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6 22:24:44
关键词：杜甫；叙事诗；艺术特点
唐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的巅峰时期，不管是题材、内容，还是艺术性、写作手法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杜诗前期诗歌作品以自信、雄浑的特点迎合了盛唐的时代风貌。安史之乱以后，盛唐由盛转衰，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身处的时代。他以深沉的思想去观察现实，诗歌风格也渐渐偏向于叙事些事，这些做作品以“三吏”“三别”最为出名。他还创作了诸如《兵车行》、《丽人行》、《北征》、《羌村三首》等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经典诗歌。这些风格题材多样的诗歌或思想深沉，或批判现实，或反映时事。其诗歌的叙事在浓烈的抒情中显得更加沉郁，他的这种诗歌写作手法使杜诗在唐代诗歌中别具一格。
一、以抒情为主，叙事简单
杜甫在前期诗歌创作中，多以抒情为主，其中蕴含简单的叙事痕迹。这时期，杜诗的叙事成分不重，多以送别诗、游历诗、宴会诗为主。这些诗歌的抒情性很浓，具有简单叙事的特点，诗中的叙事成分多因为诗歌的抒情需要而被简单化、修饰化。事实上，诗歌创作者把是某个事件当做现实情形表现出来，而且会以这个事情来表现自己。即兴诗就是这样产生的，例如杜甫的《行次昭陵》《游龙门奉先寺》等诗反映出了作者为了凸显诗歌主题，会将作诗的目的和事件以动宾结构陈述短语表现出来，完美地融合了诗歌的抒情与叙事两大特点。另外，杜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景物来客观叙事，以情感来主观表达。这种以真实景物反映真性情的写作手法要求诗人需要有一定的写作境界。要想写出好的诗歌，不但要精巧创新才能写出特色。这样才能真实地再现那些难以描写的景物，于诗歌语言中表现出不尽之意。杜诗在诗歌中运用描写性语言把这种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描写性语言不同于陈述性语言，其动名词具有说明性和形容性。诗歌中的实在性和想象性因为这些动名词的巧妙运用而变得更加感人。例如杜甫《春望》中的“城春草木深”这句就以丰富的感情描写出了客观景物，语言也是双重性的。
二、以背景式叙事为主，叙事全面
杜诗在诗歌叙事中有个十分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根据历史事件或者以史诗方式来进行社会全景式描写，不是根据人物或者事件来进行描写，这样更有利于展示整个社会情境。黑格尔认为西方的该类型史诗不能圆满刻画社会情境，尽管这些描写具有层次性，可是还是不能完整地个别事迹的重点，重点性不突出。但是，以杜甫诗为代表的中国诗歌都是以小角度来呈现全局观，以诗题来引领全诗内容，而诗歌的重点内容便是根据诗题来进行发散描写。因此，杜诗的全面性背景式叙事描写与诗题、内容是有机统一的。安史之乱以后，杜诗作了大量叙事诗，大多都以全面的背景式叙事来揭示诗歌主题，展现诗歌内容，表达他的人文主义关怀以及对社会的深切关注。
三、以戏剧性叙事为主，叙事单一
从安史之乱以后的杜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诗在叙事艺术中还表现出了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在深刻表现某个历史事件时，会深入事件的内部进行叙事描写，例如“三吏”中的《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中的《新婚别》《垂老别》等。这些以汉乐府形式创作的叙事诗中的人物行为、语言、思想被诗人匠心独运地置放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给读者呈现出了戏剧效果般的简单历史场面。这些叙事诗题材新颖，内容以简单的社会生活场面作为历史再现，表现了诗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感。这类叙事诗尽管是以汉乐府手法写成，但是又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继承。因为杜甫在这些叙事诗中将社会问题包含在典型事件中，用记言的方式描写人物和事件，全诗具有戏剧性效果，场面性和片段性分布其中。
四、以完整叙事为主，叙事客观
杜甫的上述诗歌叙事艺术是对我国古诗特点的深刻反映，即抒情精美，叙事并不是重点，特别是不能完整地叙述历史事件。杜诗中以汉乐府形式写成的叙事诗中主观情感反映强烈，没有深刻的情节叙事，人物形象描写也比较简单。不过，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诗歌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诗歌的形式、内容、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因为客观社会生活的变幻无常引起的。杜甫的叙事诗方面的集大成使他的诗歌在客观生活叙述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杜甫的叙事诗的社会视角广泛、历史意识强烈，他将社会现实写进叙事诗里，并运用多种方式在诗歌中完整叙述了客观故事，也因此成为了与众不同的伟大诗人。
五、结语
杜甫在叙事诗中对叙事技巧的杰出运用，使其诗歌成为了我国古诗中的艺术瑰宝。在杜甫一生的叙事诗创作中，他始终是以天地万物的宇宙观来驾驭自己的艺术能力。他的叙事诗有着特别的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包含了他的人生价值观追求，体现了他的博怀和忧国忧民思想。杜甫的叙事诗因为其创作出发点不同而体现出了不同的作用，例如《兵车行》中对朝廷的影射。杜甫的叙事诗有着丰富多样的叙事手法，他一生都试图追求诗歌对生活的客观、完整叙事。杜甫叙事诗的叙述表面看来是主观的，但是诗中诗歌的内容和叙述者的身份是相吻合的，运用了始终如一的内视角，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没有超过叙述者的所了解的知识范围的内容，给读者以可靠的的叙述效果。叙事的可靠性强化了诗歌内容的客观性，使得杜诗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传奇。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方回 杜诗 品评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方回（1227-1307），字万里，号虚谷，安徽歙县人。宋元之际的诗人，其著作《瀛奎律髓》选唐宋五七言律诗三千多首并逐一点评。全书收录杜诗共221首，五言154首，七言67首。本文对书中数卷有关杜诗的评论予以评述，结合宋末元初文坛对杜甫的评点，探讨其对丰富发展宋代杜诗学研究的意义。
1 考察杜诗之内容
方回点评杜诗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方回对杜诗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杜甫用诗歌记录了自己生活的变迁。方回评《晚出左掖》云：老杜天宝十四年，乙未年四十四矣，始得河西尉，不赴，改帅府胄曹。十一月而禄山反，公如奉天。明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公在鄜州奔行在，为贼所得，留长安。或谓亦囚至东都。十月，房琯败于陈寿斜，即至德元年丙申也。明年丁酉夏五月，间道走凤翔，除左拾遗。闰八月诏放至 州省妻子。九月复长安，十月肃宗还京，公亦归班。此二诗皆答岑参诗，并乾元元年戊戌正、二月间诗也。六月移华州司公，去国终不复入。（《瀛奎律髓》卷二）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但其忠君爱国之心却从未改变过。方回对杜甫的坎坷境遇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对其“流离颠沛不忘君父”的胸怀充满了敬佩。如评《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诗：老杜平生虽流离多在郊野，而目击兵戈盗贼之变与朝廷郡国不平之事，心常不忘君父，故哀愤之辞不一，不独为一身发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
其次，从“诗史”的角度出发，方回认为杜诗记录了时代的盛衰沉浮，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历史风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民族命运与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注。如评《岁暮》：明皇、妃子之酣淫，林甫、国忠之狡贼，养成渔阳之变。史思明继之，回纥掎之，吐蕃踵之，四方藩镇不臣，盗贼蜂起。老杜卒于大历五年庚戌，自天宝十四年乙未始乱，流离凡十六年。唐中叶衰矣，却只成就得老杜一部诗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九）
仇兆鳌注解此诗：“诗忧乱而作也，上四，岁暮之景，下四，岁暮之情。烟尘鼓角，蒙上用兵，当此流血不已，请缨无人，安忍惜死不救哉，故虽寂寞之中，而壮心忽觉警起。可见公济世之念，至老犹存也。”①可以看出，杜甫虽然仕途不顺，但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民族安危，“济世之念，至老犹存”。
方回在评点《避贤》一诗时，列举了许多表现杜甫忠君爱国、心怀天下的诗句。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民族命运和普通百姓的关怀，也可以看出杜甫是具有悲悯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
2 重视杜诗之技法
江西诗派以杜甫为“祖”，学习杜诗的创作，方回针对杜甫律诗的炼字遣词及句法作了详细的研究。
方回十分看重作诗中的锻字炼句的工夫，故“诗眼”一词常见于他的诗作点评中。他评杜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下着一“入”字，“春”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字眼是也，“转添”、“更觉”亦是两句字眼，非苟然也。（《瀛奎律髓》卷十）
“字眼”是诗人用心推敲之处，在诗作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提升诗的意境。通过“诗眼”，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作的韵味意境，体悟到蕴含其中的诗人的意志情感。如同王国维先生所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②方回评杜诗中的“诗眼”亦有此效果。
方回在点评中，常用“圈点法”标注诗中“字眼”，如在批评《登岳阳楼记》中“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句时，圈点出“坼”“浮”为“句眼”。（《瀛奎律髓》卷一）方回又结合律诗的平仄，单设“拗字类”，来深入讨论杜诗锻字炼句的技法。
方回在杜诗的评论中，多次提到了情景句的铺设安排。“变体类”专选律诗中情语、景语安排精妙的诗作来剖析。方回认为，情景交融，“以情穿景”是律诗句法最（下转第174页）（上接第131页）为精妙的境界。
方回评《江汉》：“中四句用‘云天’‘夜月’‘落日’‘秋风’皆景也，以情贯之。‘共远’‘同孤’‘犹壮’‘欲苏’八字绝妙。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瀛奎律髓》卷二十九）赵汸也就杜诗此技说道：“他诗多一景对景，情对情，以情对景者已鲜，若此之虚实一贯，不可分别，效之者尤鲜。”③杜诗情景虚实的铺设浑然一体，方回评价极高，认为其他诗人在这方面没有能超过杜甫的，所谓“世之能诗者，不复有出其右亦。”
3 品评杜诗之格高
“格高”在方回的评语中出现频率很高，尤其是在杜诗的点评中。如评批《狂夫》：“信亦！和平之音难道，而喜起、明良之音难值也。然格高、律熟、意奇、句妥，若造化生成。为此等诗者，非真积力久不能到也。”（《瀛奎律髓》卷二十三）纵观方回的批评，“格高”是其评诗的重要标准。方回评杜诗之“格高”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格高”体现在杜甫高尚的人格方面。杜甫虽然一生颠沛流离，自己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时，内心依旧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仕途不顺时，依旧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追求。源于这份情怀，杜甫用诗文记录了时代的脉搏，所以诗中深蕴着诗人忠君爱民的儒士情怀与高尚人格。又因其诗技法高妙，所以杜诗意境悠远，诗格高峻。如评《画鹰》：“子美胸中愤世疾邪，又以寓见深意……诗至此神矣！”（《瀛奎律髓》卷二十七）
其次，杜诗之“格高”体现在沉郁顿挫的诗风上。不论在自己的诗作中还是在点评其他诗人的文辞中，方回都明确指出杜诗格高的风格特色。他在《唐长孺艺圃小集序》中说：“诗以格高为第一。……其中以四人为格之尤高者：鲁直、无已上配渊明、子美为四也。”④评陈与义《十月》：“简斋诗独是格高，可及子美。”（《瀛奎律髓》卷十三）从方回赞赏黄庭坚和陈与义学杜，可以看出杜诗才格之高。方回还认为杜甫诗作后期与前期相比，格调更硬朗、更悲壮。评《春远》：“大抵老杜集……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瀛奎律髓》卷十）杜诗从早期“富丽”到晚年“高古奇瘦”，是诗人生命沉淀的结果，也是其诗歌技艺、风格日渐纯熟的表现。
4 宋代其他诗人评杜
后世关于杜甫及杜诗的评注不计其数，宋代众多诗人、评论家都点评过杜诗，如，黄庭坚、陈师道、方回、严羽等。
诸论者常将李杜并论。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李白与杜甫并举，认为二人各有优劣：“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宋代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评杜诗气象曰：“孟嘉帽落，前世以为胜绝，杜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尔。”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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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现实主义精神；思想感情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09-070-01
