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2 17:39:05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不仅文学创作丰富，而且文学批评繁荣，文学逐渐摆脱功利的束缚，不再仅仅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教，而是开始慢慢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并通过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述逐渐摆脱儒家经典的束缚，形成独立的文学经典观。魏晋时期，思想活跃，儒学式微，道家、佛学等各派宗教盛行，这样宽松的思想环境为文学观念的解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文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时对于经典的观念，也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此时期文学理论最高成就的体现，其对于经典的看法也最系统和深入。《文心雕龙》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发挥，在中国古代经典问题的讨论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前人一样，刘勰依然是首先从思想上肯定儒家经典的思想价值，他认为，文章是道的表现，而道是文的本源，古代圣人创作文章是为了表现道，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用于教化、治理国家。其在《文心雕龙•原道》中云: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同时，刘勰又认为，经典不但是后世文章的渊源，而且还在思想及艺术上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了标准，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典范，将经典的文学意义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其在《宗经》中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又云:“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看出，刘勰不仅详细地剖析了后世各体文章与经书渊源，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创作审美角度的六标准，即其所谓的“六义”之美:感情深诚而不虚假，风格清朗而不繁杂，记事信实而不荒诞，思想正直而不回曲，体制要约而不芜秽，文采美丽而不淫滥。因此，可以说文学意义上的经典及明确的艺术标准始于《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南朝文论又一力作。此书是中国文论史第一部诗学专论，总共评述了汉魏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且将这些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当时的诗歌创作起指导作用。钟嵘对所评诗人进行品第的区分本身便体现了一种文学经典意识，被其列为上品的诗人如曹植、陆机、谢灵运等，都是钟嵘心中经典诗人的代表。钟嵘秉持的是文质兼备的文学经典原则，因此，在推崇他心目中经典诗人的同时，依据这一原则，对他们表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总结和评价，无形中也就树立了他的文学经典标准。如他赞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真正做到了思想和文辞的完美统一，是经典诗人的最高成就代表。
《诗品》还突破了儒家经典的束缚，站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高度正视并高度评价五言诗的成就，其云:“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这无疑是对以往论诗以《诗经》为标准、重四言的传统诗学观的修正和挑战。可以说《诗品》是第一部以文学经典的视角分析诗歌的著作，在古代文学经典及经典观的形成与独立中意义非凡。魏晋六朝时期崇尚古代经典虽然是主流，但也同样有别调。代表性人物是东晋葛洪，葛洪继王充之后，又对崇古抑今的风气进行强烈批判。其《抱朴子•尚博》云: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超群之人，犹谓之不及竹帛之所载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所患矣。他甚至认为今胜于古，其《抱朴子•钧世》云:“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他觉得《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在文辞方面逊于两汉魏晋时期辞赋。一方面抨击了贵古贱今的传统，对古代经典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文辞的重视，从文学的角度对著作进行评判，颇具进步色彩。
二隋唐至宋，经历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以往经典的问题。在这几次文学复古运动中，人们对文学经典的认识更加深入，自觉性也更强，而传统儒家经典的文学经典地位，也得以凸现和巩固。第一次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发生在诗歌领域。经历六朝诗风和文风的浮华之后，初唐陈子昂首先举起复古大旗，其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这里，陈子昂表达了对晋宋以来，尤其是齐梁颓靡不振诗风的不满，大力提倡风雅、风骨与兴寄，要求保持《诗经》的风雅传统，学习汉魏诗歌刚健、质朴的风格。很明显，他是将《诗经》、汉魏诗歌当成诗歌创作的楷模，即他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文学经典。他的矛头是对准初唐盛行的片面强调文采的浮靡诗风，因此，经典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和法则，同时也成为一种革新的手段。陈子昂大力提倡复古对唐诗的风格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此以后，复古与革新便交织在一起，对唐诗创作高峰的到来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盛唐名家都主动从传统中寻求汲取创作营养，如李白就是陈子昂复古论的直接继承者，他一生钟情古风，而且也是其诗歌创作中最具影响力的部分。其他诗人也是从传统中找到了创作的突破口，由此一来，诗坛为之一振，尽扫齐梁余风，这不得不说是复古运动带来的积极影响。第二次复古浪潮在中唐开始席卷，这一次是在散文领域展开，矛头指向了六朝以来产生的一种新文体———骈文。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质朴，内容充实，而且极富思想性，为后世的散文创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提供了很好的榜样。然而，六朝时期，随着骈文这种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美的新文体的产生和兴盛，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丧失殆尽，这种不良文风一直延续到中唐。面对社会的矛盾、文风的凋敝，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反对浮华艳丽的骈文，提倡学习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首先吹向复古号角，他在《答李秀才书》明确表达了他的主张:“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很明显，韩愈提倡古文，不仅仅是学习古文的文辞和表达方式，更要学习古文之道，即里面所承载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指儒家思想。韩愈十分推崇先秦两汉古文，在《答李翊书》中提到自己开始学习文章时，“非先秦两汉之书不敢观”，同时他还在《进学解》中，对他认为的前代经典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沈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
《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很显然，韩愈主张的学习面很广，不仅限于儒家的《五经》，还提倡学习《庄子》、楚辞、《史记》、扬雄等作家作品。以先秦两汉经典古文为标准，对文学思想性和艺术规范双重要求是古文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此次文学复古运动开创了一种新的雄奇瑰丽的艺术风格，为后世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的典范。第三次大规模复古运动是发生在宋代的诗新运动。此次运动贯穿整个北宋，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代表人物是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姚铉、孙复等人，中期以欧阳修为领袖，响应者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及王安石、曾巩等人，是此次运动的高潮。后期是诗新运动的完成阶段，以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以及黄庭坚、秦观等人为代表。此次运动以复古为旗号，以革新为目的，他们最初反对的目标就是盛行于宋初诗坛的西昆体和晚唐五代延续下来的颓靡文风。为了达到革新目的，他们主张学习古代经典:散文领域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及韩柳古文，诗歌方面则以《诗经》、《离骚》、两汉乐府、建安诗歌及李白、杜甫等杰出诗人诗作为标杆，主张以复兴古道改革文风与世风。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动机和背景与韩柳的古文运动颇为相似。以欧阳修为例，他非常重视文与道的关系，提倡从前代经典中追寻古道，《答吴充秀才书》云:“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很显然，对文学思想性的强调与韩愈是一致。因此，欧阳修对韩愈古文极为推崇，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叙述自己读韩文的经历和感受:“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诗新运动的领袖都如此，其他人对道与古文的重视可想而知，因此诗新运动可以说是韩柳古文运动精神的延续。
