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5 09:49:49
大学生论文
目前处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八荣八耻”的提出非常及时，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把树立和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学习与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相结合，要加强思想建设．因为知荣明耻的目的在于践行，要确立“校兴我荣、校衰我耻”的意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争做文明合格大学生！
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高度凝练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特点，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生动体现。胡总书记讲话既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不但要领会在心里，更要落实到行动，从细微着手，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关注时事变化，热衷公益事业，勇担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合格大学生。
“八荣八耻”是一种尊严导向、价值导向和责任感导向，学习它关键在于认准做人的规范，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和党员先进性教育相结合，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八荣八耻”让人们明白了应该反对什么，提倡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现代社会生活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胡总书记的讲话赋予了大学生“力量”，我们如何去培养大学生“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使之由外部规范内化为广大青年学子的人格精神，正是建设优秀校园文化的题中之义。我们应该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入教材，引入课堂，使其真正入耳、入脑、入心，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开设中国历史、文化、道德等内容的选修课；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同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导向，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文化环境为重点，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推动形成厚重的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特别是要加强我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的选拔、任用、教育和培训，使其成为直接面对学生的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率和模范；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要教育大学生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入手，倡导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大学生自觉的道德追求和生活方式；开展荣辱观教育，要加强领导，注重实效，切实把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引导温暖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学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要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教育的主题内容，积极引导我们当代大学生个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听党的话，着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努力成为新时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作为当代大学生，应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深对祖国的感情，坚定爱国主义的立场，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献身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实际行动．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要做青年的先锋，带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从点滴小事做起，自觉地扬“真、善、美”，弃“假、恶、丑”，做“立志、修身、博学、报国”的青年一代。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争做文明合格大学生．愿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共同努力，让“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永远在大地扎根，在蓝天飘扬，在人民心中闪光！
关键词：型塑；大学生；人文品格；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02
一、源起
近代以降，国势衰颓，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局势的骤变使少数知识分子精英开始从“天朝上国”迷梦中猛醒，一批批先进中国人前仆后继，努力探求救亡图存的真理。从器物、制度，再至文化――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愈来愈多的主流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将民族传统文化视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包袱和阻碍。换言之，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开启了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泛滥的闸门。
建国后，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然源于未理清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以及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直接影响到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性质的界定。以至于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反传统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人为的导致国人与传统中国再三的隔离。后两次大的时代思潮均可视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极左思想理路的承继和延续。
值得庆幸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陈来等大批学者对文化激进主义进行深度反思，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予以重新审视，对于其价值地位给予肯定。断言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矛盾，深层上即肇源于对“传统”和“现代”理解的歧异。文化激进主义将二者视为对立关系，事实上，现代从来没有离开传统而存在过。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除了对立关系外，二者还存在交融性、统一性。要之，文化激进主义强调“变”，主张照搬外来文化，摒弃本国传统文化；文化保守主义彰显“守”，坚守希尔斯所谓的“实质性传统”，即主张传承文化中普世价值的成分，在吸纳冯友兰先生强调的“普遍道德”的基础之上，进而再有限度的渐进的“变”。
近十多年间，越来越多的学者取位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更有学者提出“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概念（如北大楼宇烈先生），这一概念以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作为问题之埋设，为国人判析外来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端正自身文化立场提供了一种模式。
令人扼腕的是，值此传统文化方兴未艾之际，担负中华文化复兴大任的当代大学生，於本民族传统文化认识上尚存在较大偏差，加强对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培育，已显得弥足迫切和重要。
二、型塑当代大学生人文品格的紧要性和重要性
张东荪先生当年谈及西方文明时称“希腊文明以推之，希伯来文明以挽之”，张先生以为希腊文明代表科学精神，希伯来文明代表宗教人文精神。该说虽有偏颇，但也明确指出了一种文明要想获得长足前行，离不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须使得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调并进、不失衡。
近世百年间对德赛二先生的倡导，竟导致传统文化不继，文化传统丢弃，中华文化在它的生发之地惨遭蹂躏，备受蔑视鄙夷。这本身是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对本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丢弃，直接的后果就是国人丧失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家园沦落。有人说当今社会是消费型社会，是商业经济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是人民获得极大自由、拥有极高选择权的社会。然与此对应的是，在对物质追求的热望中和对物质的深度依赖基础上，人们精神层面普遍显得急功近利，抱怨愈来愈多，生活的幸福感愈来愈低，社会自杀率呈逐年上升态势。诸多乱象中尤以今日在校大学生身上所表现的症状最为引人注目和令人担忧，其人文精神丢失之症状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
（一）以世俗观念作为价值评判标准
爱因斯坦曾言：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不应以太世俗的眼光去评判。孔夫子亦言：“谋道不谋食”、“三年学，不至于谷，不宜得也”。世俗观念，着重于金钱、权力、名望和地位，对于正在象牙塔中孜孜跋涉的青年人成长往往造成坏的导向。今日大学生在物质金钱、权力名声上常存有攀比现象，孔子讲：“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而当下大学校园比吃比穿、甚至为谋得学生干部职位，请客拉选票亦常有之，俨然一小社会。再有，伴随近十年高校的扩招，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就业面临的低待遇甚至失业的现实，让“读书无用论”又乘势而起。受此观念影响，以挣学分、拿证书而读书的大学生大有人在。如钱基博先生所言：“世风浇漓，人心窳坏”。试问长此以往，“道”将何存？这不仅是大学生群体的悲哀，也是民族教育的悲哀。
（二）丧失追求真理的理想和对知识的信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社会价值金钱化、物化主导下，渐呈多元化混乱之状。受此大环境影响，大学生群体往往存在以颠覆传统为美，以是为非。不愿谈论严肃的话题或倾听痛苦的真理，部分大学生丧失追求真理的理想和对知识的信仰，执着于追求肤浅的快乐和感官的刺激。视真理为草芥，以物质的饕餮享受为理想；视知识如粪土，以在体性的感官满足为信仰。
（三）不再以道德境界的提升和理想人格的实现为目标
夫子言“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今日大学生亦复如是，孔子若生于当世，亦应深以此为忧吧。“修齐治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传统知识分子具有的宗教性道德，在今日大学生身上多已灰飞烟灭，甚至在他们身上本应具有的社会性公德亦鲜有见。换句话说，今天的大学生不再以道德境界的提升和理想人格的实现为目标，传统读书人眼中之正道，在他们看来显得迂阔而不合时宜。
陈来先生曾说，“文化的价值和功用是不能以短视的功利主义的角度去了解的。表面上看，文化的具体作用似不明显，其实文化的功用是‘无用之大用’。文化是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一个没有文化创造，没有文化品味，没有文化理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自利主义盛行，只知道追求物欲满足的社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的庸俗社会。”传统文化中的所蕴藏的人文精神正是医治此沉疴的一副良药。以儒释道为主体和核心的传统文化，具有浓重的人文主义色彩。如儒家提倡的道德伦理，强调人格修养的完满，重立命安身之本的建立，佛家强调心性修炼，道家和道教强调的清净自然，无为而无不为，均有利于精神境界的提升。总之，一个大国的崛起，靠的绝不仅是所谓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为主的综合国力，而更应是靠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崛起。
三、型塑当代大学生人文品格之可能性
如上所言，中国传统文化，“主张道德自律、修身养性、慎独，它要在纷繁多变的世界中寻找一处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港湾，要在功名利禄、醉生梦死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孔颜乐处”。在传统文化看来，只有寻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本，才能实现平治天下的宏伟目标，因此，我们说，传统文化不在于一种有限的、狭隘的功利之用，而是一种人生之妙用、人生之大用，它对于慰藉人的心灵，变化人的气质，涵养人的德性，纯洁人的情感，提升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视野，都有极大的帮助。”
然而今日，型塑当代大学生人文品格面临多重困境。著名学者郭齐勇先生从两个方面对此作了细致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大学中的人文教育面临来自现代化、全球化、功利化的时风的挑战与压力。另一方面，大学人文教育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文学科自身的课程体系的缺陷。
