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5 18:01: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管理学逻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发展管理学；国家管理哲学；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6-0127-02
一、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现代化理论
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概念，它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以上方面相对应，在学科设置上存在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20世纪五六十年展经济学所提出的资本形成、双元结构、进口替代等理论至今仍有其价值。而发展社会学着重于探讨社会结构的演进和发展，包括职业分工、社会流动、城市化等方面。发展政治学则探讨政治发展与传播、官僚机构、教育、政治文化、政党之间的关系，发展政治学一般采用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
以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发展政治学大部分内容也包含在“现代化理论”这一框架下。现代化理论探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因而当然需要分门别类地探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甚至文化发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科学之一的管理学竟然对现代化或国家发展问题持续冷漠；另一方面，学术界在探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引用管理学相关理论。
二、发展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体系
穆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细致的组织结构等。伊斯顿通过《政治体系》描述了政治生活的现代化。阿尔蒙德将现代化理解为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等。上述研究大多属于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罗斯托提出，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大众消费。以上研究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亨廷顿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九个特点，主要是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英克尔斯将现代人格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因素，这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此外，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主义、依附论等主要基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视角。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现代化或国家发展的管理学视角被严重忽视。管理通常被理解为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既有效果又有效率地达成目标的过程。管理的要素之一是目标规划，这是管理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发展社会学大多采用一种演化的视角，而在管理学看来，现代化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并由此制定达到目标的方案、组织形式以及协调、指挥和控制的机制。管理的目标指向性也称为管理活动的有效性。管理的第二个要素是效率：管理不仅关注能否达到目标，还关注达到目标的效率。因此，管理学研究如何对计划进行优化、如何设计最佳的组织结构、如何实现最有效的协调和控制，这些对于一个意欲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关重要。
由此看来，当涉及到国家发展或现代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应该引入管理学的视角，这一学科领域可以称之为发展管理学。发展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也可看成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等基础学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发展管理或国家发展管理。
发展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它以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内容。但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不同的是，发展管理学强调国家发展的整体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规划目标。与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一般理论相比，发展管理学重在国家发展目标及其实现。从学科体系而言，粗略地说，发展管理学应保持传统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即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特点进行专门研究和细化，包括国家发展环境、发展战略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国家发展优势和发展劣势、发展能力、传统文化与国家创新、发展协调机制、发展或改革中的冲突管理、国家发展中的组织转型、转型与改革领导、改革与发展进程控制等。从研究方法而言，既有实证分析，也有规范研究；既研究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必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发展管理学与国家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就是关于“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根本性、系统性回答和“为实现管理目标怎么做”的根本方法。有关“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本体论。管理本体论中涉及到价值的部分可称之为管理价值论，而有关“实现管理目标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方法论。当然，如何得到上述系统性的认识，本身就值得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可称之为管理认识论或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哲学是“是”与“做”的统一，是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管理哲学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一是普遍性层面，即有关一般管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二是具体的管理者和组织层面，这一层面上管理哲学指的是管理者或组织对于自身管理的根本认识和方法，处于该层面的管理哲学是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处于第二层面上的管理哲学大多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
正如管理学以管理哲学为基础，发展管理学也以国家管理哲学为基础。国家管理哲学是对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系统性认识以及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整体性与根本性思路。国家管理哲学包括如下内容：（1）对于国家发展环境、目标、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认识；（2）达到发展目标的根本思路和一般性指导原则；（3）根本性看法和根本思路的高度统一。
从国家发展哲学出发，发展管理学就不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简单综合，而是以发展环境、目标以及路径为主要对象的探讨。它当然会涉及发展经济学等的内容，但它的着眼点不是单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正如企业管理的目标不指向单独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或市场营销一样。
四、发展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发展管理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必然与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企业管理学有很大区别。不同于企业，国家管理的传统、环境与制度非常重要，且以上三项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发展管理必然是基于本土的。基于此，合理利用本土传统管理思想就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发展管理学而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源。
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非常丰富。笔者曾基于易经与西方动态博弈理论提出辩证发展逻辑的一套理论框架。以企业管理中的竞争与合作的一对矛盾为例，其典型四阶段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甲企业选择竞争；第二阶段，乙企业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第三阶段，甲企业提出合作的要求；第四阶段，甲企业选择合作。设甲企业的真实目的是合作，但考虑到第一阶段就向乙企业提出合作，反而可能会导致合作进程进展不顺利，因此在第一阶段时间点上，甲企业的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笔者将企业战略领域中的这一类战略行为称为“策进”。
[关键词] 文化管理 逻辑起点 管理原则
一、管理的逻辑起点
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有它的起点，学术界把1911年泰罗发表《科学管理学原理》作为现代管理学的起点。但是管理作为一种科学，还有逻辑起点可循的。是逻辑串起了管理学的各个部分，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所谓逻辑起点，就是思考问题的起始点。西方现代管理学对管理的认识是立足于效率的，可以说最初研究管理学就是为了促使劳动效率的提高。泰勒提出提高劳动效率要做四件事情，“科学划分工作元素；员工选择、培训和开发;与员工经常沟通；管理者与员工应有平等的工作和责任范围”。但是,一个人的效率毕竟是有限的，当劳动效率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机械。于是管理学家又将目光转向组织效率。提出专业化前提下的分权管理。所以，纵观西方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史,效率问题是逻辑起点，追求效率的提升是逻辑主线,因为西方人崇尚理性和科学，他们把管理的核心归结为科学和战略，,归结为做事的正确方法。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行为的价值判断，即确定行为的是与非、先与后。这和现代企业管理强调文化管理的理念有相似的地方。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各个维度中具有统驭性作用的核心维度。
二、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价值标准体系。企业存在的意义、志向、动力、追求和激情都由这一价值体系而生。文化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的确立。价值观是组织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东西，一种价值观的形成必然有其独特的哲学基础。当代文化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
人本主义最初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用以反对封建神权，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及人的权利、尊严的思想武器，经哲学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不断发展，成为了当代组织成员向异化其主体地位的资本关系和组织关系提出抗议并维护其权利的武器。现代企业组织必须意识到,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必须理性处理好同社会及其他组织的关系,处理好组织与组织员工的关系。资本的本性必须有所收敛和妥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人性观,以效率为起点的管理理论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局限性。
文化管理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与权利,这是一种有悖于资本性的价值观,对传统意义上被称为“经济人”的资本拥有者或管理者的确是一场意识上的洗礼。应该说,以传统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文化管理恰恰协调了企业的资本性和社会性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管理学；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发展路径
一、相关研究述评及引言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学发展的研究，通常有三种方式：一是用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进行传统的阶段划分，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学发展，如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1999年）；二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展示管理学的发展演变路径，如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1979年）；三是以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为主线，如魏文斌的《第三种管理维度：组织文化管理通论》（2006年），挖掘管理学由经济人、社会人向复杂人转变的管理学演进路径。
第一种研究方法最为常见，这种对管理学进行古典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现代管理理论等阶段划分得到了管理学界的一致认可，绝大多数管理学教材都是按这种方式来讲述的；第二种研究方法最为复杂，有点类似于历史学，甚至可以是世界历史的编年史，从古希腊人的管理思想、古代中国的管理思想、文艺复兴时的管理思想讲到现代管理思想丛林，有利于学者对管理思想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细致的研究；第三种研究方法最有创建性，可以只研究某种或某方面管理思想的发展，挖掘其内涵和意义以及对整个管理学的影响，往往能够另辟蹊径。本文依从第三种研究方法，尝试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又译作“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从研究的范围来看，大部分研究针对从科学管理开始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发展，本文的研究范围也是如此。
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形成的最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哲学主要存在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对立，也可以据此来研究管理学的发展。例如我国学者罗珉所说：“管理学从一诞生开始，就有两个理论范式主导着它的发展，或者说管理学的发展一直存在着两个侧翼，这就是管理学的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1］。但是，这两种范式并不是各自孤立、特立独行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江天骥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关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所谓‘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对立或平分秋色的理解是不恰当的。……仅就有较大影响的学派来说，情况是相当复杂的。”［2］而不论现代西方哲学如何发展，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是一个公认的划时代的理论标志，并直接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学者李醒民更进一步论证说：“整个科学的历史是在理性论和经验论的张力关系中展开的”［3］。因此直到今天，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仍然有可资借鉴的宝贵价值，可以从中探索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二是从该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发展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管理理论丛林的存在。孔茨在1961年和1980年两次分析了管理理论的丛林现象。他认为如果管理丛林继续存在，将会使管理工作者和学习管理理论的初学者如同进入热带丛林中一样，迷失方向而找不到出路［4］。随着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继续对管理理论丛林进行分类［5］，问题似乎越来越复杂了，丛林越来越茂盛。但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管理。因此，考察不同管理学派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就为对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提供了哲学基础，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管理学的发展。
二、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近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划分，指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大陆理性主义者和洛克、贝克莱、休谟等英国经验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和区分。前者中还可以将伯朗士等后笛卡尔主义者包括进来，后者中还可以将培根、霍布斯包括进来［6］。在现代，一般认为罗素、艾耶尔、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等是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当然，和以叔本华、尼采等人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相比，上述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却又都成了“理性”的代表人物了。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分歧体现在三点：认识论、方法论和可靠性。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分歧就是认识论，焦点在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一般地说，经验主义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理性主义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但是，在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上，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也各自存在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国学者邹化政在《〈人类理解论〉研究》中指出：“对经验论来说，认识是否单纯是感觉的变形，是否只起源于感性，而不同时起源于理性呢？”“对唯理论来说，思维的能动理解作用是否是天赋观念，是否认识只起源于理性，而不同时起源于感性呢？”［7］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即产生了不同的方法论。近代经验主义的拓展者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与经验主义相反，近性主义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演绎逻辑。
一般认为，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