三明清时期的复古运动尤盛
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当中最具复古色彩的时代。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封建社会发展到末期，一方面，人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种本能的依恋;另一方面，文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和历次复古一样，文坛的领导者们也想利用倡导古风反对不良文风，从古代经典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然而，明清时代的复古运动，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取得骄人的成绩，相反渐渐走上了因袭和模拟的死胡同，从而也招来了强烈反对的声音。在流派众多、新旧思想交织、争论不休的明清文坛，围绕经典与反经典、复古与革新呈现出一道热闹非凡的风景线，从而也为古代文学经典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明清时期，最具影响力的要数明代中叶以后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发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主张散文学先秦两汉，古诗学汉魏，近体则学习盛唐。而唐宋派则主要是在散文领域，主张散文创作应该学习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唐宋名家，虽说学习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趋同的，即反对明初以来粉饰太平的台阁体及陈腐的八股文，从扭转文风的角度讲，此次文学复古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前后七子及唐宋派都没有能够处理好复古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而是一味循古，极少创新，因此，创新成就乏善可陈。如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在《答周子书》中说:“仆少壮时，振翮云路，尝周旋鹓鸾之末，谓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又谓文必有法式，然后中谐音度。如方圆之于规矩，古人用之，非自作之，实天生之也。今人法式古人，非法式古人也，实物之自则也。”可见，他将古人的作品看成是最高法则，认为这些经典之作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在语言、修辞等方面都有一成不变的法式，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匍匐于经典的脚下，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做法终究使得这次复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因一味拟古，层层相因，遭到了明代后期力求抒写性灵的公安派、竟陵派等的强烈反对。如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就对当时盲目复古进行了猛烈批判: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客观上讲，袁宏道的批评是中肯的，也道出了前后七子及唐宋派复古的弊端。因此，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创作上的成就远远高于明代的复古派。如果说明代复古派重在“复”的话，那么公安派则重在“变”，在复与变的争论中，前代经典的意义也较为客观呈现了出来。清代的文学复古流派更多，较有影响的，如诗词方面有清代前期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散文方面则有清中后期的桐城派和骈文中兴派等等。但总的说来，清代的文学复古多以拟古为主，创作上成就不高，失去了太多积极意义，与前代的文学复古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故不再赘述。
四总结
通过以上回顾，我们可以大致掌握古人文学经典观形成与演变的脉络，也能总结出中国古代围绕经典问题开展的文学活动的诸多特点。首先，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从依附于经学到逐渐独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此间一直存在经典与反经典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着经典的树立与的问题。这也告诉我们，文学经典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而是要经历长时间历史的洗礼。另外，这一过程必然存在着争论，因此，也会存在着起伏和波动。其次，中国古代的文学复古运动是围绕经典展开的，每次复古运动的时候，经典都成为扭转和改革文风的重要武器，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人们每次都能从经典当中找到创新的突破口，从而树立新的典范。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在学习经典的时候，也不断地发现并树立着新的经典。如上文提到的韩愈倡导学习扬雄作品，欧阳修对韩愈古文的推崇，严羽高举盛唐诗歌等，都体现了古人与时俱进的经典观。认清这些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学经典的内涵，也为更客观地讨论古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变化提供了帮助。
作者：王世立单位：湖北经济学院
(二)思无邪———善?真?《论语》中的“思无邪”出自《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三个字本是《诗经•鲁颂•驹》:“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的一句。一般认为“思无邪”是说《诗经》的思想纯正，后世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不惜歪曲《诗经》中的某些篇章，譬如《毛诗序》将《关雎》一诗解释为歌颂后妃之德即是此例。这种说法被引申开，即是说《诗经》中的诗意在劝善而惩恶。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诗经》中的“思无邪”本来是在歌咏马，马岂有邪正?而且，“祛祛”，是强健貌，而“徂”是行义;所谓“以车祛祛，思无邪，思马斯徂”，说的是马直路行走;而其中的“思无邪”的“思”只是语助词，没有意思，“无邪”乃直义。也就是说“三百篇之作者，无论其为孝子忠臣，丑男怨女，其言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饰，此即所谓诗言志，乃三百篇所同”，台湾学者李炳南和唐瑜凌等人也认同这种说法，并且认为“邪”字念“虚”音。这样看来，将“思无邪”理解为思想纯正，大概并没有真正把“思”作一个助词来看待，但是这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这两种解释，一种偏向于思想的纯正，一种偏向于内容的真实。如果原意正是后者，那么，孔子在整部《论语》中不仅探讨了美与善的关系(所谓《八佾》中“尽善矣，又尽善也”所言)，还探讨了真的问题。
孔子直接探讨《诗经》的言论其实不多，不过他与门人子弟对于《诗经》中诗句的问答以及其他一些与文学有关的言论则对于后世的影响较为深远，远远甚于孔子对于《诗经》解读的影响。
(一)实用上的断章取义《论语•八佾》篇中有言:“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诗经》中本无“素以为绚兮”句，子夏所说的几句是描述一个美女的，但孔子认为，一个纯洁的女子要先知礼才是真美。②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这章中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澳》)来解释“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所谓“精益求精”。而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意在让伯鱼(孔子的儿子孔鲤)领悟诗意而早点结婚生子，含蓄地运用了《周南》《召南》多男女爱情、婚姻家庭的表层意义。可以看出，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加以发挥的。诚然，“唯其因为目的在于应用，所以孔门言诗往往断章取义，借题发挥，甚至只是作为一种语言材料来运用，阐说的对象和原诗的本意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就开了后来经学家任意曲解诗义的先河”。后来的孟子虽然提倡“以意逆志”，其实也还是不免断章取义。而这种断章取义，在后世对于“经”的解读上显得更加显明，《诗大序》将《诗经》解读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怨刺功能即是此例，这种解读与孔孟为我所用的思想虽然不无继承关系，但是后者显然是一种歪曲，与孔孟的实用观相差甚远。