他总结说，由于教育体制本身的种种问题，由于揠苗助长式的幼儿教育、小中学教育片面地膨胀技术知识与过早的分科，使大学教育对象的东西方人文素养十分薄弱，特别是传统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之修养十分欠缺。他认为目前的大学人文教育，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弥补我们的学生从儿童到青年理当受到的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与文明的教育。此外，几十年来受苏联影响，大学人文学科本身的教学工作最大的弊病是，课程体系成为概论加通史的模式。由此，我国大学人文学科的教育，往往变成背诵无聊教条的过程，学生变得不会思考，没有思想和反思的本领与能力，学生所获益的甚少、甚浅，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无关身心修养与国计民生。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养的国民，或平民化的公众知识分子。
透过郭齐勇先生的分析，我们可更加肯定型塑当代大学生人文品格，的确非朝夕之功，但并不是说没有可能性。以笔者陋见，认为当代大学生人文品格的煅造，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一）加大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工作
首先必须扭转文化激进主义支配社会价值导向的地位，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环境，在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文明成果。文化是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没有一个民族能疏离自身传统而真正走向现代化。而今，在经济全球化激荡之下，更需要我们做好发掘、传承、参与、创造、转化的工作，整合本民族文化资源以应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冲击，并在树立本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基础上，吸收、融合外来优秀文化。
（二）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开设大学生人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要抓好大学生的人文教育，主要是要抓好大学生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建立制度化通识教育。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仍然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采用的苏联教育模式，即从大学一年级就实行专业教育，过早过窄过细的专业划分，恰恰严重限制了我国大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充分发展。尤其不利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前沿性思维和研究。值得欣慰的是，北大、清华、复旦、武大等高校近年来明确提出了本科教育要走向“淡化专业、低年级实行通识教育，高年级实行宽口径专业发展”的转型目标。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阐扬了“轴心时代说”，即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时期，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东西方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的思想、学说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一直到今天。人类无法真正实现对先辈的超越和突破，并且在遇到重大灾难和变故时，都须回到先哲那里寻求智慧、吸取能量。或许正源于此，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早已面向本科生开设经典著作通识课，故而，甘阳先生才有“我们也需要自己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疾呼。
郭齐勇先生强调，我们需要改变现行的概论（原理）加通史（专史）的通识教育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中外古今之原著经典为主的方式。学生应直接读一些东西方文学、史学、哲学、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以五经为例，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人研习了两千多年的人文经典，我们毫无半点理由将其抛弃。大学生理应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起码的教育，例如修习《四书》《老子》《庄子》（选）《史记》（选）《汉书》（选）《诗经》（选）等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理当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教材，是中国人的信念、信仰与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依据，是立身行世之本。
综上述，型塑大学生人文品格，无它路和捷径可走，惟有在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基础上，加大本民族文化的转化工作，并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开设大学生人文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也惟有改革现有教育体制，在核心课程开设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想象力和创造力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才能实现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才有真正的文化复兴和民族大业的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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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杰.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J].思考与交流,2007:53.
关键词：韩流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启示
韩流，是指韩国音乐、电视剧大举登陆中国后人们的一种形象说法。由韩国流行音乐、偶像剧、服饰打扮所聚集起来的韩国文化风潮席卷我国。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韩流”一词应运而生，并在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传播媒体中频频出现。论文百事通正如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说的：“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而语言中的新词语是新事物、新现象和新概念最直接的反映和记录。“韩”是指韩国，“流”是水，是韩国特色的水，韩国的服饰，文化，饮食，就是通过韩流来流入中国，流入我们的大学生之间。事实上韩国国土面积只有9.93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700万。其文化传统不如中国深厚，经济也没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发达。但是在近10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影视产业异军突起，其电影数次赢得世界关注，电视剧渗透到了亚洲每一个国家，韩流的出现不只在中国大陆，在日本、菲律宾甚至俄罗斯及中东国家也受到广泛拥趸。
曾经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大多都是通过电视、网络、电影等媒介接触韩国影视剧、韩国流行音乐的。可见，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网络、电影等媒介，对于韩国文化的流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韩流的出现究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那些启示意义呢?
韩剧中的很多故事在向我们大学生传达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即强调的是个体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是对个体的充分的尊重，是一种独立乐观向上的精神。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意识
韩剧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白，如“我的人生”、“自己的人生”、“父亲有父亲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等等。“自己的人生”强调的是个体对自我的所有权，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由自己来选择要走的路。这便是一种主体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才是韩剧在极力肯定的。《看了又看》中银珠这个人物便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她自己选择自己的爱人，当爱情受阻的时候她也是经过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她甚至从不向家人求助，不管生活中有多少艰辛与困难，她都能够不放弃，不抱怨，永远相信自己可以，而对比较为明显的就是跟她同龄的李圣美了，虽然家境比她好，工作比她好，却生活得比她痛苦，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除了盲目的骄傲以外再无别的，失去了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当挫折出现时，她才表现得毫无招架之力。后来，当她经过痛苦的反思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时，才开始乐观、坚强起来。当她的爱情遭到父母的反对时，她才表现得无比坚定，当她为了母亲而打算放弃自己的爱情时才显得那般伟大和美丽。
二、自强精神
这是韩剧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的一种价值取向。自从《大长今》开始风靡以后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励志剧”。励志精神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去抱怨客观条件的恶劣和社会环境的不公，而是认定自己的方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大长今》就不必说，在韩剧中具有长今精神的又岂止这一个。《屋塔房小猫》中的智恩，《嫂嫂十九岁》中的郁美，《加油，金顺!》中的金顺，《我的女孩》中的周裕玲，《巴黎恋人》中泰英，每一个都是在逆境中坚持，在困境中努力。有谁能说，她们的美丽，她们的幸运跟她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无关呢。或许吸引我们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并执着不懈地为了理想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这种精神几乎贯穿了韩国的每一部电视剧。《看了又看》里的银珠、《人鱼小姐》里的雅丽莹、《汉城奇缘》里的汉妮、《黄手帕》里的紫英、英俊……无不为了自己的爱情、婚姻、事业、家庭进行着执着而认真的努力。“fighting!”、“加油!”成为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和主人公鼓舞自己的口号。这一点，不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领会到一种积极的、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是韩国电视剧吸引众多大学生的魅力之一。
三、乐观态度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网络应用；网络成瘾
大学生作为承载社会高期望值的群体，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在互联网的星空下容易迷失自我。在竞争激烈的当代，大学生由于过度迷恋和使用网络而导致社会、心理和生理功能的损害的事例屡见不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成瘾人数急剧攀升。美国心理学者Kimbly,S,Young将这种新的心理疾病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即网络成瘾综合征(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简称IAD)。为了更好地反映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和应用情况，为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笔者对州某医药学院的38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该学院2个校区5个年级的387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每个年级抽取不同院系的2个班级。
1.2研究方法
1.2.1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随机抽取两个院系，然后每个院系按年级分层，每个年级以班为单位随机抽取1个班，共抽取8个班级作为整体调查对象。1.2.2调查方法统一培训调查员，在任课老师和学生干部的密切配合下对学生进行现场调查，学生自愿填写，匿名、独立答题，答题完毕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1.3研究内容调查问卷包括四个部分:①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生源、父母亲的文化程度等;②上网的基本情况，包括网龄、平均每周上网频率、平均每周上网次数、上网内容、上网费用、是否有经常通宵上网等;③对上网的认知情况，包括是否觉得网络信息很重要、是否因上网而影响成绩、对上网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的态度、网络成瘾情况等;④社会支持情况，包括与同学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遇到困难时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来源、参加活动情况等。
1.4测量工具
