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10:08:58
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解读杜甫的儒家情怀
说杜甫的“心”事
李杜与唐代南北文化交流(续)
杜甫失眠诗探析
略论杜诗中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张溍的杜甫研究
借阅杜甫草堂杜诗珍善本及与杜诗的关系
“鸦护落巢儿”疏证
《九家集注杜诗》及其文献学价值
陈师道:学杜而得韩——略论陈师道对杜甫、韩愈诗歌的接受及其比较
《钱注杜诗》决定性突破清廷禁毁令考述
路易·艾黎与杜甫
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点校出版
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纪念大会在天水成县举行
韩国东亚人文学会代表团来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参观访问
钟树梁先生逝世
挽诗挽联选刊
钟树梁先生二三事
一往情深 千秋论定——读杜甫吟咏诸葛亮的诗
杜甫献赋出身而未能立即得官之原因考
杜甫早期不遇诗中的情感及其表达方式
读杜诗琐谈
鱼龙川与鸟鼠山
杜甫不祖杜周缘由考述
屈原杜甫金圣叹与湘妃三面(续)
明代诗人论杜甫
“伪苏注”何以托名苏轼
“遗恨失吞吴”之东坡说质疑
《杜诗详注》引《何氏语林》考论
是“嘉庆”,不是“嘉靖”
萧涤非先生与《杜诗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杜甫“生平”研究述论(续)——兼评《杜甫亲眷交游行年考》
抗震救灾中读杜诗
哀悼首日述哀 汶川大地震哀悼首日述哀五言古诗三十四韵
破阵子·汶川八级大地震
抗震救灾竹枝词(六首)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被评为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
四川省杜甫学会荣获第六届四川省“十佳社科学会”称号
试论杜诗的议论
论杜甫“清词丽句”在唐诗中的演进
盛唐边塞之梦的破灭——杜甫《后出塞》意蕴解析
杜诗色彩世界之初探
论杜甫的悼友诗及其礼俗文化渊源
无情未必真豪杰——论杜甫的赠内诗
论杜甫陇右诗的抒情特征
平生憩息地 必种数竿竹——杜诗的竹文化研究
万钧诗笔 裁伪存真——许永璋的杜诗研究探微
废名的杜甫研究述论
《杜诗详注》引文之版本评议
论徐渭的崇杜情结及其手批《杜工部集》
姚鼐评选杜诗论略
杜甫草堂园林之道法自然
读杜甫诗意画二种
《杜甫大辞典》出版发行
草堂琴社古琴赏析会活动在杜甫草堂诗圣园举办
草堂人日献重礼 诗圣祭典惊海内 第十八届(己丑年)“草堂人日”
感诗圣大爱 扬学子爱心 草堂小学百名学生在杜甫草堂向灾区儿童捐出压岁钱
关键词：杜甫；秦州；行迹活动
一
秦州，唐时属陇右道。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徙成纪的敬亲川，天宝元年改为天水郡，还治上。乾元元年复为秦州。杜甫是在乾元二年立秋后离开华州去往秦州，当时州治在上，但已复称之为秦州。按《旧唐书・地理志》载：“（秦州）天宝领县五，户二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口十万九千七百。在京师西七百八十里，至东都一千六百五里。”可见，秦州称得上是陇右道的一个大州。杜甫迁居此地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贻阮隐居》中写道：“塞上得阮生，迥继先父祖。”塞上代指秦州地域，仇兆鳌注此诗：“公秦州、夔州诗，每用塞上字，盖秦界羌夷，夔界五溪蛮，二州皆有关隘之设。”作此诗时，杜甫已行至秦州之境，拜访了阮P，并以此诗表露出对阮P隐居山野而安贫自得，性古情真的赞许。当然，此时杜甫尚未到达秦州城内，因为之后的《遣兴三首》都是杜甫途中感知所见所闻创作出来的，过古战场凄凉而悲无将帅守疆，秋寒登高南望讽邺城兵败，路睹秋成感贤士不遇。杜甫思维敏感，一景一物都极易引起他的感情波动，秦州诗中的遣兴诗多发自于此。从华州到秦州不单单是路途遥远道路险阻。杜甫的内心也一直激荡不安，时情时景诱发出他无限的诗思和长叹。
《遣兴三首》只是发端，初入秦州的杜甫虽然已经远离政治喧嚣，内心却是十分不平静，《留花门》、《佳人》、《遣兴》等诗中或表露出对时事的关心；或悲叹贤士不遇流离草莽间。从这些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杜甫虽然依然寄情家国，但积极性早已不胜之前，诗句常常流露出一种避世保身的想法。再从地理方位来看，秦州地处边陲，与吐蕃接壤。而当时河南贼虐，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秦州是属于大后方。杜甫弃官举家西迁至秦州应是为了避乱以求生计。
二
杜甫到达秦州之后，居住在何处，一直没有可确信的记载。但我们可以从秦州诗中梳理出杜甫在秦州时的一个行踪线路，从而大概猜想杜甫在秦州居所在何处。
《秦州杂诗二十首》可以确信为杜甫到达秦州所作的大型组诗，这组诗歌记录了杜甫在秦州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了解杜甫秦州时期生活状况和思想情感的重要资料。秦州杂诗其二：“秦州城北寺，胜迹隗嚣宫。苔藓山门古，丹青野殿空。”记游城北古寺，荒凉之景引发诗人愁思。此时，杜甫应该是已经在秦州安身，不然不会有此闲情游览古迹。其六：“城上胡笳奏，山边汉节归。防河赴沧海，奉诏发金微。”杜甫能听到秦州城楼上的胡笳声，亲见军士列阵远涉。可见杜甫所居之地离秦州城不远或者就在城中。再看杂诗其九：“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从篁低地碧，高柳半天青。稠叠多幽事，喧呼阅使星。老夫如有此，不异在郊贰！毙存渫ぞ爸掠氖ぃ若能旅居在此，不异于隐居在郊地。由此可以确认，杜甫初到秦州时是住在城内的。
《秦州杂诗二十首》中还有写南郭寺、仇池穴、东柯谷的诗歌。杜甫游览这些地方是纯粹的游玩还是寻置寓居的场所不可考证。不过从后来杜甫寻置草堂的行为来看，杜甫应该是抱着卜居的心态去游览的。作于同时期的《月夜忆舍弟》：“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戍鼓是边防驻军的鼓声，只有在秦州城内才能听到，这也是杜甫居住在秦州城内有力的证明。
不过杜甫没有放弃在城外寻置一处安静幽致的地方作为居处的想法。在秦州的这段时间里，杜甫一直在城郊游览。《宿赞公房》一诗写在城外偶遇赞公，夜宿赞公禅房，触景生情。赞公本是京师大云寺主，被贬谪至秦州。两人异地相逢，难免感慨。夜宿之景，陇月之圆，都成为杜甫笔下的诗情。《赤谷西崦人家》：“如行武陵暮，欲问桃源宿。”写游至西崦，暮宿西崦人家，记其胜景。据《旧唐书・地理志》载：“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故曰西崦。”《一统志》载：“赤谷在秦州西南七十里，中有赤谷川。崦嵫山，在秦州西五十里。”可见，杜甫在秦州的行迹较广，常常因为游玩未归而夜宿人家。当然他游览这些地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置草堂地以供其居住。
《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房二首》中杜甫就明确的说出想要在秦州近郭择地建屋，闲居于此。这次出行卜居，不是杜甫独行，还有赞公伴行。其一：“怡然共携手，恣意同远步。扪萝瑟先登，陟t眩反顾。”两人携手远步，登高足倦，林深路迷。“卜居意未展，杖策回且暮。层巅余落日，草蔓已多露。”杜甫二人卜居未成，天暮日落，只好回宿土室。此次卜居，杜甫无功而返，可他依然没有放弃。在《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房二首》其二：“幽寻岂一路，远色有诸岭。晨光稍朦胧，更越西南顶。”杜甫吐露出明朝再寻胜地，安置草堂的期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杜甫四处游览卜居，打听到在西枝之西有一山谷，宜人可居。于是他萌生了迁居此地的想法，《寄赞上人》一诗中写道：“近闻西枝西，有谷杉黍稠。亭午颇和暖，石田又足收。”杜甫携家来到秦州既为生计，对这种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地方当然向往。乾元二年十月，杜甫启程去往同谷，诗《别赞上人》：“百川日东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飘荡，何时有终极。”杜甫倾诉自己苦于飘零，无终极时，对于同谷地方十分向往。
三
乾元二年十月，杜甫到达同谷。此时距离他于乾元二年立秋后从华州之秦不过短短两个月，他的秦州之旅到此结束了。原本想长期居住此地，可是秦州地处偏寒，又有边患，实在不宜久居。再加上，杜甫多次在城外卜居未成，只好迁徙南方，以求生计。
经过对杜甫秦州诗的一番梳理，杜甫在秦州的踪迹已经略微清晰。他于乾元二年秋后到达秦州，先在城内寻置一蔽庐旧舍住下。安顿好家人以后，他在城外四处游览卜居，先后到过南郭寺、隗嚣宫、仇池穴等地，最后打听到东柯谷、西枝村西谷（即同谷）闲居之趣，物产之盛，意欲迁往此处。
杜甫在秦州停留时间不久，足迹却遍及秦州城内外诸多古迹胜地。他或睹物思人，或即目寓情，或览胜兴怀，秦州的一点一滴都被他融入诗篇之中。来到秦州后，杜甫不再是那个只关怀天下，系心家国的杜甫，他将眼光投向即情即景，熔铸为诗。离开秦州后的杜甫，在同谷待了不足月就发车迁居蜀地，一路上写下纪行诗十二首，为后人留下他离陇度蜀的行迹证明。
注释：
《旧唐书・地理志》
《旧唐书・地理志》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 第574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 第589页
仇兆鳌《杜诗详注》 第593页
参考文献：
[1]刘d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W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杜甫撰，仇兆鳌注.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从主要方面回顾了20世纪李白、杜甫研究情况，并从20世纪的政治与思想文化背景、学术自身发展规律、新的理论方法与传统诗学相结合、学术上重大突破与遭遇困难寻求出路之间的辩证关系等方面探讨了两家在研究上出现差异的根源，希望古代文学研究能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关键词】 李杜研究 差异 根源
李白杜甫，并世齐名。后人对二家既有"李杜操持事略齐"（李商隐《漫成五首》其二） 的并尊，也往往有所比较，有所轩轾。千余年来，李杜二人已各自形成了一部内容丰富的接受史，因而不仅李杜的创作可以比较，其历代接受和研究情况，也可以比较。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时段性特征，承前启后，吸收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现代化的研究之路。总结这一时期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李杜研究情况，不仅对李杜研究自身，而且对认识近百年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得失，推进其健康发展，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20世纪李杜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释
（一）李白、杜甫生平研究
李白出生地 自宋至清，人们一直以为李白生于蜀中。李白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的《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年五十有七"，据此推算，李白当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李白一家"神龙之始，逃归于蜀"、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说其家"神龙初，潜还广汉"，中间相差五年，可见李白不可能生于蜀中。清代王琦虽看到了上述文献记载，但他怀疑"神龙"年号乃"神功"之讹，仍维持李白生于蜀中说。直至清末黄锡 编《李太白年谱》，均因袭前人旧说。
1926年李宜琛发表《李白的籍贯与生地》 （《晨报副刊》1926年5月10日） 一文，认为李白"不生于四川，而生于被流放的地方"，并指明"是在碎叶"。1930年，冯承钧发表《唐代华化蕃胡考》 （《东方杂志》第27卷第17期） ，根据李阳冰序中李白先世"谪居条支"之说，认为李白"实生于大食"。1935年，陈寅恪发表《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清华学报》第11卷第1期） ，亦认为"太白生于西域，不生于中国"。1936年3月及8月，胡怀琛发表《李太白的国籍问题》、《李太白通突厥文及其他》 （《逸经》第1期、第11期） 两篇文章，认为"李白先世所流寓的地方，疑是在 罗私城南面十余里的地方"，西距素叶（即碎叶）八百五十里。1936年11月幽谷发表《李太白---中国人乎?突厥人乎?》 （《逸经》第17期） ，支持胡怀琛的说法，认为李白早时家庭在碎叶。以上这些文章产生了很大影响，40年代李长之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詹锳的《李白家世考异》（《国文月刊》第24期，1943年10日）即采用此说。
郭沫若于1971年出版《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更为深入地讨论李白出生地问题，认为唐代碎叶有两处：一在中亚，一在焉耆。断定李白"出生于中央亚细亚伊塞克湖西北的碎叶城"，即今天的托克马克。郭说引起又一轮关于李白出生地的讨论，不少人肯定郭说或对郭说有所补充修正。多数皆采用碎叶说。
跟出生地相关的是李白的种族与家世问题。上引李宜琛、冯承钧、陈寅恪、胡怀琛、幽谷等人文章，在谈出生地的同时，即往往伴有李白可能出于突厥族家庭、其他胡族家庭或胡化家庭的推想猜测，至80、90年代，周勋初、葛景春等还从文化背景上对李白进行考察论述。他们的研究有两方面效应:根据李白不同于常人的思想爱好，立身行事，可以看出李白与西域文明的关系;而反之据李白出生地和家世等背景，又可以解释李白思想行为的一些特异方面。
与家世问题有一定联系的，是李白家庭从事何种职业，生计来源依靠什么。詹锳《李白家世考异》云:"意者白之家世或本商胡，入蜀之后，以多赀渐成豪族。"王瑶《李白》 （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认为李白父亲"可能是一位大商人"。林庚《诗人李白·李白的思想与斗争性》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亦认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麦朝枢《李白的经济来源---读李漫笔之一》 （《光明日报》1962年8月12日） 说李白的故乡绵州是"盐铁有名产地"，"李白的父亲所经营的可能是贩铁商业";又根据"秋浦有银、有铜"，说李白"到江南活动，也可能是继续他的铜铁经营"，"似乎不仅是运销，而且兼涉采冶"。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第一章《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中说:"（李白）父亲李客由中亚碎叶迁徙入蜀，是拖着一大家子人的。李客必然是一位富商，不然他不能够携带着那么多的人作长途羁旅。"诸多说法，有的猜测过甚，当然不足为信，但李白毕竟说过"混游渔商，隐不绝俗" （《与贾少公书》）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 （《秋日练药院摄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一类话。在封建时代，商人受歧视，学者不愿把李白的出身与商人家庭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到了20世纪被提出来，也并非毫无依据。
李白几入长安问题
由于新、旧《唐书》均只载李白于天宝初受召见，待诏翰林，因而直到20世纪上半叶，人们均认为李白至长安仅此一回。1962年，稗山发表《李白两入长安辨》 （《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 ，对李白在长安和关中所写的诗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有一部分作品表现出穷愁潦倒，渴望遇合，进身无门，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与天宝初供奉翰林前后的处境和心情显然不合，因而提出李白在天宝初入长安前，尚有一次进京的活动。估计其时间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稗山之说在当时只重视政治思想上的评判，而很少有人注意作家行踪考订的情况下，未得到反响，直到1971年郭沫若出版《李白与杜甫》，才充分肯定了这一发现，同时断定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在开元十八年（730）。1978年后，郁贤皓陆续发表《李白与张交游新证》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 、《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 （《社会科学战线》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1辑，1980年） 等文，肯定稗山的"两入长安"说及郭沫若的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说，并较多地补充了第一次入京的论据。此后，"两入长安说"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赞成。
