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9 04:00:46
自古以来，因地域与历史的关系，中国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让我们能引以为豪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湖湘文化、岭南文化、闽粤文化等。应该说，中国古代文学范畴离不开这些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段。这些作家作品属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地方历史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有着无比紧密甚至水融的关系。因此，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离不开地方历史文化，地方历史文化应该很好地融入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鲁国人，他们首先属于齐鲁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屈原首先属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属于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部分。所以说，没有地方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国古代文学。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不能高高在上，离开地方历史文化泛泛而谈。离开了地方历史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便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地方历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路
(一)编写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历史文化，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齐鲁大地，因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乡，因他们而发轫的齐鲁文化闻名中外;位居我国西北的三秦大地，因为有了半坡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遗迹而使三秦文化大放异彩;地处中原的洛阳、开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国家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便位处岭南一隅的桂林，也因为古代文化遗址众多、古代文人墨客来往者众多而位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地方历史文化，如能将其编写成地方历史文化读本，作为古代文学教材的重要补充，不仅能极大地拓展古代文学的外延，而且能极大地丰富古代文学的教学内容;同时，还会进一步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让学习内容在学生的心目中更加可亲可近，从而极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二)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
以前的成高教学很容易落入普高教育之俗套，即内容上以文学史及理论学习为主，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全然不顾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导致教学效果不佳。为了扭转这样的局面，成高教学应大力改革、创新教学方法，变以课堂教学为主为课堂教学与实地参观并重，着力加强教学的形象性、具体性，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效果。以桂林为例，因为桂林拥有众多的文化遗存遗址(如甑皮岩遗址、兴安灵渠、独秀峰下东晋颜延之读书处、唐曹邺南溪山石刻、宋城墙、明王城等)。这些遗存遗迹反映了古代桂林灿烂的文化。它们大多位于市内或城郊，有的步行可达，有的骑自行车半小时可到，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或身边。在进行古代文学教学时，我们不妨把更多的时间从课堂搬到具体现实环境中，使教学从死板变活泼，从抽象到具象，使学生从昏昏入睡到兴趣盎然。如当我们学习到先秦文化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到兴安灵渠进行文化参观，考察灵渠修建年代、修建的原理、修建的巨大历史意义等;当我们学习到东晋陶渊明的时候，不妨带学生参观独秀峰下颜延之读书岩，让学生了解当陶渊明“除荳麦苗稀”“戴月荷锄归”的时候，颜延之正在独秀峰下挑灯夜读的故事;当我们以愉快、轻松的心情欣赏李白的《朝辞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学期考试结束以后带学生到漓江乘舟而下，体验一下当时的心情;当我们学习元杂剧的时候，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古代的桂林(乃至广西)有哪些戏曲形式，哪些已经消亡，哪些还在流传中，消亡了的“广西文场”有什么特点，是否还可以挖掘、整理，使之复活?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桂林彩调”与“京剧”“昆曲”有什么不同?是否可以找出桂林彩调，如“黄三打鸟”或“三看亲”进行排练?等等。其实，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要我们能与地方历史文化恰当结合起来，就能使课堂生动起来，形象起来，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三)深入实地考察，绘制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
一个地方具有如此丰富的古代文化文学资源，如何让它们更具象更有效地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呢?通过实地考察，绘制一个地方古代文化文学地图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桂林既然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文学遗迹遗存众多，我们不妨在给学生布置作业时进行大胆的改革，把过去那种以分析作家作品为主，变为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下到实地，分门别类地对文化文学遗迹或遗存登记或拍照，然后根据登记或拍照的情况，绘制一幅当地文化文学的实景地图，这样更能提高学生印象，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四)举办各种沙龙，让地方历史文化
关键词:体验经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西安
截止2007年底,国务院确定公布了三批及11座增补城市,共110座部级历史文化名城[1]。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极强的吸引力在众多类型的旅游目的地中脱颖而出,它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从某种角度看,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是城市旅游和历史文化旅游的复合体,它们彼此互为依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然而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势必映射到旅游活动中,它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子,如何对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进行优化以更好地适应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体验经济与旅游
1998年,美国学者B.JosephPineⅡ和JamesH.Gilmore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欢迎进入体验经济(WelcometotheExperienceEconomy)”一文。首次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之后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体验是指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从而为个体消费者营造一种难忘的经历。两位学者从“顾客的参与程度”和“与环境的关系”两个层面将体验划分为以下四个组成要素:教育、娱乐、审美和逃避[2]。〖JP+1〗体验经济在服务经济的基础上产生,而又完全不同于服务经济,其实质是强调“顾客参与”和“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顾客的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都将成为“体验”的重要环节,顾客在体验的同时又参与营造了体验的氛围;顾客与环境的关系无论是“吸收(absorption)”还是“沉浸(immersion)”都极大地体现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与消费环境的互动性。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们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性化的服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消费方式将逐渐占据体验经济时代消费活动的主体。
旅游作为体验经济的一种典型代表,在体验经济背景下具有一些新特征:首先,从消费结构看,旅游者更多地关注精神享受和情感需要;其次,从消费内容看,旅游者从习惯于标准化产品和一般化服务向定制化产品和个性化服务转变;第三,从消费价值看,旅游者由消费“结果”转变为消费“过程”。不再是只关注产品本身,而是关注整个旅游活动过程的感觉和体验;第四,从旅游产品形式看,旅游者更青睐于互动参与式双向沟通型产品。最后,从心智模式看,旅游者由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注[3]。
二、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不和谐因素
(一)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是指“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然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中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矛盾表现突出、由来已久又似乎很难调和。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当然相互促进的一面更好协调也更易理解;而在实践当中,旅游开发者则更多地强调其经济特征,强调文物旅游所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即使旅游开发者能够意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但因其视角的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正如旅游界众所周知的“水洗三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很多争议,的确令人深思。
(二)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
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资源禀赋就决定了其自身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局限性。这些城市的旅游资源往往是总量丰富、文物价值高、知识含量高,专业特色浓厚,通俗性较差,参与性较低,或者说静态资源多动态体验少。而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质是追求审美和愉悦,通过旅游的过程去体验差异和新奇。而且不同于其它城市旅游,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相对而言要求旅游者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较强的感悟能力,具备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基本素质。然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又要通过旅游媒介(包括旅游中间商、导游服务、目的地居民等)去弥合。旅游媒介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质量,动态体验环节的不足又与体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相抵触。
(三)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
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它的旅游产品形式。历史文化名城旅游核心产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博物馆类、陵墓类、名人故居、节事类(庆典事件、仿古模拟)、古代建筑、宗教类(宗教建筑、礼仪庆典)等。这种产品形式强调文化性、历史性和知识性。游客体验的本质为“过程消费”而非“结果消费”,体验的核心精神表现为以互动参与式取代单项沟通式。某种程度而言,游客也是“生产者”而非单纯“消费者”。体验经济时代,游客趋向于追求个性化的产品、服务和自身的“沉浸”和愉悦,这种不和谐关系如图1所示。
三、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的理论依据
(一)系统论原理
所谓的系统论是指以一般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理论,也成一般系统论。一般系统论将系统定义为:由若干个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在这个定义中包括了系统、要素、结构、功能4个概念,表明了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三方面的关系。系统论认为系统可以定义为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的复合体,系统往往是一个多极的、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一个大系统一般可以分为若干个子系统,子系统又可分为多个亚子系统,而亚子系统可以再分。现代系统论的出发点在于运用科学方法寻求系统的最优化,使整个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子系统的功能总和[4]。
(二)体验经济理论
体验经济及其内涵前面已经有所阐释,此处不再赘述。目前国内有关体验经济和旅游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验经济背景下的特种旅游开发、景区管理模式创新、旅游产品设计等领域[5-7]。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和谐理论
和谐理论的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自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提出以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意识到了旅游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并提出了实现和谐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8]。旅游业以其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影响力大等特点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动力产业之一。和谐理论指导下的旅游发展强调“人地和谐”,即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的和谐;“人态和谐”,即旅游者之间、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和谐;“人企和谐”,则指旅游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利益共赢。和谐理论应用于旅游发展的实践,可以归纳为和谐的发展目标、和谐的经营理念、和谐的旅游环境以及和谐的消费意识。
四、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优化模式
(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结构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需求子系统主要构成要素是旅游者,具体涉及旅游者的欲望、动机、需求、偏好、选择、决策和评价内容;供给子系统则包括核心吸引物(文物、遗址遗迹、历史事件、人物等)、交通、市场营销、信息流和旅游服务等。旅游影响(效应)具有双向性,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效应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需求和供给子系统。旅游环境作为支持系统包括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人文环境则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
(二)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的优化
鉴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的构成,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发展是旅游者以文物、历史事件等为主要吸引物的城市旅游体验活动。旅游体验主要是游客以“三求”为出发点,通过体验过程的“三性”来达到“三感”的目标。所谓“三求”即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三感”即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
1.开发理念优化:突出“三求”,有所选择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有些资源实行“保护”和“开发”相对分离。即不宜开发的旅游资源暂且不开发,以保护为主,谋求长远利益。对于旅游开发价值高的资源进行科学开发,满足旅游者的审美愉悦需求。其次,在开发理念上强化旅游者旅游体验的内涵,改变以往资源导向型的旅游开发模式,变“资源导向型”为“资源依托型”。依托于适宜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旅游者“求解脱、求补偿、求刺激”的本源旅游体验要求,在文物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
2.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
比较而言,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有其自身的特点:知识性、历史性和文化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蕴含大量的知识背景,旅游者自身的知识素养会直接影响旅游体验的质量;并且,以文物为主体的旅游产品往往存在于非自然的历史时期,如遗址遗迹、古代建筑设施、历史事件和人物都凝结了后人对历史的诠释和感悟;关注旅游体验的“三性”,即可感知性、可参与性、可理解性,不断创新,利用高新技术全方位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是历史文化名城旅游产品设计的根本所在。
3.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
旅游服务渗透于游客体验的每个环节,它包括旅游接待的硬件设施,旅游宣传促销和目的地的接待服务等。“以人为本”,为旅游者营造新鲜感、亲切感和满足感,从而实现旅游者效益的最大化是旅游服务的核心。
五、西安城市旅游发展优化
(一)西安的旅游资源赋存及旅游业发展现状
西安市辖9区4县,在9983平方千米的地域范围,巍峨陡峻、群峰竞秀的秦岭山地与坦荡舒展、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界限分明,构成了西安市的基本地貌。西安市自然旅游资源规模体量大、种类较为齐全,拥有3个主类(缺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标中的天象与气候景观主类)、16个基本类型,共67处资源单体;与自然旅游资源相比,西安市人文旅游资源地位更加突出,全市共有人文旅游资源单体2081个,占到全部旅游资源的969%,涵盖了4大主类、14个亚类和79个基本类型。可以看出,西安市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
丰富的旅游资源不能反映在旅游业的发展规模和效益指标上。西安虽然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成员,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人文旅游资源数量多、规模大、品位高、分布广,被誉为中国的“天然历史博物馆”。西安的国际旅游收入和其他城市相比处于很大劣势,在全国排名曾一度降至17名。体验经济的来临,对西安旅游业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充分利用优势的文物旅游资源,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二)西安旅游发展优化的具体构想
1.优化资源开发理念:有所选择,强化体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产生、存在的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城市所赋存的文物以及具有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资源。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开发,要树立“有所选择、注重体验”的理念。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存都要开发,也不是所有的文物资源都适合旅游开发。进行旅游开发的历史文化资源应尽可能具有相对高的审美愉悦价值,尽可能符合旅游者的体验要求。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旅游资源赋存数量多、品位高。但不能追求“高开发利用率”,而是有所选择、走资源开发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西安人文旅游资源中比重很大的遗址遗迹和建筑与设施类旅游资源,可以选择性滞后开发或者不开发。
2.旅游产品优化:细分市场、活力精品
西安旅游产品功能结构相对单一是长期以来旅游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西安旅游产品在设计上应有所区别,突出重点。针对一般国际旅游者特点,突出观光旅游、体验旅游产品。激发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西安旅游的国际品牌知名度;其中重点进行秦始皇兵马俑及其周边环境的整治和配套,增强参与性、提高感悟性。如博物馆内分设体验区(相关知识竞答、仿陶俑烧制、电脑游戏仿真等)。对国内游客,则融观光、文物、体验、商务会展等旅游产品为一体,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展示西安周、秦、汉、唐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对省内游客,重点依托关中平原向秦岭山地过渡地带的自然旅游资源,打造休闲度假、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形式。提升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影响力。
3.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优化:追求人性化
旅游服务的对象是旅游者,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旅游者又会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旅游服务要具有“个性化”,追求“人性化”。西安可以借鉴欧洲很多旅游城市,在火车站、飞机场、港口等旅游者集散中心设立游客信息中心(TouristInformation),提供涉及主要客源市场语言的旅游宣传册、地图和旅游专线的票务服务。再加上免费的人工帮助,使旅游者体验到亲切感和满足感。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市场营销在客源地的保持和开拓、市场营销渠道的选择、经销商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特色。针对国际市场:突出西安作为“秦俑故乡、丝路起点、东方古都”的城市旅游形象;国内市场:突出西安“西部最佳、中国立体博物馆”等城市旅游形象;省内市场:强化“古城新貌、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等旅游形象。可以通过文化传媒、大型节事活动、巡回展览、名人效应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促销力度。
4.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优化:和谐发展
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态环境。旅游环境系统更多地强调西安作为旅游城市所应具备的有利于游客更好感知西安的通道。该系统的优化存在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耦合,或者说是利益的博弈。最终达到旅游者和城市资源之间的和谐;旅游者和社区居民的和谐;旅游者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和谐。旅游影响系统则具有双向性:即针对旅游者又对历史文化名城本身;既有正面影响,又有负面影响。如何强化西安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旅游者的正面影响,同时减小旅游者对西安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探讨。
六、结论
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城市,同时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承载物。它在不断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要的同时还要肩负历史文物保护的重任。体验经济与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的不和谐体现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资源禀赋和体验经济内涵、以及旅游产品形式和游客体验本质的不和谐三个方面。历史文化名城旅游系统最基本构成是需求子系统和供给子系统,其发展优化主要表现在对供给子系统的优化方面。其中开发理念优化要突出“三求”、有所选择;产品设计优化注重“三性”、不断创新;旅游服务优化追求“三感”、以人为本;西安作为典型的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并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体,〖JP+1〗其中建筑与设施、遗址遗迹等文物类旅游资源为西安旅游资源的核心。为适应体验经济的本质要求,西安旅游应在旅游资源开发理念上有所选择、强化体验;旅游产品上细分市场、活力精品;旅游服务和市场营销领域追求人性化、体现个性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效应系统平衡博弈、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EB/OL]
[2]B.JosephPineⅡ,JamesH.Gilmore.TheExperienceEconomy[M].NewYork:HarvardBusinessSchoolPress,Boston,Massachusetts.1999.
[3]陈兴,“体验经济”背景下基于人类学视角的我国“旅游体验”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06.
[4]马建华.系统科学及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5]刘敏,石学勇.体验经济与内蒙古特种旅游开发[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4,18(5):128-131.
[6]李晓琴.体验经济时代下旅游项目设计与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07(3):69-72.