1.4.1网络成瘾量表该量表是由美国彼兹堡大学Young博士编制，参照(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SM-IV)成瘾的鉴别标准修订而成。量表包括10个条目，分别为:①想不上网但无法控制自己;②因不能上网而感到无聊、焦虑;③期望上网时间长于目前;④上网的时间经常超出预期;⑤上网的花费不断增加;⑥过去1周内每天上网≥4h;⑦因上网而不能完成作业或逃学;⑧向家长，教师及同学隐瞒上网事实;⑨因上网与家长、老师发生冲突;⑩为了摆脱困境、抑郁、无助和焦虑而上网。量表采用“是否”评分制(0=否，1=是)。计算总分，最后得分在5分以上(包括5分)为网络成瘾。分数越高，说明成瘾程度越严重。林绚晖等在应用此量表时分析了其信度(系数为0.736)，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1.4.2测谎量表测谎量表又称L量表。该量表是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一部分，由英国伦敦大学艾森克夫妇共同编制，由北京大学的陈仲庚修订而成。L量表是用于测定被试者的掩饰、假托和自身隐蔽情况，或者测定其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它本身代表一种稳定的人格功能。目前，此量表已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获得了较确定的信度和效度。采用是否评分制，得分如高于18分，显示被试有掩饰倾向，测验结果可能失真。本次调查结果显示，L量表≥18分者2名，表明此次调查结果可信度高。
1.5统计方法采用SPSSl1.5建立数据库，并采用描述性分析矿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将分析变量赋值见表1。
2结果
2.1一般情况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问卷387份，回收率为%.75%。上网者387名，占100%，其中，男168名，占43.41%，女219名，占56.58%。上网者的平均网龄为1年以内38名，占9.8%,1—3年110名，占28.4%,3—5年119名，占31.0%,5年以上119名，占30.7%。平均每次上网时间(3.0212.195)h，每次上网最长达24h。平均每周上网频率:每天都上网191名，占49.4%，每周4—6次78名，占20.2%，每周1—3次82名，占21.2%，几乎不上网36名，占9.3%。
2.2大学生网络成瘾情况387名上网者中网络成瘾者32名，占8.27%，其中，男生15名，占46.87%，女生17名，占53.1%，男、女生网络成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70,P=0.680)。
成瘾者中大一学生2名，占6.3%，大二学生9名，占28.1%，大三学生14名，占43.8%，大四学生3名，占9.4%,大五学生4名，占12.5%，大三年级网络成瘾率高于其他年级，不同年级网络成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31,P=0.005)。成瘾组每次上网时间平均(4.5914.209)h，最长者达24h，非成瘾组每次上网时间平均为(2.88士1.856)h，成瘾组高于非成瘾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83,P=0.029)。
2.3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2.3.1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大学生的一般情况比较网络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大学生在专业、生源地、性格、是否拥有电脑、每周上网频率、每月上网费用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年级、学习成绩、上网地点、每次上网期间中途是否休息、有否通宵上网和父母亲对子女上网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2网络成瘾组与非成瘾组的上网目的、上网内容比较在上网目的方面，网络成瘾组中因无聊而上网的占75%，非成瘾组中因无聊而上网的占44.51%，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上网内容方面，成瘾组中有28:13%浏览，非成瘾组中只有6.7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4网络成瘾与非成瘾大学生上网的相关因素比较以网络成瘾情况(0=未成瘾,1=成瘾)为应变量，以学习成绩、在网络中交往更安全、平等和被理解、无聊、上、关系密切的朋友个数、近一年来与谁同住、遇到急难情况时得到朋友的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其他人提供的安慰和关心等为自变量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3讨论
3.1大学生上网情况国外的研究通常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参加间卷调查的大多是自认为有成瘾倾向的自愿者，故成瘾率较高。为减少偏倚，本次研究和国内的大多数研究一样呻〕，采用非在线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本次调查网络使用者比例为100%，网络成瘾者32名，占总上网人数的8.27%，其中女17名，男15名，成瘾无性别差异，提示网络使用在大学生中得到普及，网络成瘾人群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农村的学生与来自城镇的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4)，这与国内的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为本次调查选取的是广东省高校的学生，他们普遍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附近，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加上学校的数字教育，使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也不断增多。
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相比，上网频率高，时间长，且一次上网期间中途不休息，也不分昼夜，虽然目前尚无法辩清“上网时间长”与“网络成瘾”谁因谁果，但上网时间延长已成为判断成瘾与否的标准之一。因上网而出现逃课或上课打磕睡的现象较明显，原因为长时间上网后的兴奋状态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学生生物钟紊乱，精力不足，最后影响学习成绩。陈新等在对某医科类大学调查后发现，网络成瘾组学生的学习成绩低于非网络成瘾组的学生，这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3.2大学生网络成瘾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发现，成瘾者上网的目的更多是因为无聊和觉得在网络中交往更安全、平等和被理解，由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人平等，在匿名的保护下，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会受到什么批评或带来什么惩罚，网上交友减少了陌生和焦虑，亦无须直接面对他人，可以逃避身体外观、肢体语言、声音等实体条件，这使得他们更热衷于网络而无法自拔。在对待自己花费于网络上的时间和精力，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懊悔，但却还沉溺于其中，由此表明了网络成瘾者较之非成瘾者自制力较欠缺，这正是成瘾的典型表现。成瘾者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浏览上，而Young的研究发现，成瘾者最常用的网络服务是网络聊天和网络游戏，可能是由于各国之间在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上的差异，美国人在“性”方面一直较开放，对“性”的好奇程度不如中国人强烈，提示在研究网络成瘾问题时可能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网络影响的多因素研究表明，在亲密朋友个数多寡方面，上网者的成瘾机会随着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个数的增多而下降，表明网络在这一方面可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空缺，上网者可以在网上自由交友，倾诉自如。
3.3采取积极措施，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大学校园是个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大学生特有的学习机制使他们脱离了中学时的那种严格的管教环境，进人一个相对自主的广阔空间，由于受师长导向较少，加之课堂学习时间的减少，使得大学生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为他们上网提供了自主的机会和时间上的便利。大学生如果没有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由于分不清网络世界的好坏而极易沉酒于这一虚幻现实中。因此，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并提高辨别能力。另外，学校亦应该多开展学术活动和更多课余活动，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教育。
关键词：价值观价值观教育
“无论在实践还是认识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源泉和最高精神支柱，是人类历史活动所特有的两大根本原理、原则”。人生价值是人类生存重要的基础之一。人的生存性质和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体系和价值内容。青年学生的价值观同样如此。论文百事通处在青年期的大学生正面临着人生的最为关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始在生活各方面面临如何处理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价值观一直处于分化和整合的状态。在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重“义”与重“利”之间摇摆不定。这其中既有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和追求人生与社会的真善美崇高境界的价值观，同时又有消极待命、及时享乐和义务与满足为目的的价值观。大学生是思想最活跃、最容易接受新观念的群体，随着他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出现“唯我”和“功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如何引导他们形成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吻合的价值观，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要从理论的高度和时代的特征构建符合国情和学生特点的价值观理论体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邓小平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应该是“人民本位”或“人民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一切价值的创造主体和享用主体。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邓小平“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最高标准和本位价值，“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可以看作是这一最高目标的手段。这一价值观的中心内容和精神实质可以高度概括为“为人民服务”。从理论上看，“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切价值观的共有核心问题。在价值观中，“为什么人”是确立价值体系的主体和标准。为什么人，就以他们为价值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为客观的价值标准；为什么人，就要以他们为评价主体，以符合他们的意愿为主观评价的依据。主体和标准问题在一切价值观中都居统帅和决定地位，其他原则和取向都由此确定。的表述从价值与评价、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高度，明确而完整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价值观的最高原则。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对新时期党的价值观创造性的进行了新的概括。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总结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含的价值理论，以此作为我们当前价值观建设的指导思想。在高校价值观教育中，不但要做到这一点，而且要成为全国学习和宣传“三个代表”的“领头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蕴含的价值理论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为价值目标，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以开拓创新为实现手段，以公平竞争为激励机制，以遵纪守法、德法统一为行为准则，以“三个代表”为价值标准。我们当前的价值观教育要紧紧围绕这一核心价值观展开。
二、实施价值观的创新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主导的价值观，我们要努力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符合青年人成才需要以及青年人心理能够承受的价值观。从理论内容、历史渊源和实践内容上做文章。因此，首先要进一步挖掘、整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价值理论，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高校学生思想实际，创造性的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劳动价值论、人民群众历史创造论、自然与人道统一论、人类共同价值论等思想随着时展，日益彰显其理论指导意义。其次，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在教育实践中发展这些理论，并用发展了的价值理论指导我们的教育实践。要深入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根据新的形势、新的情况、新的具体问题，对传统价值观念加以改造，使之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形成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时代精神的价值观念。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灿烂、悠久的文明历史，中华传统道德体系不乏优秀的价值观念，有些观念睿智的光芒至今还在照耀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再次，要批判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价值观，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总结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中，西方价值观中强调的自由竞争、讲究信誉、遵纪守法以及强调个人权利、尊重自我意识，这些观念对发展市场经济和发挥个体价值的合理因素都具有借鉴意义。最后，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鲜活的价值观，精心加以培育，使之成为新价值观的生长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价值观的创新者。我们应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理论。同志倡导的“五种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一往无前，淡漠名利，无私奉献）就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先进价值观的宏观概括。
