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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本论》 资本主义 精神生产 最典型地点 文献出版物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49-10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等都纳入广义的“生产”范围，在集中考察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题时，也多处关注到“精神生产”、“最高的精神生产”、“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等方面。①因此我们可以把他本人的《资本论》创作视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
《资本论》初版序言强调该项研究在英国才可能完成。因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本文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目前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释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②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得最确实”的地点。然而，如果我们从《资本论》据以考察英国“生产方式”的具体途径分析，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一个基本事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过程中很少直接进入资本主义工厂作实地考察，《资本论》分析所据大部分资料也并非马克思本人实地考察所得，相关传记资料鲜有马克思进行实地考察的记载。③《资本论》所据资料主要是相关的纸质文献出版物。物理学家的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马克思的实验室则主要是拥有丰富文献资料的英国伦敦博物馆。马克思本人多次谈论他撰写《资本论》的过程：“这一切都是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的”，“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英国博物馆里。”1863年5月29日与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6、354页。
根据《资本论》对人类生产活动之共性的分析，任何生产过程都至少包含两方面简单要素：一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二是劳动赖以进行的“生产资料”（第202页）。《资本论》的“生产资料”显然不是农业耕作的土地，不是工业所需的煤炭棉花，也不是公司银行等“资本”运营操作的现场设施，而主要是起源于“资本”生产方式的、以纸质出版物为载体的、与“资本”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
马克思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已被劳动过滤过的劳动对象，这些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作为劳动资料，“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第206页）。这个分析也可移用于作为《资本论》分析对象的文献资料，因为这些文献资料已经包含了前人涉及“资本”对象的脑力工作。作为客观存在的“资本”现象，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已经被先前的脑力工作“过滤过”，已被观念地表现于出版文献中。对于《资本论》生产过程来说，它们是“已经通过先前的劳动而发生变化的原料”（第206页）。马克思主要依赖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文献资料来从事《资本论》研究，这一事实意味着，没有这些相关出版物作为“生产资料”，他就不可能实际进行撰写《资本论》的“生产过程”。
这一事实在《资本论》完成形态中也留下了直接而鲜明的印记。据统计，《资本论》诸卷引用涉及近800本著作和蓝皮书文献等。[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第277页。《资本论》第一卷是由马克思本人全部完成并校对付印，其中马克思本人标明的文献引注数多达270余条。根据中译编者所附参考文献目录，马克思直接引用涉及的文献资料有三类：著作类、报刊杂志类、官方文件（蓝皮书）类。基于《资本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纸质出版物，笔者期望从这个角度考察《资本论》的生产条件，并由此解答：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于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
一、《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出版物
《资本论》引涉文献绝大部分出版于英国。就著作类而言，出版地涉及十多个国家（详后），总计36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计223种，占总数的60%强。位居第二的法国59项，仅为英国出版数223种的26%。在英国出版著作中，伦敦出版者为199种，占英国出版数223种的近90%；其余10%的出版地点分别为爱丁堡、格拉斯哥、牛津、都柏林等城市。可见仅就《资本论》引用著作的出版地而言，英国已经是“最典型的地点”了。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居住的伦敦则处于这个最典型地点的中心。
《资本论》贯穿使用的是“历史与逻辑的方法”，马克思从“资本”的细胞形态即“商品”开始分析，而商品现象早在古代已经出现，因而《资本论》引涉最早的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资本论》开首《商品与货币》篇就两次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商品观：“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第74页）；“每种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直接使用的“自然用途”，另一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第103页）。这两个观点分别见于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和《政治学》中。虽然亚里士多德著作早已存在，但是就马克思直接阅读的亚氏著作的文本而言，它们是1837年在英国牛津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换言之，就《资本论》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过的文献资料而言，它们是19世纪的出版物。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形式而言，它乃是欧洲近代产物。因而严格地说，作为“资本”现象之观念形态载体的文献资料，是近代以后才可能出现。如果说研究现实的经济形式尚可能采取实地考察的方法，那么要“历史”地把握该方式的发展过程，就必须而且只能依靠相关的历史文献（当时尚未出现影像产品），马克思在搜集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他1858年5月31日致信恩格斯请求帮助购买一本可能有参考价值的书：“这本书图书馆还没有，……也许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6页。恩格斯在1869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传记提纲中写道：“马克思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书他未曾读过之前……决不以系统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德]曼弗雷德・克利姆：《马克思文献传记》，李成毅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7页。我们可以预设，如果将《资本论》引涉的文献资料按历时顺序编排，可望某种程度上获得关于“资本”主题的文献出版史概况。据此也可能切实认知，马克思是通过哪些文献资料来“历史”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下面按《资本论》引涉所据文本的出版年代（世纪序）排列英国出版的相关著作类文献。
116世纪英国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本论》第1卷引涉16世纪出版文献计4部，另一部为德国出版的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维登堡版，1540年。
著者文献出版时间
福特斯居・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首次发表
斯泰福・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伦敦版，1581年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编年史》第1、2卷）伦敦版，1587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源于15世纪末，《资本论》指出，最初的“世界市场”出现于15世纪末的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4页。）英国在16世纪开始出现这个“新兴生产力的产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6页。因此，《资本论》引用最早文献是出版于16世纪这一事实并非偶然；而其时相关文献稀少也正是当时该生产方式萌芽期的表征。上列3部著作都出版于英国伦敦，其中1537年的《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触及的是15世纪生产方式特点，其时“人民的财富排斥资本的财富”（第786页）。1581年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一些抱怨的考察》，被马克思引用说明的是“16世纪货币贬值”的社会影响（第812页）。1587年的《英国概述》被三次引用，其中之一为：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的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弱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被保存下来。（第786页）
这段引文叙述的是英国骑士领地在中世纪末逐渐转变为新兴城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城乡之间巨大变化的过程。马克思是据此文献记载而了解英国最初“资本”历史形态的。
上列著作大多直接与经济学问题相关，少数著作虽非属于政治经济学，却包含着相关内容。例如《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为新教创始人路德的布道之作，马克思引用的是其中涉及货币买卖的内容：“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第155页）荷兰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被马克思评价为“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第677页）。意大利威尼斯出版的《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被引用的是其中记载机器发明引起劳动者恐慌的事件：“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是由于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因而压抑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第468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论手工业者的疾病》及其译本之流传过程的叙述：
意大利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13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古典作家》中。自然，大工业时期使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亨・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厄兰根版。（第402页）《资本论》指出，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像托马斯・莫尔、富兰克林那样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最早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配第、魁奈一类的医生。（第677页）
这段说明文字提到了该书的三个版本以及与其主题相关的四种后出书目，涉及的出版国有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这表明马克思即便是在考察某一专门问题时，其文献视域也是超国别的。
