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3 01:06:45
学术界分别围绕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问题开展了研究，主要研究进展及特点有：
（1)一些研究提出的指标体系对环境、经济关注较多，而对制度、文化方面关注较少，比较接近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文化内涵体现相对不足。
（2)有些研究的指标体系较好地涵盖了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指标，但对于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不足，而使得指标之间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理清。
（3)对区域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而言，其与区域外部的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评价的重要内容，但当前研究较少触及，从搜索文献来看，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栺标体系研究的理论成果还很有限，同时，这领域的研究又具有很强的前沿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本项目的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必要性。
1.1是客观反映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需要
评价指标是统计工作研究客观现象总体数量及特征所运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方法。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评价指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可全面、系统地研究某-复杂现象的总体情况。因此，按照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正向性与逆向性相结合.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控制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原则，选取可操作可比较的评价指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对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进行评价的重要内容。
1.2是进一步巩固和深化现代林业建设成果的痛要
林业生态文化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的一种先进文化，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是现代林业生态.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基本构成。加强林业生态文化体系建设，是强化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的主要途径。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髙级文明形态，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建设生态文明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建设现代林业.促进科学发展的最终目标。
1.3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传统需要过渡到现代需要和更髙层次的需要，人们由对木材等林产品的直接需求提升到对森林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空气质量改善、生态疗养，健康休闲等方面的间接需求。传统的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评价指标，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对林业关注和感受的需要，必须建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要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广泛宣传倡导，提髙公众对绿色发展和生态文化的认识和关注，实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双赢，促进经济发展，造福子孙后代。
2评价指标的选取方法
2.1选取评价指标遵循的原则
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可确定许多条，但最主要有3条:第一是指标的代表性原则，第二是指标体系的简明性原则，第三是指标易于量化且易于获取的原则，为更好的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实现政策引导的目的.对绿色经济与生态文化的评价应坚持目标导向的思路。将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分解为可量化评价的具体方面，然后选取能表现各考察领域不同侧面的建设水平，具有显示度和权威数据支撑的具体指标，构建包括“总指标-考察领域-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具体指标的选取设置，应坚持如下原则：权威性，选择客观权威的数据.是客观评价的基础。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所有数据应来自国家相关部门公布的权威数据，根据统计法以及相应统计规则，没有经任何处理而直接引用。为了确保最终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对于学理性的研究和分析得出的数据，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定量化。评价指标体系要对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发展状况进行客观评价，所选用的指标必需具有权威数据基础，且数据便统1H卜算.最终得出客观的分数，以用于对绿色经济和生态文化发展水平进行考核、分析。科学性。各评价指标的设立需要充分的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具有显示度，且应当具备统计学上的科学性。统计学原理显示，所占分值比《在5%以下的指标，其分值变动对总体指标的结果釤响不大，显示度也无法保证，因此设立的指标不宜太少，也不宜太多，以：十个左右为宜，还要考虑各个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尽量避免交叉及相互关眹现象。导向性。具体指标应该反映政府的政策承诺.这样既可以保证的权威性和及时性，也能够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导向性，
2.2评价指标的建立
1研究区概况
本研究区范围包括岳阳、常德、益阳三市全部范围以及长沙望城区，共25个县（市/区）。该区域是湖南省地势最低平地带，为一稍高，中部低平的碟形盆地，平面轮廓则略呈南北短、东西长的四边形，全区国土面积4.63万km2，人口1602万人。
2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原则
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综合性、复杂性的特点决定了其支撑理论的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理论、地域分异理论、区域经济系统的协同理论、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等构成了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研究的基础理论。分区中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主导功能原则、区域相似性与分异原则、生态与经济统一的原则、特殊生态服务功能区优先发展和保护原则、行政区相对完整性原则。
3生态经济功能分区和分区概述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4-9]，根据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的理论依据和分区原则，构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功能区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体系由31个指标组成。见表1。采用聚类分析法和专家评议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洞庭湖区进行生态经济功能分区，详见技术路线图。将聚类分析的结果（图1）作为功能区划分的基本依据，综合考虑水热组合、地形地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作用、各区县区域发展战略等制度安排，并结合专家评议结果，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分区单位，进行区域类比，以调整、确定分区界线。将洞庭湖区划分为4个功能区类型：I湖堤保护区、II农业功能区、III集约开发区、IV生态涵养区，详见下图及表2。
3.1湖堤保护区该区包括沅江市、岳阳县、湘阴县、南县、汉寿县，共5个县（市、区），面积为9899.13km2，占洞庭湖区国土面积的21.41%。该区是湿地资源的集中区域，滩涂沼泽面积占到该区国土面积的12.25%，占到洞庭湖区滩涂沼泽面积的69.48%。涵盖了洞庭湖水域的主要部分，水域面积占到该区国土面积的37.26%。自然保护区面积较大，为4180km2，占到该区国土面积的42.22%，占洞庭湖区中自然保护区面积的2/3。功能定位：该区域主要承担维护生态系统安全、保护生物多样性、调蓄滞洪等功能。同时也是维持生态平衡(包括调节大气组分、净化和提供候鸟栖息地)、文化科研和休闲娱乐的重要区域。发展方向：①改善湖体水质，严格防治污染，禁止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建设。②调蓄洪水。严禁围垦湖泊、湿地，禁止在蓄滞洪区建设与行洪泄洪无关的工程设施，巩固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成果，增强调洪蓄洪能力。引导蓄滞洪区内人口向外转移。③保护湿地资源。禁图1洞庭湖区生态经济功能分区系统聚类谱系图止侵占湿地进行生产性开发，规范保护区过渡区域的开发建设行为，努力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为水生生物和湿地生物创造一个良好的栖息地。④合理利用湿地景观资源，发展湿地生态旅游休闲产业。
3.2农业功能区该区包括临湘市、鼎城区、安乡县、君山区、澧县、临澧县、华容县、资阳区，共8个县（市、区），面积约11328.96km2，占洞庭湖区国土面积的24.50%。该区耕地资源丰富，面积达4221.91km2，占到本区国土面积的37.26%。农作物播种面积为99.48万hm2，占洞庭湖区农作物播种面积的87.8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3562678万元，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218890万元，两者分别占洞庭湖区全区的三分之一以上。功能定位：以提供农产品为主，保障农产品供给安全、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域，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和农产品深加工区，农村居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示范区。发展方向：①大力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安全的现代农业，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业化水平、物资装备水平、支撑服务能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产品供给和食品安全。②加强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加快中低产田改造，推进连片标准良田建设，稳定粮食作物播种面积。③提升农业规模化水平，引导优势和特色农产品适度集中发展，构建区域化、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格局，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④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进有机农业综合示范区建设，加大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开发力度。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和监测，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完善农产品检验监测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⑤统筹考虑人口迁移、适度集中、集约布局等因素，加快农村居民点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第三产业，拓展农村就业和增收空间。
3.3集约开发区区包括岳阳楼区、武陵区、津市、云溪区、望城区、赫山区、汨罗市，共7个县（市、区），面积约5478.14km2，占洞庭湖区国土面积的11.85%。本区城市化水平较高，达到了65%。人口集聚，人口密度为715人/km2。城镇工矿用地面积占到本区国土面积的4.66%，占到洞庭湖区城镇工矿用地面积的40.0%。城镇从业人口比重较大，达24.81%。单位土地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4.07万元/hm2、8.60万元/hm2。功能定位：适度拓展产业空间，扩大人居和生态空间，在优化结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础上，重点支持要素集聚、土地集约、人口集中，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洞庭湖区的经济和人口的密集地区，构建绿色相连、疏密相间、山水城林相融的生态格局，打造宜居城市。发展方向：①合理发展城市，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注重产业的多元化和结构平衡，参照城市土地利用详细规划，合理布局城市产业，进行密度、强度和风格控制，提高城镇规划建设水平。②充分发挥增长极的辐射作用，带动整个湖区经济发展。走低耗高效的资源节约型、内涵提高型的发展道路。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绿色产业，延长产业链，以提高质量效益。③加快产业发展。坚持做大产业、做强企业、做优品牌，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生产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增强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产业集群。④以现代工业、现代物流、现代旅游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展金融保险业、信息咨询服务业、计算机应用业、社区服务业等为主的新兴行业，成为真正带动湖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3.4生态涵养区该区包括安化县、平江县、石门县、桃江县、桃源县，共5个县（市、区），面积约19540.19km2，占洞庭湖区国土面积的42.25%。该区以丘陵地貌为主，森林覆盖率较高，达到了70.73%。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达49.697万hm2，占洞庭湖区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4.20%。功能定位：洞庭湖区绿色屏障和水资源涵养保障区。发展方向：①涵养水源。加强植树造林和森林管护，稳定森林覆盖，提高森林质量。提高区域水源涵养生态功能，有效控制山洪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②保持水土。实施水土流失预防监控和生态修复工程，加强流域综合治理，营造水土保持林，禁止毁林开荒，推行节水灌溉，适度发展旱作农业，限制陡坡垦殖，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加大工矿区环境整治修复力度，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增强区域水土保持能力。③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生态走廊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恢复，保持野生动植物物种和种群平衡，实现野生动植物资源良性循环和永续利用。④因地制宜发展适度资源开采、农林产品生产加工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适宜产业。⑤构建生态廊道，提升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创新生态旅游发展模式。
4结语
探寻经济法的价值，要沿着经济法的产生的历史沿革，明晰经济法产生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抽取经济法在不同时代下的不同使命。经济法产生之初的历史使命与经济法诞生的时代，即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时代下经济法背负的社会责任息息相关。早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和殖民战争的指向都是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思想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中根基稳固，信仰和追捧的范围更广、人数更多，国家和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进行了目标的设定，构建了行为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体系，所有的一切行动都尊奉着经济利益的大方向。之所以能够让自由主义的思想大行其道，之所以殖民霸道的行为能所向披靡，原因是世界刚刚苏醒，生态资源还极大丰富，人们从来没有这么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满足。然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促使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了怀疑，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提出，使得政府走进了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领域，一系列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政策法规出台，使得经济法自产生就被赋予了规范经济人行为和经济人关系的使命。经济法的这一使命仍然是在以发展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运行和追求物质财富的背景下履行的。宏观经济世界和微观市场领域的政府角色，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行者，政府的调节经济运行的行为需要法律的监督，及其执政效力的维护，经济法就成为市场经济始终维护的执政工具。“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年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用这样一段话引发了人们对于“经济人”的思考，而对于人的行为动机是源于经济和权力的效力和服从的论断，也成为企业管理和政府行为加以引用的有效工具。然而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理论的时间是18世纪末，“经济人”理论虽然在之后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基于对于丰富的物质资源的客观环境提出的经济理论，其理论基础终究是要随着物质资源的消耗而消散。
二、经济法新价值内容的引入
