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5 10:17:33
关键词:机械论;有机论;自然;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女性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
女性主义是滥觞于19世纪80年代、以欧陆妇女解放为其内涵的文化思潮。它的第一次浪潮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为其时段,以争取妇女的权利为其目标;而第二次浪潮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反对性别歧视为其内涵;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以与其它各种文化理论交流对话为其特点,衍生出后结构主义女性理论、精神分析女性理论、后殖民女性理论以及生态女性主义等等,成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主义理论。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Franoised Eaubonne)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目的是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推动两者的深入发展。1980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林•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博士出版《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为《自然之死》)一书,试图从妇女与生态的双重视角来评介科学革命,成为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
一、有机论与自然作为母亲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男权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男权中心主义可以说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派生物。它们的哲学基础都是以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身与心、感性与理性二分对立为其特点的机械论哲学以及与之有关的僵化的思维方式。而与之相反的生态整体论与生态女性主义则是以消解以上各种二分的有机论为其哲学基础。因此,有机论就是生态女性主义的最基本的理论根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非常集中地论述了有机论哲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包括人类早期朦胧的有机论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血肉相连、启蒙主义时期有机论的失落以及在当代的回归等等,其最基本的就是有机论所必然导致“自然作为人类母亲”的观点。
首先,麦茜特认为,人类早期为了生存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
人类来自自然并与自然紧密相连,这是最基本的事实,因此有机论是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现实关系。麦茜特说,“从我们这个物种的朦胧起源时代开始,人类为了生存,就一直生活在与自然秩序的日常的、直接的有机关联中”①。麦茜特记述了西方古代许多哲人对有机论的相关论述。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赋予整个世界以生命,并将这个世界比作一个动物,认为“神构造了一个看得见的动物,它包罗了具有相似本性的所有其它动物”。亚里斯多德也是以有机理论为基础强调自然的内在生长和发育的首要性。他在《形而上学》中将自然定义为“自然物体运动的源泉,或者潜存于这些物体之中,或者在一个整体的实在之中”。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则是综合了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主义,将女性灵魂划分成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较高级的部分由神的思想所形成,较低级的部分[自然]则产生现象世界。②
其次,自然作为女性与母亲。
事实证明,有机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将自然比喻为女性与母亲,因为,有机论总是与自然所具有的诞育万物与哺育人类的特点相伴。正如麦茜特所说,“有机理论的核心是将自然,尤其是地球与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个设计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类所需的一切” ③。麦茜特举了一系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来加以说明。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乔叟等作家的笔下,“自然是母性供养者形象,是把预定秩序赋予世界的上帝的化身”;在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中李尔王的女儿柯黛里亚“代表着乌托邦的自然,也代表着作为对立面的理想统一的自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代表着作为女性的另一类形象,即对过去时代母亲般仁慈怀抱的向往”;在德国画家卢卡斯•克拉那赫所作的绘画《春天女神》中则有“代表着女性地球的女神躺在花床上,象征着和平的鸽子正在附近的涓涓溪流边吃食,小鹿在它远处的岸边饮水”。④麦茜特还举了著名的拉夫洛克将地球比喻为“该亚”的例子。她说,人类对自然的污染扰乱了地球母亲该亚的生活、破坏了她的身体。⑤
“该亚假说”是1970年由泽尔(Timothy Zell)首次提出,并由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lock)于1972年加以完善并进行深入阐述的。主要将地球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她不仅诞育了大地以其乳汁哺育万物而且是活的有生命的。这是一种形象而崭新的生态观念,成为当代生态理论特别是生态女性主义的重要理论资源,后来也有人将其称为“该亚定则”。“该亚定则”有力地说明了大地与自然的母性品格,特别是其内在的有机性与生命力。
最后是召唤一种新的有机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并力图使该亚将被治愈。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力地批判了机械论世界观所造成的严重生态破坏与自然之死,同时也预见了一种新的有机论的生态世界观的产生。她认为,相对论、量子论、过程物理学、新热力学以及混沌理论都是对机械论的挑战与突破,并预示着一种新的有机世界观的产生。她说,“支配着西方文化过去300年的机械形象,看起来正在被某种新的东西所替代。有些人称这种转型为一个‘新范式’;另一些人称它做‘深生态学’;还有一些人召唤一个后现代的生态世界观” ⑥。这个新的生态世界观是“一个非机械的科学和一个生态伦理学”,也是一种经受过新时代科技革命洗礼的有机世界观。这个新的有机世界观既保留了前现代时期有机世界观中人与自然血肉联系的价值内涵,同时又充实了现代科学技术内容,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价值,起到前所未有的作用。麦茜特认为,它“必定支持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这个新秩序建基于可再生资源的回收、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以及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的恢复之上,这个生态系统将满足基本的人类物理和精神需要。也许,该亚将被治愈” ⑦。
二、机械论与自然之死
17世纪中期以降,有机论世界观逐步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之死”与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正是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的重点论述之处。诚如她在书中所说,“而且‘科学革命’的新概念框架――机械主义――也一起引起了不同于有机论准则的新准则” ⑧。新的机械主义的秩序,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权力和控制的价值,将把自然交给死亡。
首先,她认为在16、17世纪之际,一个以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⑨
众所周知,16、17世纪之际,欧洲发生了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与工业革命,而其重要标志就是传统的有机论世界观让位于机械论世界观。这是哲学与思想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的培根、霍布斯与法国的笛卡尔等人。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详细地论述了他们的机械论哲学观念。她称培根是公认的现代研究所概念的首倡者、工业科学与皇家学会内在精神的哲学家以及归纳方法的奠基人。⑩培根在当时的英国皇室具有重要地位,先后担任法律顾问、总检查官、枢密官、掌玺大臣、大法官与维鲁兰公爵等。他将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也就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以具体的科学实验为主的机械论方法。培根认为自然处于自由、错误与束缚三种状态,其中第三种“束缚”的状态就是“被置于限制、制作和塑造中,被技艺和人手做成新东西,像人工制品所表现出的那样”B11。在这里,自然成为被人限制、制作和塑造的完全被动之物。培根的机械论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624年所写的乌托邦著作《新大西岛》之中。他在这个乌托邦社会中虚构了一个“本森岛”,一个“等级化的、家长制的,仿照现代早期父权制家庭的模式”建构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这个乌托邦社会的最高统治机构是叫做“所罗门宫”的科研机构,掌管所罗门宫的科学家成为统治者,推行一种“支持对自然的进攻态度,鼓吹‘掌握’和‘管理’大地”的培根式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和破坏。麦茜特指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期技术统治主义运动中肇始的现代设计环境(planned environments)的思想,其起源还是在《新大西岛》中,在那里可以看到由人且为人而产生的完全人工的环境。这类环境一直不断地被机械主义的问题解决方式所产生,此种方式以基本不考虑人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生态系统为特征。机械主义作为整体论思想的对立面忽视化工合成产品的环境后果,忽视人工环境对人的后果”B12。麦茜特对这个本森岛模式进行了自己的分析。她说,“培根机械主义的乌托邦完全与在17世纪发展起来的自然哲学相协调。机械主义把自然分成原子粒子,它就像本森岛的居民一样是被动的、惰性的。运动与变化由外部来推动:在自然中,最终的动因是上帝,17世纪的神圣天父、钟表匠和工程师;在本森岛,它就是家长下的所罗门宫的科学机构”B13。在法国,机械论哲学的推动者则是著名哲学家笛卡尔,他提出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将理性与感性加以两分对立。他在自己的《方法谈》中表示自己要“掌握和拥有自然”。他在1622年的《论人》中把人体明确地描述为机器,而在1644年的《哲学原理》中则把宇宙重构为一个机械的装置,“这个装置依靠把运动通过有效的因果过程连续地从一个部分传到另一个部分,使惰性粒子移位”B14。另一位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将这种机械论哲学运用到社会领域,认为“政治实体由平等的原子式的存在所组成,它根据由共同的担忧而成的契约而统一到一起,并被来自上面的有力的君主所控制”B15。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为我们勾画了16、17世纪以来,机械论哲学观的大体面貌及其内在的僵化与荒谬。
其次,麦茜特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机械论哲学观所造成的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及其对地球母亲健康的严重威胁。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那就是一切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中形成的,包括自然与妇女的概念。她说,“自然的概念和妇女的概念都是历史和社会的建构”B16。这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理论观点,说明一切的理论观念都是生存于一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背景之上,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正确理解这些观念的内涵。这恰恰说明麦茜特女性主义生态观的科学性,她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来确立自己的生态观与女性观的。她认为,正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机械论哲学观的经济文化背景下自然才沦为人类的奴隶并遭到蹂躏,因为市场经济打着进步的旗号,通过剥夺和改变自然,使更多的财富集中于商人、服装商、企业冒险家和自耕农场主手里,倾向于扩大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鸿沟,最后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她说,“今天,一个超出了70年代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整个星球的健康。臭氧的消耗、二氧化碳的增多、氯氟烃的排放和酸雨,扰乱了地球母亲的呼吸,阻塞了她的毛孔和肺。大气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将这位母亲命名为‘该亚’。有毒的废弃物、杀虫剂和除草剂,渗透到地下水、沼泽地、港湾和海洋里,污染着该亚的循环系统。伐木者修剪该亚的头发,于是热带雨林和北部古老的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在消失,植物和动物的物种每天都在灭绝。人类与地球之间迫切需要一种新的伙伴关系”B17。她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人类蹂躏地球母亲的现实。从农业的角度,她说“虽然农业改良原本有益于土地,但一旦纳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运行之中,成为其积累和膨胀的加速器,久而久之,作为自然和人类资源基础的环境和村庄公社便成了其牺牲品”B18。化肥和农药造成难以遇见的副作用;单一的耕作导致病虫害的肆虐;新处女地的不断开垦破坏了整个的生态平衡。从沼泽的角度,她揭示了因为草场沼泽而被抽干,因为疾病而被诅咒,因为有野鸟而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下不可挽回地改变了英法等国的沼泽地。从森林的角度,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森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纯粹的人口压力所产生的影响”B19。总之,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向我们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地球母亲残遭蹂躏的画面。
另外,麦茜特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拼命地压榨妇女,力主妇女应该驯服并老老实实地待在被驱使的位置上。
事实证明,机械论所导致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同时导致了男权中心主义,资本主义在压榨自然的同时也压榨妇女。她说,“与难以驾奴的自然相联系的象征是妇女的阴暗面。虽然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式的情人体现真、善、美,贞女玛丽被崇拜为救世之母,但妇女也被看作更接近自然、在社会等级中从属于男人的阶级、有着强得多的。……和混沌的荒蛮自然一样,妇女需要驯服以便使之呆在她们的位置上”B20。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与思想观念中也充斥着将女性妖魔化的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当时的许多作品将妇女描写成任性傲慢、殴打欺骗丈夫、酗酒之人。医生约翰•韦尔在《争论论题的历史》一书中认为,女人心智和精神脆弱,很容易被负担她们头脑的黑胆汁恶化她们的理性。当时的人类学家则认为,自然和妇女都处于比文化低的层次。苏格兰新教改革家约翰•诺克斯则认为,既然肉体服从于精神,那么妇女的地位就在男人之下,自然规律决定男人应命令女人。当时的医学专家甚至荒唐地认为,在生殖中女人只提供质料,而运动的本原则来自男性的,灵魂通过男性系统传递等等。麦茜特在总结资本主义时代的以机械论为标志的“科学革命”所导致的妇女的被压迫时写道,“对妇女来说,‘科学革命’的这一方面并没有带来人们以为会带来的精神启蒙、客观性,也没有从古代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倒是与之在传统上是一致的”B21。
三、生态社会建设的理想ぁ―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的同时实现
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中不仅表达了自己对于现实社会压榨自然与妇女的深刻批判,而且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自然权利与妇女权利同时实现的生态理想社会的构想。
她首先在很大的程度上肯定了17世纪早期产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社会形态及其留给我们的有关思想财富。
这两个社会形态她将其命名为“有机乌托邦”。这两个乌托邦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康帕内拉的《太阳城》(Tommaso Campanella’s City of the Sun,1602)和安德烈的《基督徒城》(Johann Valentin Andrea’s Christianopoli’s,1619)。他们两人都曾试图将这种乌托邦理想国付诸现实,康帕内拉曾经组织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太阳城》即是他在狱中的作品。而安德烈则组织过这种乌托邦计划的实施,当然最后也失败了。但这种生态乌托邦理想及其实践却为人类今后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智慧与启示。这两个乌托邦都力倡有机论思想。麦茜特认为都“表达了一种公社共享的哲学,反映了工匠和穷人基于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要求更平等地分配财富的利益”B22,也就是说这两个乌托邦社会都继承原始的人与自然有机和谐的有机论思想,以之为社会建设的指导。而且,这两个乌托邦的“建造者”又是文艺复兴时期自然主义哲学的追随者,在其信仰里,上帝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任何物质都有生命。
正是在有机论的指导下,这两个乌托邦都坚持整体论,而这种整体论实际上也是有机论的具体表现。麦茜特在论述这种整体论时指出,“它成长于农民经验和村庄文化,以差异性层次为基础,却强调共同体的首位性、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内部同意与自我管理的理想。这里,公共整体仍然大于和更重要于部分之和,但部分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B23。这个与有机论紧密相关的整体论生态观成为当代生态哲学与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支撑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正如麦茜特所说,“今天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中生态系统生存的关键是系统各部分的有机统一性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维持生态多样性”B24。由此说明,生态的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性。再一个就是妇女的解放及其权利的实现。麦茜特认为,“乌托邦共同体是以男女之间、工匠与主人之间的更加平等为出发点的”B25。并说,“在基督徒城和太阳城里,妇女的解放程度高于现实中的16世纪社会”B26。
她还介绍了当代其他生态理论家提出的生态乌托邦构想。
她认为前述17世纪早期的两个生态乌托邦仅仅代表了“社会革命的前工业形式”,也就是说还是未经过工业革命的思想成果。于是,在面对当代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一些生态理论家提出了自己的生态乌托邦。这种生态乌托邦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个是试图将“是”与“应该”即道德与科学加以统一;再就是试图将继续享受现代科技与人同环境的和谐相处加以统一。她提到卡伦巴赫的《生态乌托邦》,这个当代的生态乌托邦描写了美国的北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于1980年脱离联邦政府后所构成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社会。在这个静止的生态乌托邦中,社会以自然生态哲学为基础与指导,妇女成为社会的领导与主要党派的领袖,废除了私有制,人们生活在小型的乡村共同体或微型城市里,现代生活与生态保护高度一致。但麦茜特认为这还只不过是“对当代社会的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愿望”B27。
最后,麦茜特认为面对愈来愈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惟有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对经济优先进行革命,才有可能最后恢复健康,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必须再次倒转”B28。
麦茜特认为,在当代社会自然生态的污染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特别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哈里斯堡附近的三里岛核反应堆事件,更加说明由放射性废料、杀虫剂、塑料、光化学烟雾和碳氟化合物所导致的地球疾病,乃至自然之死。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机械论世界观已经占据压倒地位,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然与妇女被压榨的情形根本无法改变。她说,“由17世纪自然哲学家发展出来的机械自然观,基于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西方数学传统,至今仍然在科学中占据支配地位”B29。又说,“关于自然的机械论假定,迫使我们日益增长地走向人工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越来越多的方面施行机械控制,而且丢失了生命本身的质量”B30。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资本主义体系限制了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麦茜特是历史论者,力主一切的观念都是历史与社会的建构,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下自然与妇女的解放都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自然保护和生态运动争取妇女权利和自由的结合,已经走到了相反的方向,“既是对自然也是对妇女的压制”B31。为此,这个“世界必须再次倒转”不仅对主流价值观进行逆转,而且要“改革在消耗自然和劳动人民中创造利润的资本主义体系”,建立“适应性的新的社会模式”。B32这就将社会革命的问题提到了生态运动与生态女权运动面前,具有相当的革命色彩,正是麦茜特《自然之死》一书及其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特色所在。
在生态女性主义之后,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6年,美国生态批评家格洛特•费尔蒂在她主编的第一本《生态批评读本》的导言中概括了女性生态批评发展的三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女性主义文学的主题与作品;第二阶段,追溯女性主义文学传统,发掘其内涵;第三阶段,考察包括经典文本在内的生态女性文学的内在结构。B33
当代生态女性文学批评内涵丰富,目前看来,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应该将生态女性主义的诸多观点,如上所说的对有机论与自然母亲观点以及生态理想社会建设的倡导,对机械论与自然之死的批判等等运用于文学艺术的批评之中。同时还有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借鉴生态文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批判了男性中心主义。恰如鲁克尔特在分析艾德里安•里奇的《潜入残骸》一文时所说:“男性对待与摧毁女性的方法与男性对待与摧毁自然的方法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B34
第二,发掘文学作品与其它作品中有关大地母亲形象的丰富内容。例如英国科学家接任洛克对于大地母亲该亚的发掘与阐释,发展出十分重要的生态定律――《该亚定则》。
第三,对妇女特有的生存场所的描写与阐释。例如威廉•霍沃斯在《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中所说:“今天,生态文学批评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与性别批评家当中找到了最有力的支持者,因为他们关注位置观念(the idea of place),这种位置观念起到了界定社会地位的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观念是‘一个女性的位置’(a woman’s place),这个位置通常被描述成阁楼或储物间,在个体寻找到合适的环境之前,这个位置就是容纳并且扶养这些个体的地方。”B35
第四,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的重新评价。这也有价值重建的性质,因为在文学史上,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很容易被忽视与曲解,需要站到正确的女性立场上来给予重评。
第五,鼓励广大女性积极参与生态女性文学创作,参与其它生态运动,真正成为保护女性权益、保护地球、保护孩子的主力。生态女性批评家们认为,由于女性天然地与自然的接近,由于她们是哺育子女的母亲,所以,可以说,她们具有关爱地球,关爱自然,关爱人类未来的天性。
①[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② 同①,第11-15页。
③ 同①,第2页。
④ 同①,第6-10页。
⑤ [美]卡洛琳•麦茜特(著),吴国盛等(译)《自然之死》(前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⑥ 同⑤,第3页。
⑦ 同⑤,第5页。
⑧ 同①,第210页。
⑨ 同⑤,第3页。
⑩ 同①,第181页。
B11同①,第188页。
B12同①,第205页。
B13同①,第204页。
B14同①,第224页。
B15同①,第229-230页。
B16同⑤,第3页。
B17同⑤,第1页。
B18同①,第60页。
B19同①,第70页。
B20同①,第146页。
B21同①,第180页。
B22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85页。
B24同①,第93页。
B25同①,第89页。
B26同①,第101页。
B27同①,第109页。
