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9:11:53
关键词： 杜甫 白居易 现实诗 差异
作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尽管二人遭遇不同，但这种思想却无意中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应运而生。在现实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别”闻名，白居易凭《新乐府》、《秦中吟》享誉；杜甫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有《观刈麦》、《与元九书》。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细细品读，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处
1.善用对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均是感天动地的惊世绝唱，均是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宝库中的精华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写：富贵人家丰衣足食，贫寒百姓饿死街头，这一对比鲜明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写：卖炭翁的衣单与天寒形成对比，而卖炭翁的愿望与现实更形成对比。天寒而老翁衣单，不可。天不寒则老翁炭贱，也不可。社会硬生生把卖炭翁逼上了绝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对比也十分常见。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对比；《新婚别》中，本应有的新婚燕尔和战争离别是对比；《垂老别》中，本应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战场是对比。部部作品读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多见官宦人家与平常百姓的对比，这种对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难怪会出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叙事。
既然为现实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对客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全不是单纯地叙述描写，而是融抒情于叙事，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爱、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写茅屋破败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铁”、“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观情感的描写。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描写更加饱满，使得抒情有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诗作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观刈麦》尾，“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华。而对夏日刈麦的劳动人民的描写中也渗透着同情、关爱之意。
3.以小见大。
对于杜甫来说，从宏观上把握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困难的，他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战火。因而他选择了记录一个又一个生活片段，描写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来，读杜甫的这类诗作就能推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同样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唐宪宗时代。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土地与赋税问题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境地。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而封建官僚的竞争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样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下《轻肥》、《歌舞》、《买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见大，为民请命。而属于《新乐府》的《杜陵叟》和《卖炭翁》，都是以一人写千万人，他们就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个。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兵车行》中被征发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诉的老妪，他们的自述让作品多了一份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样，白居易笔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均向读者倾诉生平遭遇，引人怜悯。对于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饰的刻画，都细致入微。
二、不同之处
1.杜诗精巧，白诗通俗。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曾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倡炼字炼句，刻画细致。不仅体现在他的律诗上，还体现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四句运用扇面对，极写贵族生活之奢华。《新安吏》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白水东流象征应征的男子向东出发，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拟人，似乎也知离别之苦[2]。二句对悲苦气氛进行了极致渲染。《垂老别》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惊天地泣鬼神。“腥”字调动了读者的嗅觉，同时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丹”字让士卒的血染红整个山川平原的惨烈跃然于纸上。
白居易尚通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写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3]这种通俗风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中也有反映。从《卖炭翁》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语言平实通俗，初读便能读懂其意，与今天的白话文相差无几。又如《轻肥》中对宦官生活的描写，言简意赅。但通俗不是无艺术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艺术特色。
2.杜诗自然，白诗拘谨。
从两人现实型作品的创作动机来看，杜为抒怀，白为讽谏。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讽谏的目的而后创作诗歌，因而很容易看到两个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狭窄的路途[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风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乱扬、孩童抱茅之后，杜甫开始叹息生活的艰苦。然而这种感情在杜甫博爱情怀下即刻转成对天下寒士的同情，这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从他著名的“三吏”、“三别”来看，更是缘事而发，眼见之事触动心灵悲愤之情不可不发的结果。杜甫不是谏官，更像为自身写作。对于白居易而言，《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这一时期，此时他身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遗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应进谏。他在《新乐府序》中说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为所作诗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为《秦中吟》的《轻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铺陈权贵的享乐生活，最后两句与前文形成惨烈对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诗歌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白居易，“非乐天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淮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5]。重读二人的现实诗，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为诗人关心时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动。二人的异同，随着对二人现实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会更明确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汪雪梅.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论白居易讽喻诗的创作思想[J].巢湖学院学报，2003.5.
[2]卢国琛.杜甫诗醇[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欧阳修，释惠洪.六一诗话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关键词：备考 杜甫 诗歌 思想境界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6（c）-0097-01
初中阶段学生学过的杜甫诗有《望岳》《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望》《旅夜抒怀》等，小学学过的最为印象深刻、意境悠远的有《江畔独步寻花》和《春夜喜雨》。这些诗词篇目虽然不多，但我们能够从诗歌的历史背景与内容中探究到杜甫的思想境界。
1 于历史背景中挖掘情感
杜甫早期为官，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他的《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写下了著名的“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来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春望》《哀江头》等诗。其中《春望》在中学课本中，以“感时伤怀”衬国破家亡之景，最令人深思。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此间写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便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抒写到了极致。
2 品内容领悟思想境界
新课标对诗词教学提出了如下建议：“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甫的作品展示了他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诗歌的内容上剖析杜甫的生活现状，体会他处于不同境地时的心情。
2.1 壮游世间的雄心壮志
三十岁以前的杜甫，在《壮游》一诗中写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他登昨泰山，《望岳》一诗中尽显他“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抱负。那巍峨的高山，神奇秀丽的景色，让杜甫生出不畏困难、俯视一切、勇攀绝顶的雄心和气概，那卓然独立、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更时时扣击着人激情澎湃的心灵。
2.2 漂泊异乡的片刻轻松
《江畔独步寻花》展现诗人漫步江边，悠闲自适的心情。品读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我们仿佛看到诗人轻松漫步的于江边的惬意，而“时时、恰恰”这些极富韵律的字眼，使得全幅明丽纷繁的画面充满了动感，也使得诗歌有着更明快、更流利的节奏。
《春夜喜雨》是杜甫在成都草堂所作。当时杜甫与农民一起耕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雨来临，滋润农田，作者由春夜雨景，想到万物萌发，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来表达内心的喜悦，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抒发对春夜细雨的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于漂泊中偶过几年悠闲的日子，杜甫满足于自然风光赠予他的舒畅，得意于耕作收获的充实。自这两首典型的诗中我们可以穿透历史的风烟，与杜甫一起欢畅，一起感悟人生。
2.3 政治失意的犀利笔锋
唐玄宗时，由于宰相李林甫从中作梗，杜甫几次未受重用。政治上的失意使杜甫的眼光关心个人命运而转向整个社会。他看到了国家为“开边”而给百姓带来的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以《兵车行》一诗控诉朝廷“开边”政策给百姓带来的学生灾难，以“三吏、三别”来昭示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亟需国家实施有力的措施以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他日渐犀利的笔锋里，力陈黑暗的社会现实：百姓不能安然入睡，夜深了还担心“有吏夜捉人”，被捉去的兵丁面临“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的命运，更有甚者，有的人一去不还，落得“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悲惨结局。
2.4 寥落前程里仍忧国忧民
由于经历了唐代由盛到衰的过程，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在他面对自己赖以栖身的茅屋，看见无情的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看到南村群童“公然抱茅入竹去”，自己“唇焦口燥呼不得”，只能在秋夜黯然面对床头如麻不断的细雨。尽管境遇如此凄凉，杜甫此时想到的却不是自己，仍抱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社会理想，即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忧国忧民的胸襟！这种在自己寥寂的日子里，在自己身难保的境遇中，仍心系国家，关心人民疾苦的情怀，怎不令人生出敬意？
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他的诗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诗史”因此而得名。杜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现出来的文学风格迥然不同。但无论怎样的诗句，我们在中考备考时，仍要以杜甫生活的背景为基础，立足杜甫诗歌的思想内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杜甫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了解这位用心去抒写情怀的诗人，让他诗歌的思想境界以更开阔的意境展现在读者面前。
参考文献
[1] 顾农.杜甫文艺思想的核心[J].语文教学与研究，1984.
[2] 庄海志.读杜甫的《月夜》[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9（8）：91.
《收藏・拍卖》，您当时是什么时候，通过哪种方式知道《杜甫诗意图百开册》要上拍?
杨休：2004年春拍期间，翰海拍卖第一时间告诉我的。
《收藏・拍卖》：为什么决定要买这幅作品?为什么对陆画情有独钟?是个人的喜好还是“智囊团”的建议?
