保障的。
4．教育收费相对较高
从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来看，江西农村教育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从教育大众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有没有钱都应享受充分的教育，农民受教育的权利都不应该被剥夺。江西的九年教育不是义务的，仍然是在收费的。相对农民的低收入，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成本实在太高。因为上学的费用较高，让许多收入微薄，且多子女的农民家庭无力负担，结果造成儿童辍学或受教育不充分。没钱受教育是制约我省农村劳动力素质提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5．各有关部门没通力合作
在我国教育体系的形成是由多个部门通力合作来完成，农村基础教育和少量的较正规的职业教育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来管理，除此之外，劳动部门、农业部门等政府职能部门也承担了一定的农村职业教育任务。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家都在忙城里的事，农村教育被遗忘了，更谈不上通力合作，共建优质的农村教育体系。
此外，农村教育的异化，出现了所谓的“蠢儿理论”、“经济与教育的反比原理”。也是江西农村教育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江西农村教育落后带来的影响
江西农村教育落后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约占江西人口总量72%的农民，整体素质低下，不但贻误了一代人力资源的优化，还可能形成代际传递。这也是江西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将十分深远。
1． 难以融入现代社会
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否真正转移出去，归根结底取决于农民是否有较高的素质。在城市就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初中以下的学历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必须有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以上的学历，农村青年才有可能在城市找到较为理想的工作。能上高中的农村孩子如此之少，这种局面造成农村年轻一代不能享受良好的教育，素质低下，于是，便为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埋下了隐患，他们是难以融入现代社会的。
2． 农民素质普遍较低，缺乏竞争力
在市场竞争中，素质低下的江西农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可以说毫无竞争力的。他们只能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受到业主的青睐，只能从事较简单的，较受歧视的体力劳动，在打工生涯中，难得到他人的尊重，备受欺辱和歧视，有的甚至被迫出卖人格，从事色情业。那么，江西农民的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就难以靠他们本身的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而是要靠政府的“恩赐”了。
3．无法加速消除江西农民的愚昧
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把江西经济引向现代化，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消除愚昧，把农民变成现代有理性的人。江西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自身素质又无法得到较大的提高。而小农经济发达的江西农村仍然存有大量的愚昧的行为。愚昧的农民仍然死抱“两宝”（死宝——土地，活宝——儿子）不放。他们不明白愚昧与现代化的冲突所在，不理解现代化的真实含义。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是无法加速消除江西农民的愚昧的行动，从而影响江西经济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
4．无法加速江西经济的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江西经济要“在中部崛起”，实现全面小康，就必须是高速的、可持续的发展，其关键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占江西劳动力近3/4的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不能提高他们的素质，提高生产力也就是一句空话。低质量教育是不能对经济作出较大的贡献，难以达到教育对经济建设有较大贡献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加速发展江西经济。
5．将对农村下一代产生负面影响
实践证明，近墨者黑，上一代对下一代有较大的决定性影响。江西农村教育的落后，不但造就了一代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而且，其负面影响将沿续到下一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素质较低的江西农民对教育的认识肯定是较低浅的，他们以自己来衡量下一代需要的教育，决定下一代受教育的方式，从而影响下一代的素质。江西低素质农民对下一代的负面影响的结果不可低估。
四、几点对策建议
江西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就业竞争力差是造成“就业低层次化，收入长期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彻底解决农民受教育的问题，农民的素质就永远不会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会继续受阻，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会遥遥无期。要大面积地提高农民的素质，除了让他们受到足够的教育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1．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正视农村教育
江西农村教育发展几乎停滞，要让她有个较快的发展，在原有的思维模式上进行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正正视农村教育。
江西农村教育落后，欠账较多，要解决起来困难不少。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思想，作好打攻坚战的思想准备，积极寻找突破口，不贻误任何战机。
要树立教育大众化的思想，认清发展农村教育与江西经济发展的关系，江西农村教育不发展，农民不能顺利转移，江西的经济发展只能昙花一现，具有“眼球”效应而已。
要坚定大协作思想，农村教育的发展不能仅仅靠教育部门一家。劳动、农业等政府部门也重任在肩。只有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才能卓有成效。
要从江西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无论是从普遍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以适应科技进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要求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增强农村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的角度考虑，都应把职业培训摆在重要位置。
2．建立优质的九年义务教育体系
提高教育质量，建立优质九年义务教育体系是重中之重。这是基础教育在农村教育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我们搞九年义务教育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要脚踏实地，把九年义务教育真正送到农村，就应该把九年义务教育的费用减下来，不要让全体适龄农村孩子因各种原因而失学。
九年义务教育体系应该是优质的，与城市教育比较，农村基础教育的含金量极为逊色。配合农村人口的转移，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这个体系的质量，其中包括大力鼓励优秀教师到农村去。
3．加强示范教育，激发农民的求知欲望
极为残酷的就业现实，使江西农民将从正面或反面，吸收打工生涯中的教训。我们应该加强示范教育，用榜样的力量，激发江西农民内心的求知欲望，使他们从心底有个学习的企求，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
在全国加强职业教育的大环境转好的前提下，江西农民将有一个参与职业教育，掌握实用生产技能，提高自身素质，改变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低、个人文明程度低的要求和奋发学习的过程。
通过基础教育，他们将提高自身的核心素质；通过较为正规的职业教育，他们将掌握劳动力市场所必须的劳动力应具有的一些基本要素。综合素质的提高，从而改变自己的弱质地位，他们就会以新的面孔出现在省内外的劳动力市场上，将站在较高的平台上，拓宽就业门路，受到雇主的欢迎、尊重和信任，享有较为平等的社会地位，提高收入。
4．认真审视农村教育
针对我省农村教育，我们应该认真审视目前农村教育面临的突出问题，不仅应该考虑如何使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等，紧贴农村新增劳动力就业的现实，更应该采取措施大幅度地降低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成本，让农民在受教育的问题上和城市人享受同等的待遇。
要认真考虑农村教育的投资体系，加大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开放农村职业教育市场，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投入农村教育。穷办教育，糠菜代，只能贻误农村教育，城乡教育的巨大反差必须逐渐消除，否则，将影响下一代农村孩子。
5． 加强各类教育和职业培训
在劳动力市场中，人的素质、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内在因素，较高的劳动力技能水平是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加强培训是促进就业、化解结构性失业矛盾的重要手段。
要大力发展各类教育和职业培训，进一步整合面向农村的社会培训资源，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促进就业和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加速形成一批兼有职业需求预测、职业指导、职业培训、职业技能鉴定、职业介绍为一体的职业培训综合基地。
要加强就业前培训，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技术水平。在我省的农村，要对未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等新生劳动力实行1—3年的就业前培训，使新生劳动力普遍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全面提高新增劳动力素质。
要整体推进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强化职业资格证书作劳动力市场“通行证”的就业准入控制，引导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使其能面向多样化的市场需求。
6． 健全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
我国的教育法律立法基本完善，江西立法机构和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土实际，完善配套，使我省教育的法律体系具有地方特色和可操作性。