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诗歌的“诗史”性质决定了杜甫的诗歌都具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在杜甫的诗歌中，其现实主义精神首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类以时事入诗，干预政治，揭露统治阶级的种种罪行具有着明显政治性的诗歌上。
杜甫的一生，做官的时间并不长，总计起来也不超过四年。但是杜甫和其他的文人一样都对仕途之路抱有极大的热忱，在他为官期间，为人耿直的性格让他得罪了不少的宦官子弟，因而仕途之路一再受到挫折。或许正是这样坎坷的道路才使得杜甫看清了仕途的黑暗。杜甫困居长安时，其由于仕途屡次遭到了阻碍，生活过得很屈辱。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就写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当时的生活每天都处在饥饿与贫苦之中度过，非常的穷困潦倒，这样的几句诗歌正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显示出了他现实主义创作的端倪。
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第二个体现就在于他对于人民、百姓的关怀。在杜甫为官之前，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也尝试了普通百姓们的穷苦生活。所以，他在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霸道的同时不忘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
《兵车行》一诗中，杜甫就为统治阶级压迫下的穷苦人民怨声载道，“信知生男恶，反知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的思想感情与百姓的思想感情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与其说是杜甫写实手法的深动，倒不如说是他对于人民的悲惨境地感同身受，正是因为深有体会，才使得杜甫将人民的疾苦描写的如此真实。《北征》也真实地再现了安史之乱中民生凋敝、国家混乱的情景。“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更流血。”杜甫在归途中，走过一条乡间小路，人烟很稀少，即使碰到行人也大都负伤，有的甚至留着血。此情此景顿时勾起了杜甫的仁爱之心，他替百姓伸冤，替百姓诉不平。夜里，他又来到了战场，“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诗人看到了满地的白骨，除了告慰牺牲的勇士，也委婉地向皇帝劝诫，安史之乱的教训不能忘，这无疑是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怀的具体展现。
三、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剑客都对祖国的山川有着深厚的喜爱，在多少诗人的笔下，对祖国大好山川的赞美已经成为了爱国情怀的直接表达。而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除了感受到他的爱民心切，更是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他对于祖国山川的热爱和崇敬之情。
在壮游时期，少年杜甫同友人游山玩水，走访了吴越、齐赵，那时他就对祖国的河川有着一份独特的偏爱。在《望岳》一诗中，杜甫登上了泰山，望着祖国山川秀美的风景，不禁地感叹到，“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曾今也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样的情怀，杜甫也正是在泰山顶上望到了祖国的强大。
杜甫的爱国之情已经不在仅限于对于祖国山川的赞美，诗人的内心早已和祖国命运紧紧相连，他的喜怒哀乐之情随着祖国的命运的不同随时变换着，“三吏”“三别”就是诗人情感变化最明显的几首诗歌。在《哀江头》中，“少陵野老吞生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这正是站在曲江边上的杜甫看着一片荒凉的曲江，沉痛地感慨国破家亡的哀伤。而《春望》一诗正是诗人情感悲痛的最高潮，这首诗歌写于作者困居长安时期。京城沦陷之后，杜甫站在冷清的城垣中，已经再也看不见往日国都昌盛的样子，眼前的场景致使作者抒发出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千古哀伤。而安史之乱结束，漂泊在外的杜甫忽然听到了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竟然“初闻涕泪满衣裳”，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他为了抒发当时喜悦的心情，大笔一挥便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杜甫是一位创作很广阔的诗人，他不仅热衷于展现社会的历史场景，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人民的同情，更是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有着仔细的观察，诗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这些诗歌的描写中或而述怀，或而咏物，或而赠答，或而登临、或而题画、或而怀古，样样都描写的十分到位，情感也很真挚，点滴之间都渗透着诗人对于生活浓厚的热爱之情。
杜甫在人生漂泊的最后时光里，将创作的笔触慢慢地转向了平日所常之物上，作者曾今在成都的草堂寄居，生活十分地清雅。在这个远离战争喧嚣的地方，一边是几方田地，一方是几户零散的人家，有成片的麦地，有举目望不见的荷塘，还有草堂周围盛开的各色鲜花，有鸟鸣有虫叫，有孩童的游戏有老人的闲聊，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情景，杜甫又怎能不歌颂呢?《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就描写了这样的情景，“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春意烂漫的江畔，杜甫俨然已经乐在其中了。再如那首诗人写细雨蒙蒙的咏怀之作《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诗人将一夜滋润万物的小雨写得活灵活现，充满着柔情，仿佛是诠释着春的复苏。
无论是状物、咏怀、赠答还是题画，杜甫笔下仿佛生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真挚而又充满了乐趣，这或许就是杜甫一直致力于将现实主义的精神给予在诗歌创作中，才使得他笔下的诗歌都生出了一种灵气，让你读之便觉得身在其中。
参考文献：
[1]陈少志诗圣杜甫与现实主义诗歌[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2]康震．康震评说诗圣杜甫[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李利民．安史之乱与三大诗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论文摘要：杜甫、孟浩然同是盛唐时期的两位著名的诗人，由于相似的不幸的人生经历，具有极其相似的诗歌风格，是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是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的抒怀，是对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的表达，是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的再现，是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等真性情的流露，是隐居生活的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的抒发，是浓郁的羁旅愁情的表白，是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的悲哀，是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的倾情陈述。但是，同中有异，表现为：杜甫的名门，孟浩然的清贫；杜甫的真情，孟浩然的狭义；杜甫的现实的深刻揭露，孟浩然的超脱现实的清静无为；杜甫的忧国忧民的真情流露，孟浩然的感慨身世的壮志未酬；杜甫的心中有国民的集体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孟浩然的出生贫贱，担忧物质基础的个人主义情怀而产生入仕与归隐的矛盾；杜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浩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 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 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 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 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
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淫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政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 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 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 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 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
2.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
3. 同为感叹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却更深刻，因为他更多地是想要为国效劳，抒发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而孟浩然的壮志未酬或许只是感慨自己的身世罢了。
八、浓郁的羁旅愁情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诗人夜泊秋江，客中念友。前四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写景：暮霭、山色、袁鸣、夜幕、江流营造出孤寂凄清的意境。而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受孟诗这四句影响，借孤寂凄清之景，引发诗人的乡思、客愁，怀友之情与漂泊之感，抒发浓郁的羁旅愁情。
九、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
1. 不论是杜甫还是孟浩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始终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入仕还是归隐，仕途的失意与朝廷的腐败使他们丧失了对仕途的信任，他们也一度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黑暗的社会，但是，种种原因却让他们不忍逃避，不忍与唐王朝决绝。
2. 首先我们来看杜甫，从他一次次的落第和仕途失意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可以忍受得住那么多的打击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这样呢？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爱国爱民”，亦可称“忧国忧民”，因为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灾难，濒临崩溃而袖手旁观，他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因为他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②在个人失意的时候，尽管老庄思想抬了头，把自己身家一切事都可以置诸度外，但是一想到“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便禁不得又要挣扎一番。所以杜甫想归隐却又不能归隐，因为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和人民。
3. 其次我们来看孟浩然，和杜甫一样，多次求仕失败，失意愤慨，抒发对朝廷的不满，揭露朝廷压抑摧残人才的黑暗腐败，他甚至想与官场决绝，但是，他想归隐，又苦于家贫，生活困迫，甚至缺乏开辟园林的资金。他的《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就是写落第后的失意和困居长安的苦况，并表现了诗人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孟浩然不是杜甫，他出身贫寒，生活没有来源，要归隐的话，便没有了俸禄，没有了俸禄，岂不是要饿死。他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他很实际，他要的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为个人打算。孟浩然的道家情节浓厚，讲求清静无为，但没有了物质生存资料，没有了生活来源，要“归隐”谈何容易。所以，孟浩然同样面临入仕与归隐的矛盾的纠缠。
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