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合璧较为罕见。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关键词：考古学；意义；发展历程；计算机应用
考古学是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最密切，其研究方法，比如考古层位学、考古类型学都是自然科学中借鉴而来的。考古学不仅对研究过去的历史有重要作用，而且对现代社会也有指导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
（一）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中国的近代古代学起始于20世纪初。在大量古籍和历史证据的存在下，中国考古学对考古学的发展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但考古学在研究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代替的。
考古学可重建和复原中国的古代史。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学中获得大量资料，比如出土文献和大量考古实物，它们包含着很多历史信息。通过考古学家对文献和实物的解释，更有利还原当时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把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
考古学可以证明文献的真伪。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主要通过遗留下的文献，考古学与遗留文献的结合，可以解决很多难辨真伪的历史问题。有的考古发现可与文献相对照，弥补了文献的不足或者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考古学的出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考古学还没有盛行以前，历史学家只是从文献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近代考古学出现后，一些史学家将目光转向考古学，希望从考古中找出历史问题的答案。
（二）考古学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步。
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和大量应用，考古信息的采集方式更加多样化，这样从考提取的信息也会大量增加，就不断的为历史研究提供新课题。今天来，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到考古学中，考古材料的管理更加方便和电子化保存考古数据。
考古学家经过多年的努力，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和谱系在多数地区基本完成。考古学家还应该应积极引入外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未来考古更加注重材料的综合理解和解释。
二、考古学的发展。
（一）萌芽期。文艺复兴至19世纪20年代是考古学的萌芽期，其主要特点是搜集和研究古代文物、调查古迹。中国的考古萌芽是从宋代开始的，但只是研究古物，并未涉及古代遗迹的研究。
（二）形成期与初步发展期。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是考古的形成期，是北欧学者西蒙森和汤姆森相继提出的“三期说”，即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这一时期，考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如对意大利庞培遗址的发掘。
（三）初步发展期。初步发展期大约处于1867年至1918年前后，考古发掘逐渐科学化。此时，出现了“考古类型学”，就是根据遗物的形状和纹饰的不同，对其进行分类研究，研究和发现这些遗物之间内在的关系。考古学理论则是运用与考古相关学科的传播论和进化论。
（四）基本成熟期。20世纪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是考古学的基本成熟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考古工作范围的扩展，在这一时期，重大的考古发现的增多。后期从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其主要标志是考古学理论的改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注重研究遗物的形式向将年代学与遗物的功能研究相联系的转变；根据遗迹和遗物研究古人的行为；注重研究文化变化与环境之间关系等。
（五）转变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考古学的转变期，其最主要的特征是新考古学，即“过程考古学”的兴起。在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由于与外界缺少联系，国外的各种流派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小。
（六）全面成熟期。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是考古学的全面成熟期。考古界形成了一些新学派和理论，如社会考古学、认知考古学、中程理论等，它们中的大部分也往往被统称为“后过程考古学”。
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用于考古学，如DNA分析、物理探测和化学成分分析等。同时，中国考古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增加、交流不断加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增多，中国的考古学在国际影响日益扩大。
（七）继续发展期。进入21世纪，考古界各学派之间不再彼此排斥，而是呈现相互包容、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一时期，中国考古学体系也逐步完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也越来越多，考古发现层出不穷。
三、计算机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一）对数据的处理。计算机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还可对发掘的信息进行智能化技术处理，在考古过程中，有些工作仅凭人脑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利用算机缀合卜甲碎片。计算机还可以对各种仪器分析的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以及利用信息进行模拟试验等。
（二）对遗址的勘探。有考古工作，考古人员不能实地工作的时候，比如对日军731部队遗址考古时，发现了在被日军自毁的地下建筑遗迹里，有些地下通道和人体细菌实验的罪证物还不知道其用途。勘探人员利用现代地球物理勘测技术进行了先期勘测，然后利用计算机绘图技术对遗址群进行绘图，考古人员则根据勘测数据显示的重点区域进行考古钻探工作。
（三）数字建模处理。在考古遗址发掘中，所有关于遗迹、遗物的一切信息，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在考古过程中，传统的绘图、照相以及文字记录手段限于某种因素，已无法适应现在考古的发展，也无法准确地记录遗迹信息和提供完整的资料。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在考古工作的应用，如GPS、数字相机等一些新技术手段，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考古遗址信息获取的能力。
四、结语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在原有考古经验的基础上，新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的被应用。由于考古学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也在迅速地增长，考古讨论会的举行也大量增多。未来的考古学将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和现代化。为实现这些目标，全世界的考古学家要共同努力，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的积极参与和配合，只有这样，考古学才能不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弗雷德・T・普洛格，陈虹.考古学研究中的系统论[J].南方文物，2006（4）.
[摘要]课时压缩、教学内容陈旧、评价体系单一是当前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重建中国古代史教学体系，改变教学模式、改善评价环境是解决当前教学弊病的主要对策。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教学，对策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20—0060—06
中国古代史课程是高校历史学专业主干基础课，讲述上自史前社会，下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内容包括在中国这一时段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史，时间跨度大，内容庞杂。随着当前中国教育的不断转型，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逐渐凸现，主要表现为课时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材老化、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观点陈旧、学习评价方式单一等方面，严重制约了该课程的发展及其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急需在教学内容、学习评价方式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进。因此，探讨中国古代史的教学改革，已成为一个现实而又重要的课题。针对目前高校中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笔者总结目前高校古代史教学中一些成熟的经验和对策，并从教师的视角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待于专家、学者、同行的批评指正。
一、当前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课时压缩与历史知识的“碎化”
课时量不足是当前许多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中存在的现象，也是大多数承担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教师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式学分制在大学里的普遍推行，为增开新的课程，通史课的课时调整。适当调整通史课是教学改革的需要，但一些高校的通史课压缩却损害了课程体系。目前，国内开设历史专业的高校有210所，下表是国内部分高校中国古代史课程设置。从国内一些高校的课程设置来看，各个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课时的安排缺乏统一标准，大多数的高校课时数保持在120—160之间，更有甚者，中国古代史教学只有60个课时。
在课时被调整的同时，《中国古代史》教材内容却不断加增。以大多数高校使用的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为例，该教材的第一版是95万字，到了2010年印刷的第五版时字数达到103万字，内容增加了8%。
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目标要求教师既要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并培养其初步的专业研究能力，又要在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贯彻素质教育的一般要求与方法。现行高中历史教材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推行素质教育，大量删除基本历史知识，中学生通过高中课堂学习的历史知识十分有限。新课标教学模式培养出来的大一历史专业新生普遍存在着基础知识不足、知识体系混乱、阅读文献能力较弱等不足。由于高中历史教育与大学历史教育缺乏弥合性，有限的课堂教学中，高校教师既要弥补学生的基础知识，又要向学生介绍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要与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探究。古代史教学逐渐成为中学历史教学的翻版，“甚至连上课时的语言都与教材如出一辙”。而历史专业基础主干课与专业选修课缺少明确的理性尺度来界定和规范，中国古代史与部分专业选修课在授课方式、教材运用、章节分布、课时安排上无明显的区别，古代史教学不仅与初中、高中的内容大量重复，又与大学里的专业选修课重复。一方面是教学课时被压缩，教学内容宽泛庞杂；另一方面，教授对象基础历史知识薄弱，而教学要求却越来越高。由于客观原因，中国古代史教学内容呈金字塔式的形式，而平均各段课时的分段教学使得课时不足的矛盾愈加凸显。这样使得中国古代史教学很难高质量地完成，而学生的历史知识逐渐被“碎化”，学生对历史学基础知识的掌握，对基本原理的理解支离破碎，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根本达不到教学目标，导致历史专业学生的科研和实际工作能力不强，朱雷教授曾指出：“现大学里历史系一二年级通史课的课时压缩太多，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如何合理的设置课时成为困扰当前高校历史教学的一大问题。
2.《中国古代史》教材陈旧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构架，以及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都有长足的进展，涌现出许多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古代史的各个时期，已经使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些成果没能反映在我们的教材中，而一些陈旧、过时的内容仍滞留在我们的教材中。以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十院校本）为例，自初版以来已经修订到第5版，为100多所大专院校历史系长期采用，发行30多万套，是同类教材中使用率最高的。虽经不断修订，其缺点仍很明显：一、还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突出夸大农民战争的作用，缺乏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内容；二、新的材料不能及时地应用到教材的编写中；三、对边疆史、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力度不够；四、没有及时吸收一些新的理论成果、新的观点。特别是最后一点的不足表现尤为明显，例如对前国家社会形态的探索，当前既有塞维斯等人的“酋邦理论”、弗里德的社会分层学说，又有国内学者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这些学说有助于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前国家社会形态的理论，使得我们对史前人类社会的认识更客观、深刻。尤其是“酋邦理论”虽没有被纳入该教材，但20世纪80年代就为谢维扬、张光直、童恩正介绍国内。又例如唐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从唐代中叶开始至宋代，在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这一变化早已为国内学者严复、王国维、钱穆、陈寅恪等学者认识。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从范式的角度关注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提出“唐宋变革”理论，在国际唐宋史领域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前在中国遭到冷遇是可以理解的，但改革开放近30年，我们的教材几经修订，这一观点却始终没有被纳入教材。再例如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经过几个阶段的讨论后，进入1990年代以来，几至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对比朱绍侯先生主持的《中国古代史》第5版和第1版的内容，除第十四章的标题原封不动外，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容几乎是三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总之，我们当前的古代史教材并没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的教材已经形成一种模式，即按五种生产方式把历史大事排列进去，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社会等等诸方面的内容无所不包，所谓大事不漏，观点稳妥。内容既与初、高中所学重复，又与大三、大四年级所学其他选修课重复。就其深度而言，也大致不出初、高中历史教材的理论框架之内。对大学生来说既缺少启发性；另一方面，教材形式滞后，我们所改编的教材充斥着大量的文字表述，缺少其他配套的地图、图表年表、参考书等等。这样的教材抽象，枯燥无味，对学生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既不能满足学生学习要求，也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一、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 300 万年的历史； 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 17 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 4000 年左右。从 300 万年前到 4000 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 开（ 夏后启） 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 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 年，河南舞陽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 25 支骨笛，据碳 14 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 8000-9000 年； 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 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
二、 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 20世纪 20 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 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 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鼍也、《诗经大雅》： 鼍鼓逢逢，蒙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 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3015 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三、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 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 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 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音乐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古代音乐实物的考证。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河南舞阳的贾湖骨笛。古人流传下来的音乐文献中，有的也许是谬误，有些是正确的论断，这些都需要后人不断地考证，才能客观地认识到这些文献的真实性。音乐考古学突破了传统的音乐史只用文字说明问题的局面。如对于殷墟近10年的考察中，挖掘出土大量的甲骨文残片，这些残片上所记录的内容，证实了司马迁《史记》中的诸多内容。 随着音乐考古的逐渐深入，音乐史古文献中的内容能够找到相应的出处，有些谬误也应当得到及时的纠正。
一、存疑原则与古史解构
1923年，与张君劢以人生观的演讲拉开科玄论战的序幕几乎同时，顾颉刚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该文中，顾颉刚大略地提出了关于古史的看法，其要义是把古史理解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过程。尽管文中的某些观点此前已开始酝酿，但其明确的表述，则开始于此文。作为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并不仅仅限于提供某种历史演化的论点，它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新的诠释，而这种诠释一开始便是在科学的旗帜下展开的。顾颉刚曾自述，“我的性情竟与科学最近”，其理想则是以“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来治史。（注：《古史辨·自序》，《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5页）正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顾颉刚对传统古史观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古史的持久讨论，而顾颉刚本人则成为古史辨中的风云人物。
古史辨的主流是疑古，顾颉刚对古史系统的重新解释，以质疑原有系统为逻辑前提。他由辨伪书入手，进而萌发了“推翻伪史的壮志”。（注：《古史辨·自序》。）在比较了《诗经》、《尚书》、《论语》有关古史的观念之后，顾颉刚对尧、舜、禹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疑问。就禹而言，在《诗经·商颂》中，禹被视为开天辟地的神，在《诗经·鲁颂》中，禹开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论语》中，禹更具体地被描绘成一个耕稼的人王。尧舜的传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诗经》和《尚书》（除了起首数篇）中没有提到尧和舜，《论语》开始论及他们，但语焉不详；而在更后起的《尧典》中，其德行政事才逐渐具体化。至于伏羲、神农、黄帝等等，尽管他们在传统的历史系统中居于前列，但在文献记载中却是晚出的人物。由此，顾颉刚对传统的古史系统作出了如下概括：这种传说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所谓层累地造成，是指，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越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60页。）质言之，越是早出的文献，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献，它所构造的历史便越长。从逻辑上说，后起时代的人，似乎不应详尽地记叙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这种记叙的可靠性便是值得怀疑的。
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有其多重理论来源。从历史上看，刘知几、郑樵、崔述、章学诚、姚际恒等史学家对顾颉刚的思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顾颉刚后来曾回忆，在读了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逐渐意识到研究历史应当走“批评的路子”。同样，郑樵的《通志》也使他看到了一种批判的精神；在顾颉刚看来，这部著作具有独创性，“敢于批评前人，和清朝人的全盘接受前人的做法不同。（注：《古史辨》第1册第11页。）”姚际恒与崔述是顾颉刚所推崇的另外二位思想家。姚际恒系清初思想家，著有《九经通论》等著作，在经学研究中以勇于怀疑著称。其《九经通论》共170余卷，分《存真》、《别伪》两类，涉及了不少儒家经典的真伪之辨。姚际恒的著作大多已佚失，顾颉刚特花费了大量时间，重新发现了其中的四部。由注重姚际恒的辨伪，顾颉刚又进而倾心于崔述的考信，所谓考信，也就是考而后信。对姚际恒与崔述辨伪考信工作的回顾，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顾颉刚对古史的重新省察：“从姚际恒牵引到崔东壁，我们怀疑古史和古书中的问题又多起来了。”（注：《古史辨》第1册第9页。）可以看到，从刘知几到崔述的批判精神与辨伪，构成了顾颉刚疑古思想的传统来源。