从江西农村教育实践来看，“歪嘴和尚念歪了经”，当务之急是加大执法力度，攻打“土围子”，确保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农村切实得到落实。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的调查，分析了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素质偏低，明确了加强农民素质教育和技能培训的重要意义，制定了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贫困问题是全球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关心、保护并为贫困群体创造基本的生存发展条件，使之享有基本的生存权利，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作为浙江省原来的8个贫困县之一的武义县，自1994年以来进行了以城市化为载体的下山脱贫的成功实践，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帮助世世代代蜗居深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的“山民”实现了变“市民”的全方位历史跨越，为“山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与山外世界平等的平台，同时，也加快了“山民”向现代人转变的进程，为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人了活力，被受此实惠的“山民”称为“挖穷根”的“德政工程”。然而，下山脱贫仅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模式，各地政府可因地制宜选择转移模式，帮助山民尽快实现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创设贫困山区劳动力培训的机制架构，提高山民的整体素质，使他们下得来、留得住、富得起，从“山民”变“市民”后能真正地融人现代文明。本文通过对浙中山区农民生存状态的调查，分析了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及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浙中山区贫困人口现状
金华市位于浙江省的中部，东临台州，西连衙州，北靠杭州、绍兴，南接丽水，面积10918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l0. 7%。浙中地区一般是指金华市所辖的九个县市(区)，即兰溪市、东阳市、义乌市、永康市、武义县、浦江县、磐安县、姿城区、金东区，人口447. 94万。金华市属于浙中丘陵、盆地地区，全境的东、南、北三面是山区，山区的面积约占全市总面积的40%。由于历史原因，金华市下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其中既有名列全国百强县的义乌、永康、东阳，又有贫困县武义、磐安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浙中地区大多数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山区，山民的生存状态堪优，表现为“七难”:一是“行路难”，山民进出得翻山越岭，20%的山民连县城都不曾到过;二是“用水难”，由于没有水利设施，遇到干旱，山民、家畜及农作物就会缺水;三是“求学难”，由于村子小，不可能办学校，因为经济拮据和交通不便，致使外出求学极为困难;四是“求医难”，山民缺医少药情况十分严重，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由于没有医疗保障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十分突出;五是“婚嫁难”，特别是男子娶妻难;六是“邮电通讯难”、“接收广播、电视难”，造成山民信息闭塞、观念陈旧，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七是“生活难”，收人水平严重偏低，据调查，2003年贫困山区山民的年人均收人仅为401元，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2004年、2005年中央的1号文件都是以“给农民减负、促进粮食稳定增产、鼓励农民持续增收”为主题的。各地政府加大了扶贫的力度，给山区进行“输血”，如下拨扶贫款、修公路、建希望小学、送慰问金、慰问品等。但一方面由于我国西部地区贫困现象更为突出，国家的财力极为有限，扶贫款项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间题。另一方面，有些山区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如磐安县因山洪爆发引发泥石流造成山区公路屡修屡坏，损失严重。下山脱贫，不仅能保护生态环境，而且能从根本上解决山区贫困人口脱贫问题。我们必须因地制宜，探索劳动力转移的合理途径。
二、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特点
本文选取了金华市姿城区为研究个案，对山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进行了深人调查。据统计到2003年底，婆城区14个山区乡镇总人口为295759人，其中实有农村劳动力为174380人，占总人口的58. 96%。转移到二、三产业的有90100人，占农村实际劳动力的51. 67% ,占总人口数的30. 46%。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以就近转移为主。在本乡镇范围内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为36898人，占转移人员总数的40. 95 %;转移到本区其他乡镇街道的劳动力为34285人，占38. 08% ;转移到本省其他县市的有13850人，占15. 37%;转移到省外的有5067人，占5. 62%。从转移区域看，省内转移和省外转移的人数比约为20:1。由此可见，婆城区大部分农村劳动力基本上在本省范围内转移，转移到外省的人数比较少。
2.以雇员打工为主。从转移的行业看，以向工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转移为主。根据对14个农村乡镇劳动力离开本乡镇从事行业状况统计:转移到工业的人数为14596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7.4%;转移到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的人数为1210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2.8 %;转移到其它社会服务业的人数为12819人，占被转移人数的24.1 %。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是雇员，而个私业主和“白领”占的比例很少。
3.以自发盲目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在转移方式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目前农民外出就业以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系为主。据调查，2003年姿城区农村劳动力通过有关部门有组织进行转移的仅占8.6%,其余人员的转移仍然属于自发进行。
4、以兼业转移为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有明显的兼业性，那些转移出去的劳动力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就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属亦工亦农性转移。兼业性还体现在劳动力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确定性，如今年外出打工，而明年可能不外出打工。
综上所述，山区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自发、盲目、分散、不稳定等特点，制约的主要因素在于劳动力的素质偏低。
三、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调查与分析
(一)浙中山区劳动力素质状况调查
1.文化素质偏低。据抽样调查统计，在磐安县全部农村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8. 18%，初中文化程度的占36. 9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54. 83%，甚至有14. 17%的从业人员为文盲和半文盲。
2.思想观念落后。由于几百年来一直蜗居在崇山峻岭中，与外界极度稀少的信息沟通造成了山民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严重，市场观念、开拓创新意识淡薄，所有这一切决定了山民不愿意也无法主动地迎接市场经济的挑战，甚至甘于困守山上接受一点外面的接济。劳动力转移的主动性不强，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
浙中山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障碍在于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磐安县统计，外出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约为2. 6万人，占3. 4万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76. 5;在县内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初中及以上的大约1. 5万人，两项合计4. 1万人，占到了全县初中及以上农村劳动力的70%以上，也就是说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大多已率先实现了就业非农化。从异地转移的情况看，有一个显著特征:文化程度越高，转移范围的半径越大，没有文化的农民，大多流转范围局限于本县。素质低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过大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输出和向农村工业转移。
(二)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的成因剖析
1.教育投入不足。尽管近几年来，金华市对教育投人的总量都在逐年增加，但全市教育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2%，只能满足教师的工资性支出，真正用于教育科研、教学设施投人的微乎其微。山区的教育投入经费严重短缺，我们在调查中痛心地看到有许多山区孩子还在危房里上课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
2.农村教师队伍不稳定。山区乡镇的一些骨干教师纷纷想方设法调往平原乡镇、城区或其它经济发达地区，如边远山区塔石乡近五年调往外地的教师达21名，而本乡只能聘请代课教师补缺，因此要提高山区乡镇的教育质量比较困难。
3.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现有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和教材过分强调学科分类和体系，与现阶段农村科技和农村经济发展相脱节。教学流于形式，不适应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业产业化需求。职业学校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特色。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和沟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4.对实用技术的培训不够重视。许多乡镇领导对农村培训工作不够重视，没有具体的培训计划，没有足够的办学经费，没有健全的教学设施，没有单独的培训场所，培训学校形同虚设。一些农民种、养殖规模比较大的乡镇，偶尔也会举办几期实用技术培训，但重理论轻实践，农民只能学到一些肤浅的书面知识和技术，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至于那些外出人员较多、劳动力转移比例较高的乡镇，往往缺少有针对性的集中培训，对劳动力转移放任不管，任其自发进行。
四、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对策措施
(一)教育培训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孟要作用
1.有利于增加劳动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据调查，2002年姿城区14个乡镇农民子女初中升人高中的升学率为76. 5%。这种低升学率导致一批年轻的农村人口过早的进入劳动力队伍。将乡镇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人更高一级学校学习的学生组织起来，进行1一2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可以提高其素质和劳动技能，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有效供给，并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失业矛盾。
