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24:48
关键词：杜甫很忙；传播学；解读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4-0102-03
一、“杜甫很忙”事件回顾
2012年恰好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3月21日，一组人教版《语文》（必修三）课本中的杜甫涂鸦画像被公布在新浪微博上。即刻，上百网友围观、回复。遭涂改的杜甫头像原作由蒋兆和先生创作于1959年，真迹现存于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图像中杜甫仰天长思，凝望远方。头像因神形具备，所以被选作高中语文课本中杜甫作品《登高》的配图。
3月22日，新浪微博的新浪微话题组通过“微博新鲜事”、list、热门话题榜单等一揽子扩散途径推广“杜甫很忙”话题，带动网友参与并转发，“涂鸦杜甫头像”的星星之火立即演变成“燎原”之势。随后，杜甫图像相关的涂鸦大作不断涌现，杜甫的形象也千变万化，时而端着狙击枪遥望远方，时而戴着墨镜骑车出门，时而成为湖人球员打篮球，时而与靓丽美女玩转风月。基于杜甫的种种形态，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紧接着，3月26日，某位名为刘备的网友在人人网上自制视频《最炫杜甫风》 。该视频以杜甫诗词名句编词，用凤凰传奇的歌曲《最炫民族风》演唱。视频一经，众多网友围观。顷刻间，各主流媒体也陆续跟进，大篇幅报道“杜甫很忙”事件的进展与讨论。“杜甫很忙”关注率飙升，俨然成为3月中国舆论界炙手可热的话题。
二、“杜甫很忙”事件的传播学解读
1.传播中理解的作用。“杜甫很忙”首先是以组图的形式出现在众人眼前。那么，人们从图片中获取了怎样的信息？人们又是怎样思考的呢？无疑，这是阐释后来涂鸦图片被疯狂转载与再创作的基础。斯科特在1994年提出视觉语汇的概念，他认为图像作为一种符号，不止是现实的透明反映或情感的运载工具，也可以是论证修辞的语汇。斯科特的图像概念带来了大众传播媒介图像的第三种思考方式，即除了事实的表现、情绪的引发外，还是组成修辞符号的复杂系统。图像不能单纯从表面意义理解。换言之，杜甫头像的种种涂鸦并不只是单纯的恶搞，转发的狂潮也决不只是因为涂鸦图片的创作技巧和审美价值。那么，人们更深一层的理解可能会是什么呢？理解的定义是人们解释可感觉资料的过程，影响我们理解的方式分为结构式和功能式[1]。结构式取决于物理刺激。功能式则依赖于人自身的心理因素，并产生选择性理解。综合研究经验，假定、文化期待、动机、态度、情绪等心理因素对选择性理解的影响最为明显。同时受这些因素影响的还包括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记忆的过程。
在杜甫涂鸦头像传播的发端，教育学者就指出此种现象的原因，首当其冲是课程教学中冲突的表达。学生因为课程教学的单向性与说教模式，从而产生“文化及话语”的矛盾和反抗“支配―从属”关系的冲突。当前受众在高中的基础教育阶段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共通性，普遍经历过类似的冲突心理及行为模式。反观现实，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持续攀升、社会矛盾的此起彼伏、舆论情绪的亢奋聒噪，人们向往美好纯真的共同期盼、回味过往恬静生活的恋旧情结、选择不同亚文化群体相互倾诉的动机、依托新媒体渠道匿名宣泄的需要也都高度一致。根据心理学家海德的认知一致理论，在认知过程中，个人如果与周围人的认知存在不平衡状态便会产生紧张，平衡状态则能无压力的共存。基于对课本图像涂鸦认知的高度一致和选择性理解，互不相识的广大受众完成了自身的人内传播，更在短时间内围绕该话题扭结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形成偶然群体。
2.群体心理与群体传播。根据个体的归属，群体可分为基本群体、参考群体、偶然群体。偶然群体指互不认识的人临时组成的群体。毫无疑问，在杜甫图像刚刚转发时，肯定属于人际传播和基于社交关系的基本群体传播。但是微博的公共性、自媒体效应和信源信宿的转换能力迅速地聚集了众多的眼球，形成偶然群体传播。众多博友纷纷跟帖、回复、转发，进一步扩大了传播面和群体规模。群体内通过情感表达、个人评论、参看模仿也逐渐汇流出群体规范和群体压力。群体规范是群体内约定俗成的准则，其具有树立评价标准、激发群体动力、控制行为导向的作用。古斯塔夫・勒庞认为群体中的个体意识淹没在群众心理中，群众心理会诱绪，意识形态通过情绪感染而传播。“个体丧失批判能力，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群众的行为是一致性、情绪性和非理智性的。[2]”早先的微博回复包含三个基本语义：杜甫辛苦、图片有才、转发有理。当转发达到一定程度，暗示与模仿的作用便大行其道。暗示，“人们通过交往中的语言、手势、表情、行动或某种符号，用含蓄的、间接的方式发出一定的信息，使他人接受所示意的观点、意见，或按所示意的方式进行活动。[3]”模仿，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行为的过程，分为无意识模仿和有意识模仿。微博使用者登录后，发现多数人都在谈论、转发“杜甫很忙”事件，这就不断的在暗示该用户，为保持社会认同感、减少趋异的心理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交流，必须参与此类话题。而最便捷的方法就是无意识的模仿，转发并回复。个人的意识彻底地淹没在了群体心理中。
3.意见领袖的旗帜作用。1944年，拉扎斯菲尔德和伯纳德发表《人民的选择》，1955年其又与伊莱休.卡茨共同发表《人的影响：大众传播洪流中人的作用》。两项研究显示传播过程可能分为两级，意见领袖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二级传播理论。其中第一级指直接接触传媒、对信息掌握充分的人。第二级指较少接触媒介、从他人获取信息的人。意见领袖是“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意见、评论，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人，是大众传播效果形成过程的中介或过滤的环节”[4]。其具有以下特征：与被影响者一般为平等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均匀地分布于社会各类群体和阶层、社交范围广、拥有较多信息渠道、常常关注身边的事件和新闻。杜甫图像在微博上榜的第二天，新浪微博的微话题组和微博新鲜事V就发表了名为“据说，最近杜甫很忙”的话题专栏，号召广大博友参与。新浪微博话题组与加V新鲜事是新浪微博的管理用户，拥有天然的权威性。同时，新浪微博管理团队拥有一支专业的媒体从业队伍，经验丰富、资历深厚，善于制造话题、策划推广和舆论造势。管理用户能在第一时间全面地掌握和把控话题的跟进情况与人气上涨指数，并与之对应更新状态、做出指导、设立渠道，微博意见领袖的旗帜作用凸显。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新浪微博话题组的议程设置和不遗余力的呼吁，才使“杜甫很忙”真正成为舆论风口浪尖上的焦点。
4.网络定义传播的新视角。20世纪60年代，罗杰斯提出创新扩散作为定义传播的视角，“一定时间，通过一定渠道，在一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中传播”。20年后，罗杰斯批判了自己的理论，并定义传播为“参与者与其他人共同创造并共享信息以达到相互理解的趋同过程”，主张以“传播网络分析”取代之前的扩散模式。网络概念呼之欲出，结构化的传播流所连接的个体组成了网络[5]。网络成为定义传播的新视角，当然这里的网络并不单指电脑计算机网络，也包括社会环境、信息网络结构等一系列动态的变量。“杜甫很忙”在蹿红微博后，开始向其他传播形式和传媒渠道蔓延扩散。博友们不止局限于当壁上观，纷纷操起如椽大笔加入创作大军。微博的自媒体效应被放大，由观看到截取素材、视频制作、歌曲配唱、拼图绘制到转发回复，然后再循环，整个参与过程衔接紧凑，趣味盎然。这就是网络传播的独特性，主体与受众的角色互换，并从中享受到高度关注的成就感和创作过程中的愉悦感。紧接其后，各大主流门户网站、视频网站也都粉墨登场，好不热闹。大家你转我，我转你，获得―再造――回流―再造―再，俨然是一场娱乐沙龙。从中不难看出，网络成为定义传播的新视角：参与的力量、共享的基因、在个性彰显下趋同的精神诉求。
5.议程设置效果和“使用与满足”。3月底4月初，这段时间内，大众传播媒介嗅到“杜甫很忙”事件散发出的焦点味道后，全国主流报纸、电视台、电台都以多种栏目形式，围绕“杜甫很忙”事件的经过、影响和舆论评价进行了大篇幅的跟踪报道，并组织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访谈。至此，“杜甫很忙”事件妇孺皆知，成为老少咸宜的当街“要闻”。其实，大众媒体是发挥了议程设置的效果。议程设置，简单表述就是大众传播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通过选择性报道影响人们去想什么。“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6]”大众传播媒介正是通过栏目报道和议题设置使全国受众知道了“杜甫很忙”。大众观看报道时，如果对话题不感兴趣，可以选择换台、换报纸等方式规避媒介的传播内容。因此，单有媒介研究还不足以说明“杜甫很忙”现象的真实原因。从受众研究角度来看，使用与满足理论未尝不是解释“很忙”风潮的一剂良方。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受众的媒介接触动机以及这些接触满足了他们的什么需求，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们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7]”结合大众传播的环境监测功能、社会协调功能、文化传递功能、娱乐功能来分析可知，“杜甫很忙”事件首先满足了人们对于信息的需求，获知了当前最为流行的话题元素；其次，满足了人们娱乐的需要，无论图片还是视频都不约而同的令人感到轻松、诙谐；再则，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朋友间多了谈资、同事间多了话题、家人间多了讨论、受众与媒介间多了联系点等等；还满足了人们日常愤懑情感宣泄和获取另类创作等各方面的情感需求。因此，受众乐于接受这样的大众传播内容。
三、“杜甫很忙”事件的启示与反思
1.从麦克卢汉理论角度看微博的传播力。20世纪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是讯息”，媒介具备决定性的作用，媒介改变、塑造、控制了人们的组合方式。同时，“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转变了人存在的方式，重塑了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态度。麦氏指出，时代变革的本质是新媒介的革命。“200年前，摧毁旧政权的是思想和理论，而如今，改变生活条件和基本态度的，就是包装了的信息。[8]”2010年是微博元年，初期称之为“围脖”。微博以140个字承载信息，一经出现，便以其及时性、便捷性、随意性、保真性迅速抢滩互联网。微博传播速度飞快，扩张范围宽广，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社交关系的人际网络传播。微博成本低廉、自由开放、互动活跃，极容易形成舆论的台风眼，将事件演变成新闻热点。“杜甫很忙”事件便是例证。其实从发轫之年到2012年，先后有犀利哥走红、山西疫苗案、唐骏学历门、免费午餐、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一系列热点事件批量生产。微博传播的核心能力包括传播及时性带来的直播体验，频繁互动带来的放大效应，自媒体传播带来的信息增殖，渠道海量多元带来的信息整合。微博，作为媒体技术变革的新生代，已经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参与社会、群体组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论似乎再次应验。
2.舆论的新指挥棒――微博意见领袖。
当拉扎斯菲尔德通过实验研究和调查结果得出两级传播概念和意见领袖的初步特征时，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意见领袖以舆论指挥棒的特权。而今，微博中的意见领袖更是当之无愧的杰出指挥家。2011年底的《失恋33天》，以“爱，就疯狂；不爱，就坚强”为主题，结合在全国21个城市拍的短片，邀请了粉丝数量过百万的许多明星大腕为其卖力观影感受和预告片花，在微博状态中赚尽了吆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失恋》果真成为年底票房市场的“黑马”，创下国产中小成本电影最卖座记录。经此一役，《失恋》成为微博营销的代言人，也唤醒了微博意见领袖的激情和指挥意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紧接着，2012年初的《泰坦尼克号3D》故技重施，年中的《中国好声音》也纷纷搬来众星评论并转发微博，两者最终均摘得收视桂冠。“杜甫很忙”事件如果不是新浪微博意见领袖――微博新鲜事团队苦心孤诣的推崇与标榜，估计也难成轰轰烈烈、势不可挡的舆论风潮。因此，微博意见领袖，名至实归的舆论新锋锐。
3.增强媒介素养，警惕商业模式的舆论制造。“杜甫很忙”事件的幕后究竟是否存在推手或策划，姑且不过多争论。但是，当前市场规则对于文化生产领域的渗透和商业利益驱使下的“舆论制造”确实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情。媒介，从本质上说，毕竟只是工具，其功能只能是服务人，而不是奴役人，甚至是蛊惑人，消抹批判性的思考和光辉的理性分析。人不应该沦为媒介或某些掌握雄厚传播资源的利益群体的附庸。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自主地加强自身的传播技能和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 （美）沃纳・塞弗林，（美）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 （法）阿芒.马特拉，（法）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诗歌鉴赏 知人论世 想象 读诗 读己
诗歌艺术是中国文化经典中一支灿烂的奇葩。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中华文化艺术宝库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面对一批不爱学习、对语文“免疫”的中职学生，作为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师，我们的任务就是引导现代中职生进入这缤纷灿烂的诗词胜境，通过漫步古诗苑，启发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冶其情操，丰富其情感，弘扬传统文化，培养诗意智慧，使之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教参的单元教学说明也明确指出：古诗词有经典的文学语言、经典的文学形象和经典的表达技巧，有丰富的思想情感和独特的审美价值。古诗词鉴赏具有培养学生语言能力、阅读能力、写作和审美能力的多重功效，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
然而怎样才能在读懂诗歌的基础上让学生获得美的熏陶，把语言美、形象美、情感美融为一体呢？笔者的理解是只有让学生喜欢才会让他们有阅读、探究的冲动，才能透过语言、形象了解诗人的个性、思想，从而感受其独特的魅力。教学中怎样才能引领学生来一次穿越，走近古人呢？笔者认为经典诗歌鉴赏课仅仅只简单粗略地介绍人物生平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孟子·万章下》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因此作为教师，我们有义务让学生了解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们的性格、思想，从而尽可能让学生真正了解甚至喜欢上其人、其作品。
一、由其人观其诗
笔者的诗歌鉴赏课主要是以“由其人观其诗，再以其诗观其人”的形式进行，借用专业的术语，即孟子所推崇的“知人论世”文学批评方法。
例如在上《将进酒》一诗时，笔者先用了约30分钟时间介绍了李白的生平与喜好。告知学生李白漫游和纵酒的喜好与他的创作风格、内容密切相关，并在穿插“酒中八仙”“采石矶”等故事中，引导学生回忆学过的山水诗——《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独坐敬亭山》等；告知学生李白恃才傲物、狂放不羁性格形象是与其仕途、创作分不开的，并穿插了“龙巾拭吐”“力士脱靴”等故事，师生共同回忆相关的一些政治抒情诗——《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通过诗歌、故事的穿插吸引学生的注意，同时让他们对李白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然后趁热打铁，让学生自读、品读、交流诗歌，体会诗歌语言，理解诗歌情感变化。两课时正好完成第一步内容——“由其人观其诗”。那么如何去观其诗呢？
叶圣陶先生在谈到文艺作品的鉴赏时，举了读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两句诗为例。他说：“要领会这两句诗，得在想象中睁开眼睛来看，看这十个文字所构成的一幅图画。……一个‘直’，一个‘圆’，在图画方面说起来，都是简单的线条，和那旷远荒凉的大漠、长河、孤烟、落日正相配合，构成通体的一致……假如死盯着文字而不能从文字看出一幅画来，就感受不到这种愉快了。”叶老在这里生动而意蕴深刻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读诗要“驱动我们的想象”。因此在教学中，笔者在开篇就引导同学们闭上眼睛去想象那幅“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画面，进入到诗歌的情境中，让学生感悟到李白这样俊逸洒脱之人才能有如此大气之笔调。
二、以其诗观其人
第三课时解决第二步——“以其诗观其人”。根据诗歌内容和诗人生平，探讨以下问题：
一是诗人在诗歌中因何劝酒？古代文人与酒又总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关联，而李白诗中的酒除了豪气外，似乎总与愁分不开，试用他的一些诗句进行说明。