然而，经传的辨伪与古史的存疑毕竟有所不同：后者涉及更广义上的观念转换。事实上，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亦并非仅仅是历史上辨伪传统的简单延续，它更有其近代的思想背景。从学术思想看，章太炎和康有为是对顾颉刚产生重要影响的二位近代思想家。章太炎上承王阳明、章学诚，将六经视为史，并把孔子看作是历史上的哲人和学者，从而冲击了经学独尊的观念。顾颉刚在大学学习期间，常常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氏的观点对顾颉刚走出经学之域、以新的眼光审视历史无疑具有触动作用。与章太炎在经学上互为水火的康有为，给顾颉刚的是另一种影响。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指出：上古事茫昧无稽，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顾颉刚读后，对“长素先生这般敏锐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注：《古史辨》第1册第26页。）。康有为的这种存疑态度及《新学伪经考》中的疑古精神，对顾颉刚怀疑古史同样具有激发的作用。
章太炎、康有为虽然尚未完全摆脱经学的门户，但其学术思想所体现的却是一种近代的观念。无论是章太炎的等观经史，抑或康有为的辨伪存疑，都蕴含着对传统价值观的偏离。在陈独秀、胡适那里，这种偏离进而引向了对传统价值系统更为激烈的冲击，后者在顾颉刚的思想中也有所折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便已留意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它所代表的新思潮，为顾颉刚的疑古史观提供了更直接的推动力量。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曾谈到了这一点：“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到这时，大家都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确意识。”《新青年》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而科学的精神又常常被理解为不盲目信从传统的观念，对古史的存疑态度，可以看作是这种科学精神的体现。
科学观念所蕴含的怀疑精神，在胡适那里同样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胡适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哲学史，以《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撇开唐虞夏商，从周宣王讲起。这一历史序列，实际上悬置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它对顾颉刚质疑传统的古史系统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顾颉刚后来在《古史辨·自序》中自述，“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除了对古史的具体论述外，胡适还从方法论的层面，提出了存疑的原则，主张“以怀疑的态度研究一切”。作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怀疑的态度要求对一切以往的观念、信仰、学说等等重新作批判的审察，它从更普遍的层面引导了顾颉刚的史学研究。
如果说，姚际恒、崔述等的辨伪还带有某种学术异端的意味，那么，近代思想家，特别是陈独秀、胡适等的工作则更多地体现了对科学理性的追求。事实上，陈独秀、胡适当时都是科学的推崇者，《新青年》的二大旗帜之一，便是科学；而胡适的存疑原则，也首先归属于所谓科学方法。同样，在顾颉刚那里，对古史的存疑，也与科学的理性相联系。顾颉刚曾对治学原则作了这样的规定：“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注：《古史辨》第32页。）而从疑古的角度看，科学的成法又体现为一种理性的精神：
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信守的藩篱都很不费力地撤除了，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而自倒了。（注：《古史辨》第78页。）
我心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这是我极高兴的。（注：《古史辨》第81页。）
理性与宗教分野的背后，是科学与信仰的对峙；理性摆脱宗教的约束，意味着科学对信仰的超越。在此，科学的立场与理性的态度融合为一，它既构成了对古史存疑与自由批评的前提，又为这种存疑与批评提供了内在的推动力。在顾颉刚的古史辨中，确实可以看到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
存疑当然并不是疑古史观的全部内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对古史的存疑，本身需要经过论证，后者则涉及具体的治史方法。与胡适相近，顾颉刚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甚为推重。他曾作《清代著述考》，对清代学者的著述版本等作了考证和辑录。顾颉刚后来自述：“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注：《古史辨》第29页。）从顾颉刚对古史的考辨中，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学者无证不信、严于求是的治学原则对他的影响。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之所以为顾颉刚所注重，首先在于这种方法体现了科学的精神。也正是基于科学的精神，顾颉刚在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同时，又批评清代学者往往“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亦即未能完全以科学的态度打破传统的信仰。
对顾颉刚来说，清代学者治学方法中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主要便是一种实证的观念。顾颉刚早年曾对宇宙人生的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兴趣，希望通过哲学的研究来解决这方面的困惑；其大学时主修的专业，便是哲学。但后来逐渐意识到，用尽人类的理智，固然可以知道许多事物的真相，但所知道的也只是很浅近的一点，而非全宇宙。形而上的玄想（所谓“与造物者游”），不及“科学家的凭了实证”去研究具体的对象。（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32-34页。）这里已表现出注重实证研究、疏离形上思辨的趋向。顾颉刚后来自称“也算得受过科学的洗礼”，此所谓洗礼，首先体现于科学方法的层面。顾颉刚所理解的科学方法，更多地与归纳相联系，在他看来，“惟有用归纳的方法可以增进新知”（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实证的研究无非是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归纳以获得某种假设，然后以新的经验材料（证据）去修正完善这种假设，使之逐渐近真。 归纳—实证的科学研究程序在古史辨中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顾颉刚便一再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国故”，并认为尽管其治史过程已具体地运用了这种科学方法，但仍需进一步向科学化的理想之境努力：“我很想得到些闲暇，把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弘纲细则根本地审量一下，更将这审量的结果把自己的思想和作品加以严格的批判，使得我真能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而不仅仅是标榜一句空话。”（注：《古史辨》第1册第95页。）不难看到，自觉而完备地运用科学方法，构成了顾颉刚真诚的追求；疑古思潮的展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上述科学追求的逻辑结果。这种科学的追求，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科学主义的立场。事实上，顾颉刚往往将历史考察中的辨伪，视为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伪书伪史“须经过一番化学的分析工夫”（注：《古史辨》第1册第213页。）。这里确乎亦可看到科学的某种泛化。
就具体的历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供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假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作为历史观，其内容包括前文曾提到的几个方面：其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其二，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其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注：参见《古史辨》第1册第32-34页。）至于它的方法论内涵，胡适曾作了如下概括：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讲，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训，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注：《古史辨》第1册第193页。）无论是历史观，抑或历史方法，其中都蕴含着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亦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研究历史的方法在于寻求一件事情的前后左右的关系，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现的。”古史辨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也在于疏通历史的源流。
疑古派的历史主义原则，在胡适那里得到了较为自觉的表述。胡适在古史讨论中一开始便站在疑古派的立场之上，尽管他在具体的史实辨析方面并没有提出系统的看法，但在方法论上却俨然被奉为立法者。古史辨的主将顾颉刚曾说：“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注：《古史辨》第1册第80页。）顾颉刚的历史观念，同样主要源自胡适。作为疑古方法的主要奠基者，胡适对历史方法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并作了多方面的论述。按照胡适的理解，历史方法固然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上的历史主义原则，却有其科学的依据，这种科学依据便是进化论：“进化观念的哲学上运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注：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第416页。）如前所述，进化论首先是一种生物学领域的科学理论，胡适将历史态度视为进化论的运用，既是从方法论的层面对进化论的提升，又在某种意义上将历史主义的方法归属于实证科学之下。这里不难看到科学观念对历史研究的统摄。
作为实证科学的具体运用，历史方法往往指向事实之真。尽管疑古派并没有对历史本身的演变状况作系统的考证，但却对不同时代的历史传说作了相当细致的疏理和考辨。如就文献记载而言，周代所记载的“禹”与战国文献中的“禹”，便有很多明显的差异，比较这些差异，便可以知道不同时代对某些历史人物的不同理解。历史传说中的真固然不同于历史本身的真，但仍属于广义的真；从而，揭示历史记载的客观状况，并没有离开求真的过程。对真的这种追求，与实证科学无疑也呈现相近的趋向。
当然，在求真的形式下，疑古思潮还具有另一重意义。如前所述，疑古观念的发生，一开始便与理性评判精神相联系，理性评判精神的兴起则以科学与民主的时代思潮为其背景。这种历史联系，使疑古史观本身也内含了某种价值观的意蕴。事实上，疑古派对此亦有自觉的意识。顾颉刚曾指出：
我们虽只讨论古书和古史，但这个态度如果像浪花般渐渐扩大出去，可以影响于它种学术上，更影响于一般社会上。（注：《古史辨》第3册，第9页。）
质言之，古史的讨论不仅仅涉及某一领域的学术问题，它同时包含着普遍的社会意义。古史辨的这种社会内涵，与科学精神（理性精神）的普遍性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
古史讨论展开之时，经学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蒙在传统经典之上的神秘色彩并没有完全消失。疑古派从科学的理性精神出发，在辨析古史的同时，亦对经典作了某种还原的工作。顾颉刚曾分析了《易经》、《诗经》的性质，摒弃了将二者视为神圣经典的传统看法：“于《易》则破坏其伏羲、神农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卜筮的地位；于《诗》则破坏其文武周公的圣经的地位而建设其乐歌的地位。……《易》本是卜筮，《诗》本是乐歌，我们不过为他们洗涮出原来的面目而已，所以这里所云建设的意义只是恢复。”（注：《古史辨》第3册，第1页。）经学代表的是传统的意识形态，它往往赋予某些古代文本以价值观意义，经学经典的还原，意味着消除这些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使之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
历史地看，传统的古史系统与传统的价值体系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传统的价值观念，往往以传统的古史系统为其历史的根据。就价值追求而言，传统的观念往往将三代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以为三代以后，历史常常每况愈下；由此形成的，是一种理想在过去的价值取向。疑古派以存疑的眼光重新审察古史，以往被理想化的时代受到了理性冷峻的考辨。顾颉刚后来明确主张“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认为“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注：《古史辨》第1册，第101页。）如果说，对某些古代史事、古代人物的存疑，主要展示了一种新的历史观，那么，推翻古代为理想社会的观念，则表现了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可以看到，古史的辨析与价值观的转换在疑古思潮中呈现出互动的格局。尽管疑古派中的人物（如顾颉刚）一再主张“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但其治史的过程并没有完全忘却价值的关怀。
疑古派以理性的存疑、评判精神和实证的态度、方法解构了传统的古史系统，也以这种理性精神和实证态度解构了传统的价值系统。无论是理性的精神，抑或实证的态度，都涵盖于广义的科学观念之下；从而，对古史与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亦可视为科学观念的展开。前文已一再提到，20世纪初的科学，已逐渐获得了价值一信仰体系的意义，疑古派在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似乎又从一个方面凸现了科学的价值观意义。古史讨论与差不多同时的科玄论战彼此呼应，使科学之“道”既制约了形而上的人生观，又渗入了史学这一具体知识领域。
二、古史新证
较之疑古派以科学的理性与科学的方法解构古史系统及传统的价值体系，并由此在史学领域突出了科学的价值观内涵，王国维更多地从事于史学本身的实证研究；同是推重科学，王国维的关注之点主要指向科学的内在价值。
疑古派主张推翻传统的古史系统，所着重的主要是破，顾颉刚对此并不讳言：“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注：《古史辨》第1册，第50页。）在存疑和破的旗帜下，疑古派常常过分地强调否定和解构的意义。胡适明确提倡：“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注：《古史辨》第1册，第23页。）以此为原则，古史辨中的疑古，往往有时而疏。以“禹”的考辨而言，顾颉刚仅仅根据《诗经》等文献中的某些材料，便推断西周以前“禹”被视为神；又根据《说文》等材料，进而将“禹”归结为某种动物。（注：《古史辨》第1册，第61-63页。）尽管顾颉刚后来对自己的看法有所修正，但在古史讨论初起之时提出的这些论点，对史学界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某些方面看，疑古派确乎或多或少将科学信念下的存疑与科学信念下的的独断融合为一。
王国维已注意到疑古派侧重证伪和存疑的偏向，尽管他对疑古派的怀疑态度与批评精神并不一概否定，但对其疑古之过却提出了批评：“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注：《古史新证》是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时编撰的讲义，其中第一章（即总论）、第二章曾刊载于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怀疑本来是为了得其真（去伪存真），但一味怀疑，却不免会走向反面。所以如此的原因之一，在于对材料未能全面地把握与运用。王国维所谓对古史材料未能作充分处理，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指疑古派执着于怀疑的原则，又是指疑古派仅仅停留于传统的文献材料，而未能对古史材料作更广义的理解。
与疑古派的如上局限相对，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古史新证·总论》中，紧接以上引文，王国维对二重证据法作了具体阐释：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纸上材料即传统的文献材料；地下材料，即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如甲骨、金石等等。相对于文献材料，后者具有实物的形态。王国维对地下新材料的注重，当然并非始于此时，事实上，在此之前，王国维已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肯定“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注：参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静安文集续编》。）。不过，明确地提出二重证据法，则是在古史讨论展开之后：它既可以看作是王国维自身史学研究的总结，也可以视为对古代辨的一种回应。
如前所述，疑古派之辨伪史，主要以文献材料为根据，尽管后来顾颉刚亦注意到了仅仅运用文献材料有其局限性，要再现真实的古史系统，离不开地下的实物材料，但从总体上看，疑古派并没有能真正运用考古材料进行实证性的研究。相形之下，王国维将地下的新材料视为研究古史的重要根据，以此印证传统的文献材料。从形态上看，地下的考古材料无疑更接近外在的客观对象，从地下的实物材料出发，在研究方式上亦更为趋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看到，在推重实物材料的背后，多少蕴含着以自然科学的为研究范式的学术走向。正如疑古派通过强化存疑原则而认同科学的理性精神一样，王国维在研究材料和对象上，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相近的科学追求。
当然，研究的对象和材料上与科学的趋近，还具有某种外在的形式，从方法论上看，二重证据法的意义并不限于此。王国维所说的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首先固然涉及史料的类别：一为文献材料，一为保存在地下的实物材料，但它又不仅仅限于材料的分类。地下的实物之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不只是取决于其材料，在更内在的层面，它与这种材料的形成方式相联系。王国维所说的地下的材料，主要是甲骨、彝鼎等等古代实物，在具体的内容上，它们所提供的，亦是一种文字记载（刻于甲骨、彝鼎之上的古代文字材料）。然而，就其来源而言，地下的这些甲骨文字和金文却是在传统的文献材料（纸上材料）之外独立形成的；换言之，它们并不是对其他文献材料的转录。从逻辑上看，如果二种记载是在彼此独立的条件下形成的，那么它们就具有了相互印证的可能；而如果这二种独立形成的材料提供了相同的记载，那么这种记载的可靠性也就获得了更多的根据。地下材料之所以重要，相当程度上在于它既具有本源性，又长期保存于地下，未受历史上文献转录的影响，从而较好地保持了其独立性。
二重证据法所体现的方法论原理，从一个方面折射了近代科学的研究方式。观察和实验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手段之一，从观察这一层面看，如果观察的陈述仅仅来自某一个观察者，那么其可靠程度就较低；而当不同的观察者各自独立地提供了相同的陈述，这种陈述的可靠性程度也就相应地得到了提高。同样，以实验而言，科学研究要求实验的结果应当具有可重复性，也就是说，必须使不同的实验者在相同的条件下能独立地获得相同实验结果，惟其如此，实验的结果才具有科学的价值。王国维早年曾研习科学，他的二重证据法要求以独立形成的材料相互参证，无疑渗入了近代科学的影响。正是二重证据法所包含的科学方法论原理，使之区别于传统的金石研究，也正是在相近的意义上，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研究方法“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百示来者以轨则”（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谓示以轨则，也就是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引入科学方法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科学观念的深层浸润。
作为科学的方法，二重证据法首先以求真为目标。如果说，疑古派主要以科学的理性精神揭示伪史的不真实，那么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则试图通过对考古新材料的实证研究，从正面提供真实的历史。与之相联系，王国维对材料的发掘运用予以了特别的关注，除了甲骨、金石外，王国维对其他实物形态的材料也极为注重：“金石之出于邱陇窟穴之，既数十倍于往昔。此外，如洹阴之甲骨，燕齐之陶器，西域之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出于近数十年间，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该之矣，之数者，其数量之多，年代之古，与金石同，其足以考经证史。”（注：《齐鲁封泥集存序》，《观堂集林》卷18。）在古史研究中，王国维运用的材料之广、考辨之深入，往往为前人所不及。通过材料的扩展和考释以求其真的这种研究路向，确乎体现了实证化的科学范式。 与实证的研究相联系，从总体上看，王国维所追求的真，主要指向具体的事实领域。以二重证据为手段，王国维对殷周历史、西北地理、蒙古史与元史等作了广泛而扎实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然而，这种研究基本上都没有超出事实考辨之域。以王国维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而言，此书以殷墟卜辞考史，证实《史记》所载殷代世系确有根据，在史学研究中实属创举，并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涵义。甲骨中的卜辞固然早已发现，但可以说直到此时，它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才真正显示出来。不过，从具体的内容看，这种历史考察的价值，主要不外乎史事的澄清。如殷代高祖王亥是否实有其人，在历史上一直是个悬案。王国维在卜辞研究中发现了王亥之名，并考证出此人且被奉为高祖，从而为王亥的存在提供了原始的材料。然后，又进一步考察文献材料：《山海经·大荒东经》已有关于王亥的记载，《世本》王亥作王胲，《帝系篇》王亥作上核，《楚辞·天问》作该，《汉书·古今人表》作垓；核、该、垓皆亥之通假字。《史记·殷本纪》及《史记·三代世表》两处王亥皆作王振，振与核、垓二字形近而讹。经过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的这种互证，王亥作为历史人物，其存在就得到了确认，它对具体地了解殷代的世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运用二重证据法所进行的这种考证，在考察的严密性等方面，无疑近于实证科学的研究；同样，与实证研究一致，它所解决的问题，也主要是事实的确证。
即使是史论性的著作，如《殷周制度论》，亦仍以事实的辨析为主题。《殷周制度论》是20世纪初的史学名著，在该文中，王国维开宗明义即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讨论，似乎属宏观的理论题目，但王国维在此文中所作的主要工作，是论证以下三个观点：“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注：《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立子立嫡、庙数、同姓不婚都属于具体的历史事实，王国维以卜辞研究的成果，着力论证殷代制度“以弟及为主而子继辅之”，直到周代才出现了立子立嫡制，等等，所着重的，首先是以上史实的考定。尽管这种考订亦涉及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与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相似，它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实证的研究。（注：就具体结论而言，王国维在此文中提出的一些看法亦有可议之处，已有论者提出了这一点，此非本文的主题，因而不作详辨。）
