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3 13:41:33
关键词：历史教学；史料命题；史论分离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高中历史试卷中几乎呈现“无有史料难以成题”之趋势。史料教学首先注重“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培养。在江苏2014年版考试说明中也强调“对有效信息进行完整、准确、合理的解读”。 学习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培养学生掌握这种方法既是新课标的要求，也是命题者的追求目标。遗憾的是，笔者通过观察发现，不少试题在对史料的解读方面却背离了这个基本方法，存在着“史论分离”的偏差。
下面以2005年高考上海卷第30题提供的史料及其问题设计为例逐一分析：
民国初期学生心目中的伟人―― 1913年对3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他们崇拜的人物依次为：孔子、孟子、孙中山、颜渊、诸葛亮……黎元洪、华盛顿。
该题的问题设计之一是“甲认为学生崇拜孙中山、华盛顿是辛亥革命后社会的巨变。为什么？”参考答案是“共和制确立，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
试题中的史料是1913年民国时期《时报》的一次民意调查。民调对象是当时报考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300多名考生，而非“300名”；实际的调查统计结果是：崇拜孔子157人，孟子61人，孙中山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仲淹8人……华盛顿4人。此外，学生崇拜对象还包括秦始皇、袁世凯、韩信、亚里斯多德、培根等人。我们发现试题所提供的史料与历史事实相比已经被命题人“做了手脚”，这样的史料信息还会完整、客观吗？不难发现，崇拜孙中山的学生比例很低，只有5.7%！这在教育比较发达、思想相对开放的江苏尚且如此，何论全国？单凭这样的统计结果能说明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吗？调查发生在1913年，民国肇始，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岂会因一场革命而立竿见影？材料中被调查对象在当时也算是“文化人”，他们尚且有如此认知，更不用说“民智未开”的社会底层了。1913年前后，北洋集团已经基本控制了全国局势，国内外政治力量普遍看好袁世凯，孙中山辞职也考虑了袁世凯的实力和舆论呼声。命题者以隐去其他重要数据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教科书上的结论，显然犯了“史论分离”的毛病。结果只能是引导学生从教科书中照搬现成的结论，缺乏思辨的过程。
问题设计之二是“乙认为学生最崇拜的还是孔孟，说明辛亥革命后社会变化不大。为什么？”参考答案是“封建传统思想仍很严重”。这样的答案也值得推敲，孔子被推崇就一定意味着“封建传统思想严重”吗？如果照这样的思维逻辑，那么改革开放的今天，重读经典，兴办孔子学院，这种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可见这是将孔子和旧思想、旧势力简单划等号的命题思维在作怪，认为民国之后再去崇拜孔子就是开历史的倒车。当年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怎能“重出江湖”？这值得我们深思。
又例，笔者发现不少教师在讲授“抗美援朝”时，为了展示新中国的力量，常用美军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的那段名言“朝鲜战争是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加以佐证；并煞有介事地说这是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总结。翻阅军史的相关资料发现，这段话是布莱德雷1951年5月在国会说的，这时距离中国入朝作战才7个月！双方胜负未定，怎能说是战争的总结？这段名言前还有一句话是“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 布莱德雷旨在批评美国只看到朝鲜背后有中国，没看到中国背后有苏联，苏联才是美国最忌惮的对手。这样的史料运用，不是以问题生成为导向，而是生套固有结论，看似颇有道理，实则违背了“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
再例，梁启超在《戊戌记》中记载：“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上鸡鸣而起，日哺乃罢。”有些教师以史料中有“人人封章”、“举国鼓舞”等字句为证据，有计划地“安排”学生解读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结论来，这显然是没有去分析此书的特殊写作背景，更没有去收集关于的相关资料所导致的“史论分离”。后来连梁启超自己都认为《戊戌记》中所载内容“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史料资源相对欠缺，教师感到不少历史问题难以定论。史学界有“孤证不立”的治学传统，在缺乏其他相关史料的对照、互证的情况下，让学生得出预设的结论，不符合“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治史方法。尤其是在历史命题中如此设计更是不妥，因为学生在考试时不可能去查阅相关的资料来进行比较，只能按被加工过的材料来分析，还要得出被设定好的结论。这样的生搬硬套不利于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更何况有些史学观点在新的史学研究成果中已经不合时宜了。值得深思的是，如果有些学生平时阅读量大、知识面宽，善于思考和质疑，他们对教师课堂上灌输的现成观点并不认可，按照命题意图只能丢分了。这对勤于思考、善于学习、有一定批判精神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
关键词：课堂练笔；训练点；实效性；写作教学
中图分类号：G623.2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05-0053-01
课堂练笔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重要方式，它是在语文课堂教学中，以课文内容作为写的材料，把语言形式的运用与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以悟促读、以读促写，是学生真正融入文本角色之中，再将个性化的解读感悟流淌于笔尖，书写心得和发现。因此，课堂小练笔若是安排合理，落实有效，不仅能让我们的语文课变得更加灵动和亮丽，更是提高学生习作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然而，由于课堂小练笔具有篇幅小、形式活、效果快等特点，教师易操作，眼下在我们中高段的语文课堂上，真可谓是小练笔泛滥。练笔成了一种赶时髦，流于形式。又由于课堂练笔篇幅数量多，许多教师并没有多少时间能给孩子细细批阅，因而练笔后的评价也流域形式。这样的练笔实则上就变成了"洋快餐"，毫无营养价值，弃之也不可惜。那么，小练笔作为提高学生习作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该如何发挥它的实效性，让它真正为课堂增光添彩？本人认为必须以文本为依据，找准练笔的训练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才能有效开启学生的练笔欲望，让学生进行丰富、活泼的有效性练笔。结合自身学习和实践，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寻找训练点：
1.填补空白，提高学生个性化表达能力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许多文章由于作者构思立意，布局课篇等需要，往往省略了一些情节，留下些悬念，即是作者所留下的一些"空白"。这些地方正是作者没有言尽，情感表达最为强烈，含蓄的地方。这些"空白点"也是学生阅读驰骋想象的"空间"。教师可借助教材中心内容，适时地引导学生推测、构思、捕捉文书"言虽尽而意无穷"的空白点进行练笔训练，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真情实感。
《孔子拜师》叙述了孔子历尽千辛万若，终于从曲阜走到洛阳，拜大思家老子为师的故事。表现了孔子谦虚好学，学无止境的人物品行。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曲阜和洛阳相距上千里，孔子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终于走到了洛阳。"其中，"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终于"等词引发我们无限的想象空间，但文章并没有对其展开具体的描写，这正是对学生展开想象进行课堂练笔的"空白点"。我让学生思考：在拜师途中，孔子可能遇到了哪些困难？它又是怎样克服的？你仿佛看到了怎样的情景？并且借助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进行小练笔。
一天，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孔子途径______，渴了______，饿了_______，累了，________。
又一天，烈日炎炎，酷暑难耐，孔子途径________，渴了_______，饿了_______，累了_______，白天________，晚上________。
……
此时，呈现在孩子脑海里的是孔子拜师途中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场景，从而更好地激发了孩子们对孔子的崇敬之情。
这样的练笔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内容又与文本紧密相连，是让学生真正走进故事中去，不但激发了孩子在阅读教学中的主动性，又使学生在语言表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训练。
2.仿写，提高学生语言的迁移能力
许多孩子为什么一提到作文就头疼？因为他们无话可写，或者说有内容却也不知如何写，即要么无素材要么找不到习作方法。因此，在学生初学作文阶段，仿写便显得由为重要。
冰心在《谈点读书写作的甘苦》中说："我常常抄袭，说是说模仿别人更好的句子。"心理学家也研究表明，给出榜样让学生学习，学习效率更高得多。因此，从课文中学习作文方法，加强学生由读到写的迁移，让学生由不会写，到通过读范文的模仿、借鉴把范文的表达方式转化为自己的表达技能，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表达方式。
如学习《听听，秋的声音》，这是一首现代诗，课文通过作者抓住秋天里大自然的一些声响，用诗的语言，赞美了秋天。这时的练笔训练点，便可通过对文章的仿写，让孩子体会秋天的美好，感悟诗歌的形式，我是这样引导的：是啊，秋的声音还在哪里呢？请你也用"听听，秋的声音"这样的方式来写一写。在优美的背景声中，孩子们一个个俨然都成了小诗人。
有的写到：
听听，秋的声音，
秋雨拨动了琴弦，
"淅沥"，"沙沙"
那是大地唱起了欢歌。
还有的写道：
听听，秋的声音，
苹果羞红了脸，
"嘻嘻"
那是带给人们丰收的歌吟。
……
再如学习了《桂林山水》之后，可对学生进行排比句式的迁移运用，让学生仿照描写漓江"静、清、绿"的特点进行练笔，描写自己熟悉的景物。学生有话可说，有法可依，兴趣盎然。后来，他们还把这种表达方式运用到自己的单元习作当中去，真正做到活学活用，学习了《颐和园》，可引导学习采用文章"移步换景"的方式进步练笔，学习完《富饶的西沙群岛》，又可引导学生采用"总分总"的结构方式练笔。总之，这样的仿写符合小学生学习写作的规律，教师通过分析、比较、运用，促进了学生读写能力的转化，从读到写，由仿到创，训练扎实，书面语言表达训练也落到了实处。
3.文意拓展，激发学生想象思维能力
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中，许多文章往往是言尽而"意犹未尽"，给人留下了无限假想和思考的余地。这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通过课堂练笔，使对文本的理解感悟有更高的提升。
3.1 拓展延伸处练笔。有些文章故事虽然结束了，但事态还可以有新的发展，那么课堂上教师可以让学生根据原文的终点作为读写的起点，展开联想，构思情节。如《小摄影师》一文，结尾让人意犹未尽，我让学生续写第二天发生的事：小男孩还会来吗？这样的练笔激起了学生创作的火花，有的认为男孩还会再来，并顺利地完成了拍照；有的认为男孩虽然回来了，但还是没到拍到照片；还有的则认为男孩并没有回来……无论哪种结果，那都是孩子们的用心之作，有感而发，情真意切。再如学完《那天》，让孩子们想象库伯选择把汽车开走以后，"我们"全家人当时的表现，把它写下来。这样的小练笔，培养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提高了写作能力。
3.2 升华情感处练笔。这种练笔是为提升文本价值和学习对象心情而设计的。许多文章含意深刻，给人启迪，学完课文后，教师根据文本内容，趁热打铁，设计一定的练笔，提升对文本内容的理解。如学完《给予树》，学生从文本内容中感受到了"给予是快乐的"，再次他们联系生活实际，谈谈对"给予"的理解，学完《生命 生命》让他们写写自己对生命的感悟。
总之，课堂小练笔真正为学生创造了自由倾吐的氛围，使学生有话可写，有情可叙，自由为文。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形式的练笔，发展了学生的思维，丰富了学生的积累，提高了学生书面语言表达能力。因此，在今后的语文课堂中，只要教师能合理利用教材资源，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努力挖掘练笔训练点，扎扎实实地进行小练笔训练，那么课堂练笔就一定能给整堂课增光添彩！
参考文献
图书馆应从展览和会议学术论文两方面入手，汇集回族研究所及其他地区的阿拉伯地区经济、文化、贸易、民俗等相关文献以及近年来各地高校及社科院等部门建立的回族研究、伊斯兰研究的特色数据库，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的巨大成绩为基础，充分发掘这方面研究专家、学者、教授的人力资源，为进一步研究中阿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1］。图书情报部门应加大与相关部门的信息沟通深度和力度，发挥宁夏大学图书馆作为CALIS自治区文献信息中心的作用，推动网上图书馆的建设，为自治区中阿博览会和宁夏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提供信息和理论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大对2014年宁洽会暨第二届中阿经贸博览会的信息理论支持力度，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加快建设国内重要的阿拉伯问题研究数据库，到2020年，努力成为服务国家对阿开放和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智库，中阿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复合型阿语人才培养重要基地，显著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的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
