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09:25:31
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关键词： 杜甫 白居易 现实诗 差异
作为唐代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两大诗人，杜甫和白居易向往步入仕途，辅佐天子，造福百姓。尽管二人遭遇不同，但这种思想却无意中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指导思想，进而两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应运而生。在现实型作品中，杜甫以“三吏”、“三别”闻名，白居易凭《新乐府》、《秦中吟》享誉；杜甫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居易有《观刈麦》、《与元九书》。二人的作品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细细品读，各有千秋。
一、相同之处
1.善用对比。
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均是感天动地的惊世绝唱，均是我国现实主义作品宝库中的精华之句。先看杜甫的描写：富贵人家丰衣足食，贫寒百姓饿死街头，这一对比鲜明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再看白居易的描写：卖炭翁的衣单与天寒形成对比，而卖炭翁的愿望与现实更形成对比。天寒而老翁衣单，不可。天不寒则老翁炭贱，也不可。社会硬生生把卖炭翁逼上了绝路。在二人的其他作品中，对比也十分常见。杜甫的《石壕吏》中，征兵者的暴戾和百姓的悲苦是对比；《新婚别》中，本应有的新婚燕尔和战争离别是对比；《垂老别》中，本应是安享晚年的老人和被迫奔赴战场是对比。部部作品读来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白居易的《新乐府》和《秦中吟》中，多见官宦人家与平常百姓的对比，这种对比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难怪会出现“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的局面。
2.融抒情于叙事。
既然为现实型作品，必然少不了对客观现实的叙述与描写，而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全不是单纯地叙述描写，而是融抒情于叙事，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既是呼吁，更是抒情，抒博爱、同情天下寒士之情，是前文描写茅屋破败后情感的自然流露。前文的“冷似铁”、“踏里裂”，正是融入主观情感的描写。这种写作手法使得描写更加饱满，使得抒情有依据，二者相辅相成，使得诗作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白居易的《观刈麦》尾，“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是抒情句，是前文的升华。而对夏日刈麦的劳动人民的描写中也渗透着同情、关爱之意。
3.以小见大。
对于杜甫来说，从宏观上把握安史之乱带给人民的灾难是十分困难的，他无法统计出有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人民死于战火。因而他选择了记录一个又一个生活片段，描写典型的人物生活。在后人看来，读杜甫的这类诗作就能推出当时的社会现实。杜甫的这种手法就是以小见大。同样的，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的唐德宗、唐宪宗时代。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土地与赋税问题十分严重，统治阶级不顾人民死活，肆无忌惮地从事兼并、征敛，将农民置于破产境地。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朝廷生杀大权，而封建官僚的竞争尤其激烈[1]。白居易作讽喻诗，目的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秉承和杜甫一样以小见大的手法，写下《轻肥》、《歌舞》、《买花》等，以官宦的生活片段作突破口，以小见大，为民请命。而属于《新乐府》的《杜陵叟》和《卖炭翁》，都是以一人写千万人，他们就是千千万万贫苦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个。
4.采取主人公自述的方式。
在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作品中，创造出了一些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兵车行》中被征发的士卒，《石壕吏》中哭诉的老妪，他们的自述让作品多了一份说服力和感染力。同样，白居易笔下的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均向读者倾诉生平遭遇，引人怜悯。对于这些抒情主人公的肖像、服饰的刻画，都细致入微。
二、不同之处
1.杜诗精巧，白诗通俗。
在诗歌创作上，杜甫曾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提倡炼字炼句，刻画细致。不仅体现在他的律诗上，还体现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上。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四句运用扇面对，极写贵族生活之奢华。《新安吏》中，“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白水东流象征应征的男子向东出发，一去不返；青山啼哭拟人，似乎也知离别之苦[2]。二句对悲苦气氛进行了极致渲染。《垂老别》中，“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惊天地泣鬼神。“腥”字调动了读者的嗅觉，同时触动了读者的心灵。“丹”字让士卒的血染红整个山川平原的惨烈跃然于纸上。
白居易尚通俗。释惠洪的《冷斋夜话》中写道：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3]这种通俗风在他的现实型作品中也有反映。从《卖炭翁》来看，“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语言平实通俗，初读便能读懂其意，与今天的白话文相差无几。又如《轻肥》中对宦官生活的描写，言简意赅。但通俗不是无艺术高度，通俗是白居易的艺术特色。
2.杜诗自然，白诗拘谨。
从两人现实型作品的创作动机来看，杜为抒怀，白为讽谏。杜甫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白居易是先有讽谏的目的而后创作诗歌，因而很容易看到两个人的不同。白居易和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作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狭窄的路途[4]。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八月的狂风吹走杜甫茅屋的茅草，茅草乱扬、孩童抱茅之后，杜甫开始叹息生活的艰苦。然而这种感情在杜甫博爱情怀下即刻转成对天下寒士的同情，这一系列情感的变化是十分自然的。从他著名的“三吏”、“三别”来看，更是缘事而发，眼见之事触动心灵悲愤之情不可不发的结果。杜甫不是谏官，更像为自身写作。对于白居易而言，《新乐府》、《秦中吟》作于元和四年至元和十年这一时期，此时他身为父母官，尤其是任左拾遗的元和三年至元和五年，本应进谏。他在《新乐府序》中说道：“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时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因为所作诗歌免不了概念化色彩。如同为《秦中吟》的《轻肥》和《歌舞》，均用大段篇幅铺陈权贵的享乐生活，最后两句与前文形成惨烈对比。
杜甫和白居易的现实型诗歌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白居易，“非乐天诗，几于与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历阳陆同为望江令，得其诗于淮阴，王廉清为刊板而致之郡库，但无《祈雨文》也”[5]。重读二人的现实诗，寄予百姓同情之余也为诗人关心时弊、心系百姓的品德所打动。二人的异同，随着对二人现实型作品研究的深入，定会更明确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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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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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爱国主义 诗歌 杜甫 陆游
我国有许多优秀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们的爱国主义诗歌也被我们广为传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很多诗人都怀揣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把爱国主义融入到自身的作品创作当中。屈原把他对国家的热爱之情融入了《离骚》当中，并被后世所仿效和发展。在唐朝，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大，他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写出了流芳后世的爱国主义诗歌。杜甫的爱国主义诗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将我国的爱国主义诗歌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南宋时期，由于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侵略，当时国家受到屈辱，所以陆游把自己的爱国之情融入到诗歌创作当中，他用其一生的时光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热情，直到弥留之际还表达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热情。通过杜甫和陆游的爱国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诗人的爱国之情，我们通过对他们二人的爱国主义诗歌进行对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对我们也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一、从成长和生活环境角度来杜甫和陆游的爱国主义诗歌
