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15 01:19:00
作为文化高地，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资源基础得天独厚。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拥有大量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文化资源。除了拥有举世皆知的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大量的文化场馆外，这里的街道、庙宇、民居、古树乃至一件雕塑的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段悲壮的历史或动人的故事。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沙龙，人才荟萃，在不同的学校里，无数名人大家与普通学生亲密接触，共同演绎教育与受教育的人生经历，不断地积累和叠加学校文化的高度和厚度。这种多彩厚重的文化底蕴、审美渊源以及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是东城区学校赖以为骄傲的基础与起点。
例如，方家小学以老校长老舍为豪，将京味文化、国学文化纳入学校文化建设；166中学以老校友冰心为荣，命名文学班、文学社。文学评论家孙武臣讲起自己在北京第二中学学习情形时非常骄傲，“张天翼、严文井、刘厚明、谢添等大家都曾为我们讲过课，著名文艺理论家萧殷还为我们评点作品。最自豪的是我们去邀请老舍先生，就在他的散文《养花》里所写的那个小院，他幽默地说：‘鲁迅文学社请我，不敢不去呀!’校领导得知，就扩大为全校师生聆听老舍讲课了。那时二中只有一片露天空地作为会场，我在五月的阳光下，记住了大师两句让我终生受益的箴言：‘即使不走文学之路，也要爱文学，因为文学使人性走向完美；要是走文学之路，就要追习经典，否则走不远。’我的文学梦从这里起飞。”从中可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对学校文化创建的重要影响。
二、理念面：明确文化使命，实现文化转型
东城区学校在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着内在的学校文化转型。学校是人类文化的形式，其价值是传递、选择和创造人类文化，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和谐的人。学校本身是文化的组织，它的文化使命在于培养人，引导人的自身革命实践与社会革命实践的和谐统一，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辩证发展。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变革与发展的原动力，它影响着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人才培养。学校要完成适应新时期发展所提出的新文化任务，唯一的出路是参与到社会新文化的构建中，按社会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精神，构建超越现实的新学校文化。
在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东城区各学校已经实现了教育教学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整体变革。这样一种整体变革，建立在一种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之上，并由此建立学校教育教学的新基准、新规则和新秩序。那就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成为学校文化建设的新理想和新追求，也成为区别于以往的学校文化建设的精神分野。许多校长在不同场合的表述中，都包含着以下内容：超越“知识本位”和“学科中心”，形成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学校文化；超越“权威主义”和“普遍主义”，形成“合作”“对话”“创新”的教学文化；超越“刚性的”“静态的”“封闭的”课程与教学，形成弹性的、动态的、开放的文化品格。
三、主体面：尊重文化主体，发挥人的创造性
东城区中小学教师普遍感到在学校中受到尊重。教师既是学校文化氛围的感受者，也是学校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学校生活的直接感受是学校文化最直观的体现。创建和谐的学校文化氛围是东城区多数学校的自觉选择。
在实地考察的学校中，第五中学分校的王老师就将其所在的数学教研组办公室比作“家”。她对办公室里的其他成员充满真情：她盛赞和蔼可亲的杜老师深厚的师爱，敬慕被校长称为“颇具大将风度”的姚老师的工作经验与方法，欣赏真诚善良的李老师为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假期写信赠书的行为。她将第五中学分校比喻为和谐美满的大家庭，感受快乐，体验收获，饱含爱意。史家小学卓校长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明确提出“和谐教育”的理念，倡导人与人、人与知识、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全面和谐，并且获得广大教职员工的普遍认同，为营造和谐的校内人际关系、促进学校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四、方法面：探索文化路径，倡导特色发展
作为文化路径，东城区中小学校有着特色发展的选择与定位方法。虽然东城文化积累有其自然的历史成因，但东城区中小学校对学校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与定位则往往包含着许多主体建构的积极动因，离不开校长们的主动选择与定位。比如：府学小学充分挖掘和利用建校638年的历史，倡导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形成学校文化；东四九条小学的科技教育和四小的美育都被聚焦扩展，从而将特色深化、发展，培育为学校文化；特殊学校针对受教育群体的特殊性，提出“有爱无碍、教育康复、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并体现于具体细致的工作之中，从而发展建设其独特的学校文化。各校办学特色及风格的形成，促进一大批“窗口校”“特色校”建设的路径选择，有力推进了东城区各校的学校文化建设与创新，为力求实现“让每一所学校都精彩”的美好愿景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实，特色是学校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核心价值与附加价值的统一。因为学校自身发展的历史不同，教育对象的来源不同，改革切入点不同，个性追求不同，附加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这都充分体现了学校发展中的价值认同与文化选择。这种学校文化的特色，会渗透于学校办学理念、生活方式、教学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之中，成为学校师生成长的文化生态特征。但寻找学校发展的特殊路径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既需要全盘统筹的前瞻性思维，也需要发展过程中的不断磨合与碰撞，甚至出现一段时间的摇摆不定。例如，某学校在发展武术特色的办学理念时，三任不同的校长的态度并不一致，虽然现在建立习武画廊，崇尚武学国粹，但由于缺少师资，生源混杂，依然存在一定困难。
五、结构面：理解文化结构，实现系统内化
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和运作模式。美国文化学者克莱德·克鲁克洪指出：“文化不仅有其内容而且有其结构这一事实，现已获得普遍的认识。”作为社会亚文化的学校文化也同样不仅有内容而且有结构。从深层到表面，从具体到抽象，东城区在指导学校文化建设时提出以师生共同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学校精神文化、以教育质量保障为根本的制度文化建设、以营造浓厚教育教学氛围为主题的物质文化建设3个结构层次的工作举措，并且指出这3个层次“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学校文化建设必须以精神文化为核心，以物质文化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重点，系统地、分层次地抓落实”。从四次教师集中访谈中，研究者发现，除个别教师外，几乎所有访谈对象都共同认为学校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3个层面，并由此切入认识所在的学校文化及其建设过程。由此可见，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的结构框架在实际垂直层级传播中的效果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其实从这3个层面来看，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都已初见格局，无论是普通校、规范校、窗口校，还是特色校，都有其基本精神体系的构建、制度的建设与硬件环境的完善。但它们的差别则在于其学校文化的先进与否。只有建设和谐的学校文化体系，以先进的教育价值观为核心，认同学校教育理念、学校精神等，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下和谐相处，相互体谅、关心，努力实现学校的组织目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效益才能提高，每个成员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才有可能。学校文化应该是经过提炼整合社会先进文化而形成的独特文化，必须根植于民族先进文化的土壤中，应该通过特定的学校历史典范及其他“符号”特征表现出来。“文化由被产生的一切事物构成，它能够维持和具有符号方面的经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标语上墙”“知识上墙”看成就是学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建设，还是应该警惕形式主义文化的物质化，防止将制度完善本身作为制度文化本身，真正将学校文化落实在科学教育理念对学校生活的全方位渗透细化之中。
六、目标面：铸造文化品牌，共享文化成果
东城区拥有学区化管理、蓝天工程等许多优秀的教育文化品牌和优质学校品牌。通过构建学校主流价值观，实施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东城区教育改革的巨大变化，备受社会关注与好评。学区化管理使硬件、软件、课程等资源达到共享和深度开发，蓝天工程“创建没有围墙的校园”，为成长中的孩子们提供了培养健全人格、品性的广阔天地。东城区的“学区化管理”“蓝天工程”“教育综合评价”“名师工程”等教育改革的措施和理念正在向全国辐射。
在东城，许多中小学校长都自觉地将学校文化建设作为立校之本，走文化铸校之路。例如：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就多次强调“要用文化来包住钢筋水泥，体现文化育人的理念，达到空气养人的目的，就像一个大森林一样是天然的氧吧，人进去之后很舒服，氧气充足、空气新鲜，对人是一种滋养”。第二中学的“教师博物馆”“学生博物馆”“古籍馆”“国粹馆”等文化设施都实实在在地向学生开放，这份特有的文化滋养，在成就师生的同时，也培育了第二中学特有的文化品牌。国子监中学“用教师健康的心理呵护学生稚嫩的心灵和健康的人生”受到总理的肯定，他们“不言学生差，积极想办法”“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让每个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办好不选择学生的学校”，既展示了一种博大的教育精神，也成为一种风格、一种品牌。在国子监中学，一系列创意活动如阳光共享、阳光驿站、阳光谈话室等，不同楼层的不同主题，如我与自然、我与艺术、我与社会、我与科技等，都把学校文化建设与学生健康成长紧密结合起来。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充满活力。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那么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在表面上的“公平”承诺之下，实际上可能还是偏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有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常常置各种国际法于不顾，动辄对别的国家实行威胁制裁，让人看到的只是强权征服姿态，而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与法制精神，这另一面当然也是无法忽略的。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过去我们说宗教是麻醉和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在人民革命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为何盛行不衰？它有什么作用？确实值得研究。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我想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说，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到上帝那里去解决；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也是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分两个阶段讲：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先要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讲起。中国古代文化可谓驳杂精深，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种思想观念都有。多元文化格局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一般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儒、道两家（佛教的中国化，属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例）。但二者谁更重要，则又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属于官方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当然巨大。但也有人（如鲁迅等）认为，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态方面来看，还是道家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似乎也不无道理。上述争论姑且悬置不论，超越具体文化模式，我们来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据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孙隆基、林语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看法，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的，相互对应、呼应、照应，相互联系和协调。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普遍讲“和合”，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实讲“和合”之道。这种精神贯彻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还有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等。林语堂甚至说，“中国”即中庸之国的意思，所以“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如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问题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应用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比如，在政治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诗歌）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现代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理学而没有神学；从历史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时代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理论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