杨休：因为古今画史山水册页，未有一百开者，唐寅、华新罗曾作百开巨册，都是人物、山水、花鸟合集。一册之中，纯全山水，唯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此作品是1959年夏天，陆俨少为纪念杜甫诞辰1250周年而创作的，当时，陆俨少年届五十，正创作力旺盛，尽数月之功，先成二十五开，后又耕辗砚田三载，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一百开山水巨册。1962年曾在上海画院、浙江美术学院等地展出。“”期间，被迫上缴上海画院，其间被人窃去三十五开，仅退还六十五开。1989年，80高龄的陆俨少于北京宽沟奋力补画，复成完璧。所以这部《杜甫诗意百开册》，完整集合了陆俨少中年、晚年的山水画貌，从中可见陆俨少中年的工致缜密、灵气流溢的风格，与晚年变法后的雄健豪放、简约浑厚之气象。
因为我曾经师从宋文治，宋文治又曾向陆老学过画，所以这幅师祖的作品我是志在必得的。
《收藏・拍卖》：陆俨少最爱杜甫诗，晚唐诗人杜甫，因战乱被迫入蜀的一段经历，曾让漂泊中的陆俨少深深共鸣，一样的颠沛流离、 样的哮喘顽疾这幅画与您有怎样的共鸣?是否与您的经历和性格有关?
杨休：我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陆俨少和杜甫的确有着相似的经历，让他能画出如此精彩的峡江风光，作品尺幅虽小，但幅幅以小见大的表现出蜀国山水的奇湍，并且构图非常大胆，这些都是我收藏此册的原因。
《收藏・拍卖》：拍前您以8000万为竞价的底线，这个依据和参考来源于哪?
杨休：陆俨少作品当时的价位是每平尺15万左右，此册是陆俨少代表作，所以我的参考价格是40万一平尺，合计4000万左右，我当时是准备1个亿去竞买的。
《收藏・拍卖》：2004年的惊人举，令陆俨少的画作行情随后出现了暴涨，暴涨引发了大量陆画伪作出现于市场，作为藏家您怎么看这现象?
杨休：陆俨少是中国山水画大师，价位应该说是稳固上涨，这符合艺术品增值的规律，但是大量伪作出现后，又扰乱了这个市场，导致近期陆俨少作品价格调整回落。我认为作为藏家一定要认准可信的拍卖公司，多咨询专家再进行投资。
《收藏・拍卖》：购买《杜甫诗意图百开册》的初衷是想给长风堂博物馆有一个镇馆之宝，长风堂博物馆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
杨休：我收藏已经二十多年了，收藏的作品都只有我一人在家欣赏，开博物馆就是希望能独乐乐变为众乐乐，将我的收藏与所有喜欢艺术品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也是希望能将中国文化传承下去。长风堂博物馆非休息日对外开放，也会定期举办些画展，最近一期展览是在9月份，我们会有一个“万古长春楼遗珍暨吴门朱氏四代书画展”，届时将展出梅影书屋弟子、著名书画家朱梅部父子孙四代书画作品及藏品。
《收藏・拍卖》：《杜甫诗意百册》给您生活带来了一些变化吗?
杨休：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收藏圈子之外的人开始认识我了，收藏对我来说是个常态行为。
《收藏・拍卖》《杜甫诗意百册》是否有再次走上拍场的可能?
杨休：此册是长风堂的镇馆之宝之一，目前没有计划上拍。
在众多诗家中，陆俨少最喜爱杜甫，对于别的诗家他都只读选集，唯有杜甫诗集通体读过。1937年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国难当头，上柏山再难安居。陆俨少不愿做日寇顺民，带着一家老小愤然走上流亡之路，历经数月，到达当时被称为大后方的重庆。以农养画的梦想就此破灭。晚唐诗人杜甫，因战乱被迫入蜀的一段经历，让漂泊中的陆俨少深有共鸣。
1962年，正逢杜甫诞辰1250周年，陆俨少刚刚摘去“”帽子。总算恢复了画师的正常工作，为了纪念杜甫，他开始着手绘制《杜甫诗意百开册》。每晚，陆俨少都会在家中，绘好一两幅《杜甫诗意图》。次日清晨，他便将新画放入一只藤制书篮带到画院，作为当天给学院教学用的示范材料。三个月中，陆俨少总共完成了一百零八幅《杜甫诗意图百开册》。他从中精选了一百张，装裱成册。这部册页很快就在画界流传开来。
关键词：遣兴 独语 悲痛 生命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以其诗歌语言成为诗歌史上的集大成者，其成就在今天的研究中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细查历来对杜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杜甫诗歌“诗史”特性、“沉郁顿挫”的风格，作品思想倾向性、诗歌体式对于律诗的贡献等方面，对于杜甫诗歌中带有内心独白性质的尤其以遣字开头为题的部分关注度还不够。杜甫不仅是忧国忧民的诗人，同样也有普通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求。这类诗歌可以说是杜甫心灵的独语，是内心积蓄感情的排遣。在这些诗里，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一个孤独老人自我安慰式的独自吟唱。独语现象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少见，在杜甫这里却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本文就杜甫以遣字为题头的诗歌为例，来探究这类诗歌中的独语特点以及从中体现出的杜甫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
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共收录了约31首此类诗歌，其中包括《遣兴》组诗，《遣怀》、《遣闷》、《遣忧》、《遣愤》、《遣遇》等。从题目看，杜甫想要借诗歌排遣的是感怀、遭遇、忧愁、愤怒等情感。诗中虽然也有典故或比喻象征等手法，但相对其他诗而言更直白，更富有个人情感色彩。从写作时代来看，这些诗歌大多作于杜甫四十八岁左右，也就是乾元二年左右的几年时间。朱东润在《杜甫叙论》中指出：“乾元二年，杜甫的诗已经发展到最高的境界”[1]，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杜甫的创作是非常成功的。那这几年杜甫为什么会创作出这么多排遣性质的诗歌呢？
仇兆鳌的《杜工部年谱》记载：“乾元元年，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官，间至东都”，“乾元二年己亥，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饿。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上元二年，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2]由上文可知，这段时期杜甫的生活状况是十分艰辛的。一方面他要躲避战乱，饿殍满地的衰败景象使他对当时的政治极其失望。另一方面他又弃官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都要靠朋友接济。他几次罢官，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战乱频繁、颠沛流离的现实面前化为泡影，人生几近陷入了绝望之境。
面对这样的现实，杜甫并没有消沉而是依旧积极地面对生活，进行自我调节以排解他内心的种种不快与感触。在这个时候，诗变成为了他精神的寄托，治病的良药。他把自己满腹的愤懑、愁苦宣泄在了他视为瑰宝的诗歌之中，吟唱出了一个感伤时乱、忧国忧民而又爱妻怜子、孤独凄苦的老者形象；承载着这种情怀的遣兴诗，或借景抒情、或叙事议论、或直抒胸臆，在展现作者内心情感的同时，也让读者领略到了杜甫独特的诗歌创作艺术。
1.由景及情的遣兴诗。这一类遣兴诗，开头多以景物起兴，泼墨渲染出一幅幅山水画。最具代表性的是《遣闷戏呈路曹十九长》，“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大剧干。”这就是一幅江湖夜雨，鸟飞白鹭图景。喧闹的雷声、并坐交愁的黄鹂，都带上了作者主观的感彩。杜甫在这里既观察到事物本身的特点，触景生情，同时也给事物涂上了他自己的品性。他在与任何事物的接触和感受过程中无不与自我和世界相联系。杜甫很好地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表现出更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这样的景色中他以自己乐观的心态面对，使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金圣叹《杜诗解》就曾评此诗说：“此诗题是解闷，先生独能找出一路十九相陪，便知必定心满意足。若夫‘戏’字，则落魄贫人不戏又焉得遣去愁乎？非但要看先生诗是妙诗，切须看先生题是妙题。”[3]一个戏字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杜甫心境的开阔和豁达。
同时在这类遣兴诗中杜甫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对眼前的场景进行描述的，镜头画面的呈现也是他精心选取的结果。几个画面之间虽然意义上联系不大，但是这样的场景放在一块却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杜甫当时心中的感受，类似于电影艺术中蒙太奇的表现手法，抓取最典型的瞬间呈现在眼前，进行很好地拼接与切换，显示出杜甫富于联想和想象的思维。“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只有在自己内心孤独寂寞的时候，这样的思维才更加活跃。诗的后半部分杜甫转向自己的内心视角来抒感，更能体现出诗人自我排遣解闷的性质。诗中整体的感觉似乎是作者在与人诉说着自己的心事，但现实中却缺乏倾诉的对象，他转向的是自身，有着“纵有千种悲苦，更与何人说”的感触。这样的独语多带有自我感情的宣泄与孤独之后的自我安慰的特点。
2.叙述经历，抒发议论的遣兴诗。其典型作品有《遣遇》、《遣怀》（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遣兴三首》等。以《遣兴三首》为例，其一是杜甫经过古战场的时候，“议边将之要功者，廉颇安边而不生事，叹天宝诸将之不然也”。其二是杜甫“高秋登寒山”时叹降夷东征，伤邺城师溃的场景。其三则是在目睹秋收时，感叹贤士之晚遇就像秋禾晚登一样。杜甫面对生活中遇到的这类与自己身世经历类似的事物难免会有所感触和伤悲。
与由景及情的遣兴诗相比，这类诗表现出的独语特点主要是于诗中所见的景色以及对历史事件的议论之中多带有借评论而遣己愤。如在《遣遇》诗中，作者所述的就是自己在行舟漂泊的途中，看到的一个采蕨女的遭遇。杜甫由一个女子的遭遇，联想到战争劳役之苦，抒发了自己的一腔孤愤。“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这里出现了多个声部、多个叙述视角的转换，仿佛杜甫在与别人述说自己这一行的同时，也述说了他假想的对像采蕨女一样受苦的百姓说的话“那个官高显赫的人难道是不仁爱吗？竟然能视你们如蒿草一般”。反问句里，讽刺得一针见血，但也处处扎在杜甫的心里。这种愤慨在诗人心中喷薄而出“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仇兆鳌评论此诗说：“大历四年春自岳之潭时作，诗云驾洪涛，见其为上水也。黄生注：题曰遣遇，谓谁遇风涛之险，犹得遂其生理，不若迫于征役者，有死亡离散之悲，故以此自遣也。”全诗以叙述自身经历的一件事而起，以叹息自己的身世为结，借痛惜贫民的伤痛间接遣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愤。
3.纯写眼中景，纯写心中所想的遣兴诗。主要是《遣怀》（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遣意二首》、《遣愁》（养拙蓬为户）、《遣兴》（骥子好男儿）等作品。有眼中景心中情的呼应，仿佛所有景物之美皆为己设的超然；有人事蹇容颜易老的悲哀，也有对幼子的思念和对弟妹的回忆。杜甫叹年华易逝，抱负成空，行踪流落，爱隔情深，在诗中的他百感交集。但同样他也壮志满怀，回忆往昔。在现实生活中不得志，他便转入到历史时空中去追寻。如在《遣兴二首》（天用莫如龙，有时系扶桑）这一组诗中，杜甫借龙马的意象来抒写自己的心情。“顿辔海徒涌，神人身更长。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强”，“地用莫如马，无良复谁记”。他愿英雄遇良主，但他也意识到好马需伯乐，不被人发掘和利用，英雄也只能空悲叹，良人也只能惜无时。这一组诗并没有很强烈的独语性质，但是杜甫却能够从中看出这种独语所展现出的杜甫内心特有的矛盾和反思。这是他对自己生存发展状况的反思，反思自己为何没能够实现报国的理想，其把原因归结到才能的发挥方式上来，从而更加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又如《遣兴五首》（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甚似一组历史人物风貌图。他有着诸葛亮一样的远大抱负，但却无法靠主观努力去实现；庞公的道路平坦，但却不愿步其后尘。对现实的失望与不舍，使杜甫在历史时空中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寄托和排遣的突破口，面向历史的独语，使杜甫的这类诗更多了几分人生的沧桑和悲凉。