王国维以渗入了实证科学精神的二重证据法为工具，开辟了古史新证的研究方向。如果说，在疑古派那里，科学的信念主要转化为一种理性的评判精神，并由此而为解构传统的古史系统及与之相联系的传统价值系统提供了价值观的支持，那么，在王国维那里，科学的观念似乎主要具体化为一种方法论中的确信：运用科学的方法，便可以再现历史事实之真；前者较多地从价值观的层面认同科学，后者则以趋近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式表现了对科学的信念，二者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科学在史学领域的主导趋向。
三、史学的实证化
疑古派之辨“伪史”，王国维之证古史，蕴含着同一个目标，即实现史学的科学化，后者同样构成了傅斯年的学术理想。当然，较之疑古派与王国维，傅斯年对科学化的追求，表现得更为自觉；在史学科学化的道路上也相应地走得更远。
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来看，傅斯年的历史研究，以顾颉刚及王国维的工作为其出发点，而傅斯年对顾颉刚、王国维的工作也作了多方面的肯定。在谈到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时，傅斯年一再强调其中包含着“科学家精神”，并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锁钥，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147页。）而顾颉刚的史学观之所以具有价值，首先便在于它合乎科学的准则：
大凡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恐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指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论——引者），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9页。）在此，傅斯年对作为历史观的层累造成论，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作了理论上的沟通；这种沟通既以确认科学的普遍涵盖性为前提（凡科学理论都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又由此论证了顾颉刚史学理论的科学性。
同样，对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傅斯年也予以了极高的评价。在《史料学导论》中，傅斯年特别列举了王国维在卜辞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著作，认为：“王静安君所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两篇，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关于王国维的这种史学贡献，傅斯年作了如下的具体概述：“王君拿直接的史料，用细密的综合，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一，证明《史记》袭《世本》说之不虚构；二，改正了《史记》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三，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汉书》与《史记》），取决于是非。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5-196页。）简言之，王国维的贡献主要便表现在运用第一手的材料，考订一件件的事实；在傅斯年看来，这就是史学研究最主要的任务。
对顾颉刚、王国维史学研究的如上概括和评价，同时也蕴含了傅斯年本人对史学的理解。在论述历史学研究的旨趣时，傅斯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史学便是史料学”。（注：《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页，第174页。）按傅斯年的看法，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近代的史学区别于传统的史学：
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致目下新闻纸。（注：《傅斯年选集》，第174页。）。这里所说的近代史学，也就是与近代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历史学，而它之所以具有科学性，主要便在于其自觉地定位于史料学。所谓“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的是史料在历史学中的至上性。 转贴于 以史料为史学的唯一内容，意味着将历史的研究主要理解为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在谈到史学研究的任务时，傅斯年作了如下论述：“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注：《傅斯年选集》第176页。）这里首先把史学的研究纳入科学之列，而其具体内容则不外乎材料的发掘、疏理。史学的研究当然离不开史料，理论的分析也应当以史料为根据，但把史学研究归结为史料的汇集，则是经验科学研究模式的普遍化。
作为史料的汇集，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被理解为史料的比较。在论述史学方法时，傅斯年反复地强调了这一点：“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所谓比较不同的史料，也就是对不同的历史记载加以对照，以了解事实的真相：“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注：《傅斯年选集》第192页。）这种史学方法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颇有相通之处：二重证据所涉及的，同样是不同史料之间的比较参证。不过，傅斯年以更为强化的形式突出了史料比较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并由此对史学与实证科学作了进一步的沟通。
从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前提出发，傅斯年反对在史学研究中进行疏通和推论：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注：《傅斯年选集》第180-181页。）此所谓疏通和推论，主要是指理论的分析的阐释。相对于材料的考辨与整理，理论的分析总是涉及对材料的抽象和推论，并要求把握材料之间的逻辑关联。傅斯年主张对材料存而不补，固然表现了尊重事实的立场，但由此强调证而不疏，则多少将材料的整理与理论的分析视为二个不相容的序列。对理论疏通和推论的如上拒斥，无疑体现了史学科学化的意向，但其中渗入的科学观念，又明显地带有实证论的印记。
史学的任务既然只是整理材料，而非理论的阐释，则衡量史学的进步，也主要以材料的积累和扩展为根据。傅斯年曾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这一点：“凡一种学问能扩展他的研究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注：《傅斯年选集》第177页。）与之相应，在史学研究中能否超越前人，主要便取决于是不是能发现新的材料：“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注：《傅斯年选集》第195页，第178页，第184页。）从某些方面看，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确实与新材料的发掘相联系，然而，史学研究的进步，并非仅仅体现了新材料的发现，随着理论视野的扩展，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人们往往可以从已有的材料中读出新的内容、揭示新的意蕴。傅斯年将史料的发现和积累视为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似乎以经验主义的科学观限定了史学。
事实上，傅斯年确实将经验科学理解为一种理想的范式，在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要求“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亦即将生物学、地质学这一类经验科学，视为历史学的样板，以之作为史学的努力目标。为了使史学达到科学之境，傅斯年甚而上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注：《傅斯年选集》第195页。）以史学为史料学，实质上即表现了对经验科学的某种效法：通过材料的发掘与整理以把握具体事实之真，同时也就是傅斯年所理解的地质学、生物学等科学的研究方式。
以经验科学为样式，同样体现于对史料本身的理解。傅斯年将史料区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二类，凡未经中间人手修改省略、转写的，是直接史料；经过修改或省略、转写的，则是间接史料。傅斯年所说的直接史料，与王国维所谓地下材料有相通之处。不过，王国维所理解的地下材料，基本上是指刻有文字的甲骨、金文等，如前所述，它固然不同于纸上的文献，但仍是一种文字记载；相形之下，傅斯年赋予直接史料以更广的内涵。除了甲骨彝鼎等刻有文字的材料之外，在傅斯年那里，直接史料还包括考古实物，如陶器、铜器、房屋及前人所制造和使用的其他器物。按傅斯年的看法，“古代的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注：《傅斯年选集》第178页，第184页。）作为实物，地下考古材料似乎更接近实证科学研究的对象；从地下的文字材料，到地下的考古实物，史学进一步在研究对象上向实证科学靠拢。
史学研究在广义上包括思想史的研究。与史学即史料学这一基本论点一致，傅斯年对思想史的内容首先作了语言材料的理解。在他看来，“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他以西方思想史为例，对此作了具体论述：
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型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不知不觉的受他的语言之支配，而一经自己感觉到这一层，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注：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质言之，哲学不过是对语言作思辨解释的产物；思想史（哲学史）可以还原为语言的演化史。与之相应，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归结为语言的分析，亦即把繁复的玄学表述，还原为简易的语言陈述。在谈到佛学典籍的解读时，傅斯年便明白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今试读汉语翻译之佛典，自求会悟，有些语句简直莫名其妙，然而一旦做些梵文的工夫，便可以化艰深为平易，化牵强为自然，岂不是那样的思想很受那样的语言支配吗？”（注：《傅斯年选集》第72页。）依此，则思想史的难题，一旦运用语言的分析便可迎刃而解。这种看法或多或少以语言的分析取代了理论的阐释，它可以看作是强调史料整理而拒斥理论疏通这一史学观的逻辑引申。
傅斯年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上述原则，而且力图将其贯彻于自身的研究过程。他曾撰《性命古训辩证》一书，对“性”“命”的范畴作了研究，而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论点，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注：《傅斯年选集》第71页。）从外观上看，这一研究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似乎颇有相通之处；二书均以思想史上的重要范畴为研究对象。然而，恰恰是对戴震，傅斯年在上述著作中一再提出批评，认为他“师心自用者多矣”。戴震是乾嘉考据学中的重镇，而考据学又以事实的辨析为主要内容，傅斯年本应引戴震为同道，何以反给予他如此苛评？问题的症结之一便在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多重性。如前所述，就其形式而言，戴震在该书中运用了类似几何学的推论系统，但全书的内容，又主要展开为一种理论的分析；正是后者，偏离了傅斯年“证而不疏”的原则，而所谓“师心自用”，也显然主要对戴震的哲学阐释而发。傅斯年肯定语言分析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无疑有其见地。从思想史的研究看，语言分析对于准确地把握思想史上重要范畴和涵义，并深入地理解思想史的演变，确乎不可或缺。然而，由此将思想史的研究仅仅归结语言分析，则又表现了一种实证论的立场，它在某些方面接近于20世纪逻辑经验主义对哲学的理解。而就中国近代史学思想的演进而言，把思想史演进还原为语言分析，又以认同实证论的方式，从一个更为内在的方面展示了科学化的追求。
【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乃至整个文化观念似总难摆脱“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之二元对立，这在中国文论研究中表现为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视界融合”问题。古文论研究主要是对传统经典的诠释活动，其中传统经典的历史视界与现在研究者的理论视界之间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必要张力的废弛是导致学术视域封闭化进而产生“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二元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古与今、中与西等不同文化视野之间不断的良性的深度融合，乃是超越这种二元对立、充分展示人类文学思想丰富性的必要途径，同时也是中国文论走向融会贯通、综合创造进而形成一种开放的理论视界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中国文论/视界融合/荣今虐古/荣古虐今
从特定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经典诠释的学术过程。在研究过程中，无论是对于文论史之梳理和描述，还是对于具体的文学观念或者概念、范畴的内涵意蕴之分析揭示，以及对于传统文学思想理论体系之建构，都是以对于传统文论典籍的诠释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由于这一诠释是在一定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支持和驱动下进行的，所以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无不对其产生影响和制约，而形成特定的诠释语境。在经典诠释中，存在着经典文本（诠释客体）所内蕴的历史角度与研究者（诠释主体）的当下角度两种维度，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关系，构成了诠释过程的所谓“视界”。这种张力主要体现为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性推进过程中的古与今、中与西文化观念之冲撞和相互渗透。本文主要论述在中国传统文论研究中，古与今、中与西不同文化视界融合对于传统文论经典诠释之重要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
在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和学术语境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上也就是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等的关系。众所周知，在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种种观念和思想学说相互冲撞，激起了一股股思潮，引发了一场场论争，而传统与现代这一组范畴，则始终起着“关键词”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关乎中国文学命脉、走向的原点性问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就是围绕着这一文化焦点问题而展开、推进的。对于已经跨入新世纪门槛的当下中国文学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问题所蕴涵的意义非但没有减小，而是变得更加重要了。
综观20世纪以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争，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张“全盘西化”，以“进步”者自居，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思想持虚无主义态度；后者则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者自居，对新思想、新知识持排拒态度。我们亦可以将二者之间的观念对抗概括为“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彼此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在“荣今虐古”一方，如“五四”前后的“西化”论者，对传统文化不做区分精华与糟粕的辨证分析，而一概仇视之，视其为孳生民族卑劣无耻根性之罪恶渊薮，故而认为统统属于毁弃之列，且不容反对者有讨论的余地。甚而至于迁怒于汉字本身，认为中国文字既难传载新知识，且为腐毒思想的巢窟，所以将其废弃一点也不可惜。①当时许多激进者置身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时差中，看到了西方科学民主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与繁荣，而将中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传统文化、文学，并进而对传统文化、文学产生绝望，认为只有彻底抛弃传统才能有社会的发展进步可言，是为典型的“荣今虐古”。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来看，这种对于传统的态度，就批判精神而言，或许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成分，但是将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完全归结于人文传统方面，不问青红皂白，主张摧毁传统，割断古今，实行文化上的“休克疗法”，则无疑是片面的、非理性的。我们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对其偏失亦毋庸讳言。而且，这种以狂飙突进式的情绪化的政治批判代替冷静的理性思考分析的文化批判，为后来思想文化领域轻贱传统的政治与文化偏见播下了种子，以致使我们看到，现代化被理解为是对传统的简单抛弃，反传统被利用为一种社会、文化变革和政治斗争的主要驱动力量和工具，一而再、再而三地执行之，并演变为一种时尚，以至于在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全盘西化”论虽然数次破产，但终不能被彻底汰洗干净，其亚种总是在一定的时候滋生出来。而在“荣古虐今”一方，则又表现为另一种极端，他们虽然于西方的物质文化承认其先进，并乐于享用，然而在精神文明方面则严分夷夏之别，深信华夏人文优于域外人文，文化、文学、道德者还是自家的好，“五四”前后反对社会变革、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一批守旧人物可为其代表。而且这种意识现在也不能说已经灭绝，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的以否定中国近现代反封建和反帝爱国文化传统为目的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80年代中后期以来渐渐流行开来的主张恢复儒学内圣之学，亦即心性之学，并将其视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产品从而需作当下认同的新儒学思潮，尽管对其分析不能简单化，但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则是毋庸置疑的。比较而言，应该说“荣今虐古”思潮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我们看到百年中国文化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人往往在社会政治思潮的策使下，反传统意识极度延伸，以致粗暴对待传统，“妖魔化”传统，最终将传统置于被审判的位置，从对其展开的一次次的批判中获得即时性的政治效应，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对其资源价值的利用。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展开的，“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的二元对立于其中也有复杂曲折的表现。一般地说，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一种对历史经典的诠释活动，其遭遇的诸多问题，无不可以通过对这种诠释活动中的诸多关系之分析来加以探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经典诠释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哲学诠释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科反思自然就具有了重要的启示。综观百年学术史，传统文论研究中的“古今视界融合”问题，也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问题，而文化时间上古与今的关系、文化空间上中与西的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者个体与理论传统整体、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等等诸般关系，皆可置于此“视界融合”中加以融会贯通之分析，所以，“视界融合”云云，似可作为分析传统文论之现代遭际之收结点。
从学科属性来看，古文论研究既属于“历史”学科，同时也属于“理论”学科，因此，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之关系，无疑是该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现代诠释学“视界融合”论，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经典之解读总离不开解读者之理论创造性，另一方面同时强调一切人文理论之创造又总离不开对历史经典之解读，在理论创造中解读经典，在经典解读中创造理论，两方面断不容支离割裂，而既往研究一大流弊却正在将这两方面支离割裂，仅仅注意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契合关系。与此相关，既往研究之流弊，以古今关系论可谓“历史性”或“传统性”视界之缺失，以中西关系论可谓“自主性”视界之缺位，以科学人文关系论可谓“主体性”视界之缺如及与之相伴的“主观性”、“随意性”视界之泛滥。这些流弊又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衍生出其他诸多弊端，比如，传统视界之缺失导致的是“荣今虐古”，而与之相对的“荣古虐今”又往往体现为“主体性”视界之缺如；再如，“荣今虐古”往往还表现为认同于西方中心论，如此等等。对历史传统的高度重视，乃是“视界融合”论及西方现代哲学诠释学相关思想最为基本之精神趋向，这对我们传统文论之研究当尤具启发性。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现代研究之进一步良性发展，有待于对以上种种流弊之矫正及在诸般视界之不断循环融合中一种“创造性”研究视界之不断生成，这种创造性视界之生成，表明中国古代文论对我们现代文学思想之创造性发展，应该也可以起极其重要的作用，不断充分开掘传统文论资源，绝非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的权宜之计。视界融合，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的方法论基础，是古代文论范畴、理论之现代诠释所应遵循的重要原则，是中国文论走向综合创造的重要途径。
二
“视界”德文原作“horizont”，中文又译做“视野”、“视域”、“地平线”、“边缘域”等，此概念是当代西哲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术语，我们首先看伽氏相关的经典表述：
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的所有前见，那么，现在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中被把握的。这种检验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与过去的接触，以及对我们由之而来的那种传统的理解。所以，如果没有过去，现在视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我们首先是从远古的时代和它对自身及其起源的素朴态度中认识到这种融合的力量的。在传统的支配下，这样一种融合过程是经常出现的，因为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在这里总是不断地结合成某种更富有生气的有效的东西，而一般来说这两者彼此之间无需有明确的突出关系。