2.有利于减少劳动力盲目转移。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由低层次向高层次流动，增加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可以减少农村劳动力选择职业和岗位的盲目性。
(二)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具体建议
1.强化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和管理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人，实行多渠道办学。
一要建立稳定的、多渠道的农村教育经费来源体制q各级政府、社会各界要努力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人，确保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逐步建立起政府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校办产业收人、社会捐资、设立教育基金等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确保教育经费来源稳定和扩大。特别是要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大力引进外资和民间资本，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体制。
二要理顺农村教育经费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加强教育资金管理，严格管理国家教育拨款、社会集资、学校创收、学生缴费等教育财源，形成以专门金融机构为轴心的教育资金运转机制，确保农村教育经费的安全、高效运转，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要建立健全教育经费的监督机构。要对教育经费进行科学管理，必须建立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互相制约的管理模式，使教育经费真正用到实处、物尽其用。
四要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调整教育经费的使用结构，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在教育经费总额中的比重，以确保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实施;另一方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经费的投人，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2.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要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农村劳动力，实行劳动力与产业的优化配置，必须对农村教育进行综合改革，克服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弊端。金华市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总体思路是:紧紧围绕并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教育内部的“三教”统筹和农科教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础扎实、层次合理、纵向衔接、横向沟通、高效运作”的大教育格局。农村教育的综合改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重人手。
(1)推进农村基拙教育的综合改革。农村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使农村劳动力的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相结合、农村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在农村特别是山区乡镇，接受初中教育后的农村青年大多返乡务农，但由于农村普通初中教育与农业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相脱节，学到的知识解决不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问题，毕业生不能很快融人当地的农业生产建设和产业化经营中去。因此，课程设置要贯彻实际、实用、实效的教育原则，因地制宜，加大农村教育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的改革，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紧密结合，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大批适用人才，为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加农民收人，提供智力和人才保证。
(2)加强“三教”统筹，优化教育结构。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教育整体，要深化改革，使“三教”在办学思想、服务方向、教育教学内容等方面高度融合。农村“三教”统筹的基点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这个基点上以“大职教”为纽带，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要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和课程计划，重点发展急需的专业，按需施教，提高教学质量，还要逐步试行主辅修制，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人教育在基本完成扫盲教育以后，转移到以岗前、岗中培训为主。对重视农民教育、农业技术培训的学校，政府要给予适当的奖励和支持，彻底扭转职教、成教学校长期忽视农民教育和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局面。
(3)以农村教育实体为依托，推行农科教结合。要紧紧围绕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实施科技、教育、卫生“三下乡”活动，努力探索和推广“开发一个项目，建设一个基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致富一方农民”的新模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新门路。
近年来,河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快速发展,但是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劳动技能缺乏的现状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推广以及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且已成为制约河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要想解决这一瓶颈就必须使农村劳动力接受相应的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此改善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农村职业教育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和出路。
从2002年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我省先后启动了“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工程”以及实施了“送教下乡”等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的相关措施,对促进我省的农村职业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08年我省职业中学在校生数和招生数分别比2001年增加了42.9%和30.5%,但相对于其他省和我省对农村职业教育的需求相比还比较落后,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将通过对我省农村劳动力现状的调查分析,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找出我省农村职业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的解决策略。
1 我省农村劳动力的现状
1.1 农村劳动力数量庞大,整体素质偏低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08年,我省年末总人口达6989万人,从就业人口统计,我省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4.1%,文化程度大部分为初中以下,且大部分没有受过职业培训。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依靠传统经验,外出打工大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美国,农民受教育年限平均为12年,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的;法国7%以上的农民具有大专文化;德国农民有6.7%的是大学毕业生,53.2%的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的大学生占5.9%,高中毕业生占74.8%。而我省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总计才占4.7%,而且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农民中大部分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79年,农民受教育年限更短。
1.2 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科技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都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些国家农民的文化素质都很高。与之相比,我省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相差甚远,截止到2003年底,我省文盲人口达386.72万人,而且大部分在农村。另外,随着科技、信息的发展,又出现了新的“功能性”文盲(即:不懂科技、外语、电脑)。据有关专家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研究,以文盲的劳动生产率为1进行计算,那么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1.43;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2.08;大学文化程度的劳动生产率为4。这一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人的劳动效率。
我省农村劳动力归纳起来,突出表现为“三低三缺”:一是劳动技能偏低;二是文化素质偏低;三是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在农业发展中,缺少懂技术、会种田的新型农民;缺少懂科技、会管理的青年农民;缺少农业企业家和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显然,这种状况与我省深化农村改革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形势要求极不相称的。
我国每年虽然有6000项成型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只有38%,农业科技对生产的总体贡献率约为40%,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一半。目前,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是影响技术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部分从事农业及畜牧技术推广工作的人员仅为初中乃至小学文化水平,接受新技术、新信息能力较差,直接影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美国一项先进技术在全国推广只需一年半的时间,而在我国则需要6年的时间。