"两入长安"说从提出到确定，研究者尽管也借助了有关史料，进行传统式考证，但更多更重要地是采用了作品分析方法。这条路径，从作品内部寻找内证，通过内容分析，寻绎其联系，从而对作品的写作背景（包括作时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状做出大体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判断。这样既重视作品内容分析，又借助史料考证，交互为用，推动了研究向纵深发展。
李白全集的整理研究
20世纪李白诗文全集整理方面出版了三部大型著作。1.《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每篇除原文外，分校、注、评三部分。以乾隆时期王琦注本为底本，以宋蜀本，萧士、缪曰芑本及唐各总集、选本所收诗文详加校勘。旁搜唐宋以来有关诗话、笔记、考证资料，以及近人研究成果，加以评笺、补注，并考订其讹误。2.《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安旗主编，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年谱、资料汇编为一体，按编者意见对李白诗文85%左右的作品作了编年。3.《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詹锳主编，每篇分为题解、原文、校记、注释、集评、备考六部分，全面地清理汇集了前人的李白研究成果，同时融入了著者研究的新见，具有集成性质。
杜甫生平研究
杜甫生平行踪，前人考订比较详悉。20世纪的研究主要有:世系及母系问题、生卒年问题、卒葬地问题、贡举考试问题、与李白和高适相遇的时地以及同游过程问题、离开严武幕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等等。
关于世系，主要有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世系》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 、曾意丹的《介绍一块研究杜甫家世的重要墓志---大周故京兆男子杜并墓志铭并序》 （《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金启华的《杜诗论丛·杜甫世系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关于杜甫的世系问题》 （中华书局1987年版） 等。邓绍基对有关成果进行了一番综合整理，认为杜甫世系自晋代杜预以下，除第五代尚不清楚外，其他已全部考出。
关于杜甫的母系研究，有朱 的《杜甫母系先世出于唐太宗考》（《文风杂志》创刊号，1943年12月）、冯至的《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岑仲勉的《唐集质疑·杜甫祖母卢氏考》、王辉斌的《杜甫母系问题辨说》（《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2期）等文，其中冯至和岑仲勉考证出杜甫有生母和继母，生母为崔氏，继母为卢氏。
关于杜甫贡举应试问题，有香港学者邝健行的《唐代洛阳福唐观作进士科试场新议》 （《杜甫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和《杜甫贡举考试问题的再审察、论析和推断》（《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乔长阜的《杜甫二入长安时期的几个问题---兼辨杜甫应进士试中的两个问题》（《杜甫研究学刊》1996年第3期）和《杜甫应进士试和壮游齐赵新探---兼探杜甫初游吴越的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7年第4期）、陈铁民的《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文学遗产》1992年第4期），其中陈铁民文重新考定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诗作年，指出:"杜甫天宝六载进士试失利……到陆浑庄隐居"，"直到天宝九载，才再次赴京"。
关于杜甫与李白、高适相遇时地及同游踪迹问题，有闻一多的《杜甫》（《新月》第1卷第6期，1928年8月10日）和《杜少陵年谱会笺》（《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1卷第1-4期，1930年）、乔长阜的《杜甫与高适李白游宋中考辨---兼辨杜李游鲁及杜入长安时间》（《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2期）等文，闻一多认为杜甫、李白相遇在天宝三载三月至五月间，乔长阜认为杜甫与高适、李白同游宋中，当在天宝四载深秋、初冬间，而不是在三载。
关于杜甫离蜀的原因和时间问题研究，有陈尚君的《杜甫为郎离蜀考》（《复旦学报》1994年第1期）、《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考---〈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草堂》1985年第1期），认为杜甫离蜀是因为严武奏请朝廷任命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赴京，而于永泰元年春夏离开成都的，杜甫离蜀是在严武生前。此事因未得确证，暂时仍搁置，但因涉及到夔州诗创作的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在杜甫生平研究中应属重要问题。
关于杜甫卒葬问题研究，文章和著作数量很多，仅1988年5月在湖南省平江县举行的"杜甫在湖湘"学术讨论会上即有十六篇论文论及卒葬问题，傅光则著有三十五万言《杜甫研究（卒葬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异说虽多，但传统的杜甫卒于大历五年冬的说法，仍为多数学者采用。关于杜甫在各地行踪遗迹的考察研究，80、90年代相关论文颇多。杜甫在山东、河南、长安、陕北、秦州、同谷、成都、川北、夔州、湖北、湖南等地遗踪，均有一些文章进行考辨。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编写组，经过集体实地考察，编写了《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纠正历代注家不少地名错误，还发现了一些新的遗踪。
杜甫生平研究中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成果是年谱和评传。闻一多将前人数十种杜甫年谱加以汇集笺注，又辑入了文化背景方面的史料，撰成《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有《杜甫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凭借草堂收藏之富，考证杜甫游踪，有其他年谱所未及之处，但鉴别不精，有芜杂之憾。朱东润的《杜甫叙论》联系杜甫安史之乱前后的经历和进入夔州以后的生活变化，介绍杜甫两次创作高峰，把对杜甫诗歌成就的评价同其生平经历的叙述紧密结合在一起。陈贻焮的《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8年版），是超过百万字的规模宏大之作，该书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背景，揭示杜甫在复杂社会关系中所形成的思想性格，通过考证和分析，细致地勾勒了杜甫的生活历程与思想创作历程，从各个侧面塑造了杜甫的丰满形象。莫砺锋的《杜甫评传》既把杜甫作为伟大诗人，详细论述其诗歌创作成就及其创作过程，又把杜甫作为思想家，对其人生哲学、政治思想、文学思想进行了探讨。
由于80年代启动的由萧涤非等主持的大型项目《杜甫全集校注》一直未能完成和出版，所以20世纪缺少有标志性的杜诗文献整理研究成果。但除全集的新注、集注外，其他方面的成果还是有一些。林继中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在南宋即已逐渐亡佚的赵次公杜诗注本进行辑佚整理，恢复了赵注的原貌。全书百余万字，上册是对赵注甲帙至丙帙的辑佚整理，下册是对赵注丁帙至己帙明钞本的增补校订。徐仁甫的《杜诗注解商榷》（中华书局1979年版）、《杜诗注解商榷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前书对涉及杜诗二百余首的虚词、语法进行研究，提出己见;后书又依前例，补撰约二百条，是文献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邓绍基的《杜诗别解》，前半部分为论文，后半部分是关于具体诗篇的别解，从前人种种傅会割剥中寻求杜诗的本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成善楷的《杜诗笺记》（巴蜀书社1989年版）共笺释杜甫诗句三百一十条，每条先引出原注语，然后加以辨析;郑文的《杜诗檠诂》（巴蜀书社1992年版），依仇注卷次顺序，就有关诗句注释，逐一进行辨析;谭芝萍的《仇注杜诗引文补正》（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仇注引文注杜之失进行辨正。以上四种著作，均时出新见，纠正了前人的许多失误。
周采泉的《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等的《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是关于杜集书目的两部有代表性的著作。《杜集书录》分内外两编，"内编"以存书之书录解题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选本律注类"、"辑评考订类"、"其他杂著类";"外编"以存目参考资料为主，分"全集校勘笺注类存目"、"选本律注类存目"、"谱录类"、"集杜和杜戏曲类"，合计八百四十三种。全书还有附录四种:（1）《历代杜学著作姓氏选存》，（2）《近人杜学著作举要》，（3）历代总集、诗话、笔记、于杜诗有重要论述的著作简介，（4）《朝鲜、日本两国关于杜集著作知见书目》。《杜集书目提要》，收录有关杜诗书目八百九十种，起自稍后于杜甫的唐人樊晃，止于1984年出版的著作。每书先介绍著者生平、著述，再介绍内容、体例、特点、成书过程，介绍中带有对该书的评价，最后介绍版式及刊刻流传情况。以上两书是对历代有关杜甫研究著作文献带总结性的盘点和介绍。
二 李杜思想与创作研究
20世纪的中国，整个思想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1949年以后，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领域居主导地位;到了80、90年代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多方面吸收西方学术文化。这三次变化，前后两次的思想解放意义为众所周知。50-70年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虽然在推行中存在"左"的教条主义倾向，但历史唯物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对它的曲解或假借其名号的某些功利主义的作法，并不能损害它的光辉。因此，20世纪思想领域的主流意识本质上是与封建主义对立的。李杜和所有古代作家一样，都要在这发生新变的思想背景下，接受新的审视与评价。
20世纪对李白、杜甫的思想研究，其总趋势是转变角度，肯定李白、杜甫思想中民主性的精华，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李白性格豪放，往往不遵守封建礼教规范，在封建时代受到指斥，而20世纪多数学者则从追求个性解放的角度予以肯定。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描述盛唐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背景，指出:"这个时代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爱自由的，求自然的人生观。我们试引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来代表当时的风气: （引文略） 这种风气在表面上看来很像是颓废，其实只是对于旧礼俗的反抗，其实是一种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表现。……这是一个自由解放的时代，那不近人情的佛教的权威刚倒，而那不近人情的道学的权威还没有起来。所以这个时代产生的文学也就多解放的自然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胡适强调:"李白是一个天才绝高的人，在那个解放浪漫的时代里，时而隐居山林，时而沉醉酒肆，时而炼丹修道，时而放浪江湖，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最可以代表那时代的自由主义的人生观。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
尽管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段时间内，胡适在大陆被作为批判对象，但认为李白的思想个性及其歌唱代表了自由解放的要求，却并不因为胡适曾经如此说过，就遭到否认。如在对于"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些字眼甚至有讳忌的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仍然说李白"一生中总是那么不满于黑暗的现实，以叛逆精神冲击着封建社会的秩序和礼教、以傲岸的态度蔑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权贵而不倦地追求个人的自由和个性解放"。这说明把李白放在封建秩序和礼教的对立面来肯定他对自由解放的追求一直是被认可的。
如果说对李白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把封建时代认为其有违于礼教的表现转而予以正面肯定，那末杜甫的思想研究则是对封建时代认为其合于礼教的表现进行具体分析，肯定其可取的方面，同时指出其时代局限。封建时代称杜甫"本性情，厚伦纪"，"一饭未尝忘君"，尊之为"诗圣"。被带上这种桂冠的杜甫，在反对纲常礼教，高喊"打倒孔家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似有可能受到冲击，但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至少在杜甫的问题上并没有扩大化。1922年，梁启超给杜甫换上了一个"情圣"的称号。说对于杜甫"诗圣"的徽号，"不必轻轻附和"，杜甫是"写情圣手"，"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情圣杜诗》，载《晨报副镌》1922年5月）。胡适则在《白话文学史》中为杜甫列专章，说他是8世纪下半叶表现人生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又一再强调并赞赏杜甫"用说话的口气来作诗"，看来，由于杜甫的作品写了下层疾苦，在语言形式上又能被纳入白话文学的序列之中，故仍能受到肯定。这种肯定有一种保护效应，他为旧时代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忠君观念便很少被触及。因此，杜诗思想内容复杂的一面，杜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受到的肯定，与封建时代的肯定，二者本质上的不同，在上半世纪并未深入展开探讨。直到50、60年代，愈来愈强调区分封建时代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强调阶级分析，有关问题才被深究。冯至于1952年出版《杜甫传》，中心是"述说他（杜甫）在他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他怎样从爱自己的家庭转到爱祖国，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是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体验到被统治、被压迫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杜甫传·家世与出身》），这可以说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人民性"的标准，动态地分析杜甫思想中的矛盾与发展过程的著作，成为后半世纪杜甫生活道路和思想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除此外，50年代专就杜甫儒家思想和忠君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也很多，认识上取得了进步。如认为，杜甫所服膺的主要是早期的儒家思想，亦即孔孟之道，特别是受了儒家"仁"的影响。认为杜甫的忠君体现在诗中有一些是庸俗的忠君，有一些是忠君和爱国纠缠在一起，或虽忠君但对君主的腐败与过失能够给予揭露和批评。这些认识，因为用了现代科学研究的分析方法，比笼统说杜甫有儒家思想或忠君思想显然是深化了。