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
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影响。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科学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论文摘要：化学实验探究题已成为中考化学学科的重要题型之一。实验探究题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又考察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探究题要求较高，区分度也很好。
化学实验既是化学学科的基础和灵魂，又是理解知识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中考考察的重点内容。近年来，化学实验探究题已成为中考化学学科的重要题型之一。实验探究题既考察了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又考察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探究题要求较高，区分度也很好，成为近年中考题的热点，这给我们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上好实验课
在实际教学中，往往为了省事，在讲到实验时，仅停留于“纸上谈兵”，“讲”实验，“画”实验。有时实验“画”都懒的画，直接用课本投影或让学生看课本图示。这就使得学生是索然无味“听”实验，“背”实验。对实验中提出的问题，不是通过观察实验现象得出结论，回答问题。而是听老师“说”现象，记现象，得结论。因此，在实际教学中上好实验课非常重要。我们尽量将实验课放到实验室进行，边做实验边讲解。必要时实验让学生自己动手做，问题让学生自己提。让他们自己从实验中寻找答案。这样效果会很好。这既体现现代学生的特点，又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同时，借助实验可以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提高实验能力。
二、遵循课程标准但是不拘泥于教材，对教材中的探究性进行创新。
中考考试说明中明确提出，化学学科考试内容严格遵循课程标准的前提下，编制试题，活而不偏，适度开放。加强以实验探究为核心的科学探究活动的考查。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利用好教材中的活动与探究。由于教材中的化学探究性实验内容的时间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针对探究性实验内容有所侧重，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实验重点突破并有时创新。用来测定空气成分的方法很多，如图1所示是用红磷在空气中燃烧的测定方法。
图1图2
实验过程：
第一步：将集气瓶容积划分为五等份，并做好标记。
第二步：点燃燃烧匙内的红磷，伸入集气瓶中并把塞子塞紧。
第三步：待红磷熄灭并冷却后，打开弹簧夹，发现水被吸入集气瓶中，进入集气瓶中水的体积约为集气瓶总容积的1/5。
请回答下列问题：
（1）集气瓶中剩余的气体主要是。
（2）实验完毕，若进入集气瓶中水的体积不到总容积的1/5，
你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
（3）某同学对实验进行反思后，提出了改进方法（如图2所示），你认为改进后的优点是：。
将课本实验进行改造和创新，可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产生“质”的飞跃。为学生做好实验探究题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学理念。
新课程理念强调：基础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改变单一的接受性学习，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通过研究性学习、参与性学习、体验性学习和实践性学习来掌握科学知识。新课程理念要求打破以讲授、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使用体现学生参与合作，师生互动，探究创新的教学模式。努力引导学生自主专研，鼓励他们求异创新，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但是很多老师仍按传统的教学思想去教学，对新课标准的要求视而不见，在实际教学中仍是以讲授、灌输为主教学方式，把自己放在了主题地位。以下是我听一位教师的课堂片段探究CO2与水的反应实验。
老师：取两支试管，在A试管中加入2ml蒸馏水，滴入2滴紫色石蕊试液。问学生石蕊试液颜色是否改变？
生：没变色，仍为紫色。
师：在试管B中加入几小块石灰石，再加入一定量的稀盐酸，迅速塞上带导管的橡皮塞。将导气管伸入试管A的溶液中。大家观察一下紫色石蕊试液颜色是否变化了？（演示实验）
生：紫色石蕊试液变成了红色。
师：紫色石蕊试液为什么变成了红色？（紫色石蕊试液遇酸变红色）
生：因为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了碳酸。
师：给试管A加热至液体沸腾，大家观察一下颜色是否有变化？
生：红色又变成了紫色。
师：红色为什么又褪去了？
生：A中没有碳酸了。
师：碳酸是否稳定？
生：不稳定，受热分解了。
[板]CO2+H2==H2CO3
H2CO3CO2+H2O
这样的实验探究乍一看进展非常顺利，而且师生双边活动、课堂气氛都很好。若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实际上仍是老师起主体作用。实验是老师做的，问题是老师提的，现象也是在老师提示下学生回答的。这样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就像现在市场上销售的感冒药—感冒胶囊，换成的氨酚烷胺那敏胶囊，从外观名称看，好象是新药，实际仍然是以前的老药。而新课程理念提倡的是学生参与合作，师生互动，探究创新的教学模式。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传统的讲授灌输式教学，变成师生先一同进行原理学习，然后由学生自己寻找装置，师生共同设计实验，然后学生自己亲自操作。实验结束后进行交流与讨论，总结出实验结论。这样可以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实践中获得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
四．联系现实生活
新课程标准的理念是由过分注重学科系统知识的化学课程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体现STS教学思想的化学课程转变。近年来的中考题注重体现化学学科的实际应用研值和学科特点，体现化学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因此，在教学实际中，要足于学生发展和实际需要，将生活实际与物质的性质及变化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对问题进行探究，从而获得化学知识与经验。
生活中，处处是化学，留心身边的生活现象，把教学研究的视角延伸到生活当中去，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课题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例如：（徐州市2008中考）2008年春季，特大暴风雪袭击了我国南方地区，在抗击暴风雪的战斗中，融雪剂发挥了—定的作用。小明现有一包某公司生产的融雪剂，已知它由碳酸钠、氯化镁、硫酸铜、氯化钠中的一种或几种物质组成。
［提出问题］该公司生产的融雪剂到底含有什么物质呢？
［查阅资料］含钠元素的物质在酒精灯的火焰上灼烧时会产生黄色火焰。
［实验探究］下面是小明设计的探究实验，请你帮他完成。
实验操作
实验现象
结论
①取少量融雪剂，加水溶解
得无色溶液
不含物质
②另取少量融雪剂，滴加稀硫酸
无明显现象
③向该融雪剂的水溶液中滴加氢氧化钠溶液
出现白色沉淀
④
含有氯化钠
［反思和评价］
（1）写出③中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融雪剂融雪的原理是。
（3）使用融雪剂有很多危害，例如会腐蚀道路、桥梁。请你再举一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教师要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不断完善自己的教学。在实验探究教学中切实从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高度，提高对化学实验探究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化学实验探究的教学研究，努力提高化学实验探究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08，（4）
[关键词] 北大荒文化；文化现象；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 G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2-128-3
胡适曾把文化视为人们的生存方式，梁漱溟将文化指明为人类生存的样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世界就是文化的世界。无论是在原始社会、农耕社会，还是在现代工业社会当中，文化都无处不在。人的任何一种活动，风俗习惯、饮食男女、情感表达、伦理规范、社会制度等等，都属于文化范畴里的内容。
怎样看待如此花样繁多的文化表现形式？如何梳理出一条研究文化的思路和线索？这是任何文化理论研究工作面临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北大荒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其内涵和外延的提升需要首先确立研究的基本坐标，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系统性的探讨。
一、“文化现象”与“文化理论”的区分
据语言学家考证，“文化”在西方的拉丁语和中古英语中具有“耕耘”“掘种土地”的意思，直到18世纪末到19世纪，“文化”一词才逐渐具有现代意义，其含义包括习俗、工艺、技巧、宗教、科学、艺术等社会生活主要方面。西方的“文化”重注理性和科学，是一种强调内在生命力生成的社会形态。
相比西方，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稍有不同。中国学者们将“文化”的含义追溯到战国末年的《易・贲卦・象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P.2）著名学者张岱年以此来解释中国“文化”的起源。他认为：文，一般指纹理。天文即天道自然规律，人文则指人伦社会规律，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组成的社会关系。治国者观察天文才可明白时序变化，观察人文，才使得天下人遵从文明礼仪，行为得当。“‘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P.2）因此，中国的“文化”专注于人的精神修养，强调文治教化。
虽然中西方对“文化”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二者具有根本的一致性，即都突出文化的“人为”性质，将文化视为人类本质活动的表现方式。也就是说，文化通过人类的活动展现为一种外显的现象。文化只有表现为传统、习惯、伦理、法制、知识、信仰、科学、艺术、宗教等等现象，才能被人类自身充分察觉和理解。这些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化现象。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化”一词，实际上都是指“文化现象”。从纵向来说，文化现象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历史沿革；从横向来看，文化现象又有其特定时期的基本结构和模式。一种关于文化现象的理论，就是要一方面梳理出文化现象变化发展的线索，另一方面论证和阐明特定国家和地区，其民族在特定阶段文化现象的基本结构和模式。
就北大荒文化这一特定区域的文化现象而言，要展开对其文化现象的理论研究，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搜集并掌握大量放映北大荒地区文化现象的一手资料，包括历史材料、新闻素材、影像资料、文艺资料、理论研究成果。以此将北大荒地区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制度变迁、特色习俗等现象尽收眼底。
二是需要对已掌握的文化现象进行理论升华，分门别类对北大荒地区的人文、地理、气候、生态、习俗、宗教、科技、经济、制度等展开研究。
至此，我们澄清了文化现象与文化理论之间的区别，接下来需要对北大荒地域的文化现象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和梳理。
二、北大荒文化发展现状
（一）北大荒文化的表现形式
根据《北大荒移民录》的作者郑加珍的叙述，自1947年开始，北大荒移民史揭开了崭新一页。公营农场的建立，为黑土地带来了新鲜的红色垦殖文化。创建开发初期，北大荒人来自五湖四海，“复转军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把北大荒动人事迹写成各式各样的作品，将文学艺术火种播撒在黑土地里。”（P.130）从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开始，“北大荒文学艺术出现第一次繁荣。大批复转官兵把军旅文化渗透到黑土文化中，创造了军垦文化；大批知青把城市文化融合到黑土文化中，创造了知青文化；以大荒原、大机械、大农业和高科技为特色，创造了全新的多样文化相互渗透、融合、汇集的北大荒文化。”（P.130）
自从军垦文化、知青文化与黑土文化相互交融，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现象之后，逐渐凝结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在此基础上又升华出“诚信、务实、创新、卓越”的北大荒核心价值观，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又从北大荒文化现象中提取出“忠诚、坚守、忘我”的北大荒文化精神和“开放、开拓、智慧、包容”的北大荒文化基本特征。对北大荒文化现象的这四重提炼，标志着北大荒文化开始逐渐形成和构筑起比较稳固的生存和发展模式。
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这四重提炼只是初步的工作，更具体的内容仍需细化和展开。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搜集，我们发现北大荒文化现象主要显现为几个方面：
1.文艺方面
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歌颂先进模范事迹的故事，描述垦区生产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小说，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诗歌，配合思想政治活动的板报、宣传画，描绘垦区生活的版画，书法等美术作品，文工队的歌舞剧，纪实影视剧等等。
2.史料方面
《北大荒全书》和各管理局及其下属农场史志，各类发展年鉴。
3.媒体方面
报刊类代表有《北大荒日报》，文艺刊物代表有《北大荒文化》，政策和理论性刊物代表有《农场经济管理》，电视台有农垦电视台，网络平台有北大荒网，广播有北大荒调频广播，博物馆有北大荒博物馆。
4.文化产业
以北大荒文工团、版画院、文学社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5.其他方面
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相关政策和文件。局、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等。
综观当下北大荒文化现象的表现形式，以反映边地垦殖史、讴歌红色文化发展历程、服务当地人民生产生活为基本特色，以弘扬和传承北大荒精神为基本内驱力，以促进垦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基调，以引领全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增强国际影响力为基本导向。
（二）北大荒文化理论研究的空缺
时至今日，北大荒文化现象已具备较为稳固的表现形式，它需要进行理论升华来增强生命力。然而，以文化理论为主旨的社会科学研究对垦区的辅助作用却仍显单薄。垦区民生工程的建设，社区文化、企业文化、生态旅游文化的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场城镇化过程中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都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
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理论研究，不单单是为了呈现军垦文化、知青文化、黑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更是要在这种文化现象的诸多表现形式中梳理出该文化现象发展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理清垦区过去和现在生活方式的发展规律、基本模式，才能为北大荒的未来发展指引方向，为北大荒人冲破传统农耕文化的束缚，踏上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轨道打下夯实的基础。
