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0 18:23:40
关键词：会展经济；城市；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11
会展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大型展会的举办通常需要城市经济发达、特色鲜明，能提供完备的交通及基础设施，还应具备成熟的第三产业以提供服务。会展业被称作城市面包，它对城市发展的作用十分巨大。以杭州G20峰会为例，整个峰会举办过程中，杭州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提高了杭州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区域会展活动可以有效带动整个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及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城市作为会展活动的举办地，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可以聚集区域优势资源，进而带动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1 城市为区域会展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没有城市经济的支撑，不可能催生会展经济的出现。会展业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发展好会展业。一个城市需要为区域会展经济的发展提供诸如资源条件、产业条件、区位条件等基础条件，适时适当地促进区域会展业的发展。一个城市需要具备如下的必要条件。
1.1 独特的资源和环境
城市需要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及文化底蕴，旅游城市的吸引力比其它城市要大得多，比如中国的会展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其次，环境和气候条件也必须考虑在内，气候温和、环境优美的城市也是吸引力之一，诸如杭州、厦门等城市均具有这样的特点。
1.2 便利的交通及区位优势
区位及交通优势是一个城市会展发展的关键因素。会展是一个涉及信息流和物流的交换流动，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城市提供发达的交通才能实现。假设一个城市的可进入性较差，则不利于会展展品的运输及信息的传递，影响会展活动的举办及规模的扩大。诸如香港、新加坡这种城市就是典型的因具有发达的交通及明显的区位优势，不断发展起来的会展城市。
1.3 区域优势产业和市场条件
会展活动主题的选定和当地区域优势产业及市场条件密切相关，城市若具备区域优势产业及较大的市场规模，依托此优势的展会活动才能具备号召力，吸引参展商和观众前来参展，最终发展成品牌展会。
1.4 齐全的设施
展会的成功举办需要城市提供全面的设施，首先，大型展会的举办需要大型场馆，另外，还需要场馆具备完善的相关配套设施，如停车场、购物中心、酒店、会议中心等，齐全的设施才能保证会展活动的成功进行。
1.5 发达的第三产业
会展业属于第三产业，与会展相关的各项服务，如旅游、餐饮、住宿、物流、广告等，均属于服务业，会展的成功开展离不开这些服务的提供，服务提供质量的好坏对于展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很多城市正是因为能提供优良的服务而得名，如美国的奥兰多就是如此，所有的接待人员都经过良好的职业训练，办事果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因此，中国的城市需要借鉴这一发展模式，培养一流的服务接待能力，才能承接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展会。
2 区域会展经济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
2.1 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区域会展本身是一个具有较大利润的行业，其利润率基本能达到20%以上，利润率远超其它传统行业，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许多国际知名的会展城市通过发展展会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如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我国的城市也应该把握住这一机遇，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
另外，会展活动具有极强的产业关联效应，据统计，发达国家的会展活动的产业带动系数为1∶9，即1单位的会展收入可以带来9倍的社会收入，会展活动可以拉动诸如旅游、交通、物流等相关第三产业的增长，还可以间接推动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优势产业的进步，提高城市的经济实力。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既可以聚集区域优势资源，促进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又可以产生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2.2 拉动就业
会展业作为服务业，在举办期间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比如策划、设计、翻译、礼仪、宣传人员等，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例如出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就创造了10万个就业机会，尤其是对于大城市来说，发展会展业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2.3 促进城市建设，提高服务水平
会展业的集聚性很强，大量的物流、人流需要城市提供足量的基础设施，具备较高服务水平和管理能力。会展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进中心城市的腾飞。而城市的市政建设越完善，服务和管理水平越高，则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极化作用就越强。尤其是大型国际展会、如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规模宏大的会展和赛事活动，更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实力、环境、服务设施、交通和服务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举办者在取得会展活动举办权之后，均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市政建设的完善，对相应的从业人员及市民进行培训，从而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如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就是一个典范。要加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努力保持会展业和城市发展的双赢格局。
2.4 促进知识、技术、文化交流
展会是一个平台，新产品和技术通常会在展会上展出，借以推广，如第一届世博会展出的大多都是新型的工业品，当然，各国的特色产品也是展出的重要一部分，如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很多发明，如电话机、飞机等，都是因为在展会上展出而得名。当代新的VR技术也是因在展会上展出，得出了大众的熟知。
另外，国际性展会会带来文化的交融。会展文化根植于城市文化之中，是对举办城市文化的凸显，具有极强的城市特色，同时，会展文化还将其它参展商国家的文化汇聚在一起，外来的文化会给城市带来一些新的灵感，通过不断的沟通，使得城市文化不断发展，形成全球性的视角，培育独特的城市魅力。
2.5 树立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
会展作为城市的窗口，可以有效地宣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国际上把有没有召开过国际展会作为评判这个城市是否为国际知名城市的重要标准。以杭州G20峰会为例，通过举办国际会议，杭州向世人展示了其怡人的气候、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发达的城市建设、飞速的经济发展，充分展示了城市的风采，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宣传了城市特色，扩大了城市的影响。因此，国际会展是最大、最有意义的城市广告，像德国的汉诺威等国际上的很多城市，都依靠会展提高了城市知名度。
总之，区域会展经济与城市发展之间是相互作用的，没有城市，就失去了会展的立足点；没有会展活动，城市就失去了发展的推动力。因此，区域会展与城市两者之间应该协调发展，共同进步。因此，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根据自身的区位条件、资源特色、产业优势确定一个明确的战略定位，并借助会展这一方式进行有目的性的营销，使得这一定位深入人心；利用区域会展经济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使城市成为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的集散中心，提高城市的服务水平，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进而又可以推动会展经济的发展；把会展经济同城市开放相结合，会展活动目前越来越国际化，通过打造有知名度的国际品牌展会，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可以加强城市与世界的联系，提升城市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1]陈柳钦.会展经济与城市发展[J].现代乡镇，2007，（02）：33.39.
空间规模治理；区域治理；要素耦合；制度试错；区域战略规划
TU982；F207A005507
一、 城市价值、空间规模治理与区域治理
城市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的演进结晶和累积性创造，又是人类创造活力的不断涌流之地。人类超越自然界的恩赐而建构一个可控的多层次秩序体系，是城市生生不息的使命，其根本手段在于通过人们的合作，把城市塑造成精神得以皈依的神圣之地、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之地、市场得到充分繁荣之地，并将“神圣、安全、繁忙”六字方针作为城市的基本价值，写在城市发展的旗帜上。① 集“神圣、安全、繁忙”三大价值于一体的城市生活，是一个融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四业态于一体，集多样性、丰富性与包容性三特征于一身的复合共同体生活。任何自毁三大价值中任何一个方面价值的行径，就等于自毁城市的本质，最终导致城市生活的衰亡。②
正因为城市生活所独具的集聚特征与核心价值，人类社会的历史变迁视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孪生推动力，以一种摧枯拉朽的姿态将城市生活不断推进至它所能抵达的区域，塑造出一个一个人口、资源、信息、技术、资本、物流等要素高度流动并日益集中的城市共同体。这种以城市文明为代表的生产力，“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 。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既开拓了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又开辟了人类居住空间的新形态――一个以区域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连绵地、以小城镇为连接点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连绵带，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随着全球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传统的大都市圈和城市群逐渐向“巨型城市区域”（Megacity Region）演变，以这些巨型城市区域为代表的空间单元将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格局。肖林：《上海的“十三五”发展主线》，载《上海证券报》，2015年10月21日。 大都市圈空间或者巨型城市区域空间的扩大，不仅引发一国范围内空间规模的重塑，而且引发跨国（地区）间的空间规模的重塑。由民族国家边界作为划分标准的空间背景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处于中心城市地位的民族国家和主要城市的角色，越来越受到超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挑战。[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
唐亚林：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与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
无论一国范围内还是跨国（地区）间空间规模的重塑，都将引发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由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肇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与传统的分割式城市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矛盾。区域空间规模治理又因各国与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制度的不一而呈现不同的区域治理形态，其基本模式主要有：组建综合性的城市联合政府，设置非政府性质的城市协调机构，建立城市之间的合作组织，建立承担专门职能的地方政府。卓越、邵任薇：《当代城市发展中的行政联合趋向》，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7期。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达到54.77%。而且，在传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冀地区三大都市圈基础上，开始出现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等中西部大都市圈。为突破分割的区域治理模式的限制，加快推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2010年6月《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15年4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出台，国内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际跨国（地区）间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被提升至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并成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重要内容。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因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引发了区域治理的阶段性内涵嬗变，进而呈现独特的要素耦合特征与制度试错的选择逻辑，需要从区域战略规划视角对区域治理政策框架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二、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演进，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到科学发展观下“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阶段性嬗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区域治理一说。因为是“全国一盘棋”，所有生产、销售、分配、消费等均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指令性计划来完成。曾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经济学家高尚全在接受采访时，曾讲述过一个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统一调配资源而引发的看似荒诞却真实的事例：当时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电缆厂，属于一机部管，另外一个是沈阳冶炼厂，由冶金部管，这两个工厂正好隔一堵墙。电缆厂需要的铜，由一机部从外地调到沈阳，而冶炼厂生产出来的铜却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本来一墙之隔的两个厂，签个合同就可解决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但由于不符合指令性计划的各自条线管理要求，必须从外地调拨，其结果必然是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的浪费。究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最终一直走不出“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98页。
改革开放后，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条块分割弊端，走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之路，国务院提出了推进跨（行政）地区经济联合和形成经济区的大思路。1980年，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护竞争，促进联合”的方针，大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这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中央政府层面作出的关于形成区域经济区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内涵进入第一个发展阶段，即“行政区经济”阶段。
“行政区经济”意味着在计划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所出现的基于行政区划的、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其典型特征有：地方政府经济行为主导经济发展，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困难，产业同构现象严重。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9394页。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划定以上海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后来又增加绍兴）等城市在内的上海经济区为国内第一个跨省市综合性经济区，这标志着“行政区经济”从理念走向实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中国区域治理内涵嬗变的第二个阶段。一国范围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地域上较接近或地理、文化特征较相似的省区之间、省内各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按照区域发展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地区优势，通过合理的地域分工，在全区域内优化配置各种要素，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以提高区域总体效益、促进区域共同繁荣的动态过程。宋巨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载《当代财经》，2003年第2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容一般包括六大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与信息的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形态一体化。在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实践中，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缺乏地方自治基础、压力型政府绩效评估体系难以催生跨区域政府合作的真正动力、跨区域政府合作的共识还没有真正形成等多重因素的交织约束下，唐亚林：《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反思》，载《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8期。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仍然停留在通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宏观规划与调配，侧重于交通一体化等硬件建设，而难以在产业一体化、政策与制度一体化等软件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层面。
2003年11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昭示着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进入到了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阶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指在推进区域治理过程中，改变过去只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只重区域经济一体化而忽视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倾向，更加注重将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果造福于区域民众的社会福祉的提升，大力推进区域公共服务标准化与均等化进程，通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互动，建构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型动力，并塑造区域治理的新型发展空间。
三、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要素耦合特征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一方面需要积极回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引发的跨域公共事务协同化问题，另一方面需要面对因区域空间规模拓展而引发的生产要素等资源配置、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水平提升以及更大范围、更多层次区域治理空间复合等问题。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针对区域空间规模治理问题提出了三大耦合要素，即：体现区域空间规模、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准等的居住区密度，体现资源要素等集中程度的城市群距离，体现生产与生活融合、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全球市场的区域分割程度。由于经济发展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呈现从低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演化的状况，由此必然带来生产的日趋集中，生产者会青睐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也必然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的加剧。这就需要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与制度创新，促进不同地区人们生活水平的趋同，其根本出路就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世界银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综观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因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基本上遵循了由东到西逐步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战略，形成了沿海、沿江、内陆梯次开放，横向化与差异化兼具的平面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原本就存在的区域分割发展与城乡不平衡发展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率先起航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珠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环渤海湾地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三大都市圈引领的大都市圈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推进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21世纪初提出的成渝城乡一体化区域、长株潭与武汉城市群、海西经济区、黄河三角洲区域、图们江合作开发区域、关中―天水经济区等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21世纪10年代提出的“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跨区域跨国（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共同型构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稳增长、调结构、抓创新、促开放的“经济新常态”格局下，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多层次、立体化、协调化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一方面为区域空间规模治理提供新的价值引领，另一方面不断推动区域治理核心要素的转换、重组与复合，并推动城市产业的不断集聚与变化、城市群空间的不断演化与扩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演进与分化三者的有机互动，即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三位一体”要素的耦合，共同塑造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