1.3 农村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低,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随着农村机械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必须实现有效的转移,才能促进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职业教育,缺乏一技之长,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和速度受到严重制约,同时也制约了转移层次的提高。一方面,低素质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难以与城市下岗职工相抗衡,必然失去在城市“拾遗补缺”的机会,只能从事如建筑、运输等以体力为主或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素质低、没有专业技能,使得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周期相关程度增大。一旦经济过热,房地产升温、运输繁忙,出口增加,农民工的用武之地就会大增;反之,一旦经济萧条,农民返流现象就会出现。总体来看,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力文化科技素质的要求必然提高。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和东南沿海出现的千里难寻一技工的现状已验证了这一点,当前普通大学生的就业难与企业招收一技之长的技工难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我省农村职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培训机构覆盖面小,且相对集中于城市,农村基层少
据2009年统计资料分析,我省2008年初中毕业生为105.27万人,当年普通高中招生44.85万,仅占42.6%,职业高中和普通中专分别招生17.53万和18.51万人,有24.38万人未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再加上本届未完成学业的辍学学生,约有超过50万人没有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而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大军。这些人必须经过相应的职业教育或培训,才能实现由从事低效率的劳动向高效率劳动的转变。而我省现有的成人中专和农村培训教学点很难满足如此大量的需求。而且通过我们调查,原有的培训模式和现实农村劳动力所期望的培训模式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往培训主要采取脱产和相对集中的形式,而农民所期望的是就地培训,这样亦农亦学,既可以随时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又能做到培训、农活、家庭三不误。
2.2 职业学校定位不准、方向不明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提高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因此,职业教育必须瞄准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适应社会需求,适应农民需求,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实用人才。我国颁布的《2010-2012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将职业教育服务产业目标为五个方面:一是服务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汽车、物流等国家产业振兴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培养数量充足、能支撑产业振兴规划实施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二是适应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和生物育种等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需要, 培养一批基础性技能型人才;三是对接以现代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办好涉农专业点,培养扎根农村、服务农业的技能型人才,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四是对接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培养技能型人才;五是跟踪现代服务业调整、升级与发展趋势,培养具有现代服务理念和综合素养的人才。作为农村职业教育,必须以这五个目标为导向,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区域特色,结合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主攻方向,有针对性地办好2-3个特色专业,为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2.3 教育经费分配失衡,农村职业教育经费不足
长期以来,在教育科技经费资源分配上总是遵循省地县乡递减的原则,越是接近农业技术开发的单位得到的资源配置越少。作为农业开发主体的农村职业中学和县乡两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往往在资源的配置中是不被重视的单位。首先,在现有资源配置体制中,教育经费的分配重点是高校,其次是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再次是中专和技校,最后才是职业中学。而且在重视程度上,普通中学由于受到高考升学率的影响,普通高中的地位在各级政府眼中要远远胜过职业中学,在经费的投入、师资的配备、生源的分配上占有很大优势;第二,在农业推广方面,经费的配置主要在市级以上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县乡获得的经费很少。由于受经费的困扰,基层农业推广工作难以开展,更不用说对农民进行培训了,从而使得农业技术的推广效果大打折扣;第三,由于职业教育的教育成本要远远高于普通教育,政府又没能给予更多的经费,造成职业教育学费标准较高,如中等职业教育公布的收费标准为2300元不等,“双扩”中专学费3000元,而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则要5000元,比普通本科学费还要高43%。河北省2008年的人均纯收入才4795.4元,接受职业教育的学费对农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使得农民难以承受,这严重挫伤了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 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策略
3.1 建立深入基层的培训机构,扩大培训机构的覆盖面
我国每年有近1000万的初高中毕业生无法继续接受教育,我省也有50余万人的这类人员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他们由于缺乏技能,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期,技术工人需求强劲,而市场中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劳动者比例并不高,2004年劳动保障部对40个城市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全国技术工人技术等级构成情况为高级技师占0.7%,技师3.2%,高级工22.7%,中级工39.2%,初级工34.2%。即使在发达城市如上海,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也仅为6%。而根据正常制造型企业的需求,高级技工的比例应该达到12%,我国离此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在农业领域,中国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科技人员0.0491名(美国1名),每万名农业人口仅有6名农业科技人员,每万名农业人口中拥有在校大学生1人;全国农村所拥有的农民科技人才数量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0.64%。发达国家农业技术推广人才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100,而中国为1:1200,平均1万亩地不足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才。这种现状严重影响了农业的发展。鉴于此,实施职业教育全覆盖战略可有效破解我国技术工人和农村科技人才供需不均衡的难题。同时,加强农村职业教育还是缩小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收入差距往往来自学历及技能水平的不同,大多数未能升学的年轻人受学历和技能限制,其就业状况并不乐观,收入也始终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由于缺乏技术和技术服务,往往对大面积的病虫害不能及时有效治理,造成大面积绝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因此从长远来看,实施职业教育全覆盖战略,尤其是覆盖农村地区,有利于维护教育机会平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3.2 了解农民需求、明确培训方向,加强特色专业建设
《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农村职业教育以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为发展目标,以加强县级职教中心和涉农专业建设为重点”。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必须以培养生产一线和农村需要的技术应用人才为目标,为当地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服务。我省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形成的区域经济特征,决定了我省的农村职业教育只有适应当地农民的需求,适应当地的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需要来确定教育方向、培训方式和培训内容。这样,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发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职能。职业学校在专业结构的调整和设置上还要充分考虑到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依靠当地的优势产业突出办好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专业,解决农村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上的小而全和仪器设备落后的问题。为了加大对农村科技人才的培养力度,我国对职业教育中的涉农专业实施了免费教育,而且对家庭困难的农村学生上职业中学的,对其实施学费减免政策。这些措施将进一步推动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加快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在服务于地域经济方面,一些学校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安国根据药都特色设置了“中药”和“种植(中药种植加工)”专业,中国雕刻之乡曲阳开设了“民间传统工艺(雕塑)”专业等。目前,涿州餐饮、定州建筑、高阳纺织、曲阳雕刻、安国中药等高职、中职专业品牌效应凸显。
3.3 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紧密、直接地联系经济,促进劳动就业,在此前提下要大胆创新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采取灵活多样的,群众乐于接受的模式办学。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学模式,有的已经成熟有待于推广,有的正在探索和完善。
