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38:55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关键词】比较；风格；语言
职业中学语文基础模块（上册）第五单元古代诗词欣赏第13课安排了《李白诗二首》，第14课安排了《杜甫诗二首》，通过这两课的学习，目的是了解李白的诗歌特点。把李白杜甫放在一起比较教学，我的老师没做过，教材没有安排，我在教学李白和杜甫诗后专门进行比较是认为这样可以让学生更好了解李白杜甫的特点，掌握他们的特c，提高同学们文学鉴赏能力。
《李白诗二首》选的是《将进酒》，（752年），《宣州谢I楼饯别校书叔云》，一是宴饮游乐，一是饯别抒怀，表现了李白豪放性格，语言清新自然，极尽夸张之词，写出了他与众不同之处；《杜甫诗二首》选的是《登高》（767年）和《客至》（761年），一是感受年老失意，一是宴请朋友，一悲一喜，反映了作者两种环境下的不同感受，下面是我给学生的一个李白杜甫对照表：
根据这个表，我进行了比较教学，让同学们从诗的形式，诗的语言，诗的风格这些方面，掌握李白和杜甫的特点，从而学习他们的人格，学习他们的思考。
一、李白乐府诗和杜甫格律诗的比较
李白很重视向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学习，《将进酒》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首诗的“句子长短参差”，有十字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有七字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有三字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出现了四字句“弃我去者”，“乱我心者”，纵观李白的诗，他把乐府旧题所有的都写了一遍，足见他对乐府诗体的喜爱或研究的深度，我认为李白之所以喜欢乐府诗的原因是为了更好的抒情；杜甫诗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为主，他的诗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是唐朝律诗的标志，从《客至》和《登高》来看，句子整齐，对仗工整，平仄严谨，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叙事，非常清晰。从抒情看，乐府诗为李白提供好了很好的方式，他的“悲”用“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他的“愁”用“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他的“忧”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杜甫的诗在于生活写实，他也有“愁”“万里悲秋常作客”，他的“贫穷”，“潦倒新停浊酒杯”，“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李白杜甫选择不同的诗歌形式与他们的心境与处境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他们的诗成功之处。在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的原因。
二、李白的豪放风格与杜甫沉郁风格的比较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杜甫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
李白被称为“诗仙”，就表现了他的风格，他的诗“洋溢者豪情逸兴，情极悲愤狂放，语极豪纵飞扬”，“全诗如歌如诉，情感起伏张落，韵味深长”（摘自课文导读），杜甫被称为“诗圣”，他的诗“既有重阳登高孑然一身的孤寂之悲，又有哀颓失意、愁苦潦倒的不幸之叹，慷慨激越，动人心弦”，“流露出一种闲适恬淡的情怀”（摘自课文导读），对李白诗我要同学们抄录“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复还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对杜甫的诗我要同学们抄录“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李白的直抒胸臆与杜甫的借景抒情很好的表现了他们豪放与沉郁的风格，这要反复诵读加以体会才行。
三、李白清新的语言与杜甫深沉语言的比较
李白的诗我们读后感到色彩明快，语言清新，感情抒发一泄到底，杜甫的诗我读后心情沉重，如亲临其境，语意未竟。写“吃”，李白是“烹羊宰牛且为乐”，“钟鼓馔玉不足贵”，杜甫是“潦倒新停浊酒杯”，“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写“悲”，李白是“悲白发”，杜甫是“悲秋”；写“愁”，李白是“与尔同销万古愁”，“举杯消愁愁更愁”，杜甫是“艰难苦恨繁霜鬓”，“花径不曾缘客扫”。从语气上看，李白慷慨激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是沉重忧伤，“百年多病独登台”“潦倒新停浊酒杯”“樽酒家贫只旧醅”，通过这些比较，让学生体会李白杜甫的语言特色和他们的内外有别的表现。
四、李白杜甫的艺术成就的学习掌握
李白杜甫是唐朝最伟大的两个作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已被历史所公认，我们职业中学选了他俩的诗，主要是从古代诗词欣赏这个角度进行的，如果就以《李白诗二首》和《杜甫诗二首》来评他们的艺术成就有以点带面之嫌，因而我们在进行他们的比较教学时既要让同学们了解他们的特点，又要在比较中认识他们的不同之处，李白诗能让人联想让人振奋，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朝如青丝暮成雪”，如“会须一饮三百杯”，如“天生我材必有用”，“举杯消愁愁更愁”等。杜甫的诗让人沉思，让人伤感，如“无边落木萧萧下”，如“万里悲秋常作客”，如“樽酒家贫只旧醅”等。他们把所见写得如此生动，把所感写得如此深刻，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典范，提供了学习的样式，什么是艺术，让人过目不忘，让人心中有感，这就是艺术的力量。
比较李白杜甫的诗，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让学生“享受快乐，丰富情感，陶冶情操，启迪心灵，提高审美情趣，培养诗性智慧”（单元提示）。比较李白杜甫的诗，不是要争一争李白杜甫的优劣，没有作者只有优点没有不足，但要防止出现以评作者不足来否定作者现象（如李白消极思想，杜甫过分的家贫真不真实等），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点：李白杜甫是伟大的，李白杜甫的作品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杜甫诗歌创作的前期正是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所以杜甫诗歌的创作充满了心胸抱负的歌颂盛唐的真情豪迈，充满了“真情真实”。杜甫诗歌创作的中期是安史之乱前期杜甫的一段困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揭露唐王朝的腐朽，“忧国忧民”思想开始酝酿发展，但不够成熟，其对社会真实的抒怀也是感性不成熟的。杜甫创作的后期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的黑暗，这一段时期的杜甫漂泊流离，对社会真实的抒发由原来的“感性真实“转变为”“理性真实”，开始理智用事，“忧国忧民”思想也走向成熟。同时，杜甫诗歌后期创作达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一、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712—747）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出身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有“盛唐气象”之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24岁，赴洛阳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尽管杜甫落第而归，但年轻气盛的他仍饱含胸中之志，立志忠君报国，继承家族兴旺。
这一时期可以定为创作的前期，即盛唐时期，时间段为712年—747年，总风格为：真情豪迈地抒怀，抒发的情感以“爱”为主，真情豪迈为主流风格。
（二）真情豪迈的诗歌风格。
在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以及杜甫这样年轻气盛的年纪，杜诗的整体气势得到体现，抒发真性情与远大抱负，诗歌主题具体也可以分为四类：
1. 抒发心胸与抱负。
以《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代表诗作。《望岳》描绘了泰山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借泰山直抒胸中之意，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顶上，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体现了其傲视群雄，满腔热情的抱负。杜甫的心高气傲、自命不凡之气，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得到深刻地抒发。“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①
2.记叙交游，抒发生活得惬意。
以《题张氏隐居二首》和《夜宴左氏庄》为其代表诗作。以《题张氏隐居二首》为例，写出了杜甫与友人在乡间田野饮酒取乐的喜悦惬意的情怀，诗中也不乏幽默之词。“归醉每无愁”，一醉方休，醉归忘险，充满了无限的兴致，笔调之间满是欢畅。
3. 盛唐的颂歌。
以《饮中八仙歌》为其代表诗作。诗歌描绘了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对各自醉趣的描绘生动豪爽，洒脱不拘，在淋漓尽致中彰显盛唐气象。
4.富有真性情。
以《春日忆李白》和《病后过五倚饮赠歌》为其代表诗作。《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体现了杜甫的真性情。
二、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747—756）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宝六年，杜甫36岁，于长安应诏就选，但因李林甫嫉妒贤才，应试者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多次献诗希望辅佐君王，却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现实培育了杜甫，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前，时间段为747年—756年，杜甫诗歌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真情豪迈的抒怀转变为个人情感的抒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但却以“恨”为主，嘲讽揭露为其主流风格。杜甫的诗中洋溢着对统治者集团荒淫奢侈的讽刺揭露，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以及对唐王朝潜伏的危机的担忧，其“忧国忧民”思想初见端倪，开始萌芽和成长。
（二）嘲讽揭露的诗歌风格。
1. 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败。
代表诗作为《乐游乐园歌》、《兵车行》和《丽人行》。以《丽人行》为例，全诗讽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和庞大的气势，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
2.忠君爱国，同情士卒。
以《前出塞九首》为代表诗作，诗中既表达了对士民离家远征的同情，“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同时歌颂士兵舍身报国的精神也不乏，“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
3.讽刺朝廷好大喜功。
以《后出塞五首》为代表诗作，同为出塞诗，《前出塞九首》表达忠君爱国，而《后出塞五首》却开始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原因有以下几点：（1）杜甫对社会现实的认识由刚开始的不成熟走向相对成熟，对唐王朝对外征战的本质认识加深了；（2）时代的变化，《前出塞九首》是征战吐蕃之作，当时王朝盛极，扩大疆土，巩固政权，从一定程度上讲，是值得称颂的，而《后出塞五首》则反映无止境地开疆拓土而造成了安禄山的反叛，是乃“过犹不及”之行。所有借《后出塞五首》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
4.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