与著作类的世界性分布相同构的是报刊杂志类的文献资料。《资本论》引涉后者总计35种，其中英国出版者22种（其中21种为伦敦出版），分别为：《晨报》《晨星报》《工人辩护士报》《外交评论》《观察家报》《纪事晨报》《今日》《经济学家》《雷诺新闻》《麦克米伦杂志》《每日电讯》《派尔-麦尔新闻》《旁观者》《旗帜报》《旗帜晚报》《社会科学评论》《泰晤士报》《韦斯明斯特评论》《新莱茵报》《艺术协会杂志》《星期六评论》（以上皆伦敦出版），《格拉斯哥每日邮报》（格拉斯哥出版）。
英国以外出版的报刊杂志数13种，分别为：《经济学杂志》《实证哲学评论》《巴黎革命》《德法年鉴》（以上巴黎），《贝里卫报》（法国贝里）《民主周刊》《人民国家报》（以上来比锡），《工人问题杂志》（柏林），《纽约每日论坛》（纽约），《圣彼得堡消息报》《欧洲通报》（圣彼得堡），《孟加拉公报》（加尔各答）。
以上各种报刊杂志的出版地点首先是集中于英国，占总数的2/3以上，其余也主要分布于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欧美地区。报刊杂志较之专门的学术著作，其特点在于能够提供时间上更为迅速、空间上更为遥远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主要是借助它们的媒介及时地了解“资本”的动态变化。例如《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其分析对象包括1866～1867年期间英国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当时正是该书行将交付出版之际。马克思是通过报纸才及时了解该危机之发生与势态的。下面是他从当时伦敦《旗帜报》1867年4月5日报道中摘录的一个片段：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的是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的财富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中略，第735页）
这篇报道中的“昨天”事件和场景在当时的专著文献中显然无法及时反映；虽然该事件发生于马克思居住的伦敦市，但是其具体场所的伦敦东头却离马克思居住的郊区相隔颇远。正如今天的城市居民如果不借助报刊等传媒就难以及时了解本地事件一样，如果没有报纸，居住伦敦偏远郊区的马克思未必能及时知道该事件。即便他能够直接观察或亲自参加该事件，至少在获取并加工该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其“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所引最边远地区的报刊是出版于孟加拉国加尔各答市的《孟加拉公报》。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一章的“协作”节，马克思分析英国殖民统治造成东印度地区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现象时，引用了来自该地区该报1861年7月22日的报道：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力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地区（也许中国和印度地区除外）都多的国家里，所发生的一种祸害竟是：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是大量棉花在田野腐烂。由于在适当季节缺少劳动者，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大量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第365页）
再如《资本论》第三版中，马克思补充了他在第一、第二版中未知的新材料，新材料得自于《泰晤士报》1873年9月3日一位英国议员对经济势态的分析：
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第659页）
马克思根据他的这番议论，对英国资本的变化作了新的判断：“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欧洲大陆的低工资，而是中国的低工资了。”（第659页）
《资本论》引涉文献的出版地点广泛分布于“世界市场”的众多国别与城市。因此，英国这个“最典型地点”提供《资本论》创作的不仅是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原料，而且包括英国本土以外的世界市场中的信息资料。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信息生产和信息流通之发达程度与该国的物质生产水平具有同构对应关系，那么《资本论》生产过程中所享有的信息资料，归根结底也是得益于英国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身居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读到如此众多国别的相关著作，首先是依托了英国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条件，其次是依靠了伦敦这个现代大城市所特有的“世界市场”的流通条件。正是这种条件，为马克思《资本论》生产过程提供了其他国度和地区难以企及和媲美的、丰富而及时的“生产资料”。
三、《资本论》创作与“最典型地点”的官方蓝皮书
《资本论》考察焦点是工厂机器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此）；众所周知，其鲜明特征是基于工厂劳动者生存状况极端恶化的批判倾向。然而马克思本人很少直接调查工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从《资本论》引用文献中足以判断，他主要是通过英国官方定期公开的、被称为“蓝皮书”的调查报告而了解把握的。《资本论》评价最高且引用最多的出版文献也是此类官方出版的“蓝皮书”文献。马克思高度赞扬：“其中有关于无产阶级生活条件的非常详细的调查材料”，“1850年以来，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没有受到过比这些蓝皮书更沉重的打击。”1866年7月21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2页。下面是《资本论》引涉的英国官方组织的“工厂调查委员会”部分文件的标题：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56年4月15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问》、《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12月5日的质问》
这四篇调查报告标题中的时间，最早者1833年，最晚者于《资本论》初版的1867年，可见英国官方的工厂调查是作为制度而持续实施，该制度在马克思发表《资本论》之前至少持续存在了30多年。《资本论》引用1833年报告中的一段资料是：
现时工厂制度最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个弊端的唯一办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端比要求消除的弊端更大。（第309页）
这段文字大体可以表明，“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基本意图是为了消除工厂劳动中的“弊端”。这个意图与马克思的期望大体相近。
《资本论》引用率最高的是《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达30余份之多。其中最早的一份是1842年出版，最晚的一份是1867年出版。其起迄时间的跨度与《资本论》撰写过程的时间大体相吻合（马克思最早的经济学著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类蓝皮书出版时间为每半年一期，这意味着其调查具有及时性，马克思借此可以定期了解和随时阅读其调查结果并了解新近发展动态。《资本论》引用最新的该蓝皮书计5次，其中一段是署名罗伯特・贝克的英格兰工厂视察员调查爱尔兰情况所见个案：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上6点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下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点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我们有三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碳和燃料每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中略，第777页）
马克思引述后仅作简要点评：“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马克思对此报告的真实性显然深信无疑，他是据此了解和评判与伦敦隔海而居的爱尔兰岛上工厂劳动生活的。马克思引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也有相反情况，例如一位把缩短工厂劳动时间的措施称为“祸害”的苏格兰工厂视察员，马克思批评“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第345页）但是在马克思引用资料中，这种“相反”情况不多。
《资本论》揭露工厂劳动最痛切之处在于对童工劳动的描述与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依据官方调查。马克思直接引用过的至少有：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佣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3年伦敦版）、《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6号（1863～1867年，伦敦版）等三种。
从标题中“限制”、“禁止”的关键词可见，该类调查是旨在限制乃至禁止使用童工从事劳动。上列调查报告进行和完成的时间跨度为1832～1867年，其间历时30多年。这表明当时英国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是持久关注着童工现象。
英国官方蓝皮书中还有从“公共卫生”专业角度的系列调查。《资本论》引述的有《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第3～8号》（根据下院决定刊印，伦敦版1861～1866年）。这类调查报告的执行者都是专业医生，其中所引汉特医师一项报告中“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第751页），另一位担任主编的西蒙医师写道：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允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如果想让处在于这种环境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心身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中略，第723页）
可见作为调查员的医师，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灾祸”方面，其人道感与马克思的批判倾向可谓一致。
就《资本论》引用官方蓝皮书文献所涉范围而言，它们遍及各行各业。例如：《爱尔兰农业工人状况・答可尊敬的下院的1861年3月8日征询》、《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等。从标题可见，调查范围涉及农业、面包业、矿山业、铁路业等多行业。《资本论》所引关于矿山妇女劳动状况的一段引文，其中所涉文件编号达千位数以上：
虽然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量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寡妇和女儿，年龄从12岁至50、60岁。（第647、1779、1781号）（第545页）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蓝皮书广泛涉及英国社会经济各方面，例如：《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索美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王国谷物法情愿特别委员会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课程和收入等状况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8卷（1861年，伦敦版）、《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徒刑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1866年，伦敦版）、《联合王国从1846年至1860年的15年简要统计一览》第13卷（1866年，伦敦版）、《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1867年，伦敦版）、《工联及其他团体的组织和章程调查委员会第10号报告，附证词》（1868年，伦敦版）等。这些官方文件最早者是1685年，最晚者1868年，时间跨度近两个世纪。由此不难想见，可供马克思阅览的官方文件数远远超过马克思实际引用过的数量。
