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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2B-0004-02
要深刻理解中国民族教育，就必须切实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而多民族、异文化就是当前中国发展的现状。中国的民族教育是在多民族和多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就在于其对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关注。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民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化背景的多元性和差别性。
本文围绕多民族文化背景，重点探讨跨文化交流理论、跨文化教育理论及民族教育的基本理论内涵，从而探析中国民族教育的本质内涵特征。
一、多民族与跨文化交流理论
民族是由于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和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具有时代性、地区性、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其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拥有56个民族，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人口逾1亿，是个不折不扣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搞好民族教育有利于实现民族稳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中国民族教育的基本内涵体现在“多民族”和“异文化”方面，因此必然导致了民族之间甚至是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的趋势出现。
跨文化交往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之间的交往。第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经日益频繁，各种文化之间的相遇由偶尔变为频繁，由偶然趋向于必然。第二，“个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类存能够在类意识中确认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人作为类的存在，不可能独生独长于天地间”。[1]人类交往的必然性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基于这两点，跨文化交往是人类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个人之间的跨文化交往有时会因为个体和文化的差异性而出现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文化休克（个人对异文化不适应而产生的社会性隔离），更严重的会导致文化冲突。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跨文化交往概念的基础上，又逐步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理论。“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1959年他的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出版，在该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流’一词”。[2]
所谓交流，一般是指人们通过言语与非言语媒体以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交流是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功能，正是通过交流文化才得以不断地发展。
“跨文化交流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通过信息传达所进行相互作用的一种象征性的过程”。[3]跨文化交流理论侧重观察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交往双方的特点及交往的方式等，最终找到出现障碍的缘由及可能解决的办法。可见跨文化交流理论所倡导的不仅仅是异文化之间的了解，更是一种接受和包容。因此，跨文化交流理论成为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和中国民族教育的构成基础。
二、多民族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多民族的现实带来的是异文化的内涵。这种异文化一方面丰富了社会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多民族的诉求。在我国，多民族诉求更多的指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宗教、民族传统等）。因此，在政治上，我国实行民族自治，坚持所有民族一律平等；在经济上，积极支持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对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提供特殊政策优惠；在宗教上，我国实行宗教自由，尊重各少数民族的；在教育上，大力支持各民族地区教育，兴办民族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等。但是，所有的这些政策都只有在真正理解了我国的“多民族、异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民族发展，而跨文化教育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视角。
跨文化教育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异文化的理解和尊重，而是作为一种完整和可操作的教育过程（包括知、情、意各个方面），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
1998年版的《教育大词典》中对“跨文化教育（cross-cultural education）”的定义是：①在多种文化并存的环境中同时进行多种文化的教育，或以一种文化为主兼顾其他文化的教育。②在某个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到另一个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信仰都不相同的文化环境中去接受教育。③专门设置跨文化的环境，让学生接受非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价值观的教育。
鲁卫群在博士论文《跨文化教育引论》中认为：“跨文化教育是对某一文化的受教育者进行相关于其他人类群体文化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时间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4]实践证明，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只是第一步，是否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则更深刻地影响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交流，因此，跨文化态度是跨文化教育理论中很重要的内涵。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就是开放、不歧视（平等）、相互鉴赏（尊重）、无偏见（客观）和谨慎的跨文化态度。
相较知识与观念态度层面，行为是更重要的层面，尤其在具体的跨文化交流中，避免异文化间的冲突仅仅是被动地避开问题，而我们更需要的是积极去了解、理解和包容。这就需要培养跨文化能力。第一，一种全面而准确地认知多民族、异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能力；第二，一种认同本民族，尊重异民族的跨文化比较能力；第三，在比较能力基础之上的取舍能力，因为合理的取舍可以为跨文化交流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而错误的取舍则可能导致跨文化的灾难。所以，跨文化能力是跨文化教育理论另一个重要内涵。
因此，跨文化教育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念，包括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对处于某一种文化背景的教育对象实施异文化内容的教育，并在教育过程中积极促进教育对象与异文化的互动，从而达到使教育对象充分理解和尊重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和培养教育对象良好的跨文化交往的态度、较好的跨文化交往的能力的目的。
三、我国的民族教育与跨文化教育理论
什么是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概念如何界定？“民族教育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民族教育是指对作为有着共同文化的民族或共同文化群体的民族集团进行的文化传承和培养该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成员，一方面适应现代主流社会，以求得个人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或本民族集团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社会活动。狭义的民族教育则是指在多民族社会对少数民族受教育者进行的多元文化教育，即传承主流社会民族的文化，也传承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5]
民族教育的核心内容有两点：其一，以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为主；其二，涉及并了解异文化的内容，促进民族团结和睦。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关系曾经比较复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交往基本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和睦。回望历史，民族仇视，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和战乱，人民苦不堪言；民族和睦，则社会生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只有实现民族的和睦与团结，才会促进各个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才会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教育。目前，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围绕民族团结原则，侧重于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常识、民族历史等知识性内容的教育。这类民族教育的目的大多为促进本民族社会经济和自身文化发展。这就造成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了解也仅仅来自中国历史课程中极为有限的认识，无法全面了解我国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特点，甚至还不如大城市的人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文化了解得多；而少数民族的人们对汉族文化也存在着不信任感。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民族教育的现状是：第一，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偏向于注重知识类的学习，而忽视了跨文化态度、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没有形成体系。第二，我国的民族教育主要是民族政策的教育，知识内容大多是民族文化、优秀文化历史、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成功历史实践等，即知识方面的介绍仅仅是有选择的介绍。第三，过于强调对少数民族习俗的尊重，而忽略了各民族之间共同生存的必然与需要。总的来说，我国民族教育存在与跨文化教育理论不一致的情况，各民族之间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相互认识上，而缺少对异文化的真正理解。
四、用跨文化教育理论促进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
我们需要用跨文化教育理论指导我国的民族教育，用跨文化的思想来实践民族教育。不能单纯强调对跨文化知识的死记硬背，而应该更注重适宜的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和跨文化能力的提高；不只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教育，而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开展民族教育。我们应该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最终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应根据跨文化教育理论树立更科学的教育理念，形成更开放的教育态度，具备更广阔的教育视野，建立更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更多样化和更和谐的校园文化；必须紧紧围绕“培养专业知识扎实、理解和尊重文化多样性、视野开阔、具备跨文化交流和创新能力人才”的培养目标，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站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国家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把学校打造成为创新知识、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的基地；必须更主动和更自觉地融入世界跨文化民族教育发展的潮流中，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和优势，坚持继承，不断创新，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务实的态度，促进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的平衡[6]。通过国家内的跨文化教育促进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最终使文明、灿烂的中华文化瑰宝走向世界性的跨文化教育，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力和融合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123.
[2]周荣艳著.浅析跨文化教育[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23.
[3][5]哈经雄，滕星主编.民族教育学通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03，9.
[4]鲁卫群著.跨文化引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42-43.
【关键词】公共外交；中国；日本
2010年8月16日，日本政府公布第二季度产出为1.28万亿美元，略低于中国的1.33万亿美元，日本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为0.4%。①中国也因此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日本《朝日新闻》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0的日本人认为GDP被中国超过是件大事。除此之外，两国之间屡次发生的“事件”也昭示了中日两国由于经济发展、历史问题等原因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摩擦，而目前日本国内由于经历了海啸、核泄漏等事件造成经济不振，国内怨声载道，所以大有可能将矛头引向中国，再次宣扬“中国”，以此转移民众的注意力，这也是我们在两国发展进程中所需要警惕的。面对这种可能对两国关系发展存在潜在隐患的状况的发生，在两国政府层面进行沟通交流的同时，需要加强与对方国家民众的交流与理解，即采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加深彼此的信任，减少猜忌与误判，从而促进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
一、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现实紧迫性
公共外交这一概念早在1965年就由美国学者格里恩创立，在冷战时期被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作为向对方阵营的公众进行“舆论宣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公共外交曾一度“销声匿迹”，而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之后，公共外交又一次被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所重视，原因在于当前国际舆论环境已经成为一国发展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一系列沟通、互动影响他国公众舆论，获取民心，从而为本国发展赢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区别于传统政府外交的根本就在于将公众纳入到外交的范畴中，而不是纯粹的官方之间的往来，但也并不等同于单纯的民间交流，简单的说，公共外交的主体是一国政府，而客体则是对方国家的公众。
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失去的十年”使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国内矛盾在邻国中国政治、经济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愈发显得激烈，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也因此受到国内发展环境与国际社会的重重阻碍，种种因素使得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巨大的心理变动，由之前以繁荣的经济自居于“亚洲第一”的心态将中国作为“等而下之”的国家到现在不愿承认中国的强大而又必须面对甚至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恐惧心理，害怕被日益崛起的中国所“威胁”，甚至在东亚地区被边缘化。这种既自大又自卑的复杂心理被日本国内的保守主义分子和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利用，自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开始，“中国”作为转移日本国内民众视线的工具被不断的宣传并夸大，这也成为中日两国民众好感度、互信度日益下降的因素之一。
正是由于受到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思潮上升的影响特别是日本部分媒体的误导，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也不断下降。据日本内阁府1996年舆论调查数据看，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比例：1980年为79%，1986年为60%，1992年为55.5%，1995年为48.4%，1996年为45.1%②。而由《望东方周刊》和日本《读卖新闻》合作进行的针对日本全国和中国十大城市的调查则显示，2010年中日两国国民的互信度下滑到自2006年来的最低点。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即便是在近几年两国关系出现“政暖经热”的状态时，两国之间“民意冷”的状态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
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对方的认识和态度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在信息高度发达、公众广泛参与外交的今天，任何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不得不把“民意”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中日两国政府也不例外。两国“民间之忧”已经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民间之忧”极有可能会因为中国的继续发展和日本国内极端分子的利用而变的更加深化，以至于演化为阻碍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绊脚石。而这对于两国各自的进步甚至东亚地区的和平都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关键之一在于中日两国的合作，尽管我们两国存在众多历史问题、现实纠纷，但其共同利益要远大于彼此分歧。因此，对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缓和两国关系就成为现实之需，并且极为迫切。
同时，通过历史实践也证明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对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加深彼此公民社会的理解是大有裨益的。在中日两国还未建立正式邦交关系之前，我国就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加强了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敌视中国的岸信介政府时期的“围棋外交”，池田政府时期的“兰花外交”，以及佐藤时期的“乒乓外交”都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建交之后，中日两国更是加强了双方在文化、教育、媒体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程度在80年代曾一度达到顶峰。在80年代，中国政府曾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15天，3000人的规模堪称中日民间交流之最，也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民间交好的代表性事件。③
因此，无论是从维护东亚安全与和平的宏观角度出发，还是从缓解甚至化解两国矛盾，促进两国友好发展来看，对日本开展公共外交都成为大势所趋甚至是刻不容缓之举措。
二、对日公共外交的策略方法
在明确了现阶段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采用哪些策略方法来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在开展过程中所要注意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在对日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媒体的作用。在当代信息社会，媒体在公共外交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因其传播信息、影响舆论的速度与强度都无法替代，而公众对媒体的依赖度也愈发强烈。因此，在对日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我国以及日本国内媒体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及时将针对我国的一系列负面言论予以解释更正，同时利用媒体客观真实积极的报道来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负责任的、睦邻友好且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的国家形象。创立于1996年的日本侨报社通过在日本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加深两国文化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该报社从2007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本《必读：有趣的中国》，该书由日本著名翻译家三潴正道教授带领团队翻译，而翻译内容则是摘录自《人民日报》中的经典文章，并配以图片、评论等。这样的举措使得日本国内的民众能够以他们看得懂的语言了解一个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除此之外，日本侨报社还在日本创立“星期日汉语角”，举办日中作文大赛，创办日中翻译学院等，一系列的突破与实践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崭新的空间。
