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6 16:06:03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着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着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着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着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关键词：古希腊；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古希腊和古华夏分别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两个源头，因此古希腊体育与中国古代体育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态和价值体系。从体育发展的历史来看，体育受到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比较研究法。
二、分析比较
1.古希腊体育的竞争性与中国古代体育的等级性
地理环境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古希腊与中国古代各具特色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两个民族不同的文明和民族性格，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体育文化的发展。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海运交通便利，商业较为发达。商业贸易的发达使国民的生产关系向契约形式转化，致使森严的等级制度失去了繁衍的依托，从而为民主、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诞生的基础。古希腊体育中的赛跑，其特征就是参赛者不论地位高下、年龄长幼，一律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同等的条件下跑完相等的距离，最后以成绩显示谁之优劣。
与古希腊所不同，古代中国的四周是高山、沙漠和当时条件下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一个封闭的状态，而内部的回旋余地又相当的广阔，是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文明为宗法等级制度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加强致使任何不遵循等级差别的文化因素不得产生，否则就是对等级制的冲击，也是对专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
2.古希腊体育的健美性与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养生性
在同海上风浪搏斗的过程中，勇敢的希腊海员们充分感到自身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肌肉发达、身体健美的形象便成为古希腊人崇拜的偶像。与古希腊体育繁荣相对应的是古希腊高度发达的哲学与科学。古希腊的哲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动物和人体的结构，这就使得古希腊体育有着特殊的发展轨迹和审美价值。在古希腊的体育雕塑中，雕塑家们对运动员形体美的把握，已经能够科学地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和解剖学原理，体现了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水平。
与古希腊所不同，中国古代体育的形成与定型借助的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当时的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人必须与大自然保持协同才能维系生命，维持健康。因此，在中国古代体育中，养生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养生体育建立在宏观观察和直觉经验的基础理论之上，与建立在以分解、分析方法为主体的实验科学基础之上的古希腊体育大相径庭。
3.古希腊体育的身体教育与中国古代体育的道德教育
古希腊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概念的民族。古希腊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宗教社会。古希腊宗教特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特征与城邦公民职责相结合，陶冶了古希腊人独有的人格意识。他们把“自我”视为一种客观化的认识对象，从多方面去论证“人”，他们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注重体育在育人方面的作用。古希腊体育中尊重人的个性，追求多样化与矛盾性的文化特征，可以激发民族的扩张力、创造热情和冒险精神，有利于体育教育中对人的个性培养和发挥，然而却缺乏中国式的谦恭待人、稳健温和，易导致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和个性的过分扩张。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给中国古代体育打上了深深的“道德教育”烙印。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其主旨精神始终是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与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根本对立的。古希腊文化强调从个人出发，个人与集体呈现出一种松散的状态。而在中国古代，由于传统伦理价值观的作用，单一的个人显得毫无意义，仅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求善与道德的一个特征就是自己的行为不能给他人带来否定作用。而古希腊则不同，它是通过竞赛，以其双方形成的胜负结果来肯定胜利者，否定失败者。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产方式，孕育了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品格，从而形成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各具特色的传统体育个性。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个人修养和道德性，促进了以身心和一、动静结合为特征的东方传统体育形式的发展，然而却削弱了体育的竞技性；
古希腊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公平竞争，对现代竞技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易导致个性主义的膨胀。
参考文献：
［1］颜绍泸．世界体育史研究中的误区：东方体育．体育文史，1990（3）.
［2］谢凌宇．略谈中西方传统体育的个性特征．体育与科学，1990（5）.