从区域治理协调发展的新图景视角观之，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主要在于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根据国土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特色，实施严格的市场准入和环境保护，通过东中西部地区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分工、调整转移和主动升级，塑造区域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协调的发展。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来调节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集约发展，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切实改变农村社会以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初始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构建集产业发展、就业方式、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和公共交往五位于一体的新型城乡发展平台。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主要在于追求更人性化的发展。发展的一切目的是为了人。根据共享发展的要求，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体化规划、一体化推进，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增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能力，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公共福祉，共建力有所用、心有所安的和谐社会。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根本动力，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的发展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有效手段，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是推进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本质要求。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既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历史进程，又有机统一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
四、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
当代中国的区域治理经历了一个制度试错的累积性发展过程，一方面表现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另一方面表现为制度安排的选择上，并由此实现了区域治理的两大历史性飞跃：一是从最初的迷恋用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权威来对区域治理进程进行行政干预，转到推进区域内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二是从各城市政府间的自发联合与自愿合作，转到在各级政府组织间、各行业协会间、各民间组织间等建立以“准非政府组织”形式运作的制度化机制。
在发展思维的更新上，首先，为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区经济”的藩篱，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的方式，以上海为中心，专门辟出了包括上海、江苏与浙江两省的部分地区在内的跨省市综合经济区――“上海经济区”，并率先成立了专门从事区域规划和行政协调职能、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虽然这一跨地区的行政协调机构对于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终究无以应对“诸侯经济”的博弈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了解体和消亡。
其次，1992年当代中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被提上了区域治理的议事日程。鉴于过往通过行政手段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诸多经验和教训，1992年上海、江苏、浙江的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与地级城市的市经协委（办）自发联合成立了“长江三角洲14城市协作办（委）主任联系会”，后改名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试图通过自愿合作的方式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发展进程。如今这一各城市政府间自愿合作组织形式，不仅在专题合作、项目合作、标准互认、政策联动、共识研讨等领域取得了许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打实成果，而且其组织成员也已辐射到包括安徽相关地级城市在内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治理空间规模的拓展。
最后，在“统筹区域发展”的基础上，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进入了一国范围内区域治理内涵的最高层次――“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201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五大统筹目标”，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及“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对于跨区域且对其他地区影响较大的公共服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等新要求。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这一战略思维的具体体现（不再是区域规划，而是协同发展规划）。该规划纲要不仅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而且要求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率先取得突破，并通过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推动要素市场一体化，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1日。
在制度安排的选择上，一方面表现为三大转变：一是从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化倾向向重区域治理组织形式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之转变；二是从重主题合作的选择到重合作机制的构建之转变；三是从有选择性的试错式合作到整体性规划与治理之转变。唐亚林：《长江三角洲区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4211页。 另一方面，对于区域治理的内容层次选择上，开始形成以交通、信息与标准一体化为先导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以产业差异化分工、互补与升级为重点的跨区域政策体系一体化――以社会就业、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为核心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制度一体化的三层次区域治理内容新框架，且呈现由低到高、由易到难、由单一到综合的立体化架构。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试错逻辑，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内涵嬗变轨迹，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的产业升级、城市群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三位一体”核心要素的耦合机理，再一方面立基于区域治理事务复杂性与制度创新艰难性的交织实践，三者互为推动，共同催生了基于中国特色的区域治理发展之路。
五、 用区域战略规划统领区域协同治理新图景
由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大中小城市群与小城镇发展、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而型构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三位一体”新图景，既为当代中国的区域协同发展催生发展新空间，又为区域协同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反过来又用发展新动力去开辟更大的区域治理发展新空间。
当代中国区域治理需要站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新的历史起点，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目标，就需要突破传统区域治理的体制机制障碍，从区域战略规划顶层设计视角，重构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
区域战略规划是区域协同治理的起点和基础。一个富有战略目标的且事关长远的区域战略规划，既能详细地说明区域治理的基本任务，布置完成该任务的长期基本目标并安排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又有助于区域内各类政府组织、市场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有效地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并不因为区域内各机构负责人的更迭而发生目标位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绩效预算》课题组：《美国政府绩效评价体系》，上海：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既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又包括区域战略目标实现的支持条件的区域战略规划，对于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体系的价值在于三方面：一是区域战略规划是属于整个区域范围的规划，而不仅仅是局部范围；二是区域战略规划的战略政策框架，既覆盖有明确愿景和使命的区域总规划，又涵盖服务于特定目的的主要发展项目；三是区域战略规划聚焦战略的优先次序问题，将重点置放于战略方向、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之间的有机平衡，置放于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的一致性考量，置放于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与诉求平衡，而不去关注具体政策的细节。[英]彼得・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刘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从此角度上讲，区域战略规划也可被看成为一种新型政策工具，是构成区域治理的重要方式。
旅游产业是从事旅游活动的经济产业，是企业性质的经营行业。旅游业对游客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吃、住、行、游、购、娱六个方面。在满足游客这些要求的同时，从事诸如饭店、宾馆、商店、车船的旅游行业也获得了盈利。可以认为旅游业的从业人员和收入的增量都是由旅游者的直接消费引起的，为了满足游客的直接消费，旅游直接影响的行业又带动了相当一批其他行业的发展。然而，从旅游产业结构看，旅游直接关联的行业中，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中发展不平衡。从对GDP的贡献度而言，游、购、娱三个方面的贡献度最大，然而这些方面仍然是扬州“水文化”旅游产业链的薄弱环节。城区河道沿岸的生态绿化配置、商业旅游型建筑、广场娱乐设备和休闲疗养设施项目极其匮乏，旅游商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这些都影响了整个滨水地带旅游活动的综合产出效应。
扬州城内水休闲产业的发展对策
（一）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优势，构建“水文化”休闲格局
积极做好水文化休闲设施及经营场合的系统整合工作，让水休闲营业场所和旅游景点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在扬州城区水域沿岸的商业设施建设上突出旅游休闲功能，招商模式充分考虑游客的其他旅游消费需求，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模式。城区游览水域的休闲设施布局除突出质量意识外，还要注重扬州当地的水文化特色。因而，水休闲产业与“水文化”旅游的充分融合既要按照常规的发展模式，搞好城市休闲广场、水文化特色商贸中心、体育健身场馆等文化、保健、娱乐设施的建设和休闲社区的建设规划，更要发挥滨水居民生活设施在旅游产业中的效应。此外，要更好地促进城市“水文化”旅游与水休闲产业间的有机协调，如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放开水文化休闲市场的准入条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投资水文化休闲产业，开发水休闲资源，兴办水文化休闲企业，充分利用扬州人居大环境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大力吸引民资进入水休闲领域，扩大休闲产业的对外开放，同时通过引进投资和发挥知名品牌的示范效应，提升扬州休闲产业的档次。
（二）完善水休闲产业体系，延长休闲产业链
集合城区水域的要素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旅游、休闲旅游，以拓展旅游领域，增强旅游吸引力，这样也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传统产业优势的发挥。除旅游和餐饮消费外，文化、商务、娱乐休闲等相关旅游享受的需求会大大增加，这也要求旅游接待地适时建设相关场所、完善旅游服务形式。因此，集中力量保护性开发高知名度的景区景点，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增强核心竞争力；开发一批具有扬州地方特色和水文化价值的旅游纪念品和商品，完善一批有地方特色、适应当代人消费观念与潮流的娱乐休闲设施和产品；培养新时代高素质、业务能力强的旅游从业人员，是今后水休闲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此外，旅游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应该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发展，扬州城区水域的关联产业间要实现良性互动，除了在数量结构上要协调，更要在层次结构上协调，还要加强旅游景点同旅行社、饭店、餐饮、交通等行业的衔接，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高“水文化”旅游核心竞争力
完善交通站点与水域景点的互通联系工程，规划开设区域旅游专线；在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景点协调好停车场所，根据淡旺季变换更替停车场地的规模及费用；设定区域级旅游集散网络自驾旅游租赁服务网络，提倡快捷型联网售票模式；建议加强游客信息服务中心、停车场、道路标识系统、通讯、休闲娱乐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并不断完善水域景区景点的服务设施，比如建立双语指示标志体系等。树立大旅游的产业集群意识，摈弃旅游收入等同于景点门票收入的错误观念；着眼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加强城区滨水地带各种休闲设施的建设，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提高居民居住、游客旅游的满意度，增强城区水域在周边乃至全国旅游市场的竞争力，从而形成错位竞争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扬州体验水上休闲旅游。
宁镇扬联动发展的优势及缺失性分析
（一）联动发展优势分析
宁镇扬三市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融合南京“博爱之都”的沧桑、镇江“城市山林”的雄奇、扬州“淮左名郡”的秀雅，宁镇扬具备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优越条件。可在借鉴长江三峡、环太湖、环渤海等地区旅游合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打破地域限制、突破体制障碍，以长江、运河、大桥为纽带，推动建立三地旅游协调机构，成立宁镇扬旅游行业协会，联合编制区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联手强化合作营销、联手推出主题线路、联手打造旅游交易会、联手共建信息平台、联手推出服务承诺、联手统一旅游交通标识，建立要素配置、旅游信息、旅游交通、市场营销、行业管理一体化，实现区域内的无障碍旅游和无缝隙服务，共同放大宁镇扬名城效应。同时，主动开放扬州对宁镇两地居民的旅游年票，促进宁镇扬三地早日实现旅游年票同城待遇。
（二）联动发展缺失性分析
政府间的合作相对较少；区域内尚未考虑到中长期规划，而且缺少产业的融合性；区域旅游合作缺乏鲜明的整体形象设计，尚未形成板块内旅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旅游资源特色各异，但规划缺乏整体性，开发缺乏合理，不仅产品不够丰富，而且资源旅游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品牌形象不够鲜明，旅游产品开发不到位。因此，在未来的宁镇扬经济板块水休闲旅游产业整合中，宁镇扬区域要充分利用空间上的整体性、文化上的同源性和资源上的互补性，尽快利用现有的水文化旅游资源设计出更全面的水休闲旅游产品，创新水休闲旅游产品组合，规划精品旅游路线，营造鲜明城市水文化旅游形象。
宁镇扬水休闲旅游的开发战略与模式
（一）优化宁镇扬区域水环境整治工程
编制与实施区域供水水源保护规划，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源地保护区，严格控制水源地有机毒物等污染物排放，集中整治威胁饮用水源安全的污染，维护生态平衡，确保城乡饮用水安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共同提升区域河流环境质量，加强区域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加快区域规模化、集约型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创新环境保护政策与制度。推进环保协同执法，建立健全保障宁镇扬经济板块生态安全的监管体系；按照建设沿江生态风光带的要求，积极推进宁镇扬三市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一体化；通过在区域共同政策实施中采取税收、统计转移、项目投资等形式对可能带来的地方利益损失进行补偿。
（二）合理化开发国内外水文化休闲旅游客源市场
1.针对性的对国内外客源市场进行调研，同时根据国内外客源的差异性心理特征细分客源市场。宁镇扬沿江地区的旅游城市可进行联动开发，对国内外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三级市场三个层次的入境旅游目标市场进行有针对性地调研，同时明确并选择合理的旅游宣传促销方式和推广相应的旅游产品，在稳定一级客源目标市场的同时，努力开发二级和三级市场，做到“主次性开发”、“前后性到位”和“同步性完善”
2.丰富旅游产品，最大程度的满足国内外客源市场的多元化心理需求。首先，从整个宁镇扬地区的入境旅游市场来看，观光休闲和会议商务在宁镇扬入境旅游目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中观光型休闲旅游已发展得相当成熟，由此应着重开发其多元化参与性休闲旅游活动。此外，要不断开发丰富多彩的旅游项目来满足不同客源地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如滩涂观光、宗教文化游、美食旅游、考古旅游、度假旅游、商务旅游、工业旅游等。要根据不同级别市场中客源的心理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开发能满足国内外不同客源需求的特色水域休闲旅游产品。
3.友好联络国外客源地的旅行商和媒介人士，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以拓宽销售渠道。宁镇扬地区的旅游部门应同国外旅行商及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邀请其做考察旅游并认真做好海外记者和旅行商的接待服务工作，借助媒体和旅行商的力量来开发市场，从而不断拓展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开创区域联合促销，并鼓励全员促销和内部促销——旅游相关部门应重视对宁镇扬地区的旅游从业人员和居民进行旅游宣传教育，做好“内部营销”和旅游企业内推销工作，使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和当地居民能树立起宣传促销的意识和观念，掌握相应知识和技巧，并形成随时随地进行品牌宣传促销的行为习惯。
4.重视宁镇扬地区对国内外客源的接待工作，完善旅游软硬件设施的建设。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要在国内外客源市场中树立形象与品牌，除了积极主动地向外拓展外，另一条重要途径就是完善自己的旅游软硬件建设——做好一条线的“流程服务”，要求直接提供旅游服务的单位、设施与以间接方式参与旅游服务过程的单位、设施总体平衡；建立健全宁镇扬地区的规章制度和服务规范标准，提高区域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力求为国外游客提供尽善尽美的服务；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的保证是配套齐全的旅游设施，这要求我们在注重软环境的同时，完善设施以更好地开拓国内外客源市场。
（三）创新开发水文化休闲旅游的战略模式