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前、中期思想艺术的最高峰，作者通过十年困顿的磨练，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朝的危机联系起来。
三、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756—770）
（一）生平与风格简介。
天空十四载，杜甫44岁，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发生“安史之乱”，投奔灵武，被敌俘获，押送长安，在长安目睹胡兵屠杀人民，写下了众多爱国主义诗篇。46岁，从长安逃至凤翔，唐肃宗授左拾遗，后因上疏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48岁，往返华州、鄜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亲眼看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写下“三吏、三别”。
次年弃官去泰州、同谷、成都，于成都落成“杜甫草堂”，通过严武的帮助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
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后，时间段为756年—770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后期。在“安史之乱”的洪流中，杜甫到处漂流，到处逃难，在漂泊的旅途和生活中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完全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与以前一时期相比，前者多是情感的笔调，多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爱和感叹。“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②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就是社会理性的抒怀，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以“爱”为主，悲情壮美为主流风格。
根据杜甫后期的经历变化、思想变化和诗歌风格的变化，又可以把后期再分为三个阶段。以下就三个阶段进行阐述。
（二）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
1.第一阶段（756—760）
即安史之乱开始到成都草堂落成前，其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抒发，杜甫在漂泊、奔走的途中，高调的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题有以下三个：
（1）离别之思，思念亲友。
代表作品有《月夜》、《天末怀李白》、《羌村三首》、《不见》等。《天末怀李白》是杜甫因李白被流放而抒发不平之作，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一句，写出了李白像屈原一样的冤屈，表达了深刻的同情。
（2）沙场抒怀，战事之悲壮。
代表作品有《悲陈陶》、《悲青坂》。《悲陈陶》中的“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杜甫满怀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牺牲，死得壮烈，使诗歌在描写战败的时候兼有悲、壮之情。
（3）忧国忧民，期盼统一。
这类诗在这一时期是最多的，尤其是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体现了忧国忧民和期盼统一的思想感情。忧国的诗作有《哀江头》、《春望》、《秦州杂诗》等，忧民的诗作如《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佳人》等，期盼统一的诗作如《新安吏》、《潼关吏》、《属相》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其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凉气氛，写出了对征役的无奈和人民的同情。
2.第二阶段（760—763）
即由成都草堂落成到蓟北的收复，760年，成都杜甫草堂落成。诗人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这一时期，当然也不乏安史之乱未平之前的忧国忧民之思，但主要的还是以低调的忧国忧民的抒怀为主。主题有以下三个：
（1）相对安定的生活和惬意的心境。
代表之作有《江畔独步寻花》、《水槛遣心》、《客至》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写出了蝴蝶、黄莺的自由自在在花间树梢游玩的美丽图画，传达出轻松快活的生活情趣。
（2）安定之中不忘忧国忧民之思。
代表之作有《野望》、《登楼》、《宿府》以及高峰之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从自己的苦难中想到全天下寒士的痛苦，希望全天下人民能安居乐业，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
（3）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代表之作有《春夜喜雨》和《将赴成都草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句借春雨的降临写出了杜甫的内心喜悦和对人生的憧憬和希望。
3.第三阶段（764—770）
即由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到杜甫临终。764年，“安史之乱”平叛之后，唐王朝却开始由盛转衰。杜甫晚年眼睁睁地看着唐王朝国势渐渐衰微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抒发了对时局的忧虑和无奈。由此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也随着杜甫本人一起，走入了末年，“忧国忧民”的抒怀由高调到低调进而变成了哀调。主题有以下两个：
（1）对国势衰微的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生活得同情：
代表诗作有《宿府》、《登楼》、《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负薪行》、《秋兴八首》、《登高》等。《秋兴八首》抒发对国运由盛而衰的感叹和无奈。“听猿实下三声泪”，诗人听着哀婉的猿声，禁不住掉下了悲痛的泪水。与《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有同义。
（2）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
杜甫已到晚年，但却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杜甫已是“老骥伏枥”，但其心中的政治抱负却还没有实现，杜甫心中充满了不甘，但又很无奈，这种无奈是悲哀的，也是可怜的。《咏怀古迹五首》借对五个历史人物的凄凉身世、壮志未酬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寄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借琵琶写意，表达了诗人千载留恨的悲郁情怀。
（三）杜甫后期诗歌风格的“真、善、美”的统一。
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③
1.“真”
（1）“情真”
“真”的形成期是盛唐之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真情豪迈的风格，诗歌当中尽显盛唐气象和理想抱负，杜甫用真情抒怀，使诗歌带上了真情实感，所以，这一时期的真，我们可以称之为“真情的真”，即“情真”。
（2）“感真”
“真”的发展期是十年困顿时期，是由于仕途失意而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由此而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真”是作者因个人的遭遇而产生的对“真”的反映，是从个人出发地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是一种“感性的真”，即“感真”。像《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到自身的政治理想，希望辅佐君王，诗中同时也有对朝廷，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之情。此情于此诗中并不明显，而在后来所作的《丽人行》中已见批判的端倪，揭露讽刺统治阶级的荒淫、奢侈，暗示唐王朝潜伏着危机，《丽人行》是杜甫“感真”的发端之作，全诗的风格虽然是含蓄的，但却强烈地讽刺了唐王朝贵族腐朽淫靡的奢侈生活。“感真”的顶峰之作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是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作乱前夕，杜甫由长安往奉先县探亲时所作。此诗在杜甫创作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堪称一代史诗。“感真”时期，杜甫对整个社会是爱、恨交织的，但由于自身的遭遇与对社会的认识还不够成熟的原因，导致杜甫以恨为主，以爱为辅。从《前出塞九首》到《后出塞五首》，杜甫对唐王朝由爱转恨一念之间，杜甫心中有“爱”，“忧国忧民”，但却更多地带有“怨恨”，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归结于唐王朝，正是“恨”的体现。这种“感真”是主观非理智的情绪，也正是“忧国忧民”思想不够成熟的表现。
（3）“理真”
“真”的成熟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四处漂泊，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灾难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后，其“忧国忧民”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思想主流由对唐王朝的讽刺、厌恶转为同情和爱怜，由“恨”转为“爱”，《恨别》是典型的由“恨”转“爱”的代表诗作，诗人由别而引起对亲人、家乡的怀念，由恨别引起对战争的痛恨，从而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杜甫的思想也开始成熟了，由原本感性的抒怀转为理性的抒怀，由对个人命运的不幸的感叹转为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他不再感情用事，而是理智用事，明白了与其恨国家，不如爱国家，帮助它实现和平统一。“情感的真实”转变为“理性的真实”，即“感真”转变为“理真”。
2.“善”
杜甫诗歌“善”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上，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在漂泊和逃难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困苦，其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三吏、三别”，杜甫用怜悯和哀婉的笔调写出了对骨肉分离的深切同情和渴望平叛实现统一的爱国精神。《又呈吴郎》中，杜甫写诗开导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前来打枣，而应该对老妇人亲近、友好，“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用良心做人，同情老百姓，体恤老百姓，正是其“善”的体现。
3.“美”
杜甫诗歌的“美”的风格贯穿了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前期盛唐之音真情豪迈的抒怀还是后期忧国忧民的悲情壮美，其诗歌始终是一种“美”的感受。只不过前期所体现的“美”是“豪放的美”，而后期所体现的“美”是“悲壮的美”。
“豪放的美”贯穿于大自然的美景、远大的心胸、抱负以及真性情之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既有自然地美，也有其远大心胸、抱负所体现的心性美和精神美。“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既有诗人的人格精神美，和洒脱豪放的灵气美，也蕴含盛唐气象的雄壮之“美“。