其次，应高度重视华人华侨在开展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应向以色列学习其“族裔外交”，以色列凭借在美国庞大的犹太人群体建立起多个旨在影响美国国内关于以色列舆论的利益集团，借此间接维护以色列国家利益。我国的华侨华人数量众多，邓小平在1993年也曾表示，“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做出了很多贡献”④。而目前“在日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总数已逾70万，其中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的新一代华侨华人就占了95%”⑤。因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有广泛的接触，对所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了解，通过这部分群体建立相应的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等能有效的与所在国民众在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友好关系，从而为双方发展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日本自2009年9月上台后决定给予在日本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在地方的参政权，而这其中就包括十几万日本华侨，这就为我国对日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我们可以吸引这批在日华侨，建立相关机构，利用他们对日本社会生活各方面更深刻、更熟悉的了解以及对祖国强烈的爱国心和对祖国现状的熟知的优势，促进他们与当地主流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接触和沟通，从而进一步加强日本国内公众对中国的客观了解和全面认识。
再次，应重视发挥公民社会行为体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随着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公众的参政意识，特别是对一国外交事务知晓、参与的诉求愈发强烈，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由公众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而公共外交的发展趋势也恰恰是要逐渐淡化政府“抛头露面”的机会，而更广泛的交由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来开展，由此减少他国民众因有政府出面而产生的不信任感。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日本“言论NPO”组织联合举办的“北京东京论坛”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举办了七届，论坛邀请了中国、日本的新闻界、学术界、商界、学校社团等众多主体参与并讨论中日两国发展中的问题、摩擦、公众舆论、共同发展前景等一系列主题，为我国开展对日公共外交提供了新的渠道。
最后，要积极开展中日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文化最能引起他国民众兴趣与共鸣，而中日两国在文化及教育交流方面的历史经验源远流长，“遣唐使”的到来与“鉴真和尚东渡”都传为佳话。甚至是在20世纪中日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也未能阻挡两国民间的文化往来。通国两国文化、教育的交流能够使日本国内公众从多个不同的角度了解中国“之所以然”的文化背景及传统因素等。2010年在中日两国关系低谷的状况下，我国依然邀请了1000名日本青少年参观上海世博会，并应邀派出2000多名高中生和教师访问日本。目前我国在日本也已开办了12所孔子学院和6所孔子学堂以及汉语角等机构作为向日本民众传播我国文化，教授汉语的平台，一系列的举措也彰显出文化教育交流在中日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三、小结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尽管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出现了因各自的发展需要而导致的利益纠纷，但是友好合作发展终究是大势所趋，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面对日本社会对我国的“敌视”态度和日本民众的“冷漠”，我国应从全局出发，积极利用公共外交的方式向日本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并逐渐改变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民族主义分子对民众的影响，进而能够改善日本国内对我国负面甚至是偏激的看法，从而为两国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塑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舆论平台。
注释：
①“日本二季度GDP低于中国，中国成第二大经济体”，finance.省略/a/20100816/004297.htm。
②日本经济新闻，1997一03―07。
③刘国华，李阵：《公共外交：实现中日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3月第2期。
④刘宏：《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公共外交》，载《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4月，news.省略/mainland/special/PublicDiplomacy/lilun/201004/0422_10032_1610949.shtml。
在银川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在繁华路口的红绿灯下，总能看到一群身着整洁警服、面容俏丽的女交警在有条不紊地指挥交通。她们敬礼为先、始终保持微笑的工作面貌，成为凤城百姓心目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010年5月，为加强道路交通秩序管理引导服务工作，唤起市民的文明交通意识，提升市民的文明交通素质，塑造银川交警诚信为民的良好形象，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步伐，构建安全畅通、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分局组建成立了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5月28日在人民广场举行的“提升市民素质，文明交通先行”启动仪式上市领导分别给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授予牌匾和队旗。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一个平安通畅的交通环境献给人民群众，我们要通过微笑服务让更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中。”这是队长魏兵常说的一句话。在她的带领下，一群高素质、高标准的女孩们，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披晨带露，出现在银川市的大街小巷。
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主要承担管区内的交通安全宣传、群众咨询求助，以及不文明交通行为的劝阻、疏导、纠正等工作职责。
1年多来，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战高温、冒严寒，全力开展管区道路秩序整治。在北京路和凤凰街北街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她们英姿飒爽、一丝不苟地指挥过往行人和车辆的身影。平常巡逻时，女子中队采取滚动式服务，在社区里、在公交车上、在十字路口，随处可见她们搀扶老人、帮助小孩，纠正行人不文明的交通行为，将文明服务延伸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2010年7月，魏兵主动联系武警消防总队领导，结合武警“新条例”，对千名消防官兵开展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活动，通过播放交通事故案例，让官兵们从案例中认识到加强交通法规常识学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到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同年9月，魏兵带领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全体队员首次走进了银川市阳光幼儿园，开启了“大手拉小手，共走安全路”的宣传序幕，通过这种宣传方式让更多的小朋友和家长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做到文明行车、安全出行。
在2010年的“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交通安保任务中，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在队长魏兵的带领下恪尽职守。在执行任务前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驻地宾馆安保、指挥车辆摆放和警卫任务站位等内容的培训；在中阿论坛期间，文明交通女子服务中队负责凯宾斯基酒店外宾住地、悦海宾馆高峰论坛大会现场的交通安保工作，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坚持对与会车辆严格管理，做到宣传为主、教育为辅，采取合理卡断、及时疏导等工作方法，保证了车场内车辆的停车有序和出入畅通。她们的礼仪执勤得到了外宾和与会单位的高度好评。
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名片”和银川交警的典型代表，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承担着城市文明交通建设的重任。飒爽英姿新形象，侠骨柔肠保民安。这些“铿锵玫瑰”克服重重困难，视形象如生命，恪尽职守、服务百姓，用心血和汗水在红绿灯下铸就警魂，谱写了新时代人民女交警的青春之歌。■
(图片由银川女子文明交通服务中队提供)
1“和谐” 由 “和” 衍生而来。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 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显示出独特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各民族和谐交往、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和谐民族交往的内涵。
2006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内涵：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1］这就将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指导思想上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的最新理论概括，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中 “和” 的精神，也是当前民族关系的核心价值取向。民族关系是 “民族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和作用、影响的关系，是双向的、动态的［2］（ p. 166）从民族交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关照民族关系首先必须搞清楚民族交往是什么。按照 金 炳 镐 先 生 的 观 点，民 族 交 往 是 指”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和经历的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和往来以及民族关系的协调，即指民族联系中的互动和民族关系的整合过程，也就是民族生存和民族发展的一种方式“。［3］而和谐民族交往意指 ”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处于同等地位的和睦、协调的交往，这是交往双方 （ 或多方） 民族生存发 展的共 同 需 要 和 共 同 的 愿望“。［2］（ p. 112）可见， ”和谐“ 是 ”民族交往“ 的目标追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和谐民族交往就是强调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往活动引导、统一到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 发 展 观 中，创 建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关系。
二、和谐民族交往的思想渊源。
（ 一） 和而不同，和实生物。
中国文化很早就有 ”和而不同“ 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可资利用的宝贵精神遗产，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民族之间和谐交往共同发展赖以借鉴的珍贵的精神财富。 《国语·郑语》载史伯云：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4］”和“ 是以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同“则是单一同质事物的叠加，如此不会有新的发展，”同则不继“、”尽乃弃矣“。《左传·昭公二十年》 中记载晏婴论述 ”和与同异“，他对 ”同“的批评是： ”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孔子也曾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5］”和而不同“是君子 ”尚义“，既能与人和睦相处，合作共事，又恪守自己的道德信念，不苟同于他人；”同而不和“则是小人被利益所左右，对自己有利就苟同于他人，当利益发生冲突时则与人争执。《易传》中有云：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厚德载物“ 就是君子效法地之坤德，具有博大宽容的精神。 《中庸》 则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7］”小德“ 是讲差异性，”大德“是讲统一性，天地间 ”万物并育“、”道并行“，虽然有差异，但其 ”不相害“、”不相悖“，在差异中有其统一与和谐。概括起来说， ”和而不同“ 就是尊重差异，崇尚和谐，反对搞单一的同质化，也反对不同事物之间的冲突、对抗。这一宗旨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就是《尚书·尧典》 中讲到的 ”协和万邦“，意思是说热爱和平，反对侵略，主张各国互相尊重，和睦 相 处。 ”天 下 同 归 而 殊 途， 一 致 而 百虑。“［7］（ p. 196）兼容并蓄，相反相成。将这样一种思想用之于当今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就是要承认和尊重多元，既认同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又要以博大宽容的精神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以”文明的对话“ 代替 ”文明的冲突“，在对话中产生共识与和谐，逐渐走向人类文化的 ”多元一体“。只有 ”和而不同“才能促进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这就是 ”和实生物“， ”殊途同归“；如果搞某一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对抗，那就是 ”同而不和“、 ”同则不继“了。
（ 二） 克己复礼 仁者爱人。
在中国传统思想里， ”礼“的精神实质就是”敬“。人与人之间彼此尊重，就是 ”礼之用“。”非礼勿动“、 ”立于礼“ 目的都在于 ”执事敬“。孔子说 ”克己复礼为仁“。［8］”克己“，首先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一个自我拥有意识和行为的自由。因此要自觉预防自我流于任性，做到 ”克己“。”复礼“，首先是 ”礼“，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维系和谐的人际关系， ”复礼“更在于对他人的尊重。所以， ”克己复礼“ 就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来实现自我的自觉与自律，践行尊重人的原则，进而达到 ”仁“ 的境界。这种仁的本质就是对人的关爱，仁爱学说彰显人的禀赋和尊严， ”以人类共同性的本质为哲学基础，为所有人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9］孔子讲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所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墨子所谓 ”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体现的都是仁爱精神。董仲舒认为 ”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戴震所谓 ”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 等无不秉承追求仁义道德达到和谐共生的精神。［10］孔子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8］（ p. 208）血缘之爱加以延伸和扩大，变成全社会人际关系普遍遵循的原则。”仁者爱人“既是自我觉醒，又是自我完善，既是自我发现，也是自我实现。张扬的是一种博大的理念和崇高的境界，试想，交往主体间彼此都能以自我的仁爱情怀与生命意识去关照对方，我们生活的世界岂不就是和谐祥和的美好人间。
（ 三） 上善若水，有容乃大。
对 ”善“ 的向往与共生理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不懈追求，老子讲 ”上善若水“，［11］水有滋养万物的德行，它使万物得到它的滋养，而不与万物争利，故天下最大的善性莫如水。 ”有容乃大“，源自 《尚书·君陈》： ”尔无忿疾于顽，无求备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济。有容，德乃大。“［12］意思是说，对于冥顽不化的人，不要愤怒忌恨，对于一个人不要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才能够成功。必须宽容，德才算大。 《古兰经箴言》里讲： ”只因来自安拉的怜恤，你要对他们和气； 如果你粗暴傲气，他们必定从你周围远去； 你应该体谅他们，为饶恕他们而求祈； 处理事情要跟他们商议，你要是已作决断，就该对安拉仰赖托依，安拉对仰赖者确实欢喜。“［13］清代回族学者马智在其著作 《清真指南》 中指出：”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14］这种 ”善“ 的思想及其包容共生的理念告诉我们： 民族之间的交往攸关民族发展，每一个民族都应该汲取不同民族文化优秀的智慧，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中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有通过交流和交融，民族文化才有机会在世界上树立起应有的威信和地位，各个民族的文明及智慧也才有可能从被遮蔽的状态中朗然呈现，造福人类。 ”人类文明史表明，各民族文明的发展是与交往范围扩大同步的。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只要善于开放交往，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就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2］（ p. 106）各民族和谐共生的要求必将使民族关系的内容更加完善。”和谐共生“ 以承认差异和多样性为前提，力求实现不同个体、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利益调适，强调对各民族文化和利益多元化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在共同利益和目标基础上各民族平等、团结与繁荣、发展的一致性。转贴于
三、和谐民族交往的现实意义。
和谐民族交往就是要实现社会各民族成员、群体之间，各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睦顺畅，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各民族团结的社会。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间信任和谐的思想渊源，在民族交往中保持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 政通人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基础。
政通人和是和谐社会的体现。和谐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治稳定，体现在民族交往中就是民意通畅、民气顺达、民心安定、民风朴实、民间祥和。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应加强少数民族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应充分重视、真正确认少数民族在民主制度建设和政治参与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在国家的总体指导下，尊重各民族在民族交往中的自我选择与创造精神，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权利，建立有利于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对接与调适的制度机制与政策环境，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实现有机整合和主动适应； 同时要动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参与政治，尽可能畅通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渠道，使少数民族能够依据制度实现政治参与，减少或杜绝非制度政治参与，以正常途径和渠道解决少数民族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利益调整和利益保护问题。对于在同一民族和不同民族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利益冲突，都需要充分运用利益分配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和自然生态调控机制去协调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促进利益合作，以实现各种民族利益要求都得到合理满足。其次实现政通人和要充分依靠法治国家的建设，依法治国也是政通人和的重要保障。民族和谐是法治建设的目的，法治是建设民族和谐的手段，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从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我国已进入转型的关键阶段，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多发期，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现实性问题集中呈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时，法治所承担的促进民族合作、协调民族利益冲突的任务更加迫切。 ”坚持以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处理族群 （ 民族） 问题，……所有公民不论族裔 （ 民族） 成分一律平等，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享有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迁徙、生活、工作的权利，……加强对一切处于经济社会滞后的地区和公民的发展援助，促进全国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15］”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问题只有在不离开平等原则的彻底的民主国家中，通过颁布全国性的法律才能解决。“［16］法治就是依法办事，民族法治就是要求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保证民族事务各项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制度化、法律化，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进一步促进民族和谐交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这种关系突出表现在民族交往心理的差别，这种差别有认识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不管哪个层面都有可能引发民族矛盾。这就说明必须加强民族法制建设的重要性，通过法律制度的实施，合理疏导各种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切实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实现各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进一步推动和促进和谐的民族交往。
