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30 04:11:00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关键词]周秦时期 生态伦理文化 生态治理 生态文明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和制度参考
一、生态文明建设恪守“以人为本”理念
生态文明不是大自然的附属品，而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跃迁的产物。它秉承“道法自然”和“人道相宜”价值导向，摒弃过度地向大自然无情索取的败德行为，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要求人们坚持“自然生态优先”原则，一切按自然生态规律办事。一句话，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依托生态环境这个基础，从环境承载力的实际出发，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协同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价值诉求始终与人类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相联系，并契合人自身发展的利益驱动，以人为本的理念成为我们今天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促进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真实的价值归依。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和个人的生产活动受限，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与人类社会以往社会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命运上具有明显的区别。以往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在高度抽象的人的基础上，关注人的外在之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现实存在，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人与物的关系被割裂开来，人与人的对立逐渐尖锐起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更替演进，这种重物轻人、重少数人轻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也逐渐被历史淘汰。而以人为本关注的是人本身，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保持了明显的同一性，区别仅仅在于程度不同。[1]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要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为抓手，大力发展高新、绿色、环保、低碳产业，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项目，采取多种方式积极开发和推广环保、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污防污的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我国是一个资源与环境双约束不断强化的发展中大国，资源供给长期偏紧，浪费资源的现象比较严重，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不失为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各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与资本和技术驱动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不同，人的发展要求是第一位的，人自身的发展始终与循环经济、循环利用、绿色消费等遵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的价值理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考虑人与自然环境的匹配，做自然环境的好朋友和守护人。不论生产力水平和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联系不仅从来没有中断过，反而更加紧密、全面。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从诞生起就开始接受大自然的馈赠，依靠大自然提供的水、空气、土壤等繁衍生息，当然不能脱离自然界而存在。在这种意义上，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自然界的良性循环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统一起来，不论是人化自然，还是自然的人化，都必须体现这个原则。“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都报复了我们。”[2]工业文明虽然为我们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让我们远离疾病、灾难和压迫，享有尊严、富裕、平等和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无限度的向大自然的索取，导致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能源短缺、物种灭绝等资源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危及我们人类自身的安全。“一个建立在达尔文的进步观上的世界观存在着深刻的局限性，因为它集中关注的是我们的特征，而不是我们的生活，并且它要求改造我们自身而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些局限性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明显，现在到处可见各种诸如贫穷、失业、流离失所、饥荒和流行病之类可以补救的剥夺、环境破坏、物种濒危、持续的动物虐待以及大多数人类普遍恶劣的生活条件。”[3]因此，我们对自然的改造应当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获得人类自身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建设生态文明，创造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我们人类的根本利益。我们知道，人类个体的需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归结起来无非是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两个大的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极端高温事件、城市内涝、局部洪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都会破坏我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危害我们的身心健康，而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不仅能够淘冶人们的生活情趣，提高个人的幸福指数，而且还能净化人的德性，养成爱护环境、尊重自然的良好素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由来已久，人们在审视自然美的同时，也会自觉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的意义，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两面，和则两悦，损则两伤。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一般情况是，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环境状况比较好，自然界基本上保持原始状态。当经济开始起飞时，经济增长迅速，同时环境开始恶化。但实现工业化之后，环境又会得到改善。例如，英国伦敦在19世纪直到20世纪初经济发展加速，环境污染相当严重，有“雾都”之称，但是近几十年来，由于重视环境保护，伦敦的上空又重见蓝天白云。事实上，环境的恶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而不是主观上的认识水平问题，也不是制度、战略和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环境恶化现象的发生。[5]（P213）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是一项须臾不可动摇的基础性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首创精神结合起来，因为在一定意义上，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党领导人民群众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的总开关，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这一本质要求，只有尊重客观规律，生态文明建设才有现实的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路径
作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很长，它伴随着我们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辉煌历程，从来没有停歇过。关心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的人认为，自然资源的基础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其中通常存在的问题是如何规划有助于维持生态过程的发展活动，例如土壤肥力、废物消化及水和营养物的再循环。我们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自然规律，倡导绿色消费，鼓励资源节约利用，其最终目的既不是为了做自然的仆人无能无为，也不是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而是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相得益彰的理想愿景，实现我们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否认，人类通过利用化石燃料和制造材料解决的每一个科学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对自然的胜利和对经济进步的贡献，但同时也可能是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20世纪70年代，人们担心大的环境问题将与资源短缺联系在一起。进入新的21世纪，有一种挑战我们无法回避，即我们用来解决资源短缺的方法，包括使用自然资源的替代品、更清洁的环境生产的产品和服务，都可能会引起下一代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无从谈起。正如迈克尔•雷德克利夫特所言，“北方国家把许多有毒的废弃物倾倒在贫穷国家，把肮脏的技术推广到贫穷国家，而北方国家的许多需求，像能源、食品和矿石，都来自贫穷的南方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富裕和中产阶级人群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因为采用了以大量的自然资源来满足需要的发展方式。而这种方式最终会导致代内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我们现在的掠夺，是以将来作为巨大的代价。”[6]目前，不论是土地、水资源的有效供给水平，还是人均资源的拥有量，我国的资源保障水平和能力都比较脆弱，生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据相关部门统计，大江大河治理效率低下，黄河等流域水土流失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3以上；土地沙化、盐碱化现象进一步恶化，全国有荒漠化土地面积39.54亿亩，对4亿多人口的生产生活造成影响；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北方等缺水城市不断增加，许多城市人口基本生活用水难以得到保证；北涝南旱、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仍，每年都有近4亿亩农田受到不同灾害的影响。整体来看，加强水土保持工作、防沙治沙、植树造林、打造绿色生态屏障的工作刻不容缓。许多国外媒体评论说，现在中国的生态现状和复杂程度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中国目前所要应付的挑战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里所遇困难的总和。中国照搬西方工业文明发展模式已经没有出路，要依靠自己的经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不可否认，“中国政府严格地控制生态保护区和生态能力弱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补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上的支持，以使其避免盲目发展。并且地方人口理性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以降低其原居住区的人口压力，鼓励拥有大量自然资源且没有环境问题的地区实现经济增长。最后，还鼓励最发达的地区按照环境能力有计划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加快生态重建、污染物处理和减少资源的消耗，从而保持这些地区的发展速度。”[7]（P109）因此，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停留在规划层面，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摈弃那种大兴土木式的上项目、铺摊子的急功近利行为，让生态文明建设规划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在如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面前，我们每个人最为重要的行动就是节约，节约就是最好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大消费时代，但资源有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消费无度的基础上，而转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节约，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可持续消费，可持续意味着节约。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包袱沉重，需要偿还的生态欠账太多，因此党的十从战略高度对如何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的明确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浪潮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型汽车、节能建筑会不断涌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我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要搞好统筹规划工作，开源节流，为绿色产业、绿色技术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为“绿色革命”输血，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开发应用与示范。应该说，同单纯的政策号召与政府强制措施相比，价格机制在促使人们合理利用资源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既可以避免道德说教的软约束，又可以大大降低高昂的监督和强制执行成本。因此，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制度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刻不容缓。好的决策往往是成功的一半，只有彻底改陈孝兵：论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变低成本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的做法，综合运用财税等经济手段，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1）国家范围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使一部分人富足而大部分人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这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是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权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优先解决的问题来考虑。（2）国家之间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26%的发达国家占用了地球的大部分资源，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占全球的80%。（3）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5]（P225-226）我们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公平公正主要表现为，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创新生产生活方式，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改善人类的生产生活条件；代际公平公正表现为一种奉献精神，当代人要为后代人着想，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遗产。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公正原则，还需要完善绿色消费政策，通过消费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不断拓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融合发展的新的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或者产业这些生产领域，还要兼顾消费品、消费习惯和消费政策的吸纳作用。绿色消费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和身心健康，而且要满足我们子孙后代的消费需求，从而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公平公正。