“悲壮的美”体现在以下两点：（1）战争的悲壮美；（2）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战争的悲壮之美以《悲陈陶》为例，通过一场悲剧性的战争，用浓重的笔墨加以渲染，从战士的牺牲，肃穆的气氛中，感受到一种悲壮的美。“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诗人用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而死，死得其所，死得悲壮，死得壮烈。充满对美好生活和事物的向往之美，以《春夜喜雨》为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借春雨的降临直抒胸臆，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尽管国家面临灾难，尽管仕途失意，但杜甫能够在自身乱离的生活中带上一些温馨的笔调和欢喜的插曲，始终不忘掉自己的理想、信念，满怀信心和希望，去等待祖国的春天、人民的春天和自己的春天，这种温存的美，让读者也感受到心灵的美的回归。
注释：
①“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出自：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第5页
②“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出自：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第9页
③“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出自：方同义《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 人民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1版 第16页
参考书目：
① 张浩逊《唐诗导读》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② 清·佚名《杜诗言志》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③ 夏于全《唐诗宋词鉴赏·第五卷》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6年1月第2次印刷
④ 余恕诚《唐诗风貌》 安徽大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第1版
⑤ 林继中《杜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我想伟大诗人杜甫当初肯定没有想到，千年之后的今天会火到这种程度，会这么“忙”，时而扛着大炮机枪，时而脚踏摩托，时而客串漫画人物，在各种场景中穿越往复，大有“明星范”。如果说，年轻人这么热衷于崇拜杜甫是因为杜甫的诗歌，是因为发掘杜甫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内涵，我们定然欣喜有加。
可现在，不仅“杜甫”已经伤不起，我们更要伤不起！本质上，这是一种文化畸形意识蔓延造成的文化“变态”。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事情源于一些无聊青年的恶搞，在新版语文教学课本中，杜甫的《登高》配了一副诗人仰视感怀的图，原本是想让学生们在学习的时候，能更好体会诗人当时的胸怀和感受。然而，就是这副单纯配图却被一些恶作剧惯了的“孩子”当成了创作材料，于是各种天方夜谭，各种奇思妙想，各种“穿越”，在杜甫老人家身上一再上演了。
杜甫作为我们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不仅是中国的文化巨匠，也是世界历史文化中的星宿，这是我们民族与国家的骄傲。但是，杜甫今天被追捧不是因为其诗歌文学造诣，也不是因为其作为爱国爱民诗人的操守，更不是为了传承其所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他被我们当下一些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挖掘出来，成了一种宣泄与恶搞的工具。杜甫“很忙”是一种扭曲的文化畸形病变，一再发酵后居然引发了更多人的肆虐狂欢。甚至已经把恶搞的激情蔓延到李白身上。
杜甫“很忙”已经引爆了网络，各种版本的杜甫让这些孩子们在自嘲与自虐中狂欢，这种狂欢肆虐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反应了物欲横流之下一些年轻人的亚健康心态。玩世不恭、轻浮浅薄背后是心理上的叛逆造作，对传统文化不感兴趣，却沉醉在自我戏谑中，为了博取眼球不惜扭曲人格，进而一步步走向道德底线。另外，我们要注意到当前类似于“穿越文化”这样缺少积淀与内涵的畸形文化形态，正在对年轻人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亚健康的文化品质，掺和着全民娱乐的恶俗，不仅杜甫受伤，伤害更大的是我们承载希望的年轻人。
杜甫“很忙”是一种对文化的摧残与践踏，这是在给我们以历史文化巨匠与大师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精髓抹黑。说到这，我们在看“孩子们”眼中的杜甫“很忙”，不仅没有丝毫的笑意，反而背负起一种压抑的责任与义务。不要再发酵这种没有内涵的轻浮文化，让我们的大诗人杜甫“歇息”吧。当然，这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社会、家长、学校，乃至我们教育所要面对的一种现实问题，究竟该给我们的青年人填充一种怎样的文化营养，来满足他们对文化的好求，以此来塑造我们青年一代的健康价值观与人生观，这是杜甫老人家饱受“摧残”后给我们的深思。
杜甫“很忙”，忙着“被穿越”，这种挖掘杜甫不是因为读懂杜甫，而是抱着一种戏谑心态，这种心态作为一种亚健康文化意识应该被及时矫正。杜甫“很忙”不好玩，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能真正去读懂杜甫的诗歌，从其文学造诣中发掘诱人亮点，从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国忧民操守中读懂一个青年对于时代应有的责任。
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寄情于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049-01
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其崇高的地位和隆盛的声明被人们誉为"诗圣"。 他的诗激荡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他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唐朝由兴盛走向衰亡时期的社会面貌，因而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
1.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
杜甫的现实主义风格是由于时代和社会以及个人性格遭遇共同作用形成的。在唐代"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大背景下，杜甫亲身经历了战乱离丧、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的黑暗，人民因为战争饱受苦难，这些都使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无法实现，从而使他由意气风发的理想主义慢慢转变为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
杜甫的一生，遭受身世之苦、时代之苦、国破之苦，生活在由盛转衰的时代夹缝中，繁华成为了过眼云烟，国破家亡的痛苦时时噬啮着他，在如此的生活背景之下，更加激发了杜甫的顽强人格和爱国精神，他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
2.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所处的时代背景、个人气质以及人生信仰决定了他与悲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诗存在着十分深刻而广博的历史内容， 有着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这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讲述事实，反映现实。杜甫经常能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通过细枝末节的场景来体现出来，使人震撼人心，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艺术的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矛盾，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衬托写出了统治阶级生活奢侈的罪恶。这首诗不仅是他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 而且是他对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综合表现。同时， 也标志着杜甫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基本成熟。
2.2寄情于景，忧国忧民。在杜甫的许多抒情诗中，他往往寄情于景，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在景物描写中，流露着诗人的激情，交织着内心的复杂情感，政治上的失意，漂泊无依的感伤，在诗句中倾泻出来，一字一泪，感人至深，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的高超的艺术风格。
杜甫的这种风格在《登高》也有体现，作者通过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来倾吐长年漂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寓于壮阔的景物描写之中，让人感受到了他那沉重的﹑跳动着的情感脉搏。在杜甫雄浑壮阔的意象描写中，还隐藏着他身世悲苦的暗流，寄寓着他忧国忧民的思想。
2.3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作品的始终。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的人格中最光彩夺目的部分，他的爱国体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对天下苍生的赤子之心。他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无论身为官僚子弟还是沦为"众人"，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命运，国家成为了他的生命的支柱，成为了他毕生的奋斗目标。
在渔关失守后，他曾经参加流亡者的队伍， 因而写下不少爱国的诗篇，如 " 国破山河在， 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这首诗勾画了长安城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
2.4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杜甫的作品中也表现出了不少的人道主义的思想， 他的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是对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同情，渗透着对人民深切的爱。他的悲哀不是停留在自己身上而是想到了比自己更苦的人民，他在颠沛流离之后暂时得到安居的一间茅屋为秋风所破，偏偏又下？远雨来，他盖着冰冷的破被、躺在"床头屋漏无干处" 的破茅屋里，尽管自己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还是时刻想着天下的寒士，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更关怀的是那些无处安身的" 天下寒士" ，只要他们欢颜，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些动人的诗句鲜明地表露了诗人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一幅安居乐业的鲜明图景，更表现了诗人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 这种愿望正是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纵观杜甫的一生，他是一位面对人生，忠于现实的伟大诗人，无论生活使他多么痛苦，他从未脱离现实，他自始至终力求描写现实生活，着力表现现实生活，反映人民的疾苦，呼吁人民的心身，他的诗歌无论是形式或者内容都给中国的诗歌扩大了领域，成为了千古绝唱。
参考文献
[1]刘娜. 略谈杜甫叙事诗的艺术特点[J]. 才智.2008，16期：98-99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2]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a].杜甫研究论文集[c].中华书局.1960.226-227