2整合各类资源提供一站式服务
宁夏地区也可以宁夏大学图书馆为中心，整合各类资源，不仅要提供实体空间，对相关中阿信息资源进行存放和展示，还需提供虚拟咨询、知识导航服务［2］。图书馆员必须跳出传统思维方式，不能仅仅停留于传统服务模式当中，而要通过博客、微信、微博、电子杂志等全媒体形式进行产品宣传和服务的传递，为读着和用户提供全方位、多视角的个性化服务。另外，还需根据资料编制相关的专题书目、专题汇编、专题报道等信息，通过宁夏大学校园网，利用CALIS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心———全区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的宁夏大学图书馆，同时网络链接回族研究所、阿拉伯语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大中专院校对回族与伊斯兰方面的研究信息，利用中阿经贸论坛网、移动手机图书馆等网络信息资源，多角度、全方位地收集和宣传中阿经贸论坛及相关信息，针对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的其他民族及有关阿拉伯国家的网络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扩大信息技术应用及推行信息化发展策略，为拉动宁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文献信息资源保障服务。另外，在促进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交流中，还应该包括媒体交流与合作，为顺应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和信息交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3搭建特色平台并主动跟踪服务
3.1进行文献资源共享建设开展迪拜大学孔子学院图书馆与宁夏大学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建设。在宁夏大学图书馆设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网站，便于师生了解掌握中阿双语教学在中东的国际化进展。目前，阿联酋迪拜大学孔子学院网站已经开通，对满足海湾地区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推动中阿文化交流意义重大。迪拜大学孔子学院图书馆作为文化载体，必将成为中阿教育、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中阿人民友谊的纽带。
3.2多方合作建设中阿国际联合研究院积极推进宁夏大学图书馆、迪拜大学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等多方合作，建立中阿国际联合研究院。2010年宁夏大学与阿联酋迪拜大学合作建立了海湾地区首座孔子学院，2011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阿拉伯学院，2012年获批教育部国别与区域培育基地阿拉伯研究中心，同年根据教育部“2011计划”要求，以宁夏大学为牵头单位，联合兰州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苏丹扎伊姆•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等优势资源，建立了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内陆向西开放协同创新中心。2013年宁夏大学以阿拉伯学院、阿拉伯研究中心、国际教育学院、协同创新中心为依托，整合资源，四位一体，整体推进“阿拉伯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基地”建设，先后与阿联酋大学、苏丹泽伊姆•爱资哈尔大学、喀土穆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十月六大学、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学、也门科技大学等7所高校签署合作协议；与埃及、苏丹、也门等国高校就“人才培养、学分互认、科学研究、学者互访、图书资源共享、联合建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问题达成重要共识，并将在2014年全面启动。这一系列高教合作平台的建立，中阿国际联合研究院对图情部门数字化信息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建立服务人才培养平台
4.1承办各种大型会议图书情报部门配合中阿国际联合研究院承办“全区阿拉伯语翻译业务培训班”“国家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发展与创新高层论坛”“中阿经贸论坛理论研讨会”“中阿校长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会议，300余名师生全程参与中阿经贸论坛和博览会翻译、志愿、外联等工作；宁夏大学图书馆先后多次举办阿语专业教师荐购图书会，为回研所和新成立的阿语学院提供学科定题服务；师生可以通过电话或在图书馆网页上荐购图书。图书馆应该成为“服务中阿合作交流、举办‘中阿博览会’、实施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提供重要特色信息服务的支撑平台。2013年底宁夏大学孔子学院向迪拜大学图书馆捐赠图书，其中包括各类对外汉语教材和参考书、对外汉语教学法研究类图书以及部分对阿拉伯文化和阿联酋考古方面颇具研究价值资料等。这些资料为阿拉伯学院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4.2开设图书馆专题网页开设图书馆专题网页，服务于高校的外语专业和旅游专业。随着银川成为中阿经贸博览会的永久承办地，除了服务于外语学院师生教学科研需求外，为阿语志愿者提供旅游信息培训也是图书馆信息部门跟踪服务的内容之一。同时为旅游专业的师生包括旅游信息部门的导游提供中国及阿拉伯国家旅游信息专题服务也非常必要。
4.3设立志愿者培训服务区博览会需要语言、礼仪过硬的专业志愿队伍，图书情报部门经过精心组织、大力宣传，通过开展专题报告会等形式，志愿者招募得到了全校学子的热情参与，有近400人报名参加面试，经过外语运用水平、语言表达能力、个人形象气质、临场应变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最终选拔出120名中阿博览会的大学生志愿者。
5结语
吕朝一：《孔子》的制片主任是我要好的朋友，因为我曾经给电影《无极》拍纪录片，所以需要给电影纪录片物色人选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了我。于是我很顺利地进组担任起纪录片拍摄的工作。纪录片组的成员有两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摄影师。而我既做摄影师又做纪录片的导演，在现场基本上是两台摄像机同时开工。
数码影像时代：进组后，整体拍摄情况如何?
吕朝一：2008年十月，《孔子》剧组开始进入筹备阶段，我的纪录片组也正式进驻。筹备期的时候拍摄素材并不多，看景和开会的时候会拍摄一些，更多时间是跟剧组的工作成员一起了解影片的拍摄情况，从而制定纪录片的拍摄方案及要表现的重点。因为曾经拍摄过电影纪录片跟过电影摄制组，所以我对电影拍摄的整个流程非常熟悉，也很了解导演和摄影师他们的工作方式，可以很快进入状态。说实话我也没有更多地考虑拍摄的思路，电影纪录片里，你不能预见那些明星下一秒会干什么。主要的手法就是捕捉一些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们发生的有趣的瞬间，回来以后加之一些电影的拍摄素材。我拍了450盘磁带的素材，已经不需要思路了，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了。
数码影像时代：与《无极》的纪录片相比，这一次的拍摄有何不同?
吕朝一：拍《无极》的纪录片的时候我刚从学校毕业，对电影的拍摄流程还不熟悉。而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已经当了多年的摄影师，对电影的拍摄流程已经很熟悉_了，也会知道哪些环节会是纪录片的拍摄重点。拍《孔子_》纪录片的时候，我会知道剧组什么时候开始搭景，什么时候开始做服装，在电影开拍的前一个半月，美术部门就会开始紧锣密鼓地工作了，这些都是在《无极》里学到的。在现场，我可能会更加熟悉Peter老师的工作方式，他多长时间拍一个镜头我会很清楚，也不再会去给人家捣乱了。在适时的时候，我会告诉另一个纪录片摄影师他可以拍摄素材了，有了前面拍电影纪录片的经验，我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可以把镜头顶上去，当大家比较忙活的时候就要稍微撤后一点，或者缓一缓。电影纪录片的主体还是电影的制作而不是纪录片的拍摄，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时刻上前能捕捉到一个很好的表情，但是前提是不能耽误人家几千万的投资去捣乱。
数码影像时代：这次拍摄后有哪些感受?
吕朝一：拍摄电影纪录片就像是读电影学院的过程，做为一名职业摄影师，我很愿意跟鲍德熹一起工作。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这些大师是怎样工作的，看鲍德熹怎样打光，怎样协调演员走位，这都是我拍摄电影纪录片的重要收获。非常庆幸的是我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我这个年纪的摄影师都能有这样的经历。拍完这个片子我还会做我的摄影师，但是以后有机会我还是会和这样的大师一起合作，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使我学到很多在电影学院上学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实际问题。
电影《孔子》纪录片的拍摄使我看到一个最完整的电影制作流程，这也是我想通过的这部片带给业内人士和观众的，就是一部“大片”或者说一部专业的电影应该是怎么做的。目前，国内很多影视从业者的技术相对国外还不够专业，观念也不够专业。所以，我很想把这部纪录片做成一个电影说明书，告诉观众影视工作者应该怎样拍电影，大家应该本着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拍电影。当然我也是挂一漏万的在说一个电影的制作，投资公司为了片子有一些新闻点，也会要求在片子里有一些明星的趣闻。但是我个人更愿意把它做成一部说明书，告诉同业人员拍电影的时候你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我不愿意保这个密，我愿意告诉大家，大师们是怎样工作的。
我们在做电影的时候，不要认为观众是傻的。观众是没有你(影视工作者)对于电影的认识那么深刻，但是观众的审美是需要影视工作者去培养的。影视工作者不能用俯视的角度去看待观众，而应该给观众他们想看的而又高于他们想看的东西，这才叫好的电影。就像美国的电影人，他们不会去刻意迎合观众，而是给观众比他们想看的更好的那一点，不断地把观众的审美培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电影产业和体系。而国内的商业公司、制片方如果拍这个纪录片会对导演说，你给观众一个好的，好比发哥搞怪的镜头，观众们爱看。但我想，观众也有很多格调很高的，他是不爱看周润发‘耍鬼’的。再说购买我这样一个长篇纪录片的人应该会一个专业人士，他更希望从我给他的只言片语里去看到这部电影的每一个画面是怎样拍摄的。
数码影像时代：据了解，《孔子》是2009年国内影片中制作费用第一大的影片，能不能给我们讲述一些影片中的大制作?
吕朝一：这部影片里面有很多战争场面，需要很多千军万马的画面。我在采访鲍德熹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国家的服装做200套已经算是不少了。但是国与国之间打仗的时候，200个人站在16或者20毫米的电影镜头前就像沙粒一样。所以要把实拍的人物和假的CG人物结合在一起，才能让观众既感受到古代战争中千军万马的气势又不会看出破绽。真人实拍的人数不能太少，这样的话就需要一个足够大的绿屏。像我们平时在影棚里拍广告，在室内用绿屏肯定达不到电影里需要的场景效果。要体现出作战时的千军万马，至少部队的第一排士兵都是真人拍摄，后面的逐渐虚化。所以就要求绿屏一定要大，而且需要阳光下的效果，如果在棚内的话是需要很多灯才能打得亮的，再说那么大的棚也比较难找到。所以鲍德熹选择在室外搭绿屏，这样才能拍出那样的光效、那样的景别和那样的气势。一开始，摄制组在北京怀柔的鹅和鸭农场里摆了绿墙，可绿墙刚摆好五分钟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大风给吹倒了。后来考虑到天气因素和绿墙的稳固性，制片组想到用40个集装箱来搭建这个室外的绿墙。横着十个，高四个，于是一个宽120米、高40米的集装箱绿墙就这样搭建完成了。我当时拍了-一个延时的画面，架设了一个固定机位在两天里连续拍摄工人搭建绿屏的过程。到目前为止，这样大的绿屏在全世界的电影拍摄中只使用过两次，第一次是拍摄《泰坦尼克号》，第二次就是《孔子》。而且搭建绿屏的幕布也都是从美国进口过来的好布。在我剪辑好的第八集电视台播放的特辑――《春秋战火》中，就讲述了鲍德熹做为特技导演，带领他的团队在15天的时间里拍摄绿屏的戏份的过程。这十集花絮特辑会在电影频道及《孔子》的官方网站上播放。因为是上映前的预热特辑，也不方便太露戏，所以我剪的时候还是收了一点。更多的幕后制作情况还是会在后面的纪录片里有更多体现。
除了超大的绿屏，《孔子》的场景之多也成为这部大片的亮点之一。整部戏大概有六十多个场景。孔子周游列国，在每个国家都有家和学社，所以剧组搭建了很多不同的场景。
数码影像时代：都说电影纪录片导演可以比别人更近距离接触到电影作品，我想您也有此同感。所以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幕后故事和花絮?
吕朝一：我在组里度过的那段时间很开心，组里也非常严格的控制时间，使
大家的作息都比较有规律。就说周润发，他是一个很专业的演员。他签的合同也很专业，比如说第二天八点钟开拍，那么他早到五分钟会在外面等着，一定是等到了时间再进来。鲍德熹跟周润发合作过多次，他很了解也很爱护这样的演员。因为分镜头脚本都是由鲍德熹来出，所以每天几点收工都会比较准时。不像有些国内电影，开工没点，收工没点，大家很机动。这部戏完全是一个产业化、规模化的制作方式。这完全来自于鲍德熹的这种美国式制片的控制。如果要拍夜戏，我们会倒时间，头天只开半天工或者干脆不开工，总之要保证演员和工作人员的休息。我们的生活基本没受罪。大家每天都精神饱满、开开心心。拍《无极》电影纪录片的时候就比较苦，每天工作14个小时甚至更多，以至于拍完《无极》的纪录片我吃了一年中药。
还有一些趣事比如发哥请吃羊肉串。每到周三、周五发哥会请大家吃羊肉串，搞几千只肉串来烤一烤。天热的时候还会给大家发冰棍。奚伸文老师设计的衣服都特别厚，他是一个很能“花钱”的服装设计师(笑)。他希望找到战国时期那种年代的厚重感，士兵的服装也没有偷工减料，全都是真材实料做出来的。七、八月份的天气，我在拍摄搭建绿屏的延时镜头的时候，站在室外一天都晒肿了，穿着背心的地方里面都黑了。我穿的还是很好的户外服装，更别提那些穿着道具服装的“士兵”了。我们的现场制片组在土里挖洞把水放进去降温，然后每过一段时间还强迫剧组的人喝藿香正气水，即便这样还有一些人中暑晕倒。
数码影像时代：与这些知名的演职人员合作有什么感受?