绿色消费不只是简单地倡导消费绿色产品，而是从满足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出发，以保护消费者健康权益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统称。绿色消费以适度节制消费、避免或者减少对环境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体现生态意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契合，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消费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而且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一方面，绿色消费以绿色环保为核心，远离各种污染，契合了当今社会转变消费方式、崇尚健康节能的新潮流。绿色消费关注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消费感受，主张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养成不攀比、不崇洋、勤俭节约、健康向上的良好习惯；遵守社会公德和乡村民约，热爱自然，绿色出行，特别要注重生活中的细节问题，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绿色消费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方面，以绿色为标志的消费活动对深化两型社会建设有着特殊的支撑作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依靠系统的制度建设和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依靠先进环保技术、资源利用技术的研发应用作后盾外，更要依靠全民健康文明的绿色消费方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现状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产业的废弃物造成的；另一类是由城市居民的浪费造成的。其中第一类只要找到了成为污染源的工厂和废弃物质，控制其散播途径，是比较容易防止的。但是第二类由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引起的污染却很麻烦。所有人都在以某种形式加重污染的发生，而且污染物的种类也极其复杂。只有当追求环保、节俭、健康和适度消费的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时，我们倡导的全民参与保护环境、控制污染，建设两型社会才有了最广泛的最可靠的社会基础。在践行绿色消费的具体实践中，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关系也关系到公平公正原则能否实现。消费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不竭动力，人类一刻不能停止消费，也就一刻不能停止生产。长期以来，我们漠视了绿色的概念，恪守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定律，没有重视生产和消费本身还有一个内涵扩张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并日益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资本、技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的趋势日益凸显和加深，各种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层出不穷，绿色食品、绿色建筑、节能汽车等极大地丰富了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内涵。毋庸置疑，有什么样的绿色消费市场，就会催生什么样的绿色生产动力，绿色消费越来越成为引领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应该承认，以绿色消费为核心的绿色生产力为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新路。
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社会责任感
我们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是从构建新文明的战略高度来实现经济社会体制转型跨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多维创新，这样的制度创新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哲理。就政治层面而言，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明确自己的责任，踏石留痕，守土有责，加强生态文明的执政和社会总动员，建立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加大环保执法力度。正如总理所言，环保执法部门也要敢于担当，工作不到位要问责。“执行环保法不是棉花棒，是杀手锏。”就经济层面而言，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为主线，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来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平衡，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又能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与恢复，真正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生态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经济发展道路。就文化层面而言，要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大力弘扬生态文化价值，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大兴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之风，促进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的牢固树立。社会责任感来自于观念，观念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观念决定成败，观念决定生死。当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主流价值观日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重经济轻环境、重速度轻效益、重局部轻整体、重当前轻长远、重利益轻民生的传统政绩观和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还相当严重。这种思想观念与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的要求是相悖的。因此，破除这种旧的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前提。以人为本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要求把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的价值取向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在分析、思考和解决问题时，要确立起人的尺度，时刻思考“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摈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GDP高速增长的错误做法。这些主张和要求都是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力量源泉。实践反复证明，如果不破除种种陈旧的传统思想观念，代之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并见诸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具体行动，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效果。在树立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同时，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固然重要，但要让生态文明建设步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正确轨道，还必须使生态文明外在的法律规范内化为企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普通劳动者的最高信念和具体行动，以此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道德水平，增强社会责任感。我们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种文明形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包含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道德素养，其指向是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绿色消费方式，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感。“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这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并且是唯一的一条大部分人能用来指导他们行为的准则。”[8]（P197）生态文明建设过程本身决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真实具体的，包含着各种文明行为准则，包含着人们活生生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也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感。这些行为准则、实践经验和责任感都不是自生自发的，有的需要借助法律法规的硬约束，有的还需要道德力量从不同层面来规范和引导。“人们对他自己的幸福、对他的家庭、朋友和国家的幸福的关心，被指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但是，这却是一个更适于他那绵薄之力、也更适合于他那狭小的理解力的范围。”[8]（P306）这种小范围的“关心”无疑就是一种“恰当的责任感”，生态文明建设在夯实社会和我们个人道德基础的同时，也会潜移默化地强化这种责任感。当然，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通过提高个体的道德素质来强化社会责任感。就我们个人而言，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不可能与生俱来，往往来自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如勤俭、友善、爱整洁、爱动物等品德。这些品德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选题，我们要从总体上对美德教育进行规划，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科学的方法，回应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因此，要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和大众传媒工具，让“崇尚自然，绿色消费，环保光荣、浪费可耻”蔚然成风。生态文明是当今我们人类理性反思的共同产物，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生活环境与质量的改善都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和谐运转，在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再也不可能陶醉在对大自然的征服里，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才是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最大汇合点。由于目前全球各国政治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各国政府对生态治理的治理责任、治理内容、治理政策和治理手段仍未达成共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各国都比较重视本国的生态治理，而对于他国的生态治理大多漠不关心，因此全球在生态治理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和矛盾。应该说，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潮流面前，没有谁能成为看客。“中国正在使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来寻求自我，中国已经选择了至关重要的生态之路，这不仅是为了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地球上其他国家的福祉。中国式的循环经济，特别是她的儒教与道教的特点，使她不会去别人那里学习什么，也不会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不会去适应所谓的普世主义，或者来自伦敦、巴黎或纽约的普世民主的形式，这是对可持续发展的独特贡献。
作者：陈孝兵 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论文 关键词:生态文学 人的文学 生命的文学 生态责任 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和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生态文学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姿态和内在的伦理价值诉求，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是对“人的丈学”观念的修正和超越。所以，生态文学的生态主体性及生命的主体性，将其道德关怀由人及人性的关怀延展和超越到整个生态及 自然 生命的关怀。生态文学的现实语境决定了它理应自觉地反行其“生态责任”并自觉承担其“文明批判”的重任。生态文学在
世纪之交，国内文学界掀起了一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热潮。综观众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大多是谈论它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而较少关注生态文学的写作现状及其内在伦理价值诉求。显然，在生态文学热潮中，生态文学的写作远远滞后于理论探讨。而“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实的、而且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繁荣，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里的必然表现，也是作家和学者对地球以及所有地球生命的深深优虑在创作和研究领域里的必然反映。”阳因此，生态文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积极的现实姿态参与着
生态文学毕竟还是文学，在其生态伦理道德语境中，对生态、生命理想状态的文学畅想仍是其自觉的伦理价值诉求。因此，“生态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表达人类与 自然 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预测人类未来的文学”所以，在文明与文化的批判中，生态文学不仅要心怀地球、放眼宇宙(毕竟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全人类的危机，缓解和消除它，需要全人类的合作与共同努力)，还要在更大限度内表达人类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理想，张扬新的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畅想生命美好的未来。
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命的文学”观念，不但有其内在的价值诉求，而且外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文学的现实存在形态。也就是说，从“人的文学”到“生命的文学”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必然地要求我们的作家改变固有的写作模式，开始真正意义的生命书写。在文学的 历史 长河中，虽然不乏对自然物的歌咏和赞美、展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典之作，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生态意识。但总体而言，他们不是为了自然而赞美自然，不是为了生命而礼赞生命，也并非真正为自然物的伤痛而哭泣。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人，自然仍旧作为人的背景而存在。因此，他们很少有自觉意义上的生态思想和生态书写。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中认为，如果文学仍然以人为中心、以“我”(作家)为中心来展现自然与人的关系，就必须排除在生态文学之外，因为他仍然属于“人的文学”，仍然是“把人以外的自然物仅仅当做工具、途径、手段、符号、对应物等等，来抒发、表现、比喻、对应、暗示、象征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格特征，这可以称为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对象化。m(t)(ps-9)应该说，面对严峻的生态现实，我们有不少作家愤然举笔，真实记录着触目惊心的生态惨状，为民族生存环境的岌岌可危而忧患，如郑义的《
[关键词]生态美学；生态存在论；生态价值论；生态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46-06
[作者简介]岳友熙（1967―），男，山东高密人，文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省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软科学研究基地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美学、生态文化等研究。（山东淄博 255049）。
