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2 02:59:34
书籍鼓舞了我的智慧和心灵，它帮助我从腐臭的泥潭中脱身出来，如果没有它们，我就会溺死在那里面，会被愚笨和鄙陋的东西呛住。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一些地震中的父子阅读答案，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欢迎阅读!
地震中的父与子**年发生在美国洛杉矶一带的大地震，在不到4分钟的时间里，使30万人受到伤害。
在混乱和废墟中，一个年轻的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便冲向他7岁的儿子上学的学校。他眼前，那个昔日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漂亮的二层教学楼，已变成一片废墟。
他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跪在地上大哭了一阵之后，他猛地想起自己常对儿子说的一句话：“不论发生什么，我总会跟你在一起!”他坚定地站起身，向那片废墟走去。
他知道儿子的教室在楼的一层左后角外，他疾步走到那里开始动手。
在他清理挖掘时，不断有孩子父母急匆匆地赶来，看到这片废墟，他们痛哭并大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哭喊过后，他们绝望地离开了。有些人上来拉住这位父亲说：“太晚了，他们已经死了。”这位父亲双眼直直地看着这些好心人，问道：“谁愿意帮助我?”没人给他肯定的回答，他便埋头挖着挖着。
救火队长挡住他：“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起火爆炸，请你离开。”
这位父亲问：“你是不是来帮助我?”
警察走过来：“你很难过，难以控制自己，可这样不但不利于你自己，对他人也有危险，马上回家去吧。”
“你是不是来帮助我?”
人们都摇头叹息着走开了，都认为这位父亲因失去孩子而精神失常了。
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着我”。
他挖了8小时、12小时、24小时、36小时。他满脸灰尘、双眼布满血丝，浑身上下破烂不堪，到处是血迹。在第38小时，他忽然听见底下传出孩子的声音：“爸爸，是你吗?”
是儿子的声音!父亲大喊：“阿曼达!我的儿子!”
“爸爸，真的是你吗?”
“是我，是爸爸!我的儿子!”
“我告诉同学们不要害怕，说只要我爸爸活着就一定来救我，也就能救出大家，因为你说过不论发生什么，你总会跟我在一起!”
“你现在怎么样?有向个孩子活着?”
“我们这里有14个同学，都活着，我们都在教室的墙角，房顶塌下来架了个大三角形，我们没被砸着。”
父亲大声向四周呼喊：“这里有14个孩子，都活着!快来人!”
过路的几个人赶紧上前来帮忙。
50分钟后，一个安全的小出口开辟出来。
父亲声音颤抖地说：“出来吧，阿曼达”。
“不!爸爸，先让别的同学出去吧!我知道你会跟我在一起，我不怕。不论发生了什么，我知道你总会跟我在一起。”
这一对了不起的父子在经历了巨大灾难的磨难后，无比幸福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1.父亲赶到学校时，“顿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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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亲请求帮助时，为什么人们都“摇头叹息”，没有帮他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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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填空。
在地震灾难中，父子俩都想起“不论发生什么，我(你)总会跟你(我)在一起”，这句话除了体现父子间深挚的爱，还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_____________，儿子对父亲的_____________。
4.文中画线句子对描写父亲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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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中除了表现父子之爱，还表现了哪些人之间的关爱?由此，你对人世间的爱有什么深切的认识?(用一两句话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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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因为他看到儿子上课的小楼已变成废墟，认为儿子一定死了，感到绝望。
2.人们认为这位父亲因失去孩子而精神失常了，对他深表同情，但断定孩子绝无存的可能，继续挖下去还会有危险。
3.责任感 信任
4.突出父亲挖的时间长，表现了父亲的执着(坚毅、坚韧、顽强)，对孩子深挚的爱。
(意对即可)
5.①父亲安顿好受伤的妻子;
②校长、队长关心父亲的生命安全;
③警察劝父亲控制好情绪;
④好心人劝慰父亲。
《地震中的父与子》读后感如果你的儿子已被昔日充满孩子欢声笑语的学校的废墟所埋，你会不断挖掘，救出自己的孩子吗?如果你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会让别人先脱险吗?就在《地震中的父与子》这则新闻中，我找到了答案。
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了三遍。文章写了一位年轻的父亲在失去了孩子极度悲痛的情况下去儿子昔日的学校不停的挖掘。在他挖掘的过程中，不断有孩子的父母来到这里，痛苦的喊“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喊完后便绝望的离开。也有许多好心人来劝他，但都被他拒绝。然而这位父亲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儿子在等我!在他不停的挖掘了38个小时后，听见了孩子的声音，并最终开辟了一个出口，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14个同学，表达了这位父亲对儿子多有责任心啊!而他的儿子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让同学们先脱险，这个儿子又又是多么无私啊!
我读后心潮澎湃。这位父亲为了救自己的儿子，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儿子为了救同学，让他们先脱离危险。这真是一对了不起的父与子啊!如果这位父亲仅是来到这片废墟绝望的大喊“我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和14个同学就只有长眠于地下了;如果这位这个儿子畏惧死神而先上去了的话，那他的14个同学就有可能升入天堂了。如果人人都能像这对了不起父子那样，成千上万的孩子或许就能得救。记得我小时候，只知道让大人给我买玩具，而不顾大人的重重困难，大人们也无可奈何，只好给我买。自我读了《地震中的父与子》后，我绝不会在像小时候那样做了。
在台湾9・21地震中，计有2400多人不幸罹难，留下了134名孤儿。在这134名孩子之中，年纪最小的尚未满1岁，最大的刚满18岁，其中“0岁至6岁”的幼儿计有22名，“6岁至12岁”的孩童有34名，“12岁至18岁”的青少年共有77名，超过全数的一半以上。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然而为孩子们找到新家，却是刻不容缓的要务。
为了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都能够尽快过上安稳的生活，台湾地区政府在20∞年1月通过对于监护权认定的修改，并介入孩童亲戚间的协调，决定出最适当的照顾者，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让孩子妥善安置在新的家庭中。虽然当时社会各界人士及社福团体都对失依孩子的处境极为关心，积极联系收养家庭，不过，多数罹者的亲戚都不忍家族的孩子流落在外，有九成以上的孩子都由亲属接回自己家中抚养。
调查显示，约有1/3的孩童在灾后离开了原来居住的城市，作远距离的迁徙。这些孩子需要适应的不只是新的家庭、新的共同生活者，还有新的居住环境，就学空间，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须重新建立。
适应新家庭
在适应初期，有些被安排到亲戚家住的弦子，过去和这家亲属往来并不算密切，也不是那么熟悉，加上新家庭的管教方式和以前父母的做法有很大差别，这加剧了孩子的困惑、不适和压力。孩子和抚养人双方在适应的过程中都相当辛苦，而抚养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和他们自身的情绪状态，不论多小年纪的孩子都能感受到，并因此体味着酸甜苦辣。
案例 5岁的小天以前在家里用餐的习惯，是吃饭配着舒跑，扒两口饭以后，还可以离开餐桌随意走动，想到了再回来吃几口，或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端着碗到处跑也没关系，尤其是从来没有喝汤的习惯。但是在抚养家庭用餐时一定要坐在餐桌前，直到吃完了才能离开，而且餐餐都备有热汤，姑姑认为熬煮的汤汁尤具营养。
小天在新家里年纪最小，按照家中规矩，开饭前要去喊爷爷、奶奶、叔叔等长辈来吃饭，等全家人都到齐了，才可以一起坐下用餐，规矩非常清楚。刚开始的时候，小天只吃几口饭就想跑，汤则连碰都不愿碰一下。姑姑对这孩子又心疼又生气，气的是孩子不听话，不愿乖乖吃饭，又心疼孩子的父母过世。这是哥哥唯一留下的孩子，心里更觉得教小天规矩一些。是她不能逃避的责任。
小天的姑姑非常有耐心，在几经思考后决定从喝一口汤开始，劝哄着喂小天：“只要喝一口就好了。”就这样一口一口，慢慢地又劝又哄。在众多抚养人当中，小天的姑姑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例子，愿意花时间和心力，慢慢调整小天的行为习惯，其他家庭的抚养人大多还是以责骂的方式来表达，孩子难以承受便反抗，大人又气又伤心，想说“这样管你都是为你好呀，为什么不知好歹呢?”孩子也会想起以前父母对待的方式，忍不住将两者拿来比较，不满和埋怨积压下来，如果双方一直缺乏适当有效的沟通，这种隔阂将愈来愈深。
事实上，地震孤儿面对失去父母的忧伤失落，对抚养人尚未建立感情与信赖关系，当遇见较以往更多的限制或要求时，不一定能够默默接受。
案例2 小文和小利是一对姊妹，由叔叔婶婶接下抚养她们的工作。叔叔对她们并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担任专职家庭主妇的婶婶。对她们的生活习惯、日常举止有较多的要求，例如一定要做完功课才能看电视，不能边看电视边吃饭，平时要帮忙洗碗、扫地等。
因为管得比较严，而且婶婶的表达方式很直接，甚至会当着孩子们的面说出不太留情的话，“哎呀，以前她们家就很脏，就算当时她们的爸妈在，我都不太想去她们家……”
听到这样的话后，两个女孩生气之余，更怀念以前的生活了，想念妈妈对她们的好。“虽然以前的家比较小也比较穷，可是只要是想吃的东西，告诉妈妈，妈妈就一定会为我们准备……”小文说妈妈的爱总是无微不至，在家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没有那么多规定。