杜甫和陆游都是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教育，儒家的正统思想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国家处于乱世，自己时运不济、壮志难酬，不能够被朝廷所重用。杜甫曾经在朝为官，但是安史之乱以后，他到处飘零，生活也非常艰苦。而陆游在年轻时候也做过官，但是由于自身遭到排挤，不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这种生活背景使他们更多地看到了百姓的疾苦，使他们的诗歌当中更多地体现出对人民的怜惜之情。在他们的诗歌中把爱国主义和爱民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他们爱国主义诗歌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当时他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杜甫和陆游对当时人民的疾苦都非常的同情。而统治者不顾人民的疾苦，继续吃喝玩乐，杜甫和陆游站在人民的立场和角度，对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进行揭露，不断地批判黑暗的现实。在杜甫的诗歌当中就描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在他的诗歌当中很多都是在揭露统治者的昏庸；在陆游的诗歌中，很多都是揭露统治者对于人民的剥削，反应出黑暗的社会现实。其创作的《秋荻歌》，就痛斥了官员的残暴和对人民的残酷压迫。
杜甫和陆游两位诗人都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这与他们长期和普通人民生活在一起，与之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有深刻的关系。他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自身努力来为人民减轻痛苦。他们把普通的农民作为朋友，在内心深处与他们产生共鸣。
在杜甫和陆游的诗歌当中，含有很有希望国家和平安定，希望国家能够统一的元素。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自己经历了颠沛流离，他看到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所以他不希望看到战争的发生。在他所著的诗歌《春望》当中就写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抒发了希望祖国统一，国家太平，人民能够不再流离失所的美好愿望。而当国家收复失地之后，杜甫也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抒发了自己的喜悦之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于祖国收复失地之后的兴奋。但是在杜甫的诗歌当中，像这样的好消息太少，很多时候都是坏消息。所以他的诗歌总体来说还是略显沉重。
二、从爱国爱民的角度，来分析杜甫和陆游的爱国主义诗歌
在陆游的一生之中，他把抵抗外族的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作为自己的志向。在他的诗歌当中，很多地方都表现了希望能够为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的愿望。陆游的一生都志在恢复国家统一，虽然他这个信念屡遭打击，但是他丝毫没有动摇。陆游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自己的诗歌中这样写道：“报国计安出，灭胡人未休。”随着年龄的增长，陆游的爱国主义热情丝毫没有降低。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还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杜甫和陆游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们二人都把自己的爱国热情与民生、爱民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在他们的诗歌当中，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描写过老妇、老翁、官兵、贵族、军阀、恶吏等等。他还在自己的诗歌当中对这些人物的形象进行对比，这样来突出人物间的矛盾。就诗歌创作与人民的疾苦相结合的角度，杜甫无疑是所有诗人当中做得最好的。
陆游的诗歌相对于杜甫来说，与人民的结合就少得多。由于他一生郁郁不得志，但是很多时候是在朝为官的，即使不做官也不用为衣食所担忧。这使得陆游没有像杜甫那样深入了解人民的疾苦。所以，陆游对人民的苦难的理解并没有杜甫深刻。
在陆游的诗歌当中，很多时候关注的是国家的战事，他把家仇国恨融入到自己的诗歌当中，陆游希望能够为国家上阵杀敌，在他的诗歌当中处处都体现出忧国爱国的感情。他想要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陆游的诗歌当中，处处都透露着慷慨激昂的热情，这样的诗句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是很难找到的。杜甫虽然有忧国忧民的感情，但是他毕竟为文人，不能够上阵杀敌。而陆游从小就习武，身上具有侠义之气，所以在他的诗歌当中，很多地方都抒发了自己希望能够上阵为国而战的思想。
杜甫和陆游同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杜甫被人们称之为“诗圣”，陆游也是南宋诗人当中杰出的代表性人物。他们二人的诗歌对后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师承关系上，陆游也向自己的前辈杜甫进行学习，在他的诗歌当中，吸收了杜甫诗歌的精华。他们都属于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们在诗歌的风格方面的差异比较大。杜甫的诗歌中比较重视诗歌的韵律性，强调诗歌的抑扬顿挫。而在思想方面，杜甫的诗歌更多是体现出社会的现实，显得比较凝重。这种诗歌风格与杜甫的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杜甫作为一个爱国爱民的诗人，面对社会黑暗的现实，自己又不能够救助国家和人民，他显得非常的无奈。在陆游的诗歌风格中，更多的是突出了自己的开朗洒脱之情，虽然他一生也是郁郁不得志，但是他丝毫没有哀伤，更多的是体现出了自身的侠义之情和对生活的热爱。
虽然杜甫和陆游的诗歌风格不同，但是在他们的诗歌当中都表现出了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更多的是描述社会的现实，而陆游的诗歌更多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杜甫的诗歌是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历史，而陆游的诗歌是为我们表达了激昂的爱国热情。在杜甫的诗歌当中，处处都体现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意识。在陆游的诗歌当中，处处都彰显着诗人的侠义之气。
杜甫和陆游所创作的爱国主义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虽然他们的爱国主义诗歌有着差异之处，但是都值得我们去深刻地体会和学习。通过对他们爱国主义诗歌的学习，能够更好地激发现代人的爱国主义热情，给我们的爱国主义以新的启迪。
参考文献
[1]傅庚生.杜甫论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受中国和谐文化的影响最深。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和谐文化精神在杜甫的思想与诗歌中均有强烈体现，并对后世的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全面论述杜甫的文化精神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密切关系，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杜甫；中国和谐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杜甫是向往和追求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从小接受的主要是儒家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理念，对道家、释家、墨家、玄学及其他诸子中的和谐社会理念也有所吸收。他的一生都在为追求和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理想而努力。这个理想就是国家统一，民族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杜甫用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现实社会中那些破坏社会和谐、分裂民族与国家的邪恶势力与残酷剥削黎民百姓、贪污腐化等丑恶的社会现象作了不懈的斗争。他的这种追求和谐社会崇高理想的精神及忧国忧民的高尚人格，受到历代志士仁人的高度尊崇与继承发扬。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他的影响，实际上已超越了诗人的范围，上升到民族精神的文化层次。探讨和研究杜甫与中国和谐文化的关系，发掘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就是弘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传承精神文明，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一、杜甫和谐文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有其渊源。概括来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历史文化渊源，地域的、家学的渊源和唐代社会的现实渊源。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杜甫诗歌中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还有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杜甫所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杜甫的和谐文化精神提供了精神的滋养。