近些年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危机频频爆发，天灾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是人祸，而人祸所反映出的本质是人类价值观念的扭曲和价值观的癌变。发达国家经历过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对于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早就已经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发展经济的界限，因此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境的良好改善和呵护。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将保护生态环境的价值理念植入到我国的社会制度体系之下，引导和警示世人培育维护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伸张生态正义的价值思想深入人心，达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和谐统一。经济法是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核心法律规范，通过经济法来实现生态正义理念的培育，更加符合经济法的社会角色，也更加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目标。价值一词本身是经济学领域的名词，自经济学领域诞生伊始，价值就随身携带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渴求和期盼。当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无限膨胀再膨胀下去，结局就会将原本美好的愿望和诉求演变成了苛求和掠夺。而这种掠夺带着鞭笞生态环境的鲜血淋漓的鞭子，声声抽打震慑着人类的灵魂和价值观念。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欲求不断地被商品的生产者刺激再刺激着，这种社会现象继而引发了人们的消费领域的扩张和消费对象的爆炸，唯GDP发展的经济目标让人们的消费既盲目又远离生存意义，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危机相伴相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生态环境这两个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发生了激烈冲突。各个学科各个门类的研究都开始研究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和路径，比如生态学家通过发现生态规律来提醒执政者应该注意平衡经济发展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之间的关系，期待经济发展的步伐限定在自然能够容忍的限度之内，自然科学领域也纷纷推出了一系列的净化污水、净化雾霾的科学技术，法学家们通过环境法律法规规范人们的行为，让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能够得到法律的规治。然而事后的惩罚，不如事前的预防，经济法正是可以承担这个灾害发生前的预防责任的主角。众所周知，经济发展是经济法领域的研究者们一直保驾护航的大目标，然而这个大目标已经遭到了生态环境保护者的猛烈攻击。在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倡导下，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通过提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重新整合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环境保护的步调，希望能够促成两者协调一致。然而美好的愿望还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需要尽快培育全新的经济法的价值体系来支持经济法在新时代之下的新功能。那就是在新的的价值体系下，为了平衡人类生存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生态秩序，发挥经济法应有的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三、构建经济法新价值体系的理论前提
不难看出不同的时代之下，往往是主流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学家参政议政或者教学研究等方式影响国家领导人的经济决策，这些主流经济学思想也逐渐演变为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这些经济政策经过社会实践和一定的法律程序又上升为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不同时代主流经济思想的延展。沿着经济法的发展脉络，到了生态经济时代，经济法延续生态经济思想的思维方式，经济法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也应该在生态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发生。诚如上文分析得出的结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已经在生态经济下不合时宜，在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如果想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还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法律关系主体的确定，既然经济人不能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说承载经济法新价值的价值主体，那么谁能够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或者谁能作为经济法的新价值主体？那就是“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发生了改变。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人人都是“经济人”。传统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社会制度的构建潜移默化地发挥了不容质疑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制定上，体现在经济法评价机制的运行上，体现在各个经济实体的目标的设定上，也体现在民众自身的生活和工作自我价值的评判上，所有的现象，其本质皆为各个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和满足。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资源的濒临枯竭，“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主观精神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经济人假设”理论在现在这个生态环境恶劣、物质资源匮乏、人们精神世界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如果说传统的“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必然要发生蜕变，那就是由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蜕变为生态经济下的“生态经济人”主体。
1.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结果
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个国家仍然是自然经济下农耕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状态，由于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目标的设定，使得人口只有10亿的需求，通过普通的生产工具就能够得到满足，生产力的低下虽然是人类的发展制约，但是对于生态环境自身却是一件好事，简单的劳动工具和较少的人口很难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伤害，因而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长期地保存下来，也因此无知的人类把这些自然资源想象成为无限无尽的资源，贪婪的掠取、肆意的浪费，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提出的客观经济环境。如今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改变有目共睹，“经济人”假设理论引领的社会变革让人们获得了丰富的物质满足和精神世界的提升。然而工业革命也赋予了人类一把宰杀自然的屠刀，这把屠刀的不断挥动使得地球生态环境也变成了来自太空照片上的满目疮痍，生态资源的不断消耗和得不到恢复，使得人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果再放任现在的行为方式进行下去，灭亡，甚至是人类种族的灭亡是迟早的结果。人类如果想持续地生存发展下去，势必要再次进行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这次的社会变革的矛头指向就应该把“经济人”思想作为罪魁祸首，这一次社会变革也应该是经济法领域的指导思想的变革。现在的人类生存环境被雾霾、污水、辐射、污染所包围，再不顾一切地只追求物质利益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自然环境污染的切肤之痛唤醒了人们保护自然、保卫家园的危机意识，更多的人自愿自发地开始了节约能源，反对浪费的日常活动。所以，一个新的，能够引领新的社会发展的思想破茧而出，这就是低碳经济，或者说是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在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我国经济法的社会评价指标发生了转变，政府行为的评价、民众个人生活的评价都不再是唯GDP为目标，而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导向。既要保护好生态环境也要探寻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生态经济思想之下，文章提出了将“生态经济人”作为经济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将生态经济运行中的法律关系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将生态正义的实现作为生态经济时代下经济法的新使命。
2.时展的需要
“生态经济人”不同于以往的“经济人”，“经济人”是市场经济下的主体假设，而“生态经济人”是生态经济下的理论延伸；“经济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资料的需求，“生态经济人”则是在寻求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自身生存发展，两者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不惜破坏生态平衡而追求物质利益满足，而后者则是在竭力维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追求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中国在经历了民族战争、、和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饱受战争和社会变革的折磨，尾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接踵而至的生态危机，这些洪水、泥石流、沙尘暴、雾霾等表面上的自然现象，其本质是对人类涸泽而渔的掠夺行为的惩罚和报复。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不能也不可以再经历一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牺牲生态环境换来经济发展的老路，中国必须尽快探索出一条既不进一步损坏自然环境，又能持续发展的新路，这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思想风暴，而生态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是承载这次风暴的理论车厢，“生态经济人”的思考是值得我国的研究者们进入深层次琢磨的。文章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经济研究者能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和飞跃。再强大的思想也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持和推进，经济法正是帮助生态正义思想向社会公众传播和颂扬的有效律法，经济法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则既符合正义理论的律动，也描摹出了生态正义思想在当代的精神内核。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领域赋予了政府的执政之缨，政府是伸张生态正义的关键角色，只有政府主动并且倾心于生态正义思想，才能有政府斩断时代病根并大刀霍斧的推进生态正义变革的执政之为。在经济法的微观管理的空间内，政府依然别无推卸地担当了悉心呵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的理所应当的统帅。政府一边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一边还要提示各个市场参与主体要减少污染、反对浪费、重复利用、回馈自然。
四、经济法新的时代使命
经济法的新的价值是谋求生态经济社会之下的“生态经济人”这个主体之间相互的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也是生态正义的核心内涵，当今社会价值体系更新，生态正义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评价指标，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法律运行和法律评价的指标。追寻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实现人类社会的生态正义，就要探索出一种人类既能够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又能够及时回馈生态系统的体制，即限制+补偿的资源分配体制。
1.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共享资源为前提
许多年以前，经济法的研究者们还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产品再分配的公平正义，即使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学者还在乐此不疲地讨论如何将“蛋糕”做大，如何分“蛋糕”，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讨论的价值和必要了，在生态经济时代之下这个问题早已过时，或者可称之为“假问题”而非“真问题”。真问题是，社会产品生产多少我们的生态系统才能够负担的起，或者说生态资源能够满足多少社会产品的生产需求。形象地说就是，做蛋糕的原料还有多少，我们的蛋糕该做多大才能既不浪费资源，也能满足需要？也就是要限制蛋糕的尺寸问题。生态经济人要共享生态资源，生态经济人之间、生态经济人与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要和谐同处，共享生态资源是实现生态正义的前提。
2.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以人类的补偿为途径
生态系统需要恢复，而系统恢复需要成本，由谁来承担这一成本，由谁来补偿？经济法在生态经济之下完成资源分配正义的另一个途径就是谁占用谁补偿。倡导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就是要建立一种人对生态系统的回报体制。为了实现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经济法为主体的社会体制需要以清偿债务的方式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的制度。
（1）利用国家税收的方式条件产业结构
国家税收的方式限制那些过度开采生态资源的产业的发展。国家税收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法调节宏观调控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必要方式。可以通过设立新的环境税种，通过不同的税率鼓励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限制过度开采产业，禁止污染产业的进入。税收是通过强制的方式让社会成员将从生态资源中获取的利益回补给生态，当然不是直接的回补给自然界本身，而是通过国家政府的资金分配和利用来重造自然、重树环境。至于这种税收的纳税主体、课税对象、税目、税率的问题，还需要我们尽早地商讨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毕竟这一政府执政决策既会影响全部社会成员，又会对支撑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的经济主体利益造成巨大影响。同时那些资源消耗的大户将会承担大的税收成本，而资源消耗小的社会成员就会承担较少的税负，如此刺激社会资金积极投向少消耗的绿色行业，吸引更多的社会精英投身到绿色产业，以此来引导我国的产业机构的调整和升级。
（2）利用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
如果说国家税收的方式是经济法通过强制的方式将保护生态，实现生态正义的思想落到实处的硬武器，那么通过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回馈生态则是伸张生态正义的经济法的软武器。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用以清偿对生态系统的“债务”，能够极大地引导和鼓励社会中间力量参与到对生态系统的补偿和生态资源的分配正义维护工作中。生态保护基金作为非政府的社会主体，通过引导所有生产企业参与基金的方式，对于直接或间接地消耗资源的行为，都要回补社会，回馈自然。生态保护基金的方式虽然没有像国家税收的方式一样能够短时间内聚类生态保护资金，但是有益于社会的长远的良性发展、能够激发社会群体爱护自然、主动地保护自然、抛弃损害自然恶习的热情。关于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的管理以及生态保护基金的监督和运用，仍然需要研究者们进一步的积极探索和全面的考量，力争使得生态保护基金能够满足经济法追寻生态正义的要求，并且使其最终能够有效地发挥其回补自然回馈社会的良效。为了人类自身的种族延续和文明发展，我们需要对生态系统进行补偿，这种补偿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的价值取向。经济法伸张的生态正义是以人为本，这是充分保证其他物种的平等生存权利的前提下提出的生态正义问题。现代金融手段发展日趋成熟，更加完善，生态保护基金的设立从技术和法律的层面并无难以解决的问题，关键在于执政者是否有推行生态保护基金的决心和毅力，而这种决心和毅力则来自于执行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态价值观，准确地说是生态正义价值观，价值观念的影响促使执行人对执政主体发挥催化的合力，并使得这个生态正义的价值观念能够成为执政团体的价值观念，最终左右执政主体的执政行为。
五、结论
1引言
为了贯彻十六大关于经济特区要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的要求，同时也为了加快推进海湾型城市建设的重大战略步骤实施，厦门市委、市政府于2003年5月进行新的行政区划调整，设立翔安区。在新修编的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空间拓展时序安排上，翔安区的发展设计是：翔安区作为厦门未来城市发展的新辅城，远景发展为城市副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翔安区已进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区域生态系统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正处在全方位的改造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保护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格局，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是促进翔安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也是厦门市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生态城市的需要，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
2生态安全格局问题辨识
目前存在的主要威胁翔安区生态安全的问题包括：
首先，林地和农业用地不断减少，使这两种组分所担负的生态功能被削弱。随着城市化过程，自然和农业用地类型向建设用地转移的趋势仍将延续，生态稳定性维护用地总量不足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区域生态系统就会变成一个稳定性维护机制非常脆弱的系统。
第二，城镇建设用地的持续扩张，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大量线型景观，建成区逐渐连成片，割裂了原有大片的生态空间，导致了区域景观破碎化趋势，影响到了区域生态稳定性。就目前发展趋势看，人类对自然景观的干扰改造活动还会继续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区域的植被覆盖度，也使得各自然景观组分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受到阻碍，降低自然生态系统对区域生态安全性的维护功能。
第三，养殖业的旧有规模，使得滨海滩涂和浅海水域集中分布区分隔，降低了自然湿地景观的连通性和整体性，显著增加了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程度。
第四，由于现代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安静的田园气氛被彻底打破。大量土地被开发利用，致使绿色空间不断下降，生物保障能力损失严重，形成了上述各种生态安全问题，再加上各种污染物质的排放，全区环境的舒适性和美学价值已大打折扣。
第五，随着新一轮跨越式发展进行，未来翔安区的经济和社会也会以超常的速度发展，对于区域生态系统的改造也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幅度。这会使本区在进行土地开发建设以前缺乏必要的生态可行性论证，建设的同时又大都没有考虑必要的生态恢复和补偿建设，如此的强度和速度致使其对局部生态系统的影响己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自身的忍耐限度，使局部的生态系统往往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生态安全性极低。
3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资源基础分析
安全格局的构建必须建立在全面了解自然本底状况和现状景观组成及空间布局的基础上。生态景观组分及可利用土地的现状分布是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前提。区域的自然骨架包括大的植被地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生态环境脆弱区、水体廊道、小的块状绿地等人为廊道。它们构成了区域性与局部人工环境的保护体系与保护屏障，是区域生态安全的前提条件。
3.1植被带
全区自然植被主要分布在境内的五块地区，即东北部的溪园内区、大帽山林场区以及东部的白云飞－锄山林区、鸿渐山、香山。但是由于周围地区土地开发活动的蚕食，使得大片的植被区逐渐被道路或城镇建设用地所隔断，呈孤岛状分布。林地的覆盖率偏低，树种单调，林相结构单一，缺乏观赏价值。
3.2土地资源
翔安区仍有大量适建用地可供城市发展，土地的可塑性很大。区内目前仍存在着一定规模的农田，其面积占总面积的44％，从空间分布上看，全区农业耕作地的集中分布区已随着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而逐渐缩小。翔安的工业用地分布比较散乱，存在规模小、土地浪费严重的现象。翔安区的滩涂资源丰富，目前有49.73km2，集中分布在翔安区南部，沿着海岸分布大量的养殖池塘，近些年来盐田也不断转为他用。
3.3绿地
城区目前公共绿地严重缺乏，无成规模的社区绿地及街头绿地。
3.4水库坑塘