1.创新“网络”战略模式。完善“交通网络”建设——京杭大运河和长江汽渡沟通着宁镇扬地区，润扬大桥的通车更使两地区间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沪宁高速公路、沪宁铁路、312国道、宁启铁路、宁通高速公路、宁通一级公路等不仅沟通了宁镇和宁扬，而且使宁镇扬三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化的交通网络。此外，南京禄口机场是宁镇扬共同的航空港、常州机场成为镇江与扬州的后备机场、沪宁高速铁路的筹建等更将宁镇扬三市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发展区域旅游创造了极为优越的交通条件。优化“互联网络”建设——首先，完善旅游网站关于“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专栏，提高信息更新速度，开辟区域论坛及俱乐部专栏，用“多语言模式”组织国内外旅游爱好者参与讨论，同时也应设立反馈栏目以让旅游部门直观地了解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品牌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修补及改进措施；其次，应邀国内外知名旅游网站的合作，制定适当的旅游网站合作推广计划，统筹安排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的宣传促销信息的传播，“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旅游形象的塑造、网上口碑、网上舆论的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全方位提高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品牌的全球知名度和享誉度。最后，要吸纳国内外著名区域规划理念，使宁镇扬区域的水休闲旅游规划与整个区域中的城市空间发展、项目建设、行业发展、产业动向等紧密结合，同时规划要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要符合市场动态深度分析宁镇扬沿江区域旅游的走向和增长空间。
2.创新“多元化融资”战略模式。宁镇扬区域水休闲旅游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保障，投资体系应实行多元化进程。首先，树立运营区域的宏观理念，结合市场机制及财政手段盘活存量土地，深化水休闲旅游资源的建设工作；其次，依靠民主决策，引导区域居民通过专题事项讨论来增加投入；再次，通过有效开发区域水休闲旅游资源筹集建设资金，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区域旅游事业建设，包括水域空间资源的有偿开发、堤岸绿化经营权的拍卖、广告经营权的出让等方式筹集建设资金；另外，利用诸如南京国际梅花节、镇江金山文化旅游节、扬州“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推广，发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品牌效应，同时改革区域投融资体制，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体系，吸引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投入到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资源开发项目中来；最后，鼓励个人和组织通过海内外良好的商业联系，积极介绍和宣传宁镇扬地区水文化旅游投资的市场机会和前景，区域政府或协会组织对于积极招商引资的人士和组织根据资金到位的比例予以重奖。
3.创新“营销管理”战略模式。区域营销管理中政府始终处于指导地位。现阶段，政府合作仍停留在表面阶段，需要我们做更深入的工作。比如，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宁镇扬水休闲旅游联合营销，其城市旅游联合营销的模式、组织结构、实现机制等的构建。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政策的制定、联合营销策略的组织与协调等方面都与宁镇扬相关政府推动分不开。政府合作的进一步深化势在必行，它也是整个宁镇扬旅游圈发展的前提所在。此外，作为权威的政府机构，宏观的战略眼光必不可少：首先，应从战略的角度认清联合营销的重要性，并能逐步建立宁镇扬地区水文化休闲旅游联合营销机制；其次，以宁镇扬水文化休闲旅游品牌为契机，促进旅游联合营销与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发展并建立相互信任机制，以便今后更广义、更深入的合作；再次，抓住机遇，利用2008奥运、2010世博会加强国际营销，在重要的国外客源市场上树立区域国际形象；最后，应注重宁镇扬地区联合营销人才的培养，加强区域内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
4.创新“区域政府管理”战略模式。通过近年来召开的宁镇扬区域旅游合作年会，宁镇扬地区开始筹谋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一个专门的区域旅游管理机构，主要承担区域内资源开发整合、景区规划设计、产品市场营销等工作。区域管理机构的组建将会推动宁镇扬城际旅游直通车的开通，同时保证宁镇扬地区旅游景点的年票互惠。此外，宁镇扬区域城市联手进行境内外旅游宣传促销，其中境内主攻武汉、重庆、成都、安徽市场，境外主攻日韩、东盟五国市场，依托省旅游局完善欧美市场等等。宁镇扬区域城市达成共识，将共同强势推进区域旅游市场一体化、资源开发一体化、旅游配套服务一体化和组织架构一体化，实现无障碍旅游和无间隙服务，以此来推动宁镇扬地区水休闲旅游产业的系统规划与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问题；战略发展
一、前言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谋求经济发展的新基点，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江城市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承担着国家发展的多重角色，如何实现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新发展，成为十之后又一重大课题。当前，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仍面临诸多的阻碍，谋求战略性发展仍是一个过程。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应着力于如何夯实战略发展的思想，实现新时期下长江区域经济创新性、生态型的构建。
二、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之下，推动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具有十分显著的重要意义。但是，从实际来看，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尤其是行政分割现象突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加剧、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作用。
1.行政分割现象突出，缺乏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
发展区域经济是长江城市带面向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长江城市带行政分割现象比较突出，独运作下的城市群难以构建完备的区域经济发展。潘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各自为营的城市带发展，让区域经济缺乏联动性。一方面，各城市群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导致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尚未形成一体化；另一方面，行政隶属关系不同，导致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中，难以实现有效的融合，处于松散的发展形态反而弱化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是一个过程，需要逐渐的强化各城市群（圈）之间的融合、联动。
2.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实际情况看，虽然在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总体上仍表现出滞后性，无法满足现实发展的需求。首先，近年来，交通通讯建设的步伐加快，但与城市带发展的要求相比，仍难以满足发展的需求，一体化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是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次，城市带的交通设备、交通功能不完善，制约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再次，港口建设滞后，长江作为黄金水道的重要优势尚未充分体现；最后，信息资源缺乏平台建设，信息网络缺乏互联互通。
3.区域合作机制不完善，制约区域经济深入发展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是各方谋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但是在区域合作机制的建立健全方面，仍缺乏更多实质性的构建。从合作意愿而言，赣、湘等省份的合作意愿更强烈，更多地强调依托区域经济实现新时期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区域合作的组织上，缺乏各方的主观能动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日益趋于平淡，难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实现长江城市带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缺乏完善的合作机制作为支撑，沟通渠道、合作平台都相对比较欠缺。新时期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仍需各方的积极努力。
4.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制约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效。但随之而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缺乏协调合作，导致在发展中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发展思想，弱化了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因此，在面向未来发展的进程中，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注重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才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
三、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路
在笔者看来，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路，主要在于突出三个关键词“一体化”、“生态型”和“创新性”。区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需要生态型、创新性作为支撑点，而一体化构建，是长江城市带构建区域经济的基础。
1.构建特大城市群，强化城市带“一体化”
长江城市带发展需要特大城市群的引导作用，让松散的区域经济更加凝聚，且富有活力。例如，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构建中，其特大城市群可以以武汉作为中心，南昌、长沙作为副中心，形成“汉昌长”复合型的发展中心。如右上图所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图。这样一来，一方面提高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一体化的发展背景，是形成区域近发展效力的重要保障。
2.打造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谋求发展的着力点
打造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是推进并深化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要深入贯彻并实施开放合作战略，突破行政分割所带来的发展制约；另一方面，要强化城市带的经济、人才等的流动性，经济发展的元素激活了，经济迈向新台阶的发展势头势必更加强劲。与此同时，“1+1>3”的继承效应要体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活力、增长潜力要把握好，提升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要开创发展所需的“快车道”，既确保经济发展的平稳性，又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创新性，成为拉动国家经济大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3.抓好生态安全保障区建设，构建生态型区域经济模式
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新时期我国发展的必然需求，也是经济谋求新发展的重要指导。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要注重生态型经济模式的构建，切实抓好生态安全保障区的建设。首先，要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尤其是对于鄱阳湖、洞庭湖、长江支干流的环境质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抓还生态建设；其次，构建生态安全保障区，确保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同时，贯彻落实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的打造，这才切合新时期下长江城市带的经济发展需求。
四、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应对策略
当前，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思想是明确的，但在经济发展的切实推进中如何实现，这才是关键。在笔者看来，长江城市带发展区域经济的重点，在于长江城市带的规划，并逐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从本质上推进并深化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加快长江城市带规划，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
长江城市带的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到全局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长江城市带规划仍存在诸多困难，尤其是城市带跨越多个省市，组织协调难度大。并且，长江城市带在国家战略发展中扮演多重角色，整体规划的落实需要国家层面牵头，并编制《长江城市带区域规划》，对区域经济的交通、环境保护、一体化等内容进行明确，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2.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一体化区域经济发展
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完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首先，要推进能源、交通，以及信息等方面的设施建设，在实现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之上，确保城市带之间的有效对接和融合，在互通互联的框架之下，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其次，优化路网布局，强化各运输方式间的衔接与配合，一体化的长江城市带交通体系，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再次，注重信息网络的规划建设，一体化的信息服务，有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让城市带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更符合当前发展的需求。
3.生态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生态型产业
依托长江资源的优势发展区域经济，是长江城市带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但是，在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体化，一个城市或若干个城市落单，都不利于生态型区域经济的构建。一方面，以湿地生态、森林生态为主体，以生态走廊道为纽带，优化长江生态经济的构建。尤其是在生态内涵的丰富、生态功能的完善方面，是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必然需求；另一方面，紧紧依托主体功能划分的要求，着力推进生态功能区的建设。通过强化资金投入、各城市群的积极参与，让生态型产业的转型发展落地。
4.打造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区域合作常态化
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蹴而就的区域合作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强化一体化区域合作平台的构建，让区域合作常态化，方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首先，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金融合作一体化、信息资源共享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强化人才合作交流的平台建设，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再次，注重文化交流与合作，通过强化城市带软实力的提升，激活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扩大区域经济的影响力。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发展，符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需求，也切合新时期战略转型发展的要求。但是，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的问题，寻求发展的推进与深入，需要依托于完备的战略思想，逐步加快长江城市带规划、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态型产业、打造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平台等，从本质上实现长江城市带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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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城市物流，绿色物流，物流信息平台
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物流，与区域物流以及企业物流相比，城市物流是连接区域物流和企业物流的桥梁。当代城市物流在组织和管理方面比较先进，城市物流不但承担着城市的商品集散，而且同时还是不同地区进行经济往来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随着我国政府逐渐实行贸易自由化，城化市也加快的其自身发展的脚步，目前我国的商品集散主要发生在城市物流信息平台，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优化资源发展生产力、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应经成为当代城市物流所要追求的目标。由于近些年我国学者对城市物流的研究较少，是城市物流相对落后。发展速度慢，管理水平差，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影响城市交通，这些都是国内城市物流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论文格式范文。只有明确城市物流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解决存在的一系列文艺，才能使城市物流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发展。
一、当代城市物流应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区域是城市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在一个确定的区域内，由各种与生产有关的因素联系起来的，有一定区域特色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的经济类型称为区域经济。经济发展区域化是目前我国经济的明显特征。我国拥有九大区域经济区。近些年，区域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快，城市和区域之间有着越来多的物质和信息交换，城市物流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也限制城市的发展。区域经济带动城市物流发展物流信息平台，是城市物流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影响城市物流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要依赖城市物流，城市物流同时对区域经济起着支撑与促进的作用。城市物流在区域经济中起到核心的作用，区域的中心是城市，城市也是区域商品的集散地。当代城市物流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以城市为中心，服务区域经济。为了使区域经济和城市物流共同发展，城市物流要结合本区域的特点，其发展路径须与区域经济相协调。不同区域经济与不同区域经济联系是现代城市物流参与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点论文格式范文。区域经济与城市物流同步发展，可以更好地把握城市物流的发展趋势，明确现代城市物流的前进方向，增强对城市物流发展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城市物流的发展。在全国城市物流座谈会上，参会代表们一致倡导城市物流协会应努力建设合作共赢的区域性的物流通道的责任，更应承担起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体制障碍，共同谋划并且积极推进城市物流的合作。
二、当代城市物流发展应以经济区域为重点
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的概念并不相同。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比较模糊的物流信息平台，区域与区域间没有明确界限，经济区域是由数目不定的行政区域构成。一个区域的发展水平，是由多个行政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区域的发展都有自身的特点。行政区域的划分是明确，不同区域间有着明显的分界，且每个区域可以保持其自身的稳定，每个区域都有负责管理的行政主体。经济发展空间的大小，与每个行政区域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据当前城市物流发展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物流规划者对于城市物流的发展模式等一系列对于物流发展至关重要的核心理念还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城市物流所包含的服务摘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保证城市物流按指定方向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使本地城市物流与区域经济发展接轨，还可以优化本地区物流资源，使得物流运输成本减少，效益增加，为整个地区提供更好物流服务物流信息平台，增加商品运输销售所涉及的范围，使企业在商业竞争中占据优势，从而加快本地区域经济高效快速发展。
三、信息技术是现代物流的基础
