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6 19:15:35
备课过程中，笔者贯彻课程标准中的“让学生掌握诗歌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表现手法”的要求，决定以高考试题中常见的命题方式用两个问题来讲授这节课。
笔者在第一个班的教学中，简单介绍了杜甫的身世后，直接板书了两个问题：一是鉴赏首联和颔联的表现手法；二是体会作者在颈联和尾联中抒发的苦痛和忧思。有很多学生下意识地翻出了笔记本，翻到了以前给他们总结的诗歌鉴赏的表现手法，开始对着“条条杠杠”找答案。不少学生比较顺利地回答出了“视觉、听觉相结合”“色彩渲染”“叠词运用”等手法，踩到了考试的得分点。在鉴赏颈联和尾联的过程中，学生结合文下的注释，扣住关键词，如“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艰难苦恨”等，也挖掘出了杜甫因长年漂泊、疾病缠身、忧国忧民而产生的“苦恨”之情。
一堂课结束后，看似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吸收和消化，结合自身的思考和见解，得出全新的观点。就学生来说，就是指在对文学作品进行了理解和反思后，对作品中有争议或有待商榷的地方进行匡正或者反驳，并结合自己的思考和经验，得出具有创新性质的新观点。“阅读批判”涵盖的范围很广，作者的观点态度和思想情感、写作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意义、作品的内容性质和表现手法等都包含其中。
作为中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应该注意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和求知欲，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要浮于表面的现象，对深层次的难题要迎难而上，锻炼自己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阅读批判”的批判质量和创新性阅读的创新程度。
“阅读批判”是创新性阅读的最终结果，也是最终目的，“阅读批判”还是一种文学素养的提升途径。任何一部被冠以伟大的作品，都是因为有阅读批判的存在才能揣摩出越来越多的真知。所以，阅读批判也能让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做到真正发现阅读之美，完善阅读策略。
四、三者关系
如果把创新性阅读比作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话，“阅读期待”就好比是量变的开始，而“阅读反思”则是质变的过程，“阅读批判”就是质变的结果。“阅读期待”是创新性阅读的前期准备，“阅读批判”是创新性阅读的后期关键，“阅读反思”则是连接两者的中期纽带。“阅读期待”需要通过“阅读反思”才能实现，而“阅读反思”的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阅读批判”的力度和深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阅读批判”三者共同构成了创新性阅读的完整过程，是学生进行创新性阅读的具体实践途径。阅读文学作品，是为了创造出新的文学作品；感悟文学思维，有利于思维的创新，这是创新性阅读的真谛，也是学习语文的根本目的。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市第一中学（413000）但笔者总觉得课堂缺少了点味道。似乎这节课学生只是通过笔记本和注释解决了两个问题，而教师的引导与启发少之又少。即使现在倡导要把课堂还给学生，也并不意味教师仅仅成了出题人甚至是旁观者。教师应该担负起引导他们走近诗人、走进诗歌的角色。
于是在第二个班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转变了思路。首先从诗题讲起，登高是古人过重阳节的一种习俗，一般是全家人在自己的家乡登上高处望远赏景。话音未落，便有学生说，“但是杜甫是一个人去的！”显然，细心的他看到了“独”登台。心中一喜，这个重要的信息，在诗题的解释中被发现了。
接着，笔者引导学生回忆，杜甫曾经写过另外一首登高诗《望岳》，尾联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年轻的杜甫在漫游时期的作品，年轻气盛，自有一种敢攀高峰、俯瞰一切的决心和勇气。而这次年迈又孤独的杜甫在登上高处后，仍有“一览众山小”的气概么？学生沉默，语文课堂上真是需要这样静悄悄的精彩，真正的思考是沉默的。有学生开始主动回答，他看到了“猿啸哀”中的“哀”，这足以证明杜甫和年轻时候的心态不一样了。
笔者继续引导，除了听到“猿啸哀”，杜甫还看到了什么？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学生迅速圈画出了“风”“渚”“沙”“鸟”“落木”“长江”等意象。意象当然不够，诗人笔下的每一处景物都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反映，笔者提醒学生注意这些意象的修饰语。有学生联想到了《唐诗宋词选读》中已经学过的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拣尽寒枝不肯栖”，也许杜甫就是那只盘旋空中的鸟，只是他比“不肯栖”更凄凉，是真正的无处栖息。尽管也有不是很准确的理解，比如“不尽长江滚滚来”，因为前面刚讲过“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有学生就联想到杜甫的愁情也像滚滚长江一样，永流不尽。这样思维火花的碰撞在上一个班级中是断然不会出现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理解并不是一件坏事，且不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不也证明了过去的知识在他们脑中已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吗？前后知识的贯穿，更是课堂有效性的一个证明。
在和学生共同探讨首联和颔联的过程中，“景”和“情”之间的关系不能轻易界定。杜甫并不是要借助一、二两联的景来抒发三、四两联的情。设身处地，一位年过半百、疾病缠身的老人，漂泊半世，心情早已纷繁复杂，这“情”又岂是由眼前之“景”生发的？必然是因为“情”如此，眼中看到的“景”才如此。所以笔者把原先预设好的问题“鉴赏颔联、尾联，说一说作者想借助眼前之景抒发什么样的感情”改为“鉴赏颔联、尾联，说说诗人为什么写出的都是凄凉萧瑟之景”。学生很自然地就反应出这是与诗人的遭遇和情感有关系的。结合诗句，再呈现背景，不难总结出，杜甫在晚年时的长年漂泊之痛、离家遥远之苦、秋景萧瑟之悲、暮年多病之惨、孤苦无依之伤、国事艰难之愁。所以，更深入地去分析情感上的层次性，自然需要教师的指点了。
论文摘要:中华诗国，诗人万千。伟哉杜甫，诗中圣贤。人品诗品，齐驱并。人品不俗，诗始高稚。诗史长河，众流所汇。诗圣杜甫，兼摄众美。一杜诗，蕴含深广。社会百态，自然万象。一部杜诗，诗艺渊获。流传千祀，脍炙万口。一部杜诗，爱国教程。弘扬诗教，广育精英。
中华诗国，诗人万千。伟哉杜甫，诗中圣贤。家世绵远，“奉儒守官”。席丰履厚，家学渊源。远祖杜预，名儒名臣。统一西晋，屡建功勋。杜甫仰慕，励志修身。“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祖父审言，沈宋鼎峙。确立律体，每多佳制。杜甫传承，龙吟虎视。激励儿曹，诗乃家事。
黄河赴海，篙岳摩云。生长中原，强记博闻。七龄咏凤，早慧惊人。九龄书字，笔扫千军。行年十五，阔步文林。读书万卷，下笔有神。年近弱冠，寻幽吊古。纵览吴越，振衣天姥。放荡齐赵，呼鹰逐虎。继游梁宋，复访齐鲁。李白并髻，高适继武。快意畅怀，九历寒暑。山水登临，烟霞吞吐。教化耳闻，风俗目睹。开拓视野，疏渝灵府。吟兴勃发，笔飞墨舞。望岳神驰，追踪尼甫。绝顶纵目，众山皆俯。
西归长安，理想超群。贤路宏敞，立登要津。致君尧舜，大展经纶。治国化俗，国富民殷。孰知盛世，危机日显。君主荒淫，酒色沉酒。奸相忌贤，大权独揽。蕃将骄横，恃宠谋反。仕进无路，十载沉沦。缺衣少食，茹苦含辛。幼子饥卒，邻里声吞。农村凋敝，赋税交侵。饿俘在野，肉臭朱门。洞察隐患，忧国忧民。发为吟咏，动魄惊心。《奉先咏怀》，传诵古今。
安史叛乱，诗人切齿。投主陷贼，谏君件旨。流亡放逐，一生九死。《月夜》《春望》，血泪满纸。《述怀》《北征》，无愧诗史。两京收复，官复拾遗。忠言逆耳，优谗畏讥。《曲江》二首，心痛陵夷。留春无计，感慨嘘啼。贬官华州，案犊繁忙。怀念亲旧，东访洛阳。陆浑小住，满目凄凉。《忆弟》诸什，手足情长。此时唐军，邺城平叛。决战溃败，生灵涂炭。西归见闻，心惊泪溅。《三吏》《三别》，长留史鉴。
君王自圣，华州弃官。栖身无地，陇右颠连。峻险道路，伟丽山川。苍茫关塞，幽邃林泉。名胜乌啼，古迹碑残。征戍不息，烽火屡燃。采药拾橡，晨馁夜寒。异境频写，百感毕宣。历时四月，杰作百篇。诗风不变，自辟新元。《秦州杂诗》，五律奇观。《同谷七歌》，泣鬼惊天。遣兴、咏物，感慨万端。纪行、怀友，历代盛传。
去陇人蜀，艰险备尝。初到成都，借住僧房。友好资助，始建草堂。几行垂柳，一曲清江。白鸥戏水，红藻送香。陶情怡性，屡见诗章。热爱自然，善写风光。乌云乍涌，狂风态肆。卷茅破屋，冷雨继至。长夜难眠，厌乱思治。安得广厦，大庇寒土。天下皆欢，独甘冻逝。仁声雷鸣，爱心火炽。慷慨悲歌，震撼百世。此日西蜀，已非乐园。军阀混战，吐蕃寇边。放眼南北，遍地烽烟。安史未平，外患连绵。朝政昏暗，宦官专权。大唐天下，风雨如磐。草堂虽好，寝食难安。心忧国难，情系民艰。构思敲句，涕泪汰澜。四百余首，照耀诗坛。
客蜀五载，每念故丘。携家东下，暂寓夔州。老病交困，大愿未酬。江山信美，岂解百忧!家国迁变，人物去留。盛衰何故?荣瘁何由?抚今忆往，如续在喉。长吟短咏，瀑泻泉流。四百余首，美不胜收。众体兼擅，七律更优。《秋兴八首》，垂范千秋。
夔府孤城，两见菊黄。始出三峡，欲返故乡。江陵留滞，公安仿徨。以舟为宅，漂荡湖湘。身历眼见，百孔千疮。官厌酒肉，民少糟糠。税繁租重，卖女难偿。村无烟火，巷有豺狼。万方戎马，四海灾殃。天意难问，人祸未央。写实书愤，心瘁神伤。舟中苦热，蚊纳猖狂。饥渴困顿，病人膏育。犹存厚望，多难兴邦。文星邃陨，四野苍茫!
人品诗品，齐驱并驾。人品不俗，诗始高雅。伟哉杜甫，志存远大。希圣希贤，胸怀天下。终生不遇，颠沛流离。匡时淑世，此志不移。许身樱契，人饥己饥。举家冻饿，更念灾黎。一身正气，满腔仁爱。爱亲爱友，爱山爱海。尤爱吾国，务求安泰。尤爱吾民，惟恐伤害。惟其爱挚，是以恨深。恨官贪暴，恨君昏淫。穷兵默武，恨乱乾坤。殃民祸国，不与同群。
杜甫与陆游二人都生活在一个乱离的时代,这使他们对诸葛亮这位安邦定国的忠臣良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同时,杜甫与陆游都出身于士大夫之家,家庭的传统教育使他们都有着致君尧舜、救民水火的远大政治理想。但事与愿违,二人终生都未能一展雄才,只能空怀抱负,以诗文终老。而诸葛亮则正是儒家兼济的典范,是君臣相得的最佳范式,所以这两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到四川后见物思人、触景生情,自然就会生出无限的感慨。可以说,正是相似的时危世乱的时代背景和怀才不遇的多舛命运使相隔近五个世纪的两位大诗人在情感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就诗的内容而言,杜甫和陆游都对诸葛亮充满了崇敬,在诗中对他的丰功伟绩和高洁品质进行了多方位赞美。
杜甫入蜀后,成都武侯庙、先主祠、夔州八阵图、白帝城武侯庙、先主庙这些鱼诸葛亮有关的地方他都去过,睹物思人,随处赋诗,创作了大量歌颂诸葛亮的诗歌。“诸葛大名垂宇宙”,“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咏怀古迹五首》)准确地概括了诸葛亮的功业和威名,更表达了作者对诸葛亮的倾慕之情。连诸葛庙中的古柏都让他久久难忘,歌咏再三,“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参天长。”(《古柏行》)作者晚年到夔州,看到武侯庙塑像残缺就给当时的官员递诗请修,诗人对诸葛亮的感情可谓深矣。
陆游自幼就有收复北方失地大志,深为诸葛亮的奇才和胸襟所打动,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推崇倍至:“少时谈舌坐生风,管葛奇才自许同。”(《宿鱼梁驿五鼓起行有感》)“少年不自量,妄意慕管葛。”(《自警》)入蜀后,诗人拜谒诸葛庙,千载而下思其为人,感慨更深:“尚思忠武公,身任社稷重。”(《谒汉昭烈帝惠陵及诸葛公祠庙》)“壮气河潼外,雄名管乐间。”(《感旧》)甚至认为他是千古奇才,远超战功赫赫的管仲:“出师一表千载无,远比管乐盖有余。”而当他理想落空时,想起古人的风范,更是感慨万千:“千秋有管葛,看镜汗吾颜。”(《昼卧》)
杜甫与陆游诗中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对诸葛亮的功业未就以及自己白首无功而发出的无奈悲叹。杜甫和陆游都身处国家四分五裂的时代,深切体会到国家的苦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度渴望国家的统一和安宁。但他们终其一生都只能看着国家在分裂的战火中日渐衰落。自己空有报国之志,只能一生沉沦潦倒,宿志难伸,叫诗人怎不痛心疾首。伤心人别有怀抱,看到能大展略才的诸葛亮也终归壮志落空,更让诗人情怀悲切:“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尘埃出师表,草棘定军山。”(《感旧》)杜甫的一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真是字字带血,千百年来令无数英雄扼腕。
杜甫和陆游的诸葛亮诗在内容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他们毕竟是相隔了五个世纪的异代诗人,他们的生活时代和遭遇不尽相同,才情胸襟也有差别,这就决定了他们的诗必然有差异。仔细阅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会发现杜甫诗歌对诸葛亮、刘备的君臣鱼水关系情有独钟,而陆游对此却不甚注意,在他的诗中多次出现的是“出师表”。缘由何在,答案只能在他们的生平遭遇中去寻找。
杜甫是一个“窃比稷与契”的人物,少年时雄心勃勃,以为取功名如探囊取物:“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惜的是,以这种幼稚的心态去取功名,即使他有解民倒悬的热情和才华,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他诗人气质的表现,也是他仕途坎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然他不会在长安十年,四处献赋投诗却一无所得。后来他到了肃宗身边,依然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虽然有满腔的忠诚,但终不为当道所容,这对诗人的打击是很大的。杜甫的一腔孤愤无处发泄,寄之于诗,就是对刘备、诸葛二人关系的高度倾羡和赞扬。“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忆昨路绕锦亭东,先主武侯同癔宫。”(《古柏行》)等诗句都是杜甫这种感情的表达。
陆游虽也怀才不遇,但他的境况和杜甫又有所不同。宋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人地位相对优越,陆游不至象杜甫那样样“苦摇求食尾”,皇帝对他的诗才也相当赏识,孝宗还特别召见他。因此,他的郁愤和感慨就比杜甫少一些。由于身处于国家在异族铁蹄下分裂的特殊时代,陆游的心中时刻牵系的是北方失地的收复。而诸葛亮终其一生都在为统一北方而努力,《出师表》中的耿耿忠心感动了后世无数的忠臣烈士。因此,在他的诗中对《出师表》一文再三强调:“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病起书怀》)“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可见诗人对此文印象之深刻,诗人对国家分裂的难以释怀也由此可以想见了。
不同时代的两位大诗人以同一个历史人物为题创作大量诗歌,如果简单地解释为偶然难免有失肤浅,究其原因,诸葛亮天纵奇才,工于智谋,同时又忠心耿耿,谦恭廉洁。古代文人很容易到他那里去寻找精神动力,尤其是世乱身困的文人情思郁结,更容易在他身上寄托情怀,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一、腹有诗书，曲径通幽
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学生在诗歌学习中，多了解一些掌故知识，不但能开阔视野，而且有助于答题。
【例1】
喜外弟卢纶见宿
司空曙
静夜四无邻，荒居旧业贫。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
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
半生自有分，况是蔡家亲。
【注】蔡家亲：魏晋名臣羊祜是蔡文姬的外孙，后人以“蔡家亲”借指表亲。
问题：诗题首冠一个“喜”字，作者是怎样表现“喜”的？
参考答案：这里要注意诗中的反衬手法。诗人自身处境孤苦，外弟的来访带来了极大的慰藉，从侧面表现了作者的喜悦。
从答案看，诗后的注释似乎可有可无，但是如果不点名“蔡家亲”即指外弟这样的表亲，恐怕有学生会纠结于卢姓外弟与蔡姓亲戚之间的关系。而有了这个注释，学生就会了解典故，掌握新的知识，从而有所收获。
【例2】
垂柳
唐彦谦
绊惹春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
楚王江畔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
【注】相传楚王喜欢细腰女子，宫女为迎合他，而多有饿死。
问题：试简要分析作者借“柳”表达出的感情。
参考答案：第一、第二句尽写垂柳之美，第三、第四句笔锋一转，联想到典故，托物寄情，巧妙地讽刺了世人窥探皇帝意向，逢迎谄媚的丑恶现象。
离开了注释，学生容易将诗歌的感情误读为对柳树姿态的赞美，毕竟“万条垂下绿丝绦”的美妙印象已深入人心。而有了诗后注释“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提醒，能使学生对诗歌做出到位的解读。
二、知人论世，把握全局
《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诗歌教学提出了要求：了解作品所涉及的有关背景材料，用于分析和理解作品。而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也就是所谓的“知人论世”，对理解诗歌很有帮助，这是诗歌学习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3】
江畔独步寻花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注】杜甫历经离乱，开始有了安身之处，即成都草堂。春暖花开，杜甫独自散步江边，写下本诗。
问题：这首诗歌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杜甫是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的诗歌自然多是“沉郁顿挫”的风格。还好有了诗后注释，于是拨云见日，这首诗只是作者表达纯粹的喜悦这么简单。
【例4】
夏意
苏舜钦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
树阴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注】苏舜钦，主张改革而被削职为民，于苏州建沧浪亭，隐居不仕，本诗作于此时。