就快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已经显现出叛逆的性格，读小学6年级的小文和念4年级的小利有时会故意跟婶婶唱反调。家中规定是这样就偏偏不遵守，和婶婶的关系逐渐变得紧张，有时甚至当面说出顶撞的话，和婶婶正面冲突起来。
相处一年多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婶婶说家里孩子太多，她照应不来，希望只留下姊妹其中之一就好，最后决定送即将升上国中的小文到育幼院去，小利则单独留在家中。也许是姐姐不在身边的缘故，小利觉得势单力薄，在家里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变得柔顺许多，乖乖地遵守规定。
离开叔叔家的小文，在适应育幼院团体生活的过程中，想法也变得成熟了。小文说，在育幼院生活后才知道自己是幸运的，“至少我拥有父母美好的回忆……”，没有像别的孩子一样被父母早早遗弃。她开始珍惜仅有的关系，看待生命中的其他人也宽容许多放假回到家的时候，她也愿意配合一下婶婶的规定，不再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
在灾后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心的出口
案例3 “爸爸、妈妈在天上，没有我在旁边，他们都看不见我，会不会一直想哭?”7岁的阿芳有一次这样问外婆。外婆明白，阿劳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当她想到爸妈时，会忍不住哭起来。
在9・21地震之后，阿芳跟着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阿芳常常哭泣，遇到余震发生、半夜从梦里惊醒时，还有在许多大人也不明白的时候，阿芳常常自己哭了起来，样子似乎非常害怕和不安。
灾后一段时间，社工去家访，阿芳总是害怕地跑回房里，躲在床上，不肯出来。外婆难过地说：“我们阿芳以前不是这样的。”阿芳的父母和姐姐在地震中离开人世，救难队员发现她时。阿芳被妈妈紧紧抱在怀中，是妈妈用身体挡住了倒塌的墙壁，保护了她。阿芳告诉外婆，妈妈那时一直对她说：“别怕，妈妈在你身边……”
阿芳后来常常在半夜醒来，总是忍不住呼喊着妈妈。有好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一个人睡觉，不敢关灯，不论走到哪里，都需要外婆在身边。
经历大地撼动的恐怖后。在惊吓之中。孩子们同时面临了父母突然“消失”的失落悲伤、过去安稳生活骤然改变的不安，以及失去父母照护支持的无助。尚未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感受的幼小孩子和少年，可
能以哭泣、吵闹、害怕等退缩的反应，或是过于安静懂事，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行为举措表现出来。
不论孩子的行为表现是否有改变，许多心理学者都一致认为，孩子虽然年纪小，但是对于灾害遽变的伤痛感受及承受的压力，是和大人一样强烈且巨大的，他们并不是还小就什么都不知道。
心理学者进一步指出，不论是何种年龄阶层，当人因经历失落的伤痛所引发的内在反应，都不只有一种单一情绪，而是多种感受纠结、非常复杂的情绪：从一开始的否认、不愿接受，因惊吓呈现近乎麻木的感觉，之后感到恐惧、悲伤、不安、无助、失望，也很可能感到愤怒、自我谴责，甚至也会有逃避、幻想、对未来不抱期望，与沉湎于过去的倾向。
如此情绪起伏的状态，持续一段时间是正常的，不过对孩子们采说，这段走过失落和伤痛的过程，仿佛是一条望不见尽头的漫漫长路。
案例4 有时候缘于环境类似的微量刺激，像轻微的余震、日光灯闪烁、卡车驶过造成的震动，也可能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引发出大地震的恐怖记忆――大地摇晃、房屋倒塌、地面裂开、亲人死亡的影像，好像又出现在眼前，使人做出惊恐慌乱的行为举止。他们非常害怕类似的灾难会再发生。
“我觉得自己好像有神经病，晚上都很难入睡，常常担心屋顶会不会倒下来，没开灯我就没法安心入睡，我永远记得地震那天，爸妈的声音没多久就消失了，然而那天义发生地震的时候，我甚至不想逃了……”19岁的小敏说。
地震时，小敏就快满18岁了，原本以为即将迈入新的人生阶段，生命将更开阔更有自信，可是骤然发生的灾变，破坏了她的家园，带走了她的父母和家人。地震发生时，小敏被压在倒塌的水泥块和瓦砾堆中，长达10多个小时以后才被发现。虽然逃过一劫，但是那个让她安心成长的世界已然崩毁。
小敏在9・21之后，持续将近半年的时间出现失眠、怕黑的情况，她不敢在晚上睡觉，天黑以后甚至连眼睛都不敢闭上，有时她会找同学、朋友来陪她，喝咖啡、喝茶，整夜一直撑着不睡。等到天亮，看见窗外天色渐渐明亮起来，才安心躺下来闭上眼睛睡去。小敏说，她害怕如果在晚上睡着时又发生地震的话，她真不知该怎么办。
孩子需要有人去注意、引导他们将恐惧、难过、不安和疑惑等种种复杂的情绪表达出来，给他们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可有些地震孤儿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心情，有一段期间以疯狂的喝酒、飙车的刺激来麻痹自己，或是每天找朋友一起去KTV整夜狂吼乱叫，将无法说出口的情绪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发泄。
社工的介入
调查显示，灾后一年，地震孤儿的居住地已涵盖台湾14个县市，其中有近1/4的孩子自中部县市迁出，移入北部城市生活，孩童们的收养家庭，大部分都是像爷爷、外公或是叔伯、阿姨等近亲。
在灾难初期曾有许多心理专家建议，照顾丧亲儿童的基本生活固然重要，也要顾及孩子处理灾后伤痛、惊吓等心理情绪，不可贸然将孩子从现场带走，送到另一座城市，否则对孩子以后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即使后来再进行心理复健辅导，也恐怕错过了时机。
不过一般人是无法理解如此微妙的心理机制，对于死亡和伤痛的处理，大多数成人的做法较倾向于保守，尽量避免提及。
经历9・21这样严重的灾难，尚未长大的孩子们失去了依靠和保护的屏障，就连重新建立新的支持系统都会有困难。而失去父母庇荫后，孩子们必须直接面对社会人际较为残酷现实的一面。
此时，社会工作者专业地介入，在孩子和抚养人的关系发展遇到阻碍时，可以给予双方情感的支持，从旁提醒适当的沟通管道，必要时引介其它的社会资源予以协助，并提供所需的信息。
不过，台湾儿童福利联盟的社工努力进入所有收养家庭的过程却遇上了各种软硬不同的钉子。据统计“个案本人不愿接受服务”的有28人，“收养家庭拒绝接受服务”的有22个家庭，“个案行踪不定，难以追踪”的有11人；而“访视时间与个案或收养家庭不易配合”的有44个大约占全数的1/3。
“有个家庭，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很不受欢迎，甚至曾经拿出名片，就被那家人的伯父顺手拿去掸灰尘了。”有社工回忆说。
案例5 小易刚开始见到社工其实是不理不睬的，他并不想认识这个阿姨，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她说。念小学3年级的他，认为假日和放学回家以后的时间非常珍贵，赶紧写好功课，他就要和堂哥们一起玩，哪有时间陪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聊天呢?但是伯父的拜托他不能不答应，只好勉为其难，去跟社工阿姨见面，幸好一个月只有一次而已。不过他真的不知道该跟阿姨说什么。只是安静地坐着，真尴尬，赶快把薯条和汉堡吃完，就可以回家了。
孩子对每个月会定期来访的社工阿姨或姐姐，有什么感觉呢?大多数的孩子应该觉得迷惑。9・21发生之后，媒体记者、社会局等政府单位的公务阿姨、慈济妈妈或是不知道哪里来的义工姐姐，整个社会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大家来来去去，询问这个、访问那个，让填问卷、写表格，孩子一头雾水，已经习惯眼前入来人往，对前来嘘寒问暖的陌生人不再感到惊讶，也不会怀抱期待。
社工必须花时间、耐着性子，一次一次地跑去看他们，而且在一种不造成生活干扰的情境下进行才行。
对小易，社工阿姨不再约他去麦当劳吃饭了，只是安排许多“顺道”拜访的机会到小易的家，小易做什么，她就在旁边看，如果有话就聊，没话题就一起玩。有一次小易正和表弟玩计算机游戏，社工刚好也玩过，便问了小易一些过关秘诀，小易顿时觉得这个阿姨变得“有趣”多了从此跟小易聊起天来，就有一种“同一国”的伙伴气氛，体育、功课、学校生活、考试、电视卡通……什么话题小易都可以跟社工阿姨一起聊了。
案例6 不过，也有些孩子在一开始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热络，主动向社工寻求安慰。
在育幼院里生活的小弘，第一次见到社工姐姐，便走上前拉住她的手，向社工展示他刚刚画好的图，不等社工阿姨仔细看完，就急急地拉着阿姨往教室外走去，小弘说他吊单杠很厉害，还没说完话，他已经跳上单杠，问阿姨：“小弘是不是很厉害又棒?”
小弘因为失去父母、因为经历灾难，小小心灵的不安、恐惧和担心，在社工走进来的几分钟里，已经全部最露出来L小弘这么急于表现自己，只是想要赶紧抓住可以依赖的人和感情。他怕再度被人遗忘。在黑暗的夜里。
不论是排斥、冷漠的态度。或是过于热络、依赖的行为表现，社工在第一次见面时，就能看见孩子真切的需要――能够有人来陪他一段，走过生命中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一段。
牵系与支持
父母、师长，朋友的照护、关心和支持，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是绝对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在这些生活中的人际
关系网络里，父母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钢筋梁柱，一旦失去，等于破坏了生活的支持系统。
失去双亲不但为孩子带来生活上巨大的变动，在余下的生命岁月里，孩子无法得到父母在情感上的主要支持，新的抚养人可能忙着适应加重的家庭及经济责任，无暇顾及孩子的情感需求。在学校里，丧亲的儿童和青少年因为这个特殊身份，必须面对过多的目光注意，以及无法了解他们经验和感受的同学，而倍感压力。可想而知，孩子们要站稳脚根重新展开生活，必定遭遇重重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并非来自他处，而是自己内在的伤痛，寂寞。
心灵的修护，像是重新埋人土壤的种子，等待发芽，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关注和细心陪伴。在灾难发生之后，孩子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走得跌趺撞撞；脚步踉跄，因为回首太痛，还无法好好地回头看看过去，许多孩子在超过一年以上的时间里，经历着生活混乱、痛苦，麻木的状态，这段期间他们以生命的全部，悼念离逝的父母、至亲家人和过往岁月。
案例7 9・21地震那年惠惠只有6岁，应该对父母还存有记忆，但震灾过后，她被接到伯父、伯母家去，在新家庭里面生活了好一段时间。惠惠对爸爸妈妈的事一直绝口不提，每当大家问想不想念爸爸妈妈，她总是不回答。转开头兀自玩着玩具，有一次还对伯母说：“我不想他们，想你们就好了啊。”也许是震灾的记忆太吓人，和父母分离的伤痛太难以承受，不复记忆，也成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当日子渐渐过去，惠惠已渐渐适应新家的生活，伯父、伯母和表哥。表姐们对她无微不至的呵护疼爱，使她渐渐有了安全感。当大人们不再询问过去，生活回到平常的轨道以后，以前的记忆，却以令人想象不到的方式自己回来了。
伯母说，大概是地震过后一年多的时候，那阵子惠惠一个人在房间里玩，其他人从房外经过，有时都会听见她说话的声音，那个声音很高兴，像在跟人热烈讨论什么事情一样，让人以为是她一个人玩扮家家太投入，正在自言自语。可是有一次，惠惠的表嫂又听见她在房里很大声地说话，还咯咯地笑着，以为她正和谁一起玩得这么高兴。
伯母便问惠惠之前在房里做什么，“怎么那么高兴呢?”