20世纪李杜诗歌思想艺术研究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视角，关系密切。世纪前半叶，学者参照西方文学史和文学流派划分，往往指中国古代作家为某某主义某某派，并作出分析和阐述。关于杜甫，从梁启超《情圣杜诗》称之为"写实派"起，以后一直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看待，少有异议，而对李白的认识却复杂得多。胡适尽管称李白"最可以代表那个浪漫的时代"、"他的歌唱是爱自由的歌唱"，但他在谈到李白与现实关系时却说"他是个出世之士"，"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遨游自得，我们不发生交涉"，胡适有意绕弯子，把李白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往天上推，表明对李白诗歌社会内容的认识和评价是个难题，认识上难免要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半世纪，崔家宪、苏雪林等认为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突出其为人与创作中放浪纵恣的一面;徐嘉瑞认为李白是颓废派，强调李白对酒色的嗜好和个人中心主义;汪静之则游移于"浪漫"和"颓废"之间。到了后半世纪50、60年代，给古代作家定性变得谨慎起来，按照苏联文艺理论界阐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念，通常被用来评价某诗人或某流派。当时，最推重现实主义，杜甫一开始就被推为现实主义作家，展开了研究，而李白则颇费周折。舒芜在《李白诗选·前言》中说:"他运用了高度夸张放大的方法，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情感和意志。这种浪漫主义本质上是和现实主义相通的。"林庚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的浪漫主义是热情的、积极的、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积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通，前苏联文艺理论中本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在当时的理论框架下，李白归属的尴尬。50年代末期，苏联文艺理论影响渐渐削弱，中国领导层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对历史上浪漫主义文学的评价提高，与现实主义并列，成为文学史上两大进步潮流。为构筑这一文学史框架，对李白有了进一步的发现和认识，中国文学史上从屈原到李白一线受到关注和梳理，两人被推为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而与由《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一线并列，出版于6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和游国恩等人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代表了这种框架和对两个诗人的定位。
在李白还没有被文学史明确地以浪漫主义定性之前，李白研究还没有形成套路，学者们自出主见，评论李白，颇具创新性。舒芜在1954年8月出版的《李白诗选·前言》中说:8世纪前半，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精神面貌即我国文学史上所谓'盛唐气象'的反映……具有全面代表性，表现出最典型的'盛唐气象'的，就是李白"。同年6月，林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作了《诗人李白》的报告，认为:"李白的时代不但是唐代社会上升的最高峰，也是中国整个封建时代健康发展的最高潮……在一切艺术之中，诗歌正是那最优秀的旗手，这就是历代人们念念不忘的'盛唐之音'。"这种"盛唐之音"在李白诗中突出表现为"自由的丰富的想象，少年解放的精神，对于祖国乡土的热爱与礼赞"。围绕这一中心论点，林庚对李诗的思想与艺术作了一系列精采的分析。1958年，林庚又发表了《盛唐气象》 （《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 一文，举李白许多诗歌为例，"强调'盛唐气象'是指诗歌中蓬勃的气象……是一种蓬勃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林庚的文章在当时引起讨论并曾遭到批判。但批判并未起到取消"盛唐气象"说的效果，到了80、90年代学术研究趋于正常化之后，李白与"盛唐气象"的问题又引起讨论，除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外，还有不少文章从文化学、美学等角度作新的阐发，成为20世纪李白与唐诗研究中的热点和亮点。
后半世纪的杜甫研究大体上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推进的，"现实主义"、"人民性"等标准，用于杜诗，当时普遍感觉是新鲜贴切的，以至紧接冯至的《杜甫传》之后，又有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萧涤非《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从研究著作数量看，杜甫研究在50年代是领先的，但从观点和方法看，几种书大体属同一模式，在研究上走的是一条较为平稳顺当的路，理论上似乎无需做出太大的努力。有学者说《杜甫研究》"全书绝大部分都是对杜诗人民性与现实内容的反复阐述"，有"单一性"、"简单化"的局限 （许总《〈杜甫研究〉得失探》，载《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 ，虽是批评萧著，其他杜诗研究著作也难以摆脱这种局限。杜诗研究上取得较好成绩的是1962年。时因杜甫被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纪念其诞生一千二百周年活动。一年间逾百篇，而且许多出自著名学者之手，其中如冯至对杜甫"诗史"艺术特征的论述，蒋和森对杜诗气魄以及杜甫生活与创作关系的论述，吴调公关于杜诗美学观的论述，马茂元关于杜甫七绝艺术的论述，夏承焘关于杜甫绝句的论述，均有独到之见。这是在中国大陆政治运动的短暂间歇期，学术思想有所宽松的产物。
"文革"以后，对杜诗爱国爱民思想的阐发，与50、60年代未有多大差别。只是对杜诗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恢复了注意，亲情、山水、珍爱生命、热爱自然、日常生活的诗进入了研究的视野;杜诗艺术研究则成为主要趋向，向体裁研究、风格研究、结构研究、语言研究等多方面扩展，其中程千帆等的《被开拓的诗世界》结合杜诗思想与艺术特点，探索杜甫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颇具开拓意识，而一般的艺术研究，对80年代以前的思路和框架未有大的突破，在杜甫这样的大家面前，尚显比较细碎，缺少大气包举、有深刻新鲜之见的著述。世纪末，有些学者忙于杜诗学的建构，多渊源与影响研究的著述，不免给人以杜甫研究似乎已经走向完成的感觉。这与李白研究受家世、出生地、几入长安等问题的带动，在其思想渊源、生平交游、诗歌文化背景、地域特征等方面的探讨上仍呈推进态势，有所不同。
三 20世纪李杜研究差异根源的探讨
据统计，20世纪中国李白研究共出版著作二百多种、文章三千多篇（1）;杜甫研究著作二百二十多种、文章三千一百多篇（2）。20世纪李白诗文集有三种大型注本问世，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杜甫诗文集未有具规模的新注本。李白生平研究，有出生地、种族、几入长安等重大问题，杜甫生平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则比较一般。李诗思想与艺术研究，有李白与浪漫主义、李白与盛唐气象、李白与唐代文化等新开拓，杜甫研究在现实主义、人民性的视角下平稳展开，但平稳中也就难得激发大的开拓与创新。由于前代对两家研究所留下的基础并不相等，有关李白生平研究和诗歌艺术研究，目前还未推进到杜甫那样详细的程度，但若以时段论，比较20世纪这一段研究成果，李白不只是研究成果数量上升，改变了前代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情况，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成就也更为突出。李杜研究，向为显学，差异的出现，决非双方投入力量大小和专家水平高低的问题。从李杜研究史看，在封建时代，杜甫研究一直长期领先，而到了20世纪，出现李白研究推进速度加快的现象，应该是既有学术发展的自身原因，更与时代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学术研究前后相续，同类研究，前人开发愈多，留给后世的用武之地可能愈少。杜甫的诗歌多叙事，对其生活和经历的记述，比李白诗歌留下的材料要多。基于相对充足的材料，前代学者，特别是长于考据的清代学者，对杜甫生平考证和杜集整理注释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朱鹤龄的《杜工部集辑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生平考订、作品编年、词语注释笺解方面各有其成就和特色。再加上一些研究专书，把对杜甫生平研究和杜诗词语诠释推进到了堪称详备的地步。处在清人之后，20世纪学者想要再编出超越清人的大型新注本确实不易。李白的诗歌偏于主观抒情而少反映其生平活动的纪事。清代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是李诗最详备的注本，但在作者生平与诗歌创作背景考订上，其清晰具体的程度，仍远不能与其同时代学者注杜相比。不仅给后人治李诗留下巨大空间，且因其不足，也促使学界产生对于新注本的迫切需求。而杜诗有清人的多种各具优长的注本，人们对新注本的期待，也就不及对李诗注本之迫切。学术研究中围绕一些具体课题或角度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像生平考证、文字注释等，客观的限度是存在的。有关古代作家现存文献资料得到了正确的、充分的利用，有关词语典故得到了合理的清晰的解释，该作家的生平研究与文集整理注疏的丰收期，也就大体上过去了。其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能处于添补和进一步追求完善的过程中，而难得有更大的突破，20世纪杜诗的文献研究与生平研究即表现为此种状况。
学术研究中力破余地与新开拓的出现，往往与文化背景提供的契机相关。20世纪前，李白生平研究固然留下了很多空白，但有些空白不是前人的目光没有扫视过，而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取得突破的时机尚未到来。清人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附录《李太白年谱》于"唐长安元年辛丑"下云:
又按李阳冰序云: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范传正《墓碑》云:神龙初潜还广汉，今以李志、曾序参互考之，神龙改元，太白已数岁，岂"神龙"之年号乃"神功"之讹，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
又注李白诗《江西送友人之罗浮》，于"乡关眇安西，流浪将何之"句下注云:
杨齐贤曰:唐安西大都护府初治西州，后徙治高昌故治，又徙治龟兹，而故府复为西州交河郡。琦按文义，"安西"字疑讹，指为陇右道安西大都护府者，恐未是。
可见单从材料上看，王琦已接触到了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但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闭关锁国，以当时的学术思想、知识水平，人们不敢想象李白会出生于域外，王琦未能就有关材料认真加以追究，仅有"抑太白之生在未家广汉之前欤"的一闪念，而终于以考据家的手法，怀疑"神龙"年号为"神功"之讹，又怀疑"安西"字有讹，将问题轻易放了过去，思想认识水平仍至知识范围的局限，使他失去了本来有重大发现与突破的可能。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向东扩张，对中亚和东亚历史文化研究，成为英、法、俄等国新兴学科。就中国而言，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使原先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开了眼界和思路。当时东西方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外交流和民族关系的研究，使隋唐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的活动以及彼此交往与融合的事实，被大量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李白出生于西域，受西域文化影响，甚至可能带有西域少数民族血统等等，无疑会引起敏感，只要有可供依据的文献资料，研究者自然会勇于揭示。李白的出生地问题，再次提出并展开讨论是在70年代初。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和西北挑起边境冲突，并且制造玉门关以西不属中国领土的舆论，而早在汉代和唐代，中国政府就在新疆和中亚一带设置行政机构、大诗人李白出生在中亚等历史事实，是驳斥苏俄扩张主义者谰言的有力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自然注意有关问题，并作出进一步研究。政治和时代文化背景对于学术的影响和带动，这可算一个典型的例证。
突破和创新，与研究者遭遇困难，努力向理论和材料进一步深入，以寻求出路相关。以李白为浪漫主义，以杜甫为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为这两位作家建立的最具有体系的新论。从建构的情况看，对于杜甫，大致是将那些忧患纪实之作，与其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相联系，从而证明其为现实主义。这样做，在材料上、逻辑上都足以说服人。因而现实主义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都相当有力地牵引着杜诗的阐释朝一个方面倾斜，无形中消解了从多种角度阐释杜诗的需求，也未给相关理论研究提出太多需要解决的课题。上面提到的冯至的《杜甫传》，研究和阐述杜甫怎样"从抒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较之旧时代的研究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杜诗中抒写个人情感的篇章，毕竟是多数;而且，作为抒情诗，作者抒写个人的情感与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时代，往往密不可分。研究者的目光，如果只集中于"对人民生活的反映"，便不免造成现实主义阐释体系对多角度、多样化阐释的取代，这与杜诗的丰富性是相悖的。与杜甫相比，李白被普遍地承认为浪漫主义作家的过程则要曲折一些，出现过种种分歧意见，由分歧和困惑引起多方面思考阐释，倒是有助于加深对李诗艺术特质的认识。虽然到90年代一些文学史著作已较少采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一类提法，但对于用平实思维方式比较难以深入的李白，经过浪漫主义的阐发，在对其诗歌艺术特征的把握上，比过去时代毕竟大大前进了一步。
李白和盛唐气象问题，与其诗的浪漫主义特征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也是为李白诗歌寻求合理的阐释而提出的。50年代前期，杜甫已被作为现实主义诗人得到了肯定，李白究竟如何认识呢?当时新中国初建，社会上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在文学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文学反映现实的理论，正被普遍接受，并尝试加以运用。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学者，欣逢一个富有朝气充满展望的年代，在努力运用反映论，将李白与所生活的盛唐联系起来，对李白所反映的那种盛大时代产生一种微妙的亲和感，从而对李诗作出了新的诠释。舒芜《李白诗选·前言》称李白是"日光下的诗人"，说"大唐帝国之初，和政治经济上一系列具有进步性的制度带来一片新气象"，李白诗歌"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遏制不住青春奋发的情感"，"表现最典型的盛唐气象就是李白"。从舒芜对李诗背景、诗境和给予读者感受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舒芜或多或少是把他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带进对李诗的解读中，因而特别肯定李诗所反映的光明盛大的一面。林庚的《诗人李白》亦有与舒芜类似情况。书中"解放"一词，用于李白的时代和李白的思想性格，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又把盛唐时代的出现，说成"人民斗争胜利的果实"，说李白"最优秀地完成了这个时代的使命"，"那丰富的想象，解放的个性，通俗而飞动的歌唱，青春与浪漫的气质，无一不是属于那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林庚固然是努力运用反映论，"把对于李白的认识，从过去'诗仙'、'云端里的诗人'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一个真正诗人的李白的原来面目"（《诗人李白》1956年新一版内容提要），但同时在把"盛唐精神面貌"与李白相联系时，其自身的生活感受也不免介入其中，对理论的升华起了某种诱发作用。