问题：你认为诗歌表达了诗人怎样的心境？
表面看，诗中写的是闲情。但是有了文后的注释，就会明白：原来，这是压抑着痛苦的闲适。不发牢骚不等于真的放开一切，静谧的环境，看似诗人有宠辱皆忘的淡泊，但是实际上只是诗人痛苦的克制压抑自己而已。
三、关注细节，赢得成功
诗歌鉴赏分值虽小，但涵盖的内容却不少。学生要想得高分，就必须学会从多个角度去解读诗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线索，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努力让答案更加全面、完整才行。
【例5】
春日即事
李弥逊
小雨丝丝欲网春，落花狼藉近黄昏。
车尘不到张罗地，宿鸟声中自掩门。
【注】李弥逊：历任中书舍人、户部侍郎等职。因竭力反对秦桧的投降政策而被罢免。张罗地：指门可罗雀、十分冷落的地方。
问题：这首诗歌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感情？
参考答案：表达了作者政治上失意后的寂寞以及感叹世态炎凉的情绪。第一、第二句写了暮春黄昏，小雨霏霏落花狼藉，从这些景色可以看出作者政治上失意的寂寞愁绪；第三、第四句写了作者门前几可罗雀，他只得在归鸟鸣叫中关上门，世态炎凉，冰冷入骨。
通常学生会落入“寂寞之感”“惆怅之心”的窠臼，没有关注到诗人处境的变化，于是“世态炎凉”这个得分点很容易被忽视，而不全面的回答自然影响到得分。“张罗地”并不难解，而注释里特别提到，自有其用意。
【例6】
月夜
杜甫
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注】天宝十五年，安禄山攻陷潼关，杜甫身陷贼营在长安所作。
问题：尾联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感情？
“抒发自己的离愁和对妻子的思念”这点应该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注释中特别强调了诗人思家而不得归是因为陷敌，于是诗中除了有小家情结，还有一个更大的牵念――对国事的关心，憎恨离乱。
四、前后照应，相得益彰
诗歌试题中，本就有题目、意象、关键词等内容暗示着答案，学生在答题时再结合相关注释，通过前后照应来理解诗歌，自然就会得到正确答案了。
【例7】
秋夕
杜牧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问题：“卧看”二字逗出了怎样的情思？试作简析。
因为诗中有“扑流萤”之说，学生很容易联想到“宝钗扑蝶”的娇憨，于是把画面理解成为女孩子的少年游戏。可是正确答案却是“如花美眷，流年似水的哀愁感叹”。这基调的全然不同，是为什么呢？首先，这里有“冷”“凉”的反复渲染，清冷的基调并不隐晦。其次，“秋夕之小扇”总有那么多不合时宜。再次，可以看注释：“流萤，即飞来飞去的萤火虫。传说腐草化萤。”“腐草化萤”，暗示了它只出没于冷清幽僻的地方，这为诗文添上了又一抹冷的色调。
【例8】
咏史
戎昱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注】安史之乱后，唐国力衰弱，宪宗召集大臣商议边塞政策，大臣大多持和亲之论。
提问：这首诗歌用什么手法表现了什么思想感情？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该诗“画图省识春风面”一句中“省”字的含义，因其不仅多音，而且含义较繁，对其理解历来多存分歧。
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把它注为“察”（见《古代汉语》第四册，王力主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即把“省识”解释为“辨认”之意。根据这种解释，“省”应读作xǐng，词性应为动词无疑，这与下句“空归”的副词“空”无法相对。杜甫是擅长写律诗的高手，对颔联必然会在对仗工整上下工夫，即“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上下句中相同位置的词语不仅要意义相对，而且要词性相同，因此把“省”解释为“察”似有不妥之处。
高中语文教材在选取该首诗时，对该处的注释也莫衷一是。如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实验修订本·必修）语文第五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解释整句为“从画像上可以约略看到她的青春容貌”，解释“省识”为“不识”；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3（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3月第2版）选录了这首诗，课文注释（23）把“省”字解释为“曾经”。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仍然存在难以让人信服之处。
前一种解释语焉不详，自身存在矛盾之处。在句意串讲时把“省识”释为“约略看到”，解释“省识”则释为“不识”，那么，此处“省”到底是作“约略”讲还是作“不”讲？注者并没有说清楚。如若解释为“约略”，“省”应读作shěng，这是用“省”的基本意，就是说汉元帝通过画略识昭君之面容，至于昭君容貌如何，元帝看后有何反应等，就无从知晓了。这个解说是就事论事，未能表达诗歌“怨恨”的主题。如若解释为“不”，则诗句委婉讽刺元帝省识只在画图，哪知画图并非昭君的真面目，其结果还是不识，能表达诗歌“怨恨”的主题。不过“省”作“不”解，缺乏文献佐证，只能是强作解说。
若把“省”字解释为“曾经”，则“省”在此应读作shěng，作副词用，用的是其基本义。根据这种解释，诗句表达的意思就是汉元帝曾经认识王昭君。葛洪《西京杂记》关于昭君的记载为：“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贿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巨万。”杜甫的诗素有“史诗”之称，盖因其诗歌内容多忠于史实，本诗的主题亦为通过写昭君之“怨恨”以抒自己心中块垒，如若释“省”为“曾经”，一则与史实不尽相符，二则与诗歌应该表达的主题不尽相符。 另外，唐诗中有不少“省”字作“曾经”解的用例情况，但是“省”作“曾经”解时是有一些条件的，而“画图省识春风面”不满足这些条件：其一，“省”与“曾”常以对文出现而意义相同，即互文而见义。如：1、宋之问《嵩山夜还》“家住嵩山下，好采旧山薇。自省游泉石，何曾不夜归”；2、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苟务形骸达，浑将性命推。何曾爱官序，不省计家资”；3、周贺《寄新头陀》“相逢竹坞晦暝夜，一别苕溪多少年。远洞省穿湖底过，断崖曾向壁中禅”；4、孟贯《怀果上人》“好月曾同步，幽香省共闻。相思不相见，林下叶纷纷”……其二，唐诗“省”字如单用的话，作“曾经”义其前一般有“未”、“不”来修饰或限制，构成“未省”或“不省”，其意义为“未曾”或“不曾”。此种情况甚多，如：1、王维《哭祖六自虚》“未省音容间，那堪生死迁”；2、岑参《函谷关歌颂刘评事使关西》“野花不省见行人，山鸟何曾识关吏”；3、韩愈《听颖师弹琴》“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4、张籍《和左司元郎中秋居》“闲来松菊地，未省有埃尘”；5、元稹《楚歌》“宜僚南市住，未省食人恩”；6、刘禹锡《九日登高》“年年登高处，未省不伤心”；7、白居易《恨词》“翠黛眉低敛，红珠泪暗销。从来恨人意，不省似今朝”；8、贾岛《咏怀》“纵把书看未省勤，一生生计只长贫”；9、司空图《有感》“国事皆须救未然，汉家高阁漫凌烟。功臣尽遣词人赞，不省沧州画鲁连”……
笔者以为在该诗句中“省”通“眚”，当作“错误”解。理由如下：
一、“眚”乃“省”之本字，从传世文献中可找到“省”“眚”通用的证据
其一，《尚書·洪范》中有“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史記·宋微子世家》则表述为“王眚维岁，卿士维月，师尹维日”。（意为“天子决策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年，卿士管理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月，官吏办事有了过失，就影响一整天。”）这是“省”“眚”通用一个典型的例子。
其二，秦始皇巡游会稽时，为了祭奠大禹，宣扬功德，而命丞相李斯手书铭文，刻石记功。李斯所写的这篇铭文《会稽刻石》中有：“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这句话的含义为“文饰过错说有理，夫死弃子再嫁人，加倍死罪惩不贞。”其中的“省”通“眚”，应释为“过失，错误”。
二、“省”作“错误”解，对仗方才工整
杜甫擅写律诗，其律诗以格律精严著称，而七律为最。“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两句系诗歌颔联，诗人必然会在对仗工整上下工夫，“画图”对“环佩”，“省识”对“空归”，“春风面”对“夜月魂”，其中“省识”和“空归”两词中“省”“空”相对，“识”“归”相照，“省”“空”均作副词修饰限制作动词的“识”“归”。
三、“省”作“错误”解，更符合诗歌“怨恨”的主题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一联中，“画图”乃昭君之画像，“环佩”乃女子之饰物，皆用以代昭君；“春风面”喻昭君之美颜，“夜月魂”代明妃之化身；“省识”是“空归”之因，“空归”是“省识”之果，“省识”是生前失意的怨恨，“空归”是死后无依的怨恨。如此，此联的意思便豁然开朗：错图误画致使君王错识春风之面；诏令远嫁，昭君生不得回，死后魂归，汉之寡恩，归亦徒然。“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所有的怨和恨只有寄托于自作自奏的胡音琵琶曲中，而这样的曲子已流传千载。有怨和恨的岂止昭君一人？其中应该也包含诗人杜甫吧。
一、唐诗：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峰
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从诗经、楚辞开始，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演变，到唐代登上了繁荣的高峰。[1]1唐诗选本之多，盖无出其右者，而尤以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传播最广。邵祖平、陈寅恪、闻一多、岑仲勉、王重民、任半塘、林庚、唐圭璋、程千帆、周勋初、袁行霈、吴世昌、邓绍基、张忠刚、陈伯海、萧涤非、霍松林、马茂元、傅璇琮、陈贻?{、罗宗强、莫砺锋、葛晓音、陈尚君、陶文鹏、尚永亮等现当代学者用力甚勤，对公众推广唐诗的热情接续前贤。作为有唐“一代之文学”代表，唐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已得到历代学者的公认。[2]对青少年而言，书店里学习读物销售长盛不衰的，除《新华字典》外，大概就是唐诗鉴赏类图书了。
近50年来，以中华书局《全唐诗》标点本、《全唐诗外编》、《全唐诗补编》为标志，大批唐诗整理、选注和欣赏本问世，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唐诗选》 、刘逸生《唐诗小札》等，而萧涤非主编《唐诗鉴赏辞典》的问世，则将唐诗鉴赏热推向高潮。岳麓书社《唐诗三百首新编》、山西人民出版社《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 、复旦大学出版社《唐诗三百首全解》 、文化艺术出版社《增订注释全唐诗》 、浙江文艺出版社《唐诗选注》，更是普及与提高兼顾之作。然而，综合体现大众视角、学术视角、文学视角和现代视角的，还是王兆鹏等人的《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
《唐诗排行榜》运用统计学、传播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古代选本入选次数”、“现代选本入选次数”、“历代评点次数”、“当代研究文章篇数”、“文学史录入次数”、“互联网链接文章篇数”等指标，测评出从唐代至今最有影响力、最受关注的39位诗人创作的前100篇唐诗，见表1。
表1 《唐诗排行榜》中的前100名唐诗
排名 作品 作者 排名 作品 作者 排名 作品 作者
1 黄鹤楼 崔颢 34 锦瑟 李商隐 67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杜甫
2 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 35 寒食 韩? 68 长安秋望 赵嘏
3 凉州词（黄河远上） 王之涣 36 石头城 刘禹锡 69 山行 杜牧
4 登鹳雀楼 王之涣 37 鹿柴 王维 70 鸟鸣涧 王维
5 登岳阳楼 杜甫 38 春江花月夜 张若虚 71 凉州词（葡萄美酒） 王翰
6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柳宗元 39 赤壁 杜牧 72 山石 韩愈
7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40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 73 岁暮归南山 孟浩然
8 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 41 旅夜书怀 杜甫 74 兵车行 杜甫
9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42 马嵬 李商隐 75 芙蓉楼送辛渐 王昌龄
10 蜀道难 李白 43 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杜审言 76 从军行（青海长云） 王昌龄
11 次北固山下 王湾 44 蜀相 杜甫 77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岑参
12 枫桥夜泊 张继 45 望蓟门 祖咏 78 长安春望 卢纶
13 终南山 王维 46 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沈?缙? 79 晚次鄂州 卢纶
14 长信秋词（奉帚平明） 王昌龄 47 独坐敬亭山 李白 80 野望 王绩
15 登高 杜甫 48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81 贾生 李商隐
16 泊秦淮 杜牧 49 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 82 终南望余雪 祖咏
17 江雪 柳宗元 50 隋宫（紫泉宫殿） 李商隐 83 将进酒 李白
18 西塞山怀古 刘禹锡 51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岑参 84 秋兴（玉露凋伤） 杜甫
19 乌衣巷 刘禹锡 52 春宫怨 杜荀鹤 85 登楼 杜甫
20 滁州西涧 韦应物 53 望岳 杜甫 86 月夜 杜甫
21 夜雨寄北 李商隐 54 赋得古原草送别 白居易 87 北征 杜甫
22 燕歌行 高适 55 逢入京使 岑参 88 过香积寺 王维
23 琵琶行 白居易 56 春望 杜甫 89 竹枝词（杨柳青青） 刘禹锡
24 观猎 王维 57 九日齐山登高 杜牧 90 从军行 杨炯
25 出塞 王昌龄 58 闺怨 王昌龄 91 与诸子登岘山 孟浩然
26 过故人庄 孟浩然 59 终南别业 王维 92 春夜喜雨 杜甫
27 长恨歌 白居易 60 无题（相见时难） 李商隐 93 送魏万之京 李颀
28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杜甫 61 江南春绝句 杜牧 94 早雁 杜牧
29 石壕吏 杜甫 62 春晓 孟浩然 95 雁门太守行 李贺
30 早发白帝城 李白 63 九日蓝田崔氏庄 杜甫 96 行经华阴 崔颢
31 静夜思 李白 64 商山早行 温庭筠 97 秋登宣城谢?I北楼 李白
32 咸阳城东楼 许浑 65 使至塞上 王维 98 登金陵凤凰台 李白
33 山居秋暝 王维 66 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益 99 云阳馆与韩绅宿别 司空曙
100 羌村（峥嵘赤云西） 杜甫
资料来源：王兆鹏、邵大为、张静、唐元著《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9月版）
诚如王兆鹏先生所言，给文学作品排座次、定甲乙，并不是当今才有的时尚，而是古已有之。至少从唐代起，宫廷和民间就常常举行诗词竞赛。而杜甫《戏为六绝句》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3]虽然作者早就言明，排行榜只能在相对意义上说明问题，而不能说排名前列的作品的价值意义比居后的作品高，[4]但《唐诗排行榜》出版后，还是引起学术界和读者的争议。[5]争议的焦点是定量分析研究方法在古代文史领域的应用问题。其实用定量方法研究古典诗词，并非自《唐诗排行榜》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多元交叉是时代趋势。笔者认为，争议大多揭示的还是对唐诗理解、欣赏的差异，显现出认识、赏读唐诗的新维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尚传播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二、电影：现代艺术之林的常青藤
电影诞生仅有一百多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雕塑等古老艺术相比，还十分年轻，但却是最有魔力的艺术门类。从无声短片到有声巨制，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从宽银幕到环幕、从影院到院线、从电视电影到数字电影，从3D到4D，是现代艺术之林之中名副其实的常青藤。
唐诗题材在当代表演艺术中也不鲜见，如话剧和电视剧《李白》、电视剧《诗圣杜甫》、纪录片《唐韵》《杜甫》等，甚至有人认为唐诗影响了世界电影：以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和岑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启发了约翰福特等一大批西部片导演；连詹姆斯卡梅隆也通过《泰坦尼克号》致敬了白居易，此片将《琵琶行》的故事颠倒性别重讲了一遍。[6]
微电影是指在新媒体时代，为契合现代人碎片化的休闲时间和收视需求，“微规模”制作（较于传统电影投资少、制作周期短）、“微平台”（互联网、手机等多媒体移动视频平台）播出、“微时长”（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三四十分钟）放映的，具有完整策划和系统制作体系支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的视频短片。[7]微电影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是一次电影解放，它使人人都是艺术家成为可能。
微电影与“微”时代是密不可分的，如微博、微信、微小说、微摄影、微支付、微社区等。有研究指出，微电影作为新生事物，成长在近五年，相关研究从近两年开始，但其初始形态 2002 年便已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8]2011年以来，国内微电影每年都以数千部的规模在互联网播出。