区内仅有曾溪水库和古宅水库等小型水库，地表水和地下水缺乏。就近期供水基本满足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水资源缺乏将成为本区发展的制约因素。区内散布大大小小的坑塘，也受到人工干扰影响及自然因素影响，不稳定而变化明显。东坑湾已经成为区内最大的人工围堰内湾水域，作为区域开发的重点，应对东坑湾进行大规模的水域环境整治工程。
3.5河流水系
区内较大的河流为九溪，它作为翔安难得的生态开敞空间，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和价值。多年来九溪水质污染严重，农业、养殖业等侵占河道现象明显；河流的连续性较差，河流的保护宽度很窄；部分河段被人工固化，水陆交界带的自然生态过程被破坏。
3.6交通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路网结构不成系统。整个区域的交通道路，仍然在完善建设中。
4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策略
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的建设过程，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应形成生态走廊，使得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良好的结构和功能联结，从而为研究区域的城市化过程建立维护城市人居环境、维护景观生态过程安全的有效生态网络。网络通常由廊道、节点、廊道效应区组成。
4.1区域关键地段的辨识和生态建设
所谓关键地段，是指这些维持景观的连续性具有战略意义或者瓶颈作用的景观地段。通过这些关键地段的景观保护和建设，有效提高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并使人类为保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经济代价降到最低。通过生态健康格局评价，来辨识整个区域的关键区。
4.1.1生态健康关键区
①翔安东北溪园内－大帽山林区、白云飞林场、香山风景旅游区：在这些区域植被集中覆盖区，要严格约束其内部的开发活动，以避免自然植被破坏和损失。
②曾溪水库、古宅水库：它们是翔安区重要的水源地，加大植被覆盖度，发挥涵养水源的作用。
4.1.2生态亚健康关键区
翔安区发展的空间结构为“一心、五片”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十字形”轴线分布的产业空间结构（“一心”指城市中心区，“五片”指新圩农业保护片区、马巷工贸片区、东坑湾高档居住片区、刘五店－澳头港口物流园区、大嶝－莲河对台特色产业园区）。分布格局正好处于目前生态亚健康状态区域。这些生态亚健康状态的点和局部，包括：
①崎头－下潭尾－琼头地段、下后滨，澳头，莲河等滨海岸段：这些岸段目前以水产养殖功能为主，今后应对养殖业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规范养殖；局部地段可以用恢复沿海防护林和红树林等植被来改善和恢复岸线的自然属性。
②马巷、新店、大嶝等城市组团。
通过合理的规划手段，约束未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方向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建设区形成良好的分割。尽量利用现有的生态基础建立组团之间的生态隔离带，可以利用人工林地、园地和农田等生态空间构架这样一些组团隔离带。在适合地段引入适量的绿地类型景观。注重居住区和工业园区的绿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城市景观形象。通过建成区内部的土地调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开放空间和绿地覆盖。要合理选择持久、稳定存在的林种、树种，一般以乡土植被为宜。
4.2生态节点建设
生态节点又称踏脚石(steppingstone)，是整个区域生态体系或者景观格局中，一些面积较小但至关重要的区域。这些节点一方面形成区域安全网络的关键保护点，对区域生态安全起着控制点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改善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价值。
①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节点。农业面对快速扩展城区空间的压力，农业土地资源消耗很快。保留一些重要的基本农田，一则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再则可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相结合，成为城市绿色的开敞空间，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
②东坑湾水域、澳头滩涂节点，这些区域作为重要的湿地鸟类物种栖息地加以保护。
③鳄鱼屿、刘五店海域，作为重要海洋珍稀物种中华白海豚和文昌鱼的栖息地保护区。
④下谭尾、九溪入海口的红树林恢复区，作为重要生态系统恢复区加以保护，防止填海造地等开发活动对其破坏。
⑤区域内面积大于1km2的坑塘水体。
⑥生态廊道网络的节点，主要指生态空间网络系统的交叉点处形成的生态节点，特别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区形成的绿化空间节点，也包括与绿色通道相连的公园、湿地等；
⑦建成区内独立的开敞空间，主要指是一些建成区内集中分布区的大型城市公园或绿化广场。这些节点也是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建设的有益补充。
区域生态节点的保护和建设，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强区域生态空间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有助于区域植被覆盖度的增加，有效地约束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展，减少局部地段的景观破碎度和城市化速率。
4.3生态廊道的建设
自然生境之间的生态连通性是衡量区域生态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生态廊道则是实现和维持生态连通性的主要手段。廊道的结构是影响廊道生态功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无论是河流廊道还是道路廊道，都应该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出发点，植物的配置以乡土树种为主，最好是将周围的植物群落引入到廊道结构之中，在树种搭配上乔、灌木结合，使廊道结构趋向于自然状态或者半自然状态。
4.3.1河流廊道的建设
针对九溪展开生态与景观综合整治十分必要，主要措施包括：
①保持河道的自然地貌特征，保护自然形成的浅滩、沼地；
②满足物种栖息地的多样性植被群落；
③水质治理，严格控制河流的水污染；
④建设生态驳岸，保证河岸与河流水体间的交换与调节，具有一定的抗洪强度；
⑤划定河岸两侧100m范围为河流的缓冲区，限制人类活动；河岸两侧30m内的范围作为河流廊道必要保留的宽度，其范围内必须保证良好的植被覆盖度，保持和恢复生态群落的完整性。
4.3.2交通廊道的建设
交通廊道对于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或者特定区域来说，是一种干扰型的廊道，在廊道设置方面，要有意识地减少这些干扰，尽可能避开生态系统完整且脆弱的区域；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生态廊道，不影响野生动物的生存；在道路两旁建设一定宽度的绿色植被廊道。
4.4区域安全格局的生态网络及其建设
4.4.1生态网络构架
整体生态空间格局的连续性程度是衡量城市生态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网络的增加被认为是提升城市开放空间系统生态价值较适宜的方法。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评价和趋势分析基础上，加强生态安全关键点和关键地区的建设，在生态节点与节点之间形成生态纽带，使一定区域的生态战略点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结，从而形成区域生态安全网络。就翔安区而言，就是利用组团分隔带、山地林地和滨海自然保护区，形成相互联系的生态空间构架，以增强防灾（台风、虫灾）、消除热岛效应、净化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功能。
因此，合理组合全区现有的以生物生产过程为主的生态系统类型，并结合上述关键点与关键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改造，建设具有区域意义的大型生态轴线，实现对全区现有以及未来城市建成区的有效生态分隔。生态轴线的具体构成如下：
①溪园内－大帽山林场－白云飞轴线；
②澳头－刘五店－鳄鱼屿滨海滩涂轴线；
③小嶝－大嶝－澳头浅海滩涂轴线；
④香山－东坑湾轴线；
⑤九溪及其生态缓冲区轴线。
4.4.2区域生态轴建设
山地林区轴线是生态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对于维护全区生态稳定性具有其他景观类型无法替代的作用。完善林地组分结构和功能，建立未来景观舒适性。增加各生境斑块的完整性和连接度，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等功能。并通过溪流廊道和交通廊道，将自然引入城区。
对于滨海滩涂浅海轴线，应科学确定岸线和海域功能分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总体效益最优化。尽可能保留和恢复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岸线，如珍稀海洋物种栖息地和红树林、滩涂湿地等特殊生境。控制海域污染，适合地段恢复建设沿海防护林体系。
以九溪两侧绿带为竖轴，以香山－东坑湾绿化渗透空间为横轴，构成翔安城区十字形的绿化主轴。
5结语
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是将景观生态学原理和规律比较合理地运用于实践。在有限的土地资源条件下，规范无序的超强度的城市建设行为，使其对区域的生态安全不致造成无法逆转的破坏。以经济和高效的景观要素的配置状态，使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维护生态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实现区域经济、人居环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
从翔安区目前的景观组分比例和空间分布形势来看，基于现存的生态景观，以有限的土地资源来进行安全格局的构建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海湾型城市建设过程中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趋势，最终实现区域生态安全状况的改善。
参考文献：
[1]陈鹏.基于遥感和GIS的景观尺度的区域生态健康评价——以海湾城市新区为例[J].环境科学学报,2007,27(10):1744-1752.
[2]陈志鸿,陈鹏.厦门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述[J].厦门科技,2005,(4):4-7.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近年来，关于人类的另一种伦理——生态经济伦理受到广泛关注。这种伦理既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一种被时代赋予新内涵的伦理观。这种伦理有其产生的行为根源，是人类对自身行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对人口、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渴望。藏族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生态经济伦理，对保护青藏高原藏民族的繁衍、生存具有一定导向意义，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野剖析生态经济伦理，对于更深刻理解生态经济伦理及其内涵有一定的意义。
一、生态经济伦理及内涵
自美国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Carson)《寂静的春天》一经问世，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而其后的《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经济发展的反思，是对“理性经济人”、“帕雷托最优”、传统发展观的挑战和革命。
针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人类为满足自身的需求，始终处于对自然的“主宰”地位，而无视自然的生存权利，直到人类受到大自然的报复，人类的环境意识才被唤醒，生态运动由此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经济伦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生态经济伦理。
早在1923年A.施韦兹曾提出尊重生物的伦理学（《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在他的伦理学中，道德的基本原则：“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碍生命”；人对其周围的所有生物负有个人责任。后来，A.莱奥波尔德从生物伦理学发展并提出《大地伦理学》（1993），提出了两个决定性概念：第一，伦理学正当行为概念，应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第二，道德权利概念，应扩大到生命和整个自然界，赋予它永续存在的权利。
生态经济伦理是适应当代人类发展的生态经济的新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经济伦理。这种新经济伦理熔铸了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环境文学、环境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社会科学学科的丰硕成果，代表了当代人类从道德视角审视和关注人—社会—环境关系所达到的一种新的道德视角境界：它立足于追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三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协调和平衡，把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终极道德关怀，体现了人类在生态危机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不断追求道德文明的执著和智慧。生态经济伦理基本特征是：生态经济伦理意识的特殊性，生态经济伦理关系的独特性，生态经济伦理实践的特别性。生态经济伦理具有导向、调节、效率、教育、激励的功能。生态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是：第一，生态经济伦理强调环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第二，生态经济伦理追求平衡、和谐的道德境界。生态经济伦理的平衡是指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处于协调、统一的状态。具体来说，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尊重和维护地球生态平衡；其次，生态经济伦理呼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自觉维护人类经济系统的内部和外部平衡；最后，生态经济伦理要求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平衡各种经济协调手段。第三，生态经济伦理的根本价值观是可持续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生态经济伦理对传统农业经济伦理思想和工业经济伦理思想的继承和超越可以归结到一点上，这就是它崇尚一种全面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德理想。其实，生态经济伦理所关注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伦理，生态经济伦理既具有一切社会道德现象共有的一般本质、特征和功能，也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道德现象的特殊本质、特征和功能。
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
藏族传统文化的体现主要是表现在藏传佛教文化上。文化的功能在于保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功能，知识传承的功能，对人教化的功能，及建构民族心理，塑造民族性格，形成民族传统的功能，以上这些功能都集中体现于藏传佛教文化中。
佛教十善法规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话、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基本囊括了人类的美德。松赞干布根据佛教十善法，制定了第一个法典，即二十法规，二十法规对规范、提高藏民族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藏传佛教文化看世界的视角是在普度众生的前提下，世间万物在无贵贱、高低、优劣中平等生存、发展，根据你在前世的修行进入轮回。藏传佛教的核心在于“善”，这种信念遏止了部分人的贪欲与非理，缓解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追求一种社会和协、稳定的发展。正是佛教文化的精髓与传统文化的相溶性，构成独特的以精神世界为依托的藏族传统文化。这种藏族传统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下转第189页）（上接第190页）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过程。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三因说”作为认识论与思维方式的基础，奠定了藏族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三因说”体现在藏族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但最根本的是指自然、神（佛）与人的三因相统一。藏传佛教认识论强调的是：“自然生存环境与生命主体依正不二，相依相融；宇宙万物诸法无我，自他不二；自然万物依据各自业力，互为轮回转生，同为一体生命链上的环节；物质生命与精神生命互为融合，心色不二。”突出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同一性和整体性。在藏族传统文化中，人与其他生物是同生共存的，人与环境是共同发展的。古代藏族人反对对自然的损害，反对挖掘草山，污染泉水，侵犯野生动物。在藏族人眼里，没有任何动物是绝对坏的，由此出现“羊要放生、狼也可怜”家畜与野生动物共生存的景观。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生共存的现象不胜枚举，但本质是人类要尊重自然。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层面上看，藏族传统文化已经原生性的含有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并且这种伦理并非由于外力所致，藏族先民也从未曾经历过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而是藏族传统文化代代传递和积淀的结果，这种传统文化中含有原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引导，使以藏族为主体的青藏高原千百年来能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
法国社会学家佛·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文化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藏族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生活方式都是这种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一些禁忌以示人类对自然的尊重。这种对自然的禁忌，构成藏族文化中的生态经济伦理理念，如对神山的禁忌：禁忌在神山上挖掘；禁忌采集砍伐神山上的草木花树；禁忌在神山上打猎，禁忌将神山的任何物种带回家去……对神湖的禁忌：禁忌将污秽之物扔到湖（泉、河）里；禁忌在湖（泉）边堆放脏物和大小便；禁忌捕捞水中动物（鱼、青蛙等）。还有对土地、对家畜、对鸟类、兽类的禁忌，及打猎的禁忌。这一切禁忌是建立在人类在追求自身的生存时，也必须考虑到对自然权利的维护；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界，保护自然的完整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平稳发展。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为牟利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础之上的节俭、适度的生活方式。