B28同①,第327页。
B29同①,第322页。
B30同①,第323页。
B31同①,第326页。
B32同①,第327页。
B33[美]切瑞尔•格罗费尔蒂(著)《前言:环境危机时代的文学研究》,《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5页。
B34[美]威廉•鲁克特(著)《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页。
B35[美]威廉•霍沃斯(著)《生态批评的一些原则》,《生态批评读本》,美国乔治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Ecological Feminism and Ecological Feminist Criticism
ZENG Fan-ren
(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1-0034-02
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流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试图解决人类遇到的生态难题，为人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我国政府也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使由原来“四位一体”变为“五位一体”，这实际上是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上。力图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思考，获得一些构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的有益启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这一著作中，在该著作中，他们对人追求支配和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早的表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尔库塞、施密特、弗洛姆、沙夫和鲁道夫・巴罗。其中马尔库塞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在《论解放》和《反革命与造反》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论，论证了“解放自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部著作对后来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影响极大，几乎所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著作。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在分析批判中借用马克思著作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来批判资本主义，主张人的解放应以自然解放为前提，但在本质上都没有超出马克思。
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8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这一时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分析了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修正”并“补充”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已经失效，当今资本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生态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高生产、高消费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消费异化是直接原因，试图用修正和补充后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提出了消费破灭法和稳态经济等解决办法。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高兹、福斯特、奥康纳、格伦德曼和佩珀等。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更加成熟，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特别是“生态帝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使这种批判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他们还提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这一时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相互影响，彼此促进。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及其缺陷研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力图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原因，探讨危机解决的途径，从而形成的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
1.生态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最主要的问题是生态问题，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实施福利政策，马克思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没有不但没有灭亡，相反却呈现了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生产和消费被当代资本主义所操纵，危机由原来的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领域已经转向了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已经取代了经济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追逐，导致了生产的扩大和过度的消费，从而造成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所指出的，“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
2.异化消费理论
那么，这种生态危机是怎么产生的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异化消费是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所谓异化消费，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即这种消费并不真正的是人们需要某种商品，而是受到媒体广告和流行时尚的控制，人们用这种获得大量商品的消费来得到人生的乐趣，来表达人们对劳动领域中异化的不满及其反抗。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改变这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人去追求人的真实需求，才能消灭异化劳动，进而有效地制止生态危机。
3.生态危机解决的途径
对于如何解决生态危机，以莱斯、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这种生态社会主义是以经济生产的分散化以及去官僚化为基础的。所谓分散化，在工业生产中用分散的、小规模的技术取代日益集中的、大规模的技术；所谓非官僚化，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与管理，成为劳动过程中的主人，从而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幸福。
随着生态破坏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且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日趋深入，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生产和消费，不会去考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否合理，所以这样一种经济合理性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根本无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本质上解决生态危机，从而实现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缺陷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凸显了一些西方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生态危机的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进行当代阐释的有益尝试。但是，作为一种与实践脱离的激进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一些缺陷。
首先，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过度抬高了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地位，甚至用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虽然生态危机愈演愈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恰恰是资本的变本加厉才导致了生态危机的加剧。
其次，通过实现“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种观点是不切合实际的。人类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来满足人类需要的方式来实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企图建立一种无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这种“零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发达国家不可能摧毁已有的现代工业基础和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保持现在的贫穷和落后状态，所以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最后，对生态社会主义提出的设想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无论是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用小技术取代大规模技术、使生产过程分散化和民主化，建立一种“稳态经济模式”，还是后来的用“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来建立一种“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空想主义的理想色彩。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流派，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流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危机，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学进行了深入的挖掘、继承和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确立了正确的理论引导。
启示之一：生态危机理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可能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实质是人与人的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在解决生态问题时要把重心放在改革社会制度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因此，在加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建立人们分配和利用生态资源中的物质利益关系的合理机制，从而建立一种有利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
启示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态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势必具有比工业文明更高的生产力。不能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而应该把它们看作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启示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应转变消费观念，提倡绿色消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绿色消费的重要性。人们过去只是把异化消费的目光锁定在资本主义社会，而对我国的消费状况则讳莫如深，其实在当代中国，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早已司空见惯，这股“民间的”异化消费之风正疯狂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传统的消费观念、价值观念乃至道德观念。构建中国生态文明观，一方面，应该尊重正当的消费权益，克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意识到生态文明和扩大消费并不矛盾，更不以牺牲消费为前提。另一方面，应该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既不为物质条件所迫，也不为消费文化所累。
参考文献：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生态危机；文化；他者；父权；批评实践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190-06
一、引言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蕴含着生态思想和女性主义批评视野。西方现代生态主义思想渊源已久，从卢梭（Jearl Jacques Rousseau）、梭罗（Henry DavidThoreau）到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等，具有理性良知和自然爱心的知识分子，已经清醒地意识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即将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其中，卢梭是现代自然主义发起人，主张简朴自然的生活，以在丛林中居住的实际行动宣告回归自然；梭罗是生态中心主义创始人，拒绝现代工业文明的物质主义，赞美田园牧歌式的自然生活，作品《瓦尔登湖》（Walden）以诗意的语言描写了他在瓦尔登湖融入大自然的恬美；利奥波德提倡建立生态保护区，作品《像山一样思考》（ThinMngLike a Mountain）和《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认为土地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的财产，土地的使用也不仅仅是社会经济问题，要在人和土地之间建立和谐的伦理关系。
这些人积聚起来的反工业文明的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传统发展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RachelCarson），终于开启了一场世界范围的生态保护运动。1962年，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以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自然生态遭受人类严重破坏的恶果，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引起震动，现代生态主义运动大规模兴起。此时，正直欧美大陆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正如自然母亲在人类社会中的遭遇一样，充满了父权文化的压迫和暴虐，于是很快把自然生态问题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批评范围。西方的生态运动和女权运动共同催生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流派
1.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改变人类传统看待女性和自然的方式以及文学书写方式，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观念，并进一步改变人类生存的世界。持社会生态观点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大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理论，把自然活动和女性生育同样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产。美国的克里斯汀·维瑟（Christian R.Weisser）和西德尼·多布林（Sidney I.Dobrin）是著名的女性生态学家，她们在生态写作的批评方面颇有建树。在《自然话语：走向生态写作》（Natural Discourse Toward Ecocomposition，2002）里，她们指出：“不管一个人如何沉浸于对荒野的迷恋，整个自然环境都是由人类的话语来建构和认定的。”她们站在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的角度上，把马克思关于自然世界是人类对象化的存在即人化自然的观点融汇进生态女性主义书写。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的生产实践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人类的写作同样也没有离开过自然。诚如爱德华·怀特（Edward M.White）在《自然话语》的序言里指出的那样：“我们最早的写作就有着人类与环境的交织：亚当夏娃伊甸园里贪吃背井离乡，奥德修斯顶风破浪千里返乡，诸如此类。‘生态写作’（Ecocomposition）可能是个新词，但是它论述着人类最古老的关注话题。”虽然人类一直关注自然，但是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致力于新的人文创作理念和叙事方式，著名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有凯伦·沃伦（Karen Waren）、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玛丽亚·米斯（MariaMies）、珍妮特·别尔（Janet Biehl）等人，他们的目标是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地域歧视以及一系列造成等级次序的非正义不平等状态。他们注重批评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除了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学说的影子，主张文化主体多元化，力求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
澳大利亚的普鲁姆德的著作《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theMastery of Nature，1993），在理论建构上独具体系，从柏拉图的死亡哲学、笛卡尔的人类权力梦想，直到机械理性的利己主义等构成的父系社会文化逻辑延续发展的深层脉络展开了分析批判，深刻系统地揭示了女性与自然的他者命运，成为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著作之一。该著作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又有新历史主义的视角。社会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比较钟爱这些作家作品：英国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的《海浪》，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珊德拉》和《美狄亚声音》，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lson）的《宠儿》《秀拉》和《最蓝的眼睛》，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和《子午线》，薇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拓荒者！》，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浮现》《可以吃的女人》《使女的故事》，克莱尔·山下（Clare Tei Yamashita）的《脐橙的回归线》（Tropic ofOrange），尼拉·拉尔森（Nella Larsen）的《流逝》（Passing），以及男性作家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头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关注这些作品中由于性别、族裔、出身等多重身份和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恶化等给女性带来的生存体验。
2.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是另一支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经常被视为激进派，致力于彻底颠覆父权文化根基，建立新的宗教伦理秩序，恢复并发扬母性信仰传统。生态女性主义运动是一次多元化主体向权力话语中心移位的解放运动，既有社会身份地位的解放，又涉及到精神世界的自由与解放。女性主义政治学家温迪·布朗（WendV Brown）认为：“解放主义充满了带有自我在建中的个人主体性……但是资本、种族、性属、性别这些因素构成了民主体系中的个置。”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目的，就是打破权力对主体建构的压抑，无论个体具有怎样的经济社会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及性属，都能够拥有文化政治主体的位置。首先他们致力于在文化根基上，解放女性的精神世界，还原女性的主体意识，不再容忍男性社会的压抑。这点在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认识里格外重要。
精神生态主义继承了精神女性主义对大地母神的热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考古学家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laart）在土耳其查脱户耶克的考古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这是一个女性神祗倍受尊崇的，没有暴力、战争、杀戮的原始乌托邦社会。随着考古发现的大量女性神像的出土和女性原始乌托邦社会的发现，女性主义者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鼓舞，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异神教运动高潮，很多后来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参加了这一运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异神教运动和生态运动一起催生了精神生态女性主义。主张去父神化的统治，重回大地母神，实现女性精神自由等。1971年伊丽莎白·戴维斯（Elizabeth Davis）发表了《第一性》（the First Sex），1973年玛丽·达利（Mary Dalv）发表了《在父神之外》（BeyondGod the Father），1976年墨林·斯通（Merlin Stone）发表了《当上帝是女人时》（When God Was a Woman）。她们认为如今社会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和统治，在这样的统治中，父权神教起到了帮凶作用。这些人后来成长为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人类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都源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剥削和统治。
1983年罗斯玛丽·卢瑟的著作《性别主义与上帝言说》（Sexism and God-Talk：Toward a FeministTheology）发表，文笔优美流畅，塑造了天堂女神的动人形象，既是一部理论阐释性的著作，又是一部难得的优美散文。其著作中展现出来的文学想象和意象设计十分成功。在书的前言中，她明确指出：“现在，对于生态女性主义来讲，反对生态恶化的斗争与反对父权统治的斗争是连在一起的。”精神生态女性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行动能力，发起和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批判男性文化的一元中心主义，推崇大地母神崇拜，认为女性与大地的关系就是有机的生态关系，一荣共荣，一损俱损。在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中，精神生态女性主义者多喜欢隐喻的使用，像罗斯玛丽那样，将生态系统化身为自然母亲，赋予优雅亲和的女性意象。罗斯玛丽的多部作品都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经典，除了上面提到的《性别主义者与上帝言说》，还有1994年的《盖亚和上帝：拯救地球的生态女性主义神学》（Gaia and God：An Ecofeminist Theology of EarthHealing）、1996年的《以我们自己的声音：美国女性宗教书写四百年》（In Our Own Voices：Four Centuriesof meriean Women’s Religious Writing）、2005年的《生态女性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宗教一体化》（IntegratingEcofeminism Globalization and Worm Religions）等等，不断致力于生态女性主义神学理论的建构。
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另一位倍受尊崇的大家是斯塔霍克（Starhawk），她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大地神学派的最重要人物，集作家、理论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于一身，提倡大地母神信仰，反战反核，投身妇女运动、新异教徒运动、环保运动、和平运动和反全球一体化运动。早在1979年斯塔霍克就发表了《精神之舞：远古大地母神的新生》（The Spiral Dance：a Rebirth of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Great Goddess），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1982年斯塔霍克的《梦想黑暗：魔法、性和政治》发表，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探索了宗教及其仪式对人类生存的影响。1993年斯塔霍克发表了小说处女作《第五元素》（The Fifth Sacred Thing），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乌托邦小说，借鉴了东方古老的五行智慧，认为地球是一个有机的有意识的生物世界，除了空气、火、水和土，还有更为神圣的第五元素。该作品获得了朗姆达文学奖（Lambda LiteraryAward）中的最佳科幻小说奖。
