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6 13:47: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撰写初稿
初稿撰写前要进行深入的构思和较长时间的酝酿，关于篇幅和容量、主题、结构、论证方法、表述形式，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以及文中重要的段落和主要的部分怎样说明，都先心中有数。
一、撰写初稿的条件
1、选题已经确定，并围绕选题搜集到足够的资料。
2、通过阅读资料，已经确定论文的立论和研究方法。
3、通过对参考资料的阅读和思考，对论文的谋篇布局和结构已经了然于胸，并且拟订了论文提纲。
二、执笔顺序
1、从引论起笔。推荐。
2、从本论起笔。
三、写作方式
1、深思熟虑，一气呵成初稿。集中主要精力，抓住灵感不放;围绕主要线索，细节不须纠缠;行笔信马由缰，篇幅不受约束;随记相关联想，争取一气呵成;及时补充遗漏，格式稍加整理。
2、考虑成熟一部分，完成一部分，分段写成初稿
四、注意事项
1、尽量把想到的内容写出来(涌泉式思维法)
2、尽量保持各章、节、条、款、项、段落的均衡和承接(兼顾形式均衡，段落不宜过长过短)
3、注意根据写作进展的需求，适当调整提纲(避免画地为牢)
4、边写边加注释及页码(避免重复劳动)
5、遇有疑难时，及时写在卡片上，留待集中查检工具书解决(集中备忘)
6、随时保持良好的写作状态，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因干扰而中断写作。(一鼓作气，再衰三竭)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集中精力完成初稿，标题可以暂不考虑，内容可以信马由缰，拦路虎可暂时搁置，篇幅可以暂不限制，初稿撰写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尽快搭起论文框架。
修改定稿
仔细推敲，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一、修改定稿的必要性
一方面，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反复探索，才能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它。
另一方面，撰写论文是一门艺术创造，包含语言、修辞、逻辑等多种因素的把握。即便是出口成章也需要修改润色。不要让指导老师成为你的校对工。
二、修改的内容
1、订正观点。
通观全篇，看主题是否鲜明而集中，观点是否明确正确，如果文章没有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主张、意图，那又怎么让别人懂得其主旨呢?
2、验证方法。
3、增删材料。
材料是否典型且详略得当。可有可无的一定不要吝惜。
4、调整结构。
合理的论文结构应具备：一是每一部分都符合论题的需求，对说明、论证论文的观点有帮助;二是有逻辑顺序，层次清楚;写论文如同数学证明，要一环扣一环。三是有主次之分。看每一部分(层次)论据与论点之间是否吻合，有无南辕北辙之弊;各分论点是否有机地服务于中心论点。
有时候还要推敲标题，看是否恰当。往往有这种情况，成文后，怎么读都觉得文题不大相符，于是有人就在文章主体部分大加修改，费时又费力。当然，这应该是一种修改方法，有时是必要的。但据笔者指导毕业论文的经验，在有的情况下，只需改动一下题目，问题便迎刃而解。
文学硕士论文写作格式要求
毕业论文内容由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目录、正文(包括内容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及参考文献)、文献综述、几部分构成。
1.总体要求：
文学硕士毕业论文必须为本专业学术论文，其他内容的论文无效。字数要求在6000字以上。页边距上、下、右皆为2. 4cm，左边距为2.6cm;行距为1.5倍;用A4纸打印。
2.开题报告格式：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居中，字号为小二号黑体)
毕业论文题目(居中，三黑)
(1)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小四号宋体字，下同)
(2)本课题的基本内容
(3)论文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内容：
绪论：
……
本论：
一、……
概括主要内容
二、……
概括主要内容
三、……
一、传统与现代教学方法交互运用
文本细读要达到预期效果，也需改变教师单纯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讲授法是课堂教学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教师的讲述、讲解、讲演，能在短时间内让学生获得大量信息，在传授新知识的早期阶段必不可少，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基本知识。但若一直以教师讲授为主，则对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不利。戏文专业的学生比中文专业的学生文学基础弱，很容易形成学生学习能力差的误解。其实不然。以鲁迅《狂人日记》为例，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出“吃”狂人的有哪些人，但对这些人物形象的解读却感觉困难。这种茫然并非是智力问题，而是因为鲁迅的作品经常被安排在课程之首，学生此时还不懂文学批评的方法导致一时无从入手。但如果将文学鉴赏的方法单列出来讲给学生，必将枯燥无味，不如将方法以问题的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问题教学法是将知识以问题的方式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文学鉴赏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学习初期，通常需要教师设计问题，由浅入深，逐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独立思考。后期则应逐步转变到学生提问题。教师安排学生课前阅读作品，让学生课前自主探究，课中将学生分为两组，一组提问，一组回答;或者一组将学习成果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另一组则提问质询。知识的学习之外，探究型的学习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讨论则提升了口语表达能力，若再以作业形式课后形成论文，亦可锻炼戏文学生较为欠缺的论文写作能力。现当代文学课程所面临的另一难题，是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与有限的课时之间的矛盾。由此，授课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范例”效用。所选的作品应可起到范例的功能，授课过程中也应注意总结、归纳文学鉴赏的规律。以《沉沦》为例，解读潘先生时很多同学还不能注意到其“先生”的身份，之后再看“他”，则能很快注意到其“留学生”的身份，并由此身份入手对人物加以分析和评判;更有部分同学将这一知识分子形象与狂人、潘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相对比，反思现代史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与命运，提高了运用知识的能力和水平。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现代教学方法的运用，要求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为本，强调教师的教法归根到底是通过学生主体活动来获得效能，着眼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而正所谓授人以不如授人以渔，传统教学法与现代教学法的交互运用，是学生掌握文学鉴赏基本方法的有效手段。
二、文学鉴赏与专业实践的融合
对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与研究能力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提升的是实践能力。这也是他们对理论类课程兴趣不高的一个原因，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掣肘，却也是创新的切入点，若能发挥文学与戏文的双重优势，则将实现双赢。讲授与表演的结合，是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讲课程可选用的教学方法。表演是戏文学生的必修课，也是他们的兴趣与特长，将表演带入课堂，截取文学作品中的精彩片段让学生表演并加以陈述，能够检测他们对作品的理解程度，也能活跃气氛，调动学生积极性。以巴金的《家》为例，可表演觉民逃婚后众人的不同反映，演完后开放“观众”进行点评。在互动环节中，对觉新帮觉民说话到底有几分真心等问题经常产生分歧，“演员”表演时对人物内心的揣摩与“观众”对人物的认识在碰撞中激发思考的火花，在讨论中加深了对人物形象的理解。表演的加入弊端在于所需时间较多，即便课前准备所耗费的时间不计，一节课时间学生表演加上点评与讨论，最多只能完成一到两个片段，很难全面铺开。若要实现全部学生的参与，所需课时量占的比重势必过多。当下社会，早就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标志着图像主因型文化取代传统的语言主因型文化。”图像文化的流行对于以文字作为表达手段的文学来讲是巨大压力，而当大众习惯于通过各种影像资料侧面了解文学文本时，误解与偏见也随之而来。但与其排斥，不如将影像资料引入课堂，化危机为转机。