“迟暮，谩凭高怀远，书空独语。自古，儒冠多误。悔当年、早不扁舟归去。醉下白洲，看夕阳鸥鹭。菰菜鲈鱼都弃了，只换得、青衫尘土。休顾。早收身江上，一蓑烟雨。”[4]陆游道破了杜甫大半生的心境，一生漂泊当归何处呢？像风中柳絮一样，不知飘向哪里，充满迷茫与困惑。壮志未定，光阴却倏忽，心在天山，却身老沧洲。羁旅于世，失意之余也无一知己陪伴，书空独语，只换得青衫尘土。但杜甫在体验自己存在的同时并没有悲观消沉，在赋诗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反而得到了更好的安慰和放松。杜甫悲痛生活但对生活也热爱与依恋。他有着一种顽强的生命意识和对自己追求的人生理想至死不渝的坚持和执拗。他用这种独语的方式排遣着自己内心的矛盾，同时也诉说着自己的孤独与焦虑。触景伤情的同时，也能够回到历史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他的内心寂寞却又不尽然，或宣泄，或评论，或忆古，联想和思考始终伴随着他。这种自我反思、自我排遣性的独语，使他的思想更加成熟，对生命的体验也更加真切，发人深省，这都给后世留下了一笔无穷的精神财富。
注释：
[1]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二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2]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3]刘文君：《名家评注全唐诗》（中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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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诗歌；爱国意识
I206.2
一、杜甫的人生经历
在绚丽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盛唐诗歌凭借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其中一颗不可多得的瑰宝。而在盛唐诗坛中，有两位诗人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一位是以酒为乐、以诗为歌的诗仙李白，而另一位，则是本文的主人公，诗圣杜甫。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实情怀，他关心百姓，将自己融入到最真实的社会中去，将社会中的现实和黑暗都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抒发出来。因而说杜甫的诗，堪称“诗史”。
在杜甫三十五岁以前，也就是开元盛世时期，经济较为繁荣，社会矛盾也未明显地激化，百姓的生活也尚为安稳。杜甫本人的生活也是比较好的，经济状况也不愁，在诗歌创作方面也是游刃有余，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和追捧。因而这个时期他的诗歌也在很大程度上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而在这些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中，绝大多数描述的都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以及祖国壮丽的大好河山。
在杜甫三十五岁以后，安史之乱开始酝酿并不断激化，当权的是李林甫和杨国忠，他们并不重视满腹才华的杜甫，反而经常故意忽视他，贬低他，因而导致杜甫满腔的雄心壮志无处倾诉，为国奉献的梦想无力实现，只能追随达官显贵们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终还落得有上顿没下顿的悲惨场景，而看到身边那么多挨冻受饿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失去了先前较为安稳的生活，是真正的民不聊生。因而这些黑暗的社会现实给予他沉重的打击，诗歌的风格也不再是原来那样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逐渐转向了现实主义风格，更多的关注社会生活与百姓疾苦以及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
在安史之乱最激烈的时期，国家处于危亡之际，民族矛盾尖锐，而朝廷内部的统治却是十分黑暗。因而，他既在诗歌中讽刺统治者的黑暗统治，嘲讽当时兵役制度的无用，同时也在诗中倡导百姓参战，保卫国家。这些复杂的思想感情在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作品中均有体现。
从杜甫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一生坎坷，这也使得他的诗歌风格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并且，在杜甫的诗中所表达出来的爱国思想，也是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的。杜诗现存一千四百余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与他所处的社会和自身经历相关的。无论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样感人肺腑的诗句还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激愤情感， 都深刻地展现出了杜甫内心深处的爱国之情。因为爱国，所以希望国家可以改变被欺辱的状态；因为爱民，所以关心民众疾苦，渴望安定与和平。
二、杜甫诗中爱国思想的内涵
（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祖国山河的歌颂
杜甫的爱国之心，不仅仅是在诗歌中抒发出来，还体现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从来不是一个将自己的享乐置于最首要位置的人，他是一个把自己的人生自觉捆绑在国家命运上的人，更是一个不惜为了国家利益而能够自我牺牲的伟大爱国主义者。他能够将自己的情感完全融入到国家的命运之中去，当社会安定，他才觉得幸福，当听闻前线将士收复失地时，“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为此兴奋不已；当国家遭遇灾难时，他会见花泪流听鸟鸣而心惊，哀叹“万国城头吹画角，此由哀怨何时终”。他即使不在朝野之上，却也忧念时局，关心百姓疾苦，担忧着国家的稳定与安危。杜甫曾在《谒先王庙》中说：“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也表达出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忧虑。无论在何处，也无论在何时看什么样的秀丽风景时，他时刻惦记着朝廷和国家的安危。在《登高》一诗中，看到长江的悲壮美景，他倾诉“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吐露自己漂泊无依的辛酸，反映出国事不宁、国之不国的悲凉。而在另外一系列诗作《秋兴》八首中，诗人从孤城日暮的景致中，怀念起曾经如此繁华的故城长安，诗作营造的氛围悲凉，基调也十分低沉，一股凄冷悲惘的感觉萦绕其中，让人读此诗之时也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又如杜甫描写春日的长安，将昔日繁华的长安城与如今惨败凄冷的长安城作比较：“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表现出了国破家亡的破败景象，抒发了诗人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美好心愿。而与李白不同，他在观赏壮丽风景的同时，心中想的不是个人的机遇与命运，他更关注百姓疾苦和国家的命运。
（二）对人民的深切热爱和同情心
杜甫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统治，渴望明君来带领朝廷官员和有志之士使国家兴盛强大，同时也对生活在底层的百姓们抱有无限的同情，他关心百姓的生活，也能轻易地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去。不以百姓的命运作为自己加官进爵的垫脚石，而是投入大量的心血和热情去为人民奉献自身。统治阶级差役的对象是劳苦大众，而杜甫也曾深受其害。当杜甫把他的受害感受用诗歌表达出来时，无数的穷苦百姓也能够感同身受，体会到那种无奈与无力反抗的切肤之痛。而诗人对待普通老百姓的态度，恰好与揭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杜甫不畏权贵，“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句诗则明显地揭露出了统治阶级利用自身的权势，压榨和剥削贫苦百姓，自己吃喝享乐，而将百姓置于颠沛流离的状态。在《负薪行》和《最能行》中，他歌了夔州妇女的勤劳和峡中舟子的勇敢，并且反问那些鄙视他们的人道：“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杜甫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他身体力行，实地去体验人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辛苦，在唐朝由盛而衰的这段时期，他的诗歌反映了广大人民在战乱中、在赋税剥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压迫下的痛苦遭遇。而在战争中，许许多多的穷苦人家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源，被迫卖儿卖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杜甫发出悲痛的质问，虽然当时自身生活也是异常艰难，但他仍旧不忘关怀贫苦百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杜甫关怀、同情人民的博怀的真实写照。“若道土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杜甫深知这个道理，他关怀民生，关心百姓疾苦，为民忧而忧，一民乐为乐，他真正做到了爱国爱民，这种深厚的爱国精神也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儒学家庭中，他的祖父和父亲也都是很有名气的人，祖父更是杜审言更是是初唐有名的诗人。而杜甫父亲曾任职奉天令，他一直秉承着“仁者爱物”“饥溺关心”的思想。因而在家庭的影响下，杜甫也十分崇尚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这也使得杜甫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民族责任感。杜甫非常希望看到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所以看到唐朝被其他的民组所欺辱，因战乱而民不聊生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其痛苦的。在杜甫的很多诗歌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作中有反对李唐王朝对其他的民族进行侵略的，如吐蕃，南诏等，又反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原的侵扰和掠夺。诗人赞同民族和睦友好的这种态度，符合各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很大的进步性。所以在杜甫后期的作品中，大多是叙述安史之乱或者是与其他民族进行战争的，但这些诗中有抒发的是杜甫对于恢复李唐江山，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入侵的那种急切的渴望。在《塞芦子》中，他反对军阀割据，而提出正确的军事策略。《述怀》中，杜甫表现出想以拾遗这个请要的谏官，对唐王朝讨平叛乱、恢复统一的大政有所作为。“汉运初中兴”喻唐，希望国家恢复统一，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北征》中，诗人缅怀军家大事，终结以复兴希望。在这首诗中，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军政大计的谋划，战乱中人民的苦难疾苦以及诗人本身的遭遇都真实，鲜明地反映出来了。无论是《塞芦子》还是《述怀》，亦或者是《北征》，这些诗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诗圣杜甫的民族主义精神，他在努力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人生目标。
三、结论