3.3.1 校企联合办学模式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因此职业教育必须首先立足于培养有技能、会生产的劳动者,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大力推行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安排中职学生到生产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加强学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能力。在《河北省职业教育“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对校企联合和顶岗实习做了详细的论述: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顶岗实习,高中后接受1～1.5年中等职业学校学历教育的学生要保证3～6个月的顶岗实习时间,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到企业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实习期间,企业要与学校共同组织好学生的相关专业理论教学和技能实训工作,做好学生实习中的劳动保护、安全等工作,为顶岗实习的学生支付合理报酬。逐步建立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到企业实践制度以及职业教育兼职教师聘用政策,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校企结合,使学校和企业各自发挥自身优势,达到资源共享、互惠互利,企业可以为师生提供实习基地,学校可以为企业提供后备人才,最终实现双赢。如2008年5月由河北农业大学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河北农业大学长城汽车学院”,理论教学以百年学府为依托,实践教学以实力雄厚的汽车行业领军企业为基地,率先实行理论与实践1:1的教学模式,走出了一条校企联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之路。
订单培养模式、职业教育集团模式,以及高阳、徐水的“学校进企”,定兴、清苑、望都的“引企入校”,涞源、涿州的“半工半读”,阜平“送教下乡,校乡联合”,高碑店“校校联合”等多种办学模式,以及保定市职教中心的“专业部负责制”管理组织模式都需要我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
3.3.2 校校联合办学模式
借助于资源整合,职业院校同其他学校联合办学也是目前职业教育改革的一种新形式。这种联合可以是职业院校之间的联合,也可以是职业院校同其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之间的联合,还可以是职业学校同普通教育之间的联合等多种形式;既可以是本地联合,也可以是异地联合。总之,只要能够达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就值得探索。目前,一些地方为了解决职业学校学生进一步升学深造的问题,职业学校同普通中学合作,引入普通中学的优质教育资源,为有升学愿望的同学奠定文化基础,而普通中学引入职业教育的资源,设置职业教育选修课程,培养普通中学学生的职业思想和职业技能,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基础。应该说这种联合为将来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进行了有益探索。
职业院校之间由于发展的不平衡,相互联合办学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如易县职教中心与地处天津市开发区的天津市涉外工业学校、天津市轻工业技术学校实行联合办学。不但一举使分别地处城市、农村的3所中等职业学校走出了办学困境,还使天津市开发区的三资企业有了可靠的技术工人来源,同时搭建了一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桥梁,开通了农村青年到城市就业的“直通车”。
3.3.3 校、县、乡、站、所联合办学
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状况、区域经济特色,充分发挥县、乡、站、所等各级机构的职能,组织应往届初中毕业生、未升学普通高中毕业生、退役士兵、进城务工人员及在乡农民进行学习、参加培训,以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和技术的需求为基点,以服务于当地经济为出发点,将办学重心下移,直接为基层培养人才。从办学形式上可灵活多样,如采取灵活学制,农闲时进行理论学习,农忙时开展生产实习;从教学人员上,可以是专家教授,也可以是农民身边的科技示范户。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做到“理论实践不脱节,学习生产两不误”,而且使学员感到真实、有效,能调动农民参加培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农村基层培养“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永久牌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河北农业大学开创的“太行山道路”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学校先后建立校级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50多个,定期派专家、教授等科技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仅张北实验站年培训农民就达到15000人次。除此之外,还利用现代化条件实施开放式培训,建立了“太行山之路”等专题网站,为农民进行网上答疑。
3.4 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吸收社会社会资金办学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原因
一、研究背景
我国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大国，在2003年首次出现“民工荒”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的状况也相当严峻。根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7月，我国应届大学生就业率仅为68%。《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1 届大学毕业生中有 82.1%的人毕业半年后受雇全职或半职工作，仍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属于“啃老族”。可见，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处于“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两难状态。
究竟是哪些大学生就业难？“民工荒“又荒在哪？孙静静和彭平平（2013）指出：大学生就业难仅指一般地方综合高校的知识型大学生并不包括成人教育及职业大学的专科生，也不包括著名一流高校的大学生；在一些劳动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低端服务业以及有一些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职业存在着民工荒的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原因分析
（一）经济层面。（1）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就业取向差异化。一方面，近年来，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的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所能容纳的劳动数量越来越多。在工资水平相当的状况下，人们更愿意就近择业，农民工返乡现象趋向于普遍化，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大量农民工流失。另一方面，许多大学生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更愿意待在大城市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大学生涌入大城市加大竞争压力的同时必然存在大学生失业、待业问题。（2）经济结构失调。“民工荒”荒的是不太注重学历的普工，“就业难”难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知识密集型企业还没有多到能接收现有知识密集型人才的程度，新生代农民工有技术不愿当普工，老一代农民工没精力没能力当普工，因而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问题。
（二）社会层面。（1）教育结构不合理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失衡。第一，高等教育迅速扩招，高等教育趋于大众化。从1999年至2009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年均增长率为14.7%，2008年秋季入学时的毛入学率（23%）比1993年高出l8个百分点。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处于转型阶段，所能容纳的高等教育劳动力数量非常有限。第二，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符。我国教育经费不断增加的同时，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断向普通高等教育倾斜。高等教育经费投入每年增长达到25.1%，而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教育经费投人增长速度每年分别为4.3%和7.7%。这种教育资源分配的倾斜使得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大幅度增加而职业技术人才越来越少，而我国现阶段所人才多是职业技术人才。加之，大学生所学专业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诸多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岗位。（2）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产生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户籍制度使得劳动力在地区之间的流动成本很高。一方面，城市打工的农民在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都得不到保障，而且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很困难，这无疑降低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大城市虽有较好的就业机会但是住房福利等问题依然很突出，同时，诸多企事业单位仍采取户口限制等措施来选择劳动者。因而，户籍制度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问题主要原因之一。
（三）人口层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在生育率不断下降和人口寿命不断延长的双重作用下，我国自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速度仍不断加快。而我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国家，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使得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加上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从事密集型生产事业的人数越来越少，这也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个人层面。一方面，价值观、择业观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大学生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更追求幸福感，单调、乏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在是他们所追求的工作岗位。此外，目前的大学生中仍存在自我定位不准确等错误价值观念，就业岗位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下，大学阶段的学习很大程度取决于自身的自我约束和学习能力，相对而言专业所学质量有所下降，很难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建议与不足
