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58:2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东方文学特点，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多元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 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
外国文学可谓是纵横五大洲、上下数千年，以其广博性而闻名。即外国文学教师常常说的两大块四大段：两大块——西方文学即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即亚非文学；四大段——古代文学，中世纪文学，近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教师多采用的授课顺序是依循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从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一古希腊文学讲起，20世纪后现代主义文学为止；课时分配上明显会偏重于西方文学、轻东方文学，而西方文学又多以英国文学、意大利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的讲授为主。这就造成了学生除了对东欧文学较为熟悉，对北欧、南欧和亚非国家的文学可谓是知之甚少。这种认知模式，是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不平等，政治经济决定论，是典型的倒果为因，不利于实现真正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并非是指表层的不同文化的共存，其深刻、本质的意义在于要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更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在这一主题的指引下，观照外国文学教学，就会发现当下的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多元文化缺失的现象。下面将对其进行具体的阐释并尝试给出解决途径。
一.授课对象的文化多元化性缺失
由于课时设置有限，为了保证外国文学的经典得到足够时间的阐释，必然会使北欧文学、南欧文学和亚非文学的讲授无法做到充分具体，有些甚至直接省略。那么该如何完善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课程的设置呢？简单、易行而又有效的途径：主干课和选修课的合理结合；在设置课程以及讲授的过程中，要做到主干课的经典性与选修课的多元性。
首先，外国文学单独设课，足够的课时课保证外国文学经典的深入解读，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外国文学的思想精华和艺术奥妙。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为了教学效果更好，使学生的参与性更强，并为选修课打下良好的基础，教师应在开课前列出基本书目，分为必读和选读。必读为经典阅读，即基础阅读；选读为扩展阅读，即补充阅读。例如，狄更斯的《双城记》是经典阅读的必选，为了让学生认识到狄更斯的多面性，可选择其《圣诞欢歌》作为选读，体味狄更斯的圣诞精神。再如哈代，将《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作为其代表作品，已足够体现哈代的创作；但若能同时阅读其《还乡》，必将有助于深化对哈代创作的理解：《还乡》中生态主义色彩更强，生态主义又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
其次，选修课程要体现多元性。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合并后，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可谓成果斐然。与之相比，外国文学在中国高校开设的时间更久远，其学科体系也更加成熟，但缺少更高视域的透射。学科合并后的十六年间，大部分的高校所做的事情是在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的基础之上，只是加设了比较文学课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就变成了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对于这个问题，文学界与教育界虽已经有所关注，但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选修课程的开设可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不仅要设置《亚非文学研究》这样的专业选修课，作为外国文学主干课程的有益补充；还需要加设《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这类理论性更强的专业选修课，打通文化、文学、理论的壁垒；某一经典作品或作家研究也是很好的选择，例如《〈圣经〉文学研究》，《圣经》作为西方文学的一大源头，集中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融合的精髓，若能结合目前的文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就能形成宗教、神话、意识、禁忌、礼俗等多方面的研究专题。多元选修课程要求高校外国文学教师要将日常的科研研究更多地融入到教学中，这样才更能体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整合性、融合性以及跨越性。
二.授课过程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当前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但真正地平等对待本国文化和异国文化并非易事：能平等对待异文化，不自诩文明中心；能积极向异文化学习，而又保持保持本民族特色。外国文学的讲授就应该建立在尊重不同文化，推动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能够平等对话的平台之上。纵观目前的外国文学教学，情况似乎并不如意。
1.西方经典文化的缺失
无论是具体的授课还是学科建设，离开文化，就没办法谈外国文学。要做到外国文学教学中的文化转向，其实是对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提出的极高要求。外部要注意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民俗、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内部要关注各流派之间的关系，不同地域间文学的关系。
而且外国文学教师，大多是通过翻译文本来认识作品的，没有读过英文的莎士比亚的四大名著、德语的歌德的《浮士德》、西班牙语的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俄语的托尔斯泰的《复活》等等。但若以阅读原著为外国文学教师之必要条件，恐怕无一人可担当此任。译著在翻译过程中一定会失掉源文化的某些内容，而加入翻译者所在文化的某些特点，这也是翻译文学的缺陷与价值所在。所以，只有加强对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的了解，才能最大程度地理解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外国文学文本的真正内涵。例如，讲授古希腊文学要结合古希腊文化，讲授中世纪文学更要介绍犹太教、基督教的相关情况，讲授弥尔顿不能不提清教文化等等。
2.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
首先，表现为授课内容中东方文学的被忽视。后殖民理论家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指出西方中心话语建构了一个全球规模的文化秩序等级结构。这是一种对立的霸权话语：与民主的、理性的、进步的、道德的西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不仅处于边缘地位，被冠以专制的、落后的、非理性的特征，而且只能被动接受。如上所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大部分的院校在课时设置时，均有西方文学一头沉的现象，东方文学所占课时极少，甚至被完全忽略。
其次，表现为授课思维中的中国维度的缺失。外国文学虽然是讲授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国文学。但文学作品的解读者，往往会从自身的文化语境出发，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文学文本。而且基本的文学研究方法、思路、理论是适用于整个世界文学的。所以，加强学生对本国文学的体认，是学好外国文学的基础。在讲授外国文学过程中，不仅要进行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例如古希腊和中国古代神话的比较研究；更要注意介绍中国文学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影响。与前者相比，后者是被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更为忽略的。例如，在讲授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伏尔泰时，都会着重介绍其思想及作品，但很少有外国文学教师会提及伏尔泰曾将我国戏曲家纪君祥的著名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欧洲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对于像伏尔泰、歌德、托尔斯泰这些中国文学曾对其产生过影响的外国作家，为了体现真正的、平等的文化多元性，其身上的中国影响应为必讲内容。
东方（中国）文化的缺失虽然表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但都说明了外国文学，无论作为“教”者还是“学”者，对本国文化重视不够，而且这种缺失还会直接影响到外国文学的“教”与“学”。只有进行这种深层的相互关系的辨证探究，才能真正认识本国文学与他国文学的特点和差异，也才能获得如钱钟书教授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的世界文学内在规律。
三.教学理念中的文化多元性缺失
在我国，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自1997年就合并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已无质疑、讨论的必要。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不仅采用“类比”和“对比”基本的比较研究手法，“审美评论”、“历史考据”、“文本细读”、“哲学反思”等文学研究惯用的手法，还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其学习范围甚至突破了社会科学，如近些年来自然科学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的一些观念都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也融入到了比较文学的日常教学中。
与之相比，外国文学教学理念中的多选性就非常不足，大多停留在基本的文本解读阶段。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外国文学教学必须要引入比较文学的教学理念。一方面，要确立世界文学的观念，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进行多层次的文学、文化对比。另一方面，要学习比较文学开放、多元的理念，在进行文本解读时，要积极引入新的文学、文化成果，例如讲授古希腊神话时可结合20世纪的女神复兴运动[1]；讲授《圣经》文学时可结合文学人类学的相关内容[2]。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讲出外国文学独特的文化性、文学性以及创新性。
综上所述，多元文化不仅是现代社会的特点，亦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趋势。如何将多元文化的理念真正地引入外国文学教学是高校外国文学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只有如此，才能培养出可以适应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人才。