吕朝一：在片场时，每次收工以后我去鲍德熹工作室的时候，他已经是60岁的人了，总是看见他在电脑前写下个月的镜头以及通告单怎么安排。国内的DP(摄影指导)是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而鲍德熹会亲力亲为地去设计分镜头脚本以及安排拍摄通告。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已经是获过奥斯卡奖的大师级摄影师了，为什么还要去坚持做这些琐碎的事呢?”他告诉我说：“人要不断学习，否则早晚有一天你要被社会、被行业淘汰。”所以，好好学习不但是我现在应该做的，而是所有圈内人士都应该去做的。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艺术门类，《阿凡达》来了，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平和其相比差出50年了吧，所以要不断努力学习。这一点上，鲍德熹的勤奋感染了我。这次《孔子》在国内做特技的时候，鲍德熹盯每一个合成镜头的每一个步骤。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没有人比你更关心你所拍的东西，所以你就要去盯每一个镜头。我想，这与他长期和国外的优秀团队一起合作有关。在一些电影产业发达的国家，一个团队里每个部门接到一个为“1”的任务，都会想办法做到更好，做到“1.5”，这样加起来整个影片就会增色不少。而在国内，我们的一些影视团队，对待一个为“1”的任务，可能就想做的“06”及格的状态，那么这样加起来分数会更少。参与《无极》和《孔子》纪录片的拍摄，我和鲍德熹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学到很多。到三十多岁，才有自己的观念，光应该怎么去打。这就像学相声“熏、过、溜”的过程一样：熏就是熏陶。下，过就是教给你两句，溜就是自己去实践，完全是一个手艺人应该经历的过程。孔子是一个很难拍的题材，剧本写出来大家都会觉得平淡。怎么能把它拍的好看呢?鲍德熹就会去想，加一些打戏进来，但是又不能把孔子“卖”进去。所以还要让他有人文的关怀，要迫不得已，还要有一些情愫的体现。这都要靠导演、摄影师和演员去实现。才能组装起一个完整的孔子。这就不得不提到周润发，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之前他会把一个镜头想出好几种表演的方式来做，他从来不会在现场拿着台词本来背词，除非要跟导演商量某句台词。四、五页的大段文言文台词拍几遍就说几遍都不会错。我帮他去拍古琴老师的手势，周润发回去照着练，第二天来拍不会出错，完全能对上音乐。周迅是一个很有灵性的演员，一分钟以前还在嘻嘻哈哈，和工作人员拍照片，一分钟以后开拍立刻入戏。眼神和气口就像被剧中人物“附体”一样。还有任泉、陈建斌等以及群配演员都非常努力和敬业。
数码影像时代：这次拍摄有没有去到孔子的家乡取景?
吕朝一：没有去取景，但是导演有去曲阜拜过孔庙。而且我们每天开拍前都会拜一拜，可能之前跟港组比较多，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港台那边拜神拜佛是因为他们认为剧组是一个很闹的团体，拍打戏或者战争场面，俗话说，三尺之内有神明，所以怕会扰到人家，会拜一拜。后来我发现，在每天工作之前拈香拜四方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是在拜自己。你纵然已经扰了诸神，就应该好好工作，对得起这一份付出。可能是我有些小迷信，虽然并不吃斋念佛，但是做一些重要事情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会去拜佛，既然你已经鞠下了这一躬，你就要对得起这一拜。人有的时候下跪拜佛其实就是在拜自己。
数码影像时代：目前《孔子》已经上映，纪录片方面制作情况如何?
吕朝一：前面说到，现在有海量的素材，已经剪出了一个八期的素材配合孔子的上映在电视台播出，用的是苹果的Final Cut系列后期设备。整个的纪录片大概会在一个月后剪辑完成，会比电影上映时间稍晚发行。
数码影像时代：谈谈这次拍摄的前期设备?
吕朝一：我非常感谢“DVCC创作基金“和佳能公司提供给我这次拍摄所用的设备。这次我使用的是佳能XL H1S／A1S这两款设备，我感觉它们是非常好的机器。我本身是一个很爱调菜单的摄影师，所以这两款设备在对影像的控制方面有非常多的参数可供调整。我也根据这些功能调整了很多画面，而且很多功能是一些大摄像机都没有的，像很多人都不敢动的色彩矩阵。在国外，摄影师调整色彩矩阵比较多。在调整色彩矩阵的时候，色相会跟着变化，比如你调整了绿色，那么红色肯定也跟着跑。而佳能的这款设备当你调整了色彩矩阵以后还有一个功能可以把色相调整回来，这就方便了摄影师对画面色彩进行更好的调整和更多的尝试。你们看我剪辑的《孔子》特辑里面，在阴天的时候人脸的肤色仍然很好，就是我把人脸的饱和度调整过来，同时在视波仪的帮助下把色环还回去。其他性能也非常好，操作的手感、功能键的排布都非常舒适。如果把镜头配的再好一点的话，我认为这两款设备更适合拍剧情片。
数码影像时代有人说，给“大片”拍纪录片可以借势帮助自己扬名，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吕朝一：我不想“借势”。我拍这部纪录片只是想学习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电影界需要科学的流程，并不一定这部影片的流程就是科学的，但是我想记录下这些好的流程给大家。我只是想做一部好的纪录片，介绍一部电影是怎样拍成的，而不是给某个-人树碑立传。纵然我很崇拜和尊敬鲍德熹老师，我也不会想给鲍德熹树碑立传。我也不会去电视台借此出镜，公司曾建议我：你拍纪录片的时候要不要采取主动式的，自己也会出镜?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想做好我的摄影师。
胡xx同志，老干部大学《易经》教师，担任易经一班二班教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在各个方面均表现优秀。
政治素质优秀。她积极认真参加政治学习，积极收听收看时事新闻，时时了解国家大事，了解国家政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她不计报酬，做事高调，为人低调，热心公益，团结同志，顾全大局，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敬业态度优秀。她服从工作安排，不挑肥拣瘦，不斤斤计较，任劳任怨，兢兢业业。她认真汲取先进教学经验，不懂就问，不耻下问。她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深钻教材、大纲及教辅资料，把握课文重点难点，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作业，做到“一课一得”。《易经》班学生来源广，文化底子差。针对现实，她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经常找学生谈心，分析道理，口干了，喝口水再讲，头痛了，停一停再说，直至学员茅塞顿开，柳暗花明。
工作能力优秀。实际工作中，始终践行“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信条，求实、创新、严谨、扎实地开展教学工作，认真钻研《易经》，做到“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以情育人，以情感人”。她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准确无误，既注重知识传授，又注重能力培养，既教书又育人，文与道相统一。她善于调查研究，了解学生实际，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做到“心中有学生，胸中有教法”。师生双方积极性高，课堂气氛活跃，教学效果良好，受到学员好评。
教学艺术优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她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各种活动，形式多样，教法灵动，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传统文化。
（一）默哀追思，感恩无限。9月9日，毛主席逝世纪念日，她带领全体学员庄严肃立，心向北京毛主席纪念堂，默哀三分钟，衷心感谢毛主席，追思伟人功绩，追念伟人情怀，追寻伟人胸襟。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全体师生再次肃立，心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默哀三分钟，缅怀成千上万的烈士们，深切感谢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和煦明媚的新社会。短短的祭奠，充溢的是感恩，荡涤的是灵魂。
（二）曲阜淮阳，圣地寻踪。她带领学员去曲阜，参拜孔圣。一路高歌一路酣畅，孔林古柏蓊郁，孔庙庄重颂读。她带领学员登泰山，拾级而上，眼见的是美景，感悟的是智慧，提升的是境界。她带领学员去淮阳，参拜太昊陵。万亩龙湖，残荷听雨；太极门，俯仰天地；八卦坛，青砖铺地；蓍草园，灵物堪奇。焚香叩首，心念感恩；祭文情深，真切寻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胡秀梅同志，在学校领导正确领导下，认真履行教师职责，出色完成教学工作，不愧为我们的优秀老师。
xx班
XX年12月26日
1943年秋，孔祥光到《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开始作校对工作。建国以后，除了下放劳动和“”中被调离新闻工作外，退休后重操旧业，屈指算来，实际作校对工作长达三十余载，字数已无法累计。现就他已校对过的报刊书籍总计有《群众日报》、《陕西工人报》、《西安日报》等11种；期刊有《华夏文化》、《陕西地方志通讯》等4种；书籍有《魏徵全集》、《太华松韵》丛书、《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等30余部。其校对质量水平，普遍受到专家、学者的信任和赞誉。
孔祥光是陕西华县人，出身于世代农家，三世同堂，耕读传家，男耕女织。他小时受到家庭的熏陶，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孔祥光幼年在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杨先生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读书要求会念、会讲、会背、会用。那时他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至今记忆犹新，仍能琅琅上口，这使他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养成了爱好文化工作的习尚。
家庭经济拮据，孔祥光无力升人中学，在渭南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就读，仅学习了三个月就辍学。这所学校由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王璋峰任校长，被誉为“红色染缸”。语文老师是著名记者梁益堂，这两位先进人士对孔祥光的人生道路以极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他读过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梁益堂的《朱总司令接见记》、《中国的夏伯阳――将军》。
辍学后，他在农村小学任教四年余。其间写了几首宣传抗战的诗歌，在《西北文化日报》上发表，这鼓舞了他的写作热情，更增加了他投向文化工作的欲望。
踏进文化的大门
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孔祥光的思想是活跃的，追求进步。1943年秋，他到西安拜见老师梁益堂――《秦风工商联合版》总编辑，得到有力援助，介绍他到该报作校对。《联合版》是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其创始人杜斌丞先生接受中共代表的意见，联络志同道合者创办的。该报坚持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宣传方针，反对分裂、投降和黑暗专制统治，受到人民普遍欢迎，却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孔祥光亲眼看到限制报贩售卖《联合版》，特务纠合一群暴徒捣毁该报营业部，设伏殴打商情记者。抗战胜利后，《联合版》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和平、团结、民主建设国家的号召，反对内战，当发动全面内战时，该报于1946年5月被封闭停刊。
梁益堂先生后来任《建国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孔祥光又任该报校对。人民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各战场向前推进，西安形势岌岌可危。报社一些人押运先进机器逃往成都，孔祥光和大部分编采人员、工人坚守护厂，迎接解放。
生活在起伏中
当农民诗人王老九高唱：“解放门大大开，翻身农民走进来”的时候，孔祥光和同事们走进《群众日报》社一一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初时仍任校对，嗣后调总编办公室助理编报。
当肘西安的《经济快报》是民营报纸，后改为公私合营。《群众日报》选派了五名编校干部参加该报，孔祥光是其中之一。不久该报更名《西安日报》，他仍作校对，在记者力量不足时，他也采访了一段时间。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报社派孔祥光和另一位干部参加西安市清洁大队社教，当时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晚上清扫大街，白天参加担大粪，把市民家中的大粪担到运粪大车下。他不怕脏不怕苦。当运动正在进行时，社教队忽然提出清理阶级队伍的口号，孔祥光突然变成斗争对象。
孔祥光参加革命以后，组织上要求个人如实写出自己的历史，他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将其历史全部写清楚了。在斗争会上，他又重新作了交代：自己在战干团小学教师暑期训练班时集体参加三青团。父亲曾任过乡村小学教师，以后参加军队任尉官。他所在的庙前村，曾出过两个黄埔一期人物：马励武任军队二十六军军长，另一位赵勃然曾任侍从室侍卫长。孔祥光孩提时，父亲期望在两棵大树下好乘凉，将儿子拜于这两人门下，认作干爹。在被斗争过程中，他开始回想，解放以后自己努力工作，崇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为什么三次入党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党组织置之不理，原因大概是会上批判的“社会关系复杂”才受到冷遇的。
“”中，孔祥光被下放劳动锻炼，五年后因老伴卧病在床，被调回来，不久老伴辞世，生活陷入困境，抚育五个儿女，勤俭度日，1974年被调至一个工厂工作，从此脱离新闻行业。
伏案校雠 成绩优秀
孔祥光没有虚度光阴，十年来把一个集体小工厂的宣教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好评。
以当年参加民盟机关报为由，孔祥光申请参加民盟，很快得到民盟省委批准，遂即参加了办公室和科教部的工作。
夕阳西下，孔祥光不觉到了老年，1984年他退休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哪里需要校对就到那里去，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工作成绩得到主编们的赞许。校对水平在西安新闻出版界一些编校人员中流传。往往正在一个单位工作，另一家登门以高酬聘请。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是季刊，中外交流。1999年，主编徐怀东同志将全年四册交来，请他全面校阅，结果发现诸多谬误，主编深有感触，从此三年来，每期请他终校。孔祥光文字功底较为扎实，他既尊重原稿，又不拘泥于原稿，改正了原稿中一些明显错误，受到主编的翘首赞誉!