杜甫的伟大，不在于他创作出了多少优秀的诗篇，而在于这些诗篇中，倾注了他对国家的热爱、对百姓的关怀，具有人情味。同时，“诗史”意味的诗篇，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整体状况与社会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杜甫有着“济时爱死”的献身精神，梦想上前线为国奋斗，不惧自身安危抨击统治阶级的黑暗；他“疾恶信如仇”，对于伤害到人民或者是国家利益的行为，坚决反抗，敢于斗争。杜甫的爱国主义意识，在他无数的诗篇中都得到了体现，爱国，是他创作的动力，也是创作的目的，他也希望通过自己创作出来的诗歌，能够鼓励更多的人站起来，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虽然这一切在那个统治黑暗的时代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爱国主义意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反而会更加的坚固，长留于人们的心中。此外，这种爱国主义意识，在当今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对国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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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 白居易 讽喻诗
罗宗强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论及杜甫、白居易二人，分别谓之“写实倾向”[1]71-82与“尚实”[1]169-194的诗歌思想。从二人存世作品看，杜甫关心民生疾苦、心怀君王朝廷的诗作与白居易奉行“兼济之道”（《与元九书》）的讽喻诗，在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上都存在气质上的相近性。宋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又观（白乐天）《新制布裘》诗曰“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后诗正与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同。[2]72
此外如同样控诉开边战争，杜有《兵车行》，白有《新丰折臂翁》；同样反映富者豪奢、贫者冻馁，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白有《轻肥》。两人写实的诗歌，在题材上皆多以时事入诗，与时代背景联系紧密，在艺术价值外别有史学意义。
然而在写实主义文学思想中，白居易作为杜甫的后继者，却未能完成对杜诗的超越。对此，古人既有公论，如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 [2]150①可谓一证。在后人眼中，白居易标举“讽喻”的诗歌在总体艺术成就上难望杜诗项背，其原因何在？本文试分析二人作品面貌之异，探其缘由。
一、“因情生文”与“为文造情”
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②谓杜诗：“大量使用叙述手法，以五、七言古体写时事，即事名篇，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则是杜甫的创造。”[3]234而杜甫叙事诗之“诗史”性质，更为论家称道。杜甫乃集中着力于创作的诗人，其本人对“写实”主张的直接论述于文献中罕见，但观其《羌村》、《北征》、“三吏”、“三别”等流传千古的诗作，那种志在忧国、行在恤民，以饱含浓烈情感之笔触记录真实历史场景的写实主义创作手法，当属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之于写实，则明确提出“讽喻诗”的主张并付诸创作实践。早年的《策林・采诗》便提出“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新乐府序》则明确诗歌应“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为此，他写作《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干预现实”，甚至“干预政治”的诗作。“袁本文学史”谓之“是对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指明其对杜甫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继承。
然而，杜诗与白诗却存在一个本质的区别：写作出发点不同。这一点“袁本文学史”已有论述：
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喻之意，却并非以讽喻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3]285
老杜作诗，是真正的“因情生文”，而白居易则带有“为文造情”色彩。故而在情感的感染力方面，白居易的讽喻诗终难比肩于杜甫的写实主义创作。以同表现兵役苦民的《兵车行》于《新丰折臂翁》为例，杜诗塑造的艺术形象，是诗人亲见的普通百姓，不具备任何独异特质或传奇色彩；而白诗中为逃兵役而“偷将大石捶折臂”的折臂翁，则带有一定的传奇性。杜甫写作《兵车行》，是真正的“即事名篇”，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则明显带有为表现主旨刻意选材、有意修饰的痕迹。白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虽更具震撼力，但相比杜诗从普通大众身上发掘出浸人骨血的悲剧意绪，其动人力量毕竟略逊一筹。
二、“惊人方休”与“务求浅切”
在运字造语方面，老杜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境界，杜甫亦自谓其作诗“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之七）“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杜诗一字传神、善用叠字、对仗精工、句法错综等艺术特色已为人熟知，罗宗强谓杜甫“是第一个明确追求用字准确、以人工雕琢为美的诗人”，[1]84谓杜诗“有时几乎到了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1]86而白居易在诗歌语言方面则务求“浅切”，北宋僧人惠洪《冷斋夜话》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2]162
是说虽系小说家言，但能够从一个侧面证明白诗语言上的浅俗易懂。白居易做讽喻诗多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将诗歌作为奏章，诗歌语言必然排斥含混与朦胧，务求说尽说透，不留余韵，甚至不惜以减损诗歌艺术效果为代价。因此，后人阅读杜诗与白诗时，其艺术体验自然产生了高下之别。对此，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之论述可谓最为精要：
元、白、张籍、王建乐府，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然其词浅近，其气卑弱。[2]71
……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2]71
……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2]72
其实，造成杜诗“惊人”与白诗“浅俗”之别的主要原因并非“人才高下”，而是二人不同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史中，崇雅弃俗历来是主流追求。至宋代，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而江西诗风又波及后世，直至清末“同光体”，是以杜诗的艺术特色便成为大多数后代文人在创作与批评中自觉或不自觉的追求标准。而在艺术追求上与杜甫几乎背道而驰的白居易，自然难以长久地成为文人学做诗歌时的师法对象，在品评批点中被视为二流亦属理所当然。
三、“未尝忘君”与“游心释道”
写实主义在中国古代诗歌传统中一向与政治教化等实用功利内容联系紧密，即《毛诗大序》所言“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是也。
杜甫一生仕途坎坷，长期见抑下僚，“安史之乱”爆发后甚至一度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尽管遭遇不幸，但杜甫始终心怀君上、心系朝廷。即使身陷战乱、过着朝不保夕的流亡生活，杜甫依然写作了《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等文章为朝廷献策，听闻官军胜利，他可以“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至晚年寄居蜀地，杜甫生活虽贫困，但相对于此前毕竟算得上安定，然而一接到朝廷“郎官”的委任，竟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毅然离蜀赴任，最终客死途中。③可见，杜甫一生践行“忠君”思想，渴望报效朝廷，宋代苏轼谓之“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叙一首》）[5]98实非过誉。由是，杜甫被后世文人视作忠君爱民的楷模，甚至被奉为“圣人”，因而透露着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杜诗，在“君臣父子”的儒家伦理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占据道德的制高点而鲜有非议。
白居易则不然，其思想倾向随着人生际遇的出处穷达浮动于儒家与释道之间，知遇于君主则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去追求“治平”理想，仕途遭遇挫折则以释道思想自适。白居易早年登科，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二十七，举进士”，又云“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2]2白氏自己亦有句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2]21④在“五十少进士”的唐代可谓少年得志。其后得唐宪宗知遇，“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其拳拳之心，几与杜甫无二。然而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却没能像杜甫一样坚持效犬马于朝廷，而是转以释道思想作为政治失意的心理代偿，自谓“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怀》）唐穆宗继位后白居易虽应诏回朝，却最终因穆宗不纳谏而自请外放，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味道》）游心释道，寄怀佛老。因此，在后世人眼中，白居易虽然仍不失为“仁人君子”，（宋苏轼《题海图屏风》）[2]39但终究无法在儒家伦理的道德天平上与杜甫等量齐观。此外，在有关白居易生平的轶闻中，有大量“风月事”，唐人孟《本事诗》即载其“樊素”、“小蛮”[2]14事，此外其他诗话、词话著作中涉及歌舞伎、香艳诗的记载亦不少，这些虽为后人乐道，却无疑减损了其“正人君子”形象，在与杜甫的道德对比中，可谓又败一城。因此，从诗作总体上看，白诗除了“志在兼济”的讽喻诗，尚有大量体现释道思想的闲适诗及关涉“风月”的艳情诗存在。相比较而言，“未尝忘君”的杜诗在思想上则较为纯粹。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在后人眼中，白居易的道德形象难与杜甫齐平，其诗歌自然亦有高下之别。
总之，在后人的品评中，白居易的写实诗作之所以无法比肩杜甫，首先在于白诗以“主题先行”的方式写作，在感染力上不及“因情生文”的杜诗；其次，白居易追求一种“老妪能解”的“浅切”，与杜诗“造语精工”的诗美标准统治的后世诗坛背道而驰；再次，总体上的白诗在所表现的思想方面呈现出儒、释、道杂陈的特点，后人视其道德人格魅力较之“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固等而下之，在“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语境中，其诗歌创作自然也是等而次之的。
注释
① 《白居易资料汇编》所载为宋魏庆之《诗人玉屑》转引.
② 以下简称“袁本文学史”.
③ 陈尚君.杜甫为郎离蜀考[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1）.
④ 引自王定保《摭言》，此诗句无全篇，仅此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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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分析与了解杜诗的精髓，而是随便从杜诗中抓一点东西就说是学杜，并以此为荣。他们学杜只拘泥于死法，生硬地学习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法，不懂得学其神韵，灵活创作。王夫之反对这种把诗歌推向模拟蹈袭死路的复古诗风，对他们学杜也加以深刻批判。王夫之说:一部杜诗，为刘会孟湮塞者十之五，为《千家注》沉埋者十之七，为谢叠山、虞伯生汗蔑更无一字矣。批评刘辰翁、谢杭得、虞集等人对杜诗胡猜乱度。