(二)寻章摘句所谓断章取义，可以说就是按照具体环境对诗歌的意思进行解读的意思，这在春秋时代比较普遍，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譬如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奔奔》以表达对于郑伯的不满，而原诗却是卫人讽刺其君上宣姜的荒淫，显然，这里赋予了诗本没有的意思。而这种断章取义如果走向另一面，就是一种“寻章摘句”了。所谓“寻章摘句”，就是用摘取诗中的一些语句来对诗歌进行概括，当然，这种摘句，很可能运用了原诗句的意思，也很可能在对原诗句进行了改造，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只“突出了某一点或某一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关注重心”。《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正如上文所言，“思无邪”出自《诗经》，孔子用这三个字来概括《诗经》，很可能是在说《诗经》的思想纯正，也可能是在说《诗经》内容的真实;如果是前者，显然是在对原诗句进行改造，而后者则符合原诗句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将这种摘句的传统归之于孔子，虽然显得唐突，但是仍然不无道理，因为后世的解经者或文学家都在先圣那里找到依据，以作为自己突破的勇气和决心。这在下面的德言之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德言之论所谓德言之论，出自《论语•子路》:“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这种言论当然有轻言论重道德的意思，其实儒家的经典大都有这种倾向，譬如《左传》中所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襄公二十四年》)，就将“立言”放在“立德”“立功”的后面。这种重德轻言的思想为历来的治经者所接受，但是，将德言之辨提上日程却始于文道之争。“言”在渐渐演化中，成为了一个与“文”相提并论的概念;“道”本来是指前辈先哲们的大道，荀子、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即是如此，即使在古文运动倡导者韩愈那里，其实还是在说先辈们的大道。不过在韩门弟子，即古文运动的继承者那里，则渐渐发生了分歧，本来在韩愈那里文道并重的思想分化为两派:一派重道，一派重文。重道的一派将古文道统与儒家道统合二为一，仁义与文章合二为一了，自然也就是提倡“有德”在先，即“有德者必有言”。宋代的道学家更是使其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朱熹虽然也重德轻文，但是他却对于“有德者必有言”表示怀疑。这涉及到文统与道统的关系等等。但如果引申言之，则可以发现，这个德言之论其实与人品—文品之辨有所重合，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了。其实，这个话题又牵涉到文质的问题。
(四)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本质。胜，多。文，是文采。野，包咸注:“如野人”。史，古注有两层意思:史书，史官。这句话的意思是:本质多于文采，则如野人，文采多于本质，则如史书。史书乃史官所写，不免有所偏废或言过其实。子贡也说过类似的话:“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这两处的意思本来与文学没有太大联系，不过后来被引入文学中，譬如刘勰《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这就将文质与文章的内容—形式等同起来。其实，在孔子的其他言论中还是谈及到了内容形式的问题。比如“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不过孔子所说的“辞”到底还是偏重于政治外交辞令，几乎不涉及文学，并且这句话看起来说的是那样轻巧;即使《左传》中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也一样不属于文学，但是对于内容和形式并重的观点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孔子之后，却有许多学者将“文质”“辞达”纳入到文学体系内进行阐释。
(五)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出自《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者，商朝的贤大夫。孔子自言只述而不作，《论语》即是秉持这种宗旨的结果，即使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不得已而作。孔子和老子都有一种向往恢复到古代那种社会的情结，孔子是想恢复到礼乐文化昌盛的西周时代，老子向往那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时代，其实，这都是一种复古的念头。这种复古的思想，其实在后来愈演愈烈:对于新鲜事物进行打压，而对于古代的东西都一味推崇。可是，新出现的事物，经过一段时间或历史，也还是会变成“古”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对于新的事物保持距离，使得人们无法认清新事物的优缺点;而几乎全盘接受旧的事物，也就把旧事物的一切视为精髓或营养而吸收掉，这就导致中国文学缺少当下的反思。这种复古思想历代都有，越接近封建社会晚期，这种思想也就越突出，比如明朝的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秦汉派等即是如此。而与这种思想相关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是古非今，历代都出现过这种声音，譬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在谈到文章流变时就认为今不如古，前胜于后。
(六)升堂入室所谓《论语》中的“升堂入室”，出自《先进》篇:“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其实无关文学，孔子只是在说子路入道虽然还不够深入，但是已经不浅，叫门人子弟不得小觑了子路。后来的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陈思王时曾这样说道:“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钟嵘直接将孔子的“升堂入室”运用到对于人物的评论上来。唐朝张为《诗人主客图》将中晚唐的诗人分为六主、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五等，虽有偏颇，但将钟嵘的这种做法更细化了。后来江西诗派的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图》将一个诗派的人物归入一类，也有这个意思在，而后来的方回，其在《瀛奎律髓》中为江西诗派重续家谱，提倡“一祖三宗”(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之说，则更加明显。这种突出一个宗派之内的座次排名的做法，如果仅仅限于一个派别之内，而对其他门派不予借鉴，则很可能造成门户之见，这就是下面所要讲到的内容。
(七)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出自《论语•为政》。其实在孔子那里，诚如钱穆先生所解释的，“攻，如攻金攻木，乃专攻义，谓专于一事一端用力。或说攻，攻伐义”，“异端，一事必有两头，如一线必有两端，由此达彼。若专就此端言，则彼端成为异端，从彼端视此端亦然”。但是也有解释说，反对圣人之道的都为异端，并且还举例，说释家、道家和儒家很多地方相互抵牾。虽然这种说法纯粹是歪曲，是无稽之谈，因为孔子时代，百家争鸣，根本还没有形成一个派别，道家和儒家还只处在形成中，而佛家还要等到西汉末年才传入中国。但是，这种说法还是被后世许多人所接受，他们拘于自己的小天地或派系之内，对其他派系进行攻伐，且常常引此言证明圣人孔子已有先见:攻于与自己不同的学问就要大家鞑伐。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的缺陷了。
1.在教学内容方面:
实行学分制后，在开设多门专业选修课的同时，各门专业必修课的学时被大量压缩，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自然也因时而变，由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改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段，形成了新的结构体系，但这一体系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此前中国古代文学并未分别开设文学史与作品选这两门课程，而只开设了中国文学史一门课程，故此“重史(文学史)轻文(文学作品)”的情况一直存在，这一问题在学时被压缩后便日益凸显出来，任课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文学史梳理清晰已属不易，根本无法分配更多课时用以分析作品，如此一来必然会导致一些经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失之交臂。
2.在教学主体方面:
对于高校扩招所带来的生源质量逐年下滑的现实，相信所有高校教师都有切身体会，尤其在二本院校更是如此，一些学生带着“不想学”或“不会学”的心理或习惯步入大学校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古代文学这门对基础素质要求比较高的课程的教学难度。加之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源中有一定比例的蒙古族预科生，这些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是以蒙授教育为主，现代汉语基础薄弱，更不必谈古代汉语，这种语言困难势必会影响到对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吸收，必然会形成教师教学难、学生学习难的局面，因此，这一问题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3.在教学方法方面:
古代文学课程时间跨度大，囊括了从先秦到近代的千年佳作，与教学内容繁钜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教学方法的单一化，“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教案”的陈旧教学方法延续至今，老师上课讲教案，学生埋头记教案，期末考教案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令学生感到枯燥无聊的同时，也无法促进教师知识的更新与拓展，如此往复，只会将原本内涵丰富的古代文学硬生生简化成学生成绩单上的一个学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教学效果可言。在学分制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课时，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调整单一的授课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是每一位有责任心的教师都必须要认真思考的。
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1.调整优化教学内容:
在整体学时压缩、开设多门选修课的背景下，我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分段进行了微调，将之前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五段中的唐宋合并为一段，但这一结构体系并未有针对性地考虑到我校古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的具体情况，从而造成有的分段学时充裕而有的则捉襟见肘，贫富不均。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应该依据所开设选修课的内容重新进行更为合理的分段。例如先秦、两汉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包括“《诗经》品读”、“《论语》导读”、“老庄研究”、“《左传》研究”、“《史记》研究”，那么在必修课的教学过程中相关的重复部分则简略概括，如此先秦、两汉这两段所用学时均会大大减少，就可以考虑将二者合并在一个学期。宋代文学所开设的选修课有五门之多，因此这段所需学时也会缩减。元明清这段教学内容最多，但开设的选修课却只有三门，而元代文学又是我校古代文学硕士点重点建设的内容，故此建议将元代与学时充裕的宋代合并，剩下的明清为一段，如此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学时少内容多的矛盾。不仅如此，在每一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文学史与作品的比例设置，适当增加对作品的赏析而减少对文学史的梳理，因为文学史发展脉络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即可掌握，但对作品的理解赏析却需要教师的悉心引导，一直以来的“重史轻文”的教学倾向必须加以调整，否则在课时大量压缩的背景下，更容易出现学生“知史而不懂文”的尴尬局面。
2.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古代文学论文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接受
普通以为，中国承受印度文学始于东汉的佛经汉译，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对印度文学的承受呈现了全新的场面，既包括以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代表的印度现代文学，又包括印度古代文学。我们对现代以来中国学者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引见、研讨、吸收、运用，合称为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承受。研讨现代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再承受，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它不但能够彰显汉末至宋代的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的第一次承受，而且，随着中国对印度古代文学再承受研讨的深化，关于我们比拟文学研讨、中国文学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印度古代文学再承受的两次高潮
自197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悄无声息地陆续出版了一批有着特殊学术史意义的书籍。囿于信息局限，据不完整统计有：
《佛教与中国文学》，张曼涛主编，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年；《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讨》，王国良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唐前志怪小说史》，李剑国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六朝志怪小说研讨》，周次吉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年；
《中印文学关系源流》，郁龙余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佛教与中国文学》，孙昌武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孙昌武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
《禅思与诗性》，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佛教文学精编》，陈允吉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佛经文学粹编》，陈允吉、胡中行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文坛佛影》，孙昌武著，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讨》，吴海勇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侯传文著，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
《梵典与华章》，郁龙余等著，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拟研讨》，王立著，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
《佛教与唐五代文言小说研讨》，俞晓红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1.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1.1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研究
涉及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的研究数不胜数，并且研究的视角很集中。罗宗强着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指出文体大致包括体貌和体裁两层含义。从体貌这一方面来说，文体的体貌不确定性因素太多，而体貌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是指文学作品的具象某一方面体貌体征，也可以是指作品的全貌，有时泛指某种体貌类型，有时也指宏观上某个时期创作的总体风格；而体裁的定名与其生成并无统一的关系，有的生成与定名源自于其功用，有的却与功用的关系不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还涉及体貌和体裁的关系，对某种文学文体的定名要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对不同的体裁需要提出不同的体貌特征；二是不同体裁之间要相互融合而体貌之间存在交叉现象。曾枣庄从文学性、非文学性、尊体和破体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文体总体上可以分为文学性、非文学性和两可性。从文学性、非文学性角度划分不是错误的，但是不能是绝对性的。一些非文学文体也有很多文学名篇，而文学文体的文章也不是篇篇都是文学文章。所以判断作品是否属于文学范畴，看的是内容而不是文体。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文学或现代文学的方式方法，如果简单的只把文学作品归属于诗歌、散文和小说，或是将文学定义为纯艺术性、虚构性而非纪实性，那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将所剩无几。
1.2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的研究
古今演变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新的历时把握方式。目前，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古今演变问题的思考较之前更为深入，对该问题进行了不同时间矢向的思考、异域空间的比照以及他学科交叉等多视野的探寻。梅新林等将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以文化视角进行了划分，将中国文化的古今演变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华夏文化时期、东方文化融合时期和世界文化融合时期，而中国文学相对应的也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化。由此可知，从文化角度出发的中国古代文学演变是一个历时性、共时性的过程，需要作出文学本位立场的辨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变研究做一个本位立场的思考。黄仁生认为，越来越多的人把古今演变当做一种方法运用于个体案例的分析中，在对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的思考中，要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和学理思考，包含古今内涵的界定、文学史的分期、开展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古今演变的研究，既不是效仿古代的通变研究，也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新文化追根溯源，我们要遵循突破学科区隔的宗旨，同时打破古今文学的鸿沟，结合现实需要，创新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做贯通性的研究。黄曼君认为，研究和转换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文学现代化进程中很有必要的一部分，应该为了现代文学的繁荣而回到过去，用开放的姿态，向古代文学开放，也向西方开放，传统的生命的激活是为了更好地抚育当下的生命。也提出过，对待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性的继承，创造性的改革。
2.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必备条件