影像之于课堂教学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不重视，其一是限制学生的想象力，其二是难以体味文字之美。对于不喜阅读文字、只通过电影或其他艺术形式了解文学作品的学生而言，作品是以一种固化了的形象出现的，这就弱化了小说为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再者，电影与文学作品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转化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改编，一部分图像无法或很难展示的部分必然会丢失，其他内容也会经由导演或编剧的理解产生一些“误差”，或增或减或变。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之间的差异，正是戏文专业学生发挥其专业特长的空间。教师在课堂上可引入比较的视野，在对改编的评价中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水准。同时，老师也可指导学生讲文学作品自己改编成剧本，表演并制作成短片，既考察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也为文学与影视教学之间搭起了合作的桥梁，不同课程之间若能相互沟通配合，让学生既不必增加学习负担又能锻炼多方面的能力，可谓一举多得。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复杂，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很难较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要综合运用讲授、范例、问题、探究等多种教学方法，使之相辅相成。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化教学设备也越来越普及，电影、电视、图片等不同艺术形式也应参与到课堂教学，通过与文学作品的互读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学质量。更重要的是，文学课程要与应用型专业的专业特征相互协调与配合，实现双赢。
作者：司方维 单位：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论文关键词：文学，文学本质，多元论
近年来，关于文学本质争论不休，主要持有两种观点：本质主义与话语建构，文学的本质到底是本质的还是建构的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学者对文学本质主义采取一致的批判态度，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彻底的反对本质主义。尤其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反对文学本质主义的呼声愈加强烈，这一现象引起我们对文学的本质主义产生反思？文学本质主义在当今文艺学界真的一无是处了？真的要消亡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回到文学本身或现场。
一,文学及文学本质
要揭示文学的本质首先我们得对文学加以界定，对一事物的界定，得抓住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特性，居于这点来区别于其他事物，然而对于文学界提出的关于文学概念，我们不能简单的断定谁对谁错，他们站在文学的不同个视角去揭示文学的内在特性或者说是区别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没有唯一的标准去评判什么是文学。古代有文学，现代也有文学，我们总不能说古代的文学在现在就不是文学了吗？但我坚信，我们谁也不会否认《诗经》在今天就不属于文学了。然而，视现代的作家作品为文学更是毋庸置疑的。究竟什么是文学？
关于什么是文学哲学论文，在文学理论界有不同的提法。在中国，文学最初是泛指一切文章，还有的说，文学是指一切口头或书面语言行为和作品。关于文学在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中这样论述：有人说凡是印刷品都是文学，也就是说凡是纸质的材料都属于文学。还有人说文学就是名著即将文学的定义局限在名著这个范畴之内，且只注重“出色的文字表达形式”不考虑其题材及内容。俄国形式主义提出了“文学性”主张形式第一性而内容第二性，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内容从属于形式。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学，文学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产生，它来源于社会生活并为之服务。不同个体所领受到的注定是不同的世界；用尼采的话说，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种真理，即，真理本身是多元的。既然真理本身具有多元性，那么，我们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也必须施行对话原则。因此，关于什么是文学。同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甚至，我们可以说文学就是书架上放着的文学作品，文学就是《老人与海》。这种回答只是简单地表述了文学的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或载体[6]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今天，人们说的更多是把文学界定为语言艺术或美的艺术。文学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时代积累的产物。没有古代文学何来现代文学？界定一事物得抓住其本质特性，文学也不例外，不管文学有多少种定义，但它总是有属于自己的本质特性。
什么是文学本质？简单的说，文学本质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学去掉之就不能称之为文学的特性。这些特性的言说岂不是有了超时代，超文化，超地域的有效性。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关于文学的本质，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出一个大家一致认同的说法。文学是模仿，文学是形象思维、是想象的表现,文学是特殊意识形态,文学是有意味的语言符号，文学是精神生产，等等。无论是西方的模仿说，再现说，表现说还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情志说，意境说，等等。但我们不可否认，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哲学论文，文学正是通过语言这门艺术来表现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通过形象典型来认识生活，反映生活。文学作品是按照生活本来的那种具体，生动的面貌来反映生活的。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并且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2]。历史上留下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不同社会阶段的生活，社会生活变化发展，给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可以说文学是一个反映时代的载体。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直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 面对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政治服务，面对文学政治工具论，学者们对文学新的文学特质进行了新的反思。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时文学区别非文学的关键是什么，童庆炳强调文学应反映整个人的，美的，个性化的生活，而“审美”是文学区别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特征。审美意识形态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其集中形态是文学，音乐，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活动[5]。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把文学看成审美意识形态。无论把文学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意识形态。它与其它次结构的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社会语境的变化会影响到对文学的认识。文学作为一门艺术，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3]。高尔基说：“文学是社会诸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是其形象化的表现。它是阶级关系的最敏感的最忠实的反映”。文学具有阶级性和党性：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在阶级的国家存在的期间，处在一定的环境和时代的作家，不管他愿不愿意，也不管他是有条件地或无条件地，他必定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环境的利益而服务，而且也正在服务着。二，文学本质多元化
西方马克思关键词语，形式结构的考虑在逐渐凸显。无论是古代文论，现代文论还是后现代文论，他们都能去阐释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现象，每一种文学理论都是对一种文学现象的提炼和抽象概括哲学论文，不同的文学理论有着不同的文学本质观念。
钱中文指出：“文学，一种复杂的现象，一个复杂的系统，并对它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这一观点得到了文艺学界不少学者所接受，钱先生强调,对于文学理论研究来说,事实上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说明文学现象,而应当看到文学观念、文学的本质是一种多层次现象,需要对它们进行多方面的阐述。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和庄子的事物的本质就反应了事物多侧面的思想。然而，文学现象来源于社会存在。原理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离不开经济基础，并受到一定经济基础的制约。生产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经济基础的变更和发展也必然导致文学地变革和发展，人们生长在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相应的文学与之相应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有阶级的文学。但旧经济基础的消灭并不意味着。社会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指通统治阶级从政治和社会经济上控制着整个社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这种思想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2]。经济政治等不断的发展完善，社会意识形态能很好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