与历史意识一起进行的每一种与流传物的接触，本身都经验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理由，诠释学的活动就是筹划一种不同于现在视域的历史视域。历史意识是意识到它自己的他在性，并因此把传统的视域与自己的视域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正如我们试图表明的，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②“视界融合”涉及的是“过去（传统、流传物、本文等）”与“现在（解读者、诠释者等）”之间的关系，而“融合”云云表述的是两者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富于张力的关系，而偏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则会使这种张力废弛，从而不能形成良性的视界融合。确实，“正如没有一种我们误认为有的历史视域一样，也根本没有一种自为的现在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然而历史客观主义却误认为有一种“独立存在”的历史视界，而主观主义则误认为有一种“独立存在”的现在视界——这截然对立的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误认为文化的历史空间与现在空间是相互隔绝、独立存在的。西方思想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假设所谓“现代”与“传统”的彻底断裂——这种现代性断裂思想，可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影响最大的地方，许多信奉现代性的中国学者坚信：现代文化空间乃是在与传统彻底断裂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自足的空间，并且认为只有在与传统彻底断裂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所谓文化现代性，进一步的逻辑就是：中国文化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断裂。同样重要的是：西方文化中现代与传统之断裂是发生在其自身内部的，而中国文化中现代与传统的断裂则还受到来自其自身外部即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影响。因此，如果说，文化现代性意味着与传统之断裂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则意味着与传统更深刻、更严重的断裂。比如在学术界、文化界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只能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来分析，而所谓“中国现代文学”又是在西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适合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最终就只能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这样一来，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竟然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之“独立存在的”、“自为的现在视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不再能对这一独立封闭的“现在视域”形成任何影响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已彻底地丧失了诠释力。进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多也就只具有考古学、博物学的价值——这也是许多反对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说法的基本认识之一。今天再强调传统文论的价值，就不是旨在复古，因为“复古”云云恰恰是把研究视界封闭在独立自足的“历史视界”之中了，同样也掩盖了传统与现在的“紧张关系”。强调传统文论价值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我们西化的“现在视界”的封闭性，重建我们与传统合理的紧张关系，“与历史意识一起进行的每一种与流传物的接触，本身都经验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诠释学的任务就在于不以一种朴素的同化去掩盖这种紧张关系，而是有意识地去暴露这种紧张关系”——用哲学诠释学视界融合理论来分析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流弊，其基本“任务”之一也正在此。
哲学诠释学更多的是关注诠释活动中“人”与“历史传统”的关系，“视界融合”论所强调的首先正是作为理解者、诠释者的人的“视界”与历史“视界”之融合。日人丸山高司《伽达默尔——视野融合》一书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思想做了专题性梳理，作者认为：“在为历史所规定的同时重新成为历史——理解的活力中引发‘视野融合’。这，就是伽达默尔的中心思想”，③他认为哲学诠释学的理论是建立在“理解的历史性”上的（第82页），而“我们总是已归属于某种特定的‘传统’。所谓传统不仅仅是过去的单纯的遗物或遗迹，而是从过去传承到现在的东西。正是它形成了现在的我们的‘成见’”（第98页），“所谓‘理解’就是‘传承的运动与解释者的运动的内在的互动’。在这一互动中，过去的视野和现在的视野不断融合。”（第107页）而哲学诠释学对于近代的“主观性立场”的批判，就表现为揭示和强调“事先规定我们的存在的历史，可以说是‘实体’性的存在。这是自我意识或自我感知绝对不可以回收的东西”，伽达默尔强调指出“实际上，并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第95页）——这也是“视界融合”论的基本精神之一，而这表明“‘理解’有着辩证法的结构。首先，它有着朝向传统的归属性。其次，在与过去的相遇中，发觉过去的他者性，通过这一点来确认自己的成见。最后，在‘视野融合’中建立新的共通性，从而形成新的自己理解。”（第106页）伽达默尔受黑格尔思想影响颇大，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传统的经典本文之视野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作为诠释者的人的视野也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在两种视野之互动融合之中，两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才能被扬弃——对诠释者视野的强调，决不意味着赋予其绝对全面的合法性，对诠释者视野片面性之高度警醒，恰是视野融合论的另一基本点。
三
古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突出流弊“虐古荣今”，一方面是无视我们今人对历史传统的归属性，另一方面又是无视诠释者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今天我们反对“虐古荣今”绝非旨在复古，我们的落脚点不是“古”而同样也是“今”。“虐古荣今”者之迷失不在对“今”之重视，而在对“今”之封闭，重视传统文论的价值不是了复古，而恰是为了“今”之发展，因为传统中蕴涵着“今”之发展源源不断的文化精神力量。
于历史之“连续性”与“断裂性”关系而论，视野融合论强调二者的高度统一：“连续性”表明人的理解、诠释活动对历史传统的归属性，“断裂性”则为理解、诠释活动中主体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可能。一方面，“我们总是被抛入到某种特定的成见之中，并以此保持着与过去的‘共通性’或，‘连续性’”（第98页），而另一方面，丸山高司在《伽达默尔——视野融合》一书中这样分析道：
我们能够对过去的“倾诉声”侧耳倾听，也因为过去和现在之间产生了断层。与过去“相遇”本身就因为在这其中能体会到文化的异质性与隔绝性。诚然，与过去的完全隔绝不可能产生理解。但是与此相反，在与过去存在完全连续的情况下，理解反而显得不必要了。试图理解也就是理解这一课题产生于亲密与疏远的两极之“间”。一方面，过去拥有与我们相联系的“共通性”这一性格；另一方面，又有与我们相隔绝的“对象性”这一性格。因此，在与过去的相遇中，我们与过去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却是动辄就要隐藏起来的。因此，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如实地把握与过去相遇时产生的这种紧张关系。”（第99～100页）与此相关经常会出现两种“陷阱”：“第一种情况，我们试图性急地将过去的原文同化为现代所期待的意思”；“第二，为了避免第一陷阱，而清醒地觉察这一‘时代的间隔’，试图通过过去自身来理解过去”（第101页）。在一次论战中，德里达正是以“断裂”论批驳伽达默尔的（参见丸山高司《伽达默尔——视野融合》一书第152～154页相关分析），这从反面可以表明伽达默尔绝非片面强调文化历史之断裂性，同时也高度重视文化历史之连续性，这也就构成视野融合论的另一基本点。在这方面，古文论研究中盛行的一个流弊，是对历史传统之“断裂性”的过度强调，或可称之为“过度断裂”论。这种过度断裂论的结果是使我们经常陷入以上所谓的两个“陷阱”之中：一方面总是“试图性急地将过去的原文同化为现代所期待的意思”，这在前几年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一些讨论中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第一陷阱，而清醒地觉察这一‘时代的间隔’，试图通过过去自身来理解过去”，此即所谓“以古释古”的客观历史主义——避免落入陷阱的途径就在于保持我们与过去的“紧张关系”。
我们这里不妨再检审一些古文论研究中的历史观问题。著名古文论研究专家郭绍虞强调：“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是叙述而不是表彰，是文学批评史而不是文学批评”，要“保存古人的面目”，但他却也指出自己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固然重在材料的论述，然亦多加以论断的地方”，“论断”则必融入自己的时代的视野，可见纯客观的历史主义是很难行得通的，比如他把古文论史从北宋与南宋之间划做两大阶段，是否就保存古人的面目就是个问题。再如胡适在审查郭著时指出，在材料方面，郭用《礼记·表记》孔子“情欲信，辞欲巧”而不用“辞达而已矣”，“未免被主观的见解影响到材料的去取了”，④可知即使不进行诠释，在材料的去取上也会无可避免地要融入研究者的视野。再如罗根泽，他强调要“祛阴阳褊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成见最要不得，特别是历史家，一有成见，则‘事实的历史’便被摈于成见以外，不易发现。成见的来源很多，最主要的是‘时代意识’”。他举例分析道： “五四的学者，因为时移事改，知道了古人之传统的载道观念曲解历史，却不知自己也正作曲解历史的工作；不过不依据传统的载道观念，而改依五四的缘情观念而已”，“譬如编著中国文学史或文学批评史者，如沾沾于载道的观念，则对于六朝、五代、晚明、五四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如沾沾于缘情的观念，则对于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文学或文学批评，无法认识，无法理解”，而难能可贵的是罗先生并未将客观历史主义绝对化，他指出：“祛除成见才能客观。绝对的客观是没有的。如法朗士所说，吾人永远不肯舍弃自己，永远锁在自己的躯壳及环境，所以没有真正的客观”——这正是哲学诠释学所特为强调的所谓“合理的偏见”。罗先生还指出：
但因时代意识所造成的主观成见，则以我们得时所厚，可以祛除。我们亲自看见五四以前的载道文学观，亲自看见五四的对载道文学观的革命，又亲自看见五四的缘情文学观被人革命。使我们的主观成见，由时代意识造成，又由时代意识祛除。这并不是我们比古人聪明，是古人没有见过像我们这多的时代意识。假使见过这多时代意识的我们，仍然自锁于一种胶固的时代意识以编着史书，致使历史的真相，无法显露，不唯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⑤我们不妨将此与德人伽达默尔的一段话对读：
历史意识本身只是类似于某种对某个持续发生作用的传统进行叠加的过程，因此它把彼此相区别的东西同时又结合起来，以便在它如此取得的历史视域的统一体中与自己本身再度相统一二人之语几可互训，视野融合乃是一个不断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使我们的视野不断地扩大，我们强调今天不能以西学的某种观念去裁剪古文论，而应回到其文化语境，恢复其历史丰富性，而恢复传统文论历史丰富性对于今天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现在视野”更加开放，在与传统文论视野不断地融合之中，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文论才能获得真正的丰富性。
对于我们来说，古文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过程也已成为一段“历史”，历史连续性与断裂性之关系论，也有助于我们反思这段现代化之“历史”，并对这段“历史”做“同情之了解”。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确使我们今天的文论与传统文论之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断层”，对于今天做所谓“文学原理”研究的中国现代学者来说，中国古代文论之“异质性与隔绝性”似乎要远远强于西方文论，国学较之西学对他们而言要更为“疏远”——首先这是中国现代文论之事实，其次这种现状是累积了近一个世纪才历史地形成的，最后对这段发端于20世纪初的现代史也应做历史的分析。如果说历史之连续性体现了我们对传统的归属性的话，那么，历史之断裂性则体现了我们对传统的创造性，不管怎么说，五四先贤们对传统文化采取毅然决然的“过度断裂”态度，初衷确是为了创造中国文化新的传统。这其中一种近似规律的现象似可表述为：只有与当下延伸着的历史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对传统有所新创，而拉开距离就是一种“断裂”——而这种现象显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初。从西方来看，标志其现代化的发动的所谓“文艺复兴”，首先就是要与其当时正在延伸着的历史即中世纪的历史拉开距离，或者说对当时正在延伸着的中世纪历史进行了“断裂”，而这种历史断裂恰恰是通过“复古”来进行的，即跳过中世纪回归古希腊传统，文艺复兴以来回归的主要是柏拉图传统，20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复又对这种柏拉图主义的现代传统做再断裂，而要回归到更早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以前的希腊传统。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是对当时延伸着的汉学历史传统的断裂，而清代之朴学又对当时延伸着的宋学历史进行了再断裂，要跳过宋学，回归到汉学传统；从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唐人标榜汉魏是为了与当时延伸着的齐梁文学传统拉开距离，明人标榜唐诗则是对当时延伸着的宋诗传统的断裂，如此等等。由此来看，中西历史似乎都表明：“复古”恰恰是对历史的一种“断裂”，而断裂是为了创造，这就是钱钟书所谓的“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而通常的情况是所推倒的古代往往是离自己时代最近的那个“古代”，也即依旧在当时延伸着的历史传统，如朱明前之赵宋等等（这是钱钟书在相关分析中未特为标出的）。
“复古”是对历史的一种断裂，而断裂历史的方式却不仅仅只有复古一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强调要对历史传统进行大断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复古”就是个几近一无是处的概念——钱钟书有《论复古》一文，对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复古”观进行了批评：
读了郭绍虞先生大作《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发生好多感想，论复古也是一个，目的倒并不在批评郭先生，也非为复古辩护，更不是反对复古，虽然郭先生是不甚许可复古的……藐视复古似乎是极时髦的态度……“藐视复古”确是当时学术界、文化界一时之风气。
从现在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说来，唐宋的“复古”论自然是“逆流”或“退化”了；但是，假使有一天古典主义反过身来（像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一样），那末，郭先生主张魏晋的文学观念似乎也有被评为“逆流”的希望……有“历史观念”的人“当然能知文学的进化”；但是， 因为他有“历史观念”，他也爱恋着过去，他能了解过去的现在性(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他知道过去并不跟随撕完的日历簿而一同消逝。⑥“过去的现在性”已暗含视野融合论之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观念和思想，在历史上这些文学观念和思想却曾出现此消彼长之现象，某种文学思想在某一时代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展示，到了另一时代另一种文学思想取而代之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展示——线性的进化论历史观认为后起的文学思想总要比前于此的文学思想更接近真理，这种历史观假设历史是朝着一个绝对正确的惟一的真理而发展的，但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也许在于人类文学思想丰富性的不断展示，而不在于接近某种惟一正确的一元化的文学思想——作为“得时所厚”的历史后来人的我们，比前人更清晰地看到，任何一种文学思想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因此以历史上一种文学思想为惟一正确而其他文学思想一无是处，或者发明一种全新的文学思想而以为惟一正确进而可以取代历史上其他所有“落后”的文学思想，其失恐怕还不在狂妄，而在对不起我们的时代，当然也对不起历史。我们历史后来人在文学思想上确有“进步”，但这种“进步”恐怕不是发现了什么更正确的惟一真理，而是在于发现了文学思想无限丰富的潜能。因此钱钟书希望在《论复古》一文结尾处提出以下几点更具理论性的问题：
（一）文学革命只是一种作用，跟内容和目的无关； 因此（二）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而（三）一切成功的文学革命都多少带些复古——推倒一个古代而另抬出旁一个古代；（四）若是不顾民族的保守性，历史的连续性而把一个绝然新异的思想或作风介绍进来，这个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⑦钱氏所讲的第四点突出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且此点显然并非漫无所指，直接针对的正是五四以来的西化之风——问题在于所谓“复古”也是对这种“历史的连续性”的某种断裂。这里似乎可以概括性地指出：看来，断裂历史有两种途径，如果说“复古”是一种“纵向回溯”之断裂法的话，那么还有一种与之相对的“横向切断”之断裂法，即借助本文化传统之外的文化来使本文化当下延伸着的历史断裂——最典型的就是借助西方现代文化对当时延伸着的中国古代文化历史进行大断裂的五四新文化，钱钟书断言这种“横向切断”之革新“定不会十分成功”。“纵向回溯”与“横向切断”产生的实际效果有何不同，当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兹姑不论。钱氏《论复古》的结语是：
日月无休息地运行，把我们最新的人物也推排成古老陈腐的东西；世界的推陈出新，把我们一批一批地淘汰。易卜生说得好：“年轻的人在外面敲着门呢！”这样看来，“必死不朽”的人就没有重见天日的希望么？不然！《新约全书》没有说过么？“为什么向死人堆中去找活人呢？——他不死了，他已在坟墓里站起来”。⑧可见钱氏对传统“复活”之期许，今天，通过对西方哲学诠释学基本精神之了解，吾人更易生吾道不孤之感。
四
历史地也是积极地来看，现代化使我们与传统文化“疏远”也可以成为一件好事，因为与历史传统拉开一定距离，实际上也为我们进行文化创造腾出了空间。只是我们对在我们当下依然在延伸着的西化历史也要进行“再断裂”，而“纵向回溯”则是这种再断裂的具体途径。然而，“得时所厚”的我们却决不应再像五四先贤们那样走极端，否则就像罗根泽说的“不唯对不起历史及读者，也对不起时代及自己”，反过来说不仅对不起我们自己的时代，也对不起五四先贤们——“事先规定我们的存在的历史，可以说是‘实体’性的存在。这是自我意识或自我感知绝对不可以回收的东西”——这种规定我们的存在的“历史”，既包括我们的古代文化历史，也包括我们近一个世纪的文化现代化乃至西化的历史。五四先贤以西化来断裂传统是为了创造传统——这是我们对五四历史传统“同情之了解”，我们今天强调古代传统文化的价值对五四西化传统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再断裂”，而我们与五四先贤的目的却一样：也是为了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新的理论视界中创造和发展传统。
一般认为，伽达默尔所谓“视界融合”主要涉及的是文化视界之时间性或历时性差异。西人围绕“视界融合”产生的种种争论，可以说体现出的主要是一种文化时间上的焦虑或历史焦虑；而对中国现代学术来说，除此而外，还遭遇着文化视界之空间性或共时性差异，即文化视界之中西差异，而中国现代学者也就承受着双重焦虑，即还承受着文化空间上的焦虑或文化焦虑，而且这种文化焦虑于我们而言可能还更为严重。如前所述，“视界融合”又与所谓“断裂”有关，与双重焦虑相应，于我们中国现代学者而言还面临着双重断裂：除了文化时间上的与历史传统的断裂外，还有文化空间上的断裂，即文化上中西之断裂。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视界融合”就已涉及许多复杂问题的话，那么，在现代中国，“视界融合”就面临着更为复杂以至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当然，主要建立于文化时间上的对话、视界融合论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分析文化空间上的对话、视界融合。
文化空间上的视界融合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最直观地看，两种文化视界融合至少是这两种视界要有所交叉，而其交叉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当较具普适性；文化视界融合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对话，两种文化若全无交叉之处则根本无法对话，两种文化的具有某些相通之处从而对两者来说具有普适性，乃是两种文化得以对话必不可少的基本平台。钱钟书曾在《谈中国诗》一文中针对西方读者阅读理解中国旧诗指出：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pekinese)，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 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领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⑨以上这些话，一方面对所谓中西文化本位论者进行了调侃，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本国诗对人的家园之感。钱氏认为不仅文学创作如此，文学理论也如此，其《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指出：
我们不说中国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要撇开中国文学批评里近来所吸收的西洋成分，我们不说中国旧文学批评，而说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一个中国旧文学批评的特点，在中国新文学批评里，多少还保留着。
这种近似东西文化特征的问题，给学者们弄得澜污了，我们常说，某东西代表着地道的东方化，某东西代表真正的西方化；真实那个东西，往往名副其实，亦东亦西。
所以，我们所谓中国文评的特点，要是：（一）埋养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意识田地里，飘散在自古到今中国谈艺者的著作里，各宗各派的批评都多少利用过；惟其它是这样的普遍，所以我们习见而相忘。（二）在西洋文评里，我们找不到它的匹偶，因此算得上中国文评的一个特点。（三）却又并非中国语言文字特殊构造的结果，因为在西洋文评里，我们偶然瞥见它的影子，证明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四）从西洋批评家的偶悟，我们可以明白，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⑩钱氏所谓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指的是“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当然这显然不是“惟一”特点。在钱氏看来，许多东西其实是亦东亦西的，只不过一些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发展得明朗圆满一些，在东方文化中则可能发展得不够充分，反之亦然。惟其发展有充分不充分之分，故相异；惟其发展不充分但也能“偶然瞥见它的影子”、“微茫地、倏忽地看到”，故相通；惟其既相异又相通，故方有视界融合与对话——此诚为明通之论。钱氏在上文中举了很多中国古典的例子以证明“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是“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也举了一些西洋的例子以“证明一二灵心妙悟的批评家，也微茫地、倏忽地看到这一点”，最终表明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这个特点是具有“普遍性和世界性”的。没有“差异”也就没有“对话”，而只有自说白话；没有“相通”也无“对话”，而只有各说各话。而各说各话也还是自说自话。“对话”决不会最终消除“差异”，因为“差异”之消除就意味着“对话”之终止。钱钟书在其他著述中做中西比较时指出经常出现的两种基本情况是“貌（名）同实（意）异”与“貌（名）异实（意）同”，名实异同之辨，既需广博之知，同时也需通透之识，而在中西比较中常见的以名同即为实同、以名异即为实异的现象，往往正是研究者相关知识基础薄弱、辨识能力欠佳造成的。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思想变迁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并且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能持符合历史理性之见解者亦大有人在，并且已为社会发展证明为正确，这就是包括文学理念在内的新世纪中国人文的发展进步只能是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所谓融会贯通、综合创造，即为走出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通中西，列类古今，重在创新。超越“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之二元对立之途径，只能是对文化视界融合的高度重视，并把这种融合不断推向深入，在不断的良性的深度的视界融合与古、今思想之间不断的诠释学循环中，古文论思想的无限丰富性才会不断地得以展现，同时中国现代文论的理论视界才会不断地得以拓展，中国现代文论视界之自主性才会不断地得到加强，进而才可能成为丰富世界诗学思想的一支重要的文化精神力量。