三十余年来，漫长的校雠生涯，孔祥光在字里行间拼搏，到底消灭了多少怨仇，已无法以数字计。这里仅举《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为例，从1778年至1949年――长达200年的科技期刊，反映了科学技术在中国大地走过的历程。孔祥光以极大的热情和老而弥坚的精神作了全书终校。
这本书的主编姚远同志对校对工作质量表示满意，在书的“前言”意称许：“恳邀八十有三的资深校对孔祥光先生终校全书。”
淡泊名利 倾心工作
孔祥光热爱文化工作，其校对结果只求主编“信任”。至于报酬多少，从不计较。《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由四人分章校对，断断续续一年多，主编看他工作认真，质量高，让他通校全书，酬金却均为300元。在校对百万字《中国近现代科技期刊》时，主编姚远同志商谈中探问：期限一个月，报酬一千元，行不行?他和蔼地笑答：“那有什么行不行!”
孔祥光爱好诗词，对陈独秀的自况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深表敬佩，并铭记以自勉。他平日感时赋诗；以诗明志，发表报端。特别是《校雠之歌》，是其真情实感的流露：
析疑辨伪清本源，拨雾露真观庐山。
气同声应灵犀见，清荷出水榴火燃。
开山鼻祖推子夏，三豕乙亥破玄机。
理念秉赋崇品性，探元求实任痴迷。
知识海洋探纯真，砥砺激扬倍怡神。
萍踪心仅乐雠校，飞瀑霁虹自清新。
如果说课堂是师生共享的一段生命时光，那么宽容和机智则是催开生命之花的阳光雨露；如果说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弹奏的一支生命短曲，那么宽容和机智就是奏响这支曲子的灵巧之手。回想我的课堂历程，我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叹。
“美女”与“英雄”
在上杜甫的诗《咏怀古迹（其三）》这节课时，我在课前准备了周详的教案。因为杜甫这首诗歌咏的对象是王昭君，所以我又特别精心设计了导入语，准备以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来导入课文。进入教室前，我的心情特别好，心想这节课课堂气氛一定很好。但课堂上出乎意料的情形还是发生了。
上课了，我笑着说：“上课前，我想先向大家请教一个你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还没等我说完，学生马上插嘴：“老师，什么问题？是那什么吗？”我用手势示意他们安静，然后说：“先请李同学站起来。”“老师，别这么神秘吧。”
“李同学，请问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分别是哪几个人？”
旁边的同学马上出声：“不是吧，这么简单。”
可李同学抓耳挠腮，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又把企求的眼光投向左右。旁边同学闭嘴不言，眼看着要闹笑话，这位同学冒出了一句：“老师，我只崇拜英雄，不爱美人！”
全班同学本来为他着急，现在都哄堂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了笑，等学生情绪平静一下时，我说：“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人们都崇拜英雄，英雄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说说，你崇拜哪些英雄？”
李同学马上回答：“刘翔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以平世界纪录的12秒91获得金牌，他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田径短跑项目冠军的黄种人。姚明，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篮球运动的殿堂中获得一席之地，是中国人的骄傲。他有全面的技术、不屈的斗志、无私的精神，难道不是英雄吗？他们都是我崇拜的英雄。”
李同学脸上显露着自信和坚毅，这与之前紧张和慌乱全然不同。我既觉得诧异，又很快地明白过来，于是带头为他鼓掌，同学们也马上为他鼓掌喝彩。 掌声渐渐平息，我微笑着说：“同学们尤其是男同学崇拜像刘翔、姚明这样的大英雄，欣赏他们敢于拼搏的勇气和精神，这是积极向上的表现，老师是非常赞成的。相信李同学这番话也是发自肺腑的，他也一定会以心目中的英雄为榜样，努力学习，顽强拼搏，永不气馁。但不仅男人可以成为英雄，女人也可以成为英雄。
比如王昭君，在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她是唯一一位民族英雄，她为了汉朝和匈奴的和平，甘愿去国离乡，远嫁匈奴，这种奉献牺牲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敬佩吗？她难道不是真正的巾帼英雄吗？今天我们就一起学习杜甫的诗《咏怀古迹（其三）》，经由杜甫的诗来与英雄进行心灵的交流沟通。”
经过这番英雄与美女之争，学生兴致高涨，课堂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学生很快进入了课堂情境，这节课学习效果好得出奇。
课后细想，如果我当时只按自己的设计思路上课，必然会粗暴地打断这位学生的精彩回答，这样不仅了解不到这位同学的聪明、机智，还会伤害到他的自尊心。幸而我能因势利导，既稳定了课堂教学秩序，把学生的思路拉回到正轨，又引导学生发现了同学的优点，还对学生进行了人生价值观教育。通过这一次，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教师，在教学中，只有拥有机智，再加上欣赏和包容，才能创造出自由、和谐的心理环境，让学生的情感和思维的翅膀无拘无束地翱翔，让课堂变得精彩。
“水鸳鸯” 与“野鸳鸯”
关键词：民国；孔教会；尊孔；儒学；国教运动；康有为；袁世凯；张勋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128-10
辛亥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西方近代政治文明，如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政治、三权分立等均在中国引入并开始尝试，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被废止，大学也废除了“经学科”，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民初政治和教育领域的重大变革，带来了人们对新社会秩序的怀疑和迷茫，也导致了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朝野上下的守旧势力在“尊孔”的旗帜下力图重建新的信仰和道德秩序。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组织孔教会，发起了国教运动；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公开命令尊孔读经，企图在“保存国粹”的幌子下强化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民国初年出现的这股尊孔复古潮流，因与复辟帝制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关联，故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猛烈批判，孔子及儒学的独尊地位亦随之瓦解。
一、民初的信仰危机与道德危机
中国君主政体之所以能够存在二千多年，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血缘政治、宗法政治以及小农经济形态相吻合。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君主是中国秩序和谐与持续稳定的保障和象征。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的废除，对于当时尚不具备民主共和知识的中国多数民众观念所产生的冲击是强烈而深远的。专制君主从人们的心目中消失后，新的政府首脑暂时难以获得民众思想意识上的认可，加上民国初年军阀擅权、武人专制，政府的权威并没有树立起来。正是在这种皇帝被推翻、新权威尚未建立之际，国人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产生了怀疑感及危机感，多数民众既对新社会秩序感到迷惘不解，又不可避免地对中国旧有社会秩序怀有眷恋之情，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
民初国人的信仰危机不仅在政治层面凸现，而且在社会道德价值层面也开始呈现。1912年初，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否定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规定“小学废止读经”。后来，教育部重申“废止读经”规定，废除跪拜孔子之礼，禁止使用前清学部颁布的各种教科书，旧时“御批”各书和《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一概禁止讲授。随后，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废除“经学科”，把十三经分别列入文科的相关学科，作为学习和研究的对象。从此，儒学失去了在国家教育体制中的独尊地位，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全面退出，不复为人们必读之经典，中国开始进入没有“经典”的新时代。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主张“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者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故其将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修改成为符合共和民国精神的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教育。内务、教育两部通告全国各省，文庙暂时照旧致祭，但不再下跪磕头，只进行三鞠躬，祭祀时所穿衣服也改用便服。在这些法令的影响下，有些省、市、县把子l庙改为学校，将庙产(主要是祭田)充作学校经费。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1912年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教育部提出了《学校不应拜孔子案》，阐述了禁止学校拜孔之三条理由：“前清学堂管理通则有拜孔子仪式，施行以来，窒息殊多。孔子并非宗教家，尊之
有其道，今乃以宗教仪式崇奉于学校之中，名为尊孔,实不合理。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一。教育与宗教各有目的，不宜强合为一，今以似是而非之宗教仪式行于学校，既悖尊孔之义，尤乖教育目的，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二。宪法公例，信教自由为三大自由之一。今以学校拜孔子之故，致令他教之弟子，因信仰不同，不肯入学，既悖宪法公例，尤与教育普及大生障碍，此学校不应拜孔子之理由三。有此三理由，故学校之中，宜将此项删去。”随后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拜孔仪式逐渐废止。
这些改革措施，被一些守旧者称为废弃孔教，禁十三经，毁孔庙。上海《时报》发表社论批评说：蔡元培为首的教育部“所汲汲以为先务之急者，乃惟是学堂罢祀孔一事”，蔡元培之所为“不至举数千年来流传之道德学术伦理，拉杂而摧烧之不快”。在中国传统社会，孔庙遍布于省州府县各地，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各地的孔庙据有大量的庙产。辛亥巨变后各地的孔庙无人管理，随后的社会动荡致使各地的孔庙遭受到程度不等的损失。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孔教组织纷纷在其会章中规定：孔庙就是孔教组织的财产与活动场地。民国肇建，百废待兴，教育部也要求各地教育机构将各地的孔庙庙产补助当地的教育经费，教育部的措施随即招来孔教会的反对。由教育部令引发的各地孔教会人士对孔庙财产的争夺的记载，更是广见于《孔教会杂志》各期之中。
自西汉以来，孔子及儒家学说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而得到推崇，不仅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儒学虽非典型意义上的制度化宗教，但实际上充当了本由宗教来承担的社会教化功能，支撑着中国人的意义世界。辛亥革命之后从根本上废除孔子和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原则，而代之以西方民主共和思想，不仅关涉着中国政治教育的发展，而且触及到中国民众的社会信仰问题。以政府的权威强行要求人们信仰孔子和儒家学说固然与信教自由不相适应，而以政府的权威强行废除儒学独尊地位，并改变人们对孔子的尊奉，也很难说符合信教自由。因此，儒家经典尽管从政治教育领域退出了，但并不意味着孔子和儒学的精神权威就彻底丧失了。对孔子的尊奉与信仰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这种事实的形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倡导，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国人的孔子信仰。因此，关于孔子学说的存废问题便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决定的，只能有待于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本改观。辛亥革命虽然带来了急剧的政治变动，但社会经济的状况并没有在短时期内 变动。在这种情况下骤然废止孔子及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虽然是社会进步的标识，但难免带来社会价值标准的紊乱，也确实导致了国人空前未有的信仰危机。因此，民初出现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混乱，除了地方势力破坏之外，主要是由于国人信仰体系的崩溃。对此，康有为哀叹道：“以今兹之革命，非止革满清一朝之命也，谓夫教化革命、礼俗革命、纲纪革命、道揆革命、法守革命。尽中国五千年之旧俗、旧学、旧制而尽革之，如风雨迅烈，而室屋尽焚，如海浪大作，而船舰忽沈，故人人彷徨无所依，呼吁无所诉，魂魄迷惘，行走错乱，耳目不知所视听，手足不知所持行，若醉若狂，终之惟有冷死沈溺而已。若今之中国，其情实已然也。”康氏之言尽管有夸张的成分，但其所描述的民初国人精神信仰的危机感是真切的。
在新的信仰体系难以确立之际，社会民众要么归于复旧的信仰，要么处于无所适从的茫然状态。如何尽快地收拾世道人心，统一国人思想观念，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规范，整合社会伦理秩序，重树国人之信仰，便成为民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迫切问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共和原则下的新观念与新道德在新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中下层的民众来说，新道德与新观念毕竟影响甚小，民权自由之说尚不足以成为社会道德的主流，孔子及儒学对民众思想观念及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为深厚。故那些受孔子及儒家文明熏习的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欲存中国必先救人心、善风俗、拒邪行、放淫辞。而欲做到这些，则舍尊崇孔子及倡导孔教之外无从下手。这样，面对民初社会价值和信仰体系的危机，尊孔崇儒便成为很自然的选择，国教运动因此应运而起。
辛亥革命后孔子及儒学地位的根本动摇，对康有为等保
皇派产生了巨大刺激。他严厉批评民国成立以后政府采取的激进政策，斥之为“扰民害民”，导致了“礼崩乐坏”，并对辛亥革命后废除尊孔读经不满：“经传不立于学官，庙祀不奉于有司，向来民间崇祀孔子，自学政吴培过尊孔子，停禁民间之祀，于是自郡县文庙外，民间无祀孔者。夫民既不敢奉，而国又废之，于是经传道息，俎豆礼废，拜跪不行，衿缨并绝，则孔子之大道，一旦扫地耗矣，哀哉!”1912年7月30日，其《致仲远书》云：“近者大变，礼俗沦亡，教化扫地，非惟一时之革命，实中国五千年政教之尽革，进无所依，退无所据。顷并议废孔教，尤为可骇，若坠重渊，渺无所属。呜呼痛哉!自吾中国以来，未危变若今之甚者也。”他认为，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法令是废除孔教之举。他说：“今天坛不祀，殆将经年，其他百神，殆将废祀，甚至孔子文庙，亦废丁祭，遂至举国礼坏乐崩，人心变乱……并五千年中国之礼教而去之，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而有知，应无不悼心而泣血也。”