惠惠回答在玩计算机。
“那你在跟谁说话?”伯母继续问。
“和妈妈、爸爸呀。”惠惠回答得理所当然，“我在教爸爸计算机啦，我们一起玩计算机呀。”
大人听了都很惊讶，追问着刚才陪惠惠玩的妈妈、爸爸模样，惠惠描述着爸妈的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大人全都愣住了――那就和惠惠的爸妈出殡时身上的衣着相同。大人们相信是爸爸、妈妈回来看惠惠了。神秘的事物也许难以探知，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惠惠在这个家里的安然自在，让心底的思念无须压抑地流淌出来了。
继续生活的过程中，兄弟姊妹间的互相支持，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据统计9・21震灾失依儿童中有73人是和兄弟姊妹共居，有超过一半比例的孩子并非独自被留下来，还有兄弟姊妹可以一起生活，一起长大，这为孩子们提供了非常大的心理支持。
9・21地震发生时阿黎15岁，爸妈过世，家里只有他和弟妹3个1人，他们走到哪里都是3个人一起。伯父、伯母对他们很用心，不断地调整对待和教养的方式，尝试找到对阿黎兄妹3人最适当和最需要的。虽然家里空间不大，伯父、伯母也不会嫌孩子多，尽量想办法让一家人都聚在一起；他们3兄妹在一起总是笑嘻嘻地，似乎有说不完的笑话。
关键词：灾区 留守儿童 现状 对策
自2008年四川大地震以来，灾后重建工作已基本进入尾声，为了偿还灾后重建所欠下的债务，越来越多的灾区青壮年离开农村到城市务工，留下年幼的子女。因为远离父母，这些年幼的孩子与年迈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他们承担了本不该由那个年龄所承担的困难和压力，常常在生活和学习上表现出孤独、自闭、易怒、厌学和炫富等不良倾向。他们的生存状况，影响到孩子们未来的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调研主要针对受灾较重的绵阳市安县沸水镇、秀水镇、塔水镇和广元市青川县七一凉水镇、关庄镇的小学和初中的留守儿童。发放调查问卷约600余份，回收573份，其中有效问卷563份。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该地区留守儿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情感缺“慰”
灾区留守儿童渴求亲情关怀。调查显示，约有60﹪的孩子因父母外出而感到孤独无助。在回答“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一句话”时，有一半孩子的回答是“爸爸妈妈你们早点回家，我想你们！”。亲情是人生旅途中必不可少的，在孩提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该地区留守儿童与父母聚少离多，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呵护，更缺少内心世界的交流和沟通。他们在生活习惯养成、道德素养提升等方面缺乏父母的指导，缺乏情感关爱，遇到烦恼、困难和挫折时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对外界缺乏安全感和信任感，常有寄人篱下、孤苦无依之感，容易形成孤僻的性格。
2、 心灵缺“疏”
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灾区留守儿童成长的最大障碍。
心灵温度计测试数据统计
项目完全没有轻微中等程度厉害非常厉害
感觉紧张不安3879105135
容易苦恼或动怒4349924016
感觉忧虑、心情低落18211414812
觉得比不上别人734839323
睡眠困难，譬如难以入睡、易醒或早醒101279382
灾区留守儿童大多正处于身心发育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2008年大地震在他们心中留下了阴影。远离父母的他们，遇到困难时无人倾诉，临时监护人无法全方位地关注到孩子们的情感变化和心理变化。学校由于留守儿童数目过多，缺乏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很少给留守儿童开设专门的心理辅导课。他们在有心理困惑时，不能够及时得到疏导和解决。心理问题长久地压制于内心，一些灾区留守儿童表现出多方面的性格缺陷，最终可能导致内向孤僻、以自我为中心、自卑敏感、多疑易怒、冷漠和不善与人交流等心理障碍问题。
3、 生活缺“理”
生活不能自理也是灾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一大障碍。由于灾区留守儿童大多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外）祖父母的过渡溺爱使得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在家没做过家务，甚至中午在学校吃饭的饭盒也晚上带回家由（外）祖父母洗。（外）祖父母由于思想观念和文化水平的局限，常常重养而疏于教，对他们放任自由，造成一些留守儿童作息时间紊乱，生活卫生习惯差。外出务工的父母为了弥补亲情，常常给孩子过多的零花钱由其自由支配，使得留守儿童常在一些没有卫生保障的地摊和餐馆吃饭，导致了一些留守儿童身体发育不良、食欲不振等。
4、 品性缺“导”
成长的失控是灾区留守儿童的通病。灾区留守儿童大多年龄较小，明辨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力差，对外界不良诱惑的抵抗力不强，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青年的影响。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缺乏必要的思想道德法律教育，打架斗殴、调皮任性、不敬师长、欺负同学、逃学旷课、沉迷网吧等现象较为普遍，父母的“补偿心理”更加重了这种现象的产生。
5、 学习缺“辅”
农村教育落后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地震灾区大多处于偏远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在学习上碰到的问题很多。在家没有父母的指导，还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多数监护人因为自身的局限性，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期望值不高，只希望他们拿个初中毕业证后，赶紧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在学校，因师资力量有限、老师待遇不高等因素，致使许多优秀教师不愿意留在农村学校。由于得不到有效的辅导和鼓励，灾区大多数留守儿童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和创新性较差，学习目标不明确，成绩欠佳，常出现逃学、辍学、厌学等现象。
6、 安全缺“保”
孩子的安全是父母最担心的问题。灾区留守儿童由于年龄较小，安全意识淡薄，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人身安全存在很大的隐患。由于监管不力所造成的留守儿童非正常死亡率逐年提升，烧伤、烫伤、溺水、交通事故等意外事故的发生率远远高于正常家庭。多数留守儿童都是走读，且学校离家的距离较远，上完晚自习后一人回家，常常会受到外界的非法侵害，特别是留守女童最容易成为他们侵害的对象。
二、对策及建议
针对四川地震灾区留守儿童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1、加强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1）慎重选择是否外出打工。家长应该将孩子放在比金钱更重要的位置，对是否外出务工做出慎重的选择。对于确实需要外出务工的父母，可选择一方外出打工，另一方（最好是母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
（2）注重监护人素质的提升。监护人应该自觉学习教育孩子的正确方法，不仅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还要关注他们的身心状况，用正确的教育观念来教育引导他们。
（3）注重与学校方面的联系。在外务工的父母应尽可能多的与孩子的班主任联系，及时了解子女在校的学习生活情况，配合班主任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
（4）注重与孩子的交流。无论是外出务工的父母还是在家的监护人，应多与孩子在学习、心理、生活上进行交流，了解其身心发育状况，争取为孩子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2、充分发挥学校作为主要教育机构的作用
（1）学校应开设专门的心理辅导机构。通过专门的心理辅导站或者心理指导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寓心理健康教育于有益的活动之中，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帮助他们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摆脱灾难和远离父母所带给他们心理的影响。对于极个别的儿童，可以采取个别辅导的方法，帮助他们减轻心理压力和负担，引导他们走出心理误区。
（2）加强学校管理。对留守儿童采取寄宿制，创建优美的住宿环境和学习环境，加强留守儿童在双休和期间的安全教育，解决留守儿童无人照看、学习和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问题，解除进城务工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3）建立灾区留守儿童的个人电子档案数据库并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在数据库中，除了录入学生的基本信息、外出务工家长基本信息和临时监护人或家长信息等基本内容外，还可把各阶段对灾区留守儿童所做的学习、生活、心理等各方面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汇总，建成灾区留守儿童所特有的成长档案。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明晰的掌握不同时段地震灾区留守儿童的数量、分布等情况，还便于统计分析，更快捷的得到所需要的数据分析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对留守儿童进行帮扶。此外，也可将数据库信息统计的结果通过合适的平台定期的向外公布，让更多的人了解留守儿童的现状，方便社会爱心人士参与其中，为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
（4）加强学校教育资源的建设。建立丰富的硬件教育设施和教育资源，可以聘请外地名优教师进行远程视频教育，周末免费开放电子阅览室，让留守儿童与外地务工父母视屏聊天，感受父母亲的关爱。
3、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1）加快当地的经济建设。政府应放宽创业制度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家创业，在带动当地村镇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留守现象”。
（2）推行“家长制度”。政府可以联系外地或本地品德高尚、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大学生志愿者，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做留守儿童的“家长”，通过大学生自己亲身传教，改掉留守儿童身上的恶习，并在学习、生活方面进行督导。
（3）成立“留守儿童家园”。在每个镇上成立“留守儿童家园”，聘请当地退休干部、教师，利用周末辅导留守儿童的功课，通过开展各种有宜活动，帮助留守儿童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4）加强教育资金的投入。通过强有力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来灾区支教，引进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让更多的留守儿童享有受良好教育的权利。
（5）设置“留守儿童专项帮扶资金”。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呼吁更多的社会热心人士和其他公益团体奉献爱心，慷慨解囊，募捐专项帮扶资金，对家庭困难和学习困难的留守儿童设立必要的奖励、帮扶基金，让他们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6）建立“生长发育监测系统”。通过与妇幼保健院或者医院的合作，定时对留守儿童进行身体检查，及时了解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状况。从而使学校和家庭能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和质量，让留守儿童的身心能更加健康的成长。
（7）完善户籍改革制度。各地政府应尽快出台并完善相应的户籍改革制度，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能够跟随父母一起，在城里读书并享受城里孩子的待遇。
4、整合社会力量
（1）通信公司可开设“留守儿童亲情号”业务。周末，异地两固定号码之间的通话享受更多的优惠，促进留守儿童在周末与父母加强联系，使他们感受到父母就在自己“身边”。
（2）铁道部门设置优先购票原则。在传统节假日和其他假日，回家探亲的留守儿童父母享有优先购票的权利，对外出与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在享有优先购票权的同时还可享受一定的优惠，方便灾区留守儿童与父母亲之间的团聚。
（3）健全家校、校村联系制度。通过学校、家庭、村委会三方面的联系，及时了解留守儿童上下学和周末在家的情况。学校通过与监护人的联系，可以知道留守儿童放学后是不是及时回家，周末的作业是否认真完成等情况。通过与村委会的联系，学校可以及时知道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老师可以采取正确的方法进行帮助辅导。（作者单位：重庆交通大学）
本文为重庆交通大学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校内立项作品
参考文献
2011年1月12日，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特别活动，纪念海地地震发生一周年，并沉痛悼念不幸罹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和海地民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当天下午4点53分，即一年前海地发生地震的时间，出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的仪式。仪式开始时，在场的所有人为死难者举行默哀仪式，默哀时间为47秒，象征海地大地震所持续的时间。一年前海地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致使20多万民众死亡，超过30万人受伤，23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位于太子港的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总部大楼遭受重创，102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地震中丧生，其中包括4名来自中国的维和人员。潘基文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向海地人民以及在地震中殉职的102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家人表示慰问。他称，海地的恢复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并重申联合国将一如既往为海地灾后重建提供援助。
（1月13日《重庆晚报》）
【多维解读】
角度一：阐述与“坚强”“希望”相关的话题。地震过去的一年中，海地重建工作的进展极其艰难和缓慢。新的家园尚未在废墟中建起，飓风又接连打击这个劫后余生的国家，这对灾后重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这一年中，尽管各国都不断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但仍有超过80万海地人在临时帐篷内艰难度日。2011年1月12日，海地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海地人选择坚强地面对依旧困难的生活，在地震中受伤截肢的足球运动员还举行了纪念比赛。2011年1月16日，海地迎来了第二轮大选。希望，永远都在。