关键词：新文学作家;古诗词;创作主体;新诗
在 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全盘否定古诗词,主张建立一种全新的用白话写成的表达现代思想的具有自由形式的新诗。在这个时期,这些从传统中走来的擅长古诗词创作的新文学作家基本上停止了古诗词创作,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五四”后期尤其“五四”落潮以后,大量的新文学作家创作了大量的 艺术 成就比较突出的现代古诗词,并且开始在文学观念上肯定古诗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从古诗词自身说起
古诗词这种文体能够在“五四”后的现代 社会 生存下来的前提条件是古诗词自身的原因,是因为古诗词有自身的优势。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 规律 虽则谨严, 历史 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 音乐 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1 ]
上面的这段话是郁达夫对中国旧诗的看法,他认为“历史是不会中断的”:一是古诗词是一种文化遗产,大家愿意接受;一是古诗词有音乐成分。在这里郁达夫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谈到了古诗词在当代甚至将来存在的原因,我认为这是十分合理的,也是十分准确的。
首先,古诗词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化,具有超稳定性。古诗词作为中国几千年文学的核心文体,它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而且是一种文化,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 发展 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状态,它已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而古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形式化,也就具有了这种超稳定状态。尽管历史已经进入现代,中国也已经开始现代化进程, 人们正在吸收新的思想尤其是西方文化思想,适合传统文化存在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但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不论文化如何变革,都无法脱离传统文化,只能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上进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是完全靠从别的国家移植文化当作自己的文化的,任何一种文化在移植的过程中都会与已有文化发生整合,产生新的文化,因此无论文化怎样变革,在中国人骨子里都会深深留下传统文化的烙印,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传统文化都是中国人的根,都会在潜移默化地 影响 着中国人,尤其是对那些从传统文化中走来的新文学作家。因此,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的古诗词也同样会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留下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古诗词和传统文化一样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能够适应形势的变化,吸收某些新的因素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古诗词从四言到杂言再到律诗绝句,虽然发展变化很大,但是一直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中心,各种新因素的吸收不仅没有削弱它的地位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因此,古典诗词虽然不能很好地适应表达现代人生体验的需要,但是他不会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它还会吸收白话新诗的优秀因素,来发展自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其次,古诗词是诗歌领域的“这一个”,她自有她的姿色,是别的诗歌样式所无法取代的。尽管白话新诗也有其进步性,也有自身的艺术特色,但是作为一种诗歌样式她无法包容古诗词的艺术特色,所以也就代替不了古诗词,只能成为“另一个”,与古诗词并存。
一是古诗词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征,而且她的形式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古诗词是中国语言文字特殊规律的产物,是在 总结 中国汉语特点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它形成了极为完美的形式,如讲究对仗、平仄,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说古诗词的形式与其他诗歌样式相比具有独特性,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古诗词的形式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本身就已经成为一种美,一种中华民族审美经验的体现,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具有永恒的艺
术魅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永远不会消失,正如郁达夫说的那样“到了将来,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2 ]。所谓形式美,就是美的事物的外在形式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我们 研究 诗歌的形式美就是把诗歌的形式从 内容 中抽取出来,考察出纯粹的语言组织方式所凝结而成的美。诗歌作用于读者的两个主要的审美器官:眼睛和耳朵,因此,古典诗歌的形式美主要表现在诗句的听觉美感和诗行的视觉美感两个方面。在这一方面已经有很多古典文学方家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无须多言。