三、北大荒文化理论发展模式初描
（一）以文化哲学作为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点
要系统开展关于北大荒文化的理论研究，首先需要十分熟悉此种文化现象，其次至关重要的是找到文化理论研究的基本坐标。哲学作为各门社会科学的源头和基础，与各门学科都有紧密联系，因此在我们看来，哲学理应成为文化理论研究的起点和风向标。而作为以文化形态和文化模式为直接研究对象的文化哲学，则要承担起为文化理论奠基的重要任务。
文化哲学不只是就具体文化要素、文化特质、文化形式这些文化现象作简单的对比和分析，“而是对于文化整体的批判性反思，是对文化在人类社会和历史演化中地位和变迁的探讨，或者说，是揭示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文化内蕴”（P.65），文化哲学“研究的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的规定性及其演进机制。这种意义上的文化一定是以文化模式的方式存在。”（P.65）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由内在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价值取向、习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或者说基本的生存方式或样法。”（P.65）因此，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即是文化模式。而要想充分理解和阐述文化现象内在的结构模式和发展变迁，建立起文化理论研究的“高楼大厦”，需要以文化哲学作为理论基石。
（二）以各门社会科学研究作为理论拓展
除了文化哲学的奠基作用以外，还需要拓展北大荒文化现象的内在意蕴，吸纳不同学科的科研力量来研究不同的文化对象。如，需要民俗学来分析和阐述北大荒地区的习俗特征和变易模式；需要社会学来研究垦区社会结构与居民活动方式；需要生态学研究垦区生态环境的现状和特征，提供保护措施意见；需要历史学来理清北大荒地区的历史发展变迁和重大事件；需要教育学重点研究垦区青少年教育现状和发展规律；需要法学深入调查北大荒的法制史和法律制度运行机制；需要旅游学全面研究垦区旅游业的运行关系、内外条件、社会影响和发生发展规律等等。总之，北大荒文化理论研究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在文化哲学这一大脑中枢的指挥下，各器官各躯干协同作业，交相辉映。
（三）以学术对话作为理论升华
除了培养起系统性、有机化的研究力量以外，还需要促进各学科间的学术研讨和交流对话。一方面需要汇总各学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通过学术论坛或学术年会等形式促进学科间科研成果的检验和交流互动，以便日后展开目的性更强、学科交叉合作更多的研究；另一方面，将学术对话从北大荒地区延展到全国范围内其他农垦地带。此外，作为全国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排头兵的北大荒地区，也有必要展开与西方农垦文明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对话。这是未来北大荒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影响力提升的发展方向和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洪铁军.北大荒全书（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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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郑加珍.北大荒移民录――1958年十万官兵拓荒纪实[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6]孙时彬.北大荒文化生成的独特机制探析[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1，（2）.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越南文化；传播方式
越南与中国毗邻，边境线全长2449公里，中华民族与越南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由于古代越南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关系甚大，和长期使用汉字等原因，使古代越南全面吸收中国文化。这主要表现在越南的典章制度、兵制、独尊儒学、历法、宗教文化、生活习俗、节日等各方面都效仿中国。因此，越南成为东南亚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国家。那么，中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越南的呢?这就是本文要探究的问题。
一直接推行方式
越南的历史极大地受中国历史的影响，在公元前214年至公元968年的1182年间，越南被纳人中国版图内，直接受到中国的统治，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北属时期。这时中国封建王朝所实施的各种政策直接在越南推行。
在北属时期之前，从传说和史书的零散记载中可以看到，越南尚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由首领锥王、锥侯、锥将统治。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后，实行进一步开发西南的政策。公元前214年，秦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开始了越南史上的“郡县时期”。秦末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自立为王，推行“南北交欢”，在越南设立交趾、九真二郡，后赵佗称臣于汉。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军灭“南越国”，并设南海、交趾等九郡，其中有三郡在今越南。在所设的九郡之上设交趾部，委派刺史统管，正式把今越南的一些地方纳人中国版图。公元40年，爆发了“二征”起义，汉朝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平定叛乱。公元43年，马援平定二征起义后，大量的士兵留在了交趾、九真等地，并与越人融合。汉代以“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进一步开发越南。三国时期，循吏士燮治理交州政绩突出，社会安定、繁荣。公元226年，昊国将交州和广州分离为两州。唐代时，在越南设安南都护府，下设十州，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施唐律、建学校、开科举，对越南的郡县统治制达到了高峰。到北宋初年，越南最终走向独立，和中国形成宗藩关系。
在北属时期越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长足进步，尤其是给越南文化有了质的飞跃。这一期间，越南大部分被纳人中国版图，属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历代统治者把中国文化直接推行实施，主要包括有以下方面:
1.汉字和汉语的传人。秦始皇在岭南建三郡后，从中原大量移民与越人杂居，随着秦朝时统一文字，汉字和汉语便传人越南。以汉族统治者赵佗为首，建立的南越国对今越南部分地区的有效治理的同时，进一步传播汉字和汉语，为以后吸收汉语语言，把汉字长期确立为官方文字奠定了基础。赵佗在今越南地区设有交趾、九真二郡，并派汉人治理，这样汉字和汉语便在地方官吏和中原移民影响下得到传播。汉武帝平南越国后，交趾被正式纳人西汉中央政权管辖后，汉字汉语作为官方文字和语言在交趾地区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和使用。在唐朝时，为加强对安南的统治，更是加大力度推行汉字和汉语，使汉字成为越南人使用的第一种文字。越南独立后，历代封建朝廷都十分推崇汉字，曾明文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在越南的科举制度中规定“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均使用汉字，而且要求书法规范，笔画整齐，横平竖直，字体端正，每行首字不得涂改。文章中字迹涂改达十处者，试卷作废。”到20世纪初，越南的大多数政治文告、史书、医学书、法典、文学作品等是用汉文字书写。“古代越南学者用汉文写书的实例不少，今有影响的《安南志略》、《大越历史记全书》、《岭南撅怪》、《历朝类志》、《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和《大越史略》等，是多种著名史籍的代表”。
越南人曾在汉字的基础上，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式组成一种复合体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都由一个或几个表音和表意的汉字组成，这种字叫字喃。但字喃在书写上比汉字复杂，难以推广，所以无法取代汉字。
在汉字推行的同时，汉语也得到大力的推广。在唐朝统治时期，大量的汉语词汇进人越语中，形成“汉越词”。汉语不仅影响到越南的词汇，而且也使越南语法受到一定影响，使越南“几乎所有的政治术语都发源于中国语言”，根据语言学家统计，现代越语中，汉语借词占70%以上;现代越语的成语也由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汉语，被称为汉根成语。
2.直接推行文教、科举制度。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文教的推行。在赵佗建立南越国时，就把中原先进文化教育制度推行到越南。史料曾记载“赵佗王南越，稍以诗礼化其民”。
当汉代将交趾地区纳人中央政权后，更是大力推行教育。在交趾的两任官员任延、锡光“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到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批儒士进人交州避难，他们在交趾著书立说，办学校、兴教育，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当地人，被越南人尊为“南交学祖”。
唐朝时，设立安南都护府，在安南开办学校，培养当地儒生;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规定，安南和岭南、桂府、福建等地一样，每年送进士17人、明经10人到礼部，会同全国各地的乡贡、生徒，参加科举考试。唐朝还在科考中选取安南人，在当地或人朝做官。唐德宗时，爱州军宁县(今越南清华省安定县人)姜公辅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为唐名相之一。唐宪宗时，安南诗人廖有方也考中进士。
科举制度在越南的直接推行，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选官制度。这一制度被后来的越南统治者采用，它先后在越南实行了800余载，对越南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丰富了越南的政治文化，推动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促进了越南教育的发展。
3.宗教的传播。道、佛教作为统治者思想统治的工具，被推行到越南，并渗透到其民族精神内部，形成其“国粹”。越南通史上记载有“当儒教、老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趾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扳依了这些宗教。
越南在北属时期，中国历代统治者在越南所实施的政策，广泛传播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独立的越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二通过中越交通贸易方式进行传播
在中越交通上，古今先后有马援故道、滇越铁路、睦南关至越南河内的铁路等通道，这些历史上的通道，既是一条贸易通道，又是一条传播中国文化的通道。
东汉初年，从滇池经责古(今蒙自)、蛮耗至交趾北部的麓冷的道路已经明确见于史书记载。这条交通路线使从滇中地区南下到今个旧，经建水、河口、沿红河水道南下，至今越南永富省寿地区，再到交州，是一条水陆相接的通道，史称“马援故道”。那时，云南的地方官员时常利用这条道路与中央王朝保持联系。这条路向南延伸到达南端的日南郡，是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要津。在两汉时期，东南亚、印度及欧洲的使者，常常取道这里前往中原地区，他们带着本地出产的犀牛、白难等珍奇物产去汉朝的都城，之后又带着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返回。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沿着这条道路传人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因此，它是中国与越南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伴随着这条线路的开辟、发展，中原人士进人交趾，把蕴含有丰富文化的物质制品输人交趾，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越南。铜鼓的传播就是最好例子。“作为这种交流的重要标志，是云南铜鼓传播高潮的出现。从战国到西汉时期，晋宁石寨山型铜鼓经今邱北、麻粟被等地出境，传到今越南清化地区后，铜鼓的铸造及加工艺术在当地骆越人中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水平较高的东山铜鼓。”东山文化是越南的青铜时代最有代表性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哺育下成长发育起来的。
通过这古道传播的还有中国的医学，越南很早就产生了中药材。根据史料记载，一世纪时马援由交趾运回慧该;二世纪时中国人从越南运回龙眼、荔枝、葺蒲等药物。药材贸易也是中越贸易的重要内容。同时中国医学也随着这条道路传到越南，使越南医学成为中医的一个支流，称为“南医”。另外中国的数学、印刷术也通过这条古道传人。
据史书记载，自先秦至元代红河航道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从汉代起既为中国通往今越南北部的重要水道，至唐朝时期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繁荣，中国文化通过这条道路传人越南。
滇越铁路作为近代交通运输工具，是法国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夺取云南资源而修建的，但它一定程度上对中越的经贸和文化交流取到重要作用。它的通车加速云南的近代化进程;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停运后，1958年国际联运开通后，滇越铁路成为我国支援越南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抗美战争的重要运输通道，大量援越抗美的人员和物资就是经由滇越铁路进人越南的。1991年11月10日，中越两国两党举行最高级别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中越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从1996年2月起，滇越铁路恢复国际联运，古老的滇越铁路再次焕发青春，成为云南与越南之间开展双边贸易，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重要通道。今天泛亚铁路东线的建设，将更大程度促进中越文化的交流。
三华人移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华人移居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华人移居必将中国文化带到越南，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作出巨大的贡献。秦设三郡后，把大多数士兵留下“滴戌”，同时从内地征调15000名女子与留守士兵婚配，成为早期进人越南的华人。
汉武帝时设九郡，把大量华人迁移到交趾、九真、日南郡。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篡权，政局混乱，许多华人避难于越南。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二征起义后，一些士兵被留在当地，并逐渐融人锥越的居民中，历史上称为“马留人”。东汉末年和六朝时，由于中原世局混乱，有大批的移民到越南。
唐朝时有一些的文人学士旅居住越南。
宋代时，由于越南独立，建立了大瞿越国。不少的中国人看到商机，移居到越南。
明朝时期，明成祖调80万兵人越平乱的大部分士兵留在越南;明中期，到越南经商的华人增多;明末年，一些抗清志士流落越南。
清朝时跟随孙士毅伐越的大多士兵也留在了越南。
近代以来，法国殖民者为开发需要大量劳动力，采取一些手段吸引中国劳力到越南。“到一战前后十年间，移居越南的华人达12万，1921年增加到19.5万人，1931年为26.7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有近10万人移居越南。据统计，到1951年越南有华人150万人。