[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 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 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关键词] 杜甫 仁爱之心 感动
杜甫做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生活于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的诗歌真实形象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时代风貌，是当时社会现状的一面镜子，故有“诗史”之美誉，但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之心。杜甫的仁爱之心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之心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思想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
再如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之心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之心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参考文献
[1]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阁夜》；创作背景；“人事”；“音书”；“寂寥”
一.《阁夜》尾联内涵之争
诗圣杜甫的《阁夜》是一首深受读者喜欢的著名七律诗篇。全诗如下：
《阁夜》/[唐]杜甫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千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
多年来，许多学者对尾联的注解存在很多的问题，甚至有些解释存在严重的错误。
人教版高中教材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指交游。音书，指亲朋间的慰藉。漫寂寥，徒然感到寂寞。漫，徒然、白白地。”。另外，我查阅了《新华字典》，“交游”为“结交朋友”的意思。
在阅读上述解释文字时，我感到特别困惑，因此开始查阅相关文献，也由此激发了我对科研探索的兴趣。
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1673—1769）在《唐诗别裁》中给出的解释是：“[阁夜]结言贤愚同尽，则目前人事，远地音书，亦付之寂寥而已”[沈德潜1998]。
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杜甫研究专家、被誉为“汉学伟人”的萧涤非（1907～1991）等人在《唐诗鉴赏词典》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音书，词意平列。漫，任便。这句说，人事与音书，如今都只好任其寂寞了”[萧涤非等1983]。
《唐诗三百首》中对“人事音书漫寂寥”的解释为“人事变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
2003年，岳泽和在《语文月刊》一文中认为：“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是说，诸葛亮（卧龙）和西汉末年“跃马而称帝”的公孙述（跃马）这些在历史上曾煊赫一时的人物，而今安在？他们不都是化为黄土了吗？我们这些人又何必为自己的得失而挂怀呢？至于人事和音书，就任其寂静无声吧！”[岳泽和2003]。
2004年，仇桢在《语文教学之友》发表文章，对“漫寂寥”的两种解释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仇桢2004]。他分析后认为，“漫”即“满”，引申为“全、都”，因此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意思为“如今人事‘岑’寂，‘音书’杳然，一片虚无”。
2011年寒假期间，我通过网络版《全唐诗》查阅杜甫所有诗词，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杜甫的用词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对《阁夜》尾联进行了初步的解析。于2011年2月在《文学教育》上撰文，对“人事音书漫寂寥”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人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音书”），更是遁入无形空寂之中（“寂寥”）[曹天璞2011]。这一解释与其他作者的解释截然不同！
本文是在上述论文基础上，结合最近我的新的思考而写成。在本论文中，我进一步从《阁夜》写作的社会背景分析、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杜甫全诗用词统计分析等角度，进一步全面深入地解析《阁夜》尾联的深刻内涵。
二.《阁夜》创作的社会背景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杜甫担任左拾遗。晚年曾入蜀，在友人的推荐下，杜甫担任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
杜甫一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下了1000多首诗，被后世尊称为“诗圣”。韩愈高度赞美杜甫和李白诗词的艺术光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元稹赞誉杜甫至极点：“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矣”。由此可知杜甫对当时诗坛地位，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杜甫长期处于颠沛流离的生活中，56岁的杜甫在古时已经属于老年人，已经是穷困潦倒，体弱多病。这年是公元766年唐大历元年的春末，他来到四川夔州。
“阁夜”，即西阁之夜。这首七言律诗是杜甫于766年冬天西阁之夜所作，是诗人感时、伤乱、忆旧、超然心情的真实写照。当时，四川发生了崔旰、郭英乂、杨子琳等军阀的连年混战，吐蕃也不断侵袭蜀地。
诗人面对峡江壮丽的夜景，仿佛听到悲壮的鼓角声；诗歌诉说了兵乱之中黎民百姓的悲戚，表达了诗人对国家的战乱的悲伤，表达了由武侯庙、白帝庙而产生的对历史变迁、贤愚同尽的感慨。
全诗虽有感时悲壮之情，也藏历史超然之愫。
三.从多重角度分析“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内涵
我首先分析“人事”一词。基本方法是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在线版《唐诗三百首》（网址省略/）搜索含有上述词语的诗词，然后从中总结出《阁夜》中“人事”的内涵。
3.1 杜甫关于“人事”的基本内涵
通过检索在线版《全唐诗》（网址省略/），我发现，杜甫还有以下12首诗中使用了“人事”一词，参见表1。
*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根据上述表中的诗句，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除了第8行外，可以确定的是，杜甫在诗词创作使用“人事”一词时，其内涵基本一致，大致为“人世间的事情”！
作为补充，我查阅了在线版《唐诗三百首》，收集的含有“人事”的诗有王维《桃源行》诗中的“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深山峡谷谁也不知道人世间的事；外界看这里也只看见渺远的云山），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的“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间世事不停地交替变换，一代接一代永远今来古往）。上述两处“人事”都是“人世间的事情”的意思。
那么，能否由此确定《阁夜》中的“人事”也可以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而不是如人教版教材给出的含义“交游”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2 杜甫关于“音书”的基本内涵
下文来分析“音书”一词。除了《阁夜》之外，杜甫还四首诗使用了“音书”一词，参见表2。
从上表可以发现，杜甫和其他诗人在使用“音书”一词时有以下规律：除了《阁夜》外，杜甫的“人事”用法和其他诗人基本一致，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静不来”、“稀”、“滞”、“断”等，形成“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并且，“音书”的含义比较明确——基本含义为“音讯、书信”之意。
那么，能否就采用上述基本内涵来解释《阁夜》尾联呢？本文第4节“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中将给出答案。
3.3 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为了便于把握杜甫关于“寂寥”的基本内涵，我们先来探讨“寂寥”一词的起源及其基本内涵。
3.3.1“寂寥”的起源
“寂寥”一词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思想家、道教创始人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名论著，是我国历史上首部最为系统的哲学著作，也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来源。传说中，《道德经》为春秋时期的老子所写，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德经》，下篇为《道经》，共计81章。后人将前37章归为《道经》，后43章归为《德经》。
在《道经》第25章中，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上述断言的大意是：有一物混然而成，它存于天地形成之前；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寂静而空阔，它独立长存，永不停息，循环运行而永不停歇；它为万物的母。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勉强取字为“道”，勉强给取名为“大”。…
从上述解解中不难看出，“寂寥”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涵：“寂”，无声；“寥”，无形，空阔。但是，“寂寥”在此毫无我们现代人所认为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
“寂寥”一词也出现于西汉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编辑的《楚辞》中。刘向在《楚辞》中收录了有屈原、宋玉、王褒、贾谊、严忌等人的辞赋，以及刘向本人的作品《九叹》，计十六篇。刘向编写的《楚辞》现已遗失。东汉著名文学家王逸对《楚辞》进行了增补、注解，形成了《楚辞章句》。
刘向的《九叹》中又包括《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
在《惜贤》篇中，刘向有诗句“声嗷嗷以寂寥兮，顾僕夫之憔悴”，其中按照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的注解：“寂寥，空无人民之貌也”。据此，“声嗷嗷以寂寥兮”可以理解为“[屈原]向这一世界大声呐喊，表述自己的高洁与忠贞，但是没有任何人回应——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回应，一律都沒有，就象在他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一样。”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用现代汉语解释，“寂寥”的最基本内涵有两点：（1）“寂静而空阔无形”，（2）“空无人民”。
另外，《四角号码词典》对“寂寥”也有“寂静而空阔”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寂寥”有“寂静；空旷”的解释。这些解释类似于（1）的含义。
在此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寂寥”的基本内涵中没有现代人们所说的“内心寂寞空虚”之意。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现代人对《阁夜》尾联解释有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3.3.2 杜甫关于“寂寥”的内涵
除了《阁夜》之外，杜甫在其它诗词中也使用了“寂寥”一词。通过对在线《全唐诗》的检索，我搜到了含有“寂寥”的诗，共计15首，最后整理成表3。
表3关于“寂寥”的含义是我查阅资料所得到，第10行《阁夜》中“寂寥”的内涵是本节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所以用问号标记。
