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11 11:49:43
关键词：中西方；伦理学；德性
一、德性的概念
关于德性的概念中西方各不同，在西方秉承这样一种观点，即德性伦理学源于早期的古希腊，经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发展以后，最后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之中成形。“德性”（arete）在希腊语中原指事物的特性、品格、特长、功能，亦即一事物成为该事物的本性。此概念最开始指的是事物所具有的某种长处或优点。由此，可以说它适用于万物，换句话说德性是万物所有的，都有其他事物所不具有的，仅仅为自己所具有的优点或者说是特性。例如，石头有坚硬的特性，因此，石头的德性就是坚硬。之后，德性一词渐渐开始用于人的品质，并且在运用的过程当中获得了“道德”的含义，变成人所拥有的好的品质、能力、特点的指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因此就必须的美德，也可以说某物所具有的长处、优点。所以，美德的英文翻译一般有两种，一种是virtue，第二种是excellence。道德品质包括的内容也就不单单是最初的长处或优点了，更包含了：勇气；仁慈；正义；慷慨；智慧；节制；谦虚；善良等。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中德性论思想主要成型于先秦时期，可以说是主要来源于儒家学说。但是，在中国哲学中对这一概念缺少严格的界定，这一点是由于中国哲学的非逻辑性特点所决定的。换句话说，德性论在中国古代就有了类似于西方德性伦理学中关于德性的具体内涵，但却缺少总括这些具体内涵的“德性”概念，其具体内涵包括仁、义、礼、智、信等。也有人主张，中国哲学中关于“德”的概念即这些具体的美德的概念，一个人有德与无德也指他是否有道德素质，在处事中能否践行德行。然而，对于中国哲学中“德”的概念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不仅能够认识到有一个“道德”的意义，更有超越道德的另一层深意在其中。此外，对于“德”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也不会给出确切的定义。至于“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不能算作严格界定美德概念的。孔子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张岱年先生对此的理解是“倒是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德是实行原则而有所得”，“德指行为原则的实际体现”。这种观点和古希腊伦理学中“德性”概念的界定完全不同，古希腊伦理学明确地从种属出发对之加以界定，并理解“德性”为品质、习惯。这些从中国伦理学史上经常使用“德行”一词来代表西方所谓“德性”一词这一点并上不难看出。“德行”一词虽然在人们使用时大多数指品质或德性，但是从文字的字面意义来讲“德行”一词与内在品质的关联并非那么密切，或者说是与行为有更多的相关性。换言之，德行是当下现实的，德性则是作为品质而潜在于内的；德行是显之于外的，德性是蕴含于内的。由此，中国伦理学中关于的“德”或“德行”的概念与西方德性概念虽在某些内容上含有相同的元素，但二者却是存在差异的。
二、德性的发端
中西古代的伦理学都以德性论为其特点，同时它们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对德性的来源说明上。两者都主张德行的产生与人的本性有密切关系，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相关性的理解的上。
西方古希腊伦理学存在着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把道德性直接赋予人性。虽然苏格拉底的“人是因为无知才作恶”和亚里士多德的“万物都是向善的”两种观点中似乎隐含了人性善的意思，但通过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苏格拉底只说了一个方面：即人之为恶的原因；亚里士多德也只说一个方面：即人是“向善”的，这里的善之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也只是一种“看起来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善。亚里士多德对人性与道德的关系解释的很清楚，他强调德性不能等同于本性，因为本性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可改变的，而德性却存在改变的可能性。此外，他还强调德性又不反乎本性，并且本性应当是德性的基础，德性是对本性的提升。如果某物在本性上没有某种特性，那么它也就不会具有基于这方面的德性。对于“自然德性”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过，他指出这种德性的存在只是作为真正德性的一种根据，是“人为德性”的基础。因此，他强调“自然德性”只是一些类似德性的东西。
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学中，本性与道德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有一部分是把德性与本性理解为相等同的意思。不论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把本性与道德密切关联在一起。基于本性与道德的这种关系，如果说“人性本恶”，那么就应该化性起伪，改变本性的东西而做到向善，可是关于如何做到去除恶性也就成为了问题；如果“人性本善”，那么就应该尽量保持本性所具有的东西，而做到不让其在后天所磨损，可以通过内省是途径回归自己本身的德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关于德性发端的问题上确实存有异同。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活动的自主性以及实践活动，这一点是基于其把人性与德性区别开来，因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留下了余地。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德性源于本性却不等同于本性，在后天实践活动中固化和优化人的本性中所拥有的某些品质和特性就是培养了德性，而通过固化和优化所得到的东西则是人自身意愿的产物。当然，基于此并不是说中国儒家的德性不讲人的实践活动而只源于人的本性，因为实践和经验是不论性善或性恶最终到达的终点和归宿。性恶要做到化性起伪则需要寓于后天的行为实践中，性善则需要在后天的实践活动来保持，从这一意义上看，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和后天经验是中西伦理学德性论中所共同拥有的特点。
三、德性的内涵
对于德性的内涵分析与界定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西方德性伦理学对德性做出了明确地分类，分为具体的几个德目，这尤其表现在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成“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两类上。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灵魂中与逻各斯相关的德性是理智德性，与非理性的情感和欲望相关的德性则是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与人的理性沉思相关，而伦理德性则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关。亚里士多德更近一步地对不同类别的德性所包含的具体的德目作出更加具体的划分。“理智德性”主要包括：科学、明智、技术、智慧和理智，这些德目具备理性的逻辑，使人能够按照某种规则行事而非感情用事。与之相对应的“伦理德性”主要包括：谦逊、大度、仁慈、友善等等。
中国伦理思想在德性问题上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做出“理智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具体分，但儒家学说有其自身特点，在道德德性中具体的的排序上。孔子认为“仁”是最重要的，“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以孝悌为仁的基础常常以智、仁、勇三者并举。又以‘圣’为人生的最高人格。孔子经常宣扬忠、信、恕、义、恭、宽、敏、惠等，但没有说明这些道德彼此之间的关系”。
中西德性论也都有所谓的主德之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就有“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的四主德之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也宣扬了这些主德。而中国儒家的德目，在孔子那里作为最高道德的是仁、孝、智、勇。而在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可谓孟子提出的“仁、义、礼、智”四主德，以及董仲舒提出的三纲五常。除此之外还有《管子》提出的“礼、义、廉、耻”。后来，随着发展，中西方的德性论中具体德目也都有过相应的变化，但其中也有异同。首先，两者都强调的主要德目存在共同之处，就是智慧、勇敢和正义这几个是两者都强调的内容。当然它们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古希腊的智慧主要是指对知识的把握，而且大多是指自然的知识；而儒家智慧学说，则大多是指对社会生活方面知识的把握，指统治者在处理社会问题方面的知识。其次，两者存在不同的方面。西方的四主德似乎并没有“仁”的美德，而“节制”这一德性在中国儒家伦理中也似乎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待中西方伦理学就不难看出这些德性也都包含在其中。例如，亚里士多德强调“慷慨”“大度”与儒家的“仁”主要内容是一样的。儒家关于“礼”的说法就包含有“适度”“节制”之意，孔子讲克己复礼正是包含着这层意思。只不过没有把节制放到明显突出的位置。由此看出，中西方关于德性的内涵理解上异中有同。
四、实现德性的途径与方法
关于实现德性的途径与方法，亚里士多德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德性能够使我们明确目的，所以我们做出明智的选择以及用正确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就不得不谈到明智的三要素：明确的考虑、理解和体谅。换句话说，当确定了公正、节制和其他道德目标后，我们必须首先要明智地考虑，对何谓公正做出判断性理解和体谅，然后找到正确的方式方法实现公正。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情感与理智的拟合则是理性作出的最好判断，即为道德德性中的中道。而要实现中道也要有恰当的方法那就是两者相权取其轻、矫枉过正和警惕快乐；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养成好的习惯并坚持这就是其实现的途径和方式，此外，除去自身努力，对于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约束和强制性规范，使恶的品性能够加以遏制，好的品性内在化，逐渐成为人的第二本性。
儒家的德性论主张无思则无德，无思则无仁，智和思是实现德性的方法和途径。这里的思就是指明确的考虑，通过思我们可以得到智，同时思也是智的存在状态和主要特征，所以思与智可以说是一体的。唯有思索、向往，我们才可能真正的实现。如果我们的心不去思考何谓“仁”、何谓“德”等问题，我们又怎会达到“仁”与“德”呢？
因此，明智与思即是亚里士多德和儒家认为的理性，是德性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是正确的方式方法。并且明智以情感与理性的契合为目标，思则以仁与智圣的统一为目标。有所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注重以法律，即理性的外在表现作为其最终的依靠和导向来实现德性。而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则注重心思、心智。把心看作思和智的根源和基础，而其心除了包含智之外，主要是道德本心、情之心。因此，儒家虽然重视思的作用与功能，但始终将其视角规定在德性的范围之内，而纯粹理性则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的明智的来源，其视角虽然在实践的领域但其根源却把实践超越，显然已进入智慧的范围，而且要接受智慧的命令。
总之，通过中西方伦理学中德性论的分析比较，我们更清楚的看到了它们的异同。对于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德性伦理学，作为曾经支配中国民众思想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在一度被抛弃之后，正处在复兴之中。这种复兴不应只是简单的回归，而是对之注入新的内容并使之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因此，在与西方伦理学中德性论作比较中，发现其优点和缺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吸收西方逻辑思维优点，使之在理论上更加清晰完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追溯“德性”的进路，探究与回归古典不失为一种方法。（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4页
关键词：德性；教化；音乐
德性对个体的行为与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良好德性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但德性的培养是一个缓慢且艰难的过程，关键是需要触动受教育者的心灵。音乐是心灵的艺术，音乐与心灵的相通性为音乐教育有效开展德性教化提供了可能。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探讨音乐教育的德性教化的有效性与实现路径，对学校教育在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完善人性品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一、德性及其德性教化