二是这是些怎样的愁？诗人的愁从何而来？
三是诗人不愁就不行吗？为什么？
在课前充分查阅资料的前提下，通过一番讨论学生自然明白：李白的政治梦想与诗人的秉性、情趣、个性的人格差异太大，导致了人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于是，酒成了引子，愁化作血液，狂撑起脊梁。于是，“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最后老师布置一道作业，让学生上网搜索余光中的《寻李白》，看看余光中先生笔下的李白是怎样的形象，与你脑海中的李白形象是否一致，若感兴趣再去多查资料，进一步丰富对李白的认识。
读杜甫的《登高》总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痛彻心扉的疼惜之情，怎样才能让学生也产生类似的情感呢？——先知其人。因此笔者用近半节课时间重点介绍了杜甫的坎坷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并抛给学生这样一个命题：“坎坷的命运对杜甫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从裘马轻狂的生活到李林甫“一次野无遗贤”的“制举”而困顿长安十年，为了光耀门楣，更为了“致君尧舜上”的伟大抱负，“制举”失败后的杜甫也曾逢迎过、钻营过，但最终还是坚守了道德的防线，残酷的现实一步步把他推到了困顿生活的拐角，一个华丽的转身，一位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横空出世！而战乱的经历更是让大量的传世名篇在他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从这里，笔者也让学生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的源泉。
接下来赏析《登高》，那份低沉悲怆的情感就不言而喻了，再问学生该诗如何体现沉郁顿挫的风格，为何会呈现这样的诗风，联系诗人生平经历就不难理解了。这个问题让学生明白：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所以说读诗最终是为了读人。
说到唐诗必谈李杜，而谈起宋词必提苏轼。对于这样三位标杆式的人物，笔者总会尽量让同学了解他们的生平点滴，进而争取走近人物。比如上完《念奴娇》后，笔者推荐同学们去看林语堂的《坡传》，并要求同学们阅读余秋雨的《坡突围》。《一剪梅》则是“以其诗观其人”来教学，通过词中意象走进特定人物——女词人，感受其独特性，再用《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和《武陵春》两首初中学过的词感受不同时期词人的心境，进一步了解词人。
虽然这样用时较多，但在笔者看来，这还是十分必要与值得的，哪怕一个班只有那么三两个同学能够在笔者的介绍下喜欢上这些诗人！语文教学的一个核心目标不就是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吗？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读诗读人的过程中读出了诗歌的形象意义与情感意义，更读出了诗歌所蕴含的哲理意义，而这些对学生来说，对他们的人生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启发，岂不妙哉？李白、杜甫的经历和作品传达给我们的不正是对命运不公的一种积极的抗争吗？他们的经历不正是在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这样的真理么？——人生的命运纵然无法把握，但在困逆中不会永远孤独。
当然，“教无定法”。经典诗歌教学是培养学生审美情趣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作为语文教师，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孙春成.给语文教师的101条建议[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016年9月9日至11日，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召开，来自国内外近百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40余位学者出席了大会。这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首次在四川举办年会，在开幕式上，学会会长、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也特别指出唐代文学与四川、成都的密切关系。西南交通大学总会计师张兵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向仲敏博士、四川大学张志烈教授、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教授先后致辞。此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130多篇，数量多、内容广，涉及唐代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新动向。学者们通过两次大会发言和四个分会场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和交流。
一、李白、杜甫以及其他诗人和作品研究四川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也是杜甫长期流寓和生活的地方。此次会议也有意将李白、杜甫研究作为会议主题之一，共收到约30篇论文，充分展现出此次唐代文学年会的地域特色。
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将李白与科举的关系研究归纳为“性格论”和“身份论”，认为李白没有参加科举的原因应该是如范传正所说的“漏于属籍”。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指出李白作品中有两项特质：①文字简明、意象简单和口语化；②有大量拟古（包括拟古乐府）之作，承袭和模仿痕迹明显，进而推测这是因为李白是异族胡人，他的作品的两项特质正说明这是一个异族人在学习和使用汉语。华南师范大学陈建森发现李白之“思”或逆向穿越到古代，或幻想穿越到神话传说时代，或异化为物穿越到异质时空，神思的独运使太白诗“飘然”“不群”。安徽大学丁放在此前对玉真公主的研究基础之上，重新讨论和肯定了玉真公主以及吴筠推荐李白的旧说。成都大学杨挺运用身份认同理论揭示李白在其诗歌叙事中展示的自我认同，以及对自己与长安的密切联系的强调。河北师范大学曾智安指出《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是李白蹈袭自己旧作或前人作品，带有矫饰色彩，而这种草率的热情很容易带来反面的社交效果，故未得到孟浩然的回应。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则注意到历代以来以图画艺术的形式再现的李白形象，但早期真品多已不存，诗文吟咏则保存了不少信息，如诗文中涉及到的李白写真、文人题画诗以及李白诗歌的诗意图等。此外，四川师范大学王红霞《南羲采〈龟诗话〉解李白诸条辨析》、暨南大学曾肖《一本特别的诗歌选本――大英图书馆藏〈太白诗话〉考述》、西南交通大学商拓《李白及其诗歌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情况简述》、任显楷《〈静夜思〉及其三种英译文的新批评解读：兼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问题》则带来了传播学和海外汉学视野下的李白研究成果。
和李白研究一样，此次会议中的杜甫研究也热烈而深入。复旦大学陈尚君介绍了最近三年出版的三种杜集――萧涤非先生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谢思炜教授的《杜甫集校注》、下定雅弘和松原朗教授主编的《杜甫全诗译注》的编纂特点、体例和成就，评价公允，对了解和阅读这三部新出的重要著作具有指导意义。四川大学张志烈从总体风貌、自然景色、都市繁华和人文胜迹四个方面论述了杜甫吟唱中反映的成都文化，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杜诗中的成都风物。西南大学刘明华分析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教材和语文课本对杜甫其人其诗的选择和评价，折射出时代思潮，也树立了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绵阳师范学院伍联群指出杜甫的蜀道行役诗不仅描画出蜀道山川奇绝之景，亦将山水之奇与行程之艰、世路之难的咏叹交织在一起，突破了山水行纪诗的轨范。兰州理工大学杨晓霭探讨了同谷七歌的体式特点和其中蕴涵的“歌咏言，声依永”的声诗传统。河南大学吴河清提出杜甫晚年作于夔州的《壮游》和漂泊在荆湘大地时期的诗篇共同构成了“诗史”的内涵，也是诗人对自己一生的反思。高雄师范大学王颂梅注意到杜甫八首律诗为两截体诗，其中都蕴含了背离意义，由此发展出两截体的象征意义。日本大阪大学黄小珠从杜甫自身处境的变化出发，发现入蜀前的罢官经历使得杜甫对陶渊明产生认同；草堂时期的创作亦受陶诗影响，表现日常生活的真切性和平凡性，成为杜诗创作的一个转型期。凤凰出版社李相东将李白《赠孟浩然》与杜甫《遣兴五首》写孟浩然的第五首进行对照，发现其中反映出两位诗人在政治理想、创作理念、人生态度方面的差异。西南交通大学宦书亮讨论了杜甫诗中的情绪类心理动词使用情况及其表现的不同时期杜甫心理情绪的变化。中国海洋大学鞠r分析了杜甫《北征》的叙事结构，着意发现其形式之下潜藏的意蕴。乐山师范学院唐瑛从《前出塞》等作品分析了杜甫的战争观。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罗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八届年会暨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杜诗的影响和接受研究也是此次会议的一个亮点。中央财经大学左汉林探讨了杜诗风格在宋诗中的再现，分析了苏轼、苏辙、陈师道、陈与义、陆游等人学杜的不同风格。苏州科技大学凌郁之发现在北宋后期除诗文写作外，李公麟的画也在诠释着杜诗，并与苏黄对杜甫的表彰形成呼应。西南交通大学沈如泉以南宋李刘《四六标准》为例，阐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骈文创作深受杜诗影响的事实。成都大学刘咏涛分析了文天祥《集杜诗》对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展，认为《集杜诗》是脱离原著具有自己灵魂的优秀作品。澳门大学汪欣欣、邓骏捷指出刘辰翁关于杜诗中“丽”与“老”两种审美范畴的评点，不仅揭示了杜诗丰富的美学内涵，还透露出刘辰翁的“以心会心”与以时人审美观念为参照的评点特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张慧玲结合明人对“性情”的认识，分析了明人对杜诗根柢性情还是乏于性情的争论。西南交通大学周芳发现杜甫在乱世中能保身的智者形象被晚清大诗人郑珍肯定，郑珍还以杜甫“穷余而阔壮”的超然激励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宗杜学杜自写心史。中国人民大学曾祥波则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新近完成的杜诗英文全译本，宇文所安的译本既是中国典籍为英语世界翻译和接受的一件大事，也是杜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西南交通大学张宇将杜诗与梓州的地理和古迹结合起来探讨，介绍了这些古代遗存的兴废变化，除利用文献记载外，还引入了大量田野调查的内容。
李杜之外的其他诗人和作品，也有不少论文予以讨论。如中南民族大学萧晓阳从襄阳民歌的角度探究孟浩然诗流丽品格的由来。四川大学周裕锴注意到韩愈诗中身体痛感的书写展示的韩诗的独特性，认为韩诗或者说韩孟诗派风格之所以倾向险怪，很可能与其身体状况相关。日本大学益西拉姆通过对刘方平《月夜》的“虫声”、“南斗”等词语进行分析，提出了新的解释可能，进而认为该诗可能是描写女性艳情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葛云飞考察了孟郊的生平和家族世系，并在其世家大族的背景之下来分析孟郊的“不平则鸣”。西南交通大学段莉萍、李晓丹对姚合送别诗的类型、意象和情感进行了阐述。中国社科院陈才智梳理了白居易接受史研究涵盖的范围，指出将从时间线索展开的接受史研究与从空间领域展开的诗迹研究结合在一起，是未来白居易研究需要拓展的方向。新疆师范大学魏娜认为白居易诗歌自注中包含强烈而自觉的读者意识，白居易以自注作为信息扩充的手段，为诗歌传播提供了便利。中华书局马婧认为李商隐乐府诗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原因中体现了前代创作传统与作家个人性格要素对作品风貌的复杂影响。西南科技大学何娜、周指出李商隐诗中有“怨而不怒”的美德，实乃“弱德之美”。安徽社科院王树森通过比较李商隐与杜牧的边疆民族题材诗文，发现李商隐专注于反思唐朝最高政治伦理的腐败，杜牧则侧重于检讨唐朝应对边祸的具体政策失误与体制机制弊端。苏州大学罗时进对《寒山子诗集序》的伪托问题重新进行了分析，引出寒山、拾得形象演变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张海发现贯休和孟浩然在生平思想、诗歌创作上的某些相似之处。
二、唐诗的综合性研究与文献研究除了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此次会议中的唐诗综合性研究也是精彩纷呈。南京大学莫砺锋对晚唐诗风进行微观考察，揭示了晚唐诗长于律体、重视琢句、意尽句中而韵味不足的特点。广西民族大学张震英考察了在中唐韩孟、元白诸人淡出诗坛后兴起的“第三种势力”姚（合）贾（岛），认为在当时存在一个以姚贾为核心的诗人群体，而姚贾余绪不仅成为晚唐诗风的主流，也推动了唐风向宋调的转型。浙江大学咸晓婷以唐诗题注为切入点，探索唐诗的书写体式、别集编纂等问题，提出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纂过程提供了新视角。复旦大学似燎蛱教至朔段慕滩挠”净与宋初对唐末诗风的传承问题，认为从五代到宋初流行各类印本诗学教材，使得唐末五代人的作品成为宋人诗学知识结构的基础和宋代诗学的一个起点。内蒙古大学米彦青认为草原丝路上的唐诗书写从文学的视角很好地展示了不同民族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认知。吉林大学沈文凡、李莹从唐代诗文中“渤海国”的形象和唐、渤的政治关系出发，讨论了唐文化对渤海国的文化影响。西北大学郝润华认为唐诗中的“凉州”有边塞、词曲名、葡萄、女儿等意象，这与后代文人的盛唐情结与爱国情思有关。首都师范大学郭丽则梳理了“凉州”的称谓和来源，对其音乐特点与传播方式进行了考述，指出在盛唐之后“凉州”被赋予了多种内涵：盛世符号、乱世先兆以及书写河西之痛的载体。扬州大学柏红秀注意到中晚唐音乐格局变化对铜雀妓诗的影响，认为此类诗歌对于研究唐代乐府诗和理解唐诗繁荣有重要意义。海南大学海滨分析了唐诗中的西域器乐，指出西域器乐文化景观所表达的哀伤的审美意味。西北大学田苗分析了唐诗中的珠喻，认为唐诗在使用珠作为象喻对象时，不仅关注其外形特征，也注意到内蕴精神，唐人通过对于比喻本体、表达方式的多元开掘，既催生出新的语汇，又将原本关于珠喻的语汇从陌生化发展至普遍化，成为后世诗歌语言乃至日常语言表达中的常见用法。首都师范大学吴相洲重新解读了郭茂倩有关新乐府辞定义的关键表述，澄清了有关新乐府范围和新乐府是否入乐的误解。四川社科院王永波分析了唐代郎官与诗歌创作之关系。厦门大学胡旭、李芸华指出集贤学士参与诗文活动并开始主导文坛的状况促进了朝野雅俗诗风的交融，为中唐文体文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中国社科院李桃在唐宋转型视野下探讨了士人从文儒到通儒、从士人到官僚的身份转变。四川外国语大学罗燕萍探讨了唐代诗歌与巴蜀园林的互动关系，注意到不同园林类型影响下的诗歌类型创作和历史记忆。新加坡新跃大学陈珀如从相关诗歌文本出发，探讨文人庭园空间和文学创作的关系，并通过后代文人以成都杜甫草堂为主题的诗歌文本探寻文人庭园如何在诗歌书写中由物质空间生成精神性的符号化空间。河北大学吴淑玲分析了驿传在传递诗歌理论、交流诗作、切磋诗艺中起到的重要作用。阜阳师范学院张明华从拓展旅游文学内涵的方面探讨了唐代山水诗文的写作。
佛教、道教对唐代文学发生了重大影响，此次会议中有数篇论文涉及。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徐晓峰从格律的角度对诗禅融合进行分析，认为部分诗人在古律创作中的超越格律、破除规则与禅佛打破法度、离却对待的宗旨相契合。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刘学军对贾岛“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诗句进行详论，以揭示贾岛诗歌创作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赣南师范大学张艮论述了唐宋以来天台宗诗僧形成的自己的创作传统，指出学界常常忽略这些诗僧的天台宗背景而误作“禅诗”加以解读。台湾逢甲大学周诚明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的僧诗进行了详尽的诠释，旨在由此加深对唐代佛教的认识，弥补中国诗史中有关僧诗在叙理、通俗诗方面的不足。宝鸡文理学院刘林魁则对白居易的外丹烧炼及其道教信仰进行了探讨。
在引入新理论分析唐诗方面，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论文。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俞宁使用西方的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分析唐诗中的猿，发现唐人对猿的分类、观察、倾听和解读均有独到之处。台湾逢甲大学廖美玉从物候诗学的角度观察诗歌创作，强调只有在场视维，方能亲身感受时光流转、物候多元的自然流露，“诗人在场”更是一种生存价值。青海师范大学方丽萍注意到中晚唐文人对南方的感知开始发生变化，由表现险怪苦恶到观察其美好，享受其好乐，以致表现出四海一家的地理感知，开启了新的南方认识的时代。台湾逢甲大学李尧涓考察了唐代士人在求仕之路或仕宦之途上的“寒”和“孤”，注意到“京城书写”呈现出正、负两种张力，构建出繁富的京城面向。两篇论文均引入了人文地理学的视角。西北大学邱晓则通过引入原型理论和神话学理论，对神话、道教和诗歌中的“天梯”意象做了初步考察。