信息技术在物流中的使用是当代物流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当达的信息通讯技术的辅助下，由与物流相关的部门、及其他管理者等参与者通过网络信息平台所连成的网络系统称为物流信息平台。高效的物流信息平台可以使物流系统内外信息的有机结合，使资源的优化整合，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使得物流管理水平得到提升，使物流发挥最大的作用论文格式范文。随着与现代物流相关的一些技术得到快速发展，部分研究者将CIMS系统(现代集成制造系统)、GPS／INS／DM组和技术、GPS／GIS／RS等诸多科学技术应用在城市物流中，使得城市物流得以快速发展。城市物流在科学技术的带动下，正在朝着智能化、现代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路线高速发展。城市物流承担着物资的集散、配送和交换，交通运输对城市物流影响很大，但是交通运输又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物流活动主要集中交通便利的城市和近海的港口城市，城市物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与物流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物流业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物流资源的不到充分利用致使物流资源浪费严重物流信息平台，单程运输数目较多，导致城市交通压力增加，尾气和噪音严重影响城市环境，这一系列因素致使物流业效益不高。稳定高效的信息是物流发展的基础，它可以使物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增强城市物流的信息化利用率，有助于改善物流系统的协调机制，优化整合物流资源，可以为城市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使得政府可以更好地为城市物流服务。政府要加强对本地物流的管理、监督以及规范物流市场，降低本地区物流成本，要为物流企业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发展空间。作为当代城市物流信息化的核心，在建设物流信息平台时应广泛吸收在国际范围物流信息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新成果，要以根据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准确地定位，信息平台才能真正服务于本地经济发展。物流信息平台的会使现代城市物流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对于城市物流的发展物流信息平台，如果从单一的城市个体来分析，明显背离与现代物流发展背道而驰。只有根据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化的特征，我们要实现绿色物流，要将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手段应用到同城市物流发展的发展中去，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走向来研究城市物流的发展，大力发展顺应绿色物流，才可以现代城市物流发挥的作用，实现城市物流高速健康发展论文格式范文。
四、城市物流应从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进行实施规划
行政区域有着明确的划分，它有着明显区域界限而且可以长期处于稳定，其自身的管理由不同的行政部门进行管理。经济区域的分界相对模糊，区域间并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数目不等的行政区域它可以组成一个经济区域，是很多行政主体决策及相互作用决定区域的结构、组织和发展水平，因此不同的经济区域的发展都有其独特的特点。特点的不同也就使不同区域的发展方向有所差异。根据规划者已制定出的城市物流规划方案来看，对城市物流运行模式的规划，以及系统整合包括物流市场开发等关乎物流发展的核心理念还没有达成一致物流信息平台，对物流服务产生影响有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从行政区域范畴规划城市物流发展的趋势。当然，若按照行政区域进行规划城市物流，不但利于当地政府的管理，同时也可以起到“保护”本地的物流企业的作用。如果强化了政府的干预力量，则会导致市场不能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使物流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朝着一个合理的方向发展。现代城市物流的发展并不代表每个城市都要建立属于自己的物流中心，单一的城市物流运作效率和所收到的效益都有限，同时资源也浪费严重。只有在经济区域范围建立城市物流中心体系，才能使物流发展合理化件，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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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内在机理；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64-05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走出了一条典型的非平衡快速发展之路。从地理空间上看，有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之间的非平衡发展；从行政辖区区划上看，有省际之间、地市际之间不同层级的非平衡发展；从城乡结构上看，有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非平衡发展，等等。从经济发展层面上看，这些非平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优先发展地区的经济总量比其他地区大、经济增长速度比其他地区快、财税收入和劳动者收益比其他地区高、城市化进程比其他地区快。这种“一大、两高、两快”的非平衡现象，不仅在发达地区内部存在，而且在欠发达地区、高层级的省际之间、省级以下的各层级之间也都存在，不同的只是差距大小有异。可以说，非平衡发展的方式、格局和态势，既是目前我国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也是一种各级政府普遍采用的经济发展方略。但要强调的是，非平衡发展绝非失衡发展。实践中必须控制非平衡发展的“度”，否则就会陷入区域发展失衡、城乡失衡、产业布局扭曲等困境。
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国，在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历程中也都广泛存在。由此，国内外学者对这一特定的经济发展现象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力求对这一现象的成因和规律作出科学的理论解释与总结，为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因果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城市经济圈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视角揭示了经济非平衡增长的理论成因以及如何推动经济的非平衡健康发展。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很少对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本文采用递进分析方法，对区域经济如何从初级集聚到高级集聚的非平衡发展路径和演进过程及其内在互动因果关系进行探索。
一、生产要素集聚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
（一）生产要素集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
生产要素是生产及其增长必不可少的因素或资源。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阶段演进，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随之深化和拓展。在农业社会，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企业家才能、科技、区位、制度、文化、信息等等都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资源稀缺条件下，某一区域经济相对其他区域而优先增长，其源泉必定是该区域相对汇集了比其他区域更多的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因此，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原因深藏于生产要素禀赋之中。生产要素可以分为移动性生产要素和非移动性生产要素两类，其中非移动性生产要素是指那些与特定区域的地理空间相联系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而流动到其他区域，或者一定时间内难以在其他区域复制的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通常，非移动性生产要素只能在某一地区、某一产业得到应用，并永久地与该地区、该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如特定的地理条件、软硬基础设施、社会环境和区域制度、文化等。移动性生产要素则可以通过移动或较快复制而普遍用于不同产业和地区，如劳动力、资本等。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根源在于，某区域非移动性生产要素的相对和绝对优势而产生的对其他区域移动性生产要素的强大聚集力。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和潜力的大小评判，以上两类生产要素的禀赋量是其重要标准。这两类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聚合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一方面，区域自身拥有的非移动性生产要素质量的优劣，不仅影响区域自身的生产要素禀赋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域外移动性生产要素流入该区域的速度和数量；另一方面，一个区域所能吸收的移动性生产要素的多少，也直接决定了该区域参与分工的层次和水平及其核心竞争力的大小。因此，区域经济要想获得快速、持续的发展，必须通过创造和利用高质量的非移动性生产要素，吸引高附加值的移动性生产要素，形成高水平的生产要素集聚，才能产生区域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二）移动性生产要素的趋利性推动要素的集聚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具有追求高回报的趋利性规律，移动性生产要素的这一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非移动性生产要素已经固化在特定区域，无法重新选择更好的增值区域，所以只能依托于该区域寻求增值途径，通过选择最佳的资源配置方式来满足自身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移动性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的区域之间、产业之间进行选择和移动。理性的移动性生产要素拥有者选择投资于哪个地区、哪个产业的基本判断标准是目标地、目标产业预期收益的大小以及要素移动成本的高低等因素。一般而言，在要素市场的引导和作用下，满足移动性生产要素趋利性规律的力量中有两种十分重要：一是利益驱动力，即移动性生产要素移动到目标区域后能够获得的潜在收益，生产要素向某个地区流动的动力强度取决于该地区能够为生产要素带来的最大收益。二是成本控制力，即生产要素的流动取决于其在原区域和目标区域的移动成本，是否允许或者允许多少生产要素进行流动。
（三）非移动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吸引要素的集聚
生产要素的集聚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除了移动性要素对利润的追求会推动生产要素集聚以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自然环境等非移动生产要素也会吸引生产要素的集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机制主导完成。但是，由于要素资源的稀缺性，尤其是移动性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区域要素聚集力的大小将直接取决于区域非移动性生产要素的质量优劣及其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移动性生产要素最关注的是其移动成本与预期收益，而高利润预期与低移动成本的形成都依托于区域非移动性生产要素优势。正是这种比较优势产生了区域的生产要素聚集引力。因此，如果一个区域具有较强的非移动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则该区域对移动性要素的引力必定远大于其他区域，很容易成为生产要素集聚的“洼地”，实现非移动性生产要素与移动性生产要素的耦合与叠加，从而率先实现经济的优先增长。
（四）特定区域优先发展是要素集聚的结果
集聚本身的自我增强效应使生产要素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相互促进与影响的关系。其现实表现是，生产要素集聚能极大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集聚程度越高，规模经济效应越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越明显。在集聚经济效应作用之下，经济优先增长区域的生产效率更高、市场规模更大，经济增长速度也就往往更快。这又会吸引其他区域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入，而生产要素的流入又会进一步加强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使经济优先增长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形成更大的反差累积因果循环。所以有学者研究认为，在生产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一种稳定均衡，这说明如果考虑要素集聚经济效应，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会使区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这从另一角度说明，特定区域经济优先增长与发展是要素集聚的必然结果。
二、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支撑
（一）产业集群巩固和强化了区域要素集聚的规模与效益
从生产层面看，要素集聚是伴随企业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而展开的。这一过程引致众多企业在某一区域的规模化集中，从而在区域内部形成稳定而集中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随着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边际收益和报酬率的持续增长，集聚规模与质量也随之提高。从产业层面看，要素集聚过程同样也是产业门类不断齐全、逐渐形成产业集群的过程。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则集群内企业将通过共享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收益。这不仅巩固和强化了区域自身拥有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以及制度文化等要素的比较优势，还会进一步吸引区外的技术、资金和企业家等要素，通过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对产业发展的分工协同效应，提升区域要素集聚水平，促使生产要素流向更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
（二）产业集群加深了区域分工与专业化
分工能产生正外部性并导致边际报酬递增，而正外部性和边际报酬递增又会进一步促进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同时，集聚不仅会使由分工导致的正外部性与边际报酬递增得以充分显现，而且会使区域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化会带动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加速、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是促进区域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现实中，不同区域要素禀赋结构与特点的差异，会带来各个区域经济福利的较大差别，加之不同企业利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存在差异，所以各地区必须依托自身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能使区域资源利用最大化的优势产业。这种发展路径会形成基于两种分工形式的产业集群：一是以某些大企业为核心，在大企业周围分布大量的中小企业。二是依托某一条产业链为纽带，众多企业分处于产业链不同阶段，形成紧密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无论哪种类型的分工，都能使区域内企业之间较好地共享技术、知识、管理经验以及产品、市场等资源。在累积因果循环效应的作用下，区域内部的产业门类日益齐全，产业链上的分工日益细化，参与产业内分工、价值链分工的企业都将在某一个或某几个增值环节实现专业化生产，并逐渐培育出核心竞争力。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其他配套行业又将进一步产生与发展，从而使产业集群地区的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和完善，分工与专业化向纵深化发展，为整个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三）产业集群增强了区域持续发展的能力
一方面，分工与专业化给企业带来的边际报酬递增和正外部性使区域内部产业集群的规模持续扩大。伴随产业集群程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群所具备的各类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会使其外部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更趋明显。同时，由政府机构以及教育、培训、科研等辅助机构同生产企业一起，在空间上实现聚集，形成一个柔性生产综合体，并在彼此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强化产业集群的税收效应、就业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等优势。另一方面，区域内部由大中小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链、价值链不断延伸，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涌现，区域品牌逐渐形成，产业集群的自组织系统不断完善，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在外部效益、网络效益和创新效益的共同作用下，产业集群会形成一个自我积累的正反馈过程，最终使整个区域经济形成螺旋式的持续发展能力，拉动区域经济的螺旋式快速增长。
（四）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优先增长的重要支撑
产业集群通过其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创新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势等，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强大的助推作用。我国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也表明，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基础良好、资源禀赋丰裕的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抢占市场先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制造业集聚、FDI集聚以及进出口贸易集聚使这些经济区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推动了整个沿海地区经济的优先增长和快速发展。以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例，截至2008年，全国4 605个制造业产业集群中，东部地区共3 630个，占全国的78.8%，中部地区557个，占全国的12.1%，而西部地区仅418个，占全国的9.1%。从区域内部看，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群中，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拥有的制造业产业集群数量几乎占全国总数的54.5%。这充分说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集群数量越多，尤其是制造业、高科技产业集群越多，该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就越强，其发展速度就越快。
三、城市化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核心
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表明，一个区域的城市数量、发展质量和城市经济实力影响和决定着该区域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和标志，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已经成为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城市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与主导
要素集聚和产业集群的综合优势在城市中的高效整合和强化，使城市创造和积累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了非城市地区，其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远远超过非城市地区，成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行地区。同时，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后，会产生强大的溢出效应，其产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将通过各种流通网络向周边区域辐射扩散。通常情况下，其辐射效应与辐射面积的大小往往与城市经济规模成正比。因此，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的交通运输中心、信息中心、要素与产品流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等，在整个区域经济的综合发展中起着示范、牵引和带头作用，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主导力量。
（二）比较优势是城市经济领先非城市地区发展的核心支撑
首先，城市比非城市地区具有更优质的非移动性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相对于非城市地区而言，城市在非移动性生产要素方面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一是城市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城市对生产要素和产业的聚集力和承载力。二是健全的经济管理机构为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大市场、大枢纽创造了条件。其次，城市比非城市地区具有更完备的生产要素市场。城市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本、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而且相对健全的制度机制等优良条件和环境使城市的生产要素市场变得日益完善。再次，城市比非城市地区具有更大的产业发展载体和拓展空间。产业集群发展与城市化呈现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市场也必然得以延展，城市集聚的产业内容也会发生相应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现代工业化水平加速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各非农产业部门加速转移。二是产业衍生力增强，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新兴产业、先进生产力的不断涌现，使城市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集聚结构合理化，也使城市经济发展规模与质量不断提高。最后，城市比非城市地区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城市高效的要素集聚力使其成为科技人才、先进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之地，成为开发新技术、研制和生产新产品的重要创新基地。城市的科技人才拥有量、高水平的科技创新优势成为其经济优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三）城市群（新型城市群准经济体）是区域经济非平衡发展新动力