《资本论》引用的“蓝皮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通常是一个文件多处引用；短则数行，长则整页乃至以上；《资本论》不少页码中，页底引注的篇幅常常超过正文叙述的篇幅，有的章节的正文叙述主要是借助引用这些资料而构成（例如“工作日”章）。因此，仅从引用数量和频度就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蓝皮书文献，《资本论》至少在篇幅容量上会大大缩水，不会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巨著规模。
《资本论》所引的这些官方文献表明，当时英国政府（女王和议会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不乏直面关注、深入调查、积极改善的努力。诸如《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公共卫生报告》等系列文献说明，英国官方的积极努力已经实施为常规的制度性措施。没有这些措施，就不可能有这些及时反映、定期出版的调查报告；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所据以分析论证的文献资料难度也会大大增加。
《资本论》引用的官方文献还表明，具体承担实施调查任务的工厂视察员、公共卫生医师等，其中不乏具有责任感、同情心和人道意识的人士。没有他们的敬业、诚实和努力，至少他们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会大打折扣，从而《资本论》的引用文献、马克思的观察分析也就缺乏真实依据。
《资本论》所引蓝皮书文献是公开出版物，并且是英国官方批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有些直接标明“根据下院的决定刊印”；甚至包括《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商业危机报告》这类机密文件（第954页）。这表明，当时英国官方掌握的政治经济状况的资料对公众具有相当公开性和透明度。如果说没有这种公开性和透明度，英国的一般公众就难以知情，而身为英国侨居者的德裔学者马克思就更不可能读到这些出版文献。
余说
马克思《资本论》初版序言中将其祖国德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条件与英国作过比较，他指出，差别不仅在于德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英国，更在于德国官方的态度和提供的研究条件与英国难以比肩而语：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能够看见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这帮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找到象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的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条件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用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第11页）
这里不仅赞扬了英国工厂视察员及公共卫生医师们的“内行、公正、坚决”，而且也率直表达了对保障前者“有全权去揭发真相”的英国现代制度文明的某种赞赏。我们结合《资本论》大量引用英国政府出版的调查报告文献等可以推断，当马克思说这番话时，对他侨居英国伦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典型地点”，应该是怀抱某种钦敬乃至感激之情。
【 正 文 】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2]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3]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4]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5]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6]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7]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8]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收稿日期］200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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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长成了一个结实的，健康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高兴儿子卡尔的聪明和能干。在特力尔中学里马克思受到了同学们的尊敬。顽强和铁的意志是他从小以来显著的特点。他学习得很好。特别对于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作的很成功。在毕业考试时，他的“神学”一门是不及格的。但是德文作文很引起教员的注意。除了思想丰富，材料的分配非常得当外，年青的作者使得教员惊奇的是他的特殊的论述法。论文的题目是：“青年在选择职业前的思考”。其他同学只简单地说：青年人怎样选择自已所愿意从事的职业便够了。但是马克思不然。他说明了，人不能常常自由地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一个人周围的条件，已经预先决定着他对社会的关系，建立着他的世界观。
在这个十六岁的儿童底作文里。已经感觉到他后来所充分发挥的唯物史观思想底闪光（人的行事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意志决定的，人是被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往前进的）。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进了波恩城的法学系。他父亲盼望他成为出色的法学家。
在波恩住了一年之后。马克思回到家来渡他的暑假。父亲不高兴他。卡尔对功课大不注意，却热中于诗歌，加入了诗人小组。
那时马克思十八岁；高高的额，浓眉底下透视的和有力的眼光，鹰鼻子，嘴边顽强的褶纹，——一切显示出那明朗的个性，大胆的、严肃的特质。在老的石印像上，和其他波恩大学生在一道的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父亲的催促，一八三六年十月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
马克思在柏林过着孤僻的生活。他对官方来的科学界代表的讲课很少兴趣。只有教刑法和普鲁士民法的教员埃.韩思对他有某些影响。马克思专心致志地自修，两个学期之内他得到这样多的知
识，一般大学的教学是几年也得不到的。
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是一八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写的。这对十九岁的青年是很不平常的：那里面表现着独立的思想，极大的工作（学习）能力，对知识的强烈欲望。在这封信中他说他自己在 从事什么，他安慰他父亲并告诉他说，他自己感觉得有在哲学上试一试的要求。
在柏林的第一年马克思日日夜夜地学习，疲劳过度，病了。听医生的劝告，他到柏林附近一个僻静的小乡村去休息。但是他的休息是特别的：在病的期间他切切实实地研究了黑格尔和其斗徒的
著作。
从一八三八年春到一八四一年马克思继续住在柏林，成了“博士俱乐部”的会员和黑格尔哲学的信从者。
那时候黑格尔的哲学是很盛行的，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黑格尔的哲学系统是保守的，和他的辩证法是矛盾的。一切存在的东西不是永久的，因为一切流动着，一切经常变换着，不断地发生着而又灭亡着——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引到的结论。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吸引了马克思。
他二十岁时加入“博士俱乐部”，立即获得显著的地位。靠近“博士俱乐部”的左派黑格尔门从小组，以鲍尔为首，想从黑格尔哲学得出无神论的与革命的结论。小组的会员和主张保持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制及宗教的黑格尔门徒作斗争。
一八三九年秋鲍尔在波恩大学作讲师。那时候他批评福音书。马克思和鲍尔接近，并由于他的催促从柏林来到了波恩。马克思想在这里受博士考试和成为大学教授。但是他的计划被政府的反动政策所阻挠，费尔巴哈的讲坛被取消了，
一八四一年鲍尔在波恩讲课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这样的处境下马克思再也不能想到自己的学院地位了。于是他有了新的计划——在一个不大知名的大学受考试，然后回到波恩和鲍尔一道出版杂志。一八四一年四月十五日马克思在耶纳大学得到博士文凭。他的博士论文是伊壁鸠鲁的哲学——它和德谟克拉特的哲学的差异。在这篇论文里马克思还是站在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但已经发现独立的思想和强调这个哲学之实效方面的意向。
马克思是一个战士，他不能抑制地走向政治，走向实际斗争。
在这时候莱因州急进派资产阶级，和左派黑格尔门徒有接触，在科隆办一个“莱茵报”，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开始出第一期。马克思和鲍尔被请为报纸的特约投稿人。
一八四二年十月马克思作了“莱茵报”的主编，来到了科隆。从此刻起，他的全部精力用在编辑工作上。他很热情地、仔细地修改稿子，写社论，鼓励同人们、回答对于报纸的大量攻击，和检查斗争。
二十四岁的主笔紧紧地掌握住船舵。在他的领导之下，标明了报纸底革命和民主的政治面貌。它要求普选权，出版自由，它指责普鲁士的政权仅仅是属于国王和地主的，它号召和他们斗争。在他的论文里马克思主张彻底摧毁过时的农奴制度，消灭贵族地主和王朝政治。在一八四二年，马克思是热情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要求更充分的政治自由。
马克思英勇地斗争了五个月。他的文章谴责莱茵地方联邦议会的行事，充满了愤恨和抗议。无论谈出版自由问题，或该地反对渔猎户的法律问题，他都到处庇护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被夺去权利的贫苦的群众。
反动的检查几次企图封闭莱茵报。但不管一切困难，马克思都成功地通过了检查。照恩格斯说的，莱茵报从一个检查到又一个检查都站住了脚。终于为了它设立了严重检查，在第一重检查之后，还应该山政府的总长作最后一次检查。但是这也没有用。一九四三年初政府宣布没有办法对付这个报纸，就干脆地把它封了。
在“莱茵报”工作，给了马克思第一个推动，研究经济问题。在这时候看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
转到唯物主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莱茵报”被封之后马克思和鲁格（比马克思大十六岁）在巴黎开始出版“德法年刊”杂志。列宁写道：“在这个杂志上的文章里，马克思已经作为一个革命家起来发言，宣告“对一切存在的东西作无情的批评，”诉诸群众和无产阶级。”在这时期马克思底哲学世界观。也基本上形成了。在这以前马克思已经脱离了左派黑格尔门徒的小组和鲍尔。这些把自已看成高于一切政党、一切政治，和看不起无产阶级的先生们所说教的抽象的哲学的批判，不能使马克思满意。在马克思底哲学发展过程里，费尔巴哈给了他以影响，费氏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转到了唯物主义，在他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一八四一年）和“未来哲学的基本状况”（一八四三）里批评了宗教和唯心主义。但是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前进了。他创造了新的世界观——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有志于为共产主义的实际斗争，有志于革命的行动，他在无产阶级群众中寻找了和找到了支援。
【关键词】雾霾；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5年2月28日，柴静以《穹顶之下――同呼吸共命运》的雾霾调查作为复出之作，引起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也让雾霾问题再一次被提到风口浪尖，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部雾霾调查之所以能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这么强大的讨论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柴静以此调查为媒介，触及到多项社会问题，除了此调查的中心雾霾问题外，还涉及到如空气质量、工业污染、产业垄断、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无力等，更是直接关注到多项由雾霾带来的医学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本质都是社会民生。社会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人们热衷于各种公共事务，充分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并在其中实现其个体价值和权利。生存环境的安全与幸福感成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项衡量指标。本文拟以柴静雾霾报告为切入点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医学民生问题。