该文为华北科技学院教研课题“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文化渗透——外国文学教学新思维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之一，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
注 释
[1]参见叶舒宪，《西方文化寻根中的“女神复兴”——从“盖娅假说”到“女神文明”》，《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7期。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特点实用性创新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任务是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能力并形成良好的文学素养。如何贯彻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内容,构建相对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将实践教学贯穿到整个学习过程中,使学生接受到更新的知识、学到更前沿或更实用的技术,培养学生的执业能力,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
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提供了创新精神动力。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东方文化与创造教育》一文中说:“东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如公义、义务、和谐、礼让和恕道,可以为人类社群提供宽广的人文视野。如个人的身体、认知、灵觉和神明的全面发展;个人与社会(家国天下)的健康互动;人类与自然的持久和谐;人心与天道的相辅相成。东方文化可以为创造教育提供精神资源并丰富西方启蒙心态所体现的人文视域。”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能否具有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将直接影响未来语文教师创新素质的形成与否,进而影响中国未来创新人才质量的高低。只有教师培养了学生公义、责任、和谐等东方思想,形成了个人与社会自然健康互动的意识、天道酬勤的观念,有张扬的个性、强悍的意志力、丰盈的精神及健全的意识,个体与群体、科学与人文统一,才能使未来的创新人才有丰富的精神资源和不竭的创新动力。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教学的主要目标,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教学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二、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举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举是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创新的必备素质。人文精神应从两方面加强。第一,基本的人文素质。例如,有丰富的人性、人权、人道意识;有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学会生存;真诚乐观,有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有爱好、有追求,有正义感且宽容大度;有气质、有气魄,会展示自我,有张扬的个性优势,等等。第二,人文主义教育理念。人是学习的主体,必须尊重其主体地位;认为学习者能够发展自己的潜能,形成积极向上的自我概念和价值观体系;强调学习者的自我指导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重视情感,动机、价值观对学习效果的影响;重视培养大胆质疑、见解独到的民主学习精神,等等。这样,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在未来的语文教育中就不会再“一讲到底”、“死记硬背”,他们将激活语文课堂,实施人文教育和创新教育。
从现实意义来看,教师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以下几点:
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教师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从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1]。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三、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
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不如其他专业的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师不必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
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教师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要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去发现、思考、创新。
四、优化创新心理素质,造就创新品格
1.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
创新的教育意识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1)思想上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2)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不断进取。因此,它是促使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动力之一,会促使其在未来的语文教学和教研中坚持教改,不断创新。
2.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
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特研究了创造性思维能力,发现其突出表现为发散式思维和收敛式思维两种思维能力。收敛式思维是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受确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和规范约束,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从众多信息中引出合乎逻辑规范的结论。发散式思维则正好相反,它是一种开放的、立体的、多向的思维,表现为思路开阔,思如泉涌。它不拘泥于一种思路,而是从较少的信息得出多种结论,有迅速流畅、灵活变通和独特三种特征。
五、做“学习型”的语文教师
目前,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学生必须加强两方面的学习,以适应创新教育。第一是知识的理论学习,形成创新理念。第二是有关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学习。在知识方面,除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必须不断地学习教育学、心理学、脑科学和社会学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知识与时代同步。在课上引入网络语言作为一种当代语言现象加以探讨和引导,无疑能丰富学习内容,易于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学习语言的兴趣,当然学生需要先学习相关的网络语言知识和相应的评价能力。学习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是科技时代对创新型教师提出的要求。网络技术的超时空性、自主性、协调性、交互性、个性化等优势特点,对自学、教学和创新都有很大帮助。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为时空分散的人们提供了“面对面”的学习机会。
制度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社会学家普遍认为：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准则等，都是制度文化反映。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化发展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而不同时期制度文化发展却直接影响人类体育文化发展，势必造就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不同。
（一）古希腊时期
古代东方制度文化以古代中国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中国普遍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国家政治结构，其中文化专制成为政治专制副产品。但由于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从而造成古中国文化发展始终未出现断层，而形成了以自我文化发展为主海纳百川文化特征。而体育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必然从观念到组织运行等方面受到中央集权制及制度文化影响，从而选择体育的方式必然是重视内在修为，强调以内为基，以外为辅的身体活动成为人们解压和内省的运动方式，也成为古代东方主要体育文化特征。而古代西方制度文化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制度文化最具代表性。古希腊是以小国寡民，分邦治之的政治体制，基本实行民主制。而古罗马却经历了从共和走向帝国的政治变化，以法为权的罗马法成为其制度文化的代表。特殊制度造就了古代西方文化发展短时间内达到高峰的现象，古希腊人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埃及、巴比伦和地中海沿岸各古老文化。于是崇尚外在表现的文化特征成为古代西方主要的文化特征，体育作为直接展现外在美的主要载体，力成为主要的运动形式。但由于中央集权分散，罗马王朝迅速分裂而灭亡，欧洲进入黑暗年代，西方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断层和新的文化模式。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以中国为代表东方社会，处于两晋南北朝至元朝结束时期。政治更迭是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推崇的制度文化建设存在人性的一面，从而使体育文化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崇尚以普度众生为理念的佛教，于是体育文化的表现及运动形式确实是披上了“以人为本”的外衣，尤其是民间体育文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文艺复兴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处于落后状态。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奴役和教化民众来保护其阶级利益，以身体活动为运动的体育形式被遏制，仅有骑士教育存在少量的身体运动。也就是说，中世纪的欧洲制度文化建设中人性的被剥削，长期封闭的封建宗教制管理限制了体育文化的发展，诸多体育项目和运动形式被迫消失或遏制，从而造成了欧洲中世纪时期西方体育处于灰暗期。
（三）工业革命时期