1. 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的问题上，杜甫把难以抉择的关键定位在“心系国民”上，而孟浩然则把关键定位在“个人生存”上，究其根源，还得分析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
2. 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杜甫从小就为“儒学”思想所熏陶，“儒学”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杜甫从小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观念，国家也提倡儒学，目的是为了禁锢人心，培养忠实于朝廷，为封建专制效劳的庸臣、愚民。所以，杜甫以儒为主的价值观体系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使他无法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个性自然。
3. 孟浩然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出生贫寒，是一个布衣终身的诗人，没有或是很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封建正统的儒学思想无法深入其人心，而却使孟浩然形成了儒、道并重，以道为主的价值观。道家思想追求“清静无为，洒脱自然”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比儒学更愚人，他使人达到一种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超然无我之境。“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③可见，道家的归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孟浩然追求超脱世俗的欢乐而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
注释：
①“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出自（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第9页
②“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出自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9月新1版 第19页
③“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出自（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第3页
参考文献
① 傅庚生《杜甫诗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9月新1版
② （唐）孟浩然 著 赵桂藩 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1年4月第1版
③ 林继中《杜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④ 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 三秦出版社 2004年7月第1版
关键词： 杜甫； 诗歌； 色彩词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631（2012）08-0097-01
前言
诗画有机的结合，自古就是中国艺术的特点。在文学尤其是在诗歌创作上，中国古代诗人往往将诗和画联系起来，构筑完美的艺术境界。如果人生是作一幅画，那每一笔都是前行的步履，每走的一步都是各种色彩的浇灌。水彩画是艺术情感流露的语言中的一种。画面中水的渗化作用，浓淡相宜，潇洒风雅的格调中渗透着水的悲哀。之于杜甫，杜甫的人生像一幅水彩画，起起落落，大部分都是朦胧，迷茫和无尽的奔波。
一、安史之乱前的青春放歌
从二十岁起，杜甫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十年的漫游中的杜甫曾一度过着快意的日子，可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了，西归到咸阳。” （《壮游》）在这个时期，杜甫的快意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无牵挂的生存状态，在其前期诗歌运用到的颜色词中，诗人对“青”情有独钟，青是诗人少年生活的象征，青是诗人前期生活的快意。青是意气风发的青春的体现，以《望岳》为代表：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
泰山的秀丽，齐鲁的苍翠， “青未了”，郁郁苍苍的山色无边无际，浩茫浑涵，难以尽言，尽显在一个“青”字之中，字里行间洋溢着青年杜甫那种蓬蓬勃勃的朝气。
安史之乱是杜甫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是杜甫诗风转折的一个关键期。裘马轻狂的青春并不能长久，它被安史之乱无情地割断。表现在诗歌色彩中，青色的快意渐渐淡去。这些在杜甫的《丽人行》当中就早已初见端倪。杜甫真实客观严肃认真地写下这让人心酸的一幕，当今统治者尚且如此，国将不国，国安在哉？色鲜艳富丽的色彩和作者暗淡的内心感应形成鲜明的对比，色彩再明丽也只是让世人煎熬的短暂繁华享乐，黯淡将取代一切。同他的人生安定随安史之乱一去不复返一样，杜甫诗歌中的着色从《丽人行》以后就逐渐走向更冷，更成熟，也更稳重的道路。以“青”色为主的快意到此逐渐变成以白为主色，五彩之色更清晰却更沉重了，这和杜甫走上现实主义诗风是十分吻合的。
二、安史之乱后的人事沉浮
谈及意境，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境界而已。”因此，意境的有无高下，关系到诗歌的成败高下。优秀的诗歌总是让人“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叶燮《原诗》）。唐诗用色彩营造意境，表情达意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杜甫就是这方面的行家，既绘了意境，又比照了人生。青年时期的杜甫，无忧无虑的生活，若以“青”为色，那么安史之乱以后的人生则是以白为主，以红黑作主衬，基调是苍凉有力，不乏活泼却也更成熟，更理智。他的诗歌中不管是单色为主，还是多色协同，都是意境深远的。
（一）以白色为主的忧伤与无奈
安史之乱后，青春的时代已经过去。灿烂的时代已经过去，惨淡取而代之，那种灿烂之下的惨淡正是杜甫诗中所要表达的。在他的诗歌用色中，喜用原色，追求画面感，以白为主色，喜用“白”字，在其诗中共出现547次[1]。它能引起人们情绪上明亮、素朴、冲淡、寂静、雅致的反应，亦能使人从具体有限之中感受到悠远渺茫的抽象无限的诱惑，人们从空间的深邃中直觉到时间的悠久。如：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
除了“白骨”，杜子美的白发可谓是他忧国忧民之代表，也是一个见证。“发白”“白鬓”“霜鬓”“斑鬓”“二毛”“白首”“皓首”“白头”“头白”“白头翁”……这些词语在杜诗中频频出现，大略统计，杜甫提及白发意象的诗有130首。杜甫对白发的描写较为质实而且数量较多。白发具有很强的象喻性，很多时候杜甫通过白发意象加强了他忧国忧民的形象。
（二）红黑作衬更显白之悲
杜甫的黑色其实也是双重的，现实生活中毕竟有黑暗存在，忧国忧民的杜甫是无法容忍自己对这些现实的黑暗视而不见的，“杜诗之所以被称为诗史，就在于他把身世提升为历史，又把历史提炼为身世。”他能全面真实地刻画现实生活的黑暗，如：
漠漠世界黑，驱车争夺繁。——《赠蜀僧闾丘师兄》
如果说在杜甫的诗歌里，黑是大多时候无法抗拒的代表，那么而红色则是双重的，既热烈又残忍。如诗中的“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暮春》）、“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都是具有一种向上的气质，热烈，欣喜。更多时候红色是一把残忍的充斥着人内心的带血的刀，只扎到人的内心深处。红色在杜甫视野之中，一改往常的艳丽鲜亮的欣喜，变得感伤，成为一种刺痛。可以说在杜甫的诗歌当中，不管是红、黑单独出现单色入诗，还是红黑的协同配色双色结合，让本就惨淡的白色让诗歌本身更具厚重性，让原本单调的白色更具深意。
三、从内容到形式的多变人生
（一）五彩点缀各得益彰
字面的色彩和感触是很重要的，应该随着诗的格调去选择。杜甫诗歌，其色虽以白为底，红黑作衬，其实也是五色的融合，充分利用多种色彩之间的互补组合。之于绘画，这种着色法，常常使画面更加丰富多彩、变化不一，因而诗意更显灿烂，境界斑斓繁富。但因为是多色，故尤须诗人调色匀称，浓淡适度，搭配得体。杜甫就是擅长色彩的高手，他的《绝句》堪称多色敷粉的典范，如：
“江碧鸟愈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二首》
诗人撷取了碧江、白鸟、青山、红花此等四样色彩感鲜明、强烈的景物，再加以巧妙的搭配。两句诗状江、山、鸟、花四景，并分别敷碧绿、青葱、洁白、火红四色，景象清新，令人赏心悦目。视觉上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对江南之春产生由衷的喜悦与欢愉，可谓赏心悦目，颜色搭配，一直被后世传送。本就惨淡的人生格调并不能杜甫对色彩的敏感趋于冷淡，而是在冷中添色，让五彩的点缀各得益彰，杜甫没有在苦难中屈服，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性的。
（二）色彩词间多变化
杜甫的色彩词是独具精道的，在色彩词的安排上也是富于变化的。杜诗颜色词在很多时候都是自由灵活运用。如：
回身视绿野，惨澹如荒泽。——《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诗歌中还有一种违反正常语序的句子，就是把颜色字放在句子前头，或将颜色字构成的词组放在句首，给人以鲜明突出的视觉效果，然后再叙述动作，杜诗用颜色字特别突出，是其在描写物象的颜色时，带有诗人极大之主体性，所以造语常置颜色字于句首。杜诗以颜色字置于句首，“实化成虚，虚实结合”，既强化诗人的主观感受、突出了某种情感，造成新鲜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心理感受和视觉印象的诗歌形象，又使颜色由静态变成动态，在鲜明醒目的同时充满动感，能强化视觉的形象性和具体性，同时使句子健劲有力，具有一种新奇感，从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奇异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张扬了诗性的潜能。
结语
“以色主情，以情观色”是古代诗人描绘颜色的总原则。杜甫诗歌颜色词以他独特的运用艺术，再现了他人生的履历，再现了他人格的美好，白底为线，红黑作衬，各色搭配，相得益彰，词语运用技术也令人惊叹，夺人声色，自成一家。
参考文献：
[1] 乐贵明等编著.全唐诗索引（杜甫卷）.
摘要：杜甫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他亦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之一。他心济天下，为民呼天抢地，挥笔直书，他的诗歌中蕴涵着强烈的民本思想，他为爱民而抨击时政，痛斥统治阶级；为爱民而忧心自然灾害，同情百姓生活；为爱民而批判丑恶风俗，提倡树立良好风尚；为爱民而谴责不义战争，呼唤和平的到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的诗歌以民为本，忧民爱民的思想是杜甫诗歌的精髓所在。
关键字 : 杜甫 民本思想 忧民爱民
特殊的人生经历，尤其是十年安史战乱，杜甫有机会接触并体验到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在杜甫的思想中，国与民同在，因此，杜甫不仅爱国他更爱民，他不只有爱民之心，更作忧民之鸣。杜甫以诗人的笔墨，用自己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亲自所感来抒写民生疾苦，表现人民的思想，反映人民的愿望，他与广人民群众休戚与共，同甘共苦，以民为本的忧民爱民思想构成了杜甫诗歌的主旋律。如果说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唱响了古仁人爱国忧民的心声，那么杜甫则用民本思想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泰斗地位，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笔无法估价的精神财富。
一、抨击时政，痛斥统治阶级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长安十载的屈辱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使他看到了危机潜藏的唐王朝的腐朽，使他实现了精神上的痛苦涅槃，由一个地主阶级的人转变成一个同情人民苦难、书写人民的苦难、悲哀与无助的人民诗人。
安史之乱前，他写出了第一首为人民说话的《兵车行》，诗从咸阳桥边悲痛欲绝的送行场面开篇，展示战争给人民无穷灾难的悲惨图景，每字每句无不是对唐王朝黑暗政治的血泪控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正是武皇的开边政策，使得边庭血流成河，统治阶级的任意妄为带来的战争的残酷，战争使得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农民的一切生活来源就在地里的农作物上，现在地里没有一点粮食，全长满了荆棘枸杞，是农民们不勤劳吗？不是，一切都是因为“武皇开边意未已”，统治者只顾着开边，又何曾想过人民的生活？“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地里没有粮食生产，在人民饥不果腹之时，县官又急急来索取租税，人民又如何拿得出什么呢？孔子云：“苛政猛于虎也！”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民可是生活在虎口之下。“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古来男尊女卑，为什么人民反盼生女而不愿生男呢？因为武皇的开边政策，要发动战争就要增强军力，那就得大量的征收士兵，而那些男儿就得被迫入伍随时会命丧黄泉。这些诗句道出当时多少人民的无奈与辛酸，这些诗句也是杜甫对当时时政进行强烈的抨击，对唐朝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的谴责和对广大人民疾苦的深切的同情的体现。