对于知识的可靠性，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确信自己获得的知识更加可靠。唯理论者斯宾诺莎极力否认经验知识的可靠性。他继承笛卡儿的认识论思想，把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感性经验知识；第二类是推理知识即逻辑演绎；第三类是理性的直观。他认为：“只有第一类知识是错误的原因，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是必然真实的。”［8］而罗素则说：“……在针尖似的逻辑原则上按倒金字塔式竖立起一个演绎巨厦，但是这个建筑不牢稳，哪里微有一点裂疵，就会使它坍倒瓦解”；“经验性的金字塔基底落在观测事实的大地上，什么地方出个裂口可以修缮而不至于全盘遭殃。”［9］认为理性主义体系一旦某一原则或原理被证伪，则整个体系化为乌有，而经验主义体系即使有些东西被否定，但就像金字塔抽去几块石头一样岿然不动。
根据以上论述，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列出表1。表1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理性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理性直观经验知识方法论理性演绎法经验归纳法可靠性原则证伪则不可靠相对可靠和易调整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导入到纷繁复杂的管理理论，进而分析和判断不同管理理论的不同倾向。那么，如何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主要区别引入管理学中呢？这就需要分析管理理论的产生和研究过程。我国学者扬义在《现代中国学术方法综论》一文中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理论框架：不同的本体论前提和认识论基础决定了方法论，方法论又决定了研究模式和方法，而研究成果的评估和应用最终反馈到对本体论前提的认识［10］。
对应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可靠性，可以考察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研究方法（体现方法论）、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创建原则充分体现了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论基础，是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基本来源；分析建立管理理论采取的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确认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立场；检验理论的可靠性，则可通过考察管理理论的应用情况和变化，辅助判断其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以上划分的难点在于研究方法。根据科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的分类，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定量、定性定量结合的维度加以划分。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并没有公认的定义。另一种对方法常见的区分是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这也是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11］。自从管理学诞生之日起，实证方法、社会建构方法、比较方法、思辨方法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都被引入到管理研究之中，甚至后实证主义方法、解释或诠释方法、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方法等后现代哲学方法都已经出现。同时，不同视角和准则又会得出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论证方法分为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按研究功能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按研究目的分为描述型研究、解释型研究、规范型研究［12］。不少人将实证研究对应规范研究、将理论研究对应基础研究，都是对管理学研究方法有误解所致。
对于管理学研究而言，演绎法和归纳法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演绎法和归纳法正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的典范。华莱士模型充分展示了管理研究过程，理论推理、经验论证及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互动，形成了研究工作的良性循环我们可以做包括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但有些情况下是重点做研究循环中的一部分工作。将华莱士模型按照水平轴线上下剖开得到的结果，是常见的区分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方式。
按照演绎与归纳为一维、理论与实证为另一维的划分，可以发现学术活动有四种基本类型［13］。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了的华莱士模型（表2）。
本文根据管理学研究者采用的基本研究方式这一角度，将华莱士模型按照垂直轴线左右剖开，可以称之为理性研究和经验研究。
表2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简化的华莱士模型）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发现假说（H）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对现有管理思想或理论的考察可知，某些杰出学者完全可以连上述半个华莱士循环都不做，仅仅凭借超强的洞察力和思辨分析，直接构建管理思想体系，而不去或没有条件加以检验，本文称之为纯粹理性研究；对应的，某些咨询类管理学者却仅仅进行经验观测，主要通过案例的收集概括来指导管理实践，本文称之为纯粹经验研究（表3）。表3学术活动的四种类型（增加理性研究、经验研究）发现（理论研究）证明（实证研究）演绎（理性研究）发现假说（H）——纯粹理性研究检验假说（E）归纳（经验研究）经验概括（T）经验观测（O）——纯粹经验研究本文这种研究方法的划分着重于认识论到方法论这一过程，也就是说，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分析其研究方法。例如，逻辑经验主义（又称“逻辑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本文根据我国学者江怡的观点使用“逻辑经验主义”）在方法上强调以逻辑分析为工具，但和经验主义有着以经验为根据的相同认识论，“逻辑分析的方法从根本上把现代经验主义与以前的、更具有生物学-心理学倾向的经验主义区别开来了。”“是在经验还原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14］因此，逻辑分析或推理既是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的研究方法，也是经验主义尤其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
只不过，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分析并不是某种理性演绎法，而是基于经验研究的逻辑分析，其认识论基础仍然是基于经验主义的。
在明确了体现方法论的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方法后，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创建原则（认识论基础）、评估和应用（可靠性的佐证）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划分，不再详述。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见表4，研究方法有些部分参考了艾尔·巴比的《社会研究方法基础》对演绎式与归纳式理论建构的探讨［15］：表4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理性主义的管理学经验主义的管理学创建原则确立基本原则或观念然后理性构建来自实践经验然后加以总结证实研究方法理性研究：推理演绎、逻辑推理、哲学思辨、感悟思辨、数理建模等方法经验研究：经验归纳、基于经验的逻辑分析（逻辑经验主义）、比较分析、实地调查分析、实验分析等方法评估和应用多数无法证实；新的原则取代大多可以证实；可以不断调整在考察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时，其创建原则是基础，辅以对其研究方法的分析，就能大体确认不同管理学派和理论的倾向。一般情况下，通过对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就基本可以确定某种管理理论是理性主义的还是经验主义的。在必要情况下，本文才会分析具体管理学派和理论的评估和应用，即检验理论的可靠性，为其理性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倾向性进行佐证。
虽然确立了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方法，但当我们考察具体的管理学派或理论，就会发现他们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是非判断那样非此即彼，而是有一些交叉和共同的东西。这正如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从彻底的两个极端走向肯定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的各自合理性。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会采取比较分析等方法；经验主义者也承认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例如逻辑分析。当然，在基本认识论的层面上，双方的区分还是十分明显的。
某些管理思想或理论的形成是一个完整循环的研究工作，抑或是实证研究或理论研究的半循环，都会和理性研究或经验研究发生交叉，就必须先考察其认识论基础，再来合理分析其研究方法。因此，本文针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划分，只是试图说明管理学各学派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倾向，一定意义上是为了对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进行研究提供方便。
三、管理学的发展路径
自从现代意义的管理学开创直至成熟以来，各种管理思想、理论、学派层出不穷，尤其是二战后的管理理论丛林阶段更为复杂，不少学派还发生了研究方法的巨大转变，对这一阶段不同的管理学派进行梳理，对于管理学发展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通过本文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经验主义起源阶段、理性主义发展阶段、
经验主义回归阶段。
1.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虽然从历史上看管理与人类社会几乎同时产生，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的社会生活就离不开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才在管理实践中出现了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罗于1911年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总结出了一套企业管理理论：科学管理——泰罗制。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来自实践和前人的经验，“是管理思想上的一次大综合，这里面蕴含着很多人的心血和经验。”［16］而法约尔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总结出了十四条原则、五种管理职能，创立了组织管理理论。
泰罗和法约尔等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在20世纪初对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起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以及劳动者因素的变化，一个专门研究人的因素、以达到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学派——行为科学学派应运而生。行为科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梅奥主持的西屋电器霍桑工厂试验。行为科学的研究，无疑是经验主义的又一次胜利，奠定了初期管理学研究中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可见，管理学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梅奥，初期的管理理论都是从实践经验中得以创建。
从研究方法来看，泰罗的铲铁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都是典型的经验主义方法。法约尔的情况有些特殊，他的五种管理职能看上去像是某种理性体系的建构。但法约尔长期任职于企业，他的理论创建原则仍然是实践经验，基本研究方法还是经验归纳和分析，仍然是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管理学。通过对这一阶段管理理论创建原则和研究方法的考察，可以认定管理学的经验主义起源。
2.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二战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除了管理学者，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企业家甚至数学家都积极从事管理研究，创立了许多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出现了孔茨所说的管理理论丛林。
1961年，孔茨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认为由于当时各类科学家的研究条件、掌握材料、观察角度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产生并形成不同的管理思路，他当时划分了六个主要学派。1980年，孔茨又发表《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认为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之后，管理理论的丛林不但存在，而且更加茂密，至少产生了十一个学派。在孔茨眼里，这种门派之争为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第一，众多的术语，如管理、组织、决策、领导、交流、人际关系等，由于用法及含义不同，加上本来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差异，造成了“语义学丛林”；第二，学术界对管理和管理学的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范围，没有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第四，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第五，管理学者不能或不愿相互理解［17］。孔茨的门派划分，一般被管理学界看作经典，影响力超过了丹尼尔·雷恩、劳德·小乔治、哈罗德·波拉德等人。不过，孔茨毕竟是管理过程理论的传人，有意无意会存在一些偏见。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崛起，每天都可能有新的管理问题和管理理论出现，丛林只可能越来越茂盛。作为经验论者的孔茨对管理理论丛林的梳理，只是一种简单的归纳与组合，而非建立于哲学基础上的统一与整合。不论管理丛林如何产生，也不论研究管理的角度和方法如何不同，我们还是要依靠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管理问题、研究管理理论。从这一哲学角度来思考管理学的发展路径，能够尽可能地抛开门派之争，更为清晰地展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对这一阶段存在的管理丛林的梳理，限于篇幅，仅分析孔茨第一次划分的六个主要学派，也能够清晰地展现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路径。
这一阶段，一方面管理学继续依靠经验主义的指导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以德鲁克、戴尔为代表的经理主义学派主要从管理者的实际管理经验方面来研究管理，认为成功的组织管理者的经验是最值得借鉴的，并且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和概括管理经验。无疑，经理主义学派创建原则是基于实践经验，而研究方法和培根的经验归纳法一脉相承。从这点来看，经理主义学派被称为经验主义学派或经验管理学派并不为过，从事比较典型的纯粹经验研究。另外，孔茨根据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重新将管理职能分为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五项，而把协调作为管理的本质。孔茨利用这些管理职能对管理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和阐述，建立起管理过程学派。孔茨的管理思想非常重视实践经验和前人的经验，他继承的不仅是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还有法约尔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巴纳德在二战前后开创了社会系统学派，提出了组织、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以及经理人员职能等独创性的观念。巴纳德和法约尔类似，长期任职于企业，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他的认识论有深刻的影响，其理论的创建原则大多来自实践经验。但是，从研究方法来看，巴纳德除了经验总结，应用了体系建构、思辨分析等较多理性主义方法，这和法约尔完全不同。可以认为，社会系统学派是现代管理学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过渡，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到了后期，巴纳德甚至具有纯粹理性研究的兴趣了。
巴纳德之后，以西蒙为代表的管理决策理论拓展了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着重研究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所应采取的组织活动过程和方法，并形成了一门有关决策过程、准则、类型及方法的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西蒙热衷于纯粹理性研究，通过透彻的演绎分析方法创建决策理论学派，并在管理学界最早提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大力倡导理性对于管理的重要，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基于经验主义的管理过程学派成为了西蒙的批评对象。在《管理行为》中，西蒙对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进行了系统的、尖锐的批评。他指出，法约尔的管理原则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内在的逻辑往往存在着矛盾；这些原则缺乏相应的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所以具有自身的局限性［18］。随后，孔茨在评价管理学各学派的分歧原因时，许多都是冲着西蒙而来的，如“把前人对管理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看成是‘先验的假设’而予以摒弃；曲解并抛弃前人提出的一些管理原则”。
行为科学学派在霍桑试验后，经过数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这一阶段行为科学学派的发展，也从经验研究转向了理性研究。例如，代表人物马斯洛提出的层次需求理论，主要根据观察和分析，并没有严密的试验材料作依据。以后有的学者试图用大量试验来验证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却发现马斯洛的说法中有许多缺陷，不能为试验所证实。
另外，伯法通过对生产管理的分析将数学学派或“管理科学”学派推向极致。数学学派把管理看成是一个数学模型和程序的系统，一些知名的运筹学家或数学家就属于这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方法就是模型推导，也是典型的理性主义学派。这个学派有的人士颇为自负地给自己取上一个“管理科学家”的美名，认为自己才是真正解决管理问题的科学家，这种唯理论倾向曾经让不少管理学者感到反感。
决策理论学派和数学学派的理论，都是典型的理性主义的管理学。他们成功地通过理性原则构建管理理论体系，运用理性证明和推理演绎，使管理学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发展。初期管理学经验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认为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而理性原则、体系构建、模型推导甚至唯理论成为了这个阶段管理学的主要思潮。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了以孔茨为传人的管理过程学派，经理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行为科学学派都
着起源于经验主义，最终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发展趋势。例如，作为行为科学学派得鼻祖，梅奥的霍桑试验奠定的经验加归纳的典型研究方法被他的后辈们纷纷抛弃。
这一阶段，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就是战略管理之父波特。波特开创的企业竞争战略理论，无疑将管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推上了理性主义的顶峰。波特基于个人洞察力和理性思辨，创建了里程碑式的战略管理理论，“五力模型”、“三种通用竞争战略”、“价值链”等，构成了非常完整宏大的管理思想体系。