东方社会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文化一直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属品而存在，小农意识及封建制度诸多弊端滞缓此时东方诸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尽管印刷术和火药诞生于北宋但却发扬于西方，尽管蒙元时期出现了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的诞生但仅限娱乐与贵族，这都说明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存在已久，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一切文化的传播都将为其服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此时的社会理念是以宋明理学为基本，主张“静”和“敬”，反对体育，限制了体育的发展。工业革命的到来，标志着社会正经历上一个时代终结和下一个时代伊始的变更期。新兴的市民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其别是自由主义取代了重商主义，这些都体现了西方主张民主、自由、人性等价值理念。体育文化建设即使人性得到解放，也将体育融入到教育、休闲等诸多领域，使体育重新赋予了新的意义，内外兼修的体育发展模式开辟了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四）近代社会以来
近代社会是一个以西方文明发展为主体的社会，东西方社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必然促使东西方文化发展道路的不同。西方文化通过三次工业革命的变革迅速地完成了全球性的扩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充满西方强权特征的文化体系，而东方文化受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阶级统治思想影响，强势的西方带着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的大门。东方一直存在的特色民族传统体育模式在清代达到了高峰，却伴随着西方体操浸入，最终取代我国传统的体育模式，确立了核心社会地位。因此，近代东西方体育发展的状态：以西方体育模式权威的普遍建立，东方体育模式的全面让步为背景的单元化体育发展状态。
风俗习惯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东西方风俗习惯差异最终根结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西方文化自古受宗教的影响，东方文化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东西方风俗习惯文化间存在着差异性。西方信奉上帝，认为上帝宽恕罪恶，而东方普遍信奉佛教，认为佛光赐福。西方待人接物强调直截了当，而东方强调以和为贵。西方的爱，强调以神的名义表达爱情，被称为“神的婚礼”；而东方的爱，讲究凭人的力量宣扬爱的意义，被称为“人的婚礼”。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自古呈现人性外在表现力，宣扬人的感性，而东方自古展现人性的内在自修力，阐释人的理性。无论体育是以休闲化、世俗化、还是现代化的方式存在，体育都是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核心而发展，东西方社会不同风俗习惯文化必然影响东西方体育演进方向的不同。
思想与价值性文化下东西方体育发展方向的迥异
（一）第一次思想与价值文化的交锋
四大文明古国的出现，文化领域的先导们开始了中西方文化领域的思想与价值观的早期的交锋：以孔子的儒学观和早期印度的佛教思想的东方文化和以西方犹太教的一神论、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为代表西方文化为对比，形成了早期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东西方文化。而这种文化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体育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方法等。孔子的“礼”与“仁”的思想，阐释了以礼制治国，以人道治天下的儒学观，而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髓，孔子强调伦理至上，“射”被当做君子之交的方式，形成了早期的古代中国伦理至上体育价值观。而以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苏格拉底反复强调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强身健体和精神，特别是《理想国》强调终身体育的重要性。犹太人的一神论认为神是宇宙的唯一创造者和万物之源，而印度的佛教倡导多神论，宣扬因果报应，主张众生平等，导致宗教观念和种姓制度限制了人们参加体育运动的范围，以瑜伽和保健术为代表的体育形式只能依附于宗教而发展。
（二）以教育为主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文化交锋的第二次交锋
欧洲中世纪的东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交锋是以教育为依托的文化交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国形成以教育为主的特征的思想和价值观文化。引进佛学教育的中国，将戒欲轻生思想作为武术和养生的根本，并融合了朱子理学和颜李实学，形成以佛学、儒学、道学重新结合的中国文化思想大融合的开放、兼容的教育思想。势必为体育文化发展注入新生机，先秦两汉时期修生养性的气一元论生命观，礼之仁之的伦理至上的体育价值观等体育思想得以融合和延续。而此时的西方形成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提倡摒弃现实、鄙视肉体、弃绝一切欢乐和幸福的禁欲风，对人生和身体予以否定，导致体育滞后性；最具代表的教育思想便是骑士教育，倡导武技培养忠诚的武士道勇士，用于军事的体育文化正是束缚于以基督教义为根本的教育思想而不得发展。
（三）14-18世纪末的第三次交锋
明代王阳明曾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明代颜元一反程朱理学“重心轻身”，提倡“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儒家体育的教育观,从中难看出，明末思想仍未能打破以儒家思想为主统治。到了清代，闭关锁国政策加强了思想文化专制，使得思想解放走到了瓶颈期。尽管此时的中国体育正向休闲化和世俗化发展，但人的身心受中国社会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体育的休闲化和世俗化是否是昙花一现呢？留给后人佐证。14－18世纪未，近代西方思想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将神的光环世俗化，宗教改革又将世俗神圣化，启蒙运动使人的主体性价值得以体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人文主义代表人物彼特拉克提出要以“人的学问”代替“神的学问”，宗教改革是以马丁路德为代表，提出因信称义、信仰得救、先定论为核心内心的人文主义宗教观；启蒙运动是以宣传理性、民主、科学、平等的理性主义为根本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不难但看出，近代西方思想仍站在理性角度思考人性的发展。体育是以人为根基，以人的身心发展为根本的社会活动，体育作为人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人性思想的解放，体育运动方式势必解放。
（四）十九世纪以来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用“大炮”和文化打开了东方社会大门。作为“大炮”的前锋先进的西方思想迅速渗入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封建近代式—“师夷长技”，再到资本主义近代式—“民主共和，”再到“”传播，与西方倡导民主、科学、理性、民权、民生等思想不融而合。及目前西方主张普世价值观与以中国为代表主张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交锋，下，使原本处于不同轨道思想文化不断碰撞火花。思想文化上的交流融合和据理力争，体育便成为人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特殊途径，使体育具有系统、规范、科学的方法体系，全新阐释人文主义体育价值观和体育人生观。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探索
作者：吴海超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
“外国文学”作为师专中文系的一门专业基础性课程，其重要地位自然不容忽视。结合自身的实际授课情况和直接体验，笔者认为师专外国文学的教学应该结合学校的人才培养要求、专业特色，根据学生主体的情况来决定“讲什么”和“怎么讲”，让学生既学到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又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开阔其视野，帮助他们树立国际情操。
1课前调查与组织好第一堂课相结合
外国文学史课程一般是在高年级开设，在学外国文学史课程时，学生已经学过中国的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课程，所以他们相对比较熟悉中国文学，而对外国文学比较陌生。因此，与中国文学比起来，外国文学教师必须切实了解授课对象的实际情况，那么就需要教师在课前对学生进行调查，掌握学生的知识储备、对外国文学的认知等情况。
笔者采取的做法是第一堂课进行调查，75%的学生均坦言，平时大多接触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作品，很少接触外国文学。甚至个别基础较差的学生对基本的外国文学名著都不了解，15%的学生提到会同时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但对外国的文化不太理解和认同。10%的学生对外国文学比较感兴趣。可以说，从学生的调查情况来看，由于不同的文化特征、人名太长难以记住等原因，大多数学生觉得外国文学比较难懂，不太感兴趣，情况不容乐观。
那么，怎样去安排第一堂课，为学生扭转观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以第一节课为“契机”，帮助学生自发意识到学习外国文学能为其开启一扇接触、解读外国文学艺术的视窗，提供一条了解认识其他民族生活文化、心路历程的重要途径。学生探知欲被激发之后，再合理、科学地安排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
一般外国文学第一节课主要讲授绪论及学习方法等，而笔者的做法是，先讲授希腊的文化特征和希腊神话。比如在讲到希腊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和强烈的荣誉感时，斯巴达人将羸弱的婴儿丢下深渊，战场上的逃兵会被母亲亲手杀死等，这与中国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征，激发了学生的探知欲，原来外国文化这么有意思。在讲到希腊神话时，宙斯有七任妻子，而且还随时、随地、随性地与其他女神或者民间女子产生恋情；爱神阿弗洛狄特除了丈夫火神赫菲斯托斯外，还有战神、海神等众多情人。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生刚接触这些内容时，既觉得有趣，又表示不能理解希腊神的婚姻和关系。教师着重抓住学生的兴趣点与疑惑点，通过分析讲解，让学生理解外国文化对情感的自由追求、对民主精神的追求等某些与中国文化不同的特质，同时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文化心态，学会尊重、理解作品所体现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风格的文化，理解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教师给学生开启一扇瑰丽的外国文学艺术之窗，学生将自发去发现条条通往“罗马”的道路。
学生的兴趣被激发后，笔者再倒回来讲绪论，介绍外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概况和相关的学习方法，并对授课内容进行合理的安排。
2纵向深入与横向扩展相结合