[基金项目]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基金项目（重大项目培育工程）“美国生态想像理论、方法及实践运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曾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培养项目经费的资助。
Title： On Three Theoretical Bases of Eco-aesthetic Construction
Author： Yue Youxi
Abstract： Eco-aesthetics is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applied subject of aesthetics which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enlightenment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aesthetic ideas. Eco-aesthetics is a new form of aesthetics based on ecological existentialism， eco-environmental value theory， and eco-environmental ethics. It takes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as the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eliminate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breaks the thinking way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and it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for people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eco-aesthetics； eco-existentialism； eco-value theory； eco-ethics
一、“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
所谓生态美学，主要是指生态学和美学联姻而产生的一门学科，它是在当代生态观念、环境观念、美学观念的启迪下而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跨学科性的美学应用学科。它是从美学的角度，用审美的态度、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自然的生态现象、生态关系和生态规律的科学。生态美学是生态本体论在美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具有很大的初创性和开拓性。生态美学不但注重对自然的定性（即存在的本性）研究，在对自然内在生命本质的考察中重构其哲学基础，因此属于物性论范畴，而且带有更多的审美意味，注重对自然外在形式（即存在的表象）的观照，因此属于现象学的范畴。与此同时，它还更侧重自然与人的现实生存关系，具体地说，就是以生态环境为中心，对自然进行价值定位和实践再造（存在的价值）。生态美学覆盖了人类对自然进行审美观照的三个维度：即以真为美、以善为美、以美为美；包括以知性重解自然、以情感观照自然、以意志再造自然等三种具体方式。
对生态美学来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其审美观。生态审美观是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它在自然审美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其一，生态审美观的建构和形成，是以对“生态”的理解为前提的。这里所谓的生态，既不是仅指自然的存在方式，亦不是仅指单一的人与自然的自在状态，而是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的整体化的系统联系上。例如，德国美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在”的诗意的存在方式，就是一种生态审美的存在。其二，生态审美观不是从生命的某一部分或生命的个体来孤立地、机械地看自然美的性质，而是从生命的有机整体、有机联系来综合审视自然美。其三，生态审美观不单按照人的价值或者说自然的外在价值来看待自然美，而且也按照自然的内在价值来看自然美。自然美不单为人而美，也为其自身而美。其四，生态审美观不单从自然人化的维度来看待自然美的产生，而且还从自然创化的维度来审视自然美的产生。大自然的进化，是一种自组织的进化。在大自然的自组织进化过程中，美是自然选择的目的，是自然进化的方向。其五，生态审美观不单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内部心理等方面的统一来看待和谐，而且从整个宇宙，至少是从整个地球上生命的有序存在与运动来看待和谐，并赋予和谐以新的解释与涵义。其六，生态审美观不是将艺术美视为最高的美，而是将自然生态美视为最高的、典范的美。生态哲学中生态本体论的宇宙观，意味着哲学思想的一场革命，生态美学中生态审美观，也将全面地重塑人的观念，彻底刷新人的生活。这是人类思想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
生态美学以“生态环境美”范畴的确立为核心，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的生态审美创造为目标，以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相互和谐、真善美相互统一的自由审美人生境界。生态美学体现了生态文明时代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现实关注，以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这种生态本位的审美观，既来源于对中国古老的传统生态哲学深层智慧的开掘，又来源于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有机统一观念的借鉴；既是对传统美学审美观的超越与挑战，又为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好契机。
二、生态美学构建的哲学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存在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生态存在论”主要是建立在“存在论”哲学、生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的新型理论，它肯定存在是世界本然的存在状态和方式，反对在现实世界之外寻找存在的本质和依据；主张结合古代直观整体论和当代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的成果，将存在理解为包含人、社会在内的整个大自然的存在，即把存在看作是由“人―社会―自然”组成的“三位一体”的统一有机系统整体。“生态存在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生态存在论继承了系统论的整体性特征，认为生态存在不是人、社会和各种其他自然事物的零散的存在，而首先应当是整体性的存在。它在肯定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等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生态存在整体的基础上，否定生态存在整体等于各部分事物和人简单相加之和的机械观念，坚持生态存在系统具有自身特定的质，是由人、社会和各自然事物等内在各要素之间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生态整体；特殊生态系统又存在于更高一级生态系统环境中，受更高一级生态系统规律、状况、发展趋势的影响，这种生态系统的整体特性就是其从所处系统环境中获得的质的规定性。第二，生态存在论认为，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具有有机性，它们是有机系统整体。它从生态科学观念出发，肯定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的有机性，而且把有机性理解为生命、生态系统自身具有的自组织、自调节、自选择能力，把整个世界描绘成由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不断进化的有机的统一体。第三，生态存在论认为，人、社会和各种自然事物的生态存在具有过程性。从自组织理论出发，把存在如实地描述为关系性的、过程性的和实体性的存在的统一，把自然生态过程视为统一的自组织运化过程，坚持不同层次的“实体存在”、不同层次事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在统一运化过程中形成、演化的观点。①
“生态存在论”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复杂性科学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的新型理论，是对科学理论的概括和升华。它是对近现代机械论世界观、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否定，是在更高层面上对古代有机整体论的扬弃和复归。“生态存在论”包括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和自然观，是建立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文明时代精神的必然产物。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存在论”哲学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具体应用。以“生态本体论”为基础的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的美学范式，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有机统一的新的科学的美学范式。生态美学针对现代性过分强调自然的人化，把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偏颇，还强调人的自然化，重视自然生态规律，把人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存在和演化规律；同时，生态美学又肯定人与自然万物的差别，肯定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认识实践能力和人的智慧，肯定生态美学建设是建立在人的现实认识实践基础上，主要依靠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反思、协调和重构。生态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必然，是人类对消除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异化要求的时代呼唤，是生态本体论时代的精神体现。
三、生态美学构建的价值论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价值论为基础的美学。生态环境价值论，就是人类在生态本体论时代对人与自然万物及其生态系统的价值关系独特新颖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它主要是针对近现代人类本体论时代的主观主义工具价值观，肯定价值的客观存在，重视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生态环境系统的价值，并重新阐述人与生态环境的价值关系。生态环境价值论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传统的价值论进行反思，在新的自然科学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新型价值论。它从价值论的学术框架出发，对生态系统、人的生态环境以及其中多样化生物的价值进行探讨，结合生态保护的要求改造已有的价值论或为价值论提供新的内容。它是对人类本体论时代价值观的突破和超越。生态环境价值论主要是哲学、文化意义上的价值论，主要探讨的是价值的本质、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等问题。它在首先承认人是自然界当中具有自主性、独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特殊存在的基础上，肯定自然生态环境的价值，肯定人和自然万物及其生态环境系统都具有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认为它们都可以成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它们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既有区别，又是内在统一，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同时，它还确定了人类对自然环境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环境价值论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对“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两个概念的内涵的讨论当中。所谓“生态环境价值”，就是指人与周围的生态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所具有的自身内在的有机价值。它是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包括人）天生地就具有消纳废物、维持生命和调节平衡的生态价值，是生态环境系统维护生态环境系统自身稳定、完整和美丽而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它反映的是人与周围的生态环境具有本源性和本然性的联系。而所谓“生态环境的价值”，在广义上是指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要素对其周围的其他要素（包括人、自然事物、子系统、母系统等）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或体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在狭义上，则是指生态环境系统及其要素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或体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或工具价值，即只是相对人来说的。“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内在统一的。①
生态环境价值观是对宇宙本体论价值观的补充和发展，是对人类本体论价值观的突破和超越，它是生态环境美学赖以产生和形成的价值论基础。传统哲学认为，价值客体可以是自然物、人创造的财富，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和个人；但是，价值主体却只能是个人、群体和社会，或者说只有人才有资格成为价值主体。这种人类本体论价值观的偏颇和现代科技的片面发展，给“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障碍。因此，人类需要重新反省自身的价值观，继承和发展传统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之精神，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但肯定人是生态环境价值主体，而且强调其他生态环境各要素也可以作为生态环境的价值主体；不但要考虑到人类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而且也要考虑到其他生命体、生态环境系统、生物圈的内在价值，从维护和促进生态环境系统和地球生物圈的生存和发展高度，把自身的内在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成对生态环境系统和生物圈的工具价值，在人与生态环境系统共生共荣、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使自身的内在价值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实现。从生态环境价值论来看，价值主体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理解，认为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都可以成为生态环境价值主体。生态环境价值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由世界的主宰变成了生态环境系统当中的普通一员。人类在利益上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人类仍然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由人类本体论时代转向了生态本体论时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发生了彻底转变，即由人类本体论价值观转向了生态环境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价值主体超越了传统价值观的评价主体，认为价值主体不单是人，也可以是人之外的其他生态环境要素。生态环境价值观不但从认识论角度，在肯定人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强调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还从生态存在论角度，把人与其周围的生态环境系统看作一个最大的完整的生态环境总系统，肯定了这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内在的有机的生态环境价值。并进一步强调生态环境的价值与生态环境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它认为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态环境的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都是生态环境系统进化的结果。生态环境系统的各个因素都对维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完整与和谐做出了贡献，因此都具有生态环境的价值。作为人类的文化现象，生态环境价值是人类超越自我，借助人的洞察力对生态环境价值关系进行分析的产物，不是人类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价值的判断和评价，而是将人类自身融合于生态环境系统当中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存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生态环境价值论的提出使人类对自己的主体地位进行反思，迫使人类矫正自己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的态度和行为，这对保护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益具有重大意义。①生态美学就是以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型美学。
四、生态美学构建的伦理学基础