正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节制、适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能使生活在生态脆弱、地质复杂的高原民族繁衍至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从藏族传统文化中的禁忌和生产方式中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经济伦理思想在于：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保护自然，爱惜环境，保护生态多样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经济伦理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协调生存，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藏族的祖先千百年来依据其生存环境，形成青藏高原藏民族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及农耕文化，但这两种文化的表现方式却统一在藏族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中，即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类应爱护它们。这种境界早已超越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是一种万物皆有平等生存权利的境界。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珍视自然生命的内涵，是人类尊重自然的结果，在此人类只充当适应自然的角色，而不是“主宰”自然的主人。当然，这种境界并不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生态经济伦理，但其中包含这种元素的存在，并且影响着每一个藏族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尽管从这点上来看，这种思想对于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从产生作用的面上来看，却是关乎我国长江、黄河中下游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刘成武，黄利民，等．资源科学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自然资本”一词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Pearce和Turenr在《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中将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称为人造资本，进而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资本，从此开启了学术界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1993年英国伦敦大学环境经济学家Pearce在他的著作《世界无末日》中提出用自然资本和另外两种资本来估算可持续发展能力，Turner也提出了将自然资本作为可持续性评价标准的观点。1994年世界银行出版了《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的研究报告，将资本划分为4个部分:人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出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包括自然资本，并将土地、森林、湿地等作为自然资本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了评估。2000年，保尔•霍根等出版了题为《自然资本论:关于下一次工业革命》的论著，自然资本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世界上知名专家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逐渐为大多数专家、学者和管理者所接受。2011年联合国《迈向绿色经济》报告中认可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认为自然资本是人类福祉的贡献者，是贫困家庭生计提供者，是全新体面工作的来源①。然而到底何为自然资本?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知，学者们的表述也不尽相同，包括自然资本(产)、生态资本(产)、环境资本等，但本质却基本接近，他们对于自然资本的论述大致从三个角度进行。
1.将自然资本直接等同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丁认为自然资本指一切自然资源。EISerafy(1989，1991)指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自然资本，把自然资本分为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本。刘思华(1997)认为生态资本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总量(可更新的和不可更新的)和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使用价值②。Hawken(2000)指出自然资本可以被看做支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③。王健民等(2002)认为，生态资产从广义来说是一切生态资源的价值形式;从狭义来说是国家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并能带来直接、间接或潜在经济利益的生态经济资源从生态资产价值的角度，指出生态资产的构成包括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生态功能资产和生境资产(以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的适宜度来度量其价值)四大方面④。
2.将自然资本界定为一种有用的资源和环境存量。
Constanza等(1997)认为“资本”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资或信息的存量，每一种资本存量形式自主地或与其他资本存量一起产生一种服务流，这种服务流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⑤。Daily(2000)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能够在现在或未来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⑥。黄兴文等(1999)将生态资产定义为“所有者对其实施生态所有权并且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的生态景观实体”⑦。董捷(2003)指出所谓生态资本是指产出自然资源流的存量，也就是能为未来产生有用商品和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存量⑧。
3.将自然资本范围扩大到纯自然资本和人造自然资本。
孙冬煌等(1999)认为自然资本是指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其实物形态包括各种自然资源、环境的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各种环境和生态功能等。按照是否有人类劳动投入，又可分为纯生态资本和人造生态资本⑨。李萍，张雁(2001)将环境资本分为有形生态资本(或硬环境资本)与无形生态资本(或软生态资本)。有形生态资本主要包括土地、水、矿产等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交通、电讯、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硬环境;无形生态资本则更多地强调制度(或体制)、机制、观点等因素⑩。武晓明等认为生态资本是指人类花费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实质就是自然的生态资本存量和人为改造过的生态环境的总称瑏?瑡。虽然国内外学者对于自然资本的研究角度不同，然而关于何为自然资本的结论则有几点共识:其一，自然资本不仅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生态环境质量要素，具备一般资本的特性，即增值性。其二，自然资本都具有价值，无论哪一种观点都认为自然资本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是人类生存、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其三，自然资本能够带来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上。
二、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
自然资本是生态经济时代的特殊资本，作为自然和资本结合的概念，自然资本兼具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和资本的一般属性，既遵循自然规律也遵循市场规律，具有二重性。同时也表现出自然资本自身所独有的，不同于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的特殊属性。
1.自然资本具有不可替代性。
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主要指其不可被人造资本或者其他资本所替代，自然资本包括自然资源资本与生态环境资本两个方面，它们均具有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资本的自然再生产周期较长，且受到各种难以预料和难以控制的因素影响，其供给数量难以在较短时期内迅速增长。生态环境资本可以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例如良好的空气、优美的环境、净化大气、调节气候等，这种资本更具有不可替代性。美国“生物圈2号”计划的失败就是很好的例证，表明人类即使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不可能替代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自然资本能够承载人类生存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经济功能的需求，但是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具有刚性和有限性，对人类的需求并不是无限满足的。因此，有限的自然资本供给能力与无限的人类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就成了自然资本运营中必须重视的挑战。自然资本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必须建立起自然资本的补偿和投资机制，通过自然资本的补偿机制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通过自然资本的多方投资机制，实现资本的增值功能，从而保证自然资本能够满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需要。
2.自然资本存在形式具有多样性。
不同于人造资本主要存在于技术化、劳动化的物品中，自然资本的存在形式更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自然资本既可以以具体的资源形式存在，也可以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形式存在;既有物化的存在形式，也有非物化的存在形式。2011年联合国环境署对自然资本的基础成分和典型服务进行了简要归纳，足以体现自然资本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就自然资源的存在形式来讲，资源的多种形态与生物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工程。同时，自然资本的生态服务形态又使得自然资本不断变化，决定了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剧了评估难度。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目前关于自然资本价值的评估方法虽然很多，包括意愿调查法、享受价值法、旅行费用法、重置成本法、影子价格法、机会成本法、能值分析法等，然而由于这些评估方法的应用范围、使用标准不尽相同，无法对形式多样的自然资本进行良好的价值评估和定价。因此，目前的生态经济理论研究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适应自然资本特殊属性的定价和评估体系，只有实现自然资本的量化和货币化，才能使自然资本进入市场流通，实现资本的有效配置。
3.自然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性。
传统经济学家之所以未将自然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约束因素之中，不仅是因为他们深信人造资本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稀缺性因素，同时也因为自然资本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所谓的公共产品特性是指自然资本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且某些自然资本(例如清新的空气)在产权界定上属于国家资本甚至全球资本，明显具有不同于其他资本形态可以私人拥有的特性。一直以来自然资本的边界并不清晰，在数百年的工业经济发展中担当了公共产品的角色，如今工业经济产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自然资本的负外部效应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类陷入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这些都是自然资本无法明确边界，确定产权所产生的结果。自然资本要发挥作用，实现保值增值就必须明确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自然资本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产权界定只能是使用权、保护权、收益权等产权的界定。同时，也应根据不同的资本形态确定不同的产权，形成多种产权相结合的一个产权体系，从而化解自然资本的“公地悲剧”，充分发挥自然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自然资本的特殊属性为自然资本的运营带来了现实挑战，其不可替代性决定了自然资本不仅稀缺且短时间内无法找到替代物，必然会形成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本供需不平衡，甚至供不应求的挑战，要破解这一挑战必须建立补偿和投资机制，实现其保值增值。存在形式多样性会导致难以估算自然资本的价值，而价值估算和清晰定价又是自然资本补偿的前提，因此必须迅速建立起定价和评估系统。公共产品特性导致自然资本成为无偿使用的公共产品，边界模糊，因此需要诉诸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产权制度改革来确立清晰的产权，为自然资本的有效运营做好准备。
三、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理论的生态变革
自然资本的提出引发了资本结构的深层变革，为生态经济学理论提供了核心范畴和基本原理，奠定了生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在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资源价值、研究范式以及发展目标等四个方面影响着传统经济理论向生态经济理论的生态变革。
1.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增长的稀缺性要素
从人造资本到自然资本的变革传统经济学以“资源稀缺”为最基本的假定，主张对经济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但是传统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源稀缺”只是特定的“资源稀缺”，即认为人造资本是稀缺的，同时认为稀缺资源都具有可替代性，即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或其它资源来代替，当一种稀缺要素的供应量逐渐降低，或者其价格高到无法接受时，经营者就会寻找新的替代物。而现实中有些资源很难找到替代物，尤其是在自然界中，无法为不可再生资源找到替代物，即便是可再生资源，如果使用量超过其再生能力，它也将变成不可再生资源，而无法找到其替代物。因此人们才开始关注并重视自然资本。自然资本的提出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约束条件，延伸了传统经济学的关注范围，成为生态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传统经济学的最关键因素。生态经济学理论将自然环境视为一种资本，认为自然资本是有限的、稀缺的和不可替代的，相对于人造资本，自然资本已经成为现时代的稀缺要素，并将其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中，试图解决人类需求无限性和生态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同时，生态经济学并未完全抛弃人造资本，认为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互补关系，快速地消耗自然资本会使人造资本变得越来越有限制性，主张强可持续发展的观点。
2.自然资本引发资源价值从单一价值体系到多元价值体系的变革
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随着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逐渐演化，价值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期的价值体系均属于单一价值体系，农业经济赖以发展的主要是原始的自然资源，部分可以转换为交换价值，因此其价值形态主要是以实物价值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工业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化合物资源基础上，化合物资源所产生的人造资本具有可分割性和排他性，能够进行充分的市场定价，因此工业经济时代的价值体系是以货币为主的价值体系。随着能源环境的约束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人类逐渐进入生态经济时期。由于支持生态经济的能源资源来自复杂的生态系统，主要以可再生生态资源为主，具有多样混合性质，决定了生态价值的多元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既包含可货币化的价值，比如目前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就是将碳排放量实现了市场定价，表现为一种货币化的价值形态;也包含不可货币化、不可交换的使用价值形态，比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等;还有已经融入生态自然一部分的文化价值，其具有遗产价值的特性，比如自然景观、珍惜物种等。生态经济所追求的最大化价值，应该是可货币化的价值、使用价值与遗产价值等均衡基础上的综合最优价值。自然资本理论的提出，使得生态系统进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导致传统单一价值体系丧失了对复杂生态系统的解释力。因此，突破工业经济时代的单一货币价值的实现和评价体系，是加快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变革的一大重要变量。
3.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学研究范式从单一范式到系统范式的变革
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最优的分配方式及各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充分地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常常在研究过程中将经济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舍去，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可以说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是一种只进行纯经济学研究的单一范式。随着由此带来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自然资本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开始在研究过程中将作为常量舍去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还原，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认为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经济系统过度扩展必然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本，导致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最终影响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中也逐渐将系统科学整体研究的思维方法导入经济学的研究中，使经济学研究走出工业经济时代追求局部最优、短期最优的思维局限，走出单纯经济的研究思路，从单一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促进传统经济学向生态经济学的变革。
4.自然资本引发经济发展目标从单一追求
经济效益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起点以及研究范式等，都最终导致其发展目标只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无限的物质需求才是人类的最大需求，为了满足物质需求必须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效益。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传统经济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有限的人类认知和追求生存的人类需求，使得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增长的经济才能保证人类的持续发展。然而不断恶化的环境给了人类当头一棒，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也影响人类的生存状况。随着自然资本的提出，经济学家们倡导进行自然资本的保护和投资，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修复生态环境，甚至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来满足人类日益多元化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由此，经济发展的目标逐渐从单一追求经济效益，发展到同时追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转型