德性，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人的道德品性，德性隶属于人性，是浮于人性表面的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和品性，是体现人性好的一方面的内容和本质。东西方对德性的理解有差异。中国德性的基本内涵是“德”，在我国传统哲学、伦理学对“德性”的理解寓于对“德”的理解中，作为道德品质的“德性”的词义是中性词，即德性非“美德”。德性有好坏之分，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对德性的层次进行了划分：圣德、仁德、凡人之德，并将“仁”作为其德性思想的核心。在西方，德性内涵的核心是“善的理念”，德性是公认为好的、优良的或值得赞扬的品质，是一个整体性善的综合，如智慧、勇敢、节制、正义，等等。如果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把人的品性划分为两种状态，即善的状态和恶的状态的话，德性就是品性的善的状态，也就是说，德性总是与善有关。德性作为个体品性总是呈现出稳定的心理意向或心理定势，不仅在行为方面，而且在认识、情感和意志等活动中体现为稳定的态度，对一个人的行为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可以说，德性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好品质是使人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乃至人成为善的道德规定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每种德性既使承载德性的实体本身达到优秀和卓越的状态，也使其功能达到完善。……人的德性也必定就是这样的品质了，通过它一个人变成优秀能干的人，又能把人的所固有的功能实现到完善。”［1］一个具有良好德性之人是一个“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人，不会感到道德规范对自己的约束力。德性是不同于一般行为习惯的意向（心理定势）或性格特性，德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环境的作用下通过智慧选择形成的［2］，即德性是可教的。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的教育思想，就很早揭示了德性教化的可能，因为知识的可教性蕴涵了德性的可教性。德性作为个体的内在品质是可教的，德性教化的目的是人在不断超越自身自然属性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内在的卓越或优秀的人性”。教育是一种育人的活动，其目的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体现在个体的身上就是培养受教育者的素质，包括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而德性在人的素质结构中占据首要地位，正如我们经常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培育。因为，德性是人类精神的灵魂，德性作为精神性的内在品质，是一个人的灵性生命成长的“源泉”，也是生命力的“启动器”和自我规范的“自动器”。德性使人成其为人，德性的缺失是人性的最大缺失，没有德性的人性就会沦落为兽性，也决定其行为不能向“善”性发展，更奢谈成为贡献社会之人才。因此，德性教化与培育是教育活动的首要任务。学校教育中的各种课程都内在地含有德性教化的内容，而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课程在提升人的德性方面具有独特的方法与意义。
二、触动心灵是德性教化的前提
1.现实道德危机呼唤人的德性提升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道德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部分青年学生内心茫然、空虚、孤独，精神与道德陷入危机，冷漠、吸毒、犯罪等不道德或反道德的现象愈来愈多。因此，在现代社会，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呼唤，对人类心灵的净化与心灵的慰藉，对人的德性提升都显得非常必要。音乐作为与人的心灵直接相通的艺术，一方面如“心灵鸡汤”般，滋养着人性中所固有的“善”的成长；另一方面，它犹如一剂良药，发挥其应有扶正祛邪、抑恶扬善的“疗效”，“疗愈”受伤的心灵，修补残缺的“人性善”。随着社会的发展，音乐对德性独特的教化作用愈加显著。教化，即教育与感化。教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教”，更强调的是“化”。“教”是外在的“，化”是内在的，且只有触及到心灵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化”。心灵的本性应该是从善、从美的，教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弃恶从善，使人的心灵从丑恶的边缘回归到真善美［3］。人类自古以来就认识到了音乐对人的德性教化的作用。荀子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能免也，故人不能无乐。”荀子认为实施礼乐教育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人之性恶，故需音乐的教化使其得到改善［4］。古希腊人把音乐称为“灵魂的体操”，在柏拉图看来，要求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必须以音乐陶冶心灵，因为“音乐教育除了非常注重道德和社会目的以外，必须把美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目的来研究，把人教育成为美和善的”［5］。
2.音乐教育直逼内心，触动心灵
触动心灵是德性教化的前提。“音乐教育的魅力并不在于知识、技能的传授，而是表现在启迪、激励、唤醒、感染和净化等效应上。”［6］音乐是心灵的表达，是心灵最深处的，即音乐能直接与心灵相通，这种相通性为音乐教育德性教化的有效性提供了可能。音乐能以其特有的方式，以最强烈的力量深入人的心灵的最深处，开启心灵的启迪、激励、唤醒、感染和净化，从而促发人性中蕴含的美、善、真的因子，培植美好的人性，提升人的德性。音乐教育是进行德性教化的有效载体，音乐对人的情感陶冶、心灵净化、品格塑造的巨大效果，在音乐教育活动中得到了最充分、最深刻、最尽情的展现。音乐具有德性教化的作用，并不是所有的音乐作品都有利于人的德性的提升。但在学校教育的特殊环境下，通过专业教育者的引领，通过对教材与教法的合理选择，按照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有效提升受教育者德性的效率就会更高、效果更好。
三、音乐教育的德性教化途径
音乐不仅是“听觉”的艺术，更是“心觉”的艺术，虽然通过音乐提升人的德性的途径很多，但任何途径都不能避开音乐中蕴含的、与“心觉”相连的“情、美、善”的基本因素。音乐教育的德性教化过程主要是通过意境的理解，情感的体验，美的感受，善的引导，从而净化心灵、激活善性、提高德性。
1.情的触动
人是有情感的存在物。而情感是触动心灵的纽带，德性教化就要以人的情感触发为前提。就这一功能而言，音乐教育恰恰独具优势。首先，音乐是富含情感的艺术，音乐作品一旦创作完成，情感便作为一种无声的、隐性的因素，存在于音乐作品之中，与音乐作品融为一体，赋予其感染力和生命力，如语言、旋律、节奏、音高、音色等无一不是情感的再现。这就是所谓的“乐为心声”。其次，情感是音乐教育的灵魂，没有情感的音乐教育就没有生命力。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音乐教育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既是学习者体验音乐作品自身所蕴含的情感内涵过程，同时也是音乐作品中表现的情感与学习者自己的情感的共鸣过程。音乐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找准学生情感的突破口，创设一定的愿境，激起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其入境，生感；在意境中激情、动情。情感激发应贯穿于音乐教育的全过程，有了情感的激发，人性中深层次的德性因子才能被激活，美与善的种子才能在其中萌发、生长。
2.美的感化
美与真、善具有十分相似的品质，美的内涵中必然包含真、善的内容。审美教育是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艺术教育的美育是一种情感教育，是学生在一种“自由状态”下进入美的情境，获得美的体验。其本质是“以美引真”、“以美导善”、“以美化情”。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是音乐教育的原则，发现与感受音乐中的美，以美感化心灵，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塑造完美的人性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音乐教育中教师要充分挖掘音乐作品中的语言美、旋律美、意境美、思想美、情感美、心灵美等，尤其是其中的人性之美。如交响曲《命运》作者贝多芬将自己的血和泪深深的镶嵌在音符中，在美的旋律中，揭示了人类在困境面前所展示出来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人性美，谱写了一曲对人性崇高之美的赞歌。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给人一种平庸者听了可走向高尚、沉沦者听了可奋发向上、邪恶之人听了可弃恶从善的深深感受。悲剧美也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从而达到颂扬美好人性的目的。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音乐以同步乐、画内乐、画外乐以及蒙太奇的手法穿插其中，映射出影片主人公的音乐天才以及不屑世俗与名利的内心自由，影片最后将长时间的钢琴演奏作为背景音乐，将对悲剧就要发生而美好事物就要消失而感到留恋和惋惜的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人性善”激发出来，给人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更经典的还有歌剧《奥赛罗》、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
3.善的引导
善，即好。在德性中指善良、善意，富有爱心、同情心，是一种人本主义关怀。人性善是一种无限的内在追求过程，其实现方式既是个人的追求，又是教化的结果。“善”是人性中最为美好的品质，是美好德性的品质。“以乐储善”是音乐教育的功能体现。在人的德性发展中，“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贝多芬语）。音乐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善的内容，音乐教育就是要在对作品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挖掘出作品的“善”，与受教育者的心灵联通，促使他们人性中善的因子萌发、生长，最终成长为一颗美好的果实，从而使受教育者人性得以塑造、德性得以提升。电影《美丽心灵》就是这样一部深入人物心灵世界以美引善的很好的影片，故事中艾丽西亚以善良、仁爱、无私的美丽人性去温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纳什的那颗孤独、脆弱的心，很好地渲染了她人性中善良的一面。其中的配乐采用钢琴与交响乐的组合，在流畅优美的旋律、深沉而细腻的表现中，引领着观众进入了一个追寻美丽心灵和人性臻善的蜕变过程。音乐作品中饱含丰富的情、美、善的内容，它们不彼此割裂，而是融合在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中。音乐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德性培育、心灵滋养也必须在情、美、善的共同交织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音乐教育对情、美、善的引导与启迪具有多端性，音乐作品中的声音、画面、语言、动作等都可以成为切入的端口，这就需要教育者对教学内容进行独具匠心的设计。总之，音乐既传情感又育心迹。音乐在人类历史上促成了人的自我精神的提升与人格的塑造。音乐与个体内在精神的对应，温暖了人的心灵，成为人性发展完善的终极关怀。音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食粮，社会愈发展，人类更需要音乐来温暖心灵、净化人性。
作者:孙凯 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建华，冯丕红《.论语》中的“好学”之德及现代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13（1）：112-117.
［2］江畅.论德性［J］.伦理学研究，2010（4）：6-11.
［3］古代君子必修课———六艺［EB/OL］.
［4］陈丽娟.论音乐过化存神之妙用［J］.黄河之声，2011（3）：63.
【关键词】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形式
【Abstract】 the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occupational ethics education should stand is raising the high quality worker's altitude，vigorously improves the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form. This article taking office industry moral education contains the content and the education form carries on the discussion.