三、加强对价值冲突的引导和调控
随着社会转型，社会价值越来越多样化，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和深刻变革是当代人类文明进程的突出表现。面对这些价值冲突，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出现了微妙变化：一是价值主体的自我化，二是价值取向的功利化，三是价值目标的短期化。对于出现的这些问题，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加强教育引导工作，坚持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正确价值观教育。所谓正确的价值观应包括以下内容：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以共同理想为价值目标、以艰苦创业和诚实劳动为实现手段、以公平竞争为激励机制、以遵纪守法为行为准则、以为人民服务为道德追求。树立正确价值观需妥善处理好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精神与物质、个人与集体、自我与他人、创造与享受、规范与自律、义务与权利的关系。要加强对价值观的引导与调控，始终使科学的、健康的价值观居于主导地位。将定量分析的科学方法引入价值观研究，逐步建立一套价值冲突预警机制，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主动进行调控，使价值观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健康有序。
四、要改革价值观的教育方法
首先，价值观教育要以人为本，把引导青年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我们价值观教育的起点。把价值观教育具体落实到青年学生全面发展与提高他们整体素质的轨道上来。即把人生价值观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人格心理教育、公民与社会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以知识教育为重点，以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为突破，切实提高青年学生的整体素质。价值观教育要突出未来的价值取向，使我们的价值观教育富有时代气息和旺盛的生命力。其次，要为价值观教育提供更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价值观既要强调民族特色，又要吸纳人类其他文明成果，要敢于介绍西方价值观，积极引导学生去比较和鉴别，提高学生判断辨别能力。从而从内心深处认识并承认正确价值观，这样才能在实践中身体力行，自觉抵御腐朽的价值观的侵蚀。积极打造开放社会大学价值观的基本信念。在行业部门抓职业道德教育，在家庭抓家庭美德教育，全方位的培养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用共同的理想、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来影响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再次，要积极开展以互联网为价值观教育载体的研究与实践。不要因为互联网的一些负面影响而简单的采取拒绝和回避的态度，要增强我们红色网站本身的吸引力，就必须要提高档次和水平，要结合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从理论高度加以阐释和引导，要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融价值观教育于文化熏陶之中，使学生自觉抵制政治反动、色情、暴力和迷信色彩的信息。最后，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和高效的现代化学生思想行为监控系统，随时掌握和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及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价值观的宣传教育需要行之有效的手段，要把思想教育、舆论导向、政策调节、制度监督、法律约束与定量监控系统信息和数据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有强制力的硬约束。价值观教育需要以理服人，也需要以情感人，将理性教育与感情教育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最佳的效果。
五、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问题
一是要解决好价值观的层次性和差异性问题，将先进性与广泛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把“提倡什么”和“要求什么”区别开来。不要搞形式主义和“一刀切”。既要重视主导价值观的宣传和倡导，同时不能忽视一般价值观的教育与宣传。对具有一般价值观水平的学生不应歧视。二是要思考在素质教育中对待应试教育和创新教育的价值评价态度问题。在刚刚实行素质教育改革的前几年，全国上下出现了一片彻底否定应试教育（灌输式教育）的思潮，大有墙倒众人推之势。世纪之初，随着“知识经济”的“已见端倪”，全国上下又涌起只要“创新教育”，否定其它教育方式的浪潮。但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否定应试教育和肯定创新教育的价值。这两种教育是各有其利弊的。传统的应试教育固然有它的弊病，扼杀了聪明学生的创造性，出现了“高分低能”的怪现象，但是它在我国传统教育历史进程中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历史贡献。起码它有一种“贫民精神”，它照顾了大多数一般智力的学生，并且节省了大家探索并掌握知识的时间，虽然它有一种“不劳而获”的嫌疑，但是，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子孙都去做前人已做过的重复探索工作呢？他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速度问题和资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试教育（灌输式教育）可以说“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具有时代价值的。创新教育、素质教育固然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不看条件、不看对象的加以推行，势必造成事与愿违，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三是正确看待当前贫困生求学受教育权益与国家无力“全包”经济无依靠人群经济负担的矛盾问题。虽然国家在一些重点高校推行了“绿色通道”，也想了许多办法资助贫困大学生，但是，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穷国办大教育所必须碰到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当国家政策与各地实际情况相矛盾时，作为各高校教育工作者应挺身而出，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引导学生想办法自谋出路解决问题，缓解学生对政府的不满与不理解。特别是在我国国企改革的关键时期，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的现状，倡导主导价值观，减小多元化价值观的影响显得格外重要。
参考文献：
1张佩珍．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02(1)
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党中央对大学生的一贯要求，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大学生荣辱观的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八荣八耻”为当代大学生荣辱观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保障条件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 备军和接班人，思想道德素质是大学生综合素质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以造就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的优秀人才。进入新世纪之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文件的颁布，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纲领性指导。此次“八荣八耻”的提出，既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上一贯态度的体现，又是上述纲领性文件的深化和具体化。《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从内容上说，“八荣八耻”无疑是从荣辱观的高度对20字基本道德规范的具体展开，与当代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为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尤其是荣辱观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保障条件。
首先，从大学生成人成才的角度来说，“八荣八耻”与当代大学生渴望成人成才的愿望和目标是一致的。大学生正处于知识积累和个性培养的关键时期，他们朝气蓬勃、疾恶如仇、态度积极、目光远大，希望学成之后能够报效祖国和人民。同时，他们也深深地认识到，将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文秘站:大作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除了要掌握扎实、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外，优良的道德素质和个人品质也是十分重要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包含了追求知识、热爱科学的内容，也包含了在社会中立足和增强竞争力的各种品质要求，与大学生成人成才的愿望和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对于大学生成人成才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其次，从学校教育的角度来说，“八荣八耻”为大学生优良素质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在大学生成人成才过程中，教师和学校的管理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者的个性、兴趣、知识、气质、品德不仅是一个学校办学特色的体现，而且对学生的成长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提出，一方面促进了学校的道德教育，有利于教书育人过程中通过科学规划有效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另一方面，也会对教育者本身的观念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更好地发挥教育者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作用。
最后，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看，“八荣八耻”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大学生成人成才既需要自己的主观努力，同时也要求有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而由于种种原因，社会风气的构成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其中的不同成分和可能出现的种种变化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尤其是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腐朽没落观念，会时时抵消学校道德教育的努力和成果。因此，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不仅是学校的任务，也是全社会的职责。
二、“八荣八耻”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导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一项根本的内容，就是要培养他们“荣荣耻耻”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树立和强化，既需要大学生自己的主观努力，又是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重要职责。
在大学生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青年学生首先要自己做到自省自律、知耻改过。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理论中，对于自省、改过、慎独等都非常重视，要求人们“日三省吾身”、“过则勿惮改”、“君子慎其独”，这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荣辱观的培养中，应当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地养成自律自省的意识和知耻改过的观念，勇于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明确辨别是非荣辱，自觉加强自我约束，使优良思想道德观念的培养成为他们主动的人生追求。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要从提高大学生辨别是非荣辱的能力和意识入手，大力加强荣辱观的教育。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单纯停留在课堂讲授知识上，而是必须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手段，通过感化、熏陶等各种途径，使大学生养成良好的观念和行为。因此，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首先要通过提高学生的认识，帮助他们形成明确识别善恶美丑的能力，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同时，还要通过各种课内、课外的活动，陶冶他们的情感，锻炼他们的意志，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信念，养成良好的习惯。要使这一工作取得实效，就需要学校的各个部门互相配合，不断创新，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变化，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切实有效的方式。此外，教师和管理、服务人员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要积极通过提高师德、反对学术腐败等各种途径，提高教育者的素质，使他们对学生起到表率和榜样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一直重视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在建设“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对学生提出了“国民表率、社会栋梁”的成人成才目标。这一目标，既反映了大学生的追求和理想，也是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同树立社会主义的荣辱观的要求是一致的。