目前，斯塔霍克新的作品是2010年出版的《最后的绿野女巫》（The Last Wild Witch），一部女性主义生态寓言作品，获得了鹦鹉螺图书奖（Nautilus BookAward）。她的作品充满神秘的、魔力的、震撼的力量，大地母神宽忍而厚重，事物既有灵性的内在，又有彼此灵性的关联，当过度此消彼长、平衡不在的时候，生存危机就会发生，只有选取相互关爱的生活方式，才能重建和谐世界。她在作品中所阐释的精神信念无异于就是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的宣言，她说：“所有的人、生物都是地球的一部分，都是神圣的。我们中没有哪个比别个更高或更低。只有正义才能确保一切的和谐；只有生态平衡才能维持自由。而只有自由了，我们唤为‘精神’的第五元素才能充盈。敬重神圣，就是为食物、生计、居住、知识、自由和美留下繁荣的空间，敬神就是使爱成为可能。”这也是精神派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要旨所在。
3.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重要流派，其现实影响力更为直接而长久。从绿色环保运动到深层生态学思想，绿色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爱护自然、保护动物、关爱地球、物种平等。她们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反战反暴力，反污染反资源滥用，反食肉反虐待动物，维护世界和平、两性平等和倡导自然无国界和素食主义。在生态有机伦理观的影响下，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主张站在生态万物的角度上，通过移情（empathy）的艺术手法，以女性的或各种动植物的眼睛和心灵来感受和述说这个世界。事实上，热爱大自然和保护动物的思想由来已久，文学史上对自然的审美曾经成为古典文学或浪漫主义诗歌的一部分。如山林池沼成就了荷马、但丁、斯宾塞、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赛、雪莱、席勒、济慈、艾略特等大诗人笔下的诸多诗篇，也增添了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哈代、海明威等人作品中的景致，但是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自然的美丽或多难都是以人为中心的，自然本身并不是人格意义上的存在，不具有审美主体性。
正是在审美主体性这点上，被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加以重新解读，她们认为自然是人类文化的他者，一如女性是父权统治的他者一样，遭到了人类一元中心主义文化的统治、压迫和剥削。所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用自然的视角，去审视文化中的自然。为此，她们发现了女性作家笔下自然表现的不同，如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弗吉尼亚·沃尔夫、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笔下的自然更是自然本身，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立审美品格。多萝西·华兹华斯是威廉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他哥哥一样，也写作了一些湖畔诗歌，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发现了这些诗与其兄长诗歌对自然不同的审美；弗吉尼亚·沃尔夫《到灯塔去》第二部分的自然笔触更是具有自然本身视角的叙述张力；玛丽安·摩尔的《章鱼》《跳鼠》等更是展现了自然界生灵的世界；苏珊·格里芬的《女性与自然》更是以优美流畅的自然笔触而著称。除了对自然叙述的视角不同，男性作家海明威们对自然描述的话语的立场，也受到了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父权社会视自然为人类的仓库、人类的狩猎场、人类的战场，不断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肆意践踏，才导致了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壤流失、沙漠泛滥、河水污染等等无数人为的自然灾难。
近年在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些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作品被创作出来，并迅即进入绿色生态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野。作家玛尔妮·穆勒（Marnie Muller）的小说《绿火：骚扰伊甸园，一部厄瓜多尔雨林的小说》（Green Fire：Assault on Eden，a novelof the Ecuadorian Rainforest），一出版就获得好评。该作品展现了帝国主义殖民公司对厄瓜多尔原始雨林的破坏，土著居民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正在被殖民经济吞噬的可怕景象。苏珊娜·安托内特Susanne Antonetta的小说《身体毒素：一部环境的回忆录》（Body Toxic：An Environmental Memoir）同样引起批评家的关注，回忆录以充满田园诗意的语言，记录了恶化的环境对人类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书写了在环境恶化影响下，一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美国梦的破灭。其文笔颇有当年卡森的功力，因而受到如潮好评。可以说，苏珊娜以文学的形式对当今环境问题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女性声音。芭芭拉·金索瓦（Barbara Kingsolver），美国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她的神话小说《毒木圣经》（ThePoisonwood Bible）描述了一个传教家庭在环境恶化的刚果的遭遇，提出了生态正义与环境的问题。文学批评界对这些作品以各种奖项的形式来作为肯定、鼓励和回报。《绿火》最初发表于1994年，在1995年就一举获得了全美图书奖、玛利亚·托马斯优秀小说奖（Maria Thomas Award）、纽约图书馆最受青年喜爱图书奖。
绿色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十分注重挖掘整理绿色文学的传统，寻求一种源远流长的理论命脉，以此来增强自身的合理合法性。其中，最显著的文化史建构就是保护动物的素食主义运动。霍华德·威廉姆斯（Howard Williams）1883年出版的专著《饮食伦理》（The Ethics of Dief）成为动物保护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著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v）因为撰写了1892年该书的俄文版前言以及他曾经一度宣扬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抵抗思想，也被一并迎入这一阵营。此外，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发表于1975年的《动物解放：我们对待动物的新伦理》（AnimalLiberation：A New Ethics for Our Treatment of Animals）中的理论更是被纳入到绿色生态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渊源中。
对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贡献最大的两位批评家是玛蒂·黑尔（Marti Kneel）和卡罗·阿丹姆斯（Carol J.Adams）。玛蒂·黑尔于1982年同蒂娜·弗里斯克（TinaFrisco）一起创建了“生态女性主义者联盟之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组织”（FAR），以结束对女性和动物的虐待为行动目标，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的重要阵地，该组织创办了以自己名称命名的学术期刊《动物权力女性主义者》（Feminis for Animal Rights）。2007年玛蒂·黑尔出版了《自然伦理》（Nature Ethics：An EcofeministPerspective），理论性地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素食主义，提醒人们关注动物被囚禁的问题，以及男性社会力图对动物生殖及物种衍化的人为统治，这是一部她本人思想的集大成式的著作。她在书中说道：“作为一个完整体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在我看来，不应该只是一种思潮，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引领我们负责任的意识模式。”卡罗1990年创办了《肉食的性政治》（The sexual politics of meat：A feminist-vegetarian critical theory）期刊，继续建设动物保护女性主义的理论领域。除了前后撰写了一百多篇动物保护论文，卡罗还于2003年重新评论出版了霍华德·威廉姆斯的《饮食伦理》，最终把它打造成为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之一。时至今日，素食运动正在成为人们饮食的新模式。
动物保护生态女性主义是绿色生态女性主义里目前最活跃的分支，它甚至促使整个生态女性主义的重心转向动物权力保护和绿色素食运动。很多生态女性主义者事实上都是动物保护的支持者，她们撰写了很多知名著作与文章，宣传动物权力，重新议定人类、女性、自然与动物的关系，动物伦理学如今已成为显学。格里塔·伽德1993年出版了《生态女性主义：妇女、动物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Animals andNature），书中精选了格里塔本人和马蒂·黑尔等人的文章，以动物伦理为主题编写的这部生态女性主义文集，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一部具有新意的独特著作；1997年又出版了《生态政治学：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绿色世界》（Ecological Politics：Ecofeminists andtheGreens），更是把生态女性主义的现实运动和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综合阐释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其面貌。1997年，凯伦·沃伦编辑的《生态女性主义：妇女、文化和自然》（Ecofeminism：Women，Culture andNature）发表，除了阐释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批评实践，还涉及了女性、动物和文化的关系等许多现实问题。
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热点
如今，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影响力的日益普及，不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在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等，而且更多的人加入进来，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思想和理念加入进文化研究、电影制作、动画制作、新闻报道、广告设计等诸多领域，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已经走出单一文字文本的传统模式，而进入超文本的巨制之中。相应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已经走向大文化批判的路子，越来越将文化的因素和影响力融合进自身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很多传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本也因此得到重新批评，很多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好评如潮的情形下，甚至被很快地改编成影视作品，而迅速走人千家万户。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无论是乌托邦的还是反乌托邦的，因为其思想内容的伦理深度，而深受电影制作公司的青睐。其实，在生态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之际，电影等新兴媒体也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所以即使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性质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因子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形下，生态女性主义科幻作品批评异军突起。美国女作家厄秀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及其作品成为倍受批评界欢迎的佼佼者。近年来她的作品接连被拍成电影并获得空前成功，一时间成为非常成功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家，引起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的格外关注。其实，早在1995年，美国著名的批评家帕特里克·墨菲就对奎恩及其作品进行过生态女性主义批评。2010年评论家艾米·克拉克（AmyClarke）更是出版了一本专著《厄秀拉·勒奎因的后女性主义旅程》（Ursula K.Le Guin’s Journey toPost-Feminism），专门评论奎恩的后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认为厄秀拉在七十年代出现的后女性主义转向是其作品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并对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给予了肯定。厄秀拉是一个融汇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女性主义作家，值得中国学人注意的是，她不但自己翻译了中国的《道德经》，而且把道家阴阳两极相辅相生的神奇理念注入到自己的系列作品中，万物一体这种神奇而古老的东方智慧，引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共鸣，促使她的作品不断获得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奎恩的科幻代表作《地海传奇》（TalesfromEarthsea，2001），精心打造出一个灵性四溢的虚拟王国，表现出生态万物彼此相依相生的道家意识，和生态女性主义的有机生态整体观达成一致。她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1969）被评为女性主义科幻经典，在这里厄秀拉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两性同体、相辅相成、看重原始生命动力、没有性别歧视和生态压迫的神奇世界。厄秀拉以其女性特有的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深刻的女性主义思考，为人们描绘出了一个与人类文化迥异的两性和谐相生的社会，她的作品因而带有强烈的生态女性主义乌托邦色彩。
相对于乌托邦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样关注生态反乌托邦小说。批评家格琳尼斯·卡尔（Glynis Carr）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不断扩大挖掘自己的绿色经典范围。墨菲本人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就身体力行地开拓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疆域，他对雨果奖作家吉姆·斯坦利·罗宾逊（JimStanley Robinson）热销的火星科幻三部曲进行了生态女性主义解读。这些作品呈现出的是反乌托邦色彩。由于人类对火星的殖民，造成火星居民不断面临人类科技带来的基因变异、动物变种、战争威胁，致使原地性灵系统失衡……其星际美丽的不再，就是地球未来的写照。显然，墨菲认为这类反乌托邦作品，对世人更有警醒作用。为此，墨菲对乔娜·拉斯（JonnaRuss）1997年发表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将要》（We WhoAre About To……）给予了极高赞赏。该作品描写了人类要对一个不知名的星球进行殖民统治的故事，女性主人公拒绝将人类的野心和霸权实施到这个生机盎然的外太空，认为人类无权入侵破坏当地的和谐生态。墨菲认为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生态女性主义小说，不仅表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灾难，更表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灾难，对二者均进行了解构和批判。
关键词：清教主义 自然生态危机 精神生态危机
中图分类号：I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在早期的美国，清教主义不仅推动了人们个性解放、促成建立现代劳动、职业和财富观、以宗教的理想勾勒出国家未来追求的目标，而且它们奠定了今日美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铸就了美国民族特性。
然而，随着北美殖民地的开垦，美国工业的蒸蒸日上，以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来探究，我们发现一个生态失衡的危机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已经严重恶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陷入不和谐的境地，人自身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也濒临崩溃。
一、 自然生态危机
在清教徒的思想中，他们怀着一种使命感、神圣感在创业，将在美国的开拓疆土、扩大产业、增加财富视为天职，以建造他们的伊甸园。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逐渐形成，“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人改变了对自然的态度，将自然视做为人类而存在的事物，把自然当做可随意蹂躏的“俘获物”他们以征服与主宰大自然为自豪，甚至以残害弱小生命为快乐。
即而随着工业机械文明的盲目扩展，以及南北战争中南方的失败，美国南方被迫加入到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之中。美丽的原始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大规模生产的工厂所占据。空气、土地、水等受到工业废气、化学废物的严重污染，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被隆隆的机械声所淹没，而人与自然生态的纽带也被工业机器的利刃斩断。正是由于工业机械文明发展中人类的贪婪、利己主义以及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一切的盲目自满，人与土地血脉相连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美国南方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与持续遭到人为的摧残与破坏。正如艾比所言，人类的“原罪，真正的原罪”，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盲目破坏了这个自然的乐园。[1]
在许多清教徒的笔下，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个自然生态遭受危机的世界，霍桑的小说《红字》是以清教社会的波士顿为背景，人们要恪守清规戒律，否则会被施以刑罚，海斯特就是因为犯了通奸罪而被罚戴上红A字，清教社会的这一无情的烙印对自然森林的影响无处在。
霍桑虽然在《红字》中没有用大量的篇幅描述自然景象，但几乎每一处对自然的描述都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在小说的第一章“狱门”中，象征着文明社会的监狱的那间狰狞而阴森可怕的木屋呈现出一番凄凉景象，大门上面沉重的大头铁钉长满了铁锈，监狱旁边的草坪上长满了很不雅观的植物。然而，霍桑笔锋一转，在监狱入口的另一面的门槛上设想了一丛野玫瑰，这种美与丑的对比预示着故事中文明社会与大自然的冲突，并以野玫瑰上缀满了宝石般晶莹的花朵来期望缓解自然生态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福克纳著名的“荒野三部曲”《古老的部族》、《熊》和《三角洲之秋》以及《八月之光》《去吧，摩西》中多处提及了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及以此所造成的生态危机。
福克纳在《八月之光》中对工业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进行了谴责，只要有森林的地方就有伐木厂，森林和土地被机器践踏蹂踊之后变得贫瘩荒凉。铁路的修建和出现加快了伐木厂、机器蚕食自然资源的速度。自然生态在一天天的遭受破坏，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也在一步步加深。福克纳在多部小说中都描写了铁路进驻森林的景象，铁路修进了大森林，成片的树木在运送木材的火车的运行中消失，大森林在迅速消失，荒野在消逝。自然生态也在迅速消失。
人们因为他们自身的贪欲而对土地进行无限制的占有、掠夺。加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森林的减少，水土流失的加剧，一系列的自然灾害随之而来，人们失去了自身的家园，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人不得不承受自己所造成的恶果，再不重视这种自然生态危机，保护我们的人类的家园，自然对我们报复的会更加强烈。自然的苦果也会等着人类自己去蚕食。
二、精神生态的危机
在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生态危机的双重威胁下，人类的精神生态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进入精神道德的混乱状态。对生态的关注不仅仅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还要重视人的精神生态以及这种危机意识。清教主义对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造成了许多文学作品中人的人格分裂和价值扭曲，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悲剧。
霍桑《红字》中的女人公赫斯特・普林便是这样一位背负着罪责，默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他者”。作者通过披露清教社会当权者的道貌岸然、牧师丁梅斯代尔的虚伪以及医生奇林沃思的疯狂复仇，揭示了当时社会严重的精神生态失衡，并通过赞扬海斯特心灵的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表明只有达到人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实现心灵的回归，才能解决精神生态危机。霍桑通过真实的场景和现实的清教哲学，成功地描述了清教社会的残酷和它对人性的扼杀：在当时清教的严酷状态下，社会生态已严重失衡，社会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亟待解决。
奥尼尔的许多剧本也揭示出清教主义传统思想对人类精神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榆树下的欲望》和《奇异的插曲》等剧深刻地揭示了清教主义思想所造成的悲剧。在《悲悼》中，奥尼尔有意以新英格兰为背景，并把曼侬一家描绘得冷漠、严酷和毫无欢乐，像荒芜的景色那样。他们深深地受到束缚人心的清教主义道德准则的影响，行为受到限制，欲望受到抑制，无法表达正常的感情。
奥尼尔是采用各种方法加以表现孟南家的清教传统的，孟南家的这座门前装点着白色希腊庙宇式门廊的住宅就是这一传统的象征。孟南家的住宅就是清教主义社会的缩影，宅中人注定无法逃脱注定的命运。清教主义思想严重地破坏和扭曲了剧中人的精神生态。
20世纪以来，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在使人类逐步摆脱愚昧贫穷，走向文明富足的同时，却给人类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但自然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幸福感也急剧下降，发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于是，惊慌失措的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并试图从思想和精神层面找出造成今天危机四伏局面的原因。
三、 结语
如今，自然环境恶化日益加剧，精神生态环境也在不断“变质”，人类社会中的自然生态失衡正在不知不觉中向人类的精神世界蔓延，人们越来越唯利是图，整个社会变得物欲横流。霍桑在他的小说《红字》中以超前的生态意识揭露了所谓的人类文明给大自然带来的自然生态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并提出了解决危机的办法，即人类应回归自然、回归自我、回归心灵，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都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不仅对自然肩负着重要的生态责任，需要切实保护好自然的家园，人类也要守护好自己精神的家园，让这种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离我们远去。还我们一个健康的绿色的生态家园。
参考文献：
[1]邓志伟.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危机论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2]范冬萍.生态道德与人类素质[J].自然辩证法
[3]纳撒尼尔・霍桑.红字[M].苏福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4]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关键词： 生态文明视域； 生态危机； 马克思主义美学； 转进
一