【Keywords】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Occupational ethics education；Content；Form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4041(2007)09-0084-03
中等职业学校作为教育与职业连接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教育事业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部分，在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绝大多数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对一个即将步入劳动社会的年龄尚小的青年人一生来讲，这一阶段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为保证学生能够胜任工作并得到社会认可，学校一方面要给予学生某种就业技能，为学生的现实就业做好准备，另一方面还要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给他们足够的基础能力，而职业道德教育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生活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的总和。在现代企业中，员工职业道德水平的高低与企业的信誉、利益、竞争力息息相关，因而重视企业文化塑造、重视员工职业道德教育已成为当今众多企业谋求自身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培养劳动后备军的中等职业学校，站在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合格公民的高度，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工作有着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特点决定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于高职学校和普通中学，应以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为出发点，以可操作、有实效为原则，在内容上拓宽教育范畴，使之既与就业教育的目标相吻合，又体现其社会适应性强、适合学生未来发展、具有较强时代性的特点；形式上以课堂教学为主，以其他教育形式为辅，力求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1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应包含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1.1行为规范教育：以学生守则为依托，对学生进行日常纪律约束、行为管理和专门教育，以使学生形成良好行为习惯。
1.2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传统美德的浓缩和提炼，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面对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中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对学生进行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荣辱观教育，为学生在日常道德生活中明辨是非提供行动指南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1.3职业教育：在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帮助学生逐步树立职业意识、职业理想，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择业观和创业观，引导学生依据职业对从业者的道德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培养适应职业要求的多种修养，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成为自觉履行职业道德规范、具有良好个人修养的员工。
1.4健康教育：以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为教育内容，帮助学生树立健康意识，珍惜生命，珍爱健康，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意识地培养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使学生能够把成为一个身心健康、有益于社会的人作为自己生活、学习和工作的长期追求。
1.5安全教育：安全教育是学校管理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共性的内容以外，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和即将步入社会的特殊性，将食品、药品、交通、人际交往、网络安全等内容作为教育重点，强化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自我防范和自我保护能力。
1.6法制教育：针对学生认知能力和意志力不足的特点，以法律常识为主要教育载体，从认识不良行为的危害入手，使学生增强守法观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学生进行法律价值和法律信仰的理念教育，着重培养学生自觉守法、护法意识和维权意识。
1.7礼仪教育：以社交礼仪知识为教育内容，使学生做到讲礼貌、懂礼节，在与人交往的各种环境中言行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具体内容和要求如下：
1.7.1行为规范教育
教育目的：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包含内容：学生守则和学校规章制度。
实施原则和要求：从小事做起，关注细节守则具象化。
1.7.2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教育目的：树立和强化正确的价值观念。包含内容：“八荣八耻”。
实施原则和要求：深入挖掘，联系实际，形象通俗，易解易纳。
1.7.3职业教育
教育目的：树立正确的职业观、择业观，爱岗、乐业，追求自我完善。
包含内容：守纪、服从、敬业、诚实、责任、忍耐、珍惜、感谢、节约、环保。
实施原则要求。系统连贯，求实求新，用事实说话，以事例教人。
1.7.4健康教育
教育目的：树立健康意识，懂得自爱、自助，健康自我，有益社会。
包含内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咨询与辅导。
实施原则和要求：深入细致，知识传授与训练指导相结合。
17.5安全教育
教育目的：树立安全意识，增强防范观念，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提高鉴别力。
包含内容：食品、药品、交通、人际交往、网络安全知识。
实施原则和要求：切合实际，清晰明了。
1.7.6法制教育
教育目的：增强法制观念和自觉守法意识。
包含内容：法律常识。
实施原则和要求：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生动活泼。
1.7.7礼仪教育
教育目的：掌握社交礼仪相关知识并能够自觉运用。
包含内容：社交礼仪基本知识。
实施原则和要求：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2在职业道德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为保证教育实效，还应做到四个“必须”：
2.1必须将职业道德教育纳入到学校课程计划中，做到科学规范，避免随意性。包括配备各门课程的专兼职教师、做好学制内和各学期课程及课时安排等。
2.2必须有课程教材(或讲义)和教学计划，做到有章可循，避免盲目性。要结合学校和学生实际着力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校本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工作。
2.3教育方式、手段必须要灵活多样，避免空洞说教。课堂教学可采取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专题辅导和系列讲座等多种形式；可以结合教育内容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作为课堂教育的辅助形式。
2.4必须将职业道德教育和学校的专业教学、文化课教学相结合，和学生管理工作相结合，避免与学校整体教育教学工作脱节。
【关键词】 物理知识;培养;道德品质
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中的各种物质结构和物体的运动规律。中学物理是我国中学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课程,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不仅要牢牢掌握物理学知识,还要认真领会其所蕴含的丰富的德育思想。
一、德育和物理学的联系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教育中处于首要位置。它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把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政治准则、思想观点、心理要求和法纪法规,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道德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法纪素质的教育。德育,对保证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起着主导的决定性作用,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思想政治素质决定着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体系,起着人生的定位盘和动力盘的作用,在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社会而言,更需要具有较强的道德选择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即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应具有高尚的情操、较高的文化修养以及必须的政策和法制观念。可见位于教育之首的德育,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中起着导向、动力和保证作用”。
物理学是研究自然界中各种物质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初中教育的一门基础学科,在物理教学中是否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答案是肯定的。“培养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党的教育方针,德育与智育、体育相比必须放在首位。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手段,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各项教育活动中去”。对这一点中学物理教学大纲也作出明确的要求,学生不但要掌握一定的物理学基础知识,运用物理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智力和能力,老师也要根据物理课的实际,结合物理学的具体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物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能否借助于物理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答案是肯定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一事物和它事物之间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事物内部之间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物理学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它是人们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对自然界中的事物和规律的科学总结。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规律内含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这些隐性内容我们我们不能熟视无睹可以帮助我们辩证地思考问题,拓宽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我们的思想素质。通过物理知识的学习,要明确物理学虽然是一门自然科学,其中所蕴含的德育思想也需要认真地深思、体会,把智育与德育结合起来,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二、初中物理知识所蕴含的德育思想
初中物理知识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这需要老师去深入地挖掘,学生去认真地体会。物理学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及发展规律在中学物理知识内容中有许多反映,是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教育的生动材料。通过学习物理学的发展史和物理学家个人奋斗的历史,可以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增强社会贵任感。通过物理学所具有的逻辑学和精确性以及概念和结论的确定性,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些都是德育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中学物理知识所蕴含的德育思想,很多对于培养学生的个人思想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培养创新精神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不同民族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发展的阶段有先有后,发展的水平有高有低,究其原因,民族创新能力的大小是一个主要因素。在物理学的发展上,创新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物理概念的发展、知识的深化,都是前辈的物理学家不怕吃苦、百折不挠、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结果。如对于光的认识就是这样:人类对光的本质的认识充满了曲折与反复。
首先是牛顿提出了光的粒子说,认为光是由许多粒子组成的粒子流,同一时期,惠更斯则提出了光的波动说,认为光是一种在媒质中传播的机械波,粒子说和波动说之间尖锐对立,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由于粒子说能容易地解释光的直线传播,再加上牛顿在物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开始,光的粒子说稍占上风,后来,由于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的发现,光的波动说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二十世纪初,在解释黑体辐射和光电效应等方面,波动说也碰到了困难。后来,爱因斯坦总结他们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光为什么不是粒子就是波,为什么不可以既是粒子又是波,于是提出了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说法,光的粒子说和波动说之争才基本告一段落。这可以说是物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创新”。
(二)培养团体协作精神
力的合成知识告诉我们:当作用在同一物体上的两个力夹角越大时,合力越小;夹角越小时,合力越大。当两个力方向相反时,大小相等时,则完全抵消。也就是说,合力的大小既取决于各个分力的大小又取决于力之间的角度。在现实生活中,共同去完成一件任务时,只有最大限度的消除分歧,避免内耗,心向一起想,力向一处使,大家齐心协力,这样才能产生更大的效益,顺利而又高效地完成任务。正是因为有这种团体协作精神,很多物理学家获得了重大的发现、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著名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振道两位物理学家在事业上能够团结协作,密切配合,最后发现了“若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的著名论断,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具有团体协作精神的典型例子。
(三)培养相互尊重的精神
学习力学知识我们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也就是说,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施加了力,另一个物体同时对这个物体也施加了力,两个力的大小也是相等。这就告诉我们:人在社会中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互相尊重尤为重要。无论是家人之间、还是朋友之间、或者说同事之间,甚至于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尊重他人是人和人相处的最基本原则。就力的作用是相互的原理一样,人们之间要相互尊重,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必须尊重别人,不要做损害别人的事情,你损害别人的同时,你自己也同样会遭到同样的损害,人只有相互尊重才有平等交流的空间,才有可能坦诚相待。人的相互尊重不是建立在利益上,而是出于一种素养,懂得尊重的人才有资格立足社会。
(四)培养无私奉献的精神
物理学知识是由众多的物理学家不断探索的结果,对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优秀品质和对科学的奉献精神也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在物理教学的过程中把能表现出科学家坚强毅力和顽强意志、严谨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决心、勇敢探索献身科学的典型事例和人物以科学小故事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对提高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使其树立刻苦学习、献身科学的远大理想,养成良好道德品质有着积极的作用。