主题是一部微电影的灵魂，它作用于人的心灵。“优秀的微电影一定是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反思在里面。真、善、美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的最高理想，一切人类活动的终极指向”。[9]唐诗极丰富的情感主题跨越时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可成为后工业“微时代”心灵的晴雨表。
实际上，运用网络传媒手段（主要是动画）传播唐诗起步较早，如《新编唐诗三百首》（少儿动画版），每集2分钟左右；《少儿动画唐诗》每集一般不超过10分钟，而系列动画片《唐诗故事》，则是从一百多位诗人的一千多首诗中，选取十几首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名篇佳作进行创作，但严格说，这些视频短片还不属于唐诗微电影层次。
三、经典：“唐诗微电影”再创造
（一）唐诗微电影项目的背景
2013年5月，中央电视台微电影频道正式上线开播；6月，大型公益性传统文化普及项目《唐代诗词故事108部系列微电影》（以下简称“唐诗微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式启动；9月，第22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电影教育与微电影发展论坛”在武汉召开；12月，唐诗微电影之《春风吹又生》、《悯农》、《游子吟》、《梧桐影》、《斜风细雨不须归》、《凉州词》在河南省济源市开拍。2014年4月，《离梦杳如关塞长》、《天街小雨润如酥》在四川省三台县完成拍摄。
唐诗微电影项目甄选初、盛、中、晚唐不同时期的经典诗词，每集长度大约15分钟。见表2。
表2 唐代诗词故事108部系列微电影片目
集次 微电影 唐诗 集次 微电影 唐诗
1 李世民/疾风知劲草 赐萧?r 55 卢纶/大雪满弓刀 塞下曲
2 卢照邻/万古催残君炬知 行路难 56 李端/月落星稀天欲明 闺情/听筝
3 杜审言/今春花鸟作边愁 渡湘江 57 李益/寒山吹笛唤春归 春夜闻笛/夜上受降城闻笛
4 李峤/千里照相思 送崔主薄赴沧州 58 李益/别来沧海事 喜见外弟又言别
5 骆宾王/谁为表予心 在狱咏蝉 59 孟郊/一日看尽长安花 登科后
6 王勃/天涯若比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60 孟郊/谁言寸草心 游子吟
7 王勃/滕王高阁临江渚 题滕王阁 61 陆羽/千羡万羡西江水 六羡歌
8 宋之问/劳者自为歌 渡汉江/旅宿淮阳亭口号 62 武元衡/春风一夜吹乡梦 春兴
9 陈子昂/今日狂歌客 渡荆门望楚 63 张籍/洛阳城里见秋风 秋思
10 陈子昂/岁华尽摇落 感遇 64 韩愈/天街小雨润如酥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
11 沈?缙?/更教明月照流黄 独不见 65 韩愈/安得至老不更归 山石
12 贺知章/春风不改旧时波 回乡偶书 66 韩愈/云横秦岭家何在 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13 张若虚/海上明月共潮生 春江花月夜 67 柳宗元/骚人遥驻木兰舟 入黄溪闻猿/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14 张说/天歌起大风 奉和圣制登骊山瞩眺应制 68 柳宗元/江流曲似九回肠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重别梦得
15 张九龄/海上生明月 望月怀远 69 柳宗元/独钓寒江雪 江雪
16 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 凉州词 70 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
17 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 登鹳雀楼/凉州词 71 刘禹锡/人世几回伤往事 西塞山怀古
18 孟浩然/气蒸云梦泽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 72 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 竹枝词
19 孟浩然/春眠不觉晓 宿建德江/春晓 73 白居易/春风吹又生 赋得古原草送别
20 孟浩然/待到重阳日 过故人庄 74 白居易/此恨绵绵无绝期 长恨歌
21 李颀/雨雪纷纷连大漠 古从军行 75 白居易/春来江水绿如兰 忆江南
22 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 从军行七首 76 白居易/来如春梦几多时 暮江吟
23 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 出塞/芙蓉楼送辛渐 77 白居易/同是天涯沦落人 琵琶行
24 王湾/风正一帆悬 次北固山下 78 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 大林寺桃花
25 王维/空山新雨后 山居秋暝/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79 李绅/锄禾日当午 悯农
26 王维/客舍青青柳色新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送元二使安西 80 薛涛/离梦杳如关塞长 送友人
27 王维/长河落日圆 使至塞上/观猎 81 薛涛/同心莲叶间 池上双凫/寄赠薛涛
28 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 行路难 82 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 离思五首其四
29 李白/日月照耀金银台 梦游天姥吟留别 83 元稹/莺藏柳暗无人语 古艳诗二首其一
30 李白/惟有饮者留其名 将进酒 84 贾岛/僧推月下门 题李凝幽居
31 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与史郎中聆听黄鹤楼上吹笛 85 贾岛/此心曾与木兰舟 寄韩潮州愈
32 李白/轻舟已过万重山 望庐山瀑布/早发白帝城 86 崔护/桃花依旧笑春风 题都城南庄
33 李白/苍茫云海间 关山月 87 李贺/甲光向日金鳞开 雁门太守行
34 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 赠汪伦 88 李贺/蓝溪水气无清白 老夫采玉歌
35 李白/炉火照天地 宿五松山下荀温家/秋浦歌 89 李贺/石破天惊逗秋雨 李凭箜篌引
36 李白/我歌月徘徊 静夜思/峨眉山月歌/月下独酌 90 张祜/金陵津渡小山楼 题金陵渡
37 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 别董大 91 卢仝/乘此清风欲归去 七碗茶歌
38 高适/男儿本自重横行 燕歌行 92 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 寄扬州韩绰判官/遣怀
39 刘长卿/风雪夜归人 长沙过贾谊宅/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93 杜牧/霜叶红于二月花 山行/清明
40 杜甫/会当凌绝顶 望岳 94 杜牧/天淡云闲今古同 题乌江亭/赤壁/题宣州开元寺水阁
41 杜甫/尘埃不见咸阳桥 兵车行 95 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 泊秦淮
42 杜甫/城春草木深 春望 96 杜牧/多少楼台烟雨中 过华清宫三绝句/江南春
43 杜甫/暮投石壕村 石壕吏 97 温庭筠/水中莲子怀芳心 苏小小歌/杨柳枝
44 杜甫/与君永相望 新婚别 98 温庭筠/小山重叠金明灭 菩萨蛮
45 杜甫/好雨知时节 春夜喜雨 99 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 无题
46 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 登高 100 李商隐/此情可待成追忆 锦瑟
47 杜甫/孤舟一系故园心 秋兴八首其一 101 李商隐/巴山夜雨涨秋池 夜雨寄北/乐游原
48 杜甫/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 102 贯休/万叠仙山里 怀武僧
49 岑参/走马西来欲到天 碛中作/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03 罗隐/三千年后知谁在 自谴/蜂/黄河
50 岑参/瀚海阑干百丈冰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104 韦庄/人人尽说江南好 菩萨蛮
51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 枫桥夜泊 105 韦庄/江雨霏霏江草齐 台城
52 顾况/玉楼天半起笙歌 宫词 106 杜荀鹤/零落岸边芦荻花 溪岸秋思
53 张志和/斜风细雨不须归 渔歌子 107 黄巢/满城尽带黄金甲 题菊花/不第后赋菊
54 韦应物/春潮带雨晚来急 滁州西涧 108 吕岩/今夜故人来不来 牧童/梧桐影
唐诗微电影项目分三个单元，每个单元36部。有的作者被摄制为多集，突出者如第一单元李白9集、第二单元杜甫9集、第三单元白居易6集。就每一集言，1集1首是主流，但也有1集含二三首的情况。多位著名演员参与影片演出，并有108位著名书法家、画家为唐诗挥毫泼墨，108位作曲家为唐诗配乐谱曲，108位歌唱家来演唱。希望通过这种“诗、书、画、情、景交融，视频、音效声情并茂”的方式，打造出一个立体高端的文化产品。那么，与《唐诗排行榜》有哪些关联呢？
（二）唐诗微电影的经典选择
1.从著名诗人选择看
《唐诗排行榜》前10名作者杜甫、王维、李白、李商隐、杜牧、孟浩然、王昌龄、刘禹锡、白居易、岑参悉数入选“唐诗微电影”，诗人群体有所扩大（由39人到58人），特别是薛涛的选入，打破了女诗人的缺席，具有重要意义。但《唐诗排行榜》第一名《黄鹤楼》却未入选，况且“唐诗微电影”中崔颢一诗未选，而在《唐诗排行榜》崔颢有2首入选。其他如常建、许浑、韩?、祖咏、赵嘏、王绩、杨炯、司空曙8人，“唐诗微电影”亦无作品。难道正应了王兆鹏先生所坦言，《唐诗排行榜》数据肯定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提供给读者的是一个参考性的答案。
文学经典有“恒态经典”和“动态经典”之分，具有典范性、原创性、思想性、可读性、长效性、包容性特征。[10]唐诗微电影增加了在唐代不能算作文学史上著名诗人的李世民、黄巢、吕洞宾3人的作品。平心而论，好处是范围更广，更符合大型文化普及项目的要求；坏处是恐怕会引起唐诗经典的误读，有伤文学经典传播本义。
2.从经典作品选择看
与《唐诗排行榜》相比，“唐诗微电影”108部演绎136首作品，容量增大。除了上面提到《唐诗排行榜》9诗人未选和同选作品之外，即使是同一作家的作品，选择篇目也有不同。如《唐诗排行榜》前10名中，第4名《登岳阳楼》（杜甫）、第7名《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孟浩然）、第10名《蜀道难》（李白）就未选入“唐诗微电影”。这与我们日常读唐诗的感觉不太相符，从这一点来说，“唐诗微电影”在经典作品选择方面亦有偏颇。当然，从大众传播角度来说，“唐诗微电影”更侧重对故事和情节的关注，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促使其牺牲诗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四、时尚：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一）唐诗微电影的时尚表达
从审美形式看，读图时代的到来、阅读方式的转型和新兴媒体的强势，使唐诗微电影用现代手段创新唐诗阅读方式，更适应当今人们的欣赏和观映需求，成为创意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典范之举。
从内容表达看，唐诗微电影播出时增加文化学者、国学大家、执行导演、吟诵嘉宾和访谈等内容（加上15分钟核心视频，总长度为45分钟），帮助观众进一步加深理解，更加丰富了唐诗微电影的思想和内容，也能在浮躁的社会氛围里让更多人接触和接受唐诗。[11]此言不虚。
（二）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唐诗不仅是唐人一代的诗歌，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缩影。千年以来，唐诗经典呈现的是一条选本传播、书画传播、音乐传播、影视传播、网络传播的进程图。布鲁姆斯说：“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12]唐诗微电影，在观照传统文化资源的景观里，可谓美丽中国路上的小橘灯。
唐诗微电影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效益并重，是近年少有的大项目。从样片《人面桃花》和《天地一沙鸥》片花来看，画面较为精美、音乐充满情感，但在编剧创意、演员选择、摄像技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譬如富大龙饰演杜甫，阅历感稍嫌不足；人面桃花女演员，画面给出的一个面部特写韵味不足。恐怕是从编剧、导演到演员，还不能真正拿出院线大片的精致投入来做的缘故。好在项目组还计划在节目安排播出的同时开展投票评选，重新注资拍摄其中最优秀的10部作品，进军院线。
构建一个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需要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只有学生有兴趣去学、主动去学，才能够做到事半功倍。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构建小学语文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呢？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做好课前教案准备工作
教案是老师在上一堂课前准备的，根据现代教学研究表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一个经过精心准备的教案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欲望。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笔者在给学生教学《春望》这一课之前，翻阅了杜甫生平很多的诗集，对杜甫进行全面的了解，《春望》这首诗的基调是悲，体现了国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为了能够向学生直观地展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笔者补充了另外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的基调是喜，表达了诗人在听闻祖国收复失地的消息欣喜若狂的心情，两首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学生因此受到了强烈的对比反差冲击，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营造贴合课文的氛围
语文老师在课堂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进行引导，抓住小学生这个年龄段的认知特点来对学生进行有效引导，把握学生的兴趣点，然后进行激发，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学生的兴趣被激发的时候，往往能够让学习事半功倍。语文老师应当应用语言的魅力，惟妙惟肖地展现文章表达出来的情境，让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样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三、改进课堂教学结构
一节课的时间是有限的，如何能够在有限的一节课时间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接受的知识信息量，这是每个教师应该攻克的难题，这就要求教师不断创新方法。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持续时间是有限的，一方面需要借助教学方法来诱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教学语言的简洁，语速合理，尽量避免非关键环节的时间浪费。
四、开发学生大脑潜力
小学各个年级的学生由于年龄段的不同，会展现出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思维水平。应根据本班级学生的年龄段特点采用适合本班级学生的教学模式。低年段的学生模仿能力强，喜欢模仿，喜欢游戏，他们对触手可及的东西，以及富有画面感的文字更感兴趣。因此，对小学低年段的学生进行教学时，应该多在课堂设置表演和模仿环节，同时要不断提出问题让学生去探索。
总之，小学语文的教学是非常具有技巧性的，要想构建高效的学习课堂，就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争取在有限的教学时间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达到提升教学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高楚芳；杜诗；特征；版本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2-0123-03
一、高楚芳其人其书
杜诗研究号称“千家注杜”，“千家注杜”之说与一部书密切相关，此书就是高楚芳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又名《集千家注杜诗》，或题《刘辰翁批杜诗》。该书元、明、清三代不断翻刻，是所有《集千家》本的祖本。周采泉云：“高本自元迄今，嬗递至六百余年，翻刻不绝，远胜于黄鹤、徐宅、蔡梦弼各家注。所以高本在杜诗校刻史上，实可成一脉相承之完整系。”[1]（P101）
高楚芳（1255―1308），生平传记资料仅见诸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三十一《高楚芳墓志铭》。高楚芳，名崇兰，字楚芳，号芳所，安成人。生宝佑乙卯（1255）四月二十四日，卒元至大戊申（1308）八月七日，年五十四，刘辰翁门人。刘辰翁之子刘将孙《高楚芳墓志铭》云：“高氏派汴，来自吉水，归仙分泰溪，又从嘉林徙至桔山十一世。始大，及事朱南山、文丞相、吾先君子须溪先生。”“芳所名崇兰，字楚芳，眉宇有俊意，自少即洒脱颖异。在师不烦橘山加意择所从。……喜交乡大夫先生，无不得其爱重。里名辈困乏，时而周之。”[2]高崇兰曾跟从晏镐民学诗，学成之后科举废除，遂退居乡里，专心著述。
高楚芳的业师刘辰翁是杜诗研究史上的大家，对杜诗用力最多，其子刘将孙曾云：“先君子须溪先生，……平生屡看杜集，……他评泊尚多，批点皆各有意，非但谓其佳而已。”[3]刘辰翁从事文学评点除“纤思寄怀”外，就是教授门生儿子。《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卷五《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云：“月明垂夜露，云逐度溪风”句下刘辰翁评曰：“可言云逐风，不可风逐云，诗才不须如此，评以喻儿辈。”[4]刘将孙在《笺注王荆文公诗序》中亦言：“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尝点评李注本，删其繁，以付门生儿子。”[5]因此，台静农在论及刘辰翁评点时云：“辰翁生当宋末，……。而其所以专事评点者，则因国亡隐遁家居，以次教授后生，如其子将孙所说‘以传门生儿子’……”[6]（P163）