角度二：阐述与“爱心”“捐助”相关的话题。大地震使海地在经济上至少倒退了十年，灾后重建是海地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急需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截至目前，就这次地震，国际社会承诺向海地捐助的数额已经达到120亿美元。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但实际情况是，国际社会所承诺的这100多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可能只到位十分之一，也就是十几亿美元。值此一周年纪念日之际，联合国将邀请各方就海地重建规划达成一致意见，就为灾民建设永久性住房以及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等方面做出明确阐述。这是海地重建的基础，也有助于国际社会承诺资金的到位。
角度三：阐述与“和平”“稳定”相关的话题。海地地震一周年之际，海地人民的生活依然非常困难，除自然灾害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对救灾、重建工作的部署。可见，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留学生刺母”事件
2011年4月1日，“80后”上海青年汪某搭乘航班从日本起飞，于当晚8点30分左右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出站后不久，就与前来接机的母亲顾某发生了激烈争执，争执中，汪某从行李中拔出水果刀，向母亲连刺9刀，致使母亲当场昏迷。案发后，民警迅速将汪某抓获，母亲顾某则被送往浦东新区人民医院救治。目前，犯罪嫌疑人汪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警方消息称：母子俩是因学费问题发生的争执。在看守所汪某则这样描述事发过程：“机场见面时，她说没有钱，甚至说‘不可能给你钱，要钱的话就只有一条命了’这种话，我脑子一下子一片空白，冲上去就用刀刺了她。”
（4月2日《新民晚报》）
【多维解读】
角度一：教育问题。完整的教育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因素叠加而成，无论哪一方面缺失，都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就家庭教育来说，现在的家长往往将“分数”或“名牌大学”作为衡量孩子是否成功的标准，忽视了对其人格塑造和心理素养方面的教育。同时，学校长期以来偏重应试教育，导致一些孩子只会死读书，独立生活的技能和克服困难的能力都比较差，更不懂得自我情绪的调节。学校“分数”指挥棒的压力放大到了社会，下沉到了家庭，才使孩子的精神几近崩溃，值得我们反思。至于社会教育方面，舆论宣传对留学成功与否的评价，及对海归地位的夸大，也加大了留学生的心理预期，导致他们在海外生活或者回国后更加容易产生心理落差与失衡。
角度二：面对矛盾，选择逃避。中国的很多家长，让孩子出国读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解决家庭中的亲子关系冲突和矛盾，因此选择与孩子分离作为解决办法。他们固执地认为，花钱送孩子出国接受好的教育，可以化解与孩子的矛盾。这实际上是对问题的逃避。亲子关系问题，早期教育问题，并不会因为孩子出国而得到解决，反而可能使问题越来越糟。
角度三：家庭和谐。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旧的家庭伦理被打破，新的道德观念必须建立，否则家庭将难以稳定，社会也难以达到和谐。子女并非父母的附属产物，不必对父母言听计从，父母更不该给子女当牛做马，双方应该是平等、相互依赖的关系。换言之，父母爱子女但不应溺爱，子女孝顺父母但不可愚孝，这才是现代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
角度四：严与宽。家长对子女一定要宽严结合，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否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汪母倾其所有，为爱子在异国营造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没有生计烦恼的“温室”，可谓爱护备至。但由于缺少严格的要求，使得汪某在精神和心理上产生了问题，最终使母子关系出现了巨大裂痕并崩塌。
角度五：人性与感恩意识。汪某父母平时想必对其过于顺从，才导致他遇到小挫折便心生怨恨，对母亲下此狠手。汪某的所作所为，不论在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都是严重背离人性的行为，让人痛心。反过来说，倘若汪某对父母尚有一丝感恩之心，恐怕也不会有这等大逆不道且违法的行径。这不仅提醒父母应该反思如何做好家庭教育，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警示：重建现代孝道，对青年人进行感恩教育，不仅永远不会过时，而且非常必要，刻不容缓。
角度六：关注心理健康。出国留学，表面看似风光，其实有谁知道留学生内心的苦？在国内，几乎一切都不用发愁，在家有父母照顾，在学校有老师呵护。而出了国才知道，一切都要靠自己，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学习压力巨大，有苦无人倾诉，孤独感日趋加重。对环境的不适应日积月累，心理产生了畸变，这些心理问题不解决，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学生跪接家书
2011年5月4日下午，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一场特别的青年礼在操场上举行。初二全体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了家书。不少同学坦言，这是第一次“跪父母”。面对跪下的孩子，有的家长感动落泪。校长表示，青年礼源于一位普通学生的建议。老师和家长委员会认为，跪拜是中国的最高礼节，通过这种形式容易让学生留下深刻的人生印象。
（5月5日《新快报》）
【多维解读】
角度一：感恩意识。跪拜礼，无疑是中国最隆重、最传统的礼节，向父母行跪拜礼，是出于内心的感恩情结。现在许多孩子对于父母的付出，总以为天经地义，不懂得感恩。因此，他们在家庭生活，甚至公共生活中感恩意识淡薄，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凭借这样古朴而郑重的形式，对于感恩传统的回归，无疑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下跪是表达感恩的形式中最隆重的一种，对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再隆重的形式也不为过。况且，对形式的推崇，正是为了突出对感恩这一内容的重视。无疑，只有使感恩意识内化于日常生活之中，才能时时处处心存对社会、对他人的感激之心，从而树立责任意识、自立意识，真正成为有健全人格、能担当社会责任的“大写”的人。
角度二：违背自由精神。因为这已经超越了个人行为，上升到社会道德文化的层面，并且赫然宣扬早就被遗弃的糟粕性的封建专制文化。这样的倒行逆施堂而皇之地发生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发生在校园里，不仅是对伟大的“五四”精神的亵渎，同时也是打向中国教育的一记清脆耳光，更在某种意义上敲响了当前社会价值观混乱的警钟。
角度三：形式与内容。跪拜父母只是一种形式，而相较于内容，形式往往显得不那么重要。当然，内容固然重要，但内容又需要通过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形式做载体，内容再丰富，别人也无从知晓。对于孩子来说，尽管跪拜是中国的最高礼节，通过这种形式，也最容易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人生印象，但是，如果青年礼超出了现代人的行礼习惯与意识，超出了他们的心理接受范围，那么，即使这个创意源自学生，也会造成部分学生对感恩的不以为然，会感到这种行礼形式大于意义。这与活动的初衷背道而驰，所谓“欲速则不达”，甚至于得不偿失。
角度四：交流与沟通。从这次活动的实际效果上看，很多学生和家长通过这种形式收获了感动、受到了震撼，加强了沟通，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学生向父母感恩、父母更加爱护子女的目的。看来，交流与沟通需要恰当的形式或载体。
西安交大等四所高校
录取不看加分
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遵循什么原则录取考生？西安交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北京城市学院4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一致强调，录取时，不看加分，只看“裸分”。西安交通大学投档时认可考生的各种加分，但投档后，按其高考原始分由高到低进行录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在实行平行志愿的省份一般是100%投档，“录多少人，就投多少档”。对于实行非平行志愿的省份，投档比例不会超过120%。提档时计算了考生享受的加分，但具体到专业时则按“裸分”进行录取。东北财经大学对实行平行志愿省份的考生实行“分数优先”的录取规则，“无院校志愿的考生不予录取”。北京城市学院介绍，录取时承认教育部门认可的加分，但“安排专业的时候只看考生的原始成绩”。
（人民网5月5日）
【多维解读】
1．理性之举。高考加分，加还是不加，困扰着考生、家庭、学校，甚至整个社会。现在，终于有4所高校站出来，明确表示，不看加分，只看“裸分”。这无疑是顺应民意、尊重现实的理性之举。
栉风沐雨地震台默默奉献廿余载
同志在地震观测站做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已经24年了，是我市防震减灾战线上的一名老兵。地震观测站具体的工作是一项只与各种仪器设备打交道、与外界很少联系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这里的工作岗位是平凡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工作环境是简陋的，生活是清苦的。没有金钱和权力，没有鲜花和掌声，有的只是那不清闲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样采集，测试分析，数据记录，资料整理。工作单调但必须风雨无阻、分秒不断；内容枯燥但必须一丝不苟、细致认真；各种观测手段，有着非常严格的观测规范，要想取得真实、可靠的观测数据，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各项数据的采集、整理、计算和技术分析，定点、定时、定量、定位非常严格，否则就没有研究的价值。无论是平时和节假日，无论是严寒冬季，还是炎热夏天，同志都默默地坚守工作岗位，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岁月将他的额头刻上深深的皱纹，白发爬上他的双鬓。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密切关注观测数据的变化，出现异常，迅速排察，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抓住各项观测手段对应地震发展变化的规律，震前及时做出准确的预报。就这样，他默默无闻地的在基层台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观测，风雨无阻。
不用扬鞭自奋蹄，站岗放哨为人民
同志常说，石家庄市不是多震区，但谁也不敢说石家庄就不发生破坏性地震，我们地震工作者，肩负着为人民站岗放哨的重任，小事要当大事做，无震要当有震备，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们的天职。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基层台站工作的二十四年里，他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懈怠。200年6月，年近81岁的老父亲患脑溢血在保定医院抢救，得到消息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马村站人手少，要把工作安排好。他向同志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交待工作，连防火、防盗、注意台站安全、搞好台站卫生的事也不放过，待彻底放心后，才匆匆赶到保定医院。在照顾老父亲治疗期间，他每天都打电话询问站上的工作，水样是不是按时采集，数据是不是及时报送，记录是不是规范，有没有异常，得到满意的答复后，才放下心来。在保定待了不到一周，他把老父亲交给弟弟、妹妹照看，就急急忙忙赶回站上。的父亲是市地震局享受副市级待遇的离休老局长，局领导按政策要给他派专人照看，他推辞了。他说，父亲病重已使我耽误了工作，现在局里这么忙，任务这么重，再麻烦同志们为我父亲的事操心，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200年7月，同志把已成植物人的父亲从医院接回家中，他一边照顾父亲，一边做好工作，从未请过一天假，缺过一次勤。200年初，马村站水汞出现过两次汞量高值和1次井水位阶升阶降异常，同志把老父亲交给妻子照看，连续几天24小时守候在站上精心观测，按照“地震异常跟踪制度”的规定，密切关注异常的发展，离家只有几十米的距离，都没有回去过一次。一年多来，人变瘦了，脸变苍老了，但他有着崇高的信念，有着执着的追求，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履行好哨兵的职责，无私奉献，无怨无悔。
同志就是这样，始终做到事业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为了防震减灾事业，他不怕困难，不计名利，不计较个人的得失。“首都圈”项目站极5井改造时，他就对把井房建在地下的方案提出过异议，可惜未被采纳。极5井数字化改造建成后，由于施工中采取防渗漏措施不过关，致使一遇雨雪天气，外面不下里面漏，严重影响了观测质量和观测员人身安全。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找局领导反映，寻找解决的办法。局党组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树、讲、求”教育活动求实效的重点工作来抓，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同志不厌其烦地找施工单位交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不怕冷脸冷语，经过不下十几次的交涉，终于使施工单位同意坐下来谈判，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同志带领全站职工“五?一”假期不休息，全天盯在现场，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验收把关，确保了工程质量。200年5月8日，该维修工程通过验收，从而彻底解决了多年都未解决的难题。