王夫之认为诗贵在含蓄蕴藉，藏锋不露，而杜甫的一些诗句多为直白语，缺乏诗的风情韵味。那些盲目学杜的人一味圣化杜甫而将其诗歌中的不足也当作优点学习。王夫之评《漫成》:杜诗情事朴率者，唯此自有风味;过是则有鹅鸭宜长数、计拙无衣食、老翁难早出一流语，先已自堕尘土，非但学之者拙，似之者死也。学杜之人若盲目学此俗白无诗味的写法，真是学之者拙，似之者死，无疑会导致竞学杜而不复有杜的悲惨局面。
“宁可亏十几万块钱也要把房子卖掉，不和名人为邻！”这是一位古董商的一番牢骚话。一年多前，这位古董商买了一幢别墅，搬进新房后才发觉邻居是位大名人。于是他果断决定把房卖掉，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为了子孙后代免受拆迁之苦。
这位古董商的“前瞻性”考虑并不是杞人忧天。与古代和近代名人在一起的“邻居”，试问有几家没有遭遇拆迁的命运？河南省巩义市站街镇南窑湾村村民李书箱4年内搬了4次家，搬家搬得欲哭无泪，为啥？就因为和名人杜甫“为邻”。2003年，李书箱因为杜甫故里的开发接受了第一次“拆迁”，之后他买了政府统一开发的商品房。现在，计划赶不上变化，杜甫故里的开发规模扩大了，他刚住不久的商品房又被列入了拆迁的行列。
其实，在杜甫故里遭受李书箱境遇的人很多，如果他们早知道和杜甫为邻会有如此麻烦，无论如何也不会和他老人家为邻的。今年1月1日，杜甫的“邻居”王松森老人被火化了。据悉，王老汉一向身体硬朗，但在被迫搬迁后两天就去世了。村民宋有恒说：“在整个拆迁过程中，至少有7个人气得当场晕倒。”为何会气得当场晕倒？因为不搬迁就要连累到自己亲朋，他们最害怕“株连”。
为加快拆迁工作的进度，巩义市有关方面采取了“株连”的政策：家人或亲戚有当教师的，停课；有当工人的，停工；有当公务员的，停岗，直至签订搬迁协议为止。杜甫“邻居”们被迫无奈，一个个搬迁。
用“株连”来助拆迁，这可是绝招啊！村民贺某家的房子是两层小楼，墙上还贴着大红的喜字。面对新娶进门的儿媳妇，贺老汉心如刀绞：“房子是我一辈子的心血，但我总不能让儿媳妇刚进门就丢了工作啊！”
1200多年前，也就是上元二年（761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浣花溪畔草堂上的茅草，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搞得屋漏床湿。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呐喊。杜甫不是“自求其穴”的蝼蚁之辈，而是通过描写自己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表现社会的苦难和时代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但时隔千年之后，杜甫先生做梦也没有想到乡亲们为了自己的故居，遮风避雨的家被拆了，在瑟瑟寒风之中，真的成了 “寒士”。
杜甫穷厄一生，最终病死在湖南湘江的一条小船上。如今杜甫先生的茅屋不再是茅屋，从大门到后园假山，一连四重殿宇，其间古道中伸，回廊左右，楼阁对列，亭台高下。庭院林木苍郁，流水潺潺，幽深淡雅。在杜甫先生的故乡，杜甫先生如今“拥有”一个庞大的“庄园”。而那些即使比杜甫茅屋不知好多少倍的红砖碧瓦房、钢筋水泥房，都是不能和杜甫先生相毗邻的，因为政府要把杜甫先生的“庄园”继续做大。如果杜甫先生知道千年之后邻居们都因他搬迁，遭此不幸，他是不是又要“归来倚杖自叹息”，感慨之后，呐喊出什么样的诗句来？！
最后套用名人刘晓庆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名人的邻居就难上难”。要我说，做谁的邻居都比做名人的邻居好，至少不用搬迁，可以安居乐业。
关键词：吴宓；陈寅恪；杜诗；接受；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69—04
吴宓与陈寅恪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除此之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诣。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也经常诗文唱和，二人在接受杜诗时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一、对杜甫的热爱与总体评价相同吴宓和陈寅恪都熟稔并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之《唐诗别裁》，对吴宓影响甚深，据吴宓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①《唐诗别裁》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个唐诗选本，杜甫诗占255首，居众诗人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稍后，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②。吴宓深受姑丈影响，嗜爱杜诗。《吴宓日记》中提及杜甫与杜诗者达30多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从1944年3月至6月整整3个月，更是将《杜诗镜铨》重新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③。《吴宓诗话》中提及杜甫的多达40余处，其诗歌也明显受到杜甫的影响。陈寅恪除撰写有3篇关于杜诗的专业论文外，在《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者达四五十处，且对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公案细加考证。此外，《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也对杜诗有所提及，其诗歌中用杜诗者有40余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其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辞上极为类似。吴宓言：“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④“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⑤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⑥这一评价可以溯源至1919年12月14日，吴宓当晚日记中记录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入以下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⑦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两人一生的共识，是二人杜诗学的核心观点。吴宓在诗话中总是以杜诗为准则权衡评定其他诗人诗歌的优劣，并认为是学诗的正法。陈寅恪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完稿于1953年4月，时隔34年之久，陈寅恪仍持此说，自可看出他对吴宓这一论断的认可。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吴、陈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⑧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遍览中国古典诗歌。吴宓除杜诗外，曾精研吴梅村、顾亭林、黄遵宪、王安石等人诗歌，并对外国诗也有深入研究，最心服的有拜伦、安诺德、罗色蒂、弥尔顿等；陈寅恪则对白居易、元稹、韩渥、钱谦益等人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寅恪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原则，吴宓也一直将其奉为信条，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会简单地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膜拜而俯首，于他们而言，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是在他们将其放在世界背景中与不同时空中的一流诗人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可谓一字千钧。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歌对于吴、陈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在阐释杜诗上，同秉承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
但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大体上看，吴宓与陈寅恪都承继了儒家实用主义诗教观，对杜诗的阐释都是要透过语言层面去追踪杜甫的崇高伟大的思想情怀。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⑩可见，二人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但在具体阐释角度、方法和目的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吴宓是比较文学家，对杜甫诗歌是从诗学的角度去阐释，适当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以史学的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放在杜甫诗与史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上。从目的上看，吴宓对杜甫的阐释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借鉴与超越的标准尺度，并与同时期新诗人的白话诗主张相抗衡；陈寅恪则是为了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准确解读杜诗，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
先说吴宓。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吴宓认为杜甫诗歌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余生随笔》中言：“以诗一道言之，唐以前诗，贵族派也。宋诗则平民派也。以唐一代之诗言之，初唐四子，皆贵族派也。至开元天宝而大变，杜工部集诗之大成，盖当此转移之会，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在遣词用语上以文人的学识广征博引，风格典雅华美，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稍后用贵族派、平民派的名目来评价杜诗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等人都将杜甫看作平民派文学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吴宓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对贵族派文学与平民派文学的界定着眼于文学的本质，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比后来的新派评论仅从出身、思想上谈要高出一筹。
对于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吴宓认为杜甫与黄遵宪相似，具备以下五个特点：“一、性情笃挚，忠厚恻怛，具诗人之本质。二、精力弥满，学识广博，通古今中外之故。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而充实。三、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四、诗歌多咏国事，少叙私情，不愧为诗史。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他从性情、学问、政治识见、题材、形式等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人格涵养为本，体现了中国人重内心的思维特征，认为诗歌是人格的表露化，学杜诗首先学杜甫为人。