实际上，杜甫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从中原文化开始的。在中国诸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是中国元文化的渊源和发祥地；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道家文化，其源头都在中原。杜甫是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他的青壮年时代，是在唐代洛阳、长安两京地区度过的。他35岁以前，基本上是生活在他的家乡洞南巩洛地区，之后的十多年则生活于长安。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包括长安、洛阳两京地区)自周公在成周(今河南洛阳)制礼乐制度以来，两汉、北魏、隋唐都盛行儒风。中原以儒家为主的思想和文化，奠定了他的思想基础。起源于中原的老庄的道家和首传于中原的释家的文化思想，也在中原地区相当流行。中原文化以儒教为本，以道、释为翼的相互补充的思想框架，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结构。但相对地说起来，儒家思想文化则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杜甫的思想基本上在“儒家界内”(叶燮《原诗》)，不能不说是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是一种务实致用的文化思想，对现实社会有很强的政治教化作用和现实的实用性。中原地区的文学，自《诗经》、汉乐府以来，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传统。中原的史学传统，也是充满着实用理性的。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关心现实的人生态度所形成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推进和追求社会安定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动力。道家“顺物自然”即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与释家的“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维摩诰所说经》)的平等意识，可谓是对儒家的“仁者爱人”(《孟子·离娄》)思想的重要补充。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中原文化的传统，奠定了杜甫以儒家为主，兼融道、释的文化思想基础，儒、道、释等思想中的和谐文化因素，对杜甫的人生观有着至深的影响。
除了历史的文化渊源之外，唐代的社会，是杜甫文化思想形成的现实渊源。尤其是唐太宗和唐玄宗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更是杜甫心目中和谐社会的样板。在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是最务实的一种。儒学主要是以伦理道德来安定社会秩序、协调各种人事关系的学说。但在魏晋以后，儒学渐被以玄谈务虚的玄学所代替，处于边缘的地位。唐代建国之后，唐高祖及唐太宗皆实行重儒政策，恢复了国家和地方各级学校以教授儒经为主的教育制度。唐太宗尤重儒学。他说，“朕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贞观政要》卷六)；但对道、释他也同样加以利用。由于他政治上开明、对中国的和谐文化有很深的理解，故他在对待君臣关系、民族关系及君民关系等方面，都能处理得比较得当。他提倡大臣进谏，和睦群僚，搞好君臣上下的关系。对民族关系，他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因此被各民族尊为“天可汗”。他把君民关系比做是舟与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自鉴录》，《全唐文》卷一零)，故能均田于民，轻徭薄赋，促进生产
发展，和谐社会关系，从而缔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唐玄宗在盛唐社会的前期，继承了太宗的开明政治和文化政策，重用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兴利除弊，毁玉沉珠，生活节俭，勤政爱民；在经济上采取了与民休息、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缓和了阶级矛盾，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的空前的经济繁荣景象；在对外关系上，他采取以和平外交为主的绥边政策；在思想方面，他以儒教为中心，兼倡道、释，还采取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促成了各种文化的和谐发展，使盛唐文化尤其是诗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那时大唐的综合国力空前强盛，居于世界之首，出现了“开元之治”的又一盛世。厝太宗的“贞观之治”与厝玄宗的“开元之治”使唐朝达到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后世所企羡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封建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样板。但是，唐玄宗在天宝后期，逐渐地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私欲膨胀，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盲目扩边，激化了阶级和民族的矛盾；在思想上迷信道教，使赖以治国安邦的儒学削弱和边缘化，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文化上也失去了和谐。安禄山、史思明等分裂分子野心膨胀，乘机扩张势力，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杜甫生长于盛唐之世，从小就树立了安邦济民之志，把“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的和谐社会视为历史和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因此，他在天宝后期及安史之乱后，虽处以乱世，目睹时艰，但却未丧失信心，时时处处都以大唐盛世的和谐社会为理想支撑，加以追怀，并以此作为复兴大唐的思想动力，对社会上出现的一切不和谐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斗争，力争大唐早日恢复往日的盛世。
除了历史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渊源之外，杜甫还有其家学的文化渊源。杜甫出生于_个世代“奉儒守官”(杜甫《进雕赋表》)的家庭，有“传之以仁义礼智信”(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家风。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期一位对儒学研究造诣很深的将军，著有《春秋经传集解》传世。杜甫的一生都以这位先祖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其儒学造诣为自豪，曾自称对其先祖杜预“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杜甫之尊崇儒家文化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虽不以儒学闻名，但其诗中也充满了“抚功衔道义”(杜审言《赠崔融二十韵》)的儒学精神。他的继祖母卢氏，“慈恩穆如”，待审言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他的叔父杜并，是一位有名的“孝童”(见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他的姑母裴氏，是位“鲁义姑”(出处同上)式的人物。杜甫年幼，母死后，即由这位姑母抚养长大。其外祖母李氏也被时人视为“勤孝”(张说《赠陈州刺史义阳王神道碑》)一类的人物。杜甫在这样充满着儒教仁孝节义的家庭环境及亲戚中长大，自幼耳濡目染，受到先祖的儒学精神和家庭仁爱和谐家风的很深影响。正是在这些历史、现实与家庭的文化氛围中，杜甫广泛地接受了中国的和谐文化，成为中国诗人中最具有和谐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
二、杜甫思想及其诗歌的和谐精神
杜甫的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思想行动和诗歌创作之中。他的和谐文化思想理念，具体地表现在他的和谐社会理念、和谐诗歌审美观念与诗歌机制方面的和谐等三个方面。
(一)杜甫思想中的社会和谐理念
向往和谐的君臣关系。杜甫特别向往儒家的君明臣贤的理想君臣关系。他心怀稷契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心目中的圣明之君是尧、舜和唐太宗(“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杜诗对尧、舜、唐太宗等君臣和睦的关系予以赞扬，而对唐玄宗晚年亲近小人、屠戮贤臣的行为屡加谴责：“忠贞负冤恨，宫阙深旒缀”(《八哀·李邕》)；他对唐肃宗猜忌贤臣也十分不满：“唐尧(指唐肃宗)虽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他希望能够回到尧舜与汉初“古时君臣合”(《述古三首》其一)的君臣和洽的局面。
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杜甫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可谓是父慈子孝、夫爱妻顺、兄悌弟敬的典范。对子女，他是一位好父亲。他对自己的子女慈爱有加，教育子女读书写诗：“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又示宗武》)，并让儿子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见《催宗文树鸡栅》)。对妻子，他是一位好丈夫，与妻子恩爱和睦，情深意长：“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对弟妹，他也是一位好兄长。在战乱中，他时刻思念身在他乡的弟妹(见《忆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诗)的安危。
主张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他对朋友十分讲诚信，他希望“天下朋友皆胶漆”(《忆昔二首》其二)，都成为管、鲍之交，最恨“翻手作云覆手雨”(《贫交行》)的人。他交的朋友如李白、高适、岑参、严武、郑虔、苏源明等人，不管是对方的穷通遭遇如何变化，他对朋友的友谊都是终身不渝，是一个最忠于友情的人。杜甫还对如李邕、房瑁等正直耿介的年长的前辈，十分尊敬；对年轻的后辈如王郎、司直等人，则奖掖有加，寄予深切的关爱之情。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杜甫一向主张平等相待。他自己的儿子虽然在贫困中饿死，但比起“失业徒”和“戍远卒”的平民百姓来，自己仍有“生常免租役，名不隶征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士族特权，对此他表示十分愧怍；他与羌村的父老一起饮酒，谈论时局(见《羌村三首》)；有客人来访，他请邻家的农家老翁对饮作陪(见《客至》)；他有时还到农家与老农喝酒谈心，与处士山人交朋友，从来没有官人的架子。