在文献研究和作家考证方面，湖北文理学院王辉斌研究了明清流行的四卷本《孟浩然集》，发现四家诗本、王孟集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四卷本，均源出于十二家本。安庆师范学院童岳敏介绍了方苞、姚范、张裕钊三家批杜本的概况，认为方批要言不烦，张批则具体细致，对杜诗风格和诗法技艺的评析较为全面。安徽师范大学韩震军总结了《唐诗纪》校勘唐人诗集的成绩，并评定其整理唐集的得失。河南社科院胡永杰对明人改窜唐诗《黄台瓜辞》“四摘”为“摘绝”进行辨正，发现“四摘”、“摘绝”之异只是古籍流传过程中常见的异文现象。天津外国语大学马骁对杜甫与高适、李白等人的“梁宋游”的时间、地理、众人交游和相关诗作进行了考述。西南大学刘洁通过对日本《千载佳句》中杨巨源作品的考察，发现平安时代初期即有相异于中土所存一卷本“杨巨源诗”传至日本，而且对平安朝大江家族的文人有所影响。鲁东大学陈冠明指出《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存在的一些失误和遗憾，提醒学界使用时注意其中的学术风险，并附以《〈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李姓部分疏误辨正》，有益于此书之使用。石河子大学赵红考证了唐中期宋若莘、宋若昭等宋氏五女的生平事迹。
在唐诗流传和海外的影响研究方面，除上述刘洁文外，还有天津外国语大学马兰州探讨越南汉文燕行诗对唐诗的接受与选择，认为以阮忠彦为代表的越南燕行诗人学习继承了唐诗的性情之美却未展示出风骨之力，长于抒情而弱于言志。西南交通大学刘玉B探讨了越南诗人阮秉谦《白云庵诗集》中的唐音宋调，认为阮秉谦是越南诗人学习宋诗的典型代表，言志明理倾向鲜明，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宋学诗人景理合一的诗学取向。中国社科院王莹对英国汉学家麦大维的论文《不安的记忆：杜甫、皇家园林和国家》进行了介绍，涉及到唐诗中的一些植物意象及其与政治、文化、宫廷礼仪的关系。西南交通大学徐臻探讨了唐代鉴真僧团与日本奈良诗坛的文学交涉。西南交通大学何俊总结了李白、白居易和杜甫在德语区传播的三种类别。西南交通大学唐均探讨了中古阿尔泰语民族文学对唐代文学的借鉴和吸收。日本东海大学佐藤浩一介绍了2014至2015年日本学界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
三、诗学文论研究和文章文体研究诗学文论研究也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南开大学卢盛江《平声与唐诗声律说》讨论了唐人声律重视平声的现象，认为这和近体诗律的追求、平声的声音特性、平声字多等有关。中国社科院刘宁讨论了晚唐出现的《本事诗》等唐代诗歌本事批评这样一种诗学现象，认为《本事诗》中围绕本事批评展开的对“诗史”和“诗教”的独特理解，对深化唐代诗学有重要意义。中国社科院高晓成从晚唐诗格中注意到“物象比”理论，对此理论的构成机理及其对诗歌意象化的作用、集中出现的原因等几方面作了初步探讨。贵州师范大学吴夏平讨论了唐代诗歌、小说、散文等与史学发生的关联，认为唐代呈现出“文之将史”的演进态势，如杂传和小说与正史构成了互补关系。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透过元结编选的《箧中集》，发现元结追求的雅正诗风和其诗歌创作在内容、形式和风格上的特点。上海师范大学王新荷揭示了白居易崇雅抑俗，力主恢复“正始之音”的音乐主张。南开大学卢燕新认为殷[在《河岳英灵集》中采用例证法、比较法等方法，在小传中加入文士生平事迹品评、诗人诗歌成就论析以及诗章与诗句品鉴等，扩大了选本的传播功能，也表述了编选家的诗歌理论。台湾清华大学李欣锡对韦庄所编《又玄集》“清词丽句”的选诗标准进行了细致讨论。台湾中央大学李宜学梳理了《才调集》的版本源流，分析了二冯、纪昀对《才调集》中李商隐诗的诠释及其诗学渊源。广东财经大学胡玉兰讨论了王夫之对“唐无五言古诗”说的态度，认为王夫之即借用这一论断来表达他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维护。河南大学焦体检指出清代诗话对唐诗文献的辑佚考证、唐代诗人与诗作和诗论的研究均有不小的价值和贡献。华南师范大学蒋寅认为清代乔亿《大历诗略》作为古代唯一一部大历诗评选，展示了格调派评点的批评风格和批评话语，乔亿诗学总体上显示出格调诗学在乾隆年间的深化。上海师范大学查清华对陈伯海先生主持的“唐诗学书系”八种专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上海师范大学李定广提出“唐诗选学”的学术概念，以探究唐诗总集编纂演变史及内在逻辑线索、理论和实践意义。
文章研究方面仍以韩愈为中心，但研究的重点并不限于韩文。如辽宁大学毕宝魁强调了韩愈在宣城四年是其学业的开始，他在此跟从窦牟学习，窦牟及窦氏家族对韩愈的人生有重要影响。华中科技大学刘真伦从文化人类学视角来审视韩愈的人论，认为韩愈的人论实质上是讨论人类文明进化的过程与途径。北京大学管琴注意到韩愈有意识地效仿同辈朋友的写作风格，将此称作“效体”；而杜甫在酬唱和赠诗中也善用效体，这可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郑州师范学院张弘韬注意到韩柳二人从思想和创作实践上对待古文、骈文的差异，二者在古文与骈文的互动中实现了两种文体的新变。西北大学李芳民依据柳宗元的释氏题材文类写作了解其个人与佛教的关系，探究当时释俗交涉中丰富的社会文化蕴涵。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认为南宋黄震的韩愈研究既富于理学意味与学术色彩，又显示出敏锐的文艺感受力和独到的艺术鉴赏力，集宋代诗话、笔记论韩愈之大成。河南社科院张清华讨论了姚鼐《古文辞类纂》对韩文的选录和评注，认为其校注精审、评论确当，并将其与茅坤《唐宋家文抄》、高步瀛《唐宋文举要》进行比较，以深入认识姚鼐对韩愈古文的接受和研究。河南大学杨国安从林云铭的《韩文举》探讨明清时期韩文接受的文化背景，注意到当时出现的这种韩文普及选本与科举制艺的关联。四川大学祝尚书对“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当时体”进行了论述，指出其显著特点是文章用典多，内容华而不实。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田恩铭认为中唐士风的复振与文风、文体改革互相作用，形成“直正”之史家风范及弘扬儒学精神的士人群体。日本富山大学邓芳详细考证了元德秀生平、作品及其精神内涵，揭示出元德秀对中唐诗人的精神影响及其在文学复古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湖南科技大学李德辉将唐人行记分为传记体、日记体、笔记体和综述体，分别进行了论述。济南大学李伟探讨了唐末小品文在内容与艺术方面的开拓，即内容上的尚“理”趋向与艺术上对“怪奇”文风的纠偏。
在此次会议上，新出石刻文献研究是一个亮点。浙江大学胡可先介绍了新出石刻史料中有关李德裕的资料，认为由此可就李德裕的生平、李德裕的文学创作、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牛李党争等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讨。西北大学李浩介绍了新见两方回纥碑志，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陕西师范大学郭海通过对《大唐故淮南大长公主墓志铭并序》的解读，明确了公主的家庭、年谱、才华、死亡原因及丧葬仪式。与石刻文献密切相关的墓志碑文研究，这次会议中也出现了好几篇论文。浙江师范大学孟国栋注意到墓志的选材、形制和文化内涵等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考察地域因素对墓志形制的影响，还可揭示墓志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广西师范大学莫道才以卢藏用《景星寺碑铭》为中心，讨论岭南唐碑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骈文文风在岭南地区的影响。东莞理工学院徐海容探讨了初盛唐文馆制度与碑志文体革新之间的关系。石河子大学杨向奎认为义例研究在墓志文献整理中的应用可以有效避免文献整理中的一些错误。北方民族大学王东通过分析墓志的撰写方式，发现撰写者可能会进行史料造假，认为墓志呈现出来的是修正过的墓主生平世界。日本岛根大学户崎哲彦以柳宗元《独孤君（申叔）墓志》为考察线索，又以新出土唐代墓志为参考材料，结合考古、礼制等，就唐人石本与集本互异之原因提出自己的看法。广西民族大学李谟润对四篇碑文的撰者、书者、所立佛寺、书体及所立时间等内容作了考订，揭示了佛寺碑刻作品对研究唐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台湾逢甲大学刘家华考察了千唐志斋所藏唐亡宫人墓志的书风，在墓志研究中投射了书法艺术的眼光，给墓志研究带来新的视野。
四、小说以及其他研究小说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唐代文学年会上发表一直不多，本次会议则有所改观。台湾大学康韵梅根据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揭示《玄怪录》显示幻设的策略，认为从这类文本可探知全书的撰作是为纯粹对“奇诞”的兴味，与元和崇尚奇诡的文风和文士“征异话奇”撰述小说的时代风气相关，指出牛僧孺有意使用幻设手法产生的效果体现出唐代小说兼具史才、诗笔、议论的问题特质。西南大学黄大宏提出唐传奇以虚构一个完整的故事作为小说意义的载体，是传奇文体从传统小说中独立出来的标志，而《易经》“立象以尽意”的方法论原则是唐传奇虚构叙事原则的思想渊源，唐传奇是借故事表达文学意图的典范形式。针对当前流行的传奇概念和观念，西南交通大学罗宁提出应以古人对小说和传记的看法为出发点，重新审视传奇这一自鲁迅之后建立起来的现代概念，主张将传奇看成是一种风格和写法，使用“传奇性（体）传记”的表述，指出唐代传奇不过是中唐时期好奇思潮在传记上的表现，现代的传奇概念扩大化了。香港岭南大学刘燕萍从唐代小说对雷州雷神的相关记载中，发现了雷州雷神的特殊性，如卵生雷种、猪首神以及与雷相斗并迫其降雨等，反映了当地民族的信仰。辽宁大学熊明将客店奇遇故事分为三种亚型，分析了客店在唐人小说情节建构中的功能，并指出这类故事最显著的特征即故事情节的奇幻性与审美体验的惊奇效果。汕头大学杨为刚认为在衙署化与宅第化两种祠庙空间功能对应下出现了冥府叙事和人神婚恋叙事，是两种唐人祠庙信仰的主要书写形式。天津财经大学崔际银分析了唐代商贾小说《窦V》的经营之道，认为其展现出的经营理念值得今人学习借鉴。重庆师范大学何亮从“互类互文”的角度探讨公牍文作为互文文类与汉唐小说的融合，指出小说文体组合的多样化也使其形成“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特征。
一、音乐导入
教学中借助音乐调动情感，烘托、渲染诗歌的内容，创造美的氛围，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文。在教学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时，选择古筝曲配乐吟诵，教师随着明快的乐曲声吟诵，学生从中感受有山、有水，有彩云、有猿声，有小船的美的景象，体会作者喜悦的心情。以美的氛围，为学习这首诗做好情感铺垫。接着，老师介绍李白写这首诗的背景，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深入学习这首诗，有利于学生对诗的理解。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配乐让学生练习吟诵这首诗，更能激发起学生吟诵诗的积极性，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故事导入
小学语文教材所选取的古诗，都是文质兼美的佳作，有相当一部分诗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篇，这首千古传颂、脍炙人口的送别诗，描写了送别好友时的依依惜别之情。孟浩然也是唐代著名诗人，和李白是好朋友，彼此之间情谊深厚。作者既表达了依依惜别的情感，也写出了祖国河山的壮丽秀美。教学这首古诗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导入。以故事导入的好处就在于白话讲故事贴近学生的生活，能够引发学生的好奇，使其兴趣盎然。故事是个海洋，张开敏锐的触觉，便可以到“海”中淘“宝”。教师选择一些内容经典、短小简洁的故事适时引入教学，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诗情，浸润诗韵。
三、课件导入
多媒体走入课堂辅助教学是教师们常用的手段，恰当地运用确有锦上添花的功效。古诗《清平乐・村居》是辛弃疾的一首小词，它呈现出一种清静、宁馨的风格。诗人以简练的笔触勾画出一幅优美的田园景物，描绘出一家五口各具情态的形象，借此表现人情之美和生活之趣。教师可以利用课前准备好的课件导入，或动画、或图画、或录像将一家五口的形态展现出来，或有旁白，或有教师介绍，生动形象，具有吸引力为后面理解词句方面做好准备。小学的语文古诗教学，不再是把作者的思想情感简单地灌输给学生，而是要设计精美的导入，引领学生主动融入诗词的意境，领悟诗词中的形象和情感，从而让学生受到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熏陶，我们教师就应该是那一名出色的向导。
四、朗读导入
上课伊始，我们可以开门见山，配乐为学生朗诵古诗。我们要充分体现古诗诵读的语调，停顿、重音和语速。用我们的朗读把学生带入到古诗的意境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例如，《春夜喜雨》课堂教学就是创设情境 ，激趣导入：
师：春姑娘已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绵绵的春雨悄悄地下着，听――播放歌曲《小雨沙沙》，（学生跟唱）。
师：同学们这首歌唱得真好听，谁能告诉老师歌中唱的是什么呀？
生：小雨！
我刊在本期设置了“多媒体辅助教学专题”，初衷有两个：一是稿件相对集中，主要来自河北省迁安市、沧县两个“小”地方，却涉及了语文、数学、生物、品德、音乐五个学科。稿件基于课程教学实践，反映出来的一线教师在教学中努力尝试、善于总结、普及技术、整合资源的概况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二是在刚刚结束的由我刊承办的“2011北京教育装备展示会暨第二届北京教育装备论坛”上，多媒体技术再次成为亮点，生产企业也密切关注着教师的需求，千方百计地想了解学校配备的动向，如果能多认真阅读分析此类稿件，想必是能摸清当前多媒体实际应用的脉络了。
当前，教师乐用多媒体设备，同时新产品、新技术涌向着课堂，但毕竟教学过程不是生产过程，广大师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如何在教育教学领域、在教育装备工作中把握质与量、好与坏、超前与落后、适度与泛滥的尺度，恐怕产、教、学、研各个方面都需要认认真真、彻彻底底地静思或者长考。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义务教育阶段，1至6年级学生背诵古今优秀诗文160篇(段)，7至9年级学生背诵80篇(段)，合计240篇(段)。由此可见，优秀古诗文教学在整个义务教育阶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古诗文产生的年代久远，学生理解和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加之学生对古诗文积累有限，学生阅读古诗文能力相对薄弱，这就给古诗文教学造成了难度，致使古诗文教学课堂气氛低迷，学生只知死记硬背，毫无兴趣可言。如何有效开展优秀古诗文教学，是每位语文教师面临的共同课题，笔者根据新课程理念，结合长期的优秀古诗文教学实践，认为巧用多媒体可以使古诗文教学有效化，形象化，在此，笔者就多媒体与古诗文教学有效整合谈几点浅见。
一、情境美渲染烘托
美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卢姆说过：“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最大兴趣。”爱因斯坦也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确，学生有了学习的兴趣，才能有学习的毅力和意志，才能深切感知、思考、领会，进而创新。而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直观性、形象性的特点，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巧设情境，使学生如临其境、如闻其声，产生激动人心的情境效果，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教学《诗经•蒹葭》这首诗歌时，笔者制作了一些有关蒹葭和深秋景色的图片，在邓丽君深情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的音乐声中缓缓播放，音乐是生命的节奏和感情的旋律，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情绪活动，是融合思想与感情的一种艺术境界，此时，利用多媒体放映有音乐的画面，创造教学情境，学生顺利进入到一种审美心境营造的浓郁的学习气氛里，在此基础上多媒体大屏幕继续出示《诗经》简介，之后笔者自然导入：这节课，笔者和同学们一起来学习《诗经》中的一首极其优美的抒情诗《蒹葭》，来领略华夏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学生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被激发起来，对《诗经》以及《蒹葭》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这样教学内容顺利解决。
二、情感美感染熏陶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只有当感情的血液在知识这个活的机体中欢腾、流动的时候，知识才会触及人的精神世界。”多媒体技术，以其直观、形象、声音、色彩、动感性等特点，能够营造特定的气氛，生动地展现古诗文的思想意境美，使一些抽象的过程或现象生动而形象地显示出来，使学生情不自禁地沉浸在美的享受中，从而加深学生对真实情景的情感体验。当学生完全沉浸在古诗文的意境中，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时，对古诗文的理解也就上了一个新的层面，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功效。