* 源自的先后次序与《全唐诗》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除《阁夜》外，在杜甫诗词中，“寂寥”内涵共有四种：
1) 寂静无声；2)孤单空落；3)冷落萧条；4)死亡。
同时也可以看出，“寂寥”在杜甫诗歌中的演变十分复杂。这很可能就是导致众多学者对《阁夜》尾联下句给出不同解释的一个重要原因！
3.3.3 从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以及诗友中寻找“寂寥”内涵
我们能否根据3.3.2节的分析认为，《阁夜》中的“寂寥”一定是表3中四个解释之一呢？或者说“寂寥”在杜甫的认知世界里还有其它可能解释吗？
直接回答上述问题是困难！本节试图通过“人物影响关系分析”的思想，从影响杜甫的前辈诗人和诗友的诗歌中获得线索。从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先前时代诗人的传世不朽诗歌对后世诗人具有重要影响，同一时代的诗友之间也有相互赠诗的“传统”。根据这一认识，我查阅了杜甫大量的诗词文献，从杜甫自身诗词中，我整理了可能对杜甫有影响的前辈诗人和同代诗友的列表。然后，再从这些诗人的诗词中找到出现“寂寥”的诗词，并且分析它们的涵义，以此来回答本节开始所提出的问题。
图1总结了杜甫诗词中或赞美或讴歌的10位著名诗人的姓名，也给出了杜甫的相关诗词名（其实还有其它诗词，图1仅列出一首，其它部分相关诗词在下文中略有提及）。下面对这些诗词一一分析，并且分析诗词所提及的诗人的作品中出现的“寂寥”一词。
3.3.3.1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
杜甫在叙述自己的作诗经验时，写下一首诗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
其中，“二谢”指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大诗人谢灵运和谢朓，“阴何”是指南北朝时期的诗人著名阴铿、何逊。该诗反应了“[杜甫]欲以大小谢之性灵而兼学阴、何之苦诣也”（《石洲诗话》云）。由此可以看出，杜甫的创作受到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的极大影响。
事实上，我通过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获知谢灵运、谢朓、阴铿、何逊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和历史地位。
谢灵运（385—433年）为南朝宋代著名诗人。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著名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从谢灵运开始，山水诗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谢脁（464—499年）为南朝萧齐文学家。出身世族，母亲为宋文帝第五女长城公主。谢脁是南齐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对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在诗歌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是发展了山水诗。唐代诗人李白对谢脁最为倾心；清代王士禛《论诗绝句》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谢脁的诗不仅影响了唐代诗人，而且影响了一代诗风。
阴铿（约511－约563年)为南北朝梁朝、陈朝著名诗人、文学家，以写景见长，尤善描写江上景色。阴铿的艺术风格同何逊相似，后人并称为“阴何”，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侯（指李白）有长句，往往似阴铿。”足可见阴铿对后世的影响。
何逊（约477—518年）为南朝梁代著名的文学家。出身贫寒，仕途很不得志。他诗情婉转，意境隽美，深为后世诗人杜甫等赏识。梁代天监间，他曾为建安王萧伟的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有咏梅佳诗《扬州法曹梅花盛开》。何逊一身寂寞苦闷，寄情于梅花，杜甫有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
以上四位诗人含有“寂寥”的诗句在表4中给出（参见第3.3.4节）。
3.3.3.2杜甫《戏为六绝句》
杜甫的《戏为六绝句》首联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足见庾信对杜甫的影响。
庾信 (513—581年)为南北朝诗人。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人。庾信是南北朝最后一位优秀诗人，是南北朝诗歌的集大成者。他的诗直接影响着唐代的诗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唐诗的先驱。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表达了对庾信的赞美。
庾信对后人的影响也是至深。例如，宋祁的“庾信真愁否，仍能用斛量”（《秋日四首之一》），张耒的“已老冯唐犹不遇，思归庾信正多愁”（《归马二首之一》），黄庭坚的“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著”。
庾信共有三首诗中含有“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3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
杜甫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讲述了与高适的友情：“故人何寂寞，今我独凄凉。老去才难尽，秋来兴甚长”。
高适（约702—765）为唐代著名诗人。曾在宋中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甚密。高适是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尚质主理，雄壮而浑厚古朴。高适少孤贫，有游侠之气。他曾游梁宋，躬耕自给，因此其诗歌反映的层面较广阔。
高适有两首诗出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4杜甫《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
杜甫在《寄岑嘉州（州据蜀江外）》一诗中有诗句：“不见故人十年馀，不道故人无素书”，其中因岑参曾任嘉州刺史，因此他被世人称为“岑嘉州”。
岑参（约715—770）是唐代著名诗人。曾祖岑文本、伯祖岑长倩、伯父岑羲都以文墨致位宰相。岑参10岁左右,父亲去世，家境渐困。他刻苦学习，遍读经史。杜甫等推荐他为右补阙。岑参写了不少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思乡之情的诗歌。岑参晚年诗歌感时伤乱，渐趋消沉，隐逸思想在诗中多有体现。
岑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一词，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5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杜甫与李白的友情极深，744年（玄宗天宝三年），杜甫三十三岁。在东都。是年夏，初遇李白于东都。秋，游梁﹑宋，与李白﹑高适登吹台﹑琴台。曾渡河游王屋山，谒道士华盖君，而其人已亡。745年（宗天宝四年），杜甫三十四岁。再游齐﹑鲁。秋后至兖州，时李白避归东鲁。杜甫与同游，感情甚密。
杜甫写了许多反应与李白友情的诗篇。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写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情真意切。除了《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还包括《寄李白二十韵》、《赠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梦李白二首》、《冬日有怀李白》等。
李白（701—762年）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李白的性格是高傲的，他有铮铮傲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醉累月轻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在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面前，他表现得目中无人，桀傲不驯。
李白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6杜甫《陈拾遗宅》
杜甫对陈子昂的复古革新主张和诗歌成就赞赏有加，在《陈拾遗宅》写到：“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杜甫本人的五言咏怀诗深受陈子昂《感遇》诗的影响。
陈子昂（约661—702年）为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新人物之一。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陈子昂历任武则天朝麟台正字、右拾遗，现存诗共100多首，其最有代表性的是《感遇》诗38首，继承学习《诗经》和魏晋时中原诗人阮籍《咏怀》诗的兴寄传统和汉魏风骨。陈子昂还有《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和《登幽州台歌》等100多首传世佳作。
陈子昂有一首诗用到“寂寥”，参见表4（请见第3.3.4节）。
3.3.3.7杜审言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 (约645—708)为初唐杰出诗人。唐高宗咸亨进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查遍杜审言诗集，未见含有“寂寥”。
3.3.4 杜甫诗中“寂寥”可能内涵的总结
根据3.3.2和3.3.3的分析，我总结了一张表格，给出了影响杜甫的诗人以及他们诗歌中出现的“寂寥”诗句。
根据表4，我推断在杜甫诗歌中，“寂寥”一词除了四种可能的内涵外，可能还会有“寂静空阔”、“寂静空阔无形”的内涵。因此，结合3.3.2节的分析，我认为，杜甫在使用“寂寥”一词时，其可能的基本内涵有六种：
1)寂静无声；
2)孤单空落；
3)冷落萧条；
4)死亡；
5)寂静空阔；
6)寂静空阔无形。
这一结论为解释《阁夜》中的“寂寥”一词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阁夜》中的“寂寥”的内涵应该为上述六种内涵之一。下一节将详细分析“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深刻内涵。
四.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慢寂寥”新解
前面，我给出了杜甫以及其他诗人使用“人事”、“音书”和“寂寥”的可能内涵。结合对《阁夜》全诗的人事，我对“人事音书漫寂寥”进行几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我从关涉角度分析《阁夜》的整体描述特点。
在诗人的整首诗中，首联、额联、颈联写诗人所见、所闻，都是关于从感官出发，反映现实世界，属于“关于现实的”内容，并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尾联的上句写所忆，是写历史的，也没有“关于自己”的内容。如果尾联下句“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内容，显得与整首诗不协调。因此，将该句理解为“人事变迁音书断绝，我寂寞无聊”不够贴切，因为这种理解使得“人事音书漫寂寥”是“关于自己”的了。
第二，虽然“终”为副词，解释为“终归”，但是在“卧龙跃马终黄土”中的“终”具有“终成”的意思，因此“终”在功能上实为动词。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漫”字应该具有动词功能。因此，“漫”作为“任凭”、“随它去”似乎不当，也与全诗完美的对仗性——“催-霁”、“声-影”、“闻-起”、“终-漫”——也不相称。
第三，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使用“音书”一词的上下文来看，使用“音书”的诗句前后总有一个字或词与它搭配（例如“音书静”、“音书稀”、“音书绝”、“音书断”等），而不是单独使用。因此，“人事音书漫寂寥”中的“音书”不是“音书杳然”的意思，也不是如“远地音书”的意识。
第四，根据从多重角度对“寂寥”分析的结果，“寂寥”在《阁夜》中没有寂寞的含义，这一点与大多数学者的注解完全不同。结合“卧龙跃马”一句，将它解释为“寂静无声”、“寂静空阔”或“寂静空阔无形”更加贴切。
综合上述四个要点，我得出以下结论：
（1）教材把“人事”理解为“交游”，似乎欠妥。“交游”意指“结交朋友”，内涵太窄，与“卧龙句”不相称。我认为，应该按照诗人杜甫的习惯用法，将“人事”理解为“人世间的事情”，或者理解为“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愁和失意之事”。