华人移居越南后，其中一部分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越南民族的一部分。移居越南的华人不仅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了过去。赵佗建立“南越国”时，首次从中原地区吸收了一批具有汉文化的人到越南地区推行汉诗书，设立学校教授汉学，发展汉文化。东汉时期，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鼓励推行“教民礼仪”。东汉末年，避难于越南的中原名士有桓哗、许靖、许慈等，他们的汉学问和思想影响着越南。三国时期，士燮更是鼓励学习中国文化“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由于他政绩卓越，被越人尊称为“士王”，并人云南历代帝王庙。唐朝时期，旅居越南的中原志士，更大的传播了中国文化。历代华人办教育、建文庙传播儒学。此外华人在传播宗教道德、音乐、建筑艺术、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医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四通过跨境民族交流传播中国民族文化
从民族源流来看，越南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在跨境民族中占大多数，若按中国的民族成分计算有壮、傣、布依、苗、瑶、伦佬、汉、哈尼、拉枯、彝等10个民族，占跨境民族的83.13%"其中越南的一些民族就是历史上由滇越通道迁移而去的。如越南泰族就是由云南迁移去的。公元二世纪初，白泰人迁人越南，在红河右岸、今莱州省、沱北和清化等地。公元十世纪以后，黑泰人从云南西双版纳沿红红河达红河三角洲的，以后又有一部分人从越南西北部经老挝到清化、义安和河静等省区。越南的哈尼族是300年前由云南金平、绿春两县迁去，主要聚居莱洲、老街省。越南的拉枯族也是从金平、绿春迁去。这些民族迁徙，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到了越南。
在传统的化学教学过程中化学作业往往涉及到的知识是非常单一的，形式也十分单调，解题思路也是一般性。这种题型是不利于学生创新的。正是因为这样在今后教学过程中教师有注重开放性作业的设计，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从题海中跳出来。下面这一道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作业：某混合气体本身可能包含着CO2、H2O、CO、H2等气体，我们所要求是的让学生设计各种实验以达到以下目的：同时验证混合气体中既有CO同时又有H2；单纯的含有氢气。通过这样的题目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会让学生在无形中融入到探究式教育中，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化学素质。
2.结合学生认知能力，设计差异性作业
初中班级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接受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因而我们需要布置一些差异性作业。差异性作业如果能够得到科学合理的设计的话就会更具有针对性，因而化学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必须要结合学生自身特定设计分层作业。对于不同认知层次的学生应该设计不同层次的化学作业。通过这样一种形式能够更具针对性，这样对于教学效果也是非常有利的。
3.高度重视实验作业的设计
正如上文所述，初中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而实验作业在化学教学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因而要高度重视。在今后教学过程中可以参考以下例子来进行合理设计。
4.科学设计互动性作业和整合性作业
例如我们在学习制取二氧化碳实验过程中，教师就可以有针对性的向学生提问大理石和稀硫酸、大理石和稀盐酸都是可以发生反应的，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大理石和盐酸来进行化学实验呢。这样的提问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对于提升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有很大帮助的。实验作业的布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化学教师必须要高度重视实验作业的科学设计。科学设计互动性作业和整合性作业。互动性探究式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针对互动式作业的设计可以帮助学生自主探索和积极交流，对于获得广泛的化学活动经验非常有利。
针对酸碱盐的学习教师就可以通过布置小组作业的形式来进行针对性的教学。可以让各小组在厨房中找一些物质用来鉴别食盐和纯碱，而后还需要经过小组讨论最终形成报告，通过这样一种分工合作的小组作业既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同时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今后教学过程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探究式教育中整合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初中化学都是按照章节来进行讲解的。这对于形成整合能力是不利的，因而教师需要布置整合性作业。元素化合物就是典型的整合性的作业，元素化合物历来是记忆难点，针对元素化合物的记忆应该鼓励学生通过归纳对比的方法来找出化合物质自身特点和关系，通过这样的整合训练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整合能力。
5.总结
论文关键词：化学教学中的非智力因素探究
赞可夫认为：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意志领域，触动学生的精神需要，就能发挥高度有效的作用。由此，强化学生的心里活动调节效能，深化非智力因素的研究和探索，从而使其直接有效作用于学生的认知活动，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这一专题研究已成为了化学教育工作者重要课题之一。
非智力因素指人在智慧活动中，不直接参与认知过程的心理因素，包括需要、兴趣、动机、情感、意志、性格等方面。由此，优质高效的化学教学必须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化学论文，激发学生的兴趣，将化学学习内化为主观需求，将对非智力因素的探究坚持到底。在此，我从激发兴趣的角度，谈非智力因素的开发。
一、通过化学教师的个人魅力感染学生，激发学习兴趣，开发非智力因素。
首先，从人性美的角度，感染学生，激发兴趣。
苏联作家康·巴马斯托夫斯基所说：谁知道一次邂逅，一句记在心中的话、梦，远方传来的声音，一滴水珠里的阳光或者船头的一声汽笛不就是这种刺激。兴趣的激发是平时师生相处的一种无意识的心灵交流的过程。
冬天里的问候、偶遇时的称呼、雨天的小伞、感冒时的热水、考试失败后的慰藉、网上QQ聊天、课堂上适时的鼓励、篮球场上共同PK的身影，等等，或许来自于生活上的关怀更能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亲其师，信其道”的真理才能更好地得以贯彻。这是一种大爱，是一种在人性关怀的熏染下激发学生感性认识的一种有效途径。学生从情感上亲近了老师，也从感性上亲近了他所教的学科——化学，以此种关系为基点，学习兴趣得以了提高，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得到了更好的开发，化学教学也才能更加顺利有效地开展。
其次化学论文，从知性美的角度，感染学生，激发兴趣。
对于目前处在一个个性张扬的年龄阶段的高中生而言，理性需求是他们对于教学的一种个性体现。他们需要友善的老师，但是他们更需要智慧的老师。由此，富有知性美的老师能更加长效激发学生的兴趣。
A、提高化学老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关注表达方式的幽默性。拉西曼说：“不唤起学生学习的欲望而企图教授学生的教师，等于在打冷的铁。”而幽默的语言能够刺激学生产生兴奋区间，撞击平静的思维从而产生求学的欲望。例如：我对爱情化学反应类型的小结
（1）一见钟情型＝化合反应 A+B=AB
（2）别人牵线型＝催化反应 A+C+B=AB+C
（3）挖人墙角型＝置换反应 A+BC=AB+C或A+BC=AC+B
（4）相互挖墙角型＝复分解反应 AB+CD=AC+BD或AC+BD=AD+BC
（5）感情破裂型＝分解反应 AB=A+B
如此特别而幽默的总结，能够缓解学生对于化学课单一的教学语言的审美疲劳，对大脑皮层产生更为强烈的冲击，记忆的周期更长，程度更深刻。
B、提高化学老师的综合素养，关注跨学科教学模式的综合运用。心理学告诉我们，学生在通过构建知识的过程中，学得好，动机就能够得到强化。例如：对于侯氏制碱法的讲解和引导。不仅讲了制作的过程，发明创造的意义和价值，还讲了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的三大贡献，以及他的爱国情怀。如此，将历史和化学结合在一起，渗透了德育教学，激起了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化学论文，更加有力于学生对于本科内容的了解和掌握。
二、通过化学实验激发学生兴趣，开发非智力因素。
首先、通过老师实验的演示和引导，激发学生探究心理。
A、通过老师实验的误区设置，引发学生的理性思考，激发学习兴趣。在此，要提高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必须提高学生的对实验的注意力和观察力，而对于可能性的实验，设置实验误区却是更能够引导学生的思考、促发学生的探究心理、加强学生对实验的感悟，避免学生自己实验不必要的麻烦。
例如 “一定物质的量浓度溶液的配置”这一实验中，可由数个学生通过课前预习掌握一定的实验技巧后，先在全班学生面前展示溶液配制过程，操作过程中动作适当放慢，这期间必然会出现错误的实验操作，由其他学生仔细观察实验过程，指出实验中错误操作，并根据实验原理推断错误操作造成所配溶液浓度如何变化。最后由学生吸取演示学生的教训动手改进实验操作配置溶液。通过错误教学，从而达到深刻领会实验要点的目的。
B、通过趣味性实验演示，引发学习的乐趣，探索化学反应现象。化学实验的目的性太强，基于课程内容的安排，实验成为了理论知识的必要补充，和锻炼动手能力的必要手段。但是化学论文，如果抛开功利的因素，摈弃学习的目的，以娱乐的心态来面对一些有趣的现象，或许所谓的实验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演示“液体里的星光”的实验。在一支较大的试管中，加入几毫升无水乙醇（或者是90％的乙醇），再慢慢滴入等量的浓硫酸，在试管背面衬一张深蓝色的纸。摇振试管后，关闭电灯，用小匙挑一些高锰酸钾晶体，慢慢撒在液面上，晶粒在溶液中逐渐下落，你就可以看到火星点点，恰似秋夜的星光，还有轻微的炸裂声。那么，高锰酸钾、酒精的混合液里，为什么会发光呢？ 如此，这种有趣的实验，更能够让学生轻松而愉悦地面对化学教学。
其次、通过化学实验的模拟，诱发学生解读生活、创造生活的好奇心。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回归生活”，“贴近生活”的教学越来越显得重要。生活是课堂的外延，寻找生活与化学的契合点化学论文，通过化学实验拓展学生的生活体验，促使学生关注生活、了解生活并创造生活，这是新课改对化学教学的又一指导原则。
A、关注生活中的常见的化学反应现象。例如I铁锅生锈中就存在原电池的原理；用超强力油烟机洗涤剂洗涤油烟机；炒菜时加碘食盐要最晚放，是为了防止其中的碘的挥发；瓶胆水垢的去除也是碳酸钙与醋酸的复分解反应等。
B、关注来源于生活的简单魔术中存在的化学反应现象。例如，鸡蛋入瓶现象、玻棒点火、江南春色。 一吹即燃的蜡烛、清水九变，等简易操作的魔术。
C、关注生活低碳原则和化学反应的关系。低碳生活是目前环保内容的一个重要主题，上海世博会也处处体现低碳节能意识。低碳生活是指生活作息时所耗用能量要减少，从而减低特别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下列不属于低碳生活方式的是：(1)烧97号汽油(2)烧饭先泡10分钟(3)看电视把电视机开暗一点(4)乘地铁上下班
总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教学和实验中，关注意志、兴趣、情感等非智力因素的开发和培养，不但对造就人才有利，而且能够在化学教学中使更多的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能掌握终身学习的本领。
本文作者：朱文赫张巍罗军吕士杰作者单位：吉林医药学院生物化学教研室
Seminar教学法在大学本科生物化学教学中的价值
生物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其研究范围涉及所有生物体，知识多样内容庞杂抽象难以理解。另外，随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和学生减负的推进，生物化学的授课学时日益减少。因此，以传统的教学方法施教传统的生物化学内容，学生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Seminar教学模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对新知识、新领域的探索兴趣。有效地培养并提高了他们查阅资料、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表达和交流等的综合能力。生物化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学生不仅要对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有所了解，同时也要通过生物化学实验的学习培养独立动手、归纳撰写实验报告及设计实验的能力，为今后科学奠定良好的基础。通过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的生物化学，是学生能够与教师有近距离交流接触的机会，使学生对于教师治学及科研思维有深入的了解，有助于对生物化学这门理论基础课程的学习，以下试阐述Seminar教学法在生物化学教学中实施的价值及意义。
1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哈佛大学前校长博克指出：“在大学里，最需要强调的是要停止对固定知识的传授，转而强调学生不断获取知识和理解知识的能力。这个转变意味着更加强调论述和演讲以及掌握基本语言的方法，掌握这些方法是获得大量知识的途径”。Seminar教学法通过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某些领域前沿知识，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大大培养了其自学能力及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资料查询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更好的掌握生化化学基础知识，了解生物化学发展的前沿知识，为更深次的学术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参加Seminar的讨论需要学生为说服他人，需要逻辑清晰地表达观点，重点明确地回答疑问，有理有据地进行辩论，这种形式有利于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
2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原则
Seminar教学法的生物化学课程学习中，老师只是起到引领者的角色，并非指挥者。老师的作用转变为“为学生学习生物化学知识提供有利条件，使学生充分发挥自身学习的潜能。而在学生学习生物化学课程遇到难题需要支持、鼓励和帮助时，给予援助之手。因此，在生物化学的课程学习中，坚持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需求为本，激发学习自主学习本课程的兴趣。通过Seminar教学模式进行的生物化学教学，能够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创造性、高素质、个性化的人才。Seminar教学模式创造了平等的学习氛围，相比传统教师讲授法为主教学，学生再学习中的低位发生改变，学生对知识的认知能力提示，不再墨守成规，因此能够敢于向书本、教师的权威发起挑战，学会思辨。学生能够主动寻求真理、质疑权威、充分表达观点的过程无疑能对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那么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解决问题，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
3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