近年来，局领导班子坚持以人为本，从建章立制开始，把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作为工作重点，积极谋划防震减灾事业发展的蓝图，大大地激发了同志的工作热情。为加快地震观测站的建设，同志带领全站同志，转变思想，更新观念，在如何完善地震观测站的规范化管理方面出谋划策，积极主动的配合局领导班子加快站的基础建设。首先建立建全了台站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建站、以制度管人，规范台站管理。使站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出去，请进来，到部级示范台站参观取经，学习现代化的台站管理经验，全面提高了全站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在科研方面，完成了极5井由自流井改造为动水位观测的自动记录系统，并通过了省地震局专家组验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地震观测站全体科技人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提高服务意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防震减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牢记重任钻业务科技开发上手段同志苦心钻研科研技术的创新，解决了无数的技术问题，克服困难，不断上新的监测手段，提升了地震观测站的地震监测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站的极5井观测手段：极5井是一口由7寸无缝钢管埋深3200多米的自流井，其地质构造位于华北平原断块拗陷与晋冀断块隆起的结合部东侧，次级构造为石家庄凹陷西南端边缘，无极——藁城潜山带上，蕴藏着深层的地震信息。在石家庄市地震预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井经抽水试验为高水头、低产水量的含水层。为充分发挥该井效能，同志请示局领导和省局领导，对该井进行彻底改革：由人工水流量观测改为动水位自动观测，并同时对其水流量、油流量进行综合监测。该井日溢氯化钙型水14-15kg，并含大量颗粒悬浮物，且日产原油0.6kg，复杂因素很多，搞成水位自记很困难。开始他走访省地震局，告之目前国内均无该类经验可取。只有靠自己了。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根据该井的特点，先从管路设计入手，确定水油的下向。首先进行二级油水分离，其次是悬浮物的过滤，接下来设计水流量的控制机构。思路理清之后，他即开始设计并绘制加工图纸。起初，由于经费紧张，要考虑材料的成本核算问题，他就先利用局库存的废旧物资进行加工与试验，自己动手，亲自加工。最早用的是普通的管件，由于锈蚀严重，其锈蚀的氧化铁，经常堵塞水流控制机构，效果不理想，于是又改用废旧塑料制品，重新加工。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历时3年半的时间，牺牲了无数个星期天和节假日，终于获得了成功。该系统工作一年后，经河北省地震局专家组评论：“该井的动水位观测系统为国内首创，在国内为领先水平。”基于该井观测系统在省局的地位和作用，在“首都圈”项目工程中，被划入到中国地震局观测井网之中。在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又进行了新的改进，重新设计了图纸，制作了更先进的观测系统。同志全程对改造工程进行工程监理，一丝不苟严把质量关。现在的整套系统用材均为不锈钢和有机玻璃制品，不仅有实用价值，还有欣赏价值。中国地震局验收专家来站验收时，感到新颖和漂亮，美观实用，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成果，作为主要发明人和制造者，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以人为本”抓管理齐心协力创佳绩
对于台站管理工作，同志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深知，要想把站上的工作搞上去，把地震观测站建成全国一流的台站，仅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朝气足的高素质队伍。他首先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工作不怕脏累，受到同志们的拥护和尊重。他关爱年轻同志，积极整理教案，将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业务知识传授给年轻同志，在传帮带上下功夫，逐渐为他们加担子，并在生活上关心，帮助解决困难，使大家感到观测站是一个团结、温暖的集体。大家心情舒畅了，工作的积极性就出来了。对站上的各项工作，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去完成。不管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是局领导交给的其它任务，都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做为我局的一个精神文明窗口，许多省、市地震台站的同行，多次来站上参观，通过技术交流，又从兄弟单位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进而促进了站的良性发展。
地震监测与仪器是密不可分的。仪器每日24小时运行，经常出现故障是不可避免的。各县（市）的观测台站，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都是单一的没有替换的仪器，出了故障就会影响观测数据的连续性。同志从事地震仪器的维修与研制，任站长后还一直兼顾该项工作。为保障仪器的正常运转，他采取了平时以维护为主、修理为辅的办法，定期到各县台站搞维护，发现故障隐患及时排除，以减少故障的发生。因工作量很大，忙的不可开交。后来想到了各县的观测员，传授他们必要的维护保养知识，可减少因仪器故障造成的停记和缺记。为此，他编写了“地震仪器的工作原理及维修”教材，深入浅出的阐述了仪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和维护保养、注意事项及与仪器有关的各种问题，多次举办观测员培训班。手把手地教，帮助基层观测员更合理地使用仪器和运用保养知识。有时出现故障，为及时抢修，他经常坐公共汽车先到县城，再租自行车或步行到各站点，确保在当天排除故障。多年来，各县（市、区）站点的仪器设备完好率均达100%，由于检修工作做得扎实，保证了各县（市、区）仪器运转正常，为此他荣获省地震局技术进步一等奖。200年底中国地震局宋瑞祥局长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专程从来站指导工作、慰问基层，对该站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与时俱进求创新一流业绩上台阶
张有路说，虽然温饱无忧，但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孩子们很少有机会和社会交流，这导致了孤儿们“适应社会的能力几乎为零”。
“现在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区分年龄层，赶快确认主要的照顾人，不要让他们在各种机构和临时家庭中被踢来踢去。” 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学系教授梁培勇告诉记者。他认为，特别是学龄前儿童，如果能够尽快确定收养家庭，会很快跟新的照顾人建立好的关系，更有助于受创心理的恢复。
梁培勇曾经在台湾“9•21”地震两周后就参与台湾地震孤儿的心理辅导，并一直跟踪研究。他发现，曾经出现监护权或主要照顾者变动的台湾地震孤儿，大都适应得不太好。
谁最合适领养孤儿？
现代收养制度源于《法国民法典》。“一战”后，大批流浪孤儿的出现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各国都修改了相应的法律，其目的“仅在于对无子女的人予以父母的权利，对无父母或父母无养育能力的人予以父母的保护”。“二战”后，通过收养制度保护儿童的功能日益得到加强。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明确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特大灾难后孤儿的收养是一项特别的一直很受关注的人道主义措施。比如印尼强烈地震引发大海啸后，收养孤儿的申请书曾像雪片一样飘入斯里兰卡认养机构，比国内海啸孤儿总数的两倍还要多，申请人包括斯里兰卡总统钱德里卡•库马拉通加夫人。
对于汶川大地震后同样受到强烈关注的孤儿，民政部下属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工作部长期从事儿童救助工作的负责人张雯建议，收养申请人最好有过孩子，能够理解孩子。
也有专家持相反意见。台湾真善美生命潜能研修中心创办人许宜铭告诉记者，建议优先考虑那些无法生育、原本就打算收养孩子的家庭，因为他们真的需要。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由亲人来抚养。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学系教授梁培勇介绍，台湾“9•21”地震孤儿几乎都是亲戚在收养。他说，“先要提醒的是，这些孩子都是背井离乡。孤儿到新的监护家庭，也要同时适应新的环境。”他举例，有一名地震孤儿后来到台北就读，因为原来在台中的家里使用闽南语，到台湾北部需要用国语交流，马上就面临适应困难，学业掉了下来，紧接着就会影响孤儿的自我评价。
是尽量靠近地震孤儿的生存环境，以使得语言、文化风俗乃至饮食习惯更为贴近？还是寻找更好的物质文化条件，以期给地震孤儿们带来新的人生机遇？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汪自成近日一直在关注灾区孤儿收养问题，认为有关部门提出地震孤儿主要由当地政府来安置、由当地民间力量来收养的做法是值得探讨的。
汪自成认为，灾区失去父母的孩子由灾区失去孩子的家庭优先收养，更符合人道主义。但从理智的角度看，灾后重建的压力很大，抚养能力和帮助这些孩子发展的能力有限；而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可以给孩子提供相对更好的抚育条件和发展机会，有助于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经济发达地区的收养活动，还可以缓解灾区当地政府安置“三孤”中其他“两孤”即孤老和孤残人员的压力。
汪自成强调，收养家庭筛选过程一定要透明，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竞争，这样不仅可以相对公正地解决收养人大大超过被收养人的现实难题，而且也能够形成一个软约束，使得收养家庭今后能一直善待被收养的孤儿。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收养孤儿必须是一个冷静的过程，因为涉及到被收养孩子的一生，理性比感性更重要，务必使孩子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做善事收养，可以稍候一下。”许宜铭表示。
大龄伤残孤儿怎么办？
像很多机构一样，中国收养中心这两天的电话也几乎被打爆。但是，每当充满爱心的申请人被问及是否能够接受大龄、少数民族、伤残孤儿时，大部分人都打了退堂鼓。很显然，大龄孤儿在收养热中被冷落。
按照中国现行《收养法》的规定，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才可以被收养。如果没有特殊的政策出台，已经满14岁的灾区未成年人只能被爱心人士抚养而不能够被收养。
汪自成一直从事行政法研究，他认为：“在付出大量的精力、财力与心血将被抚养人抚养成人后，法律一开始就否认理应存在的父母子女关系。这对于抚养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也势必会阻滞民众抚养这些亟待救助的灾区未成年人的热情。 ”
他呼吁，考虑到汶川地震已经被国家确定为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且大量灾区未成年人直面被抚养的难题，故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抓紧启动修改程序，建议在《收养法》第32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本法的原则，结合当地情况，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自治区的规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中，增加一款为，“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等特别重大突发事件而产生的收养，可以不受被收养人14周岁、收养人无子女和收养一名的限制 ”。
汪自成向记者坦承，地震孤儿如果年龄超过14周岁，大家收养的热情的确不是很高，但是也不排除有少量爱心人士拥有这样的积极性。更何况对所有未成年人都给予特别关注，这是符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的――该《公约》就是将儿童界定为18周岁以下的任何人。
汪自成还发现现有孤儿的定义是模糊的。按照中国《收养法》和民政部规范性文件的解释，孤儿应该是指14周岁以下、父母双亡的儿童；但是在民政系统实际对孤残儿童的扶助中，孤儿有时也被定位为未满18周岁、父母双亡的未成年人。汪自成认为，这需要抓紧界定。
收养程序远比想象复杂
收养的程序远比想象中复杂。隶属于民政部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工作部负责人张雯告诉记者，那些现在被称作“孤儿”的孩子，也只能叫做“临时孤儿”，她认为比较严谨的说法是，“这些儿童都是与父母离散，需要帮助的孩子。”
即使按照实际情况能够被确定为孤儿，经过当地民政部门初步确认其孤儿身份，必须在报纸上登出公告公示一段时间，没有人有异议，才可以被收养。
张雯表示，这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至于何时能够进入收养程序，她表示，“我一点都不知道需要多久，可能至少需要几个月。”
无人收养的大龄或者伤残的孩子，最后还是会由国家负责，张雯认为，可能会建立类似“孤儿学校”这样的机构，比如著名的吉林孤儿学校，确保孩子们能够在那里学习和生活，获得一技之长。
国际收养法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蒋新苗向记者介绍，海啸过后，一些亚洲国家对外国人收养海啸孤儿收养程序上做了改进，没有放宽收养条件，但是在收养时间上加快了。
蒋新苗认为，如果有外籍爱心人士提出收养“地震孤儿”，建议有关部门也可以对收养程序进行一些简化。不过蒋新苗表示，按照有关国际公约，应该是“国内收养优先、保证儿童最佳利益”。
如今的“地震孤儿”中，将有部分陆续进入收养家庭。但是收养一个地震孤儿，你真的准备好了吗？台北教育大学心理与咨商学系教授梁培勇在《双亲死亡孤儿之心理历程研究》成果报告中总结，“地震当时年龄在学龄前的孤儿，目前几乎都称呼主要照顾者为爸爸或妈妈，且生活适应都相当不错。可是若是小学高年级以上者，其监护人常会以‘不亲’‘好像客人’ 等形容词描述与孤儿之间的关系；且孤儿本身也表示无法将监护人视为父母。”
此刻，2008年5月19日凌晨2点48分，距离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地震，已经过去了6天12小时22分（一分一秒太快），截至目前，地震造成遇难32477人，被埋9500人。
从今天起，到21日，3天时间，是全国哀悼日。
今天下午的2点28分，在汶川发生地震整整7天的这个时候，将举国默哀3分钟，而全国的汽车、轮船、火车、防空警报等都将齐鸣，表达对遇难者的沉重哀悼。
在这3天，举国悲伤，不会有公共的娱乐活动。爸爸所供职的报社，今日出版的报纸，不刊登广告，不印彩版，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而全国的报纸都将如此。
这一切，都是为了哀悼死难者，预计过5万人在地震中失去生命。
爸爸这几日，之所以没有给你写信，也没有写时评，就是因为忙于抗震救灾的报道，写抗震救灾的社论，每天都到三四点才睡觉！
这些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只剩下爱！
活人对死人的爱，死人对活人的爱；活人对活人的爱，死人对死人的爱。
活人对死人的爱――18日一张照片，日本搜救队在经过16个小时的艰难搜救后，找到了一名遇难者遗体，救援队人员分成两排，面对着遇难者，沉默致哀！
死人对活人的爱――两个母亲，地震来临那一刻，用女人柔弱的身躯护住了怀里的婴儿，一个在手机上留言：宝贝，妈妈爱你；另一个临终还撩起衣服把塞进孩子嘴里。
活人对活人的爱――废墟下埋了好多人，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挽救他们，部队官兵，志愿者，医护人员，数以亿计富有爱心的中国人，都在用爱和行动去努力。
死人对死人的爱――在地震来临那一时刻，也有像母亲对孩子、教师对学生那样，奋不顾身挺住坍塌的房屋，但灾难面前人是如此脆弱，并没有挽救住别人的生命。
宝贝，爸爸只想说，死人对活人的爱。
这种爱，现在化成了一种身姿，生命最后的姿态，世上最美的姿态。
它是死的身姿，爱的身姿，世上最美的姿势。
它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身躯弯着，弯成一个弧形，或者是半圆，双臂护着，怀里或是自己的孩子，或是自己的学生；压在身姿上的，是坍塌的房屋，倒墙，断梁，钢筋，水泥，尽管这些都坚如磐石，但由于集中所有爱和生命的力量，身姿仍旧保住了下面的生命；这些身姿镶嵌在废墟内，像古老的化石，在搜救现场，这些身姿和身姿下鲜活的生命，一起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们喜欢把高尚的，或做出一些令人赞叹的事情的人，称为“中国最美××”。
我所知道的，有“中国最美乡村教师”，“中国最美女记者”等。
“中国最美女记者”，是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一名女记者，在一次抢救落水女童的现场，她没有像其他记者那样忙着做新闻，而是给女童做起了人工呼吸。
当时，女童的嘴里充满了脏东西，但这名女记者并没有觉得脏，在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要关头，她什么都没想就给女童做起了人工呼吸――可惜，没有挽住女童的性命。
女记者给女童做人工呼吸的照片被媒体拍了下来，网友们称她为“中国最美女记者”。
“中国最美××”！
我现在，也想用这样的句式褒扬在地震中用自己的身躯护住孩子和学生的母亲和老师。
但是，如果用最美母亲或最美教师，都不足以概括全面，而“最美身姿”，却涵盖了两类（还有其他人）的共同点。只是，我想把前面的定语换成“世上”。
是的，正是这些伟大的母亲、老师等，用“世上最美身姿”，拯救了孩子的生命，而这些“世上最美身姿”成了自己生命和人生的休止符。
我还要特别地声明一点，这个“世上最美身姿”，不止包括母亲、老师，还有父亲，甚至祖母，还有更多以这种方式来谢幕人生的人。
搜救人员在地震现场发现的一幕――