生态经济学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平台上提出了自然资本，将其嵌入经济发展中，为生态经济的内生发展模式提供了核心变量，将外部成本内化为生产动力，催生和支撑了生态经济发展模式。联合国环境署于2011年的《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经济是基于自然资本增值的经济，这里的绿色经济就是生态经济。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健全和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为自然资本的产权明晰化提供了战略和制度保障，开辟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1.自然资本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人造资本，而生态经济的发展将依靠自然资本。自然资本是具有自我增值能力的新资本，基于自然资本的生态经济与基于人造资本的工业经济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工业经济时代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上的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导致负财富效应的产业，而正在兴起的自然资本将引导的产业，则是同时满足经济收益和生态收益的产业。通过明晰自然资本的产权，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优势，真正实现经济效益;建立自然资本定价体系，健全自然资本补偿机制，实现生态破坏成本的内在化，可以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功能;加强自然资本投资积累机制，提高自然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有助于实现自然资本的增值功能。通过对自然资本的一系列的改革，将会从制度和机制上发挥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能力，推动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产业的发展。这些生态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传统产业生态化的产业，在传统产业中加入自然资本考量，对其进行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类产业是以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资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产业;第三类是满足低碳消费的生态产业，例如生态旅游业、生态住宅等;第四类是发挥中国五千年生态农耕文明优势的生态农业。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产业将极大地促进生态经济的迅速发展。
2.自然资本促进生态市场模式的形成。
在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中，充分竞争是市场均衡的唯一机制和动力，这一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工业经济建立在人造资本基础之上，基于竞争动力的市场理论只适用于人造体系的经济系统中。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态平衡不是单一的达尔文式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是竞争与共生相互作用机制的结果。由于生态经济是建立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经济，生态经济资源的配置需要的市场自然不再是单纯竞争的市场，而是在竞争与共生制衡基础上的新市场。事实上，市场经济从其诞生第一天起，竞争与共生两个机制就同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工业经济时代的时代背景、资源特性、文化、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更需要竞争机制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自然资本基础上的生态经济时代，市场模式将是共生与竞争组合形成多种类型的新市场模式(见表3)，其中纯竞争和纯共生将产生两种模式，即内部共生与外部竞争相结合，外部共生和内部竞争相结合。
3.自然资本有利于生态国民财富体系的建立。
一、学术生态：一个新的命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要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由为经济服务的部门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从政府的思想库进一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主要支柱，成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之翼。大学功能的转变和原则的固守是辩证的。要完成这一嬗变，大学就要固守它的基本精神和崇高理想。就是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就是布鲁贝克所说的：大学是一个“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的机构〔1〕。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的殿堂，学术是大学的逻辑起点。对知识的传递、批判和探索，是大学永恒的主题。学术，是大学要永远固守的。
大学“学术研究能力的开发，本身就孕育着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萌芽，它表现为人力资本、内隐知识和知识产权。把川流不息的知识转变成为技术创新的新源泉，是大学学术研究的一项任务。这些新的源泉也正在改变大学的结构和功能。”〔2〕大学要完成结构功能的改变，以便成为社会的中心，就应该更加固守学术堡垒，提高学术声誉，提升创新能力，并将学术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这些，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
学术生态的概念是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建立的。生态学原本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问世已经一百余年，但默默无闻。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从纯理论的“高深学问”走向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的应用研究，获得重大发展，但真正引起人们普遍重视是60年代开始的。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对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不顾环境恶化，导致生态失衡的严重后果提出警告，认为人类必须与其他生物共同分享地球，建立合理的协调，才能维持健康生存。1972年3月，罗马俱乐部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报告，以及同年6月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报告，表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心，并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会议上由经济学家B·沃德和微生物家R·杜博斯发表的《地球只有一个》的背景报告标志着生态学已经向多学科交叉渗透，继而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产生了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经济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教育生态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这些学科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运用其他学科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生态学的问题；一类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其他学科的问题。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属于后者。它们借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移植和延伸到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研究和解决有关问题。各种学科既积极为解决生态问题作出贡献，同时也以生态学的观点来丰富本学科的理论。这就是生态学的泛化，或者说是学科的生态化。
学术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高校学术生态既是一种社会生态，也是一种教育生态；它既存在于生物圈，也存在于智力圈。高校学术生态系统，由学术——人——环境构成，是一个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的自组织耗散结构系统。参与学校活动的人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结成一定的群体，“学术”是系统的生态功能即追求的目标。换言之，高校学术生态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为达到学术创新的目的，进行复杂的学问探究和科学实验等活动的生态系统。根据社会生态学和教育生态学原理，人所处的环境，既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等自然环境，也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际的和心理的等社会心理环境。社会心理环境的各种因素，也可以看成是生态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学术生态，固然要关注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心理环境的影响。因为学术生态不仅是一种“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
现代生态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着眼点是解决环境、资源、发展问题，核心是环境问题。同样，学术生态研究的重点是科研人员与环境的关系，目的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优化，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实现最大的生态功能。
社会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高校是一个小生态系统，或者称为生态群落。高校的学术生态环境，主要指这一群落的生态环境。
高校学术生态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心理环境。这是由众多生态因子多维交叉镶嵌的复杂系统。自然环境主要有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非生物环境有气候、空气、噪音、地理、地貌等等；生物环境有动物群落、植物群落、植被、绿化等等。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校外的政治、经济、科技、家庭等因素，以及校内的系科、专业、班级，学校的管理机构、设施、制度等因素。文化环境包括主流和反主流文化，如社会风气、传统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舆论、文学艺术、以及校园文化等等。心理环境包括个人的心理素质，如智慧、德性、心态、性格、情绪、风格、个性，以及此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理。
二、大学学术生态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
高校学术生态又可以分为内部生态(小环境)和外部生态(大环境)。前者主要指高校校内和学术群落(学术团体)之间的氛围和各种关系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后者主要指高校学术活动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外部生态要素的关系。我国高校学术生态既存在“历史问题”，也存在“现实问题”。
中国历史上缺乏“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认识论哲学传统，古代知识分子做学问采取的是“经世致用”的哲学。清代晚期引进西方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师夷”以强国，大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论哲学基础。虽然蔡元培先生主政北京大学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图推行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但是，严酷的客观事实使“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原则始终在中国大学无法实现。我们实在不应该忘记，1957年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最不讲学术原则的批判和迫害；“”10年里，“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以及“梁效”的恶劣影响。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总是首当其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大学的历史悲剧。
中国高校背着沉重的历史重负，因而其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也不容忽视。新办院校更为突出。这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新办院校为“麻雀”加以剖析，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飞速发展，迅速崛起为工业区和城市带。经济社会的转型和经济实力的提高，使高等教育需求激增，地方不惜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创办一批新大学。令人振奋的政治环境和较高的经济待遇，吸引了大批内地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前来拓荒创业。创办之初，地方政府雄心勃勃，南来的专家教授也意气风发，要在几年内建设起与内地名校比肩的名牌大学，十几年过去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妙。政府官员抱怨：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学
校总是上不了层次；引进那么多高层次人才，却干不成什么大事，出不了多少成果。地方高校的专家教授则抱怨：地方把我们引进来之后就不怎么理了，这个地方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缺乏学术氛围，缺乏研究的条件。抱负付之东流，“书生老去，事业难成”。企业抱怨：地方高校培养不了高层次的人才，出不了有市场价值的高新技术，解决不了企业急需的大量的技术问题。学校抱怨：政府干预太多；企业对学校科研力量不信任，舍近求远。更为要命的是，学校内部也不安宁，内耗很大……
从生态学的眼光看，因为这些高校还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像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物种、种群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经历长期的矛盾运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协同进化的复杂系统一样，学术生态也是由无数相关生态因子组成的复杂系统，形成和稳定也决不是朝夕的功夫。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如果还没有形成足以进行学术活动的生态系统，那么引进的专家学者就难以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出学术成果。
学术生态也是这样。即使地方领导、群众和从事学术活动的专家都有多出成果的迫切愿望，然往往难以如愿以偿。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大师都不愿轻易到一个新办院校长期工作，不管这个学校提供多么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原因就是这些院校还缺乏学术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这里不是搞学术的地方。”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确实是“求贤若渴”，但是，人才引进以后，却对创造良好的学术生态缺乏重视。他们对举办高等学校热情很高，对办出水平也十分迫切，但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规律和特殊性却缺乏认识。因此，往往干预过多，急于求成的思想导致对高校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曲折过于敏感，频频更换学校领导，这就更加影响高校学术生态的建立。
另外，新生的城市是刚从农村转变而来的，缺乏学术活动所需的文化底蕴；学校是新办的，缺乏丰厚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尚未形成相对平衡、共同进化的学术生态。
以上是珠江三角洲新办院校的学术生态的“现实问题”。实际上，老牌高校、合并改组的大学同样存在学术生态问题，只是程度和表现不同而已。学术生态的状况，关系到大学能否担当重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
三、知识经济和大学学术生态的优化
学术生态系统充满适应与不适应、平衡与不平衡、共生与竞争、退化与进步的矛盾运动。这个系统的优化，就是使人与环境协调发展、与社会共同进步，达到效率与公平兼容，在空间上的平衡和时间上的延续。
学术活动的本质是高级的认知活动。创新精神、创新能力，要依靠学术活动去培育。学术活动主要体现在科研方面，是大学的灵魂。在以知识为资本的社会里，大学的学术——认知活动必须是与经济社会协同进化。因此，高校不仅要使内部的学术生态平衡，而且要使外部生态环境优化。瑞典学者玛瑞恩·D·麦克凯尔威(McKelvey)提出了“认知环境”和“体制环境”的定义，认为“创新不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是求知的结果，本身建立在参与者对环境条件的理解以及他们能力与经验之上”。
如图所示，科学活动——技术活动和市场——政府是用数轴表示的两对矛盾。前者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科学通过知识的创新来理解自然，技术通过产品的创新来控制自然；后者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以经济活动的回报来配置资源，政府以公共利益、长远利益和公平原则来配置资源。它们共同构成了求知(学术)活动的四种环境：S—M(科学—经济环境)、S—G(基础科学环境)、T—G(技术—政府环境)和T—M(技术—经济环境)。〔3〕:
借鉴这一定义，我们提出有关优化高校学术生态需要考虑的环境包括：人际—心理环境，指学术共同体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及心理因素；科学—人文环境，指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兼顾与和谐；体制—文化环境，指知识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的文化氛围；政府—市场环境，指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的经济导向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科学—技术环境，指科学和技术的相互依赖、促进和转化；物质—生活环境，指开展科研的设施和科研者的生活条件。如此等等。
由此，可以提出一些优化高校学术生态环境的思路。
1建立绿色人际关系。绿色人际关系即一种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依赖、和谐合作、协同进步的生态环境，克服“文人相轻”，消除内耗。
2优化校园文化环境。科学需要文化的滋润，技术需要人文的关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研究高深学问，发展高新科技的必要基础。
3活跃学校学术氛围。以充分显示生物多样性原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为标志，营造高校良好的学术氛围。因为自由的学术空间，浓厚的学术气氛，有效的激励机制，是创造性思维和创新活动的温床。
4改善科研工作条件。没有现代化的科研设施，就难以创造世界一流的高新科技。
5减少上级行政干预。让高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办学，是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的重要条件。
6加强信息交往流量。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没有信息的大量流通和利用，就没有创新。
7提高教师个人素养。学术活动主体的素养，包括思想道德水准、科学文化修养、智商和情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等的高低，是带决定性的因素。
8密切高校与社会关系。高校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和良性互动，是营造良好的外部学术生态环境的关键。
建立相对平衡、协调共进的学术生态系统，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做好这一工作，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知识经济时代的重任，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坚强支柱。