（ 二） 利益共享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动力。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以和谐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就是为了使各族人民在相互交往、接触、沟通的过程中，增强对彼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承认和尊重，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社会主义阶段，各民族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非根本利益上，各民族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资源开发中践行利益共享机制，利益共享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建立这样一个机制，能够克服原有资源开发与利益分配机制中忽视资源所在地政府和资源所在地居民利益的弊病，形成各方利益主体在资源合作开发中共生共赢的分配模式。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有助于增强社会的稳定程度。物质利益即经济利益是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直接原因， ”在古代，每个民族都由于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17］”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有共同的利益。“［18］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民族平等的社会基础即经济关系中结成的纽带。只有实现了利益共享，才能不断发展共同利益。民族利益包括民族总体利益和民族个体利益。从民族个体成员来说，民族总体利益是比较抽象的，难以体会和辨明的，而民族个体利益则是直接感受和容易辨明的。正是由于民族个体成员都是经济活动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和感受到民族经济交往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只有建立起以平等为基础的利益共享机制，事关民族个体成员切身利益的经济活动得以保持和延续，并在实践中逐步优化为稳定的方式或内容，才能推动和谐的民族交往日益巩固和发展。
（ 三） 文化认同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导向。
当前各民族人员流动、杂居现象增多，多种民族文化并存成为常态。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交往、共存、共荣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保障，各民族多元异质文化的和谐共存、共荣，也是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内容。民族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也有力地支持了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与发展。同时，各民族表层文化共存相安无事，但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却常常隐藏着冲突。文化发生变迁时可能造成心理失衡与感觉错位，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充分认识民 族意识 作为 ”民族历 史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积淀“［3］（ p. 110）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这是文化认同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中华传统文化的公共性影响，充分发挥和依靠这种公共性的影响来促进和推动民族间的信任与和谐。在 2010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 ”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19］这一政策主张为促进中华民族交融一体和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在当代，中华民族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历史渊源，二是共同主体民族的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认同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认同“。［20］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也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在数千年文明史发展中，中华各族人民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共存共荣意识，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中国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发展繁荣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的亲和力、向心力、聚合力不断增强的历史。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要认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和纽带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和充分的发挥，经受住了历史性的考验。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精神鼓舞下，成千上万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斗。这其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如民族整体意识、忧患意识和民本意识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重要的传统和心理依据，是中华各民族和谐交往得到不断增强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舆论导向。
（ 四） 包容共生是实践和谐民族交往的条件。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8］（ p. 270）和谐民族关系的 ”多元、共生、互补“ 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内生机制。 ”多元“ 是社会和谐的逻辑前提； ”共生“ 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没有共生，就无所谓和谐； ”互补“是社会和谐的动力和活力所在。 ”多元、共生、互补“的结构意味着各民族、社会各种力量、各种资源的共聚汇生、互补共进。实践证明，各民族多样性的互动交流是激发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源泉，民族多样性结构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更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动力。［21］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民族之间物质生活和经济发展取长补短的重要交往活动，也是杂居诸民族持久奔小康的第一生活需要。商贸互动，互通有无，各民族的生活达到有机互补，实现互利互惠的双赢。”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历史的载体，民族间互通语言越多，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越有可能，民族间相互尊重越多，民族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越有可能“。［2］（ p. 259）语言交流是民族之间交际和交流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人口较少民族主动学习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是一种必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在许多场合使用，使用起来非常便利。自然，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也不乏局限，特别是一些涉及其他民族特性的专门表达领域时可能缺乏合适的表达词汇，这时人口较少民族的特色用语可以借入到人口较多民族的语言，达到语言互补，加深民族间的感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通婚是民族间相互交融、走向趋同的重要途径。不同民族通婚后，历史背景的差异、风俗习惯的不同，都会在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相亲相爱的亲情中淡化。特别是作为下一代的孩子出生后，他的成长过程，既是不同民族文化和谐交融的承载者，又是作为父母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的承接者，有助于淡化父母的民族差异，也是实现优势互补、进而融为一体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华大家庭中，56 个民族一条心是民族间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最浓厚的根基。各民族之间在通商、通语、通婚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深化到 ”通心“，前 ”三通“ 是 ”通心“ 的铺垫和过渡， ”通心“ 是 ”前三通“ 发展的结果，民族间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互相离不开“ 的关键就是 ”心“ 离不开，即共同的心理、共同的精神、共同的文化因素的形成才能使全民族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最终达到民族之间的心理和谐。［22］总之，实现和谐民族交往就要在政治层面突出政通人和，追求 ”和实生物“。在经济层面实现利益共享，在文化层面，则要从战略高度强调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及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 在社会生活层面则要充分发挥民族 特 色 和 潜 力 的 优 势，包 容 共 生，实 现”四通“，构建和谐民族交往的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N］。 新华网，2006 － 10 － 18.
〔2 〕金炳镐。 民族关系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3 〕金炳镐。 民族理论通论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4 〕国语·战国策 ［M］。 长沙： 岳麓书社，1988. 148—149.
〔5 〕徐志刚译注。 论语通译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67.
〔6 〕李军等主编。 五经全译 ［M］。 长春： 长春出版社，1992.
〔7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2.
〔8 〕李泽厚。 论语今读 ［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9 〕卞敏。 哲学与道德智慧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07.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平安交通·幸福”主题，以提高广大群众的文明交通素质和城镇文明程度为根本，大力开展交通文明宣传教育和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倡导“城镇文明，人人有责；交通文明，从我做起”的理念，大力营造人人养成文明习惯、处处实践交通文明的优良社会风尚，以交通文明素质提高促进市民文明素质不断提高，以交通文明提升促进城镇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为深化幸福建设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和社会文明环境。
二、工作目标
力争实现“三个提高”：
一是交通文明受教育率提高。全镇市民文明交通常识受教育率达90%以上，新市民受教育率达85%以上；
二是交通文明道德实践率提高。文明交通志愿者增长率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率都提高20%以上；
三是市民交通守法率提高。主干道机动车守法率达95%，主干道非机动车守法率达85%，主干道行人守法率达85%，主干道违法停车率低于2辆/5公里。
三、活动安排
1、深化交通文明“五进”教育活动。以交巡警中队为主体，发动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及司法工作者、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深入机关、社区、各行政村、企业及学校，广泛开展交通法及市民生活公德的宣传教育，使交通法规意识和交通文明意识深入人心。同时，精心编印交通文明宣传资料，举办文明交通图片巡展、发送交通文明温馨提示短信等途径，大力倡导“六大文明交通行为”，“摒弃六大交通陋习”，“抵制六大危险驾驶行为”。
2、开展“交通文明”市民大讨论活动。以交通文明大讨论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觉养成文明交通行为规范。以“我的故事”和“身边的故事”为题材，组织群众讲述自身与周围亲朋好友的文明交通故事，发现树立一批自觉践行文明交通规则的普通群众典型，引领文明交通新风。以“我看文明交通”为载体，发动广大群众自觉查找自己身上及周围的各种不文明交通行为，分析原因、认清危害，增强广大群众的公民责任意识和监督批评意识，抵制陋习，倡导文明。
3、开展文明交通专项整治活动。坚持教育与整治相配合、相促进。对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闯红灯、强行超车、超员/超载等“六大”危险驾驶行为；对出租车、公交车不按规定乱停车、争道抢行、乱鸣喇叭，对非机动车抢占机动车道、逆向行驶，对机动车乱停车、向车外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对行人与乘客乱穿马路、跨越护栏等不文明行为开展专项集中整治，加大处罚力度形成严肃执法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交通违法歪风。
4、开展交通文明道德实践活动。今年3月是全市“志愿者活动月”，加大交通文明志愿者招募、教育与管理力度，不断扩大志愿者队伍，不断提高志愿者素质。继续开展交通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志愿协勤，担任交通文明宣传员、监督员、劝导员，对不文明交通行为进行劝导，协助交警纠正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新媒体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执政中倾听民意、体恤民情、研究决策的一个主要参考渠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利用微博开展外交活动的各国政府首脑已达60多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已故朝鲜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博客每天吸引全球600多万人的关注。重视（顾及）国内公众舆论，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依据，“贴近民意”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定政策的共同特点。将其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公众舆论影响国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反之，通过公共外交在其他国家制造公众舆论氛围，也可影响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2011年，美国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率先将新媒体的外交应用价值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世界各主要国家随即掀起新媒体外交。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清晰地表现出文化传播结构的进步和变化。大众传媒正日趋让位于分众传媒，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公共外交战略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拓展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新媒体外交作为国家重要的新公共外交战略，尤其适合运用道德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文化价值观的力量开展国际公众层面的信息与观点沟通，这种宣传劝服的间接方式通常比政府间的直接交涉更为有效。借助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与社交网络的普及，新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兴起，许多国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融合。所以，近年新媒体外交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制定文化传播政策的重要抓手和话语平台。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提升话语权，早已溢出文化本身的含义，成为潜在的现实权力。许多国家纷纷利用新媒体在国际话语权平台上展开新一轮价值观博弈。目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被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共同属于“传播介质”。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和新媒体的民间互动传播，同样拥有话语权，呈现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态势，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新媒体影响国际文化关系与文化语境氛围
全球亚文化群体大量涌现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当代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表现。新媒体具有需求无限、传输无限、生产无限的特点，可以不断采用新技术，随时调整传播方向和传播方式。社交网络超国界进行的“人民对人民”文化价值观直接交流和感化，对外传播的政治效应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超出了传统媒体的作用。2009年发生在社交网站上的“推特革命”，相继引发了摩尔多瓦和伊朗的选举骚乱；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和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档案事件，进一步助推了数字技术空间的国际政治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动乱等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在全球信息交流通畅的环境下，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在跨国文化交流中不仅自行设计构建传播内容，而且实现了跨文明的观点分享与理念互动，因此，导致对多个国家信息边境的销蚀和政府话语主导权的转移。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去国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和“自媒体化”等特点正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新媒体并非只是纯技术进步，还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
普通公众用手机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随时随地拍摄现实社会，触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即时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调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传播、互动。新媒体传播内容追求新颖、快捷，无需主管单位审查把关，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无明确边界，形成讨论式互动。尤其是对特定人群的信息精准投放，比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更容易争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因此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相比传统媒体的大范围攻势进取的宣传模式，新媒体具有攻防兼备的灵活优势，可以退为进或以守为攻，因此受到世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青睐。非政府组织一是通过互联网络获取新闻媒体的部分舆论支持；二是通过与网民互动来增强互信，获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参与网络政治与参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补充，力争实现与权力或与资本结盟，最终目标是进入“线下”的实质性政治议程。一旦新媒体的对外传播在民众中产生共识或较大影响，随即会在国内外民众中形成舆论，进而必然会涉及甚至冲击国内决策领域和国际舆论，或营造出制定相关政策的环境,或形成舆论危机，进而影响到文化语境的氛围。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在技术、信息、资源、服务、经营、交流各环节都呈现出相互依托并进的势头。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同时存在文化的张力与矛盾，新媒体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文化关系及文化语境的氛围。当代世界丰裕的知识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交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信息传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新媒体“翻墙越界”的沟通模式，强化了信息传播强国对世界进行话语塑造的能力，同时凸显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目前，新媒体在提供个体阅读、沟通、处理信息方面的总供给相对过剩，尽管内容丰富，但始终是人造的技术环境，相互连接的“二级自由传播方式”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构、解构，造成曲解，需要依法监管和正确引领。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不仅是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动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坐标，价值观直接影响国家确定国际战略时对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只有符合民族文化精神至少不悖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作为国家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带来反效果。一方面，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随教育、科技、体育交流和自由贸易往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获取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迅速破坏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结构。外来文化价值体系一旦与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悖或产生理念摩擦，就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
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