如梁启超的小儿子、中国导弹控制系统创始人之一梁思礼院士在得知新中国成立了,毅然决然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回国后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很多委屈,遭受很多不公正的对待。有一次,他在赴美访问时遇到昔日的同窗好友,也是一位华人,当年留在了美国,也是一位导弹专家,他的年薪是300万美元,可是当时梁思礼的工资还不到1万美元,有人问他:“对于别的不公正待遇你都不计较,这件事对你一定有刺激吧?”梁思礼先生掷地有声地回答:“那位同学研究的导弹也许就瞄着中国;而我研究的导弹却是保卫祖国。我为此非常自豪。”正是由于梁思礼先生具有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国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为我国的核工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学习物理知识,进行道德教育的途径
物理学中德育,尤其是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素材是很多,只要深入地挖掘,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些素材,形式上不应是口号式的标签式的生硬说教,而是结合具体内容施以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教师只有增强道德他律力度,深化学生的道德体验,逐渐形成道德的定势和道德行为习惯,才能使他们提高道德行为能力”。学生在学习物理知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培养其道德品质:
(一)通过物理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通过课堂教学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渗透,是学习物理知识,培养品德教育的一种基本形式。这首先要求教师要吃透教材,深入地挖掘教材所蕴含的思想品德教育点,并按照此教育点建立明确的思想品德教育目标。然后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诱导、启发和问题的设置,使受教育者在有意识中接受思想品德教育的观点。受教育者在此过程中并不得被动地接受,还要排除思想品德认识行为中的障碍,消除对抗情绪和逆反心理,使学生在认知活动中获得启迪,接受崇高思想品德的教育。
(二)通过物理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在德育的过程中,学生的德育的主体。“人的德性需要在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中生成,在感悟、体验中积累,德育需要实践,需要活动,需要感悟,需要体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学生的主体性”。通过物理课外活动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可以充分发挥学生们的主体性,物理课外活动又多种形式,包括建立物理课外兴趣小组、开展物理知识讲座、参观访问活动、课外实验、阅读课外科普读物、小发明小制作活动等等。采用这些有效形式可以把学习起来枯燥的、困难的物理知识形象化、趣味化,把物理知识中所蕴含的德育生动化、活泼化,这样往往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通过物理实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
物理学是一门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是其基本的研究方法,运用实验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也一种重要的形式。通过简洁、明快、直观的实验这一教学手段,能使物理课中的枯燥化为生动、抽象化为具体,平淡化为神奇,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通过明确的分工,学生在实验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配合,认真地做实验、仔细地观察实验现象、如实地记录实验结果。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团体协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等。
物理学中所蕴含的德育内容,是物理课本身的内在因素。“在向学生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培养和陶冶满腔的爱国热情,殷实的生命体验,平衡和谐的心态,严谨的作风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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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伦理 武德 仁 义
1前言
在发展日新月异，科技如日中天，潮流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在享有富足的生活条件同时，却在心理、思想、观念上出现贫乏的现象，造成文明系统价值的冲突，特别是面对当今人类的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们道德的缺失，价值的分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文化心理的落寞和精神世界意义的危机，可见，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失“和”的状态，要改变中国现在的文明系统价值冲突与精神世界意义的危机所造成的人文灾荒，人与人，社会与人，人与心灵，人与自然就必须和合发展。在具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中国，要保证这多方面的和合并不是空谈，但也不能凭空的就能调和，需要来自于对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其中伦理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认识社会道德现象的最高形式和成果，并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关系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并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繁衍和文化的延续起着重要作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武德是指长期以来在习武群落中形成的对习武者的行为规范要求，是习武者的道德，其主要就是为了协调习武者之间的相互人际关系，提高习武者的道德修养，它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2武德中中国伦理思想的精神内涵
中国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直都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反映封建等级关系的体现“爱有差等”的道德规范体系，其强调道德义务，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仁与义的人性论，忠恕之道的行为尺度。所谓“仁”，孔子给仁：下的定义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有好事就要想到别人，让别人也得到好处。与此相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仁者，爱人，即是孔子的思想，扩展开则有爱身，爱亲，爱人民，因此，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伦理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武德的核心。除“仁”思想外，“义”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论，它的根本含义是指符合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行为，它与伦理思想其他重要的范畴“仁”、“利”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孔子看来，“义”是一种理想人格，是君子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它也是君子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可见，义是社会伦理的规范，正如董仲舒给“义”下的一个别出心裁的解释：“仁者爱人，义者正己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故日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其认为“义”主要是规范自身行为的，而“仁”是对别人的态度。此外，“信”也是儒学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它的含义是指诚实不欺，守信用。在《论语·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其认为信是人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品质。而且孔子也认为信是完善人格，提高自身境界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总之，在社会生活中，要做到达仁，至信，善勇，规义，就是行使忠恕之道，行仁之方，推己及人。中国武术就是以儒家“仁学”为伦理核心．以“和谐”为价值准则，从武术的历程来看，伦理道德一直都伴随着发展，并与武术结合，形成了独有的“武德”，它归属于儒家伦理思想的范畴，武德的各方面内容与要求都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的“四德”、“五常”之精神，其武德的实践过程也是追寻“仁道”，推己及人的过程。
3武德中体现伦理思想的几个方面
3．1谦和含蓄、谦敬忍让之处世精神
谦和思想是武德中“善待人们之间关系，端正自身德行”的主要方面，讲求谦虚恭敬，宽容忍让，重视和合。这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要求，是“仁”的基本内容之一。
含蓄的致艺思想也是武德思想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其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决定了武术的特殊作用和与武术有着难以言明关系的儒、释、道思想，万籁声在《武术汇宗》中提到少林寺传授门徒规条中就有“不准以大欺小，公报私仇；不准指东杀西，高声争论；不准嗦弄是非，以欺弱好强”等规条，此外还明确规定“不许因有本领，欺奸妇女，欺负善良，抢孀逼嫁”等条文，要求习武者不论武术多么高深，不允许逞强、恃强凌弱、以势压人、以技压人、以技欺人，不哗众取宠，不人前显现，有功夫而不自傲。这些要求合于“仁”的行为规范，体现了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是君子对他人的态度。且在思想上，习武者必须加强含而不露、深沉含蓄的思想修养，在技术上，重视形态效果和技能技巧，使演练风格和粗俗的打斗技法更具朴素、含蓄、文明，在更高的意义上，武术界尊崇这种含蓄的道德修养，还在于修炼一种气势辉宏、翩翩大度和宽厚忍让的博大胸怀，其志不轻浮，学艺、处世躬行于“实”，摒弃不求甚解，仅“徒支虚架的图人前美观的满片花草”。这种含蓄谦和的自我修养，充分体现了伦理思想的“义”，体现了武术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为武术人的一种精神品质，是武术人对自己的伦理要求。
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武术人讲求宽容忍让，它是武德中所包含的一种高尚的精神气质，对于故意挑衅，狂妄之徒，往往采用宽容忍让的态度，但宽容忍让所持的谦让并非等于一味迁应而姑息养奸，更不是事不关己视而不见的态度。这种忍让是追求至仁、达义过程的一种态度，同样是“仁者爱人”的表现。
3．2自强不息、刚健有为之励志精神
自强不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鼓励着后人不断进行奋斗和拼搏。在古代，崇武尚勇者遍布多个阶层，君王、文人武将和平民百姓，虽各有别，然而每当外遭入侵，内有忧患的危难之际，他们中不乏慷慨悲歌，挺身御敌的勇者和爱国志士。体现了“舍生取义”之气节，在“取义”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武术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它也是千百年来武林所提倡和践行的精神。这里所谓的“义”具体说来是指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对国家危难之际，武术人应具有君子的重要品质，“君子义以为质。”“义”也是君子人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长期不断发展起来的各种拳派各有长处，以己之长，克己之短，在经验中孕育着新的技艺，这是不少武术家创新开拓精神的具体表现。正是由于此，才能使风格多样，内容丰富的流派在武林中显得多姿多彩。究其原因，正是变中求善的思想，反映出我国人民勤奋创新的精神。且武术是经过实践经验的学习，掌握和提高，继而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在习武过程中，各门各派重视对后来学者进行精神意志的培养。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又一大内容，《易传》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即言君子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在武术界中，对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武术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闻鸡起舞”的这种刻苦精神、开拓精神正是自强不息，“刚”的品质。
3．3崇德扬善、重信守诺之侠义精神
从广泛的社会学意义上，通过人们在社会之中所服务的人和社会的价值，表明了一种一定社会形态作用下的道德情操的标准，即一一个人的思想行为要符合一定社会活动的规范，这就是“义”。古人学习武术，习练武术一为强身健体，二为行侠尚义的行为维护着一定社会的道德和个人利益，以至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其中侠义思想的核心便统一于“义”、“亲”，而武术德行思想所突出的“亲亲”仁义伦理思想由于受到家族本位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武林之中的师徒、同学相互冠以家族的模式进行组合，并夸大彼此之间的关系，推崇师傅的权威与尊严以及朋友的情义，这种传统的德行思想长期约束习武者行为，它有利于武术门派的形成但相对排斥与外来流派的交流。但从积极地意义上看，又起到了一定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局部维护了人们之间的尊重和爱护。这种“亲”的伦理道德凌驾在其他道德之上，造成了不少武术门派形成保守狭隘的处世观，因此在现代意义上来说，应树立友善的习武道德标准。而信守诺言，言行一致，也是武德的重要内容，孔子日：“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守信用，重承诺早已成为武林的传统，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也成为武林俗尚。
总的来说，侠义思想中蕴含着许多与伦理思想相吻合的内容，如：勇、信、义等思想。当然儒家所讲的“义”是合乎“仁”的义，所讲的“勇”是在“礼”节制下的勇。侠义思想是在中下层社会中滋生发展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豪爽和刚直不倒的气节，常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美奉为信“义”之楷模，也成为武术界一直标榜的心中圣人，并几乎成为一种信仰，其原因是“忠、孝、义”三者是武侠思想的核心。但从历史上看，侠义思想也有其落后的一面，舍己取义的标准常常根据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因此侠义思想不完全是一种完美的道德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对侠义精神应当合理的继承，以符合社会道德的要求。
4伦理思想下的武德对于当代的启示
4．1武德是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武术被人们所接受，并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注重武德。因为武术本身侧重讲力，包括力的增长、分配、协调、运用等，但在社会条件的规范下，力的应用是不能随心所欲的。德，即是规范力的施展，它使武术主体的处世方法与社会不悖，并严格遵循社会的规则。在此情况下，所谓的德就是德力统一体中的德，这也是武术技击与社会伦理思想统一的一种体现。同时，武德也是武术的审美特征之一，武术与古典美学一样，追求气、韵、意、形、神等。在传统哲理思想下，强调善与美的统一，即通过伦理道德上的感染作用，把握真善美统一的主题。因此，即使武术是以技击为本质的一门格斗之术，却在武德的规范下变为除暴安良，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和谐，体现了善美合一，德术并重。古有拳者就认为：“德与力如武术的两翼，似车之两轮。”二者缺一不可，德力的统一自古就是武术人格的特征，是武术的审美价值内容，也是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4．2武德是构建现代社会价值观、完善人格的重要内容
武德致力于人格的培养，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生命的质量，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致力于优化提高人格的完美，引导武术应该培养具有怎样人格的人，而重仁爱，讲忠义的武德所尊崇的人格内核，正与现代人格的需求实现了科学合理的优势互补，现代社会需要的是由高智慧，高尚道德和审美情操的创新型的人才。而仁义武德可以通过现代的诠释和改造，使其融合于公民个体意识中，以促进群己互补，公私结合价值观的确立。更进一步说，如果将武德引入现代社会中，使其与时代精神结合，符合和谐社会构建的精神要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现代的把人物化及其过分注重物质欲望的宣泄现象，以保障人文精神的弘扬。追求武德的人格，对于构建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格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是完善人格的重要内容，将有助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从而塑造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4．3武德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选择