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传统诗学结合，对20世纪的诗学研究一直是一种推动力。而具体结合中所产生的成效如何，取决于二者交汇在形成新的理论建构时，沟通的深度与升华的高度。唯物主义反映论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知人论世存在相通之处，知人论世把诗人诗作与其时代相联系，即包含着文学作品是时代和社会生活反映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林庚等人关于李白和盛唐诗歌的研究，既努力运用反映论，同时又吸收了以严羽为代表的古代诗论中对李白和盛唐诗歌的评论。严羽论诗体时说"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沧浪诗话·诗体二》）等等，表明他是重视时代与诗歌特征之间联系的。诗歌的时代美学特征，如盛唐气象等，难以机械地加以实证。严羽出以妙悟，实际上是一种更贴近艺术形象本身的直观性的把握，是艺术鉴赏和感受的提炼与升华。林庚在论盛唐气象时，对严羽之论多所引述，并加以阐发。林庚的引述，重在通过借鉴前人，把盛唐诗歌最具时代特征的美学风貌凸现出来。而在严羽那里只是凭感悟所作的三言两语的判断，到林庚则进而将时代环境和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感、诗歌风貌联系在一起分析，使之形成对于一个时代诗歌从背景到美学风貌的全面系统的论述。林庚说:
论"盛唐气象"最集中的，莫过于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一批评名著，其中心命题就是高倡"盛唐气象"。《沧浪诗话》的见解，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建安风骨"到"盛唐气象"这一传统的认识，集中了《诗品》以至《诗式》各家的见解……
---《盛唐气象》五《〈沧浪诗话〉论盛唐气象》
林庚寻绎严羽论盛唐气象的理论渊源，而他自己则又是继承了《诗式》、《沧浪诗话》等多家著作的见解，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力图从盛唐时代入手"（《唐诗综论·后记》），把时代生活-时代美学特征-典型的代表性诗人联系到一起，对"盛唐气象"和李白诗歌的时代性格作了新的阐释。这些阐发，将文学是现实生活反映的原理，与传统的诗学沟通、融合，颇能显示传统诗学与现代学术结合对推进和提高古典文学研究的意义。
20世纪的杜诗研究，反映论与传统的知人论世相联系沟通的情况也相当多。从知人论世角度论杜诗，最为突出的是"诗史"论。所谓"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本事诗·高逸第三》）。而以现实主义考察衡量杜甫，前代"诗史"之称，则是可以用来作为属于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有力证据。如萧涤非说:"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自唐以来，他的诗即被公认为'诗史'。这所谓诗史，本质地说，也就是诗的人民生活史。"（《诗刊》1962年第2期）毫无疑问，能称得起"诗的人民生活史"的作品，当然属于现实主义之列。可见从知人论世角度考察杜甫，与从现实主义反映论角度论杜甫，彼此沟通联系是较为方便的。但因为易于沟通而缓解了研究的压力，也就减弱了对于开拓创新的驱动力。
20世纪李杜研究及其差异颇有值得总结之处，学术研究跟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对于李白、杜甫，我们能有今天的认识，仿佛他们不是陌生的古人，而是为我们所理解，许多方面还能介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产生交流，是由于20世纪的思想文化推动学术研究，使其人其诗能以现代的理念去理解，并能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时代的进步，政治的大背景，还能够直接提出新的课题，开出新的学术领域，李白出生地和种族研究，即是很典型的例子。
学术研究是一个在理念上、方法上不断更新而又前后承续的过程。传统的中国诗学研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传统的方法跟它的研究对象，有先天的自然的联系，有其科学的合理的方面，但传统方法对于对象的长期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余地往往比较小，20世纪杜甫研究很能表现这一点。研究中需要引入新方法，在20世纪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并有了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新方法与旧传统的承接转换，在具体课题、具体作家身上，有的较为方便，有的难度较大。但困难催发和磨练学者的创造精神，方便则有可能淡化甚至取消创新的要求。作家的某一方面，前代研究的深入和充分，留给后代开发的余地可能比较小，甚至会助长因循守旧，而前代未能做出充分研究，甚至未曾展开的课题，倒是给后代学者留下了用武之地。
李白、杜甫研究在20世纪以区别于旧时代的方法观念所展开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段长长的路程。今天，时展的速度空前加快。随着20世纪的过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用的一些理论与方法，又成了新的传统。无论李白也好，杜甫也好，在研究上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角度。20世纪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是中华民族谋求生存自立时期，中经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极为艰苦复杂。此一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从作品的社会意义着眼，是其根本出发点。而21世纪的中国，是发展经济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文学研究将进一步回归文学的本质，更强调人的本位，关注人性在文学中的体现。作为以抒情诗的形式，对人性、人的情感与精神面貌作了最为健康、最为丰富多彩展示的李白与杜甫，在21世纪研究的前景是广阔的。愿有关两位大诗人的研究，能在20世纪成就的基础上，把传统与新的方法、新的理念结合得更好，开拓出更新的局面。
注释：
今
天的高考和古代的科举考试都可称得上是国家的“抢才大战”。可为什么流芳百世、被人誉为“诗圣”的杜甫终身都没考取呢？想想他年轻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难道仅为被奸相李林甫的一次“罢免”而气馁吗？
以我个人从现代人生理和心理等方面分析，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杜甫“生不逢时”。众所周知，自大禹传位给儿子后，中国开始了世袭制。在那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只能打洞”的时代，一直延续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谁的门第高、谁接班、谁当官，真正是“拼爹”。
隋文帝采用科举考试取代世袭制，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唐朝便继承下来。而科举用人凭的是知识水平，不分贫富，只要进士及第，国家皆包分配，保证其荣华富贵。杜甫生于大唐，其祖父杜审言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做过部级高官。如果杜甫的祖父早出生 几百年，杜甫不用考也能弄个高官做。
其二，杜甫的“心理承受能力”差。用今天的话讲，他是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学生。史书上说，古代科举考试期间，国家和地方政府都积极为考生优化环境。各省官员为了保证考生们按期赴试不误行程，普遍实施了“应试学生过境，不得为难和阻碍通过”等硬措施，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应试士子的体恤与关 怀。特别是朝廷“非家境贫寒、万不得已的考生不得私带货物”规定的执行走样（地方官员对考生私带货物一般都装聋作哑，默许其通过），更能说明古代“选拔人才”采取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并不见得就比今天的少。再说杜甫还是“老部级高官”的孙子，多少会有一些人脉，被“免考”的可能性不大。由此推理，杜甫极有可能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他平时学习成绩再好，但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进了考场也只能是“茶壶里的饺子”。
也有人将杜甫屡考屡败归咎于遭受政治迫害和不善经营人脉关系。但从他那首“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们，暮随肥马尘。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诗中，可以发现杜甫毫不隐讳科场的艰难和无自尊的经历，诗中也明白无误地说，自己要去求施舍，求了施舍还得去拜见官员……还有一事更能说明杜甫并非“木头疙瘩”，他献过吹捧皇帝的“三大礼赋”，讨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也就一个有职无权的参谋。后来，他投靠实力派——剑南节度使严武，经严武推荐， 朝廷封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好在这个“校检”，使他享受到了“副部（省）级待遇”，以至于后人误以为杜甫真做过工部尚书或工部副尚书似的，把他的诗集编为 《杜工部集》。这些史实足以说明杜甫屡次考试的成绩都很不理想，原因就是他“不经考”。
其三，杜甫的“包袱”重。祖父的“进士”身份是硬考取的，有了这个平台，他才一步步朝“京官”迈进，并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杜甫的祖父是通过自身努力接触到权力核心并成为其中的一员的。这对颇具才华和远大抱负的杜甫也构成了无形压力。如此一来，走进考场的杜甫与其他考生相比，又多了一重压力。
现在看来，杜甫不仅“很忙”，而且运气也背。但换个角度看，如果中举迈上仕途，没有穷困潦倒的经历，很可能就不会有“诗圣”了……
（摘自《北京晚报》）
一、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
1.“叔孙礼乐萧何律”——对雅乐的推崇
清代刘熙载说过：“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的确，杜甫是一个心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的儒者，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在音乐方面必定崇尚儒家治国安邦的礼乐思想。杜甫也曾经历过开元盛世，在他回忆盛世情景的诗歌中，于《忆昔二首》其二中表明了他对开元盛世礼乐治世的向往：“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云门是周时六乐舞之一，相传为黄帝之乐，用于祭祀天神，是朝廷正乐。他对开元盛世的回忆也包括盛世时期的音乐，这当然只能是以云门为代表的朝廷正乐。在《夔州歌十绝句》其三中，他表达了对舜的乐曲箫韶的心驰神往：“群雄竞起问前朝，王者无外见今朝。比讶渔阳结怨恨，元听舜日旧箫韶。”箫韶是周朝以来历代王朝在举行祭祀等重大仪式典礼时所用的典礼雅乐。杜甫对太平盛世时的宫廷雅乐的心驰神往和深深眷恋，在上面两首诗歌中表露无遗。
儒家非常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乐是儒家六艺之一。礼乐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儒生的言行举止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杜甫的《进三大礼赋表》云：“顷者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杜甫困居长安的期间，穷困潦倒，依靠街头卖草药和在朋友处寄宿为生。但是心中仍然对儒家礼乐心怀向往，遇到国家礼乐盛事的“郊庙之礼”也喜形于色，并形于篇章，在诗歌中反映出来，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由此可见。
天宝末年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抓住了这个时机，作了三篇大礼赋，即：《朝献太清宫赋》 《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献给玄宗。这三篇赋作中都有关于雅乐的描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甫认可朝廷正乐，认为雅乐是太平盛世的产物和象征，因此在三大礼赋中都花了一定的篇幅用来描写唐代帝王祭祀天地、先祖时表演云门、咸池等朝廷正乐的盛大乐舞场景，表现了杜甫理想中的崇高音乐境界。
2.“仍唱夷歌饮都市”——对胡乐的排斥
在华夏大地上，作为农耕文明代表的中原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农耕文明远远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明，因此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感叹，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仅礼仪发达，有“礼仪之大”“章服之美”，而且还有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在文化方面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不懂礼仪，而且也没有纲常伦理的野蛮人。人们根本就不担心夷狄可能会从思想文化方面征服华夏，只担心夷狄可能会从军事上对华夏国家政权构成威胁。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由盛转衰，陷入了长久的战乱，士人受到了空前的冲击。士人阶层对战乱较为一致的认为这是由胡人所造成的。初唐时期“华夷一家”的观念开始转为统治阶层和士人对胡人严加防范乃至敌视的状态。诸如“狂虏”“逆胡”这样的字眼也出现在唐人的诗文创作中。
胡人安禄山、史思明发动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唐王朝为了平定叛乱，也曾向西域的回纥借兵助剿，并私下和回纥首领签订协议，平叛之后允许其抢掠平民，给平民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在长安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杜甫在诗文中严责胡人的文字颇为普遍，常以“胡羯”“胡虏”“逆胡”“妖孽”等字眼蔑称安史之辈和回纥兵。杜甫诗中关于胡乱的文字极多，诸如：“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室”(《留花门》);“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挛”(《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百韵》);“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避地》);“乡关胡骑满，宇宙蜀城偏”(《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