当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模式其实就是一定意义的文化融合方式。世界主要国家已经注意到新媒体是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大平台：依托平民化的社交网络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因为新媒体更强调基于平等地位基础之上民众之间的政治对话、心灵沟通，更容易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进行各种价值观的比较。新闻的即时不断更新真实信息迅速形成广泛的网络互动随机进行民意测评统计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已经成为新媒体优于传统媒体、普遍而有效的传播途径。对外传播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份、权利对等的交谈与沟通，旨在发挥其改善和修复国际关系的软作用。“交流”的目的是改变对方受众的观点，关键技巧在于要了解跨文化传播中双方存在的文化差异。对外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传播文化价值观。载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极具亲和力的新媒体，“交流”作用主要体现在受众不仅仅只是倾听，而且可以参与沟通、交谈，实现价值共享和理性认同。由于新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和文化作品比传统传播方式的思想灌输更容易触动公众内心，受众参与面极广，不仅阅读点击率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而且可以超越国界，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媒体。
在国际关系中，相近或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容易形成国家共识，容易取得国际经济、技术、安全合作的机会。新媒体事先预定的、先入为主的、有选择性精准投放的对外信息传播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交流”作用。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可以明确地向外国公众展示出国家的公共外交目标，公开引导外国公众对其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认同。目前中国新媒体用户数量占世界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使用大国。其中手机网络用户数量达3.88亿，已经超过3.86亿的电脑网络用户，成为全世界“第一上网终端”。中国农村的电脑网络用户发展迅速，已达1.46亿。21世纪的中国，新媒体成为最主要的思想传递工具；21世纪的世界，新媒体成为一种全球生活方式。互联网络是一个政治性社群，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非面对面接触特点具有明显的不安全弊端。每个人在信息制作与传播中都承担一定的法律和道义责任，相互谩骂攻击、揭露他人隐私、故意造谣都属于违法行为。在世界各国，网络谣言均属于社会公害，政府持严厉打击的立场。韩国《通讯基本法》规定，对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设备散布虚假信息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交纳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印度《信息技术法》规定，对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故意破坏国家安全和对人民实现恐怖主义行为者，可判处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在美国，普通民众不能把自己当成“专业记者”，联邦法律允许新闻从业人员即时尚未来得及核实的信息，享有法律豁免权，但民众并没有此权利。民众在网上发表无根据的不实言论就会被定性为造谣诽谤，受到严惩。联邦政府规定，对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网络造谣者处以最高6年徒刑。网络文化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民众自主参与”和“政府引导管理”中保持平衡、平和的常态。民主与法治是制度，平和与宽容是文化态度。文明上网需要从我做起。维护新媒体安全，人人需要律己。
党的十以后，中国公众在新媒体上的理念、气质、言谈举止，无不传递着政府“关注民生”、“依法执政”、“维护领土安全”、“清正廉洁”、“厉行节约”、“建设美丽中国”的新形象。自由、正义、法制与法治、向善向上、和谐相处等理念，虽然大家都了解，但理解程度不同。在新媒体中能否准确理解和表达这些价值理念尤为重要。新媒体是中国的文明之窗，真实折射公民的整体素质，是世界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视角。我们需要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正确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中国速度背后体现着中国智慧。我们有责任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道路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内涵，让世界倾听到真诚的中国声音，理解中国伟大复兴的梦想。（本文作者：朱虹）
[摘 要]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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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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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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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一、我国网络舆情发展现状
(一)众声喧哗:互联网正悄然改变世界
“互联网展现了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沟通媒介穿透率:在美国，收音机广播用了30年才覆盖了6000万人;电视在15年内达到了这个水准;全球信息网发展以后，互联网只用了3年就达到了”，人类社会进入了文字、声音、图像三位一体的网络新时代。正如著名的传播学者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由于网络的多点性、开放性、互动性、自主性、放大性、便捷性等特性，迅速被人们接受。互联网在给人类造福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对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施加着各种影响，互联网正悄然改变着世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1月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57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截止到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手机总量达到9．3亿，手机网民达到3．18亿，我国网民规模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4%。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3大重点新闻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4大商业门户网站，累计每天新闻更新超过2万条，日均新闻信息浏览量超过20亿次。随着因特网在全球范围内的飞速发展，网络媒体已被公认为是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之一。随着大众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在互联网上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关注显著加强，互联网舆论无影无形但却拥有强大的社会力量，直接影响着公共事件本身的发展过程、处理过程和处理结果!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改变着社会的政治生态，已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总书记早在2008年6月20日到人民日报考察工作时就曾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要通过互联网，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快速广泛的沟通平台;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2011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专门就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这一内容进行研究讨论，总书记发表了《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的方向、目标和具体要求。
(二)山雨欲来:民意啸聚极易引发网络舆情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存在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生存方式，但其自身包含着结构性风险。其本质上是一个风险社会，因为网络信息由于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造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极度脆弱化，蝴蝶效应比任何时候更极致化，从政府、企业、文化产品乃至个人的形象脆弱化，成为易碎品。在中国，由于互联网更多地是被作为娱乐和公民表达意见的平台，使得网络热点事件俨然已经成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与之相伴随的是“网络舆情”这一新型舆论现象的产生。所谓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通过有关事态信息传播、新闻跟帖、网上评论等形式，迅速形成的具有一定倾向性和影响力的群体性意见。网络舆情是社会现状和问题的“投射”，是民意、民情、民怨的反映及民众参政议政、舆论监督的重要途径。网络舆情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敏感问题结合紧密，且参与主体成份复杂，不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内容并造成消极影响。若对其引导和监管不力，有可能直接影响和危害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杭州“70码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由网络舆情推动，导致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案例。2009年5月7日晚，杭州青年男子胡某驾驶三菱跑车撞飞横过马路的谭某，致谭某当场死亡。8日下午，杭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称肇事者车辆不存在改装，死者是否走在斑马线上不祥，车速认定“每小时70码左右”。调查结果显示，肇事车辆超速高达84．1～101．2公里/小时，车辆存在改装。最后肇事者被判3年徒刑、赔偿113万元。事件充分显示了网络舆情对形成社会热点、推动社会事件发生的巨大作用。近期，发生在北非、中东、英国、印度、美国的形态各异、后果不同的重大事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借助互联网及其网络舆论的巨大作用促成事件的结果。
(三)双刃剑:网络舆情的作用与影响
网络舆论经由2003年之前的默默无声，到出现了“孙志刚事件”、“宝马撞人案”等初掀波澜，发展到今天，可谓波澜起伏、大事频发。到目前为止，网络舆情的发展主要通过5个舆论场域进行，即传统大众媒体舆论场域、新闻网站舆论场域、网民舆论场域、网络意见领袖场域和微博舆论场域。尤其是2011年以来，微博的发展突飞猛进，很多舆情都在微博中演变发展。网络演进趋势与网络作用影响:
(1)网络媒体作为新媒体，正快速成为支柱性的媒体形式。2009年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中，有网站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事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3%。
(2)网络正逐渐成为舆论场的重心。互联网不断消化、吸收、整合传统媒体并使得信息资源充分融合。如，新浪网对三鹿奶粉事件报道，整合媒体达123家，其中报刊60家、网站48家、电视台15家。
(3)网络强大的传播力，已成为政府宣传、引导的主渠道。网络强大的快速传播力，让政府的声音有了更强的穿透力和辐射性，使政府的声音和应对各种形态的社会情况，有了更为有效的办法。例如，微博粉丝达到10万人=中等规模的都市报(顾平安)。
(4)网络的虚拟性，创造了政府进行民主管理的新空间。政府了解社情民意，掌握真实社会动态有了高效的新渠道;网络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特点，使政府进行民主管理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使政府扩大、变革民主形式有了新空间。
(5)网络的开放性，改变了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网络的全球性、互动性，信息的多元化、扩大化，网络功能的动员性、监督性等，使政府面对的管理环境空前的复杂，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6)网络的话语权，容易改变政府管理的政治逻辑。在网络世界里，谁掌握了舆论的主导权(无论正确程度如何)，谁就能够控制局面、影响结果。可见，网络舆情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引导、利用得当，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反之负面作用及其危害也十分严重。
(四)热点频发:互联网日益成为治国理政新平台
互联网已日益成为治国理政的新平台。2010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领导干部要将互联网当成治国理政的新平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学会与老百姓对话。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干群的鱼水关系、血肉关系是建立在同吃同住、同一水平线生活的基础上的，现在的干群关系，要建立在善于与老百姓沟通、帮助老百姓切实解决生活中的难题的基础上。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要知民情、晓民意、了民愿。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在《学习时报》上撰文，将领导干部接受互联网的挑战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联系起来。他说:“互联网政治的发展，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们要主动顺应这个历史潮流，掌握主动，要把互联网政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形式，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交通运输网络舆情现状
(一)微博力:交通运输开始行动
微博作为新兴的媒介传播形态，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和公众使用的便利性，正在快速发展之中。微博通过手机等即时通讯工具随时浏览、上传信息，其时效性和传播速率上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旦某一事件击中社会公众最紧绷的那跟弦，事件的传播和影响就会出乎管理者的预料和把控。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微博正在改变当前媒体的形态，标志着“自媒体”时代真正到来了。2011年以来，微博客发展势如破竹，一时成为最受关注的新兴舆论场。广东省公安厅及21个地级市公安局敢为人先，“策动微博革命”，集体开通公安微博，果断地把网络问政的大旗插上了微博阵地。此举受到网友追捧，微博粉丝已达440万人。在交通运输行业，这样的工作也已经在陆续开展，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山西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宁波市公路管理局、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航标测绘处、赣交通厅应急指挥中心、宁波海事局、中国交通新闻网、中国高速公路网等近50家行业部门和单位在新浪网、腾讯网等注册了微博。另外，网站是构成网络舆论的重要载体，多年来一直受到交通运输全行业的高度重视。目前，绝大多数的部门和单位都设立了对外开放的门户网站，正在很好地发挥着作用。
(二)易燃点:交通运输行业易发生网络舆情的热点问题
研究近年交通运输网络舆情，可以发现当前社会高度关注交通运输行业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运输安全问题。包括长途客运安全、水上交通运输安全、地铁运输安全等;(2)工程质量问题。如桥梁垮塌事件等;(3)执法问题。执法不当、处罚不公、收费不合理等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问题;(4)反腐败、队伍建设等问题;(5)物资运输包括煤炭运输、绿色鲜活农产品运输、铁水联运等问题;(6)突发事件问题。突发自然灾害带来或引发的交通运输问题;涉及交通运输的突发社会事件带来的问题。如出租车罢运、公交车爆炸案等。
(三)顺势而为:交通运输行业需大力加强网络舆情工作力度
交通运输行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网民参与网络舆情的热情不断高涨的今天，交通运输行业也每每被推向网络舆情的风口浪尖，有些事件甚至由网络舆情演化出公关危机。据粗略统计，自2007年以来，尤其是2009年以来交通运输行业发生的比较重大的网络舆情事件多达几十件。如，2009年10月因全国高速公路重新编号需更换指示牌，由韩寒博客引发上海两亿元换路牌“最贵铁皮”说;2009年10月上海钓鱼执法，司机断指证清白;2011年7月，杭州钱江三桥塌陷简短通气会被批“敷衍了事”;2011年7月，京珠高速发生客车燃烧事件41人死亡;2011年9月，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等。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舆情热点事件呈整体上升的趋势。可以预见，随着网络信息日益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交通运输转型发展的加快，与交通运输相关的网络舆情热点越来越容易发生，今后会变得常态化和多元化。为此，站在提升交通运输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高度来看待，交通运输行业亟须顺势而为，大力加强网络舆情工作力度。2011年9月16日，交通运输部高宏峰副部长在全国记者(通联)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交通行业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谐意识，紧密围绕行业中心工作，主动科学引导行业舆论、服务行业发展。要加强对交通运输热点问题的研究分析，努力营造交通运输科学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要不断改革创新，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加强网络舆情引导的建议
(一)统一认识: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网络舆情引导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总书记提出，能否有效利用和管理网络，能否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做到重视网络，学习网络，懂得网络，用好网络。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总书记、总理都曾带头通过网络和亿万网民在线交流。交通运输部领导也多次通过网络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这些都为交通运输行业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但我们也应看到，一些领导干部对网络问政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现象仍然存在，还没有树立“网络问政也是政治”的基本理念，存在着网络“恐惧症”与“麻木症”现象，要么把网上舆论视为洪水猛兽，想当然地进行堵、封、瞒、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要么漠视网上民情而反应迟钝，贻误引导和处置的良机，导致“小事情”演化为“大事件”。对网络舆情认识甚至存在“官场新警示”:“开会发言不抽名烟;出席会议不戴名表;基层视察不打雨伞;灾难发生不露笑容;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这样肤浅的认识。复旦大学舆情研究中心主任朱春阳认为，“网络恐惧症”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巨大损害。在成千上万的网民“网络围观”与“人肉搜索”的情况下，没有人或部门能只手遮天，掩盖真相，堵、封、瞒、蒙的手段，只会让政府部门为个别问题付出整体公信力的代价。同样会使人们对执政党的信任下降，对执政党的能力表示怀疑。交通运输行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转变对互联网的既有观念，充分认识到互联网不仅在功能上有替代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作用，而且在新闻传播的时效性、社会宣传的深入性以及舆论引导的有效性上，都已成为不可替代的信息传播媒体。随着手机3G业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与移动通讯技术平台及其终端的有机结合，还将进一步放大在网络舆论传播和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互联网阵地建设、宣传运用和有效管理，使之成为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有效途径，成为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与管理的重要推手。
(二)不做菜鸟:各级领导干部应成为网络舆情的积极参与者
同志指出，领导干部要重点提高6个方面的能力:统筹兼顾、开拓创新、知人善任、应对风险、维护稳定和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其中，积极参与网络舆情就是在与媒体打交道，而应对风险、维护稳定的能力与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密切关联。领导干部要具备引导网络舆情的能力，首先需要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不仅要学会计算机的操作使用，还要学会上网看新闻、聊天、查询网络信息、收发电子邮件、建立博客微博、参与网络社区论坛讨论等技能。必须在掌握互联网特点的基础上，才能合理运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舆论引导。网络时代，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很容易被广大网民捕捉，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被网络放大并传播，甚至引起全国性的风波。近年来领导干部使用网络也频频出现问题，在社会上引起恶劣反响。因此，领导干部在网上要注重自身形象。
(三)未雨绸缪:建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体系
建立交通运输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应急引导、具体化解工作机制，有效提高应对网络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十分必要。舆情搜集工作看似简单易行，实际上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信息量极大;另一方面，信息往往零星地散落在各种渠道里，需要借助使用一些专业技术手段。因此，在行业内应投入必要的人、财、物，以建立网络舆情应对处置体系。一是要形成舆情信息工作组织保障。成立舆情信息工作部门，组建舆情信息工作者队伍，落实舆情信息工作责任制;二是要形成舆情信息工作技术保障。建设良好的舆情监测系统，实现舆情信息采集功能、舆情信息自动聚类功能、舆情信息挖掘编辑功能、舆情热点跟踪功能，实现不间断、无遗漏地动态监测重大舆情;三是要形成舆情信息工作制度保障。建立覆盖行业的舆情信息收集、研判、汇报、决策、指导、处置等制度机制，为实现舆情快速引导、处置创造必要条件。防风险于未然，打网络舆情的主动仗。
关键词：货币区域化；可兑换；流通层次；交易媒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03－05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Currency exchange cost is introduced as a measur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national circ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In both contexts of two currencies and of several one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and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is positive correlated, and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of national circulation level and free exchange degree is negative correlated.