武德中谦和含蓄的致身观，自强不息的励志观，崇德扬善的处世观，重义轻利的侠义观是武术人的精神内涵与价值标准，以这种价值标准去处理困与，家与家，人与人的关系，能和谐处理好各方面的矛盾，从而达到由各关系不同而趋于和谐。而在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冲突、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价值观念往往是导致世界动荡和冲突的原因之一，故此，当今学界认为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的伦理社会是面对自然、社会、自我冲突挑战的选择。因此，中国伦理道德下的武德所包涵的精神内涵建设也是解决人类问题的选择。
关键词:道德 修养 军人道德修养 作用
常言说：玉不琢，不成器。一个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自我改造而形成的。而作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应该是一个不断加强自己道德修养的人，是一个应该具备良好道德品质的人。
一、军人道德修养的含义
1. 道德：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
2. 修养："修"的本意是整治，修正之意；"养"的本意是培育，抚养之意。两个字合到一起，修养的含义就比较广泛了。一般来说，"修养"可以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一是指有涵养的人待人处世的态度。如同志间的相处，说话和气、谦恭礼貌、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助人为乐等，都可以看成是有修养的表现。二是指"修身养性"的方法。如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家们所主张的"内省"、"体察"、"寡欲"、"养气"等，就往往被人们说成是修身养性之道。三是指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努力学习和勤奋锻炼所具有的某种能力和达到的水平。如我们平时所说的某某人的理论修养如何、谁的思想修养如何等，道德修养就是从这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
3. 道德修养前面加上军人两字，就有了特定的含义和特殊的要求。军人的
道德修养，是指军人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从而形成军人应有的道德情操，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的活动。它一般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运用正确的道德原则，清除自己头脑中不正确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是履行自己接受的道德原则，把正确的道德观念变成自觉的道德行为，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人的道德修养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磨练、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过程。那么，军人的道德修养要求我们军人应该遵循哪些基本道德呢？一是要遵守与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社会公德。在我国，社会公德主要表现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二是要遵守与人民军队先进性要求相适应的共产主义道德。主要表现在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三是要严守与军人的特殊使命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它集中体现在《军人誓词》中，是每个革命军人都必须遵守和履行的行为准则。
二、军人道德修养的意义和作用
军人道德修养，在道德活动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军人道德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军人道德修养。道德具有自觉性的特点，军人道德的作用，是通过个人的行动来实现的。其次，军人的道德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人道德修养的自觉程度，军人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进行道教育。道德修养和军人道德修养，历来为历史上各个阶级，各派伦理学家们所重视。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说，他最忧虑的事情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孔子不仅强调"修已以敬"，而且强调"修已以安百姓"。认为只有修好自已的品德，才能严肃认真地对待一切事物，也才能使百姓得到安定。
我们党，我们军队历来重视道德修养。早在人民军队建立时期，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以塑造军人的高尚道德品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并大力倡导。，同志在45岁时，还专门制定了七条"修养要则"，在以后的岁月中一一身体力行，受到了千百万人民的敬仰；元帅在诗词中写道："应知学问难，锻炼品德纯。"为了"锻炼品德纯"，"中夜尝自省"。同志为革命奋斗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锲而不舍地"中夜尝自省"，"锻炼品德纯"的自我修养的历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号召全军指战员，向雷锋，高建成等同志学习，加强道德修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四有三讲两不怕"的革命战士。"修养"是革命军人的成才之路，也是成人之路。
三、在新的形势下要加强军人的道德修养
（一）加强道德修养，是增强部队凝聚力、提高战斗力的迫切需要。
革命军人的道德修养是我军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我们知道，战斗力是由武器和人构成的。作为构成战斗力基本因素的人，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过硬的军事素质，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还应该有良好的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才能确立个人的行为准则，才知道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才能使自身的各个方面素质得到巩固和提高。因此，每个军人自觉用军人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对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作用。德国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有句名言："武 ，兵之手。"，他讲，任何一个军队，能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不胆怯，能在殊死的搏杀中牢记自己的职责，能在胜利中体会民族的伟大，能在失败中不失去军人的自尊而继续作战，那么这只军队是不可战胜的。回顾我军的战斗历程，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广大官兵能够明确认识到自己是为人民利益而战，为了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这最高的道德准则。正因为如此，才涌现出了、、等无数英雄楷模。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军人能在无情的地震，泛滥的洪水，燃烧的山火，呼啸的台风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也是因为我们深深懂得"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要求。可以说，良好的道德修养是战斗力的重要力量源泉。很难想象，一个不讲武德的军队能够打胜仗，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士兵能够在生死考验面前舍生取义。
（二）加强道德修养，是革命军人健康成长的需要。
【论文摘要】:《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须以继承和创新态度去学习、理解论语、借鉴论语宝贵资源。《论语》蕴含丰富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思想。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意义在于：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可见其在治国中的重要。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就须处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关系，这也是借鉴《论语》意义所在。随着经济发展，利己主义倾向抬头,社会主流价值观倾向于经济中心论,物质意识被强化,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成为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全部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继承和发扬我国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宝贵遗产。重视和借鉴《论语》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意义。
一、“仁学”思想重在在于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仁”是《论语》思想的核心。“仁者，人也。” “仁”是做人的根本，只有确立“仁”这个做人的最高准则，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交往的秩序：与人为善、与人为爱。
（一） 什么是“仁”？
《论语》开篇就阐明“仁”的根本立足点。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孝悌是“仁”的根本立足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血缘纽带，指向个人品质、家庭伦理和治国平天下的有机统一，这个意义上仁的“孝”“ 悌”是整个儒家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理论基石。
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这是对自己行为的约束，也确立了个人行为准则：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子贡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③这是对他人行为的要求，也是实行仁的方法：推己及人，这里“以人为本”超越了个体自身，波及到整个社会关系之中。“仁”要求个体在行动时要从自身与别人两方面约束自己，也就是实行“忠恕”之道。这是《论语》思想的基本原则，树立了个人行为的基本准则。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④就个人性格来说，必须刚强、坚毅、执着；在行动上，必须语言谨慎、质朴、正直。从反面来看，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在这里“说”和“实际行动”脱离，内心缺乏正直、诚信。只有具备这些心理品质，才有可能孝悌、实行忠恕之道，也才能实现真正的“仁”。
（二） 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论语》“仁”思想，贯穿“人本理念”：人与人之间非工具而是目的，是人的内在价值体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是以仁的态度来对待所有人。这一思想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借鉴意义。
“忠恕之道”启示就是人与人之间首先要克制自己，做人做事以诚信为本；对别人要团结友爱、宽容大度,个人要具备与人为善、团结他人、宽容他人的品格，并且将两者有机结合。这对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学生的为人处事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都有借鉴意义。
《论语》对个体价值取向将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状况作为出发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须能了解大学生当前生存状态：包括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心理层面。更主要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肩负的使命，在思考自己的同时将思考他人、集体、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具体教育中，须重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积极沟通、交流，努力把引导人、教育人、改造人与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有机结合起来。
二、“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借鉴意义
《论语》通过对“仁”的深刻挖掘，在政治思想上就是“为政以德”， 即以“仁”为核心的“德政”主张。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就是说，国君用品德教化治理国家，他就会像北极星那样，泰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使众多的星辰环绕着他。国君只有具备“仁”基础上的道德，实施德政，才能够成为众星共之的核心。
那么，有德之君如何实现被“众星共之”呢？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提拔举用正直的人，（把他们）安置到邪曲小人的上面，老百姓就服从了；反之，老百姓就不服了。在这里，孔子仍强调个人须具备优秀的品质、正直的品格。但这是不够的。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⑥将德政扩展到和个人优秀品质、孝顺父母、慈爱百姓结合起来，这样，德政就扩展到社会中的每个人，德政是每个人的政治。
大学生是即将走向社会的不同类型的人才，教育体制的原因使其缺少深刻的文化内涵，往往以工具化的眼光处事，缺少长远性的战略眼光，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有所欠缺。所以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须重视以下问题：
必须重视“孝悌”思想，这是为人的基础。《论语》“孝悌”思想是超越时代、超越时空的。当前利益多元化导致人们价值取向多元化。在追求利益同时，能否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需每个人思考。大学生在与人相处、参加社会实践中，难免出现价值取向冲突。当前大学生诚信问题给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论语》“仁爱”“忠恕”思想提供了方法论上启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积极挖掘《论语》有益思想，重视和理解“孝悌”思想的指导意义。
大学生须培养“正直”、“诚信”、“责任感”、“理想信念”意识。当前由于文化的多元化，各种亚文化侵入，瓦解了部分大学生的做人原则。价值取向也出现不良现象，这都是在具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论语》中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培养及不懈追求给我们的启示
《论语》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⑦“学”指什么呢？如仅理解为学知识是不妥的，也不是孔子思想所在。联系《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一词古代两种含义：一是"博学"；二是相对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达到最完善的境界。所以，孔子这里所谓“学”，是指“明明德”的“大学”。人的道德品质不是先天就有，是后天习得的，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学习知识不是目的，在于对光明正大的品德弘扬和追求，努力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从而“止于至善”。
由“学”到“仁”，道德品质由抽象转为具体：家庭伦理、个人道德行为及个人道德追求。在《论语》中，主张对个人道德品质追求须有一个学习体知过程。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⑧可见最重要是树立对“仁”的态度，回归到对自己的要求、规约。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致力于如何提高自身道德水平，将其视为不懈追求的过程。孔子赞赏颜回“一?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⑨的精神。归结起来，在个人道德修养上追求自强不息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当前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更应发挥积极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自强不息”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在困境中锤炼道德品质，发展自己。
总之，《论语》蕴含深刻的为人、修身、治国思想。充分挖掘其有益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借鉴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中，继承《论语》精髓，在创新基础上将其应用于人的道德品质、文化素质以及完善人格培养，使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化意蕴的基础上健康前进。
注释
①⑦ 《论语·学而》.
② 《论语·颜洲》.
③⑨ 《论语·雍也》.
④ 《论语·子路》.