高楚芳与刘辰翁两家“姻亲交往以世”，刘辰翁曾为高氏先祖橘山公题墓，刘将孙又为高崇兰撰写墓志铭，可见交往之深。高崇兰在刘辰翁门下濡染颇深。刘辰翁的另一门人罗履泰曾在高崇兰之前编过《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刘辰翁的杜诗研究深得弟子辈的认可。因此高楚芳编刻杜甫诗歌，取《兴观集》及未收入此集的刘氏批语，复选录杜集旧注，编成此书。其中收录刘辰翁的诸多评点，此本所集注家多于蔡梦弼本与黄鹤本，其价值全在于批点。故书成之后刘将孙作序。
从序文中可知，高楚芳编集此书是为整理规范杜集旧注，去伪存真；校正罗履泰的编刻之误，务求精审。通过刘将孙的《高楚芳墓志铭》“（楚芳）方聚佳士校《杜诗注》如日课，其所尚固然”得见，《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去伪存真，校正精审，远较罗履泰本为上，成书后又得到刘辰翁、刘将孙父子亲自校刻，因其校正精审、编次得当、别裁有据、简明扼要的特点成为历代刻书家争相翻刻的热点，也是历代学者研究杜诗的常备之书。周采泉在比较了罗履泰《须溪批点选注杜工部诗》与高楚芳《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之后，曾有精当之论：“罗履泰与高崇兰同为刘辰翁门下士，罗刻早于高刻数年，高刻旨在校正罗刻之误。高氏平时颇留心坟典，其所刻之刘辰翁本，虽亦标《集千家》，由于刘将孙父子亲自校刻，去伪存真，于罗履泰本自有霄壤之别。”[2]（P112）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共二十卷，元大德癸卯（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原刻，后代翻刻本极多，共收诗一千四百二十余首，体例以编年为序，诗歌后面罗列旧注，刘辰翁的评点附于诗句的下面。卷首载有王洙、王安石、胡宗愈、蔡梦弼四人之序，以《游龙门奉先寺》诗为首，以《过洞庭湖》诗结尾。是书所集注家近百，但以黄鹤、蔡梦弼、王洙三家注为主，保存了宋人注杜的精华，四库馆臣高度评价曰：“宋以来注杜各家，鲜有专本传世，遗文绪论，颇赖此书以存，其筚路蓝缕之功，未可尽废也。”[7]（P1281）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收录了欧阳修《欧公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亦名《葛常之诗话》）、许《彦周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蔡启《蔡宽夫诗话》、强幼安《唐子西文录》、无名氏《漫叟诗话》、黄彻《黄常明诗话》等十几种宋人诗话著作有关杜诗的评论，这些诗话分别从字词用法、典故、格律、语言、审美风格等诸多方面阐发杜诗。对宋人笔记中有价值的论杜资料他也有辑录，如苏轼的《东坡志林》、严有翼的《艺苑雌黄》、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曾达成《独醒志》、洪迈《鹤林玉露》、赵兴时《宾退录》、赵明诚《金石录》、吴曾《复斋漫录》、蔡兴宗《蔡兴宗正异》。《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完整收录了刘辰翁的杜诗评点，诗歌共计350多首，批语共计470多条，这对于研究刘辰翁的诗歌评点规律具有非常的文献价值。
高楚芳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被明清两代的注家奉为圭臬，将其视为范本，“自元迄明所有《集千家》本，大致均以高本为祖本”。[2]如明代单复的《读杜愚得》，“其笺注典故，皆剽掇《千家注》，无所考证”。[8]（P1532）其诗作编年、编纂体例、辑注方式、批点形式分别对明代吴见思的《杜诗论文》、清代杨伦的《杜诗镜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金圣叹的《杜诗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现存高楚芳编《集千家注
批点杜工部诗》版本 1.元刊本
①《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二十卷，大德七年（1303）原刻本。
元高楚芳编，卷首有“须溪先生刘会孟评点”一行，并有“须溪刘氏”、“将孙”等印，书前有大德癸卯刘将孙序，有朱笔批校，三十二册。黑口，每页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清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九、邵懿辰撰、邵章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五、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内编卷四著录。
②《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元至大元年（1308）云衢会文堂校刻本。有“文集”二卷，“附录”一卷，诗二十卷，目录末有“云衢会文堂戊申孟冬刊”，九册，缺十四、十五、十六三卷，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五、六字不等，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现藏成都杜甫草堂。
③《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附年谱一卷，元至正十一年（1351）潘宅积庆堂刊本，七册，现藏日本大谷大学附属图书馆。
④《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元刻本，六册。现存一至十二卷。宋庐陵刘辰翁会孟评点、元庐陵高崇兰楚芳编，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间有十三行者，小字双行，行二十六字，细黑口，双鱼尾，左右双边。现藏成都杜甫草堂。
⑤《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杜工部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元刊本，共十册。每半页有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注文双行，黑口，四周双边，间或左右双边，版心题“杜诗几卷”，下记页数，藏日本内阁文库。
⑥《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杜工部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元刊本，共五册。每半页有界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注文双行，黑口，四周双边，间或左右双边，卷三有朱笔训点。藏日本石井积翠轩文库。
⑦《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杜工部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元刊本。每半页有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黑口，四周双边，间或左右双边，藏日本广岛大学附属图书馆、大东急纪念文库。
2.明刊本
⑧《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明初刊本。每半页有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黑口，四周双边，间或左右双边，藏日本东洋文库。
⑨《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明永乐甲午清江书堂刊本，十一册。每半页有界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双行，卷首有大德癸卯刘将孙《序》，次有《杜工部年谱》，《序》后有“永乐甲午清江书堂新刊”两行木记，现藏日本御茶之水图书馆。
⑩《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刘辰翁评点、高楚芳编，明嘉靖十五年明易山人校刻本。半页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双边，双对鱼尾，版心有卷次页数，中缝有刻工姓氏，白棉纸印，现藏成都杜甫草堂。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明正德十四年刘氏安正堂刻本，前有谢中《序》，明正德十三年胡宗《序》，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字数相同，黑口，四周双边，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辽宁省鞍山市图书馆、江苏省邗江县档案馆；日本米泽市立图书馆。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附年谱一卷，明嘉靖八年靖江懋德堂刊本，十册。每半页有界八行，行十八字，黑口，四周双边。现藏日本东洋文库、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文学哲学研究室、御茶之水图书馆。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附年谱一卷，明嘉靖八年重刊本。每半页有界八行，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现藏日本东洋文库、御茶之水图书馆。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明万历三十年许自昌刻本。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间或左右双边。现藏于成都杜甫草堂、南京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文学哲学研究室、爱知大学附属图书馆简斋文库、福井县立大野高等学校。
《重刻千家注杜诗全集》二十卷，文集二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明万历九年陇西金銮刻本，十二册。半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版心有卷次页数，诗句下及篇末载刘辰翁评语，现藏成都杜甫草堂、北京师大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
《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二十卷，文集二卷，附年谱一卷，黄升校，明万历九年刊本，藏于国内的为二十四册，藏于日本的为十二册。每半页有界八行，行十七字，白口，四周双边，注文双行，行同正文，单鱼尾，页码下有写、刻工姓名，楷书。现藏于成都杜甫草堂和日本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
3.清刊本
《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二十卷。刘辰翁评点、高楚芳编，清乾隆七年怡亲王胤祥明善堂刻本，国内藏本十二册，日本藏本八册。半页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双边，双对鱼尾，版心有卷次页数，中缝有刻工姓氏，用楷书写刻。现藏成都杜甫草堂、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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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静农.记王荆公诗集李壁注的版本[A].台静农论文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判词“羞死”苏味道
杜审言出身名门，血统纯正，时人流行的俚语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说，足见其家族的声望。杜家最有名的先祖是晋朝的杜预，不仅是一位功至封侯的名将，还是一个大学问家，曾为“十三经”里的《左传》作过注。家族出色的基因和优裕的环境对杜审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从小熟读经书，年纪轻轻就名声在外，《旧唐书》里说他“雅善五言诗，工书翰”。
咸亨元年（670年），26岁的杜审言高中进士，被分配到隰城（治所在今山西省汾阳市）任县尉。大约10年后，因为颇富诗名，他被召入朝中为官。唐中宗时，杜审言与宋之问、沈缙凇⒀殖隐等一起被聘为修文馆直学士（初入馆阁负责校理图书的官员，位列学士之下）。
官方规定，天子宴饮游玩，只有宰相和学士可以跟从，当时能够享此荣誉的学士仅24人而已，杜审言很快就成为其中之一。作为正式的文学侍从、宫廷诗人，他虽然只是以文华取幸，但因为能在皇帝身边，所以深为当时人所歆慕。
不过，杜审言更出名的事，并不在于他写出了让皇帝赏心悦目的侍御诗，而是他的口无遮拦。
武则天当政时期，杜审言在吏部任校考使。按照唐代的考核制度，无论中央或地方官吏，每年都要写一份“行状”，也就是写一份述职报告，交到吏部，详细记述一年来的功过是非，表明自己的政绩。吏部则要由考功郎中和员外郎分别组织人员审阅并朱笔评判，作为对官员考核和升迁任用的依据。校考使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给这些述职报告写评语。
以杜审言的文才，这点小事自然不在话下。有一天，他在一番龙飞凤舞之后，放下笔感叹说：“味道必死。”他说的味道，是指苏味道，时任天官侍郎，是吏部的二把手，相当于今天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周围的同事一听，吓了一跳，赶紧问：“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杜审言一笑，说：“彼见吾判，且羞死。”意思是说，苏味道如若见了我写的判词，自愧弗如，肯定会羞愧而死！
原来时人把杜审言和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杜审言对此却有些看法。四个人中，他只看得起崔融，对那两个人不大感冒，特别是苏味道，简直有点嗤之以鼻。 这次有了机会，当然要好好发泄一番。
好在苏味道很坚强，看了杜审言的判词不以为然，后来不仅写出了“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正月十五夜》）这样的名句，甚至还两度出任宰相。对于杜审言的出言不逊，史书中没有记载苏味道对他进行过打击报复，但要赏识他也实在勉为其难。在吏部待了多年，杜审言官没见升，还被调出了京师，几经变迁，“累转”为洛阳县丞。
坐在洛阳县矮小的衙门里，遥望京城巍峨的宫阙，杜审言发出了“还将万亿寿，更谒九重城”（《除夜有怀》）的嗟叹。然而人生的挫折，并没有击倒杜审言的自信，一次，他对人不无轻蔑地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翻译过来就是，我若写文章，屈原、宋玉只配替我打下手；我若玩书法，王羲之见了都得北面称臣。他的话让人很是无语，后人则就此总结出一个成语：衙官屈宋。
当初，父母可能就意识到了杜审言这辈子可能耽误在嘴上，所以给他取名“审言”，期望他“慎于言”，不要因言致祸，但事与愿违，杜审言不仅没有“审言”，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只是他把自己看得老高，并不代表大家的认同，史书给他的评价是：矜诞。
血案惊动武则天
恃才傲物，又喜逞口舌之快，朋友之间或许觉得是一种率真的表现，可人在官场就不那么简单了。圣历二年（699年），杜审言因为得罪朝中权臣，由洛阳丞贬吉州（今江西省吉安市）司户参军。得知这一消息，尚在病中的诗人宋之问为他赋诗赠别：
卧病人事绝， 嗟君万里行。
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
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
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
杜审言合得来的朋友不多，宋之问算是一个，他们同时被贬，大有同病相怜之意。
照理说杜审言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好好管住自己的嘴，别老在一个地方跌倒。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吉安这个小地方更难容下他这个大神。没文化少品味也就罢了，特别让他看不惯的，是当地官吏朋比为奸，贪赃枉法，以他的脾气，总忍不住出言讥讽，因此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把同僚们得罪了个遍。
有一个叫郭若讷的司户，对杜审言恨之入骨，便跑到司马周季童面前栽赃陷害他，周季童也早瞧杜审言不顺眼，于是这些人沆瀣一气，竟然将他逮捕下狱，然后罗织罪名，想杀之而后快。面对这飞来横祸，杜审言万念俱灰，想不到自己堂堂才子，却死在这些小人手中。就在他悲观失望之时，有一个人却开始了营救他的惊天计划，这个人就是他的次子杜并。
杜并天资聪慧，“日诵万言，尤精翰墨”。他还是个孝子，8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他不胜哀痛，“每号哭涕泪中有血”，因此为时人所重。母亲死后，杜并与杜审言相依为命，随父四处奔波，来到吉州时，他年仅13岁。看到父亲无辜受冤，小杜并义愤填膺，想着父亲在狱中遭受鞭挞之苦，他悲痛欲绝，终日不思饮食。他痛恨迫害父亲的人，可他小小年纪，又求告无门，便萌生了冒死报仇的念头。
杜并于是每天都到司马府前察看里边的动静，耐心地寻找机会。有一天，周季童在府内大摆宴席，请了很多客人，府中人来人往，杜并趁乱混了进去。酒宴开始，周季童坐在首席，众人推杯换盏，喧嚣迭起。杜并瞧准时机，悄然靠近正在举杯畅饮的周季童，乘其不备，从袖中猛然抽出匕首，向他连刺数刀。席间立刻大乱，府中护卫的官兵闻讯冲了进来，向杜并乱刀齐砍，杜并毫不胆怯，仍不松手，最终倒在血泊之中。
周季童被抬进后房，躺在床上，因伤势过重，已是奄奄一息。当他听说刺杀他的竟是杜审言13岁的儿子，不禁叹息道：“想不到审言竟有如此孝顺的儿子，郭若讷害得我好苦呀！”说罢便因流血过多而死去。
这件事轰动一时，杜审言的冤屈由此受到了重视，他被释放出狱，仅被免去了官职。杜审言收起儿子的尸骨，回到东都洛阳。他沉痛于儿子为自己惨死，提笔写下了血泪交融的祭文。左台监察御史苏F（音同停）深为杜并的孝行所感动，亲自为杜并撰写了墓志铭，称赞他“安亲扬名，奋不顾命，行全志立，殒而犹生”。在苏F的主持下，杜审言的冤案得到彻底。
唐朝重视以孝治天下，杜并杀仇救父的血案惊动了武则天，她下诏召见杜审言。朝堂之上，武则天向杜审言表达了慰问，宣布要重用他，随后问他说：“卿欢喜否？”素来能言的杜审言此时却不知如何回答了，儿子的死换来了他的今天，他高兴吗？更多的恐怕还是悲喜交集，欲哭无泪。他只能手舞足蹈，以身体语言来拜谢皇恩。武则天再令他赋一首《欢喜诗》，杜审言立时而就，武则天读后极为欣赏，赐予他著作佐郎的官职，不久又升为膳部员外郎。
杜审言因祸得福，然而代价却是儿子的惨烈，此时，他是否为他的不“审言”而后悔呢？