Key Words: Currency Regionalization; Exchanging; Circulation Level; Exchange Medium
一、 导言
人民币区域化意味着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跨越国境在一定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在目前阶段，除了部分小国和欧元区国家，不同国家的法定货币是不同的，在东亚乃至亚洲正是如此。因此，人民币区域化涉及人民币与他国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问题。研究人民币区域化就必须研究人民币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到目前为止，尽管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或者人民币可兑换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将人民币区域化问题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问题结合起来研究的先例却很少，目前尚未出现专门探讨一种货币（或者人民币）的区域化（或者更扩大一点，国际化①）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的文献。
有些作者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的条件的研究中附带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或者区域化）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间的（条件）关系。国内不少学者提出，进一步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以促进人民币区域化②。其中有人③认为，可自由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一个前提（或者必要条件）④。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相反看法，如赵海宽（2002）认为，虽然成熟的国际货币必然是可自由兑换的，但货币国际化的起步阶段并不一定要求完全的自由兑换。李（2002）认为，可自由兑换不是货币区域化的条件，但其结论只是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得出，而且表现出将可自由兑换视为人民币区域化的促进因素的倾向。赵庆明（2005）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与货币国际化从根本上不是一回事，不存在顺序上的承接关系，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影响程度针对不同的货币可能是不同的。张宇燕（胡军华报道，2008）认为，资本项目可兑换未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但这一观点只是以人民币区域化的现象为论据作出的推测。①
在笔者看来，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之所以出现，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尚未出现对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进行量化的迹象。尽管人们已经对人民币区域化程度进行了计量分析，也按照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等方式对可自由兑换程度作了粗略划分（以下称之为“管制划分法”）。但是，只有形成可自由兑换程度的厚重意识之后，才可能准确把握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没有划分货币区域化的流通层次。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课题组（2007）将货币国际化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在无本国参与的双边贸易中充当支付手段；充当别国的储备货币。然而，这种区分对于理解货币区域化（或者国际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关系毫无助益。笔者认为，一种货币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和其他交易中充当媒介货币，与它进入另一国在该国境内流通，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将证明，这种区分会导致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截然相反。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将用货币兑换成本②（之倒数）来衡量货币可兑换程度。这是因为，理性经济人面对任何管制，都会寻求如何通过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抑或法律尚未明确的灰色地带绕开这一管制，获取管制所排除的经济利益以及管制带来的额外利益。管制的力度影响这些活动的成本，但不会从根本上杜绝这些活动。对于资本项目管制也是如此，因此货币兑换成本相对于管制划分法而言，能够更准确定义可自由兑换程度。资本项目管制越严格，绕开这些管制所需付出的成本越大， 因此货币兑换成本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成反比。
在这里，兑换成本将包括为了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所需要付出的所有成本，包括金钱、体力、心理、精神等方面的所有支出，无论这些支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亦不管这种转换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渠道进行。很显然，在参与人完全理性和信息通畅的条件下，如果存在更经济又具有可得性的兑换方式，参与人就不会选择现有兑换方式并支付这些开支，因此上述所有付出都构成合理的兑换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货币兑换成本很可能与兑换规模有关。例如，兑换数量越大，兑换成本越小。但是，兑换规模导致平均兑换成本出现较大差异的话，那么可以断言，存在利用这一差异套利的机会，也存在利用这一差异通过中介活动牟利的商业机会，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不抓住这些机会进行操作，从而导致上述差异缩小甚至消失。因此，本文将不考虑（平均）兑换成本随兑换规模变动的可能性，而假设平均兑换成本是恒定不变的。
本文还将根据相关交易是否跨越东道国疆界，把货币区域化划分为以下两个层次：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货币区域化必然涉及多个国家（或者货币区域），也涉及这些国家发行的多种货币。为了避免混淆，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把正在或者将要进行（所研究的）区域化的货币称为“区域化货币”，将区域化货币的发行国（或者地区实体）简称为“发行国”，将这一区域化的对象国称为“东道国”，将东道国所发行的货币称为“当地货币”。另外，我们还将考虑货币区域化中的货币竞争问题，因此将正在进行或者已经完成区域化（或者国际化）并与区域化货币在同一东道国展开货币竞争的货币称为“第三方货币”，其发行国称为“第三国”。例如，在人民币区域化研究中，区域化货币即人民币，东道国可能是香港或者越南、泰国等国或地区，当地货币可能是港币、越南盾或者泰铢，日元、欧元或者美元是可能存在的第三方货币。
根据以上表示方法，我们定义，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是指，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发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而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居民与居民之间发生的商品或者资产交易中充当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支付手段，发挥货币的职能。在货币的四项基本职能中，交换媒介职能是基础，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等职能都是由交换媒介职能派生出来的。为了简化，本文将只考虑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
本文将利用以上定义的可自由兑换尺度（货币兑换成本），分别在国际流通层次和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分两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和一种当地货币）和三种货币（一种区域化货币、一种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的情形，分析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流通层次的不同导致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截然相反。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在毗邻国家和地区大规模流通的反常现象。
二、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根据前面的划分，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只涉及区域化货币在国际交易中发挥货币职能的问题。我们将在两种场景下考察这一问题。在第一种场景下，可供交易双方选择的货币只有两种：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因此在该场景下我们只需探讨使东道国居民在国际交易中愿意接受区域化货币所必须具备的兑换条件。在第二种场景下，交易双方可以在区域化货币、当地货币和一种第三方货币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仅需要讨论两种货币条件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还必须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对上述问题的影响。
（一）两种货币的情形
货币之所以成其为货币，在于它的广泛可接受性。在国际交易中也是如此。在东道国居民充当国际贸易中的卖方的情形下，他是否接受买方以某种非当地货币B的形式支付对价的决策，是基于他在整个交易（包括采购、出售和货币兑换，如果有的话）中的利益做出的：他能否在这一交易中获得满意的利益以及他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更大利益？这取决于后续交易的性质及其谈判地位、讨价还价能力。如果卖方在后续交易中使用本次交易取得的非当地货币B，面对的是某个不确定的对象（对于货币流通而言，正是如此，否则就等同于物物交换，无须货币的存在），那么卖方在本次交易中对货币B的接受意愿，将受到其后续交易对手的接受意愿的影响。由于后续交易对手具有不确定性，如果非当地货币B不可自由兑换，则除非后续交易对手为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否则他几乎肯定会拒绝接受货币B。考虑到这一点，卖方在事前就不会接受货币B，除非他与货币B的发行国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之频繁度和确定性，达到了完全可以消除上述顾虑的地步。因此，一般来说，可自由兑换是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的必要条件。
更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考察货币兑换成本（根据前文的说明，它是可自由兑换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与货币区域化之间的关系。在两国货币情形下，如果卖方不能确定是否会使用全部非本国货币B购买该货币发行国的商品或者服务，那么该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就会影响他（她）从交易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他（她）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在国际贸易中使用非当地货币B，越愿意使用当地货币A。反过来说，对于买方而言，兑换成本越高，他（她）就越不愿意使用货币A，更愿意使用货币B。由于买卖双方的意愿更难契合和协调，较高的兑换成本就成为国际交易的障碍，兑换成本越高，国际交易越不可能达成。
如果我们用以下方式定义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由于对于任意正数x、y、z，如果x
（二）三种货币情形
考虑这一情形是为了分析货币竞争的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假设第三方货币正在区域化或者已经在所讨论的地域内完成这一进程。三种货币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三角图形表示。
其中环节3表示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之间的兑换关系，对于货币B和货币C来说是对称的，因此不予讨论。环节1和环节2分别表示区域化货币或者第三方货币与当地货币之间的兑换和备选关系，这已经讨论过。但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环节1和环节2相对比，哪一环节的可自由兑换程度更高？或者等价的，哪一环节兑换成本更高？这一区别对区域化货币B的区域化程度有何影响？
根据第二格雷欣法则，在国际货币流通中，“良币”驱逐“劣币”，亦即币值越稳定、可自由兑换程度越高的货币越可能充当国际交易的中介货币。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币值问题，假设区域化货币和第三方货币币值同等稳定，以等幅度同向波动，在这种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成为决定当事人选择交易货币的惟一因素。因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对于国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而言，在考虑三种货币的情况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货币区域化程度就越低，亦即在货币区域化的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正相关。
由于三种货币情形下得到的结论可以依此类推到N（>3）种货币的情形，因此，综合以上对两种情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国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正相关。
三、国内流通层次上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
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在东道国境内作为交易货币，在东道国的居民与居民之间流通。这意味着，该货币已经通过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渠道流入东道国，并替代东道国发行的货币中介交易。这些渠道可能包括边境货物贸易、对持有区域化货币的非居民（例如外国游客）提供服务、接受后者的采购等等。从总体上看，这些导致区域化货币进入东道国的交易发生在东道国的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因此，可以推断：东道国内持有和流通的区域化货币的总量来自国际交易，并取决于后者。在这里，我们将首先考察只存在区域化货币和当地货币两种货币的情形，然后再加入第三方货币进行分析。
（一）两种货币情形
既然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能够取代当地货币中介交易，就意味着它与当地货币在中介交易方面具有相同属性，即普遍可接受性。人们之所以接受它，因为他们预期其他人会接受它。让我们考虑东道国的居民X、Y和非居民W。假设X、Y都和W发生交易。X从W处取得区域化货币B。假设X最初之所以接受货币B，是由于他预期今后会在与W（或者货币B发行国的其他居民，在这里，我们将只考虑W，这相当于把W视为发行国的所有居民的总体）的交易中使用该货币，并且对方会接受它。若现在X需要与Y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他可以选择向Y支付货币B，或者将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根据我们对国际流通层次可自由兑换问题的讨论，这是可行的），再行支付。在后一种情况下，他需要（额外）支付兑换成本。
如果X选择向Y支付货币B，Y是否会接受呢？这取决于Y预期未来会从事的交易。如果Y今后会与W发生交易并支付货币，并且只持有当地货币A，他可以选择向W支付当地货币A（状况I），或者将货币A兑换成货币B（状况II），再行支付。很显然W作为货币B的发行国的居民，更愿意接受货币B（在货币区域化问题的讨论中，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区域化货币相对于当地货币比较强势），除非Y愿意因为支付货币A而作出让步，这可以视为一种“补偿成本”。兑换成本越高，W接受货币A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此他要求的补偿成本就越高。
在预期事后会发生这两种状况的条件下，Y会在事前与X的交易中就选择接受货币B，以便向W支付，因为这种方式相对于状况I而言，节省了补偿成本，并且相对于状况II而言，节省了兑换成本。
反之，如果在此之后，Y与X发生交易，需要向后者支付货币，然而只持有货币B，很显然Y更愿意支付货币B而不是兑换之后再支付（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兑换成本），那么X是否会接受呢？考虑到交易对象Y（以及W），会在今后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X为了实现交易的利益，一定会接受货币B。
再考虑东道国居民Z，他不与W发生交易关系，只与东道国内居民发生交易。如果Z与X、Y发生交易，X向他支付区域化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这取决于Z今后是否会与X或者Y发生交易并向对方支付货币。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今后Z向X或者Y任何一方支付货币B，后者都会接受。预期到这一点，Z就会在事前（本次交易中）接受货币B。①
现在再考虑东道国居民V，他既不和非居民（例如W）发生交易，又不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如果Z在交易中向V支付货币B，他是否愿意接受呢？根据前面的分析，凡是与和非居民发生交易的居民（如X、Y）交易的居民（如Z）交易的居民，都愿意接受货币B，如果V今后会与这些人发生交易，那么他今天会预期到在这些交易中支付货币B不会被拒绝，从而会接受货币B。
以此类推，除非是完全不与外界发生交易的群体，否则东道国居民都愿意在相互之间的交易中接受货币B。于是货币B就以上述方式替代货币A中介东道国居民X、Y之间的交易，进入国内流通。
根据上述分析，兑换成本的高低只会直接影响第一批在国内交易中接受货币B的居民Y的接受意愿，兑换成本越高（从而补偿成本越高），Y就越愿意接受货币B。而其他居民的接受意愿只取决于上一批居民的接受意愿，从而因为Y的接受意愿而间接受兑换成本的影响。因此可以推断的是，从总体上来看，兑换成本越高，东道国居民使用区域化货币B中介国内交易的比例就越高。
定义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率如下：
货币B在某个异国或者区域的货币区域化率
=使用货币B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使用任一货币作为合同货币的全部国际交易金额总和
按照与前文相同的逻辑，可知兑换成本与货币区域化率成正比。根据前文的设定，可自由兑换程度与兑换成本高低呈反向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导出以下结论：在货币区域化的国内流通层次上，如果只考虑两种货币，那么区域化货币的可自由兑换程度与货币区域化程度负相关。
（二）三种货币情形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需要考虑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问题。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区域化货币与当地货币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间的竞争关系方面，我们可以套用适用于国内货币竞争关系的（第一）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在不考虑币值稳定问题的前提下（或者说，其他条件相同），在区域化货币与第三方货币之中，哪种货币可兑换程度低，哪种货币就在国内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
