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3 14:10:40
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浩瀚的“诗词文化”。在古代里面有一群闲暇下来的农夫，看着太阳一步步的升起来，心里高兴就说了一句：“日日春光斗日光，山城斜路杏花香”。自此我国的“文字文化”的延伸就诞生了；一句句诗词通过农夫，工人等唱作出来，诗词开始流传与民间之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之一，到了后来，诗词，文字等通过作者个人的情感写出，在文字一个个的间隔之中，流露出诗人当时的心境与感情，而现在就产生了诸多流派，这反而是个好事，因为说明诗词文化并没有消逝，而是一步步的向前进，具有勃勃生机！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还具有一股特殊的“美学文化”。这是我国独特的价值观所产生的，因为在古代里面，没有丰富的染料，而其他颜色被封为“禁色”普通人不可触摸也；就这样中国流传下来欣赏艺术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颜色比较单调的衣服，美学文化就开启了雏形，而当美学与诗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是一副自然的山水画，我们欣赏一首首美丽的诗词，体会作者当时的心境与感情，慢慢地我们的美学观也慢慢蜕变，便的独特起来，但中华的“美学文化”也会一直影响着我们。
同时古代的先贤的哲学文化也非常独特，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教会我们该如何做人，老子的无为而治，对立面思想教会我们判断事物，墨子的兼爱非攻教会我们树立多些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多一些敌人，孙子的上善伐谋，教会我们要运用智慧去解决事物.....非常之多，这些思想充分着超前的理论，而这些也留到了现在，作为我们中国人基本判断事物的方式与思维方法，也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多了！我一下子还说不完，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中国的陶瓷艺术吧！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类型。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拆纹、圆形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于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孤线的审美感，不但表明了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还表明了自然界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商、周时代是以青铜器为时代标志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陶瓷纹饰和青铜器饰相似，刻纹白陶的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用高岭土制坯，烧成的温度达1000多摄度，素洁可爱的造型与优美的纹饰相结合，逗人喜爱。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的艺术——陶瓷的故事是多么有趣啊！陶瓷还是我国最为大的创造呢！
四年级:254641261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毁灭;重建;历史感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糅合了道、释思想来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文化。自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莫过于注重道德修为和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了。儒学“执著的追求人生意义,有对超道德、伦理的‘天地境界’的体认、追求和启悟”。[1]因此在传统社会中成为人们精神的寄托和安身立命的归宿,从而支撑着中国人的价值信仰和理想共识。无论我们今天对儒家思想持一种否定态度还是赞同态度,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个基本事实。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步伐正在逐步加快,这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与满足,人们越来越追求“世俗化”、“物质化”和“物化”,另一方面它也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合理成分,这造成了人们道德的失范,乃至信仰的缺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与目前我们社会中产生的“道德缺失”“信仰真空”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唯道德主义”的,人们以“做道德人”为目标,以“行道德事”为荣,从某种程度上说,“道德”成为大多数人的目标和信仰,人们在它的指导下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而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道德是什么”“道德应是什么”无法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明确的回答,道德对人们的“软约束”已不再具有很大的效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被不断地解构,我们看到中国文化日渐趋向于一种碎片化,这种碎片化被物欲、世俗、利益等各种极具诱惑力的东西充盈着,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得以淡化和弱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传统信仰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居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其遭受的破坏更为严重、惨烈。以胡适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直接抗拒传统文化,曾一度风行一时。与中国传统信仰的群体原则针锋相对,他们要求援引西方信仰的个体人格,并推崇个性自由的原则,甚至要求照搬西方整套的意识形态。也许是过多地由于政治性因素,这个时期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情绪化的倾向。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态度及愤慨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批判的观点却不无偏颇。他们的激烈的批判应该说是儒家思想近代受挫的一个历史原因。此外,反动军阀和政客对儒家思想的玷污是其衰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如杜维明所说:“西化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的迎头痛击是今天儒门淡薄的原因之一,但使得孔孟之道一蹶不振的杀伤力不是来自学术文化的批判,而是来自非学术、非文化的腐蚀。确实,假借孔孟之名而行复辟之实的军阀和政客,才是儒家遭受奚落的罪人。”[2]
(二)市场经济下,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确立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这使得西方现代哲学在中国长驱直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尼采热、海德格尔热、现象学热和后现代主义热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高潮。这些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本身就是市场化、商业化和快餐化时代潮流的产物,一味追求别出心裁的解构,具有一种标新立异的特点。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风靡全球的流行文化正在对中国青年一代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他们是以好莱坞、因特网、麦当劳为象征的快餐文化。这种快餐文化说到底是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其基本特点是,以一种感性化、快捷化和平面化的方式来获取知识和进行社会交往,解构一切深刻的反省理性和批判意识,彻底颠覆各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和。[3]这样一种消解一切深层文化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随波逐流、跟着感觉走的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不仅冲淡了西方传来的各种深刻的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抹平了一切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差异,将它们全部消解在短平快的感官快乐之中。中国传统的文化在西方后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不堪一击。青年一代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知半解和浅薄认识更说明了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碎片化状态。