外国文学教学除了让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外，还应注重在纵向深入上加强力度，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看法。在解读思路上，教师不把自己的理解和结论强加给学生，而多作思路上的引导，在多角度解读的基础上，获得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自我见解和最佳诠释。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哈姆雷特在为父亲复仇的责任明确以后，无论是为父报仇还是改革社会，他都必须尽快行动。但是，哈姆雷特却犹豫不决，一再拖延。哈姆雷特为什么犹豫延宕呢？教师不应急于把答案交给学生，而是让学生结合环境背景、人物特性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学生根据哈姆雷特的台词“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分析，哈姆雷特认识到他的责任不单是为父复仇，还要“重整乾坤”，他不知道“怎么做”，也担心自己做不好，所以犹豫不决。有的学生从“生存还是毁灭”这句台词分析哈姆雷特属于优柔寡断、敏感的性格特点，没有果断的行动力量。学生言之有理的分析，教师给予肯定。学生不够成熟的结论，教师要进行质疑并引导，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理解。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应该强调“横向拓展”，即教师应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方面来探讨外国文学史的流变，并从音乐、美术、民俗等方面去拓宽学生的视野。
笔者在讲第一堂课时，已经让学生领略到异域文化的魅力，再回头讲授“绪论”部分。外国文学包括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在给学生阐释西方文学的人文观念和文学母题时，使其对整个西方文学的人文景观有了贯穿始终的清晰脉络。而东方文化注重人际关系的伦理化和等级化，强调载道教化、惩恶扬善的文学观念。泰戈尔说：“西方艺术或许相信人的灵魂，但是它并不真正相信宇宙万物有一个灵魂。而东方艺术信仰这一点……于是在东方，我们不必追求细节，不必看重细节，因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普遍的灵魂。①通过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比照，找出文学与之相关的联系，揭示了世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基本走向，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东、西方文学和社会文化。
威尔逊说：“文学是人格和社会的表现。”②所以，在兼顾了文学史和作品理解的同时，还应结合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方面开展多层面的研究，使之成为外国文学课程的组成部分，立体地构建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框架。
3课堂反馈与及时调整相结合
学生的学习反映是动态的，我们不能以固定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教学，应及时掌握学生反馈的学习情况来调整“讲什么”和“怎样讲”。笔者采取的做法是课间时间多与学生交流，内容可以是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情况、对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接受情况、对作家作品的阅读情况。只有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才是最好的，因此要根据学生的动态反映采纳最恰当的方式。另外，在每个期末，笔者都会让学生反馈他们学习的收获和存在哪些不足，以及有哪些建议等。
不同班级由于基础不同、性格特征不同，在同样的教学内容上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比如讲授《伪君子》时，活跃的班级可以布置他们表演答尔丢夫的伪善，以此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比较内敛的班级，教师可以大方地将答尔丢夫的伪善表演给学生看，并鼓励学生敢于在讲台上展示他们的肢体语言，让他们真正融入到教学内容当中。
教师应该“讲什么”、“怎么讲”和学生的“学什么”、“怎么学”应该是紧密联系的，所以必须在教学中采纳学生有针对性的、合理的建议进行教学。比如学生建议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电影、网络等帮助他们感受和了解外国文学。有的学生建议，除了教师讲授，还应该授之以“渔”，他们已经逐渐掌握独立学习的方法。学生还提到他们在阅读能力上还有待提高等。
当然，学生的某些建议未必是科学的、准确的，教师通过分析辨别，抓住最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来改进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只有根据学生自身的学习反馈进行教学，才能将教师“要讲什么”和学生“能学什么”很好地结合，真正将课堂交给学生，使外国文学课程学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4理论与实践、知识传承和精神体验相结合
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应该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师范院校的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体现文学课、文学知识的目标，另一方面要体现师范教育的特征，两者不可偏废。
师范性教学的组织形式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1）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堂上安排一定的时量让学生讨论交流并试讲某部分内容，增强主体意识并提高表达能力等。时机成熟时，让学生自己走上讲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能够锻炼学生的胆识和思辨能力。（2）教师在学期初列出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让学生阅读，并根据教学内容布置论题让学生准备具有针对性的发言。（3）表演、改编有关外国文学名著。允许学生发挥主体想象进行现代性阐释，从而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4）结合教学内容和师范教学性质，通过写读书笔记、制作小课件、撰写小论文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此外，可以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比如外国文学史读书会、专题讲座、影视观摩与讨论、参观访问等活动。提早引导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为学生将来的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根据网络文学的现状，我们尝试以创作方式和题材内容把它们分为幻想类、现实类、混合类、衍生类。
1.幻想类
包括玄幻、仙侠、游戏、武侠、架空等，这一类以幻想为主要创作手段，常以脱离现实生活的仙、魔、道、灵、侠等对象为内容，人物使用各种法术或特异能力。近年，这类作品经网络而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天马行空的作品最具网络文学特色。
“玄幻”是以浓郁的东方文化为背景，以玄学，道学的一些文化，结合武侠类内容而成的一种文学形式，如罗森的《风姿物语》。
“仙侠”以仙法修道为基础背景，如萧鼎的《诛仙》，是仙魔与武侠的结合；天下霸唱颇具灵异色彩的《鬼吹灯》被认为开创了盗墓小说派别。
“游戏”以虚拟的游戏世界为背景，如冷石的《网游之风流骑士》，该作品以网络游戏模式写作，内容也涉及网游，但以文字叙述为主体内容。
“武侠”类作品一方面继承了金庸、古龙和古代武侠作品的传统，另一方面，当今的网络武侠又糅入了奇幻、魔法、穿越等元素，现代社会生活也常被带入作品中，因而显得多彩多姿。孙晓的《英雄志》，小椴的《杯雪》都是代表性作品。
“穿越、架空”类。穿越，即叙述者或主人公穿越时空，进入未来、异域、古代或神话世界的故事；架空作品开头一般会设置历史、现实等身份或背景条件，但故事却架空背景，完全虚构。
幻想类作品的作者、读者大多是想象力丰富，但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少年，因而这类作品固然常有精彩的想象和故事， 但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整体风格大都显得不足，各方面都很匀称的作品比较少。
2.现实类
这类作品主要包括言情、都市、竞技、军事等。这类作品虽然大多可以归入现实类，但如果加入玄幻、灵异等成分，就变得像是现实类与幻想类的混合品。
“言情”类是以爱情为主线的故事，有些为纯粹言情，有些带有文学的特点，还有些为同性恋题材的“耽美”小说。言情类代表性的作品有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的接触》。
“都市”类是以现实社会为背景讲述城市男女故事的现代题材，有时与言情类、商战类结合。安妮宝贝的网络作品属于这一类，月黑砖飞高的《职场战争》是此类文本中的佳作。以上两类作品与传统文学的表现领域大致相同，读者对其审美期待值也相对较高，对其进行价值判断时参照系也相对稳定，因而，与传统文学的衔接较强。
“竞技”类以各种体育运动为内容，目前的创作集中在足球、篮球等类运动上，其他领域的运动还尚待进一步开掘。林海听涛《我们是冠军》，独步千军的《绿茵之王》在该类中较为出色。
“军事”类是以描写战争事件为主进行故事创作的各类题材，昆金的《反水》、华文庸的《獒》既具备网络作品的传奇色彩，又体现出较为扎实的文字功夫和叙事才能。
3.混合类
很多网络作品都可划为混合类，们把现实生活和虚拟世界都纳入自己的笔下，其手法也采用拿来主义做法，写实手法和幻想、虚构，自由搭配。历史类作品发展迅速，也分化为不同的类型，有的类似于历史笔记，在叙述历史的同时，加入作者的感悟、评论，或当下的生活，经常以当下的语言和感受看待历史，带有大话历史、调侃历史的特点。有些历史作品是穿越、架空类的，另有不少历史小说，也加入了武侠、玄幻、言情等成分。
在时间上， 历史小说又可划分为秦汉、三国、隋唐、宋代、明代、清代、近现代等类，这主要因为不同的作者感兴趣的历史阶段不同而形成的。有些历史小说也涉及外国，还有些穿越了古代、当代和未来。把历史作品归入混合类，是因为这些作品融合了历史真实、幻想虚构和当下生活，无论是内容还是技巧，混合特点都很突出。
历史作品比较有名的有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曹三公子《流血的仕途》，酒徒的《家园》，李歆的《独步天下》，犬犬的《第一皇妃》，灰熊猫的《窃明》，阿越的《新宋》，袁腾飞的《历史上什么玩意儿》，萧让的《女皇之路》等。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是历史“穿越、架空类”的代表作品。
4.衍生类
衍生类作品包括由文字作品衍生其他文字作品的，也有由文字作品衍生为非文字类文艺作品的，比如影视、网络视频等。另外，也有非文字产品衍生为文字作品的。从衍生的方式上，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和原作内容一致，只是载体不同；还有一种虽然和原作有关，但内容已经与原作不同，因而是一部相对独立的原创作品，这一类被称为“同人”作品。
这里的“同人”和以往的理解有所不同，一群共同喜欢某一作品的人是“同人”，但同人作品更主要的含义是指新作品里的人物或背景与原作相同。同人作品，有的是改编，有的是原创。就原创而言，许多原创的同人作品延续了原作的内容和风格，类似古代的续书；也有些则完全脱离原作，带有“大话”和“无厘头”的风格，独立性更强。
网络文学目前已成为一种大众文化，并且为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未来前景比较看好。然而，在百花齐放的背后，网络文学，确实存在着有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它的兴起、传播和逐渐完善，是历史和时展的结果，它不会取代传统的文学而独立存在。它只是文学在新时代和新技术条件下的文学分支，也可以说是文学在新时代的一个表达形式，相信网络文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必定大放光芒。
参考文献：
[1]田原.浅议网络文学[J].理论与当代：八方文苑，2011（2）.
[2]张俊华.探讨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和谐发展[J].文学界：理论版，2010（10）.
[3]申霞艳.网络文学：作为新世纪文学的资源[J].南方文坛：批评论坛，2011（3）.
[4]许苗苗.网络文学的五种类型[J].甘肃社会科学，2002 （4）.