安史之乱时期，最能集中体现杜甫爱民思想的当属他的“三吏”、“三别”，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三吏”中的《石壕吏》这样写到：“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可见当时的社会百姓们不仅晚上不能安稳觉睡，还要随时警惕官兵来抓人从军，即使已过兵役年龄的垂暮老汉也要逾墙躲难。“吏呼一何怒”，诗人用白描的语言直接揭露了酷吏的凶残。“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从老妪的诉说中我们更能体会出兵役制度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骨肉分离、家破人亡的痛苦，“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最终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可见当时社会兵役的繁重与残酷。.虽说诗歌没有直接对朝廷的谴责，但是从老妪的诉苦中，字字句句透露出杜甫对朝廷的丑恶的痛恨，对官吏的霸道无情的愤怒和对百姓疾苦生活的痛心。
“穷年忧黎元”，杜甫因悯民而悲鸣。在“安史之乱”及以后，杜甫颠沛流离，深入民心，他化手中的柔笔为利剑直刺统治者的胸膛，无情的揭露了统治者的罪恶，充分体现了深厚而强烈的民本思想。
二、忧心自然灾害，同情百姓生活
唐王朝惨无人道的统治导致了广大人民生活的困苦，然而，除此“人祸”外，，“天灾”更加剧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因此杜甫在抨击时政，痛斥唐王朝的统治者之时，也对风雨失调、飓风暴雨、干旱给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则表示十分忧心，忧尽了天下贫穷苦难的人民，在他的诗歌中对受灾的人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关怀。
《九日寄岑参》中这样一句“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我们读到的是诗人为天下苍生的“吁嗟”，为因为“稼穑不可救”的捶胸顿足！“出门复入门，雨脚但如旧”，“所向活泥泥”，诗的开篇就写了雨下的很大，密密麻麻下个不停，门口泥水又多又深，此时的诗人在门口走来走去，来回不定，他只是因为不能出门探望好友而焦急吗？不！他的心一直为黎民百姓而剧烈的跳动着，看到这样的瓢泼大雨，他第一想到的当然也是天下广大民众，他担心的是这么大的雨，地里的庄稼肯定被大雨淹没，没了粮食，人民将又要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的生活中，因此他来回不定，叹息不断，最主要的是他心系人民，他为天下的苍生而焦虑着！由此可见他那与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民本思想。同样是写水患的《秋雨叹（长安布衣谁比数）》一诗中，诗人不仅描述了大雨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表现出自己对广大百姓的无限的关爱，最后他还道出了人民的心声“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诗人多么希望雨水能够早点结束，还人民一块干地，让人民能够早点投入生产，早点结束痛苦的生活。
在多年饥寒生活的体验中，杜甫更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忘却了失去爱儿的痛苦，想到的却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杜甫在《岁暮》一诗中述怀云：“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杜甫不仅同情人民的痛苦，还想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关心劳动人民的苦难甚至胜过关心自己，并愿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广大人民的幸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在茅屋几乎被狂风和顽童完全摧毁，又遇上连绵不断的秋雨，屋漏床湿，被冷似铁，全家无法安眠，内心备受困苦煎熬之时，诗人竟能由个人的不幸想到天下的寒士，为了天下受苦受难的人们，诗人振臂高呼，发出了钟磬般的强音“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为了换取天下寒士的欢颜，他受冻死亦足惜，这样一种舍己利人，至死不悔的高尚情操何尝不是杜甫民本思想的最有利的见证！
三、批判丑恶风俗，同情丑女苦男
安史之乱后，杜甫同广大人民一样四处漂泊，晚年他曾羁旅夔州。在夔州期间，尽管生活窘迫，日渐衰老，可他从没停止过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此时为了人民，他不只是抨击时政，痛斥统治者惨绝人寰的统治，还对给人民带来伤害的当地的丑薄风俗进行无情的批判。我们从《负薪行》和《最能行》这两首诗中就能深刻体会到作者对当地丑陋风俗的憎恶以及对受这些丑恶风俗所残害的广大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关心。
“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是什么造成了夔州女人在四五十岁，头发花白的时候还找不到婆家的？“更遭丧乱嫁不售，”原来是战争所致，战争使得男少女多，女子像商品一样却出售不出去，只能“一生抱恨长咨嗟”，这是叫人怎样的心痛啊！更可悲的还不在此，“十有八九负薪妇，卖薪得钱应供给”，“筋力登危集市门，死生射利兼盐井。” 当地妇女们还要担当“负薪”、“卖薪”、“集市门”、“兼盐井”等职责，以“得钱应供给”，维持一家之生计。那又是什么造成了当地妇女这样一种悲惨命运呢？“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原来是当地的这种男尊女卑的丑恶风俗所致。男的好逸恶劳，坐当门户，吃喝玩乐；女的出入奔走“应供给”，过着“面妆首饰杂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的生活，最终诗人以愤怒的反诘形式为那些被损害、被践踏的劳动妇女鸣不平，表现自己对苦难深重的夔州妇女的深切同情，对这种“男逸女劳”土风的深恶痛绝，表现了人人平等的思想。
如果说《负薪行》咏的是夔州妇女的不幸，那么它的姊妹篇《最能行》则揭示了夔州男儿的悲哀。“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 现在看来，夔州男儿从小就学一部《论语》，而后就开始为利而驾船奔波于江河之上了。这样的舍生趋利为什么呢？为的是摆脱贫穷，可是这样不读书无文化，怎能走出贫穷的圈子，无文化就只能从事体力劳动，最终还是贫穷。“此乡之人器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 夔州这样一种崇尚轻生逐利，轻慢文明礼让的丑陋风俗怎能够把夔州的人民带出贫穷。只有重视教育重视文化了才彻底摆脱贫困，那么是否夔州的人民太愚笨了掌握不了大学问，所以夔州才会出现轻教育轻文化的陋习的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意思是如果说（夔州）出不了英俊之才，那么为何又出了屈原这样的人才呢？这个反问句道出了夔州不是出不了人才，而是不重教育轻视文化的恶果，最后两句是作者对夔州轻教育轻文化丑恶风俗无情的批判，亦是对夔州水上健儿的无限的激励。
不管是《负薪行》还是《最能行》，都是为夔州风俗恶薄而发，表现了诗人对夔州的穷苦的劳动人民悲惨命运的巨大同情，我们感受到的是杜诗中无处不在的忧民爱民思想。
四、谴责不义战争，呼唤和平到来
杜甫是忧民爱民的，而他的忧民爱民其实都和战争有关，我们可以这样说，“安史战乱”造成了唐朝的开元盛世的衰落，却也造就了杜甫的“诗史”，因此，在杜甫的诗歌中更多呈现出的是浓郁的反战情绪。
从《洗兵马》一诗中“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兵甲长不用！”这两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杜甫站在人民的立场，对胜利抱着坚定的信心，而另一方面我们更可以体会出这是杜甫对和平的呼唤，他盼望着天下不再发生战争，希望天下太平，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在《前出塞》一诗中，诗人写道“列国自有疆”，各国有各国自己的边疆，如果各国各自守住自己的那番领土，互不侵犯，和平相处，那么天下也就太平，诗人呼唤和平，多么希望能够早日结束那硝烟弥漫、民不聊生的日子，多么希望国定安邦、各国之间能友好相处，而他的愿望又何尝不是人民的心声！
在《恨别》一诗中，诗人写道“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诗人茕茕独行于剑外，举目无亲，满眼草木荒凉，内心对兵祸厌恶至极，盼望早一天能国定安邦！“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
在《西山三首》，诗人因吐蕃寇乱，悲西山民疾于奔命“尘烟侵火井，雨雪闭松州。”“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面对兵连祸接，诗人看不到尽头时，更把反战厌战之心寄之于乌鹊：“近朝乌鹊喜，欲报凯歌归！”
而《伤春五首》中，诗人表现出对朝廷危乱的关心，表达了对战乱的厌弃。“蒙尘清露洁，御宿且谁供”战乱使玄宗蒙尘而出，不避霜露，一切皆因兵祸！“鬓毛原自白，泪点向来垂。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作者揭露战祸造成的骨肉分离，家庭隔绝，更表达对战事平息，国家安宁的期盼，希望君臣修德，时和可望！
在《寄题江外草堂?梓州作寄成都故居》一诗，诗人把自己放诞的生性和对战争平息的期盼放在一起写，读来令人泪下：“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虽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看似作者找到了一个栖息的去处，殊不知战火并未因他的逃亡而烧不着他，因此，诗人从心底发出呼唤“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这种情绪，又何尝不是当时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意愿呢？
“终杜甫的一生，都是站在反战与人道的立场之上。杜甫正是从反战的人道主义立场这一切入点，代表了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这使他走向人民，走向人民心目中和灵魂深处……”
中华民族的“民本”思想的核心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轲解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杜甫掌握了我国民本思想的精髓，并在他的诗歌中把这种思想淋漓尽致的展现了出来，他关注民生疾苦，期待着统治阶级能够清明政治，期待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他用如椽之笔记录了现实，表现了历史，抒写了了心声。杜甫应该属于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他的诗歌蕴涵着浓厚的民本思想，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贫苦生活还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正如刘春在《杜甫》一书中所云“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帝王与政治家能够像杜甫这样深入民心，走进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心灵与历史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以自己的不朽诗歌，建立了任何一个帝王将相甚至是大政治家都无法比拟的功绩。”
【论文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责任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
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关键字：杜甫 诗歌 体育文化 体育
杜甫的一生在仕途上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的才华。他7岁学诗，15岁扬名，他所创作的诗歌中也延伸到了体育方面，并且数量繁多，可见体育活动在杜甫的人生中也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的。
一、一生以体育结缘的杜甫
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是被世人公认的，然而他对体育方面的爱好在后世却是鲜为人知，若是对他的诗歌稍微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杜甫的一生几乎都是与体育联系在一起的。从年少到青年，最后是晚年，他的诗歌都在向我们揭示他对体育的热爱。
（一）年少多病，以体育强身健体。杜甫的童年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在他幼年时期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又远在山东做官，根本无法顾及，于是他从很小就被寄养在了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万年县君家里。杜甫幼时体弱多病，幸亏得到这位姑母体贴入微的照料抚养，才能够生存下来。加上他又爱好体育活动，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健起来，也恢复了同龄儿童应该有的活力。
在杜甫姑母家的院子前面栽有两棵果树。每当果实成熟的时候，小杜甫便邀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上树摘果子。杜甫晚年的时候回忆起童年这件趣事，还写下了《百忧集行》一诗，“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由此可知，孩童时期的杜甫是多么的充满活力，身形又是多么的轻巧呀！
（二）青年壮志，以体育丰富人生。杜甫长大后，对体育方面的喜好非常广泛，包括有漫游、骑马、射箭、击剑等体育运动。