缘于受古代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思想的训诫，以及“因其无私而成其私”的道家境界描述之影响，于品牌塑造过程，笔者从不认为占领才是王道，如果定要寻找“王道”，笔者倒是觉得给予才是真正的王道。
放眼全球经济发展史，因抱有“一个梦想”并通过给予他人成就品牌的例子比比皆是：100多年前，一个“使每人都能拥有一辆汽车”的梦想，造就了福特曾经的辉煌；30多年前，一个“让计算机进入家庭”的梦想，成就了微软帝国；时下，连续三年名列世界品牌价值榜100强、每年前进一大步的华为，也正是通过以“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唯一理由”的品牌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我们有理由相信，每一个伟大的品牌，都有一个给予和服务的品牌愿景。
中式解读品牌塑造
谈及品牌塑造，时下较为流行的当数特劳特的“定位”理论。而定位的过程，既是占领消费者心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品牌自我认知、自我成长的过程。十几年的营销工作经历让笔者深知品牌塑造根本无法离开人工雕凿，但雕凿的过程一定要顺应民意，也就是满足消费者的“善良”意愿，从而最小成本捕获并占领消费者的心智。站在企业治理及营销的视角，为消费者的核心诉求提供最本质的内涵（服务、需求），才应该是品牌塑造的立足点，才应该是一个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所在。毫无疑问，只有消费者才能造就企业，只有消费者才能成就品牌。
品牌打造是一个历史过程，刚开始可能仅仅是为了让消费者能够记住的无心行为，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心理学原理，即简单、独特、鲜明、投其所好的概念容易被人关注与联想，进而发现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概念最能打动人心，从而引起共鸣。现代营销教父菲利普・科特勒基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宗教文明，提出了品牌建设“识别、意义、反应、关系”四重递进发展层级关系，以及“突出性、性能、形象、判断、感情、共鸣”六模块金字塔模型（见图1）。笔者基于东方的思想文化和哲学思维，在此提出“产品、品质、品格、品德”品牌塑造“四品”金字塔模型（见图2），并尝试论述二者的差异。
通过查阅《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缩印版），大体可知：
产品：产：生产，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品：标准，等级。创造出符合一定标准的物质或精神财富即为产品。
品质：质，信也；实，诚信。
品格： 格： 品质，风度。品格即产品的品性风格（在品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品德：道德品质，简称道德。在中国哲学史上，指“道”与“德”的关系。另：依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综合。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诚实和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和调节人们的行为。
比对上面的文字解释可以知道，东方的文字“产品、品质、品格、品德”四者之间的确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汉字逻辑中确实存在异于西方文字的信息。普通的产品只为满足消费者一般的物理需求；而具备一定品质的产品，则会引起消费者的注意，此时重复购买意愿已经出现；品格则是在品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继续强化产品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当品格继续向品德晋级的过程中，“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诚实和虚伪”等关乎人类社会价值观的东西正式登场，与产品属性融为一体，这时候我们认为品牌打造的过程才最终走向金字塔的顶端。而西方品牌模型中所谓共鸣：“能打动人心，从而引起共鸣”的东西，其实就是消费者人性中固有的东西，所以才有共鸣。但人性中不都是好东西，如果是坏东西，这样的“品牌”就可能是害人的，是要不得的。比如“不劳而获”能打动人心，但不符合“善”和“正义”。因此，也可以说，在东方人观念中，只有当产品注入广义的道德因素，这一时刻，产品就已经不仅仅称之为产品，它已经成为品牌。换言之，品德应该是品牌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品牌的灵魂。品牌要有正能量。
另外，西方关于品牌的金字塔模型堆砌至“共鸣”则止。引入到国内，或仅仅相当于到达笔者模型的“品格”一层，慎而言之，并非西方的金字塔模型中没有蕴含“善”“正义”“诚实”等价值观，而是模型设计者以及消费者等受其宗教、文明、历史背景不同的影响，上述内容不必单单提及。而东方文化源于其繁复以及对语言文字的依赖，使得“四品”模型逐层剥离成为必然。即西方品牌模型导入中国的过程中，国内的品牌研习者多消耗精力于剖析“术”的层面，却往往忽略了在“道”的层面进行升华。因为有的“共鸣”是有害的，会限制品牌进一步提升，甚至会最终毁掉品牌，而国内大多数企业学习西方技巧过于机械化、程式化，往往忽略了避“有害共鸣”的重要环节，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其实就是因为忽略了西方知识与技巧的本土化修正，也就是忽略了道德层面的思考及雕凿力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维，一味地照搬照抄、简单模仿，势必结出不同的果实，事与愿违。
中外品牌理念对比
西方的品牌进化及传播路径，或可比喻为：知道我关注我喜欢我依赖我，依次递进，一般至此而止。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引导非理性消费、奢侈消费泛滥现象，一些品牌难辞其咎；另外，一味地迎合消费者、取悦消费者，投其所好，无事献殷勤，容易蜕变为非奸即盗，这些都是品牌打造过程中容易忽略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引入“四品”模型，或可规避。笔者提出的“四品”模型，在西方模型的基础上，品牌塑造过程仍将继续向上延展，即我了解你我感动你我激励你我成就你（见图3）。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 创新人才 教育理念 主体成长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8-0096-03
党的十明确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写入报告，强调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在国家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高等教育要“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1]其中，作为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担负着特殊而艰巨的使命。但是在实践中，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改革还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不断攀升的期望。
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主要功能
根据中央“05方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涵括四门必修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课）、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现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课）。[2]根据中央精神，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着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把他们塑造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创新与创造是两个有差异的概念，创造是创生原来没有的事物，而创新包括创造，但除此之外，还指对已有事物的变革和对已有事物价值的重新认识。进一步分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对培养大学生创新人才具有如下重要功能。
（一）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和塑造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主要载体。思想道德素质主要由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三方面构成。“原理”课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然观、实践观、历史观、群众史观等，从而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概论”课的学习能够引导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想信念，积极培育并践行党的十提出的“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纲要”课的学习能帮助学生加深中国的国情认识，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基础”课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和法制观等，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和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这一切奠定创新人才成长的基础素质，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国情观和群众史观为创新提供方向导引；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创新的强大“引擎”，激发创新潜能；健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创新提供相关的价值支持；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品质为创新行为提供理性选择和意志保证。
（二）培育创造性人格
对于创造性人格，中外研究者们的观点众多，一般意义上，创造性人格是指与个体创造性活动有关的个性倾向性（需要、动机、兴趣、信念、理想）、自我意识和个性心理特征（气质、性格、能力等）的总和，也称创造性个性。关于创造性人才的人格特征，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认为：（1）高度的自觉性和独立性；（2）旺盛的求知欲；（3）强烈的好奇心；（4）知识面广；（5）富有想象力；（6）工作有条理；（7）富有幽默感；（8）意志品质出众，能排除外界干扰，长时期地专注于某个感兴趣的问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创造性人才还有诸如科学的世界观，崇高的创新志向、创造动机与价值取向，高涨的创造热情，果敢、自制力强、有恒心，敢于冒险，勤奋、认真，进取心强，敢于标新立异等人格特征，创造精神便是这些人格特征的综合表征。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涉及的中外伟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创造性人格资源。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高度自觉地把毕生的心血奉献给了伟大的科学事业，做出了“两大发现”；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驱使马克思破天荒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不惧反动当局的迫害，甘受贫寒困苦，坚定执着历经26年的追求，才完成了跨越时空的《资本论》；在马恩文献中展现了作者丰富渊博的知识、富于激情的文字和卓越的想象力与幽默的智慧。学习“概论”课可以领悟到、邓小平崇高的精神品质和独具魅力又具有共性的人格特征，如都具有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忠于党、热爱祖国和人民，心胸开阔、无私奉献、坚持真理、身处逆境而不屈不挠，乐观自信，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胆识兼具，果敢无畏。在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敢于突破的魄力，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创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伟人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心理特征为他们实践中和理论上的创造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和人格定力，这笔资源的发掘与利用使大学生牢固确立起创新和创造应当有利于人类、有利于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一、潘懋元先生两层含义的素质教育观
在逻辑学看来，概念是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要准确了解潘懋元先生的素质教育观及其价值，应当首先了解他对素质教育概念的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应当了解他对其中关键词“素质”的认识。素质教育是由中国学者最先提出的一个教育学概念，它的科学性如何最终要看对素质的解释合理与否。素质原先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人的先天的生理解剖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但在人们的运用中，“素质”概念已经发展成为“先天遗传的禀赋与后天环境影响、教育作用的结合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品质结构”［1］，如“干部素质”、“学生素质”等。他认为，这是因为“客观事物的发展、实践的需要”［2］赋予了素质概念新的内涵。“我们反对没有科学依据与实践经验去杜撰新闻，但也不拘泥于引经据典而阻碍新认识、新思想的产生。”［3］可见，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点———概念问题，潘懋元先生坚持概念确定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辩证逻辑观点，既反对“杜撰新闻”、臆造新词的主观主义倾向，也力避食古不化的形而上学窠臼，从而在逻辑上给“素质”，进而给“素质教育”以合理的学科定位。这反映了老一辈学者治学上深厚的逻辑修养。什么是素质教育?我们认为，在潘懋元思想体系里它具有密切关联的两层含义:第一，“素质教育是以提高人的全面素质为目的的教育”［4］。这是它的最基本含义。这里，他采取了教育理论界一个广为认同的观点。那么，“全面素质”包含哪些内容?它有“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等”［5］。在稍后(2001年)研究杨贤江教育思想的文章里，他讲得更明确:“素质教育的内涵应包含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6］。这样，“全面素质”包含着四项内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素质教育又称为“全面素质教育”［7］。这是素质教育的第一层含义。第二，素质教育不仅是各项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还是诸项素质内部各层因素协调发展的教育。这是较难把握，又容易忽视的另一层含义，需要详加分析。他说:“素质教育所要求的是:第一，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教材上现成的基本知识，而且要使学生学会自我增长知识，也就是‘学会学习’。第二，不仅要使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要引导学生发展能力，包括思维能力、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尤其是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和创造能力。第三，不仅要使学生增长知识和发展能力，而且要使学生学会做人。”［8］其中，第一、二点讲“增长知识”与掌握学习方法、“发展能力”应当兼顾，是文化科学素质(或思想道德素质等)内部应当注意的问题，实质上不同于第一层含义，是另一层含义。第三点涉及两层含义。一方面，如若增长的知识、发展的能力不属于德育范畴，即增长的不是“做人的知识”，发展的不是“做人的能力”，那么，“学会做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属于思想道德素质和其他素质(如文化科学素质)之间的外部关系。这时，第三点就是讲思想道德素质要与其他素质并重，不可偏废，属第一层含义。另一方面，如若增长的知识、发展的能力属德育范畴，即增长的是“做人的知识”，发展的是“做人的能力”，那么，“学会做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属思想道德素质的内部关系。这时，第三点讲的就是其内部不同层次各因素之间要保持协调，这显然涉及素质教育的另一层含义。潘懋元先生说，实施素质教育有待于“转变观念”，包括“转变学生观”。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9］是否构成其素质教育概念的确定内涵，从而形成不同于上述两层含义的第三层含义?对此我们持谨慎态度。所谓“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用杨叔子的话说，教育是“‘育人’非‘制器’”［10］。这是因为，学生是自己思想和行为的主体，其思想和行为具有自主性、自觉性、自律性等，而供人役用的器物无此特点;从教育的内部规律出发，教育理应将原属于人的主体地位还之与人。当然，这样做“绝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11］。“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之所以不能形成第三层含义，主要是因为，对素质教育已有的两层含义进行逻辑分析可知，对学生的两个要求———各项素质全面发展以及诸项素质内部各层因素协调发展，本身已经内在地包含着对学生主体地位的肯定和尊重;单以培养科学文化素质为目标的智育而论，要求知识、能力和智力三层因素协调发展，就是要重视学生的智力、特别是其中的思维力，而思维力正体现了他人无法干预或包办的鲜明的自主性。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正是潘懋元先生反复强调的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潘懋元先生理解的素质教育没有这层含义。总之，潘懋元先生的素质教育观具有两层含义:它是各项素质全面发展的教育，同时又是诸项素质内部各层因素协调发展的教育。
二、潘懋元素质教育观两层含义的成因及相互关系