因为意识形态具有历史继承性和独立性,所以文学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表现出超越时代、超越民族和阶级，超文化，超地域的普遍性特征。那些以为这些普遍性特征就是文学本质的批评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意识形态的沿续并不是永恒的,因此文学可以被读成非文学,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可以读成随心所欲涂鸦的形式。这样一来,文学的本质就成了游离的,会随着大众和时代的心理而在一定的范围内漂移。文学是一种多元决定的“社会意识形式”,它关涉到不同的语言层面、不同的意义单元、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代语境以及个人品格、艺术修养甚至潜意识、无意识等诸多因素[7]。文学自身的复杂性源于社会关系与人的思想感情、个人体验的复杂性,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完全决定的。正是文学自身的多元性，文学阐释与接受的复杂性才得以存在。“我们的标准是具有包容性的,是‘想象的综合’和‘综合材料的总和与多样性’。 文学是一种在多维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复杂的精神现象,行走在现世的现实性与精神的超越性之间,绝不仅仅是作家、作品、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有着更为神奇奥妙的精神架构和现实关怀[8]。文学始终为人们所熟知而又偏偏不可能尽知,这就使得文学成为引领人类意识走向无尽遥远和崇高的契机,同时,也成为它自身存在的最大理由之一。文学带给我们的意义,就在于显现这种有限世界背后的无限性。文学不是对现实世界、现有事物的机械摹写,也不是对一种纯然的意识形态的单调的审美反映,文学本身是一个多元决定的有无限可能的价值存在[11]。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文学的界定，这是一个现代尤其是后现代以来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每个人心中对文学都有自己的理解，不论文学是什么，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文学来源于现实或社会生活，文学不仅来源于社会生活而且反应社会生活，总之，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视文学为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审美意识形态，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来决定的，审美意识形态也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社会是变化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在不断的完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阶级描写不再是文学的唯一来源，如果可以说现代化的社会，我想我们也不妨可以说文学也有了现代化迹象哲学论文，它可以不再仅仅是为政治，阶级服务的，它可以是娱乐性质的，它可以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我们不应该把文学紧紧的和文学性禁锢在一起。文学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总是和世界，作者，读者联系在一起，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化，文学作为社会的产物，我们应该回到文学现场，不应该把文学禁锢在某一个时代或地域，这样以来，文学自身就具有多元的本质。
（徐林丽，女，1986年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 蔡俊，男，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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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利云.文学概论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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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曹顺庆，文彬彬.多元的文学本质[J].文艺争鸣·理论，2010,(1)
[11]于虹.在事实与价值之间[J].天津社会科学，2006,(5)
[12]雒海宁.试论文学本质的归纳[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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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王士禛的悼亡文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济南新城人。王士禛终身居官四十多年，康熙朝以刑部尚书致仕，位列台阁，但他生前身后均以诗显。《四库全书总目》曰：“当康熙中，其名望奔波天下，凡刻诗集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赵翼《瓯北诗话》论康熙朝诗人，称：“其名位名望为一时山斗者，莫如阮亭。”所以在清诗研讨上，王士禛是不能略过的“一代正宗”。但正是由于王氏以诗而特显，关于王士禛的阐述和评价常常也就停留在诗论和诗作上。他的门人程哲在《渔洋文集序》中就曾言：“新城先生以渔洋著称海内者，凡五十余年，盖皆称其诗也。”“或疑先生之文，殆为诗掩”。[1]王士禛的散文创作直到如今还处在存而不管的状态，甚少有人加以研讨。本文以渔洋山人王士禛的悼亡文为研讨对象，从一个侧面反映王士禛古文创作的相貌与特征。
张宜人是作者的第一位“糟糠之妇”，是她陪伴着本人从家乡一步步走向京城，从布衣一步步仕至郎中任上。王士禛在《诰封宜人先室张氏行述》思念妻子张氏“宜人十四归予，二十年甘苦两人相与共之。数载以来，牛衣对泣，忧患惟两人共之。”“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因此先生对她的感情相当深沉与真诚。王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宜人初归“典尽恩礼”。在先生最初的印象之中“时予方为诸生，与诸兄读书家塾，每至丙夜不归，宜人一灯荧荧，缝纫以待无倦容。”张宜人节俭持家的状貌与侯夫归家的缱绻深情如在目前。随着作者登第入仕，张宜人随之扬州任上。当时王士禛的扬州之任是颇不自得的，难能可贵的是张宜人“了无事俗交谪意”。在扬州“与予同志相助”，“忆辛丑在广陵，闽中友人许天玉公车北上，以缺资斧来告。会囊无一钱，宜人笑曰：‘君勿忧，我为君筹之。’除腕上跳脱付予曰：‘此缺乏为许君行李费耶？’予一笑，持遗天玉。”“同里徐东痴隐君贫且老，虽冻饿不干人。每严冬风雪无御寒之计，宜人辄出絮帛属予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遗之？’”张宜人的音容笑貌明晰可见，使读者激烈感遭到作者对死者鲜活形象的留恋与思念。作者选择这两件小事，使张宜人的形象超越了普通妇女宥于家庭生活的传统，而在更这宽广的意义上表现了张宜人的仁慈品性。随着先生谒选京师，应该说生活该呈现改观了。但不幸衔接来临。先是子启涑新妇“以产殁”，再是子沂病死，然后子浑又死矣。中年丧子，可谓人生之大不幸，“宜人益悲不自胜，自是病日增。形神悴矣。”死别甫过，生离又至，张宜人还沉浸在丧子之痛中，“予奉使入蜀”。“时两丧爱子，宜人病骨支床，而予有万里之行，宜人虑伤予心，破涕为笑，反覆慰譬，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生怕予闻之也。”以形象的画面“破涕为笑”“扶病治装，刀尺之声与呜咽相间”直面读者，宜人心中的大悲大痛不写而写，浓浓的悲伤充溢其中。先生未归而母孙太君卒，未几兄西樵又死。先生自是“屡绝复甦”，张宜人以一女子之弱，“涕泪之余，凡予饮食起居，调护备至，予非宜人其不濒死者仅矣。”之后的五年之中，张宜人“为予上事严亲，中恤姊妹，力已殚矣，心良苦矣！”直至病逝。
张宜人终身是勤劳悲苦的终身，少失恃，中丧子，家门多丧乱，上要孝养舅姑，下要抚育诸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先生“性疏懒，好读书不问家人消费。
假如没有张宜人的贤惠，很难想象先生一房的日常生活。“予岂木石，忍须臾忘之哉！”全文根本采用了历时性构造，紧紧抓住“抑人情最不能忘者，所与共忧患之人也。”回想了张宜人从归嫁到逝世悲苦的终身。“宜人婴生艰之至极，又薄命而早终，病不及知，敛不及见，决语不及闻”在可惜与淡淡的自责之中，发出了“天荒地老，此恨何穷哉”的浩叹。
陈孺人是先生的第二位妻子，张孺人卒后由父母作主聘之。时陈孺人十六岁，先生四十七岁。作为掌管中馈的家庭主妇，陈孺人十七年的生活无甚大事可记。这篇行实多从亲人如父司徒公口中转述陈孺人之贤，但陈孺人聪明的性格特性还是给人留下的深入的印象“孺人性慧强记，初从予，口授唐诗绝句百首，皆成育，吟讽中律吕。予所赋诗，亦颇能诵数十篇，禅诵之余，每举以相文娱，既十四五年，扣之一无遗忘，似有慧业然。”夫妻闺房之乐温馨怡人。但想起其诀别之言又让人无限悲伤“孺人诀别无他语，但曰：‘君身受国恩深重，致身九卿，当黾勉服官以图报称。遇下人当以宽。’久之又曰：‘从君十七年，止有一女，且善病，可谨视之如我在也。’”作为封建社会中的传统妇女，陈孺人自然摆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约束，无子的她当然要一切从夫，顾忌到丈夫的仕途，这是“大节”。但是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持续，父母深受子女期之以成的天性是如何也泯灭不了的。“久之又曰”在心中环绕了许久的对儿女的挂念终于化为最后的嘱托，一笔将母亲奄奄一息时放心不下儿女的心态描写出来，可谓写实之笔。这样的“儿女语”比任何的美德评价更具感人的力气，由于它表现出了一个普通人的普通情感，更能惹起读者的共鸣。不幸的是“孰谓孺人逝后三月而女亦相随于公开哉！”死神擦除了陈孺人留在人世的最后一丝痕迹，只留下了无尽的怀念与悲伤。