生态危机不是自然本身造成的，而是人类强加给它的。自然本身也无所谓“危机”，所以生态危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人类生存命题直接相关的大问题。生态危机的潜台词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是人类自身生存方式导致的恶果。自从人类进入二十世纪后，生态危机就象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了人类的头顶，让人胆颤心寒。尤其是二战以来，生态危机警钟常鸣，成为不得不面对的全人类大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家和学界俊杰都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全球性反思之中，形成了全球性的生态文明对话语境。在这种情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能否进入这一问题域，能否参与此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何种方式进入，应以何种态度进入，应从那个层面入手，能解决生态危机那个层面的问题，在生态文明的构建中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也就构成了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于十九世纪重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与批判，重在探寻这种制度之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及其历史发展的进程轨迹，重在为人类寻求一种可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按历史逻辑规律可能出现的合法的新型社会；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者列宁在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以革命理论家敏锐的眼光觉解出资本主义本质的垂死性与垄断性；直到中国的毛泽东以特有的中国方式用运马克思主义除旧布新、开疆拓土。身处矛盾激荡的社会大环境，他们理论的瞩目点重在对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认知与开解，重在为“革命”提供理论支持。然而，他们所生活的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初期，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虽有但并不凸现也并不严峻。因而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社会所置身于其中的整个生态环境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与应有的深层的理论思考，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造成的。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1]所以，我们今天在解决生态问题时也就无法从他们的著作中明确地找到现有的具体答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我们要想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切入点，首先应了解一下生态问题的起因和根源问题。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认为，当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负荷时就会给自然带来恶果。美国生物学家哈丁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明确地指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2]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他们的观点是探求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指出地球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社会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全然不顾环境污染带来的生态问题，所以应在地球上建立一种全球性的均衡发展模式。巴里·康芒纳却把生态危机归咎于现代技术。他认为，“新技术是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3]他还进一步指出，技术是一方面，关键在于人类技术的既定目标。以上观点均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从客观的角度探究了生态危机生发的根源。然而对社会科学来说，探讨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事实论”层面，而应深入到支配人类主体行为的观念意识层，这也就是深层生态学所努力的方向。“与浅层生态学看法相反，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和文化危机，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人和社会融于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4]深层生态学的主张有其合理的一面，那就是把生态危机看作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从人类的思想价值根源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把探究解决问题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的观念意识层，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决定人类思想观念意识的是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我们以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都忽视了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思想认识论根源。从生态危机生发的时间轴线上看，最明确最直接的原因应当是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而且从目前全球发展的实际情形看，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越发展，波及的面积越大，生态危机就越严重，这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是极端片面和畸形的。因为其生产是资本家为了最大化地追求利润，为了追求利润，他们根本不顾及利润之外的东西。为了实现利润，他们可以无止境地开采掠夺能源，不顾及人类的整个生存环境。他们大量地排放废气废物，生产各种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有毒化学物品，甚至核武器；他们往落后国家输出有害垃圾，廉价攫取那里的自然资源。在消费策略上，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挖掘和刺激人的消费欲望，致使人欲极度膨胀，把人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架永不停息永不知足的消费机器。劳动异化，生产异化，消费异化，人际关系异化，一切一切均围绕着金钱利润运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已将整个世界搅动起来，全部纳入其资本制度的规制之下。这就是以利润为核心为动力，以金钱至上观念为轴心，以最大的物质享受为终极目标，以极端自私为做人准则。致使人类蜕变成一只永不餍足、无情地蚕食地球的“大虫子”；而作为人之为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却被弃置一边，致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异常贫困化和扭曲变形。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引用李嘉图的话指出， “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5]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话作进一步的引申：对资本家来说自然界是微不足道的，利润才是一切。马克思恩格斯毕其一生精力揭露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社会恶的总根源是不无道理的，这对我们今天分析和认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有很大的价值。以上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从认识根源讲，人类对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缺陷的。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血脉相同的大生物有机体。世界古代人类文明早已形成了原始朴素的自然有机整体观，特别是古希腊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都将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但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所形成的机械自然观却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彼此分割的、相互没有联系的、静态的、只按照力学原理运动的世界。他们甚至把人看成是一架机器，更何况是自然。同时，他们也极力强调突出人的价值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而藐视自然的伟大作用，将自然和人相对立，确立了天人相分的近代机械自然观。沿这样一条理路形成的“现代性方案”，自然就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模式，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人类推入可怕的生存困境和危险的存在境地。这是其一。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认识根源还有人们对生态自然知识的蒙昧无知。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围湖造田，毁林毁草种地，等等，是始于急功近利或政治目的，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恶劣的破坏并导致严重的后果。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如，战争，天然灾害，等。但从历史上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人为因素要占主导地位。生态环境的大面积恶化致使自然界生存与发展的自在性、自因性以及生物界生存的因果链条反映机制无法自我修复而陷入危机。概述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们把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主观上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也即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造成破坏，但依然为之的，这是出于某些个人、集团或国家极端的私利心态；二是愚昧无知的。也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需要对之加强生态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总之，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普遍地存在着，生态危机已演变为世界性的大问题。但生态危机总的根源仍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工业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主导型的生活模式导致的。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稳步发展，资本的全球性扩张，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性的生态危机有进一步加剧的态势。同时，在思想领域，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全球生态文明浪潮的勃发与勇进。人类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思想理念上，正在迈向一个新的发展质点。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美学必须应以全球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切，尤其是生态文明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当代先进思想的结晶与表征。所以，马克思主义更应具备当下理论的敏锐性和视角的前沿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应具备这样的精神品格。由于当代人类生存的沉层困境和危机是整体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样就导致了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的重新估价与思考。因为，当代人类文明无论有多先进，若没有健康的生态资源的强大支撑，那将是脆若垒卵的。过去由于西方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巨大遮蔽作用，人类自以为能超脱地生活在由理性秩序和科技巨力打造的强大梦幻城堡中而蔑视自然的存在，但这样的心态在今天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形下已经幻灭。因而，我们不得不认真地面对。在中国极具主导话语权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于这场深刻的生态文明思维范式转换中，作为一种先进性的思想就不能忽视这样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因为人类的生存问题毕竟是大问题，美学作为一门探求人类审美本质和规律的学科也就不能隔纸不闻，更不能置身局外缄默不言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时代局限性，而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自身强大的解释力量和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能墨守陈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样更不能束手束脚，只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著作中寻章摘句以应证他们曾讲过或谈过类似于生态危机之类的话语问题，这样做就会有教条主义之嫌。马克思主义应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他们思想原则方法的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为开放性和构建性极强的人文学科，作为思考新问题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起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所以，我们以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就其思想内涵，价值相度，价值理想，解释力量，理论旨趣以及学术品质等方面均可成为解决生态问题和构建生态文明的强大文化思想资源之一。
．
以往，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时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产生的根源等，问题的视角仅局限于本源性的理论视域，定位于审美意识形态论，没有顾及现当代人类生存的危机困境问题，没有从生态大纬度视角出发高屋建瓴地鸟瞰人类的整个生存图景，把美学的视野置放于更现实的人类生活逻辑起点，而是远离人类生存，趋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清谈玄学，具有浓郁的近代德国美学传统痕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讲到，“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於改变世界。”[6]解释世界当然是必要的，而改变世界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但人类在以往改变世界时出了大问题，将世界改变的面目全非，将世界改变到让人类自身无法生存，这与全人类美好的生存愿望南辕北辙。21世纪是个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世纪。全球化的到来，既体现了新世纪繁荣的一面，也凸现了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性生存境遇。面对当代人类严峻的生存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突破原有的理论叙事模式，与当下的时代语境相契合，在其学科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地介入这一世界性的理论对话，由人本归位转向人类生存相度，用运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和卓越的理论远见反思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为人类美好的未来构建适于人类生存的或人应该如此生存的状态图景，也即美的生存蓝图。
21世纪将是生态文化崛起的时代，因为它是当代美学超越审美本体论模式和主客二分对峙思想谱系，走向审美文化、审美存在论后现代境域这一重大学术转型的价值基础和普遍共生后现代生存方案的基石。这样，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转进问题也就必然地展现于每个美学工作者面前。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从那几个方面着眼来研究生态美学？这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它将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生态美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是衡量马克思主义美学这门学科在生态问题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标志之一。
我们以为，应从六个方面进行：
第一，在我们找到了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后，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精神，对造成生态危机的丑的社会制度，非美的人类行为方式，具有缺陷的社会体制，虚伪的人类价值和丑陋的生活方式予以批判和反思，使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批判中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对当代人进行生态美意识启蒙。也即，拓展人们的审美视界，提升人们的审美意识，将人们对一枝一叶、一花一草、一山一水的眷恋提升为对整个生态大自然图景的赞美与欣赏，开阔人们的审美心胸，将人们从以往狭隘自私的唯功利心态解脱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重新和合，从而构建天人和谐的新型情兴关系；引领人们回归大自然，热爱大自然，以生态美的眼光重新审视看待大自然，在思想精神上努力实现真正的“天人合一”最高境界；强化人们的生态审美意识，而不是冷漠地仅把大自然看成是有用的任人宰割奴役和盘剥的对象。
第三，超越本源性的理论视域，深入人类的思想内核、观念层，从生态大纬度，也即，从有机整体性，自然秩序性，系统性，开放性等具有生态特征的思维范式，对现代人类审美观予以生态式的重新阐释与建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现代的、当下的生态文化精神重构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审美理想和审美价值观。
第四，从生态纬度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经典文本中蕴藉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我们应从中挖掘出被遮蔽掉的具有生态美学价值的理论，让其发扬光大。以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关于异化理论的详细表述，关于美的规律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实践的人化自然观，关于人的解放等等，其中都包蕴着非常深刻的生态美学思想。
第五，学习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已取得的一些理论研究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帝国主义”具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大部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生态危机给予了极大的理论关注。他们的研究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我们应当加以借鉴、研究和吸收，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内容。
第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丰富的生态美学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美学思维范式的中介，将之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有机成分。这也是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本土化特征的方面。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着的一门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流动变迁的有序构成过程中，自身虽然要受到当下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规范，但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历史之中，它是一个活的开放着的与人类审美实践历史相照应着的人文学科。所以，在当下生态文明构建的文化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美学不可能将自己置身度外，而是必须参与其中，以自己的理论力量和解释精神回应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难题。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态危机的解决与生态文明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任何单一的力量恐怕都无法完成，因为它是人类现代文明长期积淀累积而成的负面性结果。作为一项重大无比的历史性事件，它已构成世界性的人类发展瓶颈，这需要全世界来共同担当。生态危机的解决和生态文明的建构也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它是全人类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马克思主义美学应和其他学科一道共同努力，任务就是把生态危机意识和生态文明建构意识转换成群体意识，最终积淀转化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成为支撑人类在新的历史境域下前行的精神原动力和人类新价值观的奠基石以及人类价值选择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斯·舍勒在其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中讲到，“人就其本性而言，完全能够无限地拓展他自己所能及的地方——拓展到现实世界所能延伸之境。因此，人本质上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7]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本身也具有无限拓展自己理论所能及的范围，因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向世界无限敞开的可能性，这是为其学科本身独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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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巴理·康芒纳著．绿色经典文库·封闭的循环[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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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C]．第42卷， 72页．
一、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执政战略中的理念定位
（一）报告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实现“天蓝、地绿、水净”关乎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关乎到“全球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执政战略中的理念定位：“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二）报告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方针。报告指出：“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发展方向上坚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报告从“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方面做了战略部署，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纲领。全方位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报告指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三）十八大报告强调了全民“合理消费”的理念。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已经提出：“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如何实现“合理消费”？一是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三是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发展新型消费业态，拓展新兴服务消费，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执政战略中的策略定位