对大学生的荣辱观教育，还需要全社会营造一个“荣荣耻耻”的环境。学校教育并不是封闭的教育，社会上的各种观念和思想，都会给大学生的成长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大学生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当然离不开本人的主观努力和学校的教育引导，同时他们更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为了给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的荣辱观培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改善社会风气。
[关键词]大学生；影视文化；好莱坞
电影和电视由于高科技为其提供了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更由于其博采众家之长，具有综合艺术的特性。处于青年时代的大学生，他们看电影、电视的时间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影视对他们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不能不引起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极大关注。近几年来影视文化对大学生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同时，一些不健康的影视文化也在消极、负面地影响着大学生。本文旨在探讨大学生影视文化的特点及其本质，以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注意。
一、青春、都市题材主领：情感与时尚的追求
据调查，青春影视和反映都市生活题材的影视排在大学生所关注的影视的第一、第二位，说明生活在大都市校园里、充满着青春激情的大学生们最爱看的还是能够反映青年生活的故事题材。这些题材的影视紧紧抓住了年轻人的口味，迎合了年轻人对时尚、流行元素的趋向。年轻的大学生正处在情窦初开的年龄段，容易多愁善感，对于感情大多怀有许多浪漫的想法，所以，他们对那些故事情节曲折动人、浪漫惟美的影视剧趋之若骛。《爱情麻辣烫》等青春电影一直站在中国电影艺术创新最前沿，大学生总能从中感觉到青春律动的节奏和艺术创新的勇气。韩国影视片《蓝色生死恋》、《我的野蛮女友》等更是在广大大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回响。而一些反映时代较早、曾经被视为经典的影片，如革命战争等历史题材的影视正在被这一代大学生忽略。
二、偶像崇拜：自我的认同与独立的渴求
“偶像崇拜”是心理学的命题，指个人对幻想中喜好人物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但这种幻想被过分的强化或理想化了。在大学生的偶像排位中，影视歌星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为社会中最为敏感、最为活跃而又富有文化知识的青年群体，他们充满了激情，这种激情使得他们容易成为接受、复制乃至创造新文化的先锋。一些被精心包装的影视明星在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受到了大学生们的追捧，被他们奉为心目中的偶像。这种“追星”与大学生的年龄、生理上的特点有密切的联系。伴随着生理成熟，大学生的情绪情感日渐丰富和性意识进一步发展，他们急于脱离父母的保护，希望走向独立。“崇拜偶像”并不是真正对偶像客体的崇拜，而是对自己衍化物的崇拜，即崇拜者通过对被崇拜者的崇拜，以求达到对自我的最理想设计。在这里，崇拜是手段、过程，崇拜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更新、武装乃至呵护自我，进而使自己进入最佳的心理优化状态。他们认为，像明星那样具有独特的个性，不仅可以在朋友圈内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形象，还是反叛成人世界最好的方式。甚至退一步说，崇拜和追逐明星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对成人世界最大的挑战。但是，盲目地追星会削弱主流文化的传承，给思想不够成熟的青年的意识行为和心理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三、大话文化――深度的削平
《大话西游》在内地首映至今已有11年，11年中，从最初的遭受冷遇到随后的“高热不退”，从大学校园内的私下受宠到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材，《大话西游》创造了一个当代中国电影的传奇。《大话西游》及其所衍生的各种“大话”现象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类型：“大话”文化。周星驰到内地多所高校巡回演讲，不仅现场收获了无数学子的狂热和崇拜，而且先后被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工商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这些事件表明，周星驰其人其作已经楔入了高等教育体制，“大话”文化也已经与高校文化“亲密接触”。
“大话”文化是后现代主义推动下的影视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看破红尘、玩世不恭的游戏、消遣和文化商品，它对文本结构的颠覆和对意义的消解，使文化的主体性被淡化，历史意义被消解，深度模式被削平，从而走向平面化。曾几何时，中小学课本中的“经典课文”和大学讲堂上的“经典名著”曾经是青年学生群体的主要话语资源，主流文化和学院派文化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经典阐释权，它们不仅预设了衡量经典的标准和经典文本的特征，而且规定了对待经典的态度和阐释经典的方式。《大话西游》的到来，使青年学子们仿佛在一夜之间冲破了思想的牢笼，获得了话语的权力，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传统在“大话”里失去了昔日崇高的光环。
美国文化学者阿尔伯特・库恩认为，亚文化产生于文化与结构的冲突之处。“大话”文化作为内地大学生亚文化，应该说是出现于内地本土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冲突之处。本土大众文化与新的社会结构的冲突，暴露了当前大众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裂隙，高校青年学生则是最早地直觉到了这个文化裂隙的存在并感受到了这个文化裂隙对他们文化生活的影响。因此，当文化感觉结构稍稍“滞后”的社会群体拒绝《大话西游》时，高校青年学生群体却巧妙地将其改造成处理社会转型时期的自我与社会关系以及群体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大学生亚文化资本。四、哈韩日与偏爱好莱坞：世界公民的认同与家园意识的缺失
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内容之一，同样具有中国文化的特性，自成体系，内容丰富，可谓博大精深。武术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文化传播中进行内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其发展早期，就融入了中国哲学、美学、兵学、伦理、养生等众多文化内容，自成一体。在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的增深拓展。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武术文化。
（二）研究方法
本课题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专家访谈法、实验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深入的分析了武术文化的内涵、特性及功能，进而阐述了其在培养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中作用。
三、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武术文化相关概念的界定
1.武术文化的内涵
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武术文化就是传统的武术，专指源流有序、风格独特、拳理明晰、自成体系的传统武术拳种流派，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武德要求，传承制度等等。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武术文化可定义为：与武术相关的各种领域中文化的总和，包括影视中的武术、体育领域中的武术、文化领域中的武术、学校教育中的武术等等。广义的武术文化包含了武术内涵和文化内涵，武术是武术文化核心的一部分，没有武术也就不会有武术文化。下面我们所讲的武术文化和武术，指的是广义的武术文化和武术的概念。
2.不同视域下武术文化的功能
（1）体育领域中的武术文化的功能
体育领域中的武术文化我们简称体育武术，体育领域中的武术文化，具有技击性、健身性、防身性的功能特点，这是武术文化的基本功能。武术要发展，必须靠竞技来提高，离开了技击，武术就没有了生命力。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攻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另外武术与中医的结合，创造了独特的中医养生、武术伤科、功夫按摩、运动医药、伤科针灸、救治偏差、练功疗法、特种功夫等成果，武术运动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血，改善人体机能，健体强身十分有益，这就是体育武术所追求健身价值。体育武术的防身功能主要基于他的技击性功能的延伸，攻防技巧的应用，目前社会上热门的女子防身术、军警擒拿格斗术等武术防身应用招法就是很有力的证明。
（2）影视领域中的武术文化的功能
影视领域中的武术文化我们简称影视武术，它具有的娱乐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功能特点，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出发进行拓展而来。随着现代科技文化的发展，人们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达到娱乐的方法也越来越新奇。通过练习武术的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愉悦，释放人心中的情感，达到娱乐的效果。武术无论套路表演，还是散手比赛，历来为人们所喜爱，都会引人入胜，给人以美的享受，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通过对武术的表演观赏中获得艺术的享受，武术与戏曲、舞蹈、杂技、影视、文学、体育等文艺形式的结合表演，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精彩的印象。通过武术表演促进学习，让同学们在掌握武术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在老师指导下自编套路或节目表演，传统艺术的审美知识（形、神、气、韵等）贯穿在武术教学中扩大教学的知识涵量。
（3）学校教育中的武术文化的功能
学校教育中的武术文化，具有教育性的功能，中国武术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在习武的过程中养成独立的生活习惯，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武德精神，它是武术工作者在从事武术教学、训练、竞赛等工作中应遵循的伦理规范，正义、公平、公道——人类最古老的道德观念。习武者需要有吃苦耐劳、知难而进、忍耐克己的精神，同时也要心胸宽广，对人以诚相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保持不为名利、乐于助人的美德。武文化这种哲理性和教育性的功能特点，在武术的熏陶中得以培养、塑造、锻炼、养成，人格素质得到升华。
（二）高校素质教育中武术文化的作用
1.传承传统文化
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融合，如与易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兵学、美学等多种传统文化理念的融合，使其内涵丰富，寓意深邃，它的教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武术文化的素质教育作用不能仅仅局限在武术在学校教育领域中的功能，它的教育意义应该与武术相关的各个领域中都能体现，充分涵盖武术文化中武术内涵和文化内涵。武术文化与各行各业的结合，都有其发展创新的灵感源泉，我们充分挖掘其武术文化的特色价值，寻求在高等教育中的突破口，如果高等院校的素质教育与武术文化的充分结合，并不断的研究创新，通过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校园环境建设、软硬件建设等方面融入武术文化的因素，让学生充分的了解武术文化、体验学习武术文化，发挥武术文化的素质教育作用，我相信他们走向社会势必会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认可。
武术文化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具有十分突出的教育功能。武术文化的实践教学不仅可以强身健体、增强体质，而且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增强生存能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武术文化的理论教育具有培养学生文化修养、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意义重大。
当今高校所开展的武术教学，其实和我们提出的武术文化素质教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提出的武术文化是广义意义上的武术概念，素质教育也涵盖了普通的武术教学，武术教学是武术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术文化素质教育包涵了武术教学的全部内容，它是武术教学的拓展和延伸，武术文化素质教欢迎进入dylw.net育是一个系统性的教育模式，它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领域，他渗透到高校各个领域，他与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学生管理、校园设施和校园环境建设、学风校风建设等都有着紧密的联系。构建武术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充分发挥武术文化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促进作用。