如教学陶渊明的《饮酒》一诗时，笔者运用多媒体课件，来展现其中的意境美，通过一张张丰富多彩的图片，把学生的情感引入到恬淡，幽静然而却充满生机的田园之中，让学生理解“东篱采菊”的美妙意境。然而学生对采菊一事容易理解，这一形象是容易感知的，可是，对诗人当时的心境不容易理解到位，感受不到那份悠然、闲适的意境，为此笔者播放了古筝《高山流水》，轻松、活泼的音乐，将诗中的“情”化为可作用于听觉的旋律，当学生陶醉于音乐的美妙时，笔者适时点拨：在自然的感召下，诗人的心更宁静了，他悟得了真意，鸟日出而出，日归而返，完全委运自然，那么我要像飞鸟一样，纵身大自然之中，以尽百年，不也欣然自得吗？这样，学生自然很快地感受到诗人的那种闲适之情。于是，在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之下，学生的审美感受得到了训练。
三、拓展美纵深广博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信息社会要求必须具有很强的搜集、处理、利用信息的能力，而这正是被传统语文教学所忽视的重要环节。古诗它具有韵律和谐、诗画合一、感情充沛、意境深远的特点，而且一首古诗所包容的知识十分广泛，常常要提供许多背景材料，如古诗文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写作背景、时代背景、前人评论等等，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给学生，可以增加课堂容量，扩大学生文学积累。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对一首古诗所蕴含的全部内涵有一个全面的或初步的了解，如果单靠教师的讲述肯定是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利用多媒体技术无所不包的优点了。如：在教学《春望》时，首先由学生交流课下搜集的有关作者的资料，学生大多只能了解并搜集到有关作者杜甫的生活朝代，他的字、号等简单内容，而对于杜甫的诗歌地位及诗风了解甚少，这时，笔者补充出示如下幻灯片：
第一张：作者简介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世称杜少陵，杜工部。（杜甫头像）
他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他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年代。
他的诗多沉郁顿挫。
后人尊称他为“诗圣”。
他的诗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故被誉为“诗史”。
接下来，笔者补充提问：后世又是怎样评价诗圣的呢？出示第二张幻灯片：
第二张：赞颂杜甫
民间疾苦，笔底波澜；世上疮痍，诗中圣哲。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满眼河山，大地早非唐李有；一腔君国，草堂犹是杜陵春。
这样,学生对杜甫就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而要深刻理解作品的主旨，最重要的是了解作品的写作背景，学生根据课下注释只能大概了解《春望》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此时，笔者详细补充资料如下：
第三张：写作背景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756年诗人杜甫得知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后，不顾安危投奔唐肃宗而来，想要再有一番作为，结果在投奔灵武途中，被安史叛军掳至长安，过了半年多囚徒一样的生活。这时的首都长安已被抢掠一空，满目荒凉，而家人久别，存亡未卜。第二年（757年）暮春，春回大地，鸟语花香，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但这只能增加诗人的痛苦和伤感。诗人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写下了这首感时恨别、忧国思亲的五言律诗《春望》。
这样，学生不仅能够深入了解作者，而且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更深刻地理解诗词作品。
古诗文是古老中华文明的体现，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文学艺术的高度结晶。多媒体把经典诗词演绎得有声有色、魅力四射，拓展了古诗文学习的空间，打开经典诗词教育的宏阔视野，使学生在短短的45分钟里跨越千年时空，进入诗文的意境，触摸诗文的脉搏，倾听到诗人的情思，使学生由声入情，由情入景，学生的听觉、视觉得到了充分调动，多媒体教学手段弥补了传统古诗教学的枯燥和乏味，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充分地调动，他们学得轻松，学得有趣，其效果必然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 陈新如.多媒体在古诗文教学中的妙用[J].现代语文,2010,5
[2] 褚净霞.初中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导入[J].中国课程辅导,2010,7
古人怎样赞美“高速公路”
陇南地区山大沟深，自古交通就极不便利。修筑道路，在军事上能够确保战事成功，而对于沿途居民来说，则更是不折不扣的“惠民工程”。东汉灵帝年间，时任武都太守李翕率领民众修凿陇南成县山区的道路，把“数有颠覆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粟”的危险路段变成了“坚固广大，可以夜涉”的通途。对于此事，史书上的记载并不详尽，但当地百姓却用自己的方式为李翕留下的一封流传千古的“表扬信”：他们在峡谷山崖间完成了一幅精美的摩崖石刻，后世称为《西狭颂》。
若不是因为百姓自发制作的摩崖石刻，李翕在史书上原本没有留下什么好名声。东汉王朝到了桓帝、灵帝时期，已经呈现出种种末世倾颓的景象，尤其是朝廷大肆屠戮正直官员的“党锢之祸”，至今都让读史者不寒而栗。范晔在《后汉书》中简略地提到过李翕，记录的却是他“多杀降羌”的劣迹，而他的生卒年月至今已无从查考。但有了《西狭颂》全文385个字的描述，我们眼中的李翕一下子具体、生动了，一个睿智坚毅、关心百姓疾苦的古代执政官形象，令1800年后的我们也无法吝啬自己的赞叹。
石刻文中指明，李翕修路的地段是“郡中西峡中道”，也就是今天陇南成县天井山麓的鱼窍峡中。这是一条横亘东西约5公里的狭长溪谷。我们乘车来到如今已是景区的峡谷间，刚走入其中，就被这里的景色深深吸引。夹岸两山宛如屏障，森然壁立，悬崖巍峨，林木丰茂，风光中兼具壮丽与灵秀。
峡奇在山，美在水。峡谷中是一条响水河，时而在峡谷中潺潺绕行，时而在巨石间冲腾奔泻，浪花激起的水声，站在远处也能听到。更有意思的是悬崖上的水，或化成瀑布，像是一条白练从高处垂落而下；或从栈道上方形成珠帘，飞溅滴注，仿佛要洗去我们一路的风尘，表示对远方来客的特别敬意。而这里迷人的不只是自然风情，历代修建的亭、桥、廊、树，与山水相映成趣。我们沿着仿古栈道深入峡谷，几乎有身处桃源仙境的感觉。
但当年这里的居民却未必会赞同我们的感受。东汉时期，这里森林茂密，山岭险峻，去武都郡几乎无路可走。李翕太守正是看到了此间百姓困苦的生活，于是率众开山凿石，修出了一条通道。当地朋友让我们留意观察山体上的一些孔洞；他们说，这就是当年开凿栈道留下的栈孔。经过1800年的变迁，水位已比从前涨高很多，但即便现在看来，栈孔的位置仍处于险峻的崖壁上，可以想见当年开凿之艰巨。
我们一路漫步，西狭栈道仿佛在和我们做游戏，逗引我们时左时右，忽而崖北，忽而崖南。我们走过廊桥，来到一片水潭前。此处被称为黄龙潭，宽约3米、长10余米，看似一面狭长的明镜。涧流潺潺，自上垂入，水色澄清，深达数米。当地老百姓认为黄龙潭有灵性，每当皓月凌空，月光水色，交相辉映，因此被评为成县八景之一“龙潭映月”。
黄龙潭的正上方有一座紧贴崖壁、飞檐凌空的古建筑，这便是《西狭颂》碑亭，蜚声中外的摩崖石刻《西狭颂》便置身其中。我们登上碑亭，隔着栅栏，可以清楚地看到《西狭颂》碑文。刻有文字的崖壁由于经过历代拓印，早已变得黝黑闪亮，厚重朴实。难怪许多中外专家学者初次看到她时，都难掩饰激动之情。
《西狭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也称《惠安西表》，建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长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4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大小约7厘米见方；颂文后有阳刻小字题名12行，共144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碑文的右侧是《五瑞图》，刻着黄龙、白鹿、嘉禾、甘露和木连理5种图像，线条流畅，古朴生动，是汉代绘画艺术中的珍品。此图表现的是李翕任渑池县令时德政卓著，于是天降五种吉祥征兆。《五瑞图》是对《西狭颂》文字的形象补充；将二者置于一处，图文相应，虚实相生，是东汉摩崖石刻艺术中图文并茂的佳篇奇构。因此当地人把它们合称《黄龙碑》。碑刻四周还有历代名人的题刻。
世人对《西狭颂》的评价，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因为地处偏远，因此《西狭颂》很少被唐以前的著述提及。宋代欧阳修在编撰《集古录》时，还不知道有《西狭颂》的存在。比他稍晚的曾巩、赵明诚先后在《元丰类稿》、《金石录》里对它有所著录。自此之后，《西狭颂》声誉日隆，这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了宝贵的文献史料，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其精妙的书法造诣。通常介绍书法史的论著，在讲到汉隶真迹时都要介绍《西狭颂》，称它端正古朴，堪称珍品。海外书法爱好者对它也情有独钟，每年有不少人不远万里来此参观、临摹。《西狭颂》的一帧拓本就被珍藏在日本东京的书道博物馆。
那么，《西狭颂》究竟是哪位书法家的作品？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写在石刻的题名中：“从史位下辨仇靖字汉德书文”几个字告诉我们，该碑的文章和书法都是下辨人仇靖的杰作。“下辨”是地名，在今天的成县西同谷一带。这位姓仇、名靖、字汉德的普通官吏，其姓名不见载于史乘，居然能创作出令今人惊叹不绝的书法名作，实可称为陇南人的骄傲。
《西狭颂》摩崖的另一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完好。历经1800多年，《西狭颂》在原址保存完整，风采依旧，略无损毁。当地朋友告诉我们，这要归功于其独特的位置，碑体凹进崖壁几米深，上凸下凹，避免了日晒雨淋的侵袭。其实与《西狭颂》齐名的汉代书法作品，还有陕西汉中的《石门颂》和同样是赞颂太守李翕、现存于陕西略阳的《郙阁颂》。三者合称“汉隶三颂”，而其他两幅作品现在或已从原址迁移，或经重刻，早已不是本来的面貌。与《西狭颂》相距500米左右的北侧山崖间，还有一幅比它晚建成3年的《耿君表》，大半剥蚀，字迹不清，保存情况也远不如《西狭颂》。可见《西狭颂》能够完璧独存，实属文物保存领域的奇迹。
我们漫步在美不胜收的景区，一会儿拍摄飞鸟停落在水坝上的身姿，一会儿倾听河水流过水车的轻响，而《西狭颂》遒劲纵逸的碑文则一直在脑海中隐现。当今的陇南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处高速公路、机场即将竣工，人们抱怨了千百年的交通不便即将变成过往。千年后的人们，或许也会看到我们的时代以自己的形式留下的痕迹。 第二种痕迹诗圣的江山故宅
诗圣杜甫写下过很多缅怀古人的诗篇，他在寻访楚国辞赋家宋玉故居时，吟出的一句“江山故宅空文藻”，最为感人至深。杜甫未必会想到，在千年后的今天，他自己的故宅也成为了人们探访缅怀的场所；而在国内现存37处“草堂”中，陇南成县的杜公祠则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处。
成县县城东南的飞龙峡口，有一座景色秀美的凤凰山；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它因诗圣杜甫的一首《凤凰台》而闻名。诗中说：“山峻路绝踪，石林气高浮”，形容这里山势的陡峭清幽。而凤凰山的西南侧坡地上，如今却是一组坐西向东的祠堂式建筑，这就是为纪念杜甫寓居成县而修建的杜公祠。
祠堂始建于北宋，相传当地的一位赵秀才买下诗圣居住过的院落，设立为祠堂。最初时名为“子美草堂祠”，又称“诗圣祠”。祠堂一进两院，前院的南北两座厢房现在开辟为展室。后院则是祠堂大殿所在处，院中有诗圣杜甫的汉白玉全身雕像；正西为大殿，供有诗人石雕坐像，上面则挂有“气吞江海”横匾。
祠堂内保存着多处古迹，其中就有南宋时的成州郡守宇文子震刻写的诗碑、明世宗时的两座诗碑、及明神宗时立起的《重修杜少陵祠记》碑石等十多处。而对于熟悉史实、爱好古典的游客来说，最让他们感兴趣的则是祠堂南北两侧的碑廊，其中展示着历代名人所写的杜甫诗篇书法作品几十幅，不少墨迹都相当珍稀，令人百看不厌。
祠堂的院内曾有八株参天古柏，一棵国槐和一丛海棠，人称“八柏一槐一海棠”，相传为杜甫亲手所栽；现在剩下的只有几株古柏。院后南北各有一个月洞门，南门通往后山坡，直达子美崖。后山上种满了白皮松，山色青翠欲滴，飞流而下的瀑布更让我们感叹此间山水的秀丽。当地朋友让我们留意岭上一块突出的岩石：“这就是当年出资修建杜公祠的赵秀才，相传他耽爱诗圣的作品，又眷恋这里的风光，每天在这里守望，天长日久竟化成了岩石！”如果传说属实，那么在古往今来的诗歌爱好者中，赵秀才还真算得上一尊人物。
当年杜甫为什么会在成县落脚呢？这还要从他的经历谈起。
杜甫早年漫游吴越、齐鲁，写下过大量诗作，后在长安做过小官，一直不太得志。“安史之乱”起，他一度被叛军俘虏，脱险后追随唐肃宗，任左拾遗，不久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秋，在他48岁时，杜甫因仕途坎坷、生计艰难，愤然弃官，携家西赴秦州（今天水），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行生活。他在秦州住了3个月，天气渐冷，饥寒交迫，吐蕃人将要兴兵侵袭的消息也越传越真切。“天长关塞寒，岁暮饥冻逼”，诗人愁肠百结，正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位同谷（今成县）的朋友，来信说同谷气候温和，物产丰富，邀请他前往做客。杜甫欣喜异常，于是在这年十月底携同家眷，经铁堂峡、寒峡、龙门镇、积草岭、泥功山，一路上吟咏不断，诗作连篇，最后到达了同谷境内的凤凰山下。
杜甫只在同谷居住了一个月左右时间。文学史专家告诉我们，他在这座被后世尊为“杜公祠”的居所中度过的一个月，可能是杜甫一生中最艰难、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本以为迁居至此，生活能得到改变，但实际境遇却恰恰相反。当时天寒地冻、人生地疏，诗人有时甚至全家断炊，要靠捡拾橡栗、挖食黄独（山药）来为生。在凄风苦雨中，杜甫把亲历的感受写成了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作歌七首》，后世又简称为《同谷七歌》。而他在凤凰山、飞龙潭等地游览时，也感慨于险峻的山势和壮丽的景观，分别写成了诗篇，这就是名作《凤凰台》、《万丈潭》。
一个月后，诗人因生活所迫，决定离开同谷入蜀。这年十二月一日，他又带全家踏上了迁往成都的旅途。这段旅途中，他也写了一组十二首以地名为题的纪行诗，其中《发同谷县》、《木皮山》、《白沙渡》和《水会渡》就作于同谷县内。
在《发同谷县》中，诗人解释了他离开同谷的原因：“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虽然生活艰苦，但他对同谷的秀丽景色仍然十分流连，对这里的朋友也十分依恋：“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临歧别数子，握手泪再滴。”登上同谷县东南方二十余里的木皮岭，杜甫仍然回首眺望同谷：“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
据地方志记载，杜甫在经过陇南栗亭（今徽县栗川乡）时还曾留有题记。唐懿宗时，任成州刺史的赵鸿曾亲自勘寻过诗圣在这里留下的作品。“杜甫栗亭诗，时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何所有。”诗作还在当地人中间流传吟诵，但是杜甫亲笔写下的字迹却已无处找寻了。
此后杜甫经陕西水会渡、四川剑门关，终于到达成都。他在成都寓居在浣花溪草堂，并曾一度进入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府，任职检校工部员外郎，所以后世也称他为“杜工部”。公元768年，56岁的杜甫又携家出三峡，漂泊在湖北、湖南一带，其间贫病交加，两年后死在湘水的船中。
古语云：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在陇南寓居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饥寒交迫，生活极为困苦，却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余首千古传诵的诗篇；那些刻画入微的纪行诗、慷慨激昂的咏怀诗，在杜甫一生的诗作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怅望千秋一洒泪”，这是杜甫昔日在宋玉故居前的感叹。只有来到诗人的故居前，见其之所见，感其之所感，我们才能体会“江山故宅”与“文藻”之间的呼应与激荡。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留给我们的两种痕迹——诗歌和故居——其实指向同一个心灵空间。对于诗圣杜甫来说，就尤其如此。 第三种痕迹
农田中的名将墓
谈起宋代抗金的名将，不少人能道出岳飞、宗泽、韩世忠等人的赫赫威名。而在当时，还有一支抗金力量活跃在西北，与上述众人的名声、功绩都不相上下。他们在陕、甘、川交界地区与金兵苦战近六十年，战功累累，固守住南宋政权的西部防线。一座墓碑记载了他们多年征战的详尽史实，吴玠、吴璘、吴挺一门英杰的故事由此流传至今。
我们所乘的汽车从成县县城出发，一路向北行驶，来到城镇与农田结合部的北郊。难道远近闻名的吴挺碑会在这么偏僻的地方？正在我们有些迟疑，推测司机师傅是否走错了方向时，突然看到路旁一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在向我们招手示意——这正是成县文化馆的张建文馆长，他将向我们介绍的，则是几乎湮没在农田中的抗金名将吴挺陵园，当地人称“吴挺碑”的著名古迹。