至死都在俯视众人
杜审言把自己捧得很高，究竟有没有真才实学呢？客观地说，杜审言的五言诗，在初唐时期，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明朝文学批评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唐初五律，必推杜审言为作者。”隋唐时写五言律诗的人很多，杜审言的贡献在于，他在诗的对偶之间，使句法结构更细腻、更复杂。比如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
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O。
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襟。
这首诗韵脚分明，平仄和谐，对仗工整，已是成熟的律诗作品，堪称初唐时期完成近体诗体式定格的奠基之作，胡应麟更是盛赞它为“初唐五律第一”。
清代学者王夫之对杜审言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初唐诗至必简整矣，畅矣！”意思说初唐到了杜审言时，诗变得工整、精密、流畅了。不过相较在律诗格式上的发展，他更大的贡献，则在于对杜家另一个天才人物杜甫的影响。
杜甫并没有得到过爷爷的亲身教诲，他是在杜审言去世后4年才降生到人世的，但杜甫对爷爷的推崇溢于言表。他在《进雕赋表》中说祖父“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在杜甫的诗歌中，可以看出许多向杜审言学习、模仿的痕迹。例如，杜审言在与宋之问的唱和中，曾写下“绾雾青丝弱，牵风紫蔓长”，杜甫则演绎为：“林花著雨胭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杜审言在《春日京中有怀》中曾有“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句，杜甫在《曲江二首》中将其演变成了“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审言的诗歌造诣深深地影响了杜甫，难怪杜甫在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曾无比骄傲地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现代诗人叶嘉莹这样看待杜审言与杜甫祖孙之间的传承关系，她说：“一件事情的出现，一个天才人物的完成，往往是由种种机会、种种因素促成的。杜甫之所以成为唐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者，我以为这与他的家学有很密切的关系。”这话是极为中肯的。
正因如此，杜审言牛气冲天的背后，确实有他足以骄傲的资本。这份骄傲如同贵族式的傲慢，是融化在血液里的，让他至死都在俯视众人。
景龙二年（708年），杜审言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在他病中，好友宋之问、武平一前来探视，见他气息奄奄，十分难过，于是问他还有什么话要留下。杜审言叹口气，不无遗憾地说：“上天害得我这么苦，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有我在世一天，你们就一天不得出头。现在我要死了，你们应该高兴才是，只可惜没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人能接替我啊！ ”
杜审言就这样去了，临死还不忘玩一次黑色幽默，让他的好友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摘 要：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旷达人格，黄州之贬是推动苏轼旷达人格最终定型的契机，乐天、闲适、心安是苏轼旷达人格的具体表现。
林语堂在《坡传》第一章中毫不掩饰他对坡的偏爱：“我想李白更为崇高，而杜甫更为伟大——在他伟大的诗之清新、自然、工巧、悲天悯人的情感方面更为伟大。但是不必表示什么歉意，恕我直言，我偏爱的诗人是坡。在今天看来，我觉得坡伟大的人格，比中国其他文人的人格，更为鲜明突出，在他的生活和作品里，显露的越发充分。”而在序言中对坡的人格就有所论及：“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就是这位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林语堂为苏轼的旷达人格所倾倒，只可惜他没有深究，而给本文留下了探讨的空间。
一、儒道释对李白、杜甫、苏轼影响之异同
豪放之李白。李白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奇异的行为方式，超迈绝伦,百世无匹，儒道释对李白的真正影响其实都很有限。表面上看，李白大有儒家“济苍生、安黎元”的雄心，但实际上李白真正关心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是“宰相之用”；李白迷恋道教，一方面是道教的炼丹成仙契合了李白的性格，同时也是为了走“终南捷径”，但他对道家思想的精髓并无太多体会，虽然他醉时吟唱过：“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月下独酌》其二）；李白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但在李白眼里，佛教与他所信奉的道教似无太大的差别，李白并没有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基本上算是与佛教擦肩而过了。所以，李白一生虽也浸染儒道释，而豪放本色不改。
沉郁之杜甫。总览杜甫一生儒道释的消长，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杜甫曾有发自肺腑的“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跄俱尘埃”（《醉时歌》）的沉重感慨，尽管杜甫一生频繁出入道释，儒学却始终都占据着杜甫灵魂的主导地位，而道释在杜甫的心灵坐标中总是若隐若现，无足轻重。我们承认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杜甫对道释的感受有所深化，但这种深化，是有限的，总体来说，是浅尝辄止。也许是儒家观念早已深入杜甫骨髓，影响了他对道释的接受，虽屡遭挫折、打击，却矢志不渝，诗人到老都保持儒家本色，而显沉郁风格。
旷达之苏轼。论人生大起大落之坎坷，苏轼与李白、杜甫相比，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在苏轼的诗中却少有李白式的“呼天抢地”的宣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与尔同销万古愁”，也没有杜甫式愁苦的悲鸣：“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而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洒脱，个中缘由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二、苏轼旷达人格之嬗变
知兄莫如弟，对苏轼一生思想之变迁，苏辙曾有最精当的描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这里苏辙大致为我们勾勒了苏轼思想演变的轨迹，由儒而道，由道至释，苏轼深得儒道释三教之真味，熔三教于一炉，苏辙形容之为“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其实就是炼得了可与儒道释并列而四的旷达境界，而且苏辙还透露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贬于黄州是苏轼旷达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赏识却始终没能重用苏轼的宋神宗赵?曾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三教平心论》）这种说法虽偏颇，可也不无道理。儒家对苏轼来讲犹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皇帝、太后几度的知遇之恩让苏轼终生感激涕零，尽管其因“才名太高”，加之“口无遮拦”，而屡受讥馋，仕途多舛。直至年过花甲，被贬儋州，苏轼还在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觑，旧学终难改。”（《千秋岁·岛外天边》）可见其儒家济世之心虽逐渐淡化，但从未消失，依然是身在江湖，心念魏阙。
苏轼对道教是有所接受的，到了黄州之后，除去研读佛经之外，他也曾在一家道士观里闭关七七四十九天，且有不少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道教举措。不过相比于道教，苏轼更偏爱的是老庄思想。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逍遥游等道家思想深深地拨动了苏轼的心弦，这在《赤壁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庄子主张以通达的态度看待人生，不追觑生命所不必要的东西，抛弃俗世之念，就不为俗世所累。庄子还论及“养神之道”，大谈虚静、恬淡、无为之学，“纯粹而杂，静一而不变，?炊?尬????煨校?搜?裰?酪病保ā蹲?印た桃狻罚?S炙担骸巴蛭镂拮阋灶笮恼撸?示惨病??苍蛭尬??尬?苍蛉问抡咴鹨印N尬?蛴嵊幔?嵊嵴哂腔疾荒艽Γ?晔俪ひ印！保ā蹲?印ぬ斓馈罚苤??臻?浴蹲?印芬皇椋?梢运凳抢檬煊谛兀?云淇醮锶烁竦男纬善鹆瞬豢商娲?淖饔谩?br>
佛教传入中国后，吸收了儒道学说中的某些东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学。禅宗强调内心的省悟和净化，将一切归之于心境，归之于“无念”。苏轼则将儒家的“独善其身”思想与禅宗的“无念”巧妙地结合起来，而使自己超然于万物，特别是在逆境中能泰然处之。他用心于佛是从风翔任签判开始的，较多地接触佛教当在通判杭州时，而真正全身心研习、领悟佛理，则是他被贬黄州之后。在《黄州安国寺记》里，苏轼总结了自己学佛的体会：“‘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核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
苏轼的旷达除了源于吸收儒释道思想精华外，也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生都在精研《周易》，用自己研习儒道释所得去释《易》，写成一部《东坡易传》，同时活用《易》理来指导自己的人生。《东坡易传》始作于苏轼官贬黄州时，一直到谪居海南期间才最后定稿，它凝结着苏轼毕生的心血，展示了苏轼独特而高超的哲学智慧，提出了“性命自得”等独到见解。正是以己心体悟而通达天道、人道，使苏轼处理事情了然无碍，而至超然旷达。
苏轼一生，始终未脱离仕途，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一直影响着他。但中年以后，道释思想对他的浸润愈加深厚，一改青年时期的力辟佛老而为融合佛老，成为宋代士大夫调和三教的典型。苏轼认为：“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阐律交攻，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祭龙井辨才文》）在为其弟苏辙所著《老子解》作跋时，他非常肯定该书对三教合一的贡献，指出：“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仇池笔记·卷上》)
苏轼过人的智慧在于他能高屋建瓴，而使三教合一。他基本上是尊儒崇儒的，但决不为儒学所囿；他崇尚老庄思想，而不至于厌世和虚无主义；他喜欢研读佛经，悟道参禅，但又不愿削发为僧。就苏轼自身而言，“乌台诗案”固是厄运，但黄州之贬又何尝不是大幸，因为非此苏轼就不能真正深入道释，而悟人生真谛。所以黄州对苏轼而言可谓意义重大，因为正是黄州之贬促成了其旷达人格的最终形成与深化，而使苏轼的人生渐入佳境，即使其后半生又屡遭贬谪。
三、苏轼旷达人格之表现
乐天派之苏轼。林语堂不愧为苏轼的知音：“我可以说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能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坡最佳的名言，是他对弟弟说过的一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坡传》）
苏轼曾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予去杭十六年……》）白苏二人确有许多相似之处：宦海沉浮,大起大落，几经荣辱；思想上儒、道、禅的杂糅，特别是乐观自适的人生态度等等。苏轼吸收了白居易身上的乐观精神，而又超越了白居易略带消极的自适而至旷达。苏轼生就开朗健康的幽默风格，他的幽默诙谐、睿智机趣的风采处处可见,正如《渑水燕谈录》中说：“子瞻遇人温厚,有片善可取者,皆与之倾尽城府,论辩唱酬,间以谈谑,以是尤为士大夫所爱。”《西清诗话》载有苏轼的一首打油诗：“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好友陈季常总被妻子训斥，这让坡想起释迦牟尼狮吼的样子，加上陈季常的妻子来自河东郡，便有了“河东狮吼”的笑谈，读之令人忍俊不禁。
黄州之贬把苏轼的乐观性格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产生了千古绝唱《前赤壁赋》。总览全文，由景及情，由乐到悲，再由悲而喜，形象而集中地勾勒了作者由苦闷而至解脱的心路历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乌台诗案、黄州之贬，苏轼痛定思痛，参之佛老，而豁然开朗。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应该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赤壁的清风明月，藉以老庄佛禅之玄理，成为苏轼豁达的根据。
闲适之苏轼。苏轼在《书临皋风月》中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在《记承天寺夜游》中又说:“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就是少有闲人，因为欲壑难填，人心难闲，非到一定境界，闲适就无从谈起。可以说是谪居黄州，让苏轼成为了“闲人”。他常常“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①苏轼黄州之“闲”固是迫不得已，但也给了苏轼反省的机会，而使他经历了一场灵魂的炼狱。他一方面躬耕于东坡,像老农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农业生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体味生命的真意，一方面读佛老之书，参禅学佛，炼丹闭关,而始知闲者要义。黄州之贬使苏轼涅??而获得了新生,其旷达人格已蔚为大观，作于到黄州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词可以为证：“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从禅宗的视角看，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中虽潇洒镇静仍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还是一种形式的“执”，那么“也无风雨也无晴”，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而显闲适。
苏轼晚岁被贬至惠、儋，对闲的追求也更加自觉。岭海时期的苏轼完全摈弃了外在俗事的影响，关注对日常生活的情感体验,只求诸于自我、内心的感受,实现了物我的齐一。苏轼以一种“闲”的眼光来关注内心,关注日常生活,并以“闲”的方式来艺术地生活，所以举凡食鱼、烹肉、煮茶、养卉、酿酒、睡梦、梳洗、静坐、习禅等生活琐事无一不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无怪乎林语堂这样吃力地描绘苏轼：“我们未尝不可说，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心安之苏轼。关于“心安”，中唐中隐诗人白居易曾反复吟诵:“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苏轼对白居易的“心安”境界当心领神会。王定国因苏轼“乌台诗案”牵连,于元丰二年谪监宾州盐酒税，元丰七年罢还,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也回到京师，苏轼曾以《定风波》词记叙二人阔别重逢,即显示了其时苏轼“心安”的心态,其序曰:“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定国南迁归,予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用其语缀词。”词云：“长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是赞友人，更是作者贬黄州之后心灵的真实写照。
晚年的苏轼又遭贬谪，其实对于已至旷达之境的苏轼，天涯海角之贬都形同旅游，因为贬谪的只是苏轼的身体，而丝毫损害不到诗人那颗旷达之心。贬居惠州时，苏轼《纵笔》写道：“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敲五更钟。”诗人“心安”由此可见一斑，据说此诗给当时的宰相读到，迁怒于苏轼这样安稳的“春睡美”,再次把苏轼谪贬到儋州。
四、结语：《念奴娇·赤壁怀古》属豪放还是旷达？
《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看作是苏词豪放风格的代表作，可细究起来，似乎不妥，因为全词的重心应在末尾，前面大段豪放的抒写应只是铺垫。总观全词,作者亲临赤壁，更是“神游故国”，借赤壁雄浑景象和“风流人物”周瑜的想象，引出“多情应笑我”的自嘲、“人生如梦”的感慨以及举杯洒江的自适,来抒发自己当时来之不易的心境——旷达。显然这首词的感情基调与豪放风格所要求的宏伟气魄和昂扬感情相去甚远，我们不应该被词人“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样豪迈诗句所蒙骗，而错过了词作真正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倾向，此作应该是豪放中显旷达。
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曾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②这里李泽厚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苏轼旷达的人格。也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所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而我要补充的是，如要论人格之高远，当非苏轼莫属。
参考文献：
［1］ 曹志平.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j].西北师大学报，2004，（4）.