3.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信息化、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等新的形势，管理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管理学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理论和趋势，比较有影响力的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企业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
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非理性主义倾向，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论的管理思想而言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主要观点有：批判原有管理理论中的唯理性主义、倡导对管理实务的研究、重视对企业成功经验的总结、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可见，非理性主义倾向依托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人本精神，但大量使用经验主义方法如比较法和经验归纳法，非理性主义倾向的本质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例如，威廉·大内经过调查比较日美两国管理的经验，出版了《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泰伦斯·迪尔、艾伦·肯尼迪的《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是在集中对80家企业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后写成的。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对数千家企业进行研究和案例分析，于1990年完成其代表作《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指出企业应建立学习型组织，以维持竞争力。软件工程师和管理咨询顾问出身的迈克尔·哈默在总结企业案例研究后，首先提出了“再造”，并于1993年出版《再造企业》，正式提出了企业再造理论。
这些新的管理思想和理论都是基于经验总结创建，采用对比分析、案例分析和调查分析等研究方法，表明经验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地改变了前一阶段管理学思想的发展，经验研究又卷土重来。
美国学者徐淑英（Anne.S.Tsui）教授在2005年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主办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方法论研讨会发表演讲，她研究了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上发表的1500篇文章，认为调查研究、二手数据研究、定性与案例研究、实验室研究和准实验研究是目前经常采用的5种管理研究方法［19］。这一数据清晰地说明了当代国际管理学的研究现状，注重统计分析的经验主义方法成为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目前这一阶段，理性思辨、体系洞见等理性主义方法渐渐陷入低潮，尤其是唯理论受到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强烈批判，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重新成为主流。不少管理学者甚至认为，必须有数据或实证的文章才是理论贡献。我们还应注意到，自从波特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战略管理理论后，管理学界再也没有出现如此需要个人洞见和理性建构的思想体系。
四、结束语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本观点，贯穿了整个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也必将对今后管理学的发展继续产生影响。通过对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划分和分析，管理学的发展路径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经验主义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40年代）。从19世纪末出现的科学计划管理开始，直到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和法约尔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并在梅奥出版《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1945年）前后达到高峰；第二阶段：理性主义发展（20世纪50年代——80年代）。20世纪50年代开始，决策理论学派、数学学派推动管理学的理性主义发展，代表人物西蒙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波特出版《竞争战略》（1980年）、《竞争优势》（1985年）时期达到高峰，其他管理学派纷纷倾向理性主义；第三阶段：经验主义回归（20世纪80年代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经验主义的回归以《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年）和《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1981年）等为标志，《第五项修练——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1990年）、《再造企业》（1993年）都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基于经验研究的方法重新成为管理学界的主流。
关键词 管理学 钻石模型 制度变迁 管理创新者
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几乎是与人类文明曙光同时出现的，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公元前5世纪的《孙子兵法》则因为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但是，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研究对象被认识、研究，并且管理实践能够得到管理科学知识的指导，则是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才发生的。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人泰勒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一直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传统管理学的诞生。在过去的100年中，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人们不仅认识到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管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而且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对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由于管理科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而管理效率被大幅度地提高，管理科学化进程不断被推进，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扩张。这也难怪有人说，过去的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和知识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一、管理学发展的三个线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早期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传统管理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形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众多的流派，管理学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逻辑主线。但是，由于百年来管理经典著作所关心的主题过于复杂，包括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创新与变革、现代公司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而从管理学的学科分类角度而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等构成管理学的经典内容，而且这些学科还在不断地丰富、细化、交叉和发展，管理学的新学科、新分支还在不断地产生。因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管理学发展历史逻辑主线。
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者所总结的管理学发展线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管理学的内容构成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发展路径划分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到企业文化等）、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到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等）、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厂商理论、产业组织、市场学、消费者理论到战略管理）。第二类是根据管理知识的产生方法来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条线索，即应用管理学（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理论管理学（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和实验管理学（以管理案例为主的管理学）。第三类则是根据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划分。在著名管理史学家雷恩看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紧密相联，管理理论发展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三条管理学发展轨迹，一是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线索，由泰勒科学管理开始，包括社会系统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和决策管理理论等；二是建立在对现代人性基础的人本主义线索，从梅奥对“社会人”的研究开始，包括个体行为理论、团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管理伦理理论等；三是建立在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文化主义的线索，由德鲁克管理实践理论开始，包括组织文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等。基于对于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另外一种管理学发展的线索的划分，即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文化基础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以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基于东西方文化渗透的当代管理理论。
显然，第三类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与前两类从管理内容和从管理知识产生方式角度划分管理学发展线索相比，具有时间上的前后继承性，而前两类的管理学发展线索在时间上具有并行性。从管理学发展历史角度考察，无疑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发展的线索更有价值。但是，仅仅将环境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环境是过于泛泛而又不全面的。
二、管理学知识发展的“钻石模型”
庞大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认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他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
“钻石模型”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着管理理论发展、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而文化传统要描述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变迁中的正式规则可以较快地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长期的渐变过程。这里管理理论发展和管理学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知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管理科学化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管理科学化的历史上看，该模型基本描述了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管理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图。
三、管理学知识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一）科技进步因素。尽管探索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管理科学化进程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伴随着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断推进。（1）在第一次(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和第二次(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2）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发展的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的巨大社会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理论产生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而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而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3）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科学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产生了计算机管理学派。而该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4）人类社会正处于第5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创新的主线和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核心能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广泛传播。归结起来，科技进步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学理论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制度变迁因素。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制度变迁对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方向和内容。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为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的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是不同的。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文化因素。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具体从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别分析文化对管理研究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影响。从管理研究层次看，管理科学化进程开始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科学主义所包括的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研究中，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管理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泰勒首先将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规范引入到生产作业管理领域中，通过追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来提高人类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而法约尔则试图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整个企业管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韦伯、巴纳德等人是在探索一般组织和社会领域中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原则；而行为科学是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来分析人的行为的科学规律；现代管理理论则是应用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来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没有追求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没有应用科学原则研究管理问题的信念，没有科学的文化基础，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就无从谈起。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科学化进程。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二是组织文化层次。前者是宏观文化环境层次的影响，而后者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
（四）管理创新者。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显要因素。科技进步、文化传统和制度变迁对管理科学化的影响属于环境因素，而直接的管理创新者则在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管理创新者包括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团队和专业人员。但是，随着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实践者兼管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越来越小，专业的学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对管理知识的创新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著名管理创新者被一些管理史研究者称为管理学大师，管理学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体系往往是与这些管理学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原文从“管理与组织的问题”、“管理与法人”、“管理与治理”、“管理与激励”、“管理与经营”这五个部分得出的五个印象结论令我豁然开朗，细细思考却又是每本论及管理的书本中存在的通病。以前在读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认为是大师们的倾力之作，我只有拜读之份，那有半点怀疑，现在看来学习管理学这门课程，它是艺术家学科，它不仅需要你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它让你学会质疑、学会探究、学会为学。在学会上述的基础上你才能够扎实掌握书本知识，结合书本来处理实际。这样才会走出误区，走出自己那颗“自私的心”去解读自然和人文。
参考文献
1.克雷纳.管理必读50种.海南人民出版社，1999
2.克雷纳.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海南出版社，2004