（2）根据杜甫和其他诗人的习惯用法，“音书”不具有“音书断绝”、“音书杳然”的意思，这与教材中的解释、《唐诗三百首》的解释、仇桢的解释、清代诗人沈德潜得解释等截然不同。我认为，应该将“音书”理解为“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情感”。这一理解更加准确。
（3）诗人在写出追忆历史的“卧龙句”后，似乎意犹未尽，需要由下一句的“人事音书漫寂寥”来对照、应答。而这种应答应该是一种宿命论式的断言。因此，紧扣上句的意思（即“贤人枭雄这些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人物同归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反映现实与未来。
（4）借助“卧龙句”可以看出，作者在抒发对历史变迁的感慨，因此“人事句”应该对这种感慨进行回荡，从《阁夜》全诗可以看出，前三联的上句反应了现实的“阳”、“悲壮”和历史的“强人”等力量的一面，下句则回荡着现实的“阴”、“柔”、“弱”的一面。因此，我认为，“人事音书漫寂寥”的理解应该尊重这一对仗的规律。
终上所述，《阁夜》尾联中的“人事音书漫寂寥”应该理解为“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本文从社会背景、对杜甫有影响的历代诗人的作品、“寂寥”出处考证等角度，运用归纳分析、类比分析、相关分析和诗词对仗分析等思想，对诗圣杜甫名篇《阁夜》中的“人事”、“音书”和“寂寥”进行了详细剖析。我认为，“人事”指“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而不是“交游”的意思，也不完全指“人事变迁”），“音书”指“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而不是指“音书断绝”，也不完全等同于“朋友之间的慰藉”），“寂寥”指“无声无形”（而不是指“寂寞”）。
通过上述分析，我得出了“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即“现今世俗中发生的大如战乱之事、小如个人的离别和失意之事，亲朋间通过音讯和书信建立的关系和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遁入无声无形之中”。
最后，通览《阁夜》全诗，结合“人事音书漫寂寥”的新解释，我除了体会到诗人在那个不眠之夜，对现实的感慨，对百姓的忧伤，也体会到诗人对人、事、物无情历史规律的超然。
参考文献：
[1]沈德潜（清）：《唐诗别裁》。岳麓书社出版年，1998年。
[2]萧涤非、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
[3]萧涤非：《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4]仇桢：“漫寂寥”别解。《语文教学之友》，2004年，第10期，第33页。
[5]岳泽和：《杜甫律诗五首》注释辨误，《语文月刊》，2003年12期，第40-41页。
[6]曹天璞：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文学教育》， 2011年3月，第84-86页。
[7]《汉语大词典》 见 cd.省略。
[8]《全唐诗》 见省略/。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政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场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感受和表现。这种感受和表现。依然有着厚重的政治、伦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观”、“群”、“怨”框架下展开的，但“兴”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儒家文学精神中艺术观照的审美潜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现，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体物态的“史”的层面而达到了具有相当自由活跃状态和思想紧张度的诗“兴”的精神层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经忠州抵云安，因病滞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东下，共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先后换过四个住处：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阁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买了四十亩柑园，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倾公田，以解决一家生计问题，最后搬到东屯。夔州是形胜之地，但比较荒凉叉不甚开化，风俗落后，生活很苦。这时巴蜀地区也陷入了战乱之中，杜甫离开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土谷浑等大肆人寇，长安险些再度陷落。闰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
与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互相残杀，导致西川大乱。次年三月。崔旰又击败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城，导致东川大乱。杜甫在这一时期本来就贫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总结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图》、《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图》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图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独立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动乱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政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诗意。《又呈吴郎》诗一首，诗人以七律代书简诉求生活琐事，劝吴对贫妇要亲近，让她来打枣子，不要插篱。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诛求无厌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诗人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此诗实际上是诗人运用七律的形式表现了新题乐府的内容。又如《驱竖子摘苍耳》五古一首。对于摘苍耳这一件小事，杜甫也会想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见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缚鸡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鸡说法”，“结语更超旷，盖物自不齐，功无兼济，但所存无间，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来无了””。后者以长达数百字的五古为代表，排比铺张而又对仗工整，一韵到底，难度极大。如《壮游》一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扬’……‘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跃宕豪放也。”“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问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每叙一处，提笔径下。若停手细描，有浓淡相间，便令章法不匀，气概不壮。”总之，无论难易，都标志着杜甫在艺术上的老境，可见其自由运用诗歌艺术的功力。这两类诗对于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具有启导先路的作用。
夔州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运用七律表现抽象的评论和回忆中的印象。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组诗，将古诗长于选择典型事例，叙述自由的特点运用在讲究对仗的七律之中。通过变化奠测的句式，使原来只适于抒情写景应酬的七律发挥出叙事议论的最大潜力。陈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五首纯以议论为叙事，箭谟壮彩，与日月争光。”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组诗，将许多典故和故事化为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或片断的印象，在不连贯的组合中，描绘出长安昔日的繁华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联翩，如梦似幻。在诗中，循环往复的意绪和意象是破败的现实(夔州)、辉煌的被梦幻美化了的过去(长安)、对未来不测命运的忧患，这三种意绪相互交织，弥漫笼罩了八首诗的各个部分。叶嘉莹先生把这种意绪称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正如《秋兴》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时，其动力在于情感、思想、梦想的感发、兴起，而这些诗在面对读者时，也一样是对读者情感、想象、联想、心理渴求的感发和兴起。《秋兴》一开始就写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既是写眼前之景。更是写时代大乱之景，在这种对时代灾难的描写中。已经暗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里，露水晶莹透明如同玉质，而枫叶和的红黄之色也是热烈灿烂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唤起诗人及读者所有温馨想象和情感。但鲜艳之枫却被无情的秋“凋伤”了，而灿烂的绽开的却是如泪的花朵，这种意象出现了：“孤舟一系故园心”，但马上又淹没在现实凛冽的秋风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梦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达到了高潮，情绪由开始的低沉、抑郁、滞重，一度变为热烈、浪漫、高亢，色彩则由暗淡、班驳变为华丽、辉煌，在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皇宫和上朝的景象：“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前四句，诗人借用神话传说，极写长安皇宫的巍峨壮丽，烘托儒家理想在现世中的模板——玄宗开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种云开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处弥漫。但这种辉煌也是很短暂的，在第六首，辉煌中也出现了危机：“芙蓉小苑人边愁”，虽然“珠帘锈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但已有一种人生如烟、繁华似梦的深刻的人生虚幻感在内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诗的最后两句，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梦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惨冷清的现实：“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样再到第七首时，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红’与‘黑’是两种强烈的颜色，表示一种过分成熟的感觉而有接近腐烂的一种倾向””，露水依然晶莹可爱却已变“冷”，红莲美丽妩媚却早已坠落在萧瑟秋风中，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末世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里，精神依然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诗人预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但诗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严酷的现实没有能够打断他那已经蓬勃如青草似的梦想的生长。于是，在第八首诗中，诗人写出了更灿烂的梦境，更迷人的乐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无不金碧辉煌，不含一丝阴影，气息是如此的畅快、流溢，但梦幻在“白头吟望苦低垂”的不协调和音中再次被打断。