（一）对策建议。（1）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引导人力资本优化升级。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的问题实质上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问题。解决这一两难窘境的根本途径就是实现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结构的相吻合。（2）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通过政策导向，逐步缩小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促进人口合理流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在数量和质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3）加大对就业观念的正确引导，树立正确择业观。通过专题讲座、发放知识读本等途径引导择业人员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不断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幸福感的同时，逐步摒弃错误观念的影响。
（二）不足。本文由于篇幅等原因没有对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并存问题的原因做深入全面的探讨。另外，数据等方面也存在着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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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大学生;就业压力;农村教育需求;影响;对策
大学生就业难是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我国经济新常态与就业新常态“叠加”，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就业岗位减少、竞争加剧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这种就业形势对既缺乏实际经验、又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村大学生尤为不利，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农村的教育投资能力和教育需求。因此，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积极思考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就业，重新培养农村的教育需求和信心。
一、新常态下大学生的就业现状
2012年之前，我国经济一直以年均约10%的速度增长。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着资源、环境、劳动者要素等生产要素约束，经济增速势必放缓。[1]2012年之后，我国经济以年均7%左右的速度发展，进入了改革30多年来的低速增长阶段。根据奥肯定律（Okun’s Law），在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基础上， GDP增长率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不仅是对上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间长期内在关系的一种表述，后来也为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事实所证明。张车伟（2015）按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估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会拉动大约100万人就业，考虑到服务业快速发展拉升了就业弹性，GDP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拉动130万-150万人就业。这意味着经济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就业需求和岗位损失130万-150万个。[2]那么，在以“低速增长、结构优化、创新驱动”为特征的新常态下，劳动市场的就业压力也将成为一种“就业新常态”。
从劳动需求看，新常态下的劳动需求明显下降。从劳动供给看，却有增无减。表现在：（1）返乡农民工和新入职的大学生需要重新就业。在经济出现下滑的情况下，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没有多少技能的农民工和缺乏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仅2008年上半年，因经济不景气而致使约6.5%的农民工返乡。如果按照1.3亿农民工计算，返乡人数大约有845万人。目前，经济调整时期，新入职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又面临着被裁员的困境，他们终将再次投入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2）城镇就业困难人员。每年都有大量城镇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3）即将进入劳动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自1998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突破100万以来，这个数字一直在持续增加，2015年高达749万。在劳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占优势。其自身原因主要是缺乏经验和必要的工作技能。除此之外，相比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普遍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本，在求职过程中没有外力相助，屡屡碰壁，可谓“就业难”中“难上加难”的难题。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仅有33.7%。在就业大学生中包含很多就业于劳动保障较差的小型私营企业的农村大学生。如此严峻的供求矛盾，无疑将使大学生就业问题雪上加霜。
二、大学生就业压力下农村教育需求的变化
劳动力市场“就业难”现象的普遍存在，会直接引起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减少和收入水平的下降;如果这一困境长期得不到解除，就必然会引起低收入人群教育需求的下降和分化。
1、大学生就业难对农村教育需求的影响
农村家庭的收入普遍较低，对即将工作的子女的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都很敏感。当子女的就业状况和收入状况都长期低于预期时，有些人就逐渐改变了对教育的预期和偏好，进而影响对教育的需求。
首先，大学生收入下降。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下降的情况下，除了少数人通过考研、出国等方式避开就业低谷期外，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别无选择，还是涌入了劳动力市场。经济学的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下降。据社会各方对大学生实际就业工资调查，他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大致在1800―2500元，基本相当于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水平。
其次，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能力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的近50%以上来自于工资性收入，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主要货币收入来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结构调整挤出的失业者首先是没有专业技能的农民工。失去工作之后的农民，自然也就失去了这部分工资收入。这样，随着家庭主要货币收入来源的中断，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支付能力也急剧下降，子女的学费尤其是高等教育费用立刻成为低收入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
最后，农村家庭的教育需求下降。本来在长期的儒家文化熏陶下，我国老百姓有着“崇尚教育”的传统美德，每个家长都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才。即使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有些家长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帮助子女完成学业。但是，当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这种热情长期遭遇劳动力市场的冷遇时，当大学生从事较低技能的简单劳动时，知识的形象受到损害，他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在降低，对高昂的高等教育费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产生了怀疑，“新的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辍学、弃考现象时有发生。有些学生甚至在初中阶段就过早地加入了劳动力队伍，有些学生自愿放弃高考去打工。教育部有关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应届高中生有834万，而应届生高考报名人数为750万，说明2009年我国有近百万应届高中生放弃了参加高考的机会。[3]
2、大学生就业难背景下农村教育需求的变化
（1）高等教育的分化。如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讲求“名牌效应”。“211”、“985”等名牌高校及其更高学历是求职者选取理想职业的通行证，无论是家长、学生还是用人单位，都很看重学生就读学校的声誉和排名位次。但是，名牌高校往往与受教育者基础教育甚至学前教育的投入和享受的教育资源质量有关（当然，不排除个别学生凭借自身天赋拥有以上条件），农村的教育劣势最终会在高考时显现出来;高学历意味着家庭的教育投资年限更长，投资总量更大。
可是在农村，较低的教育质量和家庭经济压力常常使农村学生在义务和非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分流，有的高中毕业去打工，有的初中毕业甚至没毕业就外出打工，只有少部分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仅如此，家庭经济条件往往限制了农村学生的专业选择和院校选择，农村学生往往选择“冷门”专业或者知名度不高的地方院校，以尽可能降低学费和交通费等支出。近年来相关媒体报道的许多数据都说明了农村家庭和学生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分化现象，同时也说明了城乡学生高等教育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重点大学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降趋势。1999年北京大学农村学生比例为16.3%，比1991年减少2.5个百分点;2000年清华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为17.6%，比1990年减少4.1个百分点。同时，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和初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农村学生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相关研究结果显示，2003年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在校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7.9个百分点。[4] 2012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农村户籍的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82%，父母为农民、工人的学生占调查总数的80%。