3.沃纳.管理大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丹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论文摘要:管理科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明确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构成与其分析框架是规范研究中的核心。通过与霍尔的系统工程方法论的类比，从逻辑、范式、类型三维视角建立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与分析框架，从学术创新、学术编撰、学术评价角度阐明了管理学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过程规范、学术表达规范的基本内容、分析规范与特征。
0引言
近年来，学术规范与学术规范体系的建立已经受到整个学术界的关注。在对学术规范问题探讨过程中，建立整个学术规范体系、从更高的层面、从更广阔的领域正视学术规范问题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然而，学术规范问题的界定必然涉及学术规范体系。国内史学研究领域似乎对学术规范的问题有较早的介人以及深人的研究。在2002年4月召开的“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上，对学术规范体系作了如下陈述:“学术规范是一个多层次的体系，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它包括学术研究规范、学术道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和学术写作的技术规范等四个方面。学术研究规范包括学术价值观取向、思维方式、指导思想、理论方法、选题指向等方面，是学术规范的最深层次;学术道德规范，包括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科学诚实的研究态度，将把握学术史的发展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等;学术批评规范，是专门就如何开展学术批评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学术写作的技术规范，是简单的技术层面的东西，是科研成果表述方式的规范化。这是国内基于史学研究对学术规范探索的完整阐述。学术规范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深化。《学术规范导论》《学术规范读本》等对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以学术规范研究规范著作的问世以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的颁布为标志，奠定了学术规范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
追溯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管理学研究的先驱十分关注管理学的规范研究，已经深人地探索了管理学的范式问题，分析了管理科学规范性研究蕴涵着管理的科学性、逻辑性、结构化及信度、效度评价等内容。应该说，管理学的规范研究有着较好的范式与传统。但应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管理研究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失范”现象，这些“失范”现象使管理学研究中需要思考管理学规范研究体系的重建问题。本文在目前学术规范研究成果集成的基础上，建立管理学规范研究的分析框架，阐明管理学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方法，运用系统分析方法，通过逻辑、范式、类型三维视角建立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与分析框架，从学术创新、学术编撰、学术评价角度阐明管理学学术道德规范、学术过程规范、学术表达规范的基本内容、分析规范的特征。本研究对于推进管理科学的规范研究、建立和完善规范研究体系有重要意义。
1管理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分析框架
1.1管理学学术规范体系的系统工程方法论分析
1.1.1霍尔(a. d hall)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
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 d hall )1969年所提出的系统工程方法论为大型工程分析与决策提供了统一的思想方法，在许多对象系统分析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分析方法将研究对象描绘成展示系统工程各项工作内容的三维(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结构图。霍尔三维结构集中体现了系统工程方法的综合化、最优化、程序化和标准化的特点。这一方法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前后紧密衔接的七个阶段和七个步骤，同时还考虑了为完成这些阶段和步骤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一系统工程的方法论框架也是解决其他类型的重要参考范式。
1.1.2基于霍尔(a.d hall)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的管理学学术规范体系
显然，比较霍尔的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管理学学术规范体系与之有许多相近之处。基于霍尔的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可以从研究维度、各维度的主要内容，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等不同方面对管理学术规范体系进行类比研究。以下是两种体系主要部分的类比，见表。
由表1的类比可知，管理学学科体系是一个由多元要素组成的具有层次性的系统。霍尔的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对于管理学学术规范体系在目标维、阶段维、步骤维、知识维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其系统工程方法论体系是完全可以用于解决管理学科体系的规范性研究。
1.2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分析框架
一项完整的管理科学学术活动首先有众多学术活动主体的参与;其次，管理科学学术活动一定在一个特定的学术环境中;再者，管理科学学术活动必然有一个从学术活动起始到学术活动结束以及继续发挥作用的循环往复过程。涉及众多要素，由于这些要素各有不同的归属，在管理科学学术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一项管理科学学术活动，可以按照不同的特征将其要素分为不同的维度。
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框架是多项完整的管理科学学术活动的概括和提炼。显然每一项管理科学学术活动都经历一个起始、发展、终结的过程，它是在一定的时间坐标中完成的，因而时间维度的存在是必然的。另一方面，这一管理科学学术活动具有学术共同体所共有的学科规范，即“范式”(paradigm)或“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 )，在这些学科规范的基础上，各学科在长期管理科学学术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即一定学术系统中的逻辑范式。这是学术规范体系中的逻辑范式维。与时间维组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体系平面。我们知道，不同的学
科体系所形成的学术规范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按学科的不同形成学术规范体系的另一视界，即学术规范体系的知识维。从而我们看到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1。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框架从三个相互独立的视角表征其规范体系，这些包括方法论逻辑、范式、类型。由于每一个视角表征整体学术规范体系都体现出某种局限性，只有从多维角度能够更全面表征学术规范体系。
一项管理科学学术活动首先是一个从活动起始、活动进展到活动过程完成几个主要环节，从而体现出持续性、过程性，这是管理科学学术活动所具备的时间维度，这些管理科学学术活动体现一定的生命周期。因而这些过程包括问题阐述、研究假设与设计、文献收集与分析、结论与理论阐释。在这里，管理科学学术活动的规范体现为一定的结构性、一定范围内的程式，这种程式在一般管理科学学术活动范围内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管理科学学术活动的每一个阶段都要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这些包括学术研究道德、研究过程、研究表达三个主要内容，这是学术规范体系的逻辑维，体现学术规范的不同侧面，表明规范的全过程;显然，学术规范体系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中有不同的内容框架。因此，学术规范体系有一重要的侧面即类型维。体现不同学术研究内容对其的影响。这些类型包括:学术创新、学术编撰与学术评价。因此，从三维视角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科学研究规范的内容。
2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
从方法论逻辑维、范式维、学术类型维，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管理科学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其涉及内容细化，可得到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以下对管理科学学术活动过程中类型维学术创新、学术编撰、学术评价三种类型分别进行分析，从而确立学术规范体系的一般内容。
2.1管理科学学术创新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
一般管理科学学术创新是指在管理科学学术共同体内的主要学术活动，是以人类知识宝库中增加新的知识元素为目标。其主要是在继承、消化既有管理知识体系和管理科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管理学科专业的理论与方法，基于承继、结合、开拓的不同过程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新理论、新方法，从而达到丰富和深化人们对研究对象的演变规律及本质的认识。按照管理科学学术规范的体系框架，管理科学学术创新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如表2。
2.2管理科学学术编撰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
管理科学学术编撰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在以上阐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如表3。管理科学学术编撰是指对已有管理学科领域现有成果进行鉴定、评价、综述或总结。其在管理科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中起着展示学术动态、阐明管理科学学术研究趋向、确立本领域学术研究定位的作用。虽然管理科学的创新并没有使学术成果有明显增加，但对学术发展的意义不容忽视。随着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的系统化、规范化，目前，管理科学学术成果海量增加、管理科学学术研究的门类与学术形式全面拓展。因而，给学术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更新、不同学派观点的梳理、学术成果价值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对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的鉴定、评价、分类，分析其重要程度、应用价值、归属领域，并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做出评述，进而进行总结，作为新的知识体系，将更为便捷、更有指导意义提供给使用与研究者。比如多数工具书的编纂也属此类工作，编纂者在文献的梳理过程中，需要对现有全部相关成果进行鉴定和分类，并将它们概括并凝练为简明和完整的文字。显然，这种编撰的过程和结果是重要的学术过程，需要遵循规范的学术研究标准。按照道德规范、过程规范、内涵与表达规范及科学问题设定、设计与假设、文献、数据收集与分析、结论与理论阐述可以对管理科学学术编撰类型作深人的探析，见表3。
2.3管理科学学术评价学术规范体系的基本内容
管理科学学术评价是同行学者对评价对象是否符合一定学术标准及符合程度做出权威判断的学术活动。在当今社会不断重视科技创新及科技成果推广与应用的宏观环境下，管理科学学术评价正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管理科学学术视角看，这一领域学术
评价具有界定性、权威性与导向性作用。目前，管理科学学术评价效应的主流是积极的。学术评价在学术活动中发挥着鼓励学术创新、引领学术发展方向、规范和控制学术行为、引导学术研究资源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学术评价“失范”现象，学术评价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在大量的学术评价过程中，出现了学术资源的不合理与不公正分配，学术成果评价的失衡、失准，行政权力、不正当竞争介人学术资源分配过程，因而造成学术质量下降与学术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从而污染圣洁的学术殿堂、滋生学术腐败。可见，推进学术评价的规范化是极为重要的。
管理科学学术评价的主要要素与内容包括学术评价主体与客体、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过程、学术评价方法四个方面。
(1)管理科学学术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学术评价主体指学术评价过程的实施者，主要是针对评价客体所选择的具备一定评价能力与水平的评价者对评价对象进行直接或间接地评估，确定评价对象的综合能力及水平的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学术共同体、学术组织、个体学者等。学术评价的客体是指学术评价的主要对象，主要涉及国家与组织学术实力、学术规划与计划、学术项目、学术人员的学术水平、学术能力、学术成效的评价。
(2)管理科学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客观、公正、公开性。对于从事管理科学学术活动的主体及学术成果评价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基本标准，对基础研究成果的评价，应以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为主要尺度，对应用研究成果的评价，应注重其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对于理论成果一般侧重于是否揭示了客观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研究成果所提供的对客观现象更准确、更符合实际的认知结论，表明这些对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是否发挥了积极作用。
(3)管理科学学术评价过程。学术评价过程是指学术评价活动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实施组织按一定程序规范进行计划、组织与实施，达到评价过程的客观、公开与公正。
(4)管理科学学术评价方法。学术评价方法是指学术评价过程中每一个环节所应用的具体工具、方法。是评价主体为达到对评价对象的客观公正评价所采取的不同评价方式与评价定式。
按照学术规范的三维度范式表述，对于学术评价规范，在范式维与方法论逻辑维，其基本内容如表4。
3结论与讨论
论文关键词：感悟；实证；研究证据；管理艺术；管理科学
《中道管理》研究了易经在管理上的应用，在详细剖析人性及西方X理论、Y理论的基础上，依据大学之道，提出管理的三向度，即“安人之道”、“经权之道”和“絮矩之道”，并用M理论来代表，认为中国式管理应以安人为目标，依经权而应变，用絮矩(将心比心)来促成彼此的和谐合作，实施真正适合中国人的中道管理。单向度地学习《中道管理》难以发现中国感悟思维在管理研究中的缺陷，笔者拟对比《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来分析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文化互补的重要性。
1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
《中道管理》提出“重点管理”，整个论述充满了中国感悟思维气息。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是判断“谁是重点”的经验和理论可能会错，背后还有继续追问的空间。该结论有儒家“点到即止”的特质，又有道家的随意性和超脱性，暴露了中国感悟思维的局限。感悟只是体验中的某一瞬间对宇宙本真的洞见和彻悟，感悟方法是中国古代治学最常用的方法。感悟，注重的是经验的积累，强调的是个体的特殊感受和瞬间反应。
值得推崇的是中国感悟的结果往往直觉了事态的发展趋势。感悟一词，起于人的体验，着落于人的生命智慧。人的感觉经验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生物的刺激反应，就是因为人的感悟渗透着潜在的博弈；生命智慧不同于纯粹的理性，始终与感性粘连，在感悟发生时，因感而悟和因悟而感很可能是一种双向的辩证的运动，很难用因果分析讲清，是一种高度的直觉，“理论的形成并不完全来自于我们的现实和经验，我们没有理所当然的事实作为前提，通过‘唯心’的思考仍可得出唯物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往往还具有真理性。感悟其实是在进行模糊的“思想实验”，“只可意会”是中国管理智慧的特色，也是局限。当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能够突破思维上“不可言传”的千年禁区吗?西方的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能够为“说不清”的中道管理智慧开辟言说的路径吗?某一瞬间的“偶然性”中有什么“必然性”?“道可道，非常道”可以理解成智慧，但也不排除某种思维的惰性。
《中道管理》没有用现代学术的形态系统深入地阐释“重点管理”这个法则；在文献E23中，却引用了国外的一个“重点管理”的研究证据：在“友好反馈”中，卫生保健系统执行主任，凭借偶然了解到的心理学知识：人决策时每次只能处理有限量的信息，开始对所辖20多个诊所考核指标实施“重点管理”，从原先200多个指标中，选择3类绩效指标——质量、成本、满意度。这3个方面都有一个总的测度。在下一个年度，通过使用更易理解的反馈形式，卫生系统的绩效得到了广泛改善，低绩效单位进步显著，“绩效考核体系”在“实证研究”中不断改进。把《中道管理》中“谁是重点”这个“感悟”到的答案，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研究的起点，使整个研究上升到以逻辑思维为主的实证科学研究层面。实证研究之所以在国际上风行，被国内管理学界信奉，一个不易察觉的原因是它的“假设和命题”蕴含感悟智慧，而“实证之后”的“结论”比“感悟结果”更加精准。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科学研究大多是从实验或问卷调查中得到数据，然后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实证主义倡导的研究方法大多是用于检验预先建立的研究假设或命题，如果所得到的数据与研究假设的预期一致，就认为假设是可以接受的；一旦发现了与假设判断相反的结果，就有理由拒绝假设。换言之，实证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在实证研究中出现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是为定量分析提供补充信息。”实证研究希望将研究纳人清晰的、可观测的、能重复进行的科学研究轨道，希望检验悟到的结果。“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指出，中国管理智慧中的个人的直觉和洞察力，在“建立研究假设或命题”时，在“大胆假设判断”方面是大有作为的；而实证研究对“直觉和洞察力”所得的结果，是能够提供有效信息予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的进步，总是依靠试错来进行的，试错就是“有意识地、审慎地试图发现错误以收寻证据驳倒该理论，包括诉诸于以他自己的才智设计的最严格的实验检验。”也就是说“小心求证”时，实证研究行之有效，于是各有所长的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榫头——对接。
关于这个榫头，吴冠中大师有一个比喻很贴切，他说：“艺术到高峰时是相通的，不分东方与西方，好比爬山，东面和西面风光不同，在山顶相遇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毕加索能欣赏齐白石，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又比如，西方音乐家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我们的二胡演奏家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视野窄。”这句话启示我们要站到更高的国际视野，将充满感悟智慧的中国管理艺术与实证主义管理科学研究方法对接，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旗帜插上世界管理学研究的山巅。只有半山腰上固步自封的人才无视他人的长处，也只有没有文化信心的人才彻底依靠他人的长处。目前西方管理学研究的领先，正是因为他们“能听懂二胡，能在钢琴上弹出二胡的声音”，而我们“却听不懂钢琴，也搞不出钢琴的声音。”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方法暗含感悟智慧，而单纯的“中国式”感悟却难以进入实证的层面。
的确“因为我们的视野窄”。在管理中诸多问题恐怕不是一个笼统的“重点管理”能说清楚的，通过实证的科学研究，寻求合适的自变量，实现对应变量差异的解释，有助于实现管理学研究的严谨性。比如个人收入水平无法完全解释员工满意度，而组织情境、气氛、个人期望值和人格特征等外生变量，甚至误差变异，都有可能影响满意度，当我们把“逻辑思维的科学性与感悟”融合起来，通过实证研究，会得到一个比“凭印象”更科学的分配方案。又如，M理论指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这样论断对管理者而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的指导意义?尼采曾叹息：“自来，精神如同道德一样，成百次地实验而成百次地迷误。是的，人是一个实验。唉，许多无知和错误化作了我们的躯体!”在这个背景下，管理的首要问题，可能不是仅仅提出“人是可以改变的，具有可塑性，但是要靠自己”，而是要说清如何“改变”，如何发挥人的创造性，所谓民族复兴，就是把压抑、窒息的创造力重新焕发出来，从传统感悟思维模式中突围，认识现行研究方法、思维定势、管理模式的局限。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受到美国实证研究严谨性的启发，认识到中国现行管理研究粗放和照搬西方理论的危机，悟到传统经验和理论的可错性，吸收当代美国学者研究成果，通过移植“溯因推理”和“双环学习”概念，开发了一种将具体组织作为实验对象的新管理范式。这种管理学研究方法，找到了中西思维方式在管理学研究中对接的榫头，在感悟中“溯因推理”，在“双环反馈”中检验其方案效果，并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