对于下层百姓，尤其是对那些弱势群体，杜甫则体现了仁厚的关切同情之心。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天宝末年即写出《兵车行》一类的诗歌，为“或从十五北防河，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远征边塞的士卒鸣不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他写道：“庭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供城阙”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尖锐揭露了统治者残酷剥削压榨百姓和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安史之乱后，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他更写出“三吏”、“三别”之类的新题乐府诗，为天下苍生的生死离别为之痛哭。在蜀中，他写出《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枯棕》等诗，对流离失所的寒士和被刻剥得无以为生的百姓发出深切同情与感叹。在夔州及江湘等地，诗人虽已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却对战乱中无儿无食的寡妇、负薪背盐白发不嫁的夔州女、峡江操舟卖命为生的船夫以及湖湘“杼轴茅茨空”(《岁晏行》)的贫苦人民掬出一把把同情之泪，处处为他们着想，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迫切希望早日结束战乱，让百姓们过上“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蚕谷行》)的太平日子。他还希望统治者要“行俭德”(《有感五首》其三)，惩贪腐，使“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的清明之治及“男谷女丝行复歌”(《蚕谷行》)的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早日出现。
主张平等相处的民族关系。在这方面，杜甫是深受唐太宗和唐玄宗对各民族平等相待政策影响的。在他的诗中，杜甫对一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如哥舒翰(突厥人)、李光弼(高丽人)、王思礼(高丽人)等为大唐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都有甚高的评价，并不因其为异族而掩德不彰。他与贺兰杨、宇文晁、斛斯融等少数民族的人也都有诗歌的交往。对唐军中的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战士，他主张应与汉族战士刑赏一致，平等对待：“明其号令，一其刑罚，申其哀恤，致其欢欣，宜先自羌子弟始。”(杜甫《东西两川说》)
主张国与国之间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杜甫主张各国应各自有疆，互不相犯，和平共处。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保卫国家不受侵犯的基础上，他反对统治者对外扩张，穷兵黩武：“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荀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五)即使是卫国战争，在战胜敌人的情况下，他也主张尽量地减少敌人士卒的伤亡，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二)杜甫对待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理念
各种文化关系的和谐，是盛唐文化的一个特色。唐玄宗在盛唐的前期即开元二十三年以前，是很重视各种文化思想 的和谐发展的。对儒、道、释三教之间的关系摆得较平。尤其是在开元初期，他尤致力于儒教的思想建设。他特别重视和重用张说、张九龄这样的文儒之士，对韩休、卢怀慎和杜逼这样的孤耿之臣也很重用。开元十年，他亲注《孝经》，提倡儒家的孝道，将儒学做为治国的根本思想。对于道教和佛教，他也视为儒教思想的辅助思想，加以提倡。与此同时，他还对外来文化，如从西方传来的各种宗教文化像大秦的景教(即罗马的基督教)、波斯(伊朗)的袄教、摩尼教、大食(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态度都很宽容；对外来的音乐、舞蹈、衣饰、饮食和风俗，他也持有空前的开放态度，大胆加以汲收，充实中国的文化。但唐玄宗在后期却大力推崇道教，使赖以治国的儒学思想逐渐被边缘化。从儒学的理性向宗教的迷信方面倾斜，导致了各种文化关系的失衡。杜甫是继承了开元前期盛唐文化的基本精神的。杜甫对盛唐儒、道、释等各种文化和谐发展心有独钟，但他并非将各种文化思想平均排列，而是有重心的。他心目中的文化和谐是建立在儒学基础之上的。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在各种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他赞颂唐太宗多用儒臣，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行次昭陵》)。他认为严武出镇西川，像汉代文翁一样推行儒家之教化(“文翁儒化成”(《八哀诗·严武》))，非常值得赞赏。他对安史之乱后儒学失坠感到十分痛心和担忧，“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他认为，富有理性的儒学是和谐文化的根本和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不致于使文化失去理性的方向。但杜甫并不排斥道、释等文化，因道教所尊奉的老子(名李耳)是李唐王朝自认的先祖，故杜甫年轻时也曾一度热衷于道教。他曾到王屋山访过道士；曾受到李白的影响，想与李白一起“方期访瑶草”(《赠李白》)；还在洛阳拜谒过玄元皇帝庙。虽然后来他信道的热情有所减退，但道家对现实的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和谐意识，曾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唐玄宗晚年的腐败政治以及唐肃宗贬斥贤臣、治国乏术的一系列政策的批判和指责，固然有儒家的讽谏精神，但道家的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无疑也给他增添了批判的勇气。杜甫晚年对佛教的禅宗也很感兴趣，曾写过“身许双峰寺，门依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诗句。杜甫晚年悲悯苍生、爱及“鸡虫”(见杜甫《缚鸡行》、《朱凤行》等诗)的慈悲胸怀，是受到佛家“普渡众生”思想的一定影响的。杜甫的扬善嫉恶、嫉伪存真的批判意识和“众生平等”的仁慈的胸怀，是将道教、佛教中追求社会平等和谐思想的精华，与儒家文化中追求社会和谐理念相融合的。此外，如墨家的“兼爱”、“非攻”的热爱和平的思想，对他亦有甚深的影响；外来文化中的音乐歌舞及外域传来的宝刀骏马(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予舞剑器行》、《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房兵曹胡马》等诗)，他也持有很高的兴趣，在他的诗中屡加表现。可见，各种文化的和谐并存，是杜甫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三)杜甫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理念
杜甫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有很深的感受，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体现。中国古代是个农业社会，对天的依赖性很强。风调雨顺，能给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而自然灾害，则给农民带来沉重的灾难。故他的诗中写了许多对和风细雨给农民和自己带来的喜悦之情，如写了许多春雨、久早后的夏雨以及农民求雨的诗。在他的诗中，写有关雨的诗，就有十多首。他对巴蜀的青山绿水、树木花草等，都有一种由衷的喜悦与爱惜之情。他对未受到破坏的大自然风光十分喜爱，而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见《秋雨叹》、《雷》等诗)。尤其是他对当地人砍伐和烧山，人为地破坏自然环境，使“青林一灰烬，云气无处所”(《火》)，因而造成旱灾或水灾，表示非常痛心和担忧。他对大自然中与人类和谐共存的动、植物，如能为人类遮荫纳凉的高大的楠树、挺发向上的小松树、赏心悦目的桃李花、随船嬉戏的小鹅儿、沙上傍母而眠的雏鸟等，都非常关心和喜爱，并反对一些人滥杀野生动物(如“汝休射杀南飞鸿”(《岁晏行》)等)。他还非常重视绿化工作，在成都草堂居住时，他在草堂周围种树植花，绿化家园，美化环境，有相当自觉的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与环保意识。
(四)杜甫审美思想中的和谐理念
真善美的和谐。杜甫所尊崇的主要是儒家的审美思想。儒家的美学观主要是“尽善尽美”的善、美和谐理论。此外，道家的“嫉伪崇真”的以真为美的审美思想，对杜甫也有一定的影响。道家的崇真嫉伪思想与史家的“实录”精神是一致的。儒家的“尽善尽美”和道家的“以真为美”相结合而成的真善美和谐的审美理念，形成了杜甫以道德伦理为价值标准以及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为主旨的文学思想。
诗教与政教的和谐。《诗大序》中强调诗歌要“敦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将诗教与政教相统一。杜甫的诗歌有很强的政治教化意识，并能将这种政教意识与诗歌审美的特征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他的新题乐府诗，就是这样的有强烈的反映时事政治意识与儒家忧国忧民道德意识的代表性作品。这些作品将诗歌审美的功能与政治教化作用很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使诗的“兴”、“观”、“群”、“怨”的各种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儒家的“兴观群怨”的诗歌思想，体现了诗歌的教化功能与诗歌各种审美功能的和谐并用。“兴”是指感物起兴、抒发诗人的情感和思想的自我表达功能，“观”是指诗有“观风俗”的社会功用，“群”是指诗有团结协和群众的政治教化作用和以诗为手段进行社会联络的交际功能，“怨”是指诗有对现实弊病的揭露、批判和参与政治的怨刺讽谕功用。诗的这些功用，都在杜诗中和谐地得到表现。如杜甫的律诗，主要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起着与他人沟通的作用；他的古体诗，尤其是其新、旧体乐府等具有叙事性的诗歌，则既可以“观”，又可以“群”，同时还可以“怨”，表达作者对现实的弊端的揭露、讽刺与批判。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兴观群怨”是一个整体，诗的各种功能在杜诗的各体诗歌中虽有所侧重，但都得到和谐地运用和表现，充分发挥了诗歌功能的各种作用。
伦理观与审美观的和谐。杜甫充分体现了儒家“温柔敦厚”的道德观和诗歌的审美观，表现出“中和”的和谐思想。杜甫为人忠厚诚恳，他的诗歌也表现出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及朋友与人际关系的和治仁厚的态度。他的诗歌所体现出的情感，也都具有一种“中和”之美，很有一种理性的节制，不像李白的诗歌那样任情随意，飞扬跋扈。