生态美学是以生态环境伦理学为基础的新型美学。“生态环境伦理学”也被称为“生态伦理学”，是一种主张把道德关怀（moral consideration）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的伦理观点和学说。它是在对传统伦理学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它的继承、发展和超越。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各种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及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生存权利”，并把它们的这些内在价值和生存权利（而非人类的利益）作为判断人们对它们的实践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终极标准，作为对人的实践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重要依据。②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新型的伦理思潮或价值观。生态伦理学的革命性和新颖性，主要体现在它肯定了各种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和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的生存权利，空前地扩大了“道德共同体”或“道德联合体”（moral community），为今天我们正确理解“人――社会――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提供了新型的道德根据。③生态伦理学将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无生命的存在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对人的固恋（fixation），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类扩展到了更宽广的大自然，使道德联合体（moral community）的范围从人类自身扩展到人类之外的其它非人类存在物，从而拓展了伦理学的范围，使其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这种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了包括自然界一切无生命的存在物的伦理思想，就是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终结和新的自由主义的开山。④
生态伦理学是一种具有不断开放性的伦理学，它要求人类应该有一种伟大的生态伦理情怀：对他人的关心，对动物的怜悯，对生命的爱护，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他应当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个人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这种永恒的东西和伟大的过程就是生命（包括人的生命）的生生不息和绵延不绝，就是大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是上苍之“大生”和“广生”之美德。我们甚至认为，由于大自然或地球是所有事物的“生命摇蓝或生养环境”（originating matrix or parental environment），所有的事物都是大自然创造的；哪里存在着积极的创造性，哪里便存在着价值。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把伦理学仅仅限制在地球的范围内，宇宙是我们所占据的地球的生命摇蓝，我们应当把它也包括进最终的伦理王国中来，超越“地球中心论”或“地球沙文主义”，走向“宇宙伦理学”。⑤
生态伦理学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权利平等的同时，还承认人类具有不同于自然的其它物种的特殊性，承认人类具有高于其它物种的特质，这种特质就是人类具有思维能力，有理性。而人的理性就表现为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对自己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他能够对自己的需求加以控制，能够限制自己。当前，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已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的警告，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改变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使人类的活动能够与自然的存在相适应，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圆融共舞的共同体。⑥
生态伦理学就是我们建立生态美学的重要基础之一，它在生态美学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突破主客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重建理性，重建主体性，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辩证关系，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生态美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尽管这种思想上的改变在越过一定界线以前很少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一旦关键的认识改变以后，巨大的变化就会像洪水般立刻涌现。我们的生态美学就会轰轰烈烈地建立起来，人类就会迈入真正的生态文明时代。
关键词：中国梦 大学生 生态价值观培育
2017年5月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i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生态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生态梦”越来越被人们重视，成为人们努力奋斗、奋勇争先、追求进步的目标和方向。生态文明建设的成与败，将决定中国梦的实现与否。大学生作为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培育他们的生态价值观不仅帮助其健康成长，而且还关系到“中国梦”的实现。
一.“中国梦”与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
1.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充分展现了“中国梦”的内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ii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充分展现了中国梦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家富强在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中的展现。国家富强包含绿色的富强，是带有绿彩的。国家富强并不只是经济上的富强，也包括生态上的富强。要实现生态上的富强就必须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加强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第二，民族振兴在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中的展现。民族振兴是全面的振兴，既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也体现在生态方面。我们必须加强对生态文明的建设，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与强大，增强大学生生态文明素养，不断向其灌输生态价值观，从而培育出新一代拥有生态价值观的优秀继承者，使其成为民族振兴的中坚力量。第三，人民幸福在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中的展现。人民幸福不仅体现在物质的足够富有，还体现在生态上持续拥有，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iii。大学生是青春担当，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重任，是生态梦最有力的践行者之一。
2.“中国梦”为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指明了具体方向
首先，“中国梦”引领着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时代方向。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如果缺少了“中国梦”的时代引领，那么人与自然的和谐、整个社会生态文明的和谐也就失去了根基，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也就无从谈起。其次，“中国梦”引领着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教育方向。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需要以马克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用“中国梦”引领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教育方向，引导大学生自觉主动地把自我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结合，使大学生深刻领悟到推进生态文明对于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意义。最后，“中国梦”引领着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实践方向。正如所言，“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iv“中国梦”属于我们每个人，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要敢想敢干、勇于追梦。实现“中国梦”需要当代大学生的生态实践，在当代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的实践过程中更需要“中国梦”的引领。
3.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是“中国梦”实现的强大助力
当代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他们在社会成员中是较为与众不同的，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梦中充当生力军的角色。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他们具有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理念以及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实现我国生态文明鹇阅勘昶鹱啪龆ㄗ饔谩＜忧看笱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不仅能够提升大学生生态文明意识，还能使广大大学生在主观与实践层面投身于“中国梦”的实现中。因此，大学生要树立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励志勤学，在激情奋斗中绽放青春光芒、健康成长进步。自觉培育自身的生态价值观，将生态文明理念植入自己的心中，并将其内化为强大的思想动力，再付诸于社会实践，这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将产生强大的助力。
二.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存在主要问题的剖析
1.各主体重视程度不够
自党的十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大力推进”的战略决策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非常重视，先后下发了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然而各高校由于受到传统的生态价值观和思维定向的教化，相当部分高校负责人和教师把对大学生进行生态价值观的培育看作是过度的、没有必要的，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不够重视，甚至反对在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价值观培育上消耗必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以致一部分高校仅仅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只是随口提及，并没有切实采取行动。教学管理部门对生态课程关注点少之又少，没有认识到生态课程设置的重要性，以至于并没有开设相关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课程。
2.教学中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必须具有严密的科学逻辑体系，科学系统地教育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生态文明理论成果。但是，当前生态价值观的培育在高校中学科体系不健全，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没有相应的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对大学生进行生态文明教育仅仅停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中，且分散在思政理论课程的相关章节中，教学内容凌乱、单一，对理论性问题涉及很少，缺少系统地整合等问题，原因是没有专门的教学管理机构进行协调整合，机制体制不健全，各高校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没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导致缺乏完善的管理教师的运行机制和进行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教师队伍，且生态道价值观教育缺乏专门的课程教学，课程规划也缺乏完整性与科学性。
3.大学生生态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缺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人民生态意识相对比较淡薄，大学生的生态意识也深深被这种社会环境影响着，他们对生态环境的基本知识、本质要求和法律规范了解甚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在校园里各种各样的浪费现象广泛存在。如在食堂，很多学生都会剩饭剩菜，浪费食物；在教室，到处可以看到尚未喝完的饮料瓶、尚未吃完的零食，空无一人而电灯、电风扇、空调等电器却照样在工作着；在大学校园里外卖越来越受欢迎，但随之而来的是外卖的餐盒以及一次性筷子大量浪费；这些浪费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当代大学生普遍缺乏生态意识的现状。
三.中国梦视域下大学生生态价值观培育的途径
1.加强对中国梦理论的学习，强化组织领导，引导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养成
党的十提出实现中国梦与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息息相关。所以，各高校必须注重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用心研习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积极促进大学生生态价值观教育教学工作，有效地开展领导和组织工作，在学校工作中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在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党团活动等学校日常工作中培育大学生生态价值观，保障全体师生都能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培育学生成为一个拥有生态文明价值观并能够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建设接班人。
2.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设置课程体系，促进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确立
培育大学生生态价值观，要大力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重组教学资源，拓展教学内容，设置完善的课程体系。撰写关于培育生态价值观的系列课本，研制完备的教学大纲、教学规划和教W内容，明确规定教学组织方式和方法，形成规范化、秩序化和制度化的教学。同样应该建立健全与之相对应的衡量标准和审核方式，保证教学成效，实现教学目标。生态文明教学重要在于让大学生认真学习生态文明理论，尤其是用心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生态文明理论成果，包含学习唯物辩证法、环境学、绿色经济学、环境保护法等，从而有助于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培育。
3.加强校园的生态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推动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加强
建设生态校园，合理利用校园的荒地，如把荒地翻耕种植果蔬；用创意农业打造生态校园，如创建校园原生态图书馆，用九宫格的创意加强学生对农作物的认识。建设校园育人环境，既要注重物质、精神、制度等文化的建设，更重要的是生态文化方面的建设，要从自然资源到人文资源，每个部分都突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共同打造美丽校园。美丽校园对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可以使大学生对优美的校园环境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激发良好的学习生活状态；也可以陶冶情操、健全人格，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从而推动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加强。
参考文献
i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励志勤学刻苦磨炼促进青年成长进步[N].光明日报，2017-5-4（01）.
ii邓h.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思想政治理论考试大纲解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123.
iii董晓伟、王倩.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N].南方日报，2016-03-11（02）.