关键词：西方 中世纪 文化 功过
一、“中世纪”概念的由来
“中世纪”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公元15—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历史学家比昂多等人首先提出并使用的。他们认为在罗马帝国衰亡直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中间世纪，即“中世纪”。17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凯列尔在其所著的《通史》中，首次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个时期。从18世纪末开始，“中世纪”的概念便被西方学术界长期沿用下来。
二、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成就
1、缔造了一种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大众的、日常的精神生活方式
在中世纪，文化普及文本《圣经》被大量转抄复制传播，其通俗的教义家喻户晓。教会僧侣制度遍及每一个社会角落，每个教区设置了专职布道的神职人员，为社区为大众提供了简洁的“文化认同”或“价值认同”观念，为人们辨别真假、善恶、美丑提供了简单易行的规范或标准，成为平等、民主、法制的观念来源之一。简便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以及星罗棋布的教堂，使信仰成为世俗日常活动和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或方面，而传统的血缘同族同乡等宗法关系被日益淡化。以共同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团体活动成为西方慈善事业的开端和基础，这是西方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雏形。
2、开创了大众教育
西方大规模的普及性、基础性和义务性教育是从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开始的。在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方面，基督教的贡献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的成就。中世纪的教育成就主要表现在大学的建立。全欧洲几乎所有古老的大学都是在中世纪建立的。英国历史学家科林？琼斯说：“大学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杰出产物，包括了艺术、建筑、宗教的复兴和本土文学以及求知教育”。
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中世纪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了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们的精神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达。基督教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的精神推到了顶峰，使其成为西方文化史上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三、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评价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如果从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保持和发扬来看，中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落后、最封建的基督教时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统治，封建割据带来频繁的战争，人民生活在毫无希望的痛苦中，造成文化、科技、生产力发展停滞，西方文化在方方面面成为“神学的婢女”。此时，基督教禁锢着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西方近现代文化就是在与封建的基督教文化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中世纪，科学与宗教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如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所以中世纪在西方普遍称作“黑暗时代”，传统上认为这是西方文明史上发展最缓慢的时期。
由于基督教教会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以神学为衡量文化的最高标准，所以把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文化看成是异教文化，贬低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前的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就。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文明的历史进程被中断，文化停滞，以宗教文化取代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这些方面都说明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野蛮的、倒退的。
然而，在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人们总是在强调资本主义文化是在批判封建的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忽视了人类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成有赖于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但是同时基督教文化也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文化背景。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多次高度赞扬中世纪特别是中世纪后期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运动。我们不能否认，中世纪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基督教在中世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与宗教改革，最终使基督教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世界性宗教，它对于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有一定的作用。大约从14世纪起，西欧国家农业与工商业普遍进步，经济发展迅速，取代原地中海地区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由于西欧国家靠近大西洋，所以被称之为大西洋文化。
也正是在中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才成为了与东方的中国、印度一样拥有一定的社会生产能力与国民经济财富积累的地区。正是在新经济发展的需求下，15世纪后期西班牙葡萄牙首先开始海上探险，导致地理大发现。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条件，在思想文化领域才能出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代表工商业阶层与城市市民意志的各种思潮才可能得以兴起。
总之，西方中世纪文化是西方文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西方的中世纪固有其黑暗的一面，但是在黑暗中却埋下了人类文化未来发芽的种子。当必要的条件出现时，这颗文化的种子就能冲破黑暗，成长生根发芽。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西方中世纪文化，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来全面考察这段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化。
参考文献：
[1]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姜守明，洪霞.西方文化史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论*文*网]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2008,(11):204-205.
1、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 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 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
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 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 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 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 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 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 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 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
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 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 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 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 、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语文教育教学能力的强化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基于此，我们应精心设计和 组织从而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巨大的教育合力，自觉主动强化学生的语文教育能力训练。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
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 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 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 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 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 为学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日本文学；女性形象；明治维新；象征
日本自古以来就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古典文学上更是和我国本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二战以后，日本的文学受到来自西方文学的影响，其题材、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女性角色更是发生了重大变革，浓重登上了日本文学的舞台。当代日本文学中对于女性角色塑造是当代日本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我国文学关于女性形象塑造具有借鉴作用。
1将自然之美与女性之美相结合
当代日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完全否定古典文学中对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它依然包含了关于女性柔美形象的塑造，这一点正体现了日本传统女性的特点。关于日本女性具有东方古典、柔美等气质，在当代日本文学中体现的更加细致、自然。大多数小说作品中将自然之美和女性之美相结合，将女性独特的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日本文学中将人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特别是女性，常常与自然融为一体。女性身上那种力量就像大自然的力量一样，坚韧、隐忍，同时又具有爆发力；女性身上那种柔美也体现了大自然的秀丽、优雅、纯净的美感。例如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川端康成的作品，他的作品就是将自然之美与女性之美相结合，描述了女性独有的美丽的外貌、美丽的心灵。他用大段的文字描写自然景色，同时也勾勒出女性的自然、大方、清纯的形象。在著名作品《雪国》中，他对雪国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进行优美、细腻的描述，一幅幅美丽的雪国风景图跃然纸上。在美景的描述同时，也特写了女主人公的人物性格、外部表情以及外貌特征。这种人物描写与自然情景相互交织的描述方式，正塑造了一个个美丽的、柔情的女性形象。
2利用时代特征突出女性形象
日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受到了时代特征的影响。例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掀起了民主、自由的风潮，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往往带有新时期女性的特点，她们崇尚民主，渴望自由，个性十分鲜明。同时，这个时期由于思想极为开放，作者在塑造女性的角色时，从各个方面出发，探讨各种女性角色的刻画，从而形成独特的带有个人色彩的文学风格。例如坪内的作品，主要是突出“人情”的特点。也就是从人出发，而不旧道德、旧文学观念来描写女性，他笔下的女主公往往个性鲜明，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又例如森鸥，他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情怀的文学作品。他的代表作《》，则是一部可以反映受压迫的人民内心的渴求，追求自由、平等的欲望。他笔下的，在灯红酒绿的堕落生活中生存，却又十分渴望自由和平等。这是生活的矛盾，饱受精神的摧残，同时这也是社会的矛盾，受压迫人民追求平等的矛盾。《》这部作品正是这个时期底层人民的渴望和心声。二战之后，西方民主、平等、自由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人权运动进一步得到发展。当代的日本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在社会地位和身份中得到显著提高，日本女性也从封建制度和思想中得到解放。女权运动也影响着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塑造，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更加向往自由，更加追求平等，寻求个性解放。
3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
当代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角色都是热爱生活、坚忍不拔的形象，都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她们对生活充满激情，对和平和幸福充满向往，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些女性形象正是千千万万日本女性的浓缩，体现了日本女性的良好品质和精神风貌。也正是这些栩栩如生的描述，才让读者对于日本女性更多的了解，打破了以往的错误认识。例如家岛五郎的《一个女人》，其主人公就是一个追求生活、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她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莲花，热烈奔放，却又纯净如许，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4总结
当代日本文学中，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接收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洗礼，其文学内容越来越丰富。日本文学中关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和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截然不同。传统的女性形象大多是贫苦、受压迫、封建迷信的形象，而当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则是热爱生活、追求个性解放、具有较高的精神境界。当代日本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突破了传统，打破了常规，成为了日本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篇章。
参考文献：
[1]唐纳德・金.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十以来，中国和印度两个东方大国密切交流，中印两国首脑实瑚互访。在主席关于中印携手共创“亚洲世纪”的倡导下，中印关系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强调，中方视中印关系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致力于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值此中印合作、共创未来之际，我不禁忆及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中印关系的战略思考。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连续发表了《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东方文学》、《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在跨越世纪以前》、《漫谈东西文化》等论文，从而得出了“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指西方文化，东指东方文化），21世纪是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时代的结论。季先生这一论断，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乃至形成了两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这种争论甚至延宕至今。
笔者在2001年11月下旬，曾专程为此问题采访过季羡林先生，他明确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之所以将全面复兴，关键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交融。”这是季先生具有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哲学家的深邃眼光的经典论断。
“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