战争的深入和胶着，使百姓的苦难进一步加重。在这种情况下饱受胡人之蹂躏的汉人对胡人的厌恶与痛恨与日俱增，胡人音乐也就连带着受到排斥和否定，甚至连汉乐的胡化现象也受到满怀爱国热情的文人批评和指责。中唐时期的元稹和白居易就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元稹和白居易都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对待胡乐态度尚且如此，杜甫曾身陷安史叛军占领之下的长安，亲身经历过安史之乱，见到“黄昏胡骑尘满城”(《哀江头》)的景象，杜甫排斥胡乐，这一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3.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取向
据统计，杜甫现存诗文近一千五百首，其中涉及乐舞内容的诗文即有二百余篇。在描写音乐时，杜甫却往往用“悲”“ 哀”来形容，比如：“芳宴此时具，哀丝千古心。”(《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亭对鹊湖》);“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赠翰林张四学士》);“青蛾皓齿在楼船，横笛短箫悲远天。”(《城西陂泛舟》);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些诗歌大多作于宴饮之时，当时的氛围并不都是悲哀伤感的，有些甚至是欢畅明丽、开心愉快的。但是杜甫却往往渲染了一种“悲”的气氛。究其原因，皆是因为杜甫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这和中国古代音乐思想史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音乐审美中有着以悲为美的音乐传统，这在汉魏六朝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现代学者李泽厚及刘纲纪都给予了很好的总结。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写道：“自楚汉以来至魏晋，音乐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为哀，而不是表现乐。人们对音乐的欣赏，也日益以它能表现哀，使人流泪感动为贵。”
从楚汉开始音乐就表现哀，以能使人感动涕零为贵。汉魏六朝以来形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观对杜甫有着巨大的影响。
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评价杜甫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元稹认为杜甫的诗歌对汉魏以来的诗歌艺术不仅进行了兼收并蓄的学习，而且也进行了融会贯通的发展。在诗歌欣赏中杜甫向古人学习，“不薄今人爱古人”“老夫平生好奇古”，主张“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杜甫在诗歌创造方面如此，在音乐欣赏方面也是如此。他注重向古人学习，向汉魏学习，汉魏以来形成的以悲为美的音乐观念也必然会对他的音乐审美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形成以悲为美的音乐审美思想。
二、杜甫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唐王朝统治者对音乐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是唐代音乐繁盛的政治原因。唐代统治者实行兼收并蓄的文化政策，开创了唐王朝音乐文化兴盛的新局面。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是盛唐音乐的设计者和主导者。他吸收西域文化，创作了《霓裳羽衣 曲》;他改组了当时的音乐机构大乐府，设置了教坊和梨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唐代音乐的发展。
就杜甫个人而言，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教育，自然对六艺之一的乐也能够较好地掌握，并且具有一定的音乐才能。善鼓琴、喜狂歌是他音乐才能的集中体现。古琴是中国传统乐器，同时也是雅乐精神的重要载体，在儒家音乐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杜甫喜爱古琴，并经常弹奏。在其诗歌中，他经常写到自己弹奏古琴。杜甫也善歌。他与友人悲歌告别：“几年一会面，今日复悲歌。”(《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听到官军收复失地会“白日放歌须纵酒”(《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答谢羌村朴实善良的村民时，也能“请为父老歌”(《羌村》其三)。
杜甫成长于盛唐时期，繁盛的音乐文化的熏陶，培养了他的音乐素养和音乐鉴赏能力。他在青年时代就出入翰墨场，与岐王李范、崔尚、魏启心、李龟年等文化名人有密切的接触。他在洛阳生活了较长的时间，而洛阳是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生活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之中，必然会刺激他的艺术神经，他对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必然会多加关注。此外，杜甫一生漫游、飘泊，游历过许多地方，在参加各种应酬和筵宴的时候观看过许多音乐表演，这也会提高其音乐欣赏和鉴赏的水平。这些场景也在杜甫诗中留存至今，成为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既是唐代现实生活与文化状况的反映，也是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投射。
三、杜甫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反映唐代音乐状况的一面镜子。诗歌和音乐关系密切，配乐传唱是歌辞的基本传播方式。古代的新诗形态往往指向该时期的音乐现状，无论是汉魏时期的乐府诗歌、清商曲辞，还是唐朝的律诗、绝句，在创作时都沿用依调填词，以调配辞的作法，歌辞字里行间蕴含的文本意义也附属于音乐属性之中。对于这一点杜甫自然是深深了解的，在诗歌创作中也往往用俗语俗句入诗，并且对诗歌的音律特别注意，“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诗歌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研究唐代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杜甫有关音乐的诗文中，不少是写他出入于宴飨场所、或观看典礼仪式的情景，生动形象地记录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具象部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中可以了解到西域舞蹈浑脱舞的表演服装形制等细节;从他的音乐审美观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对于音乐的态度和观点;从杜甫个人对于音乐技艺的掌握也可以了解当时士人的音乐技艺情况等。
杜甫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诗人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唐时期的元稹、白居易、韩愈等都深受他音乐审美观的影响。元稹和白居易崇尚雅乐、对胡乐持批判态度，甚至将安史之乱的原因也归结为胡乐迷惑圣主。白居易则认为胡乐胡曲为靡靡之音，扰乱视听，使雅乐不复为人所听。白居易也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由此可见杜甫音乐思想的影响之大。
论文摘要：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杜甫诗歌创作的前期正是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所以杜甫诗歌的创作充满了心胸抱负的歌颂盛唐的真情豪迈，充满了“真情真实”。杜甫诗歌创作的中期是安史之乱前期杜甫的一段困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揭露唐王朝的腐朽，“忧国忧民”思想开始酝酿发展，但不够成熟，其对社会真实的抒怀也是感性不成熟的。杜甫创作的后期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的黑暗，这一段时期的杜甫漂泊流离，对社会真实的抒发由原来的“感性真实“转变为”“理性真实”，开始理智用事，“忧国忧民”思想也走向成熟。同时，杜甫诗歌后期创作达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一、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712—747）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出身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有“盛唐气象”之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24岁，赴洛阳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尽管杜甫落第而归，但年轻气盛的他仍饱含胸中之志，立志忠君报国，继承家族兴旺。
这一时期可以定为创作的前期，即盛唐时期，时间段为712年—747年，总风格为：真情豪迈地抒怀，抒发的情感以“爱”为主，真情豪迈为主流风格。
（二）真情豪迈的诗歌风格。
在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以及杜甫这样年轻气盛的年纪，杜诗的整体气势得到体现，抒发真性情与远大抱负，诗歌主题具体也可以分为四类：
1. 抒发心胸与抱负。
以《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代表诗作。《望岳》描绘了泰山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借泰山直抒胸中之意，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顶上，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体现了其傲视群雄，满腔热情的抱负。杜甫的心高气傲、自命不凡之气，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得到深刻地抒发。“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①
2.记叙交游，抒发生活得惬意。
以《题张氏隐居二首》和《夜宴左氏庄》为其代表诗作。以《题张氏隐居二首》为例，写出了杜甫与友人在乡间田野饮酒取乐的喜悦惬意的情怀，诗中也不乏幽默之词。“归醉每无愁”，一醉方休，醉归忘险，充满了无限的兴致，笔调之间满是欢畅。
3. 盛唐的颂歌。
以《饮中八仙歌》为其代表诗作。诗歌描绘了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对各自醉趣的描绘生动豪爽，洒脱不拘，在淋漓尽致中彰显盛唐气象。
4.富有真性情。
以《春日忆李白》和《病后过五倚饮赠歌》为其代表诗作。《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体现了杜甫的真性情。
二、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747—756）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宝六年，杜甫36岁，于长安应诏就选，但因李林甫嫉妒贤才，应试者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多次献诗希望辅佐君王，却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现实培育了杜甫，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前，时间段为747年—756年，杜甫诗歌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真情豪迈的抒怀转变为个人情感的抒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但却以“恨”为主，嘲讽揭露为其主流风格。杜甫的诗中洋溢着对统治者集团荒淫奢侈的讽刺揭露，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以及对唐王朝潜伏的危机的担忧，其“忧国忧民”思想初见端倪，开始萌芽和成长。
（二）嘲讽揭露的诗歌风格。
1. 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败。
代表诗作为《乐游乐园歌》、《兵车行》和《丽人行》。以《丽人行》为例，全诗讽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和庞大的气势，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
2.忠君爱国，同情士卒。
以《前出塞九首》为代表诗作，诗中既表达了对士民离家远征的同情，“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同时歌颂士兵舍身报国的精神也不乏，“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3.讽刺朝廷好大喜功。
以《后出塞五首》为代表诗作，同为出塞诗，《前出塞九首》表达忠君爱国，而《后出塞五首》却开始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原因有以下几点：（1）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由刚开始的不成熟走向相对成熟，对唐王朝对外征战的本质认识加深了；（2）时代的变化，《前出塞九首》是征战吐蕃之作，当时王朝盛极，扩大疆土，巩固政权，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值得称颂的，而《后出塞五首》则反映无止境地开疆拓土而造成了安禄山的反叛，是乃“过犹不及”之行。所有借《后出塞五首》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
4.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前、中期思想艺术的最高峰，作者通过十年困顿的磨练，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
三、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756—770）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空十四载，杜甫44岁，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发生“安史之乱”，投奔灵武，被敌俘获，押送长安，在长安目睹胡兵屠杀人民，写下了众多爱国主义诗篇。46岁，从长安逃至凤翔，唐肃宗授左拾遗，后因上疏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48岁，往返华州、鄜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亲眼看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写下“三吏、三别”。
次年弃官去泰州、同谷、成都，于成都落成“杜甫草堂”，通过严武的帮助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后，时间段为756年—770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后期。在“安史之乱”的洪流中，杜甫到处漂流，到处逃难，在漂泊的旅途和生活中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完全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与以前一时期相比，前者多是情感的笔调，多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爱和感叹。“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②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就是社会理性的抒怀，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以“爱”为主，悲情壮美为主流风格。
根据杜甫后期的经历变化、思想变化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又可以把后期再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就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二）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