受产业集群和工业化的推动，区域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区域中的城市数量逐渐增多，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尤为迅速。而城际轨道交通、高速公路、航空设施的发展使城市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近，城市规模及辖区范围的扩展使地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使城市间的经济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由此，在区域核心城市（增长极）的主导与带动下，基于地缘因素而形成的城市群应运而生；基于市场因素，遵循共同发展目标、共同行动纲领、共同行为准则的指导，由政府主导的区域城市一体化建设开始出现。城市群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具有先进的“资源共享、市场共通、文化共建、制度共融”的开放式发展理念。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准经济体形式和发展模式，它的形成将使城市经济活动的外部环境更加优化，城市的自我修复功能更加健全，移动性生产要素市场更加完善，城市市场供需量更加丰富，直接导致城市的生产要素引力更大、经济发展张力更强。城市群显现出的经济发展新优势，可以说是城市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不竭动力，使区域经济表现出明显的非平衡特征，势必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和趋势。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发展经济学分析
一、前言
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提升城市的竞争力是我国新世纪城市发展的主题。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可以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互动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带动周围腹地区域的协调发展，避免“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心城市就是指在一个城市群中具有较大辐射区域的城市，是一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龙头[1]。当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把建设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城市的定位问题对一个城市的发展非常重要，是城市发展和竞争战略的核心。
二、区域中心城市定位理论
（一）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劳动地域分工造成了各个城市之间的功能、产业的不同, 而这些正是城市定位的价值诉求, 所以, 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城市定位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瑞士是一个经济异常发达的小国, 它的各个城市之间的不同定位和分工正是劳动分工理论最佳应用的写照: “瑞士是一个仅有500 万人口的国家, 却‘小国寡民, 富甲天下’, 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 距日内瓦30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 是体育之城;苏黎世是传统的金融中心, 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 80% 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 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 分工明确, 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4]
（二）都市圈层理论
都市圈是指一个大的核心城市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近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结构的核心是一个大城市,往扩展是一些小城市。都市圈是城市发展的以空间联系作为主要考虑特征的功能地域概念。他们之间相互分工,相互合作。体现了城市之间的主次、依托和带动的关系。[6]都市圈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双向流动的结果。健全的都市圈的运作是以内在的社会经济联系为基础．以便利的交通、通讯条件为支撑，以跨地区的行政协调为保障。都市圈作为城镇群体在空间和经济社会关系上是有主次、依托和带动之分的。在城市定位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都市圈的范围,考虑与其他城市的协作与分工, 实现城市发展的共赢。[5]
（三）共生理论
共生关系认为各城市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的一种状况, 没有一个城市离开了其他单元的存在而能生存下去。刘荣增认为（2001）[6]认为城镇区域空间的不断扩展, 竞争力和协和力是推动其演化的根本动力。竞争力将空间导向与外界环境相抗争, 而协和力则使群体空间整体功能和效率达到协和与共生。同一层次的城镇空间之间以竞争为主,不同等级的城镇空间之间协和力表现得更为明显, 但要真正发挥协和规律的作用, 则需明确的外界控制与规划干预。协和力在空间竞争的后期有可能使不同的空间类型走向集约化和一体化。荷兰兰斯塔德地区6 个主要中心城市的协调性增长显示了很高的同步性, 表明它不同于一般的城镇混 合体而是一个共生的群体, 对外界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空间演化的长期稳定性。[6]
（四）区位理论
经济区位是区域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其重点是通过对区位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
一定的经济活动在一定地域范围进行，不同地域范围的经济活动不尽相同。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Au ust Losch)比较全面、准确地对区位理论进行体系性的构建。他认为“一个合适的区位，必然是一个能保证事情妥善发展的区位”[6]、[8]。这里合适的区位实际上是指一个能够带来效率和效能最大化的经济主体运作空间[6]、[9]。区位构成及其作用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通过互相产生影响和叠加而产生的。区位与区位之间的“反射作用”使区位转变为区位间的相互关系，即区位体系。苏州市近年来充分利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依托开发区建设．大量吸引外资，形成了和上海一体化的全国最大外商投资区，反过来苏州又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构成上海大都市圈的有力支撑。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城市的准确定位是城市发展的头等大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与中国城市和城市政府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中的特殊重要性。正确定位，决定着中国区域中心城市的命运，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不正确，已经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3]。
（一）定位盲目求大，不切实际
定位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不能正确地认识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功能、城市效率及其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特殊作用。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摆脱历史，缺乏对城市历史发展深刻全面的了解认识，尤其缺乏对城市的历史文化及其遗产古建筑的重视、珍爱、保护，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巨大遗憾。许多城市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建筑出现了生存危机。有的具有珍贵文化的价值，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旧城、老街，被当作旧城“改造”对象而被拆除。[2]缺乏对城市文化建设、文明积淀与升华的深刻认识，一味仿洋，规划失控，不理性地追求建大城市和国际性城市。华北某市现有人口不到30万，却在城市规划中决定要将该市建成“华北平原中心城市”、“一个新兴的国际大都”。
（二）定位摇摆不定，反复无常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决定城市定位的软硬环境也在变，城市定位适时调整是合理的，但是这些变化表现为渐变，在一定时期，城市的软硬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它决定城市的合理功能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准确定位，并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城市较优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不少城市，城市规划和定位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因为政府领导频繁更替、好大喜功等原因反复变化，不但优势资源被错误配置，造成浪费也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一些城市一年一个定位，有的城市一任领导一个定位。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90年代提出的天府之都、2004年就提出中国第四城和东方伊甸园两个城市定位，还有2006年提出的休闲之都，这个定位还引发了成都与杭州的休闲之都的纷争。2007年提的“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其他的定位还包括“美食之都”、“美女之都”、“多彩之都”、“成功之都”、“熊猫故乡”等，最新的城市定位则是“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最新的产业定位则是“西部金融中心”。定位是一年比一年换得快，定位问题萦绕在成都人和成都市政府心中挥之不去的纠结点。
（三）定位功能趋同，恶性竞争
城市定位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开放程度。城市在定位时，必须考虑外部因素，特别是区域因素， 同周边城市既分工又合作，通过互惠双赢，实现最优发展。但不少城市狭隘理解区域竞争，搞区域分割，互不妥协，自成体系，导致小而全和功能趋同。在一些沿海城市有自己的港口，在一些地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机场、铁路专线。最后导致这些城市的功能大同小异，缺乏个性，恶性竞争，两败俱伤。比如，武汉因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名扬海内外，其他城市纷纷盲目模仿，建立了许多大型批发市场，城市之间并为争夺商户展开激烈竞争(减免税收、摊位费等等)。结果使得批发商场过多，许多商场不得不关门和改作其他用途。同时，作为竞争对手，城市之间还会由于地方利益大打保护战，这种保护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各个城市都在开展城镇化建设，但城镇体制和特色却严重缺失，各地以自我为中心，小城市按照大城市建设，大城市按照特大城市建设，大规模拆迁，最后导致城市风貌也被破坏了。
（四）留恋历史、定位不准。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城市之间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差异巨大，城市建设注重特色是应有之举，也是魅力所在。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挖掘自己的特色，使城市建设朝自然、人文环境有机融合，这才有利于保持和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有些城市热衷于搞“假、冒、伪、劣”的人造景观，制造所谓城市特色，恰恰是对城市特色的破坏。目前我国很多区域中心定位过于把历史文化背景，出现定位不准确。
（五）定位避重就轻，以点带面
城市功能不仅决定了多种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十分不同。但目前不少城市，仅仅根据一个或几个不重要因素，就轻率进行定位。有的城市因自然环境优越，就将其定位为人居中心；有的城市因有港口，就将其定位为物流中心。由于并不具备其功能形成的其他关键因素，定位落空，城市失败。例如，成都定位中，李宇春和农家乐代表成都，实际上，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结果，李宇春或许代表了成都青年人的洒脱和机智，农家乐或许代表了成都集麻将、茶馆、火锅其乐融融的休闲形象，《新周刊》认为这并不能代表成都的全部，因为这是由数以万计的普通人的私人判断构成，不能以点代面。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问题的经济原因
（一）政府的有限理性与发展机遇的不确定性
当前经营管理意识变化越来越快捷，资源越来越虚拟化，信息分布越来越不均衡[7]，区域中心城市政府在此环境中变得越来越不理性，使得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素和发展机遇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从而造成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表现出言过其实，即定位过于超前或定位目标过低，甚至失去区域中心城市的原有的特色和竞争力。
（二）城市政府可利用资源的有限性
在城市相互竞争的过程中，谁在基础设施上先行，谁就奠定了竞争力的基础，所以每个区域中心城市都争相扩大投资力度，都希望能大量举债经营。[7]这就要求每个地方政府缩短战线，降低投资成本，从而在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过程中避重就轻，以点带面。
（三）规模经营与竞争活力
争论了40年的“马歇尔冲突”让城市政府有机地与自己的利益结合了起来，区域中心城市政府为了提高城市的经济竞争活力，为了自己的招商引资工程，大力宣传城市的大气，把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为“国际大都市”、“辐射东南亚”等不切实际的定位，把自己所管辖的摊子为所欲为地放大，以求得规模经营，片面追求城市经营的成本下降。
（四）政府领导短期行为与寻租行为
由于区域中心城市政府领导任期太短，领导为了表现自己在任期的政绩，上任就怀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雄心壮志，使得各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建设往往都按照一种文化模式、一样的设计风格操作，造就城市建筑风格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在政府领导领导短期行为与寻租行为严重破坏了城市资源集聚的有机性。
四、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措施
科学和鲜明的城市定位，可以正确指导政府活动、吸引外部资源和要素，最大限度地聚集资源，最优化地配置资源，最有效地转化资源，最有效地制定战略，最大化地占领目标市场，从而最有力地提升城市竞争力。否则，城市定位不准，就会迷失方向，丢掉特色，丧失自身的竞争力。笔者借用刘荣增（2001）[6]等的相关理念，现就区域中心城市定位与发展从区域经济理论角度提出如下措施：
（一）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前提――加强区域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
必须构筑发达的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尤其是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通过发展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可以减少区际交流的阻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资源能在区域内实现合理的配置．产出更大的效益。当前，就苏沪而言，一是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价值，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以及配套港；二是完善陆路交通网．包括沿江铁路、高速铁路沪宁段以及沪苏锡常轻轨快速干道的建设。再逐步考虑通讯、供水、供气以及互联网一体化建设和区域设施共享问题，这样才能保证“前店后厂”模式的有效实施。
（二）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关键――加强产业联合与分工
产业是城市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经济基础。区域中心城市与辐射城市之间更应加强协调，联动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理顺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扶持主导产业，配套发展辅助产业，以产业部门的梯度转移为纽带，使整个区域经济内部既有分工，又有联合，优势互补，联运发展，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最终达到优化产业结构以现代服务业带动全盘经济。
（三）区域中心城市定位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加强区域一体化的构建
区域中心城市决策者应该有联合协作的意识和“共赢协同”的理念。市场经济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区域中心城市与其腹地内各城市都要追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网络经济时代，只有联合才能增加在区域竞争中的整体实力，增强在区域劳动分工中的竞争力。必须树立协作共赢的理念，特别是加强区域腹地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联系。加强联系不是不要竞争，而是在联合前提下竞争（即合作竞争），加强区域中心城市与区域其他城市一体化建设，改革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思路，做好区域内功能分布，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对腹地内城市的辐射作用力。
五、结束语
一个好的城市定位，有特色优势的城市定位本身就是城市发展出色的开端，尤其是区域性中心城市。所以要提升城市的竞争力，特别是提升区域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必须改革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思路，使区域中心城市对未来机遇捕捉能力不断提高。正如伟大的科学家巴斯德所说的“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那样，21世纪的经济发展机遇只会偏爱那些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上善于创新的城市。总之，区域性中心城市定位需要综合考虑横向与纵向的各种因素，既要注重城市自身的发展性基因，又要注重城市周边的区域，在城市网络体系中寻找自己的定位节点，而不能孤立地进行自我欣赏型的城市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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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发展进程；SWOT；发展进程与策略。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279-01
一、区域
（一）定义：根据一定的目的和原则划分的地球表面一定的空间范围。它是因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内聚力形成，并由历史奠定具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整体。
（二）区域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是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核心，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体。同时，一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区域背景的条件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
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城市作为区域的核心，是指它在国家或地区一定区域范围的发展中承担的不可替代的任务与作用。城市不断的通过人流，物流，能量流，信息流与区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作用，通过对的影响，成为区域的中心，区域通过提供农产品、劳动力、商品市场、土地资源等等而成为城市发展的依托。小城市则为大城市提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生产基础与社会基础。
（三）区域发展现状：区域协调发展是当今时代城市发展的主旋律。由于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众多的负面影响，社会分工不和谐，污染严重，众多问题抑制了城市的和谐发展，阻塞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道路。
二、城市发展状况
（一）城市化：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人口，用地和经济、文化模式由农村型转向城市型的过程和趋势。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职业的转变，表现为农业人口不断减少，非农业人口的不断增加。
（2）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产业的比重减少，二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同时，产业实现现代化、信息化。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不断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方式的进步对城市化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1.城市化初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了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城市数量人口不断增长。
2.城市化加速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城市化发展不均衡现象逐渐放大，社会分工、资源配置、政策限制给区域与区域之间，区域内城市之间的发展造成了分裂与矛盾。
（三）SWOT分析大小城市的发展：运用SWOT的方法，分析大小城市之间发展的状况，做出比较，并分析大小城市发展的利与弊。通过比较做出评价以及考量，如何有利于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健康、协调、可持续、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
1.大城市发展：
（1）S：大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加速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城市具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对于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较大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来源主要是大城市的发展。
（2）W：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发展质量较差。以牺牲环境的模式造成了人与社会、自然的不和谐。城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社会问题涌现。
（3）O：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利于城市发展。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科技技术及其产业的崛起成为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动力。较丰富的发展经验以及资源利于发展。经济全球化、城市发展现代化、信息化是大城市的优势。
（4）T：大城市发展造成的诸多城市病是阻塞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好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大城市发展将要面临的挑战。
2.小城市发展：
（1）S：小城市具有较多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城市发展的原材料。小城市具有良好的环境优势，自然基础。
（2）W：小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缺乏强有力的企业。。小城市的城市规划还不完善，基础设施还不完备。人才和科技都比较落后。