中国管理学研究迫切需要这样的“榫头”。把管理问题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共性与个性有机结合。既关注一般性规律，也不忽视个性特点；既寻求普适性的管理方式，也照顾到具体情境。
郭重庆在各种会议上强调，管理学是个学以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到接着做，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科学讲，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既要重视理论升华，又要重视中国情境与实证研究。“接着”就需要“榫头”。有机对接，才能检验“悟到的东西”，推进研究结论。
2管理创新的本源：社会实践
管理的创新，人们往往从制度改革、时代变迁来探讨，恐怕这些因素只是管理创新的结果和外因，它们与创新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基本观念的重新理解，很有可能找到创新本源。观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视角，世界观转变是管理创新的指导思想。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从个人层面看，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是研究者个人不断进化的有效途径，因为管理的决策对公司的命运有重大的影响，管理者的胜任力成为了关键性的并且常常是稀缺性的资源……这个进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管理者观察、认识管理问题的范式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和胜任力的提高。”这里，提出管理者转变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创新要有新的指导思想；胜任力是指参与社会实践的深度、广度和力度。
管理学离不开哲学导航，哲学提供的正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了世界观的转变，才会重新定位“我怎么管理?”“我怎么研究管理?”这样源头性的问题。“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的内涵就是一种观察、认识与解决管理问题的新方式——既然经验和理论有可错性，就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因果关系和基于“该关系”的方案，把管理推向了无止境探索和创造的路上。世界观决定着管理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质地，无形中左右着管理方法和管理研究的方法，新世界观一定是因为它终结某种旧的观念而熠熠生辉，“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正是摆脱了感悟思维对“经验、理论”的过度依赖，才迈出了创新的步伐，其研究思路(见图1)。
反馈1是一个验证，或者说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错是科学的保姆，因为“根据片面的知识而采取的行动难免要犯错误，关键是尽可能迅速改善我们的知识，尽可能及早发现我们的错误，并消除它。”该模型的优点在于其有一个纠错环节，即反馈学习的环节，因为“溯因推理”和“制定的方案”也具有“可错性”，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双环学习过程：由反馈1构成了一个单环的渐进性学习…根据绩效调整方案，形成同一因果关系下的不同方案，但是，它并没有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由反馈2构成一个双环的变革性学习，即根据绩效的高低，它不仅仅反思制定的方案，而且质疑方案赖以产生的因果关系(a一6)的正确性，因而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这个研究过程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探索实验，而且也是一个将科学原理转化成管理实践的过程。在新的指导思想下，在社会实践中，不仅实现管理研究的创新，而且实现了管理活动的创新。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以“友好反馈”为据，说明“问题b的确定、a—b关系的猜测、选择以及具体解决方案的设计，都深深打上了管理者的主观烙印，与管理者的经验，特别是知识背景密切相关。”其内在的“溯因推理”逻辑机制吻合了管理的实践性、科学性、权变性特征，从而保障了管理的效果。“溯因”在中国感悟思维中是最模糊的，事实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归因的往往未必是真正的原因。通过反馈2的自我纠错，“研究”把中国管理的朦胧感悟推进了理性思维的漩涡，是中国管理艺术向管理科学迈进的重要哲学台阶。凸显了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的“科学”特质。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感悟一实证的对接”将使管理学研究向更高阶段迈进，更加精准，其概念模型(见图2)。
《中道管理》探讨的是管理的艺术，而“管理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注定管理学具有艺术和科学2个维度。人本主义管理学研究范式正在兴起，中国人文传统在管理学研究中的地位正在提升，这为科学和艺术二维交融提供了时代契机。
中国感悟思维下的《中道管理》强调主观感应，重想象，直观对象，主要靠感性，以形象思维为主。而“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感悟中注入了逻辑思维，强调客观理性，重推理，主要靠理智，以抽象思维为主。从个别中揭示一般，从个性中抽象出共性。分析对象，构造概念体系，对客观规律的不断揭示和描述，其哲学根源是遵循因果决定论，严谨而规范。
中华民族思维定势决定了中国人与管理艺术性有天然的血缘。德鲁克强调，管理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人文艺术——之所以称其为“人文”，是因为它涉及知识、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艺术等基本要素，知识、智慧与艺术等与个人价值观有关的来源离不开民族的人文传统，因此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民族性格因素作为自变量或调节变量必须是中国管理理论建构的因素，但不是全部。在中国管理情境中，更需要的可能不是我们拥有的，恰恰是我们缺乏的。管理科学的“中国性”不是指在中国应用西方的管理理论和定理，而是说这个管理理论和定理是中国人创造的；不是独立选择的，而是独立创造的；它是被现代中国管理困境激发出的学术原创冲动，它体现着中国人的管理思想和文化，它开启着中国人的管理世界，代表中国向世界输出有中道管理特色的管理科学。
3“中道管理”有待继续道说
“目前，中国管理研究相对滞后，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特别是在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方面，与西方管理学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难以融人国际管理学界的主流。”
“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也指出，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在中国推行的最大困难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证据的匮乏，最流行的案例教学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而忽视了研究证据；人们关注的是具体方案而不是何以至此的原理，缺乏理论挖掘的学术研究，只是现实量的累积，始终无法实现质的突破。
原理的匮乏是研究方法局限和研究成果的原创性不足导致的。中国传统管理研究方法的局限是过分依赖感悟思维，遗忘了多元化的思维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范式，窒息了学术原创的活力。
中国管理学要摆正文化的客观性与历史继承性的关系，不泥古、不媚外，必须刺激我们民族长期处于麻木状态的一个重要穴位——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科学研究意识，激发出学术原创的冲动。
中国管理学发展离不开中国情境，更离不开中国管理学研究者的人文情怀。
从孔子提倡的“思无邪”，到后来主张“发乎情、止乎礼”，“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无不统摄在“人”必须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这一铁腕之下，统治者要求人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谨慎。几千年的专制文明一方面使人文明了，另一方面为了巩固集权统治也从某种程度上扼制了人的自我意识、自由精神、创造活力。温和谨慎难免固步自封，专制下自由的强音愈来愈弱，因循守旧窒息了创造的火花。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阴影难以消除，“大一统”难以培养自由、创造的精神和独立、自主的人格。爱因斯坦指出：“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另一种自由……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在于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社会也能做很多事来促进它实现，至少不该去干涉它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研究者的创造力的激活，“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闪现了这种学术创造力的火花，昭示着当代管理研究出现“中华气质”的可能性。
形成当代管理研究“中华气质”，第一要敢于质疑，任何创造都是建立在对一切既定文化成果质疑的基础上的。问题意识是一个学科生存、发展的关键，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灵魂“基于研究证据的管理”开篇就指出现行的2类管理依据经验和理论都是有局限的，并着手创造一种新的管理依据。
第二要认清中西管理学“现成价值”局限。“中道管理”的局限是感悟思维的局限，是管理科学视野下管理艺术的局限；而实证研究擅长检验“假设或命题”，多强调的是理论的检验，而不是发展理论，理论的原创迫切需要在实证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感悟思维的优势，进入下一轮“大胆设想和判断”。《中道管理》的直觉和洞察力往往直接抵达了一个新的假设和命题，不可小觑。克服双重局限的方法既不是照搬西方管理理论，也不是因循守旧，而是“感悟一实证无缝对接”，“创造”普适性的现代管理理论。创造成就了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也只有创造才能奠定这个民族在世界管理学上的地位。
目前，中国管理学之所以难以产生“中国性”，原因多少在于管理研究者以自己所选择、所认同的研究方法对待中国管理困境，始终在现成的管理思想中徘徊，以不同的“学术选择” 代替“创造”。这样的管理学研究只是选择性的学术，产生不了思想性的学术。
关键词：管理研究方法论 数学模型化 博弈论
“方法论”一词指的是对方法的研究，通常指对科学方法的研究。在上一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科学方法是一种多阶段方法，管理研究的方法论涉及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一般把其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管理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层次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抽象层次的管理学方法论，是方法的方法论；二是管理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如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方法；三是管理学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如边际分析法、数理统计法等。
纵观管理学研究的历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管理学家出于各自背景和偏好的不同倾向于使用这种或那种研究方法。从早期的归纳法、演绎法到稍后期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工具主义以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等,管理学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的研究方法，笔者在此无法对各种研究方法一一地比较说明,只能对近年来管理学界研究方法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特点，谈一些浅显的看法，并据此依据不同管理学家的价值取向决定管理研究方法的选用。
一、20世纪80年代后管理研究方法出现的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后,管理学界再次兴起了一次把科学哲学应用于管理学及其独立的管理学方法论的大讨论,参加的人数之多,发表的文章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表现出了哲学思想与方法论上的新特征,在方法论上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数学模型化。数学化在经济学及管理学当中的应用历史虽源远流长，但进入20世纪后，经济数学化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极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来，管理学就是微观经济学，因此这场经济数学化的革命自然也影响到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数学的方法逐渐渗入到管理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及其产生、检验、认可的每个环节,出现了数学与管理学一体化的趋势。在管理学的各个领域，数学方法都开始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数学计算能较精确地表达不同变量之间的规律性关系，把不同领域的命题系统化，对于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状态给出严格的不可辩驳的证明。但是管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身有着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加之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生产力所有要素当中最活跃而且最不确定的因素——人，更加大了管理学研究的随机性。而数学只是表达管理学思想及管理学领域中不同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逻辑工具，因此把管理学完全数学化，甚至替代化是并不可取的。
2.演化论思想方法的运用。坚持用进化论、演化论及系统生成和复杂性的视觉观察问题,关注效益、报酬递增性、竞争、信息不完全性、交易成本下降等的进展。范式转化和方法论上创新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生物进化论、物理学中的混沌及分岔点理论、非线性理论、耗散结构、协同论、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正在向管理学中的资本市场、定价、期权、产量决定、均衡量的决定、经济运行、跨时段最优增长以及投资等领域渗透，开创了管理学中进化博弈论的重要方向,从而引起了管理学方法论的一次重大变化，使管理学在解释现实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更具实力和针对性。
3.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使之成为收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最具分析框架和范式转变意义的事,它几乎重塑了现代管理学的主要部门。博弈论和信息管理学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合约以及不完全市场等的机制约束条件下,较有效地研究分析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研究了企业之间的竞争，配合共存共生关系、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与运作问题研究股权安排、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信息显示和问题识别等等。它充分揭示了真实企业的实际情况、约束条件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创新了企业机制和运作的研究,在信息不同的条件下,建立为卓有成效,并有一定可操作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的博弈策略模型,形成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策略设计的思想和智慧来源,改写了传统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机制设计思想。
目前的进展是把博弈论、企业理论、信息管理学、非线性理论与演化管理学进行一次更大范围的组合,开创了进化博弈论的方向趋势，这将大大提高现代管理学的真实性，加快学术成果的解释和运用，而且还将进一步加强历史与逻辑、真实与抽象、理性与非理性、完全理性与不完全理性、牛顿力学的管理学框架与演化物理学的管理学框架、连续与渐进、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在管理学中,企业在此基础上,打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通道,更有利于克服由前范式危机走向更高更大的视界溶合,建立一个更具适应性、针对性和解题力的管理学框架和范式。
二、管理学研究方法的选用与经济学家的价值取向
正如经济学一样，管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和阶级性很强的科学。经济和管理似乎从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家往往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找出管理的对策和手段，从而解决企业当中的实际问题的。管理学家研究经济问题,常常是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或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和支持。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任何一个管理学者都无法回避价值取向的问题。
当代西方经济学家不断创新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不乏有很多的科学因素。从更具体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是经验研究,主要是使用大量的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二是理论研究,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点,西方经济学家回避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不愿去触及资本主义本质层次的研究分析,即生产关系层次的分析,而集中于表层层次的研究分析,即局限于经济运行机制层次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把它称之为庸俗经济学。
管理学作为科学,并没有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方法论,也不可能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只用一种单一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任务选择不同的方法论。科学的方法论无非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政治经济学涉及的是本质层次的分析,制度层次的分析,同时也由于我国目前经济研究的重要目的是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调整经济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中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建设,分配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国家与企业关系的调整等等。因而,经济学的原理及方法论,仍然是我们进行经济分析的基本指导和理论基础,同时不排除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分析方法的学习借鉴。
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和应用，不断涌现新的经济问题，相应地对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研究方法的选用，始终要与时俱进，联系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选择并不断创新管理研究的方法，力求在管理学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从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
参考文献：
[1]霍红梅，杨达.制度理论视角下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方法论[j].商业时代,2008,(16):4-5
[2]涂良钢.管理研究方法论——以宁波市衣着类消费品的实证分析[j].现代商业,2010,(29):38-39.