在墙角，一个两岁的女孩舞动着小手，她身上压着两个人，贴着她的是祖母，脸朝下；祖母身上，是孩子的父亲――硬生生地盯着塌下的断梁，全身几乎无一处完好。
孩子的祖母和孩子的父亲，都用“世上最美身姿”保护了孩子，这是祖母对孙女的爱，这是父亲对女儿的爱，这种爱，全在“世上最美身姿”里。
而在汶川地震的搜救现场，这样美丽的身姿还有很多，很多！
灾难面前，逃生是人的本能，但面对孩子、学生，这些父母、老师，还有更多的人，却选择了死亡。这种死亡，让我们看到，灾难中，人类只剩下了爱，剩下了最美的身姿！
这些美丽的身姿，是如此的坚强！为孩子挡住倒墙、断梁、钢筋、水泥等巨重！
一个救援现场，由于一名老师这种“世上最美身姿”过于坚强，以至于救援人员不得不忍住悲伤锯断老师的胳膊，才把怀里的孩子救出来。
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这绝不是尸体僵化的自然结果，而是在灾难来临的一瞬，这些伟大，可歌，可泣的生命，将全身之力汇聚到双臂，为孩子们搭起了坚固的港湾。
这个“港湾”的坚固，是爱的力量，生命的力量！
为了保护孩子、学生，他们的人生谢幕姿态，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美的吗？
面对这样的身姿，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德怨，是非，曲直，还有什么不能化解的吗？
这是世上最美的身姿，这种用爱和生命留下的身姿，不仅镶嵌在废墟里，展现在世人面前，还镶嵌在我们的心里，永远镶嵌在人类心中最柔软的位置。
我读大学时，普通话教材里有一短文，标题是“妈妈喜欢吃鱼头”，大意是――
儿子小时候，见妈妈总喜欢吃鱼头，就问为何不吃鱼肉。妈妈说，鱼头好吃。儿子长大后，有了妻和孩子，吃鱼时仍习惯把鱼头挑给妈妈。这时，同样身为人母的妻子说，妈妈那是不舍得吃鱼肉，才说喜欢吃鱼头的。儿子恍然大悟。
讲普通话的老师当时感慨，现在的母亲，就是吃鱼头，也会明白地告诉儿子自己的良苦用心，哪有像过去那样隐瞒孩子一辈子的――现在生怕孩子不知道。
不止是现代母亲和过去母亲的变化，现代老师和过去老师也不同。
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但现在，这样的比喻似乎已经很少用了，见诸报端的往往是乱收费等各种不利于老师的负面东西。
但在地震面前，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母亲还是过去的母亲，老师还是过去的老师，亘古不变的是母爱和师爱。
在死亡和孩子面前，当母亲和老师用“世上最美身姿”给我们答案时，人世间再大的变化，再大的误解，又有什么值得令人芥蒂的？
让我再描述这样的身姿――
在倒墙、断梁、砖块、钢筋、水泥等构成的废墟里，一个用爱和以人生谢幕为代价勾勒的身姿――身躯弯着，双臂护着，有的还因低头而垂下的秀发……
天啊！人世间还有比这样更美的身姿吗？！
我终于明白，“世上最美身姿”，不是舞姿，而是汶川地震镶嵌在废墟里的身姿！
“世上最美身姿”，是母亲和教师等用爱和生命留给世人的最后姿态，是汶川地震在我心里烙下的符号，这个符号告诉我――
在今后，要更加爱父母，爱孩子――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
让我们铭记汶川地震中留下的“世上最美身姿”！
宝贝，你永远要记着，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发生在中国四川汶川这场8级的特大地震，让全中国只剩下了爱，尽管你这年才刚刚两岁！
王 攀
一、让学生学会感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感恩犹如心灵的泉水，它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让生命充满生机，遍洒阳光，感悟生活的美好和幸福。感恩来自心灵，不假外求，近在咫尺，关键只在一念之间，也就是感恩意识。它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生而知之，需要教育的导引和环境的影响，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感恩的心态、品质和责任。因此，在教学中，从各个角度、多层面地把感恩意识渗透到学生的心灵，使他们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父母的辛勤劳动，离不开父母百般呵护；懂得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才会产生感恩的心，才会孝敬父母。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我放学送队时，看到有位女士来接我们班的路子怡同学，我就对路子怡说：“你妈妈来接你了。”她随口便说：“她不是我的妈妈。”事后我从侧面了解到，原来路子怡的妈妈和爸爸离婚了，那个女士是他的爸爸后来找的妻子，虽然这个后妈对她很好，可路子怡就是不愿意称呼她为“妈妈”，这也让他的爸爸非常头疼。过了不久，我将路子怡找到了办公室，跟她谈心，问她是谁天天为她洗衣、做饭；是谁每天接送她上学、回家。她的回答都是：“是她。”然后我又问她：“她对你还有哪些帮助？”，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她每天晚上都陪我把作业做好，每天想着法子做我最喜欢吃的饭菜，而她却不舍得吃。”看她有了转机，我便因势利导，见缝插针，对她说：“你觉得她跟你的亲生妈妈有区别吗？”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记得有一次夜里，我发高烧，爸爸出差了，是她背着我去医院的，并陪我输液，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已蒙蒙亮，而她依然守侯在我的身旁。”这时我发现，她的言语中已流露出对这位后妈的感激。等她刚说完我又问：“她配做你的妈妈吗？”她流泪了，对我说：“老师，我错了！”从那以后，她跟后妈相处和睦，每次都用甜甜的声音称呼“妈妈”，并且完成作业后，帮妈妈做点儿力所能及的家务，学习成绩也不断进步。在一次作文中，她倾吐肺腑之言，决心长大后一定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
二、让学生学会感恩，感谢老师的教诲之恩
这学期我准备了一部配有解说的短片：主要展示了在四川大地震中英雄教师的事迹。平武县平通镇的李宏勇老师，当时还不满24周岁，地震发生时，恰好他没有课，完全可以到安全地带躲避灾难。当他看到一名学生被拌倒时，他义无反顾地立即折回，这一折回，就再也没有回来，救援人员扒开废墟后，发现他用身躯护住了一名学生；“同学们，不要慌，跟我排队顺楼梯跑，快，快！”地震发生时肖明清校长一趟趟飞奔进危楼，救出孩子。获救的孩子们还没来得及喘息，教学楼便轰然倒塌……学生观看时，全场一片寂静，学生们已泪流满面。于是，我出了一个话题：用一段话表达你对老师的感恩之心。在交流时，同学们激情满怀，竞相发言，各抒己见。听了孩子们的肺腑之言，我也被感动了。
三、班主任要善于引导学生的感恩行为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们要积极引导，教育学生将感恩意识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将感恩落实到日常行为之中。
1.引导“升华”感恩情怀。
①定期召开以《我会说谢谢》为主题的班队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说出自己平时感恩的点点滴滴，进行感恩行为的交流。通过这一活动，学生不难知道，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除了有自己的努力以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同学甚至陌生人给过自己关爱。由单纯的感激父母，转化为对社会的感恩，从而学会去关心和帮助别人。②把感恩教育作为日常行为规范来加以实施，给每个学生建立感恩档案，把自己感恩行为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每月一评，评出班里的“感恩之星”，让学生每天都提醒自己做个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2.参与感恩教育实践活动。
结合教材创设以“感恩”为主题的教育氛围，让学生的心灵在充满“感恩”的氛围中接受洗礼。根据我班学生的特点，进行如下做法：①讲述“感恩”的故事，学生们通过对自己身边“感恩”故事的收集、整理和提炼、演讲，认识到“孝心、爱心”是“立人之本”，是一切德行之源；②表演“感恩”的小节目，如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让学生将文化艺术融入“感恩”活动中，从中得到熏陶。通过这一活动，学生把自己在课文中所学的知识化为一种感恩行为，同时感恩的种子也在孩子的心中深深埋下了。
3.“体验”感恩的真情实感。
享年84岁的霍英东2006年10月在北京病逝后，霍家子女接受采访时皆言家族传承早已“妥善安排”，然而5年之后，一场弟诉兄的官司打破了霍氏兄弟表面的祥和气象，连一众原本低调的霍氏二、三房成员也几乎全部牵连其中。
“红色资本家”家产37亿美元
祖籍广东番禺的霍英东，出生于香港一户水上人家。他早年做过苦力，开过杂货店，此后以经营海上驳运业务开启创业生涯。1953年，霍英东依靠在抗美援朝期间向内地运送“禁运”物资积累的第一桶金，进入地产行业，创立了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后组建霍英东集团并出任主席。
从1955年开始，霍英东先后创办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信德船务有限公司等，业务范围遍及地产、建筑、航运、建材、石油、百货、旅馆、酒店等领域。他首创的分层预售“楼花”和分期付款购楼，革新了香港地产业的销售模式，让自己成为香港“楼市大王”。晚年的霍英东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广州的南沙上，累计投入超过26亿元，把南沙从不毛之地发展成海滨新区。
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霍英东，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他生前全力支持体育事业，霍英东基金会为体育、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发展解囊无数，据估计，霍英东一生捐赠的善款总额超过150亿港元。在2006年去世时，霍英东的身家约为37亿美元。
一树三花，各司其职
霍英东一生共娶了三位妻子，分别是吕燕妮、冯坚妮和林淑端。三个妻室共育有13名子女，分为震字、文字和显字三系（附图）。其中，正妻吕燕妮的三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是继承霍氏家族产业的主力。
按照霍英东的家训，只有“震”字系的长房子女才能参与打理家族生意，并成为日后他商业王国的继承人，而二房和三房的子女均不得从商。在他的严厉要求下，二房和三房的子女纷纷向法律、医生等专业方向发展。霍英东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子女只希望他们读书成绩好点，受过良好教育，做平凡的专业人士即可。而对于接班家族企业问题，他甚至表示，希望子女慢慢趋于平淡，而不是考虑接班问题。
霍英东长房的三个儿子中，以霍震霆的知名度最大，他也是霍氏家族中曝光度最高的。当年霍震霆以一场“世纪婚宴”迎娶港姐冠军朱玲玲，引发香港全城轰动。在霍英东的着意培养下，霍震霆负责处理集团公关事务，他经常陪伴父亲奔走于内地和世界各地，并与父亲一起为当年北京申奥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身兼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委员、香港奥委会主席多职的霍震霆，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政客，而不是商人。
与霍英东在外形上最相似的次子霍震寰，主要负责霍氏企业的行政、财务管理，并掌管物业、船务码头等霍家传统业务，他因此在家族生意中逐渐获得话事权。霍氏家族的多家公司，包括霍兴业堂、有容和立信，都由霍震寰出任董事总经理，他被公认为霍英东生意的最大接班人。
相对而言，小儿子霍震宇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机会不多，据称，早年的霍震宇从英国留学返港后，曾在外工作十余年方加入家族企业。相比两位兄长，行事更低调的霍震宇主要接手了南沙项目。霍英东过往在巡视南沙业务时，霍震宇均陪伴在侧。
在霍英东的安排下，其体育事业、家族龙头事业、南沙开发区分别由长房三个儿子霍震霆、霍震寰和霍震宇掌管，三兄弟各司其职，在公开场合都相互谦恭，给人一片兄弟祥和的感觉。然而，尽管霍英东生前为了避免家族成员在他离世后产生财产纠纷，早对其遗产作出谨慎安排，甚至细致到每一位继承人每月能领取的金钱数额，但霍家最终的内讧依然不可避免。
遗产安排百密一疏，难逃纠纷
早在1978年，霍英东曾立下遗嘱，所有太太和子女都是其遗产的受益人，遗嘱指示受托人在其死后20年内不可分配剩余的遗产，并指定由霍震寰、霍震宇、胞妹霍慕勤及妹夫蔡源霖担任遗产执行人，负责从遗产中按月向家族成员支付定额生活费。不过，由于霍慕勤年事已高，从未行使过管理权，再加上蔡源霖早已去世，实际上，霍氏家族遗产仅有霍震寰和霍震宇两人能执行，而冲突正是在这二人之间展开。
2011年12月，霍震宇以霍英东遗产执行人的身份，入禀香港高等法院，二哥霍震寰在未得到霍震宇、霍慕勤的同意下，将14亿港元的资产转至其名下和私人账户，并要求取消霍震寰和霍慕勤的遗产执行人身份，改由退休法官罗志杰或其他合适人选与他共同管理霍英东遗产，并要求霍震寰交代遗产账目。
霍震宇的书指控霍震寰独揽大权，未咨询其他遗传执行人，擅自分配遗产并据为己有。书称，2007至2008年间，霍震寰曾向其他遗产执行人或遗产受益人施加压力，要求分别签订四份“家族安排备忘录”，并称如果不签署备忘录，除了每月派发的生活费外，将不会获得分配其他家族遗产，此后，二房和三房相继签署了备忘录；随后，霍震寰在未得到其他两名遗产执行人的同意下，从离岸公司资产中向二房和三房成员支付了5.09亿港元。霍震宇还提出，指派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协助遗产执行人清点遗产，并指定专业人士对遗产内的土地、物业、珠宝、古董和其他资产进行重新估值，以及聘请独立的专业人士负责家族遗产的管理。
引发此次争产案的主要财产，一是霍英东家族控股的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350股（占总股本46%）普通股股权，估值超过50亿港元；其二是霍英东生前成立的三间离岸公司的全部股份，约值7亿港元；三是霍英东生前与霍震寰联名持有的三个银行账户存款7.36亿港元（公司股份及银行存款价值均为霍震寰的估值）；其余还包括存放在瑞士日内瓦的四个神秘保险箱以及价值至少9000万港元的珠宝。
霍震宇指控的首被告为霍震寰，次被告为霍慕勤，其余14名被告还包括霍英东的三房妻子及另外11名子女，作为霍家长房长子的霍震霆也不例外，他们被卷入诉讼皆因均属霍英东遗产受益人。霍震宇表示，对二哥的指控不是为了争夺家族财政，只是做执行人应做的事情。而面对弟弟的指控，霍震寰透过律师发表声明逐一反驳，并指自己一贯遵从霍英东遗愿，尽力维护家族团结和谐，弟弟此举是对亡父的不敬，且强调事件令他的个人诚信受到损害。
学不久的一天上午，班级里发生了失窃案，学生小L付饭钱找零的15元不翼而飞，据说是放在信封中，藏在铅笔盒底层的。下课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座位。我当机立断，发动全班同学一起找，可是没有收获。此时，我发现学生小Z的神情很紧张，脸涨得通红，两眼瞪得大大的，一直盯着我看。我当即不动声色。联想到接班时，前任班主任跟我说过班级中曾几次发生过学生丢失钱款的事，但调查都没有结果。午餐后，我找个借口让他来到了办公室。
小Z是个男孩，今年11岁，少数民族。父母都是由贵州人才引进到上海的教师。家中人口多，有爷爷、奶奶，去年还添了一个小弟弟。父母工作非常忙，对小Z关心较少，与学校的联系也较少。小Z天资聪颖，成绩优异，自理能力强（一年级时就能独自乘车从浦东到学校），是老师的好帮手，同学的好榜样。
我把小Z找到办公室，从他家里的一些事情开始和他聊天。小Z低着头，一改他往日的活泼爽朗。我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老师很愿意帮助他。我还告诉他，小孩子犯错误是常有的事，只要改正就好。沉默了许久，小Z才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原来是小Z在课间趁小L做作业时，拿了他的钱，偷偷藏在自己颜料盒的夹层中。
我联想到班中以前的类似事件，又继续追问他。我答应只要他能说实话，改正缺点，老师一定替他保密。结果让我深深震撼，以前班里的几件失窃案居然全是小Z所为。