关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有二：切挚与高妙。“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又‘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切挚之笔也。”“如杜甫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写人笔法之高妙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此写事笔法之高妙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写景笔法之高妙也。‘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浑圆讶许同。’又‘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索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此写物笔法之高妙也。”丰富的想象力是杜甫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皆高妙的内在驱动力：“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像力……例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两朋友之不易相逢，与参商之不易相逢同。但此层之同，常人不能见，惟杜甫有想像力，故独能见之。”对杜甫诗歌“切挚高妙”的评论出自吴宓的《诗学总论》，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一）者属于内质，（二）者属于外形。”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吴宓认为杜甫诗歌很契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其二，吴宓认可杜诗并将其作为重要事实论据之一种来支撑起他的诗学框架。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宓以“高妙”论杜诗，指出诗歌以“虚”写“实”的特点，并引入“想像力”来说明杜诗善于营造幻境深入事物本质的特征，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吴宓立足诗学本位的独特思考。
杜甫诗歌也是吴宓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始终站在白话文的对立面，标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杜甫又成为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佐证：“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政治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而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现在看来，虽然吴宓“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的主张已经不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趋势，他提出的以杜为师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阐释杜诗用的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既和他是历史学家有关，又受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治杜用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法，陈寅恪认为此法是破解古人诗歌主旨的密钥，并对此法加以深化拓展，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诗歌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关于杜甫诗歌的论文有3篇：《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都是对杜甫生存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回到唐代，回到杜甫身边，外观其所处具体历史情境，内观其所思所感，细心揣摩杜甫的内心世界，以求接近杜甫诗歌原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杜解庾”，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相比较，认为“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此外，陈寅恪还就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中“望”与“忘”孰对孰错的问题进行辨析，依据唐代长安城市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的事实，确定应为“望”字。
历来杜诗被誉为“诗史”。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唐代史的关键点，即“种族”与“文化”，虽然所论不多，但论据的充分确凿使他的阐释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且突出了杜诗的本质特征，对于现代杜诗学有独特贡献。
三、在学习借鉴杜诗上有同有异
吴宓在《吴宓自识》中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他的朋友学生也每以杜甫许之，如凌道新《寿雨僧师七十》：“重吟杜老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廉默：“意气宏肆，诗趣渊邃，有似杜工部者。”程千帆先生也指出陈寅恪诗歌师法杜甫的特点：“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具体看来，二人在学杜时既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二人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说来，又有所不同。二人学诗都有家学渊源，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先生（涛）学诗，陈伯澜先生对杜甫十分推崇。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取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颇深，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在学杜途径上，主张由李商隐入手学杜：“学者学杜，须从义山入手。”他学习杜甫主要学其真挚的性情、高洁的人格、切挚高妙的文笔，喜杜甫诗歌平易近人的一面。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属宋诗派，陈寅恪受父亲影响，作诗偏于宋诗。另外，他对元白诗派也有着精深的研究，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摹仿杜甫的乐府诗歌：“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因而他学杜有两个重要中介，一是宋诗，二是元白。其学杜主要有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看，他接受的是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实精神；从诗歌形式看，出入唐宋，与吴宓相比更得杜诗之理趣与深邃。从受影响的程度上看，吴宓要远远超过陈寅恪。
杜甫对吴宓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诗作一变初唐吟咏风月、歌舞升平、酬唱应和之风，以时事入诗，其诗歌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吴宓毕生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命运相连，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西安围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纳入诗中。袁世凯称帝始末，吴宓作《咏史》、《秋日杂诗二十首》、《感事八首》、《哀青岛》、《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春日感事》等诗，真实地记录了君主政体之复活、官吏贪财、各路军阀劝进、各报极力鼓吹、日本侵占青岛、袁世凯政府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蔡锷云南起义、帝制取消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忧愤悲慨，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所作诗篇几乎都与国事相连，可谓诗体的抗战史。《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流转》、《书事》、《哀香港》、《感事四首》、《续感事四首》等诗作，或写生民流离失所，或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或悲官贪民愚、国魂销亡，与杜甫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时期的诗歌极为相似，都将自身遭遇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诗体上看，这一时期诗歌七律占绝大比例，达一百余首，感情浓烈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意境苍凉悲壮，明显借鉴杜甫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七律的优长，在尺幅之间尽可能地浓缩时空，出入古今，驰骋千里，涵括异常复杂的情绪。
“杜陵诗卷是图经”。杜甫在漂泊生涯中写下了不少纪行诗，在描绘祖国各地山川景色的同时，将自己的胸襟抱负、品格情趣也融入其中。在对杜甫纪游诗的借鉴方面，吴宓远超过陈寅恪。吴宓每出游必有吟咏，仅从大型杂诗来看，数量已颇为可观，有《西征杂诗》105首、《南游杂诗》96首、《欧游杂诗》7段58首，《一九四五年二月由蓉回西安省父纪行诗》25首等。吴宓言：“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古人说“杜万景皆实”，吴宓的纪行诗深得杜诗纪行诗平易真实之妙。而其《欧游杂诗》融中外文学传统为一炉，为旧体诗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发扬了杜甫在题材上极力开创诗歌领域的创造精神。
在对杜诗艺术形式的摹仿借鉴上，吴宓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前期，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用杜典。吴宓诗歌用杜诗典故多达60余处，如《甲寅杂诗》三十首中，“覆雨翻云剧可惊”用杜“翻手为云覆手雨”句，“万方多难话升平”用杜“万方多难此登临”句，“盈廷谁是出群材”用杜“安危须仗出群材”句等，用杜典时注重与杜甫的心境的契合。二是摹仿杜诗句法。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感事作》）“自怜妾意即君意，未必君诗逊妾诗”（《和银台诗贺新婚》其六）用杜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几家存。”“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的隔叠方式；“新来白起军中将，空驻亚夫灞上营”仿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前二后五的字词组合方式等。三是摹仿杜诗调高声洪的气势和雄浑高壮的风格。吴宓前期很多诗歌，特别是五古、七古长篇，有着真挚悲壮的感情，裹挟江海之气势和苍凉浑融的意境，对杜甫诗歌的悲歌激越、豪放雄健的风格多有借鉴，有时故作壮语，显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大多本于性情，学杜颇有所得，《石鼓歌》、《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甲寅杂诗》三十首、《哀青岛》、《即事书怀赋赠碧柳》诸作写得尤为出色。到后期，则学会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再刻意模仿杜甫的字词意象结构等表层因素，在风格意境上更接近杜甫，得友人“少陵诗写真性情”（金月波《雨僧先生以诗见赠感答即正》）、“意境分明追杜老”（杨启宇《读吴诗雨僧诗集书后》）之赞。
陈寅恪在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上与吴宓不分轩轾。其中抗日时期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他逃难到成都，拜谒杜工部祠堂，赋诗二首。其一是《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怨满江城。”其二是《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甲戌”为“甲申”之误，作者注）诗中既有对杜甫的倾慕，更有和杜诗一样的感情。相同的地点，隔着千年的光阴。是非颠倒尚存，战争祸乱频仍，历史竟画了一个如此荒诞的圆圈！在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想到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极其相似，“喜心题句又成悲”却又掺杂着他对国共两党分裂征兆日显，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的深沉忧虑，感情上更见沉郁。