一、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带来的医学民生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其主要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坚持以人为本，始终做到发展为人民、发展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其中，社会建设是指，当代中国的各项建设与发展务必按照以人为本这个根本目标进行。社会建设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实现人民的幸福生活，坚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建设的出发点，着眼于人民最需要、最迫切的问题。使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社会保障制度均为人民所享有。
然而，正是由于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使得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质疑与挑战。尤其是医学民生问题。从医学专业角度来看柴静的雾霾报告，确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的地方。对于医学民生问题，我们该想该做的有太多太多。
柴静在雾霾调查报告中反复论说了几个真是的故事：首先，也是最先抓住人们心灵的是，长期生活在雾霾环境之中，使得她的女儿还没有出生就患上肿瘤。一出生就不得不进行全身麻醉手术。出院后的女儿被她拿着手帕捂住口鼻。在后来无数个被雾霾侵占蓝天的日子里，孩子就只能隔着窗子望向外面的世界。这是一份来自母亲最单纯最直接的保护欲望。最近网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职责柴静在演讲中借用女儿的故事博取大众同情。这些反对的声音认为，柴静女孩的肿瘤并非因为雾霾，而是因为柴静本身是大龄产妇，同时，她是个烟民。从医学角度来看，确实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不管病因为何，身患肿瘤的女儿却真的因为雾霾而不能进行正常的户外活动。所以雾霾问题真正地影响到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影响了我国的医学民生。调查报告中，柴静提到了是否将孩子们暴漏在雾霾天气下，就能提高孩子们对雾霾的抵抗力。从一个医学院学生的角度，必须要强调的是，对于雾霾，不存在“适应性”问题。在雾霾中运动，只会导致更严重的身体损伤。柴静视频中关于PM2.5的化学成分分析非常专业，那段健康危害的视频非常清楚明白地从医学角度显示了雾霾是如何对人地身体进行侵蚀并损害人的健康的。视频中甚至出现了肺癌患者手术的画面，更加直观地让观众看到了雾霾对一个生活习惯良好的普通民众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损害。此外，柴静在视频中没有揭示出的是PM2.5的健康危害，除了影响呼吸道和肺功能，还会导致心血管疾病。目前对于雾霾导致的疾病中，公众较为关心的集中与肺部慢性并以及肺癌。但从医学角度而言，雾霾中的PM2.5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PM2.5是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可通过肺泡壁进入毛细血管，再进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后，会阻碍正常的血液循环，引发血栓、高血压、冠心病及心肺病患者过早死等心血管疾病。雾霾天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长期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健康。2013年，欧洲医学工作者做过一项针对9个国家内31万人的研究。PM10与肺癌的相关性显著，PM10和PM2.5与肺腺癌的相关性显著。每提高10微克/立方米的PM2.5浓度，肺癌发病率上升22%，心肺疾病死亡率升高6%，肺癌死亡率升高8%。这一数字如此触目惊心，以至于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雾霾问题仅仅是我们从柴静的雾霾报告中看到的一星半点有关全球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带来的医学民生问题。雾霾甚至只是这些问题的其中之一。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对经济增长的盲目追求，是以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更要注意的是，生态环境的污染不仅仅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可以说，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更加明显突出。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以粗放经营来寻求短暂的发展。致使生态问题成为中国现阶段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而由于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环境问题已经慢慢开始转化为社会问题。以雾霾污染为例，当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的身体产生了危害，环境问题就转化为医学问题，而医疗问题往往会导致更大规模的社会问题，归根究底还是归结到了民生的层面。
所以，当以雾霾问题为代表的环境问题在转化为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的过程中，医学就成为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如何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为民生出力，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中国实现以人为本根本目标的重中之重。
二、医学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视野下该如何为民生出力
（一）医学民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对良好生活质量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追求是全世界人民所共有的特性。当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基本温饱问题，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我国仍旧存在着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对于他们而言，干净的水源、充足的食物、舒适的生活环境以及良好的医疗条件都是美好的希望。同时，在整个社会范围之内，环境问题和医疗卫生问题在日渐发达的今天也渐渐成为社会问题。
以雾霾问题为例，如果我们只采取类似于往常的解决措施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的环境问题远远不止雾霾，仅以医学的方式进行预防与治疗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当借助新技术，采用新思维，以异于往常的新方法来解决人类生存遇见的新困境。对此，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也给出了一些方法和思路。总的来说有这么几项：提高标准，严格执法，对垄断的能源行业开放市场竞争，以及我们医学层面上的医学知识及预防办法的普及。医学无疑在这项工作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医学科研人员来说，需要更多不同的研究方法，确定雾霾污染对人的健康是如何产生影响的，将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怎样的影响，来探寻治理雾霾污染的方法，同时从根本上试着摸索出如何对人采取预防与治疗。
例如，片子里说我国的污染早就很严重了，但是前些年的北京沙尘暴，其中的PM2.5成分不高，主要是粗颗粒物。片中说雾早就有，然而，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异议，指出10年以前的雾，和10年之后的霾应该差异非常大的，无论是视觉还是嗅觉。所以这就更需要医学与化学科研人员，从科学的角度给予公正的判断。医学的民生不仅仅在于悬壶济世，更在于不人云亦云，争取以科学的方式给予民众客观事实。
此外，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的是，现在雾霾的问题很突出，大家就关注大气。但实际上土壤和水污染的状况也很严峻。甚至解决起来的难度比大气污染问题更大。这也是美国EPA为什么会有superfund。而这些，可能是需要科研人员更多介入的领域。
（二）当代医学民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
解决当代中国医学民生问题，可持续发展是必经之路。可持续发展依然面临诸多障碍，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医学民生必须坚持与挑战的。
当代中国已经借助科学进步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常足增长态势，但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由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粗放式经营方式带来的一系列恶果。生态失衡、环境破坏、人民生活舒适度降低、健康状况恶化是其中日益严峻的问题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发展道路。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包含自然生态以及人类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医学民生也应当坚持不懈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将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居住环境的舒适度作为医学研究的前提与根本目标。这不仅仅是医学民生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同时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医学民生需要解决不的不仅仅包含人的身体健康，更要肩负起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的责任。群众世世代代的健康与安乐应当作为医学从业者的终极目标，同时也正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之要义。
三、结语
经过65的发展，中国已然在经济与科技上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当过快的经济增长和粗放的发展模式却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人的经济欲望与健康需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柴静的雾霾调查报告在此时，为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在发展的同时，莫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要义，莫忘医学医学与社会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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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适应社会;大学生社会实践
为更好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很多高校都对大学生社会实践非常重视，并且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但是在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能够指导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1］因此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视野下，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发展现状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大学期间和社会建立一定的联系，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之中。［2］不过目前很多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认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只需要交一份实践报告就行了，忽略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对于他们今后就业和适应社会的重要作用。一些高校在实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也出现了偏差，认为让学生适应社会的方式就是让学生去企业实习，让学生上交企业实习证明，再交份报告就草草了事。这种情况下学生的社会实践不能起到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作用，也没有实现将学生的专业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预期。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启示