如何拯救礼俗教化?康有为提出了创立孔教会的主张。他指出：“时变之大者，必有夫巨子出济艰难而救之，今其时也。吾欲复立孔教会以振之。”为什么要立孔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宗教是人类文明的普遍特征，“凡国必有所谓国教也”，孔教是宗教，可定孔教为中国国教。康有为指出，欧美发达之国均信奉基督教，法国革命与日本维新皆保存“国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与生番野人等乎?”他力图将孔教宗教化，以使孔教符合宗教定义。他说：“孔子尊天事帝，无二尔心，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原始反终，而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而知鬼神之情状，孔道何所不有?孔子弟子传道四方，改制立法，实为中国之教主。”既然孔子创设了圣教，则宜遍立孔教会，广为传布，以治人心，定风俗。第二，孔子之道亘万世而常新，适合于共和时代。他指出，“或者谓儒家经传，多重伦纲，今政改共和，君臣道息，诸经旧义，窒碍难行，其道既不适于今时，其教即难施于世宙”，是“未知孔子之大者”。他强调孔子大同之道适合于共和之世：“孔子之为道，博大如天，兼备四时，故《礼运》备孔子大同之道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若至太平大同之义，则稍微其文，以待后圣发挥其义。”“今孔子有平世大同之道，以治共和之世，吾国人正可欢喜恭敬，讲明而光大之。”孔子太平大同之义，只需经重新诠释，自能发现近代人道、博爱、平等、自由之说，因而适合现代社会。第三，尊孔与帝制无必然联系。康有为赞赏欧美各国“妙用政教之分离”，政治与宗教两不相碍，两不相失。孔教可相对独立于政治，提倡孔教与帝制复辟也无必然联系。
如何组织孔教会以倡行国教?康有为提出：“今以人必饮食男女，则已为儒而非释。人必尊祖敬宗，则已为孔而非耶。以此语人，计必易人。趁方今旧学士夫诸生遍于全国，及今令人人人会，计必景从。议入会者，五分男女老幼，一律注册……每乡必一会，举讲生讲焉。以来复论孔子而说经,借地为之，不必迁设席。……昔弟在美，以行孔教为任，研讲深明。今若以传教自任，因议废孔之事，激导人心，应者必易，又不为政党所忌，推行尤易。”康有为开孔教会的目的：“及遍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九吾党，至是时而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此又所谓远之而近之也。吾欲决开是会，欲付托于弟，而宪子、君勉皆强力者，相与成之，必能尽收全国，可断之也。”可见，康氏成立孔教会也是抱有一定政治目的的。
康有为在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之后，提出了“虚君共和”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依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孔子后裔是最合适的选择：“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夫立宪君主，既专为弹压不争乱而立，非与之事权，待其治世也，诚合乎奉土木偶为神之义，则莫若公立孔氏之衍圣公矣。孔氏为汉族之国粹荣华，尤汉族所宜尊奉矣，舍孔氏亦无他人矣，主民族革命者，应亦同心而无词矣。”康有为认为，将孔教定为国教，与宪法中的信仰自由根本不相冲突，这既有外国法律的先例，又是由儒家的宽容性所决定。其云：“若中国以儒为国教，二千年矣，听佛道回，并行其中，实行信教自
由久矣，然则尊孔子教，与信教自由何碍焉。然则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听讲焉，讲师皆由公举。其县会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康有为及孔教会积极提倡读经,认为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设立“读经”课程是必要的。康有为对教育部废止读经和将学田充公作为小学经费这两项对于儒家生存极为不利的新政策，表示极大的愤慨。他致教育部函云：“闻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顷乃闻部令行饬各直省州县，令将孔庙学 田充公，以充小学经费，有斯异政，举国惶骇，既已废孔，小学童子，未知所教，俟其长成，未知犹得为中国人否也，抑将为洪水猛兽也。”
民初的尊孔活动，有着相当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虽然君主专制政体推翻了，但儒家思想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些本来就对辛亥革命抵制和仇视的前清遗老，企图利用孔子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狂热地鼓吹尊孔复古；而多数民众则是在新旧鼎革之际，仍然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上认同传统儒学，并在社会生活中沿袭儒家伦理习俗。道德伦理和精神信仰上出现的严重危机，是民国初年尊孔的重要思想基础。对此，汤化龙在《上大总统言教育书》中作了深刻揭示。其云：“化龙洞观世变，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针，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国本。深维孔子之道，最切于伦常日用，为举国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见于群经。历代本其训诂、词章、性理、制艺之说以诠孔学，名为尊孔，而实则乖。兹拟宣明宗旨于中小学校修身或就国文课程中采取经训，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其有不足者，兼采与孔子同源之说为辅。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学以迄中学，其间教材之分配，条目之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获以善诱之法，树厥初基，按之全国人心，亦克衷至圣之言，范其趋步，崇经学孔，两利俱存。庶几救经学设科之偏，复不蹈以孔为教之隘。”
1913年《孔教会杂志》第一卷五号在发表康有为严厉抨击教育部将孔庙学田充作小学教育经费一文中，附有陈焕章的一段话：“教育部既废孔教，于是全国文庙多被破坏，以孔子为二千四百余年之教主，乃既被摈斥于学校，复不得自保其庙堂，谁不尊亲，睹孔教之废坏，至于此极，殆无不痛恨教育部之为祸首也。近因收没文庙学田之事，尤犯天下之公愤。”同年6月22日，袁世凯颁布“复学校祀孔”命令，接着教育部又将“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生日，应定是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在该校行礼，以维世道，以正人心,以固邦本，而立民极”。康有为表示赞同并发表演说：“孔教之精华在经，故小学读经，尤为当务之急。往昔士大夫劳精疲神。致其力于八股之中，吾人辄厌弃之，乃倡议兴学堂，废科举，及今思之，已十九年矣。回国之后，考查所得中学，已日就茶敝，西学则仍多故步，数年之后，读书者日益少，离经叛道者日益多。欲祛其弊，惟有昌明经训，使之敦品励行，以维持于不敝而已。”
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论，强调尊重儒家文化传统，并试图以西方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不仅康有为及孔教会发动国教运动旨在挽救民初道德信仰危机，而且掌握国家政权的袁世凯也看到了民初社会秩序及信仰危机的存在，并以此为借口尊孔复古，借恢复孔教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之目的。1914年9月25日,哀世凯在《祭孔告令》称：“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尽管康有为倡导的定孔教为国教运动与袁世凯尊孔复古的政治动机有相当大的差别，但均认为孔子学说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持续稳定的根本条件，其思想原则不仅合乎帝制时代，而且与民主共和的原则并无根本滞碍。两方势力在“尊孔”问题上达到某种程度的认同，使民初康有为等人
的国教运动与袁世凯的尊孔复辟活动纠缠在一起，增加了孔教问题之复杂性。
二、民初孔教会与国教运动
康有为的幕后策划和直接授意，促使陈焕章在上海成立孔教会。1912年1o月7日，陈焕章、麦孟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推康有为为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并创办《孔教会杂志》，其宗旨是拜圣读经，昌明孔教。陈焕章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1号《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谋诸嘉兴沈乙盒先生(曾植)、归安朱彊邨先生(祖谋)、番禺梁节閭先生(鼎芬)，相与创立孔教会，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仿白鹿之学规、守兰田之乡约，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
孔教会把儒学当成真正的宗教，尊孔子为教主。对于创立孔教会之宗旨，陈焕章也作了明确阐述：“有人道之教，有神道之教，道虽不同，而皆名之为教，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故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出则有鬼神，是孔教之为宗教，毫无疑义。特孔教平易近人，而切实可行，乃偏重人道耳。”其复云：“今乃谓人道之教非教，是何异谓冬之裘不是衣，夕之飧不是食也，有是理乎?必谓如西人之神道教者方可为教，则是食饭者不得谓之食，必食面包而后可也。用丝者不得谓之衣，必用洋呢而后可也。若必谓非迷信不得为宗教，则何不曰茹毛饮血不得为食，非衣其羽皮不得为衣乎?亦太不识宗教进化之理矣。夫神话时代，则野蛮世界之教主，每假托于鬼神；若人文时代，则文明世界之教主，每趋重于伦理，此亦天演之道也。”可见，陈焕章所阐释的孔教，是以儒学为学理基础的，走的是儒学宗教化之路向。
孔教会成立后，立即组建事务所,作为全国孔教总会机关。《孔教会开办简章》初步确定了孔教会的宗旨、组织等事宜。《孔教会章程》将会务分为“讲习”和“推行”两部，前者以研习孔教经典为主要任务，后者负责传教、养正、执礼、济众等职责，并规定了相关的祭祀、庆典礼仪及颂圣读经制度。12月12日，孔教会发起人王人文、姚丙然、沈守廉等人发出《孔教会公呈》，分寄大总统、教育部、内务部，争取立案，取得组织的合法地位。1912年12月23日，教育部批准孔教会立案并嘉奖：“呈及简章均悉，当兹国体初更，异说纷起，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所请立案之处，自应照准。”次年1月7日，内务部批文准予立案：“该发起人等，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发起该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并尽纳其事于讲习、推行两部，务去浮文，力求实际，具见保存国粹之苦心，所订开办章程尚属切实妥洽，自应查照约法，准予立案，并仰将详细章程续呈本部核定可也。”2月，孔教会的机关刊物、陈焕章任主编的《孔教会杂志》在上海正式出版。
1913年3月22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不忍》杂志,自任主编。他先后发表《中华救国论》、《中华学会报题词》、《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等文，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尊孔保教主张，建议国会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在全国各地孔庙举行宗教仪式。 ：“昔之专制君主，以其无德无功之祖宗配上帝，今共和之国民，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不犹愈乎?姑宜复崇天坛，改祈年殿或太和殿为明堂，于冬至祭天坛，上辛祭明堂，以孔子配上帝，义之至也，礼之崇也，无易之者也。……其在天坛明堂，则总统率百官行礼；其在地方乡邑，则各立庙祀天，而以孔子配之；其学宫因文庙之旧，加上帝于中，而以孔子配可也。”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孔教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宣扬“孔教大一统论”，“孔教乃中国之基础论”，“孔子受命立教论”，探讨“论废弃孔教与政局之关系”，形成了尊孔祟儒浪潮。到1914年初，孔教会在上海、北京、天津、济南、西安、成都、兰州及纽约、东京等地建立了130多个分会。除了孔教会外，此时在全国各地还相继成立了孔道会、孔社、孔道维持会、宗圣会、庚子读经会、孔教尊经会、尊孔文社等名目繁多的尊孔组织，以讲明圣学、尊崇孔子为号召，提倡尊孔读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13年夏，孔教会派陈焕章北上，一方面在北京组织成立孔教会，另一方面联合各种尊孔势
对国会施加压力，力求在即将起草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孔教为国教。8月，陈焕章、严复、夏曾佑等孔教会代表人士向北京政府呈送《孔教会请愿书》。请愿书指出，孔教作为国教自汉代已经确定，已经施行二千多年：“周秦之际，儒学大行，至汉武罢黜百家，孔教遂成一统。自时厥后，庙祀遍于全国，教职定为专司，经传立于学官，敬礼隆于群校。凡国家有大事则昭告于孔子，有大疑则折衷于孔子。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对于在民主共和时代为何立孔教力国教，孔教会从两个方面作了阐述。一是定孔教为国教乃尊重“民意”之必然，二是定孔教为国教与信仰自由可以并行不悖，并不违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信教自由”之规定。其云：“吾国自古奉孔教为国教，亦自古许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宪法，行之数千年，何尝互相抵触乎?今日著于宪法，不过以久成之事实，见诸条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极政策也；特立国教者，积极政策也。二者并行不悖，相资为用。”故其提出“适当新定宪法之时，则不得不明著条文，定孔教为国教，然后世道人心方有所维系，政治法律方有可施行”，强烈要求“于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
康有为等定孔教为国教之论,试图以近代精神对儒学作出转换性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成分。故《孔教会请愿书》公开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孔教会东京支会向袁世凯提交请呈云：“盖孔教者，一国精神之所寄，而立国之根本源泉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亡则国亡。……孔教为我国之国教，考之二千余年之历史,证之各国伟人之品评，无有异议者。今欲救国危，宜先保孔教；欲保孔教，非定为国教不可。”因而提出建议：“窃愿于正式宪法尚未颁布以前，饬令国务院谘请宪法起草员定孔教为国教，垂诸宪法，昭示来兹，以正人心而定邦本。”美国传教士、尚贤堂主持人李佳白在《孔教会杂志》第l卷第8号发表《读<孔教会请愿书>书后》，积极为孔教会的请愿活动辩护。他称赞孔教会的请愿活动于国有益：“若不明定准,则势必渐趋于无教之状况。而中国无形之维系于出垂绝，大非民国前途之福。今观该会呈文所要求者，大致分为两途：一为明定孔教会为国教，一为许信教自由。可谓斟酌时宜，折衷至当。盖孔教崇道德，尚伦理，尊为国教则民德无堕落之虞。此利于国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各种重要之学科，尊为国教尤足以植政学之基础。此利于国者二也。”呼吁民国政府能够体察民情，批准孔教会的请愿。
孔教会在提交请愿书的同时，于8月下旬在曲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祭孔大会是民国初年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尊孔活动。据载：“尊亲孔圣，举国同情，赴会者竟异常踊跃”，“与祭者二千余人”，除了孔教会的各省代表外，全国各界也派人参加。与会记者也不能不感叹：“自开会至闭会，如期七日，均秩序整然，庄敬而和乐，实难得之事也!”