（3）O：我国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均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正在转型期，政府政策的支持，交通设施的优化，信息网络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都有利于小城镇的发展。
（4）T：小城市发展现在仍然面临诸多的挑战。如何招商引资，吸引高质量，高技术人才是小城市发展的关键。如何发挥自我的优势，创建特色的发展模式，以及经济发展的形式是小城镇应当思考的问题。
（四）辩证看大小城市的发展：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片面的看待大小城市发展的优与劣，都不利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大城市有大城市发展的优势，小城市有小城市发展的好处，我们应当以区域发展的眼光，看待城市发展问题。应当在促进小城市稳步发展的同时，保证大城市的健康、持续、科学的发展观念。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河南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4-7-4
Study on the Linkag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Henan Province
Xiao Yanxia1 HeChun2 Zhang Helin1
（1.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2.School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 The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of Henan Provincial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tenth Party Congress of Henan Province pointed out to build a new pattern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Henan.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and way. To this end， the plates of regional economy in Henan were first divided， then regional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of 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were analyzed， and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Henan regional economic linkage development wereput forward.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linkage development； Henan
1 区域板块划分
研究河南省域内的区域经济联动发展，首先要合理的划分经济区域。根据《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我们将河南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和黄淮经济区等四个经济区域[1]。
1.1 中原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①（狭义）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9个城市。2015年底，中原城市群的土地面积为5.88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总人口为4 150.30万人，2015年的生产总值为21 886.25亿元。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省中心地区，各城市到省会郑州市的距离都在100公里以内。中原城市群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区位优势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全省优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都聚集于此。从空间布局来看，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的中心区域，在河南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龙头”带动作用，中原城市群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程度均高于河南平均水平，而且拥有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如郑州宇通客车集团、郑州日产汽车公司、银鸽实业、新飞电器、漯河双汇集团等。
1.2 豫北经济区
豫北地区包括安阳、濮阳、鹤壁三市，区域面积为1.3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3%。豫北地区位于河南北部，是河南省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豫北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油气资源，工农业基础较好，人力资源丰富，但水资源匮乏，主要有鹤壁煤业、中原油气、安阳钢铁厂等知名企业。
1.3 豫西南经济区
豫西南地区位于河南省的西南部，包括三门峡和南阳两市，土地面积为3.7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2.3%。豫西南地区具有丰富的有色金属、水、矿产等自然资源，工业基础较好，而且人力资源充足，主要有天冠集团、三门峡天元集团等知名企业。
1.4 黄淮经济区
黄淮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四市，土地面积为5.67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34.1%。该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水资源较为充沛，农业资源优势比较突出，但该地区工业基础较弱，产业结构、工业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均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2]。该地区主要有周口莲花味精厂、辅仁药业、天方药业等。
2 河南省各区域发展差距
2.1 经济发展差距
表2为2015年河南省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河南省四个经济区域在经济总量的排名，依次为中原城市群、黄淮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和豫北经济区。但从人均GDP上看，四大区域的排名又为中原城市群、豫北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和黄淮经济区。可以看出，不管是从GDP的总量来看，还是从人均GDP来看，中原城市群都是位居第一的，中原城市群位于河南中心地带，同时又是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其优越的^位条件和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处于河南省领先地位，带动并引领其他区域的发展。其次，人均GDP排名第二的是豫北经济区。豫北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在河南省排名最低，这与其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豫北经济区的三个城市均属于资源型城市，重工业基础较好，经济发展基础雄厚，导致豫北经济区在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排名比较靠前。再次，人均GDP排名第三的是豫西南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为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带动了餐饮、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但豫西南经济区的服务业欠发达，导致豫西南经济区与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差距。人均GDP排名最后的是黄淮经济区，黄淮经济区地势平坦、水资源充沛，适合农业的发展，因此，黄淮经济区主要发展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由于农产品的附加值低，而且黄淮经济区农业人口多，导致黄淮经济区的人均GDP是最后一位。
2.2 产业结构差异
从表3中可以看出，黄淮经济区第一产业比重为0.22，远高于河南省的平均比重0.11。这主要是因为黄淮经济区以生产和加工农产品为主，第一产业比较发达，而工业和服务业基础比较薄弱。豫北经济区第二产业比重为0.55，高于河南省平均比重5个百分点，豫北经济区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工业基础比较雄厚，如鹤壁以金属加工业为主，安阳以加工和生产钢铁为主。中原城市群的第三产业比较发达，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此外，河南省的省会城市郑州市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金融、商贸、物流业十分发达，带动了中原城市群其他城市的发展。豫西南经济区的第一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第二、三产业发展还有待加强。
2.3 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2015年，中原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 155元，比2005年增加17 516元，增加2倍多。2005年，中原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豫北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的1.05倍，1.09倍和1.27倍，而到了2015年，中原城市群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其他三个地区的1.03，1.11，1.17倍，除了豫西南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与其他两个经济区的收入差距有缩小之势。同样，中原城市群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5年的3 433元增长到2015年的12 653元，增加2.69倍，2005年，中原城市群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豫北经济区、豫西南经济区、黄淮经济区的1.12倍，1.17倍和1.40倍，而到了2015年，中原城市群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其他地区的1.10倍，1.16倍，1.39倍，与2005年相比，中原城市群与其他经济区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的差距变化不大②。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看，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发展格局。其中，中原城市群作为河南省的中心区域，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处于河南省的领先地位，其次是豫北经济区，凭借其丰富的资源优势和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仅次于中原城市群。豫西南经济区则因交通不便利导致在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中较为落后。而黄淮经济区主要以农业为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导致黄淮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3 河南省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行政区划制约
整体来说，目前河南省区域经济联系水平仍然较低。受到行政区划的影响，各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需求，不同程度的对本地企业进行保护，而对外地企业采取非市场手段进行“打压”，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限制那些对本地不利资源的流入和对本地有利资源的流出。为了招商引资，各地争相压低土地价格，造成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政府的这种行为严重阻碍了资源的自由流动，降低了经济生产效率。为了促进河南省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防止地方经济利益的冲突，河南省要制定出有利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最优合作机制。
3.2 交通基础设施制约
河南省各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差异较大。如中心区域的中原城市通便利，有着优越的区位条件，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省会城市郑州，交通区位优势更加独特，造就了州独特的经济优势。豫北经济区和豫西南经济区的地理位置虽然稍次，但交通条件尚可，尤其豫北经济区与环渤海地区较近，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黄淮经济区在河南区域中交通条件中最不发达，虽然商丘处在京广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但整体上黄淮经济区的区位优势不明显，接受知识、信息的能力较差，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3.3 产业结构制约
产业结构的高低直接影响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影响经济的效率。产业结构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有所差异。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原城市群和豫北经济区的产业结构相对合理，第一产业比重较低，二三产业比重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中原城市群和豫北经济区主要以纺织、化工、机械等工业部门为主，而且交通位置便利，通讯和服务业也比较发达，所以，三次产业比例相对基本协调。而豫西南经济区和黄淮经济区的第一产业比重较大，高于河南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低于河南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不合理，从而制约该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间的经济联系。
3.4 中心区域辐射能力制约
中心区域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对整体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心区域可以通过自身的吸引和辐射能力，影响区域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调整，使整体区域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实现河南整体区域效益的最大化。一般而言，中心区域是区域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核心区域，在河南省区域中为中原城市群，但中原城市群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远远不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主要原因在于中原城市群虽然是河南省的核心区域，但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尤其是核心城市郑州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增强和提升。
4 政策建议
4.1 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中心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的中心区域，而郑州市又是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郑州市的经济首位度还比较低，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比较弱。因此，要加快河南省区域经济联动发展，首先，要把郑州做大做强。为此，在进一步优化郑州制造业内部结构，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郑州的电子信息，现代金融、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加快建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坚实向国际商都迈进，持续增强郑州的综合实力竞争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其次，加强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其它城市的融合与集聚发展。把郑州做大做强需要持续艰苦的努力过程，其它省区的中心城市也在加快发展，与此同时，加强郑州与中原城市群其它城市的融合与集聚发展，形成紧密型的抱团发展、集聚发展优势是必然选择。河南的城镇体系结构不像湖北的首位性城镇体系结构，是典型的有规则的等级-规模序列分布结构态势，应尊重和顺应河南的城镇体系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国家未来城市发展与区域空间拓展大势，重点开展与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四市的深度融合，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积极开展与平顶山、漯河、济源的融合，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使中原城市群发展成为国内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开放型城市群，增强中原城市群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与河南其它三个区域经济的联动发展，最终带动提升河南省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
4.2 发挥区位禀赋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域劳动分工
受到自然、历史、地理等区位和要素禀赋因素的影响，河南省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所不同。各地区应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依照“发挥优势、分工互补、联动发展”的原则，努力培育地方优势产业，进行合理的地域劳动分工与合作。中原城市群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便利的区位优势，可以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豫北经济区和豫西南经济区具有相对丰富的矿产资源，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新型建材、能源等工业，增强第二产业竞争力；黄淮经济农业资源较为丰富，可努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并将优势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拉长产业链，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农业，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
4.3 建立跨区域的协调联动发展机制
加强河南区域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最主要的障碍是区域间城市各自为政的局面。河南省应该尽快建立跨区域的具有约束力的联动协调发展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的界限，构建河南统一的大市场，推进劳动力、资金、信息、技术等要素在统一市场中的自由、平等、合理、有序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建立区域城市之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推进区域城市之间的互联互通，加快相邻城市之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从而密切区域城市之间的联系，促进区域城市的协调联动发展[3]。
4.4 优化空间布局，形成产业发展轴带新优势
产业带的发展不仅能够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还能够加强区域城市间的联系，增强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要加强河南省区域城市间的经济联系，需要积极培育构建河南产业发展带。目前，河南省有四大产业发展带，郑―汴―洛陇海产业发展带、新―郑―许-漯京广产业发展带、新―焦―济南产业发展带、洛―平―漯产业发展带，这些产业带依托重要的交通要道，承担着联通和辐射经济区的重要功能，通过推动产业带内生产要素的整合和集聚，对于加强区域经济实力，提升区域经济辐射带动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十三五”时期，河南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河南多个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机遇和优势，依托发达的现代交通网络，用产业带把众多创新发展片区贯串起来，形成产业发展轴带和网状衔接新优势，构筑“一区三圈八轴带”区域空间拓展新布局，促进打造优势互补、密切协作的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新格局。
4.5 优化区域城市交通网络，提高区域间通达性
加强区域内的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主干线、城际轨道交通网建设，加速构建以郑州为核心的米字形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及其网络，缩短区域城市间人流、物流的时间距离，提高区域的通达性和要素聚散的便捷性。为此，按照“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要求，加快构建郑州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统筹推进地区性枢纽建设，形成以郑州枢纽为核心，与地区性枢纽联动互补、层次分明、功能配套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全面提升枢纽设施一体化水平；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的原则，以航空网、米字形高速铁路网、高等级公路网为重点，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和油气管网建设，形成多式联运、内捷外畅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5]。通过优化区域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加强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联动发展。
注释：
①目前对中原城市群范围的界定有三种：一是根据《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中原城市群是“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_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的城市密集区”；二是根据《中原经济区规划》，中原城市群是“包括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许昌、漯河、济源9市的中原经济区发展的核心区域”；三是根据《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原城市群以河南省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新乡市、焦作市、许昌市、漯河市、济源市、鹤壁市、商丘市、周口市和山西省晋城市、安徽省亳州市为核心发展区。联动辐射河南省安阳市、濮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淮北市、蚌埠市，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等中原经济区其他城市。”鉴于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河南省域内的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故本文这里是指第一种界定即狭义的中原城市群。