《亡儿启浑墓碣铭》是在子启浑卒后二十一年所写的碑志。时隔多年，作者依然难以忘怀，丧子之痛一直挥之不去。启浑十七岁而夭，与作者生活的时间不长，加之作者已入仕途，繁冗的公务又缩短了父子两人相处的有限时间。但是作者选择了本人印象最深的几个生活片段，略加点染就让人过目难忘。启浑生而多难“时年从宦淮浦榷署，得悬痈疾，庸医施刀针，予方以河涸额缺，愦愦听医所为，症遂不可疗，予不悟也。”由于本人疏于关爱，“愦愦听医所为”，启浑后来竟成跛子。“明年入都，从浙西李生学为文，颇清拔，然坐或跛倚，予初诃责之，儿不自言，其母淑人为言，予始知医所向为，悔之然无及矣。”颇为传神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对儿子缺乏关爱的父亲，竟不知儿子由于本人的忽略而落下残疾。儿“颇清拔，然坐或跛倚”，努力在父亲面前坚持端正的坐姿而终不能，父只一味“诃责之”，然儿“不自言”。父的“不悟”与儿的恭顺构成比照，作者深深的自责与后悔从笔尖倾注而出。“又明年，其幼弟狮儿病亟，儿五更冒风露驰召医，躬视汤药，其孝友有过人者，儿亦不数以病告也。”想像跛儿风露之中的艰苦与爱弟的关切之情，作者不能不悲喜交集，情难自禁。启浑年少而早夭，没有大的功业与德行可言，但是这两件小事却让一个跛儿的形象感人至深。作者有自责，自悔，有对亡儿深深的愧疚，又有对生命脆弱的感受“生十七年，而芳兰忽摧。既二十年，而尚俾我哀。电光泡露兮，汝胡为乎来哉？”
程哲在《蚕尾续文集序》中曰：“故凡忠孝所属，节义所关，不惮微显阐幽，争光日月，所以扶树名教，风厉末流，以蕲尽吾世道人心之责。” 他指出了王士禛散文在内容上的一大特征，即多颂扬封建伦理道德，关乎世道人心之作，但是以如今的文学规范来看，这类文章却缺乏感情与形象，类多反复，文学性不强。但是他的悼亡文却在一定水平上防止了这个缺陷。文学是人学，任何传播千古的文学作品都不能缺乏作者感情的注入。作者在对往事的追想中，感情自然流露而不说教，很好地表现了散文深沉坦率的言“情”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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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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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具有重要作用
文学欣赏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类选修课，应充分利用其课程资源，引导学生加强艺术熏陶，提高审美能力，从而达到提高自身人文素质修养的目的。郭俊敏认为文学欣赏课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能力，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提高学生的认知素质”、“提高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增强心理素质”。邹积艳在研究中提出了在文学欣赏课中实施人文教育的方法。王秀娟就文学欣赏课程的性质，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及如何有效地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实施素质教育等问题进行探讨。赵志英、王爱峰从高职院校进行人文教育的意义、文学类公选课蕴含的人文精神以及高职文学类选修课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举措三个方面，探讨文学类公选课与大学生人文精神、人文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欣赏选修课是学生文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生从小接受语文教育，但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教学重在语言文字基本知识的记诵，真正能在文学世界中欣赏、体味，得到审美享受的机会并不多。王晓彬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文学教育”“，现行的语文教育充满功利色彩”“，文学教育彻底远离了情与美，文学作品失去了应有的魅力，学生也对文学失去最基本的兴趣”。郭俊敏认为，“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而“文学欣赏课是展示、发挥文学作用的最好形式”。文学欣赏课能“通过对古今中外的名作赏析，使学生感受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通过作品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健全的人格个性”。罗杰文指出，文学欣赏课应重视培养审美情趣，并与审美文化教育结合，而其关键在于教师。
（三）文学欣赏选修课对学生思想品质、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
罗杰文还指出，文学欣赏课要促进健康人格的完善，并与心理健康教育挂钩。教师应注意通过文学作品中典型形象，对学生进行形象的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其健康人格不断完善。“这种与文学教育挂钩的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来得更加深刻和扎实，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人格的形成更具恒久性。”席云玲、袁庆华等研究者具体分析了文学欣赏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包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乐观向上的心理品质，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等。谭莉萍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教育进行了专门的表述，提出在制定课程教学目标时，除了知识素质目标、能力素质目标外，还应树立思想品德素质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有机、有序、有效地渗透德育教育。
（四）文学欣赏选修课对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出学生的整体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也通过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文学欣赏课程在推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学欣赏这一宝贵资源“，不断丰富学生的文化活动内容，于潜移默化之中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王世银提出，文学欣赏是构建大学校园文化的主流样式，文学欣赏态度与观念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向，文学欣赏课程是校园文化构建的平台，文学欣赏活动是校园文化构建的方式。
二、开设现状分析
文学欣赏选修课在高职生学习生涯中充当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其课程开设现状及实际收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研究者纷纷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以期改进课程的教学状况。陈萍、李连富认为，深化文学欣赏课程教学改革，首先必须澄清学生在以下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选修课与必修课、文学欣赏课与语文、文学欣赏课与专业课。选修课与必修课之间并不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文学欣赏课的学习对掌握专业知识、习得职业技能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付玉东分别从学生自身、学校、社会角度分析了高职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阐述了高职院校学生在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文学欣赏教学应当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相统一的原则，改革的途径主要是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树立批评意识、把握科学理性的价值取向。朱建宏认为当今文学欣赏选修课开设存在以下问题：选修课发展不平衡、文学欣赏正受冷落；选课程序不够规范、教学环节缺少管理；选修制度不够健全、文学师资力量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建议：加强文学欣赏课程价值认识；规范文学欣赏课堂教学管理；加大文学欣赏选修制度管理；配备文学欣赏课程优秀师资；采用灵活的教学方式；选编高质量的教材。马春志针对文学欣赏课程实际教学效果下降的问题，提出要针对高职学生特点，重视学生的体验，激发学习兴趣。万薇薇则针对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提出了有效的对策。刘丽娟指出“，职业技术学院文学选修课的根本性矛盾表现为教学内容与特定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之间的尖锐冲突”，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学校实际出发，寻求目的与手段、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三、教学改革研讨
传统的高职文学欣赏课程教学重理论，轻运用实践；重讲授，轻参与。学生学习完全是被动的接受，失去了学习兴趣。为适应高职教育目标的需要，高职文学欣赏课程需要进行改革。
（一）教学内容改革研究