我陷入了沉思，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好”学生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种行为呢？是他的品格问题，还是另有原因？在事后深入的了解中，我知道小Z父母从外地人才引进以后，举家迁入上海，两人不太高的收入既要买房，又要负担全家6口人的生活，家庭经济状况比较紧张，对孩子的物质生活相对来说比较苛刻。小Z从山区来，大城市的一切，特别是物质生活方面，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诱惑，物质生活的需求剧增，但是，父母却没有办法满足他。他看到同龄人在物质生活方面拥有的一切自己都无法得到，觉得非常自卑。同时，还应该看到，从父母来到上海以后，小Z在家中是遭到忽视的。父母为了立业而整天奔忙，很少顾及他。因为有了小弟弟，他在家中的位置也产生了变化。无论是情感方面还是物质生活方面，都无法让小Z得到满足。情感上的饥渴与物质上膨胀的欲望，导致小Z产生了不应有的想法和做法，而一次偶然的得手，又使他接二连三地一错再错。我还了解到他父亲的教育方法有时也比较简单粗暴，因此孩子有了错误，回家也不敢跟家长说。
对这样的一个学生，如果轻率地把他的行为定位于偷窃，这是不客观的，而且，这很可能影响到孩子的自尊，使孩子一蹶不振，以至影响到孩子今后的发展。在他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以后，我表扬了他他，勇于认错就是很大的进步，只要今后能改正，老师仍旧相信他。
对他的辅导我先从情感方面入手。首先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我与家长进行了交流沟通。家长知道事情以后，非常气愤，也非常震惊。他们坦言在到上海以后，特别是小弟弟出生以后，小Z确实遭到了忽视，家长没有很好关心孩子，致使孩子发生这种情况，家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也承认教育方法有时也欠妥，比较简单粗暴，导致孩子一错再错。在以后的日子里，家长比较配合工作，注意经常和孩子交流沟通，及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给孩子关心指导。同时，家长也适当给孩子一些零花钱，让孩子学会合理支配。
在学校里，我注意经常与小Z进行交流，让他谈谈他的小弟弟，谈谈他们贵州山区的生活，谈谈他过去的伙伴。在交流中，了解孩子的思想，满足孩子的部分情感需求。我还经常了解他对零花钱的支配情况，并引导他仔细观察周围的同学老师，是怎样面对物质生活的诱惑的。让他知道世界上那么多好吃好穿好玩的东西，无法都得到满足，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同时，我经常让他做一些班级小家务，在忙碌中分散他的一些注意力，他也就不会过多地关注同学的物质方面了。
在班级里，我还结合基教课的内容，对全班同学进行了生活指导。教学生学会自我管理财物，对自己自由支配的钱学会合理使用和支配，学会记帐。过一段时间以后，组织学生进行交流，看谁最会当家。
从这件失窃案以后，班级里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小Z在各方面的情况也不错，不再因为某些物质方面的问题而感到自卑，也不再因为小弟弟而感到自我失落。通过对小Z的辅导，我感到班主任在进行学生个别教育的问题上，确实应该慎重，千万不要简单地就事论事，不然，无论我们的愿望多么良好，也无法得到良好的结果。
【关键词】父母教养效能感；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父母教养效能感在国内甚至国外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将对国内（大陆地区）现有的有关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文献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概念
父母教养效能感是源自班杜拉1977年提出的自我效能感的概念，是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教育领域内的延伸。自我效能感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根据这一概念，父母教养效能感所指的就是人们对自己在家庭教育领域内成为成功父母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对父母教养效能感概念的界定一般都沿用了于志涛（2005）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定义：父母个体对自己成为胜任、有效的父母的能力信念和能对子女的行为与发展产生影响的能力信念。父母教养效能感影响着父母的教养方式以及父母的教养能力，所以，父母教养效能感在家庭教育中的关键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二）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测量
目前，在国内，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大多采用自编量表对父母效能感进行调查分析。段丽琼（2007）根据班杜拉对自我效能感的定义，借鉴Coleman&Karrake等人编制的《小学生父母自我效能感问卷》的维度划分以及相关的父母自我效能感问卷，按照规范性和严密性的操作程序，分析与检验了该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证明该问卷符合心理测量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今后评定幼儿父母自我效能感发展水平的工具；于志涛从Bandura的“三元交互作用”与自我效能理论出发，根据开放式问卷的调查结果，参考国内外多种效能感问卷，遵循“领域完整”与“领域特殊”两个原则，编制问卷，进行测量，通过对初测结果进行分析检验后形成正式问卷《父母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Likert 7点量表记，可用以评估初中生父母自我效能感；李燕燕借鉴 Coleman 和 Karraker编制的母亲教养效能感问卷，以及国内外的教师自我效能感题目，两次实测后对320份有效问卷做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形成4个维度和19个项目组成的母亲教育效能问卷；施跃健在对中小学生父母教养效能感的调查分析中也编制了一份中小学生父母养育自我效能感测查问卷，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按1～6 分评分。
（三）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对于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是从父母个体因素、孩子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四个方面探讨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总体上，父母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相关显著，孩子个体因素则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相关不显著。
对于一般儿童的父母来说，父母情绪、邻里关系、教师交流、父母健康、父母性格、父母性别、教养经验、孩子发展状况、父母职业和朋友支持10个因素能够预测父母自我效能感。其中，父母情绪的影响最大。父母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父母自我效能感有直接的影响，其中父母个体因素的作用更大。孩子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分别通过父母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父母自我效能感产生间接的影响。而对于流动儿童的父母来说，文化程度与身体状况因素能预测流动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其中，文化程度因素的作用较大。在父母个体因素里，除了性别、年龄外身体状况、情绪、文化程度、收入水平、孩子数量与流动儿童父母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相关。
（四）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1. 父母教养效能感与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有的学者认为，父母教养效能感是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于志涛认为从总体的路径趋势来看，诸因素中除子女因素和社会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对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作用。实际上都是以父母教养效能感为中介机制的。他认为父母教养效能感主要是通过4种中介机制发挥着对父母教养方式的调节。它们包括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和选择过程。父母教养效能感能够影响父母个体的教养目标设置、教养能力的认知建构以及教养问题解决策略的产生和使用，能够调节教养动机，激发父母对教养任务的注意倾向，控制教养过程的无序状态。父母教养效能感还能够影响父母个体在教养任务中的选择过程，使父母能够积极应对教养过程中发生的挑战性任务。
有的学者则认为教养方式有时可以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父母教养效能感对儿童行为的影响。例如，彭咏梅将父母教养效能感作为前因变量，父母教养方式作为中介变量，用Amos来检验，在母亲-女孩消极教养模型中母亲消极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显著，母亲教养效能感对女孩问题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表现为教养方式的完全中介作用，其他模型中的教养方式都没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2. 其他父母教养效能感相关研究
除了研究父母教养效能感与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以外，国内学者还研究了父母责任心、儿童自主性、自闭症儿童的康复以及灾（地震）后父母群体的自我和谐、生活满意度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相关研究。裴佩的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效能感与父母责任心各因子及总分都存在显著相关；李燕燕对母亲教养效能感与4岁儿童自主性的相关进行了研究，母亲的教育效能感与儿童自主性发展存在显著正相关，其中母亲教育能力效能感与儿童总分及自我依靠维度存在显著正相关，而其在不同职业上的差异显著；雷秀雅等人认为高教养效能感的父母能使患儿的康复效果提高，低教养效能感的父母则使患儿的康复受阻；在灾后父母群体自我和谐与父母教养效能感相关研究中，翟瑞等人和曾贤贵等人都一致认为震后家长群体自我和谐与父母教养效能感有一定程度的相关，并且在曾贤贵等人的研究中进一步表明父母自我效能感可以作为一个潜变量影响生活满意度。
3. 父母教养效能感的心理干预及培训研究
（1）心理干预研究
杨兢在2006年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的等组实验设计，利用专门编写的《父母教养效能感培养训练方案》对被试进行了团体干预和个别指导，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该实验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提升有明显效果。
高玲玲等人利用实验组（只接受医院常规的产前教育）和干预组（除常规的产前教育外还接受有关“父母准备”的产前心理辅导）对照比较了心理辅导对初产后6 周妇产的父母教养效能水平的影响，发现其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2）父母效能团体训练
父母效能团体训练有三个不同理论取向的父母培训课程——人本主义取向的父母效能训练（Parent Effectiveness Training，简称P. E. T），行为主义取向的积极父母教养课程（Positive Parenting Program，简称TripleP）及介于两种取向之间的父母效能系统训练（Systematic Training for EffectivenessParenting，简称S. T. E. P）。国内学者一般采用的是父母效能训练（P.E.T）和父母效能系统训练（STEP）。
父母效能训练的理念是以心理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家庭教养理念，其首要的目标就是改变父母的传统教养理念。它有两大原则：不一致原则和问题归属原则，三大技巧：积极倾听，我—信息及冲突解决双赢法。
父母效能系统训练是Dynkmeyer 和McKay1976 年基于阿德勒的理论和Dreikurs 的工作发展起来的一套范围广泛、有组织、有连续性的亲职训练方案。STEP 包括十个主题， 即团体会心、民主的教养态度、了解孩子的行为目的、父母的自我改变、积极倾听、问题所有权与表达我的信息、鼓励有方、自然与合理的行为结果、家庭会议、民主教育的原则与挑战。它主要是针对正常的父母，而非孩子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父母。
在对父母效能训练的研究中，有的采用P.E.T，例如袁萍华对父母效能训练如何本土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的则采用S.T.E.P，例如潘子彦等人（2008）以天津两所小学的家长为对象做了一次S.T.E.P 效果研究的尝试， 发现它可以改善亲子关系的某些方面， 但对另外某些方面的改善却不太理想；吴航则整合了父母效能训练（P.E.T）、父母效能系统训练（S.T.E.P）以及相关理论制定了训练方案，对幼儿园家长进行父母效能团体训练，结果表明父母效能团体训练对于提高父母教养效能感有成效。
二、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展望
（一）统一概念
当前父母教养效能感的概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虽然大家都根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来界定自己所用的概念，但是具体内涵还是有着差异，所包含的结构或维度也差异较大，而且在定义上也各有不同。
（二）拓宽研究领域
目前，对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领域还相当狭窄，只局限于其与少数变量的相关研究，也只停留在探讨其的一些影响，虽然有一些父母效能训练的探讨与尝试，但真正对父母效能感在家庭教育中的应用问题并不多见。
（三）加强父母教养效能训练的研究
虽然在已有的有关父母教养效能团体训练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尝试探讨如何让其本土化，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加强这方面研究的探讨，有助于父母效能感具体的应用到中国家庭中去。
总之，已有的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还满足不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需要，希望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父母教养效能感的研究，多做一些对实用有帮助的研究，这将对解决国内家庭教育的很多实际问题提供重要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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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st: Wenchuan earthquake has brought the huge disaster for the disaster area people ,so many were injured and disabled. probing into effective pattern of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in solving this part of crowd has been the focal point which the society pays much attention , The article tries to take an example on the practice about disaster area social work in lixian Sichuan , The introduction about the model of crisis intervention helps analyze and solve the earthquake injured's treatment and the rehabilitation question.