古人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见从古时候起人们便重视以游历四方来充实自己。杜甫从十九岁到三十岁，前后共花了十年时间外出远游。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的大小山川。若非当时海上交通艰险，他甚至将到达扶桑（今日本），即走出国界。而在这一路上，杜甫也为后人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是时仓禀实，洞达寰区开”（《昔游》）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另外，杜甫还经常和友人们骑着马儿去野外弯弓狩猎。开元十九年，杜甫正值二十岁，他在洛阳遇见李白，之后又相识高适。于是他们一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与天上的飞禽为伍、和地上的走兽作伴，尽情释放自己生命的活力，过了一段没有仕途失意的惆怅、没有生活压力的伤感的幸福生活。为了纪念这次快乐的经历，杜甫还创作了《昔游》、《遣怀》。
“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可见杜甫还是一位击剑爱好者。诗的大概意思是说杜甫和他的友人们在一起饮酒，在喝得酣畅淋漓之际便会以击剑助兴。击剑发出的声音如同蛟龙在怒吼一般。可见这项体育活动带给杜甫身心的愉悦，让他的身体得到舒展，心情也变得更加快乐！
（三）晚年艰苦，以体育保健身心。杜甫的晚年除了在成都梓州依靠好朋友帮助度过一段比较安定富足的生活外，都是在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如果不是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注重了体育锻炼，使体质得到了加强，恐怕杜甫这颗明星早就陨落了。
晚年的杜甫在成都梓州这段时间，他还是不忘将自己的生活与体育联系在一起，他经常栽树养花、登山垂钓、泛舟观景……并在这段日子里记叙下了自己的收获，且有大量的诗歌传于世，比如：种树养花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登山的《登高》、《登牛头山亭子》，钓鱼的《解闷十二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观景的《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
晚年的诗歌中有很多是饱含为百姓生于水深火热的担忧之情，诗人寄情于景，或在体育活动之中之后抒发这种感情，无疑是在排遣自己的情感，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
二、杜甫诗歌中体育文化的特点
杜甫的一生是与体育结缘的，杜甫的诗歌在体育方面涉及的也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关于体育文化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杜甫一生创作的诗歌作品不计其数，涉及到体育的方面也是极为广泛的。单指体育诗歌就已经很多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内容丰富。
为纪念儿童时期攀爬比赛的《百忧行集》和观看舞剑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再到青年时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登高的《望岳》、狩猎的《壮游》和《昔游》、舞剑的《相从行赠严二别驾》、踢足球的《清明二首》……最后到晚年时栽花种树的《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赏花观景的《绝句漫兴九首》、钓鱼的《解闷十二首》等等。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泛舟诗、散步诗、下棋诗。
从这些诗歌中所提到的体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是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它不是一项单一的运动，它包含了很多的项目，比如踢足球、钓鱼、下棋、散步……
（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是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包含的项目非常广，而这些项目又在告诉我们体育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形式多样，风格各异。
《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是杜甫为钓鱼所做的一首诗。我们都知道钓鱼是项比较休闲的体育运动。在垂钓之时只是静坐，不需要什么力量，然而当鱼上钩时，则必须用力往上拉。可见钓鱼是一种动静结合，且变化力道的体育活动。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这是描绘划船的场景，众所周知，划船是项体力活，逆流而上，若是不努力划船，那么船只只能往后退，所以说没有充足的体力应对是不适合划船的。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是一首有关种树的诗，“闻桤木三年大”写出了桤木生长时间需要耗费三年的光阴，而我们认知里更有“十年树木”之说。所以栽花种树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之心的事业。
三、杜甫诗歌中体育文化的作用
体育文化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那么它给予人们的好处又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体育文化？要参加体育活动呢？
（一）形体的舒展。体育锻炼能使人身姿轻盈、灵活自如、刚柔相济，让身体得到完全的舒展，这些特点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出来。
杜甫喜好击剑，也喜欢看人舞剑。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物。创始于轩辕黄帝时代，可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舞剑一直深受人们喜爱，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剑术不断完善，舞剑也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杜甫最有名的关于舞剑的诗篇我认为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莫属。“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矫”字表现出了表演者的身姿轻盈，“来”和“罢”则突出了动作的娴熟，可见公孙大娘和她的弟子在舞剑时身体的舒展是多么的灵活自如，而观众们也得到了美的享受。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中双飞翼。”（《哀江头》）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
“快意，西归到咸阳。”（《壮游》）
出游一直是杜甫的最爱，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出行不只是杜甫这般的文人墨客所喜好的，就连深受封建礼教教化，向来足不出户的女子也是乐在其中的。出游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让每一个细胞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明显感觉到自己年轻了好多。
（二）情感释放。人们的生活总是避免不了喜、怒、哀、乐的情感，杜甫曾经向往仕途，渴望通过应试能走进官场，将自己满腔为国为民的抱负实现，然而事实并不如意，他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这种情感无法找人排遣，所以往往寄托在诗歌中。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跟随着诗人一道感受了他的情感变化，又随着他在体育运动中将自己的情感释放。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选谢两相催。”（《九日五首》）这是诗人登高观景时所作，重阳佳节，他却漂泊在异乡，又怎么会有节日的喜悦之情呢？只能在这抱病登高伤怀。
（三）审美情怀。审美情怀是中国体育文化的终极目的，不管是形体的舒展还是情感的释放，都蕴涵了对美的追求，最终都是希望达到一个审美境界，“酒酣击剑蛟龙吼”、“拔剑欲斩且复体”、“酒阑插剑肝胆露”不仅展现了击、拔、插的刚柔并济、灵活自如的形体美，同时也抒发出一种豪放洒脱的情感美。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一种细腻柔和的美，它将因为下雨，渔船在岸边停泊，第二天一早花儿因春雨的滋润而朵朵盛开的场景描绘出来。这是诗人外出所看到的景色美，并由此感受到了生命之美！
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得到了舒展，得到了锻炼，从而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也就是达到塑造形体美的目的。另外，在运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情感的释放，或快乐、或悲伤。
四、结束语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能从他的诗歌中看到他对于体育方面的涉猎，从而明白杜甫也是位体育爱好者，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体育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本文探索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对杜甫诗歌中的体育文化蕴涵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刘媛媛，张伟.体的舒展与情的释放――论唐诗中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征[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1（2）.
摘要：杜甫对诗歌创作有自己明确而独到的看法，他以独特的表达方式—论诗诗参与了当时的诗学讨论，即《戏为六绝句》的问世，这组诗中，杜甫对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有了明确的观点，表达了他趋于辩证的诗歌批评。
关键词：《戏为六绝句》;杜甫;思想内容;艺术形式
（一）《戏为六绝句》的阐释
《戏为六绝句》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可以说是杜甫十轮主张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的写作思想主要是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政治，他的创作中，很少对诗歌的理论提出明确的看法和见解。但是在这六首组诗中，杜甫却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前人有批判、有总结的继承。作者前三首对庾信和四杰作了评论，后三首解释了自己的创作宗旨。这六首诗歌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作者诗歌创作观的精妙阐释。《戏为六绝句》的关键点在一个“戏”字上，杜甫的诗有“史”的称誉，但是在文学创作观上却用了一个很不严肃的“戏”字，难道是这个伟大的诗人一时头脑发热，对做文章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吗？纵观杜甫的生平创作和经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戏”字是作者有意为之。我认为，通过这个字反映了诗人豁达的胸襟。结合当时诗学界所存在的贵古贱今、好高骛远、夜郎自大的风气，作为一个有深重责任感的人，杜甫不是用“论”、“评”等等字眼，这也恰恰说明了他清楚地认识到对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创作观我们不能轻易的就说它是对是错。作为后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那种在如今看起来不合时宜的创作观为什么会存在，而它又在哪方面值得借鉴。对于当代人的创作，他也深刻的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是只能跟在古人的后面走，有些人的创作水平远在古人之上，必须要予以重视并加以提倡。
（二）杜甫的生平——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肃宗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又称杜拾遗、杜工部。杜甫一生主要生活在穷困之中，为了理想和生计，曾东征、北征、西征、南征，最后凄凉的死在南征的途中—洞庭湖的一条小船上。杜甫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忧国忧民情怀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有“诗史”之称，其创作被闻一多称为“顶峰上的顶峰”，其人有“诗圣”之誉。他对诗歌的看法也达到了当时最高的思想水平。①杜甫对诗歌的看法是辩证的、正确的、全面的。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至于子美，概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利，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从之所独专矣。这里，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可以说是很全面的，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全面的客观的分析，他将古人的优点集于一身，是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三）《戏为六绝句》中透漏出的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上，从第一首诗他对庾信文章的肯定可以看出他注重现实的思想倾向，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庾信的文章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之后，文章的思想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最初艳丽的宫体诗歌转为一种抒发国破家亡、身仕异朝的苦闷和怀念故国的相思之情。由于庾信在南朝时有过对宫体诗的创作经历，再加上后期的思想内容变得深沉而有意义，所以，杜甫才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个“老”，就应该是诗在思想内容转变后的文章。从这首诗中，也透漏出了杜甫的创作观，他不仅追求语言的华美，更看重文章的内容，要言之有物，不能再像宫体诗那样，只是华丽而空泛无情。再看杜甫对四杰的态度，这表现在第二三首诗上，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对他们持肯定与褒扬的态度。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称：“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②。这其中指出了一点，四杰“官小而名大”，所以他们不平，他们心里有一种怨愤要抒发，因而那些华丽的描写根本不适合他们。可以说，身份的低微在当时令他们抑郁不已，可是也成就了他们，让他们在文学史上留名。