1.第一阶段（756—760）
即安史之乱开始到成都草堂落成前，其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抒发，杜甫在漂泊、奔走的途中，高调的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题有以下三个：
（1）离别之思，思念亲友。
代表作品有《月夜》、《天末怀李白》、《羌村三首》、《不见》等。《天末怀李白》是杜甫因李白被流放而抒发不平之作，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一句，写出了李白像屈原一样的冤屈，表达了深刻的同情。
（2）沙场抒怀，战事之悲壮。
代表作品有《悲陈陶》、《悲青坂》。《悲陈陶》中的“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满怀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牺牲，死得壮烈，使诗歌在描写战败的时候兼有悲、壮之情。
（3）忧国忧民，期盼统一。
这类诗在这一时期是最多的，尤其是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体现了忧国忧民和期盼统一的思想感情。忧国的诗作有《哀江头》、《春望》、《秦州杂诗》等，忧民的诗作如《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佳人》等，期盼统一的诗作如《新安吏》、《潼关吏》、《属相》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其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凉气氛，写出了对征役的无奈和人民的同情。
2.第二阶段（760—763）
即由成都草堂落成到蓟北的收复，760年，成都杜甫草堂落成。诗人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这一时期，当然也不乏安史之乱未平之前的忧国忧民之思，但主要的还是以低调的忧国忧民的抒怀为主。主题有以下三个：
（1）相对安定的生活和惬意的心境。
代表之作有《江畔独步寻花》、《水槛遣心》、《客至》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写出了蝴蝶、黄莺的自由自在在花间树梢游玩的美丽图画，传达出轻松快活的生活情趣。
（2）安定之中不忘忧国忧民之思。
代表之作有《野望》、《登楼》、《宿府》以及高峰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从自己的苦难中想到全天下寒士的痛苦，希望全天下人民能安居乐业，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
（3）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代表之作有《春夜喜雨》和《将赴成都草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句借春雨的降临写出了杜甫的内心喜悦和对人生的憧憬和希望。
3.第三阶段（764—770）
即由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到杜甫临终。764年，“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唐王朝却开始由盛转衰。杜甫晚年眼睁睁地看着唐王朝国势渐渐衰微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和无奈。由此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也随着杜甫本人一起，走入了末年，“忧国忧民”的抒怀由高调到低调进而变成了哀调。主题有以下两个：
（1）对国势衰微的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生活得同情：
代表诗作有《宿府》、《登楼》、《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负薪行》、《秋兴八首》、《登高》等。《秋兴八首》抒发对国运由盛而衰的感叹和无奈。“听猿实下三声泪”，诗人听着哀婉的猿声，禁不住掉下了悲痛的泪水。与《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有同义。
（2）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
杜甫已到晚年，但却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杜甫已是“老骥伏枥”，但其心中的政治抱负却还没有实现，杜甫心中充满了不甘，但又很无奈，这种无奈是悲哀的，也是可怜的。《咏怀古迹五首》借对五个历史人物的凄凉身世、壮志未酬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寄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借琵琶写意，表达了诗人千载留恨的悲郁情怀。
（三）杜甫后期诗歌风格的“真、善、美”的统一。
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③
1.“真”
（1）“情真”
“真”的形成期是盛唐之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真情豪迈的风格，诗歌当中尽显盛唐气象和理想抱负，杜甫用真情抒怀，使诗歌带上了真情实感，所以，这一时期的真，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情的真”，即“情真”。
（2）“感真”
“真”的发展期是十年困顿时期，是由于仕途失意而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由此而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真”是作者因个人的遭遇而产生的对“真”的反映，是从个人出发地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是一种“感性的真”，即“感真”。像《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到自身的政治理想，希望辅佐君王，诗中同时也有对朝廷，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之情。此情于此诗中并不明显，而在后来所作的《丽人行》中已见批判的端倪，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暗示唐王朝潜伏着危机，《丽人行》是杜甫“感真”的发端之作，全诗的风格虽然是含蓄的，但却强烈地讽刺了唐王朝贵族腐朽淫靡的奢侈生活。“感真”的顶峰之作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是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作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往奉先县探亲时所作。此诗在杜甫创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一代史诗。“感真”时期，杜甫对整个社会是爱、恨交织的，但由于自身的遭遇与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的原因，导致杜甫以恨为主，以爱为辅。从《前出塞九首》到《后出塞五首》，杜甫对唐王朝由爱转恨一念之间，杜甫心中有“爱”，“忧国忧民”，但却更多地带有“怨恨”，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归结于唐王朝，正是“恨”的体现。这种“感真”是主观非理智的情绪，也正是“忧国忧民”思想不够成熟的表现。
（3）“理真”
“真”的成熟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四处漂泊，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灾难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后，其“忧国忧民”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思想主流由对唐王朝的讽刺、厌恶转为同情和爱怜，由“恨”转为“爱”，《恨别》是典型的由“恨”转“爱”的代表诗作，诗人由别而引起对亲人、家乡的怀念，由恨别引起对战争的痛恨，从而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杜甫的思想也开始成熟了，由原本感性的抒怀转为理性的抒怀，由对个人命运的不幸的感叹转为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他不再感情用事，而是理智用事，明白了与其恨国家，不如爱国家，帮助它实现和平统一。“情感的真实”转变为“理性的真实”，即“感真”转变为“理真”。
2.“善”
杜甫诗歌“善”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上，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在漂泊和逃难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困苦，其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三吏、三别”，杜甫用怜悯和哀婉的笔调写出了对骨肉分离的深切同情和渴望平叛实现统一的爱国精神。《又呈吴郎》中，杜甫写诗开导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前来打枣，而应该对老妇人亲近、友好，“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用良心做人，同情老百姓，体恤老百姓，正是其“善”的体现。
3.“美”
杜甫诗歌的“美”的风格贯穿了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前期盛唐之音真情豪迈的抒怀还是后期忧国忧民的悲情壮美，其诗歌始终是一种“美”的感受。只不过前期所体现的“美”是“豪放的美”，而后期所体现的“美”是“悲壮的美”。
“豪放的美”贯穿于大自然的美景、远大的心胸、抱负以及真性情之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既有自然地美，也有其远大心胸、抱负所体现的心性美和精神美。“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既有诗人的人格精神美，和洒脱豪放的灵气美，也蕴含盛唐气象的雄壮之“美“。
“悲壮的美”体现在以下两点：（1）战争的悲壮美；（2）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战争的悲壮之美以《悲陈陶》为例，通过一场悲剧性的战争，用浓重的笔墨加以渲染，从战士的牺牲，肃穆的气氛中，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诗人用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死得悲壮，死得壮烈。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以《春夜喜雨》为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借春雨的降临直抒胸臆，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尽管国家面临灾难，尽管仕途失意，但杜甫能够在自身乱离的生活中带上一些温馨的笔调和欢喜的插曲，始终不忘掉自己的理想、信念，满怀信心和希望，去等待祖国的春天、人民的春天和自己的春天，这种温存的美，让读者也感受到心灵的美的回归。
注释：
①“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出自：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第5页
②“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出自：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第9页
③“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出自：方同义《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 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 第16页
参考书目：
① 张浩逊《唐诗导读》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② 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③ 夏于全《唐诗宋词鉴赏·第五卷》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④ 余恕诚《唐诗风貌》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1版
⑤ 林继中《杜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关键词：中和之美 怨而不怒 和而不同 水火济济 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5]（P215）。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6]（P450）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7]（P471）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9]（P87—90）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10]（P48）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1]（P37）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12]（P91）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2][6]张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小石：《杜甫小笺》，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5]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9]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关键词]旅游纪念品 旅游纪念品开发 杜甫草堂
一、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现状
（1）成都杜甫草堂现状
成都杜甫草堂（以下简称杜甫草堂或草堂）坐落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是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草堂于1952 年正式对外开放，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草堂现今形成了古建筑与园林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巧妙结合的历史文化特色，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典雅质朴，颇具诗人故居风格，是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完整、最具特色和知名度的历史文化名人纪念性博物馆。
（2）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现状
杜甫草堂的文化资源，尤其是诗歌文化资源在四川省内占有垄断地位。这在旅游纪念品开发中一直是其唯一的、垄断的文化资源。目前杜甫草堂的旅游纪念品开发也一直围绕着“杜甫文化”和“诗歌文化”为主题发展。
据统计，草堂现在共计开发出草堂丛书、杜诗全集、水晶镇纸、指甲刀、明信片等三十余种旅游纪念品。根据旅游纪念品的分类，我们可以把现有的纪念品分类（如表1—1）：
表1—1草堂现有纪念品统计
类别物品艺术品文房四宝水晶镇纸、杜甫雕像墨砚书画金石杜甫诗的名人书法、绘画工艺美术品雕塑工艺杜甫画像的铜塑陶瓷工艺品茶具、花瓶专题旅游纪念品具有收藏意义的旅游纪念品草堂门票、草堂丛书、杜诗全集、画册、光盘标志性旅游纪念品杜甫人物画像、草堂风景缩影
二、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现存问题
（1）政策支持不够