(五)杜甫诗歌机制中的和谐理念
杜甫诗歌在机制方面体现了充分的和谐。主要表现在不同诗歌体裁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的和谐，以及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诗歌情感与节奏、意象的和谐等方面。
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杜甫在创作中，能够根据不同的内容，选择不同的诗歌体裁。如以言志、咏怀、纪行、叙事和议论的内容，他主要选择古诗这样在篇幅和声律方面比较自由的诗体。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饮中八仙歌》、《丹青引赠曹将军霸》等，还有从秦州人蜀的一系列纪行诗等。尤其在表现时事和现实内容的题材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了新题乐府的体裁形式，有的甚至于用组诗的形式来表达。如《兵车行》、《丽人行》、《悲青坂》及组诗“三吏”、“三别”等五、七言古体诗。在写景、抒情与创造意境等方面，他则主要运用五、七言律诗的形式，做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结合。这只是大体上的区别，但他有时也能创造性地加以综合性处理和运用，如在五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北征》中，他将叙事、议论、写景和抒情融为一炉；在《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等连章律诗中纪事议论，并在《戏为六绝句》中以诗论诗等，都能将内容与形式进行和谐的处理。
诗歌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杜甫诗歌的语言风格是有区别的。在给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或下层群众的诗及面对大众的新题乐府中，在《赠卫八处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示獠奴阿段》、《又呈吴郎》、《兵车行》、“三吏”、“三别”等诗中，他运用明白易懂的通俗语言或口语人诗；而在一些与士大夫和诗人的投赠和应酬的诗中，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送高三十五书记》等诗，则用语博奥典雅，力使赠诗对象与语言风格相和谐。
诗歌形式与声律音韵的和谐。在古体诗中，主要是语言的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的自然声韵是相当和谐的。在一些长诗中，他多次转韵，如在《洗兵马》一诗中，他四次转韵，平仄相间，声韵十分铿锵悦耳。在表达一些急迫节奏与情感时，他多用仄声韵；在情调比较和畅昂扬时，则多用平声韵。杜甫的诗绝大多数是律诗，五、七言律诗的形式是八句整齐的齐言，中四句是对仗句，都押平声韵。律诗形式相对来说比古体诗较为固定。为了使固定的形式有变化感，在声律上用有变化的平仄、黏对的声律来调节，以造成形式上的静(固定)与声律动(变化)的和谐。律诗的对仗句，是诗歌意象的和语言的和谐，声律是音律的和谐。
在声律上，杜甫还追求诗歌人为的声律与自然音律的和谐。杜甫的古体诗中常常有“三平调”的句式。这些句式，是杜甫为了使古体诗避免律句入诗而故意造成的。三平调是人为的，而古诗要的却是自然的音律，并不刻意避免律句人诗。他的拗体律诗中也有些不讲声律、任凭自然声调的句子，以打破律诗声律过于呆板和熟套，其目的是追求一种人为声律与自然声律相和谐。
情感与节奏的变化与和谐。杜甫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是指诗的情感上特色，“顿挫”是指诗的语言声调的错落有致。正是“顿挫”才造成了前者的“沉郁”风格。如杜诗《蜀相》的中两联：上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是“二、二、一、二”的节奏，“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是“二、二、二、一”的节奏。《登岳阳楼》一诗的节奏也是前后有变化的。此诗中二联的上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二、二、一”的节奏，而下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是“二、一、二”的节奏。上联与下联在语法结构与语言节奏上都有变化，这是节奏上的“顿挫”。正是在节奏的顿挫变化，才造成杜诗情感的迭荡起伏，造成“沉郁”的语言风格。
情感与意象的变化与和谐。“沉郁”的情感，导致诗歌的意象的对比和变化，即意象的“顿挫”。杜诗的意象变化较大。如《旅夜书怀》和《登岳阳楼》的中二联，上联写景是阔大的意象，下联写的是个人遭际，是小的意象。前后的意象有较大的反差，这是意象的“顿挫”即变化。正是意象的巨大反差和顿挫变化，才造成情感上的“沉郁”。二者既是变化的，也是和谐的，是对立的统一。
三、杜甫及其诗歌的和谐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纵观杜甫的诗歌，显著的特点就是对祖国政治、人民生活的热切关怀，表达了当时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其代表作“三吏”、“三别”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吏”、“三别”创作于安史之乱时期。那是公元759年，诗人这时正由洛阳回华州任所，耳闻目睹了强征兵役的惨状、修关备胡的情形，于是挥笔写下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三吏”、“三别”。“三吏”、“三别”深刻地揭露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从而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的利害冲突，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成为了辉煌的现实主义诗歌。
从思想内容上看，其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面对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特定历史时期，安史之乱之前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这时人心思乱。安史之乱便正是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它导致唐朝社会江河日下，一撅不振。面对现实的黑暗、政治的腐败，杜甫感慨颇深。他没有丝毫的回避，而是大胆地揭露矛盾，讽喻时事，用自己的笔触真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三吏”、“三别”就是主要通过强征兵役的惨状来表达对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的罪行的强烈憎恨之情。
由于安史之乱迟迟得不到平息，唐军又屡屡失利，损失惨重，不得不再三补充兵源，以致兵源日趋枯竭。《新安吏》中就写到连未成年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作者既深表震惊，“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又深表同情，“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愕。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制，男女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至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又改为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本来按照正常的征兵制度，中男不该服役，而现在连“绝短小”的中男也被强征人伍，从中不难看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其实不仅中男如此，连老翁也不能幸免。《垂老别》中的老翁早已超过了服役年龄，可“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自己也只好弃杖从军。更为奇特的是《石壕吏》中连根本没有服役义务的老岖也被捉去服役。平时由于征兵过于频繁，人们只好白天躲藏起来，官府就在夜里突然袭击了。作者“暮投石壕村”后，就“有吏夜捉人”。尽管如此，深受其害的老百姓因为昼夜不安，此时一听到响动，便知又是捉人了，于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可谁想不肯善罢甘休的官吏为应付差事，竟逼迫老抠“急应河阳役”。捉人拉夫竟拉到一个抱孙的老抠，时世也就可想而知了。仇兆鳌在《杜诗详注》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柞，亦岌岌乎危哉!”就是说把人们整成这样，统治者的宝座也就岌岌可危了。诗人面对这一切，没有粉饰太平，而是如实地讽喻了时事，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之前，诗歌中真正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并不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盛唐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到了杜甫，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才在诗歌中占据了一席重要地位。“三吏”、“三别”在讽喻时事的同时，更是集中笔触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面貌，从中可以看出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博大胸怀。
《石壕吏》中不仅写了老抠被捉走服役，而且还借老岖之口点明了自己一家人不是生离，便是死别，表达了诗人的深切同情。《新婚别》中写了新婚不久丈夫就被迫服役，新妇与他依依惜别，也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关心。类似的还有《垂老别》，诗中描写了老翁暮年从军，告别年迈的老妻的情景，老翁临别之际，听见了老妻伤心欲绝的悲啼声，看见了老妻衣衫槛褛的身影。这时尽管明知“是死别”，老翁还得搀扶起老妻，伤感她的孤寒无依。老妻也明白此去“必不归”，还劝慰老翁保重身体，真是催人泪下，叫人“塌然摧肺肝”，从而深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从这点上看，最典型的当数《无家别》。诗中主人公五年前被征人伍，当他现在因战败掉队回家一看，早已物是人非，故乡一派荒凉颓败的景象。而且回来没有几天又再次被强征人伍。这时他回想起自己久病的母亲，也不知是哪年死去的。自己生前没有奉养，死后又没有能够送葬，叫自己这一辈子难以安心。篇末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不仅是诗中主人公的呼声，也可以说是杜甫代表广大受苦人民发出的呐喊!