王婷认为“教学内容应当突出文学文本的常识性、文学语言的审美性和文学体验的情感性，同时应选取一些贴近高职学生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文本”，“在理论讲授部分，应该注重深入浅出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课程也承担着扩展学生知识面的功用。万薇薇提出当代流行文学作品的选择可以尝试让学生参与讲课篇目的制定，以激发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二）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王丁在概述了不同学者对文学欣赏概念的诠释并阐释了文学欣赏的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形成集师生文本选择互助、课堂文本赏析互动、课后文本创作促进为一体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万薇薇根据教学实践，设计出“五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即课堂教学主要由五部分构成：教师讲授、课堂讨论、个人发言、教师评点、书面成文”。
（三）教学方法改革研究
王婷针对高职学生思维活动较为活跃的特点，提出应该采取和开发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问题讨论分析法、角色扮演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陈娴娴具体探讨了行动导向教学法在文学欣赏课程中的具体操作，如“采用头脑风暴法，激活和训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采用角色扮演法，有利于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何彩霞指出课堂上要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从“被学习”转为“要学习”，由灌输变为引导，包容不同观点，由“必须”转为“如果”。王晓彬提出要“大力推行以学生为教育主体的讨论式教学、辩论式教学、启发式教学、问题教学、直观形象教学，以帮助他们将人文知识内化为人文素质”。
（四）教学手段改革研究
冯华提出为提高教学效果，需引入多种现代化教学手段，“融文学、绘画、音乐、解说、视频技术为一体，声情并茂、图文流畅，使课堂生动活泼”，并介绍了多媒体软件应用于课件制作的案例。
（五）考核方式改革研究
王婷、万薇薇等研究者指出教学内容的优化和教学方法及手段的多元化也需要建立与之相一致的评价机制，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过程化，综合上课考勤及纪律、课堂活动参与度、课下读书笔记情况和期末考核五部分，从以知识为主向以能力为主转变，让考核真正起到促进学生学习，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作用。此外，还有研究者将先进教学理论和思想引入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如樊洁、王芳《对话理论在文学欣赏教学中的应用》、何红梅《高职院校文学欣赏模式化教学探析》等。
四、学情学法研究
还有研究者站在学生的角度，提出要发挥学生在文学欣赏中的主体性作用，掌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许丽总结了“以文学的眼光赏析文学作品”、“走近作者的世界”、“入其内，出其外”及“体味深层的哲学意味”四种方法。闫灵芝在总结高职学生文学欣赏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提出提高高职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稳定注意、感知形象、展开想象。万薇薇还提出要有效利用第二课堂等方式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作品并开展有效的课外阅读交流活动。
五、高职院校文学欣赏课程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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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与当下大学生的观念
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英语文学被长期拒之门外。究其原因还是英语文学语言晦涩与同现代生活中使用语言相差太大造成的，因此，外语教育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的问题。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实际上是语言艺术的一个分类，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语言输入系统。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通过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与提炼完成的，因此并未脱离大众也没有发生所谓的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与多样的语言资源，是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与文化知识宝典，了解相关的文学作品不光是学习语言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语言学习的自然延伸，因此文学语言的输入是一种较为理想的输入方式。一方面，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教学模式也无法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综合能力。在如今的大学课堂上，教师如果还是依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就不能充分地将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学生。填鸭式的授课模式必然无法引发学生的思考与激发学生的兴趣，因而培养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也就无从谈起。如果教师能在授课的过程中引入英语文学的赏析就能够实现学生人文素养的沉淀。在当下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即便是教师对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也大多还是从遣词造句技巧的角度来阅读与理解文学作品，很多教师的英语课还仅仅是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的翻译与句子的成分分析上，并没有对相关的文化背景，协作创新技巧与遣词造句方式进行分析，如此一来，造成了很多大学的英语课堂必然是枯燥乏味的。另一方面，学校要关注英语教学的师资培养问题。教师在英语文学的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下的高等院校中，绝大多数的中青年教师都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但让这些教师得心应手的教授英语文学还是具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英语文学不仅仅是一门学科，仅仅让学生掌握相关的考试技巧是远远不够的。此外，在绝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样一来也就大大的制约了中青年教师的发展。要想让中青年教师教好英语课，就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学校一方面应该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另一方也要尽可能大的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学习的机会。
二、英语文学学习的重要性
首先，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的兴趣。学生只有对所要学习的内容感兴趣，才能在轻松的学习中获得好成绩。因此，在当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传统英语教学记单词学语法的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不要让学生产生厌倦的情绪。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其语言工具能够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与表达思想。读者可以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元素与思维方式，这样学生内心深处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发，并产生强烈的共鸣。具体到大学英语课堂上也是一样，学生会在文学作品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其次，赏析英语文学能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不光能够让学生了解到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与文化常识，且文本中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与社会意义也都能够在赏析的过程中实现重新建构。教师在引导学生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应该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运用英语文学技巧的机会，这样既能够让学生理解作品中的具体事实，也能够进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学生的理解，包含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对英语文学文化赏析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教师引导学生赏析英国文学，能够让学生更加深刻的领会作者的态度，意图与某段某句中的逻辑关系，最终根据所分析出的结论对所要学习的内容进行必要的判断。这样不光能够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与锻炼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最终也能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践到所学到的语言知识。此外，赏析英语文学文化赏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大学是培养一个人人文素质的摇篮，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很多大学的英语教育还在过分强调学生的英语学习成绩，很多教师引导学生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结果让学生疏于思考。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首先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学英语课堂。学生一定要阅读，赏析与评论一定量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才能掌握正确的语言使用方法，最终成章成为有情怀与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与此同时，在学生不断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还能感悟历史与感悟人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养。