【关键词】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 建设
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的是社会共同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一定社会关于“应当怎样”的一种智慧。它表达并设定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规定社会发展目标,把握和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价值合理性。这些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深深渗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无处不在地发生着作用。因此,要想整合社会,有效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基础上,加强意识形态、伦理文化、共同价值观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首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抓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任务,而核心价值体系是构建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引导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缺乏共同理想和民族精神,就不可能凝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用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全社会和全体国民思想价值取向,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形成思想共识,增强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力量,产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和谐发展的力量。
其次,是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竞争的必要举措。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发达国家的物质、精神生活方式也会对后发国家产生巨大影响,并在这个影响过程中冲击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经济竞争已和国际政治竞争紧密联系起来。全球化进程为各国实现自身发展提供了机遇,但也形成了不同国家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等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和较量。在相当程度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较量反映的是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价值理念之间的分歧和斗争。当前文化竞争已成为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竞争首先表现为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竞争,其次还包含着文化价值观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较量。这一切都把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提到重要日程之上。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不受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干扰和左右,不迷失自己的价值观和民族文化,这一切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这一时代重任息息相关。
第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关系到社会非正式制度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社会各个方面协调、均衡发展。在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诸多因素中,有些因素是硬性或显在的,如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等正式制度体系。有些因素是软性或潜在的,如社会意识形态、共同价值观、民族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要求等非正式制度层面的内容。对和谐社会建构而言,二者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一定意义上,非正式制度从精神文化、理想信念、社会习俗及其道德价值层面产生的凝聚整合力量以及非强制性约束等等,对社会和谐治理,对引导社会成员自觉接受社会规则,具有更加积极的作用。
总之,社会的整合,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社会各种文明的协调发展,都离不开来自共同价值观的维系和支撑。可以说,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理念和共同理想信念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可能有效建设和谐社会的。在这个意义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务的提出,是我们在时展新阶段中对社会治理方式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更自觉的把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建设问题
首先,要注重构建核心价值理念对多样社会价值取向的引领地位。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中,首先有一个一元价值导向和多样价值取向的关系问题。文化建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绝不等同于任由各种价值观杂乱无序的发展。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都有明确的精神支柱或核心价值原则。中国文化要繁荣发展,就要坚守其核心价值原则: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这是我们的政治信念;二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不能丢,这是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本原和文化之根;三是必须信守维护法律和道德规范体现的社会基本价值内涵,这是社会法治和德治的基本价值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上述各种维度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底线的系统表达。
注重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地位构建,这一方面意味着核心价值体系要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中处于价值主导地位。一个没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多元化社会,犹如没有规则的交通,一定会陷于混乱无序。另一方面,强调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地位,并不是要简单地实行社会价值一元化,而是要尊重价值观的“多样”和“差异”。核心价值体系与多样价值取向之间是一种“一元统领”、“兼容共生”的关系,是一元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主导性与包容性的统一。社会价值取向的整合,必须建立在一元的核心价值引领主导和普遍多样的价值取向的有机共生基础上。
其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相一致。文化和核心价值体系同属上层建筑。这决定了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在反映社会现象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表达了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理念。核心价值理念往往是通过文化去表现和传达的,而核心价值理念也接受文化的影响和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核心价值理念和文化建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
文化具有建造、守望民族精神家园的功能,文化又是表达和诠释社会核心价值导向的重要媒介,如果我们的制度、法规、核心价值理念表达的是一种价值导向,而社会文化领域表达的是另一类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的张力与矛盾,会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聚、价值观念的整合、社会秩序的管理等机制环境,造成极大的消解破坏作用。文化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重要承载媒介,核心价值理念蕴含在社会文化之中,并具有引导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功能。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仅是思想理论和宣传战线的事,也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应有之义。如果我们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大力强调宣传主旋律,强调核心价值理念的主导地位,同时又失却其在文化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任由文化市场化自发生长,社会文化最终就会远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具有价值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但其本质首先应当是意识形态属性而不是商品属性。我们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但不是搞文化“产业化”和“市场化”,要努力做到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相统一,并要注意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注重加强全社会尤其是重点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现代化建设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也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建设全过程。许多年来,我们在国民教育尤其是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具体教育实践中,价值观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正确落实。在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应该特别注重抓重点人群的价值观教育。
首先,加强对青少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核心价值观应当走入课堂,走入家庭,全方位走入社会生活。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童蒙教育,认为只有在幼年时期对其进行正确价值规范教育,使之言行举止有所循持,方可长成后行正道之事。青少年以及社会公民的价值观念和理想信念并非与生俱来,它是通过后天教育和培养形成的。如果青少年的核心价值理念教育乏力,价值是非不明,新一代公民就不可能发展出合格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求也会丧失其社会功能。
其次,加强教育工作者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教育工作者因为具有特殊的职业身份和职业责任,他们的言传身教对受教育者及其社会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影响力。教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的教育工作以及价值观,对整个社会的观念走向,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受教育者的影响都非常重要。社会应该对教育工作者群体进行重点培育,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
第三,加强对理论工作者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点建设。日本学者土界屋太一指出,“使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走向崩溃的其实是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是人们不再相信社会主义观念、理想和领导层的决策和人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在全社会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价值认同,形成共同价值观。理论工作者由于其独特的工作性质和社会身份,关系着一定社会的理论思维和价值取向,也随时随地在从理论层面影响着社会公众,他们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宣传是社会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社会理论环境和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应该促使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第四,加强领导干部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建设。作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素质和形象,不仅关系到国家公务员能否正当行使公共权力,完成好国家公务,而且关系到为全社会公民作怎样的表率并产生积极影响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理念和引领作用。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头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者和引领者;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把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等思想素质作为综合考评干部的内容之一,从用人制度机制上加强核心价值体系导向建设。
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的机制合力问题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宏观把握和全面落实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领域,以及各行各业各部门之间如何进一步形成有机合力,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上,都还应做进一步探究和构建。
首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想理论领域需要进一步优化整合。核心价值理念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建设不能停留在政府文件或只依靠主要职能部门去宣传、研究。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全社会上下和各个领域一以贯之,在社会机制中全方位渗透。理论研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但目前并未得到充分构建的领域。理论领域如果不与社会价值导向相切合,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会缺乏应有的理论基石。因此,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要力抓的是思想理论建设。
目前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领域内还需要进一步优化整合。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理论保证。在今天,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甚至反作用力。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识也在滋长。其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积极进行思想渗透和较量,力图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二是小生产的、封建残余的思想观念等,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并产生影响;三是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观念也在不可避免地侵入;四是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有意无意地起着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防范、制约和斗争。尤其对西方敌对势力思想的渗透要有清醒意识,要站在国际政治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和应对。在这个意义上,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破坏和干扰,本身就是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首要的步骤。
其次,实现社会主渠道价值导向和现实生活舆论环境的进一步融合。社会宣传主渠道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正确理论、价值观教育和舆论引导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主渠道价值观和大众生活价值观存在某些脱节;二是在主渠道宣传教育系统中,某些环节也存在着和主旋律不和谐的因素。如互联网、手机、小报等某些大众传媒存在着一定的观念污染和垃圾文化问题;三是主渠道舆论宣传教育在战略、战术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脱节。比如在思想道德舆论宣传教育的具体操作中,还缺乏真正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是舆论宣传战线大力弘扬主旋律,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引导人们;但另一方面,在大众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奉行的却是多元另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如唯利是图、及时行乐、个人主义、金钱崇拜等。正是因为在价值观教育领域里存在着不和谐甚至相悖的反作用力,也就是说缺乏必要的合力,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才出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摘 要 题】档案鉴定