为了更清楚一点，假设区域化货币B（兑换成当地货币A）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如果居民X同时持有货币B和C，他会首先使用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因为如果他今后必须与只接受货币A的群体发生交易，他就必须首先兑换后再行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支付兑换成本，由于货币B的兑换成本比第三方货币C高，先使用货币C，而最终持有货币B，将支付更高的兑换成本。因此，兑换成本高的货币B反而被最先使用。
而居民X的交易对手（记为Y）是否愿意接受呢？由于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兑换成本，而且Y总是可以在今后发生的第一笔付款交易中首先使用货币B，考虑到与X的交易能够带来的商业利益，Y就会愿意接受货币B。
综合以上分析，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兑换成本越高，区域化程度越高。换言之，可自由兑换程度越低，区域化程度越高，亦即国内流通层次的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程度负相关。
四、结论
总之，货币区域化与可自由兑换之间的相关性根据货币区域化的层次而迥然不同：在国际流通层次上，两者正相关；而在国内流通层次上则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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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俗学民俗学教学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黄鹏（1971-），男，广西镇西人，百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57-02
民俗学是一门以记述、研究和阐释民间风俗文化事象为主要目的的人文学科，它研究世界各民族最广泛的民众传承文化事象和生活方式，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广泛地吸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使学生发扬良俗，革除陋俗，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都能得到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为了使民俗学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笔者在分析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对民俗学课程教学作了一番尝试。
一、目前民俗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
在过去的民俗学教学模式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生主要学习的是一些抽象的民俗理论知识，到现实社会中体验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富有个性的民俗事象，学生只能从教材的字里行间或者老师的讲述当中去想象、理解，无法得到具体而直观的民俗生活感性认识。我们知道，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兼有文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许多民俗事象的介绍分析理解，往往涉及上述学科的知识。如果仅凭教师讲述介绍，而没有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体会，想要学生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理解是不可能的。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以往的“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让老师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学识、传达自己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输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中，学生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其主体地位不突出，智力、潜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厌学现象明显，整个课堂显得单调、漫长，气氛沉闷、压抑。
（三）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偏低
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学生通过学习民俗理论知识后，能利用学过的知识对一些常见的民俗事象进行合理地分析、理解。但在以往“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往往注重的是灌输知识，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没有能提供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体验、领会的机会，也没有注意安排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分析的时间，只一味地强调老师讲授要深入，学生笔记要详尽，忽略了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其结果往往是：学生的理论知识系统全面，但应用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生活现象、问题的能力相对偏低。
二、教学改革的尝试
鉴于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找出既符合学科特点，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教学法。笔者认为，民俗学科是一门既重视理论建设、材料分析，又重视面向社会、贴近生活的学科，因此它的教学是既要传授民俗学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研究成果，又要求学生亲自参加田野作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民俗，用自己的手去记录民俗，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民俗。据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根据民俗学学科特点做了一些新尝试，即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组织教学活动，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加信息传递渠道，同时把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看、说、做结合起来，把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起来。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
民俗学具有综合性、空间性、多学科交叉性的特点，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充分发挥教学作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多媒体教学便于学生参与课堂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技术给学生和老师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便利、更畅通、更开阔的对话平台。由于信息量加大，学生接受到的知识进一步扩大，留给学生自主的时间变得更多，思考问题的空间也相应增加，从而促进了他们和老师的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具有多角度、深层次、高频率、活跃等特点。学生有机会一改以往课堂上仅限于听讲、记录的被动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如一个歌圩场面、一个传统寿庆仪式、民俗旅游景点等等图片的链节播放，都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和探究的心理。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上课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判断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和欲望都有了明显提高。
其次，多媒体教学能强化教学内容，增加学生接收的信息量。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加上经费开支过大等原因，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在本专科这一层次开设民俗学课程时，都没有专门的经费统一组织安排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学习。学生对一些民俗事象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这给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多媒体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把各种民俗事项的录音、录像、图片一起搬到课堂上，结合有关的教学内容展示给学生。比如在讲述饮食、服饰、居住建筑等物质生活民俗时，播放类如五色糯米、粽子、各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干栏、窑洞、蒙古包等等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服装、居所的图片；在讲述民间信仰时播放壮族布洛陀或炎、黄帝祭祀大典的录像片断；在讲民间戏曲时让学生欣赏地方戏曲（如提线木偶戏）片断等等。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可以使学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对许多民俗事象耳闻其生，目睹其形，从而增强他们对生活中各种民俗事象的直观感性认识，使一些枯燥且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知识具体形象化，同时也增加了学生接收的信息量。
最后，多媒体技术教学还能拓宽学生的思维。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声音、录像、文字等多种媒体的结合，学生视听并举、手脑并用，在45分钟的课堂上一直保持着兴奋和新奇感。由于情绪振奋、思维活跃、联想丰富、注意力集中，学生的思维广度和深度都高于一般的教学模式。
（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
民俗学课程内容多，时间短，教学任务紧。因此，许多民俗学的老师都对教材进行相应的删减处理，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一般来说，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大多数老师都按照“民俗基本理论”—“各分类民俗”—“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办法”等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讲授。但删减教学的内容后，如何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呢？经多年的探讨实践，笔者认为，“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是一个既符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新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首先，它有利于联系实际生活，培养能力。笔者以为，由于对本专科层次学生的科研理论要求并不高，再加上民俗学架构庞大，内容繁杂，涉及包括人类的物质生话、制度生话、精神生活在内的广阔领域，根本不可能为几十个课时所容纳。因此教学过程中涉及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时，笔者往往本着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的原则，只指导学生撷取理论的精义，没有过多详尽地讲解，而是结合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布置一些交流、讨论、分析的题目，让学生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理解这些理论，懂得运用这些理论解析生活中的民俗事象，培养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比如在讲授人生礼仪时，布置学生介绍自己家乡婚丧嫁娶的习俗，或者让大家分析生日习俗的古今流变等等。通过交流，同学们的知识面得到扩展；通过分析讨论，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其次，它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主导性作用；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对象，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性的地位，这是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在“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布置和组织学生开展交流、分析、讨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主体性地位，注重他们学习能动性的激发和引导，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发挥学生学习潜力，引导放射思维，营造创新氛围。为此，教师也得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而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主动接受教育，主观能动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样的教学，有利于建立教学活动中和谐互动的良好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学生主体性地位的体现。
最后，它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民俗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因此，民俗学的教学必须既重知识又重能力，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既重第一课堂又重第二课堂，既重历史又重现实，以达到建构、倡导新的道德风尚，培养学生全面素质之目的。而在当前的许多高校里，民俗学都是作为选修课来开设的，课时安排较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上述的教学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同时进行，还可以让学生在交流、分析、讨论中养成他们合作探究的精神，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从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来看，第二课堂活动应该是让学生观摩民俗实物，阅读有关图书报刊或观看相关音像材料，实地考察、体验民俗生活，收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等等。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广西百色市丰富的民俗资源及现有条件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首先，我们与百色市民俗博物馆长期合作，将该馆作为我们学生参观、实习的基地，让学生能看到民俗实物，听到详细的讲解，甚至还让一些学生临时充当讲解员。其次，征得学院同意，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百色学院民俗学会。学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或开讲座，或专题讨论，或到附近民俗景点（如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遗址）考察，或举行寒暑假社会民俗调查报告评比活动等等。这样，学生就有一个学习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收集资料锻炼了学生的检索能力、思维能力；实地调查锻炼了学生独立观察能力、采访能力、沟通能力、记录能力及事后整理能力；撰写调查报告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同时，在组织、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在与学生共同研究探讨中，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近了，教师的知识领域扩大了，学术气氛活跃了，最终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范式;民主
伴随着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的兴起,学术界陆续展开了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就。但是,由于人们大多是在市民社会的话语系统内而不是自觉地把“公共领域”从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研究,既影响了对它的纵深探讨和通约性把握,也遮蔽了它的学术价值,这就导致对它的研究总是停留在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简单应用层面,而缺乏学术通约性的把握和旗帜鲜明的理沦定位。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背景,本文尝试把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话语中离析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予以学理建构性的专题探讨,试图形成一个属于公共领域本身的理论话语系统,并据此探讨其政治哲学意义。
一、公共领域理论话语的提出
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但作为一个现论话语则是肇始于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的理论分歧。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维护,欠缺的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美德、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的追求。它在实践上的建制化容易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共和主义理论试图以建立共识为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它强调对公共利益和公共善的追求,认为公意代表了全体公民的普遍的、最高的公共利益,它既是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社会整合和道德认同的基础:但卢梭的公意说缺乏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度化维护,无法在现实社会中独立地建制化,因而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以公意取代私意、以极权取代民主、以道德认同取代利益认同、以“心灵共识”取代“辩论共识”。所以,它并没有真正解决现代多元社会的公共认同问题。
那么,应该怎样解决这一理论分歧呢?