关键词：杜诗；鲍注；鲍慎由；鲍彪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1-0100-09
收稿日期：2012-03-15
作者简介：吴怀东，男，安徽广德人，文学博士，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宋代是杜诗研究的高峰期，自从王洙校辑《杜工部集》问世后，“以王本为基础，杜诗的补遗、增校、分类、系年、笺注、批点、集注、汇评等研究工作蓬勃兴起”，这些工作奠定了后人对杜甫其人其诗认识的基本格局从而影响至今。宋代号称“千家注杜”，可目前学术界除了对几本杜诗注专书以及少数注家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之外，对大多数注家及其杜诗注还缺少专题研究和深入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林继中在萧涤非先生指导下选择赵次公杜诗注辑考这个论题并在90年代初最终完成，此后类似的宋代杜诗注辑考成果还比较罕见。近10余年来，莫砺锋、蔡锦芳、郝润华、聂巧平等学者对宋代杜诗注家在周采泉《杜集书录》、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工作基础上又有较深入的研究。不过，由于宋代杜诗注家甚众，可开垦的地域还很广阔。近年来，伴随着文学经典再次回归主流视野，杜诗接受史及杜甫研究史之研究渐趋热门，但对历代杜甫研究著述还缺少全面、细致、深入的清理。
“鲍注”就是现存宋代重要的杜诗注之一。据我们初步考证，宋代为杜诗作注的有两位鲍姓学者，前一位是鲍慎由，生于1067年前后，最迟1126年去世，生活于北宋后期；后一位是鲍彪，出生于1091年，1160年后不久去世，主要生活于南宋前期，两人在世时间有一定交叉。前者的杜诗注是否有专书因史料缺乏已无法确定，后者则有《少陵诗谱论》专书。“鲍注”专书虽然后来散佚，但是，作为早期杜诗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宋代的杜诗集注本到此后重要的杜诗注本对其都还有大量引用，可见其诗学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即集中考证“鲍注”传世情况、作者归属、学术特点、主要内容及其得失。
一、“鲍注”的保存情况
保存至今的宋本杜诗注本不多，在7种相对完整的集注本和2种残本中，“鲍注”保存数量比较可观：在后代重要的杜诗注本中也保存不少“鲍注”：
统计上列20种杜诗注本中所保存的“鲍注”，宋代注本引用共508条，后代注本引用共120条，总共628条。宋以后注本所引用者与宋集注本所引用者重复较多，可能是因为“鲍注”专书在宋以后失传，后代注本多从宋集注本中引用，去除重复，共有124条。
除上述杜诗注本引用以外，宋人笔记中亦保存了零星的“鲍注”。吴曾《能改斋漫录》6次引用鲍彪杜诗注的成果，姚宽《西溪丛语》引用了1条鲍慎由注。这些保存在笔记中的“鲍注”也受到后人的关注，宋人刘昌诗《芦浦笔记》以及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代陈鸿墀《全唐文纪事》、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和《疑年录》、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等引用《能改斋漫录》中鲍彪的观点。姚宽《西溪丛语》引用的1条鲍慎由注，被清代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引用，而吴曾《能改斋漫录》保存的6条“鲍注”，其中有2条与宋代集注本同并被后代杜诗注本引用，另外4条则不见宋代以及后代杜诗注本引用。
合计上述引用，共有128条，“鲍注”数量较为可观。上述几类文献的引用大致反映了“鲍注”的传世情况，此外之遗漏者应该很少。
二、现存“鲍注"的作者归属
上文已提到杜诗“鲍注”实为两位不同的鲍姓注者，即北宋后期的鲍慎由和南宋前期的鲍彪所注，现存9种宋代杜诗集注本中有5种在其序跋中标明注家姓名：郭知达《校定集注杜诗序》云：“因辑善本，得王文公安石、宋景文公祁、豫章先生黄庭坚、王原叔洙、薛梦符、杜时可田、鲍文虎彪、师民瞻尹、赵彦材次公凡九家。”明确将鲍彪列为“九家”之一。《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于卷首集注杜工部诗姓氏有：“缙云鲍氏，文虎，著《谱论》”，认为其中“鲍注”均出自鲍彪《少陵诗谱论》一书。宋人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跋》云：“凡所校雠，如唐之樊晃《小集》本，顾陶本，晋开运二年官书本，欧阳永叔、宋子京、王介甫、苏子瞻、陈无己、黄鲁直、王原叔、张文潜、蔡君谟、晁以道诸本，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鲍钦止……师古、师民瞻，皆有训解。”说明其书中有鲍慎由注。另外3种引用“鲍注”并提及鲍彪，1种引用鲍注却没有提及注家姓名。后代注本在具体引用“鲍注”时，有的也提及注家姓名。综合以上两类情况，可对各注本“鲍注”进行统计，详见下表：
后代注本所引用标注鲍注统计如下：
从上列二表的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各本中“鲍注”的署名情况：注明作者为鲍慎由注，宋代集注本中共11条，后代注本中共22条，合计33条。注明作者为鲍彪注，宋代集注本中明有338条，后代注本中有3条，合计341条。没有注明作者的“鲍注”，宋代集注本中有159条，后代注本中有94条，合计253条。各注本中所记载的鲍彪注总数远多于鲍慎由注，尤其在宋代集注本中，二鲍注数量悬殊，说明这些集注本作者更青睐鲍彪注。在后代注本中，则是题名不清的“鲍注”最多，原因主要是后代注本多承袭宋本旧注，绝大部分仅题为“鲍云（曰）”，又未如宋本在序、跋中涉及注家信息，故而无法分辨二鲍之注。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学者引用“鲍注”时也偶尔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引用《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诗下鲍氏注时，提到“鲍钦止《诗谱》’’这一说法，而据我们对鲍彪、鲍慎由二人生平著述的考证，《少陵诗谱论》是鲍彪所著之书，故这条诗注应属于鲍彪。另外，在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以及后代注本中题为鲍慎由所作的16条注释，可是，宋代《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在引用时仅题为“鲍云（日）”，而依此4书的序跋说明其所引都是鲍彪所注，则这16条注释均应归于鲍彪名下。还有1条注释，原来作者不明，可是依据其内容可以判断其作者，如《巳上人茅斋》“天棘梦青丝”句下注家引“鲍注”曰：“吕吉甫言：‘当作天棘薪。’然棘不可以丝为比。义云曾子开云：‘恐是巴戟天。’今按：《本草》，巴戟虽名三蔓草而叶似茗，又似麦门冬，亦不可比丝。唯天门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一名巅棘。《图经》言：‘春生，藤蔓高丈余，叶如丝杉而细散’，可以丝为比。公盖合天门冬、巅棘为一称之与？近有《冷斋夜话》，谓之柳而不著所出。”此条“鲍注”提到吕惠卿（字吉甫，生于1032年）、曾肇（1047-1107，字子开）的观点和释惠洪（1071-1128）《冷斋夜话》的说法，这几位与鲍慎由同属北宋后期学者，且鲍慎由与曾肇曾有往来，故可以判断此注实为鲍慎由所作。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可以确认，在现存128条鲍注中，明确为鲍彪所作者88条，为鲍慎由所作者9条，有争议者16条，不明作者的“鲍注”15条。
杜诗集注兴起，“当在绍兴中叶，或其稍前”，到南宋后期更是大兴，而这时候二鲍的杜诗注释已经流行开来，从而被各种杜诗集注本收入。总体看，鲍慎由注被引用少于鲍彪注，固然是因为鲍慎由年代较早，而鲍彪注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展开，后出转精是自然的规律，且与现存宋代集注本出现时间比较接近，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原刻于“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之间”、《九家集注杜诗》“初刻于淳熙八年（1181）”、《杜工部草堂诗笺》“成于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而初刻于开禧（1205-1208）年间”，因此，自然受到稍后注家的更多关注和引用。
鲍慎由生活在北宋后期，鲍彪则主要生活在南宋前期，虽然二鲍在世大约有20多年的交叉，毕竟分属不同时代，可是，他们的杜诗注却被其他学者混淆，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杜工部草堂诗笺》成书时间与鲍慎由、鲍彪二人注杜诗时间相去不远，此书中就已出现将二人注混淆的迹象，而后代注本距“鲍注”产生的时间更远，准确标出注家姓名亦更加困难，甚至还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二鲍注被混淆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二位注家在世时间相距不远，且俱属鲍氏、出自浙东。明人《括苍汇纪》卷13《艺文纪》便将二人所著之书都归于“龙泉县”条下。更重要的是，现存文献在记载二人籍贯时常以古地名“括苍”称之。汪藻《鲍吏部集序》、王信《鲍氏国策跋》分别是目前可见最早对鲍慎由、鲍彪生平记载的文章，此二文在言及二人籍贯时均称“括苍”，自然极易混淆。清代《处州府志》有二人传记，谓鲍慎由为龙泉人，鲍彪为缙云人，然二地皆属处州。《处州府志》云：“鲍彪，字文虎，缙云人。精史学，以《战国策》书失次，为之注定，时有论说以正其谬。又有《书解杜诗注》。为司封员外郎请老，赋诗日：‘此身甘作老’，林泉缙绅高之。案鲍彪，缙云人，今本《国策》亦题缙云鲍彪注，旧志此作龙泉人，于明万历问复有鲍彪传，作缙云人，所书与此略同，系一人两传，今为订正。”此段作者所加案语，纠正旧志将他当作龙泉人的失误，可见二人还曾被误认为同一地之人。
三、二鲍杜诗注的差异及其学术背景
从现存二鲍注看，二者差异并不大，故后代学者引用“鲍注”也不太关注其作者，不过，仔细考察，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所作的杜诗注还是存在一定细微的差异。
王琪在嘉四年（1059）刊刻王洙所编《杜工部集》后，杜诗才以基本稳定的版本形态流传，但是，毕竟此时杜甫诗歌收集还不全，此后，确认杜诗原貌的杜诗搜集以及文字校勘仍然是当时杜诗研究的主要工作，同时，以王洙本为基础的杜诗注解、赏析也逐渐展开。鲍慎由生活在北宋后期到南北宋之交，其时江西诗风广泛流行，他是一位作家，与黄庭坚有过直接的交往，自然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南宋汪藻《鲍吏部集序》就认为鲍慎由“文闳肆，诗尤高妙”，接续黄庭坚、张耒。汪藻还说鲍慎由“家藏书万卷，率手下雌黄，非雠得其真不止”，“当时诸公交口称誉且论荐之”，鲍慎由不仅注杜诗，还曾为《楚辞》、韩愈文、李贺诗作注，对钱起诗、杜牧文亦有评论，显然，鲍慎由的诗学研究也受到当时重学问、重读书之风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杜诗学的发展进程还是当时文学风气看，鲍慎由杜诗注肯定更重视杜诗异文的勘正、典故出处以及艺术的分析、研究。如，杜甫《铁堂峡》诗，鲍慎由云：“此篇双声叠韵体”。杜甫《九成宫》“‘天王守太白”诗句下，鲍慎由注云：“守，读如狩。”可见鲍慎由对语言文字技巧的关注。
鲍彪生活于南宋前期，其杜诗研究著作《少陵诗谱论》已经失传，不过从其书名及其治学背景对他所作“鲍注”内容可做出大致的推测。鲍彪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曾给《战国策》做注，此书历代公私书目均有著录①，清人修《四库全书》便将《鲍氏战国策注》10卷作为《战国策》的重要注本收入“史部杂史类”，此书被认为是《战国策》的重要注本，流传甚广。南宋人王信说其注《战国策》书“四易其稿始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说“注凡四易稿乃定”。《战国策注》自序云：“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已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脱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于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据考察，宋前以“诗谱”作书名的只有《毛诗谱》，“毛诗谱”简称“诗谱”。《毛诗谱》实际是郑玄为《诗经》写的“序”，《诗谱・序》云：“以立斯谱”。孔颖达疏云：“郑于三《礼》、《论语》，为之作序，此《谱》亦是序类，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诸侯世及诗之次，故名‘谱’也。”。根据孔颖达的解释，此“谱”是一个序论，主要是根据《诗经》所收诗内容而对其排序。因此，洪业先生在《杜诗引得序》中便将此书置于编年体杜诗注之列：“他若黄伯思之《校定杜工部集》，文字校勘而外，更以年月编次为重。继之者，若鲍彪之《杜陵诗谱论》、鲁之《编次杜工部诗》，皆从勾稽史传，排列诗篇之先后也”。现存的鲍彪注显示其高度关注时事、人物、地理考证和杜诗年月编次，注意史、诗互证，史实谙熟，史料丰富，考证精当（详后），这正体现了其史学家的学术思维特点。
二鲍杜诗注的差异，既是两位学者个人学术风格的不同，也反映了时代学术风气的变化以及杜诗学的发展轨迹。宋人赵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约成于高宗绍兴四年至十七年（1134-1151）之间”，时间介于鲍慎由、鲍彪二人注杜诗成果问世之间。此书是“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其于书前自序言：“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由王直方立之之说，谓‘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因留功十年，注此诗”，可见赵次公注杜诗以编年为体例，其自序通篇强调“来处”，提出“所谓来处，则句中有字、有语、有势、有事，凡四种”，由此观之，则赵次公作注之时，重“来处”，正是鲍慎由杜诗注时代的学术特点，而以编年为基本体例，则更强调杜诗与历史的关联，这也正是南宋杜诗研究的着力之处――南宋学者对于杜诗的“诗史”特点推崇有加。南宋人高度认可杜诗“诗史”性质，不仅强调其与社会时事的关联，也是肯定杜诗中“渗透的忧念君国兴衰、关心社会民瘼的这种文化精神”，而编年就被视为“诗史”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鲍彪注杜诗之时和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鲁在《编次杜工部诗序》中云：“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叙次既伦，读之者如亲罹艰棘虎狼之惨，为可惊愕。目见当时田亡庶被削刻转涂炭，为可悯。因感公之流徙，始而适，中而瘁，卒至于为少年辈侮，忽以讫死，为可伤也。”即强调为杜诗“叙次”的重要作用。南宋后期的集注本更标榜以史解杜，如《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董居谊在为黄氏集注本作序时称“昔杜预注《春秋左传》，世以预为丘明忠臣。黄氏父子用功此诗，谓非忠于工部不可。然《春秋》系年日，书甲子，预以历法推考，有未合则归之史误。工部虽号诗史，凡所纪述，非必如《春秋》书法之密，后数百年而生，必欲一一推见当时岁月先后，亦难矣。”指明了杜诗编年之难，肯定了黄氏父子的成绩，并且将杜诗编年与杜预注儒家经典《春秋》相类比，足见其推崇程度。鲍彪注重考据，立论扎实。随着宋代杜诗学研究演进，其为杜诗编年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南宋人所认可接受。正因如此，在保存至今的南宋杜诗集注本中，鲍彪注才被较多引用。
四、“鲍注”的主要内容
杜诗“鲍注”流传至今，虽因注本对注家姓名记载不清而致其作者归属不明，但也正是有赖于众多注本保存下来的“鲍注”，才使我们今天得以稍稍窥见鲍慎由、鲍彪二人杜诗研究成果，这些注释对我们认识杜甫其人其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鲍慎由注保存不多，且二鲍注差异在今天看来并不大，所以，我们在此合论其内容与成就。今天所见鲍注毕竟不是二鲍注之全部，此处所论只是就现存鲍注展开。诗话等专门著述中集中的杜诗评论往往侧重于杜诗思想、艺术的阐释，而注释只是杜诗研究的一种形态，其工作重点是：第一类：异文的勘正、生僻字词的释读、名物的说明、典故出处的确认；第二类：历史地理、事件、人物的发掘；第三类：某些诗句思想内涵、艺术技巧的阐释。囿于注释的体例规范，现存鲍注以前两种内容为主，而且，站在今天审视，其所论大多可以成立。
第一类注释：
“鲍注”出现时期虽然杜诗定本已经出现，但尚不完善，因此，杜诗异文校勘是“鲍注”作者关注的重要领域，现存“鲍注”中保存大量的杜诗异文，这对今天开展杜诗校勘还有很大的帮助。“鲍注”此类注释共有9条，如：《送从弟亚赴安西判官》“苍然请论事”句下：苍，鲍作茫。《剑门》“珠玉走中原”句下：珠玉，陈、鲍皆作玉帛。《沙苑行》“至尊内外马盈亿”句下：鲍作“内外马数将盈亿”。
“鲍注”对杜诗中较难解的事物、名词等进行细致的分析，博引群书，广采众说，之后得出自认为合理、准确的解释。“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0条，如：《巳上人茅斋》“天棘梦青丝”句下：鲍日：“吕吉甫言当作‘天棘薪’，然棘不可以丝为比，又云。曾子开云’，恐是巴戟天。今按《本草》，巴戟虽名三蔓草而叶似茗，又似麦门冬，亦不可比丝。惟天门冬注引《博物志》《抱朴子》，一名巅棘。《图经》言：‘春生，藤蔓高丈余，叶如丝杉而细散’，可以丝为比。公盖合天门冬、巅棘为一称之与？近有《冷斋夜话》，谓之柳而不著所出。”《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其一）“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句下：鲍曰：“按《尔雅》注：‘，大鱼，似而短口，在颔下，邪行，无鳞，内黄而大者，长二三丈，江东呼为黄鱼’，故公诗云‘脂膏兼饲犬，长大不容身’。岂有如此大鱼可以鸬鹚为捕者？则知乌龟乃乌蛮鬼耳。”
“鲍注”既有对整首诗诗体的总结，也有对具体诗句所使用典故的阐释以及艺术手法、写作技巧的揭示。对于杜甫点化前人作品而成的诗句，注家亦能敏锐地把握并且指出其原始的出处。“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4条，如：《铁堂峡》题解：鲍钦止云：“此篇双声叠韵体。”《放船》“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句下：鲍曰：“言舟行湍移，景物如画，虽速而不言速也。”《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其二）“翠眉萦度曲”句下：鲍曰：“古诗云：‘度曲翠眉低’。”