文学研究中的感悟能力指的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思想、情感、语言艺术的感应、领悟和判断能力以及对古代文学现象的洞察和直觉感受能力，感悟力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做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与其它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同，文学作品的所有思想情感都包蕴于文字形象中，叙事作品通过人物、动作、故事发展，抒情作品通过意境、音韵、语言等方式表达作品的思想。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要想透彻作品所要表达的人、事、物、情，就要先进入作品，获得感同身受的亲身体验才能领会作品的表达意图。中国古代文学是以诗文为主要文体，在表现与再现的两种类型中偏重于表现，所以中国古代文学是一种注重艺术性和意境营造的文学，创作者往往用瞬间的感受和灵感的突显来创作蕴含深刻思想或人生哲理的作品，所以研究者要有强大的感悟力，这直接关系到对作品的接受和理解。研究者的感悟力有先天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的培养。首先要进行阅读。古代文学研究者是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文学修养的基础就是熟悉文学作品本身，熟读作品是增强古代文学研究中感悟力的必然途径。人们常常谈论阅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就如司马迁曾说过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还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都论证了阅读对写作的作用。而写作与研究又是相通的，研究文学作品更需要熟读，更需要大量的知识信息，才能增强研究者自身的悟入能力。结语文学研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古代文学的历史真相、发展脉络、文化蕴涵等方面皆有所推进。中国古代文学是一座丰厚的宝藏资源，需要文学评论家和史学家们对其进行深入挖掘，将我国的文学造诣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作者：韩开绯单位：黑龙江职业学院
一、古代也有“教辅书”——丰富多彩的教材与学科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以文科为主，而文科的主要科目，在汉代以后，就是儒家学说。“四书五经”是古代学校最常用的教材。东汉灵帝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175—183），学者蔡邕等人将儒学经典《周易》《尚书》《鲁诗》《仪礼》《公羊传》《论语》《春秋》刻石建于太学，相当于对教材进行统一规范，被后人称为《熹平石经》。有教材，自然就有“教学辅导用书”。历代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注释解读，其实就是一种教辅。在明代“八股文”兴起后，更有很多应运而生的“作文辅导资料”——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了一个人物“马二先生”，就是以“选文”为业，即编选优秀的八股文作品出版，是今天“高考满分作文”之类书籍的鼻祖。古代的学校教育内容广泛，并不限于儒学一门。官办的学校培养人才并不单一，而是各学科平衡发展。南北朝时期，南朝宋文帝开设儒、玄、史、文四个学馆；到了唐代，学科设置更加丰富，除了儒学、文学之外，还包括律学（法学）、算学（数学）、书学（书法学）、历法学（天文学）、医学、乐学、工艺学等，涵盖文理工多方面。而武学，作为国家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途径，更是在历朝历代都不曾欠缺。一些实用性强的学科如律学、医学，还不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往往还有实践操作课程。如著名的针灸铜人，就是北宋医学家王惟一为提高针灸教学效果而主持设计制造的，既是针灸教学的教具，又是考核针灸医生的模型。
二、巾帼不让须眉——古代的女教师
史书记载的最早一位女教师，大概要算秦汉之交儒家学者伏生的女儿。《汉书》记载：由于经历秦朝焚书及战乱，很多典籍都因此丧失。伏生将儒家经典《尚书》悄悄藏在自家墙壁中，躲过了战火，使学术得以传承。汉文帝于是派大臣晁错拜师伏生学习，但当时伏生年事已高，说话含糊不清，只有女儿羲娥才能听懂。于是伏生先把学问给羲娥讲解，再由羲娥转述给晁错。由此来说，羲娥可以算是最早的女教师了。东汉时期的女文学家班昭，是古代第一位正式收徒授业的女教师。班昭家学渊源，父亲班彪和兄长班固都是大学者、历史学家，她也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皇帝赏识她的学问才华，让后宫的皇后妃子都拜班昭为老师，学习女子品德、文化知识等。十六国时期，前秦君主苻坚邀请太常官韦逞的母亲宋氏讲授《周礼》。当时宋氏已经八十高龄，在家中开设讲堂，用一层红色的帷纱隔开，120名学生坐在纱帘后认真听讲。苻坚特地封宋氏“宣文君”的称号，以褒奖她为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而宋氏也是我国古代第一位政府官学的女教师。
三、“义学”是古代的“希望小学”——放假与助学
《礼记》有言：“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学习讲究张弛有度，古代的学校也有放假制度。汉武帝创立太学，规定太学生有休假制。隋唐时期，国子监的学生有“常假”“田假”“援衣假”三个假期，“常假”每隔十日放假一天，“田假”和“援衣假”则放假一个月左右。放假的目的，一来是让家远的学生回家探亲，二来也是让学生在繁忙的功课之余有所休息调剂。对于家境贫寒的穷苦学生，中国古代同样有比较完善的救济援助制度。今天有“希望小学”，古代也有“义学”。义学产生于北宋时期，始于名臣范仲淹。这一公益行为逐渐得到社会认可，越来越多的富人甚至官方也参与到兴办义学的事业中。清康熙五十一年（1713），康熙皇帝下旨：“令各省府州县多立义学，聚集孤寒，延师教读。”教育，永远是随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近代以后，中国的学校教育已走上现代教育体系之路，与古代学校模式有了很大区别。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塑造健康的身心，在这一点上，无论什么时代都是一致的。古人的智慧，自有可资借鉴之处。学校存在的价值与所能发挥的意义，还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实践去探寻。今时今日，也正有许多人，积极地做着这项工作。
作者：萧银
一、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反思
中国古文学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教学的感染力，做到温情感人。要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研究中国古文教学存在的问题，针对实际情况进行系统性分析。例如，高校课程教学体系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导致中国古文教学课时量大量的减少，许多高校存在严重的课程内容信息量大，教授课时少且课程日期经常改变，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下面几点建议。第一，高校进行教学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实现学生的全方位发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需求。从古文教学方面来讲，许多高校选择的教材多为《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教学信息量大与教学课时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另外，针对高校教学中存在的课时变动且少的问题，可以通过抓重点的方式带动学生自主学习，重点培养学生学习古文的思路，鼓励学生多参加学校开设的古文选修课程，增加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第二，现在许多学校在进行古文教学时，多采用“满堂灌”的方式，即教师教授完本节课内容之后，很少和学生进行现场交流沟通便离开。针对这种问题，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在讲授古文学时可以采用分组讨论法、理论讲授法以及学科论文等方式。所谓分组讨论法是教师在讲授教学内容时，针对某名家经典作品进行分组讨论，最后选取小组代表进行发言；所谓理论讲授法指的是教师可以借助教学辅助设备，图文并茂的对某些理论知识、基本知识进行逐一讲解，这样有利于帮住学生理解文章的重点内容；所谓学科论文法指的是向学生提供必要阅读书目，有目的的引导他们进行课外知识的学习，养成记读书日记的习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以及独立写作的习惯。
二、突出古文教学古为今用的特点
中国古文教学课程所包含的的内容多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优秀部分，能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诉求，具有鲜活的时代意义，例如其中包含的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的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爱情观等，是古人和现代人在精神层面的交合点。教师在讲授古文教学时，可以将古文学中合理的优秀的内容和现代社会中的实例联系在一起，做到学以致用。例如教授屈原、杜甫等人诗词时，可以对屈原、杜甫两位名家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对比，并将之引申到当代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讲授李白的诗词时，可以强调他诗词中积极进取的精神意识，如“天生我才必有用”，借此可以鼓励学生遇到困难时要努力进取，用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讲授庄子、陶渊明等人时，可以分析他们在人性、尊严、自由以及不畏权势等方面的闪光点。而当下社会，很多人被利欲熏心，早已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为了权势阿谀奉承，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和人格，进而借古人之精神，唤醒当下人的民族气节和尊严；讲授诗经中的《关雎》时，可以对比古今人们的选美和择偶标准，突出德美的重要性。通过这种古今对比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和社会现实相联系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感染学生，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自身修养，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设备的改进