吴挺碑所在的位置是成县城关镇石碑寨村，这里依山傍水，地形开阔，从风水上讲，据说是一块“天心地胆”的宝地。张馆长告诉我们，当年的吴挺陵园占地超过1万平方米；但今天我们四下环顾，除了一座为保护石碑而修建的碑亭之外，只看到微风中的青青稼禾，昔日宏伟的陵园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
但这也无法遮盖住石碑的巍峨气势。
这座吴挺碑全名是“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当地人又称“吴王碑”。它的碑身系整块青石雕成，高5米，宽2米、厚0.5米；石碑碑座也为一块完整的青石雕成，高1.5、长6米、宽2.5米，是国内罕见的四螭抱座形。所谓“螭”，是一种无角的龙，四条盘踞的螭龙，神态生动，鳞爪毕现，扭结成一个巨大的团座，承托着重达34吨的碑身，可谓造型奇特，气象不凡。
比这更可贵的，则是石碑上基本保存完好的碑文。石碑正面的额部，刻有“皇帝宸翰”四字，每个字的长宽均达45厘米，四周刻有二龙戏珠图。宋宁宗赵扩亲笔书写的“世功保蜀忠德之碑”八个大字则分列两行，每行四字。碑上图案繁复精美，据张馆长介绍，从碑上的印迹判断，立碑时还曾有鎏金。碑文正文达8461字，详细记述了吴氏家族抗金保蜀的丰功伟绩。张馆长告诉我们，在权威的《宋史》中，吴挺传记只有约1300字的篇幅；而吴挺碑中对史实的记载则详尽得多，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研究宋代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学者，曾经多次引用吴挺碑碑文。
而更让我们感兴趣的，当然是其中记录的吴氏家族抗金史实。
宋高宗年间（12世纪初），金兵分三路南下，其中西路军直入秦川之地，企图占据陇右，打开入蜀大门，然后顺江东下，消灭南宋政权。金兵所向披靡，很快占据了几乎整个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大片地区。宋朝的甘肃武将吴玠、吴璘带领数千名散卒退守到陇南一带。他们召集将士、联系民众，屯兵保国，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地方武装。
根据记载，吴玠、吴璘对于南下的金兵作战异常勇猛，胜多负少，就连最负盛名的敌军大将完颜宗弼（即我们熟知的“金兀术”），也曾在吴家军手上遭遇过平生最大的失败，金兵伤亡大半，宗弼本人身中流矢，仓皇败退。为此南宋朝廷封吴玠为四川宣抚使，以吴家军为川陕防务的主力。
吴挺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年），是吴璘第五子。他幼时十分聪慧，初识字，便能读《左传》。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吴挺17岁，始从军为后部准备将，不久又迁为中书第一将。有一次吴挺到京城呈送文件，宋高宗亲自召见，向他询问西部地势、兵事及战守情况，他对答如流。宋高宗十分惊奇，当即下诏提拔吴挺为右武郎、浙西路兵马都监，赐金带。
成年后，吴挺多次抗击金兵，先后击败过金主完颜亮派遣的阿乌孛堇、合喜孛堇、完颜悉烈等金将。因为战功显著，被任命为武昌军承宣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中军统制。他平日治军有方，“纪明律修，军中悦服”。在军事战略方面，吴挺主张因地制宜，加强防御，以逸待劳，深得南宋朝廷倚重。吴挺长期驻守陕甘，也为当地办了不少好事，百姓对其十分感激，家家户户都供奉他的画像。
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六月，吴挺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年仅56岁。吴挺死后葬于同谷；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立“世功保蜀忠德之碑”于墓前。
吴挺陵园格局极为恢宏，在不少方面都有超出寻常规制之处。张馆长告诉我们，这与修建陵园的吴挺之子吴曦不无关系。吴曦接任父亲的职位之后，一直颇具独霸一方的雄心，这座陵园的营造规模也是他内心想法的写照。
而恰恰是吴曦的野心给家族带来了没顶之灾：他卖身投靠金国，最后被南宋朝廷处死，连带吴挺陵园也被朝廷毁弃。短短几十年间，原本宏大轩昂的陵园变成了荒芜之地，只留下青石雕成的神道碑还矗立原处，守护着地下的主人。
我们小心地穿过长满庄稼的田埂，测算着陵园从前的规模。陇亩之间，一边能看到农民用旧衣服扎起的稻草人，另一边则深藏着原本安放在神道两侧的石兽、石翁仲——随着土地的翻整和垫高，一座座石雕越来越陷入黄土，若不是张馆长悉心指点，我们很难能发现这些昔日的庞然大物了。凭借着赫赫军功，吴氏家族曾在这土地上留下辉煌的印迹；时间无情地抹去了其中的一些，而又宽宏地保留了另一些。对于这两者来说，矗立于此900年的吴挺碑都是最好的见证。
TIPS
吴挺碑的作者
吴挺碑墓志铭为高文虎所撰，陈宗召书丹。高文虎是绍兴间进士，任太学博士兼国史院编修，曾参与《四朝国史》编写。陈宗召，朝廷起居舍人，凡朝廷颁布敕令和礼乐法度之赏善罚恶、文武官员任命、州县废置、各地灾变等，均由他记录以授著作郎，又掌修国史。此二人既是南宋著名史学家，又是书法家。墓志铭出自他二人之手，不仅碑文为国家之典范，书法也堪称一代珍品。
将军柱：吴挺的军事发明
我们不妨将原本作为唐诗发展重要界标的“四唐”视为时间概念,并认为由这一时间的轴线所展开的繁复的唐诗进程实际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时代的演进史。百年初唐后,李白横空出世,为诗国带来新的美学楷模,宣示了对宫廷陈式做派的胜利。他极大地影响了后代士人的人格并融入民族的精神史。而自贞元、元和以后则出现了宗杜思潮,诗人们以坚实的步履沿着“少陵路径”前进。从创作实际看,“后李杜”时代实际上就是杜甫影响的时代。
唐诗学术史上的“四唐分期”说,为唐诗史研究建立了重要的界标,也产生了许多局限。这种局限主要来自“四唐分期”中“时”和“势”两种表述对后者的强调。我们知道,初、中、晚的自然时间顺序展开中并不附加轻重褒贬的价值判断,但一旦引入了“盛”这一“势”的概念,“初、盛、中、晚”就潜含了“起、隆、衰、落”的解释意义了。这种解释必然会引导或制约人们对唐诗发展史的认识,看似生动的描述和细致的划分其实并没有准确把握唐诗发展脉络和实质。我们注意到近代学者将唐诗区分“为两半者不乏其人,首半是李白的时代,次半是杜甫的时代。李白总括前唐诸诗人,杜甫是后者的先驱。”①这一划分未加申说显得过于简单,但不应忽视它对于我们理解李杜的造极与分途在唐诗史上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特定角度进行解释而不是作具体而微的诗史过程分析,我们愿意取“四唐”说为时间概念,而认为由这一时间的轴线所展开的繁复的唐诗进程实际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时代的演进史。
一 走向李杜的诗史进程
焦《论诗文》说:“杜甫之才大而实,李白之才高而虚。杜是造建章宫殿千门万户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楼手。杜极人工,李纯是气化。”这里突出的是旷古未有的“天才”与“人杰”这两种伟大作家才性
的区别,然而他们的创作成就,毫无疑问都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如果作为开元、天宝诗国高潮的标志和象征的话,我们宜将李杜这两位诗国的代表合而论之。
李杜诗在开、天之际出现,是我国古典诗歌创作的一次登峰造极,其最重要的意义是诗歌回到民间状态以后对宫廷创作的全面超越。人们对此似未引起充分的注意。我们知道,自魏晋至南北朝,文化学术一直在门阀氏族的垄断之下,文学艺术活动集中于社会的上层,宫廷兼有文化创造和消费的双重功能,文化和文学知识主要在以皇宫、春坊、后庭这个非常狭窄的的循环通道中流动。与之相应,上承“柏梁体”,下启“元嘉体”、“永明体”、“宫体”诸体,形成了深厚的宫廷文学的传统和审美倾向。入唐后唐武德初至天宝年这一百多年的漫长过程中,虽然《文选》、《玉台》和类书是主要的文化读物,但后二者却几乎确定了宫廷趣味。文学创作虽然增加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艺术元素,但总体上仍然沿着六朝的脉络发展。帝王和他们所设之文馆以及与文馆紧密联系的学士集团,兼及后庭宫妃,是文学产品的绝对创造者②。有学者统计,康熙朝《全唐诗》收录初唐九十多年间存有作品的诗人共220余家,其中210多家是上述身份的人员,占初唐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就作品而言,220多位诗人中,剔除重出互见和一些诗人入唐前的作品,共得2444首,其中可以确认为写于宫廷范围的诗约有1520首,所余仅920首③。如果说杨慎所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升庵诗话》卷八)未免言过其实的话,那么我们说初唐诗歌主要出自宫廷,则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贞观和龙朔是初唐文学的两个重要阶段,贞观诗风和龙朔诗风典型地反映了初唐文学的走向。然而当回视贞观一朝时,人们深感困惑的是何以一场伟大的政治革命带来了社会的大治和新变,但诗坛却表现得相当传统和稳定。太宗亲自倡导“庶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其曲,变烂漫之音”(《帝京篇序》),但其内心深处仍难以真正摆脱六朝宫廷趣味,诗歌的题材和内容大体不出宫廷飨会游豫范围。贞观史家对六朝文风曾作过如此激烈的批判:“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义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魏征《隋书?文学传序》)但是贞观朝如陈子良《塞北春日思归》、魏征《述怀》那样雄浑苍劲的作品并不多见,大量的是“锵洋鸣玉佩,灼烁耀金蝉。淑景辉雕辇,高旌扬翠烟”这般富赡华美的描写,甚至有许多谄媚的谀词,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颂体”④,是非常恰当的界定。
龙朔文坛集中了以许敬宗、上官仪、李义府为代表的一批才优而德薄的官僚和进士。武则天的统治在中国政府管理史上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她虽然无法标榜一代治世,然而数十年间社会经济确实也上升发展;她用非常态政府管理机制维持了较长时期的运转,但付出了政治生态严重恶化的代价。正是在这种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舍道德而逐“绮错婉媚”的艺文就变成相当普遍的行为。“上官体”因上官仪伏诛沉没于政治风浪而有所收息,而随着其孙女上官婉儿后来执掌月旦词人诗文之权又再度兴起,诗歌形式美学的单向突出发展成为初唐之末相当引人注意的文学现象。
这就是李白之所以发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这浩歌激烈批评的原因。然而,初唐近百年间“民间创作”的潮流也在不时涌动,形成对宫廷文学风气的冲击,也启动了走向李杜的诗史历程。
首先是初唐四杰。杨炯在《王勃集序》中对龙朔诗风的批评具有经典意义:
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宫,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
从杜甫“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戏为六绝句》)这颇为愤然的辩驳中,我们知道关于他们的为人是否“浮躁浅露”(《新唐书?裴行俭传》),创作是否“华而不实”(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一定在较大范围内曾有过激烈的争议。然而无论四杰的行为有没有
可议之处,也不论他们的理论与贞观史臣相比在批判性上是否有多少突破,但应该肯定,在总体上他们能够“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涩,以自由代替局缩”。在卢、骆手上六朝趣味最浓的宫体诗“由宫廷走到市井”,在王、杨那里五律的表现内容“从台阁移至江山与荒漠”⑤,这正是积极的民间写作产生的成果,是走向李杜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驿站,它呼唤和接应了诗国高潮的到来。
第二次是陈子昂与方外之友。《新唐书?陆余庆传》:陆氏“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⑥。这是一批年轻的诗人,或举进士未选调,或沉沦下僚,或是道士僧人。他们既为方外之友,则迥异于台阁诗老。读子昂《群公集毕氏林亭》诗,其尽去浮华,而存浑厚朴茂之气,确乎与宫廷作家自成两队。“十友”所创作的为数可观的描写山川林泉和羁旅生活的诗,无论是对美景的欣赏,还是对生命的忧患,都有一种真实的体验和情感在。正是这种“真”,酝酿出心中和笔下的“气”。当子昂写下《修竹篇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时,这种“真”、“气”提炼成对文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而作为创作实践,《感遇》等一系列诗歌已成为李白《古风》诗写作的直接先导。
第三次是神龙逐臣。他们是神龙元年发生的一场以倒武复唐为目的的宫廷政变的牺牲者。张易之、张昌宗被诛后,“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期、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⑦。这是一个相当残缺的名册,沈期《初达州》有“流子一十八”之说,这十八人中还包括苏味道、韦元旦等,也就是说当时诗界有影响的“文章四友”和“沈宋”尽在逐臣之列。这些逐臣都曾经是地道的宫廷文人,在高宗政柄归于武则天之后,他们是美丽而贫弱的宫廷诗风的扇扬者和追随者。但是人生的巨大落差,使他们走出了宫廷,走近了民间,其所遭受的贬逐的精神打击和与京师的地理分离都使他们原有的宫廷心态发生重大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民间状态。“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之花。”(宋之问《度大庾岭》)“独游千里外,高卧七盘西。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沈期《夜宿七盘岭》)这些诗虽然不能用骨气端翔、风格刚健这样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但字里行间情景真切,兴象浑融,忧愤之气、沉郁之感中包含了对人生遭际的思考,显示某种新的风貌。可以说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在杜审言等“文章四友”和“沈宋”的流贬作品中已见端倪。
我们提及诗歌创作的“民间状态”,是力图与“宫廷风气”相区别。虽然神龙至景云宫廷反复,诗风流变,宫廷作家与在野作家的内质分别已出现淡化倾向,张说、张九龄早期的作品所表现的内蕴气质也实在不能用“宫廷”和“民间”的属性简单界定。但是将近百年初唐诗史提要钩玄,我们相当清晰地看到,是宫廷诗人掌握着诗坛的话语权,而诗歌创作长期在高层内部运转,使作品表现单一,情感贫乏,骨力薄弱。风骨和性情的熔铸是百年初唐突围的出路,唯其如此才能根本转变诗坛“积贫积弱”的状况。时代呼唤着李白、杜甫和更多的伟大诗人的出现。
二 李杜登峰造极的意义
众多的文学史家和李白研究者在论述李白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采用“家世惝恍”、“生平非凡”这样的表述,这里学者们触摸到了一个极有意味的事实。李白出生于哪里,是皇族血脉还是布衣后代?是否确系凉武昭王九代孙?是纯粹的汉人,还是胡人,亦或胡汉混血儿?是什么原因使他成为“难求谱牒”的“绝嗣之家”⑧?又是什么原因使其家在神龙之初,逃归于蜀?“指天枝以复姓”⑨是记忆中的事实,还是暗喻神祗?他本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的文化教养究竟从何而来?所有这些疑问都永远无法得出确凿无疑的考证结果,而成为一个个谜团。然而正是这个神秘的谜团似乎已经暗示出一个天才人物的奇异的诞生,并显示出这个天才人物有足够的理由成熟,也有足够的理由天真;有足够的理由永远成为强梁,也有足够的理由永远浪漫狂放。
然而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标示出李白这个来自于社会中下层士人所能够达到的行为的限度,所能够攀登的文学成就的高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李白与此前人们公认的宫廷作家或曾经是宫廷作家的那批文化人物的活动在时间上做一个梳理、对照。且让我们以开元九年(721)李白拜谒益州长史苏为基准点。此次苏赞赏他的作品“天才英丽”,“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似乎可以说,这次主动干谒诸侯并得到高度肯定对李白非凡的一生来说具有“时间开始了”的重大意义。而这一年——距许敬宗、孟利贞、上官仪、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等人集古今文集英词丽句撰成《瑶山玉彩》五百卷,孟利贞撰集《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上官仪作《笔札华梁》二卷58年⑩。
距苏味道进士及第54年,杜审言进士及第、元兢撰《古今诗人秀句》二卷51年,宋之问、沈期进士及第
46年。
距高宗宴百僚诸亲于咸亨殿,赋七言诗效柏梁体,太子李贤、霍王元轨、相王轮以及侍臣戴至德、薛元超等并和43年。
距李峤、李适等学士修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崔融编珠英学士四十七人诗二百七十六首为《珠英学士集》五卷20年。
距中宗至昆明池赋诗,群臣应制百余篇,帐殿前结彩楼,命上官昭容评议高下,昭容在沈、宋之间衡决,最后以宋诗结尾“犹陟健举”而断为第一事12年。
距中宗至澄泓皎洁的兴庆池观竞渡之戏,苏、李适、韦元旦、刘宪、苏、张说、武平一等各赋《兴庆池侍宴应制》事11年。这是中宗最后一次组织游宴赋诗。从景龙二年七夕至四年四月六日兴庆池之宴,大型游豫兴篇活动竟达三十七次之多!
以上是我们列举的武则天和高宗实际享国期间重要的宫廷文学活动,这看似最高层、最高雅的诗歌写作因目的的指向为阿谀奉承、献媚邀宠而变得十分瑟缩委琐。《瑶山玉彩》、《碧玉芳林》、《玉藻琼林》、《古今诗人秀句》等提供了搦管时的一切装饰配件,其诗貌状温恭而气格孱弱,雕凿绮错而精神苍白,不但没有儒家道德理想中的使命意识,担当精神,连即景抒怀时应有的真情实感也荡然无存。诗道衰靡至此,多么需要一股迥别于宫廷的强大的反拨力量!