（一）实践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马克思主义实践的理论主要有两层含义，首先，实践是指对社会进行改造或者其他有意识的活动；第二层含义就是一种实际的“做”的行为，结合起来就是进行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因此大学生社会实践应该是一种能够对大学生了解社会和适应社会有实际帮助的实践活动，而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一些表面文章。因此学校和学生都应该正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学校应该为学生安排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例如组织一些“青年志愿者”活动，让大学生理解他们肩上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也可以安排一些主题鲜明的社会调查活动，不仅能够让学生对于社会某一方面发展的真实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学习到一些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手段。学校也可以安排一些课外创业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创业意识，在学校内兴建创业孵化园，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
（二）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的来源主要依靠实践，同时正确的认识对实践也能够起到促进作用。［3］在大学中学生可以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但是在今后的工作中单单依靠这些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实践的经验。因此社会实践对于提高学生的认识，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同时也要求学生在实践中将所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让实践发挥出更大的效果。这就要求学生要选择一些和所学知识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物流管理专业的学生可以对我国物流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进行社会调查，金融专业的学生则可以参加一些虚拟炒股比赛，或者在股市投入一些零花钱，真实地进行操作等。让认识和实践相互促进，从而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三）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人们通过实践不断深化认识，并将深化的认识更好地应用到实践中去。学生通过在大学中的学习，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可以说学生对事物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进行社会实践就是通过实践去增加对社会情况的认识，认识到社会的真实情况之后，等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就能够更加适应工作环境，面对工作也更加游刃有余。因此在学生参加完社会实践之后，学校要让学生总结社会实践报告，无论是社会调查的结果还是学生对整个社会实践中的真实体会，都是一个在实践中深化认识的过程。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报告中的反思和总结，将认识升华，有利于今后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
三、结语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学生需要通过大学生社会实践提前建立和社会的联系，从而更好地适应毕业之后的社会生活。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对大学生社会实践进行了浅要的分析，以期阐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牛瑞凤．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视域下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研究［J］．山西农经，2016（11）：84．
［2］潘俊英．马克思主义是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正确导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29－13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学改革;教学实效性
根据中宜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意见>实施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整合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设置方案将从2006级新生开始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面实施。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两门独立的课程融合为一门课程,总学时有较大幅度缩减,这就要求教师增强教学的实效性,在有限的课时内,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通过师生互动实现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的得失,对于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近年来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的总体情况看,影响本课程教学效果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二是理论教育与实践脱节;三是考试形式缺乏科学性。2003年10月至2004年12月,“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几个关键问题”[1]课题组进行的问卷调查证实了上述问题的存在。本文针对以上问题,结合此次调查,从教学方法的改革、实践环节的强化、考试形式的改革三个方面,提出增强马克恩主义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三条思路。
一、由灌输式教学向疏导式教学转变
“我讲你听”、“我说你记”、“我灌你通”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它缺乏教育本身应有的“亲近感”、“认同感”,使学生成为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的教育主体,这就直接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同时,灌输式教学法限制了学生的积极思维,使学生习惯于获得老师给出的现成答案,久而久之形成思维的盲从与懒惰。
在深化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中西思想文化不断撞击,大学生的思想日趋活跃,新的认识问题不断产生。他们对简单生硬的灌输式教学法很反感,而希望与老师进行朋友式的交谈,共同探讨他们关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实效性调查中,选择“师生互动”上课方式的学生占2496,低于选择“课外实践”上课方式的学生比例34%。实现师生互动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疏导式教学法的核心。疏导就是对学生“点”、“启”、“引”,即指点迷津、启之醒悟、引出误区,做到“传递文化而不用现成的模式去压抑他;鼓励他发挥他的天才、能力和个人的表达方式”[2]。也就是引导学生积极思维,就同一问题给出多种观点供学生分析、参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答案。同时,要引导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并解决有关现实问题。教学要相通,理论要润心,才能激起受教育者的心灵呼唤,启开学生的心扉。因此,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应采用疏导式教学法,改变灌输式的僵化教学模式,这样才能增强教与学的互动性,提高课堂教学实效。
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是实现疏导式教学的必然要求。教育的实效性离不开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充分了解。不了解学生承受教育的能力,不了解学生对知识的需求,理论教育就是对牛弹琴。前苏联着名教育家巴斑斯基说:“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了解学生,不会综合规划教养、教育和发展的任务,抓不住教学内容中的要点和重点,不善于选择教学方法、手段和形式的合理配合方案,那么,教学过程永远不会有成效。”[3]了解始于沟通,只有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能力及学习需求,才能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
然而,在“实效性”调查中,学生对“你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的了解程度”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最不乐观的。对此问题,34%的学生回答“一般”,表明有1/3的学生对此问题不关心,也隐含着他们没有得到过老师的“关照”。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十分了解”的仅占被调查学生的9%,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比较了解”的占19%,两项之和为28%,大体相当于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不太了解”的比例——27%。而认为“马哲”老师对学生“很不了解”的学生达11%。可见,学生总体上认为“马哲”老师是不了解学生的。
近几年来,由于扩大招生,许多高校学生人数急增,思想政治理论课基本上采用大课堂授课。调查显示,100人以上的课堂占近50%,有的学校均是150人以上的大课堂。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师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在课堂人数偏多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实现教与学的充分交流,已成为广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可回避的问题。部分高校在尝试进行研讨式教学,已初见成效。此外,设立教学信息联络员,召开教学座谈会,利用课间、课余走向学生,了解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定期答疑等均不失为师生沟通的好形式。
二、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论性强、内容较抽象,这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共性。多年来,一般采用课堂讲授形式,造成了理论教育与实践的脱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新课程教学中,教师应做到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强化实践环节。