[3]刘芳,吴欢伟,刘卓.对“管理研究方法”的理性解读[j].科技与管理,2006,(06):32-34
[4]姜岩.经济学视角下管理学研究方法建构探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1):48-53
〔关键词〕知识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学 图书评论
〔分类号〕G203
A Characteristic Book――On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Zhang Anzhen
Management School of Xiangtan University , Xiangtan411105
〔Abstract〕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review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 written by Prof. Qiu Junping ,this paper tries to illustrate that this book is creative, systematic, practical, advanced, and full of pictures, so as to widely recommend the book to the reader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this branch.
〔Keywords〕knowledgeknowledge managementknowledge management sciencebook review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邱均平教授和他的同事马大川先生及他所带的博士研究生文庭孝、赵蓉英、陈远等合著的《知识管理学》已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通读了全书，认为这是一部具有创新性、系统性、实用性、视野宽广等特色的著作。
1一部创新性著作
《知识管理学》之所以是一部创新性著作，它体现在:
1.1学科建设的创新
自20世纪末以来，全世界对知识、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的研究如火如荼，掀起了一股股层层递进的热浪。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外众多的专家、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对知识管理、知识管理学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一些知识管理著作，但这些著作与论文，都只是从知识管理实践上进行了经验总结，而这些经验又主要集中在企业管理上，研究范围比较窄狭，难以直接应用于政府、图书馆、教育部门和个人等领域之中，只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缺少从学科角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理论升华。
邱教授等对知识管理领域在十多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高度，对其丰富的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深入的探索，突破了它的组织、行业、机构、专业、学科等实践因素的局限，构建了一个全面、系统的、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知识管理学学科体系。此学科体系含有知识管理基础与理论、方法与技术、应用与实践及案例分析四个部分，涉及的范围有: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教育机构、学术部门和个人等诸方面的知识管理问题。与有的著作只从企业知识管理角度进行研究、或只从知识管理技术上进行探索、或只从知识管理实践上进行总结相比，此书则全面、系统得多，具有创新性。
1.2理论研究的创新
邱教授等从学科理论研究的高度。对知识管理学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的创新性反映在:
1.2.1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创新邱教授等对“知识”、“知识管理系统”、“电子政务”、“个人知识管理”等，在给出国内外学者所下的定义的基础上，再提出自己具有创新性的定义。如对“知识管理系统”的概念，邱教授等在列出了国外学者Brent Gallupe、Peter Maeso和Robert Smith、T・H・Devenport和L・Prusak、Peter H・Gray引用Alavi与Leidner和国内学者乐飞红、袁红清、邱晖、丁蔚、武枚等诸种不同定义的前提下，从研究和辨析“知识管理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两者间关系的角度入手，来探讨“知识管理系统”的概念，认为狭义“知识管理系统”可理解成“是一个对知识进行创造、捕获、整理、传递、共享，继而创造新知识的完整的管理系统”[1]235，“是支持企业知识管理过程的信息系统”[1]236。而“广义上的知识管理系统是将企业整体看做一个知识处理系统，是企业模型的抽象，是企业在知识管理方面的视图，它不仅包括与知识管理相关的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产品，还包括作为知识管理系统内容基础的企业知识构架和战略、组织、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支撑环境”[1]236。显然，此种“知识管理系统”的定义，有如下几点创新:①视角上创新。不仅从狭义上给出定义，而且从广义上给出定义，视野宽广。②层次上创新。从“广义知识管理系统”看，有整体层次:整个企业是一个知识管理系统;抽象层次:企业模型抽象;核心层次:软硬件技术与产品;构架层次:知识构架;支撑层次:战略、组织、文化等要素。整个定义，就是一个立体型，全面、深刻、丰富、科学。③是方法运用上创新。邱教授等是在比较“知识管理系统”与“信息管理系统”的异同点之后，才提出其科学的定义。④是借鉴与发展上的创新。对于“狭义知识管理系统”的定义，在借鉴他人“定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突出了“捕获”、“完整”、“创造”三点。
1.2.2对学科研究对象的创新邱教授等认为“知识管理学是研究知识管理实践和应用中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和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或者说:“是对知识资源进行管理与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1]128。知识管理学分狭义知识管理学和广义知识管理学。该著作在其他学者对狭义知识管理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放在对广义知识管理学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社会信息交流活动中知识的管理，并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学科领域”[1]128。足见，此种学术观点与国外有的学者提出的“知识管理学作为一门新产生的学科，主要在于研究组织知识资产及其管理”[1]128的观点是不同的。它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活动中的知识管理”，这说明广义知识管理学研究的知识管理，是对最新的、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知识管理。因为只有最新的、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知识，才能在人类社会信息交流活动中进行交流，才有交流的价值;只有对此部分交流活动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管理，才能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二是应用性。这些管理中的最新的、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只有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各个层面和学科领域的建设之中，才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才能全面推动社会的前进和科学的发展。
1.2.3对学科体系结构组织与理解的创新国内外知识管理的研究，虽然已经相当丰富，但除企业知识管理学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体系结构之外，针对政府、教育、学术、机构、图书馆和个人等的知识管理学还缺乏规范。邱教授等对知识管理学的体系结构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组织与理解:①知识管理学“可分为宏观知识管理学和微观知识管理学”[1]130；②可“分为广义的知识管理学和狭义的知识管理学”[1]130；③可“分为理论知识管理学、技术知识管理学和应用知识管理学”[1-3]，并对各方面学科内容进行了规范。显然此三种组织与理解较为全面、科学、具体，具有创新性。
2一部具有系统性的著作
《知识管理学》是一部结构严谨，脉络清晰，逻辑性强的系统性的著作。
2.1总体结构上的系统性
此著作纵向上有一根贯穿全书各个章节的主轴:知识管理。横向上有相互联系、层次分明的4大模块结构:①基础与理论模块。它是按照总统全局的绪论、基础知识至学科理论的逻辑性结构组成的。②方法与技术模块。它是按照知识管理方法至其技术架构的。③应用研究与实践模块。它是按照从总体应用至主要应用研究领域组成的。④案例分析模块。它是分国内知识管理案例分析与国外知识管理案例分析构成的。国内外的案例分析，是一一对应应用与实践模块中的主要应用领域的。此4大模块结构的构成，明显具有系统性、科学性、逻辑性与严密性的特征。
2.2局部组成的系统性
对于《知识管理学》中的思想源流、方法技术等的介绍、分析是系统、完整的。以知识管理思想源流而论，阐述了20世纪30年代的哈耶克(Hayek)、50年代的波拉尼(Polanyi)、德鲁克(Drucker)、70年代的彻驰曼(Churchman)、80年代的野中(Ikujiro Nonaka)和竹内(Hirotaka Takeuchi)、90年代的达文波特(Davern・H・Port)等的学说[1]64-66。这让我们清晰地看出了“知识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与脉络。就以知识管理技术而言，在对知识管理技术概述的基础上，重点对知识管理的核心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基于数据库的知识挖掘技术、专家系统与知识库、群件技术等进行了阐述[1]189-208。这让我们明确了知识管理技术的全貌与主攻方向。
3一部实用性强的著作
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强调应用，注重实际，是《知识管理学》显著的特色之一。这反映在:
3.1鸟瞰知识管理国内外应用现状
邱教授等按国外与国内发展状况：①国外。先从纵向上阐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知识管理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重视，加大投入，取得良好效果后，重点列举了Buchman Laboratories(巴克曼实验室)、British Petroleum(英国石油公司)、Xerox(施乐公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Microsoft(微软公司)等。②国内。重点阐述了中国惠普、TCL TV事业部、实达电脑公司、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等单位的经验[1]265-270，让国内外知识管理界扩大了应用眼界，激起直追的信心与热情。
3.2明确知识管理在各领域的应用
知识管理的应用范围，已从最初的企业，推广到了政府、教育机构、图书馆、学术研究机构甚至个人，在这些领域中究竟如何应用，有何范例可循？邱教授等在“应用与实践篇”和“案例分析篇”中，明确了应用研究的原则、范围、内容、实施的步骤和可供借鉴的案例。对于知识管理在政府中的应用，重点对国内的“首都之窗”与国外的“美国政府”进行了分析;对于知识管理在企业中的应用，重点对国内的“神州数码”、“联想集团”和国外的“Marconi”进行了分析;对知识管理在图书馆的应用，重点对国内的“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国外的“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进行了分析;对知识管理在教育中的应用，主要对国内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与国外的圣巴巴拉城市学院进行了分析;对知识管理在学术型组织中的应用，主要对国内整体情况与国外奥地利的ARC(奥地利研究中心)和DLR(德国宇宙航天研究中心空间局)进行了分析;对个人知识管理的应用，分析了其概念、意义、内容、原则、框架、实施的方法与终生学习等问题，为知识管理界提供了一个方案。
3.3对高等教育与社会的适用性
《知识管理学》内容十分丰富，论述深入浅出，国内外的资料翔实、应用面广。它不仅适于高等院校的管理学、信息管理学、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师生作教材使用，还可以作为广大知识管理工作者、信息工作者及相关管理人员的参考书阅读。
4一部视野宽广的著作
4.1纵向上，从始贯通至今
对于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思想源流、系统工程、计算机技术，群件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及清华“知识资源总库”、国外电子政务、首都之窗、联想、Marconi、圣巴巴拉城市学院的知识管理背景等，从不同的源流与背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与现状的流向图，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如，对信息管理的发展历程，列出了美国学者D・A・Marchard和F・W・Horton提出的发展五个阶段:物的控制、自动化技术管理、信息资源管理、商业竞争分析与智能、知识的管理，并认为第五阶段为知识管理阶段[1]17。我国学者卢泰宏将信息管理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图书馆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时期，信息资源管理时期，以IRM为特征的资源管理时期[1]17。
4.2横向上，列举了国内外重要的观点、派别、状况、实例等
4.2.1理论上，对有关的观点、派别、模式等列举了国内外的情况对知识的属性问题就列举了齐曼、张润彤和朱晓、张福学等不同的观点[1]29-31；对知识管理的学派，列举了“技术学派”、“行为学派”、“综合学派”的不同观点[1]62；对知识管理的模式，介绍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汉森和罗利亚的编码管理模式或称宝典管理模式、人物化管理模式或称人格化管理模式。日本教授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提出的组织、创新机制中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和自中而上下模式。德鲁克倡导“自下而上”的行动准则管理模式，以标准化为基础的模式。国内知识管理模式，介绍了:设立知识主管，建立知识型企业组织机构和知识共享机制,营造环境，促进知识开发、利用和交流，建立递增收益网络[1]81-85。
4.2.2方法、技术上，对知识管理系统的概念，列举了国内外的情况对知识管理系统的列举，前面已谈，此处略。对知识管理工具，介绍了国外微软――使用其内部网成为易用的知识管理工具，Sun――依靠其知识网络增强销售能力和国内的清华“知识资源总库”。
除以上4大特色外，还具有前沿性和图文并茂的特色。其前沿性主要体现在著作的理论、技术方法、应用实践与案例的新颖性和所提出的发展趋势上;其图文并茂，除了文字上论述精彩，阐明精辟之外，还根据实际需要描绘了方法、技术与应用实践案例图39幅。这些图形与行文配合，形象、生动，让读者一目了然，启迪深刻。
由于是多人合作，此书在写作风格上有缺憾，部分地方前后不完全一致。对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对知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对电子商务、知识创新与虚拟企业等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知识管理中所涉及的人工智能技术、语义网技术、专家系统、知识挖掘技术等，还需要与信息工程专家合作进一步研究。瑕不掩瑜，《知识管理学》确实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
关键词:财务管理;财富管理;本金
一、构建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的理论依据
财务管理学是一门既涉及经济学,又涉及管理学的边缘性、综合性学科。该学科的任务,一是要阐明财务管理的种种规定性,即财务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财务管理活动的一般规律,即如何进行财务管理。前者属财务管理的基础理论,后者属财务管理的应用理论。
一般来说,基础理论性学科体系的构建应遵循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即从一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范畴出发,通过将形成该范畴时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进来,再现研究对象丰富的规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对研究对象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复杂而不是简单的,生动的而不是僵死的认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遵循上述规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财务管理基础理论的研究方法与其体系的构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表述规律,而是从具体到抽象、从复杂到简单的思维规律。既然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要从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出发,那么,科学地确定这一范畴便成为合理地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关键。