【关 键 词】档案价值形态
【 正 文】
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指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档案价值相对性特点的表现。因为档案价值取决于档案主体，以档案主体的尺度为尺度，所以档案价值必然会在现实实践中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形式。也可更通俗地讲，档案价值形态就是档案的具体价值或者具体的档案价值。档案价值是对各种档案价值具体的抽象和概括。档案价值与档案价值形态之间是抽象和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一般融于个别之中，个别包含着一般。
一、为什么要区分档案价值形态
我国档案界一直有人对档案价值的具体形式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如张开森在《天津档案》1987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在档案鉴定工作中档案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关系》一文，提出一个公式：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保管成本，从而得出结论：“有利用价值的档案材料未必都有保存价值；无利用价值的档案肯定无保存价值；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文件必定有利用价值”。其它相关论文还有周耀林的《档案价值层析》，吴祖鲲、吴桐的《论档案的功用和文化价值》，柳再义的《档案保存价值的定量研究》，彭光照的《浅析档案利用价值的构成因素》，张斌的《论档案价值形态》等等。由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也认为，档案的基本价值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但笔者感到，我国档案界对档案价值具体形式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即不够系统和深入。正如张斌所指出：“我国档案界一直比较注意对档案价值具体表现形式的总结和研究，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其研究也存在较明显的缺憾：一是对档案价值形态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没有统一地、系统地把其作为档案价值理论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二是对某些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比较浅显，感性认识的成分居多，缺少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我们有必要将档案价值形态的研究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除上述之外，区分档案价值形态对笔者来说，还有两点考虑。首先，我们认识和评价档案价值，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去把握。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绝对的。但是微观上，档案价值会因其相对性特点而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形态。如一个单位的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在价值结构、价值表现形式乃至价值实现的方式和途径等方面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主体对同一种档案的需求性质、需求角度以及需求内容也存在差异性的，某种档案此一时有价值，彼一时则无价值等。研究档案价值形态，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档案价值，进而科学地鉴定档案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研究档案价值转化，需要实现分析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研究档案价值转化提供逻辑支点。档案价值转化就是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因此，对档案价值进行区分，并剖析不同档案价值形态的特点，将为后面章节的展开论述做好准备。
二、档案价值具体形态及其关系
1.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源流关系，可将档案价值从整体上划分为原始价值和从属价值。原始价值是源，从属价值是流，两者之间是源和流的关系。这一思想最早是由美国的档案学家T·R·谢伦伯格提出的。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承认，文件要能够成为档案，其产生和积累就必须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目的，并且除了达到此种目的的价值之外尚有其它一些价值。这就是说，成为公共档案的文件有两种类型的价值：对于原机构的原始价值，对于其它机构和非政府使用者的从属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我们应当正确理解谢伦伯格的本意，谢氏认为，档案对于原机构的价值是由文件当初被产生和被积累的特定目的决定的，这说明档案的原始价值包括文件价值（由文件当时的作用大小决定）与档案的初始价值（文件产生机构积累的意义）两部分。而档案的从属价值是由其原始价值衍生而来的价值，表现为对文件形成者以外的利用者的意义和作用。当档案不再被其形成者所利用时，并不说明此时的档案已没有价值了，实际上，档案的原始价值已转化为从属价值了，表现为档案价值的扩展趋势。在我国档案界，通常把档案的原始价值叫第一价值，把档案的从属价值叫第二价值。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指出：“档案具有对机关的作用和对社会的作用的双重性及过渡性。从双重性来说，档案时机关的作用，可称为第一价值，对社会的作用可称为第二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可见，档案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双重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过渡性。当档案由第一价值（原始价值）过渡到第二价值（从属价值）时，其价值发生了扩展，我国档案界称之为“档案价值扩展律”。其实，从实质上看，档案价值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转化过程中。档案的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过渡实质上是档案的原始价值向从属价值的转化。
2.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
关于档案的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的思想，最早也是由谢伦伯格提出的，他当时称之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谢伦伯格在《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指出：“在讨论美国国家档案馆所逐渐形成的那些鉴定标准时，我要提到两个问题：（一）公共文件内关于产生它的那个政府机关的机构组织和职能运行的证据；（二）公共文件关于与政府机关有关的个人、法人团体、问题和情况等情报资料。因此，公共文件有两种价值，即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谢伦伯格只谈到政府机关形成的公共文件的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没有涉及到政府机关以外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其实，他的这一思想完全可以延伸开来，同样适用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及个人形成的文件。所谓档案的凭证价值，就是指档案能够作为其形成者的有关情况（如单位的组织、职能、开展的活动、个人的自然情况等）的证据；所谓档案的参考价值，是指档案所记载的内容对档案形成者及其以外的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参考意义和作用。笔者认为，谢伦伯格所说的情报性价值即指的参考价值，因为“证据性”和“情报性”就如同“凭证”和“参考”两个概念一样，它们的外延界限非常清楚，非此即彼，非彼即此。
对于一个政府机关来说，要判定其档案的凭证价值，应当从3个方面去把握：一是该机关在所属行政等级系统中的地位；二是该机关的职能及其性质；三是该机关根据规定的职能所进行的活动及其性质。总之，判定档案的凭证价值，主要是根据机关的地位、职能和活动，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价值就越大；反之，档案价值就越小，谢伦伯格认为：“在考察证据价值时，档案工作者也可能会同时保存具有其它价值（不仅对于行政官员和行政管理研究者有价值，而且对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般学者有价值）的文件”，（注：谢伦伯格著，黄坤坊等译：《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档案出版社1983年版。）并进而认为，档案的情报性价值一般也被称为研究价值，即公共文件由于含有对各种研究有用的情报资料而固有的价值。情报价值来源于公共文件中有关公务机构所处理的人、地、问题之类的情报资料，而不是来源于公共文件中关于公务机构本身的情报资料。
我国档案界一般将档案的情报性价值表述为“参考价值”，或通俗地称为档案的“参考作用”，指的就是档案所记录的信息对于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活动所具有的参考意义。所以，档案的参考价值又可分为多种具体形态，如行政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知识价值等等，这是由于人们参考档案的角度及所运用的领域不同决定的，在此，不必赘述。
3.利用价值和保存价值。
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界最常用的一个关于档案价值的术语，“在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实践中，通常所说的档案价值，指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注：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页。）也就是说，一提起档案价值，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档案的利用价值而非其保存价值。因为，“利用价值”可能会更通俗、更直接地反映档案可供人们利用从而满足人们某种需求的价值属性。实际上，档案的利用价值是针对档案的具体用途而言的，即指某一（或一部分）档案对具体的利用者的具体意义和作用。如某份学籍档案中有关某一学生在校学习成绩的记录，对该学生考研、谋职或出国留学等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凭证作用；某份工程设计档案成为有关设计人员进行工程设计的直接依据；某份车辆管理档案成为处理某起交通事故的原始凭证等等。上述中的“参考作用”、“直接依据”及“原始凭证”都是指的档案具体的利用价值。“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价值微观化的表现形态。从宏观上讲，档案价值是绝对的；从微观上讲，档案是否具有价值，会受到各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此时有价值而彼时则没有价值。这里所谓有没有价值，则是以有没有某一具体的利用价值为衡量标准的。”（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所以，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有多种具体形态的，多层次的。
档案的保存价值是在人们意识到档案的利用价值之后才认识到的价值形态，因为只有人们认为档案有用，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保存它。再者，当我们判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时，不仅要首先断定档案有无利用价值，而且要搞清楚其利用价值的大小，以确定合适的保管期限。“档案的保存价值，是与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紧密相关的一种价值形态，我们在鉴定工作中所讲的鉴定档案的“价值’实质上就是鉴定具体的保存价值”。（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也有人认为：“档案价值鉴定工作的主要着眼点，是挑选和确定哪些档案需要保存以及保存多长的时间。因此，鉴定档案价值，更确切地说，是鉴定档案的保存价值”。（注：陈兆＠①、和宝荣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可见，档案的保存价值与档案的利用价值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概念，档案的保存价值实际上指档案是否具有被保存的意义。“档案的保存价值在档案价值鉴定工作中的具体反映或形式，是以保存时间长短体现出来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的保存价值也就是指档案具有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保存价值的外在体现就是档案的保管期限”。（注：张斌：《档案价值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总之，档案的利用价值与保存价值之间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档案的利用价值是档案的保存价值的基础，保存价值是利用价值的时间限度，档案的保存价值包括利用价值和保管代价。
4.潜在价值与现实价值。
按照档案价值的存在状态或表现状态可将档案价值分为潜在价值和现实价值。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指档案处于“休眠”状态时的价值形态，此时的档案没有被纳入主体的活动范围，档案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这就是档案价值的隐含性。档案价值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它毕竟不像档案实体那样具体。档案实体是档案价值的载体，档案价值是档案载体的灵魂。无论是档案的凭证价值还是档案的参考价值，平时都表现为潜在价值，只有被人们利用时，档案的潜在价值才能外现，即转化为现实价值。如一份合同，平时只是放在档案室或档案馆里，这时，它只具有潜在价值而不具有现实价值。
档案的现实价值相对于其潜在价值而言，是档案正在被利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形态。由于档案被利用，从而对档案主体造成一定的效应（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所以说，此时的档案价值表现为现实价值。一份房产证为某起民事纠纷的解决提供了证据，维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这一过程使该房产证的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
由上述可知，档案的潜在价值是我们从理论上认识的，档案的现实价值是我们从实践角度衡量的，从理论到实践，必然要经过利用档案的主体——人这一中介，档案利用主体是实现档案由潜在价值向现实价值转化的决定性因素。
5.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如果撇开具体的档案，把档案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档案价值表现为绝对价值形态。因为档案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别的不说，单从延续人类文明史这一角度来说，档案价值也是绝对的，也就是说，档案具有绝对价值。再者，从档案价值的客观性来说，档案价值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档案对于人的价值是绝对的。
“绝对”与“相对”是哲学上两个重要的范畴，两者不可分割。提到“绝对”，必然有“相对”与之对应。档案的相对价值是人们从微观上对档案价值进行认识的结果。从微观上看，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档案具有相对价值：其一，同一份档案对于不同的利用者具有不同质或同质不同量的价值；其二，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时间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我国至今还保存的6件唐代档案，在当时来说，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珍贵；其三，同一份档案在不同的空间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如一个地区的土壤档案对于另一地区来说，可能就没有多少价值；其四，同一份档案在全宗内档案完整程度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价值，完整程度高时，其价值相对小，完整程度低时，其价值相对大。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效引领网络文化，必须把握网络文化的规律与趋势，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通过对话方式、阵地文化建构方式、“网语”开发与运用方式，建构起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体系”与“信念体系”，形成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支撑与保障机制。
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网络文化已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网络时代社会思潮的重要载体与形式。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式与机制，形成舆论引导与利益引导、政策引导、理论引导的统一与互动，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与方法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原则