注释：
①陈独秀：《答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新青年》，第4卷4号。
②［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93～394页。
③［日］丸山高司：《伽达默尔——视野融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本文以下引文凡不特别注明出处者均据此书，只在文中注明页码。
④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自序”相关部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1册相关论述，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⑥《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页、第505页。
⑦《钱钟书散文》，第509页。
2010年天津市的社会史以及生态环境史等方面的研究，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有关成果涉及面宽广。
在社会史研究著作方面：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版）是积作者多年研究功力的总结性专著，涉及到了社会史研究的方方面面。宣朝庆《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中华书局2010年5月版）考察了16世纪的平民儒家学派泰州学派参与乡村建设中的思想及实践活动，认为他们“民间行道”的责任意识以及在民众中着力培养的自治精神和互助合作精神，都值得当代农村社会建设者关注。张国刚、余新忠主编《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版）集中选译了一批颇有价值的各国及港、台地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论文。值得重视的著作还有：余新忠《防疫・卫生行政・身体控制――晚清清洁观与卫生行为的衍变》（《新史学》三卷，中华书局2009年12月版），冯尔康、常建华等合著的《中国家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版），贾艳红《神祗崇拜下的社会》（中国古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版）等。
论文方面：郭玉峰、王贞《中国传统社会妻妾之家艰嗣的医学考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6期）考证，在中国传统社会，一夫多妻妾制的夫妇同一夫一妻制相比，其生育优势并不明显，反而存在少育或乏嗣的问题，这与中国传统医家对受孕时机的指导不无关系。常建华《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求是学刊》2010年2期）指出，洪洞刘氏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虽经历了明清鼎革，但其宗族建设进程未断，主要原因是科举成功、农商结合以及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冯尔康《略述清代宗族与族人丧礼》（《安徽史学》2010年1期）论述，清朝继承历代传统制定丧礼，为官民治丧之准则，其要点是实行丧服制及禁止非礼葬法和仪式。相关文章还有：宫宝利《清代术数活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4期），许《清代山西归化城的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1期），张建《变革时代・近畿地域・特殊群体――清初三朝直隶族人群体浅探》（《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常建华《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3期），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010年2期），常建华《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许《清代前期杀虎口的商业》（载《西口文化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8月版），敖《触摸莆海明珠――关于莆田地区妈祖信仰的田野调查》（《中国科技博览》2010年28期），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1期），常建华《 盛清吴中士人生活的写照――清人笔记龚炜〈巢林笔记〉的生活史资料价值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常建华《明代端午考》（《节日研究》第一辑，2010年），张传勇《清代“停表不得仕进”论探析》（《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张传勇《明清陕西城隍考――堡寨与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版），张传勇《高彦颐〈作为服饰的身体〉》（载《新近海外中国社会史研究论文选译》，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6月版），冯尔康《当代海外华人丧葬礼仪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反哺》（《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黄山书社2010年7月版），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齐鲁学刊》2010年4期），贾艳红《论汉代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民俗研究》2010年4期），徐茜、薛玉《略论云南普洱茶历史变迁》（《黑龙江史志》2010年7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1期），贾艳红《战国秦汉时期巫觋社会地位下降之原因探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罗艳春《中国社会史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综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孙立群《〈汉晋家族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10年3期），孟祥晓《也谈尉迟宝琳的生母问题》（《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4期），黄森《试论中古士族濮阳宇文氏家族的兴衰》（《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3期），许哲娜《“围城”的困惑――试论唐宋以降的城乡差别观念》（《史林》2010年4期），张文英《康熙时期对“舆情”的使用及其研究》（《理论界》2010年9期），叶烨《民间宗教的互异与包容――以莆田地区妈祖信仰与佛教信仰为例》（《黑龙江史志》2010年13期），叶烨、敖《浅谈妈祖与佛教及民间文化的观念》（《黑龙江史志》2010年15期），叶烨、侯杰《论述妈祖信仰中的性别观念》（《学理论》2010年26期），王涛锴《何以成医：明清时代苏松太地区的医生训练和社会》（《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赵树国《明清鲁中地区民间信仰特色及成因探析》（《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2期），刘洁《浮出历史地表――妲己形象试说》（《殷都学刊》2010年3期），赵树国《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东方论坛》2010年5期），郑承燕《辽代丧葬礼俗举要――以辽代石刻资料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1期），薛玉、徐茜《浅析普洱茶起源传说与历史的关系》（《黑龙江史志》2010年7期）等。
在生态环境史研究方面，王利华《“生态认知系统”的概念及其环境史学意义――兼议中国环境史上的生态认知方式》（《鄱阳湖学刊》2010年5期）认为，提出“生态认知系统”这个新概念，对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环境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夏炎《中国古代“菱”认知的生态文化解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期）指出，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菱的认知可分为三个层次，在对其生物特性和自然属性价值认识的基础上，进入到祭祀、建筑、采菱等的文化价值之中。相关文章还有：王利华《浅议中国环境史学建构》（《历史研究》2010年1期），王利华《环境史视野下的自然物种人格化》（《学术月刊》2010年12期），赵仁龙《唐代士人的江西生态意象》（《鄱阳湖学刊》2010年5期），王先明《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关于“社会环境史”的思考》（《历史研究》2010年1期），王利华《全球学术版图上的中国环境史研究――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之后的几点思考》（《南开学报》2010年1期），詹茜卉《从〈羌族释比经典〉探讨羌族原始生态环保行为》（《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3期），胡梧挺《鬼神、疾病与环境：唐代厕神传说的另类解读》（《社会科学家》2010年7期），连雯《谢灵运〈山居赋〉的生态意识》（《鄱阳湖学刊》2010年5期），赵九洲《试评〈什么是环境史〉――兼谈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农史》2010年4期），王利华《中国如何走向低碳生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4月29日），王利华《求故实之新知――环境史研究的旨趣和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7日），王利华《〈桃花源记〉的社会生态史意义》（《中国文化与环境》2010年8期），吴小伦、王文君《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周口师苑学院学报》2010年3期）等。
六、思想史、史学史研究
2010天津市的思想史研究和史学史研究，研究队伍基本稳定而研究视角有所拓宽。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张荣明的专著《中国宗教思想史纲要》（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是本年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格局和发展趋势》（《史学月刊》2010年10期）认为，当时的思想呈现为两大格局：一个以三国两晋南朝为区域特征，另一个以十六国北朝为区域特征，前者儒家思想不断衰落，佛、道思想影响日盛，并导致了政治动荡和国家积贫积弱，后者儒家思想日益走强，国家逐渐强大并最终统一中国。张分田《完善事实陈述的主要途径――涉及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治学心得》（《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6期）提出，有必要在完善事实陈述的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现有知识体系进行具有一定颠覆性的重建。相关文章还有：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10期），张荣明、刘明辉《阮籍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问题》（《孔子研究》2010年2期），张荣明《儒教、国民宗教与政治神学》（《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期），张分田《“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3期），张分田《早期王制与民本思想的滥觞――兼析民本思想与统治思想之关系》（《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1期），张鸿、张分田《孔颖达以“道”为核心的政治教育思想》（《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5期），张荣明《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根本问题》（《湖南大学学报》2010年6期），吕庙军《庄子〈齐物论〉新释――兼谈名道之辨》（《江汉大学学报》2010年1期），宗霖《研究视阈的更新与民本思想的重构――读张分田教授〈民本思想与中国古代统治思想〉》（《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2期），崔广庆《孟子“权变”思想浅析》（《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3期），杨义芹《关于“儒教”概念的考察及其思考》（《孔子研究》2010年4期），张英秀、冯书生《〈论语〉之“政治伦理”与“伦理政治”》（《唐都学刊》2010年4期），张晓娟《从荀子的正名逻辑思想看中国古代儒家思维方式》（《毕节学院学报》2010年1期），邵颖涛《佛教对岑参诗歌创作的影响》（《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2期），卢文越《论墨子思想的务实性和空想性》（《安徽文学》2010年8期），沈丽霞、郭伟华、赵红梅《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特征》（《党史博采》2010年5期），范曾《一词圣典：至善――谈中法两位思想往哲：王阳明和笛卡尔》（《人民论坛》2010年24期），李宪堂《传统的本质、意义与局限――关于国学价值评估问题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5期），林飞飞《浅析〈淮南子〉的经济思想》（《邯郸学院学报》2010年4期），王伟《〈吕氏春秋〉思想新论》（《合肥学院学报》2010年2期），别道玉《天道的认识悖论――〈吴语〉、〈越语〉文化解读》（《江汉论坛》2010年4期），代雅洁《浅析贾谊政论中的儒家思想》（《黑龙江史志》2010年9期），张分田《“民贵君轻”是帝制的统治思想》（《光明日报》2010年1月18日），张分田《统治思想视野中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研究》（《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等。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吴德义《试论建文史学》（《西北师大学报》2010年2期）认为，明清大量的史料足以建筑“建文史学”即对建文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的命题。乔治忠《中国传统史学对民族融合的作用》（《学术研究》2010年12期）提出，民族融合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的认同，而传统史学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发达的组成部分。相关文章还有：乔治忠、李金华《毕沅幕府修史在乾隆时期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求是学刊》2010年1期），乔治忠、童杰《〈世本〉成书年代问题考证》（《史学集刊》2010年5期），吴德义《〈姜氏秘史〉考辨及其史料价值》（《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3期），曹志敏《魏源〈诗古微〉考据探析》（《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1期），沈一民《〈晋书・肃慎氏传〉文献来源考》（《北方文物》2010年4期），孙立群《历史的品位与口味》（《人民论坛》2010年36期），乔治忠、刘文英《钱实甫〈清代布政使年表〉订误举要》（《历史教学》2010年8期），赵娟、刘洁《〈全唐诗〉中“刘郎”考》（《时代文学》2010年3期），李金华《毕沅主导纂修的〈西安府志〉》（《史学月刊》2010年5期），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历史档案》2010年3期），赵九洲《〈范子计然〉成书时间考》（《农业考古》2010年4期），王绍东、郑承燕《论匈奴族史学的表现形式》（《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年5期），时培磊《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唐都学刊》2010年2期），乔治忠《中国古代“起居注”记史体制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2期），张传勇《北平图书馆旧芷正德〈崇明县重修志〉成书年代小考》（《中国地方志》2010年6期）等。
七、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外关系史研究
2010年天津市的历史地理、文物考古、中外关系史研究方兴未艾。
在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靳润成主编整理《地学杂志（全三十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8月版）产生了较大影响。靳润成、刘露《明代以来天津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主要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1期）指出，明代以来天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空间结构，即以海河水系为轴线，由西向东逐步展开。相关文章还有：潘晟《图经源流再讨论》（《中国地方志》2010年1期），潘晟《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揽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2期），毛曦《洛阳都城历史地理研究的视野与创获――〈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简评》（《文博》2010年1期），靳润成、于双远《清代苏州府城市型政区的特点及局限》（《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3期），于双远《清代江南市镇的桥梁建设――以金山县朱泾镇为例》（《大家》2010年7期），潘晟《宋代的自然观察：审美、解释与观测兴趣的发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3期），杨丽光《漕运对回族在天津聚居点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东方企业文化》2010年5期），赵九洲《魏州（大名）兴衰初探》（《河北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3期），于双远《清代小跨界市镇的政区分隶与合作――以清代江南章练镇为例》（《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2期）等。
在文物与考古研究方面，刘毅《中国古代陵墓》（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教材。隋璐《中国古代佛教文物》（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版）有较强的可读性。刘毅《明代亲王陵墓玄宫制度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3期）对不同形式的明亲王玄宫（墓室）结构进行了型式分析和纵横比较，把明代亲王玄宫的发展变化分为四期。耿超《唐宋墓葬中的观风鸟研究》（《华夏考古》2010年2期）搜集了隋唐到两宋墓葬中出土的观风鸟，进行型式划分后探讨了其流行的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和墓主身份。徐勇《小议“花山谜窟”的开凿目的》（《兵学大观园》第三辑，延边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认为，花山谜窟与龙游石窟一样，可能是关押战俘或犯人的监狱。相关文章还有：牛倩《饕饕纹文化意义源流考》（《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1期），张帆《红山文化动物形玉器考古发现和研究综述》（《黑龙江史志》2010年17期），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中原文物》2010年5期），王进南、刘尊志《原始道教和早期佛教思想在徐州汉墓中的体现与反映》（《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2期），刘毅《丝绸之路上的瓷器运销》（载《2009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0年7月版），刘毅《陶瓷业窑神再研究》（《文物》2010年6期），刘毅《几件中国出土高丽青瓷的年代分析》（《收藏家》2010年6期），刘尊志《试论徐州狮子山汉墓墓外设施与墓主问题》（《南方文物》2010年4期），刘尊志《浅谈区域性汉墓的考古学研究――以徐州地区汉墓为例》（《南方文物》2010年4期），韩《明代江西宗藩墓葬玄宫制度浅论》（《南方文物》2010年4期），陈畅《毛庆沟墓地年代学研究》（《考古与文物》2010年1期）等。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方面，主要文章有：孙卫国《〈史记〉对朝鲜半岛之史学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6期），孙卫国《朝鲜王朝关王庙创设之本末及其象征意义》（《东疆学刊》2010年2期），夏炎《唐代的对外贸易与在华外国人的相关问题》（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2010年10月），孙卫国《朝鲜王朝最后一任朝天使：金使行研究》（《域外汉籍研究》2010年第6辑），王若《西学东渐对明清时期历史变迁的影响――以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认识为例》（《科技创新导报》2010年26期），王金林《北宋时期中日民间交流新探》（《日本研究》2010年1期）等。
八、中国古代通史及文献学、传统方志学研究
2010年天津市的中国古代通史及文献学、传统方志学研究，成果数量亦有增长之势。
在中国古代通史方面，李治安主编《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是一部达120万字的大型专著。夏炎《古代的“越级上访”――一越越到金殿》（《人民论坛》2010年7期）考证，古代打官司一般逐级上告，越级为非法。相关文章还有：夏炎《古代官员的财产公开方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4期），夏炎《漫谈古代秘书工作的保密与泄密》（《秘书工作》2010年9期），夏炎《中国上古时期的弃婴问题》（《家庭与社会》2010年1期），张分田《应当严禁以行政手段推动“少儿读经”》（《历史教学》2010年1期），刘昕《浅析中国古代文化土壤未能催生近代意义博物馆的原因》（《大众文艺》2010年20期），代龙飞《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李约瑟难题浅析》（《大众文艺》2010年20期），汪武军《中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巨著――评〈中国隐逸文化史〉》（《前沿》2010年24期），夏炎《古代官场的泄密与保密》（《政府法制》2010年5期）等。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赵伯雄《述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虽仅十几万字，却体现了作者的功力。张秋升《四书纂注增补――论语》（华夏出版社2010年9月版）亦应予以关注。相关文章还有：罗骧《中国早期佛教典籍目录考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2期），郭婷《简述高校历史学专业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文教资料》2010年24期），赵静莲《敦煌写本解梦书语言文化校读四则》（《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2期），刘东升《〈春秋左传注〉勘误一则》（《中国史研究》2010年4期），曹志敏《魏源〈诗古微〉解说〈国风〉诗旨特色探微》（《邵阳学院学报》2010年5期），曹志敏《魏源〈诗古微〉门户之见探析》（《社会纵横》2010年5期），曹志敏《魏源〈诗古微〉述论》（载《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中华书局2010年7月版），杨效雷《爻辰说：郑玄〈易〉注的显著特色》（《历史文献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9月版），曹志敏《中国历史文选与民族文献》（《解字说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等。