与基础理论的任务不同,应用理论的任务在于指导人们怎样去做事情,因而,应用理论无疑应具备鲜明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务与性质不同,其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的依据也就不同。基础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是人类思维活动的规律,应用性理论的起点选择与体系构建应遵循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
二、财务管理学理论体系研究现存问题
为了构建起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有必要对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研究中现存的问题作一剖析。
1.有关财务管理学的内容构成。我国的财务管理学,迄今为止,其内容构成基本与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学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总论,阐述财务管理的概念、内容、职能、目标、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第二部分,介绍货币时间价值的计算与财务风险的测算等财务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绍投资决策、筹资决策、股利政策、营运资金管理等财务管理实务处理的理论与方法。其中第一部分为财务管理学的基础理论部分,第二、三部分则为财务管理学的应用理论部分。财务管理学内容体系存在某些不科学、不完善之处。
2.有关财务管理理论起点的确定。对财务管理学起点范畴的确定, 笔者认为,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复杂的范畴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一些复杂的范畴,比如“财务管理”,被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勿庸置疑,“财务管理”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综合性极强的范畴。它既是资金筹集、资金投放、资金运用和收益分配种种财务活动的总和,也是财务预测与决策、财务控制与监督、财务成果评价与考核种种财务管理职能的总和。有赖于其他一系列范畴才能予以说明的综合性如此之强的一个范畴是无法充当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起点的。
(2)从财务管理学体系以外寻找起点。比如,将“环境”作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内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揭示环境对事物发展的影响。这就意味着环境不可能处于起点的位置。
(3)将财务管理假设作为起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一个假设问题。这是因为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会与其他事物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从而使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为了使研究得以进行,便需要首先对研究对象所处的环境条件加以限定,这种限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假设。然而,如前所述,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等同于理论研究的起点,该种观点的不妥之处就在于将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理论研究的起点混为一谈。
(4)将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的起点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的起点混同。如前所述,财务管理理论包括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与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两大部分,二者的性质与功能作用不同,其起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
1.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构建财务管理基础理论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逻辑起点问题。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人认为是财产,有人认为是价值,有人认为是资金,也有人认为是本金。而在笔者看来,财产、价值、资金、本金,均是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都可以抽象为财富。
(1)财富及其社会形式。财富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物质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财富的生产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特定的生产关系赋予财富特定的社会形式或属性。撇开社会属性、社会形式等社会规定性,财富是人类所创造的劳动产品或使用价值。在自然经济社会,财富直接体现为使用价值,在商品经济社会,财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间接的价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资、税金等既是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经济利益关系的载体。
(2)财富运动及其管理活动的多样性。在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财富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的,如数量的增减、形态的转化、产权的变动等等。人们必须把握这一过程,自觉地实施对财富及其运动过程的管理。对为国家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政;对为企事业、行政单位等多种经济组织所控制的财富进行的管理,就是财务。广义的财务管理,既包括国家的财政管理,也包括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
(3)财务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财富不断地被消费,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财富的生产总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财富的生产过程,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也是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应,进行财富管理必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追求经济效益,用既定的耗费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二是维护经济利益关系,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实现各自的经济权益。
(4)财务管理职能二重性。财务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职能也就不同。为追求经济效益,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进行规划、调控、评价的职能;为维护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被赋予对财务活动实施规范、监督的职能。随着财富生产、流通规模的扩大及其社会化、国际化的推进,人们对财务活动中经济利益关系的维护与协调,不再限于经济组织自身,而是突破单个经济组织的边界,逐渐成为国家乃至国际性经济组织的行为。
2.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因为财务管理应用理论是对企事业、行政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亦即微观财务管理活动规律性的描述,所以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企事业、行政单位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1)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目前与追求经济效益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应用理论体系一般是按照财务管理活动的环节,即投资—筹资—权益分配来构建的。笔者认为,这一体系应该遵循企业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构建,而不应该按照财务活动的环节来构建。也就是说,要把财务管理目标作为该理论体系的起点,并按照财务规划、财务调控、财务考核与评价三大基本职能顺序展开该理论体系的内容。
(2)与维护经济利益关系相关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企业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追求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利益相关者得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果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出现偏颇与失衡,就会使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阻碍,甚至难以为继。笔者认为,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应遵循财务管理实践活动的规律来进行。该理论体系由管理目标设定的理论与方法、管理职能实施的理论与方法、管理实效评价的理论与方法三部分组成,其要点为:企业对经济利益关系管理的目标,一是为保障企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二是为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由此财务管理被赋予规范企业财务行为与监督企业理财活动两大职能。为了行使两大职能,主要采用以下方法:依据《公司法》、《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行为进行规范与协调;发挥财务会计及内、外部审计的作用,进行事中、事后的财务监督;采取会计核算、财产清查、牵制等方法,保护经济组织和利益相关者的财产安全与完整,等等。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关键词：工程管理专业；管理类课程；逻辑关系；整合
中图分类号：G64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2）19-0074-02工程管理专业是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设置的一个新专业，是属于管理学门类下管理科学与工程类的二级学科。经过十几年的办学探索和实践，工程管理专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目前全国设置工程管理专业的高校已达300多所，分布在各综合性大学、建工类院校、矿业类院校、电力类院校、财经类院校等，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工程建设事业和房地产事业建设与发展所需的高级专业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在国家教育部和建设部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基本统一了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及主干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但各院校在办学的实践中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紧密结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建设行业发展的实际，结合本校、本院的办学条件及学科优势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办学理念、风格和特色。[1]这使得各院校工程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有较大的差别，尤其是管理类课程的设置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而管理类课程在整个工程管理专业培养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是构成学生完整知识结构体系不可缺少的部分。扬州大学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我院”）管理类课程体系尚处在完善和探索之中，本文对管理类课程的设置和内容的整合进行了探讨。
一、工程管理专业管理类课程存在的问题
我院从1999年开始招收工程管理本科专业学生，至今已有十几年的办学历史。这期间，课程体系、课程教学内容等进行了多次的调整和完善，但相对于21世纪工程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还存在着差距。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管理类课程的建设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课程体系不稳定性
我院工程管理专业根据工程管理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的要求，以基础课程+平台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建立课程体系。在专业方向上，共设工程项目管理和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二个方向。平台课程包括技术平台课程、经济平台课程、管理平台课程、法律平台课程。平台课程要求工程管理专业所有学生都要掌握。专业方向课程仅为主修该方向的学生掌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理平台课程的设置不稳定。如前一次教学计划中管理平台课程包括管理学、运筹学、会计学原理3门专业基础课和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价、房地产开发、工程财务管理、建筑企业经营管理5门专业课。在其后的教学计划调整中管理平台课程又由管理学、运筹学、会计学原理3门专业基础课和工程项目管理、工程估价、房地产开发、工程财务管理、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工程合同管理6门专业课组成。在最近的教学计划调整中管理平台课程又由管理学、运筹学、会计学原理、组织行为学4门专业基础课程和工程财务管理、工程估价、工程合同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监理6门专业课程组成。另外，对同一门课程是选修还是必修定位不准。如前一次教学计划中工程合同管理课程纳入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方向的专业选修课；工程建设监理课程和城市土地管理课程归入任意选修课。而其后的教学计划调整中工程合同管理和工程建设监理课程放入必修课中；城市土地管理放入房地产经营与管理专业方向必修课中。
2.课程设置逻辑关系不明确
课程体系是一个系统，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要素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各个课程不是单一的个体，它们之间有着逻辑关系。[2]课程的逻辑关系，在时间安排上有两种关系：一是顺序关系和平行关系。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为先后顺序关系，同一类课程中各课程间的平行或顺序关系视课程内容而定。二是有些课程间无相关性或相关性很少，但又是构成工程管理专业复合性知识结构所必需的，这类课程开课的时间则应根据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统筹考虑。[3]我院工程管理专业管理类部分课程之间曾出现逻辑关系混乱，衔接顺序不合理的情况。如工程财务管理课程需要工程项目管理课程的知识做基础，但工程财务管理课程放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之前开设；建筑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和物业管理课程需要工程财务管理课程的知识，但工程财务管理课程在建筑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和物业管理课程后开设等。运筹学为管理决策提供决策方法和量化工具，应先于管理学原理课程开设，但管理学原理在运筹学课程之前开设。组织行为学课程帮助管理者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心理和行为，以达到提高组织绩效和提高管理水平的目的，因此组织行为学课程应放在工程项目管理课程前开设，但工程项目管理却在组织行为学课程之前开设等。
3.课程之间内容重复