网络文化环境中，意识形态建设的环境有了根本改变，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就必须充分把握住网络生存方式与网络文化的特殊性和规律性，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占领网络文化阵地，给多样混杂的网络思潮以正确价值指引，营造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思潮与精神家园，为网络化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中全体人民团结进步提供精神动力与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其目的性是十分明确的。相比之下要把握并遵照“规律性”却要困难得多，一是由于网络传播的特点，根本改变了传统媒介时代意识形态教育的特点；二是网络文化自身的虚拟性、多样性、开放性、多变性，也不断对主旋律宣传的方式方法提出新的要求。能否真正把握住网络传播规律、切合网络文化特点，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否真正占领网络文化阵地，能否最终实现对多样价值的引领。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方法论探索
(1)对话方式。一是“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根据唯物史观的揭示，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生活实践而言具有滞后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发挥超越、引领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强大逻辑能量，体现自身在多样价值中的科学性、先进性与比较优势，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要通过不断的沟通、交流和互动的方式，实现反省和超越自身的“理论自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趋圆融与严密、日臻科学与完善。“理论自觉体系”建构中的对话包括：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对话；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新发展对话；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话：与西方国家建设经验和人类共同文明成果对话等。“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网络化生存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体系内外的知识、价值系统对话无处不在。通过不断地沟通、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在无限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开放知识信息、多样价值系统中，不断实现自身理论自觉，发挥整合其他文化价值的强大力量。
二是“信念教育体系”建构中的对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构建网络受众信念体系的过程，必然是摒弃了单项度的刚性灌输方式，必然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过程。包括多样价值环境中对人世的探求、对人世活动的理想与价值追求的对话；对道德信念、道德人格追寻中的对话：对自由、平等、正义等重大公共性价值渴望和呼唤中的对话；对人的尊严和主体性高扬中的对话；对生死、信仰、幸福、生存意义等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进行反思中的对话。在网络文化的虚拟世界中，尽管人的社会性、生活的现实性被淡化，但人对美好心灵、美丽人生的追求是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的。在多样价值混杂的网络文化中，关于人的价值与信念的对话有其独特魅力，因为这种对话所面对的是人而不是物，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追求的价值向度，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先进性。通过对话的方式，切合网络受众主体性不断提升和价值性需要，进入受众自主的价值世界，为广大受众营造精神家园、提供价值指引，进而建构网络文化中为网络受众所广泛接纳的科学信念体系。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网络受众有多样价值选择的自，但却容易迷失在杂乱价值世界中。只有交往、对话、厘析与明辨，才能在多样性价值世界中找到主导性、科学性价值。
(2)阵地文化建构方式。阵地文化建构的第一步是阵地资料管理，它是指网上意识形态数据库的管理模式，就是充分利用网络这个具有强大的存储、检索和互动功能的信息与传播平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理论体系通过专业网站、网页、栏目或消息报道等形式链接到网络上，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阵地资料的建设与管理。在网络传播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强化阵地意识，加强自身阵地建设，不断开发和完善适应网络文化环境的技术模式、软件模式、资料模式和教育模式，构建丰富、全面、即时、灵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阵地资料。
阵地资料管理目的在于形成强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并以之为出发点实现对其他文化价值形态的整合与引领。建基于阵地资料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阵地文化培育，一方面要引导广大网络受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增强对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信念；另一方面，又要倡导人文关怀，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合理解决网络受众的现实生活难题与切身利益需要，科学解释现实社会道德问题，有效解决多样社会下的人们价值冲突，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递时代精神、塑造时代品格、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价值导向与精神动力作用。为此，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本数字化建设与人文精神培育结合起来，既重视引领人的政治信仰与理想信念，又重视人的价值实现与生命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建构的阵地文化，是多样性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也是网络文化多样价值中的先进文化、科学文化，发挥着引领时代风气之先，凝聚与整合其他文化形态的巨大能量。
(3)“网语体系”运用方式。语言是思想的外衣，话语方式与言语表达是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方式最集中、最直观的揭示。网络作为现时代人的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它对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深刻影响的途径之一就出于网络对人的语言环境 的改变。马克思说：人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网络语言是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以网络生活为主题创造出的“键盘语言”，是网络文化下的社会思潮的载体，是网络时代网络受众“新的言语”形式。
网络语言生成于网络多样价值的环境中，是网络时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与话语形式。它的前卫性、叛逆性、简约性、直观感性化，体现了信息时代的网络受众求新、求异的个性特征，及其对社会生活理解和批评的率真性情。网络语言出现与兴起，很大程度冲击着传统规范化、样板化的思想教育的话语体系，给意识形态建设带来巨大冲击与挑战。在网络文化多样价值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及其对其他价值的引领，将无法回避网络语言兴起带来的挑战。网络语言就其性质而言是中性的，它给思想教育带来冲击与挑战的同时，也为现代人的思想解放、主体性发展、个性创造提供了沃土。网络境遇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应对之策，恰恰在于如何使中性的网络语言为自身建设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直面“话语权”挑战，一方面要把握网络语言的规律与趋势，对个性张扬的网络语言以科学有效的引领与规范：另—方面又要汲取与借鉴网络语言的积极因素，开发并运用自身的“网语体系”，通过网络受众喜闻乐见的话语风格与表达形式，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自己的“网语体系”，使其有效融入网络受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交往话语”之中。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全新的时代课题，也是复杂而艰巨的难题，它不仅需要确立科学的原则与方法，而且还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体系与保障机制。
1.经济基础支撑。马克思说过：“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人们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必然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在复杂利益关系、多样思想文化中占居主导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归根结底要通过它所代表和反映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因此，只有不断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2.价值事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主观的观念形态，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的价值事实基础上的，后者对前者具有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多样价值并存的网络时代，要让广大网络受众选择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必须在客观层面上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条件，让广大网络受众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为此，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改善人民生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着力解决广大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扩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基础，进而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网络多样文化中的整合力与引领作用。
3.导向合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是一种舆论导向，它务必建立在科学的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基础之上。利益导向必须着眼于创造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事实，政策导向在于形成公平正义的政策条件，理论导向在于推进相关理论教育，形成广大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认知，建基于此，舆论导向旨在实现对社会思潮和网络文化的有效引领。在利益构成、文化形态、社会思潮多样复杂的网络环境下，只有形成利益导向、政策导向、理论导向与舆论导向的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的合力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力量源泉。
【关键词】 城市森林公园 生态服务补偿 制度设计
一、引言
城市森林公园，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实现林业生态文化建设的阵地，其提供的生态服务的稳定性不仅直接影响到公园本身的游憩价值及未来发展，更维系到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然而目前城市森林公园在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环境也因大量的旅游冲击出现退化（黄程，2010）。
城市森林公园由于其公共物品的属性及外部性，其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并没有通过市场价值体现出来。随着人们对森林公园旅游需求的不断扩张，确保城市森林公园提供高质量的生态服务的同时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需要制度的约束。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增产过程中，政府采用正确的管理模式，即生态补偿制度，希望达到生态阈值之前找到一条通过库兹涅茨曲线峰值的通道，实现经济、自然可持续协调发展（姜宏福、温亚利，2010）。对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的生态服务、环境服务建立补偿制度，这也是经济发展对生态服务的反哺，最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森林公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森林公园的概念、管理、发展不足及应对措施上。城市森林公园是位于城市市区或市郊的、能满足市民日常游憩需求且具有大面积优美森林景观的公园（黄程，2010），而目前由于旅游规划定位有偏失（杨财根，2010），应该加强森林景观培育、合理开发自然和人文景观等对策（孙志立，2005）。
国内针对公共物品的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公益林（田淑英，2009；王蓉，2010）、流域（游彬，2008）、湿地（姜宏福，温亚利，2010；谢屹）及自然保护区（王昌海，温亚利，2010）的生态补偿上。而关于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补偿制度设计的研究很少，基于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生态资本性理论等理论依据（田淑英，2009）和新森林法，从森林环境功能受益的公共和私人主体必须为此支付费用，开展生态旅游，征收生态补偿税费、成立森林环境补偿基金（刘粲，2003），通过价格、支付、激励机制等创建完善的森林生态服务市场机制（戴栓友，2003；游彬，2008），同时明晰产权（王昌海等，2010），加大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王蓉，2010），吸引社会筹资（姜宏福，温亚利，2010）等。综上所述，目前关于专门研究城市森林公园制度设计的文献较少。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生态服务补偿制度这一角度入手，试图构建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制度。
三、理论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通过城市森林公园的特殊性质，利用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补偿原则论，试从政府及市场的角度论述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和支持。
1、环境资源价值理论
根据生态补偿理论，环境资源是有价值的。社会经济系统生产和消费的产品价值，来自劳动生产和自然环境，因此自然环境是有价值的。要使社会经济系统能够持续发展，必须使自然环境系统也能够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环境作出生态补偿（高岚等，2007）。
城市森林公园的环境总价值包括两个部分：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其中使用价值包括直接使用价值（娱乐、健康价值）、间接使用价值（生态功能、生物多样性）；非使用价值包括存在价值和遗赠价值。
城市森林公园目前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直接价值上，即游客支付的门票费用、餐饮费用、娱乐费用等其他相关费用。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价值经过合理科学的计算后，通过市场交换体现。所以，对维护生态功能的主体所做的贡献给予足量的经济补偿，通过制度创新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其生态资本增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2、外部性理论
城市森林公园一般具有强大的正外部性，其经营者无法要求哪一个部门去支付森林生态效益使用费，致使经营成本得不到补偿；另外市场价格也不能准确反映其全部的生态价值，导致森林经营者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的背离。因此，必须采用庇古手段实现生态补偿，即政府必须通过政策手段实现森林公园生态服务外部效益的内部化，让生态服务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以维持城市森林的可持续经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3、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泛指无排他性或无竞争性的产品。环境质量或服务这类物品大致上都可划入准公共物品。当今环境问题的日益恶化也与环境资源本身的特殊属性有关，即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财产资源与环境质量恶化污染的根源在于环境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得不完全。“搭便车”和“公有地的悲剧”是典型的市场失灵表现。政府对准公共物品的补偿主要体现在通过价格机制、税费补贴的形式直接提供，或者委托给私人部门。
由于城市森林公园的公共物品属性，当旅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城市森林公园的环境产生破坏性的污染时，需要完善的制度约束在价格、补贴机制上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或者通过企业、非政府组织维护城市森林公园的环境可持续发展，从而保证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功能得以持续提供。笔者于2011年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做的相关调查表明，67%的游客认为应该为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游憩、挖野菜等行为支付相关费用。