参考文献：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社会科学在研究生态环境问题领域中最重要的作用和突出优势是考察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和引起演变的社会力量，对此，社会经济史研究当是无可替代的学科。研究社会经济史，有助于掌握生态环境是如何演变的，人的力量如何作用于生态环境。从而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为解决问题、预防问题提供相应的依据。在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和人们的生产活动本身的研究与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对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私有制社会，严重的土地兼并迫使大量农民流移转徙，进入当时相对不宜耕作的深山老林，进行粗放的、甚至不顾后果的刀耕火种，(属临时谋生性质)，造成了森林过早地被毁灭，导致上游水土流失，下游河湖淤积的恶果。在上，特别到了晚近以来，这样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的另一重要特点也决定了它的解决离不开历史的考察。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后果与经济效益相比较具有下述特点:这就是说由于经济效益与生产者、生产单位有更为直接、切身的关系，成为首先被关心的对象，并且较为迅速具体地体现出来。在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受到局限的历史阶段，与此相反的生态坏境后果便往往被眼前的经济效益所掩盖而不易披人们注意。如毁林开荒活动，垦殖者首先关心和得到的是粮食生产效益，多为维持生计所为。至于森林过度砍伐后造成植被破坏，将会引起水土流失等恶果则不易引起重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9世纪的情况，在当今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而很少顾及到比较远的影响。③这前者即指经济效益，后者则是指生态环境变化的后果。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各个因素都处于不断地演变之中。局限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考察难以完整把握。只有联系已往的情况进行系统考察，才能对变化加以说明。一般说来，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变是缓慢的，即使出现某些突然的变化，亦多属长期过程中积累的结果。有时候，变化被自身的持续反馈过程所遏止，或者被相关的其他因素所掩盖、补充，直到无数次产生相同性质的生态效益的生产活动反复进行，其累积量达到相应的临界状态，或者有了适当的契机或某种关键性的力量出现时才得以发生。仍以毁林开荒为例：始初零星的或个別的小面积砍伐垦殖。影响甚微，尤其在实际感觉上体现不出来．当垦殖者不断增多，规模扩大、时间持续久远，森林被毁面积达到了足以影响本区生态环境时，或因暴雨等因素导致剧烈水土流失现象出现，山地因此流为石田，湖河因此淤塞，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題至此才真正显露出来．而事实上，变化早巳开始了。
更有甚者，在强烈的经济欲望或者生存动力的驱使之下，有时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产生，也不能及时措置、妥善解决之，以至于继续“饮鸩止渴”，致使问題愈益严重。例如，我国宋代东南地区以及清代湖广地区发生的盲目围湖造田活动，到后期都曾有不少人认识到了过度围垦湖河水面，造成了“洪涝无蓄水之地，干旱无灌溉之水”，从而导致了频繁遭受水旱灾害的恶果，提出了严禁围湖造田，实行退耕还湖的建议，亦曾有过掘废围田的行动。但是，在强大的人口压力和土地集中等社会经济因素推动下，却不能善始善终。④一直到解放以后，盲目围湖造田的问題尚仍存在。
生态环境问題的暴露，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上甚至发生过一定范围内文明急剧衰落，尚不知祸源就在于生态环境恶化的。近代或显现出来的生态环境问題，其发生可能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导致其变化的力量或因素则存在更早。要清楚、准确地把握生态环境问題，就必须从历史、特别是史人手，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所施予它的种种，包括正面的、反面的，考察这种影响下生态环境量变的范围和质变的程度。过去世界上生态环境，存在的普遍不足是缺乏社会的有力配合，而社会科学中最能考察、说明以往情况的包括社会经济史在内的历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参与研究的更是少得可怜。结果造成了研究途径狭窄，论证不够充分、全面的局面，更有不少问题无法得到解释。试想以这样的研究成果如何能够给现实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呢?所以说，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虽然是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尚离不开最古老的之一——研究历史。
结合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社会经济史，势必引入现代生态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以社会人类同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和原则有：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协调一致，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局部效益和总体效益的协调一致。生态经济学认为，生态效益既是经济效益的物质基础，又是整体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在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之间，生态平衡处于主导的一面。因此，要想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必须首先有良好的生态效益。
以经济、生态综合的眼光观察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经济重心转移、大规模的流民等等，恐怕皆非仅以吏治黑暗、战争破坏就能够加以圓满解释的。以经济重心转移为例，为什么封建社会后期战乱之后，原来的开发程度较高地区仍然不能恢复其旧有经济地位，反而一步步落在正在开发地区的后面．如何解释这样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经济，社会因素及其影响下的生态环境因素综合考察，可知当时条件下对土地，森林等资源开发利用达到基本饱和却不能负载继续增长着的人口压力，严重的灾荒和土地生产能力减退等生态环境有关的因素，在这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人曾将生态危机称作危机中的危机不无道理，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致使当时的水平无法继续维持相应的生产经营，从而导致了社会经济危机，又由此爆发危机，诸危机相互激荡，交替发生，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
运用生态经济学理论进行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综合研究，绝不等同于简单地探讨地理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不排除其某些共同因素。前者要求从动态的，系统的观点出发，通过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两者的影响、披影响，发展与制约的过程、因素、结果的考察，把握二者间的双向动态效应，不仅仅是探讨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且要首先研究社会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后一个环节的前提下探讨前一个环节，兼有对历史上的经济开发活动进行综合。评价的意义。同时，这样的研究对于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逐步完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有许多同时具有重大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课题需要研究．论证，诸如国土整治与开发、区域发展规划、农业发展战略、乡镇发展，南水北调等等，这些课题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历史研究、．尤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毫无疑问，这为历史研究与现实的结合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
[关键词]蔗田生态系统；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系统持续生产力；持续经济效益；投资收益率
一、论题的提出
广西是中国最大的蔗糖出口原产地之一，蔗糖业作为广西的重要支柱产业，蔗田生态系统每年给广西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甘蔗渣也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我国目前已经开发的甘蔗渣产品有酒精、饲料、纤维板、可降解的一次性快餐具(代替具污染性的塑料快餐具)等等。
然而，蔗田生态系统产品开发越多、经济价值越大，意味着甘蔗作为蔗糖生产原料从蔗田生态系统中被拿走，甘蔗渣也作为酒精、造纸、纤维板等产品的生产原料被充分开发利用起来，整个蔗田生态系统成了无渣的甘蔗系列产业的物质基。以1994～2003年广西蔗田生态系统产量、产值为例，我们发现蔗田生态系统给人们提供很高的生态经济效益，可是人们对系统的回报只是些许的化肥和少得可以在统计学上忽略不计的农家肥，这种近乎掠夺式的生态索取、以牺牲生态效益追求经济效益的做法，最终导致蔗田生态系统生产力逐年下降。本文通过蔗田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与生态经济效益比较分析，提示人们应该对保护蔗田生态系统问题予以重视。
二、研究区域和方法
广西是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与汉族、苗族、瑶族、侗族、么佬族、京族等12个民族聚居的自治区，东与广东接壤，西与云南相连，西北与贵州交界，北部与湖南毗连，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相邻。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位于北纬20°54’～26°23’，东经104°28''''’～112°04’，北回归线横跨广西中部，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雨、热资源丰富，且雨季、夏热与农作物生长期同季，有利于农业生产。广西年降雨量为1000mm～2800mm，大部分地区年平均降水量为1200mm～2000mm；太阳年总辐射量达90千卡～100千卡／平方厘米·年，日平均气温≥10℃，积温为5，000℃－8，300℃，持续日数为240天～358天。尽管广西地形多为山地、丘陵，土壤贫瘠，但其独特的气候环境和自然条件给广西带来了独特的物产，适宜人居。广西人过着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人中最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人群。
广西耕地面积为261.42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04％。其中旱地107.39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的41.1％，旱地以种植玉米、甘蔗、花生、薯类作物为主。广西的耕地多数是红壤土，土壤的理化性质比较差，土壤的有机质如磷、钾等矿物元素含量低，而且大多数耕地土层比较浅薄，土壤较为贫瘠。近20年来化肥用量日益增加，绿肥种植面积和农家肥的使用量逐渐减少，土壤有机质含量不断下降，氮、磷、钾比例失调。1982年广西土壤普查结果是耕地中缺氮的占83％，缺磷的占85％，缺钾的占87％；耕作的土壤有67％是酸性土，碱性土占33％。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以及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使地力日益衰退。然而，近年来，随着制糖业的发展，甘蔗种植已逐渐成为广西旱地主要经济作物和农民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
我们运用统计分析方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比较分析的方法，利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农村调查队的统计数据、广西南宁糖业集团香山糖厂的相关数据及广西崇左市农业局的相关统计材料，对广西蔗田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持续生产力及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进行分析，结论是作为主要经济作物和农民主要经济收入原产地的蔗田生态系统238.85％的投资收益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主要是对自然气候条件、蔗田系统地力的掠取，大自然恩赐的巨额生态经济效益支撑着广西甘蔗及蔗糖业的发展，占中国甘蔗种植面积一半多，是中国蔗糖业出口的最重要原产地。
三、结果与讨论
(一)结果
(1)广西早地作物总面积107.39万公顷，1994～2003年，广西甘蔗种植面积、年甘蔗产量及产值分别如表1所示。
(二)讨论
蔗田生态系统是农业生态系统的微系统。Honing(1986)认为生态系统是生物的有机体集合，在该集合中生物间内在的相互作用对其行为的决定性超过外部任何事件对其行为的决定性。无论是关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还是生物群落之间的相互作用，生态系统一般是指一个最大空间尺度上能自我维持的实体。农业生态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种，它和一般生态系统一样，是在一个同质区域中或有限范围内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把生物及其环境联系起来的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特指以农业生物为主要组分、受人类调控、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可分为农田生态系统、林业生态系统、渔业生态系统、牧业生态系统、农牧生态系统、林牧生态系统、农林生态系统等。
按照农作物的种类划分，从微观角度看，农田生态系统可分为稻田生态系统、蔗田生态系统、豆田生态系统、麦田生态系统等。蔗田生态系统是农田生态系统的组分，蔗田生态系统是指人们在旱地里以种植甘蔗为主，以获得其生态与经济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单一农作物生态系统。甘蔗作为土壤物质的载体，主要是通过甘蔗的收获和土壤肥料的施用来实现，甘蔗是蔗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贮存库，甘蔗产量受到土壤养分的影响，甘蔗的收获也会带走土壤中的部分物质，使土壤养分数量减少，从而加速土壤物质循环的频率。农家肥作为载体可以增加土壤中物质的数量，直至维持土壤物质平衡的作用。
表1所示，1994－2003年广西蔗田种植面积、甘蔗产量和产值都有不稳定增长的趋势。表2所示，广西蔗田生态系统每年提供极大的生物量(NPP)和很高的生态经济价值，蔗农们以较少的农业资本投入，为蔗糖业的发展带来很高的生态经济效益。而且，蔗田生态系统的物产——甘蔗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和附加价值即甘蔗产量、蔗糖产量和产值也很大。特别不同于其他农田生态系统物产的是其废弃物——甘蔗渣可以直接成为一系列甘蔗副产品的生产原料，为蔗糖产业带来巨大的、持续的经济效益。
1、蔗田系统生态效益及其生态经济效益
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就是系统对其环境及其系统生态因子提供有便利或利益，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其服务价值由生物技术产品及自然生物圈给予人们提供的技术与服务价值所决定(Costanzaet.al，1997)。蔗田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就是蔗农们运用农业技术、种子、肥料作用于蔗田，蔗田系统为人们提供的物产，即蔗田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NPP)。
生态经济效益就是以市场行情所表示的生态价值，即系统生产力或系统为人类提供的服务效益。生态系统生产力就是系统做功的能力，即能生产人类所需要的产品或者能否在系统内适应自然的变化能力(K.A.沃科特etal，1997)。蔗田生态系统生产力从生物量上看，就是系统的生态价值(NPP)，从价值量上看就是系统的生态经济价值(BEE)。NPP和BEE都是蔗田生态系统生产力可计算的部分，但是人类大部分的福利都来自于纯自然的公共物品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它们不需要一分钱而直接给人们带来福利，例如空气、水、土地资源、气候调节、废弃物净化处理、美感和健康。蔗田生态系统也与其他的生态系统一样，其生产力或服务效益除了为人类提供福利之外，还包括目前难以测算的价值，即系统为大气、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和为人类生存环境、精神享受等方面提供的服务价值。我们有必要了解蔗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即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效益有其可持续经济效益。
2、蔗田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及其持续经济效益
从经济学角度看，蔗田系统的生态经济效益(BE)就是NPP产值(NPP×价格)扣除生产成本，即生态经济价值扣除生产成本部分，也就是蔗农的纯收入。然而，蔗田生态系统在收获甘蔗之后带来的价值比甘蔗自身价值更大，它可以生产出蔗糖(PS)、蔗渣以及蔗渣系列产品和副产品(Pi)，它们的产量和产值就是蔗田生态系统持续生产力BP(PS+Pi)。从市场行情看，就是蔗田生态系统的持续经济效益。它是由蔗渣资源化利用生产出的酒精、纸张、纤维板、可降解餐具、饲料、燃料等蔗渣系列产品的产值扣除其生产成本构成的。
1994～2003年广西蔗田系统的生态经济效益(BE)和经济效益(PS)如图1所示。
图1中的相关价格是按1995～2003年平均价格计算，以下图示相同。即蔗田生态系统的年生产成本是每千公顷256.88万元的肥料+135万元的甘蔗种子+13.5万元的人力资本，即每万公顷的成本为40.54万元；甘蔗的价格为200.6万元／万吨；蔗糖的价格为3064.35万元／万吨计算；甘蔗渣的价格为164万元／万吨；根据当地居民有以甘蔗尾、叶作为牲畜饲料或薪材用的习惯，其价格按广西类似牲畜饲料稻壳粉的价格200万元／万吨计算；甘蔗根则因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只在土壤中参与物质循环，其经济价值难以测算而忽略不计
图1显示两个特殊变化情况：一是1999年、2000年蔗田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和持续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二是2001年以后蔗田生态系统的经济效益和持续经济效益却显著提高。引起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1999年、2000年甘蔗市场价格下跌，糖厂收购了甘蔗却不能及时对蔗农进行支付，打白条现象比较普遍，蔗农的经济效益不能实现，来年生产资料的购买受到限制，生产积极性受挫。于是蔗农选择了减少甘蔗的种植面积，使经济损失尽可能减少，维护自身利益，从而使甘蔗的种植面积及其占旱地面积比率、甘蔗的产量和产值都分别出现负增长(图2)。其次是地方政府对甘蔗收购市场的管理政策和对蔗农利益的维护措施不到位。比如，对于糖厂对蔗农打白条的现象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保障蔗农来年的生产资料的购买，忽视了蔗农利益的维护，也影响了糖厂来年的产量和产值。2001年起，地方政府制定了维护蔗农利益的政策与措施，不准许糖厂对蔗农打白条，还规定了甘蔗收购的保护价格。同时，银行对农民开发了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小额度贷款项目，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经过一个生产季节(甘蔗为一年)的政策时延，2002年农民大规模地扩增种植面积，使种植面积由2001年占全国甘蔗种植面积的46％逐年递增为48.1％和50.3％，种植面积及其占广西旱地面积比率、产量与产值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同步迅速提高，使广西成为全中国31个省、区的甘蔗产量、产值和蔗糖产量、产值最大的省区，中国最重要的蔗糖输出原产地。
3、巨大的投资收益率支撑着巨大生态经济系统及其相关产业
是什么原因使广西蔗田生态系统及蔗糖产业如此发达，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蔗糖出口原产地?从蔗田生态系统提供的生态经济价值与蔗农投资的比率分析(见图2)，我们发现，尽管甘蔗种植面积增长率(EGR)和甘蔗年产量增长率(IROP)基本一致——几乎重合为同一条线，并且随着市场波动而出现不稳定增长的特征，但是蔗农的年均投资回报率即投资收益率(RRO)很高，因而种植面积占旱地面积比率(PDLA)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其中蔗田生态系统投资成本C由种子、肥料、杀虫剂、和人力资本价值构成。年均投资收益率(ROIV)则是年均生态经济价值(BEEV)与年均投资成本(CV)的比率。按2003年价格计算，近10年广西蔗田生态系统的年均投资收益率(RRO)为238.85％。
可是，巨大的生态经济效益建立在极少的投资成本基础上，实际上就是对生态系统资源，尤其是对土壤养分的掠取。蔗田生态系统反馈的信息是每万公顷甘蔗产量逐年递减15万吨，按照生态系统价值评估的耗损计算法推算，以及农作物形成所需要的养分参数计算，蔗田生态系统每年每万公顷提前耗损300吨的氮、磷和450吨的钾。这就是土壤养分及气候、环境等生态因子过度耗损的信息。
四、结论与建议