在生物化学课程学习中应用Seminar教学法，教师可围绕生物化学基础知识和动态，为学生布置课题，学生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必须开展课题组内协作以及与课题组外人员的沟通协作。对于Seminar任务需要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分工合作才能够完成，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一起进行讨论，为了共同的选题进行文献查阅，资料整理，进而提出研究问题的方案，撰写书面资料进行课堂公开宣讲。这种分组讨论的形式，则要求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协作、交流，培养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这样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采用Seminar教学法学习生物化学基础及理论知识，不仅能够培养了学生学习能力、合作能力、动手能力及团队精神，也今后其它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对本科生物化学开设Seminar教学法的思考
生命科学是本世纪的主导学科之一，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程和前沿学科，生物化学理论和技术已经渗入到生命科学中的各个领域。本科生物化学课程中采用探究式的学习模式是完全能够接受的。Seminar课程选题灵活多样，教学内容许多直接来自学科研究前沿。是现在中国高校课程设置中所没有的。Seminar课程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方面的效果也是常规课程和实验教学难以达到的，但是采用Seminar教学法时应注意：1.总结前期生物化学教学经验，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本科生物化学Seminar教学法课程。2.从教学试点情况看出,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及其教学的热情投入是Seminar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鼓励更多的杰出教师积极主动在生物化学课程中开展Seminar教学，保证Seminar课程真正成为本科生能力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3.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习惯，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首先必须帮助改变我国大多数本科生长期以来在单向灌输式教学模式下养成的被动学习的习惯，这需要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4.其次，实时要Seminar教学选题的难度和范围，根据不同专业学习程度进行调整，既要难度适中，又要能让学生对生物化学的学习产生研究兴趣。
信用文化能够使商业银行全体员工对风险的含义、种类、防范风险的手段以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的关系，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并且它能够使其员工的思想得到统一。因此，信用文化对于提高银行管理水平和抵御信用风险能力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旗帜作用，成为一家银行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熏陶作用，通过共同的价值观来熏陶和感染银行的全体员工；凝聚作用，引导所有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积极努力；规范作用，通过制度来规范和约束员工的行为，有效地实现银行的经营管理目标；激励作用，通过树立银行的最高追求，激励全体员工共同为实现目标而奋斗；展示作用，通过银行文化的外在表现，人们可以了解银行的形象和员工的素质，从而对银行作出评价和选择。
二、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的现状——发展滞后
社会信用观念淡薄严重侵蚀银行业，使银行信用风险加剧。中国银行业作为社会信用关系最集中的体现者，一直在遭受一些行为主体信用价值缺失的侵蚀。侵蚀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没有偿还能力却隐瞒自己资信的真实状况骗取银行贷款，有的是有钱不还，想方设法抵赖银行贷款，还有的是钻相关金融法律的空子，多方骗取贷款或拒不归还贷款，有的甚至是打着政府的名义以多种方式逃避银行贷款。凡此种种造成的结果是银行信用风险日益积累，不良资产比例居高不下，银行效益出现严重问题。银行业的风险不可小视，小而言之，它可能导致商业银行惜贷或惧贷行为，影响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大而言之，信用风险积累成大的金融风险，有可能引发一国的金融危机，进而威胁一国的经济安全。
三、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1.从体制改革方面看，近几年来，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和治理结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革。20余年来，中国商业银行体制遵循“一元化—多元化—专业化—企业化—商业化—现代化”的渐进改革路径，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形成了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000家地方性商业银行，100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为补充的商业银行机构体系；金融工具种类增多，金融资产数量增加了26倍，商业银行初步具有收益—成本和风险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但是，中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文化的发展并没有与银行体制变迁同步发展，过去的信用文化理念在员工的思想观念中影响深远。而目前传统信用文化的理念已不再适应于以价值规律和规模市场交换为主导的现代市场经济，这就严重阻碍了现代商业银行信用文化的建立。
2.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看，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虽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也处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与发达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相比，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中信用意识、信用精神和信用原则都没有得到充分地发展。
3.从制度方面看，产权制度不完善的经济一定是一个不讲信用的经济。当前，中国的产权制度是不完善的，也是不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从国有企业来看，由于产权不清，职责不明，导致很多问题。例如，预算的软约束问题、经营短期行为问题、政企难分的问题、领导者的权力与义务的问题、企业领导的考评与任用的不科学的问题。因此，企业不照章办事、不按市场规则办事的行为时有出现；而从商业银行的借贷行为看，有时候，他们的借贷关系不是靠信用来驱动而是依靠关系来驱动，所以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潜规则有时也会发生作用。
4.从法制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依法治国的国策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1）立法上表现为法律不完善，违反信用关系的行为不能得到法律处罚。（2）法律执行效率低下，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在搞人治，个人说了算，而不能从严行政、依法行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3）有法不依的现象严重，法律缺乏严肃性和权威性，很多债务人对法院的裁决拒不履行。凡此种种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
四、对策——建设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体系
当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建设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体系的可能性和条件：一是党和政府对信用制度的建设十分重视，下决心实现社会信用秩序的根本好转；二是社会各界对失信行为深恶痛绝，加大治理力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一些部门已经就解决此问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开始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四是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已经相继发表了“信誉宣言”，表明要从自身做起，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做出努力。趁此有利条件，建设中国商业银行信用文化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着手。
（一）加快建立和健全中介信用机构，完善商业银行体制建设的中介信用环境
1.建立和完善法律与经济信用中介体系。通过建立信用中介机构之信用惩罚制度，对严重失信者加大其惩罚力度，使其不敢失信；同时通过建立守信激励机制，使守信度高的信用中介机构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2.建立政府的信用管理公司。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成熟的商业银行的经验来看，它们的信用体系是涉及企业、中介组织、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一个完整的信用体系。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公司，有助于推进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3.建立社会职业信用评估、评价机构。通过职业信用评估，对职业人员的自身价值及其从业优势作出评估和判断，以充分保障职业人员的权益，强化职业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行业监督以外形成社会监督和第三监督，为防范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无信用行为和职业道德缺失提供防范机制。
（二）建立信息系统管理制度，为商业银行信用体制建设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应用电脑信息系统加强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是西方商业银行广泛应用的有效管理手段之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建立社会信息服务系统。
1.信用风险管理电脑系统。信用风险管理电脑系统汇合了会计、信贷、统计等多项信息，它可以存储、传递银行和客户的相关资料，并且可以为信贷管理、财务、风险管理、客户分析、银行高层管理和监管机构提供各种特定的报告。
2.数据信息集中管理系统。没有数据的大集中，所有的数据都是分散的，不系统，不统一的，形成不了有效的数据，特别是在业务全球化的今天，没有数据信息集中管理系统，难以实现信用管理的信息化，因此，数据大集中已成为国内外金融信息化发展的普遍趋势。
3.建立社会信息服务系统。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对社会公用信息系统的汇集和分类，通过对企业，个人等所有信贷行为和信贷信息汇总，实现银行、证券、保险、就业、工商税务、公检法等机构对企业、个人的信息实现资源共享，为信贷风险控制提供信息支持。
（三）完善信用风险防范体系，打造商业银行信用内部机制
1.确立全面风险管理意识。商业银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其高风险投资性，银行经营管理能力和发展能力的本质是管理风险的能力，因此，风险管理永远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第一要务。商业银行要确立风险管理意识，把确保商业银行的安全放在首位，把风险管理渗透到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
2.建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风险防范机制。以客户至上为原则，以提高效益和功能为目的，重新确立操作流程，减少无效环节和无效岗位，弱化低效环节和低效岗位；通过职能的重新确立和职能架构的重新设计，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职责约束，提高岗位效率；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实现人机相互制约、人人相互制约，从而实现权力机制的重新确立和有效制衡。
3.强化和促进商业银行内部评级制度。内部评级制度是商业银行量化控制信用风险的重要技术手段，且已被中外商业银行的实践经验所证明，中国商业银行也在广泛应用。在监管当局的指导下，商业银行正在建立内部评级制度，相信它的建立和完善对商业银行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将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4.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素质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是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人员的基本素质，是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商业银行必须注重全体员工道德素质的提高，打造诚信为本的企业文化。同时，多方面提高全员的业务素质，也是降低信贷风险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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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因其各自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会发生文化冲击现象。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诠释外籍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的原因，提出外籍教师与学生都应尊重异国文化差异，并注重教育教学方面的文化调适，从而帮助外籍教师与学生减少文化冲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果。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前来我国高校任教。毫无疑问，外籍教师的到来不仅为我国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而且为学生提供了与英语为母语者交流的机会。同时，外籍教师的到来也为学生创造了直接接触和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但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从而导致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规范、礼仪礼节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容易使外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cultureshock)。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文化冲击易使外籍教师与学生产生困惑、震惊、焦虑、沮丧、受挫等情绪，甚至发生冲突等教育教学不和谐现象。
二、相关研究