4、补偿原则理论
根据福利经济学，卡多尔和希克斯认为，按照帕累托标准，政府实行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引起市场价格体系的变化，使一方有利，另一方受损，如果做出某种改变，使受益者在补偿了受损者的损失后仍旧比以前好，那么就出现社会福利改进。补偿原则为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我们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工程的财政补贴激励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可以认为是消费者对森林公园的有意或无意的污染而承担的补偿，通过这部分补偿用于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建设和维护，促进城市森林公园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城市生态环境的稳定，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处。
四、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制度设计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等理论分析，对我国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补偿制度设计进行如下研究，将从补偿价格的范围确定、补偿的市场形式，政府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参与，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探讨。
1、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市场机制
（1）生态服务补偿价格机制。通过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客观方法或支付意愿调查法等主观方法确定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价格，衡量城市森林公园的价值。根据市场规律，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通过价格的调整，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不断调整，最终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实际上，消费者支付意愿的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可以作为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把增加的收入用于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的建设和维护。
（2）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机制。公共物品的市场支付形式主要有三种：生态服务开发贸易系统、生态服务自愿私有交易、生态标记（游彬，2008）。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可以通过不同的市场形式进行交换，确保生态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例如，通过生态标记，对城市森林公园进行相关认证，贴上生态标志，像“低碳城市森林公园”，这样会增加城市森林公园的价值，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来消费这种生态服务。当然生态标记的前提是要做好科学、合理、严格的认证，促进城市森林公园的可持续经营。
2、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政府约束
（1）建立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基金制度。根据《森林法》规定，任何从森林环境功能受益的公共和私人主体必须为此支付费用，所征收的费用以森林环境补偿基金的形式解决。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生态服务，政府可以通过强制性手段，即建立生态服务补偿基金制度。国家对城市森林公园的财政补贴、生态建设支出、社会筹资都可以纳入到补偿基金里面，专款专用，形成强制性约束力，确保城市森林公园生态建设的有效施行。虽然目前我国公益林的生态服务补偿标准由每1/15hm2每年5元提高到10元，对于生态服务的要求来说，这远远不够。所以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补偿要经过合理测算后，补偿标准或基金投放标准要在满足经营成本的基础上，保障额外的生态建设支出，比如改造林相、植树造林等等。
（2）界定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产权。根据科斯第二定理：如果交易成本为正且较小时，可以通过合理分配初始产权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无需抛弃市场机制。城市森林公园的产权不清晰，所有权与经营权、使用权没有明确规定，城市森林公园就会出现开发不当，旅游者就会不遵守规则污染城市森林公园环境。如果明晰产权，按照“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的原则，所有权依然是国家所有，如果下发经营权给私人企业，此时政府通过减免税费、加大补贴、技术培训或支持等激励机制吸引私人部门参与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产品的提供和维护。再比如，如果产权清晰，确定城市森林公园的碳排放权，可以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交易，不但可以增加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补偿资本，而且有助于实现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价值。
3、公众参与激励机制
通过公众、非政府组织采取志愿服务的方式参与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比如志愿宣传低碳旅游，义务植树等，对城市森林公园的环境保护起到监督作用。政府应该制定针对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激励机制，例如对参与的公众给予名誉上或物质上的补偿，以此激励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上来，自觉维护城市森林公园提供的生态服务。
五、结论
基于外部性、公共物品等理论依据，通过对我国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制度研究与探讨，建立的具体制度如下：一是通过价格机制和支付机制建立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补偿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二是通过政府建立城市森林公园生态服务补偿基金制度和界定清晰的产权，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弥补市场失灵；三是制定激励机制，促进公众参与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通过构建以市场、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城市森林公园的生态服务功能将会得到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 杨敏、杨延风、张谦、宋保平：森林公园管理体制与组织机构探析[J].林业经济问题，2006（2）.
[2] 王亚明、李青、王赛：罗马尼亚林业发展对我国林业建设的启示[J].林业经济，2010（4）.
[3] 陈贵松、陈小琴、陈秋华：低碳经济下森林旅游业发展探讨[J].林业经济问题，2010（2）.
[论文摘要]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是在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介入人的问题思考的一种理论努力。其理论基石是“生态中心”原则，这是一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它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人们价值观念的一种转型，但也有可能造成美学中“人”的光彩的暗淡甚至是缺失。生态批评的学理基础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生态批评的提出
生态批评是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在70年代初出版的《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一书中，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提出“文学生态学”(literaryecology)这一术语，主张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1978年，威廉·鲁克尔特在《爱荷华州评论》第9期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的试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am)这一概念，认为应该把生态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此后。生态批评迅速发展，并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到90年代，生态批评逐步成为了文学批评理论中的显学。
目前，学术界对生态批评概念的界定所广泛采用的是美国文学与环境教授彻丽尔·格罗费尔蒂下的定义，“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按地球中心的方法人手来研究文学”。前者可以看作是对生态批评对象的界定，以文学和物理环境(自然)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意在说明研究的方法，“以地球为中心来研究文学”可以理解为站在地球生态的立场上来研究文学，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创作更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唤起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从而建构一种更为合理的生态理念。
生态批评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之中，属于后现代批评理论，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它挑战、揭露、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中心，颠覆传统。生态批评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主流哲学文化价值观，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以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为前提，主张人是自然的主宰、世界的中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是人类统治、驾驭的对象，自然界作为“他者”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人才是一切价值的主体，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和承担者”。这是一种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它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极度拔高，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严重扭曲了人与自然合理的生态存在关系。这种价值观在人类生产力水平不高、人类的生活活动还不足以对自然构成巨大威胁的历史时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于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出现了培根的“命令自然”、笛卡儿的“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以及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突出表述，这也表明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形成。
然而，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在制造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饱尝着现代科技文明带来的苦果。对此，人们不禁感到困惑，人类拥有比以前更为强大的科技力量，但面对当下困境却束手无策，人类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生存?人与自然到底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关系之中?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生存理念?文学是人学，理应思考当下人与自然关系语境下人的问题，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可以认为，生态批评的提出和建构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论努力。它旨在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说，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应该说，这样的一种批评形态和方法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批评视角，它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将自然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使得自然的地位、特性和价值得到了张扬和突显。
二、生态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理论基石的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历史性话题。人来源于自然，与自然万物有着起源上的一致性和依存性。于是，在历史上就有一种天人合一、人与万物同生、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思想，主张田园式的回归自然的生存哲学。但人与自然万物又不是等同的，不是一个层次的生命存在体。人类文明的历史往往又是一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这是与人类为了维护和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物种在不断消失，自然资源在不断枯竭，甚至，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那么，如前所说，人类与自然之间到底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方式呢?越来越多的理论研究者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中，“生态中心主义”思想被提出。作为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拨，它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价值理念，是对传统价值观的一次超越。
需要认识的问题是，“生态中心”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对“生态平等”原则的理解。当然，“生态平等”只是一种相对的平等，而不是人与万物处于一种绝对的平等地位，是万物所具有的在“生物环链”中的平等以及在“生物环链”之中所享有的生存发展的权力，同样，人类也享有自己在“生物环链”中的吃穿住行等生存发展的平等权利。因而，它倡导的是一种生命相对平等价值观。自然万物的生命存在都应得到尊重，人与自然不仅有冲突、斗争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一面。人与自然应遵循“普遍共生”与“生态自我”的原则。“生态中心”原则试图用这种生命的对等性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这种价值理念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主客二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哲学价值观。主体性哲学突显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与自然相分离，认为人是一切价值的核心，一切价值的裁判者。而“生态中心”理念认为人只是“生态环链”中的一个环节，人与自然理应和合与共地生存。
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价值观构成了生态批评理论的基石，“将这种生态存在论审美观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实践即是著名的生态批评”。
三、对“生态中心”原则的反思
“生态中心”原则提出之后也遭到了许多批评和质疑。有论者指出，由“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切换必然会导致美学中“人”的缺失；而且，这一转换也并不是一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彻底转型，在“生态中心”理念中人类自身的利益和价值依然是考虑的最终目标，不管怎么表述，这一点还是掩盖不了的。人们之所以用“生态中心”代替“人类中心”是认识到了人类一贯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必须对人类自身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和对待自然的行为进行反思。但“生态中心”仍然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为它依然明晰地意识到人与周围环境的区别，并且分别构成了问题的两极。只不过以往的哲学观凸显了“人”这一极的重要性，而如今强调的则是另一极——整体的生态系统(包括人在内)而已。这种生态理念突出了人与自然万物(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起源上的元差别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造成了人在自然中地位的暗淡和缺失。
论文摘要: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质分别进行了剖析，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墓础上说明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指明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四、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