在“实效性调查”中,学生对“你最喜欢的上课方式”的回答结果如下:选择“课外实践”上课方式的学生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师生互动;再次是讲座、自行研究并提交论文、小组讨论。这几部分学生所占比例分别是34%、24%、16%、14%、12%。这个结果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乃至所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义的实践环节包括学生实地参观、社会调研、收看影像资料及主题讨论等形式,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学形式。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求教师在课堂讲授中尽可能结合热点问题,以实例加以阐述;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让学生走出课堂,在实践中了解社会,深化对基本理论的理解,并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此,有条件的院校可建立几个相对固定的实践基地,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让学生从实践中感受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体会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代性与实践价值。同时,针对不同的章节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如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时,有条件的院校可组织学生参观当地自然科学博物馆,观看录像《意识的萌芽》或电影《宇宙与人》等,通过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在唯物辩证法这一部分,可就“坚持唯物论,反对伪科学”进行课堂讨论,并组织参观有关科普展览,还可与学校宣传部门联合,举办相关内容的橱窗、板报宣传等活动。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重要作用”、“知识经济与当代大学生”等课题,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同时,就社会调查的亲身经历,组织学生进行交流。实践论和认识论部分,可组织学生观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录像,围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自由与责任的关系”等论题开展课堂讨论或辩论。
理论教育与实践紧密结合,可使深涩的理论趣味化,并使学生学以致用。这对于寓教于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面推进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三、采用科学的考试形式
一般来说,大学课程考试具有两个功能:测评功能和激励功能。马克思主义原理课考试既要成为测评学生掌握基本原理以及运用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的手段,也要成为检测教师教学成效的重要途径。通过阶段性考试,学生可以发现自己学习中的薄弱方面,并通过考试成绩与奖学金、三好生、优秀班干部等评选挂钩,激励自己努力学习。教师可以通过考试宋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发现教学中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工作。因此,采用科学、合理的考试形式,是增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教学实效性的必要手段。
在“实效性调查”中,关于“你的‘马哲,课的考试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40.2%的学生回答的是闭卷考试,38.7%的学生回答的是开卷考试,12.6%的学生回答的是提交论文,根据讨论给分的占1.1%,其他形式为1.6%,未回答者占5.8%。可见,多数院校采取的是闭卷或开卷考试形式。对“你认为”马哲,课考试的形式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结果是:赞成以“提交论文”作为考试形式的学生比例最高,占被调查学生人数的42.8%;其次是开卷考试,占25.3%;选择“根据讨论给分’的比例为16.4%;选择闭卷考试的仅占3.4%;其他及未作回答的各占6%。
写论文的考试形式虽然是学生的首选,但是从一些高校的实际情况看,从网上下载、学生之间相互抄袭、凑字应付的现象大有人在。同时,以此作为考评学生的唯一依据,并不能有效地促使学生认真听课学习。开卷考试往往造成学生“临时抱佛脚”的懒惰行为。闭卷考试大多侧重于对学生知识记忆的考查,因此平时不听课、考前突击背记的现象普遍存在。“实效性调查”表明,有54.9%的学生认为存在此现象!有的学生很少上课,通过考前突击复习,期末成绩反倒比平时认真听课的同学好。这种现象严重挫伤了另外一些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影响他们上“马哲”课或其他政治理论课的态度,甚至有一部分学生对自己认真听课的态度产生过怀疑。因此,完全采用提交论文、开卷或闭卷的考试形式都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单一的其他考试形式也各自存在弊端,在此不一一评述。
马克思主义原理是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课程,考试形式应体现综合性评价原则,应将平时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考核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堂小测验。每学期可安排两至三次随堂测验,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并督促学生自觉学习。第二,实地参观、撰写报告,根据报告质量进行等级评定。第三,课堂讨论。师生共拟论题,学生以斑级为讨论小组,或自行组队,由学生自己主持,并由学生代表组成评委,评定优、良、一般三个等级。这种方式既能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明辨是非的能力,又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因而是平时考核的重要方式和成绩评定依据。期末考试除了常用的闭卷、开卷形式外,还可采用闭、开结合形式,以及知识竞赛形式,竞赛成绩优秀的学生可免考。总之,考试应成为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其不得不加以应付的负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恿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7,465.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救护大队广大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明确救护大队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救护大队领导班子对本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负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应当旗帜鲜明地站在意识形态工作第一线，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组织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其他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部门及单位的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二条 救护大队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统一领导，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好本部门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支部书记任组长，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为成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党群办公室，负责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党群办公室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各科室、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第三条 救护大队党组织主要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是：
（一）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央、省委、省国资委党委、盘江煤电党委、林东矿业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定期研究分析意识形态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列入每年工作要点和计划，每年研究意识形态工作不少于2次。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企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三）定期汇报意识形态工作。每半年向矿业党委专题汇报1次意识形态工作，每年至少1次在党内通报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及时向林东矿业党委报告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四）党组织班子成员要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接受监督和评议。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检查考核制度，明确检查考核的内容、方法、程序。加强对党员干部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育培训，增强责任感，提高政治鉴别力。
（五）加强对各类宣传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充分利用内部刊物、宣传展板、党员活动室、报告会、宣讲会、党课等阵地，抓好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引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
（六）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要把增强网络舆情意识、提高舆情防控能力纳入干部学习和培训体系；培养一支网络舆情处置队伍，提升网络舆情发现力、研判力和处置力；建立一支高素质网络评论员队伍，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在突发事件中引导网上舆论导向。
（七）妥善处置民族团结与宗教信仰问题，对信仰宗教的党员，要加强思想教育，妥善处理，防止引起负面舆情。
（八）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的处置。对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错误思潮和言论，应当敢抓敢管、敢于亮剑，通过内部报刊、网站、党内通报旗帜鲜明表明立场、亮明态度，理直气壮地加以批驳，有理有节地开展思想舆论斗争。
（九）选优配强所属单位领导班子及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确保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对敢抓敢管、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的同志，应当公开支持、大胆使用，对不合适的应及时作出调整。
第四条 各相关部门主要承担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是：
（一）宣传文化部门作为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履行指导、组织、协调、督查和抓好落实的职责。每年对所属单位意识形态工作进行1次专题督查，督查结果向同级党委及林东矿业党委宣传文化部报告。
（二）组织人事部门把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作为干部评价使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作为选拔任用、培养教育、管理监督和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
（三）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党规党纪监督，把落实党中央、省委、省国资委党委、盘江煤电党委、林东矿业党委和同级党组织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的情况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
如果我最先阅读的是普鲁士的新的书报检查令本身，大概也会被检查令通篇的文字游戏所蒙蔽，可能会赞同检查令中要求行文“严肃”、“谦逊”，对其不能容忍“轻佻的、敌对的”反对某一教理行为条文点头称是。所幸马克思及时发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将人们从专制政府制造的虚幻美梦中叫醒，并告知大众，这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专制统治的文字游戏。
新的书报检查令在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基础上，有了向具体化和模糊化两方面的发展，因而使得该检查令背后的含义更加耐人寻味。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这是新书报检查令中的最值得玩味的条文之一。乍看上去，这是多么开明的一条规定啊！人们开始拥有对真理进行“严肃和谦逊探讨”的权利，作者不用再受到“无理的约束”，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荣幸地由开明的弗里德里希四世国王赋予了普鲁士公民。在这样令人振奋的法律条款之下，鲜有人仔细琢磨这项条文中的关键字眼，而问题却恰好出在这些关键字眼上，正是这些字眼将整条看起来站在公众立场上的法律条文，不知不觉地划到了统治者的利益范围。