三、教师如何将英语文学文化赏析融入到学英语教学中
教师要让学生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渠道接触与学习英语，并亲身感受与体验到真实的英语语言魅力。在当前的发展状态下，教师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有效地引入大学英语教学，让学生能够更多的接触、学习与使用英语。第一，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英语文学的过程中获取更多信息与掌握更多的技巧，这样才能够阅读与提高认知水平。因此，教师应该推荐大量的英语文学作品让学生阅读，学生只有经历了广泛的涉猎才能做到胸中有丘壑，学中有收获。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尤其需要教师加以指导。在英语文学文化赏析的过程中，文章中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学生所阅读的英语文学文字作品，从扩大阅读的视距入手，对学生加强训练。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抓住文章的主题以及小说中的戏剧性冲突。第二，在引导学生阅读的过程中，教师首先一定要理解作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有益的提点。教师要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地插入英美文学知识，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经过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会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如果教师能够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作品并引入到课堂教学中，其必将成为大学课堂内容的有益补充。教师一开始可以适当的引导学生看一些英文的简易读本，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信心与学习兴趣之后，积极引导学生了解作家的其他作品与背景知识，主题思想与基本情结，并进一步了解作家的相关作品。比如，教师在让学生阅读《威尼斯的商人》时，也应该让学生了解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其他作品。另外，让学生阅读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时，也可以先让学生了解作者哈代的生平，再了解小说的写作背景与女主人公如何悲剧的原因。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参与社团活动（如戏剧社活动）的时候进行角色扮演并表演，这样既可以增强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也可以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此外，大量英语文学作品已经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品虽然与原著并不完全一致，但是通过对影视的欣赏，也可以让学生领略到另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与建筑，让学生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并在电影艺术中感受到作品的熏陶，同时感受到英语丰富的语调与词汇。在阅读结束之后，教师还可以让学生撰写阅读总结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这样既可以训练学生的表达技能，也能够让学生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正确的表达方式，最终改善英语水平。
作者：赵雪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经典文本的失落源自1895年电影的诞生，在那以后短短的一百年左右时间里，影视狂欢时代华丽的到来如狂飙之风般改变着人类的阅读方式、感知方式。在全新科技手段的推波助澜下，影视大有超越文学、艺术等门类成为霸主之势。研究表明，人类获取的信息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人的眼球对活动图像的感知要比文字语言更具优势，因而从生理上人更倾向于活动的图像而不是静止的文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对银幕上的一幕幕活剧激动不已的原因。作为“传媒符号”的影视，以其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带给人享受、放松和娱乐，这种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文字阅读。影视的强烈冲击，加上我国由生产型向消费型、享受型的社会转化，外国文学名著丰富的内在世界被沸腾躁动的世界和影视狂欢所遮蔽，神圣的文学被忽略，许多的经典名著被冷落。名著的命运从侧面反映了高校人文精神的失落。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引发了小环境和学生内环境的变化，给外国文学教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二、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的异同
名著影视是诸多艺术的混合体，经典文本作为名著影视存在的前提，可以称之为名著影视的母体。名著影视以其强烈的视觉表达效果取得了较于文学的真实感，而今经典文本的短处可能就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理由所在，即文学的媒介——文字。名著影视与经典文本的审美意象的构成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所达到的审美效果也不尽相同。经典文本是一种语言艺术，其审美意象就是靠语言媒介来创造的，其文学形象具有间接性和未定型性；名著影视是一种可视艺术，其审美意象是通过声音、图像来构成的，其审美意象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经典文本能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创造性的审美愉悦，而名著影视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观众的审美想象，既表现了美，但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美。
三、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的关系
1.根据教学的需要，正确筛选影视资源，观摩完整的原著影视
面对大量的名著影视，其中必定是良莠不齐，我们应选取与教学需要相关的且与原著精神风貌一致的影视资源，使其成为课堂教学的组成部分。外国文学课程本身有综合性、异源异质性强的特点，使得作品中出现的特定历史、宏伟的战争场面、充满神话色彩的图景、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以及宗教的主题等仅凭想象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其中震撼人心的力量，而观看名著影视则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典文本的意境与思想，也能促进学生重新阅读文学原著，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与意蕴。
2.针对不同的专业，教学中名著影视和经典文本要各有侧重
对于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我们要以坚持经典文本为主、以名著影视为辅助的原则。经典文本阅读是教学中基础的环节，没有文本阅读的支撑，学生无法获得对文本最直接的体悟，对文本的思想内容、艺术特点更是无从了解，听课味同嚼蜡，毫无效率可言。在教学中引入名著影视作为辅助手段，展示那些精彩的或是有悬念的片段，一方面可以让学生获得感性的认知，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能在课下主动阅读原著，另一方面可以激活学生的经验世界，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
3.名著影视与原作对照，引导学生回归文本
教师要立足于经典文本，在教学中运用一些精彩的电影或片例，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用对比的方法提出一些灵活有趣的或悬念性的思考题，促使学生对经典文本的回归。通过阅读原著和电影对照，然后组织课堂发言、讨论分析、随堂作业等形式，促进学生活跃思想、热烈讨论，从中学习到知识。