三、组诗还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杜甫非常关心国家命运，他的大部分诗篇都忧国悯时，流露出真诚感人的爱国热忱。“乾坤含疮痰，忧虞何时毕?”(《北征》)正体现了诗人始终如一的爱国之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的黑暗和反映人们生活疾苦的讽刺诗，而且也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
他在《新安吏》中写道，“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表达自己对唐军功亏一签的惋惜。同时他还劝勉人们忍悲共赴国难，因为“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仆射如父兄”。
另外，《垂老别》中的老翁也深明大义，“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借老翁之口勉励人们保家卫国。《新婚别》中，杜甫更是借新妇之口发出爱国号召，“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撞关吏》中他还写到了漫漫撞关道上无数的士卒辛勤地修建工事，一句“士卒何草草”就流露出诗人无限赞叹的心情。然后又通过关吏之口写到地势的险要，“狭窄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反映了守关将士激昂的斗志。最后诗人还表达了心中的忧虑，“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一句写出了对历史教训的痛心，也写出了诗人的忧国爱民之情。
摘 要：《羌村三首》以及其他几首诗歌，比较具体地描写了安史之乱大背景下，杜甫如何将妇挈雏随逃难的人群四处奔波备受艰险的情形，人民流离失所、生死无常的悲惨生活，表现了诗人在经历丧子之痛、离别之苦、仕途不顺之后对自己身份的惶惑感、错位感以及痛苦、无奈的复杂情感，昭示出了诗人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与伟大人格。
中国文学史上一般将杜甫的一生概括为四个阶段，即三十五岁前的读书壮游，三十五到四十四岁的困守长安，四十五到四十八岁的乱世流离或称陷贼与为官，四十八岁之后的漂泊西南。其中第三个时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是安史之乱最为剧烈的一个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杜甫和他的家人历尽艰险。在此阶段，诗人创作了许多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作品，诸如今天人们依然非常喜爱的“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等反映现实的古风。其后的白居易、元稹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诗歌继承汉乐府“缘事而发”，“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实际上杜甫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导者，为后世诗人指出了一条通向现实、通向人民生活的创作道路。在这些作品中也有许多反映战乱给他的家人带来灾难的诗歌，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述怀》、《北征》、《羌村三首》、《彭衙行》等诗歌中，诗人比较具体地描写了战乱爆发之后，如何将妇挈雏随逃难的人群四处奔波备受艰险的情形以及诗人的深切感受。本文就以《羌村三首》为例，以诗歌中几处关键句和关键词为突破口，体味诗人对自己身份的惶惑感、错位感，并联系其他诗歌内容，感受在安史之乱这个大背景下，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生死无常的悲惨生活以及诗人丧子之痛，离别之苦，面对仕途不顺的沮丧与民不聊生的痛苦和无奈等复杂的思想情感。
《羌村三首》作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的秋季，诗人自凤翔归鄜州之后。这一年的四月，杜甫从沦陷的长安城逃至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见《述怀》），得到肃宗的恩遇，五月间被授以左拾遗。时房琯罢相，当时杜甫上书为房琯辩护，触怒肃宗，几受刑戮，幸赖宰相张镐等解救，得以免罪，被 “墨制放往鄜州”（见《北征》题注）探望家小，实际上是肃宗借机将他停职放归。这三首诗歌便是他探家时纪行之作，系杜甫回到家中之后写成的。下面我们就这三首诗歌的主要内容并联系其他作品对诗人当时的思想情感予以具体分析。
1.为主为客的困惑
《羌村三首》第一首开篇，诗人先交代他到家的时间。“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在757年闰八月的一天（见其诗歌《北征》“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行北征，苍茫问家室”），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杜甫回到了他的家中。据诗歌《徒步归行》，“徒步拾遗”孤身独行从凤翔出发，在邠州朋友李嗣业处借了一匹马往远在陕北鄜州的家中赶。“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破烂不堪的柴门前长久无人问津，诗人的出现，连鸟雀都欢噪起来了，可见其破落冷寂的程度。这里诗人自称为“归客”。明明是回自己的家，是一家之主回来了，何以言客，既然是客人又何言归来呢？此称呼令人难解。我们可以先看看安史之乱爆发前后杜甫及一家人奔波的行程路线。754年自东都移家至长安，这一年秋后，淫雨连绵，杜甫一家生计更为艰难，遂携家小往奉先（今陕西蒲城）投靠妻子亲戚。756年6月安禄山攻陷潼关，玄宗西逃，杜甫至奉先避难，又携家往白水寄居舅父崔氏，旋即又自白水取道华原继续往北，至鄜州三川县故人孙宰家，闻肃宗灵武即位，即留妻子于三川，只身一人奔行在所，途中为叛军所得，押回长安。757年初在长安陷贼中，四月，“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见758年所作诗歌题目），“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见其诗歌《述怀》），五月十六日，肃宗被他的忠诚所打动拜为左拾遗。756年6月至757年闰8月，可以推算，杜甫与家人相离一年又两个月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杜甫与家人失去音信，子女的生活依靠妻子一人承担，身在异域他乡，以一个妇道人家独撑门户，同一时期所作的诗歌《北征》比较具体地写他到家时看到的情景，“妻子衣百结……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穿着褴褛的衣裳，儿子面色苍白，见他后背面而哭，满身污垢，连袜子都没有穿，女儿衣服上补满了补丁，短至膝盖，上面绣的海景波涛、天吴和紫凤因东补西缝而坼裂扭曲，颠颠倒倒地缝补在粗布短袄上。一家人生活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了。作为一家之主的杜甫，既无钱粮供给，又无音信，诗人此时自称为“归客”，其内心的愧疚可想而知了。是客不是客，是主又无主之实，客也，主也，“归客”也。
而在妻子和儿女的心目中，杜甫已必死无疑。难怪诗人接下来写妻子见到他时的情景，“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突然归来的丈夫，令妻子惊讶不已，他还活着，且在眼前，惊定之后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擦着脸上的泪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诗人由己及人，由具体到一般，概括了这个世道之乱，这个世道给人们心灵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在这乱世之中，出门在外的人，能生还是很偶然难得的事情。
2.为人之父的痛苦
《羌村三首》第二首写他到家之后的情景及内心的感慨。“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离别一年多，与家人团聚本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国难、家愁加之为官的不顺，诗人高兴不起来。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吴小如先生将此联解释为，儿子因为长年不见父亲，到他跟前后，怕生而旋又离去。实际上，联系前后句意看，可怜的孩子怕父亲再次离他而去，紧紧地跟随在父亲的左右，可怜的孩子不奢望父亲能给予什么，只希望他能常常陪伴自己，不再离去。诗人未直接写此时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们可以联系他的另外一首诗歌来分析。755年诗人身在长安，家人寓居奉先，11月诗人前往探望家小。诗中写道，“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强自忍住心里的悲痛，但邻人一片呜咽，又让他悲伤不已。身为父亲，竟然没有本事养活孩子，我愧为人之父啊！诗人将他内心的痛苦直接表白出来了。如同样写一家逃往鄜州时，“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彭衙行》），小女饿得在怀中咬我，稍懂事的小儿自己在路边采摘还未成熟的野果吃。755年已经使幼子饿死，而接下来几年里仍然让儿女经常处于颠沛流离忍饥挨饿之中，甚至陪伴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也不多。而此时诗人再也无法用语言来直接表白他内心的感受了。这就是杜诗沉郁顿挫的特点的体现，郁结在心头的痛苦，欲说还休，欲发而未发，“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黄生《杜诗说》），无以言表，仅表其具体情状，却足以使人感同身受。此中痛苦何以解脱，“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国愁家愁己愁，诗人只好借酒以浇心底这几多愁绪了。
3.为民之官的惭愧