马克思抓住两个关键的词（“严肃”、“谦逊”），并对它们做出了精准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无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马克思质疑道：如果我们在讨论某个东西时一味地把注意力放在讨论的形式上，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去认真思考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连对普通问题的讨论都无法兼顾讨论的形式和其内容，更何况我们所谈论的对象是真理呢？其次，何为“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词语的内涵都是非常含糊的：“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因此，不能不顾我们所谈论的对象的性质而一律采用所谓“严肃和谦逊”的态度，这是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
马克思写道：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不管该条文在字面上显得多么平易近人、多么鼓舞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伪善。检查令允许自由的讨论，却又限制讨论的形式，这难道不是一种玩弄公众于股掌之中的做法吗？这比直接明文规定限制公众自由讨论，更令人不齿。
再往下查看这部新书报检查令，便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条款都在玩类似的文字游戏。如“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这一条中的“轻佻的”和“敌对的”，可以方便书报检查官为任何他们不满意的言论扣上这两顶帽子。马克思认为，唯一能整治这种制度的方法就是废除它，这样才有真正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的可能。
转账风波曝光后，德国社会各界大为震惊。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并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一家法律事务所受财政部的委托，进驻银行进行全面调查。
几天后，他们向国会和财政部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并不复杂深奥，只是一一记载了被询问人员在2008年9月15日10时后的10分钟内忙了些什么。
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我知道今天要按照协议预先的约定转账。至于是否撤销这笔巨额交易，应该让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
董事长保卢斯：我们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无法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董事会秘书史里芬：我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风险评估报告，可那里总是占线。我想，还是隔一会儿再打吧。
国际业务部经理克鲁克：星期五晚上准备带全家人去听音乐套，我得提前打电话预订门票。
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伊梅尔曼：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关心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
负责处理雷曼兄弟公司业务的高级经理希特霍芬：我让文员上网浏览新闻，一旦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就立即报告，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喝杯咖啡了。
文员施特鲁克：10时03分，我在网上看到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马上跑到希特霍芬的办公室。当时，他不在办公室，我就写了张便条放在了办公桌上，他回来后会看到的。
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今天是协议规定的交易日子，我没有接到停止交易的指令，那就按照原计划转账吧。
结算部自动付款系统操作员曼斯坦因：德尔布吕克让我执行转账操作，我什么也没问就做了。
信贷部经理莫德尔：我在走廊里碰到施特鲁克，他告诉我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消息。但是，我相信希特霍芬和其他职员的专业素养，一定不会犯低级错误，因此也没必要提醒他们。
公关部经理贝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我本想跟乌尔里奇・施罗德谈谈这件事。但上午要会见几个克罗地亚客人，觉得等下午再找他也不迟，反正不差这几个小时。
德国经济评论家哈恩说，在这家银行，上到董事长，下到操作员，没有一个人是愚蠢的，可悲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开了点小差，加在一起，就创造出了“德国最荒诞的银行”。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案例；构建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知识的讲解需要大量的教学案例进行分析，依据“理论够用”原则，深刻掌握思政课学科的性质，结合现实情况，特别是青海省实际和高职学生所学的专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方面入手，精选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和区域文化以及其他文化的典型教学案例，体现思政课学科的理论性、现实性、实践性和思想性，使思政课的教学更具灵活性和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深化学生的情感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养成教育。
一、思政课教学案例的选择定位
（一）理论性
选择思政课教学案例不仅要注重经典作家的名言警句及经典案例，更要注重我国现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案例，明晰“现代化的中国进程”与中国共产党各次代表大会和全国重要性会议的内容，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价值信仰。
（二）现实性
思政课的理论知识需通过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内容的整合提升学生的思想性，选择典型案例，促使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解党的阶段性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长远目标，努力学习专业技能以振兴中华为己任，激励大学生努力锤炼个人品质，加强道德修养，追求远大理想，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三）实践性
思政课的理论对于高职学生思想的指导需通过实践来检验，学习先进事迹，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构建学生走向社会的调研锻炼平台，如“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进行的学生每学期社会调查报告、与专业系教师合作在学生实习期间的实训调查报告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跟踪调查报告”。
（四）思想性
思政课的教学案例无论是理论性还是现实性、实践性的都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践行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在所举的适时案例中，它们不是彼此分割而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自成一体。
二、建立健全思政课教学案例选择性机制
思政课教学案例在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爱国主义理念的同时，愈发让学生理解、掌握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极化的时空环境中，自觉加强道德、法律修养和实践技能知识的学习与实践。在传统的教学案例选择上既有保留又有创新，精选典型的教学案例，内化学生的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导，把西方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文化基因整合到马克思主义文化之中，形成既有主导文化又有多元文化的思想格局，培养学生“价值意识一方面渊源于传统，一方面植根于生活的实践”。
（一）选择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重大国家、国际会议内容做案例
通过分析，使学生在价值观形成中愈发坚定社会主义价值信念，自觉践行科学合理的价值理念。
（二）选择与现实、尤其是青海本地发展的题材做案例
通过分析，使学生科学面对时空环境，自觉加强、践行民族团结教育理念，努力学习专业技能知识。
（三）选择具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报告做案例
通过学生所做的社会调研，尤其是与专业相关的调查报告的分析，深刻认知社会，自觉加强专业技能教育。
（四）选择与专业教师共同合作的社会调查报告或实训总结做案例
通过社会实践，使学生更是使思政课教师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验证思政课理论的真理性与价值性，自觉与学生一起参与社会，深入理解全球竞争的机遇与挑战，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五）选择具有优秀传统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论语》等的相关内容做案例
通过分析与学习，使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科学传承传统的优秀文化知识，自觉完善人生价值观。
（六）选择报刊、杂志及媒体相关材料做案例
如《求是》、《半月谈》、《理论研究》、《党的生活》、《中国青年报》、《新闻周刊》、《南风窗》、《瞭望》及CCTV新闻频道报道的新闻等，请学生结合思政课的理论写出心得体会，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信仰的形成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熏染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现有的信仰。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对于某些问题，大家回答得非常明晰。比如，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是否都来自学校；课余时间您与同学是否有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讨等问题。大多数学生并不是积极主动地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很少或根本没有阅读过相关书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高中阶段的政治课的死记硬背，而形成简单、浅显的皮毛知识。这些现象不仅对大学生价值观和信仰的形成产生很大影响，也会给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困难。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立足点在于以大连某高校为研究对象，进行科学的、深入的、真实的又具有说服力的调查，如采用访谈、随机问卷等形式获取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再进行比较与分析，最终提出一些真正符合大学生心理和兴趣、能够科学有效地使马克思主义被大学生广泛接受的路径性方法，从而有助于使大学生重新对“两课”、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与共鸣。
三、结果与分析
1.现阶段大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种主要路径
（1）广泛地利用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旗帜鲜明地向广大大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时期的到来，伴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的出现，产生一系列新兴的媒体，它们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格局。党和国家正在以这些新兴媒体为平台，结合传统的宣传方式，有声有色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播撒信仰的种子。