从理论上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公共性问题。学术界对它的理论解决经历了一个逐渐明确化的过程。可以说,它开始于康德对启蒙的反思,中间经过阿伦特的发展,再通过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渐趋成熟。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问源自他对启蒙问题的思考。他认为,启蒙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就个人而言,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就全人类而言,启蒙是一种通过人类理性而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因此,“无论是哪种情况,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因为,人类摆脱不成熟状态而达至启蒙的唯一途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即“一个写作和出版的问题。康德解释说,按照我的理解,理性的公共使用就是任何人作为一个学者(celehner)在整个阅读世界的公众面前对理性的运用’。这就是‘公共的’这个词的最真实的意义’”。这是一个与各种阅读群体、舞台、信件的出版交流等联系在一起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人们的言论是公开和自由的。所谓公开就是学者公开说话、公开传授真理,所谓自由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批判。在康德看来,“公共的”世界是一个在广泛的市民阶层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的世界。“各色人等混杂组成的群体”相互讨论、争辩和批判,享有使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同时也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这意味着权力不是无限的,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先验公意原则。只有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是由人类自由地运用理性的天然本性所决定的,也是人类自由地进行意愿表达和自由决定自己行动的天赋权利。这样,与卢梭的公意产生过程只有公民的喝彩而无公众的公开批判与辩论相比,康德强调的是学者的言论自由和公开批判,通过公共性过程产生的共识是辩论的共识。这就为“公共性”的发展开拓了一个自由辩论与公开批判的新空间。但是,康德的这种建立在人类公开运用理性的天赋权利基础上的先验公意,也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通过公共领域理论来解决就有了说服力。
阿伦特是最早明确提出“公共领域”并对之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在阿伦特的视野里,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所确立的市民社会或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相分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政治现象,因此,要想说明和解决20世纪复杂的政治问题就必须建构新的理论范式。为此,她对人类的活动及其相对应的社会领域作了三分,提出一个“劳动—工作—行动”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私人领域一社会领域一公共领域”的三分理论框架,以取代以国家与社会二分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论范式,并据此建立起来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系统。她认为,劳动(私人领域)是人消耗体力、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工作(社会领域)是人利用工具制造耐用品的活动,是一个由目的或手段所决定的无意义世界;唯独行动则是人们既不受必然性的约束也不受功利考虑的制约而进行直接交往的真正自律的人类活动。这种作为行动的活动的范围,就是公共领域。其特征在于:它是一个排除了任何仅仅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而以公开自由的身份从事政治活动的空间。在公共领域里,独立个体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然后汇总选出代表,进入更高一级的协商讨论中去,最终达成多元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并以此为基础决定一般的公共规则和特殊的公共决策。这样,在公开的、“持续”的“行动”中社会的多元共识得以形成并随之持续发展,从而为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持续性’’的政治热情和共识基础,这就为解决西方社会危机确立了一条新路。
康德对“公共性”的追寻和阿伦特对“公共领域”的共和主义解读,为哈贝马斯在更宽阔的理论视野上建构公共领域的话语系统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平台。事实上,以康德的启蒙理性(自由观)和阿伦特的共和主义(政治自由观)为理论基础建立的“公共性”理念,不仅成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核心理念并使之彻底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且还成了贯穿哈贝马斯思想发展的一条潜在主线。从早期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公共领域理论的系统论述,到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对“交互主体性”的讨论,再到晚期的程序主义民主对当代全球政治的关怀,无不体现了哈贝马斯对康德“理性的公共运用”和阿伦特积极的“公开政治行动”的遵从和发展。并且,在公共领域功能的拓展、公共领域概念的确定以及公共领域理论的建构上,哈贝马斯都超越了前两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有了哈贝马斯才有了公共领域的理论话语。尽管哈贝马斯在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完成了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创造性研究之后,因“另有理论关怀”而没有继续就这一理论本身进行深入研究,但公共领域问题始终像一个影子一样或明或暗地不离他的左右。无怪乎哈贝马斯会在1989年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一个英译本问世而举行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主题研讨会上,首次公开声明该书是他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所以说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已经从市民社会的话语中独立了出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这表明,“公共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话语系统获得了自己的理论域,如果继续把它放在市民社会的概念下势必会遮蔽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领域理论的学术特征
“公共领域”本身具有独立于“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的理论规定性,它有着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品质和理论内容。从学术特征来看,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是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中介场域,它本身就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占据着一个不同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空间。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独特内涵和外延的社会科学范畴,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理论规定性。所谓公共领域,“指的就是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依托 市民社会又独立于政治国家、介于公共权力和市民社会之间并联结沟通二者的社会中间地带;是由享有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权利的私人组成并向所有社会公众自由开放,通过对话商谈、公众舆论、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权力和其它社会势力进行监约,并能够推进国家与社会实现互动的民间自治领域;它是以参与者、沟通媒介和(达成)社会共识为内在结构,以能够形成公共伦理和公共理性的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为外在形式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这表明,公共领域概念的提出蕴涵了一种价值追求,而这种价值追求是由一组理念提供的,而这些理念的形成和存在则又是依托一定的现实形式作为载体的。也就是说,由公共场所、公共传媒、社团组织和社会运动等公共空间所构成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是公共领域观念描述的现实对象,也是蕴涵公共领域理念及其价值性意蕴的现实寓所;这是一个向所有公民自由开放、由交往和对话组成并介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社会性存在。而理念层面的公共领域则被用来指称这些感性现象的抽象性本质,是一个蕴涵和表征公共伦理、公共理性的精神系统。它是对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公共领域的一种理论描述。它与公共领域的实体性形态相契合构成了一个内涵和外延统一的完整概念并孕育了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性意蕴。可以说,公共领域概念代表着一种以公共利益为内容、以公众自由平等参与为形式、以理性商谈和理性批判为目的的社会交往空间。它是一个具有实体性、分析性和价值性存在的复合性范畴,它占据的是一个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理论空间。
其次,“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市民社会”有着显着不同的理论范畴。尽管人们对“市民社会”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但其基本含义却难以离开黑格尔和马克思所确定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个范畴,即不能把经济活动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从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来看,它应该是由各种形式的资本所主导的社会因素运动中形成的个人、家庭和社会组织的各种向度和深度的互动关系的总和。这是一个没有公共权力属性而完全个体化的活动空间。与之不同的是,公共领域作为社会与国家的中介虽然也具有一些私人性特征(如自治、自愿、非强制等),但它却既把经济交往领域排除在自己之外又与公共权力直接相连,成为私人(或私人性团体)与公共权力互动的平台,并且具有公共性特征。在其作用上,公共领域既可以整合和表达民间的要求,又能促使公共权力接受来自民间的约束。因此,它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概念。这表现在:从实体形态上看,公共领域虽然依托于市民社会,但它只是属于市民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虽然与“市民社会”有交叉,但却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它既与市民社会中的私人个体和家庭不同,也与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交往领域有异;既不会把手伸进个体的私生活之中,也无兴趣于干预市场交易和经济活动。
再次,“公共领域”又是一个与“政治国家”不同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内涵和本质决定了它是一个独立于政治权力的领域。从政治上看,公共领域不是政府权力的延伸,也不会参与或受制于政治权威,而是社会公众表达自己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它既不以追求政治权力为目的,也不受政治规则的左右,即便是具有政治追求目的的传媒和其他社团组织,当它一旦进入公共领域并参与其活动时,也就脱去了其政治外衣回归了它的本真状态——公共性追求。所以,公共领域不具有强制性、性和普遍约束力,也不会去“统一思想”和压制言论自由,而是作为“私人”的“公众”自由地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普遍利益”方面交换意见、形成共识、产生压力的“场所”,是人们独立自由地交往、沟通的共同活动空间。可以说,公共领域既是独立的私人之间的联合,又与政治权力保持着适度的关联,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和平台。
总之,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之间并独立于政治国家又依托于市民社会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批判领域。它既不同于公共权力,也不同于市民社会,而是有其特定本质的社会存在和理念形态。
三、公共领域理论范式的政治哲学意义
从政治理论发展来看,公共领域理论范式试图建立一种超越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之外的新的政治理论,这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实践中暴露出的矛盾与困境提出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从而为西方民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自由主义民主(间接民主)理论所要解决的是如何通过限制公共权力的不当行使来保证个****利的实现的问题。为此,它通过设计一套形式化的权力分置、制衡和监约的法治机制来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但它存在的问题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过分追求容易导致个人政治参与热情的降低,诱发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进而使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出现危机。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则从解决这一问题出发,强调如何落实公民的政治普遍参与并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在它看来,政治合法性只能来自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普遍的直接参与。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就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政治、按照公共意志的指引决定公共事务的社会。但是,这种建立在“在场的”直接民主形式在现代社会已失去其存在基础,它无法独立地建制化——如果离开了法治、和个****利,其独立建制化的结果只能是极权主义暴政。这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自由主义的间接民主虽然是“弱势的民主”,但却被证明是唯一可以建制化的制度安排;而“在场的”直接民主虽然可以使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厚实起来,但却无法在整体上替代代议制民主。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两种民主传统的各自局限性而找到二者的结合点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普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冷漠症,又能够使公共权力制衡建制化防止极权主义暴政呢?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可以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规范性方向。
首先,公共领域理论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起到了某种纠偏与修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着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商讨机制,它既是形成公共理性的社会根基,又是公众广泛认同、真诚信仰和积极参与的组织平台、制度支撑和实现途径。公共领域理论主张,凡是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必须在公共领域里由公众进行充分自由的公开讨论、协商以达成共识;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再是少数官僚或政治精英的专利,而是诉诸经过公众讨论、协商和共同认可而形成的法律(宪法)。因而,这种具有法理型权力合法化形式的政治体系就获得了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第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在国家和公民之间架起一座理性沟通的桥梁,从而缩小公民与国家的间距,增强公民的民主参与热情,进而对自由主义民主所无法克服的公民的政治冷漠症起到某种医治或纠偏作用。这是因为,公共领域把国家与公民既隔开又连接起来,这既减少了由于国家直接面对公民而出现政治冲突的概率,又增加了国家与公民沟通的多元通道,从而使公民与国家的联系紧密起来。再者,公共领域的社团组织、传播媒介和社会运动等中介机制为公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交往舞台,促使社会公众能够走出私人生活的一己空间,积极参与到广阔的社会交往领域之中。这些公共领域的媒介机制提供了公民表达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以及实现自主性的舞台,从而为公民进行独立自主的社会政治交往活动提供了适当的资源、组织便利和合法性保障。第三,以公共领域的机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话语民主模式修补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缺陷,从而丰富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民主理论。公共领域理论所提出的协商性民，！主,并不是建立在正式的受宪法调节的协商和决策的基础上,民主过程必须依赖于不具有正式形式的公共意见的供给,这种公共意见在理想情况下是发生在一个未受颠覆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结构之中的。它主张,凡是涉及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须由公民进行充分的 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或共识。这种通过交往网络而发生的理解过程,体现了一种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公共意见的形成过程、建制化的选举过程、立法的决定之间形成了交往之流,这种交往之流的目的是确保能够通过立法过程而把舆论影响和交往权力转移为行政权力。