（四）纵观《戏为六绝句》及杜甫在诗歌艺术形式上的主张
纵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前三首可以分为一个整体，即杜甫对古人的借鉴和肯定，主要体现在对诗歌内容方面。这前三首分别是：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这三首是杜甫对庾信和四杰的评价，并且从中反映出杜甫对前人的认识是清醒的、辩证的，他不是一味的否定，当时的人们，对齐梁浮华的诗风大都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毫无可取之处，于是只要是齐梁诗风就是糟粕，就必须摒弃，他们不是厉声斥责，就是肆意否定，表现的很偏激。他能深刻的认识到前人的优点，但是，对他们的不足他也能够客观委婉的给予评价。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对一些人骄傲自大，诽谤古人的做法他毫不留情的进行了批判，并且为当时的文坛敲响了警钟，诗歌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务实，不能空泛肤浅。庾信的文章能够取得成就，在于自身的转变，四杰能够在当时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于诗言情，抒发了他们的不平，也走在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最前沿。
后三首可以看成是杜甫的诗歌创作观，这主要表现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当然，形式必须是在为内容服务的基础上的。这三首分别是：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这后三首诗歌杜甫就更为明晰的阐明了他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方面的主张。“才力应难跨数公”，这个“数公”指的就是庾信及四杰。“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两句是比喻的说法，见得今人小巧，不及前贤之大。是说当时摹写景物，研揣声病的作品，还可以看到些，至于反映巨大的社会现实的作品，那在这以前就办不到了。这首诗里反映出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创作观上看，也折射出诗人以反映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主要倾向。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就是说诗歌要语言精练，不能因为只重内容而放松对形式的重视。这在杜甫的其他创作中也有体现，杜甫的诗以七律为主，合辙押韵，达到了诗歌的完全成熟阶段。另外，杜甫诗中的炼字、用典等等形式上的创作对后来的诗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的江西诗派发展在字上的重视又达到了雕琢的地步。
透过戏为六绝句，传达出了杜甫在思想内容上崇尚现实的思想内容，在艺术形式上要求语言的精炼。通过这组诗，他为诗学界的讨论有了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从而将诗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吴宓；陈寅恪；杜诗；接受；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6—0169—04
吴宓与陈寅恪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分别在比较文学与史学研究领域建树颇丰。除此之外，他们在诗学理论与旧体诗创作方面也都有很深造诣。在他们的诗歌活动中，杜甫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对他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吴宓与陈寅恪经常在诗学上互相切磋，也经常诗文唱和，二人在接受杜诗时既有相近之处，又各有特点，仁智互见。
一、对杜甫的热爱与总体评价相同吴宓和陈寅恪都熟稔并热爱杜诗。吴宓八九岁时随继母学诗，继母授之《唐诗别裁》，对吴宓影响甚深，据吴宓言：“宓于诗之根柢实植于是。”①《唐诗别裁》是清人沈德潜编的一个唐诗选本，杜甫诗占255首，居众诗人之冠，这是吴宓接触杜甫的开端。稍后，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学诗，“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学工部，参以玉溪”②。吴宓深受姑丈影响，嗜爱杜诗。《吴宓日记》中提及杜甫与杜诗者达30多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显示，吴宓逃难途中仍一直随身携带《杜诗镜铨》，不时翻阅，从1944年3月至6月整整3个月，更是将《杜诗镜铨》重新从头至尾阅读了一遍③。《吴宓诗话》中提及杜甫的多达40余处，其诗歌也明显受到杜甫的影响。陈寅恪除撰写有3篇关于杜诗的专业论文外，在《柳如是别传》中涉及杜诗者达四五十处，且对钱谦益与朱鹤龄注杜之公案细加考证。此外，《元白诗笺证稿》、《韦庄秦妇吟校笺》等也对杜诗有所提及，其诗歌中用杜诗者有40余处，并常以杜甫境遇自况。
对于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吴宓与陈寅恪都推其为中国第一诗人，在措辞上极为类似。吴宓言：“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④“杜工部为古来中国第一大诗人。”⑤陈寅恪称：“少陵为中国第一诗人。”⑥这一评价可以溯源至1919年12月14日，吴宓当晚日记中记录陈寅恪纵谈中外文化时，插入以下按语：“即以中国之诗与英文诗比较，则中国之诗，句句皆关于人事，而写景物之实象，及今古之事迹者。故杜工部为中国第一诗人，而以‘诗史’见称。”⑦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既是吴宓受陈寅恪谈话启发的结果，又成为两人一生的共识，是二人杜诗学的核心观点。吴宓在诗话中总是以杜诗为准则权衡评定其他诗人诗歌的优劣，并认为是学诗的正法。陈寅恪的《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完稿于1953年4月，时隔34年之久，陈寅恪仍持此说，自可看出他对吴宓这一论断的认可。
诗尊子美本是中国古典诗歌史的主流观点，在现代白话诗日兴的文学背景下却显得有些突兀，吴、陈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一种饶有深意的回归，同时也是杜甫“超越了评判”⑧的经典性的最好证明。吴宓与陈寅恪都是学贯中西的学者，遍览中国古典诗歌。吴宓除杜诗外，曾精研吴梅村、顾亭林、黄遵宪、王安石等人诗歌，并对外国诗也有深入研究，最心服的有拜伦、安诺德、罗色蒂、弥尔顿等；陈寅恪则对白居易、元稹、韩渥、钱谦益等人的诗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陈寅恪一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治学原则，吴宓也一直将其奉为信条，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不会简单地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膜拜而俯首，于他们而言，对杜甫的这一评价是在他们将其放在世界背景中与不同时空中的一流诗人反复比较后得出的结论，可谓一字千钧。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诗歌对于吴、陈二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在阐释杜诗上，同秉承儒家实用主义诗学理念，
但具体角度、方法和目的则大相径庭大体上看，吴宓与陈寅恪都承继了儒家实用主义诗教观，对杜诗的阐释都是要透过语言层面去追踪杜甫的崇高伟大的思想情怀。陈寅恪曾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⑨说的虽是治学之道，但在阐释杜诗方面也同样适合。吴宓亦云：“故学一人之诗，必先学其人格，学其志向，则诗成乃光芒万丈。”⑩可见，二人都着重于诗人的人格精神。但在具体阐释角度、方法和目的上，二者却大相径庭。吴宓是比较文学家，对杜甫诗歌是从诗学的角度去阐释，适当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情志与技巧兼重。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以史学的角度考证杜诗，用的是以史注诗、诗史互证的方法，重点放在杜甫诗与史相结合的诗学特征上。从目的上看，吴宓对杜甫的阐释旨在为现代中国诗歌确立借鉴与超越的标准尺度，并与同时期新诗人的白话诗主张相抗衡；陈寅恪则是为了通过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准确解读杜诗，建立一种诗史互证的诗学范式。
先说吴宓。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吴宓认为杜甫诗歌是贵族派与平民派诗歌的完美结合。《余生随笔》中言：“以诗一道言之，唐以前诗，贵族派也。宋诗则平民派也。以唐一代之诗言之，初唐四子，皆贵族派也。至开元天宝而大变，杜工部集诗之大成，盖当此转移之会，取贵族派之词华，入以平民派之情理。”他认为杜甫的诗歌在遣词用语上以文人的学识广征博引，风格典雅华美，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稍后用贵族派、平民派的名目来评价杜诗者不乏其人，如闻一多等人都将杜甫看作平民派文学的代表。相比较而言，吴宓的观点更为全面准确，对贵族派文学与平民派文学的界定着眼于文学的本质，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抓住杜甫诗歌的主要特征，比后来的新派评论仅从出身、思想上谈要高出一筹。
对于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诗人的原因，吴宓认为杜甫与黄遵宪相似，具备以下五个特点：“一、性情笃挚，忠厚恻怛，具诗人之本质。二、精力弥满，学识广博，通古今中外之故。故其诗材料精宏，新颖而充实。三、洞明世界大势，先机察变，爱国保种。四、诗歌多咏国事，少叙私情，不愧为诗史。五、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之主张。”他从性情、学问、政治识见、题材、形式等五个方面入手，探讨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以人格涵养为本，体现了中国人重内心的思维特征，认为诗歌是人格的表露化，学杜诗首先学杜甫为人。
关于杜甫诗歌的艺术特征，吴宓认为有二：切挚与高妙。“如杜甫之‘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又‘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是切挚之笔也。”“如杜甫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写人笔法之高妙也。‘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此写事笔法之高妙也。‘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此写景笔法之高妙也。‘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浑圆讶许同。’又‘此皆骑战一敌万，缟索漠漠开风沙。其余七匹亦殊绝，迥若寒空动烟雪。’此写物笔法之高妙也。”丰富的想象力是杜甫写人、写事、写景、写物皆高妙的内在驱动力：“诗人能造幻境，端赖其想像力……例如杜甫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人生两朋友之不易相逢，与参商之不易相逢同。但此层之同，常人不能见，惟杜甫有想像力，故独能见之。”对杜甫诗歌“切挚高妙”的评论出自吴宓的《诗学总论》，吴宓认为“切挚高妙”正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诗与文之差别，仅诗用（一）切挚高妙之笔，（二）具有音律之文，而文则无之耳。（一）者属于内质，（二）者属于外形。”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吴宓认为杜甫诗歌很契合诗歌的本质特征；其二，吴宓认可杜诗并将其作为重要事实论据之一种来支撑起他的诗学框架。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吴宓以“高妙”论杜诗，指出诗歌以“虚”写“实”的特点，并引入“想像力”来说明杜诗善于营造幻境深入事物本质的特征，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示了吴宓立足诗学本位的独特思考。