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这样的高度，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成果，这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即将迎来一个质的飞跃。十八大报告在整理这一战略思路时，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五位一体”新布局，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从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更高、更权威的层面上确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便更加明确地由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位一体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四位一体”。在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说明，在描述今后几年的工作任务时，实际上已经赋予了生态文明与其它文明同等的地位。2008年1月2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2008年9月19日，他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我们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加快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2008年12月15日，《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迫切需要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2009年9月29日，《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上，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显著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显著加快民族地区保障和改善民生进程，全面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各族人民根本利益，让各族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五位一体”的格局已经形成，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中国面临创造生态文明的良好机遇，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华民族崛起和繁荣的重要途径，而且是为人类做出新贡献的重要途径。通过人民创造性的生态实践，通过价值观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中华民族将积极建设生态文明，为人类做出新贡献。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报告中，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为题，指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逐步提出，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从改革开放初期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到现在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党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治国理政实践，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宣示了中国迈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征程。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不但会使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民生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将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更加明确，有利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三、生态文明建设在党的执政战略中的政策定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萌芽认识到成为国家意志的认识过程，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一个从简单的环境污染治理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方位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也日益完善，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十八大报告对以往的生态文明政策作出了新的总结和要求，即执政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四项新政策。
（一）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一是关于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对人口密集、开发强度偏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的部分城市化地区要优化开发”。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二是关于主体功能区战略。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对“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了设想：“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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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十八大报告对此战略从更加高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提出具体的要求，即“三个格局”：“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报告要求：“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三是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二）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一是强调利用和管理资源。报告指出：“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二是强调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报告指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三是强调水源的使用和管理。报告指出：“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四是用两个“严”字强调有限土地的使用。报告指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五是矿产方面。报告指出：“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六是再次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报告指出：要“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三）要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一是生态修复工程。报告指出：“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二是“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三是“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四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四）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文化生态链 文化生态位 文化生态圈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Constructing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WANG Jiushan， YE Jin， ZHANG Qin
（School of Marxism，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Gansu 730050）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trive to use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niche" "ecological chain" and "ecological circle" theory to build a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realize 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actors between the material， energy， information educ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n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operation，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health， sustainab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system structure.
Key words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ducation； cultural ecological chain； cultural ecology position； cultural ecological circle
文化生态学作为20世纪形成并发展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将系统论的思想结合生态学的原理方法应用于文化研究，探讨文化的生成、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本文综合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的生态位、生态链原理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进行分析，探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内文化因子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而促进系统循环、能量流动与信息传递，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增加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概念阐释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系统是由文化生态主体、文化生态介体和文化生态环体构成，文化生态主体包括教育者和学生，文化生态介体包括教育内容，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以及教育方法、教育理念等等，文化生态环体包括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这些基本要素由动态性变量因子构成，缺少任何一个文化因子或者文化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处理不当，都会影响甚至削弱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效果，不利于教育目的的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系统以教育参与者为主体，以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途径等为介体，以教育环境为环体，系统中各个文化生态因子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着自身功能，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运用文化生态学中的文化生态位、文化生态链原理分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统的主体、介体与环体的构成及其相互影响，有利于厘清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文化生态系统中文化因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利于实现文化生态系统中各个因子之间良性、协同、共生、和谐发展，有利于系统内部与系统外部各要素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及时、适时、时时的交流，促使系统内外因子协调健康发展，从而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生态体系的形成与全面、平稳、持续运行。
2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具体分析
2.1 明确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文化生态位”
“生态位”是指在生态群落中，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的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功能位置的总和。生态位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物种之间的竞争性、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与稳定性等问题，揭示了每个物种单位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拥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生存的时空位置，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以教育主、客体间的关系为核心，以教育内容与方法为教育介体、教育环境为中介体、教育目的为指向，各文化因子发挥他们在各自文化生态位置上的功能与作用，并促使其相互之间稳定协调运行，从而实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健康、持续发展。
2.1.1 关注教师的生态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者的生态位主要包括生态位占有能力、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提升能力。具体来讲，生态位占有能力主要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科研能力、教育资源的获取能力和运用能力，生态位的适应能力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战略管理能力、文化建设能力以及教育资源配置与培植能力，生态位提升能力是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在动态竞争中的主动适应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对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工作者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履行相应的生态位职责，发挥既定的生态位作用与功能，探索行之有效的施教方式与方法，形成自己的教育风格和特色，推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螺旋式向前平衡发展，更好地促进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2 关注学生的生态位
大学生的生态位体现了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主体，是影响学校人才培养理念转变与教育目标实现的最个性化、最活跃的变量，他们除了存在各自的性别、年龄、性格、家庭背景等基础生态位上的差别外，还存在着思想政治状况、智商差别、情商表现、思维方式、认知水平、已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特点等实际生态位和潜在生态位的可能性差别。
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每个大学生都有着自己特定的生态位，每个学生的生态位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都必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不容忽视的教育资源。这就要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工作过程中，教育者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基础生态位上的差别，还要考虑学生实际生态位和潜在生态位存在的可能性变化，明确各个学生的具体生态位。在对大学生整体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生再进行因人而异的个性化辅助教育，使每个学生的生态位都得到提升，综合能力都得到加强，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大学生自身也应该客观地认识自己，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探寻适合自己的生态位，积极主动地提高自己生态位的适应能力，接受并融入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促使自身的学习能力、知识水平以及个人修养等生态位能力的发展与提升。
2.2 建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链”
生态链是用来表示自然生物相互依存所形成的环环相扣的联系，文化生态链是指两个以上的文化因子间相互作用构成的线性联系。生态链由节点（node）和键（key）构成。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生态链是指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生态主体）为节点，以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生态介体）为键（结点之间的联系）形成的文化生态链。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系统的介体是链接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中间环节，是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顺利开展教育工作的条件和保障，它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态系统则是指以教育内容为生态键形成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为节点的生态循环链，以教育方法为生态键形成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循环链。
2.2.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为键形成的文化生态链
以教育内容为键、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为节点的文化生态互动循环链。教育内容是教育目标的反应，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教育内容为键，链接教师和学生的文化生态互动循环链。指出，①“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富则国家富”。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更是青年一代的。所以，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实现中国梦，青春永担当。为此，教育工作者应系统全面地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内容，完整准确地把握教育内容在文化生态教育系统中的功能与作用，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大意义。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引领大学生茁壮成长，坚定其社会主义的伟大信念；要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大学生健康成才，树立其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要始终坚持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大学生奋勇向前拼搏向上，培养其爱国情怀和创新理念；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大学生的价值追求，增强其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力。
2.2.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为键形成的文化生态链
以教育方法为键、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为节点的文化生态互动循环链。教育方法是教育活动的具体手段，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方法将知识、技能等传授给教育对象，使之理解、接受、认同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结构。教育方法是影响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恰当的教育方法必须同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教育资源相适应。常用的教育方法包括说理引导、榜样示范、实践锻炼、品德评价等方法。教育主体通过教育方法，使加工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信息作用于学生，从而形成以教育方法为键，教师和学生为生态节点文化生态互动循环链。传统的教育方法守旧说教、思路僵化，缺乏针对性和互动性，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对于个性化与多样性变量因子共存的教育对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教育方法要求应该具有动态性，坚持教育方法的针对性和互动性，综合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在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3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文化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3.1 树立 “整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理念
“整体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教育理念，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夯实社会主义信仰、培养其爱国主义品格、提升其思想道德修养。因此，树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整体化的文化生态教育理念，树立整体全面健康的持续化发展观念，培养大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人才。教育工作者要认清高校教育的发展形势，根据社会发展的切实需求，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引导大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要提高教师的文化生态教育意识，文化生态教育意识是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效性的内在驱动力，只有具备较强的文化生态意识，树立正确的文化生态立场，才能使教师自觉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思想渗透到日常的教育行为中。
3.2 尊重教育客体核心地位，建立文化生态型和谐师生关系
受教育者作为教育主体的直接作用对象，是教育文化生态圈中的核心部分，应尊重教育客体的共性与个性，建立寓教于乐、积极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育人，在教育文化生态圈的协调、健康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在高校教育中，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技能，更要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此，教师应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充分尊重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文化生态客体地位，重视学生客体的个性发展和多样性需求，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的，坚持科学民主、开放互动的文化生态意识，对学生因材施教，增强教育针对性；教师应树立时时交流、双向互动的教育观念，建立文化生态型和谐师生关系的良性发展机制，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引导力、凝聚力和亲和力，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生态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3.3 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式方法与手段
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文化生态主体的生态位的差别，要求教育方法不能一刀切、一个模式，要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和个性特点，实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信息知识的良性互动，有针对性、多角度、多侧面、多样化、多途径地开展教育工作。系统观理论说明，系统的整体功能发挥大于各个要素的功能相加，因此，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协调好文化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发挥好各要素的功能与作用，激发整个教育系统最大的潜力。还要利用好隐形的教育方法，教育工作由“外灌”转移到“内塑”上来，开启和引导学生潜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师生共振效应，使学生在无意识间受到感染熏陶，例如校园文化氛围的熏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生态教育内容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对于引领正确的校园舆论风向，塑造学生健康的思想情操、价值观念、言行举止等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3.4 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文化生态环境大格局
“牵一发，动全身”可以用来形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中环境因子间的相互关系，文化生态环境与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相互依赖和制约。学校作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大环境中最重要的子系统，只有学校与家庭、社会等环境全面协调、良性互动，才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链的有效运行。我们要注重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就要把文化生态主客体融入到开放的社会大系统中去，加强文化生态主客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加强学校、家庭、社会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传递与循环，实现教育因子在文化生态环境循环体系中的合理布置与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文化生态系统大环境的正面积极效应。
基金项目：甘肃省兰州市社科规划项目《生态文明视阈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思路研究》项目（13-038F）
注释
① 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参考文献
[1] 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院报（社会科学版），2004（9）.