杜甫草堂一直以来以“诗歌文化”和“杜甫文化”为主题进行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和营销。然而政府对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生产缺少一个完整的政策指导，对其营销系统缺少一个政策性的支持。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和营销没有做到真正的文化内涵的体现，一直只是依赖于其杜甫的名号，此时，政策的宏观指导和支持便显得尤为重要。而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的开发，缺少的正是这样的支持。
（2）纪念品缺创新。
在国际上，杜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与古希腊的荷马、英国的莎士比亚、俄罗斯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一样享有崇高的声誉，是人类文化的不朽丰碑。成都杜甫草堂是目前全国范围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杜甫纪念遗址。然而，成都杜甫草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成都的重要窗口的展示，却没有自己特有的旅游纪念品。仍然是传统的纪念品多，如明信片之类的，创意纪念品少，这是目前成都杜甫草堂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3）产业缺少龙头
成都杜甫草堂以人文的旅游资源为主，最具有开发潜力的仍然是“杜甫文化”和“诗歌文化”。但是就其旅游纪念品来说，却一直没有形成一种产业，所以更不会形成产业集群之类的。杜甫草堂目前亟需的就是一个能将杜甫的诗歌文化，历史背景等整合在一起的特色纪念产品，创意、设计、制作、营销一条龙的龙头。
（4） “高文化”难以大众化
杜甫草堂现存旅游资源以杜甫诗歌文化为主，相对于一般的大众，诗歌文化是属于“文化人”的特权，然而，来此访问的游客中，各个层次的人群都有，而传统的高雅文化的纪念品产物——杜甫诗集等，并不能吸引所有的游客群。
（5）难以摆脱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制约
一个产品在市场上的生命周期，主要会经历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而草堂目前的旅游纪念品仍然是以传统的纪念品为主，而且基本都处于成熟期阶段至衰退期阶段，并没有新开发的旅游纪念品，没有其特有的可以长期存在并具有珍藏纪念价值的产品。
三、杜甫草堂旅游纪念品开发建议
（1）强化政策引导
杜甫诗歌文化一直以来都是成都杜甫草堂的主打文化，同时也是产品的文化依托。政府在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过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草堂纪念品亟需政府政策措施对其进行引导、支持和规范。对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进行扶持策略与旅游纪念品的特点相结合，紧贴时代潮流对旅游纪念品开发加以引导，才能让旅游纪念品开发摆脱散沙式的现状。
（2）挖掘文化内涵
被称为“诗史”的杜甫流传至今的诗作有1400多首，他是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杜甫在草堂先后居住了将近四年，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留下诗作240余首。文化无国界，杜甫草堂作为全球著名的文学圣地，对全世界人民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继而，杜甫草堂有着广阔的旅游客源市场。所以草堂依旧应该以杜甫文化为主打产品，书法、绘画作品，即使是普通的小纪念品都要打造杜甫诗歌文化。另外，对于杜甫文化，应该分层次开发。对于不同的文化程度、不同的文化需求的游客，对杜甫文化的理解程度也不同，应该分层次开发，使杜甫文化这样的“高文化”渐渐的大众化，而不只是符合小部分的人的需求。
（3）拓展产品外延
中国四川出产的传统的染色丝织品——蜀锦，是我国染织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对于草堂现有的纪念品，例如草堂丛书、杜甫诗集之类的纪念品可以把纸质材料换成蜀锦，让现有的纪念品更具有文化与四川特色。另外，可以开发一些类似唐朝杜甫时期的服装饰品之类的蜀锦制品，以迎合现代人的时尚、特色、文化需要。
（4）结合时尚创新
如今的时尚流行已成为一种跨越国界的行为，对于我国传统艺术元素，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时尚元素。而草堂现有的旅游纪念品中，比较有我国传统特色的大致包括：中国书法、绘画、篆刻、染织、茶等。可是都是一些泛泛的产品，并没有符合现代需求时尚中传统元素运用的一种走势。现在，只有那些既有地域特点又时尚、能与流行产品相搭配的产品，才能给人带来刺激感、新鲜感、愉悦感和满足感。所以，在草堂纪念品的开发中应注重将时尚元素融入传统元素中，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市场。
参考文献：
[1]于梅好.旅游纪念品研究综述[J].经营管理者（百科论坛）.2009.10
[2]王苏昆.谈谈云南旅游纪念品存在的问题及特色开发设计[J].昆明大学学报（综合版）.2003（2）：41—44
[3]刘丽君.旅游纪念品开发问题刍议[J].商业经济.2009.1796—98
[4]范晓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旅游发展SWOT分析与对策探讨[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09
[5]方伟.成都杜甫草堂发展对策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3.12：12—15
[6]祝重禧.服饰类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地域性与时尚性特征[J].装饰（民意之窗）.2005.06
[7]吴广孝.旅游商品开发实务[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101.
[8]耿娟娟.旅游纪念品发展模式的构想[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
[9]刘敦荣.旅游商品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10]赵西萍.旅游市场营销学[M].北京：高等教出版社.1998.
旅游作为一项文化消费行为在我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文学旅游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日益受到文学界及旅游界人士的重视。一方面，文学旅游资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另一方面，无论是文学本身还是文学旅游产品都蕴含着极大的经济价值。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从古至今，每个时代都有优秀作家出现或者长期在陕西寓居。诗圣杜甫便是其中之一。杜甫以其高超的诗艺、忧国忧民的博怀令后人高山仰止。为纪念杜甫，后人先后在全国多地设立了纪念杜甫的文化景点。目前这类景点中以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最为著名，另外还有河南郑州巩义的杜甫故里、杜甫墓，湖南长沙的杜甫江阁等。但除此之外，在陕西西安，杜甫曾经生活了十三年的长安少陵塬上，重点文物杜甫故居杜公祠（杜甫纪念馆）却鲜为世人所知，甚至连当地人也知之甚少，更少有人踏足其中。在当今各地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全国各地以纪念杜甫为主题的文化旅游产业都风生水起，长安的杜公祠却无人问津，原因令人深思。本文旨在经济学视角下梳理杜公祠多年来门庭冷落的原因，并探讨振兴杜公祠的策略方法。
一、杜甫纪念主题景点发展现状
在全国多地以纪念杜甫为主题的旅游文化景点中，有很多取得了良好的文化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最突出的是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坐落于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是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240余首。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
今天的草堂占地面积近300亩，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知名度最高且最具特色的杜甫行踪遗迹地，年游客量达百万余人次，各项收入上亿元。据现有资料，笔者分析杜甫草堂能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环境优雅古朴。整座祠宇即有诗情，又富画意，是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相结合的著名园林，游客观赏感受极佳。
其次，文物众多。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内珍藏有各类资料3万余册，文物2000余件。包括宋、元、明、清历代杜诗精刻本、影印本、手抄本以及近代的各种铅印本，还有15种文字的外译本和朝鲜、日本出版的汉刻本120多种，是有关杜甫平生创作馆藏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第三，交通方便。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区，有近10路公交车到达景区，自驾游的交通设施配套也非常完善。
第四，宣传给力。拍摄唯美宣传片，在电视台进行播放；建设官方网站；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宣传景区的各项活动，介绍景区的文物；举办多种活动，如诗圣文化节、梅花艺术展、书法绘画展、青年志愿者活动、亲子游、“草堂一课”、学术讲座、学术会议等，抓住不同年龄层的游客心理，扩大影响。
最后，开发多种旅游文化纪念品，如纪念信封、书签、杜甫诗意陶瓷、杜甫草堂元素工艺品等，并设立专门公司即成都杜甫草堂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营销。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了馆藏文物这一先天因素之外，景区环境、交通及配套服务设施、宣传及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都是文学旅游资源开发必须重视的要素。
二、长安杜公祠溯源
杜甫和少陵颇有渊源，他曾长期居住在少陵附近，又因远祖杜预本是长安人，所以自称“少陵” 、“少陵布衣” 、“杜陵野老” 、“杜陵野客”，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杜甫在L安居住10年，又在关中各地颠沛流离4年多。754年，杜甫43岁那年，把全家接到长安少陵原，后来因为秋雨连绵导致房舍崩塌，无法居住，只好投奔妻子杨氏的亲族，到离长安120公里的奉先（蒲城）居住。755年，在左相韦见素帮助下，杜甫得到一个八品官职，11月从长安回奉先探亲，沿途所见种种社会动乱苗头，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长篇律诗，中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朽名句。
长安杜公祠创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位于陕西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东的少陵塬畔，距西安市区约12公里，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年）和清康熙五年（1666年）、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曾三次修葺，到乾隆年间已破败荒凉并于乾隆末年毁于大火，直至嘉庆九年（1804年）得以重建。此后又经过多次修缮。碑石记载的有两次：一次是清同治七年（1868年），一次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县政府曾多次拨款整修过杜公祠，并于1960年设立了杜甫纪念馆，后又更名为杜公祠管理所，专司管理职务。1978年，杜公祠对外开放，是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西安市长安区政府曾将开发杜公祠列入重点旅游项目，但后来便没有了下文。
三、长安杜公祠旅游开发的SWOT分析
杜公祠目前为免费开放，虽然是国家AAAA级景区，但平均年参观人数仅1万余人次。来访游客普遍认为景区过于局促空洞，规模偏小，没有特色，观赏感受不佳。笔者认为用SWOT分析法客观分析长安杜公祠景区存在的优势与劣势对于开发振兴景区的旅游产业有重要作用。
（一）景区目前已有的优势
与杜甫渊源甚深；远离闹市，环境清幽，腊梅成林，尤其两株树龄近300年的腊梅，堪称腊梅之王；祠内最珍贵的文物是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0年）杜甫写的《俯太中严公九日南山寺》石碑的墨拓本，这是现存唯一的杜甫墨宝。另外还有不少明代收集而来的历代碑刻及各种杜诗版本和研究著作。
（二）目前存在的劣势
首先是知名度低。外地人来西安，多游览兵马俑、大雁塔、回民街等景区，极少有人知道杜公祠，甚至西安本地人知道杜公祠的人也非常少，去游览过的人就更少。在现代“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环境下，知名度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其次环境局促，交通不便，配套设施不全。现杜公祠占地130余亩，是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山门是仿唐代的砖木结构，祠院内有三间享殿，殿内供有杜甫泥塑坐像一尊。局促的环境与建筑使得景点内无法举行大型活动。交通方面，杜公祠远离市区，目前仅有几路小公共汽车经过，服务意识落后。另外，景区周边缺乏高质量的商业配套设施，无论是住宿还是餐饮都多有不便。
四、长安杜公祠旅游开发新思路
针对上述长安杜公祠现存的优势与劣势，笔者认为应从下面几个方面对本景区进行旅游开发。
首先加强宣传。要想吸引大众的注意必须提高景区的知名度。相关部门可以结合杜甫的生平经历与杜公祠的景观文物组织专业队伍拍摄音画质量较高的纪录片、宣传片，在省级以上电视台及主要网站上滚动播放；同时开通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号，并安排专人进行运营维护，及时宣传景区的主要活动、文物等，最大程度提高景区的知名度。
其次对建筑环境进行升级改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景区进行扩建，使景区环境开阔，疏朗，满足举办重大文化旅游活动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提升景区的建筑环境品质，建造亭台池苑、种植梅兰修竹，营造清幽雅致的氛围。另外，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对景区周边的交通、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进行改造，提升景区软硬件环境质量。
第三，开发多种旅游文化活动。长安杜公祠目前旅游资源的开发方式十分简单、传统甚至原始，仅仅是呆板的展示和例行公事般的解说，很少能够体现出旅游的参与性、娱乐性和趣味性。在当前环境下，体验经济与文学旅游相结合已经成为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大趋势。如何让游客在旅游体验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成为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的重点。笔者建议，在对游客市场进行明确定位的前提下，景区主管部门可以按照不同的时节、节日，举办各种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活动，如与当地中小学合作，举办杜甫诗句接龙背诵比赛活动；与当地文化部门合作，举办杜甫主题的书画比赛展览；在景区腊梅盛开的时节举办腊梅摄影展等，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游客参与其中，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品质。
第四，开发各种旅游文化纪念产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高品位与多元化原则，为游客提供更加具有文学内涵的旅游纪念产品，满足游客观赏人文景观的同时，感受文学带来的精神熏陶。
最后，与陕西其它杜甫遗迹整合开发。目前陕西省内与杜甫相关的遗迹还有三处，其中比较有开发价值的是富县羌村杜甫故居与延安杜公祠。相关部门可以将这几处遗迹整合，开发陕西杜甫专题游，打造杜甫文化品牌，促进陕西杜甫遗迹文化旅游的整体发展。