什么是李白的魅力,这是研究李白时不断追问的问题。我认为李白的魅力正源于他所创造的人生的和诗学的奇迹,这也正是李白其人其诗的诗史价值和意义所在。李白在《与韩荆州书》尝自云:“十五学剑术。”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写过好几首侠客诗,如《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侠客行》:“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与同时代人在这一主题创作中或讥刺贵家子弟骄纵侈肆,或赞美豪荡磊落、敢于牺牲的精神完全不同,李白的任侠诗颇类自传体。在诗中与其说是要表现一种精神,倒不如说是在公开宣称他属于一个鄙视贵族,无视法规,且自我崇拜,唯我称雄的特殊群体。正是从这一群体出发,他创造了令人惊奇的神话。
李白追求和实现理想的心态和方式迥异常伦。他自信“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而以“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非凡的资质和才华,一切“欲取之,必得之”。他有资格“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勇于“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用漫游方式激扬意志,播散声名,也竟能迎娶前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于安陆。他决不走科举进士的寻常入仕之途,宁可深隐待荐。而在天宝元年(742)玄宗下制诏“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通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旧唐书?玄宗纪》)不久,即获得了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以饭之”(李阳冰《草堂集序》)的无上荣光。一时间“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宴”(《流夜郎赠辛判官》),他平步青云实现了辅弼帝王的政治理想,极尽人臣之幸,为天下羡慕仰瞻。李白的这种出仕入朝神话不仅在门阀制度森严的汉魏六朝,在科举路途已开,庶族阶层有可能进入上流社会的初唐,都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而且永远不可重复。正因为如此,他给那个时代带来的惊奇是巨大的,并具有永久的魅力。
李白诗歌一如其人,全由豪放雄悍和自由浪漫的气质所铸,神龙见首不见尾,“如快剑斫阵,十步一人;如黄鹤临风,貌逸神王”(黄淳耀《小山集序》),与陋靡弱的初唐宫廷气息相去足成霄壤!对此我们当以“激情诗人”对待,而不应用一般的诗学标准来衡量。所谓“激情诗人”,是完全由强烈的本真感情驱使,将无限广阔的社会生活与“陶酒、鲍色、谢山水”(冯班《钝吟杂录》卷七)全部牢笼于胸中、笔下,充分自由地加以表现,形式服从表达的内容,而绝不受任何形式的局限。尤擅在欢欣与愤怼的两极,用摇山动地的笔力,倾注澎湃的感情,形成壮思飞扬的气局。诗体随意驾御,篇章情尽而止,语速迅疾明达,声韵不拘平仄,句式喷迸流泻。“作诗调我惊逸兴,白云绕笔窗前飞”(《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梦游天姥吟留别》)。如果说“悲壮”感是李白与建安诗人的衔接,“惊奇”则是他激发自我并刺激读者的全新的审美手段。李白诗的惊奇带着一种横披六合,力敌造化的雄壮、伟大的力量打开读者的思维,震荡读者的心灵,全面改写了人们对六朝和初唐宫廷诗歌的阅读体验,在中国诗歌史上翻开了崭新的一卷!
与李白这样一位“激情诗人”相比,杜甫堪称地道的“忧患诗人”。和李白生平明显不同的是,杜甫身上有着浓厚的忧患色彩。早年的裘马轻狂、读书万卷的生活,只是美好的记忆,而载入诗篇的情感都带有深刻的现实经历的戳记。在杜甫的经历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是天宝六载科举考试事。该年玄宗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者诣京师”接受考试,但李林甫掌政,惟恐士人“泄露当时之机”(元结《谕友》),故将所有予考者全部斥之,使考选成为惊天骗局。唐代文学史讨论杜甫时必涉此事,然皆引证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从个人“怨愤”上加以解释。其实这一事件对杜甫创作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上层政治生活有了真切了解和切肤之痛,更在于科举入仕之途彻底堵绝而“不得制科一代名为标”11后,其生活的曲线下沉到社会的基层,更多的忧
患经历将重建起与一般科考进士不同,也与自己早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迥异的心路历程。
一个奉儒守官,不坠素业的贵族子弟不得不卖药都市,衣食寄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无疑能够从屈辱中体验到社会底层的忧患,而贫穷得以至于家中幼子因冻饿而死也必然使其忧患感拓展和加深,然而当安史之乱爆发,“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唐王朝繁荣下的危机转化为一场灾难,诗人“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以后,他的忧患就具有了全新的且更为深广的忧国忧民的内容。在这种忧患中,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已提升为对万方多难的国家的焦虑,并激发出“临危莫爱身”的英雄主义气概,甚至直到逝世前他仍然忧虑和惦念着朝廷、国家和人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伏枕书怀》)这种非常真实的心理书写充分体现出完全将个人心灵融入时代和历史的精神内涵。
作为“忧患诗人”,杜甫和李白一样,拒绝“词臣”的卑微角色,成为人格完全独立的诗人,一改屈委琐、曲意逢迎的宫廷词臣做派;而直面国家灾难和时代创伤,用诗笔真实地表现出大悲痛、大哀伤,并将其永远成为历史的宗卷。在艺术表现上,杜甫也具有与李白不同的表现方式。虽然他“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12,但总的来看,他的诗并不太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也不太注重宏大的物象,却关注具体的人物和事物,着意于人和物的细微之处,通过反复酝酿情思,提炼表现对象的内质,使感情和意度厚重深沉,同时作者将这种感情和意度用张弛有度的节奏,回环往复的涵咏,凝重精粹的语言,丰满浑融的兴象结撰成既有沉郁顿挫之美学面貌而又充满人文关怀的篇章。
杨慎《升庵诗话》云:“太白诗,仙翁剑客之语,少陵诗,雅士骚人之词。比之于文,太白则《史记》,少陵则《汉书》也。”确实如此,如果说李白诗气高调雄,给诗坛带来的是无限震惊之美,杜甫诗则是一派沉郁敦厚的气象,诗人兼宗一代,全面继承中形成了大幅度的突破,在新叙事手法的创立、近体格律的完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上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也是充分陌生化的,因此它同样改写了人们的阅读经验,更新了人们的诗学审美观念。
评价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意义,自然应当在诗风和诗艺两个层面展开,既关注其诗的风骨、气格、意理,发现在六朝宫掖诗风未殄之际,我们的“激情诗人”与“忧患诗人”在诗学精神上对六朝及初唐百年间诗歌带有革新意义的改造和升华,同时注意他们在建立诗学典范过程中创新体、格、韵、调等形式要素的意义。因为正是这两方面的完美结合,使李杜将近百年由宫廷诗人控制诗学话语权的局面彻底改变了,并形成了双峰对峙、双星照耀的盛大局面。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唐代诗歌的前半期是李白做了最后的总结,是李白的胜利,然而在这胜利的庆典上,完全抽去杜甫的席位,也是不公允的。
三 李杜在唐代的传播和接受
许多李杜研究者都对天宝三载两位诗人洛阳相见的诗史意义给予了热情赞颂,其中多为以今度古之说,甚至不乏夸张的色彩。事实上此次见面无非是杜甫对李白得道登真深表企羡而已。《赠李白》自谓“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称李白“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而企盼“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所表达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仍然是对自己求仙访道的评价,并进一步表示对李白仙风道骨的心仪。此次交游,虽然确有“论交入酒垆”,“气酣登吹台”(《昔游》)的经历,但杜甫之倾心于李白,主要是热心求仙。在《冬日有怀李白》中杜甫云“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此可佐证杜甫的确是有随李白求仙访道之约的。至于为什么空期鹿门,是否和他本人的秉性气质与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的名士风度并不相容有关13,是实在不得而知的。
这里我们指出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学史家所评价的诗史意义,根本原因“实在是诗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盖了”14,但并不否认它对我们研究唐诗发展过程的意义。恰恰相反,它向我们揭示的天宝初李白与杜甫不对等交往的事实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从现存的交游资料不难看出杜甫对李白有“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兄弟”的感情,有“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的高度评价,但是他的诗却很少得到相应的回报。杜甫晚年在《南征》中曾深深地喟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关于这一现象仇兆鳌曾分析到:“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至于天宝之后,间关秦蜀,杜年愈多而诗学愈精,昔太白未之见耳。若使再有赠答,其推服少陵,不知当如何倾倒耶!”15这里有感情色彩浓厚的想象成分,难以取信。唐润州刺史樊晃作《杜工部小集序》云:“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据此我们知道杜甫诗在当时没有被普遍认知,客观上是由于安史战乱,南北阻隔,杜诗未能广泛传播,主观上读者审美观倾向于“戏题剧论”的作品,对诗思沉郁的“大雅之作”缺少重视。樊晃代宗大历五年至六年任职润州,故《杜工部小集序》所反映的是迄止大历年间杜甫诗传播和接受的情况。
杜甫诗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情况到贞元、元和时期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愈《调张籍》诗有“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数句,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的具体背景如何,当时一定有一场关于李杜的争论,只是争论的内容和倾向是什么实难详其情。一个基本事实是,经历了生前和大历的沉寂,杜甫得以与李白并称,并成为与李白形成优劣之争的一方,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味的转折。
贞元、元和年间的士人,多数出生于安史战乱平定之后。他们是像大历诗人那样逃避社会现实,去创作一些虽有格调,但边幅偏狭的诗呢,还是介入生活,用诗笔表现时代精神呢?其实,当涉及到文学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不仅要追问作家的态度,而且要追问政治环境,而政治环境对淑世热情的激发往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宪宗政治上的开明态度和由此带来的复兴气象,使得不少诗人恢复了对社会的信心,坚定了儒学理念,唤起了强烈的国家意识,并激发起了自身的使命感。孟郊、卢仝、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李绅、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一批关注现实的诗人,都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具有高度拯世情怀的“忧患诗人”杜甫被重新认识,时代需要杜甫,而贞元、元和的士人的情感也与杜甫非常契合。因此虽然在大部分诗人心中李白并没有被忽略,但杜甫显然受到格外重视了。白居易《与元九书》谓:“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穿古今,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这里已经将杜甫稍稍向前推进了一步,进而在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对李杜则有了显而易见的抑扬之意。以下是一条颇有经典意义的人们常常引用的材料: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肩差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显然在元和这一特定阶段,文心服从了史心。然而这一评论的代表意义是非常突出的。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此后不久,第一部尊杜选本《唐诗类选》就出现了16。选编者顾陶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气度,选录了杜甫三十多首诗,而且在《序》中一反“李杜”排序,首次提出“杜李”之说,尊杜的风气从此愈来愈烈。
晚唐诗人并没有进行过李杜优劣高下的讨论,从“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杜牧《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颓”(韦庄《漳亭驿小樱桃》)的表述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在诗学精神上既尊李也崇杜,所不免思考的倒是“李杜之后诗坛的巨大空白由谁填补?”但是精神上的尊崇是一回事,创作实际中所取的路径又是一回事。考察晚唐诗歌发展的实况,我们是不难发现诗人们沿着“少陵路径”前进的坚实步履的。
晚唐五代无论诗人或作品,在唐代诗歌史上所占比重都很大,群体划分颇为不易。但如果将晚唐五代根据其发展以大中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的话17,其演变脉络就清楚得多。大中前之晚唐是“向着词的意境与词藻移动”的李商隐的时代18,这一时代的代表诗人包括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李群玉、赵嘏等;大中后的唐末五代大体上又分为通俗派、苦吟派、绮艳派和纪实派。通俗派以杜荀鹤、聂夷中、罗隐、皮日休、顾云、郑遨为代表,他们近承白居易,主张讽颂美刺的诗教说,提倡诗歌应当切于“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皮日休《正乐府十篇序》)的现实目的,乐府诗进一步发挥了讽喻的功能,其他各体亦多表现民瘼之作。苦吟派是一个直接继承孟郊、贾岛而覆盖面最广的一个唐末诗派,方干、李频、许棠、李洞、张乔、曹松、周朴、齐己等都以苦吟名家,五律尤多佳作。绮艳派是步武他们上一辈温、李等“老凤”的一批诗人,如韩、吴融、唐彦谦等文辞艳丽,迹近温柔,部分作品不乏风骨,讽喻悠远。纪实派代表作家为韦庄,显然李商隐《行次西郊作一百韵》的纪事风格对其有一定影响,他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以完美的艺术结构,成为叙事诗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另外,郑谷随诗夹注的《故少师从翁隐岩别墅乱后榛芜感旧怆怀遂有追记》和贯休为数颇多的新题乐府明陈直述,都有鲜明的纪实倾向19。通过对晚唐五代诗歌体派的简要梳理,就不难看出整个一个时代的宗杜思潮了。众所周知,李商隐号为“警丽之
作,其源出于杜拾遗”20。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可称诗史,当与少陵《北征》并存”21。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唯义山一人而已。”甚至认为义山有些作品“虽老杜而无以过也”22,因此后来诗人便往往走学义山而跻少陵一路。有论者认为,在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等诗人中,体多近老杜而唯杜牧颇类太白。其实,杜牧之所以与李白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是缘于他那份当朝宰相后代的气度与豪情,还有他的那种特有的风流潇洒,至于其诗,豪迈尚奇,风调高华处似李,而沉涵灵运,情韵婉转处则绝似少陵,宋人“杜牧之诗字意多用老杜”23,清人“前有少陵,后有樊川”(归庄《与杜于皇》)之论确有识见。而通俗派与纪实派,其诗歌所体现的民胞情怀和拯世精神,显然与杜甫诗的人伦感情和忧患意识一脉相通,其叙事手法则直接宗法少陵。绮艳派和苦吟派诗人都是律体诗写作的高手,杜甫充分格律化的诗歌给予他们的不仅是熏沐,也是直接的示范。事实上,杜甫的出现无疑标志着诗歌写作技术化时代的到来,正是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的月锻日炼,开唐代苦吟风气,也使得初唐时即已出现的推赏佳句、重视诗眼的词林习尚更加定型化,也更受重视。晚唐人“储思必深,词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孙樵《与友人论文书》)的追求和“吟成五字句,用破一身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的态度,都受到杜甫性僻求奇,炼字凝神的思路和方法的影响。据此我们可以说,晚唐诗史从总体上说,是在杜甫诗学精神和诗学方法笼罩下展开的,贞元、元和时期诗人尊杜的思想至此产生了实践的成果。
四 “后李杜”时代的诗学取向
我们在这里强调中晚唐诗歌主要是沿着杜甫一脉发展,一方面是基于“忧患诗人”的人伦纲纪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裴说《经杜工部坟》),这便是晚唐人尊杜学杜的祈向和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是基于“少陵集中无所不有”,其思维的博涉,内容的丰富,“可谓集大成”24。再一方面是其写作手段高度技术化的影响。虽然杜甫集天地之灵性与神韵的格律诗并没有推助他登上科举殿堂,但作为可以摹仿,可以重复的诗学成果却无疑为科举时代的无数士子构建了走向成功的阶梯,而且技术化的种种元素的组合利用往往可以检验诗人们的艺术能力、诗学水平,因而在那个诗的国度,它对中晚唐士子的吸引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综合这三点我们不妨说“后李杜”时代实际上就是杜甫影响的时代。在近古诗史上“少陵路径”在不断延伸,后人甚至“推崇少陵,几为诗家孔孟,学诗而不以少陵为归,亦犹学道不以孔孟为归,终为小成散圣”25。一旦被“诗圣”化,杜甫这位古往今来伟大诗人的积极影响进一步扩大了,而诗学研究中的消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产生。
那么“后李杜”时代中李白的意义是什么呢?