当今社会是计算机信息化时代，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已然来临，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并且逐渐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时下不论哪个行业的发展基本都离不开网络，中国古文学是社会学科的一个分支，在教学中自然也离不开计算机的使用。和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多媒体教学不仅包含的信息量大，形象内容生动具体，给人以直观感受以及有效的表现力，还能够节省教师板书的时间，活跃课堂氛围，为古文教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但在多媒体教学时也需要注意下面几点：第一，应合理安排多媒体教学课件，对幻灯片中表述的内容要清晰明白，图文并茂且安排合理；第二，要有一定量的精美图片供学生欣赏，从古至今留下了许多名家的经典画迹，通过合理的图片展示，能够更加吸引学生的眼球，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力。同时，加以适当的音乐作为主体背景，更能渲染氛围。另外，如果能在文件中加入电视剧或者电影的改编短片，则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是当今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文化内涵，提高古文教学的质量已经成为时下高校教学继续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行动起来，进行深刻的反思，提出不同的宝贵意见，为提高古文教学的质量做出应尽的努力。
作者：宋宇单位：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
以上种种问题表明，高职高专语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学要顺应新的形势变化，切实有效地为专业培养目标和提高就业技能服务，必须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
（一）整合教学内容
古代文学涵盖面广，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在具体的教学中很难面面俱到。这就要求结合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重新整合教学内容。笔者认为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整合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教学内容的整合必须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小学语文教师，而且从目前社会发展对学历层次的需求来看，它的培养目标还在渐变为乡镇小学语文教师，他们需要的是宽广而不是专深的知识，掌握一定的古代文学知识是必要的，但理论水平和专业性不必要求太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笔者认为在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安排上，应该以作品选为主，以文学史为辅。在讲文学史时，要遵循“理论必需”的原则，但也不能泛泛而谈。不仅应该讲清楚这一时期出现了哪些作家作品，而且应该讲清这一时期文学呈现了什么特点，并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挖掘出呈现出这种特点的原因。甚至在讲到每一时期的“一代文学”时还应该穿插这种文体的演变及鉴赏的方法，从而让学生能够掌握相对系统的古代文学知识和一些基本文体的简单鉴赏技巧。在作品的选择上，一要突出经典性，优秀的古文作品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情感上都对学生有感染和熏陶的作用；二要对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及的作家作品有所侧重，因为我们所培养的毕业生将来有大部分要到小学去任教语文，为了让他们能够尽快胜任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文教学工作，对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古文篇目，从内容到教法都要给学生以示范，而且要加上古诗声调和节奏的讲解，要在引导学生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上下功夫，使之成为小学语文的示范课。
2．注意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衔接，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在现行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选入了大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包括一些在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中要精讲的重点篇目，像李白的《蜀道难》、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等。如果中学语文教学得法，那么学生进入高校后，对这些经典的篇目应该还是掌握得比较好的。因此，我们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要重新遴选精讲篇目，对中学语文课本中出现过的古代文学作品一般不要再去重复讲授，对于实在非常重要不能略过的古代文学作品也要和中学分析的角度不一样。这样即可以合理利用古代文学的教学时间，又能给学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二）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调动学生学习古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学生学习的动力源泉。古代文学距离我们的生活较远，学生在学习时较难产生兴趣，教师要想方设法拉近古代文学与我们生活的距离，实现古为今用，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生活中流行的成语俗语来激发学生的兴趣，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再使用古汉语进行交流和写作，但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不少生动、形象、凝练的语言在今天仍被大量使用，成为了我们生活中流行的成语、俗语。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可利用这些成语和俗语作为桥梁来激发学生学习古文的兴趣。如我们现在形容女人的嘴巴长得漂亮会说“樊素口”，形容女人的腰长得细会说是“小蛮腰”，为什么这样形容呢？因为这两个俗语来源于白居易的两句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樊素和小蛮是白居易洛阳别墅的两位美人，一个是歌妓樊素，一个是舞妓小蛮，白公深爱之。如果我们以这个为切入点来讲白居易晚年独善其身的生活，学生的兴趣自然就来了。
（三）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应与教师技能的培养相结合
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是以源源不断地为小学输送优秀的、高素质的小学语文教师为办学目标的，因此，它培养出的学生不仅要具备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理论知识，还要掌握相应的教学技能。而高职高专教育都面临这样的困境：教学时数缩短，而所学的课程却越来越多。专科学制本身只有三年，而且由于市场化的运作，高校的招生指标多少和专业是否继续保留都是以就业率来决定的，高职高专的教育更是如此。为了争取更多的招生指标，保留现有的专业，高职高专院校只有想法设法提高就业率，而提高就业率的办法之一就是把毕业生提前推向就业市场，所以，几乎所有高校的最后一学期是不安排课的。即使有，也基本是教师招聘考试的辅导课。这样，专科的学制实际上缩成了两年半。但社会对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要求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特别是语文教育专业更是如此。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对小学语文教师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为了顺应社会这种需求，高职高专的语教专业必须要调整或增设课程，这就使得它的课程会越来越多。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培养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这是所有的高职高专教育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人认为，在语教专业的专业理论课中渗透教师技能的训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途径。古代文学是高职高专语教专业的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主干课，我们在这一课程的教学中不能从理论到理论地满堂灌，而应当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渗透教师技能的训练。根据小学语文新课标的要求和古代文学的教学实际，可以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可以渗透古诗文诵读技能、口语表达技能。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素质
如前所述，目前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古代文学教师有两类，一类是有比较强的教育教学技能，但理论水平相对薄弱的教师；一类是具有深厚的的专业背景和扎实的专业功底，专业理论水平较强，但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技能训练的教师。这两类来源的教师都不能适应高职高专古代文学教学的需要，高职高专语教专业古代文学教师要求既要有深厚扎实的专业功底，又要有较强的教育教学技能。因此，作为高职高专院校，要从政策和资金两方面鼓励从师范转型过来的教师继续深造，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而新进来的一些具有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要求他们参加教师范技能培训，并严格考核，使他们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水平。
二、结语
（一）促进学生传统文化知识系统的建立