2.促进全面发展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开展，许多高校的体育教学注重了对大学生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育道德、体育意识等方面的 培养，对全面提高大学生的体育素质和健康水平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然而对武术文化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武术属于体育，但又高于体育，但事实上，常常被作为一种简单的体育项目，而忽视了它的教育意义，很多人把重心放在竞技武术的争金夺银上，把它作为高考加分为杠杆，竞技武术的文化底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淡化，传承武术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就是一句空话。
武术文化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通过对武术动作的演练和领悟，达到由形及神、由表及里的审美意识，提高自身的生活文化境界；通过对武术的内外兼修的学习，既注重筋骨的锻炼，又强调心神意气的结合，尤其重视运气、营气，对大学生的情感调节和心理健康具有特殊作用；通过对武术技击动作的演练体验，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应变能力。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推广武术文化，能深化素质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全面素质。
四、结语
大学是培养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大学校园文化对培养大学生全面素质，完善人格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而武术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自身的诸多特点，在熏陶大学生素质提高方面有着不可替代价值。通过对武术文化功能的深入研究，我们能更好的利用其服务于大学生素质教育。
参考文献：
为了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审美文化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以便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强化理论创新思路，实现学科的超越性发展，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北大学文学院、兰州大学文学院和青海民族学院联合主办，青海民族学院文学院承办，2008年7月16日至17日在西宁召开了“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五届年会”。
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主调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解放思想与追求创新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为30年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反思、更新和审美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活力和前所未有的学术创新空间。钱中文在开幕词中说，当前，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正在生成之中，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现代性的追求为动力，广采博取中外古今思想资料中的有用成分，鉴别创新，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科学的人文精神的、开放的、动态的形式复合的多样形态。陆贵山强调了科学发展观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我们应该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最有影响的西方现当代文论思想进行鉴别和分析，做出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回顾以往的议题，朱立元提出今天在深入探讨马克思著作的基础上，“文学是人学”命题有再认识的必要与现实意义，这使得“文学是人学”获得了新意。
立足现实和本土化问题
当今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是，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正面临着后现代性的强烈介入，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极为重要。钱中文认为，面对复杂多变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必须认真考虑我们本土现有的社会语境和文学理论的语境问题，根据我们的文学实践、文学理论的实践来进行鉴别、取舍，以丰富、改造我们的文学理论，或另立新说。李春青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要获得独立的“自我”，一是要依赖当下中国文学经验，二是要依赖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需求，三是要依赖文学理论言说者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吸纳。资源可以是多方面的，但灵魂只能是当下中国的。曹顺庆认为，当代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西化的危险，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要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中进入古今对话，在古今融合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
问题意识、理论的学理结构和理论范式的转换探讨
党圣元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的生成问题，他说之所以将“当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明确地将当代意义作为古代文论的相应品格加以研究，是由于这一问题关涉古代文论乃至传统学术的生命力及其当代呈现的基本估价，关涉到西方文论乃至西学传统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中国成像及其发展前途。金元浦提出了当代文学是在不同的文艺学范式指导下的发展史，也是文艺学话语的演变史、更替史，他在发言中探讨了诸如对于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当代文学的范式理论、文学研究的转型期、多元主义的文学范式观、文学批评话语的不可通约性的消泯、对话主义的历史性出场、文学研究的“间”性的凸现等。针对当今文学理论研究中历史观的严重缺失，程正民提出了文学理论要回归历史研究，开拓文论研究的新境界。他说历史是理论产生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也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得到阐释。文论要进一步发展，就要回到历史研究，重视论与史的结合，在掌握第一手材料方面下大功夫。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新收获
彭书麟说，整一和多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艺理论的共性和个性。由于地域、经济条件的差异，哲学、宗教影响的不同，少数民族文艺理论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在少数民族文论和汉族文论的比较中，可以把握少数民族文艺理论的特点，即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鲜活生命力的艺术起源观点；强调艺术的情感性和人性的追求，以神秘的“传真佛语”方式强调文艺的神圣无可辩驳性，以及民间文论的原生态特殊性。李景隆通过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描述、分析了青海原始狩猎文化和农耕时代先民审美意识的形成，从生存、、繁衍到审美的追求。贾一心借助藏族著名学者萨迦贡嘎坚赞《智者入门》中有关的风格论述，阐明藏族文学风格是本民族文化的产物，并指明了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藏族文学的艳美、英勇、悲悯等风格特征。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失去了神圣性，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文化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女权主义、、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1]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只有回归到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现象，文论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3小结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3-0128-02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杨荣.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4).
[2] 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3] 陈思和.陈思和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3).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与建设，是与整个国家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眼花缭乱的转型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和建设的“泥泞的坦途”中，董学文先生是一位颇具特色、颇不寻常的学者。他充满着独特的理论个性，其理论其思想寂寞而精彩，与新时期以来30多年的时代脉搏共振，却又始终存在观察的距离和批判的张力。他用心血与生命去书写他的这个时代，他又用他的赤诚、单纯、质朴和热烈的信仰，执着得近乎偏执地去守护那个美好的“麦田”，那份越是远离越是渴望的理想。在他的学术生命中，在他的理论耕耘中，始终“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理论勇气和不倦的上下求索精神。他带着清醒的学派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一种始终如一的理论定力和鲜明的理论指向，实践着对理想形态的文学理论的追求”[1]。 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与思想解放 学界在回望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历史变迁时，常常会强调文学“主体性”问题以及文学“审美”问题等对于突破之前“文艺—政治”理论模式的革命和解放意义。这固然是这段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更早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理论突破却并不是由此开始的，甚至可以说，这些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前期文学理论变革的一个继承或者变种。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之后，人们面对社会和人的内心世界，如何反思“”中的问题成为当时时代的最大课题。更进一步说，如何认识“”中人性的泯灭与集体的疯狂，认识人性的多面性、丰富性，认识人的多样性需要和欲望的正当性等问题，也逐渐被学界所关注。 但是“，”的理论遗产显然已经没有话语力量来阐述这些复杂问题，而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并没有一种宽松的环境可以自由地研究和讨论。因此，学界主要从“回归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通过寻找真实的马克思的思想精髓来达到对现实历史的批判，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温故知新中去比较和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巨大的偏差与失误，而不是从外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批判，因而出现新一轮“马克思热”。通过这种新的解读，来解放被窒息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阐释效力，而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审美”理论，显然是不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 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和现实要求中，董学文先生及其同一代的学人，走上了理论的舞台。他们在与时代的互动下，开启了关于中国新时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反思与建构。以“重读马克思”的方式来反对僵化的文论格局，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董先生等一代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觉的理论选择。这种选择是针对之前现实社会与文化中存在着的某种“离开”马克思（这里指离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精神与方法）的现象而提出，它试图重新复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 新时期伊始，文学创作与理论相互发现、相互应和。文学打着“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旗帜重新起步，以《伤痕》、《班主任》为开端的“伤痕文学”，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开始恢复。与文学创作并行的是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从最初批判“”的“三突出”谬论，转向突破根基牢固的“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文学观念x，恢复现实主义真实性文学观，使文学自身特征和规律得到重视。在这里，文艺的“真实性”问题、文艺的“形象思维”问题，便不只是两个简单的理论命题，而是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精神非常有力的理论抓手，承担的是文艺思想解放的爆破口的使命。这里的思想资源自然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新解读与阐释，虽然这一过程并不长，但其中蕴含着老中青学者在那样一个历史破冰过程的所有艰辛与激动。 