[2] 宣仕钱.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的互动与耦合[J].求实，2006（5）.
[3] 杨萌，刘新民，张冲.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学校体育教学优化[J].教学与管理，2009（12）.
【关键词】 科学 发展 观 和谐社会 生态文明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其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 经济 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这是
一、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总态势是：资源总量大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源供给难以满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资源降耗困难重重，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的环境污染已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形成威胁，生态恶化趋势没有得到扭转，各类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在下降，生态恶化的范围不断扩大，危害程度加剧，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减弱。显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在新世纪的发展中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
二、生态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1.生态文明的含义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 规律 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2.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形式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 工业 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 现代 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它在带给人们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和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3.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系
很显然，生态文明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说它们有联系，是因为生态文明既包含物质文明的内容，又包含精神文明的内容：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物质文明一致的。而生态文明所要求的人类要尊重和爱护自然，将人类的生活建设得更加美好；人类要自觉、自律，树立生态观念，约束自己的行动，在这一点上，它又是与精神文明相一致的，毋宁说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说它们有区别，则是指生态文明的内容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不能完全包容，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生态文明贯穿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中，也离不开政治文明的支持，并对政治文明产生影响。生态资源环境 法律 体系的建立，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深地敲上绿色的印记。政府决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政府权力的监督都将日益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
三、贯彻落实 科学 发展 观，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总结 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经济 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首要的是在人与 自然 和谐相处的前提下，紧紧抓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中心环节，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走新型 工业 化道路，大力推进低成本、低代价的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增长。要执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千方百计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对那些抱着传统增长方式不放、不顾环境代价的地方，要有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
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就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推进生态 现代 化。要从我国生态状况仍十分严峻的现实出发，调整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倾斜力度，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态建设，加大环境保护和建设投入，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从尊重自然 规律 、尊重科学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水土流失、沙漠化等生态问题的治理。
[关键词]乔纳森·贝特；生态批评；绿色的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77-06
[作者简介]方 丽（1965—），女，重庆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生态批评及英美文学研究。（重庆 101331）
[基金项目]本文为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绿色的文化批评：英国生态批评研究”（12SKE1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Green Romanticism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Place： A Study of Jonathan Bate’s Ecocriticism
Author： Fang Li
Abstract： As a pioneer of British ecocriticism， Jonathan Bate reevaluates literary clas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riticism. He digs out a sense of place embodied in the romantic poems，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ind and nature. His research has offered an op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romantic poem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atement about Bate’s ecocritical theory. By investigating Bate’s eco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romantic ecology” and “ecopoetics”，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explored. Comments on hi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ecocriticism are included.
Key words： Jonathan Bate； ecocriticism； green romanticism
生态批评是继女性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之后，新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模式。生态批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英初露端倪，从90年代至今得到迅速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当代西方乃至世界范围的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力量。生态批评的出现，为面临种种困惑和争议的当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思路，开拓了新的领域。在西方生态批评领域中，英美两国是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模式中两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尝试以关注人类生存前景为出发点的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重审经典文学作品，使文学研究走向了广阔的生态学视野。在英国生态批评领域，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贝特继承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来英国的文化批评传统，把生态学原理运用于文学批评中，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研究对象，重新审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探讨浪漫主义诗人所具有的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生态意识，挖掘这种有机论的自然观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对生态批评在英国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先驱。
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
从通行的观点来看，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略晚于美国。美国生态批评萌发于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英国生态批评的出现，一般是以1991年贝特的专著《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华兹华斯与环境的传统》（Roman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的问世为标志的。其实，贝特并不是从生态视角研究浪漫主义作家的第一人。早在1974年，美国批评家克罗伯（Karl Kroeber）在其浪漫主义研究中就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①贝特也不是第一个提出“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这一概念的。1977年，美国环境史学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就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一书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的概念，沃斯特所说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主要是指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的生态思想，同时也提到了英国和德国浪漫派文学家的生态思想。②尽管如此，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真正开始得到批评界的广泛关注还是在2001年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出版以后。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贝特从文学和文化的意义上最早把“浪漫主义”与“生态学”联系起来，并从生态学的角度对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重新评估。在这部书里，贝特使用了“文学的生态批评”③这一术语，这一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英国生态批评的开端”。④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被誉为英国生态批评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引发了一股重新评价和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生态批评的兴起和发展，生态批评在英国逐渐升温。
如果说美国生态批评与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美国先验主义文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话，那么英国的生态批评则与浪漫主义研究传统是分不开的。英国的浪漫主义研究传统上至18世纪末，下至20世纪90年代。在这些研究中，既有作为政治-历史阅读的外在批评，也有作为审美-形式阅读的内在批评。20世纪以来，无论是新批评、结构主义，还是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都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英国浪漫主义，也得出了颇有洞见的结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作品的解读。在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新解读中，以哈特曼和布鲁姆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浪漫主义诗人“寻找的是想象、独立和眼前的快乐……一种超验的自然”。⑤因此，哈特曼认为，华兹华斯并不是一位自然诗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梅甘（Jerome J. McGann）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历史为代价，赋予想象以特权。它寻求超验而躲避现实，文化成为每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宏伟的幻想。”⑥哈特曼和麦克干等人对浪漫主义诗人的重新评价，颠覆了前人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定论，他们以其敏锐的政治-历史意识揭示了浪漫主义作品所隐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理解浪漫主义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这一股席卷全球的批评浪潮的兴起，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却受到了以贝特为代表的英国生态批评家的挑战。贝特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哈特曼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抛弃了自然，将我们带人先验的想象中；而20世纪80年代以麦克干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又抛弃了先验的想象，把我们带回到历史和社会中。21世纪6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是理想主义的标准，赋予想象以特权；80年代对浪漫主义的解读则是后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前者假定人类思想高于自然，后者则假定人类社会经济比自然经济更重要。在贝特看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具有与现实和未来对话的能力，华兹华斯的绿色阅读就是经典文学作品的典范。从一方面来看，华兹华斯的诗歌具有很强的历史影响力，在其诗歌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传统就是尊重地球，质疑经济增长和物质生产的合法性，这正是当今生态学所倡导的观点；另一方面，华兹华斯的诗歌也具有很强的现代感召力，因为浪漫主义预言了有可能在下一个十年出现的最紧迫的政治生态问题，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稀薄，热带森林毁灭，酸雨，海洋污染等。贝特认为，是时候让华兹华斯恢复“自然诗人”这一称谓了。重新学习华兹华斯看待自然的方式，并不是真正能够对政府有关“绿色”问题的政策有任何影响，其重要的价值在于弘扬环境意识传统的历史。华兹华斯并不是开启这一传统的第一人，但是他对于这一传统有着重要的影响。贝特也指出：“如果说浪漫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它并不是如麦克干所说的是一种想象的理论，是一种理想主义者和象征的文本。它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理论，一种实用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文本。”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的前言部分，贝特指出：“文学批评家的目的不仅是诠释，而且也要辩证地论述。批评家总是有选择地阅读文本、让文本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虔诚的19世纪评论家评论华兹华斯时，使用的是宗教话语，自由的20世纪末的批评家们用女性主义话语论述浪漫主义，无论是那时的还是当今的评论，都是强调诗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或没有的东西，以此来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的需求。而我希望我对华兹华斯的阅读属于另一类阅读：既是批评家的目的也是作者本人的目的。这样的阅读能够在读者与死去的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交流，这种交流会带来某种特殊的享受和对忍耐的感悟。”②因此，《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倡导这样一种观点：华兹华斯让读者懂得如何看待自然世界，如何生活在自然世界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享受或忍受生活。在浪漫主义诗学中，诗不仅存在于语言之中，更存在于自然之中。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界交流的手段。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敬畏着绿色的大地。因为它认识到，离开了绿色的事物，人类从肉体到心灵都无法生存。人类只能在大自然和感觉的语言里，找到最纯洁的思想的支撑，心灵的保姆、引导者和保护者，整个道德生命的灵魂。
贝特也关注华兹华斯诗歌中有关“地方的想象”的话题。在《浪漫主义生态学》“地方的命名”一章中，贝特探讨了华兹华斯诗歌中对地方的演绎。在贝特看来，熟悉、了解并珍视一个地方有三种方式：一是长期居住此地，二是对地方的命名，三是通过学习有关地方的知识。贝特提到的第二种方式主要是针对文学作品中作家对地方的命名而言的。贝特认为，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命名就是与地方同化。”我们感觉诗人就在诗里，诗人与一个具体的地方是结合在一起的。对于华兹华斯，命名是一种想象力的驰骋，也是与大地合一的象征。贝特指出，人对地方的记忆会堆积起来，不断被唤醒，华兹华斯“对地方的命名也是一个唤醒记忆的过程”。①
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一书中，贝特重新审视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概述了由华兹华斯以来包括约翰·拉斯金、威廉·莫瑞斯和爱德华·托马斯等人形成的关注环境的传统，采用“生态学的批评”，将“浪漫主义”与“生态”的概念连在一起，探讨浪漫主义诗歌中反映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理念，重新将浪漫主义诗歌与自然联系起来，挖掘了浪漫主义诗歌中心灵与自然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家园意识，打开了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另一种可能性，使我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于新兴的英国生态批评起到了提示、倡导和促进的作用，此后涌现的重新解读浪漫主义诗歌的生态批评热潮，与贝特的开创性研究是分不开的。
二、《大地之歌》：“生态诗学”的构想
2000年贝特出版了第二部生态批评专著《大地之歌》，发展和完善了“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思想。在《大地之歌》中，贝特将文本范围扩大到英美两国的现当代作品，从简·奥斯汀（Jane Austin）到伊利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这些作品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贝特提出了“生态诗学”（ecopoetic）的概念。海德格尔“诗意地栖居”的哲学思想激发了贝特的灵感。eco-来源于希腊文oikos，意思是“家园”或者“栖居地”。贝特指出“栖居”意味着一种归宿感，一种从属于大地、被大自然所接纳、与大地共存的感觉。它的对立面就是失去家园。这种归宿感的产生有两个前提：一是“诗意地”生存，生存在审美愉悦当中，生存在精神生活的日益丰富当中；另一个前提就是非常值得地生存，而要做到“非常值得”得生存，就必须尊重大地，对所栖居的大地负责任。在贝特看来，“生态诗学”不应该是政治性的，更不应该是宣传性的，而是提倡“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把地球当作家园或栖居地，这样，才能让诗歌成为拯救地球之所。贝特相信，文学作为语言的一种特殊使用，能够把我们和自然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②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探讨了浪漫主义诗人对地方的演绎与实践，将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的地方与浪漫派诗人的环境意识、对地方的感知和意识等方面联系起来，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试图建构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诗学”。贝特“生态诗学”的关注点是诗歌所具有的诗性力量，他认为生态诗学是为“他者”代言，尽管生态诗学在自然之外代表“自然”说话，但是生态诗学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诗歌中，寻求人类的权利是寻求自然权利的一部分。”在贝特看来，诗是人类想象和体验的创造物，它从历史和社会中退隐到自然，诗人在自然中享受简单的生活，体验自然审美的快乐。“田园的主题是诗歌的主题，也就是诗本身。”在田园主义的自由、单纯和热情的生活中，人与自身的情感直接地相互融合。诗歌溶解了人的精神和自然，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之间的界限。诗人基于情感的体验与自然交流互动，与自然同在，走向与自然合一的状态。这种与自然的溶合并不是从文明社会中隐退，逃避社会的责任。因为诗人不是批判，而是写诗，使诗歌成为人类在自然中的栖息之地。所有的诗歌都是为人类在自然中建立的栖居之地。如果人类不再因物质的享受而掠夺自然，让自然在人类的心灵中安居，地球就可以得到治愈。“人类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如果诗是栖居最本源的进入，那么诗就是我们拯救地球之所。”①
贝特的“生态诗学”让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浪漫主义诗人将自然环境与诗人心灵完美地融合起来，打破了笛卡尔式的心灵与物质、主体与客体、自然与文化等的二元对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所体现出的最为重要的生态思想。拜伦的《黑暗》告诉我们，当生态系统被破坏，人际联系也会遭到相同的摧毁；济慈的《秋颂》和柯尔律治的《午夜霜》思考的则是我们与其他事物尤其是大地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脆弱的，但却是美丽的，而且对于生态整体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三、绿色的浪漫主义
贝特的“浪漫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诗学”使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转向得到英国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大量相关的研究和讨论。1997年举行的“文学与自然环境会议”，以及1998年的“文化与环境保护主义会议”都有从生态视角所进行的浪漫主义研究。2001年7月由“英国浪漫主义研究协会”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行了以“长盛不衰（sustaining）的浪漫主义”为主题的会议，从生态视角对浪漫主义的重新解读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2006年6月，威尔士大学浪漫主义研究中心又举行了以“浪漫主义，环境，危机”为主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所有议题都是探讨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政治问题。
浪漫主义研究的绿色之风也刮到了大洋彼岸的北美学界。专注于浪漫主义研究的美国批评家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于1994年出版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心灵生态学》（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 Imagining and the Biology of Mind）。在此书中，克罗伯提出了“生态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像贝特一样，克罗伯主张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对浪漫主义诗歌进行重新评价。克罗伯指出，文学批评应该重新建立与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现代生态学的联系，生态学的文学批评关注自然过程和文化过程的相互联系。有关自然的诗歌表达了浪漫主义诗人最深厚的政治义务和责任。浪漫主义诗人认为：“艺术的实用功效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还负有对自然的责任。浪漫主义诗歌具有丰富的想象力，这是人类最根本的能力，它能使我们与的环境发生互动。想象力在诗歌中得到实现，因此能为解决实际的社会和伦理困境做出贡献。浪漫主义批评家时刻牢记的是，人类是环境最重要的部分，这正是当今社会的人们所忽视的东西。在克罗伯看来，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是在文学上首次预见当代生态学概念的文学。”②
2000年9月，“北美浪漫主义研究会”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了以“浪漫主义和自然”为主题的会议。在同一年，麦克库西克（James Mckusick）出版了专著《绿色写作：浪漫主义与生态学》（Green Writing：Romanticism and Ecology），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以及美国自然文学家置于“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写作”范畴之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也在同一年，由史蒂夫（Rosendale Steven）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文学研究的绿化：文学、理论与环境》 （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cholarship： Literature， Theory， and the Environment），其中也有“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成果。
如今，“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已成为生态批评的一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它倡导一种文学生态思想，弘扬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具有一种深切关怀自然的生态伦理精神。同时，许多批评家将贝特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浪漫主义作家的自然思想扩展到关注城市生态以及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浪漫主义时期的生态政治问题。
在近期发表的论文“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生态学”中，加拿大学者哈钦斯（Kevin Hutchings）认为，华兹华斯提倡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湖区的自然景观，他的诗歌有时也表现出一种认可城市的微妙态度。哈钦斯指出，浪漫主义作家既批判城市空间，也承认城市自然的价值，他们其实也是创立或保护城市绿色空间的倡导者。哈钦斯预测，随着“浪漫主义的生态学”或“绿色的浪漫主义”研究的发展，与城市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一定会在这一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①