1、蔗田生态系统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每年对广西人民提供巨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带来极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近10年广西蔗田生态系统的年均投资收益率高达238.85％。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一直以来，对生态城市的内涵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但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个核心，即城市中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作为生态城市，有着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是和谐性。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主要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表现在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多个方面。
二是可持续性。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三是整体性。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二、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选择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科学化和理性化，建设生态城市将成为许多城市的选择和追求。建设生态城市，在西方国家已经实践多年，我国的城市虽然起步晚，但进步很快、成效显著。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热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人类社会在经历漫长的农业文明后，走进了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和民众富裕的工业文明时代，这个阶段虽然推进了社会的飞跃进步，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实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奇迹。但负面效应也十分突出，尤其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的掠夺式开采，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在这种背景下，倡导和发展生态文明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才能有效治理传统工业文明的弊病，才能使人类生存的大环境走向和谐。生态文明主张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旧的发展模式。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城市的生态化建设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和关键。如果生态城市建设失败，则生态文明根本无从谈起。反之，则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是实现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近年来，随着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量的人口向城市的快速聚集，城市的生态系统遭到的破坏比较严重，比如城市绿地减少、水源污染、垃圾污染和噪音污染等等，既影响到人居环境，也间接制约到资金、技术和人流的集聚。对一个城市而言，哪个城市生态环境好，就能更好地吸引人才、资金和物资，就能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城市生态不优，则对以上三种因素是阻碍。以深圳为例，深圳当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但又没有当年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所享有的丰富资源和巨大的环境容量。导致本世纪初的几年来深圳以历史上最脆弱、最严峻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勉强承载着历史上最大的产业规模与人口规模，发展遇到了很大的瓶颈问题。面对困境，只有下大力气实现生态上的优化和重塑，才能真正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这也是对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思想的深入贯彻。而生态环境质量是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指标，“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活质量的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净化等；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治安秩序等。”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理念的转变，生态休闲成为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之一，因此城市的生态休闲空间多少和质量高低，直接决定着能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能不能起到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
三、生态城市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城市宜居、宜业，是消费者的首选之地，强大的需求也带动投资者产生巨大的投资动力，从而催生出十分可观的经济效益。
一是生态条件好的地块是房地产业发展的首选。房地产业是最追逐利润的行业，而地块位置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利润的多少，而衡量地块好坏的重要标准就有生态环境因素，包括绿地、水域、景观和空气质量等。一般意义上而言，生态环境好的地块表现出“双高”：地价和房价都高，间接的汇报给投资者的利润也高。以深圳南山区沙河高尔夫周围区域为例，该处的地块毗邻风景秀美的深圳湾畔，有着美丽宜人的蔚蓝海洋和红树林湿地，和占地38万平方米的沙河高尔夫球场相接，生态环境绝佳，十分适宜居住，是开发商和消费者都十分青睐的目标。因此，该处地价和楼价近年来一直雄距深圳房产市场之首，是多次产生全市“地王”的区域。在今年的一处地块拍卖中，楼面地价超过了3500元/米，而在附近开盘售楼的几个小区，楼房均价达到了1.8万元/平方米以上，和去年深圳全市的平均房价12788元/平方米相比，高出了5000多元/平方米。
二是生态条件好的地块是快速发展商业的前提。如今，随着商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提升，商业品牌开始向生态环境好、人流聚集的地方集中，虽然这其中无法忽视行政力量的主导和驱动。从深圳东门商圈、华强北和南山商圈对比中就可以明显看到商业发展中有目的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中生态环境成为主要的吸引力。深圳东门商圈和华强北是深圳历史上悠久的商业区,但因为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均表现出人多路窄过分拥挤，与商业环境的远期需求不相符，以及四周市井形象浓厚、商业现代感不高等缺陷,加上城市重心的转移,致使该商圈近年来相对有所衰落,表现在缺少大型品牌商场为代表的场所，以零散的批发为主；消费的档次不高。而与之相比，深圳南山商圈却以后起之秀,发展势头凶猛。究其原因，南山商圈毗邻深圳湾畔，地理区位好，加之区域内有南山书城、南山博物馆、歌剧院、保利文化大厦、新一佳等项目，生态环境十分优良，是打造“购物天堂”的最佳目的地。故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偏僻的地方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商业圈，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著名品牌的入住，比如铜锣湾、家乐福和曼哈等，也极大地强化了商圈的消费品味，汇集了更多的人流，成为深圳消费商圈的“第三极”。
三是生态良好有助于推进生态旅游业快速发展。近年来，生态旅游成为旅游的重要方式，受到城市居民的青睐，而且因为便捷性，城区中或近郊的生态旅游景点成为居民的首选。这种趋势也直接推动了生态旅游项目的快速发展，城市中生态良好的区块也成为发展生态旅游业的不二之选。比如，依托深圳湾畔的良好生态环境建设成的深圳华侨城，相继建成了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欢乐谷等四大主题公园以及何香凝美术馆、暨大中旅学院、华夏艺术中心、华侨城生态广场、华侨城高尔夫俱乐部、华侨城雕塑走廊、华侨城燕含山郊野公园等一批旅游文化项目设施，形成一个集旅游、文化、购物、娱乐、体育、休闲于一体的，面积近5平方公里的文化旅游度假区。该景点成为深圳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年吸引游客达100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达到300亿元人民币，而且发展前景良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又带动了附近商贸、酒店业的发展。
四是生态良好能够提升城市形象改善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高端产业和外资都对环境有着比较苛刻的要求，生态环境良好的城市对先进产业和外资的吸引表现得十分强劲。比如深圳通过大力创建生态城市，增强了对先进产业和外资的吸引力，推动了产业的升级调整，实现了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周边的东莞等城市相比，深圳的产业结构表现得比较合理，具体来讲，在三产比例上，2008年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为0.1：48.9：51.0，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符合成熟经济发展的模式。在工业结构上，重点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精细化工三大战略产业发展壮大，保持电气机械及器材、黄金珠宝、印刷包装、服装、钟表、家具六大优势传统产业的稳定增长，基本淘汰了低附加值的落后产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的优质化和高端化。在去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中，深圳受到的冲击相对比较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和高端。另外，深圳利用外资质量比较高，具体表现为世界500强外资企业投资多、外资投资高科技产业多和增长幅度快的特点。
通过以上论述也可以得出结论，推动生态城市建设，不仅是提供优良人居环境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增长需要。因此，要提高建设生态城市的迫切性和积极性，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制度化、长效化，切切实实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城市生态学》，杨小波著，科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一版
[2]《城市的理性——生态城市调控》，马道明著，气象出版社，2008年版，
[3]《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环境》，康晓光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4]《生态城市论》，董宪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生态城市建设经济效益的动态评估》，（《南京林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5期），陈乃玲著
1.1研究区概况本文所选6个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吕梁片区、秦巴片区、武陵片区以及乌蒙片区)大致围绕在胡焕庸线周围(图1)．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的地域分界线，也与半干旱区和半湿润区分界线、地貌区域分界线、文化景观分界线均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因此本文将胡焕庸线作为选择研究区的重要参考．研究区共249县，涉及14省53市，这6个片区中，大兴安岭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为重要生态功能区，余下3片区为生态环境脆弱区，在生态环境方面均有代表意义;从扶贫开发的角度考虑，从14个片区中选择不同区位条件下的研究区能更有代表性地表征全国贫困的状况;从数据源的角度考虑，针对贫困片区的贫困核心综合监测指标更具权威性和代表性．
1.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研究采用数据包括研究区基础地理数据与社会经济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主要有研究区多年平均降水量千米格网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信息共享中心的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www．geodata．cn)、1∶10万土地利用数据、分辨率90m的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国家1∶25万基础地理数据中的县界及河流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来自研究区所辖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监测数据，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总人口等．以上空间数据在使用前经过了投影变换、地理配准、重采样等数据预处理．
1.3研究方法
1.3.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是根据特定的目的评价生态环境的优劣程度．由于地理现象在空间上是连续分布的，不受行政单元的限制，故在评价生态环境质量时选择千米格网作为计算单元，从而得到空间上具有连续性的生态环境质量分布．而经济贫困的统计指标通常按行政单元统计，因此以县域为单元对网格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输出．在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考虑到6片区覆盖国土面积较大，生态环境特点各有不同，如果根据每个片区的特点分别选取指标有失统一与客观;同时，指标体系不同，在进行片区间横向比较时的可比性不够合理，对其空间特征分析及后续机理分析都会造成影响．另外，大尺度研究区侧重于生态环境质量在研究区范围内空间分布特征的连续变化，而以环保部《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T192—2006，下文简称“规范”)［27］为主的指标体系更具有普适性，可以评价跨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但如果完全沿用“规范”给出的指标体系，则存在如下问题:1)污染类指标通常是以行政单元统计，本文采用网格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空间化过程中要加入许多社会经济数据，将大大增加结果的不确定性．2)各个片区存在的污染源可能并不相同，而本文重点关注恶劣生态环境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污染类指标对总评价结果贡献不大．3)污染类指标虽然可以侧面反映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但由于耦合对象之间要保持相互独立性，如果在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中加入经济指标，会对后续耦合结果的客观性产生影响．综上，本文结合生态贫困内涵，从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出发，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遵循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实用性、系统性等通用原则，参考《新纲要》［1］中生态扶贫监测指标与任务，建立了以“规范”为基础、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体系(表1)．根据“规范”［27］给出的定义，生物丰度指数指单位面积上不同生态系统类型在生物物种数量上的差异，间接地反映被评价区域内生物丰度的丰贫指数;植被覆盖指数指被评价区域内林地、草地、农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5种地类的面积占被评价区域面积的比重，用于反映被评价区域植被覆盖程度．从二者定义中可以看出，生物丰度指数与植被覆盖指数的二级指标虽然有部分重复，但这些基础指标在指数计算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完全不同，并且不同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之间没有线性关系，因此部分二级指标的重复并不影响评价结果．在指标的权重设置中，二级指标沿用“规范”［27］中定义的权重;为反映贫困地区的特点，4个一级指标选择层次分析法赋权，为了削弱主观影响，在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又参考了“规范”［27］中原本的一级指标权重．其中，水网密度指数参考“规范”［27］中选用的归一化方法，没有二级指标的权重．
1.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在贫困指标的选择上，通过查阅各市统计年鉴与国务院扶贫办2011年片区核心经济监测数据，本文选择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来集成贫困核心监测指标———贫困发生率、地方生产总值等，同样使用AHP法计算权重，得到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指标:贫困发生率为0．38，人均地方生产总值为0．08，人均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为0．08，农民人均纯收入为0．23，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0．23．经济贫困综合指数以式1的形式进行计算．经济贫困指数虽然是表达贫困程度，但考虑到结果以正向数值进行分析表达较为便利，即经济贫困综合指数越大，标志着经济发展情况越好，越不贫困，因此对负向指标(贫困发生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为正向．系统耦合度原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致协同的现象［28］．在我国通常使用协调发展模型［29］，基于变差系数的思想，来衡量两个事物之间发展的同步关系．前文所得EI与贫困综合指数存在量纲的差异，并且考虑到原始计算值可能会存在区分度不大的现象，因此本文采用标准化后的排名计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以此评价二者发展的同步性及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式中:C为耦合度;T为生态贫困与经济贫困综合评价指标;D为耦合协调度;f(x)为代表标准化生态环境质量排名;g(y)为标准化经济贫困综合指数排名;K为调节系数;α和β为待定系数．由于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开发需要协调发展，所以此处视为同等重要，取α=β=0．5，k值取3用以增加可区分度．C只能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的耦合程度，即二者的发展同步性．实际上，耦合度C相等的两个对象，发展程度可以相差很远．为了同时反映二者总体发展水平的高低，此处再引入耦合协调度D反映整体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
1.3.3空间特征分异分析为反映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程度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首先，本文计算了空间自相关系数，用以检验某一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地与其相邻空间点上的属性值相关联［30］．其次，在0～1之间，C值越大，表示协调发展程度越好，因此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类型分类体系［31］，结合研究区特点，将研究区内249个县的协调发展类型分为4大类(表2)8小类，再概括为两个协调发展大类，用以体现协调发展和衰退失调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根据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其分为6种差异类型(表3)，并将二者差距在0．1以内时视为同步．
2结果与分析
2.1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由图2可以看出，在研究区中部及南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北部，秦巴、武陵及乌蒙3片区生态环境质量优于吕梁、大兴安岭和燕山片区．根据片区EI得出，片区生态环境质量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乌蒙、武陵、秦巴、燕山、吕梁、大兴安岭．
2.2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的分布从图3可以看出，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大致表现为南高北低，个别县市二者有差异，这类县市的情况是二者的排名在249县中相差不多，协调程度高，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耦合协调度低．由表4可知，6片区249县中，可达勉强协调发展及其以上程度的占53．4%，即协调发展型和衰退失调型基本各占一半，但环境经济同步型仅占14.1%，表明在此6片区经济环境几乎不能协调同步发展，2．8%的县甚至环境经济共损．
2.3空间分异特征