(三)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盈,人们的精神世界却越来越匮乏和空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使得人们经济基础日渐巩固的同时,也使上层建筑飘忽不定、岌岌可危。近年来,西方基督教信仰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亦成为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作为西方发达社会的,基督教与其他世界性宗教相比无疑具有一种强势性,这种强势性使它在积极认同西方价值理念的当代中国人心中具有很大的精神感召力。此外,再加上西方教会在态度上和经济上的赞许与支持,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徒的人数成几何倍数地增长。[4]虽说人作为一种神性的动物,毕竟需要一种信仰,但是基督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然逃脱不掉“中国特色”的历史命运。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已经与各种民间宗教同流合污,成为一种巫术式的低俗迷信。更多的中国人则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基督教信仰。由于真正的宗教是对神圣、绝对和无限的追求,那么他们所信奉的也只能被看成是伪饰的宗教,因为他们不是对神圣和绝对存在的信仰。所以,他们在精神层面上就缺少了安身立命的所在。而人的精神层面上的东西,都是指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哲学的意义上这些都属于“形而上”的问题。《易传•系辞上》说:“行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形而上不仅是事物存在的根据,而且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根。历史上儒家和道家都把“道”视为形而上的存在。而如今,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的多元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形而上的根据与存在被绝大多数人理解为过时的东西而遭摒弃。
二、碎片化所带来的毁灭与重生
面对此种现状,我们不得不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重新的审视。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其中核心的组成部分。如此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化,从狭义上讲,亦是中国哲学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其必然性,它是由中国哲学自身的特征和局限性所决定的,因为较之西方哲学的严密的逻辑性,中国哲学的确缺少思辨性与明晰性,这使得人们无法从宏观上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从而易陷入原样照搬西方哲学研究中国思想的误区。
而如今,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碎片化,一方面造成了人们道德范式及道德信仰的缺失,逐渐“西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日渐淡化和弱化,道德的约束力逐渐流于一种形式;而另一方面它也打破了原有的封建伦理以及道德的束缚,使得这种束缚下的种种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被人们所正确的认识,从而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合理和恰当的解决办法。正如西方哲人所说:“的设定就意味着重生”,如何打破传统的来获得现代社会的重生,如何把握这种设定的“度”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三、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这一向是学界思考的重要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断层”的危机,换言之,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方面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学术语言,传统的文献典籍被束之高阁,研究者日益渐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需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学术基本上已经“西化”了,现在中国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式的教育,甚至汉语的语法也是根据西方语言的语法框架整理出来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甚至是通过反传统文化的方式实现的。所以,要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碎片化的问题,就需要确定或者确立现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就是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
那么如何重新建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努力:
一个是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为了使中国哲学研究走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两军对垒的框架,20世纪80年代,一批中国哲学史研究者由哲学基本问题史研究转向哲学范畴史研究。这一转向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更重视抽象的范畴及其演变,更注重逻辑方法的运用,而淡化、疏离了哲学史与具体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联系。这样就造成了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明显的分离。从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方面建构中国文化的历史感,就是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形上之“思”的内容,而且要关注形下之“史”的内容;关注“思”与“史”的联系,关注“史”对“思”的影响,即要重视那些来自历史文化的哲学问题,重视历史对思想的现实影响。
另一个是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进一步走出西方哲学史研究模式的影响,许多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提倡中国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近年来,这种原典的阅读又与电视人文讲座、儿童读经活动相结合,泛化为不同形态的大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用哲学原典的阅读与研究代替了哲学史的考察与研究,致使哲学原典阅读孤立化、绝对化,甚至神圣化,从而凸现了阅读原典之“文”,而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从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方面着手,就是要使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阅读原典之“文”,而且要深入由古及今之“史”。换言之,就是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也就是要重视从长时段上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进行考察,注意从背景、来源、进程、演变、影响诸环节中把握历史上的重要思想。
这两种向度之间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的。如脱离历史的哲学原典阅读,固然以原典之“文”遮蔽了由古及今之“史”,同时也表现为形上之“思”与形下之“史”的一种分离。因此,要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感,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找到根基,需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入手,既注重上下之间的空间向度,又注重古今之间的时间向度。只有这样,才能对重建历史感作一种完整的把握。
参考文献:
[1]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5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关键词】儒学 传统文化精神 价值选择 价值观念 “以儒治世” 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中华书局.