杜甫诗歌也是吴宓反对白话诗的重要工具。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吴宓始终站在白话文的对立面，标榜“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杜甫又成为这一观点最有力的佐证：“例如杜工部所用之格律，乃前世之遗传，并世之所同。然王杨卢骆只知蹈袭齐梁之材料，除写花写景写美人写游乐以外，其诗中绝少他物。杜工部则能以国乱世变，全国君臣兵民以及己身之遭遇，政治会学艺美术诸端，均纳入诗中。此其所以为吾国古今第一诗人也。今欲改良吾国之诗，宜以杜工部为师，而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现在看来，虽然吴宓“熔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的主张已经不适应现代诗歌发展的趋势，他提出的以杜为师的观点直到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陈寅恪阐释杜诗用的是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这既和他是历史学家有关，又受钱谦益治杜方法的影响。在《柳如是别传》中，他说：“可知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钱谦益治杜用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法，陈寅恪认为此法是破解古人诗歌主旨的密钥，并对此法加以深化拓展，开创了一种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来阐明诗歌的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古代知人论世的诗学传统在现代的复苏。
陈寅恪关于杜甫诗歌的论文有3篇：《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都是对杜甫生存的历史环境进行还原，回到唐代，回到杜甫身边，外观其所处具体历史情境，内观其所思所感，细心揣摩杜甫的内心世界，以求接近杜甫诗歌原意。
《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中考证“杂种胡”为“中亚昭武九姓胡”。《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考证“朔方健儿”一词所指对象为“同罗部落”，由此出发，认为该诗“综合八句，其文理连贯，逻辑明晰，非仅善于咏事，亦更善于说理也。”《庾信哀江南赋与杜甫咏怀古迹诗》中“以杜解庾”，将庾信的《哀江南赋》与杜甫的《咏怀古迹》相比较，认为“杜公此诗实一哀江南赋之缩本。其中以己身比庾信，以玄宗比梁武，以安禄山比侯景……证以当日情事，实为切当不移”。此外，陈寅恪还就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中“望”与“忘”孰对孰错的问题进行辨析，依据唐代长安城市建置，市在南而宫在北的事实，确定应为“望”字。
历来杜诗被誉为“诗史”。陈寅恪对杜诗的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唐代史的关键点，即“种族”与“文化”，虽然所论不多，但论据的充分确凿使他的阐释具有难以辩驳的权威性，且突出了杜诗的本质特征，对于现代杜诗学有独特贡献。
三、在学习借鉴杜诗上有同有异
吴宓在《吴宓自识》中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摹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也。”他的朋友学生也每以杜甫许之，如凌道新《寿雨僧师七十》：“重吟杜老西南句，正值华封七一时。”廉默：“意气宏肆，诗趣渊邃，有似杜工部者。”程千帆先生也指出陈寅恪诗歌师法杜甫的特点：“寅恪六丈当代通儒，余事为诗，亦复词采华茂，气骨清峻，而尤工于七言。古体掩有香山、梅村之长，今体则取法少陵及玉溪、冬郎之所则效少陵者。”具体看来，二人在学杜时既有交叉重叠之处，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二人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抨击时政的现实主义精神继承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具体说来，又有所不同。二人学诗都有家学渊源，吴宓从姑丈陈伯澜先生（涛）学诗，陈伯澜先生对杜甫十分推崇。用吴宓的话说就是：“姑丈为诗，取法盛唐，直取工部，参以玉溪。生平雅不喜宋诗，晚年偶为之，仍不类。”吴宓受其影响颇深，崇唐诗，不喜宋诗：“宓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诗。”“步曾主宋诗，身隶江西派。而予则尚唐诗，去取另有标准，异乎步曾。”在学杜途径上，主张由李商隐入手学杜：“学者学杜，须从义山入手。”他学习杜甫主要学其真挚的性情、高洁的人格、切挚高妙的文笔，喜杜甫诗歌平易近人的一面。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属宋诗派，陈寅恪受父亲影响，作诗偏于宋诗。另外，他对元白诗派也有着精深的研究，认为元白新乐府是摹仿杜甫的乐府诗歌：“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因而他学杜有两个重要中介，一是宋诗，二是元白。其学杜主要有两个方面，从诗歌内容看，他接受的是杜甫以时事入诗的写实精神；从诗歌形式看，出入唐宋，与吴宓相比更得杜诗之理趣与深邃。从受影响的程度上看，吴宓要远远超过陈寅恪。
杜甫对吴宓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感情。杜甫诗作一变初唐吟咏风月、歌舞升平、酬唱应和之风，以时事入诗，其诗歌几乎囊括了他生活的年代国家发生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吴宓对此深有体会，在杜甫精神的感召下，吴宓毕生将自己的感情与国家命运相连，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西安围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皆纳入诗中。袁世凯称帝始末，吴宓作《咏史》、《秋日杂诗二十首》、《感事八首》、《哀青岛》、《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春日感事》等诗，真实地记录了君主政体之复活、官吏贪财、各路军阀劝进、各报极力鼓吹、日本侵占青岛、袁世凯政府签订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蔡锷云南起义、帝制取消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忧愤悲慨，与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一脉相承。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宓所作诗篇几乎都与国事相连，可谓诗体的抗战史。《乱离一首》、《大劫一首》、《流转》、《书事》、《哀香港》、《感事四首》、《续感事四首》等诗作，或写生民流离失所，或写国破家亡、生灵涂炭；或悲官贪民愚、国魂销亡，与杜甫安史之乱及之后的藩镇割据时期的诗歌极为相似，都将自身遭遇与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从诗体上看，这一时期诗歌七律占绝大比例，达一百余首，感情浓烈深厚，风格沉郁顿挫，意境苍凉悲壮，明显借鉴杜甫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七律的优长，在尺幅之间尽可能地浓缩时空，出入古今，驰骋千里，涵括异常复杂的情绪。
“杜陵诗卷是图经”。杜甫在漂泊生涯中写下了不少纪行诗，在描绘祖国各地山川景色的同时，将自己的胸襟抱负、品格情趣也融入其中。在对杜甫纪游诗的借鉴方面，吴宓远超过陈寅恪。吴宓每出游必有吟咏，仅从大型杂诗来看，数量已颇为可观，有《西征杂诗》105首、《南游杂诗》96首、《欧游杂诗》7段58首，《一九四五年二月由蓉回西安省父纪行诗》25首等。吴宓言：“予所为纪行诗，率皆依据事实，平铺直叙，不矜不饰。”古人说“杜万景皆实”，吴宓的纪行诗深得杜诗纪行诗平易真实之妙。而其《欧游杂诗》融中外文学传统为一炉，为旧体诗开辟了一方新天地，发扬了杜甫在题材上极力开创诗歌领域的创造精神。
在对杜诗艺术形式的摹仿借鉴上，吴宓可谓殚精竭虑。尤其是前期，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用杜典。吴宓诗歌用杜诗典故多达60余处，如《甲寅杂诗》三十首中，“覆雨翻云剧可惊”用杜“翻手为云覆手雨”句，“万方多难话升平”用杜“万方多难此登临”句，“盈廷谁是出群材”用杜“安危须仗出群材”句等，用杜典时注重与杜甫的心境的契合。二是摹仿杜诗句法。如“未能入世先遗世，岂必触机始悟机。”（《感事作》）“自怜妾意即君意，未必君诗逊妾诗”（《和银台诗贺新婚》其六）用杜诗“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几家存。”“桃花细逐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的隔叠方式；“新来白起军中将，空驻亚夫灞上营”仿杜甫“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的前二后五的字词组合方式等。三是摹仿杜诗调高声洪的气势和雄浑高壮的风格。吴宓前期很多诗歌，特别是五古、七古长篇，有着真挚悲壮的感情，裹挟江海之气势和苍凉浑融的意境，对杜甫诗歌的悲歌激越、豪放雄健的风格多有借鉴，有时故作壮语，显露出明显的模仿痕迹，但大多本于性情，学杜颇有所得，《石鼓歌》、《五月九日即事感赋示柏荣》、《甲寅杂诗》三十首、《哀青岛》、《即事书怀赋赠碧柳》诸作写得尤为出色。到后期，则学会师其意而不师其辞，不再刻意模仿杜甫的字词意象结构等表层因素，在风格意境上更接近杜甫，得友人“少陵诗写真性情”（金月波《雨僧先生以诗见赠感答即正》）、“意境分明追杜老”（杨启宇《读吴诗雨僧诗集书后》）之赞。
陈寅恪在对杜甫忧国忧民精神的继承上与吴宓不分轩轾。其中抗日时期的诗歌最能体现这一点。他逃难到成都，拜谒杜工部祠堂，赋诗二首。其一是《甲申春日谒杜工部祠》：“少陵祠宇未全倾，流落能来奠此觥。一树枯柟吹欲倒，千竿恶竹斩还生。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归倚小车浑似醉，暮鸦哀怨满江城。”其二是《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甲戌”为“甲申”之误，作者注）诗中既有对杜甫的倾慕，更有和杜诗一样的感情。相同的地点，隔着千年的光阴。是非颠倒尚存，战争祸乱频仍，历史竟画了一个如此荒诞的圆圈！在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陈寅恪又一次想到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云：“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诗。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与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极其相似，“喜心题句又成悲”却又掺杂着他对国共两党分裂征兆日显，国家命运风雨飘摇的深沉忧虑，感情上更见沉郁。
陈寅恪非常善于将历史与时事融为一体，或将经历过的政治事件放在历史长河中进行纵深的思考，或用历史典故来描述时事，或以咏古来影射现实，表现出他受杜甫诗史结合的思维方式的一面。杜甫晚年，把对生命、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与感慨尽收笔底，呈森罗万象之态。如《秋兴八首》对唐朝由盛而衰之历史进行整体思考，《诸将五首》反思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咏怀古迹五首》、《谒先祖庙》、《古柏行》缅怀历史人物，这些诗篇充满历史的深邃与沉重，显得深沉、博大。陈寅恪的咏史之作，大多与杜甫相似，具有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如《王观堂先生挽词》、《经史》、《南朝》、《北朝》、《旧史》等诗篇，在这些诗中，陈寅恪也和杜甫一样，反复思量着历史的本质，以古讽今，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看法。
尤其值得重视陈寅恪对杜甫诗歌时空意识的接受。以“万里”、“百年”及类似词语的运用最为典型。杜甫诗中以“空间”对“时间”的诗句很多，如：“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等，单独提及时间、空间字眼的诗则更多。陈寅恪诗歌也是如此，如：“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万方兵革家犹在，七载流离目更昏。”（《甲申除夕自成都存仁医院归家后作》）等，诗人立在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纵横坐标轴的交叉点上，以有限的个体生命去品味广袤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领悟历史的深邃与凝重，生命的孤独与悲凉，从中不难看出陈寅恪与杜甫的承传关系。
从艺术形式上看，陈寅恪学杜主要有两点，一是用杜典。陈寅恪用杜典者达50多处，都追求古典与今事、今情的融合。仅《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用杜诗处就多达9处，此外，“国破花开溅泪流”（《蓝霞一首》），化用杜甫“感时花溅泪”（《春望》）抒发对国破家亡的忧愁。“谁挽天河洗甲兵”（《丁亥除夕作》）化用“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表达对内战的不满和对和平的企盼，不胜枚举。二是对杜甫七律的借鉴。七律是杜甫最擅长的诗体，“少陵七律，无才不有，无法不备”，最能代表和体现杜诗之艺术成就。陈寅恪七律有170多首，占全部诗作的60%以上。陈寅恪学杜甫七律，主要学其融古今为一炉，委婉表达自己心声的特点。
一
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文学家的作品拥有像杜诗那么多的注本。自从南宋出现《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注本后，“千家注杜”的说法便广为流传了。虽说黄氏注本中实收注家仅有151人，但自宋迄今，杜诗的注家、选家及研究著作确已超过千人，成为文学史上罕见的壮观。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当然不需要读那么多的注本。但如果你想了解到底有哪些有关杜甫的著作的话，也不妨去翻阅一下周采泉《杜集书录》和郑庆笃《杜集书目提要》这两种有关杜诗的目录学著作，它们对本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杜诗的著作有相当详尽的介绍。