世界古代史课程是国内高校历史学科培养体系中世界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通过对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对世界文明最初发展阶段的了解得到加深，并为学习世界中世纪史、近代史、现当代史打下基础。作为一线教师，笔者连续三年承担本学院历史学本科必修课世界古代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门课程所涉及的内容由于年代久远，在高中历史课程中几乎没有涉及任何相关内容等原因，导致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存在一定困难。同时，很多大一学生仍旧保持着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方法，以识记为主，欠缺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对于很多相关问题并没有能深入理解。而史料是历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资源，同时也是历史学科教学中的重要素材。有鉴于此，在这门课程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大量文献、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历史图片等史料，期望能够让学生在分析和理解史料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进行更好的把握，同时逐渐养成良好的专业素养，并打下一定的史学功底。
一、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文献的引入与分析
世界古代史课程共72 个课时，使用的教材是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编》(2011 年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总课时量，笔者将这门课程的授课分为六章：史前时代、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在这一课程中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古代罗马文明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将其分成了六小节，其中，罗马共和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重要部分。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罗马如何从共和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逐渐衰落的内容是其中的重点部分，同时也是较难理解的部分，所以，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作为例证，试图让学生逐渐了解史料阅读与分析的重要性。
首先，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数位军政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前三头同盟中恺撒、庞培、克拉苏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个部分在教材上较为简略，只是陈述了三人从联盟关系到逐渐恶化成为对手的过程，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关系变化的深层社会背景及其影响。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引入亲历者恺撒的重要著作《内战记》中的相关内容，令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共和国末期罗马内部的政局变化。同时，笔者还引入了著名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名著中有大量关于恺撒、克拉苏等的介绍与评议，可供学生参考。
其次，罗马法不仅在罗马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罗马世界内聚性品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罗马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但是教材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较少，与其在罗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为了补充这一内容，我通过对《塞奥多西法典》中相关条目的引入，试图让学生了解罗马法的基本发展情况及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再次，罗马帝国巧妙运用自己的军团不断在亚平宁半岛及周边地区开疆拓土，可以说，罗马共和国史及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就是罗马人不断进行外侵的历史。而这些战争中，罗马与西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是重点内容。这场战争对于罗马国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文献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同时，结合布匿战争的相关地图，能让学生对这一重要战争有更为深刻的印象。
最后，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容向来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教材中所持的观点认为，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在476 年被日耳曼联军废黜，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政权的灭亡。这种观点是传统意义上的看法，而教材中对其灭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笔者仍然认为，对于这样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对这一时期东西部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发掘出日耳曼人为何能够轻易获胜，以及与帝国东部地区相比，为何西部地区会首先遭遇灭顶之灾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我引入了左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等文献资料，就其中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当中，大部分国内已有中译本，这样也为学生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大量文献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尝试分析与应用史料的能力，而且可作为教材的补充，加深学生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了解。
二、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与分析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世界史学科中，很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应体现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古代罗马文明相关论著和论文内容的引入与分析，是对教材的有效补充。
首先，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罗马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众多极具分量的论著，我认为十分有引入教学的必要。其中，迈克尔格兰特的《罗马史》[7]、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第二卷)等都对罗马如何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如何走向繁荣状态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作为教材以及相关文献的补充。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论题不仅是古代罗马文明授课内容的重点，同时也涉及世界古代史与中世纪史的分段问题。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持的衰亡观点在学界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200多年，他的观点亦体现在现今教材之中。而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彼得布朗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转型说逐渐开始挑战吉本的衰亡说。笔者将彼得布朗、埃弗利尔卡梅伦等学者著作中的转型观点引入到教学过程中，以期给学生更多的史料参考，同时也期望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能力。
最后，除了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之外，笔者还引入了不少专题性论文，如李隆国的《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等，试图让学生了解国内罗马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令其在就罗马文明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时能够有所参考。
笔者在古代罗马文明章节的课程讲授过程中，就罗马发展的相关问题引入以上专著和论文，希望可以达到增强学生应用史料的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把握学界最近研究动态的目的。
关键词：艺术学理论；艺术学；中华国学；艺术文献；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一、艺术学与美学
艺术学的研究对象是艺术，美学研究的对象是美感与审美，这是艺术学学科得以独立的根本原因。西方艺术学源于西方美学，从美学之中分离出来，但是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美学。中国美学的学科概念来自于西方美学的传人，而中国艺术图书门类目录的建立远远地早于西方美学概念的传入。
西方美学研究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西方现代艺术学是20世纪之初诞生的一个新学科名称。现代艺术学概念是德国心理学家、美学家马克斯·德索（Max Dessoir）在1906年出版的《美学与一般艺术学》第一卷首次提出，至今仅有百年历史。1920年，欧洲留学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美学与艺术略谈》，介绍美学研究六门，其中第五门是谈：
艺术天才底特性及创造艺术底过程。研究古来大艺术家底生平，从他生活史或自传中考察他创造艺术时的心理作用及技艺的运用手段。
宗白华先生从艺术创作、艺术家生平、艺术心理、艺术创作技法四个方面讨论艺术的问题。对艺术的定义是：“人类底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够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两江师范学堂毕业、留学日本回国的俞寄凡翻译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艺术学概论》，对美学与艺术学的界定问题明确指出：
所谓艺术学，是把艺术做主要的对象的，所以比较把美做对象的范围来的狭小。但是把艺术彻底研究起来，还是离开美学。叫做艺术学的为是。
黑田鹏信如此简洁的一句话，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厘清了艺术学与美学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当然，对于艺术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还有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需要拿出具体的研究方法。1925年至1949年宗白华先生在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讲授《美学》、《艺术学》课程，将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与课题归纳为：1，什么是艺术学；2，艺术的范围与其他aesthetic活动；3，艺术的起源与进化；4，艺术形式与内涵问题；5，艺术的风格论；6，艺术鉴赏论；7，艺术的范畴；8，艺术的分类问题；9，艺术系统（各种艺术）；10，艺术的相互阐明；11，艺术的功用（Function）。a，人类精神生活的，b，人类社会上的；c，人类伦理上的。宗白华先生从艺术的范畴论、起源论、形式论、风格论、鉴赏论、审美论、分类论、系统论、关系论、功用论十个方面论述艺术学的基本问题，构建了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提出的十个论题具有普遍性，至今对中国艺术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宗白华先生提出的艺术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的研究是具体的关于艺术问题的研究，而不是关于美感与什么是美的定义的问题研究。或者说美学是基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的研究，而艺术学是关于艺术、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与艺术家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研究。
二、我国宋代即有艺术其学
说起来不免有数典忘祖之嫌，中华民族是具有艺术气质的民族，在历史上中国艺术是久有其书，久有其学。中国历史上的礼乐制度，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特殊位置，乐舞诗歌从属于儒家的经学。南朝皇帝雅好丹青艺术，至隋唐中原艺术与胡人乐舞的艺术交融，两宋艺术走向文人化、市俗化，由于宋代皇帝对艺术的欣赏，设立皇家画院，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艺术图书得到重视，宋代艺术在图书分类的目录中得到独立。依据有三：
其一，宋代李淑，邯郸人，在馆阁中为官，曾经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目工作，编《邯郸图书十志》，将家藏图书分为五十七类，厘为十志。有经、史、子、集、艺术、道书、书、画八类。艺术与经、史、子、集并列。
其二，南宋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通志·艺文略》，将古今书籍分为十二大类：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天文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
其三，南宋郑樵的族孙郑寅@撰《郑氏书目》七卷，分图书曰经、曰史、曰子、曰艺、曰方技、曰文、曰类共七类。将艺术、方技、文学、类书与经、史、子并列。
以上宋代三家依据具体图书目录情况创新，不守四部分类，将艺术独立为门类。根据中国学术思想“有其书即有其学”，所以说艺术在中国宋代就已经成为学科门类。
两宋时期完善了皇家画院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书画制度，各种艺术形式普及到市井民间。至元代艺术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文人没有出路与歌妓同等，将其才华用于了元曲与书画创作。至清代，清统治者崇尚汉学的同时，又例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唯以考据学为营生。清代《四库全书》依例将乐属于经学，建筑、园林、工艺见于考工。古琴、书画、篆刻、杂技作为艺术纳入子部，子部艺术有古琴曲谱、书画、篆刻、杂技。南北曲归于集部。
尽管艺术学学科的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传人我国，但是艺术学科在中国独立成为门类的道路还很漫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历史上礼乐一体的传统与重道轻技的认识误区，导致了将礼用于节制人的欲望，以“乐”达到和的效果，艺术成为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新中国建立以后，艺术长期属于文学，以文学艺术并称，艺术隶属于文学。改革开放以后，经专家呼吁，哪于2012年艺术学成为独立学科，与文史哲等学科并列。这是一次合乎中国特色的学科门类目录修订，尊重了艺术的本质特征与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
三、中国艺术学与中华国学
“国学”是中国学的简称，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国学不仅仅是经学。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以六艺为主。史部是史学，子部包括诸子、兵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艺术、以及道释典籍，集部是文学。四部分类法之中，子部文献最杂，突出了经、史、集的地位，形成了现代文史哲正统学术地位，忽视了自然科学、艺术、技术的独立学科地位，这是四部分类法的重大缺陷，文史哲文献编著以四部分类为主，艺术学文献如果按照四部分类，则艺术不能独立成学科门类。章炳麟先生说：
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中华国学有尚书学、史记学、春秋学、通鉴学、谱牒学、堪舆学、方志学、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考据学、辨伪学、文献学、敦煌学、郦学、徐学、徽州学等，这些学科都与艺术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国艺术学的任务是“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彻底研究功夫”的学问。中国艺术学要彻底了解中国艺术文献的源流与传统典籍，了解中国艺术体系与理论体系，了解中外艺术交流的历史，建立中国艺术风格与气派的信心。早在20世纪上半叶，胡朴安《研究国学之方法》就已经将国学研究分为六类：
一、哲理类；二、礼教类；三、史地类；四、语言文字类；五、文章类；六、艺术类。
国学中甲骨学、简牍学、经学、文字学、汉画学、金石学、敦煌学等学科都包含有艺术学研究的内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约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至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宗教、哲学、天文、地理、民族、文学、艺术等，英国人称其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敦煌以莫高窟为主体的石窟多达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壁画、彩塑与经卷、佛画、乐谱等丰富的文献资料构成了世界著名的敦煌学，法国人称敦煌壁画是“墙壁上的图书馆”，段文杰先生说，“敦煌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学”。中国学包括敦煌学，包括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学是系统地整理研究中国艺术的发生、发展、流派、体系、特征的科学。
四、东西方艺术是不同的艺术体系
中国艺术学理论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门类与艺术理论体系，东西方艺术的具体内容与涵义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建立中国艺术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的基本原因。西方艺术主要是指建筑、雕塑、绘画，以视觉艺术为主。西方艺术一词含义是美的事物的创造或表现，源于拉丁文Art，原意是指相对于自然造化的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艺术还包括拳术、魔术、医学。现代西方艺术尤其是指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刻等。西方艺术史是建筑、雕塑、绘画的造型艺术史，不包涵音乐、舞蹈、戏剧，更没有东方的书法篆刻艺术，内涵不同体系相异。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艺术接近于自然科学，涉及到透视学、解剖学、数学、色彩学、地形学、建筑学、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学科。西方研究中国的学问为Sinology，一般译为汉学。中国古代艺术以礼乐一体为特征，强调艺术的社会属性，重视艺术家内心的表现，艺术门类包含建筑、园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书法、篆刻、工艺、戏剧、曲艺、杂技等，中国文人士大夫艺术有琴、棋、书、画的传统，有诗、书、画、印合一的倾向。中国古代建筑与雕塑艺术的成就非常高，属于匠作与百工的范畴。现代中国教育体系将建筑隶属于工学院，工科建筑的理念削弱了现代中国建筑的艺术品质。由于宫廷艺术与文人艺术的特殊性，中国古代音乐、书画、古琴、戏剧方面的文献著录非常丰富，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中国艺术学学科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实践与史料基础上的学科，中国艺术文献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历代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研究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各门类艺术相互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的起源、艺术的作用与功能、艺术的历史、艺术的批评和艺术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的规律与艺术作品的欣赏、艺术作品的评论与历代艺术管理制度。
中国艺术学以研究中国各民族的艺术为己任，比较中国艺术与外国艺术的异同，是肩负创建“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艺术学科。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创造不同风格的艺术。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创作风格与理论有不同的流派与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文献。西方造型艺术注重形体光影色彩的塑造，中国造型艺术注重线条、气韵和神采的表现。西方的绘画讲求立体的表现，中国的绘画较多是平面的表现。从艺术的门类说，西方没有书法、篆刻、古琴艺术门类，中国杂技、中国音乐、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绘画、中国武术、中国舞蹈、中国建筑、中国园林、中国工艺形成了中国气派、中国气韵、中国艺术风格的艺术形式。中国特色艺术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共同构成了独立于世界民族艺术之林的中国艺术体系，形成了汗牛充栋的艺术文献。整理研究中国艺术文献，建立中国艺术学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学科共识。
五、中国艺术学文献的特征与研究方法