［2］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齐鲁书社,2002.
传统节日的悠久历史
中国传统节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的祭祀和庆祝活动。在早期，人们处于“山中无历日、寒暑不知年”的状态，生产生活周期性不强，虽然经常举行祭祀和庆祝活动，但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节日。到后来尤其是进入文明时期以后，随着天文历法知识不断丰富，人们的劳作休整规律日益明显，祭祀和庆祝活动逐渐在时间节点上相对固定下来，成为节日。比如在夏代，人们根据木星运行轨迹确定了一种时间单位──年（当时称为“岁”），并且定期在年头岁尾举行祭神祭祖活动，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中国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春节从产生至今已经历时三四千年，中国传统节日历史之久远由此可见一斑。
在古代，传统节日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萌芽期（先秦时期）：大多数传统节日初露端倪，许多后世流传的节日习俗开始产生。2.形成期（秦汉时期）：除了春节，端午、七夕、重阳等一些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基本得以确定。3.定型期（唐宋时期）：各种传统节日的仪式安排和意义诠释趋于成熟，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日体系。据《岁时广记》等文献所记载，宋代具有较广泛影响的节日多达50个以上，比如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寒食、清明、上巳、佛诞、端午、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九、小春、下元、冬至、腊日、交年、岁除等等。此后几个朝代基本上沿用了这一节日体系。
传统节日的发展是一个继承和沿用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创新的过程。在每个时期，传统节日都要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进行主动的或被动的调整。因此，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传统节日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不定型走向定型、由不完善走向完善，其中充满了各种变更和损益。以春节为例，作为年头岁尾的节日，夏代春节的时间是在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商代改为十二月，周代改为十一月，秦代改为十月，汉代中期又恢复到正月。在时间上固定后，春节的名称继续演变，如汉代称正月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称元正、元日、元会，隋唐称元日、岁日、元正，宋元明清各代称元日、元旦、新年，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采用公历（阳历）纪年，将农历新年正式命名为春节。除了时间和名称，春节的过节和庆祝方式自古以来更是经历了诸多变化，每个时期都有所补充和丰富，又有所淘汰和改进。
传统节日的变化和创新，不仅表现在纵向的时间维度上，而且表现在横向的空间维度上。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论是传统节日的设置方式还是庆祝方式，各个地区和民族都形成了鲜明的自身特色。从地区来看，各地的节庆习俗五花八门、差异甚大。大的方面如纪念对象，同样是端午节，古代楚人纪念屈原，吴人纪念伍子胥，越人纪念勾践，还有的地方纪念陈临、马援或伏波。小的方面如节庆食品，北京过春节的特色糕点是黍米糕，山东是枣糕，东北是面花，福建是糕粿，广东是米粉饼，湖南、湖北是糍粑。从民族来看，各民族孕育了斑斓各异、多种多样的传统节日。据统计，我国56个民族从古到今的传统节日总共有1700多个，其中汉族的传统节日约有500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有1200多个。这些节日中有的是许多民族所共有，也有的是某个民族所独有。各个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都是中华民族节日体系的组成部分，都对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节日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传统节日的文化特质