第三首，写羌村乡邻来访。诗人仍然以乐府手法，直叙其事。“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四五个乡亲，提着酒壶来看我了。“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乡亲们一边掀起酒壶倾倒着自酿的酒，一边赧然解释，儿子们都东征去了，庄稼无人耕种，收成不好，酒味淡薄。“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醇厚深情的乡亲令杜甫深感惭愧。所愧何在，仅为乡亲们的醇厚深情而惭愧，还有他意？乡邻来访，除过慰问长年远行的杜甫外，他们还想通过杜甫这位朝廷命官，而且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左拾遗，打听一下国家的状况，国家何时才能平定叛乱，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还家园。诗人以一个“愧”字昭示出了他那真诚的自责之心。其实老百姓的苦难哪里是他的失职所致，但他却在内心把它承担起来，并为此而痛苦，为自己身为朝廷命官享用国家俸禄而不能扶国家之大厦将倾，不能救民于水火之中而惭愧。乡亲们哪里知道，此时的左拾遗已近被罢的光景，杜甫内心的痛苦谁人知晓！
这就是杜甫，“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自己的儿子惨遭饿死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既无兵役之苦更无租税之困的自己尚且如此，那平民老百姓的悲惨更是苦不待言了；在自己“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时候，他想象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就是杜甫，怀致君尧舜之志，忧国忧民之情，历尽磨难，未言己之苦而常念及民之苦，非圣者孰能如此？！杜甫，非独为诗之圣，亦为人之圣者也。
为夫、为父、为官的身份的错位感，作者最后以一个“愧”字做了深刻的概括，这是在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之下诗人劳顿奔波不及家人以及仕途不顺愧为人夫、愧为人父、愧为民官的发自内心的感喟，抒发的是国破愁，民生哀，家世悲。我们在品读诗歌时感受到了诗人那为家为民为国着想的赤子之心，天地良心，一代诗圣所表现出来的伟大人格。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杜甫诗；女性题材；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4-0073-02
中国古典诗歌从最早的《易》爻辞中妇女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的悲叹和《诗经》中有关“弄璋”、“弄瓦”（《小雅・斯干》）的男女判别起，几千年男女不平等的历史演化，谱成一曲曲女性命运的悲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其诗中多面展示了女性的命运，虽然男权的阴影并没有消失殆尽，但他所表现出的具有积极价值的女性观念，无疑显示出诗圣的过人之处。
一、痛怜怨妇哀情，关注人生权利
征妇历来是苦难妇女的代表，杜甫诗中的征妇概念突破了原有的内涵：一是征人之妇，即传统意义上的征妇。《新婚别》中塑造的虽是一个深明大义的，然而，新婚之夜的肺腑之言中，我们感到的是她对夫君前往“死地”的绝望，是“嫁女与征夫，不如弃旁路”的凄惨。仇兆鳌注云：“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暂也。君行军往，别之速也。随君，意之伤也。与君永望，志之贞且坚也。频频呼君，几于一声一泪。”?q?生离死别，令人怆然泣下。二是征男之母。母爱相比夫妇之爱更为博大、无私，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儿子诀别赴征，而且他们还是弱冠的“中男”。《新安吏》中，杜甫描写了这样凄惨的一幕：“中男绝短小，何为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中男年幼，当然不可能有妻子，但为什么父亲不来送呢？“县小更无丁”，有父还用抓孩子吗？“有母”之言外，正可见另一番惨景。真所谓“天地终无情”。再看《垂老别》：“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明知老伴一去不回，还在哑声叮咛，自我保重，努力加餐。字字血泪，读之让人肝肠寸断。家庭的支柱被抓走，希望不复存在，走了的、留下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留给妇人的只有恐惧、悲怆、愤恨、绝望。三是妇为征人。一首《石壕吏》道出史上鲜见的悲惨一幕――老妪赴征。当她哆哆嗦嗦地诉说：“三男邺城戍，二男新战死”的那“一何苦”时，内心潜藏着多少老来失子的悲惨，可现实又何至于此呢？被逼无奈的她只能“请从吏夜归”。仇兆鳌注云：“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子孙、姑媳残至如此，民不聊生极矣。”?r?诗人的视角，不再关注她们作为女性的需求与缺憾，而更关注的是她们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脆弱生命如何生存的问题，诗中就黑暗社会对人性、人格、人的生存权摧残的控诉可谓入木三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脆弱的女性身上。
由于大部分男子在战争中死亡，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 “丈夫死百役”（《遣遇》）、“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的畸形社会现实。“千家今有百家存”，但见“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连寡妇都被剥削得精光，岂不可哀，秋天收获的季节尚且恸哭，则冬春可知。《又呈吴郎》中，诗人描写了一位被残酷的剥削压榨逼向了啼饥号寒之境的老妇，为了生存，他迫不得已扑枣于邻。诗人禁不住为之恻隐，为之落泪。诗人不仅同情她，还劝告别人善待她。这种思想感情浇注在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动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感染力。“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一个主要特征。
现实生活中女性的苦难是广泛而深远的，除征妇和寡妇之外，还有众多的女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负薪行》中，诗人为“一生抱恨常咨嗟”的老处女抱打不平，提出了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四十五十无夫家”的畸形社会到底是何原因？难道是“巫山女粗丑”吗？不是，这里也曾出现过王昭君那样的美女。从诗人对“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的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批判中折射出了男女平等的一线曙光。今人张锡厚评此诗云：“《负薪行》是一首值得注意的以妇女问题为题材的诗篇……这里反映出来的妇女观带有民主色彩，他的认识已经靠近妇女解放问题的边缘，这是他比同时代诗人高明的地方。”?s?此诗也表现出作者对传统落后思想的摒弃。
二、礼赞巾帼风采，反思历史现实
现实生活中女性有悲苦而令人同情的一面，但更有其欢乐而值得礼赞的一面，在她们身上，不乏积极健康、值得称颂的闪光点和人格魅力。杜甫在讴歌这些光辉女性形象的同时，总会发出感伤时事、慨叹古今的慷概之气。诗人将浪漫情怀渗透于对沉痛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之中，他的感慨和心思，总是在一咏三叹中流露出来。《琴台》诗中，诗人从“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凌空写起，短短两句，如仇兆鳌言：“病后犹爱，言钟情之至。”?t?暗点他们琴心相结的爱情美好，并对卓文君蔑视世俗礼法的气概给予由衷赞叹。她那“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的光彩照人形象，既浪漫而已飘然逝去，诗人凭吊琴台，流露出对相如、文君反抗世俗礼法，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无以为继的悲伤。《佳人》中，杜甫刻画了一位冰清玉洁的佳人，也抒发了一介书生在风云际变中坚持节操的人生感喟。《听杨氏歌》中，诗从“佳人绝代歌，独立发皓齿”的赞美写起，以“老夫悲暮年，壮士泪如雨”的愁绪结束，道出世无知音之感慨。仇兆鳌云：“前以佳人起，后以杰士收，感慨无限。”?u?诗人把对女性的赞美渐渐化为“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女性意象渐次淡化。在诗《〈剑行器〉并序》中，诗人由李十二娘的舞剑勾起对昔日公孙氏的回忆，想当年公孙氏是何等的英姿飒爽，并表达了对世事沧桑的感叹。“由此可知，杜甫对擅长舞蹈和音乐的妇女的态度是同情和歌颂的。”?v?诚如王嗣云：“此诗见剑器而伤往事，所谓慷慨也，故咏李氏，却思孙氏，咏公孙，却思先帝，全为开元天宝五十年治乱兴衰而发。”?w?
三、劝惩狎妓世风，寄托规讽意旨
唐代社会世风开放，士子狎妓冶游成为风尚。宴会上，歌伎奏乐歌舞，劝客饮酒，赋诗助兴。士子异地为官，远离亲人，身边往往有陪伴以填补心灵的空虚。然而，唐朝还远没有开放到社会各阶级平等的地步，歌伎、仍然在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中处于最下层，生活在如此背景中的杜甫，自然也与她们有接触，且留下了有关携妓的动人诗篇。在他为数不多的有关携妓的诗中，诗人有艳羡情绪的表达：“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天。”（《数陪李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赠李》其一）然而，杜甫的诗言在此而意在彼，诗的结韵曰：“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这里表现的是诗人惯用的艺术手法――欲擒故纵，先敷衍词章，再下点睛讽喻劝惩之笔。同样，《宴戎州杨使君东楼》诗云：“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依浦起龙说：“所谓‘发兴寄’也。”?x?表达出的是“楼高欲愁思”的意旨。从《陪贵公子携妓丈八沟纳凉遇雨二首》之二“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等诗句看来，“诗人已发现了受侮辱、受损害妇女精神上的痛苦”。?y?《陪王侍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诗中虽也写到“复携美人登彩舟”，但诗人亦不忘“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露沾人衣”的规劝，仇兆鳌说：“从乐极生悲，结出规讽之意。”???无疑显示出杜甫出淤泥而不染、卓尔不群的高贵之处，也是他老老实实做人的一贯作风。
四、爱怜糟糠之妻，谱写人间真情
杜诗中有30余次咏及其糟糠之妻，这在一个诗人的创作生涯中，是具足够份量的。日本学者笕久美子认为，在关于夫妻情思的诗登上公众之堂的过程中，李白、杜甫无疑是属于开时代之先河的人物。???