第二类注释，相比前一类要多：
“鲍注”于某一诗句下介绍时事地理、人物、事件，都是与诗句内容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或是杜甫当时的遭遇，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句诗。于某一地名下指明该地的位置，或直接指出，或在反驳他人旧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45条。如：《崔氏东山草堂》“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句下：鲍曰：“王维时被张通儒禁在东山，此诗有所叹息，故云。”《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三）“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句下：鲍日：“天宝十五年七月，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以伪命不从者杀之。公晦迹幽隐，故云：‘泱泱泥污人，听听国多狗’。”《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近得平阴信”句下：鲍曰：“平阴，属河南郡。唐初，属济州。天宝元年，更名济阳郡。十三载，郡废，以平阴属郓。”
杜诗中涉及很多与杜甫有过交往的人物，这些人物与诗作的内容有着很大的关系，故注家需要对他们作简单介绍。“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34条。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题解：鲍日：“珊，让皇帝子。《新史》书‘赠太子太师’，不书‘特进’，失之。《旧史》言‘特进赠太子太师’，与公诗合。”《赠翰林张四学士》题解：鲍日：“张也。张说之子，尚宁亲公主。明皇眷之，即禁中置内宅，公诗故云‘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也。”《奉寄河南韦尹丈人》题解：鲍日：“韦济，韦嗣立子，自河南尹迁尚书左丞。”
在说明该诗所涉及的历史背景之后，往往对该诗歌进行年月编次，通常出现在杜诗诗题之下，指出该诗的写作时间，一般也会关联时事或杜甫本人的生活状况。“鲍注”中此类注释共有13条。如：《杜位宅守岁》题解：鲍日：“天宝十年辛卯，时年四十岁，在京师杜位宅守岁，是以有‘四十明朝过’之句。”《三川观水涨二十韵》题解：鲍日：“天宝十五载乙亥，禄山陷京师，公徒步避寇州三川县，有是诗，时七月也。”《白水县崔少府高斋三十韵》题解：鲍曰：“肃宗元年，乃明皇天宝十五年也。岁次丙申五月，公年四十有五，在奉先。以舅崔公为白水县尉，故适白水，有是诗。”
二鲍给杜诗作注，引用了大量的史料文献，同时，作为生活在杜诗研究热时期的学者，他们也不是白手起家，作注时也往往旁征博引以证己说。其关于杜诗年月编次、时事地理及人物介绍的内容最多，与唐代政治、地理关系密切，故《新唐书》《旧唐书》常为其所引用。除正史以外，“鲍注”也注意到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如《斗鸡》一诗题解引《东城父老传》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斗鸡，兆乱之象也”。在解释名物时，尤多采用他人笔记中的说法。当时注家都甚留意同侪杜诗研究的成果，“鲍注”中亦时有借鉴。我们所见“鲍注”中三次引用江西诗派诗人黄庭坚的观点（见《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百舌》三诗），都来源于黄庭坚与他人的书信往来或交谈之中。此外，“鲍注”中还吸收同时代学者惠洪（见《巳上人茅斋》诗注）、吕惠卿（见《巳上人茅斋》诗注）、曾肇（见《巳上人茅斋》诗注）、魏泰（见《北征》诗注）、洪玉甫（见《过洞庭湖》诗注）、谢克家（见《绝旬三首》诗注）和王直方（见《过洞庭湖》）等人的观点。二鲍参考同时代学者的成果，说明他们和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互动，从而他们的成果也很快被其他学者所知并大量引用。
五、“鲍注”的得失
二鲍注在杜诗认识史上无疑很有价值，但是，具体注释是否准确也还要具体分析。我们注意到，根据前述统计结果，清代注本中“鲍注”出现的次数比宋代注本中要少，其中原因通过考察各注本中“鲍注”的具体内容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鲍注”常引用《新唐书》《旧唐书》等其他书中的内容来为杜诗作注，由于后代学者认为这属于常识，故清代注本中有时仅出现引文的部分，不再提及注家的姓名。第二，宋代注杜学者众多，不少学者在对某一具体的诗作或诗句的理解上，与“鲍注”所持观点相同或者相似，清代学者只须选择其中一家，故而有些“鲍注”未被选人清代注本中。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即清代注本中所保存的“鲍注”是经过学者筛选的结果，清代学者之所以引用或不引用，都是基于到清代为止杜诗研究的积累而做出的判断、选择。当然，宋代学者的观点即使被后来学者所否定，其对后来正确观点的提出也是一种激发，应该也算是一种贡献。因此，我们借助清代注家对“鲍注”的引用及其对“鲍注”的分析、评价，可以对“鲍注”的得与失作出学术评判。
据笔者统计，在上文所列20种注本与笔记中所保存的128条“鲍注”中，为清代注家所认可的共有96条。有的被清代注本完整引用，如《别李义》诗题解，“鲍注”：“高祖二十二子，卫怀王玄霸、楚哀王智云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诛，诏除籍。故止言十八。太宗有天下，止十七子封王”。此条注释同时见于《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读书堂杜工部诗集注解》《杜诗会稗》《杜诗详注》《读杜心解》及《杜诗镜铨》7部清代重要的杜诗注本，足以见其准确精当。有的征引其他文献，与“鲍注”所引内容完全一致，也可看作是对“鲍注”的肯定，如《北征》诗中“中自出褒妲”句下，《九家集注杜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少陵诗史》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三书均有鲍氏引魏泰《诗话》语云：“唐人咏马嵬之事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白居易‘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咏禄山能使官军背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贵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亦失事君之礼。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乃是明皇鉴夏殷之败，畏天悔祸，赐妃子以死，无与官军也”。清代《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镜铨》同样引用魏泰（道辅）《诗话》中的这段话。即便不能断言三人是引用“鲍注”而未著其姓名，不过，从其征引内容相同这点来看，三人必然也同意鲍氏的说法。有的代注本虽是引用其他注家的说法，但除文辞稍异，实质内容与“鲍注”几乎相同，亦可以代表这些注家对待“鲍注”的态度，例如《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一诗有“三年犹疟疾，一鬼不销亡”之句，《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中此旬下有鲍日：“公《遇王倚》诗云：‘疟疾三秋熟可忍，寒热百日交相战’，与此正合。‘三秋’，谓一在，一在华，一在秦地”。《钱注杜诗》在同一句诗下引作“（赵）梦弼曰”：“《遇王倚》诗‘疟疾三秋孰可忍’，正与此合。‘三秋’，一在，一在华，一在秦也。”此处采纳蔡梦弼的说法，无疑也证明“鲍注”的正确性。
另一方面，被清代学者明确否定的“鲍注”共有6条。具体如下：《建都十二韵》题解：鲍钦止编在宝应元年冬，是年虽复建南都，时公往来梓州，未尝定居，安得有“田园”之句《饮中八仙歌》“天子呼来不上船”句：注家谓关中呼衣襟为船，不上船者，醉后披襟见天子也。穿凿可笑。《塞芦子》“五城何迢迢”句下：《地理志》载：夏州朔方县有乌延、宥州、临塞、阴河、淘子等城，在芦子关北，乃长庆四年节度使李佑筑。鲍钦止引之以证此诗，误矣。《白马》“中夜商（伤）于战”句下：“黄鹤曰：商于，即张仪欺楚之地，唐为商州上洛郡。史云：大历三年三月，商州兵马使刘洽杀防御史殷仲卿，此为仲卿作也。按：鹤说似有据，但三年春，公自峡之江陵，商州在江陵西北，不当云“白马东北来”也。考《九域志》，衡州北至潭州三百九十里，公自潭如衡，则所见之白马为自东北来明矣。臧玢与达奚觏忿争，是夜以兵杀，所谓“中夜伤于战”也，梦弼、次公皆主此说，似可从。”此为《杜工部诗集辑注》《读杜心解》《杜诗详注》批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干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中的“鹤注”。按：鲍氏与黄鹤观点相同，亦认为“商于”为地名，故可视为对“鲍注”的批判。《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二书中，《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诗下有鲍氏曰：“开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桥陵，公故有是诗”，此处《钱注杜诗》《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杜诗镜铨》均作“开元四年”，鲍氏编年有误。《客居》一诗中有“西南失大将”一句，《分门集注杜工部涛》《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均引鲍氏观点，“谓郑公卒也”。清代注家虽未直接反驳其观点，却一致认为此句当是指郭英义为崔旰所杀，可见此处“鲍注”之失。
大致说来，20世纪初期，传统的学术形态仍有所衍流，而新型的唐诗观已然发端。属于前一类型的，如陈衍《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王kǎi＠①运《湘绮楼说诗》《湘绮楼老人论诗册子》《王志论诗》及其选批的《唐诗选》（订补本）、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宋育仁《三唐诗品》、朱宝莹《诗式》、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以及光明甫《论文诗说》（未刊稿）等，不仅多还承袭以往的诗话、诗品、笔记、选批、论诗诗等形式来解说和品评唐诗，在思想见解上也大抵未越出前人的樊篱，尽管具体论述中时有精义可参。但就在这个时候，某些新的观念已开始萌生。胡适于1915年发表《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和《读香山诗琐记》两文，以理想主义与实际主义（即写实主义）的分派来解说唐诗，称白居易为实际派领袖，上承杜甫《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诸作的创作倾向，而与并时的李绅、元稹等同气相求，开了引西方文论入唐诗研究的新风气。同年9月起，吴宓在《清华周刊》上连续载出其《余生随笔》，其中多则论及唐诗，他以唐宋诗之变迁为贵族派向平民派之转移，杜甫正当交接之会，乃“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至白居易则已纯然平民派，这个观点不仅成为“五四”时期倡扬“平民文学”的先导，对后来的文学史家影响尤巨。至1922年，又有梁启超发表其讲演稿《情圣杜甫》，他把历来加于杜甫身上的“诗圣”徽号改作“情圣”，实际上反映着他不以“言志”、“载道”为依归，而认“诗为表情之具”（见《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附录二）的思想立场，在唐诗研究领域鲜明地树起了人本的旗帜。
经过世纪之初的酝酿和发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观念和新形态的唐诗研究著作陆续产生。概述性的如费有容《唐诗研究》（大东书局1926）、许文玉《唐诗综论》（北京大学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诗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苏雪林《唐诗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杨启高《唐代诗学》（南京正中书局1935），专题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陆晶清《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孙liáng＠②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东亚图书馆1932）、刘开荣《唐代诗中所见当时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或从整体概括，或就局部开发，均能自出手眼，不囿于传统，其表述的系统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亦迥异于前人的诗话、诗论。此外，对具体作家如张九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韩愈、白居易、贾岛、李贺、杜牧、李商隐、罗隐、韦庄等，亦皆有年谱、评传、研究专著及论文问世，体现着进入现代学术领域的唐诗研究的初步业绩。
这个时期的学者中贡献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岑仲勉、钱钟书诸家。闻一多给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订工作，以此为凭藉来把握唐诗的发展流变，便有一个纵贯全局的眼光。他的《唐诗杂论》和后经其学生郑临川整理发表的《闻一多说唐诗》，皆为未完成的著述，却处处显示出文学史家的宏通视野，至今还给人以启迪；所选《唐诗大系》，亦能突破传统正变观的拘限，多从艺术性着眼，成为这个世纪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朱自清专门评论唐诗的著述并不多，但他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一文，对唐诗的题材、作法、体裁、流变、格律、声调等问题有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为阅读和批评唐诗指示了门径；所撰《经典常读》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门户之见，主张从文学创新的角度来衡量宋诗变唐的利弊得失，使得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公案有了明确的方向，也给后来缪钺、钱钟书等有关唐宋诗风的异同比较提供了依据。陈寅恪和岑仲勉，则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观照唐诗，所创“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史学与诗学熔为一炉，不仅丰富了诗、史双方的研究资料，还广泛涉及唐代社会经济、政治、科举、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国际交流与诗歌创作间的多重互动关系，展现出文学与人生诸方面纵横交错的复杂图景。至于钱钟书《谈艺录》一书系用传统笔记体裁写成（其中相当部分述及唐诗），虽不重理论建构，而每下一断语，必穷源竟委地引证中外古今文献资料，以期在互参互证中使问题得到生发，故被誉为文学上比较研究之典型。以上诸家各从不同的思路进入唐诗园地，他们的学术成果对于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皆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50年代开始，唐诗研究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兴起，推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有计划开展，一系列唐人别集、总集和研究资料的校点、诂笺、编年、集成被提上议事日程，作家传记、年谱、评论等撰著也获得了新的势头。像《唐人选唐诗》（十种）、《唐诗纪事》、《全唐诗》、《钱注杜诗》的校点行世，《文苑英华》、《万首唐人绝句》、《宋本杜工部集》的影印流布，研究资料汇编如《白居易卷》、《柳宗元卷》、《杜甫卷》（唐宋之部）的辑成，新著如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萧涤非《杜甫研究》（人民出版社1956）、傅庚生《杜甫诗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林庚《诗人李白》（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詹yīng＠③《李白诗文系年》（作家出版社1958）、孙望《元次山年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褚斌杰（白居易评传》（作家出版社195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订补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钱钟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吴文治《柳宗元评传》（中华书局1962），皆足以代表这一时期的成果。唐诗的普及也是一项重点工作，各种选本、译诗、鉴赏指导与知识读物的盛行。这类读物中亦有层次较高、能达到雅俗共赏水平的，如马茂元《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刘逸生《唐诗小札》（广东人民出版社1961）以及冯至等《杜甫诗选》（作家出版社1956）、陈贻xìn＠④《王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顾肇仓等《白居易诗选》（作家出版社1962），都能为学界人士提供参考。