这场轰轰烈烈的祭孔盛典，既有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以及前清遗老的支持，又有袁世凯复辟集团的襄助，他们在尊孔的旗帜下尝试着重建新社会的道德秩序。张尔田在《孔教会杂志》第1卷5号上发表《与人论昌明孔教以强固道德书》，认为孔教可以改善人们的道德：“立国之本，基乎法律与道德。法律所不能治，道德能治之。故道德之领域，较法律为尤广。其巩固国础也，较法律为尤要。”“而欲强固其信仰与敬畏，舍我孔教诚莫属矣。”他还在第8号上发表《论孔教与东南兵祸之关系及一年来对于孔教诋毁者之心理》，把国家的安定与否与孔教联系起来，认为“国教定，吾人身家性命财产始有安定之一日，国教不定则争杀劫夺，大盗横行,小则乱于野，大则乱于朝。吾人之身家性命财产，将永远为彼毁教者殉葬品矣”。他赞同定孔教为国教。同时，立宪派朱瑞、旧官僚赵炳麟分别提出的《上参众两院请尊孔为国教文》、《致宪法起草委员会请定孔教为国教书》等，力争在宪法中写上“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本”。日本人贺长雄也在《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7号撰文《宪法须规定明文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阐述宪法与孔教并不矛盾，宪法应当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国家既于宪法保证信教之自由，而复公认一宗以为国教，而特别保证之，利用之，此与立宪政体，未尝相戾。”
副总统黎元洪及山东都督靳云鹏、浙江都督朱瑞、河南都
督张镇芳、安徽都督倪嗣冲等十余省的都督或民政长官先后通电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之议写入宪法。一时间，立孔教为国教的请愿活动形成高潮。黎元洪称：“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藉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说斯息。惟是历闰既更，丁朔亦改，常祭大祀，宜有准期，并应明订章程，厘定礼节，转请政府迅饬颁行，岂徒为崇拜至圣之虚文，仰以标范围人心之正鹄。”福建民政厅长刘次源请尊孔教为国教电，积极响应黎元洪之提议：“值此大命将倾之际，求一起死回生之术，非扶翼孔教、培植人才，绝无余幸。副总统所陈，洞中膏肓，实深佩服。”山西都督阎锡山上书袁世凯，支持定孔教为国教：“窃谓仰体天道，俯察民情，惟有以孔教为国教一条。即日提交议院，一俟两院议决，编人宪典，使……望治之苍生，咸知趋向之所在，风声所树，寰海咸钦，坚华侨内向之心，遏伏莽反侧之念，礼乐复而教化行，国本安而主权固，远功近效，缕指莫殚，惟我大总统之速决之也。”教育总长汤化龙亦赞同道：“比年以来，我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议者，靡不曰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绳。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倡二说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此厚根 说也。(二)以孔子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此崇信仰之说也。”
但孔教会的孔教主张和请愿活动也受到了章太炎、蓝公武、马相伯及部分国会议员的抨击。许世英发表《反孔教为国教呈》、艾知命发表《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等文，针对孔教派要求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定孔教为国教于宪法的提议，认为孔教不是宗教，把孔教规定于宪法中是违背信教自由、破坏五族共和。议员何雯、伍朝枢等人也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并阐述了孔教不应定为国教的四条理由：中国非宗教国；孔子非宗教家；信教自由宪法之通例，如定孔教为国教，与宪法抵触；五族共和，孔教之外仍有喇嘛教、回教等种种，如定孑教为国教，易启蒙藏二心。章太炎撰写《驳建立孔教议》一文，系统地阐述了“孔教非教”观点，严厉驳斥康有为的国教理论，论证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定儒教为国教之说。其云：“舜敷五教，周布十有教，皆掌之司徒，其事不在庠序，不与讲通，是乃有司教令，亦杂与今世教育同类，非宗教之科。《易》称圣人以神道设教，斯即盥而不荐之说也。孔子不知，号曰设教，其实不教也。”在他看来，孔子为“百世之英，人伦之杰，与尧、舜、文、武相伯仲，未尝侪之圜丘清庙之伦也”。他强调：“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世无孔子，则宪章不传，学术不起，国沦戎狄而不复，民居卑贱而不升，欲以名号列于宇内通达之国，难矣。”把孔子视为中国文明创造和传承人，这是孔子应当受到尊敬之处，而不宜以“教主”冠之。既然孔子本非教主，中国历史上也并无孔教，那么所谓孔教的废兴便是子虚乌有。
蓝公武撰写的《辟近日复古之谬》，从历史进化观念来论证孔教就是礼教，把矛头直指“体制儒教”，认为礼教“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违背”，并提出了五条理由：(1)礼教与近世国家之有机组织不相容；(2)礼教与近世之经济组织不相容；(3)礼教与近世之法治不相容；(4)礼教与近世教育制度不相容；(5)礼教与近世人格观念不相容。由此，他提出了如何对待孔孟和礼教的看法：“持以为改革之道者，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这些观点超越了孔教是教非教和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争执，直接将矛头指向孔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之先声。此外，蔡元培发表《在信教自由会上演说》、常乃德发表《我之孔教观》等文，反对定孔教为国教。
9月23日，赵炳鱗提议孔教案当属宪法大纲外经表决应列入之议题。随后，国会围绕着孔教是否宗教及拜神自由是否与国教抵触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此时国会立孔教为国教的争论，体现的是对于儒家的矛盾态度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宪法中将孔教定为国教，可视为在现代宪法的框架下将儒家制度化的有效方式，但与古代中国将儒家定于独尊方式不同，定
孔教为国教必须妥善处理好宪法中“信仰自由”原则和独尊“孔教为国教”之间的矛盾。这是倡立国教与反对定孔教为国教者争论的焦点问题。
10月28日，在孔教案三读会上，汪荣宝率先提议在第3章第19条后加上“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蓝公武、陈铭鉴等人分别提出在第19条后增加“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不抵触共和国体者为大本”等。最后，黄云鹏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修正案，经表决通过。lo月31日，国会通过的《天坛宪法草案》的第19条第2项中确定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条文。《天坛宪法草案》这种提法显然是双方争论和妥协的结果，因为孔子之道并非宗教教义，其伦理道德学说首在修身，“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暗含了否定孔教为宗教而只以孔教为人生修养之根本。这种提法尽管离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之后，因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开会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4日被迫解散，孔教定为国教案亦随之被搁置。
袁世凯称帝之前，孔教会安徽支会会长马其昶致函袁世凯，指责其“名不正则言不顺”，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潘若海及蔡锷等人投入到了反对袁世凯阵营，致使袁世凯下令内务部逮捕了孔教会的两名干事，并勒令孔教会曲阜总会改名。康有为被迫从上海赴杭州“自游西湖”以避风，而身在北京的陈焕章亦“韬光养晦”，闭门撰写《孔教经世法》。此时的孔教会除了全国孔教大会继续如期举行外，几乎各地的支分会都处于低迷状态。
1916年6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病死。国会恢复后重开宪法会议，讨论孔教问题，孔教会再次展开了国教请愿活动。9月20日，康有为致电政府，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人大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勿得荒废污莱，勿得以他职事假赁侵占。且令议员有司，永不提议”。陈焕章等人也上书国会请定国教，并在社会上掀起了定孔教为国教、以孔教人宪法的请愿活动，遂使孔教问题成为宪法会议的重要议题。陈焕章在《孔教会上参众两院请定国教书》中强调孔教的存亡与国家存亡的关系，将孔教视为保存“国性”的重要指针：“中国若果不亡，则孔教必为国教；孔教若不为国教，则中国必亡。……故吾民之请定国教也，非独尽忠于孔教也，其尽忠于中国尤挚。”
此时国会中对“孔教定国教”的争论更加激烈，分歧也更大。而且国会关于孔教之争论，已非是否立孔教为国教的问题，而是《天坛宪草》中第19条第2项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是否合适的问题，即是否取消该项条文的问题。张鲁泉、何雯等人建议从宪法草案中删除此项条文，理由是：孔子学说主要是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适应于专制政体，与共和国体不相符合；宪法中特别强调孔子之道的地位，与信教自由的宗旨不符合，有压制其他宗教之嫌；国民教育问题属于行政范围，不应由宪法来规定；修身大本属于道德领域，与宪法的性质相违背，而且国民教育是强迫教育，如果将孔子之道列入宪法，那么别的宗教信徒的信仰就会被视为非法。故其提议“废弃原案，以免锢蔽国民思想，阻塞文化进步，且避耶、佛各教教理之嫌，保持信教自由之真谛”。而汤松年等人则针锋相对，主张维持原草案之规定，其理由是：孔子之道是教育问题，而非宗教问题，因而与信教自由无关，更不会引起宗教争端；全国人民依然信仰孔子，而孔子之道是培养社会道德的基础；在别国的宪法中已经有类似的做法可资效法。
1916年12月28日，宪法审议会审议国教专章，王敬芳、程大璋等人提议宪法中加入国教专章。而吕复、何雯等反对者则认为，宪法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定孔教为国教违背宗教信仰自由原则，易生宗教事端；孔教与现实的共和政体不合，只能择其道德部分作为国民教育修身教科，而不能将其定为国教。这样，赞同与反对者在宪法审议会上展开激烈辩论，双方均未达到2／3的多数票，难以形成决议。尽管可以将尊孔派与反对 法审议会上的争论视为捍卫宪法的根本精神与维护传统势力的较量，但从双方争论的实质上看，“双方分歧的根本之所在，不是在于对宪法性质的理解和自由、平等、民主、共和之义的接受不同，而是在于对孔教、孔子之道的性质的理解出现了差异”。
国会持续而无果的争论，显然不利于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
为了向国会施加压力，1917年3月，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在上海成立“各省公民尊孔联合会”，组织请愿团解决国教问题。5月14日，刘恩格等人提出修正案：“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附议者30多人，属多数而获得通过。这样，国会不但没有接受康有为的建议，而且连原来“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也被“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所取代。康有为及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运动再次受挫。
1917年6月8日，倡导尊孔并在国教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的张勋率领辫子军进京，胁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人拥戴废帝溥仪复辟。“衍圣公”孔令贻致电贺道：“日月重光，毅然殊猷，普天同庆。”康有为、沈曾植、任弼德等孔教会核心成员参与了帝制复辟，并宣布立孔教为国教，恢复孔教的至尊地位。但张勋复辟仅仅12天便宣告失败，康有为受到牵连被通缉，并于次年辞去孔教会会长一职，孔教运动因之遭受沉重打击而趋于消沉。
康有为及孔教会发动的两次国教运动，试图在民初社会政治大变动之际，通过对儒学进行宗教化阐释，使之成为挽救当时思想混乱、精神迷惘、信仰缺失的精神力量，以维系中华儒家文明之不坠。而其采取的途径，是谋求在新的法律体制内为儒家寻求制度性保护，希望通过立法途径将孔教定为国教。但这种国教活动最后还是失败了。究其失败原因，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过分扩大儒学原有的宗教性，特别是不恰当地推崇孔子为教主，宣扬孔教，促使儒学宗教化，有悖于儒学的历史发展路向和人文教化、实用理性的本质，从而使儒学革新变成了尊孔复古，难以吸引国人倾心相从；二是采取了借政治力量来推行宗教的思路，把孔教兴盛之希望寄托于政府，企图依靠国家政治力量将其确定为国教，进而重现汉儒独尊的思想统一格局，从而使国人很容易将国教活动与帝制复辟相联系。政治上的帝制失败，必然牵连国教活动的挫折和孔教的衰亡。对此，萧公权分析道：“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以及十二年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同时，他首倡儒教运动无意间使儒术复与王政结合，而有碍于此一运动，因此在主张共和者的眼里，儒学的信誉全失。我们可以理解到，何以儒学被斥为政治民主与社会进步的障碍。”
三、袁世凯的尊孔复辟
在康有为及孔教会发起国教运动的同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为了重建社会秩序，也竖起了“尊孔”旗帜。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提倡祀天、尊孔、读经，借以维持民初道德秩序和社会风化。1912年9月，袁世凯的《尊崇伦常文》宣称：“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儒教“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命令全国人民“恪循礼法，共济时艰”。1913年3月19日，依照袁世凯的指令，国务院训令各省民政长，“将天坛改为礼拜堂配祀孔子”。6月22日，袁世凯《尊崇孔圣令》，强调：“国有治乱，运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其云：“近自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本大总统证以数千年之历史，中外学者之论说，盖灼然有以知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也。……值此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因此命令：“应俟各省一律议复到京，即查照民国体制，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
1913年9月17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通电各省，宣布定孔子的诞辰日(旧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令各学校放假一日，并举行祀孔典礼。11月26日，袁世凯的《尊孔典礼令》称：“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气，咸蒙覆帱，圣学精美，莫与比伦。溯二千余年，历史相沿，率循孔道，奉为至圣。现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并且规定：“所有衍
圣公暨配祀贤哲后裔，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惟尊圣典礼綦重，应由主管部详稽故事，博考成书，广征意见，分别厘定，呈候布行。”