我院工程管理专业管理类课程过于追求自身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导致部分课程间内容重复。如工程项目管理、建筑企业经营管理和工程建设监理课程中管理的基本原理完全一样，三大目标控制和生产要素管理原理上也是一致的，只是性质和目的有所区别。工程项目管理与房地产开发课程中三大目标控制重复，工程项目管理与物业管理课程中均有项目风险管理的内容，城市土地管理与房地产开发课程中均有土地开发的内容，房地产项目策划课程中的房地产项目规划设计与房地产开发课程中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设计重复，房地产开发项目客户定位、产品定位和定价的内容在房地产市场营销课程与房地产项目策划课程中重复。
关键词:管理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再走向全球经济，宣告了中国企业家依赖权利管理企业历史的结束。而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也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表面上看，国外公司能够成功凭借的是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畅通的渠道等等，实际上，完善先进的管理模式是他们制胜的核心竞争力。管理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了普遍认可。这一宏观环境的变化，对各大专院校开设管理学课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管理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和管理学科的基础性课程，普遍成为经贸、金融、会计、工商管理类等各专业的必修课程。
一、大学本科管理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缺乏学习动力
尽管管理在企业经营和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已被各界人士广泛认同，但具体到大学的教学中却存在很多问题。管理学通常被定位为公共专业课程，只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大一学生从心理和思想上都还没有达到学习管理学应具备的成熟程度。大多数学生都认为管理与自己的生活相距太远，即使毕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是被管理者，因此，管理学的学习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在学生消极学习态度下，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并最终取得满意的学习效果。
2.教材内容通常是繁杂且理论性过强
管理学具有鲜明的课程特点，一方面，管理学课程是对管理学科理论知识的高度凝练，具有很强的科学性、理论性和知识性，同时作为实践性、应用性强的交叉学科，管理学理论体系十分庞大，需要讲授的内容多且比较零散，没有十分清晰的逻辑关系，刚刚接触这门学科的学生常常苦于不知从何下手，采用何种方法掌握如此多的繁杂、差异性强的知识点。另一方面，《管理学》课程本身不是操作性课程，教材完全以理论讲解为主，如果在教学中还是照本宣科，以纯粹理论讲解为主，那么整个教学过程将会是一场催眠的过程，无法达到让学生通过学习具备一定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3.学时压缩，课程结构设计不合理
目前多数大学本科教学都存在一个学时压缩的现状，按照以往的教学大纲已经无法按时、按需授完所有的教材内容，所以教学中要避免将有限的课时平均分配，过多地强调学科的完整性，讲授大量的理论知识，没有突出的重点，同时缺少深度。
4.教学方法单一，难以适应大学本科教育的需要
传统的教学方法常常采取单一讲解法。90分钟的课程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被动的听，时间久了难免造成注意力分散，学习效率下降的结果。
另外，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不应是简单的由板书转换为PPT表达，而是教学内容、方式的综合改变。
案例教学更是目前比较时髦的教学方法，很多教师在谈到教学手段改革时，言必称引入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云云，但实际上却是案例多多，含糊不清。管理的应用极其广泛，可用案例随处可见。如果不加删减，则会内容过多，重点不突出，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 二、大学本科管理学教学中常见问题的应对方法
1.从学生需求出发，实现教学和学生学习目标的统一
作为教师应该让自己的教学目的和学生的学习目标有机的统一起来，首先通过了解学生的需求，正确引导他们的需要，来寻找二者之间的切合点。只有让学生认识到管理学学习对他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为今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现实性和有用性都是学生对一门课程是否感兴趣的重要前提。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观点普遍认为大学课程的开设要么与现实脱节，要么徒有时髦的称呼，教学内容理论繁杂，缺乏对实践应用能力的提高。这种观念，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首先，需要让学生了解到尽管他们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大多数从事的可能是被管理工作，作为被管理者，了解管理者的思维方式，管理方法，对于他们将来的发展益处多多，考虑问题已经是站在高起点，能够全面分析问题。这是一种能力的提高，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赢在出发点。
其次，管理学同许多学科如经济科学、技术科学、心理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相关联，吸收和运用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因此，它也是一门广泛吸收多学科知识的边缘科学，同时它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如果能够帮助学生对《管理学》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初步实现学生尝试性地运用理论去解决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最后，要修正学生错误的人生价值观，教会他们如何做人。教师讲授《管理学》的直接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到管理学的重要性，正确认识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掌握管理学的基本职能、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学科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思想。紧密联系实际，学会案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把学科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经济活动实践的研究和认识之中，切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间接的通过在教学中融入人生价值观的教育，既可在根本上促进《管理学》课程的吸收，又可实现学生健康人品的塑造。
2.根据现有教材调整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
现有大学本科的管理学教材多是按照管理职能为线索编制章节，由于课程本身特点，内容繁杂，概念理论之间关系缺乏逻辑性。加之，现在各大学教学课时都在压缩的现状，要求教师在授课时突出重点，明确各章节之间的联系，通过互动式教学方法改善课程内容理论性强，不利于学生应用能力提高的问题。
3.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习效率
大学本科教育应以思维能力培养为首位。教师应通过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意识，进而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和个人素质。
常用的教学手段包括日常的面授辅导应着重于重点的归纳、难点的剖析以及作业讲解。课堂教学以PPT为主，有助于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全面、准确地阐述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实务，在原理的阐述和案例的列举中要多联系实际，使之既忠实于学科原貌，又通俗易懂。
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内容可以来自网络、新闻、以及各种音像材料。选择案例后不能只讲故事不讲因果，学生可能非常有兴趣的看完了相关的故事与影视内容，却不知道老师让了解学习的是什么。案例只是开始，分析才是重点，要让学生通过学习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多给学生接触实际、动手分析的机会。
互动式、参与式学习都是很好的教学方法。老师作为教学规则的提出者，可以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了解要讨论的公司的远景、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管理的内容，及其优缺点，引导学生自己开动大脑，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课堂讨论，会非常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学习效果。
三、结论
教学过程中只有让教育的重心由老师“教”转向学生“学”，学生由消极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转向积极主动的思考者、探索者，教师由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管理者，让学生从自我的角度来感知世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我们进行管理学教学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财务管理 战略 学科 构建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促使我国企业迅速成长，战略管理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主流趋势，企业战略管理理论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科系统，而财务战略管理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一、财务战略管理学科的定位
构建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首先要明确学科定位，了解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在整个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定位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财务战略管理在企业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的研究视角。
资金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对象，财务战略管理在企业战略管理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财务战略能够将企业内部各个层次的战略集中到一起，成为企业战略管理宏观调控以及微观调控的重要桥梁；另外，相比较而言，财务战略管理体系中涉及到企业管理多个方面的内容，对各个层次战略都具有影响。因此，在明确财务战略管理体系在整个企业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坚持以竞争力为核心，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竞争优势，从而构建以竞争力为核心的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
二、构建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构想
构建财务战略管路学科体系涉及多方面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表现：首先，战略的制定需要在目标的指导下，才能够实现，战略目标是企业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构建的核心和基础，能够指导财务战略学科体系发展方向，为企业发展提供持续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一套逻辑性强、系统完整的财务战略管理体系，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其次，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主要是将企业资源和能力作为重点对象，而财务战略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企业整体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主要研究对象是财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运用，促使财务能力得到挖掘，实现财务战略引导企业发展，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的目标；再次，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应将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作为基础，通过企管理实践大方向来指导财务战略，主要分为财务战略决策与选择、执行与控制以及业绩计量和评价三大方面，决策与选择是合理安排企业资源，对企业财务活动具有一定影响；执行与控制主要是财务战略理论转型为战略性结果的重要过程，是战略发挥作用的重要阶段，有效的战略决策能够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竞争优势，并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业绩计量和评价是企业检测战略决策的重要过程，能够及时发现战略的不足之处，加以调整，提高财务战略管理科学、合理性，从而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最后，财务战略管理学科框架的形成是支撑整个学科体系的重点，通过对企业财务工作内容和本质的研究，构建财务战略体系需要将战略目标作为出发点，加强对竞争地位的分析，并按照步骤实现战略目标，从而构建完整的财务战略学科体系。
三、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随着现代企业不断发展，促使财务战略管理地位逐渐升高，受到企业广泛关注，与财务战略管理学科相关联的其他学科也随之发展，不仅充实了财务战略管理体系，也为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为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提供系统化支撑。
（一）与战略管理会计学的联系
财务管理学与管理会计学在内容、方法等方面都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在投资决策、预算管理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但是，两个学科整合难度较大。为了能够完善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构建，将两个学科整合到一起具有现实意义。两个学科都是在外部经济环境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不断推广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而且，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具有重合之处，两个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因此，将连个学科整合到一起，能够为且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服务。
（二）与战略成本管理学的联系
成本作为影响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财务战略管理学与成本管理学紧密相连，是企业战略决策选择、制定、实施以及评价的基础；通过控制成本，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外，加强对企业成本的控制，还能够提升企业综合实力。促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胜。因此，将财务战略管理体系与战略成本管理学有机结合，能够完善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促进企业不断发展。
四、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财务战略管理作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企业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尚不完善。因此，完善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势在必行，了解战略目标，加强与相关学科之间的练习，能够有效构建财务战略管理学科体系，从而促进企业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玉红，佟慧捷.内部管理业绩评价系统构成及要素选择[J].财经问题研究，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