作为当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学者董学文先生，敏锐地感受到时代大潮的涌动，早在1978年他就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阐发来考察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艺的真实性问题，发表了论文《文艺就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报》，1978），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恩格斯怎样看待文艺的真实性》（《中国社会科学》，1981）、《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文学知识》，1981）等重要论文，并不断从多个角度，诸如悲剧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形象思维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方面，继续深挖经典作家的这些重要思想，陆续发表《也谈形象思维》（《北京大学学报》，1979）、《谈谈马克思恩格斯的悲剧观》（《光明日报》，1979）、《论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北京大学学报》，198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美学问题》（《美学向导》，1982）等一系列文章，为长期僵化的“左”的文论话语注入了新鲜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成分。 “拨乱反正”总归要回到时代的理论建设中。 因之“，重读马克思”和“回到马克思”当然不能单单是回到书本，也不能是简单地复述马克思的原话，而是要有当代性，要背负时代一切优秀的思想成果，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视界历史地融合在一起。“重读马克思”，是要找寻更切实的理论起点、入口和方法，纠正以往研究中的偏误，以新的科学和实践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境界；“回到马克思”，则是要像马克思那样超越“材料的堆积”阶段，循着科学的方向，提出“自己的问题”和表述这一问题的“自己的方式”，提出有原创性意味的思想和理论。这是所谓“回到”和“重读”马克思的本义所在。因此，正是遵循这种发展逻辑，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很快就打开了一片新的理论天地。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说，他被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学者之一。#p#分页标题#e# 在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深入细读过程中，董先生获得了许多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意味的观念、范畴和命题。这突出体现在他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体系、形态、方法的描述中，体现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社会政治经济为逻辑起点的研究范式的变革中，体现在他提出、加以深入探讨并在国内形成重要影响的“艺术生产论”、“马克思考察艺术规律的方法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关系”等具体范畴和命题中。这些文章，后来于1983年结集成《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这是中国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重要的代表性成果，其中提出的理论命题并没有失效，而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生根发芽了，甚至其中的很多阐释到今日也并没有被突破。 而正是由于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厚而肥沃的思想土壤之中，董学文先生的理论探索随着中国社会新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行，却又始终拥有自己的“问题式”。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追求创新和突破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焦虑，追求新变和拓展成了时代的一个文化症候。诸如，学界常说的所谓“文学观念年”、“文艺方法论年”等，似乎一年一个主题，各种思潮和方法，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但对我国学界而言好像都是“新”的），无论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无论是来自发达资本主义的还是来自南美等第三世界的，都蜂拥而至，令人目不暇给。董学文先生也深刻感受到这一焦虑并且同样在这样的时代中努力参与翻译、传播、消化、吸收、创造的文化生产过程，他先后翻译和编写了多部西方美学、文论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x。仔细考察他所编译的西方著作就会发现，他这里不是“饥不择食”地随意展开，而是有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的宗旨，这也就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为实现新的理论建构做准备。因此，在这一译介国外理论的大潮中，他的目光始终比较集中于世界各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理解和建设上，无论其是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其是科学主义的还是人文主义的，有了一个基本的主旨和红线，所有的思想的营养都是可以也是应该加以吸收的。 而这一主旨和逻辑红线，恰恰是那样一个“嗜新成症”的时代所缺乏的必要的清醒的“拿来”的态度。 二、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建构 “回归马克思”也好，译介国外的理论也罢，其本身都是在积蓄力量，本身还不构成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董学文先生的目的，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是为了阐释不断变化的文艺现实和时代提出的理论命题。也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如何既保持“自我”，又不断超越“自我”，科学地寻求和选择自身发展的生长点和突破口，这是根本的东西。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开始成为理论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这个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就是董学文先生。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是最早也最积极地对“当代形态”文艺理论建构本身进行呼吁和理论探求的学者之一；其二，他通过切实的学术研究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进程的真正展开。进行符合中国当代现实文艺与社会需要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建设，这是董先生文艺思想发展的自然逻辑，也是这个时代向广大文艺理论学者提出的时代命题。董先生是其中认真从理论上予以思考，并真正付诸理论实践的人。1987年，他较早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形态”[2]，希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要从“经典形态”走向“当代形态”。随后，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引发广泛的讨论和争鸣，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董先生不断地在丰富和深化自己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y。随后这些思考被进一步地系统化，便形成了他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该书尝试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进行历史反思和“当代形态”的具体建设。在这部书中，他初步探讨了“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以及包括“主旨论”、“生产论”、“直觉论”、“文本论”等在内的七个“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这本著作的作者，把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3]。这部书，成为第一部直接探讨这一具有时代挑战性命题的重要著述，成为此后很多关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等理论著述的重要思想资源。当然，该著作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它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的理论思考方面，至于“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的基本的体系框架、逻辑起点与方法论选择、基本命题及其表达、核心概念与范畴等重要问题，在这里还没有全面地展开。 “当代形态”的文艺学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把它落实在真正的理论实践中又是一种怎样的面貌呢？董学文先生一直在探索，时隔十年，他从文学理论的畅想与丰富积累中进行了切实的理论实践，并在实践中日益明确自己的理想的文学理论形态，推出另一部力作《文艺学当代形态论》。这部著作，基于我国百年文艺理论发展的现实，深入揭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成就、性质特征、价值与生命力，揭示了它所遭遇到的严峻挑战和现实难题，细密梳理、深入辨析了当今世界各种文艺和社会思潮及其影响，清晰阐释了“当代形态”文艺学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论证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走向融合的历史趋势，明确提出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综合”的时代，认为这个“综合”也是一种创造，是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可以说，这个著作本身就是一次“综合创新”的实验与结晶。#p#分页标题#e# 该书主要从以下几条线索“综合”各种思想资源，实现了新的理论的创生：一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二是以建构“当代形态”文艺学为明确目标，实现对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三是充分吸收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四是全面的文艺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深入挖掘百年文艺发展的历史过程，寻找建构的思想资源以及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借鉴；五是展开对文艺学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为创立科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在此前提下，作者通过对文艺本体论、审美的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文学的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等一些重大的文艺学基本问题的系统论述和对未来文学理论的发展、21世纪文学走向的展望，具体化了关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蓝图，终于使得学界的理论畅想变为一次实实在在的理论实践。正如有评论者所言，该著作“在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4]。 当我们今天重新回顾该著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倾向，它不但是董学文先生文艺理论的一个未来发展维度，也是中国新世纪文学理论学科的一个基本命题：这就是该著作的清醒的科学意识和对科学形态文艺学的追求。或者说，这其中所呈现出的“当代形态”与“科学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一点确乎明显地有别于“过去形态”的中国文艺学。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极富科学精神和理论反思意识，譬如对于“当代形态”和“中国特色”关系的辨析，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概念作为“当代形态文艺学”逻辑起点的理论阐释，对于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原理基础上以“综合创新”作为方法论的判断，都是在历史与逻辑的结合处产生的思想风暴的产物。作者不是在一种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而是不但有深入的理论思考、系统的逻辑安排，更是有着异常清醒的反思意识，力图使所建构起来的“当代形态文艺学”能够达到科学的高度，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文艺科学的本来面目。这也直接开启了董学文先生在新世纪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科学性的反思和科学学派文学理论建设的努力。 三、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与科学学派的建构 “当代形态文艺学”建设，是一项没有止境的宏伟事业。它没有完成时，一切都处于正在进行时。 进入21世纪，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设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新时期以后的二十几年时间，西方近两个世纪的各种哲学与文艺思想一股脑地被引入中国；本土的古典文艺理论以及现代文艺理论传统，也获得深入研究与拓展，这些都为新世纪文艺理论的“综合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的深化，也进一步催生了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迫切心态。更为重要的是，一批与新时期文学理论一同成长，作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建设者和参与者的学者更加成熟，进入学术研究的高峰期。我觉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可以与1980年代的激情澎湃相媲美的黄金时期。