（2）初中等职业教育的分流。尽管我国有“崇尚教育”的传统美德，每个农村家长都有着强烈的教育投资愿望，希望子女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而进入城市，过上美好生活。但是，在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尤其是就业压力增大的情形下，不少农村家庭改变了教育投资方向，他们希望子女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即使打工，也要做一名技术工人，而不能像自己那样一无所长。更何况，国家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技术培训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每人每年5000元）。这种政府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因此，在考大学和上技校之间，农村有些家章和孩子更愿意接受职业技术培训。
三、改变教育预期、刺激农村教育需求的措施
虽然农村教育需求变化的主要症结在于大学生就业困境，经济新常态下这种困难有可能在短期内加剧。但是从长期看，经过时间的发酵，大学生的知识必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知识的价值终将显现出来。而且，辩证的看，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的要求，又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机遇。相对于返乡农民工和下岗再就业人员，他们拥有的知识终将改变他们的就业环境。因此，改变农村教育需求的主要渠道应该尽快从改变大学生的就业现状入手，重塑人们对教育和知识的信心，刺激农村教育需求健康发展。
1、加强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指导
由于农村学生的社会经验和生活阅历不足，大部分学生缺乏必要的求职知识和技巧。因此，学校和政府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帮助。首先，学校应该对毕业生进行较系统地就业指导，一方面帮助他们调整就业观念，树立“先就业再择业”的务实就业观;另一方面，传授学生必要的面试技巧，最好能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和用人单位特点进行实际训练，增加学生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其次，政府应该建立高效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
2、强化劳动市场的流动机制
在西方，教育被认为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动力机制。[6]也许年轻人的初次就业存在困难，收入低，待遇差;但是只要他能努力学习（通过正规学校教育和“干中学”），他就有可能通过多次的职业转换，最终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自己收入和社会阶层的提升。这就是通常讲的“爬梯子”原理。从这种意义上说，大学毕业生初始就业不理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辈子没有机会改变这种现状。所谓“先就业再择业”的潜在条件，就是要给青年学生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打破一切人才录用的人为限制，建立灵活的劳动力流动机制。只有这样，青年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才能随着自己的努力和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改变，人们才能重新恢复对教育的信心和期望。
3、加大创新创业的扶持力度
众所周知，创业，不仅需要技术，也需要资金、项目和经营经验。然而这些条件对于初出校门的农村大学生，基本不具备。尽管国家和学校已经在注册手续、创业基金等方面予以了很大支持，但是，实际经营经验、风险这些创业难题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可否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在农村大学生创业指导方面予以技术指导、对其创业风险予以分担。比如，在毕业实习期间，加强校企联合，实行企业导师制，形成具有职业体验、技能训练和就业指导功能的综合性校外平台，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鼓励学校后勤部门为毕业生创业提供可能的设施服务，开辟创业绿色通道，为大学生的就业提供预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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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摘要:在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下,非正规就业以其灵活、多样化、门槛低等特点逐步成为当代大学生就业的新途径。然而,受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大学生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多数大学生的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其他劳动力群体一样,处于较低层次和被动状态,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还未被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所认可。但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看,现代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高等学校作为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部门应做出积极的回应。
关键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
当前我国大学生就业形势极为严峻,竞争异常激烈。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加速变革,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事被社会默认的所谓传统、正规行业的毕业生比例下降,非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多。2006年上海高校学生职业发展及就业工作调查报告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一个特征是流向多元化,“十五”期末和“十五”期初相比,毕业生就业形式更为多样,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比例有所提高。统计显示,2005年广东省应届毕业生16万余人,总就业率达96.5%,其中采取非正规就业的达到40.7%。非正规就业正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新模式,系统研究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特点、发展趋势及教育对策,不仅是重要的社会命题,也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使命。
一、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1.国外非正规就业的理论起源与发展
非正规就业是国际劳工组织(ILO)针对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一种就业现象提出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非正规就业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其社会功能也不断发展演变。
1973年ILO首次提出非正规就业就是指在非正规部门里的就业,将非正规部门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这一时期,非正规就业被认为是基于非正规经济而产生,是与主流社会经济发展相背离的就业形式,被看成是一种“就业不足的现象”,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组织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最终被正规部门所替代。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引起了就业结构的改变,非正规就业在全球迅速增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正规部门就业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ILO在第15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非正规部门”的定义及其国际标准:“非正规部门由为有关人员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为根本目的的、从事产品生产和劳务的单位构成。”非正规经济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及服务过程中技术的进步,1999年ILO将非正规部门进一步定义为“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如微型企业、家庭型生产服务单位、独立的个体劳动者”。非正规就业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也开始实施对非正规就业的改革,规范劳动力市场,提高对非正规就业的劳动权益保护。
2.非正规就业在我国的发展
“非正规部门就业”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目前国内广为接受的概念为: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其形式主要有:非全日制就业、派遣就业、临时就业、兼职就业、远程就业、独立就业、承包就业、自营就业和家庭就业等。非正规就业以其“行业庞杂,涵盖的领域广泛,包容性大,适应多样化的就业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目前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的比重达到了50%左右,农村转移劳动力(农民工)、城镇下岗职工是非正规就业的两大主要群体。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传统就业空间的相对缩小,可供就业的岗位相应减少,而高校毕业生供给总量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在传统正规部门就业,而成为非正规就业的又一重要群体。目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模式主要有:正规部门的非正式就业形式、劳务派遣就业、自主创业、兼职就业、企业或单位实习、自由职业等。
二、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不同群体特点的比较分析
在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中,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城镇下岗人员在许多方面有不同之处。
1.市场进入原因不同。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产生的,他们受教育程度低、职业选择面窄,只能从事入门标准低的非正规就业。城镇下岗职工的产生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得国有企业排放出大量富余人员,他们年龄偏大、技能偏低、竞争力弱,难以再进入传统正规部门,只能从事非正规就业。以上两类群体属于被动非正规就业。大学毕业生中,一部分人因不能如愿进入正规部门而被迫选择非正规部门,还有的人是为了获取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或一定的工作经验、实现自身价值,而成为自由者或自主创业,这部分大学生属于主动非正规就业。