文化冲击源于文化差异。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Oberg将“文化冲击”定义为“一个人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由于失去了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及社会习俗所产生的不安感。”文化冲击几乎是每一个到国外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外籍教师在中国任教时发生的文化冲击及其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外籍教师在中国任教，往往会将他们的梦想和希望、成见和偏见、价值观和人生观带进中国课堂；外籍教师对中国学生的学习风格、英语水平、人际交往、同伴合作写作等方面感到甚为震惊和难以接受；外籍教师与中国学生在交际中发生冲击的原因是：双方不了解对方的文化和双方未能进行换位思考；不同的教育理念碰撞及外籍教师、中国学生均秉持不切实际的文化期待；社团价值至上(东方文化)和个人价值至上(西方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及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英语教学情况、学生水平、学习风格、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以上专家和学者关于文化冲击的研究主要是从西方文化、西方教育理念，或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探讨文化冲击发生的原因，较少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探讨。由于教育教学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笔者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探究外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的原因，以期减少外籍教师与学生课堂教学中的文化冲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内容
1．从课堂师生互动探究外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的原因；
2．从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探究外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的原因；
3．从学生的英语学习方法探究外籍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发生文化冲击的原因。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嘉应学院的25名外籍教师和36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其中，外籍教师来自美国、英国等7个国家；学生来自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共l2个班(每班挑选出成绩好、中、差学生3人)。外籍教师之间的差异、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差异是否会影响本研究结论，本文暂不纳人讨论范围。
(三)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外籍教师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师生互动、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学生英语学习方法等三方面进行调查，并基于以上调查结果，对学生进行访谈，探究其原因。
四、研究结果
(一)“课堂师生互动少”的原因分析
课堂师生互动是指师生之间在教学过程中相互交流思想和情感、传递信息并相互影响的过程。课堂师生互动的目的是学生获得目标语语言输入的同时，鼓励目标语的语言输出，提高学生运用目标语进行交际的能力。经笔者调查发现，大多数外籍教师对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积极性不高的表现感到震惊，88％外籍教师认为：在中国的课堂教学活动，师生互动少，且呈“直线单向状态”，由此导致课堂互动难以开展，从而影响外籍教师的课堂教学效果。笔者对学生的访谈证实了外籍教师的观点。如访谈的学生说：“英语课堂上教师与我互动较少”；“我不会积极主动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我不会积极主动向教师提出问题，除非教师点名提问”。这是因为在任何文化中，师生互动受其文化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和理念的影响。
基于学生的访谈及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中国传统的唯“师”是从的师生观影响学生课堂师生互动中的主动性。在中国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无论是小学阶段，还是中学阶段，抑或是大学阶段，教师往往是教学目标的制定者、教学内容的抉择者和教学过程的组织者，而学生常常处于受支配、受控制的被动状态。此外，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是知识权威的代表，只有教师的评价才是权威的，教师提供的答案才是正确的。正如被访谈的学生说：“我担心我说的答案跟老师的不一样，得不到老师的肯定”；“我担心我说的答案离题了会成为同学的笑话”。因此，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缺乏主动性。
2．中国传统的“满堂灌”课堂教学模式影响学生课堂师生互动中的积极性。在中国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Liu和Littlewood的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将“听老师讲授”列为最经常的活动。这种教育教学文化只强调教师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片面追求教师教学任务的“完成”而忽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正如访谈的学生说：“我们已习惯了高中阶段的教学模式，课堂上只要守纪律、认真听讲，做好笔记，考试能取得‘高分’，就能得到教师的肯定和表扬”。另一方面，在中国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往往不太喜欢课堂上“插嘴”的学生，这一现象影响学生课堂师生互动中的积极性。这种教育教学模式只强调教学过程的程序化、片面追求“安静的课堂秩序”而忽视对学生参与课堂互动积极性的培养。
(二)“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以工具型为主”的原因分析
动机是影响学生外语学习的关键因素。Gard．nen认为学习动机可分为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笔者调查发现92％外籍教师认为：大多数学生学习英语的动机以工具型动机为主，他们认为学习英语是为了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或全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或为了毕业后更好就业等，而对于英语语言及其文化缺乏应有的兴趣。基于学生的访谈及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教育目的影响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传统的教育目的导致教育教学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往往以“分数”为标准评判学生的成败。每年高考后新闻媒体对“高考状元”的宣传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生为赢得父母和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逐渐形成了为考试而学习、为分数而努力的学习动机。因此，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往往围绕各类型、考试范围，采用题海战术的方法进行应试准备，以便能达到通过考试的目的。然而，这种“应试性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课本学习和备考，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违背语言习得和学习规律的”。
2．中国传统文化的“用人观”影响学生英语学习动机。
在中国传统的人才选拔机制中，“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多数用人单位首先考虑应聘者的学历层次及各类证书。因此，“证书动机”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动机几位参与访谈的学生不约而同提到：“我对英语并不感兴趣，觉得学习英语就是记英语单词及语法规则而已；但考虑到持有全国大学英语四级、六级(全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证书的学生将来更容易就业，所以我才认真学习英语，争取在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全国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由此看来，大部分学生在大学阶段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考证”中，从而影响学生对英语语言及其文化的深入学习。
(三)“学生的英语学习方法以死记硬背(rote—learning)为主”的原因分析
96％外籍教师认为学生的语言学习方法单一，主要是靠死记硬背课本内容、辅导材料和教师课堂讲授的内容。外籍教师认为学生的这种英语学习方法，势必影响学生对问题的思考，从而影响他们创新能力的发展。
基于学生的访谈及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笔者认为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
1．中国传统的考试模式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方法。在中国传统的教学考试模式中，大多数教学活动都围绕考试目的进行。在13常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教师都围绕考试大纲、考试题型对学生进行训练，而且教师在课堂上所讲授的内容常常还是考试的内容。因此，学生普遍反映：“在课堂上无论是否理解教师所讲的内容，都会认真将它们记下来，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将其巩固，以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2．中国传统的汉语学习方法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方法。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学生认为学习汉语和学习英语相似。中国传统的汉语学习方法鼓励学生在学习时进行大量的重复学习，这与汉语语言的特征有关。正如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因为汉语语言是表意文字(ideographicscirpt)和表意音文字(ideo—phono-graphic)，其认读受制于人们的视角的认知过程。然而，英语语言和汉语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英语语言是拼音文字(alphabeticscirpt)，不表意，其认读受制于人们的语音体系的认知过程引，故适合汉语学习的方法未必适合英语学习。由于学生缺乏对英汉语言特征的了解，从而将学习汉语的习惯和方法应用于英语学习中。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原因的探究，笔者认为无论是外籍教师还是学生都应尊重异国文化的差异，积极主动加强对异国文化的学习，融合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优势，并注重教育教学方面的文化调适。
(一)作为受聘于我国高校的外籍教师。应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注重文化调适，促进其自身专业化教育与发展
1．加强中国文化学习，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背景和语言学习环境。外籍教师应通过各种途径，如：网络、报刊或与学生交流等，加强对中国传统学校文化、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的学习，深入了解与学生学习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加深对学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学习方法等方面的认识，从而使其教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好结合。
2．融合互补中西方文化，注重教育教学方面的文化调适。外籍教师要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环境必定对学生的英语学习产生影响，使学生在学习理念、学习方式、学习动机、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的运用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而这些特点短时期内难以改变。与其让学生改变这些理念和行为，不如考虑如何让自己的教学更好地适应这些特点。因此，外籍教师应该理解、尊重学生的需求，融合互补中西方文化，注重教育教学方面的文化调适，如：“加强与本土(中国)教师的合作教学”，最大限度减少文化冲击，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3．借重文化冲击，促进外籍教师专业化教育与发展。尽管外籍教师在某一时期可能会因文化冲击而困惑，因文化差异而影响自己的教学。但从教师专业化教育与发展的层面看，外籍教师在课堂上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可能是其专业化教育与发展中的极为重要的部分，教师的海外任教经历对其专业发展和个人发展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财富。
(二)作为我国高校的学生，应加强对英语语言及其文化的学习，克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学会运用学习策略，提高英语学习效果
1．转变英语学习动机，培养英语及其文化的学习兴趣。学生应从“应试动机”¨中走出来，从“证书动机”¨“中走出来，认识英语是获取信息和与世界各国交流的重要工具。兴趣是学习动机的源泉，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外国歌曲、电影、戏剧、杂志、小说，或参加各类英语活动及比赛，如英语角、英语戏剧表演、英语歌咏大赛、英语演讲比赛、英语游戏、英语故事、英语手抄报比赛等活动，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体验英语及英语文化的魅力，从而进一步激发英语学习兴趣，为将来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2．克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活动。英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在真实的交际场合中能恰当得体运用英语的能力。课堂教学是培养这一能力的主渠道，如果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只是听众、旁观者，就难于实现以上教学目标。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认知过程为“刺激一反应”，认为学习不是单纯灌输和接受，而是不断刺激和反应的过程。现代外语教学强调学生克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在课堂教学中应作为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参与课堂教学活动，才能提高他们的英语学习主动性。
法律现代化，不仅包括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方式的现代化，而且必然内含法律理念的现代化。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和守法，要达到最理想的现代化效果，都离不开现代法律理念的导引。精神理念上的择优决策，直接影响着法律制度的创设、存废及具体运作的优化。可以说，没有现代法律理念导引的法律现代化是盲目的，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此，本文通过对法律理念的定义和功能的深入分析，阐述法律理念在中国法律现代化演进历程中的嬗变以及地位，展示中国法律理念现代化的基本取向，力图为中国法律现代化寻求有力的精神支撑和理念准则。
一、法律理念的内涵与功能
从词源上考察，“理念”（英语：idea，德语：Idee）一词源自古希腊文（ειδs）／（eidos），原意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在其创立的理念论中剔除了“理念”一词的感性色彩，用来指理智的对象，即理解到的东西。他认为，善的理念是理念世界的顶峰、最高的本体，认识只不过是对理念的回忆。这实质上是关于理念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的解释。
亚里斯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他认为客观的理念并不与事物分离，它存在于事物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念有三种存在：第一，存在于事物之前，作为神心中创造世界的蓝图；第二，存在于事物之中，作为事物的本质（大体相当于亚里斯多德所说的“理念”）；第三，作为人心中的概念，即主观方面的思想。作为思想的理念与作为客观存在的理念，意义有所不同，一般把思想的理念称为“观念”。