董学文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成果。 新世纪伊始，国内学界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讨论开始初露端倪。董学文先生别开生面的《文学原理》教材的问世，进一步引发国内广泛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除了传统的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文学本质、文学价值等问题外，还包括文学理论教材书写与教材结构、文学理论的方法与文学知识的关系、文学理论的学科特点和性质、文学理论的学科定位、文学理论与文学现实的关系、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等等。《文学原理》一书，是作者基于对当前文学现实和理论现状的问题意识和推进性研究态度，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所做出新的阐释，是一部呈现出理论“当代性”的著作。著者贯穿于全书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就是“接着说”，即不拘于陈说，不把研究变成他人理论的大拼盘，而是带着问题意识，质疑、清除那些陈词滥调，分析研究创作与理论现实中真正存在的问题，实现对难题的深入开掘，讲求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对真问题的发见与阐释，乃是理论的创造与生长点。该《文学原理》对许多文学基本问题，都能再深入一步探讨，抽丝剥茧式逐层追问“为什么”、“怎么样”，着重分析这些基本观点在文学理论与创作中的阐释效力，实现宏观与微观互动式研究，从而使一些纠缠不清的理论难题获得了清澈澄明的解答。 我始终认为，理论研究需要个性和风格，有“属我”的创造，方能有生命力。这部《原理》处处透射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光辉，它以开放的心态融化吸收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在理解的基础上实现自我话语的表述。这种表述不止于简单转述界说，而是针对新现实新问题的创造性运用，是批判的吸收、有机的转化和科学的提升。这种融合之后的创新，根本上改变了学界研究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以自己作为他人话语“跑马场”、“观点加例子”、缺乏主体性的弊病。我曾经讲过“：可以说，这是一部站在现代学术前沿，密切结合文学现实，创造性吸收前人理论成果，具有‘自己说’与‘说自己’特色、原创性很强的‘综合创新’之著，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5]十一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部书，它确乎已经成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的代表作，同时它所引发的关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反思研究，也在随后取得了丰富的果实，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的生长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文学理论遭遇到的时代难题与现实挑战来看，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急剧转型，尤其是各种视觉图像艺术的迅速普及和无所不在，以及互联网等新兴传媒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冲击并深刻地型塑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整个文化领域尤其是文学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 #p#分页标题#e# 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文学研究还有必要吗？文学研究如果还能存在下去，那应探讨些什么问题？文学或文学理论是否需要“扩容”、“越界”？“扩”些什么？“越”向哪里？学界关于这一讨论十分热烈。但是从总体上看，或者过于纠缠于大时代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文学理论应该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或是以大而空的“战略转移”为目标，提出各种各样的“转向论”。例如，有人提出“走向大文化”，以此来为文学理论的困境解围。可是，诚如黑格尔所言“：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沦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精神一旦为这些空疏浅薄的意见所占据，理性便不能追寻它自身的目的，因而没有活动的余地。”[6]从这样的哲学或理论的精神实质来看，文学理论学科在新世纪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固然可以从文学的边缘化中找到根据，但是，学科内部知识的断裂和整合应当还是主要的原因。因此，立足于时代的现实与审美文化语境对中国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反思，对文学理论学科性质、功能、对象、研究方法和发展规律作本体性考察，研究解决“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何为”，如何看待这门学科的性质等根本问题，就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健康发展的前提性难题。 董学文先生一方面很早就敏锐地感受到这一时代问题，世纪之交前后就已经开始对这些问题做具有“元理论”性质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研究成果，既有基于对文学理论遭遇的现实挑战的分析研究，也有更高的科学哲学意义上的关于文学理论的根本思考x。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言，这也是董先生关于“当代形态文艺理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必然会有的逻辑发展。2004年，他出版了具有学科开创意义的《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所谓的“文学理论学”，也就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理论”“，它不是企图对文学作品做出另一种解释，而是要促使我们对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规则和运作方式加以理解”[7]。“文学理论学”这一概念表明，它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性认识，是以思想本身作为反思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元理论”，即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研究理论的性质、特征、形成与发展规律。这里，作为具有“元理论”性质的“文学理论学”，是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一种科学的探究与内在性反思。 《文学理论学导论》所讨论的内容，是新颖独特而富有理论穿透力的。譬如，对“科学”概念的新解以及对文学理论科学性的阐释，对“文学理论”命名以及学科位置的解答，对“文学理论主体”范畴的引入以及文学理论的价值主观性与知识客观性关系的辩证分析，以及在文学理论的“生成动力”、“理论引力”和“亚理论”等概念的基础之上，对“理论的生成与转化”内在机制的深入讨论，都是别开生面，高屋建瓴，远不是热闹的就事论事，或者茫然失措、四处“转向”的研究所能比拟的。 从而，学界评价该书是“移动思维，别有洞天”。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理论研究面临转型，理论资源需要重新整合，理论生态迫切需要改善的背景下，《导论》的问世是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型。它形成的是一种关于解释的解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理论探索的勇气和有气魄的真正的理论超越性。在‘文学理论学’这一新学科内，文学理论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都可以找到较为彻底的解决途径”[8]。正是在董先生的影响下，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理论“科学学派”，在最近十年逐渐形成了。“科学学派”的形成，反过来又将以更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良性发展x。 从思考的结果处看“，文学理论学”学科是董先生关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性质的反思，呈现的是一种形而上的理论建构，但实际上，董先生并非只是进行形而上的玄虚的思考，他始终将自己的思考不断地与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相呼应，在二者的互动中把握理论实质。同时，他还努力将这种“元理论”性质的思考真正转化为一种面对文学理论的历史事实和中国复杂文学理论现实的一种阐释、反思与判断能力，一种在“破”与“立”的辩证张力中实现对理想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新的建构力量。 换言之，他以构建起的“文学理论学”去检查、辨析、判断、审思中西方各种文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变化，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历史财富。譬如，他据此形成了关于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的新思路新理解，从根本上改变常见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思想史等无所不包的西方文学理论史写作模式，强调应该写出“文学理论”的历史，应该突出其理论性质，挖掘其中对当代文学理论建设有价值的“细胞核”y。在《文学理论学导论》一书中，他也尝试以这种“元理论”的思想成果去解读和评判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等具体的外国文学理论主张及其得失。再如，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始终强调其立场、观点、方法的三位统一，强调其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意义，强调以马克思式的思考方式去面对历史和现实材料z。 既然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新形态的建设为其理论研究之鹄，董学文先生格外强调对于百年现代中国所形成的文学理论传统和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现实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反思与总结，贯穿其中的理论判断力同样源自他的“文学理论学”研究。 他曾回溯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大学诞生以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转型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生、成长、变化的历史语境中，深化自己关于文学基本问题和文学理论自身存在的本体性反思，尤其是从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历史图景中，在逻辑与历史的融合视野下，把握文学理论学科的性质、特点以及演化规律。同时，他以“文学理论学”的思考来反观各种现代文学理论教材对中国当代形态文学理论建构的真正意义{。此后，他集中力量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的一些思想观点和价值倾向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董学文先生对于“文学理论学”研究的具体运用和相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p#分页标题#e# 这里，董先生对于在当前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些理论主张和倾向做了重点的分析解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反思与批评，进而深入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学与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学作为可以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审美意识形式”问题|；其二是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反思与批评x，牵涉的内容相当丰富，既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对“本体”、“实践”的理解问题，也有关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评价问题；既有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关系问题，也有将马克思的“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两种理论嫁接形成的“实践存在论”作为美学范式是否可能的问题；既有对中国当代美学演化路径的分析问题，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判断问题。总体来看，这些论争对中国美学、文艺学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些论争对于争论双方来说，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思考的面向，促使自己的理解和阐释更加深入和精准。并且，这些争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常见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非科学态度，把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拉到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来，在科学性的维度上思考各种理论和思想的价值、意义和局限性。这也是我们超越这些争论本身所能看到的学科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理论不是不可衡量的纯粹主观的东西，不是私产，它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回声。因而，它具有相对客观性的衡量标准，而且只有在“理论家共同体”中，各种理论与思想的真理性也才会得到敞亮，否则，所有的思考都只不过是一些琐碎的意见而已。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希望在学术上真正实行“百家争鸣”，这是美学和文艺学健康发展的必需的理论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