2.人力资本高低程度和就业层次不同。农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拥有较低的人力资本,属低技能劳动者,在非正规就业中一般从事工作环境、收入状况较差的工作;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属高技能劳动者,他们一般占据的是非正规就业中技能要求较高、待遇较好的工作。
3.流动能力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前者主要对应正规部门,后者主要对应非正规部门,两个市场(或部门)彼此分割,一般非正规就业者,如农民工和城镇下岗职工,很难向上流动实现正规就业。虽然也有部分自主就业者一旦规模扩大,可能会逐渐走向正规化,但总体比例非常小。在我国,一般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由于具有较好的人力资本储备,有较强的向上流动能力。可进可退是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突出特点。
4.流动方式不同。对广州市从事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在总体上处于一个分割并被相对隔离的、低水平的劳动市场中,他们在正式和非正式就业的分流中,更倾向于从正式就业流向非正式就业。因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流动方式是“无业―非正规就业”或“无业―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城镇下岗职工是典型的“正规就业―无业”或“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流动方式。以上两群体都是单向流动,并趋向非正规就业。而大学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向上流动能力,他们潜在的或期望的流动方式是“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同时,随着大学生个人择业权利的扩张和对创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他们还会选择“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或“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因此大学生在就业劳动力市场是双向流动的。
5.获取社会资本的难易程度不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农民工和城镇下岗人员的就业选择受到自身社会资本的制约,在获得、筛选就业信息和就业帮助等方面所利用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资源非常有限,使得他们获得工作的机会不多、选择工作的余地不大。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大学毕业生虽然在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也缺乏社会资本,但只要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人力资本的潜力,其技术、经验、人脉网络等方面社会资本均会有所积累,并帮助他们向上流动。
三、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探讨
1.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文凭的就业信号减弱。非正规就业是我国市场主体自发选择的结果,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发展壮大,并将成为大学生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大学生在非正规就业群体中相对处于优势地位。然而,非正规就业市场是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大学文凭的信号作用变弱,就业选择将充当衡量大学生人力资本存量的信号作用。市场选择机制是将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工作机会进行匹配,决定进入不同就业类型的不是人的绝对受教育水平,而是他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相对优势,就业者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自己的真才实学。大学生如果还停留在“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观念,不仅无法在正规部门就业,也会被非正规就业市场淘汰,沦为失业大军中的一员。
2.知识经济特征鲜明,市场的技术壁垒作用明显。目前,非正规部门整体科技含量不高,市场准入条件低,一些现代科技和新兴产业部门由于缺乏资金、场地还处于培育阶段。随着大量高科技、专业化服务的新型产业部门的迅速成长以及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和经营方式的进一步变革,一大批新型的非就业方式将随之产生,具有高知识型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如远程就业、兼职就业、产品直销员、调查公司、自由撰稿者、SOHO等将广泛流行。经济技术结构的变化,使得不同技术水准的劳动者将面临不同的就业状况,就业的技术壁垒把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为“高技能”和“低技能”两个板块,大学生中高技能劳动者将获得广阔而自由的空间,并由此获得丰厚的收益,低技能劳动者只能流向农民工、城镇下岗人员从事的非正规就业中的简单劳动。
3.大学生趋向主动非正规就业,以创业实现就业。非正规就业作为就业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它在创造就业、吸收失业者方面的积极作用,已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受到政府的扶持。随着制度变迁、人们就业观念的改变以及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非正规就业将会被视为正常的就业选择,大学生也将主动选择非正规就业。一方面高科技、新型的就业形式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另一方在经历了正规部门就业碰壁之后,他们选择了在非正规部门积累经验,“先就业再择业”。当前国家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宽松的政策环境也将吸引一批大学生主动选择自主创业。他们将通过个人及组织的努力,以自有人力资本为生产要素,实现自我雇佣,以创业实现就业。近年来,已有不少大学生创业成功的事例。对于最富创新精神和最具创新能力的大学生来说,自主创业是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
四、高等学校在促进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中的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受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大学生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现阶段大多数大学生的非正规就业与其他劳动者的非正规就业一样,处于较低层次和被动状态,非正规就业这一就业形式还未被广大学生、家长、社会所认可,大学生在非正规就业中也面对种种阻碍。但从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未来发展趋势看,现代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高等学校作为向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基地和主要部门应做出积极的回应。
1.加强教育引导,转变大学生就业观念。我国高等教育从规模上已经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大众化时代的大学生不能再自诩为社会的精英,应怀着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心态参与就业竞争。然而,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大学生自身,都依然将大学生定位为“精英”,应该从事“精英的工作”,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就业期望阻碍了大学生到非正规部门就业,也往往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高等学校应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非正规就业的内涵,破除劳动有贵贱之分的传统观念,树立主动、灵活、多形式的就业观,学会判断和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就业期望,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选择最适合自身条件的方式就业。
2.改革教育体制,提高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其就业能力,特别是在高竞争性的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如果没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由于教育具有长期性和周期性的特点,高校教育往往滞后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需求的变化,使得高校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时滞性。高等学校应针对这一不利因素,主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大胆更新教育理念,将教育与就业相联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计划的调整机制,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提高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培养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他们在就业中更具竞争力,促进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向着更利于自身价值实现的方向流动。
3.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上,自主创业是就业的高级形式。在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尝试自主创业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自我突破与成功的一种勇气和魄力,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必将推动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据统计,一个创业岗位能带动三个就业岗位,而2008年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5》显示,中国大学生创业比例不到毕业生总数的1%,在发达国家选择创业的大学生却占毕业生总数的20%-30%。高等学校应高度重视创业教育,开设相关创业指导课程,增强大学生自主创业意识,培养大学生的自主创业能力,积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非正规就业是当代大学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在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中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目前还处于就业劣势地位。作为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资源的浪费是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尽快实现大学生在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由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转变,增强广大学生的就业信心,还需要大学生、家长、高校、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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