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还在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在唯物史观的引导下，人们普遍关注文学反映现实生活的功能，侧重从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角度来把握唐诗流变，并努力发掘作家创作与人民群众生活实践之间的种种关联。这一新的观念在当时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包括断代专史、专论如周祖zhuàn＠⑤《隋唐五代文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58）、王士菁《唐代诗歌》（人民出版社1959）、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刘开扬《唐诗论文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里，都得到了鲜明的反映，而李白、杜甫、白居易诸大家一时成为研究的热门，更突出地表明了这层关系。但是，由于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带有相当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成份，如不适当地夸大经济、政治的决定作用而忽略历史文化其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片面宣扬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贬抑人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从而导致研究视野的狭隘化和评判标准上的唯政治功利化，连带累及一些很有意义的学术争鸣如有关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边塞诗派和山水田园诗派等探讨。待到十年动乱期间，形而上学的倾向越演越烈，以至用“儒法斗争”来贯穿整个文学史，让每个作家按线站队，人为地扬李抑杜、褒柳贬韩，完全脱离了学术规范，造成思想上的极度混乱。
唐诗研究的再度繁荣，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在这最近20来年间，思想的活跃、队伍的壮大、学会的组织、对外的开放，从各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动向。
其一是资料建设的加强。资料及其考辨，是科学工作的基础，理所当然地占据着新时期唐诗研究的首要位置，其成绩也最为显著。诗篇辑佚方面，继王重民于60年代辑成《补全唐诗》104首和《补全唐诗拾遗》127首，后有孙望《全唐诗补逸》20卷收诗830首，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21卷收诗1000余首，陈尚君《全唐诗续拾》60卷收诗4300余首，并经陈尚君统一整理、汇编为《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删繁订误，共得诗6300余首。诗集笺校方面，康金声等《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徐鹏《孟浩然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2）、陈铁民与侯忠义《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瞿蜕园与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安旗等《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96）、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华忱之等《孟郊诗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瞿蜕园《刘禹锡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罗时进《丁卯集笺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等，都是具见功力的注本，而詹yīng＠③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和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1989），更带有结集的性质。诗人诗作考订方面，除单个作家的年谱、传记外，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及其《续编》（巴蜀书社1987）、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巴蜀书社1989）、吴汝煜等《全唐诗人名考》（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佟培基《全唐诗重出误收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在庆《唐五代文史丛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等，都是把考证工作放到唐代历史文献参合比较的大范围里展开而有新的创获，特别是傅璇琮主编并有全国20多位学者专家通力合作而成的《唐才子传校笺》一书（中华书局1987-1995），对唐代近400余诗人的生平事迹加以系统爬罗梳理，称得上集大成之作。其余如书目、版本研究方面，有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陈伯海与朱易安《唐诗书录》（齐鲁书社1988）、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以及台湾学者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研究论著集目》正续编（五南图书公司1996）等；研究资料集成方面，除中华书局续刊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李白、韩愈、李贺、李商隐数家外，另有傅璇琮等《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陈伯海等《唐诗论评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罗联添《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等。
其二是研究领域的开拓。针对以往的研究工作多集中于几个大诗人身上的不足，新时期唐诗研究有了全方位的拓展。大家续有深入，甚至像初唐宫廷诗人、大历诗人群、晚唐诗人群以及其他过去不被人注目的“小家”，亦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对象正逐步由单个作家向综合性课题转移，且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其中综论唐诗的，有陈贻xìn＠④《唐诗论丛》（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林庚《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房日晰《唐诗比较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邓仕梁《唐宋诗风》（台湾书店1998）等；集中考察一个时段的，有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1997）、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葛晓音《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傅绍良《盛唐文化精神与诗人人格》（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蒋寅《大历诗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与《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吕正惠《元和诗人研究》（台北东吴大学中文所1983）、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分体论述的，有黄盛雄《唐人绝句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周啸天《唐绝句史》（重庆出版社1987）、赵谦《唐七律艺术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孙琴安《唐代律诗探索》（西南交大出版社1998）、王锡九《唐代的七言古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张修容《中唐乐府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5）等；按题材及流派着眼的，有许总《唐诗体派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蔡石麟《晚唐社会诗研究》（台北复文出版社1986）、洪赞《唐代战争诗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冯艺超《唐诗中和亲主题研究》（台北天山出版社1994）、颜进雄《唐代游仙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王隆升《唐代登临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林香伶《唐代游侠诗歌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黄浴沂《唐代新乐府及其代表作品》（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等；追索唐诗与社会历史文化各部门之间关系的，除漓江出版社1996年刊行的系列丛书《唐诗与舞蹈》（张明非）、《唐诗与庄园文化》（林继中）、《唐诗与音乐》（朱易安）、《唐诗与绘画》（陶文鹏）、《唐诗与科举》（陈飞）、《唐诗与道教》（黄世中）之外，尚有任半塘《唐声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吴相洲《唐代歌诗与诗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陈华昌《唐代诗与画的相关性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杜松柏《禅学与唐宋诗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萧丽华《唐代诗歌与禅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查屏球《唐学与唐诗》（商务印书馆2000）等，其中最热闹的话题还是唐诗与音乐、与佛教的关系；另外，有关唐诗接受史的研究亦已展开，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鹭江出版社1996）、蔡瑜《唐诗学探索》（台北里仁书局1997）、朱易安《唐诗学史论稿》（广西师大出版社2000）、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乃至许总《杜诗学发微》（南京出版社1989）、简恩定《清初杜诗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等，皆已显示了初步的业绩。在这方方面面成果的基础上，遂有加以总结、提炼，以期对唐诗作一宏观、整体把握的需要，像刘开扬《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罗宗强《唐诗小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张步云《唐代诗歌》（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杨世明《唐诗史》（重庆出版社1996），都是新形势下的史学专著，给唐诗发展流程勾画出更翔实也更精细的脉络；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郭扬《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则带有横向归纳的性质，就唐诗的质性、渊源、流变、体类、流派、法式及学术史诸问题进行概括，试图为新一代唐诗学的理论建构开辟途径。
第三是艺术品评的深化。唐诗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本是50年代以来的基本趋势，到这个阶段越形发达，各类读本和辅助阅读、欣赏的文字风行，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加强，多种工具书的编纂，构成新时期学术园地的独特景观。选本中较有影响者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以其选诗风格多样化和作家小传中掺入艺术风格点评而被人看重，其后马茂元与赵昌平《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1985）、葛兆光《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唐诗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亦时有精到评议，富寿荪等《干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霍松林等《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则以收辑前人评语见长，而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三册（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选诗5000余首而又汇录大量历代论评资料，或具有集成的意义。鉴赏读物本时期由沈祖fēn＠⑥《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肇端，体贴深细，说解明白，深受读者欢迎，而后追随者甚众，按体、按类、按流派、按作家分别成书或综合编纂者层出不穷，而以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辞典》（1983年版，解诗1000余首）为其顶峰。施蛰存所撰《唐诗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不以赏析为限，一题一议，广搜博考，切实有用，也为后学开了治唐诗的法门。这些书籍的印行，无疑对普及唐诗起到良好的作用。与此同时，唐诗艺术的理论性总结渐受重视，先后出版了陈铭《唐诗美学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王明居《唐诗风格美新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师长泰《唐诗艺术技巧》（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李浩《唐诗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与《唐诗的美学阐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诸作，有关唐诗意象、结构、语言和艺术风貌的专论更不在少数。至于大型工具书如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和周祖zhuàn＠⑤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成为查考和研究唐诗的必备工具书，而王洪等《唐诗百科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范之麟等《全唐诗典故辞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马东田等《唐诗分类大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张忠纲等《全唐诗大辞典》（语文出版社2000），亦皆有助于唐诗的阅读与会通。
最后是理论方法的更新。80年代以来唐诗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跟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分不开的。一反“文革”以前庸俗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猖獗，新时期的学人普遍意识到要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地评述历史。为此，不仅大力加强史料建设与实证工作，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的论争，如李杜优劣、韩柳异同、白居易讽谕诗论、《长恨歌》的主题、李商隐《无题》与《锦瑟》诗的寄托、《二十四诗品》与司空图的关系，以及重加讨论的唐诗繁荣原因、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评价、新乐府运动等，大都能避免极端、片面化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和交换意见，有助于较全面的认识的形成。在此期间，人们还注意继承并发扬前辈学者讲求历史的整体联系和文史会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尽力深入诗歌自身的流程，探索并抉发出唐诗流变中的各个构成环节，使一部诗歌史的演化轨迹能完整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力求超越就诗论诗的局限，尝试将唐诗与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多重交会作一总体把握。这就大大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并推动各种综合性课题得以充分开发。80年代后期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海内外学术交流的日趋活跃，各种更新的思潮如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乃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等纷涌而来，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的研讨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