关键词:地震 危机介入 干预
Keyword: earthquake crisis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作者简介:钟涛(1981-),男,湖南株洲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朱帅,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卢慧雅,万强,四川阿坝州理县湘川情社会工作服务队薛城社会工作站一线社工。
一、案例背景
祁某,女,21岁,未婚,羌族,四川理县薛城镇蒲溪人,汶川大地震前迁往薛城镇沙金村居住,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哥哥。她曾为四川九寨沟某艺术团演员。2008年7月6日,祁某因余震致使脊椎受伤,受伤后到平武县医院做治疗,2008年7月18日转到绵阳市骨科医院做第一次手术,手术费共花了2万多元,除此之外,加上各种复查费和医药费花了1万元左右,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共花了3万多元,家里的积蓄全部用完并负债。第二次手术的时间是2009年7月份,也是手术关键时期,此次手术需要花费约7000元,目前还差5000元的缺口,才能够完成第二次手术。
自受伤后,祁某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原先活泼开朗的她像变了个人似的,整日将自己锁在家里,沉默寡言,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向父母大发脾气,这让她的家人束手无策。其父亲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2009年4月10号,来到社工站向社会工作者求助,希望得到帮助。
二、问题的诊断
根据从案主本人及其家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工作者将案主的问题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问题。案主因地震受到重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如容易暴怒、很无助、情绪不稳定等。案主的情绪变化无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案主经常感到生活无法继续,却也不知如何去改变。
2、经济问题。案主父母均为农民,两个兄长外出打工,家庭收入偏低,高昂的治疗费用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家里很难凑够第二次的手术费用,导致案主难以及时进行康复治疗。
3、身体康复问题。第一次手术后,祁某背部脊椎受损处被植入钢板,走动、出行面临着很大的困难,经常卧躺在床上或封闭在家。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指导,自己和家人也都不懂如何进行手术后的康复训练,导致祁某手术后的康复进展缓慢。
4、就业问题。案主由于地震致残,正处于治疗康复期,无法工作,先已被九寨沟艺术团辞退。祁某失去了心爱的工作,没有了自己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无法实现自我价值,无法获得成就感。
三、介入目标与个案工作理论模式
(一)工作者确定的工作目标
1、经常与案主聊天,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逐步深入开展心理疏导,帮助案主减轻心理压力稳定情绪。
2、让案主尽快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逐渐开始进行康复训练。
3、进行资源连接,协助案主顺利完成第二次手术。
4、整合社会资源,帮助案主重新树立自信心,实现就业。
(二)个案工作理论模式
危机介入模式。危机是个人面对人生重要目标受阻的情况,或是经历紧张性的事件、情境时,会感觉到运用过去习惯性的处理机制,不足以应付当前状况所产生的状态,或找不出解决对策,陷入无力感状况,引起情绪起伏变动、激烈不安、紧张及其它异常反应状况。它包含有四个因素:1、影响个人突发的事件或情境。2、有明显的严重的情绪懊恼。3、此时个人不能系统地解决问题,心理高度脆弱,防卫性降低,无力处理问题。4、在短时间内,个人一定要做选择和设法取得平衡。总之,危机情境具有问题的复杂性和紧急性,用寻常解决问题手段不能应付,因此需要危机介入。
对于案主而言,她的心理和社会功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康复状况,但是由于家庭经济原因不能顺利完成第二次手术,并且案主及其家人都缺乏康复知识和技巧,这些导致案主伤病难以及时得到康复治疗,而已产生失落、沮丧的情绪。这种情况就需要社会工作者整合案主周围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她尽快完成手术,正确进行康复训练,协助案主尽快在短时间内处理当前的危机,恢复社会生活功能。
四、个案工作介入
(一)工作前期(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陪案主聊天、散步,为案主提供一个轻松的交流环境,找一些轻松的话题介入,鼓励案主多交流,积极倾听案主的诉说,降低案主接触工作者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
2、逐渐地增加交谈时间,趁机与案主多交流。工作者在交流过程中收集有用的资料,了解案主内心的真实想法,给与案主支持和信心。
3、联系湖南援川医疗队骨科医生(驻理县人民医院),由案主的父母陪同,到理县人民医院检查,并接受康复知识和技巧的培训。
4、工作者了解到香港复康会在汶川开展康复医疗服务,该机构在汶川设点,专门为在地震中致残或受伤人员提供免费医疗康复服务。工作者联系到该机构,并就祁某的情况与该机构负责人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最后该机构决定为祁某提供全免的康复治疗服务。
(二)工作开展阶段(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陪案主每天坚持康复锻炼一个多月,案主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比刚见到时好了许多。案主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相信只要坚持康复锻炼,身体会慢慢好起来的。在康复锻炼时间陪案主聊天,让案主对于自己身体的康复状况有更正确的认识,减轻心理压力。
2、鼓励案主与父母多交流,协助案主学习表达感情,与家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鼓励案主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适当活动活动身体。同时,与案主父母进行交流,让他们尽量多抽时间陪伴案主,多与案主交流谈心。
3、工作者与案主同村的几位好友交流,这些积极乐观的女孩子也很愿意帮助案主改善目前的精神状态,在工作者和案主好友的鼓励和陪伴下参与驻村社工组织举办的各种康乐活动,通过参加此类活动,案主认识了更多的朋友,逐步扩大交际圈,也逐渐找回了自信。
4、做好资源连接,与香港复康会保持联系和合作,由复康会的香港康复专家来案主家进行康复训练,并商定7月初安排案主前往成都接受第二次手术。
(三)巩固发展阶段(两个月左右)
1、7月2日,案主在其母亲及工作者陪同下来到成都第二人民医院,五天后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手术。在手术后住院的25天中,案主受到母亲的悉心照料,工作者也陪伴了案主三天。工作者每天都与案主交流聊天,一起探讨手术后的康复以及康复后的打算。在未能陪伴案主的时间内,工作者也定期通过电话与案主进行沟通,协助案主稳定情绪,以一个积极健康的心态来面对眼前的一切。
2、7月28日,案主和母亲从成都回到了家中,工作者与案主的家人和亲友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欢迎会。每个人都表达了对案主的衷心祝福。在欢迎会上,案主还演唱了独具特色的羌族歌曲,获得了亲友们的热烈掌声,案主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3、工作者坚持陪案主进行手术后的康复训练,并引导案主对未来生活的进行积极的思考与探索。案主初中毕业后未继续读书,一直在艺术团从事演出工作,工作者考虑到案主以后的发展,曾联系到长沙民政学院,建议案主继续深造,但被案主回绝了,她认为自身学历低,难以跟上学习进度,并且多年的工作经历已让她对校园生活失去兴趣。
4、工作者从薛城镇政府了解到,灾后重建的规划中,薛城将被打造成阿坝州乡村旅游古镇,目前正处于古镇修复与开发阶段,后期将需要一批当地导游和文艺工作者。工作者将这一消息告知案主,案主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在工作者的协调和帮助下,案主已在旅游管理部门报名。
(三)结案阶段(一个月左右)
1.工作者告诉案主,由于还有其它工作,一个月后就不能每天陪案主进行康复锻炼了。工作者帮助案主回顾整个个案过程,巩固案主已经取得的成果,增强结案后案主面对自己问题的信心。
2.案主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况好了很多,与家人能够很好的交流沟通,现在他们一家人生活其乐融融。空闲时间案主也时常与同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玩耍。在社工的鼓励下案主还成为了一名青年志愿者,经常参与组织驻村社工举办的各种活动。
五、评估
工作者通过每次的观察以及多次的访谈,归纳总结出案主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与工作者的关系。从最开始的排斥、不信任到可以敞开心扉交谈。
2、情绪方面。由刚介入时悲观失落、情绪不稳定,时而脾气暴躁,到现在情绪稳定,脸上露出笑容。
3、与父母关系方面。由刚开始时的封闭沉默,乱发脾气,到相互理解,能有效沟通交流。
4、康复效果方面。介入前,案主不能主动自觉地坚持康复锻炼,康复速度缓慢。介入后,能每天坚持康复锻炼,康复速度加快。
5、治疗方面。介入前,案主及家人为第二次手术费用问题发愁,介入后,工作者通过资源连接,帮助案主免费完成了手术。
6、工作方面。由刚开始时对未来感到渺茫,不知所措,到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六、反思
1、工作者主要采用了危机介入模式。介入时,引起危机的事件或原因具体化、清晰化。在危机介入时,工作者的角色是提供信息和建议,需要时可以积极、主动、直接并系统化地介入。要鼓励案主面对未来,而且社会工作者在特定阶段还要做案主的榜样,让案主知道怎样做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医生及专家为案主提供的诊疗和康复建议,特别是工作者为案主联系到香港复康会为其提供免费康复治疗服务,这极大的增进了案主对自己身体康复的自信心,,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案主的悲观情绪和疑虑。这一方面说明身体康复对地震受伤人员来说非常重要。
2、个别化原则强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都有自己的独特性,社会工作者根据案主自身的特点和需求,灵活的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有针对性的开展个案工作。本案中案主积极配合、第三方也积极主动配合工作者的工作是本案成功的关键。
3、汶川大地震导致了大量地震受伤或致残人员,这一人群的治疗康复与发展成为灾后重建工作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希望高校培养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同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社会工作服务中,为需求人群提供帮助与服务。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