陈寅恪非常善于将历史与时事融为一体，或将经历过的政治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深的思考，或用历史典故来描述时事，或以咏古来影射现实，表现出他受杜甫诗史结合的思维方式的一面。杜甫晚年，把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感慨尽收笔底，呈森罗万象之态。如《秋兴八首》对唐朝由盛而衰之历史进行整体思考，《诸将五首》反思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咏怀古迹五首》、《谒先祖庙》、《古柏行》缅怀历史人物，这些诗篇充满历史的深邃与沉重，显得深沉、博大。陈寅恪的咏史之作，大多与杜甫相似，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如《王观堂先生挽词》、《经史》、《南朝》、《北朝》、《旧史》等诗篇，在这些诗中，陈寅恪也和杜甫一样，反复思量着历史的本质，以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尤其值得重视陈寅恪对杜甫诗歌时空意识的接受。以“万里”、“百年”及类似词语的运用最为典型。杜甫诗中以“空间”对“时间”的诗句很多，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单独提及时间、空间字眼的诗则更多。陈寅恪诗歌也是如此，如：“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等，诗人立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纵横坐标轴的交叉点上，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品味广袤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领悟历史的深邃与凝重，生命的孤独与悲凉，从中不难看出陈寅恪与杜甫的承传关系。
从艺术形式上看，陈寅恪学杜主要有两点，一是用杜典。陈寅恪用杜典者达50多处，都追求古典与今事、今情的融合。仅《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用杜诗处就多达9处，此外，“国破花开溅泪流”（《蓝霞一首》），化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春望》）抒发对国破家亡的忧愁。“谁挽天河洗甲兵”（《丁亥除夕作》）化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表达对内战的不满和对和平的企盼，不胜枚举。二是对杜甫七律的借鉴。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陈寅恪七律有17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60%以上。陈寅恪学杜甫七律，主要学其融古今为一炉，委婉表达自己心声的特点。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寄情于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49-01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崇高的地位和隆盛的声明被人们誉为"诗圣"。 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因而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1.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是由于时代和社会以及个人性格遭遇共同作用形成的。在唐代"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大背景下，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离丧、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的黑暗，人民因为战争饱受苦难，这些都使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无法实现，从而使他由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慢慢转变为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杜甫的一生，遭受身世之苦、时代之苦、国破之苦，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时代夹缝中，繁华成为了过眼云烟，国破家亡的痛苦时时噬啮着他，在如此的生活背景之下，更加激发了杜甫的顽强人格和爱国精神，他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
2.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气质以及人生信仰决定了他与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存在着十分深刻而广博的历史内容， 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讲述事实，反映现实。杜甫经常能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通过细枝末节的场景来体现出来，使人震撼人心，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艺术的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衬托写出了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罪恶。这首诗不仅是他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 而且是他对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综合表现。同时， 也标志着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成熟。
2.2寄情于景，忧国忧民。在杜甫的许多抒情诗中，他往往寄情于景，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景物描写中，流露着诗人的激情，交织着内心的复杂情感，政治上的失意，漂泊无依的感伤，在诗句中倾泻出来，一字一泪，感人至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高超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这种风格在《登高》也有体现，作者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来倾吐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寓于壮阔的景物描写之中，让人感受到了他那沉重的﹑跳动着的情感脉搏。在杜甫雄浑壮阔的意象描写中，还隐藏着他身世悲苦的暗流，寄寓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2.3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作品的始终。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的人格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他的爱国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身为官僚子弟还是沦为"众人"，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国家成为了他的生命的支柱，成为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渔关失守后，他曾经参加流亡者的队伍， 因而写下不少爱国的诗篇，如 "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勾画了长安城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
2.4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杜甫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不少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他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同情，渗透着对人民深切的爱。他的悲哀不是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想到了比自己更苦的人民，他在颠沛流离之后暂时得到安居的一间茅屋为秋风所破，偏偏又下？远雨来，他盖着冰冷的破被、躺在"床头屋漏无干处" 的破茅屋里，尽管自己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还是时刻想着天下的寒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更关怀的是那些无处安身的" 天下寒士" ，只要他们欢颜，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些动人的诗句鲜明地表露了诗人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幅安居乐业的鲜明图景，更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正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是一位面对人生，忠于现实的伟大诗人，无论生活使他多么痛苦，他从未脱离现实，他自始至终力求描写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疾苦，呼吁人民的心身，他的诗歌无论是形式或者内容都给中国的诗歌扩大了领域，成为了千古绝唱。
参考文献
[1]刘娜. 略谈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J]. 才智.2008，16期：98-99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杜甫;思想内容;艺术形式
（一）《戏为六绝句》的阐释
《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可以说是杜甫十轮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写作思想主要是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他的创作中，很少对诗歌的理论提出明确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在这六首组诗中，杜甫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前人有批判、有总结的继承。作者前三首对庾信和四杰作了评论，后三首解释了自己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歌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作者诗歌创作观的精妙阐释。《戏为六绝句》的关键点在一个“戏”字上，杜甫的诗有“史”的称誉，但是在文学创作观上却用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戏”字，难道是这个伟大的诗人一时头脑发热，对做文章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纵观杜甫的生平创作和经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戏”字是作者有意为之。我认为，通过这个字反映了诗人豁达的胸襟。结合当时诗学界所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风气，作为一个有深重责任感的人，杜甫不是用“论”、“评”等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对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作观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说它是对是错。作为后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那种在如今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创作观为什么会存在，而它又在哪方面值得借鉴。对于当代人的创作，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走，有些人的创作水平远在古人之上，必须要予以重视并加以提倡。