中国历史上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我推测子美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伟大的一颗心灵。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啊!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那部被后世当作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朱子语类》中，一反常态地列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作为五个人中唯一一位大多数时间身处民间、在政治上无甚建树的人物杜甫，为什么会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在道德方面和人格层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评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是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王安石与朱熹的评价，显然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一语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更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向来被分为人世的和出世的两类。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认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脱离社会，甚至连生命也要抛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学”。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专讲道德价值，不愿讲、很少讲超道德的价值(例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后来王阳明把儒学发展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程度，在唯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儒家学说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现实的。它不像道家那样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是更注重群体的(一个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利益。有人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黄河流域)，经常遭到以水灾、旱灾为代表的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过于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是不利于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这样，历史自然地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人世哲学的色彩。
也许唐代在整个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既不像汉代独尊儒术伊始各家对儒学经典的阐释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更比不上两宋时期二程朱熹最终完成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历史功绩。就像两个波峰间深邃的波谷。然而，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却指出，唐代儒学并非停滞不前，相反，唐代出现了两个大儒：韩愈和杜甫。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是文学家；他们对儒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写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写下了最完美的注脚。
那么，在杜甫身上究竟体现出了哪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呢?
第一。杜甫是个“博爱”的人。曾经有个叫樊迟的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仁者爱人”这个成语的来历。读过杜诗的人都会感到杜甫是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这个“博爱”既表现在他对自己亲人的爱，更表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的爱和对国家的爱。
杜甫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是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感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男权专制的时代，成年男子纳妾、出妻是十分普遍的事，以致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杜甫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他的好友李白的婚姻家庭观念截然不同。李白一辈子结过许多次婚，而杜甫却与妻子杨氏厮守一生，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夫妻间关系的融洽可见一斑。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尤其能体现他高度的家庭责任感：“长长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为了给家人找食物充饥，杜甫可以不顾自己已是衣不遮体，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铲去山中挖“黄独”这种植物。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渗出的伟大亲情所深深打动。
杜甫仁爱之心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意，甚至是对世间万物的怜悯。《论语》上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认为不用网捕鱼和不射归巢的鸟便是“仁”的表现。杜甫也曾经面对江面上被密网困住的鱼发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感慨。他的大部分诗歌都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句，至今仍然时常被我们引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最著名的“三吏”“三别”控诉的是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的亲人。在发现“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在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深深自责的同时，他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边疆的将士担忧。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当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还能许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在他那些饱含对人民和国家深情的诗句连七岁小儿都能脱口而出的时候。杜甫已然成了忧国忧民的代表。正如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评论的那样，“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黄庭坚题杜甫画像的一句诗“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更被后人评为“状尽子美平生矣”。人们甚至忘了杜甫也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青年时代，忘了他也曾时时念叨“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的少年时代，以致他留给后人的标准形象，就是那位河南巩县杜甫陵园里愁眉苦脸、怜悯地看着天下苍生，让人心情沉重的石雕老人。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
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杜甫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守长安的将士之口说“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潼关吏》)。他向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样。心怀天下。时刻准备为国效力、捐躯。他勉励严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末南宋初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共存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近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I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个积极人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句，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人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圣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王阳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
关键词：杜甫草堂；园林；景观
坐落于四川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被流放成都时的居所，杜甫在这里一共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因此，成都杜甫草堂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草堂多方面展现了“诗圣”杜甫在成都居住时的生活点滴，体现了杜甫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及其令人钦佩的崇高品格，燃起了后人对杜甫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1 杜甫草堂的景观特色
杜甫草堂巧妙地借自然存在的山势景物，浑然天成，古朴大方，形成了园林独具的天然之美，同时还融入了很多农家元素，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手法，而且引入了四川民居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乡土野趣的韵味，从而完美地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体来说，现在的杜甫草堂完好地保存了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近20hm2的总面积，宏大的规模，典雅的意境，使其成为极其独特的古典园林。草堂格局独具特色，园内宁静幽深。回廊环绕着廨堂，别有一番情趣。草堂园林内，植物品种繁多，应有尽有。草堂的一景一物的布局、设计，紧紧围绕着纪念主题，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手法，而且引入了四川民居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乡土野趣的韵味，从而完美地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2 杜甫草堂的景观文化资源