在无法点燃激情的时代,“激情诗人”只能成为一个高悬的理想,他那种适合于激情表达的写作范式也难以成为摹本。对其诗艺,虽然他的古风、歌行和绝句创造性的表现方法,作为一种典范颇为后代诗人希风;其诗风格,唐代韩愈以及唐后苏轼、高启、黄景仁、袁枚等风华超卓的诗人心追手摹,其作品亦有一定程度神似李白者。但应该客观承认,从才性来说,天资纵逸仙来神往,五岳蟠心气度轩昂的李白诗的艺术境界确实高华难追,非学可及,赵翼“青莲诗从未有能学之者”27的断语和都穆“后之人作诗,乃多学杜而鲜师太白,岂非以太白才高难及”(《南濠诗话》)的分析,大致可以反映诗史的实际情况。
但是,后人“多学杜而鲜师太白”决不意味着在中晚唐以至近古文学史上李白影响的弱化。一个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影响也是多维的,正如清人熊琏所说:“从来以诗鸣者非仅声韵擅长,清风高格,代不乏人,如渊明之节,太白之狂,浣花翁言言忠孝,香山、东坡居官多惠政,此辈当为诗坛增色。”(《澹仙诗话》卷一)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发展史足以证明,李白是其中最光彩夺目,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他以盖世奇才和与生俱来的异文化色彩带给盛唐诗坛的强大的冲击力及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非凡诗歌的奇特之美和震惊之美是无限的。“太白之狂”不仅是一笔诗学财富,也是一笔精神财富。那狂傲奇倔,高目一世的性格以及对理想的追求、对自然的亲和、对权贵的凌蔑、对陋规的冲决,连同他的那份异端的思想,浪漫的天性和强悍的灵魂都极大地影响了后代士人的人格并融入民族的精神史,而他人生追求的奇幻、悲壮的过程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的一章。李白千首非凡的诗歌作品和他独特的人生履迹无疑已经凝炼为一个偶像,一个传奇,一种境界,一个诗歌史和文化史上最具有魅力的符号。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充分理解李杜并称的认识意义和实践价值。
注释:
①见吴经熊(1884—1986)《唐诗四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罗时进《唐诗演进论》第一章《初唐文馆与初唐诗
风》,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③见聂永华《初唐宫廷诗风流变考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④余恕诚《唐诗风貌》,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⑤闻一多《四杰》,收入《朱自清、胡适、闻一多解读唐诗》。⑥“方外十友”之称又见于《唐诗纪事》卷八《陈子昂》。⑦《旧唐书?张行成传》附《张易之张昌宗传》。⑧⑨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⑩各事件系年参照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本年为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在初唐宫廷诗歌史上,这是极富诗学成果的一年,当具专门研究的价值,但唐诗学界对此注意似乎不够。11席佩兰《长真阁集》卷一《夫子报罢归诗以慰之》。12陈正敏《遁斋闲览》引王安石语。
13“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第二首《赠李白》。仇兆鳌注:“此诗自叹失意流浪,而惜白之兴豪不遇也。下二,赠语含讽,见朋友相规之义焉。”有学者谓后二句言自己一事无成,有愧对李白之意。按:这种解释不确,结合第一首《赠李白》所倾吐的“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每不饱”的困苦窘迫的遭遇看,“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绝非自指,而应指李白。
14闻一多《杜甫》,收入《朱自清、胡适、闻一多解读唐诗》。15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页。
16卞孝萱先生对此有详细考证,见《顾陶〈唐诗类选〉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载《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苏雪林《唐诗概论》首倡这种划分,她将李商隐以后的时代称为“唐末诗坛”。见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本《唐诗概论》,1997年版,第119页。
18闻一多《贾岛》,收入《朱自清、胡适、闻一多解读唐诗》。19一般可以认为通俗派和纪实派二而为一,但前者侧重于语言表达的浅俗明白,后者侧重于叙事性,相异之处较为明显。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诗歌传统渊远流长，上至《诗经》《离骚》，下至唐诗宋词，仿佛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光彩照人。每一个华夏儿女应该为有这份瑰丽的文化遗产而骄傲自豪，那心灵的吟唱通过跳跃的文字并穿越时空的限制，今天依然在向我们清晰的传达先人们的喜怒哀乐，因此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让一种精神、一份诗意伴着一股浓浓的书香浸润到每一个渴望美的心灵中。于是作者伴随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古诗无论从文化传统、审美情趣或是从教育教学的角度来说，都理所当然的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众所周知，古诗的教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古诗难教就难在如何让学生进入诗人所描写的意境，读出诗歌的韵味，引起学生的共鸣，从而陶冶学生的情操，培养初步的审美能力。作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若想对这个问题有所解决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联系时代背景
诗人所表达的情感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以及所在的时代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如诗圣杜甫写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诗歌对于学生来说要理解表面的意思并不难，要体会到杜甫那种“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爱国热情就有一定的困难。教师在课前若向学生推荐或介绍有关资料、书籍，让学生知道安禄山的反叛对大唐盛世所带来的沉重灾难，战乱打破了包括诗人在内很多人幸福安定生活的那段历史，并知道杜甫作为一个诗人他那深沉忧郁的爱国爱民的感情时，就能让学生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诗人听到唐军打败叛军的消息时，以至于高兴的快要发狂发疯的心情了。
二、插上想象的翅膀
诗歌的语言很凝练，在极其精练的语言文字中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那么我们在教学中如何让学生体会把握诗中丰富的蕴意呢？这就要教师很好的引导学生，给他们的思维插上一对想象的翅膀。在指导学生理解诗意的同时要指导学生发挥想象，挖掘诗中所蕴涵的深层意思。《江雪》一诗只有短短的二十个字，但这二十字中却蕴藏着无穷的诗味。尽管这是一幅寒江垂钓图：在严寒的冬天里，千山万岭不见一只飞鸟，万径千路没有一个行人，在这大雪覆盖的江面上只有一叶孤舟，而孤舟上只有一个穿蓑衣戴斗笠垂钓的老者，从作者描写的内容来看似乎纯粹是一首写景诗，但在这样的冰天雪地是钓鱼的时候吗？能钓到鱼吗？因此仔细一想，我们就会发现诗人所写的景并不是实景，而是想象之景。然而诗人为什么会写这种想象之景呢，这便是我们要重点理解的全诗所蕴藏的意蕴所在。白雪象征着纯洁，孤舟、寒江象征着孤高、特立独行的品格，因此这首诗景中藏情，表现了诗人的品格与精神。这样通过一步步的发问，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就不难把握诗中的意蕴了。
三、领略美妙的意境
意境是中国诗歌领域中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华夏抒情文学高度发达的产物，也是我们解读诗歌的一把钥匙。既然意境对诗歌的理解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意境呢？经过历代无数诗人学者的努力使我们在今天认识到：意境就是诗歌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景象及其审美想象空间。通过对意境这样一个简洁明了的界定让我们明白：意境含有两大因素（情与景）和一个空间（审美想象空间），因此在解读诗歌的过程中能让学生牢牢把握这两大因素和一个空间，将会对诗歌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如杜甫的《春望》一诗，作者用夸张拟人的手法描写了虽然春天花开鸟鸣，恰逢安史之乱使人无比忧愁伤心的春景。在这国家满目疮痍家人流离分散的景象中，自然包含了诗人深沉的爱国之情与急切思家的情感。于是作者就写出了这首情景交融、意在言外的好诗，并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感人肺腑的爱国思家图。在这个作者为我们营造的情景交融的审美想象空间中，就能使学生体会到诗人痛苦哀伤的心情。
四、反复诵读品味
许多古代诗人为了写好一首诗，往往锤字炼句，反复推敲。这使得一些极平常的字经过诗人巧妙的运用，表现出无穷妙趣。这样的例子很多，唐代诗人贾岛 “推敲”的典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可见学习古诗时，教师要善于抓住诗中传神的一字一句，引导学生诵读品味。如在学习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时，先让学生说说“绿”字该如何理解；再向学生讲述王安石炼字的故事，并让学生逐个把“到”“过”“入”“满”等字放入诗句中，和“绿”字作比较，这样就让学生体会到春风给江南带来了绿色，给读者以鲜明的色彩感和生机感。
综上所述，诗歌是心灵的吟唱情感的寄托，它不是死板固定的教条，而是鲜活的生命。它引领我们进入一个诗意的世界，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因此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把握诗歌特点，尽量用诗的思维诗的语言，声情并茂的给学生们传递那份诗请画意。有情才有诗，有情才有生动活泼的课堂。就让我们的学生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乘着想象的翅膀、走入美妙的意境，反复诵读品味，去体会诗人的喜怒哀乐吧。
四川成都介绍导游词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们光临成都.
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双拥”模范城。近几年，她又以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成就，先后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和“最佳范例奖”两项殊誉。
成都是一座融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于一体的特大城市。她是稀世珍宝大熊猫的故乡，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和“窗口”。她以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风光绚丽多姿和名胜古迹众多而闻名于世。“锦城”“蓉城”是成都的别名；芙蓉、银杏是成都的市花和市树。
成都市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西部地势较高，中部和东南部是广阔的成都平原，平均海拔500米左右。境内兼有山景、平原和丘陵之美，且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年平均气温16℃上下，降水量约1000毫米，素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之誉，加以土地肥沃，水利先进，物产十分富饶，历来被称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天府明珠”。
成都市的全市总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000万人，辖区划为7区4市（县级市）、8县。即锦江区、青羊区、成华区、金牛区、武侯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邛崃市；温江县、新都县、双流县、大邑县、新津县、郫县、金堂县、蒲江县。此外，还设有部级四川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我们一般说的成都市区则指市中心部位的五个区，简称为“五城区”。其余的统称“市郊县”。
成都早在一万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在市区和广汉三星堆的出土文物表明，至少在四千年以前，古蜀先民们就用自己辛勤劳动的双手，在这里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古蜀文明。大约2500年前，古蜀国开明王朝把国都从樊乡（今彭州市、新都县交界处）迁到此处，取周太王迁歧“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一典故，定名“成都”。这时的成都已经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城市。公元前316年，秦国把四川纳入版图，成都是蜀郡的首府。自此以后，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代皆为郡、州、省一级行政区的治所和军事重镇。其间，成都曾前后有7个割据政权的都城设在此，它们是，西汉末年的公孙述“大成政权”，公元二世纪时“三国”的蜀汉王朝，三世纪的“成汉”政权，九世纪前后的“前蜀”和“后蜀”政权，北宋时期农民起义的“大蜀”政权和明末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
成都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工商发展历史，特别是丝织业的发达，名冠中华，远销国外。西汉时期，成都因经济繁荣成为当时中国的“五都”之一，织锦业已成为汉朝的重要国库收入来源。成都是蜀锦织造中心，朝廷在此设置了“锦官城”，派有“锦官”进行管理。这也是成都又称为“锦城”，绕城而过的府南河又称为“锦江”的原因。蜀汉时期，诸葛亮在四川实行休养生息，扶持农商的经济政策，成都作为蜀汉首都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从晋代左思《蜀都赋》的叙述可见当时盛况。他说“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里，罗肆万千，堕贿山积，纤丽星繁……”好一幅百货云集、万头攒动的市场交易图！唐代，成都有“扬一益二”之誉，说她的繁华仅次于江南的扬州。到北宋时期，成都已成为仅次于汴京的大都会。这时的成都，由于在晚唐五代的纷争中处于相对安定的情况下，工农商业都有所发展，商市贸易突破了传统的坊市格局，发展了专门的交易市场，不仅有城内东南西北的综合市场，也有了专营产品的市场，如草市、糠市、盐市、骡马市等，闹市区还有了“夜市”。此后的成都历经元、明、清诸朝和民国时期，其间虽有多次的兴衰起落，但她作为四川省经济中心的地位并无变化。...WWW.kt250.com整理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原出处所有>>>
成都也是历史上着名的工艺之乡。蜀绣、蜀锦名满天下，列入中华四大名绣、四大名锦之列；成都的漆器以制作精美、工艺独特，为历代传世名品，近代汉墓出土的文物中许多成都漆器可以作证；唐代成都出产的“雷琴”，载誉全国，被声乐界视同珍宝；成都的印刷业在宋代是全国三大印刷业基地之一，有“宋时蜀刻甲天下”的赞誉，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文书中有五代时期成都的木刻“历书”，为世界最早的木刻历书印本；成都的造纸业也很着名，唐代成都造的“益州麻纸”是官方规定的诏书、册令用纸；女诗人薛涛制作的“薛涛笺”被文人诗客视为上品。成都的金银丝制品、竹编、草编、也都有数百上千年的历史。
成都是灿烂的蜀汉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是四川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市，拥有辉煌的文明历史。早在公元前140多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开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官办学堂、为四川的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汉赋四大家”，成都市有司马相如、扬雄两位，晋代史学家《华阳国志》作者常璩、唐代女诗人薛涛、音乐家段安节、五代词人欧阳炯、绘画大师黄筌、宋代学者《资治通鉴》副主编范祖禹、理学家魏了翁、医学家唐慎微、明代文学家杨长庵、清代着名的“儒将”岳钟祺，加上现代文学巨子巴金、艾芜、沙汀等人都是成都人士。当然，造就成都文明史的还有历史上众多的外来名臣、文士的巨大贡献，成都是历史上文化名流汇集之地。大诗人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韦庄、陆游、大文豪苏轼等人都曾寓居这里，为后人留下了大批的文化遗产，使成都的发达文化享誉国内外。
有关成都的历史和发展的史话，我们就说到这里。让我再为大家说说今日成都的现状。
作为第一批获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称号的成都，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最突出的是“蜀汉文化”、“熊猫故乡”、“天府风光”三大特色。
下面，请让我分别简述一下：
成都是蜀汉文化的发源地。蜀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江堰芒城、温江县鱼凫城、郫县三道堰、新津龙马古城和附近的广汉三星堆等遗址说明，蜀汉文化有悠久的历史。
成都作为数代古蜀王朝的都城和四川地区的首府，孕育了历代多少风流人物，拥有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仅以各级政府明令公布保护的重点文物单位全市就有11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2300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构思之巧妙，计算之精确，手段之高明，工程之宏伟，功能之完善，管理之科学，效益之长远，无不让到此的中外游客为之倾倒，她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给四川带来了富裕和繁荣，被誉为“独奇千古的天府银河”和“镇川之宝”，是人类文明的不朽杰作。
武侯祠座落在成都市南郊的一片森森翠柏之中，公元五世纪，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而建。这是全国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武侯祠，是中国众多三国遗迹中唯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的单位。馆藏极其丰富的成都武侯祠，与周边其他州、市、县丰富的蜀汉文化景观构成的“三国遗迹寻踪”黄金旅游者的欢迎。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是在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上建成的纪念性古典园林。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的诗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被后人誉为“诗史”，他本人被尊为“诗圣”。草堂现存各种杜诗版本、多种文字译本、杜诗书法作品及其他有关资料3000余册，文物2000余件。杜甫草堂不仅为人们研究杜甫、杜诗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是中外人士瞻仰杜甫遗容的胜地。
成都市的宗教文物也很丰富。全市现有佛寺、道观、教堂近百处。大邑县的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并以“青城天下幽”的景观名列部级风景名胜区。市区内的青羊宫规模宏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为“太上老君”（即老子）坐台传授道法之处。成都佛寺众多，其中最负盛名的有宝光寺、石经寺、大慈寺、昭觉寺、文殊院等。宝光寺相传建于东汉，被誉为长江流域四大丛林之一。其他的文物古迹，诸如望丛祠、望江楼、明僖王陵、永陵、东汉墓、观音寺壁画、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等，就不再一一列述了。
今日成都
今日成都，可以说是既古老又年青，既安宁又繁荣，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大好形势下，正扬起风帆，向着现代化的大都市目标迈进。
新中国成立后，古老的成都焕发了青春。工农业生产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前期，国家大力进行的“三线”建设，使成都基本上形成以机械、电子、冶金、化工和轻纺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成为四川和中国西部新兴的工业基地。
1978年以来，成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凭藉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地处中西部结合处的区位优势，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中国的特大城市之一。
今日的成都，干道纵横、街市宽整、高楼林立、绿树成荫，市容美丽，商业服务行业网点遍布全市，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日益增强；绕城而过的府南河，经过全市人民的五年奋斗，全面整治告捷，如今的府南河水质变得清亮，两岸的花木、草坪、雕塑、亭榭与栉比鳞次的现代化民居高楼相映争辉，犹如在城市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翡翠项链”，它不仅具有防洪、环保和交通运输的功能，还成了市民和游人最喜爱的休闲观光好去处。
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交通通信枢纽，铁路有成渝、宝成、成昆和达成铁路交汇于此；公路除成渝、成绵、成乐、成雅、成灌高速公路外，还有3条国道通过，形成了以川陕、川藏、川甘和成渝、成阿等23条省级以上公路为骨干的放射型公路网络，成都市是全国公路最密集的城市之一；成都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航空港。双流国际机场是全国四大空港之一，现已开通了国际国内航线170多条。成都又是西南地区邮电通讯交换中心之一，并先后与160余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通信联系。便捷的交通，发达的通讯，把成都与全国各地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架起了成都通向世界各地的桥梁。
熊猫故乡
成都是大熊猫的故乡。