（二）杜甫的生平——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肃宗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又称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主要生活在穷困之中，为了理想和生计，曾东征、北征、西征、南征，最后凄凉的死在南征的途中—洞庭湖的一条小船上。杜甫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其创作被闻一多称为“顶峰上的顶峰”，其人有“诗圣”之誉。他对诗歌的看法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①杜甫对诗歌的看法是辩证的、正确的、全面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至于子美，概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从之所独专矣。这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他将古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戏为六绝句》中透漏出的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上，从第一首诗他对庾信文章的肯定可以看出他注重现实的思想倾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庾信的文章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文章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艳丽的宫体诗歌转为一种抒发国破家亡、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相思之情。由于庾信在南朝时有过对宫体诗的创作经历，再加上后期的思想内容变得深沉而有意义，所以，杜甫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个“老”，就应该是诗在思想内容转变后的文章。从这首诗中，也透漏出了杜甫的创作观，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华美，更看重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不能再像宫体诗那样，只是华丽而空泛无情。再看杜甫对四杰的态度，这表现在第二三首诗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他们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②。这其中指出了一点，四杰“官小而名大”，所以他们不平，他们心里有一种怨愤要抒发，因而那些华丽的描写根本不适合他们。可以说，身份的低微在当时令他们抑郁不已，可是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
（四）纵观《戏为六绝句》及杜甫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主张
纵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前三首可以分为一个整体，即杜甫对古人的借鉴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内容方面。这前三首分别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三首是杜甫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并且从中反映出杜甫对前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辩证的，他不是一味的否定，当时的人们，对齐梁浮华的诗风大都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可取之处，于是只要是齐梁诗风就是糟粕，就必须摒弃，他们不是厉声斥责，就是肆意否定，表现的很偏激。他能深刻的认识到前人的优点，但是，对他们的不足他也能够客观委婉的给予评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一些人骄傲自大，诽谤古人的做法他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并且为当时的文坛敲响了警钟，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务实，不能空泛肤浅。庾信的文章能够取得成就，在于自身的转变，四杰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于诗言情，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也走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沿。
后三首可以看成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观，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当然，形式必须是在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三首分别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后三首诗歌杜甫就更为明晰的阐明了他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主张。“才力应难跨数公”，这个“数公”指的就是庾信及四杰。“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两句是比喻的说法，见得今人小巧，不及前贤之大。是说当时摹写景物，研揣声病的作品，还可以看到些，至于反映巨大的社会现实的作品，那在这以前就办不到了。这首诗里反映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创作观上看，也折射出诗人以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主要倾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就是说诗歌要语言精练，不能因为只重内容而放松对形式的重视。这在杜甫的其他创作中也有体现，杜甫的诗以七律为主，合辙押韵，达到了诗歌的完全成熟阶段。另外，杜甫诗中的炼字、用典等等形式上的创作对后来的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江西诗派发展在字上的重视又达到了雕琢的地步。
透过戏为六绝句，传达出了杜甫在思想内容上崇尚现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要求语言的精炼。通过这组诗，他为诗学界的讨论有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君子之德，杜甫的忧国忧民。
中图分类号：I106.2-03
千百年来，杜甫将先秦诸子流传下来的仁爱精神，恻隐之心发扬光大，其诗歌里面渗透的悲天悯人的君子之德濡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灵魂。
一，何谓君子之德。
君子最没有争议的核心元素是德，德者，本意顺应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要遵守一定的思想和行为规范，老子提出：“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之，德信”《道德经》第四十九章， 原来德才是百家精神之瑰宝，财物的多寡并不能证明是否是君子。先秦诸子百家早就给君子的质作了界定：仁义者，君子之大德。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分析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事物有多面性。那么君子呢？君子的德有多面性吗？对此人仁而对彼人恶；对自己家国行善积德，而对外邦之民加以虏掠；与人仁必须要有条件，凡此种种是君子所为吗？君子的理想应该是无条件的为天下之德，那些有取舍的，有条件的都不能说是君子之德，君子之德其实是在人世间恒久地给予爱和善良，这一点恰巧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因素。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1]
综合以上，君子之德基本要点就是对他人仁爱和善良，这种仁爱和善良超越一切界限，普天之下，莫不能行。
一， 杜诗中君子之德。
玄宗继位那年，一代诗圣杜甫诞生于河南，卒于770年。纵观712年到770年，杜甫的一生正好横跨大唐由极盛转衰，杜甫出身名门，是晋名将杜预之之后，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巨大的社会转型落差和奉儒守素的家庭传统造就了杜甫“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而这种系念国家安危，关心民生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2]而这一点恰恰与我们以上详述的君子之德不谋而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杜甫给知识阶层的道德示范，就是其内在君子之德对外在的彰显。下面我们具体来赏析杜诗中的君子之德：
表现为对国家安危民生困苦的系念。杜甫二十几岁举进士不第，三十几岁进长安参加当朝宰相李林甫举办的考试，李林甫嫉贤妒能，又恐贤能者谏言其奸恶，遂使无一人及第，面圣时称“野无遗闲”，杜甫落入骗局，滞留长安。十载长安，苦辛备至，过起“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生活。杜甫历经人生挣扎和社会动乱，自然贴近民生，同情民生，以忧国忧民这样的君子风范为己任，这对于当时食不果腹，无枝可栖的诗圣杜甫来说，不能不说是骨子里的君子之德长久浸润自然而发。
在杜诗中，忧民之思深切。《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倾诉人民对战争的痛恨，揭露皇帝穷兵黩武给百姓造成的灾难。“穷年忧黎元，叹息肠中热”的情怀和“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的忧愤始终渗透于杜甫的作品中，满怀对国家对人民的厚重的感情与热爱。甚至到了桑榆晚年，杜甫还在用苍凉悲壮的心思考为国家尽一份力，用老马形象来表现自己对家国之爱。
杜甫的君子之德比之他人更高一筹，杜甫的仁爱与善良是爱国与爱民一致，而且更加沉痛地关注同情忧思最底层的百姓生活，表现出一种具体可见的悲悯，他那慈悲的仁者目光甚至触及到打枣的老妇人：
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无儿无食的老妇人诉说因为赋税而贫穷到骨头，入木三分，诗人想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的苦难，不禁泪湿衣襟，诗人的这种关爱他人已经渗透至骨髓。在此，笔者做个假设：假设让此时的诗人为当权者。那该是百姓的何等的幸运！即使不是当权者，诗人也为寒苦的底层大声呼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球房所破歌》 杜甫如此真诚地心系天下，满心希望穷苦百姓的生活能有所改善，这正是君子德者仁厚的集中体现，也是高于其他诗人的人格聚焦所在。
杜诗中流露出的温暖弘德的精神数不胜数，他的重要作品“三吏”“三别”，《北征》，《羌村》等都深刻地再F乱世之中黎民疾苦。《石壕吏》在中学就学习过，讲述一年老力衰老妪被抓服兵役，官吏的残暴，社会的黑暗，读来泣鬼神。诗人耳闻目睹，爱憎强烈，含泪痛陈统治者穷兵黩武对百姓的伤害，读来令人掩面。诗人那种感同身受的悲悯，都化作呕心沥血的文字，沉痛地记述，这当然是厚德载物的君子，这也当然是仁爱善良的君子。
一代诗圣杜甫，其作品沉郁顿挫，在思想情操方面无疑为后人树立理想的人格――君子忧国忧民之大德。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曾不无敬仰地说：“凡我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记抗战时期三位热爱杜诗的现代作家和学者》）可以这样说，杜甫的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对百姓的恻隐之心，对他人的仁爱精神必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引领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