四、结语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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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书写、排版、打印规范化要求样式
论文题目(采用三号黑体，居中)
(隔一行)
(仿宋体小四号，居中)院系专业名称年级班别学号学生姓名
(隔一行)
中文摘要：(仿宋体五号)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体制问题的思想观念问题，……。
关键词：(仿宋体五号)
(隔一行)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当前，在教学领域中，……。
1教学思想(黑体四号，左对齐)
1.1有关关系的处理(黑体小四号，缩进4个字符)
(正文用宋体小四号)在知识传授与能力和素质培养的关系上，树立注重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
比较文学论文范文欣赏：浅探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与文学变异
摘要：形象学研究一直未能合理地解释两个本质性的问题，一是文本意义上的他国形象与现实社会、历史文献有异；二是接受过程中读者所还原的形象与作家所塑造的形象有异。本文认为形象在塑造、传递过程中产生了多重变异现象，变异的深层原因是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与制约。
关键词：形象学；法国学派；集体想象物；文学变异
传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发展于1880年代的欧陆诸国，由卡雷创立，经巴柔、莫哈、基亚等人的不断努力，当代已成为比较文学领域颇具扩张力的学科。然而，传统的形象学研究局限于历史研究方法，一味强调事实关系，囿于文本，繁琐考证，将鲜活的文学文本当做纯粹的历史文献，忽视文学形象的美学价值，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等，都限制了形象学研究的发展。
事实上，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形象，它是作家主体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也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形象，代表了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和看法。异国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作者对异国文化的总体认识，同时在潜意识中又代表一个群体对异国文化的精神观照，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言说。另一方面，形象本身与形象建构，也透露出作家和本国人的心态，“他者”形象是反观“自我”形象的一面镜子。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佛克马所指出的那样，“赫胥黎的《海岛》中对东方的描写受到赛义德的批评，因为这部作品所表现的东方实际上是构想出的东方。”
一集体想象物如何实证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在形象学研究上是求“同”的，其基本方法是实证，本文认为形象学是“异”的研究，异国形象是想象，是集体想象物，image就是somethingimagined，所以形象学研究就是辩“异”。具体问题有三个：一是描述形象之“异”的具体表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有什么不同的特点。二是考察“异”是如何发生的。形象的生成、传递、接受是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作家是如何塑造的，读者是如何解读、还原的。三是思考“异”何以会发生，集体是如何想象的，深层的文化原因何在。
早期的形象学研究即已包含了变异的因子，正如后来巴柔所说：“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接受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这里的“重组”、“重写”意味着这种形象是一种变异的形象，这是从实证研究求“真”的现象考证向理性主义求“异”的本质探求作出的可贵努力。形象是对文化现实的描述，是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一切形象都是个人或集体通过言说、书写而制作、描述出来的，但这种描述并不遵循真实的原则，即并不会或不能忠实地描绘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那个“他者”。
作家对文学形象的创造与读者的接受，不可避免会产生二度变异，所以运用实证的方法很难对形象学进行研究。形象学研究的实质就是变异，法国学派在最早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就已提到文学作品中的“他国形象”问题，证明他们早已涉足非实证性变异学领域的研究，只是自己还未察觉，因而也没能从学科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
正如山人画笔下怒目圆睁的鸟是对自然鸟的变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观众对艺术形象接受、还原的变异，他国人物形象的创造与接受，正是这样一个多重变异的过程，其学理性亦可以从保尔・利科等人的想象理论中找到理论根据。保尔・利科将休谟那种把想象物归诸感知的理论命名为“再现式想象”，将萨特那种认为想象物“基本上根据缺席和不在场来构思”的理论命名为“创造性想象”。
巴柔认为：“他者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所以形象学所关注的是文学和文化互动中生成的形象，要全面、深入地理解和阐释他者形象，就必须将其置于扩展了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去考察，扩大的“新的视域要求研究者不仅考虑到文学文本，其生产及传播条件，而且要考虑到人们写作、思想、生活所使用的一切文化材料”。
新批评的那种将文本作为完全独立的对象进行研究的文本分析法则因此而受到质疑，因为这种形象不仅是作家个人呕心沥血的产物，而且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阐释和想象，它要求研究者的重心不再局限于文本、修辞、话语，而要将他者形象纳入到总体分析的框架之中，既考察文学文本中他者形象生产、传播、接受的条件，又将这种文学形象与同时代的报刊、影视及其他媒介的描述进行比较，这种比较会使更多的材料和证据加入到接受的文学研究视野中来，从而使文学研究与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领域交汇，通过跨学科的研究将其联系起来。通过对这种联系的探究，研究者可以发现作家与集体想象物之间种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的关系，重点应在于注视者，在于注视者一方的文化模式，因为变异是肯定的，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作家这一创造主体，是如何接收、注视、创作、塑造异国异族形象的，作家的潜意识中集体是如何想象他国想象的，如近代“西方人的话语表现了西方对东方文化的漠视，贬低和拒斥，欧洲中心主义通过把欧洲以外的世界再现为愚昧、落后、懒惰，成为东方的同义词，因而需要欧洲的介入而界定为落后的从而服务于殖民主义事业”。其次是关注自我形象与他者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形象学讨论的重点自然不是异国形象描写的真实抑或失实，而是考辨作家何以塑造出那样的形象，追溯异域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如何生成的。
异国形象与现实中的异国之间，他者形象的真实程度并不能决定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考察他者形象与他者现实之间关系的重点在于对注视者一方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传播与影响的探寻。席勒创作的《杜兰朵》中，“杜兰朵对于自由、压迫、自我价值等观念的认识，就那个时代的中国而言，不仅作为一个女人的意见，即使作为一个男人的意见也是不可思议的”。因而，“作为理解《杜兰朵》的历史背景的应是欧洲思想史，而不是历史上的中国。”
二形象传递中的变异机制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特质就是要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归纳在一起，使“比较”二字摆脱美学的含义，获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马・法・基亚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卡雷也指出比较文学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瓦尔特・司各特与维尼之间，在属于一种以上文学背景的不同作品、不同构思以及不同作家的生平之间所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从形象学的各要素分析，它主要是指一部作品、一种文学中表现出的他国形象。“他国形象是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
然而，文学形象的传递是非常复杂的，宏观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变异(literaryvariation)，一是作家创作时与原型的变异；二是读者接受、还原时与文本形象的变异。就文本而言，又有语言层面的变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在1930年代，为了便于国人接受，“milkyway”被译为“银河”，而不是“牛奶路”、“神奶路”，就是明证。也有文学层面的变异，不同的作家写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主题、手法各异。具体而言，形象的变异现象发生在四个层面。
一是文字层面的变异。
属于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的范畴，在进行研究时将文学的变异现象作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把注意力从语词翻译研究转向语词的变异本身。我国翻译界曾有这样一个特例，不懂外文的林纾竟然成为一代翻译大家，康有为在《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中赞其“译才并世数严林”，钱钟书也著文《林译小说研究》探讨林纾的翻译问题。