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第一层含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作为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人是多种规定性的有机统一体。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发展，而个人的发展又有待于内在多种规定性的协调、平衡和充分发展。潘懋元先生说:“素质教育则明确地表达了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个人、个性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体现恩格斯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所指的‘自由’发展。”［12］他显然同意，历史唯物论关于人和社会关系理论、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我国素质教育思想和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共同的哲学基础。简言之，这也是第一层含义之所以成为潘懋元意义素质教育基本含义的原因所在。据我们分析，素质教育的第二层含义涉及潘懋元先生多次论及的知识“内化”这一关键问题。和杨叔子教授的思想一致，他认为知识应当通过思考和实践，“内化为人文精神、文化素质以及其他素质”［13］;否则，受教育者可能有知识、缺能力，甚而“言行不一，品质恶劣”［14］。知识不“内化”或少“内化”是我国传统教育久治未癒的痼疾，自然成为素质教育意欲针砭的对象。实际上，第二层含义还涉及一个比知识“内化”更一般的问题———知识和智能关系问题。潘懋元先生早说过，教学过程有“两个平行的密切相关的任务”，即“使学生既掌握知识又发展智力能力”［15］。因为“知识和智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相互转化的”［16］:知识的学习促进智能的发展，反过来，智能的发展也促进知识的学习……。他持辩证逻辑观点，反对割裂关系、偏执一端的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传统教育所遗传的“重知识，轻智能”的原有倾向，一种是受“西风”感染的重智能、轻知识的新兴倾向［17］。不难理解，知识消化不良实质上仅属其中一种倾向，即“重知识，轻智能”倾向导致的恶果。然而，一种素质要成为名符其实的素质，必然要求同时防止两种倾向，从而在知识与智能之间保持协调和平衡。因此，知识和智能的协调发展思想，可以说是他素质教育观的心理学基础。简言之，这也是第二层含义之所以成为潘懋元素质教育观不可或缺的内在含义的主要原因。然而，上述成因并不直接导致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的形成，联系二者的中介或桥梁是新的教育质量观，即“素质主导的多元化”［18］教育质量观。“传统的教育质量观是知识质量观，是以知识的多寡、深浅为主，甚至被看成是唯一的质量标准……”［19］他深刻认识到，它存在着两个意义的片面性:一是“重知识、忽视能力”［20］，一是“忽略大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思想品德、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的成长”［21］。对此，他在论著中多处论及。无疑，新的教育质量观正是同时在这两个意义上对传统教育质量观加以纠正。［22］显然，它的产生是潘懋元先生接受上述哲学理论和心理学思想影响的当然结果，而它又是进一步催生其两层含义的素质教育观的直接理论依据。在潘懋元思想体系里，素质教育的两层含义密切结合在一起，共同保证着素质教育成为真正潘懋元意义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第一层含义是说，各项素质应全面发展，避免重某些素质、轻其他素质的倾向。第二层含义是说，一种素质内部各因素之间应当协调发展，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素质，防止在知识和智能之间失去协调和平衡。从两层含义的相互关系分析，每项素质内部各因素之间的协调发展，构成了各项素质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两层含义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要完整地把握潘懋元先生的素质教育观，就应当清楚认识到其内在的两层含义，以免挂一漏一，“顾此失彼”。我们将会看到，根据这一素质教育观，可以分析和思考当前我国素质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遇到的许多重要问题。考察潘懋元先生对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其素质教育观。素质教育和全面发展教育是极易引起混淆的两个概念。什么是全面发展教育?从潘懋元先生的思想沿革看，它不是一个脱离实践和认识发展的一成不变的概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潘懋元先生即在《高等教育学讲座》中阐述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23］的教育思想。这反映了当时我国的教育方针，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他所景仰的前辈蔡元培、陈嘉庚、杨贤江、王亚南等人思想的影响。到90年代末，文章《试论素质教育》详细了论述二者关系。他认为，一方面，它们“方向一致、目的一致、基本内涵一致”［24］;另一方面，“素质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目的同具体教育实践的中介”［25］，同时其内容“有一些是全面发展教育学说所未提及，或虽包含在全面发展教育之中但不明确的”［26］。2001年，他又进一步认为全面发展教育中美育的地位开始大为升高，不再是单纯培养审美素质的狭义美育，而是一个兼顾原先不曾顾及的“情感的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广义的美育的范畴”［27］。至此，除了继续以“中介”环节彰显其特殊性外，其第一层含义的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内涵趋于一致。
三、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的启示
(一)理论启示
在理论上，潘懋元素质教育观为分析、澄清和评价当今教育界、教育学界关于素质教育的种种思想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视角。这里，我们据之解读《教育规划纲要》有关素质教育的基本思想，也用以分析、评价关于素质教育流传已久的一些误解。《纲要》提出，本阶段我国教育的战略目标是“两基本、一进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为了达到战略目标，要贯彻三大战略主题:“坚持德育为先”，“坚持能力为重”和“坚持全面发展”。从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看，可以这样理解，三大战略主题的基本内容都属于素质教育范畴。“坚持德育为先”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使他们“学会做人”，这是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第一层含义强调的内容。“坚持能力为重”，就是重视培养学生的三项能力———“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从而纠正传统教育“重知识、轻智能”的不良倾向，这相当于潘懋元素质教育第二层含义所强调的内容。“坚持全面发展”，就是“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全面发展教育，实际上相当于第一层含义的潘懋元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此外，从潘懋元素质教育观还可看出，道德目标和能力目标尽管为《纲要》所着重强调，但它们终究属于素质教育的两个目标而非全部目标，我们不应将素质教育的品德追求和能力追求简单视为素质教育的全部任务。在此，潘懋元素质教育观为我们分析、理解《纲要》有关素质教育的基本思想确立了一个良好的解释视角。潘懋元素质教育观有助于我们澄清目前学界对于素质教育概念及其他概念的一些误解。有学者主张:“所谓素质教育，指的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重点，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充分、和谐发展的教育。”［28］也有学者声称:“从严格的定义来讲，素质教育是指:以全面传授更有价值的知识为基础，以促使知识深刻内化为关键，以激活每个受教育者的个性潜能发展为核心，以促进所有学生共有和特有的精神品质和谐形成与不断提高为目标的整个教育活动。”［29］从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看:其一，“面向全体学生”或“促进所有学生……”不能成为素质教育概念的固有内涵。不然，素质教育在将全体教育对象、特别是包括校外教育对象完全纳入教育过程之前，根据定义不能称为严格意义的素质教育，因为一种教育从部分学生推广到全体学生毕竟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那么，这种处于推广“进行时”中的“教育”的性质如何?它与传统教育、素质教育分别有何关系?我们应当怎样界定?这将引起学界思想上的困惑和混乱。其二，不能用全面发展教育概念来界定素质教育。从潘懋元对素质教育的释义，以及对它和全面发展教育关系的论述看，全面发展教育毕竟还是一个有别于素质教育的概念;并且，从某个方面说它较素质教育更为抽象。因此，将素质教育界定为“……使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充分、和谐发展的教育”，并没有使有待明确的概念内涵得到明确，不合逻辑定义的基本要求。其三，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应直接列入素质教育的定义之中。从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的第二层含义分析可知，知识和智能的协调发展已经包含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但与此同时，这种协调发展导致的积极结果远远不限于此。对素质教育的科学定义理应涉及所有可能的结果。因此，诸如此类流行的说法作为强调的重点是有意义的，作为科学定义有待商榷。此外，上述分析还启发我们，创新教育并不是一种有充分理由可以独立于素质教育之外的教育，相反，它隐含在素质教育之中，所以大可不必脱离素质教育的大道，另辟蹊径，搞一套有别于素质教育的“创新教育”。
(二)实践启示
素质教育的概念和素质教育的实践有所不同。素质教育概念是从中学针对“应试教育”提出的，距今不到20年，素质教育实践在大学早已有之，历史不下30年。素质教育实践在我国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过程。它最初出现于高等教育，之后延伸到基础教育，再后来又推广至校外教育(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样，相对于素质教育，有学校素质教育和校外素质教育之分;相对于学校素质教育，有大学素质教育和中小学素质教育之别。其中，学校素质教育最为典型。这里，我们凭借潘懋元素质教育观简要分析我国学校素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小学素质教育针对的对象是“应试教育”。“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两大弊端:一是诸育之中，智育至上，忽视其他素质培养;一是在智育之内，与考试、特别是高考无关的学科不教不学，而所教所学的学科又重视知识传授、忽视智能训练。分析可见，它同时在两个意义上有违潘懋元素质教育观。因此，为了破除“应试教育”的弊端，提高教育质量，中小学素质教育应当把握相应的两个方向:一是重视各项素质的全面发展，一是重视各项素质内部知识和智能的协调发展。大学素质教育主要针对高等教育中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的严重倾向。其后果是: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知识，轻智能;重做事，轻做人……分析可见，它同样同时在两个意义上有违潘懋元素质教育观。从潘懋元素质教育观来看，在大学提倡并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目的在于防止科学主义、功利主义教育思潮的持续泛滥，使大学教育步上正轨，在两个意义上执行并完成“育人”的社会任务:一方面，在中小学素质教育业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它继续培养各项素质全面发展，如品德优良、身心健全的合格公民;另一方面，它又造就知识和智能协调发展，从而拥有知识经济时代所急需的多种能力，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作者：黄朝阳1姚加惠2工作单位：1．厦门大学哲学系2．厦门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部分之一，进行多渠道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开放性和活跃性的体现。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较高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精神，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不仅能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当代青年积极进取，努力完善自我、塑造自我。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的文化和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或文化的产物得到后来人的认可并不断地传承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定的地区或一定的群体、个人或组织形成的一些反映当地特色的实践活动、生活方式、表现形式，形成的知识或者是技能，或者是发明制造的某种事物、器具、工艺品，在长时期的交流中形成一种文化场所。这种实践活动、生活方式或是文化场所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认同，并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和创新，久而久之形成了别出心裁又各具特色的文化气息。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在非物质文化上也有着丰富多样的遗产资源，渗透着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资源。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或地区、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文化凝聚。长期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一种独具特色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思想，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较高价值的素材。这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品质与思想文化修养具有较好的教育意义。
（一）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尤其是近年来新媒体的不断涌现，使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作为站在学术前沿的当代大学生，他们对信息的传播尤其敏感。出于对求知的渴望，他们不再满足于当下的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极力追求一些新鲜的外来文化。然而受许多外来文化的侵蚀，当代大学生对外来文化极力荐之，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却逐渐淡化，有些大学生甚至出现了崇洋媚外的现象。外来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一个人全面素质文化的提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本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精神深深地蕴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因此，对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应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丰富的资源。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大学生了解本民族的价值观念、民族习惯和价值追求，进而产生民族意识，萌发民族自豪感，发扬民族精神。
（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帮助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凝聚，体现着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体现着民族特点、民族文化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大学生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肩负着国家未来发展的重担。通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的积极进取、高尚的精神追求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氛围和熏陶中能够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积极向上的精神资源的激励下，增强自信心，树立远大理想，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在人生道路上做到踏实、认真、艰苦奋斗、勇于面对困难等。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大学生群体在社会上处于较高知识水平的层次，在审美角度、思想观念以及文化品位上都有了一定认知。人文素质的发展不仅仅靠智育知识的填充，还需要德育知识的补充，人文素养是一个人内在品质和外在修养的集合，包括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意志、观念、态度、知识等。当前，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与时俱进，许多大学生中出现人文素养的倒退，出现一些价值取向歪曲、心理素质较低、社会公德意识淡薄、人情冷漠的现象。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道德情操、人文关怀、和谐思想，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强的意志，并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精神的学习，端正自身态度，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塑造积极健康的心理素质。