以上建议都需要有政策及资金的支持，在当前西安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环境下，政府的政策导向是明确的，但资金的来源很大程度上需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这方面笔者就不在赘述。
五、结语
诗人 诗歌 杜甫 人生观
杜甫的人生观是奋发向上的。从他的诗中，我们读不到那种消极人生的颓废思想。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出发，探索杜甫的人生观，我们会看出他的 除了大多都是体现忧国忧民的个人感彩之外，借描绘大自然来抒发人生情怀的内容居多。他顽强，富有牺牲精神和利他思想。大家知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杜甫的思想政治观，说穿了这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他一生都关注政治，无论在朝野内外。他之所以热爱国家大事，是因为他的诗作品具有较强的政治观点和爱民思想。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出发探索杜甫人生观，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一、人道主义胸怀与忧国忧民的崇高人生思想境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通过对大风破屋，一群孩童抱茅草，所住草堂雨天漏水，长夜难眠等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杜甫宁可自己被冻死，也要实现“广厦千万间”，促使“天下寒士俱欢颜”所呈现的人道主义襟怀。体现了杜甫推己及人与舍己为人的高风气节以及忧国忧民的崇高人生思想境界。
1.坦然、恬淡的人生心态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衣衫褴褛拄着拐杖的瘦弱老人，站在屋外门口，瞪眼望着他住房的茅草被肆虐的秋风一层层卷走吹洒在江郊四处……杜甫此时无奈的心境中夹杂着些许淡定。而此心态的形成是有一定原委的，我们可从如下两点得到分析：
（1）多年艰辛的经历练就了杜甫坚毅的秉性以及心态的平和。曾经带领举家老小四处流浪，经历了无数战乱，以及饱受怀才不遇之境遇，怎么能被这点秋风所吓倒？他早已习惯了随遇而安，坦然面对各种情况和事物。而这里杜甫的无奈，却不是什么忍受和顺应；杜甫的坦然，也并非对战乱的麻木不仁。
（2）生活的暂时安定，已让杜甫对多年的劳苦忧患意识有所放开，而是去乐观地地追求清新闲淡的日子。
2.叹世态炎凉，推己及人的人生博大襟怀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能收回来的茅草却都让“南村群童”给当面抢走了。“欺”得令人不能忍受。“归来”只有“自叹息”，而不幸到这般地步，却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与帮助，只好自我感叹无奈了。而“倚杖”与“老无力”的对应，让人联想身处此境的穷人会有许多。杜甫慨叹世风炎凉的同时，推己及人，意在言外。由此可见，杜甫由自己的痛苦，联想到广大穷苦大众的痛苦，充分表明了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一处。
3.窘迫境遇中忧国忧民的人生崇高思想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天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关于杜甫的生活境遇，通过雨夜沾湿作铺垫带来的痛苦，充分表明了他长年贫困生活的一个侧面。同时，也说明了这不仅是杜甫自己生活的痛苦遭遇，而且也说明了因多年战乱给国家带来损失以及给广大百姓带来疾苦。心存忧国忧民理念，怎能安然入睡呐？由此看出，杜甫对长期战乱的反感和对未来人生的远大抱负。
4.舍己为人、至死不悔的救世济人情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非常富于浪漫主义色彩想象；“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充分表达了杜甫的才情及作品升华至只要能让天下百姓都能住上这“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理想住所，自己捱冻而死也心甘！为了天下百姓，这是十分可贵的。正是因为这种伟大理想与崇高品质的体现，被杜甫用来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舍己为人的伟大精神以及至死不悔的豪情壮志。杜甫由家到国，从个人到全体人民推己及人的博大情怀，充分体现了他对广大人民的真诚关爱之情，这与以下几个方面是分不开的：
（1）家庭文化教养和熏陶，使杜甫自幼就灌输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人生观，同时因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因素，杜甫也具有着张扬和浪漫主义色彩的一面。
（2）杜甫执着追求人生信仰，执着追求政治理想。
（3）杜甫本人的丰富的感情因素也是原因之一。杜甫处在艰难的战乱时代，面对人生、自然和社会，能够机敏地表达出自己的政治理念，从而促使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谐而统一。
三、仁政思想是杜甫和谐理念的核心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杜甫的政治观，其实也是他的人生观。杜甫一生都关注政治，无论在朝野内外。杜甫之所以热衷国家大事，是因为他的诗作品具有较强的政治观点和爱民思想。正是因为他拥有这样一个宏伟远大的抱负，他才倍加热爱生活和百姓以及大自然风光。杜甫嫉恶如仇，敢于向社会腐败与黑暗现象宣战；他非常同情广大劳苦大众，甚至心甘情愿为摆脱百姓的痛苦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因此，我们说杜甫的爱民思想是其政治和谐理念核心的根基，而社会和谐的最终目的就是造福于人民。
四、结语
诗人杜甫以崇高人格和博怀对自然、人生充满热爱之情，其真诚和谐的人生观为后人树立了楷模。而杜甫精神的核心就是忧患意识和以人为本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美德。其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以及爱护国家爱护人民的高尚情操，加之其自觉地社会良知责任感与人道主义精神，架构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并且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
参考文献：
[1]汪成清.论杜甫诗歌的文化精神.教育大视野，2010，（6）.
好在还有杜甫草堂。可以有一下午的时间细细流连,悄悄贴近她敏感的心。
成都人是爱杜甫的。他们以独有的方式爱了这位诗人一千年。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每年的正月初七,万里桥西、百花潭边,都会有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游草堂,来陪伴一生寂寂的杜甫。草堂修缮得极好。杜甫在这草堂的四年光阴里写了二百多首诗,占了他全部诗作的六分之一,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曾激发过诗人的灵感。蜿蜒的“花径”,如烟的“水竹居”,野趣十足的“恰受航轩”,使简简单单的山水忽然便有了动人的意境。
暮春的成都温润如玉。缓缓走过草堂的角角落落,听得见历史的低语。蓊郁的树木遮天蔽日,呵护着草堂的精气神儿。没有比成都这样富庶繁华而又温和闲适的城市更适合疗养一颗颠沛流离的心灵,也没有比草堂这样朴素自然而又随意的居所更适合暂时忘却遥遥的思乡之情。从少年得意裘马轻狂到长安十年的报国无门,从残杯冷炙身处悲辛的世态炎凉到挈妇将雏举家逃遁的狼狈,杜甫多么盼望能有一处安放七尺之躯的家园!远离战乱的成都虽不是什么世外桃源,但“舍南舍北皆春水”的茅屋毕竟可以让诗人在江畔独步寻花,享受一下久违的宁静与闲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这样的图画在杜甫的一生中真正少见。柴门送客、水槛遣心、江亭坦腹……诗人坚硬的生命第一次疏朗得让人艳羡,无人赏识的痛楚、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在月白风清的夜里暂时潜伏起来了。
杜甫旺盛的创作使成都人无端获得了一笔财富。人们本希望他能呆得久一些,为成都留下更多的财富,然而,异乡为客的杜甫早已是归心似箭。草堂只是他风尘仆仆的旅途中的驿站,永远不可能是最后的归宿。
“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这是杜甫在寂寂的暮春之夜发出的感喟。是的,成都并不乏“邻家有酒邀皆去”的温暖,也有的是“千朵万朵压枝低”的花蹊,但成都并不能让诗人“喜欲狂”,也无法让诗人“白日放歌”。一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出卖了杜甫,“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一刻也不愿在成都停留。虽然直到生命的最后,杜甫也没能如愿北归,但他却再也没有回过四川。他宁愿四处流浪,甚至客死湘江,也没有再停下奔波的脚步,找一处暂时栖息的草堂。
杜甫曾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名句,学者对此的解释历来不一。有的人认为杜甫是在自谦,意思是说,自己写的诗本是随意而为,并不值得人们的推崇,恐怕名实不符;另一种意见认为杜甫是在自嘲,大丈夫本应治国平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一世的英名,而自己竟然一直没有找到为国效劳实现理想的机会,只能以笔墨诗文虚度一生,纵然再有虚名终究意难平!我以为,后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否则又怎么来解释杜甫一次又一次的漂泊?
诗人的壮志难酬成就了那些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诗歌,我们也因此拥有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幸耶?草堂虽然没有挽住诗人的衣襟,但她为诗人蓄积了又一次勃发的力量,为诗人最终走向艺术的巅峰作了最后的准备。如果不曾读过诗人在草堂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我们今天又怎读得懂那些苍凉雄浑的《秋兴八首》?
离杜甫草堂不远,是武侯祠,安息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诸葛孔明,成都人在这两位古人的庇护下,优哉游哉地生活了上千年,而且仍将意满心足地活下去,这真让人艳羡。
素材运用:
文章运用引用的表现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描绘了诗意化的成都,记述了诗人杜甫一生诗意和现实交错的生活,刻画出一个心系百姓苍生的诗圣形象。文学之美,意境之优,其中的诗情画意、深厚底蕴,来自于作品中渗透的古代文化因素和引用的诗文。作家对引用的把握可谓炉火纯青,无论是明引还是暗用,都恰到好处,富于韵味。文中对杜甫诗句的数十处引用,并不是生硬的套用,而是融入到杜甫的生活经历和感情世界,融入到对杜甫的追忆敬慕中,具有珠联璧合之美。
这次由天水杜甫研究会和成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陇南师专协办的“纪念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纪念会，开得十分圆满和成功。在这里我代表中国杜甫研究会向这次盛会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同时，请允许我代表与会的全体代表，向支持这次大会召开的天水市各级领导、成县各级领导以及天水师院和陇南师专的各级领导和参加这次会议服务工作的各位老师和同志们所提供的周到的完满的服务表示最衷心感谢！
在会议中，与会的学者对杜甫的陇右诗作了深刻和全面的评价。对杜甫在公元759年弃官西走，来到秦州、同谷等地所作的117首诗歌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做了细致的分析和高度的评价。认为杜甫从此脱下了官服、走进了逃难的难民队伍中，真正开始了他接近下层黎民百姓、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漂泊流离的生活，并亲身体验了安史之乱后人民在战乱之中的悲苦生活，在身份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一个朝廷命官变成了一个逃难的难民。在思想上更加直面现实，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活命运，从一个普通难民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实际，在现实主义诗歌道路上，将忧国忧民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思想层次，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飞跃。在诗歌艺术探索方面，他做了更深更广的艺术探索，由以前以做古体诗五古和七古体裁为主，转向了对近体诗五律、七律及排律为主的诗歌创作，对唐代诗歌艺术水平做了极大的提高。他的五律和七律等近体诗是最能代表唐诗艺术的最高水平。从此，中国诗歌史进入了以近体诗创作为主的诗歌时代，而杜甫的诗歌为人们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样板。他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使唐诗达到了音乐美与形式美的完美结合，是唐诗由少年时代走向成年时代的成熟标志，最能显示出唐诗的艺术特色。而陇右诗（大多是律诗）正是体现了杜甫诗歌开始全面提高唐诗艺术的一个关键时期，最值得关注和研究。
此次会议外地学者与当地学者广泛交流，相互学习受益匪浅。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陇右的学者们，对杜甫的陇右诗的深刻研究及他们对杜甫的衷心热爱。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填补了杜诗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充分地展示他们雄厚的学术实力，对杜甫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致意和祝贺！
杜甫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面旗帜，他不仅是中国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杜甫的文化精神和伟大的人格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精神上的食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中国人民度过了历史上一道道激流险滩，增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历史上哺育了一代代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和仁人志士，为提高整个民族的人文修养和文化素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起着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他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是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的资源，他对诗歌艺术创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精神及其优秀的诗篇，为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和文学艺术提高文化水平，起着巨大的作用，总之杜甫的诗歌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认真的研究和挖掘。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 和各位女士先生老师同学们！我们这次研讨会和纪念会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共同把杜甫研究作为一次文化事业来做，并将研究和普及结合起来，将杜甫文化与当今的文化建设坚定地结合起来，为进一步发扬光大杜甫的文化精神贡献我们的力量。在此献上小诗一首（先朗诵一遍，再吟诵一遍）：
应邀乘机赴陇参加天水纪念杜甫流寓陇右1250周年研讨会
纵飞直上白云天，下视秦州重叠山。
鸟鼠山间馀鸟道，鱼龙川畔少渔烟。
少陵圣迹千年在，大雅歌诗万古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