读这些诗，其糟糠之妻的形象便浮现于眼前。如：“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G，幼子饿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去年潼关破，妻子久隔绝，今夏草木长，脱衣得走西。”（《述怀》）“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北征》）诗中描绘的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于杜甫的物质与精神世界中的，任何人无法替代的、与自己在凄风苦雨中相依为命的人生伴侣式的妻子形象。他笔下的妻子衣着朴素，质朴自然。她独撑门户，任劳任怨，在诗句字里行间折射出的是一个普通男人的真情，爱怜、愧疚、欣慰、感激……此外，其诗中也抒写了妻子雅致闲适的一面：“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睛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自然流露出对妻子的欣赏与赞美，使妻子的形象更加饱满真实。可见，杜甫与妻子的关系是与支配关系无缘的，他们有着真切而牢固的感情基础，他对妻子的知疼、知爱与他诚实做人、正直做事的一生相连，也是杜甫今天信受崇敬的原因之一。
总之，杜甫真诚地为女性唱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赞歌，他那怀物博爱之心，不但为生活在那个血腥苦难的社会中的人们所需要，而且永远是我们不朽的民族精神，属于任何时代。然而，他那“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北征》）的“女祸”论调，作为其时代与阶级局限的反映，无须讳言，必须摒弃。
［注 释］
?q??r??t??u??w????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3页、第530页、第808页、第1481页、第1818页、第1948页。
?s?张锡厚：《关于杜甫世界观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丛刊》（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v??y?马锡鉴：《杜甫的妇女观》，《温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1期。
摘 要：杜甫咏马之作为大家展示了大唐帝国的兴衰成败，犹如一座挖不完的宝藏，以其独特的风格在诗歌史上保持了恒久不变的魅力。
关键词：杜甫；人民性；特色；形象
传统文学家眼中，多视马为富贵的象征、强悍、英伟奇特，被赋予了神龙般的气质，而老杜笔下虽也有强悍英伟的形象如《骢马行》，诗中马的形象雄伟威武，神采飞扬。但是他则更善于塑造凡马，年迈瘦弱这一类型，如《瘦马行》《病马》。在这一类作品中，马多以羸弱多病的形象出现，可以说其咏马诗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的局面，使不为人关注的凡马、弱马、老马也跻身于文学作品之中了。所以较之其他咏马之作，杜甫笔下马的形象比较特殊。凡马一匹，普通的犹如我们的老友一样，不像那种名马，让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瘦马、病马、老马，犹如多年知己一样，向我们诉说着其痛苦的一生，读它犹如同挚友彻夜交谈一样，感人肺腑。作者借这一系列马的形象来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关注，让人读来有种凄凉之感。生命的脆弱和理想的强烈碰撞综合体现在这一匹匹瘦弱、年迈、多病的凡马身上。可以说老杜笔下马的形象打破了传统文学中富贵之气一统天下的局面，“一洗万古凡马空”，独具特色。
老杜的咏马之作，既有壮歌赞歌，也有哀咏悲歌。但总的来说，所塑造马的形象是形神堪悲者多于神采壮逸者。这一风格与他的挚友李白则大不相同，李白被誉为“诗仙”，其诗风多给人一种飘逸之感，他也曾是咏马高手，亦有不少佳作传世，如《天马歌》，在其中他这样写道：“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我们将其笔下的马同杜甫笔下的马作下比较，不难发现李白笔下的马则多了几分仙气，被赋予了神龙般的特质，犹如天马一般，让人敬畏。其诗风也是豪壮多于悲伤，赞歌多于悲歌。而老杜则是悲歌多于壮歌，也许这与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有关吧！总之，老杜所构建的一系列马的形象，大多都富有悲剧美的特征，让人读来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杜甫的咏马诗不仅具有现实性、诗史性而且还有极高的人民性，充分体现了人民诗人关心百姓，体察民情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唐时期，“诗鬼”李贺也写了大量的咏马诗，并开创了咏马诗的组诗传统，与杜甫相比，虽也有独特的创作风格，但其人民性我觉得比不上“杜诗”。李贺咏马诗很多，但我觉得他诗中虽也有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但更多只是因个人终生怀才不遇而发的情感，少了份对贫困百姓的关注，人民性不是很强。所以，我觉得老杜诗歌的人民性较之李贺等人的作品要显得突出些，这也可视为他咏马之作的一大特色了。
老杜一生倾注了全身心血，为我们塑造了一匹匹犹如知己一样的马，它们虽很平凡，但却让我们倍感亲切、自然。咏马之作独具特色的一面，仍犹如一座挖不完的宝藏，期待着更多、更新的
挖掘。
参考文献：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 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第四中学）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关键词】杜甫 诗歌 热爱生活 同情百姓 热爱祖国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22-0076-01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许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歌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的成分最多，其主题在总体上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疾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揭露和批评；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杜甫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因此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其诗歌创作的主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一 不畏艰险，勇于攀登，热爱山河，憧憬未来的主题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到洛阳应进士，结果落第而归，24岁的诗人开始过一种“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杜甫在北游齐鲁期间，正值青年对未来和前途充满了希望，创作了一系列表达雄心壮志的诗篇，也表达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
三首《望岳》诗是反映这一类诗歌主题的代表作品。这里仅以《望岳》的第一首为例进行解析。全诗无一“望”字，但句句写“望”。距离是由远而近，时间是从朝至暮，并由望岳悬想将来的登岳。“岱宗夫如何？”是初见泰山的感受，充满了对泰山的惊叹和仰慕之情；“齐鲁青未了”是经过仔细揣摸后得出的总体印象，烘托出了泰山绵延和磅礴的气势；“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句为近望泰山的印象，“钟”字写出大自然也有了偏爱之情，一山横亘，阴阳两隔，凸显了泰山神奇秀丽和巍峨高大的形象；“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句是仔细观察泰山的印象，山中云气翻滚，心中波澜起伏，长时间目不转睛地望着“归鸟”，体现了诗人对生命的关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句是由望岳而产生的登岳的意愿。
而在《登高》中杜甫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壮景色描写，引述了诗人万里离乡，多年漂泊，暮年多病，国事不宁，返乡无日的忧伤，字里行间洋溢着对祖国的爱。在《秋兴》八首中，杜甫从孤城日暮的情景联想到国都长安昔日的繁华景象，以低沉的格调深表诗人的爱国之情。在《春望》中，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来抒发别国离愁的情绪，也是基于对国家的热爱。
从这几首漂泊生活的诗作中足以发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诗篇也蕴藏着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为了理想孜孜以求的雄心壮志。
二 体验疾苦，感受生活，同情百姓，鞭挞罪恶的主题
杜甫中年时期颠沛流离，目睹了安史之乱给黎民百姓带来的无限创伤，他与劳动人民为伍，深刻体验饱受战争磨难人民的痛苦生活，用大量的诗歌创作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刻同情，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慨叹，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有力地鞭挞了封建王朝的残暴统治。其中“三吏”和“三别”是这一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本文只以《石壕吏》为依据进行分析。
“暮投石壕村”，开门见山，直陈经历，给人以十分真实的感觉。一“暮”、一“投”、一“村”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事件，作者也在这暮色苍茫之时融入百姓的生活，为其观察和感受提供了最佳视角。“有吏夜捉人”，真实地展现了兵荒马乱、鸡犬不宁的社会状况。“夜”字说明官吏捉人的经常性，也暗示了贫苦百姓的悲惨命运。“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写明官吏捉人连年迈的老翁都不肯放过，可谓残暴之至。“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突出了官吏颐指气使的丑态；而“二男新战死……死者长已……”等句也丝毫博得不了残暴官吏的同情，“老妪力虽衰”仍须“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此情此景，杜甫历历在目，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老翁逾墙老妪服役的悲惨境况，他欲助不能；面对至亲骨肉的生死离别，他欲哭无泪。杜甫所能做到的就是奋笔疾书，完整地记录这黑暗的现实，鞭挞无能的统治者，鞭挞这吃人的社会。
三 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热爱祖国，追求幸福的主题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主张民族团结，反对侵略、反对战争。他的诗作既反对李唐王朝对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又反对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原的侵扰和掠夺。诗人赞同民族和睦友好的这种态度，符合各民族利益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进步性。杜甫中后期的作品多写安史之乱，或者是吐蕃、回纥之祸。这些诗中有恢复李唐江山，维护民族团结，反对外来入侵的民族精神。
在《塞芦子》中，表现出他对军阀割据的极力反对，并且提出正确的军事策略，即“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
《述怀》中，杜甫表现出想以拾遗这个请要的谏官对唐王朝讨平叛乱、恢复统一的大政有所作为。“汉运初中兴”喻唐，希望国家恢复统一，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