1914年1月，袁世凯向政治会议提出祭天祀孔案，立即获得通过。政治会议议决：“崇祀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该长官主祭。”2月7日，袁世凯《规复祭孔令》，通令各省崇祀孔子。其中规定：“崇祭孔子，乃因袭历代之旧典，议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祭孔之日，仍从大祭，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长官主祭，如有不得已之事故，得于临时遣员恭代。其他开学首日，孔子生日，仍听各从习惯，自由致祭，不必特为规定。”
2月20日，北京政府《崇圣典例令》，详细规定了曲阜孔庙的组织和制度，并重新颁发“衍圣公印”。其中第一条规定：“衍圣公膺受前代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其公爵按旧制由宗子世袭，报经地方行政长官呈由内务部核请承袭。”第四条规定：“圣贤后裔，旧有五经博士等世职，兹均改为奉祀官，世袭主祀。”3月，袁世凯派总统府秘书梁士诒至北京孔庙代行祀孔礼。礼毕，梁演讲《论语》中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章。
9月25曰，袁世凯《祭孔告令》指出：“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规定每年旧历9月28日中央与各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本大总统谨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方孔庙由各该长官主祭，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群相兴感，潜移默化，治进大同。”9月28日，北京政府依照政治会议的决定，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秋季祀孔典礼。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并文武官吏，穿着新式祭服参加，并亲自主祭。鲁迅在日记中曾记载当时祭孑l情景云：“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 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
袁世凯的“尊孔”之举，影响到教育部对儒学及孔教的政策。1914年6月，教育部指令，要求京城内外各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旨归。1915年1月2日，袁世凯在回复教育部《拟定提倡忠孝节义施行方法呈》中强调：“惟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俾资诵习，用端趋响。”2月，袁世凯颁布《教育纲要》，规定小学校初等小学讲读《孟子》，高等小学讲读《论语》，中学校节读《礼记》和《左氏春秋》，并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10月，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致电赞成袁世凯称帝。孔令贻还领衔以孔、颜、曾、孟四姓“奉祀官”名义电称：“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亟宜早正帝位，统驭群伦。”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元洪宪，国号“中华帝国”。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消帝制。教育总长范源濂随后表示，要确实执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撤消了袁氏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和《特定教育纲要》，再度废除小学读经。
袁世凯对尊孔的积极倡导，无疑推动了民初的孔教运动，但袁世凯提倡尊孔与孔教会推崇孔子及孔教，其立意有所不同。1913年6月25日，上海《中华民报》发表社论，批评袁世凯尊孔祀孔令是“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说，欲利用之以恢复人民服从专制之心理”，指责其计虽至巧，然明眼人多能辨之。“由各方面观之，袁世凯近日之乱命，仍是愚民与防民之故智耳。”因此，袁氏推祟孔子，有着利用孔教来维护和加强其专制统治之意。
孔子在西汉以后享有尊崇的地位，儒学成为历代官方意识形态，孔子及儒学所代表的中国固有道德文明是维持社会风化和伦理秩序的精神力量。政府的尊孔崇儒有利于民初社会秩序的重建，袁氏推崇孔子，显然有着利用孔子重建社会秩序的意图。袁世凯在1913年4月庆祝北京“孔社”成立祝词中明确指出：“中国之尊孔，有数千年历史之关系，四万万人心理所同，况共和政治为人民全体己成，思想发达，言语自由，尤非专制时代学说，定于一尊可比。”他认为，孔子之学博大精深，与世推移，“以正君臣为
康，以天下为公大同”，包含有与共和之世相适应的大同、共和、选贤与能之义，值得推崇。他在《尊崇孔圣令》中指出：“近者国体改革，缔造共和，或谓孔子言制大一统，而辨等威，疑其说与今之乎等自由不合，浅妄者流，至悍然倡为废祀之说，此不独无以识孔学之精微，即于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当也。”所以，袁氏申明自称尊孔祀孔、发明孔道之目的在于：“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这就是说，要通过尊孔崇儒来“欲遏横流”、“以正人心”，达到重建社会秩序和维持社会风化之目的。
与孔教会将孔子视为“教主”不同，袁世凯尊崇之孔子，是视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圣人”，而不是将孔子当作宗教家加以崇奉。同时，袁氏也不赞同将孔学及儒学等同于“孔教”，故其的尊孔告令中多用“孔子之道”而少用“孔教”一词，也反对孔教会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主张。1914年6月，《教育部为订定崇经尊孔教育方针致大总统呈》中明确提出：“微论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说，以相比伦。而按之国情及泰西宗教之历史，均难移植，致失孔道之真，而启教争之渐。”随后的《亲临祀孔典礼令》中，袁世凯再次强调：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而“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幸天心厌乱，大难削平，而黉舍鞠为荆榛，鼓钟委于草莽，使数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篱而维持不类。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环球各国，各有所以立国之精神，秉诸先民，蒸为特性。中国服循圣道，自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不本于修身。语其小者，不过庸德之行，庸言之谨，皆日用伦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语其大者，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苟有心知血气之伦，胥在范围曲成之内，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这段文字比较集中地将袁氏尊孔崇儒之理由作了系统阐述。有人研究后指出：“其提倡尊孔，是要提倡儒家之道德，不是变更政体，不是要化儒学为宗教；是要使人民俾知国家以道德为重，是要通过儒家道德之熏陶教化，使群相兴感，潜移默化，进而实现治进大同，而不是要立孔教为国教。”因此，袁世凯尊孔是欲以孔子之道维持社会秩序，与孔教会之尊孔及国教运动有着很大差异。
尽管袁世凯尊孔祀孔推动了民初孔教会的国教运动，但其对孔教会呼吁“定孔教为国教”并非完全支持。尽管孔教会赞同衰世凯的尊孔祀孔，但对其帝制活动同样不完全支持。台湾学者黄克武指出：孔教会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陈焕章和严复都不支持帝制，康有为写过专门的劝袁世凯退位的文章，而严复之参加“筹安会”则是被迫的，所以说“一，就帝制与尊孔的关系而言，袁氏帝制运动并没有企图诉诸民众的情绪，他们的理论基础虽然是政事取决于民意，但他们深信民意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来，因此他们似乎不是有意地以尊孔为‘思想的前哨战’，袁氏尊孔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传统道德维系社会秩序。二，袁氏提倡尊孔应无疑问，但他并不完全支持孔教运动，孔教会的成员也不支持他的帝制运动，因此‘袁氏利用孔教会以推行帝制’的说法实属谬误”。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2．书院祭祀的对象
先圣：从各书院建立伊始，都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如岳麓书院建有文庙，主祭孔子，孔子像的左右两壁上有孟子、子思、颜回、曾参四配像。这类祭祀对象体现了历代书院祭祀制度对儒学源流的高度重视。
先贤：主要祭祀本书院的开创者、各代山长及书院的有功之臣。明朝重修白鹿洞书院，始作先贤祠，主要祭祀白鹿洞洞主或有功之名官，如开洞之主李涉、李渤、颜翊、李善道等人。岳麓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先儒：祭祀与本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学盛行，书院主要以宣讲理学为主，因此宋代书院特别重视供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各书院还有它们各自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是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用以表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如白鹿洞书院祭祀朱熹，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
名宦：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地方官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或直接关心过书院的建设，为书院的发展作过贡献；或地方官员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发展。如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濂溪书院，是用来祭祀周敦颐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曾在这些地方做过官，功绩显著，同时又是理学开山人，受到百姓的怀念。白鹿洞书院祭祀的名宦如邵宝、李梦阳、邵吴远等，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多有赞助，理应受到书院生徒的尊重。
乡贤：即当地的乡土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南昌豫章书院还设乡贤祠、吉安白鹭洲书院设景贤祠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祖先：清代以前的书院并不祭祀祖先。嘉道以后，世风日下，有钱人家捐官捐学，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唯有选取正途，但每年考取的士子，在晋见学师时都要送礼，礼品中必须要有一份厚重礼金，俗称为印金。贫寒士子如交不起印金，则学师不悦，前途便更为渺茫。地方上便出现一种带有教育基金会所性质的书院。这些书院广置学田，以田租支助士子的印金费用，又俗称为印金局。书院实质上是一座议事会所，其中大部分是用买牌位的形式集资，因此，较大的宗族都在书院买有牌位，并以牌位作为议事的选票，每年春秋二祭等大型祭祀活动便成为祭祀乡贤的活动，而且开了祭祀祖先的先例。清末书院改学堂之时，又产生了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不是学校，它只供本姓子弟住宿、聚会，实际上也是宗族会所，每年都在春秋二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集书院与祠堂，教化与祭祖这两种功能于一身的独特的建筑。家族书院每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无疑是给家族的每个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宗法教育，使大家更加尊敬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典，并求祖宗保佑自己，使事业得到发展，人才更快成长。
3．书院祭祀费用的来源
为了保证书院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书院多有置办祭田、产、祠田、祀田者，这些田产大部分为捐赠，也有部分为政府拨给。其中多作为书院的祭祀费用。如长沙岳麓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复明代故亩四十亩，收租谷四十八石，专作道乡祀事之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中诸生又捐置文昌阁田产，年收租四十一石，专祀文昌帝君。祭田之设，实可视为一种专款专用，意在确保其正常进行。祭祀之费的名目，还可细列为祭品费、礼生衣资、香火、灯油等。
4．书院祭祀的形式
书院祭祀是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祭祀有两种祭典：释奠和释菜。
所谓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就是说，释奠是每年春秋举行的，春祭定于二月初三，秋祀则在八月初九。祭品为猪羊全牲等。
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礼记·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并不名贵。
此外，书院在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也要举行祭礼，由山长主持；每日则要“早晚堂仪”，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矩。
不同时期，不同的书院，其祭祀形式是不太相同的。这种师生对先师先儒顶礼膜拜的形式，就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依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极佳形式。
二、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
1．道德教育功能
祭祀实际上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
书院把祭祀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之品德，树立德育规范。
宋代苏州州学祭祀乡贤范仲淹，吴潜说祭祀的目的就在于使“诸生朝游而夕思，景行先哲，睹文正(范仲淹)容貌，而企慕其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勉，以六经为师，文章论说一本仁义而后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无利害，与上官反复论辩，不以官职轻人性命而后可；其仕而通显也，必如文正至诚许国，终始不渝，天下闻风，夷狄委命而后可”。一句话，就是要学习范仲淹刻苦自强，不计得失，忠贞报国的爱国精神。
2．学术认同功能