“浪漫主义的生态学”研究的另一个最新发展是当代殖民主义生态学对浪漫主义时期相关议题的解读。比维尔（Alan Bewell）在《浪漫主义与殖民时期的疾病》一书中，采用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研究欧洲殖民主义的生物医学的语境。比维尔认为，“殖民化不单是一种军事行动，而完完全全是一种生物学的和生态学的事件。”②在浪漫主义时期，有关殖民主义的讨论中，疾病的意象，远非仅仅是指“有关种族文化焦虑的隐喻的投射，通常是指显而易见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③比维尔指出，事实上，殖民主义是由改进思想和文化来建立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在健康的旗帜下，殖民主义也志在改善殖民的生态环境，以及居住在此环境中的人们（包括外来的和本地的）。”④
四、结语
在《大地之歌》中，贝特有一段被广为引用的话语：“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风暴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浦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地叩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⑤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1－02
一、国外文献研究现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最早见之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1947年)。由启蒙精神所产生的认识论意味着我们是在对自然有支配权的范围内认识自然的，认识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自然，奴役自然。“由于自然被破坏了，每一种想要取消对自然奴役的企图都更加深人地陷入被奴役之中，由此产生了欧洲文明的过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the ecological marxism"理解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高兹、詹姆斯·奥康纳、威廉·莱斯、本·阿格尔、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大卫·佩珀。他们认为，首先，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应强调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其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消费”是人性的扭曲，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主张应予批判。再次，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最后，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设想。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批判；威廉·莱斯重新定位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的建立。
(一)关于对生态危机原因的分析
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和危机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认为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提到，用自然改造文化观念，用自然和文化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指出，资本主义倡导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虽延缓了经济危机但却加剧了生态危机，他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问题最深刻的根源。此外，莱斯还对“控制自然的观念”有着重要影响的培根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自然观进行了分析。
大卫·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主义》中指出，生态危机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和人的需求的增长，而在于资本主义获利本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贝拉米·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认为，生态危机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有关，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使得环境持续性地恶化。
(二)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深刻、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除存在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外，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理论。两种矛盾相互作用，加深、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安德烈·高兹在《经济理性批判》中认为，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生态危机。资本家不愿意在环境保护上投资，即便投资，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在《劳动分工的批判》一书中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
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指出，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当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克服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福斯特指出，部分厂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作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
二、国内文献研究现状
王雨辰、郭剑仁对以贝拉米·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为代表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考察，指出“贝拉米·福斯特理论的特点是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理论文本的解读，挖掘其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从而建构出他自己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在此基础上，贝拉米·福斯特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态危机的关联，其理论侧重点是环境社会学研究。詹姆斯·奥康纳则是通过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和自然纬度，揭示资本主义二重矛盾同生态危机的关系，提出生态社会主义构想，其理论侧重点在于生态政治学。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她分析了科学技术的错误利用方式与生态危机的关系；生态危机不在科学本身，而是在于意识形态，控制自然的观念才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刻的根源；生态危机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和科学的问题，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经经济危机和人的本能结构危机的集中表现，其主要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郭剑仁在《生态地批判》第三章研究和探讨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危机思想。他指出，福斯特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不可改变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及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即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运动的联合是解决之道。
葛恒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启示》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或在于其认识上的问题，或在于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作为理论核心的异化消费概念，是从异化劳动概念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以对人的物质需求的深入分析为理论前提，影响了对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分析的逻辑力量。其次，是对科学技术的片面评价。
曾文婷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评析》一文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总体偏重于其可借鉴性。她在文中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生态环境及其危机问题，致力于生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元素。
刘光明的《生态社会主义产生的科学文化背景探源》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是特定的科学研究发展和文化环境的产物。生命与环境科学的发展是它的自然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人——社会未来的论述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探索中的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为它的产生和发展客观上起了指导、借鉴作用。
解宝军《对“控制自然”观念的重新理解》一文中论述了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运用不当和失控状态下造成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恶性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
陈红兵《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化建设》一文分析了奥康纳继承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范畴，将生态问题作为时代主题，把自然生态因素与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现实解决途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建设实践
中图分类号：Q9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11-0001-03
1引言
生态文明是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唯一正确选择，是人类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寂静的春天》一书震撼了全球，给人类带来生态文明的曙光。随后《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共同的未来》以及《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著作的出版，使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许多专家、学者深受启发，他们皆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从伦理学、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本文拟对生态文明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期明确其未来研究趋势。
2生态文明概念及研究方法
2.1生态文明的概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是指家或我们的环境。“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但“生态文明”一词则出现较晚，最早见于1984年叶谦吉发表的《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一文.1，且并无解释。直到1987年的全国农业生态讨论会上，他才指出“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2。之后，许多专家、学者及领导们从各自的学科背景、理论视野及关注点出发，对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行了不断的扩展和深化。由最初的只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到考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只考虑精神文明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生态文明的全局考虑；认识到除了要重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外还要建设公众健康型社会。综合分析，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并遵循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协调的良性运行态势，它是和谐协调、共生共荣、持续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是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3。国外“生态文明”一词最早出现在1995年罗伊·莫里森的《生态民主》一书.4。国外对生态文明一词没有进行专门的研究，他们提到的大多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现代化等。
2.2生态文明的研究方法
生态文明涉及的研究方法较多，学者们基本运用唯物辩证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对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建设实践等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论述。
3生态文明研究进展
3.1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对生态文明研究比较分散，且很少给予直接的研究。然而在其相关领域，如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技术等方面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1.1生态伦理观
西方学术界对于生态文明应持何种价值观，存在很大的争议。因目前人们基本否定了不顾一切后果、只以人类利益为目标的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所以争论的焦点转移到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坚持一切以人类的利益为目标，但同时承认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造成了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紧张，强调人类的利益是生态运动得以维系的内在动力和基础，它主张吸纳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合理因子，抛弃其主张的应该满足人的“感性需求”，取而代之为应该满足人的“理性需求”5。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强调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了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基础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可见，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考虑自然的价值与权利，生态中心主义又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因此，生态整体主义的观点被提出，它要求站在自然-人-社会复合体整体的立场上观察、分析、解决问题。
3.1.2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 ）一词，最早来源于1979年美国学者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6。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来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威廉·莱易斯和本·阿格尔、安德列·高兹、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并形成了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这三个问题分别是：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意蕴是什么；②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解释了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生态危机；③马克思主义是否内生了系统的生态学思想.6。对上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着分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1.3生态文明建设
巴里·康芒纳指出，环境危机的根源是生产技术上的空前的变革.7，所以应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环境危机。然而，小约翰·柯布强调，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还需要改变或改善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最深层的敏感性.8。唐奈勒·H.梅多斯等人也提倡从系统结构乃至思维模式上寻找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的突破口.9。生态文明还需政治、经济方面的变革。大卫·雷·格里芬认为，只要创建全球民主，那么发展生态文明就是有可能的8。乔舒亚·法尔利指出，要了解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一种生态经济10。克利福德·柯布在《迈向生态文明的实践步骤》一文中试图在经济和政治框架内寻求迈向生态文明的实践步骤11。生态文明需要顶层设计。保罗·霍肯指出，环境问题的关键是设计而非管理12。
3.2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一大批学者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结合中国与西方传统中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精华，总结大量实践经验，努力构建生态文明理论体系；还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世界和国家层面阐述生态文明理论并予以实践。
3.2.1生态文明理论
人类要实现从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的转换，首先需要进行一场思想理论上的革新，因此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是其必然要求。廖福霖认为生态文明观包含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内容。宏观方面：地球生态母系统的生态法则和基本规律，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综合、系统、协调的方法论，生态文明的基本原理和本质特征，生态安全观、生态生产力观等；微观方面：生态文明价值观、生态文明消费观、生态文明伦理观、生态文明观的绿色精神等.3。
刘湘溶从伦理学视角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有《生态伦理学》、《生态意识论》、《生态文明论》。余谋昌从环境哲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方面进行研究，开创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生态化，提出了许多生态概念，如“生态工业”、“生态工艺”、“生态文化”、“生态建筑”等。陈寿朋强调必须高度重视生态道德教育，让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深入人心。
刘思华从生态经济的角度来诠释生态文明。他重构生态经济理论，对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作了富有创见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有《理论生态经济学若干问题研究》、《生态文明与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总论》等。廖福霖教授的《生态生产力导论》填补了生态生产力研究领域的空白，《生态文明经济研究》又系统地阐述了生态文明经济体系的各种形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对策和途径等。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与关键，为此，许多学者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如姬振海认为，要转变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就要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13；余某昌认为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主要特点，是非线性的和物质循环利用的生产，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是循环经济.14。过度追求物质消费并不一定能满足人的需求，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所以还应构建一种遵循以人为本和符合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演变规律的生态消费观；构建生态文明型的满足适度消费、公平消费、责任消费和文明消费等的消费模式。
曲格平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诠释生态文明。他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创性的环境保护理论，著有《中国的环境问题及对策》、《中国的环境管理》、《我们需要一场变革》等。徐春在对人类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批判了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提出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的理论构想.15。潘岳论证了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指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和根本属性，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13。周生贤亦从环境保护、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进行生态文明研究。郇庆治从政治层面进行研究，翻译了许多国外著作，还从生态政治理论、环境政治运动与政党、政府环境政策与管治方面对中国的环境政治学进行了回顾和展望16。姜春云的《姜春云调研文集——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卷》从哲学、理论、政策等层面对生态文明与人类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阐述.17。
王如松则从生态学角度、实践层面、技术层面研究生态文明，创建了融污染防治、清洁生产、产业生态、生态社区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生态省、市、县建设模式；集成不同尺度、不同类型的产业生态转型及生态工程示范技术；建立了不同层次行政区域环境、经济和人协调发展的系统方法.18。严耕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2010）》首次对全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综合性量化考察。刘宗超从物理学的视角开始接触生态文明，提出地球表层系统信息增殖范型是建立全球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19，一直致力于建构生态文明观理论体系和生态农业模式。
曾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打造绿色浙江”。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2012年，在“7·23”讲话中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变革的战略任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20。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特定的视角或以特定的方法对生态文明进行了积极的研究。
3.2.2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我国学术界各专家学者对生态文明理论如何能更好地运用到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如刘宗超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有效利用秸秆、树枝、家畜排泄物等制成生物有机肥，将农业生态断环进行了有机衔接；又经过不断的实践，提出了将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化为“生产—交换—消费—服务—分解—还原—再生产”的生态工程模式，并组织专家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每个环节进行生态技术组合，将理论转变为可以规范操作的系统生态工程.21。季昆森提出了生态环境资本运营的理念，指出循环经济是生态型城镇建设的核心思想，注重 “四个入手”、“九大产业”，将循环经济理念变为现实.22。廖福霖教授对城市、乡村、森林以及江河流域的生态建设，环境治理与保护，人口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道德建设等方面作了系统、全面的探讨.23。他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包含五个子系统，即生态文明观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生产力的发展、生态文明消费观及其模式的确立、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建设及环境的治理与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的确立和实施.3。各地政府也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政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2008年，北京市密云县，江苏省张家港市，浙江省安吉县，广东省深圳市、韶关市、珠海市正式被批准成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随后又陆续出现一批生态文明试点地区，他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各地借鉴。
4生态文明研究不足及展望
（1）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深度仍有所欠缺，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观点上重复、雷同现象较为严重，研究成果的思考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如究竟如何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为指导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仍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2）比较研究有待进一步强化。从已有成果来看，横向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相对缺乏。
（3）研究视角有待进一步多元化。如从历史学、心理学等的视角进行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
（4）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处需要进一步加强，如循环技术如何才能转化为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现实？
（5）学术界与地方政府间的联系有待于进一步加强，避免任何一方的脱钩，应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因此，要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更加细致，从多方位多学科出发，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国家的经验，加强国际与地区之间的合作，对生态文明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既要有宏观上的认识，又要有微观上的把握，积极促进生态文明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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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1-0061-07