②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河南统计年鉴2016》《2016年河南省统计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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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 经济发展 熵变方程 协调性
引言
城市化系统和经济系统是社会经济巨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这两个系统之间彼此联系，交互促进。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进程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城市化如果速度太快或太慢，超出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或滞后于经济发展，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效应。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用协调性来度量。协调发展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内在性的发展，不是单个系统或要素的发展，而是多系统或要素在协调基础上的综合发展。学者们对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较普遍的探讨。如国外比较著名的是钱-赛模型，揭示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变动的一般趋势。王成璋等（2007）对人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性进行系统的研究，杨静等（201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河北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评价，李正等（2010）采用主成分-典型相关法解析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机理，桑秋等（2008）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沈阳市人口、经济、空间与环境的协调度进行分析。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在学界得到普遍认同，但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却存在严重的分歧，主要有3种不同的观点：城市化严重滞后论；基本协调论；超城市化论。本文基于空间视角和时间维度，采用熵变方程建模，探讨西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
西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构建及结果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遵循科学性、层次性、动态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建立反应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为表1，共10项指标，利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设置各指标层的权重。选择的样本数据为西部12个省（市），样本时间范围为1999年至2011年，共1560个样本数据。所有样本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年鉴》。文中和分别表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西部12个不同省（市）分别用NM（内蒙古）、GX（广西）、CQ（重庆）、SC（四川）、GZ（贵州）、YN（云南）、XZ（）、SX（陕西）、GS（甘肃）、QH（青海）、NX（宁夏）、XJ（新疆）标识。分析软件为EViews6.0。
（二）计算方法及结果
由于指标的原始数据量纲不同，为能进行比较，在建模之前采用中心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为：
（1）
（2）
式中，xi′，yj′分别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原始指标的标准化值，xi、δi分别为人口城市化指标的均值及标准差，yj、δj为经济发展指标的均值及标准差，其计算公式为：
（3）
（4）
U1（t）、U2（t）分别代表第t年度的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水平指数。
（三）西部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趋势分析
自1999年到2011年，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交互作用，共同推进城市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发展。1999年到2002年，表现为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进程，即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2003到2008年，西部进入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2009年至2011年，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城市化水平提升。这一分析结果与钱纳里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一般趋势相吻合，即在人口城市化之初，城市化由工业化推动，工业化通过调整生产的供给结构来满足并适应城市化引起的各种需求，即表现为经济增长带动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受工业化初始推动的城市化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升，体现为城市化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见图1）。
西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分析
（一） 协调度模型的建立—熵变方程
本文采用物理学中熵理论构建协调度模型，对任一体系，熵变的表达式为：
（5）
其中，dS表示系统的总熵变，di S是系统的内熵，di S >0，de S是外熵，其值可正可负可为零，系统的总熵变取决于外熵变与内熵变竞争的结果。dS>0，是正熵，意味着系统向混乱无序的方向发展，是退化的标志，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发展不协调；dS
（二）西部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西部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如表2所示。
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图2、图3，可看出西部区域协调度具有空间不平衡性和动态波动性。一是从空间分布上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呈带状分布。2000年，基本协调和协调发展区域从西北到东南，自上而下，形成中间带状区域，包括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四川、贵州、广西；不协调发展区域分布在带状区域的两侧，包括西部新疆，西南地区云南，东北地区的内蒙、陕西、重庆。二是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具有动态波动性。2000-2006年，、内蒙古、云南、重庆四个地区由不协调发展变为协调，宁夏和广西两个地区由协调发展区域变为不协调发展区域。
结论
从西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二者之间交互作用，共同促进。1999至2002年，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化进程，2003年至2008，城市化拉动经济进一步增长，2009年后，经济发展以快于城市化水平的速度提升。
西部区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具有空间的不平衡性和动态波动性。2000年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呈现带状分布，自西北向东南为协调发展区域，不协调区域分布在其两翼。随着时间的推移，协调度呈现不稳定性，协调发展区域和不协调发展区域发生动态变化，但呈现面状分布的良好势头，城市化系统和经济增长系统协调发展共同推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有序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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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粤桂区域；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2-0043-06
一、加强粤桂区域合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当前，在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下分析研究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新思路，对提升粤桂区域城市经济综合实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对提升粤桂区域城市开放合作水平，加快建设成为我国西南、中南、华南地区开放l展的新战略支点核心城市；对加快粤桂区域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提升省会城市综合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先行一步并高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对周边区域城市产生了巨大的辐射效应，在泛珠三角区域“9+2”地区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商业流。据统计，2014年以来，仅南宁与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投资项目达577个，实际到位资金539.28亿元，涉及机械制造业、电子信息、食品加工、商贸物流、旅游、文教、娱乐、房地产、建筑等多个领域和行业。因此，深化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粤桂区域当中的省会城市充分发挥自身特色，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资源互补，有效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辐射带动力和区域影响力，整体提升粤桂区域省会城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水平。
（二）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泛珠区域城市的互动和融合
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除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外，其他9个行政区可划分为东部（广东、海南、福建）、中部（江西、湖南）和西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三大板块，三大板块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均有明显差异，而有差异才有合作的空间和机会。粤桂区域位于东、中、西三大板块的连接处，拥有丰富的内河、海洋航运和水路、陆路直达运输资源，有利于形成与三大板块密切联系的中转枢纽；同时，随着商务部确定南宁、广州为落实内地与港澳加强经贸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示范城市，进一步密切了粤桂区域与港澳城市的经贸联系。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随着粤桂两省区合作的不断深化，对便捷城市间的人流、物流和商流，加强城市信息互通协作，促进泛珠区域城市互动和融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与东盟市场的对接
2004年，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永久落户南宁，南宁成为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的前沿城市。作为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的一员，粤桂两省区位于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地理交汇处，连接东西，贯通南北，是泛珠三角区域内与东盟国家既有陆地接壤又隔海相望的省区。粤桂区域在泛珠与东盟乃至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粤桂渠道”也正在形成。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搭建泛珠与东盟的海陆空交通枢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平台和产业合作基地，大大增强粤桂区域与东盟的对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对发展地方经济、扩大中国对东盟的影响力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的新机遇与条件
在国务院提出“泛珠三角”战略的框架下，粤桂区域省会城市谋划新发展已是一个重大课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使粤桂区域再次位列国家发展大局中，粤桂区域合作有了新的内涵，更迎来了新一轮的重要发展机遇时期。
（一）粤桂区域合作新的机遇
1.区域一体化发展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从国际形势上看，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实力和竞争能力的必然趋势，大多数国家都参加了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了以城市群为节点的区域一体化。当前，国外有几个城市群以江河湖海为依托载体，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发挥区域整体优势，其中具有代表的城市群有：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从东京、横滨，到名古屋再到京都、大阪、神户；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分布在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一直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这些城市群重视江河湖海资源的开发利用，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现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一体化范围越来越大，合作的内容和层次也越来越丰富。从国内发展上看，政府主导和市场参与作为我国区域发展的两大推动主体，并在其双重力量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代表性的区域经济板块。如以江浙沪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经济区、以京津冀为代表的环渤海经济区等三大区域板块，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发展。以上城市通过城市群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以集聚效应形成资源洼地和经济增长极，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实践经验和借鉴启示。
2.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发展方向和政策保障。2004年中央提出“泛珠三角合作框架”，将内地9个省区和港澳两地共同纳入泛珠三角经济区域，9个省会城市广州、福州、南昌、长沙、南宁、海口、成都、贵阳、昆明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正式启动。十年之后，2014年7月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横跨东西部、以流域经济合作为主题的区域规划。按照《规划》要求，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将以“一轴、两核、四组团”的模式进行空间布局，确定南宁与广州并列成为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中的“双核”城市。随着珠江一西江经济带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表明国家在南方地区将形成由长江、珠江两大国家战略级全覆盖的新的区域发展格局，南宁、广州一并成为珠江一西江区域发展的龙头城市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2013年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得粤桂两省区同时处于三大国家战略实施框架中，建立了更加紧密的东中西联动发展关系、新时期内地与港澳经济关系、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为推动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和政策保障。
3.各领域的联动互通为粤桂区域合作提供了发展契机和战略基础。粤桂区域城市经过十年的发展历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机制不断创新。尤其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得珠江一西江经济带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柳州、梧州、贵港、百色、来宾、崇左7个城市以及广东省的广州、佛山、肇庆、云浮4个城市在基础设施、经济联系、社会文化交流、生态环保、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加之粤桂区域资源条件优势互补，利益诉求互惠共生，功能定位协作发展，发展目标互利互赢，为粤桂两省区合作发展奠定深厚的基础，并为多机遇重叠、多区域合作的粤桂区域积极参与，主动融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空间。
（二）粤桂区域合作的良好条件
从粤桂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可看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条件、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多重的优惠政策，为深化粤桂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粤桂两省区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港澳，南临北部湾，西接中南半岛，处于中国西南、华南沿海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三大经济圈的交通枢纽中心以及泛北部湾、泛珠三角、大西南、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四个经济圈的结合部。“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桂区域的发展应围绕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做文章，广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广东则突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两省充分利用区域优势主动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升级版。
2.生态资源禀赋优良。粤桂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首先就是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南宁地处有色金属地带，已勘探发现的有色金属有41种，为全国矿种的三分之一。其次，粤桂两省区作为我国西南、东南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基地，盛产30多种农副土特产品以及40多种亚热带水果。再次，中草药资源丰富，有银花、田七、桂皮等300多种。最后，粤桂区域周边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是全国旅游、客货、物流中转站和集散地。
3.综合实力稳中有进。粤桂区域经济发展迅速，充满活力。以南宁为例，“十二五”期间，南宁市GDP年均增长10.6%，且在“十三32”规划中确定未来5年南宁GDP将保持年均增长8%的发展目标，为南宁与广东省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强大的动力。“粤桂渠道”凸显，投资潜力巨大。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重要城市，粤桂区域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优势明显。“十二五”期间，广西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54%，而广东省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在对外投资的规模上也一直占据国内各省区的榜首位置。
4.优惠政策多重支持。特殊的区位优势使粤桂两省区中的地区享受了沿海开放城市、少数民族区域、边境地区开发和中西部地区优惠政策。除了享受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层面也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如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区域合作十分重视，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粤桂合作框架协议》《落实广东广西推进合作项目任务分工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深化桂湘合作框架协议》《全面加强闽桂战略合作协议》《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桂沪、桂渝和桂豫合作框架协议工作方案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制度。多重的优惠政策对于促进粤桂区域合作，形成发展合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推进粤桂区域合作发展的思路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有关省区的定位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要求，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的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一，广西的定位是“一带一路”有C衔接的重要门户，要大力推进港口、陆路、航空、口岸、信息等互联互通建设，构建面向东盟区域的国际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广东的定位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重点突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粤港合作和经贸合作等三方面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有利于连接区域间的政策沟通、基础设施联通、贸易流通、融资畅通以及人员交流，实现海陆丝绸之路的互相支撑，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联动合作内容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下深化粤桂区域联动，合作形式上要建设网络状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圈；合作内容上要实现省会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主要是发挥南宁、广州两个中心城市增长引擎作用，并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空间布局，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梯度的联动关系。