2.3.1空间自相关与聚集效应对耦合协调度D求空间自相关系数(MoranI)，得到MoranI值为0．36，即D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说明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综合指数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程度分布是有规律的．从图4可以看出，耦合协调度在研究区东北部呈现出低值聚集，在中部呈现高值聚集;研究区中部大于零的Z值集中，东北部小于零的Z值集中，进一步表明了连片特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北部耦合度低、越向中部耦合度越高的趋势．
2.3.2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6片区中衰退失调严重程度由北向南逐渐降低，秦巴片区、武陵片区边缘严重程度高于片区中部，乌蒙片区东部衰退失调程度高于西部;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呈现整体衰退失调，燕山-太行山片区大部分地区衰退失调，中部、东部和南部个别县市协调发展．大兴安岭片区、吕梁片区和燕山-太行山片区中环境落后型占主要部分，秦巴片区和武陵片区经济落后型居多，乌蒙片区两种类型数量大致相等(图5)．6片区协调发展类型与协调发展差异类相差比较明显，将优质协调发展型、良好协调发展型、中级协调发展型合并为协调发展型，得到6片区协调发展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片区0、吕梁片区23%、秦巴片区67%、乌蒙片区48%、武陵片区58%、燕山片区65%，协调发展程度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秦巴片区、燕山-太行山片区、武陵片区、乌蒙片区、吕梁片区和大兴安岭片区(表5)．将环境受损型与环境滞后型统一为环境落后型，经济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统一为经济落后型，得到6片区环境落后型比例和经济落后型比例分别为:大兴安岭95%、5%，吕梁片区39%、44%，秦巴片区36%、41%，乌蒙片区43%、46%，武陵片区24%、60%，燕山片区48%、31%．环境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武陵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燕山片区、大兴安岭片区;经济发展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大兴安岭片区，燕山片区、秦巴片区、吕梁片区、乌蒙片区、武陵片区(表6)．只比较各省落在片区内部的部分，重庆、黑龙江、吉林、内蒙四省区环境落后型占绝大部分，甘肃、湖北、湖南和云南省则以经济落后型为主要类型，其他省各类型各占一定比例，经济环境共损型仅出现在贵州省和山西省内．从各省区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差异类型可见，甘肃、黑龙江、吉林、内蒙和云南省以衰退失调型为主，河南、湖南、陕西、四川省和重庆市以协调发展型为主;贵州、河北、湖北、山西四省虽然几种类型相差不多，但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贵州、湖北两省属衰退失调型，河北、山西两省属协调发展型(图6)．在县级比较中，部级贫困县协调发展程度明显低于片区县，并且以经济落后型为主(图7)．片区县虽然衰退失调程度低，但是环境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
2.3.3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耦合空间分布特征从图5和图8可以看出，衰退失调型沿胡焕庸线大致从东北到西南的分布为:大兴安岭南麓片区，燕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市、东部丰宁县与围场县、南部阜平县与涞源县，吕梁片区绝大部分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西部甘肃陇南地区、中部巫山山脉一带、南部昭通地区以及毕节地区．另外，沿大兴安岭山脉、太行山脉、秦岭山脉、巫山山脉、雪峰山山脉以及黄河在山陕交界的干流两侧的落后类型大致相反．衰退失调型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阿尔山市，燕山-太行山片区丰宁县、围场县、阜平县和涞源县，秦巴片区甘肃陇南地区，武陵片区恩施地区、遵义地区，乌蒙片区昭通地区．这些地区有些是生态环境质量基础比较好，有些是承担着生态建设的任务，如天然林保护以及退耕还林等工程．阿尔山市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城市，森林覆盖率超过64%，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位于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蒙古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的交汇处，生态环境质量基础好．燕山-太行山片区的4个县内有多个部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本身比较好，而且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发，少有人类干扰．甘肃陇南地区地处西秦岭东西向褶皱带发育的陇南山地，是全省境内唯一的长江流域地区，森林茂密，素有“陇上江南”之称，全区自然生长的树种多达1300多种，野生动物300多种，中药材1200多种，生物多样性丰富．恩施地区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及齐跃山脉组成的山地，森林覆盖率近70%，有着全国罕见的部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处自然景观区，生态环境质量良好．遵义地区森林覆盖率为50%，是国家森林城市，加上近年来一直大力改善流域植被，同时境内有野生和常见的高等植物2009种，占全省稀有动植物资源总数的93.3%．昭通地区地处云南省东北部，居于云岭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结合部，独特的地势形成了大山包、黄连河、铜锣坝、小草坝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因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植物资源十分丰富，有高等植物1025种，草场植被资源1604种，同时有数十种珍贵野生动物，鱼类113种;同时，昭通地区还有大关黄连河景区、罗汉坝原始森林片区多处自然保护区与自然景观区．衰退失调型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县市包括: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燕山-太行山片区内蒙乌兰察布地区，吕梁片区榆林地区，秦巴-武陵-乌蒙三片区川渝地区、贵州毕节地区．这些地区基本都有可以带动经济的因素，有些地区受到经济圈、经济走廊等经济结构的影响，有些地区有矿产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兴安岭片区除阿尔山市外其他县市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东北经济圈、东北工业基地、大庆油田以及哈大齐工业走廊影响，同时，作为粮食基地与畜牧业生产基地带动经济发展，大兴安岭部分片区土地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占片区总面积的31%，并有铅锌铝、石油等矿产．乌兰察布地区与包头、呼和浩特相邻，是内蒙东进西出的桥头堡、南联北开的交汇点，区位优越，交通上是进入东北、西北、华北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是中国通往蒙古、俄罗斯的重要通道，受经济圈与交通要道的影响，经济发展好于片区内其他地区．榆林地区资源丰富，地处呼包银榆经济区、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工业发达，资源储量大，组合配置优秀，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川渝地区同时受到大西南经济圈、西三角经济圈、成渝经济圈的影响，经济发展优于周边地区，而毕节地区不仅受到大西南经济圈的影响，同时是成渝经济区-毕节-贵阳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承担着成渝经济区、黔中经济区的辐射与对接功能．
2.4对比分析为了验证本文大尺度6片区研究方法与结果的科学性，与前人的研究对象———小尺度吕梁地区、研究方法———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贫困相互耦合关系［32］、研究结果———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协调性发展水平的相关议题进行对比分析．
2.4.1研究方法对比与前人研究相比，虽然研究分析框架类似，但不同尺度研究区中的指标体系与赋权方法均不相同，这两种存在的合理性大前提是6片区大尺度研究区不仅跨行政区，而且跨不同气候类型、地貌类型以及其他自然条件类型，从生态环境定义出发难以做到指标完整合理;小尺度研究区虽然既包含了贫困县，又包含了非贫困县，但自然条件与经济结构基本统一，从生态环境的定义出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更有地域代表性，因此二者均是合理的．从指标选择上看，6片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框架选择了环保部颁布的、全国范围内适用的规范，结合研究目的，对规范原本的5个指数若干指标进行删减与补充，最后建立了4个指数、17个指标的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核心贫困监测数据，对于贫困区来说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吕梁片区从生态环境质量的含义出发，针对吕梁地区典型生态环境特点，从生态环境包含的5个方面出发，建立了5个方面的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经济贫困指标选择了单一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体现区域实际水平．
2.4.2研究结果对比从耦合结果的图面展示看，无论是生态环境质量、经济贫困、耦合结果还是空间聚集的空间分布特征，大小尺度研究区的研究结果从高低分布上基本一致．从6片区的分区统计中选取吕梁片区的数据与吕梁单片区的数据进行比较(表7)，结果表明，各类型数值纵向比较虽有差距，但整体横向趋势比较一致，只有同步型和共损型的高低相反，大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高于共损型比例，小尺度研究区内同步型比例低于共损型比例．由表8可知，严重衰退失调型与中级协调发展型数量没有变化，1/5的轻度衰退失调型变为严重衰退失调型;1/4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濒临衰退失调型，1/8的中度衰退失调型变为勉强协调发展型;其他各类型均为不变或者变为紧邻级别．衰退失调型共16县，15县衰退失调，1县变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型共4县，2县协调发展，2县变为衰退失调．从表9可见，环境受损型与经济滞后型不变，同步型1/2变为经济滞后型，1/2变为共损型;1/6的经济受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受损型，1/3共损型变为经济滞后型，其他类型不变．
2.4.3差异分析与解释导致以上结果的原因一是在小尺度研究区内，为了对比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区别，加入了36个非贫困县参与研究［19］，即小尺度研究区内进行标准化等数值处理是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进行．而大尺度研究区内所有县都是片区县，所有处理与分析都是在贫困县之间进行，因此在计算结果上会有差别，这也说明了生态环境与经济贫困的相互关系在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确实存在差别．二是由于耦合计算时为了增加区分度选择排名作为耦合对象，而不是传统的以真值为对象进行耦合，在不同的指标体系与权重计算下，得到的量算值稍有偏差就会影响排名，因此造成后续计算结果的不同．不同尺度的研究结果对于连片特困区来说都可作为扶贫开发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决策者在以片区为单位、考虑不同片区整体发展时可以兼顾两种尺度下的政策建议，仅考虑片区内部协调关系时则可以小尺度的政策建议为主．
3结论
一、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
在贵州省各市级行政单元中，遵义市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其人均GDP仅低于黔中区。近年来，遵义市经济虽有了快速发展，但因各大乡镇企业加大了工矿业发展力度，再加上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得该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笔者拟通过构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生态质量评价指数来对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评估，数据来源于2001～2010年国家统计年鉴、贵州省经济“十一五”规划以及最新《贵州省环境状况公报》。
（一）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评估1．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现状从宏观经济变量来看，“十一五”期间遵义市经济产业发展协调度有所优化，见表1。虽然遵义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现象，大部分地区都以发展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效益不高，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下，见表2。尽管2010年遵义市第二产业约占GDP的比重为41．8％，但投入和产出不协调，仍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自“十一五”以来，虽然遵义市已初步形成了以白酒、能源、材料、“两烟”、装备制造、名优特色食品、制药、化工、竹及竹加工、新兴产业等十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但新兴产业起步晚，发展缓慢。第二产业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对遵义市资源开发、消耗和供需都有巨大影响。产业结构只是从宏观上体现了遵义市经济发展状况，为更客观评价其经济发展状况，需构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2．遵义市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本研究遵循“可操作性、可测性、可行性、综合性”的基本原则，从遵义市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出发，在要素层方面选取了生活质量、经济效益、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五个指标层，在指标层方面共选取了12项指标，分别为基尼系数（B1）、农民人均收入／元（B2）、资金禀赋系数（B3）、波动系数（B4）、工业产值增长水平／％（B5）、GDP增长率／％（B6）、二元结构水平（B7）、霍夫曼系数（B8）、工业结构系数（B9）、经济密度／元．km2（B10）、财政收入／万元（B11）、人均GDP／元（B12），用以构建遵义市经济水平评价体系。（1）权重赋值信息源矩阵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合理、可信，本研究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权重赋值。［4］（P88～94）该方法是直接根据客观环境中的信息进行权重赋值，所以需要掌握各项经济发展指标对总体经济水平的贡献量，权重与贡献量呈正相关。要获得不同指标的贡献量，就需要对各时间或空间经济发展因子原始数据建立矩阵，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各指标中提取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对交互指标的贡献进行定量描述，最终在识别贡献量大小的基础上，对各指标进行权重赋值，从而让权重取值尽可能地客观、合理，有可比性。［5］（P63～68）遵义市共有13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单元，各行政单元的经济水平评价指标原始数据不同，根据指标的原始数据。
（二）遵义市的生态环境质量生态环境是环境管理、人类开发活动、自然条件背景共同作用的结果。区域自然条件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种类的自然生态系统，同时不同生态系统下，适应人类生存的程度，人类开发利用方式也有较大差异，由此带给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就不尽相同。［7］（P21～27）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以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可靠性。本研究的要素层选取了环境污染、资源占有量、环境破坏、地貌、气候5项。并从要素层中提炼出了11个评价指标（D1～D11）：水污染负荷、大气污染模数、水土流失占比、石漠化占比、森林覆盖率、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人均耕地面积、喀斯特面积占比、山地面积占比、年均降水量、气温高于10℃活动积温。由于前5项主成分的Ed值达到了91．291％，大于一般标准（＞85％），所以主因子取前5项，计算特征向量并得到主因子荷载矩阵，再采用EOF法求出因子荷载矩阵。最后根据回归方程，并作归一化处理求得各指标的标准权重，见表6。最后采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求出指标隶属度，并应用评价指数计算模型计算出遵义市生态质量评价指数。通过表7，可以看出遵义市大多数年份的生态质量评价指数在0．5以上，表明其生态环境质量整体良好，在今后的发展中，遵义市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优势。
二、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
在对遵义市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状况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将构建协调发展度、协调度模型来对遵义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进行分析。
（一）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模型本研究选用了离散系数表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离散系数表示的是组间数据的离散（或变异）程度，比较的是多组数据的变异度。由于观察值在数值含义、单位方面的不同，所以比较不同观察值的大小无实际意义，但是变异系数表示的是没有单位的比值，所以可对不同单位的观察值离散程度进行比较。离散系数（C）为标准差（S）与均数（X）的比值，代入标准差计算公式得出离散系数计算公式。
（二）遵义市协调发展度与协调度分析将计算出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生态环境评价指数代入协调度（CV）、协调发展度（H）计算模型中，即可计算出遵义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CV、H及综合评价指数，见表8。
三、结论
通过近十年的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度分析，发现遵义市整体协调水平有待于提高。遵义市作为中国西部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遵义的发展对西部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南喀斯特地形地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和遵义相类似，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较好，在发展中具有明显的自然环境优势，这也是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所能依赖的，但同时也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笔者认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同步发展并提升两者协调度，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应当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来实现。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第一产业主要是对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利用，对环境破坏不大。因此保证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可以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如遵义市可结合当地生态地貌特点大力发展畜牧业、竹业和药业。第二产业要以发展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为重点，如航天材料制造等，并提升产业竞争力，做大产业规模。此外，要发展民族旅游和文化产业，改变第三产业落后的现状。第二，创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推行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子，而要创新经济和环境发展模式，探索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有效路径。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科技，通过绿色技术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则要求改变理念，通过政策和法规来加以引导。并加大教育和宣传工作力度，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作者：武音茜单位：贵州财经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