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乃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交融、东西文化走向的比较、中印文化的交流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其一，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季先生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是有根据和学理基础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其背后实质是个文化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特别要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他认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也不能说由一个地方产生的。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3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4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体系。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它不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就是和希腊文化体系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4大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其二，在21世纪，东方文化正在走向复兴，西方文化则走向衰落。季先生认为，人类跨入新世纪后，需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特别要反思曾经有过的一些不确切的概念。我们曾陶醉于“中国中心论”，明清以来，诸多帝王自诩“天朝第一”，结果却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后来又有人提出 “全盘西化”，其实这是“西方中心论”，也是要不得的。我们再来看东西方两大文化的概念。从宏观上看，希腊文化延续发展为西方文化，欧美都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构成了东方文化。“东方”在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谓第三世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大文化体系之间也是相互学习的，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一方占主导地位。就目前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文化。但从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二者的关系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兴盛、衰微和消逝的过程。东方文化到了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文化；等西方文化濒临衰微的阶段，代之而起的必是东方文化。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既不应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主旨，亦不应提哪方超越哪方，而应追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乃至共同奔向人类大同境界。
其三，中国和印度文化的交流、融合，既有历史因缘，亦有时代的需要，中印是21世纪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中坚力量。季先生推论这一观点时，也是从中印两国的思维模式切入的，他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印度的“梵我一体”的思想，是典型的东方思想。而这两种思维方式是伴随着中印两国古老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方面，“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从中印两国交流的特点来说，季羡林认为是时间长、涉及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也有交流，近年来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明。涉及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则有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其中最典型的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的相互交流。季先生指出：“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有千余年，真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此时，它已经失去活力，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之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会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不过，由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在兴旺后又反过来去影响印度。这种同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中国的禅宗和宋明理学，而印度佛教也逐渐得到复苏。推而广之，中印两国长期的文化交流，使两国的思维模式更趋一致，从而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也势必影响到东方文化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
以“和而不同”照亮中印文化交流合作前景
如前所述，按季羡林先生关于人类文明史是由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前进的观点，我们来审视当下中印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不敬佩季先生的先见之明。
由于中印两国均属四大文明古国，是东方文明的主要源头，因而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是亚洲崛起的问题，还是东方腾飞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飞速发展，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2003年10月，美国高盛公司在其《迈向2050年》的报告中提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金砖四国”(BRIC)到2050年将进入全球经济前六强的行列。同年，哈佛大学的塔伦．_凯纳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发表《印度能否超过中国》一文．在学界引发新一轮“龙象之争”的探讨热潮。2005年，高盛公司的新报告又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40年超过美国，而印度将在2033年超过日本。发生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中的经济增长，更成为200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心议题。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 “印度和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可能与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并列成为过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经济事件。”近几十年，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正越来越受到全球各方的关注。
美国企业界和学界的上述预测，固然有所谓的“中国”、抑或“印度”在作祟，但上世纪末期以来，中印两国相继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从而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举世瞩目，本文不予展开，下面仅简略述评印度经济发展的概况。
印度作为一个后发大国，其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也与中国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且不说印度在古代社会战争频繁，单就其进入近代以来，亦与中国被西方的洋枪洋炮轰出中世纪那样，被迫融人世界发展的潮流之中。横向比较东方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印度的工业化是在西方经济渗透时间长、强度大，殖民化程度深，以及因种性、宗教与政治分裂而缺乏凝聚力的独特历史条件下，艰难起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取代了之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而成为控制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的主导力量，美国和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便成为广大后发国家纷纷借鉴和参照的发展模式。而苏联以其计划经济体制和政府的强权干预——斯大林模式，更成为不少发展中大国效法的榜样。独立后的印度，因其长期遭受英国的侵略，故十分自然地在外交上与苏联走得更近，从而使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也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然而，印度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对苏联模式的直接照搬和简单重复，它是在结合了本国具体实际的情况下，力图兼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某些合理要素，旨在通过关键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建立新型国营经济，利用国家的经济杠杆调节国民经济，建立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以推进和实现迅速的工业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1951年，尼赫鲁在制定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将其“描绘成是计划经济与西方民主的独一无二的结合物”。这一指导思想一直影响到今日的印度政府。因此，印度的工业化道路既有别于欧美模式，又不完全等同于苏联模式，它的出发点在于：既强调自力更生，又不放弃吸引外资；既大力发展公营企业使其占领工业的 “制高点”，又一定程度地扶植私营企业发展；既搞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竞争，兼顾协调，平衡渐进。
正因为印度选择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所以近年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良好的发展势头，已使得国际社会对今后印度经济的发展寄予厚望。据印度媒体报道，到2003年底，印度经济对世界GDP总量的贡献率排在了世界前5位。2002年印度在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的GDP总量排在世界第4位，排名前3位的分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印度的这个位次变化最大，当时仅排在第10位，那时，排在印度之前的除美国、中国和日本外，还有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这说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印度对世界GDP总量贡献的比重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另据世界银行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2013年度的GDP为1.88万亿美元，上升势头很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到2020年世界经济力量排名中，中国将跃居第一，其次是美国、日本和印度。
2015年将是印度几十年来经济增速首次超过中国的一年。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增速将加快至7.4%，明年达7.8%，2017年至8.0%。“印度将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未来两年，印度较中国增速的领先优势将扩大”，世界银行的报告进一步表示。类似的结论得到了国际基金组织( IMF)的证实。2015年初，IMF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在5年内从2014年的7.2%攀升至7.5%。
季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提醒我们重视印度的人口红利，这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正如美国报刊指出：“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在大约20年内也将很快面临老龄化问题。但目前，在印度近10亿的人口中，有一半人年龄在25岁以下，而且印度也不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因此，从长远看，21世纪很可能变成印度的世纪。”此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从中国在人口问题上已然显现的危机考虑，中国未来与印度的竞争无疑将受到人口红利消失的困扰。
诚然，在中印两国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产生竞争，但在竞争中亦可取长补短。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借鉴：一是印度具有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二是具有技术创新方面的人才实力；三是具有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四是具有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五是具有金融体制和微观经济方面的竞争力；六是具有企业规范化管理的优势；七是具有创新型人才脱颖而出的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八是具有整个社会良好的学习氛围，以致印度的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早已超过中国；九是具有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浮躁、讲操守的士大夫风气；十是具有广大民众消费得起的文化生活以及弥漫于社会的文化气息，等等。
【关键词】文化/比较教育
【正文】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farcanweLearnanythingofpracticalvaluefromthestudyofforeingsystemofeducation")的著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事实，分析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近代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化，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制度、的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和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中开展文化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著作中、文学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资料，特别是该国的著名学者的著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著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献】
[1]顾明远．薛理银．比较教育导论——教育与国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2]顾明远．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3]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国际教育纵横——比较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5]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作为国际教育交流论坛的比较教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一、季老高抬“模糊”语
为尽量避免曲解季老言论， 兹详引季羡林先生有关论述如下:
1996年5月16日， 吴江蓝受《中外文化与文论》编辑部委托采访季羡林先生， 请季老谈了对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看法， 季老为此特地准备了发言提纲。访谈内容后来以“文艺理论建设应改弦更张”为题， 发表于《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1996年10月)。季老认为:“西方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 分析的， 中国是合二为一， 是综合的”(第2页);“西方思维特点是整体观念不强， 是解剖性的”;“我认为， 中国的语言好就好在模糊”(第3页);“不能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为每个慨念下定义是西方的玩意儿”， “‘风骨’是什么?用西方任何科学术语都说不清”(第4页);“现在外国流行模糊学……和模糊学相关的是混沌论”(第6页)，“混沌论等等的兴起， 我觉得是西方思想向东方靠拢的朕兆”(第7页)。
《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发表了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一文， 对上述论点作了进一步补充、发挥。他说:“西方主分析， 想把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搞个清清楚楚， 泾渭分明。但是， 根据一般人的经验来看， 宇宙间绝对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是没有的”， “(西方模糊思维)同东方的综合的思维方式却不谋而合”(第128页);“中国这些话语(指“羚羊挂角”等词语——引者)， 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笼统， 很不确切……我现在却认为， 妙就妙就模糊上。模糊能给人以整体概念和整体印象。这样以来， 每个读者都有发挥自己想象能力和审美能力完全的自由”(第129页)。
以上， 就是季老关于文论“模糊性”的基本论点。其实， 以“模糊”与“精确”区分中西文化， 也并非季老独家发明。在这之前， 金克木先生就有简明扼要的概括:“外国喜确切， 中国重模糊”〔1〕。只是季老有更充分的发挥罢了。但不管怎样， 此类主张， 不能不引发严肃的学术思考与质疑。
二、中西思维并非简单二元对立
季老的中西思维“分析”与“综合”二元对立说， 是其“文论模糊好”论的理论根基。因此， 我们的辨析就从这里开始。
西方确有分析传统。但这种传统主要是在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时期， 还是朴素整体思维占据主要地位。德谟克利特《宇宙论大系统》一书， 就专论整体。他还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的论断〔2〕。到康德、黑格尔， 已有对整体思维的强调。到19世纪中后期， 则出现了注重事物联系与整体的唯物辩证法。你总不好说它是“整体观点不强”的“分析”思维吧?在分析哲学大发展的20世纪， 又诞生了“系统论”。以上， 均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史常识。怎好讲西方只是“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呢?