杜甫草堂作为一代“诗圣”的故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草堂的发展需要很好地传承其优良的文化基因。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旅游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草堂作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胜地，当然有了更宽广的展示自己的舞台。这就需要充分发掘草堂的文化内涵，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提升草堂的文化品味，不断完善文化配套设施，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还要做好文化开发，不断探索弘扬文化的有效措施，不断推出更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场所，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园林的影响力。另外，定期策划举办各种以“诗文”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园林文化内涵，塑造文化活动品牌，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3 杜甫草堂的景观文化的传承
草堂旧址中处处可见杜甫的元素。杜甫塑像摆放在诗史堂正中间，杜甫的画像供奉在工部祠内，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作为杜甫曾经居住过的茅屋的象征建筑就在工部祠的东边。融合了当地民居特色的“茅屋景区”就在工部祠后面，1997年重建的这处景区还原了杜甫故居的景物；1999年还修建了“杜诗书法木刻廊”，这里集中展示了一百多件历代名人手书杜甫诗作的书法木刻作品。总之，杜甫草堂的建筑、题词、碑文，无一不体现着园林的纪念主题。纪念主题是杜甫草堂的灵魂，是最值得传承的。近年来，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更深化了草堂的纪念意义。
杜甫草堂这样一处景色优美，文化味道浓厚、特色独具的古典园林，在改造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呢？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3.1打好文化牌，充分发掘文化资源
杜甫草堂作为一代“诗圣”的故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草堂的发展需要很好地传承其优良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掘草堂的文化内涵，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提升草堂的文化品味。首先，杜甫以其诗作而流芳百世，其诗文是需要深度挖掘的内容，通过创新园林景观的设计、布局，使其更生动、更丰富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既能体现园林的文化味道，也能深化其纪念主题。如，对于杜甫的诗文，以图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其诗文的意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展示，不但可以加深游园的人们对其诗文的理解，还为人们奉上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增加了草堂的文化底蕴。其次，不断完善文化配套设施，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还要做好文化开发，不断探索弘扬文化的有效措施，不断推出更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场所，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园林的影响力。成都市将杜甫草堂与浣花溪公园等地联合起来，进行优势的资源整合，打造中国诗歌文化中心就是成功的尝试。最后，定期策划举办各种以“诗文”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园林文化内涵，塑造文化活动品牌，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3.2打好生态牌，景物体现生态之美
生态之美作为杜甫草堂的重要特色，而且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加强。生态园林也成为园林的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杜甫草堂需要进一步突显其生态特色，结合草堂已有的景观，打破传统的园林布局方式，以创新的园林造景手法，将草堂的诗情画意和历史文化以生动新颖的方式展现给游客。比如，园林中植物景观的设计既要丰富多样，又要和谐统一，错落有致，要能够根据人们的审美观点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充分实现景观的观赏功能，同时，还要根据植物不同种类的特征，考虑植物种类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遵循生态学上“互惠共生”的原理，做到既充分利用自然的环境资源，又可以打造优美的景观。除此之外，草堂的植物景观在设计时，还要注重体现草堂的诗文意境，可以通过植物景观的造型与设计，艺术地再现杜甫诗文的意境与魅力，或者通过植物的错落有致，还原杜甫的诗文，这些景观集生态之美、艺术之美、文化之美于一体，给人们带来的是从感观到精神的多方面的享受。
3.3打好旅游牌，强化寓教于景功能
杜甫诞生于公元712年，享年五十九岁。杜甫一生真的很忙。刘小川先生说过，杜甫活了五十九岁，却好像活了两百岁。他一生的经历，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
中国古代诗人的命运注定是漂泊四方的，杜甫无疑是一个突出代表。二十岁弱冠之年，他就离家漫游天下，“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十九岁结婚成家，才三年，他又从二李（李白、李邕）山东游，“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以后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随着安史之乱，杜甫一家人开始了漂泊生活。几经离散，“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几经危难，“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读李元洛《怅望千秋》关于杜甫的介绍，大历三年（768）冬末，杜甫有家归不得，从四川出三峡，放舟江汉，漂流到湖南岳阳，次年春日抵达长沙。这以后两年之中，杜甫于长沙三度来去。他无所凭依，有时暂住小舟之中，有时小栖江边阁楼之上，尝尽“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况味。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湘江上游船中留下一曲绝唱之后，就下落不明。全国现有杜甫墓八座，究竟哪一方土地是他最后的归宿？
冯至先生说过：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停止歌唱。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同时名篇近百。他写诗很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安史之乱，杜甫困长安近一年，妻离子散，身陷叛军，东躲，饱一顿饿一顿，然而苦难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了他滚烫的灵感。这期间，他写诗十余首，表达深沉，技巧天然，一半成为千古名篇。安史之乱后，杜甫因官场恩怨纠缠，告假探亲，从凤翔到州羌村，六七百里山路，无马可骑，全靠步行。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野狗争尸，乌鸦乱飞。杜甫照样写诗，题为北征。全诗七百言，意境浑阔，为其三首著名长诗之一。吐蕃军作乱，杜甫离开带给他温馨岁月的蓉城再度漂泊，在夔州滞留两年，没钱，走不动，种地卖药糊口，两年搬了五次家。他还是写诗，写了四百首诗，各种体裁都有，七言、五言、律诗、古体诗……“老去渐于诗律细”，精心锤炼，大器浑成，此间佳作如云，《秋兴八首》《登高》……皆成千古绝唱！
我曾到过成都三次，去过杜甫草堂三次。
杜甫草堂离市中心不远，就座落在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入蜀，营建茅屋而居，称“成都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草堂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中国古典园林格局，其间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回廊连环。如果不是茅屋景象还依稀可寻找到当年杜甫的窘况，留给今人的草堂图景就过于诗意化了。
其实，当年杜甫居住在此真是倒霉到家了。乾元二年，杜甫受宦官李辅国排挤辞去华州司公参军一职，拖着一家老小远走秦州、同谷、成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浣花溪畔建起了几间茅屋安下家来。在草堂杜甫过得还是相当狼狈的，这在他的著名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尽显无遗。这座草堂，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秋风萧萧之中，小孩子抢得茅草嘻嘻哈哈，他急得干瞪眼。阴风方去，黑雨又来，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娇儿恶卧，老棉絮蹬出大窟窿。杜甫彻夜听漏雨，这个狼狈相可想而知。可惜，就是这样稍稍安定的生活也难以长久。随着朝廷内乱外战，杜甫又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和奸臣迫害，漂泊四方了。
站在简陋的茅屋前，我在努力寻找千年前诗圣的身影。我在遐想：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是在哪里挥就？是在这间幽暗的书房里吗？书房中仅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只很不像样的书架。书桌上竹筒做成的笔筒里插放着一支毛笔，翻开着的书卷上满是灰尘，一盏油灯仿佛跳跃着荧荧灯光……是在这张凹凸不平的石桌上吗？这倒是有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浣花溪水环绕着篱笆墙，几株楠木桃树松树夹杂着一丛青竹，四只石凳一张石桌。庭院虽小，视野却广，这里可望见翠柳上的黄鹂、青天中的白鹭……
一个伟大的诗魂在这里栖息，度过了他生命中一段美好时光。当时北方战乱未停，杜甫避居西南，闲住草堂，心情格外闲适，佳作犹如锦江春水。按刘小川《品中国文人・杜甫》中讲：“成都草堂这两三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杜甫在诗中记叙了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靠朋友资助度日，不复为柴米操心；下棋钓鱼，老妻幼子皆自在。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洒扫庭除，迎接好友，粗茶淡饭，幸福无比。然而，杜甫虽避乱成都，忧家忧国之心始终未变。当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他喊出了中国读书人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我们随着诗魂在此栖息，又随着诗魂漂泊四方。我想，对诗人而言，漂泊是一种避难，更是一种游历；是一种灾难，更是一种创作体验。司马迁曾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凡称得上大诗人的无不如此。漂泊，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索；漂泊，以山水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借景物抒发自己的政治信念；漂泊，以山水精神品评人格，以山水精神寄托人格理想；漂泊，探山水之险，写奇异之文，“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漂泊，搜各地风俗民情，记录本土与异国民俗。正是在诗人们对自然山水、民居园林、道观庙宇、文化遗迹、风土人情、国情民意等的游历体验中，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才到达了今天难以逾越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