其次,公共领域理论又修补了共和主义民主的理论欠缺和落实难题,并确立了一个异于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的新的民主方向,从而为民主的发展增添了新的理论活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共领域为公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公共领域理论所提供的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直接选举公职人员,而是通过自由形成的中介组织以公众舆论或社会压力的形式对公共政策的产生、公共权力的取得与行使、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形成若明若暗的压力来实现的。这与共和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直接民主有很大不同,并且容易在代议制的框架内得以建制化,从而避免直接民主的乌托邦性。第二,公共领域通过把“话语民主”形成的“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权力而实现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约。在公共领域的话语里,人民被分散在了民众的自由交往和理性沟通之中,公民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交往,以自由言论和自由结社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以此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进而把话语交往权力转换成制度权力并与其一道形成强大力量发挥其民主作用。第三,公共领域对公共权力具有强大而切实的监督制约功能。公共领域理论通过肯定并强调社会中间力量在政治运行机制中的作用而彰显其民主功能,从而对共和主义民主的建制化弱势起到了修补作用。公共领域中的各种社团组织构成了建设民主社会的基础,是防止“民主的暴政”的重要机制。
总之,公共领域作为存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它能够把独立个人间的相互承认和自主交往关系升华为一种普遍关系,形成公共伦理,达至公共理性。因此,它虽然似乎具有某种私人性,但却通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的桥梁而把旨趣指向了公共政治领域,产生了具有政治价值的公共性。一方面,政治国家通过公共领域获得公民的政治见解,也赢得他们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另一方面,公民通过它也获得发表政治意见和参与政治的更多途径和机会,实现自己的民利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约,从而推进民主、法治和****的实现。因此,探讨公共领域问题,既能够为当今中国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空间,也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探讨开辟新的视域,同时在实践上对于我们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促进民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建设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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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网络书店的激烈竞争局面，如何形成网站的“黏着力”是一个核心问题。网络书店应通过构建虚拟社群维持网民关系，提升人气，创造网民与网站、网民与网民之间的良好互动。
关键词：网络书店虚拟社群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书店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网络书店以其丰富的品种、优惠的价格、便捷的购买方式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再加上配套的物流与支付渠道的完善，网络书店经营业务呈现出蓬勃的增长态势。据2009年一季度的调查显示，网络书店的销售份额已超过了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10％。越来越多的传统书店“试水”新媒体，网络书店经营者也纷纷拿出各种策略吸引网民，提升人气。在目前各大网络书店产品质量和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如何将网民聚集到网站当中。创建网民与网站的密切联系，形成网站的“黏着力”，是一个核心问题。而虚拟社群的应用是网络书店创造经济价值、打造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一、网络：独特的消费场域
网络书店经营依托的平台主要是网络媒体。网络书店并不是将传统书店简单移植到互联网当中，其本身蕴含着一种新的传播理念和营销方式，这是由网络媒介的特性所带来的。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讯息。他给媒介下的定义是：媒介是我们适应环境时产生的无意识效应。每一种媒介承载的感知或意识偏向——我们最意识不到的方面，正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东西，比媒介“内容”产生的影响要大得多。网络媒介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交互式媒介。它通过构建虚拟社群满足人们的沟通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消费环境和消费体验。在传统的书店营销中，人们或许看重的是品质、价格和渠道，但在网络环境中，网络媒体所具有的交互性与虚拟社会属性赋予了书店营销新的生命力。
从传统书店到网络书店，产品(内容)或许没有太大变化，但是消费情境已全然不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他们在网络书店上消费的不光是书籍，还有一种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由网站提供的多样化服务所营造，并在网站与网民、网民与网民之间的互动中形成。在新媒体环境中，决定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因素除了商品的外观、品质和价格之外，还来源于一种基于认同之上的归属感、沟通中的愉悦感，以及互动过程中的社会身份赋予。所以，如果网络书店仍只是一味地用产品种类和价格优势去吸引顾客，而不注重挖掘基于互联网的用户需求，那与传统销售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也不能发挥出网络媒介的特点和优势。
具体而言，网络书店消费与传统书店消费的区别在于：
1、网络书店将“人与书”的关系提升至“人与人”的关系。在传统书店当中，每个消费者之间基本处于隔离的状态，他们因为偶然的因素聚集到书店，各人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离开，彼此之间没有直接交流的机会，关系是松散的。在网络书店当中，网民不只是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图书，还可以了解其他网民在读什么书，发表了什么样的评论，并能直接与其他网民就同一本书展开讨论，在互动中创造关系，通过关系产生认同感。群体传播的形成和互动关系的创建有利于提升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的心理体验。
2、网络书店将“纯书店”的形态变为“书店+书斋”的形态。传统书店与书斋是分离的，书店是公共场所，而书斋是私人领域。网络书店则可将两者结合起来，除了能为网民提供丰富的图书资源，还能使每一个网民拥有自己的私人书斋。公共空间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网络书店营造着一种“家”的氛围，这个“家”是个性化的，反映着网民个人的品位和爱好，并能由此衍生出新型的网络人际关系，使网民与网站的关系更为密切。
3、网络书店将“一对多”营销变为“一对一”营销。对消费者而言，传统书店提供的服务是粗放的，图书按类别上架，消费者在各类图书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传统书店很少考虑读者的个性化需求，延伸提供得较少。而网络书店可以实现有针对性的营销，将每一位网民看成有独特消费习惯和消费偏向的个体，对其消费行为进行分析。用最适当的诉求方式向网民促销。提供贴心的服务。提高网民的满意度。
网络书店作为一种独特的消费场域。网民个人拥有极大的自主性，他们不仅可以快速搜索到自己需要的书籍，还可以对书籍进行评论，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另一方面，在网民之间，以书为纽带构建起某种联系和默契，他们可能有着相同的兴趣和爱好，他们可能会选择同一本书或同一类书。他们可能都热衷于参与到书籍的评论中去，并通过网络来结识志同道合之人。简而言之，以网络为媒介的传播不只着眼于资讯的传送接收，它更重视参与和互动，进而建构起一种共享某种价值的“伙伴”关系。
二、网络虚拟社群及其特点
虚拟社群“由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的人有意识地组成”，可能保有真实社群的特征，包括互动、共同的目标、认同感和归属感、各种规范、不成文的规则等。虚拟社群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持续性的互动，并从互动中发展出互相信赖及彼此了解的气氛。台湾学者万荣水、粱瑞文将虚拟社群的演变归纳为四个类型：一是传播资讯、经验分享；二是线上交友、凝聚情感；三是消费兴趣、产品及内容导向；四是强调即时互动的社群连结。虚拟社群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能通过发表讯息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体验，并通过网络平台结识朋友，在互动中形成情感认同。虚拟社群在网络购物中的应用还体现在。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提供个人化的服务，优化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形成强烈的“黏着力”。并能利用即时互动机制。将网民集结起来，形成一个有共同目标、利益诉求和认同感的群体和团队。“一旦虚拟社群形成，它最宝贵的资产有两项：一是社群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对社群的忠诚度，一是社群累积了丰富的成员资料，对成员的生活风格、消费风格以及购买习惯了若指掌”。
网络虚拟社群的特点：
1、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之上。网络虚拟社群并不以地理区域和面对面沟通为前提，而是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人通过网络聚在一起，分享经验，交换心得。讨论大家关心的话题。网络书店突破了原来地理上的局限性。联结起所有网民个体。同样作为爱书之人，能够在网络这个开放的平台上畅所欲言。
2、通过沟通与交流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虚拟社群的形成来自于“互动”，网络成员在充分的讨论中形成某种文化共通感，满足他们学习、分享、兴趣、幻想、建立新友谊的需求，增加归属感。
3、在群体环境中塑造自我形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除具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之外。还有两种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群体交往中，个人往往根据特定的交流情境选择适当的言辞和表达方式，以期获得他人的尊重。实现自我的价值。虚拟社群的匿名环境鼓励人们去创造网络身份，网民通过表达个性化的观点，对社群产生影响，获得杜群对自我的评价，不断完善自我形象。
三、网络书店开发和经营虚拟社群的方式
现代营销理论强调4C原则，即Customer(顾客)、Cost(成本)、Convenience(便利)和Communication(沟通)。4C理论认为，企业应充分了解顾客的需求，为顾客提供良好的服务，减少顾客精神和体力的耗费，并通过积极有效的双向沟通。把顾客和企业双方的利益无形地整合在一起。在网络营销中。我们可以对4C理论中的Communication(沟通)原则进行引申：网络营销不仅要实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沟通。还应为顾客与顾客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创造便利条件，即通过建构虚拟社群来提升顾客体验，增强顾客心理上的认同感，进而树立电子商务网站的良好形象和口碑。稳固现有顾客，吸引更多潜在顾客。
网络书店开发和经营虚拟社群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建立开放式讨论平台。网络书店通常都会提供评论功能。对于每一本图书，网民都能自由地发表评论，分享关于同一本书的读书心得和体会。如当当网，在每一本书的内容介绍之后，提供了便捷的“写评论”功能，并可以选择“心情指数”和“阅读场所”，同时可以对该书评分。开放式讨论平台的建立体现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用户的主体性得以发挥，在多元评论的表达中形成用户与用户之间的经验分享，共同体会读书的乐趣。对于要选购书籍的网民来说。其他网友的评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阅读他人评论的时候，网民还可以评判其“有用”或者“没用”。网民的投票代表了群体对于某篇评论的认可度，对于评论发表者而言，这无疑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卓越网除了为网民提供针对书籍本身发表的“用户评论”功能外，还提供了允许更随意交流的“用户论坛”，网民可以自由发起话题，这使得网民的线上交流更为轻松。
2、挺供博客(个人空间)服务。博客可以抒发和记录个人情感，展现个人思想，是网民进行自我表露的重要途径。博客以其对话和互动机制使网民聚集起来，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促成了交流圈子的形成。在当当网上注册之后，网民即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个人空间中除了有订单管理、账号管理等常规内容之外。还可以集纳网民发表的所有评论文章，并能查看到其他网友的留言。网民与网民之间可以互相“关注”，这类似于博客订阅(RSS)功能，一旦网民的个人空间有了更新，“关注”他的其他网民就能即时获知。通过这种方式，网民之间建立起默契，能实现深度交流，继而产生认同感和凝聚力。当网民之间发展出密切的人际关系时，他们将舍不得离开这个社群。将博客功能做得较为完善的是亚马逊网站()，它提供了包括作者博客、编辑博客、专家博客等几种形式，并将博客文章按主题(topic)分类，为网民浏览博客设置了便捷通道，其评论、推荐、定制、订阅功能也一一俱全。
3、提供“个人化”平台。网络书店在构建虚拟社群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每一个网民个体的需求。为网民提供个人化的特色服务，使其在网络中找到“家”的感觉，这样才能实现顾客维系的目标。当当网提供了面向网民个人的“在线书架”功能。使用“书架”功能，可以将自己的图书整理到书架上，并标注哪些正在读，哪些已经读过，哪些还没有开始读。网民可以用这种方式记录自己的阅读进度，将读书生活延续到互联网中。每个人的书架都代表了一种独特的阅读喜好，通过网络的联结，网民可以认识与自己兴趣相投的朋友。
4、设立评论员制度。对于网民的原创评论，网站应建立适当机制予以评价和鼓励。“评论员制度”是激发网民的积极性、增强网民的归属感、提升其忠诚度的重要途径。例如，当当网将评论员头衔分成初级、中级、高级、特级、专家级五个级别。评论员头衔的获取与网民写评论的积极性和评论的质量直接挂钩。卓越网则将那些优秀的评论者分为千佳评论者、百佳评论者、十佳评论者、最佳评论者。当网民拥有这些“荣誉”之后，将会提升其在卓越网中的地位和声誉。并能参加卓越网组织的各类活动。网络书店设立的评论员制度能够赋予网民某种网络身份，使网民不断确认自己是属于哪个群体或文化圈子中的一员。
5、利用信息关联技术满足网民需求。利用语义分析技术和关联技术，网络书店可以根据网民的信息选择为其提供同类商品推荐及相关商品资讯。即以内容为导向。挖掘网民的消费兴趣，为网民量身定制产品清单，让网民充分感受到网络书店的便利性，帮助网民节省寻找商品的时间和成奉，实现网站与网民之间的利益整合。当当网和卓越网都提供了这样的服务。当网民选择某一本书的时候。网站会自动关联到相关商品，并以“购买此书的顾客也购买了”、“查看此书的顾客也查看了”、“相关新品推荐”、“浏览更多同类商品”等方式列举出来。网站还能通过分析网民的浏览历史来进行书籍的个性化推荐。
6、由网民作为信息生产者对网站内容进行创造和提升。网民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生产者。信息生产者的角色体现了网民的主体意识。网民通过适当的形式为网站作出贡献，有利于增强其对网站的归属感，前文提到的为网站写评论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当然。还可以通过更多途径来实现网民协作创造的主体性。例如，蔚蓝网为网民提供了“添加标签(tag)”功能，每个网民都可以自主为每一本图书添加个性化标签，同时可以根据标签来查看相关的图书列表。标签是由网民创造的一种图书内容索引形式，它成为传统图书分类法的有益补充，为网民获取图书信息提供了更为灵活的“指引”。
7、举办网友活动。传统书店为维系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通常推行会员制，定期举办会员活动，例如书友会、读者见面会、人文讲座等。这种形式在网络书店的经营中仍可以采用。网络书店可对网民资料进行分析归类，举办适合各个群体的网民参加的特色活动，将网民的线上联系延伸至线下。为拓展网民的现实社会关系创造契机，同时进一步巩固社群关系，增强社群意识。不过，从目前网络书店的经营现状来看，由网站组织的面向网友的活动还显得不太丰富，活动创意性也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