中国是有整体综合传统。“五行”、“八卦”和中医， 就都是整体思维表现形式。但中国也不乏分析传统。古代文化对“阴”、“阳”两元素的分析， 可谓已臻极致。所谓“物生有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所谓“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 不都是“分析”思维吗?而古代文化的许多重要命题， 诸如“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有无之相生也， 难易之相成也”(《老子》第二章)， “究天地之际，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都是“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吗?以文论而言， 《文心雕龙》之“囿别区分”、“割情析采”就是分析， 而“擘肌分理， 唯务折衷”(《序志》)则是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又怎好说中国思维只是“合二而一”的“综合”呢?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论断: 分析与综合， “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3〕。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单一的分析或综合。我们的任务， 也许是辨析中西分析、综合及二者结合的细微差别， 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过这已超出了本文论证范围。
在季老眼里， “模糊”似乎也是中国的国粹。而实际不然。被季老引为同道的“模糊语言学”专家伍铁平指出:“科学意义上的模糊性是人类思维的共同特点， 而不是什么区别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点”〔4〕。这话简直就象是针对金、季二老而发。季老所说的那种直觉感悟式的“模糊”思维特征， 也决非中国独家之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 作为“对显现实际对象的瞬问把握”， “一种精确的直觉”的“领悟”，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中也一直存在〔5〕。
同样， 中国文化也自古存在追求“精确”的倾向， 而并非一味地“模糊”， 学术语言尤为突出。汉末的刘劭， 就以其“推步详密”、“分数精比”〔6〕为时人称道。中国文化大典《四库全书》的收录标准之一， 即“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凡例》)。极富中国特色的乾嘉学术， 也追求“其所辨正， 皆确乎不可易”〔7〕， 并谓“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 非吾儒之学也”〔8〕。在在均是追求精确， 毫无“模糊”踪影。连敏锐的西方学者也能感受到此点。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就曾指出:“在中国人过去的时代精神中， 显然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人们去发现那些符合于最严格的考据原则、精确性和逻辑推理知识”〔9〕。怎能说中国语言“妙就妙在模糊”呢?
总之， 把中西思维方式区别简单归结为“分析”与“综合”、“精确”与“模糊”的二元对立， 不符合基本历史事实。此外， “综合”是相对“分析”而言， 而季老所谓“模糊”是相对“精确”而言， 二者并无内在联系。所以， 不管怎样， “综合”论都不能充当“模糊”说的理论依据。
三、这“模糊”不是那“模糊”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高抬中国“模糊性”的季老， 却不时向西方“模糊学”、“混沌论”寻求支持， 当然， 他称之为“西方思想向东方靠拢的朕兆”。然而， 此“模糊”是否彼“模糊”呢?
也许是季老讨厌“学西方给每个概念下定义”罢， 他从未对“模糊”一词作明确逻辑界定。我们只能联系其上下文推知， 他有时将其理解为不那么“清清楚楚， 泾渭分明”、“不太精确”、“不太明确”， 有时又理解为可以“发挥想象”的含蓄性。这都是中文里的日常义， 而并非特定的学科义。但西方“模糊学”中的“模糊”是否也是此义呢?回答是否定的。
现代“模糊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从认识论角度说， “模糊性就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10〕，而并非泛指意义“不明确”。“模糊学”首先是从精密科学数学兴起的。所谓“模糊数学”， 就是“运用精确的数学方法来刻划和处理对象的模糊特征”〔11〕， 而“模糊命题的真值运算， 实际上就是隶属函数的运算”〔12〕。因而模糊数学是一点也不“模糊”的。而“对于混沌系统而言， 动力学定律必须在概率层次上进行表述”〔13〕。所以， “混沌学”也属精密学科， 并非“不明确”。至于方兴未艾的“模糊语言学”， 则是主要研究词义的“模糊性”， 也即“词义的外延适用界限的不确定性”〔14〕。但词义的中心部分也即内涵， 还是确定的。由上可知， 西方“模糊学”、“混沌论”中的“模糊”， 其含义实与季老的理解大相径庭。
模糊语言学的研究指出， 模糊语主要存在于日常自然语言中， 多存在于表示时空范围和事物性状的词语之中。有人说：“表示词的模糊集所在论域基本上是数量尺度”〔15〕。因而，“ 可以用模糊限制词来检验模糊性。任何可以和这类限制词结合的均属模糊类型”， 而“被修饰的词可以用程度来表现”〔16〕， 如“较大”、“很大”、“极大”等。显而易见， 季老文中所列文论“模糊”语， 均不属此类。
四、文学语言并非只有“模糊”妙
季老认为， 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他以“鸡声茅店月， 人迹板桥霜”、“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等诗句为例， 说明“这种模糊的语言给人以想象的绝对自由， 各人根据自己的经历进行想象”〔17〕。且不说前句的句法在汉语中也很少见， 即使承认它是中文特色， 也不过是一种“含蓄”的技法和风格。这些词语本身的含义一点也不“模糊”， “模糊”的只是其言外之意。它虽然能给人以想象的自由， 却又不是“绝对”的。因为除了要受鉴赏者经历制约外， 还要受所掌握作品背景知识的制约。而如果过度“模糊”， 则会构成欣赏障碍， 如白居易那首《花非花》， 以及某些当代朦胧诗。因此， 不可过分夸大“模糊”话语的作用。
还应看到， 文学语言的这种“模糊”(含蓄)表达方式即有可取， 也不应是、不可能是唯一最佳表达方式。确如梁启超所说：“向来写情感的， 多半是以含蓄蕴借为原则， 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 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 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他接着又指出：“但是， 有一类的情感， 是要忽然奔进一泻无余的， 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 叫做‘奔进的表情法’……在这种时侯， 含蓄蕴借， 是一点用不着”。他还以《诗经》之《蓼莪》、《黄鸟》，和《箜篌引》、《陇头歌》，以及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作品为例做了说明。最后， 他称赞此类作品“是情感文中之圣”〔18〕。此外， 象裴多斐的《生命与爱情》，《天安门诗抄》中的《扬眉剑出鞘》， 也属此类诗作。它们也均能给人以想象的余地。由此可见， 文学语言是否“模糊”， 应视内容、对象、作者心境和美学追求而定， 切不可一概而论。
已如上述， 与意为“含蓄”的“模糊”相对应的， 是“状溢目前”的“直露”和“直率”， 而不是与“含混”相对应的“精确”。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 “模糊”都不可能是文学语言的本质特征。因为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是交际性， “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9〕。因此“词表义的精确性是词义的基本属性”〔20〕。即使是文学语言， 也不能违背这一属性。高尔基曾指出:“语言的真正的美， 产生于言辞的准确， 明晰和动听”〔21〕。因此， 不能简单、笼统地讲文学语言“妙就妙在模糊”。
五、文论话语还是“精确”好
如果说文学语言要求精确也允许“模糊”， 那么理论语言， 文学理论语言， 就只能要求精确， 虽然亦可增饰一点文采。拉瑞·劳丹讲得好：“理论的功能是消除含混牲， 化无规律为有规律以及表明事物是可以理解的和可以预测的。”〔22〕而季老却常常将这两种语言混在一起一锅煮。
下面， 让我们对季老引证的文论“模糊”语作点具体分析。
一类是高度概括的形容词语， 诸如“飘逸豪放”、“沉郁顿挫”、“峻切”、“清捷”等。这类词语的优点是简洁， 符合语用经济性原则。至于能否给人“整体印象”， 却还是个问号。除“飘逸豪放”较为常见， 含义大致明确外， 其他多是文人提炼而成的比较生辟的词语， 一般读者确实较难领会。要把握其基本含义， 就要追溯词源， 熟读原作， 翻阅、查证大量文献， 反复推敲、琢磨， 真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如此， 也难保讨个明白， 从而产生交流的阻力。这就不仅违背经济性原则， 也背离了语言的本质——交际性原则。