具备较为完善的传统文化知识系统是学生与古代文化建立联系的先决条件，也是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基础性任务。教师首先要正视文化差异、尊重多元文化形态，其次要在教学手段上予以更新与调适。就《桃花扇》教学而言，从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入手，通过播放电影《桃花扇》片段先引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进入学习情境；然后将侯方域、李香君、柳敬亭等历史人物文献史料及相关的历史知识、文字典故知识、戏剧知识介绍给学生；再细读作品原文。这一学习过程可以帮助学生扫清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障碍，初步消除造成文化冲突的内在因素。
（二）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系统的形成
古代文学作品教学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主要侧重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品评鉴赏能力。尽管师生课堂文化冲突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课堂文化冲突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交流沟通，“冲突造成了一种部分或全部不受规则或规范约束的环境，同时它也作为一种催化剂，促进新规则和新规范的建立。”解决古代戏剧作品教学课堂文化冲突同样需要建立新规则和新规范，那就是师生关系的根本转变，也就是哲学家布贝尔所倡导的师生在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立场上，通过言谈和倾听而进行双向沟通的方式[4]。近年来关于新型师生关系的研究成果丰厚，但在教学实践中多表现为增加课堂互动、调动学生情绪、促使学生更多参与各个教学环节，仍然未能实现师生精神成果的“和而不同”式的展现。为此，我们尝试在教学中按照学习能力系统的形成规律设计了一整套循序渐进的教学环节。一是归纳整理能力的训练，包括撰写全剧故事梗概，撰写李香君、侯方域、柳敬亭、苏昆生、左良玉等戏剧人物小传，编辑曲辞名句、名段等。二是论辩表达能力训练，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设计讨论的论题，论题主要针对《桃花扇》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语言结构等；然后分组讨论，形成小组讨论纪要，由各组长陈述。从查阅材料，到书写文稿，再到发言讲解，经过这一过程，引领学生完全进入《桃花扇》的艺术世界，消除学生与古代戏剧作品的隔阂，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课堂文化冲突，实现完善学生学习能力的目的。
（三）促进学生审美感悟系统的完善
审美教育是文学教育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标。古代文学作品教学除了完成上述两重教学任务之外，还要构建一个以审美教育为中心的教学境界，即课堂教学中围绕经典文学作品的人物美、语词美、意境美而达成的师生间情感互动、心神交汇的精神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促进学生审美感悟系统的完善，培养学生的审美欣赏能力和批判能力。《桃花扇》中那象征李香君“桃花薄命，扇底飘零”凄苦身世和爱情悲剧乃至更深层隐喻“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的桃花意象，那种由“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引发的渔樵闲话和人生虚幻之感，那些以龙颌之珠般的“宫扇”穿插于“如龙之笔”的巧妙结构，都极具审美魅力，为我们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提供了资源。
上述三重任务相互关联、细致紧密、依次递进，教师课堂讲授、点拨与学生的课外训练相结合，有效解决了课堂文化冲突，实现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教学的最终目的。
作者：刘群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1、前言
外国的文学经历了长久的发展时期，在多种多样的外国文学作品中，英雄形象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者通过对各种英雄形象的反复描写，反映了作家本身对当时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深刻认识，并且试图通过对英雄的描写表达出自己内心的各种诉求。
2、古典英雄形象分析
外国文学中的古典英雄的塑造阶段，作者通过作品主要是为了向读者传递关于拯救的精神。古典英雄主要指的是拯救式的英雄人物，如奥德修斯和哈姆莱特等，从他们的身上都能看到人类对英雄正义精神的向往和赞美之情。在外国文学的古典英雄阶段，作者生活的环境都与他们塑造的英雄人物形象相符合，如果当时社会正在面临与其他民族的斗争，此时文学作品中塑造的英雄形象大多是身负种族希望，迎难而上去战斗的英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就是典型的古典英雄形象，古希腊神话中有着许多具有超人类能量的英雄，如赫拉克勒斯、西绪福斯等，这些英雄形象都是故事中构成整个行动的根本，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如《伊利亚特》这一作品中，主要是讲了个人英雄与入侵的异族进行斗争的故事，阿基琉斯是当时希腊的第一勇士，不顾整个希腊联军的战斗结果，也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荣誉，最终选择罢战。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强烈的英雄主义和个人意识。特洛伊之战中的勇士赫克托耳更具有集体意识，但是他的英雄主义中又增加了一些悲剧色彩，没有继续只渲染个人主义的英雄形象。《奥德赛》是继悲情英雄主义后的又一英雄主义种类，描述了主人公奥德赛在与自然的抗争过程中，沉着冷静、机智无畏的英雄特质。不同的时代中都有关于这位英雄在海上漂泊的描述，古典作品中更偏重于主人公海上漂泊的过程，而近代的描述中则更偏重于主人公海上漂泊的象征意义。哈姆莱特经历了一连串打击后，由一个快乐天真的王子走上了替父报仇的道路，但是由于面对着过于强大的邪恶势力，在复仇的过程中被焦虑和迷惘进退两难。最终作者通过哈姆莱特的死向世人表达了对新秩序和道德理想的渴望。
3、个人主义英雄形象分析
个人英雄主义相比于古典英雄主义来说，不再偏重于社会和道德理想，而更注重于个人理想，也就是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更注重于个人的意志情感的表达。如拜伦的作品中，个人英雄主义形象就出现了许多次。《东方叙事诗》这一作品中，在塑造叛逆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展现除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其中《哈洛尔德游记》中的恰尔德、《海盗》中的康拉德和《曼弗雷德》中的曼弗雷德，这些人物即使处于不同的境遇或者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是仍然体现除了一些共同特点，他们的性格中都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或忧郁或傲慢，与世人的整体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也无法融入到周围的社会中。这些人物被后世人成为“拜伦式英雄”，他们大多是斗争总是以失败为结局的出身高贵的反叛者，拜伦的英雄理想从这些人身上很好地体现出来。这种英雄理想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色彩的英雄主义，深刻表现出了人们对于自身尊严的维护。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是法国复辟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渴望成为富豪和伟人，他不同于那些只是渴望温饱的同龄青年，也不屑于与出卖自己的灵魂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作者着重描述了于连野心的高贵之处，表现了他与社会的斗争。最终于连的死亡为整个故事添加了崇高的色彩，作为孤军奋斗的英雄形象，他的死亡揭示了当时社会个人与整个社会对抗的不平等，出色的个体在当时的社会秩序中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4、“反英雄式”英雄形象分析
在古典英雄和个人英雄后，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反英雄式”英雄逐渐出现在外国文学作品中。“反英雄式”英雄指的是作者在进行英雄塑造的时候，不再拘泥于传统模式，英雄的形象也不再高高在上，这取决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非理性的人本意识的发展随着现代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正因为如此，人的基本形象由传统文学作品中遥不可及的美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反英雄式的常态。在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中，描述了一副平凡、庸俗、乏味的都市生活画面，昔日作品中的英雄也被平庸自私的小人物和老百姓取代。布鲁姆只是一个普通的广告推销员，过着平凡的日子，虽然内心深处有着自身善良的本性和对社会的渴望，但无能和庸俗才是他的突出特质。在得知妻子出轨后也只是自己默默忍受，更是做出偷窥女人内衣、在抽屉中藏黄色照片等一系列猥琐的事情。但是这些小人物仍然能够带给我们特有的感动，布鲁姆虽然只是一个卑微的普通百姓，但是他对社会也有着自己的美好期望。“反英雄式”英雄形象在外国文学中的出现，不仅是对文学作品中的惯有任务形象进行了改革，更主要的是针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的控诉。工业文明后催生的物质化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强烈的思想冲击，但在冲击背后仍然存在着许多可以感动人们的品质，让读者能够通过丑陋的现实也感受到对未来的希望，感受到隐藏在丑陋后的温暖和善良。作者通过作品中对小人物的深刻描写，让人不再只关注那些遥不可及的大英雄，更多的学习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正能量。
5、结语