（2）学习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通过翻译和出版原著书籍，系统地向大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了让大学生理解和掌握马列经典著作的精髓，党和国家积极地采取各项措施，有选择、有区别地帮助大学生进行学习。大学生通过学习阅读《共产党宣言》《论费尔巴哈》等原著，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怎样论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革命的动力、对象、策略及前途等重要的理论问题。还可以通过《青年团的任务》《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原著帮助学习，深刻认识青年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所处的地位与作用，正确理解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3）积极探索在大学生社团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大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要充分发挥基层党团组织及理论社团等多渠道、多阵地的作用。随着大学生兴趣多元化的发展，社团已经成为除传统校内组织之外数量最多、凝聚力最强的校内组织。
其成员由不同的学历层次构成，这对开展大学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者积极把握大学生社团的特性与规律，探索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引导各类社团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交流和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认同。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调查者中，大部分人喜欢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的途径，大多数学生还是会通过媒体关注新闻联播和党的重要会议。说明这两种途径对于学生而言是接受度较高，宣传做得比较到位，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主要是通过网络、书本、电视新闻、学校课堂、公益广告报纸和其他来了解马克思主义，但主要还是喜欢通过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汉族和少数民族百分比相差不大。男生大部分喜欢通过网络、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的方式。女生大部分则喜欢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而且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的途径中，男女生百分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学生干部普遍喜欢学校课堂的途径，非学生干部普遍喜欢电视新闻的途径，体现出了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非学生干部比学生干部更喜欢报纸的途径。工科学生大部分喜欢网络和电视新闻，文科学生大部分喜欢电视新闻和学校课堂途径，理科学生大部分喜欢电视网络的途径，商科学生大部分喜欢电视新闻的途径，艺术学生大部分喜欢学校课堂的途径。
同时，大部分人都赞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自学校。城市与农村相差不大，其中少数民族的了解来自学校的比率大一些，汉族了解渠道要多一些。在完全赞成的选项上，城市所占比例较高。女生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来自学校的比例大于男生，女生对于马克思了解的渠道相对于男生来说比较单一。学生干部与非学生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渠道没有多大不同，大都来自于学校。艺术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了解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学校，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学科。
通过调查还可以看出课余时间与同学有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研讨的同学较少。虽然课余时间城市同学有过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讨比农村同学多，汉族人数比少数民族多，男生比女生多，学生干部比非学生干部多，但总体差距都不大。课余时间与同学有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研讨的文科的居多。
四、创新探索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被调查的大部分同学喜欢利用课堂、书籍和电视传媒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信息。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探索。
（1）在信息时代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来实现高科技与高境界的有机统一。网络技术可以使文字和图像，声音与视频融为一体，可以增加课堂的氛围和感染力，并且可以使大学生在动态的、活泼的、立体的氛围中接受教育。因此，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制作成生动形象的多媒体程序、软件等，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育的丰富化和数字化，增强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兴趣，提高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辐射力。
［关键词］学习活动；新闻宣传；创新；《解放日报》改版；“走、转、改”活动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9－0040－06
从整风运动到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贯穿于党的建设之中。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树立正确的党风、学风、文风、政风，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手段。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的号手，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显得尤为重要。回顾整风运动，分析比较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与当今新闻宣传工作“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进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活动中新闻宣传工作创新的核心内容，对于推进全党范围内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是整风运动中新闻宣传工作的创新
（一）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刊与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
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创建中央机关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1年爆发了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天平开始逐渐向同盟国一方倾斜，中央需要有一份刊物可以及时向根据地介绍国际形势，从而打破顽固派对根据地的孤立。此时，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直到3月6日，被迫在第二次参政会议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高潮被打退。在皖南事变期间位于重庆的《新华日报》因为在国统区受到严重阻挠，也使中央意识到有一份位于根据地的刊物，可以不受阻挠的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从1941年起，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行“南进”政策，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对根据地实施了军事、经济、文化、特务的“总力战”。中央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先后提出十大政策，政策的中心环节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因此需要一份刊物可以在根据地内更好的将党的政策通知到各根据地。
第二，党内“左”、右倾错误不断。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党内长期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影响，几乎造成毁灭性后果。1937年11月底王明回国后又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1940年3月，王明再次将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宣传“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加“序”再版。党内思想在“左”和右的干扰下不断波动，严重影响了党内思想的统一性。因此，中央需要一份刊物以统一全党思想，为党的整风运动做准备。
在以批评王明右倾错误、统一全党思想为目的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自上而下的开展了“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但在“左”的错误再次出现时，许多党员对如何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产生了疑惑。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上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自此，开始了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教育。
在党内整风运动开始之前，中央首先创办了机关报，充分体现了等领导同志对党报在整风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认识。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刊可以被看作是为党内整风运动所作的宣传主体上的准备。
（二）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与整风运动任务的提出
1．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初期办报思想的偏差
延安《解放日报》在创刊初期过于关注向根据地介绍国际形势的变化，忽略了对党的思想的宣传。在创刊后的半年里，《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除了4条国内新闻外，其余均是国际新闻。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延安发生的重要事件几乎不可能上头条，而许多国外事件却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例如，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演说只被作为一般新闻安排在三版右下角，而当天头版头条则是《中路歼灭大量德寇／红军继续追击前进／路透社称南路苏军进展顺利》。发表著名演说《反对党八股》的消息只作为一般新闻发表在三版左下角。《解放日报》还学习《大公报》，天天有社论，多数社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关于本党和边区的社论很少。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解放日报》从办报指导思想上讲出现了偏差，《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以国际国内的大报作为参考系，没有考虑报纸是在陕甘宁根据地出版，读者文化水平较低的特殊情况，教条地将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地的编排方式固化，忽视了党的机关报的职责。
2．对《解放日报》改版问题的提出和整风运动的全面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