二是中国古诗词本身具有某些情感表达的优势和特殊的用途。综观中国古代诗歌,大部分都是抒情之作,如抒爱情、友情、游览之情、思乡之情、热爱生活之情、离情别恨、惆怅落魄之情、怀才不遇之情等等,而叙事诗很少,保存下来比较有名气的也就是《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两首,可以说古诗词是一种长于抒情的文体。更为重要的是古诗词具有在特殊的条件下抒情的优势,如在应酬答对的场合,短兵相接的瞬间;在创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时候;在革命烈士临刑前的时候;在题写书画的时候;在游览山水,触景生情的时候;在表现有关传统文化生活的题材,渲染典雅庄重的民族色调,再现历史的真实性的时候;在追求典雅,显示文人风范的时候等等。在这些特殊的场合,与新诗相比古诗词更有优势,因为在应酬答对的场合,短兵相接的瞬间,要求才思泉涌,一挥而就;在创作条件比较艰苦的条件下,尤其是在狱中,这个时候,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具备创作的条件,而创作古诗词就可以解决这个难题,因为古诗词韵律和谐、排列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在革命烈士临刑前的时候,时间比较紧迫,没有时间来构思长篇新诗,这个时候就需要随口吟出比较有气势的诗句来,而古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语句俭约、排列整齐,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在题写书画的时候,一般在字数方面要求俭约,在排列方面要求整齐,这样能够不影响画面的表现,看起来美观,而且更便于使题词和画面其他内容比较 自然 地融合为一体;在 旅游 的时候,往往触景生情,这种情感来得比较快,去得也比较快,可以说来去匆匆,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很快地记录下来形成一种文学语言,就会丧失机会,而如何能够迅速地记录下来,而又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呢? 答案就是古诗词;古诗词虽然最开始是民间的产物,但是经过文人的加工,最终成为上层社会的表情达意的工具,具有典雅含蓄的风格,是传统文人身份的象征,而某些需要显示文人身份的场合,吟唱一首绝妙的古诗词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说,古诗词由于自身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字数俭约,音韵和谐,排列整齐,富有音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能够短时间内创作出来等等,从而具备了新诗所不具备的特点,使古诗词在某些领域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些正是古诗词在现代乃至将来能够在中国诗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保证。
二、创作主体是关键
“五四”后古诗词创作现象之所以在新文学作家中出现,与新文学作家的主体素质和观念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首先,新文学作家年轻时大都受到过古诗词的专业训练,这为他们创作古诗词提供了技术支持。五四新文学作家这一代人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他们的青少年 时代 中国虽然已经开始了向西方 学习 ,但是多是在 科技 方面向西方学习,人们依然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强于西方的,主张“中体西用”,真正的向西方学习尚未开始,因此他们在文化 教育 上所接触的仍然是传统的东西,接触的是传统文化教育,他们仍然上私塾,读传统书籍,接受传统文化训练,而传统文化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古诗词的专门训练,因为在那个时代作古诗词是一个文人最基本的技能,离开了这一技能,文人就不称为文人,文人也就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可能。可以说这些新文学作家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下长大,接受过古诗词的专门训练,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如俞平伯,他的祖父俞樾,就是清朝末年的一个大学问家,精通古诗词,他自然也就在这种家庭中受到了严格的古诗词训练。再如周作人,他上过私塾,接受过古诗词的训练, 1897年2月他去杭州陪他的祖父时开始学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并抄过《诗韵》两三遍[ 3 ] , 1898年2月他把在杭州陪读时学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订为《丁酉诗文》[ 4 ]。
其次,新文学作家对五四时期“革命性策略”反思的结果。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在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所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但是这些现代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稳定性,认为常规变革不足以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因此他们采取了一种“革命性策略”,即矫枉必须过正,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积极引进西方文化,希望借西方文化来改造传统文化以实现现代启蒙,因此,这个时期他们的态度是激进的,对传统文化是坚决否定的。但是经过几年的实验,他们发现尽管他们在知识分子内部搞得轰轰烈烈,但实际上 政治 依然黑暗,国民依然麻木落后,中国文化没有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实现现代转型,甚至连文学本身也因为新文学的不成熟而显得支离破碎、幼稚,显然新文学作家不会对这种结果表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五四后期,这些新文学
作家开始对五四时期的“革命性策略”反思或怀疑。周作人在《国语文学谈》中说:
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
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位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正如中华民国人民还说满清一族是别国人,承认那以前住在紫禁城里的是他们的皇上,这未免有点错误了。[ 5 ]
从周作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在“五四”时期采取的“革命性策略”具有 历史 合理性,但是在新文学已经成为 中国 文学的主流文学的时候还去批判古文学就不对了,因为古文学原本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已经从中国 现代 文学的建设高度意识到单纯依靠西方文化来进行中国文学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于是开始去重新建立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新文学作家的观点更趋于理性化,他们这种对五四“革命性策略”反思也就 自然 带来了对传统的重新肯定,也就带来了对古诗词的肯定,认为古诗词有自己的优点,肯定古诗词存在的合理性。
再次,情感表达的需要。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尽管随着对启蒙的反思,新文学作家发生了分化,但是,不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积极参与 社会 的新文学作家,还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隐逸派新文学作家,他们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感需要古诗词来表达。