（四）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想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几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智慧和知识在一代代传承下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对社会群体或组织进行思想观念、政治观点教育的实践活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宽学生知识面、开阔视野，帮助学生培养积极性、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对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进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正确的认识会进一步指导实践，在这一过程中迸发出新的思想，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践途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不同的民族聚居区传承着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不同地区具有历史、地理特色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都渗透着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息，汇聚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载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中华文明，还在一定程度上从德、智、体方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就需要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采取切实有效的途径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一）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纳入到课程体系中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课程体系比较完善，丰富多样的课程结构造就着全面发展的学生个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蕴含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纳入到高校教学中，对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并不仅仅停留在两课教学的思想道德修养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教育上，更需要融入多学科领域里来实现。因此，在多学科教学下恰当地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思想道德教育。例如：将我国传统文化节日融入历史文化教育中，不仅帮助学生理解本学科教学的历史内容，还让学生领略到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弘扬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
（二）将民族音乐艺术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民族民间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具民族特色的音乐、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戏曲文化就是中国最古老、最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不仅包含音乐、美术、舞蹈，还包含着技艺、功夫以及文学等具有艺术特色的因素。戏曲艺术在表演形式上具有独特的魅力和审美特点，富含丰富的思想道德教育题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利用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戏曲艺术的欣赏和分析，不仅能获得广大学生的喜爱，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品格的形成、高尚道德情操的养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将民族传统活动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
民族传统活动主要是一种进行具有体育性质的民族集体活动，它具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和民族文化色彩。在民族文化较为浓厚的地区，民族体育活动是一项隆重又颇具意义的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比较有特色的民族体育活动数不胜数，例如：赛龙舟、踢毽子、踩高跷、拔河、摔跤、射击、赛马、比武等等。在高校教育中，体育教育也是一门能充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在进行体育教育的过程中融入具有优秀文化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育活动教育，不仅是身体健康教育也是心理品德教育的重要题材。这样，将民族体育活动融入到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在体育活动的竞赛过程中让大学生学会合作、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养成永不放弃、坚持到底的意志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精神，推动着社会文明向前发展。
（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社会实践相结合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更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大学不仅仅是培养具有较高认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更是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实践能力的社会人才。大学社会实践活动是帮助学生提高社会实践能力、积累经验的重要平台。在高校开展实践活动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的组织、暑期社会实践、三下乡活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广和践行等，通过深入实际、总结经验、搜集材料，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丰富学生的知识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要选取具有代表性和意义性的民间民族文化传统，组织学生参与到了解民族文化传统的活动中来，使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接触、认识和理解民族文化传统，了解它的形成、演变的历史，在亲身实践中丰富文化知识，提高实践能力，养成积极宣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习惯。
按儒家的理解,治国过程既涉及贤与能,又需要循乎一般规范或普遍之道,二者彼此关联而又相互作用。《孟子?离娄上》载,在谈到为政过程时,孟子指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规矩、六律作为准则,规定了应当如何做,同样,仁政作为先王之道的体现,也蕴含着治国的程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将“道”与规矩联系起来,从而赋予它以普遍规范的意义。“仁”首先表现为道德理想,规范则关乎政治实践的操作活动和规程。在这里,与仁政的道德理想相涉的贤德与如何行道(如何按道而行动)的能力,呈现了一致性。在儒家看来,规范的制约并非仅仅表现为形式化的理性操作。以治国过程而言,其中所运用的规范,往往与道德人格相联系。《孟子?离娄上》谓:“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规矩本来是工匠测定方圆的准则,引申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圣人则指完美的理想人格,作为完美的人格形态,圣人不仅包含内在的贤德,而且具有安平天下的能力。我们从《论语》中已可看到孔子对圣人的以上理解:“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显然已不限于内在德性,而是同时关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能力,以此为圣人的特点,表明圣人以相关的品格作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孟子将圣人与规矩加以对应,其中蕴含如下含义:在“为君”、“为臣”这一类政治实践中,行为规范可以取得完美人格的形式;或者说,完美人格能够被赋予某种规范的意义。当圣人成为效法对象时,他同时也对如何“为君”、如何“为臣”的政治实践具有了范导、制约的功能。以完美的人格(圣人)为政治领域的存在形态,内在的贤德与体现于“为君”、“为臣”这一类治国活动中的能力进一步呈现了内在的关联。
把完美的人格引入治国的政治实践,既意味着确认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也在一个更为实质的层面肯定了“贤”与“能”的内在关联。如前所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包含着“贤”与“能”的区分,这种区分如果过于强化,则在逻辑上蕴含着二者导向分离的可能。以既“贤”且“能”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品格,其内在意义之一似乎在于为避免导致以上分离提供某种担保。由以上观念出发,儒家对自我的修养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就个体与天下、国、家的关系而言,儒家首先强调个体的本位意义:“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①。身或个体的这种本位性,决定了修身对于平天下的重要性:“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②。平天下属于广义的政治实践,修身则是个体的道德完善;以修身为平天下的前提,意味着政治实践无法离开以贤德等现实表现出来的道德之制约。基于贤德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儒家对善政与善教的不同特点作了考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③。“政”侧重于法制,“教”则侧重于教化。法制的实施,对人具有震慑的作用,使人惧怕而行为谨慎;教化则通过对人的引导,使人心悦诚服,真诚地认同、接受社会、国家的约束;前者具有强制的性质,后者则是自愿的,所谓“畏之”、“爱之”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在孟子以前,孔子已区分了“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这里也涉及两种治国方式:其一,用法制约束民众、以刑律统一民众意志和行为;其二,以道德规范引导民众、以礼义统一其观念。孔子所倡导的是后一种方式,在他看来,对民众不应加以外在强制,而应注重其内心的认同和接受,通过教化可以使民众在行为与规范冲突时,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真正有所触动。以上看法体现的是如下治国进路:通过培养、提升人的内在德性以维护社会的政治秩序。与之相联系,贤德在政治实践中也呈现双重意义:它既意味着为政者自身形成完美的德性进而以德治国,也表现为提升被治理者的品格,从而使其自觉合乎社会的规范。以善教制衡善政,主要侧重于社会之维,就个体而言,则有天爵与人爵之分:“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⑤。天爵以贤德为其内容,人爵则涉及现实政治法律制度中的社会身份、社会等级。在孟子看来,社会成员不仅是法制关系中的人,而且也是道德关系中的存在;人爵所代表的社会等级或法制关系中的存在形态,应当以天爵所体现的道德存在方式加以引导和制约。这里儒家已注意到,仅仅以法制意义上的身份、等级为存在方式,无视或否弃社会存在中的道德面向,则将导致消极的社会后果。总之,儒家认为,仅仅关注“善”,与仅仅关注“法”,都难以保证社会的有序运行。《孟子?离娄上》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善”是道德的规定,“法”则泛指普遍的规范、制度;前者侧重于社会对个体的要求,所谓“责人”,后者则表现为个体对自我的要求,所谓“责己”。当然,对孟子而言,尽管二者都为治国过程所不可或缺,但“责己”或“善”似乎居于更为主导的方面。《孟子?离娄上》载:“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不难看到,在德性优先的前提下确认“善”与“法”的统一,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主流思想。从贤与能的关系看,“善”首先涉及“贤”,法治过程则更多地与“能”相联系,与之相应,肯定“善”与“法”的统一,也意味着确认“贤”与“能”的关联。
相对于儒学,现代政治哲学似乎趋向于将私人领域与国家权力机构以及更广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区分开来。在狭义上,公共领域介于国家权力机构与私人领域之间;在广义上,则公共领域和国家权力机构都与私人领域相对。在这种分野中,道德(包括德性)常常被视为私人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能力则往往被理解为与国家权力机构及公共领域相关的规定。对现代的政治哲学而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一个按一定规则、程序而运作的过程,其间固然需要运用能力,但并不涉及品格和德性的问题:后者仅关乎个体性或私人性的领域。然而,如前所述,从贤与能的关系看,贤德与能力都内涵二重性:贤德既呈现为个体性的德性,也具有社会及公共的指向;同样,能力既服务于社会政治及公共领域,又是个体所具有的内在力量,并与个体自身德性的提高相关。贤与能的以上关联,一方面表明私人领域与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无法截然分离,另一方面也决定了社会政治以及公共领域的活动无法离开个体的品格,包括其内在贤德。社会政治的运作无疑需要体制、规则、程序,但体制以及政治活动的背后是人,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离不开其背后的相关主体:正是政治实践的主体,赋予体制以内在的生命,并使实践活动的展开成为可能。作为具体的主体,人既需要具备相关的能力,也应当有道德的素养,从宽泛意义上的仁道、正义,到与权力运用相关的清廉、自律,等等,这些内在的品格或贤德在不同的层面制约着政治领域的活动,并从一个方面为体制的合理运作提供担保。
广而言之,体制的合理运作、政治活动的有效展开不仅关乎实践主体的内在品格,而且与处理主体间(人与人)的关系相关。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语?学而》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又包括社会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面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颁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孔子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之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孟子同样对“和”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从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着名论点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如果将贤能政治作为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一种治理模式,那么,这种政治模式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将注重之点放在政治领域中的人以及人的内在贤能之上:通过“选贤与能”,让有能力和德性的人处于政治管理的不同岗位,由此为政治实践的展开提供担保。
如上所述,传统儒学区分“贤”与“能”,强调“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试图由此形成“贤”与“能”之间相互制衡的格局。然而,从逻辑上看,“贤”与“能”的这种分野,似乎将导致德(伦理)与政(政治)的分离:政治领域的治理仅仅与能力相关,社会荣誉则归于贤德,治世之能臣与道德之贤人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尽管前面已提到,儒家对政治实践的理解以肯定道德作用为内在特点,其强调人格(圣人)的规范性,也包含扬弃贤能分离的意义,然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观念却在逻辑上蕴含以上的分离,二者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就现实的形态而言,政治中的人作为具体的实践主体,总是既有能力的规定,又有德性之维,二者都制约和影响着政治实践:“在职”需要贤德,“在位”也离不开能力。政治实践的主体在体制运作与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乃是通过“贤”与“能”的统一而实现的。以既“贤”又“能”者作为政治实践的主体,无疑有助于体制的合理运作和政治领域治理活动的有效展开。然而,这一视域中的贤能政治,本身并不能与政治体制相分离。首先,如何能够使既“贤”又“能”者走向政治实践中心或成为政治领域的领导者?贤能者固然是比较理想的政治实践主体,但仅仅凭借其自身的“贤”与“能”,并不能保证他们一定成为政治领导者:这里显然需要体制层面的担保。唯有通过比较完善的体制设计以及相关的程序运作,才能为贤能者登上政治舞台提供前提和条件。在这里,形式层面的体制、程序与实质层面的主体品格(贤能)并非互不相关。就政治运作的过程而言,贤能者在成为实际的政治领导者以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避免自身蜕变的问题。“贤”与“能”作为人的内在品格,并非永恒不变,权力既可改变社会,也可以改变权力的掌握者。如历史过程一再表明的,权力如果失去监督或制衡,便常常会导致腐败。贤能者在成为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之后,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化。正如贤能本身无法担保贤能者走向政治中心一样,贤能本身也难以保证贤能者永远保持“贤”与“能”。这里,同样需要体制的制衡:为了避免贤能者在拥有政治权力之后发生蜕变,体制层面的监督、制衡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