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一代宗师创立学派。他们的门徒往往建立书院，传习本门学派的学说，祟祀学派的祖师。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祖师的遗容塑像(或画像)，研习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对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如象山书院主陆九渊学说，直至明代，书院依然祭祀陆氏兄弟，明景泰四年(1453年)，书院重建告成，大堂中仍设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先生供像。岳麓书院则一直祭祀朱熹、张栻，直至清末。3．榜样示范功能书院除了直接向学子传授知识以及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采取更富有宗教味的方法，即通过祭祀使学子更直观地看到先圣先儒的形象，产生心灵的震撼。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再也不是字里行间的想象，而是一排排的塑像与木主，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功能，使学子们从中受到启迪，勤奋研读儒家经典，最终达到教育之目的。如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就是祭祀明代的王夫之，他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让学子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前进的榜样和目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4．学派凝聚功能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学习兴趣爱因斯坦曾讲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生动地说明了兴趣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学习效率，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利用多媒体教学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多媒体教学能把鲜明的文字、声音、图形和动画表现出来，有助于突破重难点，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这些优势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具有极大和独特的作用。“观古今于一瞬，抚四海于须臾”，让教学内容中涉及的人、事、景、物等活起来，动起来。有利于引起审美愉悦，增强学习兴趣。如《观舞记》一课是描述印度舞蹈的文章，课文中作者说道：“我只是一个欣赏者，但是我愿意努力说出我心中所感受到的飞动的‘美’！”作者认为卡拉玛姐妹的表演是一种“飞动的美”，但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亲眼目睹过这种异域舞蹈，理解起来比较难，一上课我就利用多媒体播放3～4分钟的印度舞蹈片段，调动学生情绪，交流感受，并在学生的观感畅谈中引入课文。临结束时又播放杨丽萍的《孔雀舞》。让学生比较两种舞蹈的不同。最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学习作者的写法，把看到杨丽萍表演《孔雀舞》的感受写出来。
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可以通过对中国石拱桥的介绍，直接用图片或介绍家乡具体桥梁导入，这就给学生提供了直观的形象可感的实物，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利用多媒体设备创设出浓郁的情境，就能使学生不由自主地调动多种感官，积极主动地进行相应的课堂活动，激发了学习兴趣，以达到完成教学目标的目的。
二、精心设计导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堂新课有一个好的开端，可以集中学生注意力，使他们有一种“向而往之”的学习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个好的课文导语设计，往往是成功授课的开始。如在讲《狼》这课时，我让学生闭上眼睛，给他们描摹了这样的一种场面：“暮色加浓，你一个人穿行于森林之中，风声飒飒，树叶也随着颤动，一股凉气涌上心头，你不由得加快了脚步。突然，你发现前方绿光忽隐忽现，伴着一声野兽的嗷叫，你意识到了这是狼的叫声。你不想往前走了，当你还处于犹豫之时，那只狼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说到这时，有人发出了尖叫声。于是我让他们睁开眼睛，问他们该怎么办。然后我顺势引入了课文：“有个屠户也在毫无准备之时遇见了狼，而且是两只狼，他选择了哪种方式呢？”这样激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心，他们很快的走进了课本。
导入能紧扣课文内容，就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文的积极性，引导他们以饱满的热情进入新课。
三、引用名人名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在教学正确运用榜样事例、名人名言，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顺利完成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可以利用教室里张贴名人名言警句，以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豪情：如清代蒲松龄的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司汤达的“一个人只要强烈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期目的”“最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知识好像砂石下的泉水，掘得越深，泉水越清。”“学到很多东西的决窍，就是一下子不要学很多的东西”“努力耕耘，少问收获”……也可以让学生在黑板上轮流书写一些哲理性的句子。还可以经常宣讲一些名人的成功事例，越王勾践、大文豪蒲松龄、曹雪芹的成功来激励学生立大志、吃大苦、建大功。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故事感人，学生觉得生动有趣，语文基础好的学生倍感振奋，语文基础差的学生，也感到语文课的趣味性。
四、设问质疑，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提问是传授知识的必要手段，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一个好的语文教师如果善于从教学实际出发，设计出有高质量的、富于技巧性的提问内容，就能有效地培养学生思维的各种综合能力，极大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教学《再塑生命》一文时，可设计以下问题：
1.本文的题目叫《再塑生命》，可不可以改为“我的老师”呢？（巧妙题解，引起兴趣。）
2.课文写了哪几件事？请你用简洁的语言加以概括。（重点处设问。）
3.通过这几件事表现了作者怎样的生活经历？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关键处设问。）
4.你认为莎莉文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如果让你表述爱，你会怎样说？（难点处设问。）
经过学生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教师的点拔，既培养了学生的能力，又开发了学生的智力，使原来死水一样的课堂变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
五、教师的教学语言，能培养师生感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课堂教学语言的表达方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整个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教师教学语言的美，一方面来自语言表达的准确、恰当和生动，另一方面则来自教学语言中速度的快慢、节拍的强弱、力度的大小等的交替进行，以及句子长短、语调升降的有规律变化。都是引起学生注意的重要因素，是学生对教师肯定的反应，并在课堂教学中配合，使双边活动积极，课堂气氛活跃，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导功能和学生的主体功能，并从中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
如《海燕》一课，既是一首色彩鲜明的抒情诗，又是一幅富有音乐的节律和流动感的油画。文笔粗犷，气势磅礴，感情激越，给人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读第一节第一句，要舒缓、低沉。“苍茫”与“狂风”要用拖音、“卷集”要用重读，以示强调。读第二句，“海燕”要读得响亮，并加重读“高傲”，以突现海燕敏捷的动作、矫健的姿态。整个这一小节的基调是先缓慢后加快，先低抑后昂扬。
第二节，为表现海燕的雄姿及其昂扬这篇文章的感情基调激越奔放、气势磅礴。朗读时，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就一贯直下，感情的波浪越来越高。朗读时候要注意体会，朗读语速不可太快，虽感情起伏而定，要有激情。能使学生受到感染，进一步理解课文。要读得好，就得弄清课文中的字、词、句，深入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这就自然引起学生钻研课文的兴趣。
关键词：规则意识 语文课堂 渗入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需一句话，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如此，人类就有必要赋予我们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来培育有规则意识的下一代。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现实生活中，规则无处不在，经商、交通、竞赛，就连小孩子做游戏都要遵守游戏规则，可以说良好的规则意识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不言而喻，学校便成为培养学生规则意识的主阵地，从入学的第一天起，教师就肩负起对他们进行各种规则意识的培养。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如何在语文学科教学中渗透规则意识，让学生在获得学科知识的同时又养成良好的规则习惯呢？在此谈谈自己的一点肤浅认识，供同行斧正。
一、在语文文本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学生对课文中字词句段篇的学习，对文中语言美、意境美的体验以及对特殊句子深刻含义的理解等，都体现出文本教学是学习语文知识的主阵地。同时在语文文本教学中对学生进行规则意识培养是最直接、快捷而有效的途径。这就要求语文教师要善于挖掘语文文本教学中有利于规则意识培养的要素，适时渗透，潜移默化。
例如我在教《孔子拜师》这篇课文时，首先抓住课文中的关键词语感悟、理解课文内容：“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收下我这个学生。”从“特地”“拜见”“请”这些词语学生知道了孔子对老师的尊敬。“多谢老师等候。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您的学问渊博，跟你学习，一定会大有长进的。”从“多谢”“没有止境”“大有长进”这些词语感受到孔子非常谦虚。教学进行到这里，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课文的德育目的。但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深入挖掘。老师提问：“孔子这样谦虚和尊敬他的老师，那我们应该怎么向他学习呢？”生答：“我们也要尊敬老师。”师问：“还应该尊敬谁呢？”生答：“爷爷、奶奶、长辈……”通过老师这样的引深，使学生自觉地养成了尊老的规则意识。
二、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语文实践活动是师生根据语文学科特点，在语文学科教学中开展的活动课。这种活动使语文教学变封闭为开放，有利于加强语文与课外、与生活的联系和沟通，使小课堂连着大世界。活动中也不失规则意识培养因素。
例如在学完《惊弓之鸟》这篇课文后，我在班里举行了一次“假如我是更羸”的活动。要求学生发表自己的想法，要求感情真挚，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问题一提出，学生个个情绪高涨、积极参与。其中有学生说道：“假如我是更羸，我不会射下大雁，因为大雁受伤了，叫声非常悲惨，我们应该保护它。”师问：“是呀，受伤的大雁我们都要保护，那么我们能不能欺负同学呢？”生答：“不能，要相互帮助。”如此，不仅提高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同学之间要相互尊重的规则意识。
三、在口语交际中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口语交际教学是学生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既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表达能力，又对形成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口语交际”教学时，教师也应适时渗透规则意识。
例如，在一次“口语交际”公开课上，我设计了一个ppt课件，向学生展示了十几张交通事故的图片，里面有学生乘坐黑车被翻死的，有横穿马路被车撞死的……这些图片，让学生直面惨不忍睹的交通肇事场面，特别是自己身边发生的小孩子横穿马路被车撞死的事件，孩子们小小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们会发自内心的感慨：一定不能横穿马路，要乘坐证照齐全的车辆，要等人行道绿灯亮了才能通过，不在马路上追跑打闹，注意避让车辆......同时他们还会告诉身边的同学甚至是大人一定要有交通规则意识。
四、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成功的语文教学，不单单是书本的教学，要让学生走出语文课堂，走出语文书本。在小学语文习作中，有很多内容要求学生关注生活，从现实生活中取材。这就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习作时要引导学生进行综合实践调查，从身边寻找素材，这里面也不失对学生进行规则意识培养内容。
一、做好课前准备
说起课前准备，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就是课前看看教材，看看教参，抄抄词语嘛。其实不然，现行教材中安排的内容形式多样，涉及的范围广泛，课前准备就要细心、全面、充分。凡是课文中可能会涉及的都要有所了解，做到课堂上有备无患。但是，即便如此，也要做好被学生“问倒”的可能。对教学重难点的突破要体现合理性，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学习方式，有层次地设计教学环节。
二、创设教学情境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语文课一开始就要为学生创设一个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情境，那这节课就成功一半了。教学情境的创设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来设计，例如，教学《开天地》一课时，让学生说说自己知道的神话故事人物，接着让学生明白这样的故事很神奇后，引出课题，学生的学习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变得容易了。
三、有效的课堂提问
提问，是传统的教学技能，现在仍是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新课程下的教师要重新审视课堂提问技能，给它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问题是牵着学生思维走的绳子”，教师要善于设置问题，点燃学生思维的火把，放飞想象的翅膀，培养质疑的精神，开启学生智慧的大门。如，教学《孔子拜师》一课时，围绕着“人们敬重孔子和老子的什么品行”这一问题展开教学，学生立刻就能从文中的具体语句中体会到。教师结合学生的汇报加以总结，本节课的内容轻松理解。
合理的提问，是开启学生思维阀门的钥匙，在教学中有效利用，将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及时反思
课堂上往往因为一些偶发事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及时捕捉这些点滴的小收获，有时可能会悟出教育的大道理。所以，无论教学成功与否，及时从课件的设计、师生的互动、问题的讨论等方面思考，记下精彩的瞬间或疏漏之处，作为今后完善教案，改进教学的依据，不但利于提升自己的理论能力，而且利于形成有个人特色的教学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