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古典哲学重新规定了“理念”的含义。在康德哲学中，理念指理性所产生的概念，是理性应当追求的东西，但却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是不能达到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所以，黑格尔说：“康德诚然使人知道重新尊重理念”，“但关于理念，他同样只是停留在否定的和单纯的应当阶段。”黑格尔自己则将理念看作是世界的本质，是理性构成世界的元素。在自然哲学中，理念为自然界的本质，自然界发展到人出现，而人是具有精神活动的，理念再复归为精神，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念。黑格尔认为人类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均为理念的表现。黑格尔虽然是从唯心主义角度来论述“理念”，但他那种融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于一体的“理念”，包含着合理的成分最多。
尽管“理念”的含义如此广泛，关于这一概念，至今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但并不妨碍将它引入法律领域。康德早就作过这种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泛论理念”一节中对柏拉图的“理念”进行了详细的评析以后，专门论述了“理念”对“制定宪法及法律”的作用。不过，康德并未提出“法律理念”这一专门概念。这一缺憾实际上可以说是由黑格尔补救的。黑格尔将法与理念结合起来，提出了“法的理念”这一专门术语，并给它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法的理念是自由”。德国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则在对法律理念进行专门研究后“将法律概念同法律理念作了区分。法律理念乃是正义的实现。”随后，英国的法学家罗伊德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在1964年出版了一本《法律的理念》（TheIdeaofLaw）的专著，“告诉人们如何来运用缜密的思想，分析法律的理念，达到至美至善之境。”虽然罗伊德未对“法律理念”下过定义，但他明确指出：“法律理念过去曾对人类文明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我国，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学者对“法律理念”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台湾法学家史尚宽先生认为，“法律制定及运用之最高原理，谓之法律之理念。”以此为基点，史尚宽先生着重对法律理念与法律概念、法律目的、法律观念及法律理想之间的区别作了深入的分析。“法律之概念，谓‘法律为何者’；法律之理念，谓‘法律应如何’。”而法律理念与法律目的的区别则在于“法律之理念，为法律的目的及其手段之指导原则。”“理念为理性之原理”，不同于感性的法律观念。至于法律理念与法律理想的区别，史尚宽先生则说得更为明确：“理念（idea）与理想（ideal）不同。理念为原则，理想为状态。理念为根本原则，为一无内容无色透明的不变之原则，基于理念作成理想状态，具体的实现理念之状态为理想。”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他认为“幸福”、“自由”、“博爱”、“平等”均带有感性色彩且动摇不定，均“不得为法律之理念”，只有“‘正义’为法之真理念”。史尚宽先生这最后的结论似乎又“皈依”到了新康主义施塔姆勒那里，加之他将法律理念看作“不变不易之原则”，有不少失之偏颇之处。
大陆一青年法学工作者则从本体论、知识论角度对“理念”进行“简略的清理”后认为，“法理念既是具体法形态的内在，同时也是法之本体的存有。差不多可以说，实在法、理性法、自然法都有自己的法理念或内在精神，然亦有交叉或综合的法形态的理念精神。”面对这一界定，另一青年学者看到了其中隐含“混淆概念”的逻辑错误指出“作者基本上是在与‘法精神’、‘法观念’含义相同的基础上使用‘法理念’这一概念的。”接着，他自己为法律理念下了一个简短的定义，即“法律理念乃是指对一种法律目标指向的实现”。尽管这一学者对“法律理想”与“法律理念”作了专门的区分，但从其定义来看，仍然没有完全避免那种将“法律理念”泛化为“法律理想”的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律理念首先是对法律的本质、根本原则及其运作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整体结构的把握。具体地说，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式、法律信仰或信念、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构建的理性图型。作为其视域的对象、概念和方法，不是表层的、单向的、孤立的，而是本质的、立体的、普遍的，它摒弃人类关于法律的偏见，将人们关于法律现象及其本质的观念从感觉或经验状态提升为理性认知形态，从宏观和总体上把握法律的基本走势，图解法律与时代变迁的根本关系，为法律发展或进化提供理念准则和导引。简言之，法律理念就是对法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宏观的、整体的理性认知、把握和建构，是一种理智的思想，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态度，是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机结合的产物。
法律理念作为一种理性认知形态，来源于法律实践，必然反作用于法律实践。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客观反映，这种反映并不是直接的和自发的，而是通过法律理念的中介来完成的，可以说，法律理念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法律建构的前提条件。但法律制定是为了付诸实施的，法律的实施同样离不开法律理念的作用。“依法之理念以指导立法及法之运用。故法之理念，不独为立法原理，而亦为法的解释之指导原理。……立法不依法之理念，则为恶法，窒碍难行。解释法律不依此指导原理，则为死法，无以适应社会之进展。”历史上没有哪一部完美的法典，不是以完备的法律理念作为基础、前提和指导的。正如罗伊德在评价法律理念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时所指出的：“它使现行的法规得以表现，提供方法，使这些规定有机会作合理的发展，或是创造新的规则，同时提供一种指导人类行动的工具。”从总体上看，在法律进化和发展中，法律理念不仅有认识论功能，而且具有方法论功能，一是对法律的一般规律及其特点的揭示和高度概括，一是对普遍原理、原则、方法、方案和模型指导法律实践。具体说来，法律理念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表征和指称功能，即法律理念具有对法律的表征和概念指称作用。法律并非向壁虚构的产品，而是社会客观需要的产物，但又不可能自动生产出来。社会对法律的客观需要不可能直接具象化为法律制度，必须通过法律理念的表征和指称功能的转化。“法律之理念，为指导法律的意欲，使制定理想的法律及圆满的运用法律之原理。”法律理念首先反映和揭示社会所需要的法律关系，然后通过法律概念的指称，再转化、整合为法律上关于各种权利义务的理性认知，从而为法律创制奠定基础和提供前提条件。
第二，中介和外化功能，即法律理念将立法动机具象化为法律创制工作，转换为法律规范。法律理念形成后，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认知形态上，必须外化才有意义。当社会生活对法律的客观需要转化为立法动机以后，就要将这种法律动机转换为现实的法律规范。立法者通常运用法律理念对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模式进行评判和优化选择，使之客体化、定型化和制度化。可见，在法律创制过程中，法律理念构成了社会立法需求与法律制度之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法律理念的外化使法律从思想上印证到现实中形成现实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法律理念，便可能产生什么样的法律模式。如我国古代以“泛刑主义”为其理念，结果形成了“民刑不分”的法律模式。而英美法律理念与欧洲理念的差异导致重判例的普通法系与重法典的民法法系并行不悖。不过，有必要强调的是，法律理念仅仅是社会客观的法律需要与法律规范之间的连接点，并不是法律产生的最终根源。法律的最终源头始终是客观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关系。
第三，科学的预测功能，法律理念可以对法律制定进行科学的预测和指导。法律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只有依靠法律理念对现行或潜在的法律进行预测、认知和把握，才能对法律是否适应社会实际进行正确估价，及时作出立、改、废的决策，从而使法律得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在论述立法问题时曾指出：“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这就是说，离开法律理念对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洞察和科学预测，就可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偏离社会实际，甚至出现“恶法”，造成法律实施的障碍。
第四，导引功能，法律理念对法律的运作有巨大的导引作用。法律理念不仅为法律发展指明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而且为人类实现这些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设计具体方案、方式和方法。要保证法律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运用法律理念对具体法律行为进行分析、评判以及对法律规范适用进行认知和优选，而且需要依据法律理念把握立法精神和对法律成本收益进行效益判断，以确立最佳实施方案。如果执法者和司法者缺乏正确的法律理念，非常容易出现执法或司法偏差，甚至出现执法或司法专横，而守法者一旦缺乏法律理念的引导，就不可能自觉运用和遵守法律，永远只能作“法律的奴隶”。
第五，文明进化功能，法律理念是推动法律制度进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科学的法律理念有助于消除落后的法律文化，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扫除法律进化的各种观念性和制度，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法治环境，充分利用民主法制机制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的发展，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总而言之，法律理念有助于人类认识隐藏在其所使用的法律工具背后的思想，正确地运用周延的态度来审察法律问题，避免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中作出流于偏执的、武断的结论。进一步说，只有确立现代的法律理念，才有可能洞察比感观世界更丰富、更深刻的法律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升现代法律价值，构筑现代法律精神，营造出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幸福、和谐的现代法治社会。
二、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演进历程与法律理念的嬗变
法律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整合过程，与其说是一个动态的时间性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处在不断地从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向另一种法律文明状态升华的多维立体式时空模型。这种运动意味着传统的法律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法律传统一般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进入文明时代起在自己特有的经济土壤、政治氛围、文化模式等交互作用下孕育和生成的法律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法律理念的总称。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法律传统都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呈现出连绵不断、一脉相承、难以割裂的特征。而法律的现代化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要求的先进性法律制度与法律理念的总汇，蕴涵着世界文明大道上最基本的法律准则。美国哈佛大学葛兰特教授在1966年发表的《法的现代化》一文中，将现代法律概括为统一性、无等级性等11个特征。这是不少西方学者认同的划界标准，但在实践中，当代西方法律体系却朝着与上述许多特征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第三世界法律体系的发展，一些学者认识到“西方法律”并非法律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所以，我们认为应对不同法律体系现代化进程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然后再归纳出法律现代化最一般的特征。具体说来，法律现代化最主要的一些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作为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法律的全民性和普遍性特征相当明显；先进的法院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成龙配套而形成综合的法治系统，开业律师界兴盛、发达；独立的法学家和法学研究共同体及其相关团体、协会、学术机构的发展壮大；各种法律制定和修改的技术、方式科学化；法律以维护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私法成为整个法律制度的基础，“权利本位”或“社会权利本位”在公法和私法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以维持一个封闭、僵化的社会为目的，而应致力于开放、公平、民主、自由、和谐的秩序的维护，等等。这些特征，大部分是指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状态，即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概括，法律现代化是现代社会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三者交互作用而构成的有机整体，是对各种法律文明的整合，是从一种文明向另一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进化的根本性转变。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革命性变化，则无法形成立体层面的转变，那么，法律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至多只能出现“法律变革”或“法律更新”。因此，中国法律的现代化不是某一方面的单向演变，而是一场涉及与法律有关的各个领域的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并非肇始于市场经济的提出，因为中国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长期演进过程，经历了传统化至近代化以至准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演变。之所以中国法律至今尚未实现现代化，除了政治、经济原因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忽视了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法律传统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在“礼法并重”、“出礼入刑”、“义务本位”、“民刑不分与诸法合体”等法律理念的制约下，一直在自我封闭的价值体系中演绎，“泛刑主义”、“专制主义”和人治思想在法律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律发达程度低、法治环境欠缺。这种状况以战国李悝编纂《法经》为发端，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和发展，再到隋唐时期被《唐律疏义》进一步强化以及宋元明清各朝的沿袭、充实和巩固，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传统的法律制度由于特定的法律理念的导引，“一直没有出现实质性变化”。日本法学家滋贺秀三不无感慨地指出：“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制度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这在清末沈家本修律时也未能超越。沈家本在修律之初一直认为，刑法是中华法系的主体，修律最主要的工作则是引进西方刑法制度。虽然他后来发现西方法律制度的文明不只在于刑法，更重要的在于程序诉讼及私法中的民商律的完备，但沈家本未能把握好这一法律理念并向国人传播，应是他的修律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之一。沈家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引进创制的《大清新刑律》，被清朝保守派斥责为“不合吾国礼俗”而未能实施，两部诉讼律草案则根本未予公布。在程序法方面，清政府唯一正式公布并要求实施的则是具有近代诉讼法性质的法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它将审判、陪审、律师辨护与、控告申诉等一套西方诉讼制度融合到中国诉讼的传统制度之中，形成中西合壁的格局。然而，由于未注意法律理念的同步建构，这种中西合壁的格局实际上貌合神离，各地官府依然我行我素，并未遵照章程行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沈家本修律引发了中外法律文化的第一次大交流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在这一次法律文化大交流中，虽然引进了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域外法律制度，但由于封建制度并未被、传统的法律理念根深蒂固，引入的法律制度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迥异的中国社会中即使艰难地生存下来，也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现代”的意义和特征。