从翻译技术层面看，林译小说许多都走了样，甚至可以说很多地方是选译、节译，或者随意删改，更有甚者，写人写景的许多地方都有想象的成分。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现象？这就是文学变异的问题，为了照顾中国读者阅读小说的习惯，译者不得已而为之，将外国人的名字归化，去掉大量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部分，以突出故事情节，将外国的现代语言换成简明、雅洁的中国文言。
文艺理论家敏泽先生认为，美国的意象派诗人庞德的意象诗是从中国学过去的：“当时的西方意象派诗人们掀起了学习和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热潮，他们在研究和翻译汉诗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生动性、鲜明的形象性和动态美赞叹不已，而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研究和翻译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意象主义的发展。”
赵毅衡先生在《远游的诗神》中也提到了意象诗的源流问题，认为“庞德是新诗运动中的大诗人，他是先接触日本徘句，然后转向中国诗的。观察这个变化过程，对于考察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庞德从汉字中受到启发，认为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如东方的“东”由一个“日”和一个“木”组成，以太阳挂在树梢上指称方位，这种由象形到抽象再还原为情景的语意现象，其深处有一个形象的文字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变异问题。
二是文学作品中他国形象的变异。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从形象产生到还原有一个变异的过程，我们应从文化或文学的深层次人手，分析其规律。比如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时会发现，其形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变，(一)近代文学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特点是“奇”、“怪”，深层理由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了国人无知、恐惧的心理，表现为对洋人形象丑化、妖魔化。(二)现代文学作品中洋人形象的演变情况是，大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相对于“原型”大多“变”、“异”，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师夷长技”的学生心态，手法大多是将之美化、乌托邦化；港、台作品中的“洋人”形象相对“本”、“真”，因为作家身处殖民主义环境，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书写。
三是相同的文学主题和文类在不同的语境下发生变异的问题。
中西小说写作目的不同，所以叙事模式亦不同，西方小说治目宜阅读，中国小说治耳宜讲说；西方小说常鸿篇巨制，动辄万字，而中国古典小说多为章回体，更像连续剧。
四是文化语境不同造成的接受方面的变异。
由于文化模式的不同造成文学现象在跨越文化集团时，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过滤背景下的误读现象，比如《格列佛游记》是饱寓讽刺和批判的文学杰作，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读了不下六次，他说：“如果要我开一份书目，列出哪怕其他书都被毁坏时也要保留的六本书，我一定会把《格列佛游记》列入其中。”可是谁会想到该书在世界各国的流传中却成了受妇孺喜爱的、单纯的少儿读物。唐朝僧入寒山的诗在中国实在没有多少人知道，可是在1950年代的美国，他确是反主流文化青年们的偶像。而三仙姑的形象在性格外向、好表现的美国人看来可不像在中国这么负面。
三形象研究要走中国化之路
我国的形象学研究要走学科本土化之路，需要克服学术上的殖民心态。形象学是法国人所创，然而其中的文化沙文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倾向和过分强调考据而忽视美学思考的弊病显然是存在的，中国学者应勇于推陈出新，不能老跟在西方学者后面学步，比起西方的“中国人形象”研究，如果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西方人――“洋人”形象，很显然，我们具有文献方面的优势，事实上其结论也应该是更有理据的。
多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已经打通了比较文化的学术通道，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开展了以对话、沟通，尊重、理解、共建人类多元文化为宗旨的各种学术活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能从时代的全球化和文化转型的新角度，在融合多元文化视野的基础上创建比较文学学科的新未来，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第三阶段的地位、作用和走向的看法。
中国学者摆脱比较文学的传统观念，冲破比较文学“欧洲中心论”的藩篱，不断更新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以新观念、新眼光，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跨语言的文学研究，开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的对话，促进互识、互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以期改进人类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共建全球的多元文学和文化。
形象学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多样，学科的发展与深化呼唤理论的思维，比如学科的本土化问题。面对新世纪的形象学研究，中国学者要有为世界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力争学术独立的勇气。有理由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挖掘到中国古今文论中有关形象学研究的理论资料。同时，我们的优势在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料的丰富，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国内的文献，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搞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研究。
二是研究视野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开阔一些，形象研究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值得探讨：
(一)外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犹太人形象、《简・爱》中的南美人形象，欧美人长于此项；(二)外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如赛珍珠作品中的中国农民形象，这方面的工作汉学家做得比较多；
(三)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是我们的主战场，如留学生散文中的导师形象，客观地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无论在史料占有，抑或是文本解读上，都不可能赶得上我们；
(四)华人自塑形象，如老舍《二马》中的马氏父子、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等人，张艺谋电影中的近代国人形象等；
(五)外国人的自塑形象，如美国人写的《丑陋的美国人》，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等。
三是学科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形象学涉及的领域众多，其研究必然是多指向、多维度和多领域的，与其他学科和领域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形象学研究可以根据学科的需要与心理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结合，拓宽新的形象研究领域，展现新的生命力。
形象学研究尚有一些关乎学科发展的问题，如仍然局限于影响研究。本文认为，学科建设目前有“三个转向”和“一个注意”的工作要做：
(一)转向对“主体”的研究。理解异族与认识自我是密不可分的，一国作家塑造的异国形象，是将异国作为一个他者来看待的，这个他者是认识自我、反观自我的一面镜子，研究他者是有意义的，而审视自我、发现自我、建构自我更有意义。
(二)转向总体分析。文学作品所包含、传播的文学形象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形象研究不能够将文本阅读简单化，不能局限于文本研究文学形象。形象研究必须考察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即由感知、阅读，加上想象而得到的有关异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个层面的看法的总和。形象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比如要想更深刻地理解俄罗斯文学，首先就一定要了解、熟悉并领会他们的文化和信仰，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否则，我们的视野将会很狭窄，论断亦将不免偏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