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法国艺术、前苏联艺术、西方现代艺术广为传播，中国传统的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民间艺术逐渐被肢解为“中国符号”与“中国元素”，中国传统艺术体系面临着碎片化和被解构的危险。建立中国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中国艺术批评体系与管理体系，整理中国艺术文献史料，寻找中华民族艺术之根，塑造中国艺术之魂，保护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与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艺术学文献整理工作即是中国艺术学的修道工作。修道工作要在艺术学、以及艺术学文献的教学中展开。中国的玉器艺术、青铜器艺术、漆器艺术、建筑艺术、绘画雕塑艺术、陶瓷艺术、书法篆刻艺术、宗教艺术、民族音乐艺术、舞蹈杂技艺术、武术、戏曲艺术、评话相声艺术、民族服饰艺术、民俗艺术、古琴、书法、篆刻、京剧以及丰富多彩的地方戏剧是中国艺术特有的艺术门类。以气韵论、一画论、写意论、传神论、笔墨论、一体论、品评论等艺术理论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体系。中国古代艺术本来是一个整体，相互之间有密切的联系。石涛说：
书画图章本一体，老丑精雄贵传神，秦汉相形新出古，今人作意古从新。灵幻只教逼造化，急就草创留天真。非云事迹代不精，收藏鉴赏谁其人。只有黄金不变色。磊盘珠玉生埃尘。
由于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在艺术方面产生了舞台表演的“舞者不歌”，书法艺术的“书者不画”，艺术理论工作者不从事艺术创作实践的现象。中国艺术学关注艺术创作现象整体的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往往能够兼诗词、书法、绘画、篆刻、古琴、棋艺诸艺于一身，在文学、书法、绘画、戏剧、音乐诸领域均有涉足。音乐、舞蹈、武术，诗词、书法、印章、国画构成中国艺术的有机整体。顾恺之有“三绝”之誉，王羲之长于书画，王维诗中有画，坡长于诗词、书法、绘画，徐渭在戏剧、绘画、书法、诗词诸方面均有建树，‘郑板桥以诗书画称绝，兼诸艺于一身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李叔同长于绘画、音乐、戏剧，闻一多长于绘画、书法、篆刻、诗词创作与研究，齐白石长于雕刻、诗词、书法、绘画、印章，丰子恺以漫画、美术史、散文、书法、翻译见长，许幸之涉足诗歌、电影、绘画、艺术理论诸多领域，王朝闻由雕塑创作到艺术理论研究。由于学习前苏联培养单一学科的工具型人才培养模式，艺术的通才大师人物无法出现，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分离，使中国艺术进入了缺少艺术通才、缺少艺术大师的特殊时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中国古代的“文”不仅指文字。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里的文是指周代的制度文化。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文”具有图案、形象、文饰等诸多涵义。玉器的图纹造型、彩陶的图纹、青铜器族徽的含义需要多学科的解读与破译。明清的木雕、石雕寓意纹饰都具有广义的艺术文献意义。西南少数民族苗族的服饰图案有“穿在身上的历史”的称誉，其纹饰是图腾崇拜的历史遗存。中国艺术学理论的文献研究，不仅仅是古籍文献的研究，还要关注艺术史料、文物、纹饰、艺术品、艺术家、艺术流派的研究，这些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也是艺术学研究与文学、历史学、哲学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
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艺术流派、艺术家，研究艺术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
旧的研究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
同样收集材料与整理材料是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脱离中国艺术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研究，脱离中国艺术文献的艺术学研究，模仿西方美学的艺术学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艺术学研究。文献是指一切历史性的资料，是朴实学风，收集、整理学科文献与运用文献的方法与途径。中国“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最早见于儒家经典《论语》。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古籍文献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是学术研究能否进行的首要因素。研究学术要“征文考献”，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另一方面要拜访贤才，了解当事人的见闻言论，将文字书面知识与社会调查相映证。古代文献的含义，一是指历史资料、典籍档案等文字文献；二是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前者是已经固化了的“死资料”。后者是存储在人脑中的“活资料”。“文献”一词的含义有典籍与耆旧两个方面。典籍是古代的文本书籍，耆旧是知道历史典故的才俊人物。
三国魏人何晏《论语集解》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注曰：“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以文章贤才的不足来解释文献不足，“文献”一词具有文章、贤才两层含义。南宋经学家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说得更加明确：“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东汉郑玄与南宋朱熹都认为“献”字具有贤才和耆旧的含意。贤才和耆旧是指有道德有才干的贤人和富有历史知识的老人。文献作为专有名词，在金元时期曾将“文献”一词作为谥号和书名。元代尚书右丞耶律履的谥号是“文献”，其文集为《文献公集》。元代黄晋的谥号“文献”。艺术史与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艺术文献应该包括艺术家与了解艺术史的人，文献与人的关系密切，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评论都是有人书写的，典籍也是由人书写传授的。
“文献”一词的出典之处与古代祭祀礼仪的舞蹈，艺术有关。八佾是夏代天子祭祀礼仪所用的舞蹈，佾的含义是舞蹈的行列，天子的祭祀礼仪舞蹈是纵横队形舞蹈者八队，每队八个人，共六十四个人。《谷梁传·隐公五年》：“夏舞，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左传·隐公五年》：“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即天子祭拜祖先的舞蹈是八佾，由六十四人列队表演舞蹈；诸公祭祀祖先观舞是六佾，由三十六人列队表演舞蹈；诸侯祭祀祖先观舞是四佾，由十六人演出舞蹈；士大夫祭祀祖先观舞是二佾，由四人演出舞蹈。季氏是大夫，按礼仪应该用四个人舞蹈祭神，却用了天子八佾之礼，即六十四人跳舞祭祀祖先神灵，僭越了古代礼制规定。《论语·八佾》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季氏作为大夫，竟然用周天子的祭祀礼仪等级，如果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忍受，那么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容忍呢？作为祭祀礼仪的舞蹈要符合君臣等级的伦理次序，祭祀舞蹈的规定人数体现了社会的等级，这是古代艺术等级管理制度。
典籍是文献的载体，人是典籍的创造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见老子时老子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人生年寿有限，文献典籍记录了古人的语言可以跨越时空，生也有涯，艺也无涯，典籍文献可以将前人的思想代代相传。秦始皇焚书以后，孔府墙壁藏书保存了先秦典籍，由伏生授经，口传相授，使文化传承不灭。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书丧，犹有舌”的文化传承精神。在日寇侵华战争中，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在南京大量掠夺中国图书文献和艺术珍品。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不畏艰难，弦歌不止，传承和弘扬了民族文化。
古代“文献”一词的含义，有经史为文，论事为献的解释。宋末元初著名学者马端临用“文献”二字命名书名。写了一部贯通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取名《文献通考》，在《文献通考》序言中对文献的含义作了阐述，将文献分为“叙事”与“论事”两类，《文献通考·序》曰：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在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前者是经典著作的文字资料，后者是议论风生，是对经典著作的微言大义作阐发，是对经典文献的贡献。文献有叙事、会要、传记、评论、记、录等文体。古代经典著作谓之“文”。唐宋以来诸臣奏疏，诸儒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在文体书写格式方面，经史为文，要顶格书写，名流论事为献，则降一格书写。
至明代时“献为贤才”的含义逐渐淡化，“文献”一词的含义几乎是图书典籍的别称。明成祖朱棣组织编篡《永乐大典》，初名为《文献大成》。至清代，“文献”一词成为通用语汇。现代词语中“文献”的含义成了图书典籍的代名词。
现代中国艺术学力求对中国艺术进行整体的研究，艺术学学科的中国化历程要回顾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的发展的规律、文献的出处和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艺术学理论由艺术原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管理构成基本框架。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的艺术文献内容异常丰富，是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宝库，中国艺术学文献的文献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各民族艺术文献。艺术文献的资料整理工作可谓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时空跨度非常之大，未开辟的领域非常之多，各民族的艺术文献非常之丰富，中国艺术文献工作将为艺术学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文物的艺术文献价值
文献一词的含义包括文物在内的广义文献概念和狭义的书面文字。广义文献概念的定义是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图书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中国汉字的“献”字具有“祭献”的含义。祭祀礼仪的祭词乐舞、祭祀礼器、随葬冥器均为献祭仪式的必需物品。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吴小如考证说“献”是会意兼形声字，其繁体是“獻”，獻字是由“鬲”和“犬”组成，鬲是古代装盛祭品用于祭祀的礼器。献的含义是将犬作为牺牲盛放于鬲中以祭祀祖先神灵。所以说中国古代陶器的刻画符号、陶塑人像、装饰图形具有祭祀文献的含义；青铜器的铭文是古代祭祀、征伐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献记录。吴小如对古代文献中“献”为贤人的注释提出质疑。认为杞、宋去夏、殷已久，即使有高年耆宿，也不可能够活到几百岁以上。文字记载和前代器物可以用“足”与“不足”去形容。而贤人则不能像军队一样，有规定的人数名额，似乎不宜以“足”与“不足”去形容，而今天考古学界所用的“文物”，正与“文献”的初义相近。艺术文献可以依据时间分为史前史料、古代艺术文献和现代艺术文献三大部分。中国古代艺术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文字资料文献是不够的，还要关注艺术作品和文物。《胡适之文存》第二集《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说：
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奢好。鼎彝、帛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却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下的证明。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资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
作为艺术品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均可以纳入艺术学研究的范畴之中。随着考古发现和大规模的建设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有陶器刻画文字符号、彩陶文字符号、商周殷墟甲骨文文献，金石文献等等。从人类文明的发展时空来说，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仅仅依靠有史以来的文字记载文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有三到五千年，而艺术发生、发展的历史动辄数五千年至一万年以上。发现的人类史前遗址有数百万年之久，如果艺术学仅仅研究文字记载的三到五千年的文字史部分，大量的史前艺术遗址就会丢失，艺术学关于艺术起源的研究就无从谈起。
中国考古界广泛使用的“文物”二字，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遗存物，或者是“文献的证物”，具有文献证物的特性。传世文物与出土文物是中国艺术学文献研究的重要对象。《辞海》文献条对文献定义为：“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这条定义可以理解为：一是有历史价值的图书，二是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三是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值得补充的是，仅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不够的，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节文物保护法概述文物的概念和文物的范围是：
文物，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文化遗物。例如建筑、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种艺术品等。文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埋藏于地下的，也有袒露于天地之间的，有国家精心收藏的，也有私藏于民间百姓之中的。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归于不动文物，精美的古代瓷器、字画、陶俑、钱币等归于可移动文物。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应该具有了文献价值。如果仅仅是以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为艺术文献，那么中国艺术学研究将失去99%的史料，中国艺术学文献将失去艺术所具有的形象性、直观性、可视性、欣赏性和艺术性的特征。文物属于艺术文献的重要研究对象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即有研究古代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宋代赵明成著有《金石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
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传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丧志也耶？成、同间好之者遍天下。
从金石学、古器物学发展到现代的考古学，文物研究与历史学、艺术学的结合，丰富了学术研究的资料物证。中国自古就有收藏艺术品、收藏文物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注意文物实物的发现，中国艺术学理论研究要注重文物和艺术品实物的研究，否则艺术学理论研究将失去研究的对象，走到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辨道路上去。20世纪初中国开始有以发掘为基础的近现代考古学。比较《文物法》界定的文物内容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艺术品与文物的历史性、物质性、形象性特征。我国境内受法律保护的文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
2 与重大历史事件、改名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遗址、纪念物；
3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
4 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
5 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古代建筑、墓葬、石窟、遗址可以视为艺术遗存，与手稿、古籍图书资料同样重要。以上五条可以看出文物与艺术有密切的关系，文献与文物的概念有相近之处，只是研究的对象、研究的角度、表述的方式方法不同。现代文献的概念是专指书籍文字文献。艺术作品具有原生文献的意义。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文献”条目界定文献的定义是：
原指典籍与宿贤。……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今专指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如历史文献，亦指与某一学科有关的重要图书资料，如医学文献，
据此，可以说古代文献的含义是典籍与贤人；现代文献的含义是：1，图书典籍；2，文物；3，资料。艺术文献属于专门学科文献，艺术文献与其他学科的专门文献不同，具有艺术文献自身的特点。前苏联科学家伊林说，我们有了很多用文字写成的书搁在图书馆，还有一本用石头和其他东西写成的大书埋在地下，等待我们去阅读。金克木《古籍整理小议》提出文献与文物对应，他说：
现代世界上，尤其是中国，文献已经不是古代知识的独一无二来源；但中国古文献独多，而古文物又极其丰富，正如车之两轮。近些年来我国考古发掘成果极大，今后还会大大增长，研究发表的不过若干分之一。国际学术界对此艳羡之至，而我们似乎都委之于人数不多的考古学者。
考古工作者的田野发掘工作特点，难以担当大量文物的后期案头书斋实验室研究工作。鲁迅、郑振铎、向达、陈梦家、沈从文等学者早已注意到文物的文献作用。金克木先生编制《文物与文献的对应目录》将典籍文字与传统文物相对应，冲破文字的屏障。艺术学研究不能够仅仅限于已有的文字文献的阅读与研究，沈从文先生早年就认识到传统的“以书注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发表《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长文，提出文史研究“从实物出发，倒比较省事”的观点。沈从文先生建议当时的高教部和文化部考虑全国每一所大学或师范学院，要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的种种问题。遗憾的是沈从文1954年10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建议，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建立文物馆、博物馆的大学据笔者所知仅仅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等为数不多的大学，许多重点大学都没有文物馆与博物馆，这是中国大学与欧美大学的显著差距。
关键词：史料；研究方法；相似点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3-0096-01
一、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不过百余年历史。此间，无数中外研究者对中国音乐史积极思考探索，总结出一套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册论“律之起源”时，提出了“实物”、“典籍”和“推类”三种研究方法。他说：“作乐，则必先有‘音’，吾国古代定‘音’之器，名日‘律管’。”所以，我们研究中国音乐史，也应该以“律管”开始。王光祈主张将出土律管作数理测量之后，求出古代“乐制”，再“证之以古籍所述”。他称之为“实物研究法”。次则求之于“典籍”，他认为典籍往往非“原版”，后人重印、传写、增删每每有之，故应当先抱怀疑态度。最后是“推类研究法”，亦当代流行的音乐民族学，民俗学的方法。通过考察来开化民族，来研究上古音乐。王光祈用这一方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史学家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将文献典籍等纸质的资料与考古发掘出的遗迹或遗物结合起来，共同取证。新一代的研究者受“二重证据法”启发，开始向人类学、民俗学的维度拓展。20世纪末，张正明概括出了“多重证据法”的方法原则，共同应用于中国音乐史研究。
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稳定性。王光祈在三十年代所运用的文献方法，我们今天仍在运用。随着方法、观念的更新，音乐史学研究开始与其他学科结合渗透。有的研究者则适当运用了比较音乐学方法，进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音乐文化发展历程的相互比较研究。
二、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
西方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也是紧密相关的。20世纪初，西方音乐由西方传教士初步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音乐者，如萧友梅、王光祈、俞寄凡、黄自等开始研究西方音乐。他们的研究使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发展向前迈了一步。其中，以王光祈为最。他用刚在欧洲兴盛不久的进化论的观点研究西方音乐史。
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所面对的真实研究对象是：西方学者根据他本人或他的社会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史学价值观的主观观照下，思考、重演、归纳、编纂而成的音乐史文本，而非音乐史本体。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是永恒存在，立足于当代，具有用现实意义的音乐作品。音乐作品构成了音响历史。音响历史具有文本历史所无法比拟的现实性，无论是对于欣赏者还是研究者来说，音响都发生在当代，都发生在此时此刻。人们可以在某一具体时间通过欣赏音响效果去体验与感受创作者彼时彼刻灵魂的激昂。
三、中西方音乐史研究方法的相似点
（一）历史记录的主观选择性及文献的不准确性
历史是对过去人、物、时间、地点、情节等的过往记录，后人未曾亲自参与。我们认识、了解，追溯历史，只能通过历史学。这些过往记录便构成了我们认知历史的依据和桥梁。中国古代史官也并不都是以实记史，所记录下来的历史大都反映了统治者的主观意愿。因此，古代的历史文献记录具有主观选择性，历史记录的客观性也相对有限。此外，古代历史文献经过多次传抄，错、乱、漏、倒屡见不鲜，使文献的准确性大打折扣。
西方音乐史可以说是一部音乐风格史，其研究主要围绕某一时期，某一风格的主要作曲家的生平、创作领域，及创作特点进行展开。但西方作曲家生平方面的记录也存在类似于中国古代音乐史方面记载、传抄等错误。而且，对于研究异文化的中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者来说，掌握一定外文阅读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外文翻译版本的中文表达不准确以及语言习惯的不同，也有可能使阅读者产生理解上的偏差。
（二）历史的可待挖掘性
记忆不能够复制。过去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重现，所留下来的也只是文献、作品、典籍、实物等“史料”。研究者根据这些历史遗迹梳理和整合，最后完成历史的写作。
历史具有不可重复性，历史写作也不能完全复原历史。西方音乐史中论述某一时期某一音乐形式的发展时，只是详细介绍了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和流派，而为了使这些人物和流派更具代表性，很多其他人物和作品在音乐史中很少涉及。这些未被记入音乐史中的音乐家们及其音乐作品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中国古代留下来的音乐作品不像西方音乐那样丰富，史学家们需要不断地从古籍、文献以及考古中发现的文物，器皿等来挖掘信息。人的认识能力无限，相信人类对于音乐史的研究视角一定更开阔。
（三）研究方法的综合性
“史学便是史料学”高度概括地说明了史料研究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地扩充史料范围，更需要借鉴与引用其他相关学科。
研究音乐史，首先要正确理解文献。文献分析学提高了音乐史研究文献阅读的准确性，进而得出正确结论。音乐考古学、民族音乐学同样也是解决史学难题的绝好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