在为数甚多的今人所选注的杜诗选本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杜甫诗选》与聂石樵、邓魁英的《杜甫选集》是最好的两种，它们所选篇目数量适中而且有代表性，注释则简明扼要而且比较准确，对初学者很有帮助。但是，如果你想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杜甫，只读选本是显然不够的，读杜诗全集才是准确的选择。由于由山东大学所承担的《杜甫全集》的校注工作尚在进行之中，我们暂时只能以清人的注本为首选读本。你可以对下列注本进行选择：
一、杨伦的《杜诗镜铨》。这是最为晚出的杜诗全注本，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它的特点是参酌众本之长，又出之以简明扼要，立论则平正通达，是最适于一般读者的杜诗全注本。如果你只想用较少的时间来通读一遍杜诗，那么这是最合宜的一种。
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此本初刻于清雍正三年（1725），它的特点是注释比较简明，不作烦琐的征引和考证，其长处在于解说，尤其是在分析段意方面，颇能提纲挈领，有时还对杜甫的写作意旨有所发明。但是评说章法时染有八股陋习，编次也不够完善。
三、仇兆鳌的《杜诗详注》。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杜诗注本，初刻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它的特点就是一个“详”字，几乎可以视作对康熙以前各种注本的集注，对唐宋以来的各种笔记、诗话也收罗甚丰。仇注的篇幅很大，读它需要较多的时间。但读此一本等于读了许多注本，所以还是值得一读的。它的缺点是烦琐，一字一句皆求出处，分析也嫌琐碎。读此书时可以参阅清末施鸿保的《读杜诗说》，它是专门纠正仇注之失的。
四、钱谦益的《钱注杜诗》。此本初刻于清康熙六年（1667），它的特点是注重以史证诗，对杜诗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确凿的阐明。它的注释以简洁为尚，仅录杜诗白文不加注释的达五百多首。此本的学术价值较高，但对初学者用处不大，如果你想较深入地了解杜诗与唐代史实的关系，则可以参阅。
五、王嗣]的《杜臆》。此书不录杜诗原文，也不对杜诗逐句作注，它的特点是用“以意逆志”之法对杜诗的思想内涵进行评说，颇有精到的见解。王嗣]是明代遗民，入清后拒不降清，所以对杜甫的人格意义有很深的理解。如果你想侧重了解杜甫的为人和杜诗的思想内涵，可以参阅此书。
除了上述诸本以外，宋人的一些注本也值得重视。对杜诗的整理与注解都是从宋代开始的，宋人在杜诗学上取得的成就是清代注本的基础。如果你想了解杜诗注释和研究的历史过程，那么可以读几种重要的宋代注本，例如赵次公的《杜诗先后解》，郭知达的《九家集注杜诗》，蔡梦弼的《杜工部草堂诗笺》，黄希、黄鹤的《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刘辰翁评点的《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集》等，它们在杜诗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学术总是后来居上的，但是被后人超越的早期著作是不可忽视的学术记录，宋代的杜诗注本仍是值得后人重视的。
二
杜诗向称“诗史”。它具有严格的写实性，是对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的全景式图卷，是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诗人内心所激起的巨大情感波澜的忠实记录。杜诗对诗人自身的生命进程也具有纪实的性质，举凡他的行踪、交游、生活、仕历，都可在杜诗中找到相当细致的叙述。所以，我们读杜诗时绝对不宜像西方的“新批评”派所主张的那样，完全抛开诗人的生平及其时代背景，而只对作品自身进行解读。我们应该结合杜甫的生平、结合唐代的历史实际来读杜诗，只有这样才能对其内涵有较准确的理解。
首先，我们应对唐代的历史，尤其是对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有一些了解。在安史之乱之前，唐帝国基本上还处于盛世，在杜甫的童年时代，他所看到的是一派升平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忆昔》）然而到了安史乱后，唐帝国已经一蹶不振，杜甫临终时所看到的现实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在短短的十年间，唐帝国的人口从5190万锐减为1600万，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战乱中死去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啊！这是多么剧烈的社会变化啊！这个历史事实在历史文献中是有准确的记载的，但是那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粗线条的叙述而已。对那段历史作生动、真切的描绘，并进而揭示人们心底巨大伤痛的则有待于杜甫。优秀的诗人都是时代的晴雨表，在社会急剧变动的关键时期出现的大诗人更应敏锐地感觉到时代的脉搏。杜甫就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的大诗人，他用其如椽之笔描写了那个时代的种种图景，他用细入毫芒的体会刻画了当时人民的深哀巨痛。杜甫的敏感不仅仅在于对已然发生的现实进行细致的观察，还在于对尚未发生的隐微征兆有先见之明，对暗中运行的历史进程有明晰的理解。所以当其他诗人尚沉浸于盛唐的浪漫主义氛围中一饮千钟时，杜甫却已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作了准确的预言。《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兵车行》等诗成为最早游离盛唐气象的作品，它们预告了唐诗将从浪漫想象转向严格的写实，也即从盛唐转向中唐，杜甫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如果不了解那一段历史，我们对杜甫的创作及其意义也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我们应对杜甫的生平有较深的了解。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读懂杜诗，另一方面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杜诗的深远意义。杜甫为什么对儒学那样的执着？杜甫为什么被后人尊称为“诗圣”？我们应该对杜甫的家庭传统、平生志愿、所作所为都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对此作出较准确的评判。杜甫是一个终生服膺儒术的人，“奉儒守官”是他世代相传的家庭传统，他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是坚信不疑的，所以他在早年就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韵》）的远大理想，以后虽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直到晚年漂泊湖湘时仍把这个理想谆谆托付给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由于在封建时代里实行仁政必须通过君主的途径，所以杜甫对明君寄予极大的希望，这是他的忠君思想的真正本质。杜甫的仁爱之心不仅施于其家人、亲友，而且还推而广之，以及于全体人民，甚至及于宇宙间的一切生命。他把儒家所提倡的“恻隐之心”推广到草木鱼虫：“白鱼困密网，黄鸟喧佳音。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如果说宋儒通过理论抽绎而得出了“民胞物与”的思想，那么杜甫则通过其行为体现了这种伟怀，而且用动人的诗歌把它表达出来了。杜诗中的情感内蕴特别深厚，梁启超甚至称杜甫为“情圣”，原因即在于此。当我们读杜诗时，应该借助于其诗歌编年、年谱、传记等资料，对诗人在何种境遇中写作此诗有清晰的了解，那样才能深入理解其写作动机和主题思想。这方面的参考书有冯至《杜甫传》和陈贻埂抖鸥ζ来》，前者比较简洁，后者则相当详尽。如果你只想大概了解杜甫生平，则读前者即可。如果想知道某一首诗的具体写作背景，则可查阅后者。
三
杜诗是一座艺术宝库。杜甫在诗歌艺术的探索中呕心沥血，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部杜诗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结晶，它上承前代所有的文学遗产，下启后代整个的诗歌发展历程。宋人诗云：“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日长简仲咸》）此话并无多少夸张的成分。正因如此，当我们要想对杜诗的艺术成就有所理解时，就不宜仅仅把目光停留在杜诗上面，而应该关注它在整个古典诗歌史上的地位。
大致说来，汉魏六朝诗人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为唐诗的全面繁荣作了准备工作。他们在题材的开拓上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各种题材种类已大致齐备。他们在艺术上的积累则可以归结为两点：声律与丽辞，这直接影响到唐代今体诗格律的完成。入唐以后，诗人们沿着前代诗人的道路继续前进，五七言诗到盛唐已经臻于极盛。然而诗歌史上“集大成”的历史使命则落到杜甫的肩上。杜甫对前代的文学遗产有清醒的认识和虚心的态度，他对前代诗歌既知其长，也知其短，从而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的态度对之进行了总结和整合。在杜诗中，从朝政国事到百姓生计，从山川云物到草木虫鱼，整个外部世界都与诗人的内心世界融合无间，并被纳入儒家的政治理想、伦理准则和审美规范的体系之中。在杜诗中，格律严整与气势磅礴并行不悖，字句烹炼与意境浑然合则双美，成语典故与口语俗字并得妙用，泼墨濡染与工笔细描同臻极致。一句话，杜甫对前代诗歌艺术经验的借鉴吸取是全方位的，又是推陈出新的。如果你在读杜诗时注意它与前代诗歌的这种关系，那么对其良苦用心会有更深的体会。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杜诗对后人的启发。杜甫在盛唐的诗坛上并未享有最大的名声，他的地位是从中唐开始才与日俱增的，这说明他对后代诗歌发展具有典范作用，而且这是杜甫作为“集大成者”的主要意义。从中唐开始，诗人们把杜诗视为作诗的范本。元白与韩孟两大诗派虽然在风格上大异其趣，但他们对杜甫的推崇却是不约而同的。在晚唐，李商隐等人对杜甫的沉郁风格有较深的体会，并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学习。及至宋代，以杜甫为师成为整个诗坛的集体选择。从王禹到王安石，再到苏轼和黄庭坚，杜甫的地位日益凌驾于李白之上，最终成为唯一的“诗家初祖”。宋人的这种选择当然含有道德判断的成分在内，因为杜甫最符合宋人关于人格修养的标准，但与此同时，这也体现了杜诗在艺术上的启迪意义，因为在对诗艺精益求精的宋人看来，只有千锤百炼的杜诗才是真正的典范，只有杜诗才以其严整的艺术规范而为宋人开辟了道路。所以我们读杜诗时也应该注意它对后代诗歌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对杜甫的历史地位有准确的了解。
当然，我们更应该对杜诗的艺术特征作深入的体会与分析。对于杜诗，只作浮光掠影的泛读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细读深思，一定要反复体会，才可能进入其艺术殿堂。上述各种注本对杜诗的艺术有一定的分析，但还应该参阅一些重要的参考书。例如历代诗话对杜诗艺术有很多的讨论，其中如《瓯北诗话》等几种颇有真知灼见。又如有些关于杜诗的专著对某一个问题有深入的研究，足资参考，像清人周春的《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对杜诗中如何利用双声叠韵来增进音乐性美感有细致的分析。应该指出，前人对杜诗艺术的分析虽然已经很深入，但杜诗实是一座取之不竭的宝库，只要你深入进去耐心挖掘，终会有所收获。而且别人的阅读经验是不可能代替你自己的阅读行为的，如果你通过细读杜诗而有了亲身的体会，你不但将获得难以言表的审美愉悦感，而且也会对古典诗歌的艺术奥秘恍有所悟。
四
阅读杜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如果你是为了学术研究而阅读杜诗，那么当然应该遵照学术规范，首先从文献整理入手，对杜诗版本及杜甫研究论著进行尽可能完备的收集，然后再选择适当的切入点。但是本文想介绍的只是一般的阅读。对于这些读者来说，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获得审美的享受，为了获得心灵的陶冶。清代的读者曾说过他们读杜诗的感受：“《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镜铨》卷四引卢世淮语）现代的读者当然没有忠不忠的问题，但是与之类似的是，读杜甫一定要怀着真诚的同情心，怀着与杜甫一样的对人类及一切生命的仁爱之心，这样才可能沿着杜甫的心路历程去体会、感受、理解杜诗。杜甫当年缅怀宋玉时说过：“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我们也应怀着同样的心态来读杜甫。否则的话，你难免会像某个大人物那样，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读出“地主阶级的意识”来，或在“越女天下白”（《壮游》）的美丽诗句中读出什么邪念来。如果我们能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去理解杜甫，那么对杜诗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忠君观念当不至严加呵斥。因为在安史乱起、国家危难之际，除了忠君之外，难道还能有更好的方式来表示对祖国的热爱？在封建制度作为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的唐代，难道能要求杜甫通过其他途径来为人民呼吁，而不是希望“几时高议排金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杜甫是有一颗伟大心灵的普通人，他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我们交谈，我们当然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来倾听他的心声。时代不同了，社会形态不同了，但是人类的善良本性不应有什么不同，我们与杜甫是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异代知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