千百年来，传统节日在中国社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深受官方、文人、百姓等各界重视、推崇或喜爱。在古代，官方对传统节日虽有局部的控制和规范，但更多的是采取认同、支持和参与的立场。官方不仅直接创立了一些传统节日，如据传元宵节源于汉文帝刘恒、寒食节源于晋文公重耳，而且每逢重要节日，都要举办相关的庆祝活动，如从周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在春节举行盛大的朝正、团拜等活动。官方还建立了放假制度，如从唐代开始，春节享有政府法定假日，包括年前3天年后3天，到宋代，各种节日假期加在一起多达69天。传统节日是历代文人创作的基本主题和灵感来源，自古以来围绕各种传统节日产生的诗词、戏曲、小说等文学作品数不胜数，其中不乏传颂千古的名篇佳作。
与官方和文人相比，对传统节日参与更深、情感更真、联系更紧的还要算普通百姓。普通百姓不像官方那样讲究排场和规模，但对过节的每个环节和要求丝毫不马虎；他们不像文人那样富有诗情画意，但对节日同样充满热情和虔诚。传统节日与历代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密不可分。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取消夏历纪年，大多数传统节日被排除在国家法定假日体系之外，1929年春节一些地方更是动用行政手段查抄年货，试图禁止人们过春节，然而收效甚微，广大民众仍然利用一切可能条件依照原有习俗度过传统节日。这足见传统节日对普通百姓影响之深。
传统节日之所以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持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应该归因于传统节日所具有的文化特质。这种文化特质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从物质层面来看，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传统节日已经形成一个包括饮食、衣物、装饰、习俗、活动、仪式、禁忌等诸多元素在内的物化体系。这一完整的物化体系涵盖面宽、渗透力强、可及性高，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影响。通过以年度为单位进行周期性重复，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记忆得以一次次地延续，传统节日则得以一代代地传承。从精神层面来看，人们并非是为过节日而过节日，而是赋予节日以相应的人文意义和价值，其中包含了许多积极、健康的内容。节日外在的习俗易改变且易过时，内在的精神却更长久也更珍贵。正是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节日在精神层面的文化特质主要有5项。一是颂扬爱国。端午节的纪念对象因地而异，但流传最广的还是屈原。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屈原身上充分体现了时刻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情操和宁可牺牲生命也决不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高尚品格。类似例子还有清明节的前身寒食节对介子推的纪念。二是追求美好。人们在节日里都要向亲朋好友、邻里同事致以善意的祝福，同时要梳理自己以往的功过得失，对将来发展许下美好的心愿。传统节日为人们创造了一次次精神更新的机会，在其心中注入活力和希望。三是重视情感。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节日与亲人团聚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春节、清明、中秋、重阳等节日更是如此。除了对温暖亲情的向往，还有对真挚爱情的追寻，其代表是七夕节。四是崇尚科学。传统节日的形成，并不是随意确定的，而是具有很强的科学依据。各个节日布置井然有序，与星月运转和农业生产规律有机契合，充分反映出人们合理安排劳作休养的杰出智慧和科学态度。五是关注健康。在确定传统节日体系上，西方一些国家以宗教纪念为主线，中国则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因此节庆活动中包含了许多关注健康的内容。春节祝福平安、清明外出踏青、端午驱恶避邪、重阳登高望远、腊八熬制粗粥等，都是有益身心健康的习俗。
台湾的传统节日文化
台湾的传统节日文化源于祖国大陆。17世纪明末清初时期，福建、广东两地居民大量移入台湾，带来了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各种传统文化。据康熙三十三年即1694年编纂的《重修台湾府志》记载，当时台湾的岁时节日有元日、元宵、春祈福、清明、洗佛、端午、乞巧、中元、中秋、重九、冬至、送神、岁除等。虽然由于地缘关系，台湾的传统节日形成了一定的地域特色，但总的来说，不论是时间安排还是习俗内涵，都与祖国大陆的传统节日保持了高度的同构性。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开始引入本国的文化理念和节日体系（祝祭日），不过效果并不明显，台湾民众依旧遵循传统节日的时间劳作生息，开展相应的节庆活动。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