20年代后期以后,中国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五四时期的自由环境已经不再存在,******政府推行反动政策,查禁进步文艺,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学则过分注重文学的功利作用,使文学纯粹成为一种 政治 斗争的工具,一些追求 艺术 独立性的作家既不同意******的文艺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游离于 时代 主潮,独自经营自己的文学园地,或徜徉于山水之间,如俞平伯、朱自清,或闭门读书,如周作人,或放弃创作搞古典文学 研究 ,如闻一多,做起新时代的名士,产生了类似名士的情趣:他们逃避现实,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采取隐居态度,如郁达夫30年代隐居杭州,俞平伯隐居北京等等。那么,在这种隐居的条件下,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他们纵情山水。素朴淡远的山水田园曾是古代隐逸之士赖以生存的理想空间,五四时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不可能真正远离浊世,在幻想的世外桃源过实实在在的自耕自食的生活,但精神的疲倦、情绪的焦虑,同样驱使以上这些作家去寻找宁静温馨的憩园,寻求内心的平衡,流连于山水花木之间,在对自然的体悟中感受个体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生活艺术化,注重生活琐事。徜徉于山水间毕竟受时空的限制,对大多数置身书斋的文人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象周作人那样信马由缰地空想,与古人、花鸟虫鱼,生活琐事交谈,把琐屑平常的生活艺术化。他们交游酬唱,互相赠答。概括起来说,隐逸派作家的生活就是交游酬唱、纵情山水、闭门读书,因此他们的情感必然是闲适的。这种闲适的情感需要得到艺术倾泻,而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古诗词在表达这样的情感方面有某些优势,因此古诗词就成为这些闲适作家情感表达的首要选择。
事实上,不仅隐逸派新文学作家如此,以鲁迅为代表的参与派新文学作家也是如此。他们相互之间也有酬唱,需要古诗词来表达朋友之间的情感和相互之间的鼓励和祝福;他们有时候也游览山水来缓解一下紧张的心情,需要古诗词来表达他们游览山水的感悟;他们在抗战中,辗转各地,创作条件比较艰苦,时间比较紧迫,也需要古诗词来记载他们的行迹、生活和感怀等等。
最后,新文学作家对传统审美的依恋心理。五四新文学作家大都从传统中走来,他们在童年时候都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淫,精通古代文学,接受了传统美学的观点。童年时期的这种审美经验已经形成了他们审美的潜意识,当进行审美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就会流露出这种古典情怀。但是,这些新文学作家大都生于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们都深受其苦,因此他们都充满了责任感,力图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五四时期这些新文学作家从功利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学,否定古诗词,但是他们的审美在骨子里仍然是古典的,他们在审美上没有否定古诗词,他们依然有着对古典审美的依恋心理。这就造成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的两重性,当他们面对大众,需要发挥文学的启蒙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创作新文学;而当他们面对自己,缩向内心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来进行创作,而他们的这种审美标准就是古典审美,而古典审美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就是古诗词,因此他们创作古诗词就不足为怪了。
三、白话新诗是外部诱因
新文学作家创作古诗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白话新诗出现的 问题 。白话新诗本体存在的缺陷和新诗建设过程中经历的多重困惑导致新文学作家情感表达不畅,为了情感的顺畅表达,他们必然会选择另一种诗歌样式来完成情感表达,可以说这是诱导新文学作家进行古诗词创作的外部原因。
“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认为古诗词已经不能担负表达现代人生体验的重任,于是他们全盘否定古诗词,倡导建立白话新诗,试图通过这种断裂疗法来实现中国诗歌的现代突围。可以说这种观点确实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但是他们没有处理好继承与 发展 的关系,完全批倒了古诗词以后,剩下的是一片废墟,他们希望在废墟上进行重建,但是他们在批倒古诗词的同时,实际上也已经变得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在面对诗歌样式的重建时无计可施。尽管否定了古诗词,但是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诗歌样式来替代它,他们心里也没有成熟的想法,我们来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不主义”,胡适根本没有从正面提出该如何建立新文学,新诗歌,只是从反面肯定不要什么,没有说出要什么,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尽管提出了要什么,但是却比较模糊,到底什么样的文学才是“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他也说不清楚。他们在把古诗词批的稀巴烂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建设现代新诗,只能在摸索中建设新诗,这种断裂疗法,不吸收传统诗歌的优秀因素,完全另起炉灶,必将产生某些副作用,造成了白话新诗具有“先天缺钙”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新创造的白话新诗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如缺少音韵、诗意、语言不够精练等等。在这种情况下,白话新诗就不能很好地承担情感表达的重任,不能成为新文学作家表情达意的合适文学工具。
面对白话新诗的种种缺陷,新文学作家也逐渐认识到了这种不足,并且进行了多次新的探索,如后来的小诗派的出现,试图增加白话新诗的诗意;郭沫若诗歌的出现,试图改善白话新诗的内在韵律;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试图改善白话新诗太过直白的缺点;尤其是20年代中后期,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格律派诗歌提出“三美”主张,从音韵、语言到外在形式方面都进行了新的规定,全面弥补白话新诗的不足,可以说格律诗派的出现,使这种探索达到了高潮。但是,每次探索都不尽如人意,都没有达到预先设定的目标,没有建立一种更为完善的白话新诗。这种复杂的诗歌建设过程,使新文学作家产生了许多困惑,使他们对新诗这种文体产生了疑问。尽管许多白话新诗作者仍然锲而不舍,继续进行诗歌实验,如徐志摩等新月派诗人、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等等,但是许多诗人开始转向,或者退出了诗坛,或者转向了古诗词创作,如俞平伯、朱自清、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闻一多等。《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椠,纪以绝句》:“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妈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写旧诗。”[ 6 ]是曾写了很多现代诗、开现代诗一代风气的闻一多先生,创作的一首反思自己的白话诗歌创作的“检讨”诗,从他的自白中不难看出,尽管他曾经把旧体诗词讥之为“带着镣铐的跳舞”和“旧瓶装新酒”,致力于新诗的建设,但是最终却有感于新诗建设的不成功和建设的困苦而写旧诗了(此后诗人再也没有创作过旧体诗,即使是停止新诗专门致力于古代文学研究以后,但是他的格律诗主张显然是吸收了传统诗词的优点) ,尽管这首诗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但是却反映了新文学作家的一种思想动向,是当时许多重新开始创作古诗词的新文学作家的心声。