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外国文学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也随之改变，作品中英雄形象的嬗变也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对于整个社会的呐喊。各个时代的英雄形象都反映了作者对于理想的坚持，因此，无论是古典英雄、个人英雄，还是与传统英雄形象大相径庭的“反英雄式”英雄，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都应当一直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作者：马磊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1坚持客观全面的多向思维
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不仅是学生，甚至有些教师，在认识问题时也不能做到客观全面，导致对一些问题的探究失之偏颇。比如古典小说主题思想的研究，像《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它们的主题都并非是单一的。拿《西游记》来说，前人已发掘的主题就有十几种，因而无论将它界定为那一种都是片面的，可以从宗教、社会伦理、人格修养等方面去总结。又如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评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般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反对考科举，骂经由读书而做官的人为“国贼禄鬼”，懒于拜会所谓的读书人，自己更讨厌读书做文章、走仕途经济之路。他反对男尊女卑，尊重女性，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他又反对封建礼法，与小厮、丫鬟、平民、戏子交好，并追求自由爱情，乃至最终违背孝道与封建大家庭决裂而出家为僧。然而叛逆却不是小说中塑造的贾宝玉形象的唯一特点。在尊重爱护女性的同时，宝玉也曾发少爷脾气给过贴心服侍他的袭人心窝一脚，在金钏受王夫人责骂时“一溜烟”跑掉了，在晴雯被诬陷赶出大观园时丝毫没替她辩白。就连他所追求的自由爱情都未曾在行动上做过一丝切实的努力。所以从这些层面看来，给宝玉加上叛逆者的名号又是不妥当的，在叛逆的同时，宝玉还有着无法摆脱的贵族公子哥儿的习性。再如解读《诗经》时，承认《诗经》的“温柔敦厚”，漠视《诗经》中的“怨、刺”，都是因没有客观全面地看待《诗经》。这些都是古代文学中常见的问题，如不能全面、多角度地看待、分析文学事实，就很容易犯以偏概全、偏离文学真实的错误。
2坚持从现象到本质深入把握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矛盾
必须要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认识到客观事物的真面目。对古代文学中诸多问题的认识同样是如此，如文学史中的“李杨之爱”。讲析白居易的《长恨歌》时，大多数的学生认为《长恨歌》就是在同情“李杨之爱”的最终幻灭，赞颂“李杨之爱”的坚贞不渝，往往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句子所感染，巴不得也来一场“李杨”式的恋爱。然而《长恨歌》中的“李杨之恋”是否是人世间最为纯洁、最为忠贞、最为美好的爱情，值得人们惋惜、感叹、欣赏、赞美呢?我们就必须细看全诗。《长恨歌》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汉皇重美色，治理天下多年一直求之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不知”，稍知历史的人便知此处是作者为尊者讳，杨玉环并非闺中少女，而是唐明皇子李瑁之妃，唐明皇花八年时间费尽心思最终将之册封为自己的贵妃。“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将杨玉环封为妃子之后，并非是琴棋书画、志同道合，而是迷于、无度，甚至到了荒废国政的程度，所谓“爱情”的背后实则是君王荒淫与腐朽的体现。“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姊妹兄弟皆列土”“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因迷于女色而怠于国政，最终招致“安史之乱”，丧尽半壁江山，陷百姓于水火，何其罪恶!这些才是《长恨歌》中“李杨之爱”的本质，分析至此，恐怕也难以对“李杨之爱”抱以赞美、同情、惋惜了吧。又如在古典诗词的评赏、解读中，往往不对作品进行深入分析，透视其情感、美学本质，只从诗歌表面意思去理解，导致误解、歪曲诗意，或将诗意、诗美庸常化。像杜甫的《房兵曹胡马诗》，前四句写胡马“锋棱瘦骨”、“竹批双耳”、四蹄轻快，后四句写它“骁勇”“横行”、“堪托死生”，如果就此认为此诗意在咏马，未免将杜甫的诗庸常化了。马不是凡马，马主人也不是凡人，在诗人看来，房兵曹一定可以像这匹马一样建功立业。同时诗人在对马以及马主人的赞叹中也放入了自己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向往。这样理解才算是解透了诗意。
3坚持立足文本实事求是
古代文学史的主体由作家、作品构成，必须认真研读作家遗留下来的文学作品，透过作品了解作家的情感及生活经历和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而准确把握作家、作品。比如对于《诗经》的理解，学生对“《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言志”“温柔敦厚”等理论较为熟悉，于是便不考察《诗经》的实际，以为这就是《诗经》的全部。然而通读《诗经》可以发现，“有邪”的、抒情的、既怨且怒的诗篇不在少数。毛诗释为“后妃之德”的《关雎》，写的是一个青年对采荇女子的热烈爱恋;《硕鼠》是为发泄劳动人民对不劳而食者的无情嘲讽与怨恨而作。再如谈到屈原的自沉汨罗，大多数学生认为他是为国捐躯、以身殉国，如果细究《离骚》《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等诗歌却可以发现屈原对于死亡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既有丧失信心莫可奈何，也有惧祸逃愁寻求解脱，伏清保洁宁死不变及身在沅湘的孤独无友等，不能一概论之为报国和殉国。又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学生的理解大都停留于通过中小学时语文课本中断章取义学习到的，认为此诗体现了草无穷的生命力，而忽视了整首诗从诗题开始就是借草言别。前四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草的一荣一枯中放进去的更多的是对人世盛衰的感叹，“烧不尽”“吹又生”正是一衰一盛的生动写照。正因人生有盛有衰，有聚有散，才会有眼下的送别。才会有后四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的异域飘零之感，以及在一望无尽、萋萋满目的古原草中寄予的浓浓别离之情。可见，理解文学事实、解读作品时，必须从文本实际出发，不能不顾文本，主观臆测。
4坚持个别一般、相同相异的辩证观点唯物辩证法中
一般和个别，即共性和个性是辩证的统一。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样如此。比如谈古代诗人的隐逸。文学史上写作隐逸诗歌有名的诗人有陶渊明、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等。在他们的隐逸诗歌中体现出的恬淡情趣虽然相同，但不能将他们的思想意趣完全等同，应从相同中、共性中认识其相异性、个别性，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些诗人。在陶渊明《归田园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等诗句中，看到的隐逸恬淡是诗人寻找到了适性的精神乐园之快。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等诗句中，感受到的隐逸恬淡是诗人得到的山水娱人、游而忘归之乐。在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等诗句中，是诗人“顿教奉佛，心与境合”之悦。在柳宗元《溪居》“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等诗句中，则是诗人仕宦连蹇却追求“清夷澹泊”之趣。以上几位诗人诗作中所体现的隐逸情怀相同，但其在隐逸之中得到的满足却各自不同，可见几位诗人人格追求之不同。同样是写悼亡之情，苏轼的《江城子》，陆游的《沈园二首》，纳兰性德的《金缕曲》，写得都情真意切，哀婉缠绵。“然而由于三人身份、经历、志向不同，这‘绝等伤心’的真情，并不在一个档次上。”纳兰性德悲哀中夹杂的是不情愿做皇帝侍卫的无奈;苏轼悲痛中包含着因公正无私而屡遭贬谪的怨恨;陆游的伤心中包含的是行将就土、中原未复的民族之悲。同样是爱情中的反封建，《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都缠绵感人，但各自反映的形式不同，反封建的程度、意味也就不同。
5坚持全面辩证的审美观点
古代文学中文学体式包含诗、词、曲、赋、文、小说，其中绝大部分是意象艺术。它们是“以最精美的语言形式为载体的情文、象文”，依“靠意象反映生活、表现感情，注重情、境融合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必须以文学的眼光，全面辩证的审美化思维去理解那一个个情感化了的景象、物象、人象、事象的世界，不能片面、绝对化、非此即彼地理解，否则很难对这些意象世界作出深刻体悟与审美感知。就如一些古代文论家和现论家认为诗歌婉转抒情要好于直抒胸臆，即所谓“诗犹文也，忌直贵曲”。然而这却不符合古代诗歌的实际，它是既贵直也贵曲的。人们不会嫌弃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陆游《诉衷情》中“胡未灭，鬓先秋，泪空留”等句子过于直露粗鄙，恰恰是这样的直抒胸臆才更好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喜与哀。人们也会被李商隐《无题》中“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辛弃疾《青玉案》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描绘的朦胧飘渺而余味无穷的诗美所感动。因为对于文学艺术，特别古代诗歌来说，直露与婉曲是同样可以打动人心的表情与体现诗美的方式，偏废任何一种都过于片面与绝对。对于诗歌中的景物，晚唐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可见它们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却具有无限美的意味。你能说辛弃疾《青玉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那人”就是不投降，坚决反奸抗敌的词人自己?或就是与词人约会的美人?又或是与词人志同道合的朋友?再或是词人的一种理想目标?四者皆有可能，词人并未说清道明，作为读者也不可绝对认为是哪一种而固步自封。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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