当西方法律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踏步地向现代化迈进时，中国法律却始终未能越过近代化的栅栏进入现代法治形态。这中间除了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外，根本原因盖在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土壤中的专制主义、等级观念、厌讼轻法、权力崇拜等传统根深蒂固。这种滞后的法律理念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步伐。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法律也本可以获得现代化的良好契机。但是因指导思想和政策的长期失误，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被根本否定，几乎完全套用了苏联僵化的、封闭的计划经济，因而使得中外法律文化第二次大交流主要移植了以苏维埃法律思想为代表的前苏联法律文化，结果法律被完全政治化了，加之受“”的冲击和破坏，几乎将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一些成果也否定掉了。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现代化的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外法律文化开始了第三次大交流，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律体系的雏形初步得以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办事”等原则逐渐深入人心，现代审判制度、辩护与制度日益完善。不仅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的现代化迈步较大，而且法律理念的现代化建设也在同步进行。从总体上看，中国法律目前正在沿着现代型态或近似于现代形态的准现代化进程演变。
论文关键词：合作学习，本土化，问题，对策
一、引言
合作学习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的古典教育名著《学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倡导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要互相切磋，彼此交流学习经验，以增加学习的效率。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国也出现了合作学习的研究与实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合作学习在国外已有着几十年研究与实践的历史，在我国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目前，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实施，新课程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小学的课堂上。在多次到基层听课观察之后，笔者发现，有些教师虽然经过了相应的培训教育学论文，对“合作学习”这一学习方式仍然理解不透彻，研究不深入，使合作学习流于形式，存在为合作而合作的倾向。那么能否有效地在我国实施合作学习，便成了每一位关注合作学习的教师和研究者要面对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国内教师运用合作学习的问题，试图提出合作学习本土化问题的对策。
二、问题
合作学习理论的产生，出于对传统教学组织形式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我国的合作学习理论主要是对国外相对成熟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在运用合作学习时常常以课堂教学为主，以知识建构为主，以通过各种测试为主。这便造成了无论是实现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的协调发展，还是促进学生主体性品质的培养，都是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以期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而忽略了合作学习在课堂外的延展和作用。
对于合作学习目标意义的定位，我国的合作学习研究者非常关注合作学习在发展学生主体性及培养学生社会适应性方面的重要性。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主要是以一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的阐述。虽然这种阐述，也是建立在对课堂实践长期观察的基础上，但就总体而言，少有实证性数据的论证。导致一线教师在采用合作学习模式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困惑时，无法找到有力的实效证据来支持自己继续运用合作学习的决心，半途而废的情况屡屡发生。
我国的合作学习，虽然也有大量一线教师关于如何开展合作活动的程序性思考，但形成模式化步骤的少之又少论文网。在我国的合作学习研究者看来，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即用“对象性活动”的尺度来审视学生的合作学习活动；将合作学习建立在独立学习的基础上，让学生独立面对困惑；合作学习过程是学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主张通过活动和交往，促进学生知识的建构和主体性发展；重视学生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过程的发生，在合作过程中教育学论文，通过学生思维的冲突和碰撞，实现主体意义世界的建构[1]。这些策略，只是从理论层面指导着教师合作学习的课堂组织。具体方法策略的缺失，使得国内教师们只能生搬硬套国外的模式，而没有充分考虑到国内教学背景、教学目标以及教学对象的差异。以至于我们常常可以在合作学习的课堂上看到，由于教师对于合作学习的理解有偏差，不能真正领会合作学习的意义，在组织合作学习的时候产生很多问题。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我国强调将集体教学、小组合作学习和个别辅导相结合，集体教学仍然是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在小组建构上，教师们倾向于以学习任务为导向，确定分组原则。对于学科内容的学习，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压力下不愿花费大量的教学时间，让学生在生活化的情境中学习教学内容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能力，相反更强调学生对系统知识的掌握。知识任务，仍然是课堂教学的重要目标取向。因此，在我国的合作学习课堂上，教师们更关注的是教学的实效性问题。
我国合作学习的课堂实施，教师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合作学习，实现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此来促进学生知识的掌握和主体性的发展。虽然认识到培养学生合作技能的重要性，但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中，由于繁重的教学压力，教师们很少拿出专门的时间进行合作技能的训练，更谈不上开设专门的合作技能课程。有的教师也试图对学生进行合作技能的培养，将国外合作技能训练的方法直接运用于自己的课堂，为小组中每个学生安排固定的角色教育学论文，却发现：这种尝试不仅没能提高合作学习的效果，反而使自己的课堂合作流于形式。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合作学习课堂实施中，对于学生规则意识和合作能力的培养还是比较欠缺的。
三、对策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盲目的套用国外经验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认识到这些，才能基于我国的背景，建构和完善本土化的合作学习理论与实践。笔者将从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角度提出合作学习本土化中问题的对策。
1、对合作学习本土化研究者
教学理论有着很强的文化制约性，作为教学认识活动主体的教学理论家一开始就处于既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在国外合作学习理论中的前提性条件，在我国却不一定适用；而在我国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因素却又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2]。因此，我国的合作学习研究也必然要在更大的文化情境中把握住基本方向后，才能在具体的实施情境中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作为合作学习本土化研究者，应该认识到影响合作学习实施的因素是动态的。例如：学校教学规划的中断对于教师而言就很难按计划组织合作学习，同样也会影响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的学习。所以，要在一个整体的背景中去认识并分析合作学习，它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在不同的教学情境中、在不同的教师理念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同时，影响合作学习的因素是多维的。教师自身的教育理念、做教师前的教育经历、特定的文化背景以及他们受教育的方式都会影响到他们怎样教学生；性别、宗教信仰与文化等因素也是影响教师与学生发展的诸多因素[3]。学校的文化氛围、学校领导的支持、整体的文化背景、学生离开学校后合作品质的延续也是应该被关注的问题。因此，不仅是从理论的角度阐述合作学习的内涵，更应该让教师在一个动态、多维的情境中了解并理解合作学习。
2、对组织课堂合作学习的一线教师
合作学习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教育教学活动不仅是一种个体活动，更是一种团队活动，强调师生合作和互动，教学相长，形成学习共同体教育学论文，相互交流，共同发展[4]。当今的课堂，教师和学生的地位和角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学活动中能动的角色和要素，共同介入对课程知识的探索和体验之中。
因此，教师首先要有正确的学生观，尊重和信任每一位学生，创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创设自主学习氛围，使学生在与人的交往中能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情感体验，充分发挥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
在合作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要注意结合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教学外在环境的限制。在教学中，并非所有内容都适合运用合作学习，也不是每节课都固定采用合作学习的某一方法，而是根据实际教学内容，将传统教学形式与合作学习形式交叉进行，灵活运用，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长，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教学中要逐步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和技巧论文网。学习需要讲合作，生活更需要讲合作，教师的任务不只是教会学生知识，与此同时，要培养学生合作的意识和合作的技能。所以有步骤、有计划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教师在备课时要考虑到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思想上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安排一系列教学活动。有一小部分学生习惯了原有的教学形式，即“教师讲授，个人学习”。所以在合作初期，存在种种的误解和不适是正常的教育学论文，教师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多种评价方法相结合。在评价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在不同的阶段对自己小组的合作状况进行评价，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团体意识和人际调节的能力。小组评价时，应方法多样，要将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后总结有益的经验进行小组间交流，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找出相关的原因，从而明确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样做是为了让学生学会对自己和小组的行为进行反思，与教师期望的目标进行比较，进而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自发向自觉发展。所以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不可忽视的。
合作学习教学对任课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教师在课程设计上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教师只有不断学习，才能做好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启发者、引导者和组织者。虽然这无形中增加了教师教学的难度，却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四、结束语
合作学习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并适应教学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相信经过广大教育理论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不懈努力，合作学习本土化理论的构建将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1]周林，主体合作学习：教学影响方式的结构性改变[Z]，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第八届年会四川研究成果集，2005.3.
[2][3]刘玉静，合作学习的伦理审思[C].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石佳，大学英语教学中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