一类是形象化的比喻， 诸如“羚羊挂角”、“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等等。它们本来都是禅宗话头， 被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借用来喻解诗道。如果脱离了特定的理论语言环境， 它们就只能把人们引向禅境， 或者什么也不是， 还谈什么“发挥想象”、“整体印象”？兹录其原文如下：“夫诗有别材， 非关书也；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 多穷理， 则不能极其致。所谓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者， 上也。诗者， 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羚羊挂角， 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不可凑泊，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显而易见， 此段“文眼”是在诸如“不涉理路， 不落言筌”、“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等非比喻性语句。那些比喻性“模糊”语， 不过是增加了一点形象、生动与趣味罢了。它们并无独立的理论地位和内涵， 谈不上什么“整体印象”和“想象自由”。上述精确语言， 已经达到了“整体把握”。总之， 季老所引文论“模糊”语， 实在并不太“妙”。
综观中国古代文论， 其主体和精萃部分， 也决非那种“模糊”论述， 而是精确表述。即使在《沧浪诗话》中， 那种“镜花”、“水月”式语句， 也属增饰和点缀。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古代文论水准的《文心雕龙》了。它不仅表现出对精确性的自觉追求， 诸如主张、肯定“锋颖精密”(《论说》)、“精思以纤密”（《指瑕》）、“会词切理”（《附会》）等；而且在写作实践中也确实空前完美地实现了精确性追求。《文心雕龙》虽然受到骈文文体的制约， 大部分篇章还是保持了语言的清晰、缜密与明快。象《神思》、《物色》等最佳篇章， 也恰是语言最为平易、明晰的篇章。“下定义”也并非只是“西方的玩意儿”， 《文心雕龙》也有许多明确的定义。因而， 后人赞之为“议论精凿”、“穷神尽状”、“体大虑周”、“精理密意”〔23〕。当时还根本没受西方“分析”式思维影响， 却从未有以“模糊性”称誉《文心雕龙》者。怎能说“模糊”是中国文论话语特色， 而且“妙就妙在模糊”呢？季老称用西方科学术语“说不清”《文心雕龙》中的“风骨”。中国术语不是也一直未能说清吗？而这恰恰源于原作的“模糊”（不精确）， 反证了“模糊”之不“妙”。
唯一的例外， 也许是“比物取象， 目击道存”（《诗法萃编》本许印芳《二十四诗品跋》）的《二十四诗品》。此著确实充满“含蓄”意义上的“模糊”。但依我之学术立场视之， 其中虽不乏闪光的思想， 却很难说是真正的理论形态。其理论性质与含量， 远不如同是诗体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与其说它是一部“诗论”， 还不如说它是以鉴赏感悟为基础、描摹文学风格的一部诗集。人们很难以理论思维解读它。因此， 古人便“每苦其意旨浑涵， 卒难索解”、“迄今四十余年， 犹模糊未得其旨归”；慨叹“解也难， 说之也难……臆焉而已”；或推之于“久能自悟”、“可以意会， 难以言传”〔24〕。这就给研究和交流带来极大障碍， 也导至名目繁多的注释迭床架屋、积案盈箱， 从而造成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
总之， 从正反两方面考察， 文论话语都要求精确， 排斥“模糊”（不精确）。即使作为“含蓄”的“模糊”， 也只能是精确话语的补充， 而不应成为主导话语。
六、余论
张扬民族特色， 发扬民族传统， 应该有一种冷静、平和的心态和全面观照的视角， 切不可简单、轻率、感情用事。否则，中国文艺理论的“改弦更张”就可能走上邪路。
现代思维要求清明的理性， 虽然也需感性、悟性和灵性的平衡。从总体上看， 分析性、精确化的理性思维在中国并未得到充分发展， 对整体的把握也多笼统而粗率。中国式的的朴素整体思维， 未经近代科学分析思维的辩证扬弃， 就难以螺旋式上升为现代系统论和整体观。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混沌学、模糊学等新兴综合学科， 不在“整体”思维发达的中国产生， 而在“分析”思维发达的西方产生， 难道是偶然的例外吗？称其为“向东方靠拢”， 有什么根据呢？
诚如唐逸先生所说：“理性思维的不成熟， 严重阻碍社会的效率化、自觉化和科学化”〔25〕。在中国， 理论思维经常受到感悟思维的冲击和扭曲， 在语言表述上就往往呈现出“模糊性”。理论的过分主观化、情绪化和文艺化， 正是其声誉欠佳的重要原因之一。鉴赏与评论不分， 文学与理论混淆， 常见于文论研究。也许， 将锐敏的感悟， 清通简要和情采兼备的表达， 与西方式的逻辑清晰、条理与系统相结合， 才是中国文论重建与创新的最佳途径罢？
中国现当代文论， 虽然较多地吸纳了西方文艺思想和范畴， 但在运思和表述方式上还是根深蒂固传统式的。这就不能不给国际学术交流带来障碍。且不说西方学者， 就连东方的日本学者， 也每为中国文学研究“太文艺化”、“感情、感性上的因素过多”而苦恼， 甚至“觉得不是学术著作， 而是一种‘文学创作’”；并呼吁中日学者间建立“共同研究的‘基础’”， 其中包括“研究方式、题目、思路、语言等等”〔26〕。参与国际学术交流， 应熟悉并遵守通行的游戏规则， 逻辑清晰是最起码的一条。理论话语“妙就妙在摸糊”论， 必然与这种潮流格格不入、背道而驰， 除非想自我封闭在国际学术交流之外， 所谓“各人说各人的”。但我相信，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走这条路。
注释：
〔1〕 金克木：《蜗角古今谈》，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第168页。
〔2〕 马清健：《系统和辩证法》，求实出版社， 1989年11月版， 第5页。
〔3〕 恩格斯：《自然辨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72年5月版， 第548页。
〔4〕 伍铁平：《模糊语言学》自序，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
〔5〕 尼古拉·布宁、余纪元编箸：《西方英汉对照哲学词典》， 人民出版社， 2001年2月版， 第166页。
〔6〕 《三国志·刘劭传》引夏侯惠评语。
〔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 《严先生衍传》。
〔8〕 同上书， 卷24， 臧玉林《经义杂识》序。
〔9〕 李约瑟：《科学技术史》第一分册，第312、313页， 转引自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12月版， 第50、51页。 转贴于
〔10〕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 人民出版社， 1985年12月版， 第12页。
〔11〕同上书， 第31页。
〔12〕张跃等编著：《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 煤炭工业出版社， 1992年4月版， 第35页。
〔13〕伊利亚·普里高津：《确定性的终结》，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1998年12月， 第85页。
〔14〕张乔：《模糊语义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2月版， 第21页。
〔15〕吴望名：《模糊推理的原理和方法》编写说明， 贵州科技出版社， 1994年1月版。
〔16〕同上书， 第113页。
〔17〕吴江蓝整理：《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季羡林教授访谈录》， 《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辑， 1996
年10 月 版， 第4页。
〔18〕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转引自周振甫《诗词例话》，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9年5月第2版， 第352页至35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第
35页。
〔20〕苏宝荣：《辞义研究与辞书释义》，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0月版， 第93页。
〔21〕高尔基：《论文学》，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0年1月版， 第57页。
〔22〕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 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5页。
〔23〕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12月版， 第436页、438页、440页、441
页。
〔24〕《诗品臆说》序、自序， 《二十四诗品浅解》跋， 孙联奎、杨廷芝著， 孙昌熙、刘淦校点《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 齐鲁书社， 1980年8月版， 第三页、第五页、第一二五页。
〔25〕唐逸：《荣木谭──思想随笔与文化解读》，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月版， 第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