［作者简介］杨卫军（1967—），男，河南周口人，哲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哲学研究。（河南郑州 450001）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规划课题“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2010BZX005）、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化实践路径”（2011-ZD-031）、河南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2009BS06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 Summary on Marxist Ecological Theory
Author： Yang Weijun
Abstract：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home and abroad explore in-depth ecological ideology of Marxism， summariz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ntent， core，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rxism ecological thought. Combing the studies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udy and its trend， which serves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ecological think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生态思想的争论
（一）国外研究现状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是否具有生态学思想，是否具有生态文明的理论视域？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反对把马克思恩格斯“绿化”。有的学者是“强硬”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自己的系统的生态学思想。有的学者是“温和”派，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有些许生态学思想，但根本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重点，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盘生态化，必须用生态理论“补充”或“重建”马克思主义。
1.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批判。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突出体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本·阿格尔（Ben Agger）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否存在生态学思想的问题持否定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没有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认为：“直到今日，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除了被看成是两个相对的或相互拒斥的概念之外，还很少被有机地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扎根于生态学，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解释强调的是人类如何改变自然并贬低自然对人类的影响和自然经济的规律。”①也就是说，需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解决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生态学的不足；本顿（Ted Benton）指出，马克思仅把自然界理解为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过分强调了劳动在“改造自然”中的作用，忽视了土地和自然的生态学意义，忽视了各种形式的经济生活对自然给定的先决条件的必要依赖，结果马克思同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②
归纳起来，以上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虽然具有一定的生态思想，但是他们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不成熟、不彻底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注的重点。而且马克思以后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并未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2.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辩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主张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家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是生态学的先驱，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德国哲学家A·施密特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他考察了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到晚期著作中的自然观。施密特指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社会历史性。在马克思的自然观中，除了“社会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包括“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的思想。日本著名的环境哲学和伦理学家岩佐茂（ShigeruIwasa）1994年出版了《环境的思想》一书中认为，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经济发展带来的，即是由生产引起的。岩佐茂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的解读，进一步发掘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把如何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新主题。
豪沃德·帕森斯（H.L.Parsons）认为：“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关注生态唯物主义，这种关注后来发展为对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研究。马克思从未抛弃生态唯物主义。”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确实已经建立了一种解释和预言的主题的结构和动力机制，借以理解和避免资本主义产生这些生态问题的一般原因。”③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在其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中，肯定了马克思具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并对之做出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辩护和阐发，为重构马克思的生态学作出了不懈的理论努力。此外，岛崎隆、戴维·哈维、多纳德·李等也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明确的生态学思想。
目前，这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是生态学家的争论尚未定论。笔者认为，这场争论的结果可能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正是在这种争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态价值才得以凸显出来。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母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都深受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影响，它们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对资本主义生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而追根溯源均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其理论的蓝本和原型。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给我们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存在明显的理论局限：把生态问题高于一切，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带有乌托邦幻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结论生搬硬套地运用于我国，应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密切关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借鉴其理论合理的成分。
（二）国内研究现状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明显持肯定态度。刘仁胜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首次将马克思和恩格斯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其间经历了从以生态学思想补充马克思主义到主动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这一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本身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决定了发展生产力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的主要方式，也决定了“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必须以“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前提。①
解保军在其2003年出版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一书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自然观所包含的现代生态哲学思想，从而为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孙道进在其20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一书中，针对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自存在的理论症结，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维度，系统挖掘并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刘增惠在其201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实践研究》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生态思想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意义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杜秀娟在其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一书中，追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历史演进，从生态自然观、生态经济观、生态社会观、生态伦理观、生态环境观和生态美学观等多视角，全方位解读丰富多彩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再现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的原生形态。周玉玲指出，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思想的折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生态主体与生态客体的对立统一性，从科学技术、生态危机、消费异化等方面阐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具体机制，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其理论源头或起点还应追溯到马克思的自然观、哲学观和发展观。②
总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研究，重新发现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生态学思想，这些工作对创新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当代生态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③不过，也有一些学者缺乏对马克思思维方式的正确理解，而重在对马克思主义做过度的生态学诠释，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绿化”为一种生态学思想，暴露出不少问题。把马克思解释为浪漫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或者用直观的、自在的荒野自然观取代历史唯物主义，把马克思降格到费尔巴哈甚至霍布斯等旧唯物主义的水平。这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曲解和误读。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基础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目前学术界达致的共识是：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生态学”这个概念，生态问题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重要论域，但他对资本主义环境问题的关注却贯穿于一生的思想活动中。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法。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还比较零散的话，那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可清晰地看到生态学思想的初步建构。此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态学思想。
（一）有关其理论渊源或前提的研究
对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渊源或前提，大部分学者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张首先、张俊指出，18、19世纪，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和继承达尔文、李比希、摩尔根、马尔萨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生态思想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创新和不断超越逐渐完成了自身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建构。①蒋明伟指出，马克思的生态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不是源于凭空思辨或假设推理，其理论渊源可以概括为：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对前人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综合创新与超越。②
吕军利、王俊涛认为，历史视野中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理解自然，而不是抽象地理解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和概括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前人特别是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合理内核，将自然界、人类和社会历史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实现了哲学的历史性变革。③这种自然观把对自然的理解融入对历史、对社会实践的理解之中，从而克服了旧唯物主义把人放在自然界旁观者地位的局限，使社会历史观有了更科学的自然观基础。
（二）有关其现实基础的研究
李承宗、谢翠蓉认为，马克思不能超脱时代的限制。④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人类对技术的依赖还处在低级阶段，生态环境问题还处在可控制的安全范围之内，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破坏外部的自然以及人本身的自然，但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出现根本恶化，还没有全面地暴露出来，整个生态系统尚未发生实质性危机，因此，马克思不可能用专门的书籍或文章来论述其生态思想。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中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论述。杜秀娟、陈凡根据《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研究，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有以下六种：地力枯竭，土地荒芜；河流污染，江河淤浅；森林消失，气候变迁；空气污染；工人的居住环境恶化；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化等。自然史与人类史不可分割，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逻辑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对立，引发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⑤
（三）有关其哲学基础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邓坤金、李国兴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哲学基础可以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唯物辩证法——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方法；唯物史观——构建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社会历史观。①黄斌指出，马克思生态思想自身的哲学根基：马克思哲学。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根基在于马克思的自然观，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放置到马克思的自然观中进行考察，由此就构成了所谓“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②
此外，唐叶萍、傅如良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其理论根基就是两个方面——实践的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既是全部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确立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方法。③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内容的研究
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很有特色。岛崎隆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的分析，力图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含有生态学观点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通过积极肯定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重要地位，岛崎隆提出要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复权”。④我国台湾学者黄瑞祺、黄之栋从马克思的哲学观、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三个视角切入，尝试回答如下问题：马克思如何看待自然？如何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透过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经由哲学、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这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为人们探索当下环境问题的症结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分析架构。这三个层次的体系分析，既是当代生态学最薄弱的部分，也是当代绿色马克思主义的起点。⑤
三个阶段说。谢中起、郑劲梅指出，通过对马克思各阶段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经验层面的、哲学层面的和济学层面的生态思想。在这一演变历程中，最为关键的是从哲学层面到经济学层面的转换。这是马克思自然观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的回归，体现着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转变。发生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进行设想的需要。⑥
三重维度说。程平指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价值、技术和制度三重维度的统一。在价值维度上，他用人化自然观统摄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的主体性；在技术维度上，他用生态劳动观阐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制度维度上，他用生态社会观指导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变革。⑦余维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从世界观、价值论和社会制度等三重维度，提出了卓越的生态思想。⑧
多维度自然观。指出，马克思自然观蕴含了物质本体的自然观、实践人化的自然观、社会历史的自然观。马克思的自然观蕴含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系统论思想；主体性原则；马克思的自然观蕴含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路径，即消除异化，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⑨陈芬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片面强调人的需要，强调人对自然的控制、支配和征服，忽略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员，最终会断送人自己。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点包括：内在统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产实践：自然界与人辩证统一的中介；共产主义：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双重实现的条件。①此外，很多学者都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特征的研究
李东松、李京文指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六个辩证统一和两个高度重视：即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两种生产力的辩证统一、两个中心的辩证统一、两类循环的辩证统一、斗争与合作的辩证统一；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和高度重视理论思维对于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②
缪昌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理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并重的生态观，强调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其生态思想总是与当时的历史环境联系在一起，因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因而实践性、可持续性和时代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特征。③
吕军利、王俊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观察立场；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④李富君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他的著作中却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哲学思想。他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科学论述无不闪耀着生态智慧之光。马克思生态观的两个特点是：马克思是从自然和社会的交互关系中关注生态问题的；在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上，马克思强调应坚持制度变革、科技进步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原则。⑤
五、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价值的研究
徐民华指出，马克思思格斯生态观的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在于：这种生态观为当今人类走出生存困境、摆脱危机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体来说，要摆正两个位置：“之外”还是“之中”；协调两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预见两个“往后”：即“往后”和“再往后”；联结两个主义：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结合；实现两个“提升”：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又从社会关系方面“提升”出来，使人成为“自由人”。⑥
缪昌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在于：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生态治理国际化；加强生态治理的国际化交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建设生态文明。⑦
赵成指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奠定了基础；要全面认识和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与发展理论为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如何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提供了理论依据。⑧
苏平富、苏晓云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讨对于落实我们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具体指导。具体来说，首先，当前要在全社会和全国人民当中树立起“绿色GDP”等全新观念；其次，环境问题的成因在于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制度；再次，转变生活方式，倡导文明消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最后，加强制度建设，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律体系、政策机制和社会管理体系。①
总的来说，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作了深入的探讨，但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大众化使之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让生态文明的意识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六、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的综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