1.着力发挥南宁市、广州市“双核驱动”效应。南宁市和广州市地处西江黄金水道直通粤、港、澳的重要枢纽，是省会城市，还是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粤桂区域合作要推动南宁市、广州市增长极城市产业集群化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实现交通联通、产业联动、城镇连片、生态联保，中心城市一体化逐步形成，为“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省会城市整体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见图1）。
2.有重点、有层次、有步骤地推进粤桂两省区间城市的梯度合作。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是区域城市之间，城市群之间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通过结合不同的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进行合理的城市群布局，逐步从城市内部区域联合向跨地区综合性联合发展，形成“点”“带”“网”相结合的开放性流域空间格局。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城市合作，按照流域经济特征和城市群发展水平，经历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梯度联动合作（见表1）。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发展思路
粤桂两省区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机遇，借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通过城市群集聚和辐射作用不断强化和扩大区域影响力，进一步凸显“粤桂渠道”的区位影响力。基于不同层次的区域定位，其发展思路定位可通过以下四个层次体现：
1.通过“双核驱动”影响力深化粤桂合作。南宁市与广州市地缘接近，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但经济发展水差明显，并沿着珠江一西江流域呈现“发达-落后”梯度态势。粤桂两省区以珠江一西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一方面借助西南工农业原材料加快发展，另一方面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实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有效衔接和全面整合。作为重要增长极之一的南宁，可利用“双核驱动”影响力获得更大范围的资金、技术、人才、产品，形成强大的资金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粤桂两省区通过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发挥“双核驱动”影响力，把南宁、广州两市打造成为引擎区域的重要增长极。
2.通过“泛珠节点”影响力推进东中西三大板块合作。东中西三大板块组成的泛珠三角区域内，由于各省会城市间资源条件的优势互补、交通体系的互联互通、经济发展的梯度极差等状态，使区域内的深化合作有着巨大的空间。粤桂两省区地处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的承载地和溯江而上发展的重点区域，加快西江航道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建设，打通粤桂地区的大动脉，使粤桂区域成为真正意义上连接西南、中南、华南的重要枢纽和东中西三大板块构成的泛珠三角大区域的重要节点。作为“9+2地区”内的泛珠区域重要节点，粤桂区域内应加快建设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业基地和信息交流、交通枢纽、金融中心，进一步提升两广的区域开放合作前沿中心城市地位，增强粤桂区域对西南、中南、华南地区的开放辐射带动作用，推进东中西三大板块的互动和融合。
3.通过“CEPA”影响力促进港澳与内地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一直作为港澳连接内陆的重要腹地发挥积极的作用。港澳作为重要的外资来源地，随着“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一方面，要发挥南宁、广州作为“落实CEPA示范城市”的品牌优势，消除贸易和关税壁垒，面向港澳地区重点开展高新科技、现代服务业专题招商，力促港澳大企业投资粤桂区域。另一方面，粤桂两省区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内陆市场资源，紧紧抓住承接产业转移和服务业开放合作两个重点，使南宁成为港澳直接腹地的省会城市，推动香港、澳门的直接腹地从珠三角延伸扩大到泛珠三角，深化港澳与内地市场的合作交流，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港澳与内地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同时，也为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提供重要的支撑条件。
4.通过“中国-东盟”影响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通过建设陆地和海上交通走廊及网络，进一步加强亚非欧三大洲的联系。粤桂两省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各自的定位和发展，在深化粤桂两省区合作中，着力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门户新枢纽，要通过发挥“中国一东盟”合作发展的“门户城市”影响力，为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提供平台和服务支持，加强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合作，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纽带产业”，不断提高粤桂两省区在中国一东盟合作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推动以东盟为重点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整合。四、“一带一路”战略下粤桂区域合作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沟通机制
1.完善泛珠三角省会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建议在联席会议制度内根据工作需要成立专责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切实推动粤桂区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
2.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建议由粤桂省会城市主要领导成立联合协调理事会，作为合作建设的最高领导与协调机构，负责决定与协调合作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3.畅通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发挥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建议将部门推进的合作协议落实的责任分工完成情况纳入督查工作计划，加大督促、检查力度，持续推动粤桂城市工作发展。
（二）强化区域政策协调
1.共同争取国家先行先试政策支持。深入研究粤桂两省区在国家政策层面可享受的先行先试政策，争取国家将环渤海、长三角区域在产业、金融、环保等先行先试政策拓展延伸到粤桂两省区域合作中，尽量争取更多部级的先行先试政策落户粤桂区域。争取利用珠江一西江经济带等优惠政策，在金融改革、财税和转移支付、生态补偿、流域治理等领域加快创新实验，率先开展相关领域的改革试验点。对跨省区合作的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重点产业项目共同争取国家在资金、土地方面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政策叠加。
2.加大市场要素政策协调力度。粤桂区域合作应加强沟通，在政策上实现协调一致，统筹规划区域内的要素市场政策。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降低物流、人才流、信息流、资本流和知识流在区域内流动的约束和流动成本，实现资源在粤桂两省区区域内优化配置，使开放的市场成为要素流动和集聚的有效载体。可以发起粤桂省会城市产业发展投资基金，重点支持合作中优势产业、新兴产业、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吸收引进更多社会投资人和国内外投资机构加盟，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为理念，最大程度发挥基金的乘数效应。
3.加大产业政策协调力度。进一步优化粤桂两省区城市产业布局，使省会城市建立起基于自然资源、技术水平、经济基础等要素的产业结构，发挥各省会城市的比较优势。同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南宁、广州等城市既有竞争更有合作，应实行差异化、互补的产业政策，避免同质化引起的恶性竞争。要进一步优化粤桂两省区城市产业结构。广州市、港澳应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同时，支持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推动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整体实力。
（三）搭建畅通的合作交流平台
1.搭建政一产一学一企合作交流平台。要构建纵向连接政府、产业、高校、企业，横向连接粤桂两省区城市合作会商制度，协调、互助制度，共同规划和建设一批共性技术、关键技术攻关和创新平台，合作研究区域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适用技术等课题，实现区域技术创新的共享。
论文摘要：“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探讨和规划对于促进中国转轨经济中区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从城市群发展的角度寻找“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界定其理论内涵，辨析相关概念，以期为日后城市经济带理论的后续问题探讨奠定基础。
一、城市经济带的理论渊源
在理论上，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属于城市群理论范畴之内。城市群理论的研究源于欧美，在国外的文献研究中，从1910年美国学者库恩最初提出都市地区的概念，到1915年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格内斯提出组合城市的定义，以及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弗塞特提出城镇密集区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上比较公认的，也是最先明确提出城市群概念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了最初的城市群概念Megalopolis。戈特曼把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用原意为巨大城市邦的希腊语Megalopolis来命名，用以说明这一北起波士顿、南至华盛顿，由纽约、普罗维登斯，哈特福德、费城、巴尔的摩等一系列大城市组成的功能性地域，在这一地域，城市沿主要交通干线连绵分布，城市之间联系密切，产业高度集聚，形成主轴长600公里，人口3000万的城市密集分布地带。在戈特曼对于城市群概念的表述中运用两个指标来界定Megalopolis，即，较大的总人口规模和高密度的人口分布。首先，戈特曼将城市群的总人口规模下限定为2500万人；第二，戈特曼认为城市群的人口密度至少应达250人／平方公里，核心区密度应更高。此外，戈特曼还指出了城市群应具有高稠密的城镇基础设施和高效率网络流通体系的鲜明特征。他认为，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将会沿着主要交通干道不断延伸。也就是说，城市交通干道越发达，城市会不断演化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经济组合体，而周边的城市群体是一个连续性很强的以内部作用为主、多中心的云状结构，他同时指出“城市核”是比较明显的，“城市带”则在外形上是比较模糊的。
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在国内对城市群的理论研究中，基本上是继承了国外对城市群的概念界定，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衍生出对“大都市圈”、“经济带”的研究。国内学者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广大都市圈理论的，我国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先生对城市群的概念提出得比较早。他认为，将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城市群与西方大都市连绵带和相类似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相比较，都可以称之为大都市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区(简称MIR)。他认为MIR是“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此外，我国学者周起业、刘再兴等人在《区域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大都市圈是“按经济中心来组织管理地区经济，即以大城市为依托，有计划地发展中小城镇，在各大城市周围形成若干以中小城市为主的中小型经济中心。通过它们使大城市同中小城镇和农村相联系，大中小城市与其分别联系着的农村相交织，组成了全国的经济网络。经济网络是以大城市为依托，组成大城市经济圈，按大城市经济圈来安排地区生产布局。”高汝熹教授则在“论中国的圈域经济”一文中首先明确了“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他认为“大都市经济圈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通过经济辐射，带动周围城市和农村，以形成统一的生产和流通经济网络”。此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1993年的研究中也提出“大都市圈，也就是某一城市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同它邻区划或化的地区形成紧密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区”。国家计委宏观院出版的《长江地区产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一书把大都市圈定义为“是以经济比较发达并且有较强城市功能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同其有经济内在联系和地域相邻的若干周边城镇所覆盖的区域相组成的，其经济吸引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相应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地域范围。”另外，曾坤先生把城市协作区定义为“以一个特大城市或一组密切相关的大城市为核心并联结周围地域所组织起来的经济协作区”，城市经济协作区“更讲求中心城市的主导功能和辐射作用”。沈立人先生也认为“大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核心，超越原来边界而延伸到邻近地区，不断强化相互的经济，最后形成有机结合甚至一体化的大区域，又称大都市地区或大都市连绵区。”除此之外，代合治(1998)、薛东前(2000)、周玲强(2000)、姚士谋(2001)也从不同方面探讨了城市群的定义和特征，相对而言，姚士谋给出的定义则比较完整，考虑到了城市群的经济职能、地区空间概念和自然要素等，即，城市带(或称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近年来，随着国内对城市群以及都市圈经济研究的发展，出于研究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不同，逐渐出现了对“城市经济带”如“长江经济带”、“珠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京广经济带”、“环城经济带”“交通经济带”等相关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就“经济带”的确切概念而言，学界尚未给出确切的含义，至今对其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亦未达到广泛的共识。
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界定
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及分析，笔者认为，首先对于“城市经济带”概念的理解应该涵盖在城市群的理论范畴之内。我国学者在国际认可的城市群理论基础上，对于“大都市圈”、“城市经济协作区”和“大都市圈内的城市群”的内涵界定是基本一致的，集中体现了城市群或都市圈的非行政区划性、交通空间网络特点、经济社会联系，以及城市核的辐射集聚特点。其次，在以上国内学者给出的定义中，高汝熹教授对于“大都市经济圈”的定义与曾坤先生对“城市经济协作区”的表述则比较接近于“经济带”的概念。特别要指出的，笔者认为，姚士谋(2001)对于“城市群”概念的理解中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渗透了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他认为“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城市都有与其发展条件相适应的主导产业和配套产业，经过一定时间的开发建设，许多城市最终在一个区域内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群经济。在该经济带内，不同等级、规模、性质的城市构成城市网络。各城市相互嵌套，形成以城市为节点交通线密切联系的地域网络，形成有特色的多层次开放的城市群网络体系”。此外，南京理工大学的朱英明博士(2004)对“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界定进一步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传递出“城市经济带”的涵义，即“城市群经济空间”是城市群区域的产业通过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所形成的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经济空间。此外，张文尝、金凤君等(2002)还侧重从交通网络的角度给出了交通经济带的定义，认为交通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系统；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
笔者认为，作为地区竞争的两种经济发展表现形式，城市经济带与都市圈所强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城市经济带”的内涵更强调某交通运输干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强调经济带的发展依托于交通运输干线并以其为发展轴，以轴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经济集聚和辐射功能，带动交通轴两侧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由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的狭长带状经济区域。如，我国的京津塘经济带、哈大齐经济带等。而都市圈则更强调以一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增长极，由此形成发展程度和特点不同的内、中、外都市经济圈层，如，英国的“伦敦都市圈”和日本的“东京都市圈”等大都市圈。可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市经济带的一般内涵：“城市经济带”是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网络空间连绵分布，以一个或两个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为核心，发挥其经济集聚与辐射功能，并联结带动周围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的经济发展，彼此形成人口密集、产业集聚、联系密切的生产、流通一体化经济区域。具体来说，“城市经济带”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其发生、发展的支撑条件是发达的交通运输和信息网络；其主要的动力源是作为城市经济带内核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其景观表现是城市和产业所构成的城市组群和产业集群；其本质联系是城市经济带区域内城市间和产业间存在的经济联系网络。城市经济带作为一种较高发展水平的经济区域，其固有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城市经济带中的城市是以节点或非节点的方式进行相互作用的聚集体，产业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系和空间联系。
三、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与产业带的概念辨析
如前所述，笔者基于国内外“城市群”理论的演进对“城市经济带”的内涵给出了界定，鉴于“城市经济带”的理论研究是建立在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基础之上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城市群、城市带、经济带、产业带等常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辨析，以进一步明确对“城市经济带”的解释。
首先，自从戈特曼用“Megalopolis”来定义他所长期研究的美国东北部城市群以后，国外理论界就逐渐达成共识将“Megalopol”用来表示像波士华那样的诸多大城市的集合体。然而当戈特曼的“Megalopol”引入中国后，国内对“Megalopolis”的中文表达则出现了“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带”、“都市连绵带”“都市带”、“都市区”等种种译法，甚至在某些文献中被演绎、等同为“城市经济带”、“产业带”，由于这些概念提法具体到不同的分析对象均有其各自的视角和一定的可取之处，因此沿用至今，学界仍未对这些概念进行明确的辨析和统一的界定。一般来说，目前用城市群来表达“Megalopolis”的含义在学界居多，尽管城市群、都市圈、都市连绵带的物理空间布局形态并无太大的区别，但“都市圈”体现了城市间的功能互补，暗含了“首位城市”的概念，圈内城市间只能是“主机——终端”的关系，发展结果不可能是各城市平等协调发展(郁鸿胜，2001)，“都市圈”因此带有行政管理体系的色彩；“都市连绵带”则强调了各城市之间的逐渐过渡，反映了中心城市范围的延伸和功能的辐射，而“城市群”则属于城市等级规模体系，其中的城市与城市群总体之间是“网络——结点”关系，各城市的地位平等、功能互补，也最容易促成“共赢”，也更符合戈特曼的“Megalopolis”原意。此外，把戈特曼的理论首次引入中国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宁越敏教授指出，“都市带”和“都市区”所反映的城市群形成的动力机制也是不同的。“都市带”的形成是靠大都市带动的，整个区域由核心城市扩散、连接而成，举例来说，波士华城市群中，波士顿和纽约这两个城市的界限就是彼此交融相当模糊的。“都市区”则反映了一种自上而下的发展，像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一带，县域经济发达，尽管各地和周边大城市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仍然是以县(级)市为主体的。至于“城市群”与“城市带”，二者在大城市与其周围城市的组合及相互关系方面的表述是一致的，均有城市与城市之间相互联系和资源的配置及大中小城市的功能等级与分工的含义。但由于“带”是指一个狭长的区域，强调城市带的“点——轴”的辐射特点；而“群”有一种“云状”区域的含义，更强调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对其周围城市的辐射半径，因此，这两个概念也是有所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