成都近郊有国家森林公园4处，大熊猫生态自然保护区3处。全世界仅存的一千余只大熊猫，80％左右分布在成都及其邻近地区。
全世界最大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也建在成都。
成都动物园是世界上大熊猫最多的城市动物园。到成都旅游您不但可以了解到大熊猫最新的科研成果以及与大熊猫有关的背景和文化。
您还可以去成都鞍子河、大邑黑水河、都江堰市虹口，以及宝兴蜂桶寨、卧龙保护区等大熊猫栖息地和生态自然保护区，领略大自然的风光，追寻大熊猫的踪迹。
天府风光
天府风光是吸引大量中外游人来成都观光游览的又一大特色资源。天府乐土，成都宝地，独特的地型地貌，造就了成都多姿多彩，独特有序的天府风光：田园、丘陵、河渠、湖泊、峡谷、奇峰各具魅力，而且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浓郁的民俗风情融为一体，秀色美景，汇成大观。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赞美成都，真是个“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繁华盛丽天下无。”
除开刚才已说过的都江堰——青城山景区之外，还有以原始森林、飞瀑流泉、高山天景和雪山草场为特色的大邑西岭雪山；奇险深幽，生态原始的彭州九峰山景区；凝幽滴翠，美自天然的崇州九龙沟；湖山澄碧、曲折幽静的蒲江朝阳湖；丹霞山景、世外仙原般的邛崃天台山，以及金堂的沱江风光、龙池的山林奇观等等，都是爱好游山玩水的旅游者观光游览，享受自然的理想之地。成都平原的农村田园风光富饶美丽，民俗民风，遗存丰富，别真情趣，是天府风光中令人瞩目的一大胜景。大邑县的刘氏庄原，郫县的友爱乡，龙泉的书房村，是开展“农家乐”和田园风光游的好去处。
亲爱的朋友，不管您喜欢什么，在成都您都可以找到满意的去处。想观花，这里有龙泉驿的桃花节、彭州的牡丹节、新都的桂花节；想游湖，这里有风景秀丽的朝阳湖、龙泉湖、桂湖和白塔湖；要登山，这里有奇峰怪石的龙门山，险峻雄奇的天台山、花果飘香的龙泉山；要游园，这里有浓缩世界主要景观的世界乐园，望江公园和人民公园；想感受成都传流的民居文化的韵味，您可以走进一条条由无数四合院连接起来的大街小巷；想领略乡间小镇质朴、宁静的自然风光，您可以到双流黄龙溪古镇、那里古街、古树、古庙、古水陆码头、古战场、古建筑、古文化融为一体，还是“中国火龙之乡”；想观戏，您可以步入戏院欣赏川戏、听那委婉动听的高腔，看那变幻莫测的“变脸”、“吐火”等川剧绝技表演；想品茶，您可以到一间间各具风格的茶馆、茶楼。四川茶馆的特殊氛围，盖碗茶具和高超的掺茶技艺，会使您感受到浓浓的成都茶文化的气息；想吃川菜，成都是正宗川菜发祥地，川菜馆遍布全市，名师荟萃，品味正宗；想吃小吃，成都小吃“驰名中外，品种繁多。色鲜味佳，物美价廉，担担面、钟水饺、龙抄手、赖汤园、韩包子、夫妻肺片等都是成都“小吃”的传统名品，而近年崛起的“火锅”正后来居上，风靡一时。总之一句话，“吃在成都、玩在成都、游在成都”已成为旅游爱好者的共识。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社科院马勇教授关于晚清史的总结性著作。作者怀揣着温情和敬意，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叙说长远看五口通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洋务新政确立的中体西用富强道路并不错，光绪帝推动改革并非想象那么难，八国联军是来拯救外交官和教民的，清政府废除科举并未使革命党人增多……报以坦然和善意，以期可以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作者：马勇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燕京大学1919-1952》
内容简介
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燕大开始它33年短暂历史中的辉煌业绩。33年间，燕京大学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极为显赫的声名，并一度与北大、清华比肩，被誉为“中国教会大学之首”，“世界一流大学”。更为重要的是，近现代中国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燕大有关。本书讲述了民国一代学人风采、教会学校在中国的曲折历程、燕大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战中的特殊作用、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共和国建立后知识分子的命运等侧面。
作者：陈远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修订版）
内容简介
《何应钦――漩涡中的历史》于200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初就因其丰富而准确的史料、新颖独到的见解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产生了广泛影响。作者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澄清了“何梅协定”等史学界争议颇大的问题。此次再版，作者对全书作了修订，订正了其中的个别讹误，并在吸收部分新近研究成果的同时，补充了一些新发现的史料，力图更加准确地展现何应钦的生平。这位对中国现代史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何应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读完本书读者自然就会得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熊宗仁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第一部《局中人》
内容简介
杏花村古井文化园导游词
各位游客：
大家好！非常欢迎你们到杏花村古井文化园参观游览，我是景点导游×××。
池州杏花村以杜牧的《清明》诗而闻名，古有杏花村十二景，复建杏花村是池州几代人的梦想，这座牌坊就是杏花村复建的一个重要标志，牌坊上的“杏花村”三个字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艾青题写的。
大门两边有一幅对联：“旭日照池州出墙红杏引春风四时飘绿雨，晓钟惊世界耀眼琼花香碧宇千里醉丹霞”，寓意改革开放的春风和池州优美的生态环境引来无数外商来池州投资兴业，也才有了杏花村复建的开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古井文化园就是旅欧华侨詹晓荣先生投资兴建的，下面就请大家随我进园参观，一起探寻杜牧笔下的杏花村。
我们正前方这座山，上面刻有杜牧的《清明》诗，是大书法家启功的手迹，让我们走近看看。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首诗的书写不是按照正常的四句诗进行排列的，其实古时候人写字很多都是这样的。传说古时候有个书法家用此诗为人题写纸扇，持扇者不知扇上为杜牧之诗，便把它读成：“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读便成了一首绝妙的好词，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艺术家的共同灵感，我们启功老先生写这首诗也是这样的。有关《清明》诗的有趣话题很多，相传清代大文人纪晓岚，就是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晓岚，觉得该诗不够精炼，便每句删去两字，成了五绝：“清明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遥指杏花村。”后来也有不少人改过此诗，但真正流传到现在的还是杜牧的这首《清明》诗。（关于《清明》诗的传说还有很多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本我们公司编的《旅游指南》看看。）
接下来我们看山的另一侧，是公园的园记和杜牧的生平简介。下面我就把杜牧的生平作一下简单介绍：
杜牧，陕西人，靠近现在的西安市，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后人为区别杜甫称其为“小杜”。公元844年开始杜牧在池州做了两年的州官，当时叫刺史，足迹遍布池州美丽的山水。留下诗歌40多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明》诗。杜牧在池州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如减轻赋税、抓社会治安、造计时器、修建一些颇有影响的建筑等等。但真正和旅游有关的还是保护九华山的寺庙，当时在84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灭佛”活动，杜牧对九华山刚兴起的寺庙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为后来九华山旅游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九华山可能就是两样的，所以池州老百姓永远地记着他，现在池州市的很多地名也和他有关，如杜湖、杜坞大桥等。我们在规划中准备在公园的东侧建一座杜公祠（杏花村过去就有杜公祠，是杜氏后人所建，清代知府李雷写《建杜公祠记》，现在遗址早废。）
现在我们向前走，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是一颗古老的树，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树吗？是樟树，樟树是我们池州市的市树，那你们知道我们池州市的市花是什么花吗？是杏花（池州市树市花是2002年3月29日池州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八项会议通过的）。
大家请随我这边走，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杏花村千年古井遗址所在地，这座颇具唐朝风格的建筑就是黄公井院，（指着对联）“红杏花开泉香一井，黄垆酒熟诗醉千秋”，很有气势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口井吧，这口井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井的内壁四周都是青砖砌成的，深有9米，据文物部门考证确是唐代古井，有1000多年的历史。大家再看一下井边“杜刺史行春处”这块碑，是由明代大文人李歧阳题写的。（指着雕像）这是黄公的雕像，旁边一副对联：“幸得仙人传绝技，欣将名酒醉奇葩。”传说当年黄公酿得一手好酒，供不应求，仙人铁拐李路过此处，看到黄公夫妇忠诚勤恳，就暗中点化井水帮助他，后来在酒供不应求时井水都可以当酒卖，黄广润的夫人说：“酒虽好，猪无糟。”
现在我们从后边走，去实地看看酒是怎样酿出来的，酒糟又是什么样的。（手指酒坛）这块空地上的大酒坛，有4米多高，是贮藏黄公酒用的，黄公酒是我们公司注册的商标，那个小井样的标志是我们公司的徽标。现在我们可以闻到酒香了，（走进酿酒坊）这位就是黄公的后代黄师傅，这是发酵池，这是煮熟的饭，酿酒要用米和糠，100斤大米要兑20斤糠呢，现在我把工艺流程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将大米隔锅蒸熟，待熟饭冷却至40℃左右放入酒D等发酵材料，再入发酵池发酵，10天后起池再上锅蒸，利用循环水加热后出酒。
论文关键词：雷克斯罗斯，翻译思想，英译汉诗，述评
一、引言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1905——1982）是美国著名的当代诗人、翻译家，旧金山诗学中心的创立者之一。他博学多才，通晓多门外语，选编并翻译了大量的中文诗、日文诗、法文诗、西班牙文诗、意大利文诗等，出版了13本译诗集。他所译的中国诗集共有四部：《汉诗百首》、《爱与流年：百首汉诗英译续》、《兰舟：中国女诗人》（与钟玲合译）和《李清照诗词全集》(与钟玲合译)。这些译诗在翻译界以及美国诗歌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肯尼斯·雷克斯罗斯对传播中国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囿于资料匮乏，国内对其翻译的研究直到本世纪初才刚刚起步。本文从雷克斯罗斯的翻译思想研究、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研究、以及其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影响等方面入手，对近年来雷克斯罗斯研究情况作了简单的梳理，并对今后雷克斯罗斯研究提出了建议。
二、作为译者的诗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
1、对雷克斯罗斯翻译思想的研究
学术界对于雷克斯罗斯翻译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这些研究当中，有相当部分是对于其译本的研究，对于其翻译思想的研究寥寥无几。这些研究主要围绕雷克斯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展开，探讨雷克斯罗斯对译者和译文地位的强调。2006年，李永毅在《山东外语教学》发表了《雷克斯罗斯的诗歌翻译观》。文章以1959年11月雷克斯罗斯在德克萨斯大学的演讲《作为译者的诗人》为基础，通过分析雷克斯罗斯对译者、读者和译者之间关系的认识，梳理了雷克斯罗斯的诗歌翻译观。雷克斯罗斯认为“译者不是作者的(proxy),而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他辩护的律师(all-out advocate);判断译作成功的标准便是———“陪审团是否被说服”(Does it get across to the jury?）”（Rexroth, 1959）李永毅指出，雷克斯罗斯“将评判翻译效度的尺度转移到了读者一方” [1]期刊网，并认为他将读者视为评判翻译的尺度，“主要是从译作接受的角度考虑的”，“许多伟大的翻译作品之所以伟大,并非由于它们忠实于原著,而是因为它们发出的声音代表了译者的时代,能够直接与当时的读者进行畅通的交流”，阐释了雷克斯罗斯关于译者对原作的处理受到自身时代制约以及成功的翻译作品能够塑造时代风尚的观点。（同上）2009年，郑燕红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结合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汉诗，从翻译的性质、评判标准以及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详细的阐述了雷克斯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指出“诗歌翻译是一种同情行为”[2]、评判诗歌翻译的标准是同化以及在“同情”翻译观指导下进行的翻译行为能够给诗人的创作带来灵感。（郑燕红，2009）2010年，杨成虎在《宁波大学学报》发表《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在郑燕红文章的基础上指出“灵感”和“平等”是支撑雷克斯罗斯“同情”翻译思想的的两个要素，从译者之间的“平等”、译语之间的“平等”等方面，进一步探讨了雷克斯罗斯的翻译思想，并认为雷克斯罗斯的翻译思想“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和美国特色”[3]
2、关于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的研究
关于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汉诗研究，国内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首先，从时间上来讲，国外研究总体早于国内，国外研究大抵是紧跟着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在国外出版的时间，国内研究则是从二十一世纪之后开始的。其次，从研究形式来看，国外研究以书评为主，国内则是选择其英译本进行案例分析，探究其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再次，从内容上来看，国外研究较多肯定其英译汉诗，国内则褒贬不一。此外，国内外研究都注意到了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中的误译，但是对此看法却不一致。国内学者将其误译原因归结为雷克斯罗斯汉语功底不够扎实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不够了解，（2001，兰琳）而国外学者则指出雷克斯罗斯在英译汉诗的过程中向其中国朋友寻求帮助，一方面这些中国朋友都不是专业人士，另外一方面沟通不畅也是造成误译的原因之一。（1958, Achilles Fang）同时，他们认为译者在翻译时大胆改写反而有利于创造出优美的译文。（1973期刊网，欧文）例如，1957年，威廉·卡洛斯在《诗刊》上发表《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两本新书》，指出“他（雷克斯罗斯）对美国习语的掌握使他有充分的自由来创造出优美的译文……”。[4]1973年，史蒂芬·欧文在其对《兰舟：中国女诗人》的书评中提到“如果你接受了这一现象（指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中的误译现象），雷克斯罗斯译本中确实有很多误译，但它仍是一本很好的很有价值的书。如果没有这本书，一个非汉学家就无法读到这些中国诗，而汉学家也不会从庞大的中国语料库中寻找这些诗歌。”[5]1999年，海米尔·萨姆也在其文章《翻译人生》中对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杜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再来看看国内研究，2007年，刘丹琴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王红公、钟玲<李清照诗词>之英译策略》（王红公是雷克斯罗斯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从译介动机入手，以“信、达、雅”为评判标准，分析《李清照诗词》英译本，探讨其翻译策略，并认为其译本“自足、引人和基本忠实”。[6] 2009年，王潇潇在《青年文学家》发表了《痴迷于杜甫的美国现代诗人》，从王红公英译杜诗入手，探讨了其杜甫情节，并对王红公英译杜诗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王红公在进行翻译时，既与原作者杜甫进行跨越时空的情感上的交流，又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能力”，“王红公对中国古诗的译作、模仿中国古诗的诗作，都在美国文坛取得了巨大成功。”[7]（2009（2））此外，曹晓安、王学功、郑燕红等都曾相继发文对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汉诗进行评价。与此同时，国内对于雷译汉诗的评价也有一些否定的声音，比如说2001年，兰琳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发表《好“诗”与坏“译”》，指出雷克斯罗斯英译《钗头凤》是一首好诗，但未能准确传达原文的含义，属于坏“译”。[8] 2007年，张娜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女性诗词的含蓄美及翻译再现》认为雷克斯罗斯严重曲解了原作，没有完整的再现中国古代女性诗词的含蓄美。[9]
3、 对雷克斯罗斯译本影响的研究
对于雷克斯罗斯英译本影响的研究期刊网，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探讨其英译汉诗对其本人的影响；另一类则探讨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本对美国诗歌界的影响。例如，2005年，郁敏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诗对美国“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文中就谈到了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汉诗对美国垮掉派诗人的影响。2006年郑燕红的《论中国古典诗歌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创作的影响》，2010年吕晓光的《论王红公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元素》都对雷克斯罗斯英译汉诗对其本人诗歌创作造成的影响作出了总结。2009年，郑燕红的博士学位论文《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与中国文化》中再次提到了雷克斯罗斯的英译汉诗对美国诗坛、乃至美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2008年金启华、金小平的《高山仰止 别开生面》，2009年何鹏的《杜甫诗与雷克斯罗斯的远东诗歌“论述方式”》探讨的是雷克斯罗斯英译杜诗对美国诗坛乃至整个英语世界诗歌界所产生的冲击。
三、结语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作为一个诗人翻译家，对中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国外对其研究开始的较早，但是大多关注的是其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对其翻译研究主要是对其四部英译汉诗的书评。国内研究从二十一世纪才缓缓开始，不少学者选取其英译汉诗中的案例，探讨翻译技巧，还有些试图论证其译本的影响，只有少数学者关注其翻译思想。对于其英译本与原文文本的差异，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作出了不同的解释。鉴于这种现状，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雷克斯罗斯的翻译研究之中，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去探讨其英译汉诗，对其译本与原本的差异现象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解释，系统的梳理其翻译思想，并对其翻译作品的地位和影响作出合理的定位。
参考文献
[1]李永毅.雷克斯罗斯的诗歌翻译观[J].山东外语教学.2006(1).
[2]郑燕红.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9(2).
[3]杨成虎.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J]. 宁波大学学报. 2010(5).
[4]Williams, William Carlos , Twonew books [J]. Poetry. 1957(3).
[5]Stephen Owen, The Orchid Boat: Women Poets of China[J].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 1973.
[6]刘丹琴.论王红公、钟玲《李清照诗词》之英译策略[D].首都师范大学. 2007.
[7]王潇潇.痴迷于杜甫的美国现代诗人[J]. 青年文学家. 2009（2）.
[8]兰琳.好“诗”与坏“译”[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1(4).
[9]张娜.中国古代女性诗词的含蓄美及翻译再现[D]. 西南科技大学. 2007.
[10]郁敏.中国古诗对美国“垮掉一代”诗人的影响[D].东南大学. 2005.
[11]郑燕红.论中国古典诗歌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创作的影响[J]. 外国文学研究. 2006.
[12]吕晓光.论王红公诗歌创作中的中国诗元素[J].名作欣赏. 2010.
[13]郑燕红.肯尼斯?雷克斯罗斯与中国文化[D]. 中山大学. 2009.
[14]金启华、金小平.高山仰止别开生面[J]. 杜甫研究学刊. 2009.
[15]何鹏.杜甫诗与雷克斯罗斯的远东诗歌“论述方式”[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