综上所述,诗体建设的不成功再加上探索过程中的艰辛和困惑,使许多新文学作家对白话新诗这种文体产生了疑问,甚至是否定,从而对古诗词产生了缅怀情趣,而且由于新诗的不完善造成了情感表达的不顺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另外的文学样式来释放情感,于是古诗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选择。
参考 文献 :
[ 1 ] [ 2 ]郁达夫. 谈诗·郁达夫文集(第六卷) [M ]. 广州: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3.
[ 3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止庵校订) [M ]. 石家庄:河北 教育 出版社, 2002.
[ 4 ]张菊香. 周作人年谱(上) [ G].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长期以来，我国用西医科学课程模式来实行中医教育，与固有的中医理论体系产生冲突和矛盾，导致当前的中医教育存在着诸多争论和困惑。面对当前中医界对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当前中医教育改革和建构现代中医教育思想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医； 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 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 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 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 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 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 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 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对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一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无庸讳言，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在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压制传统的问题，本文想就古代文学研究教学中这一重要而尚未受到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古今之争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哲学史家冯契曾说：“古今中西之争贯穿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今后若干年这个问题大概还是社会的中心问题。”[1]这里的古今中西之争其实可以简化为古今之争。 因为受过五四新思潮熏陶的文化人一般都认为中西之分实际就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于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 在这个区分里面蕴含着价值判断，表现为“今”是先进的，好的；“古”是落后的，不好的。因此，古今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晚清以来的几代知识分子都陷在古今之争之中而不能自拔，百年来的思想文化大势就是以现代改造古代、解释古代的历史。 大体说来，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是在古今之争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况且，现代宰制古代的局面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因此，总结百年来这一学科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们今后的古代文学教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迪。 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中国古代文学史不是从古就有的，而是晚清五四以来以西方近代思想逐步建构起来的。这一建构过程的得失，值得我们审思。 现代我们熟知的学科分类，比如文学、史学、经济、法律以及物理、化学、生物等等，都是移植西方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当然不会是这样，而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 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也与近代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和书院，教授的主要是诗词歌赋和五经四书之类，侧重的是修身之事。近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教育制度无疑也是挪用西方的结果。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当然也就没有中文系，自然也就没有中国古代文学史这门学问。虽然“文学”一词，本为中国所固有，然而五四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概念，却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截然不同。中国传统讲的是一种泛文学观，如《论语》先进篇孔门四科论学，即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 其中所谓文学，对德行、政事而言；所谓学文，对力行而言。中国五四以来所采用的文学概念，是沿袭近代西方的文学观念。现代西方关于文学是富于想象与情感的作品的理解，是从18世纪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开始的。1759年莱辛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才初步赋予“文学”一词以现代意义。1800年法国斯达尔夫人发表《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一文，标志现代意义“文学”的真正确立。当代美国学者米勒也认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西欧。”[2]学校是按照近代西方模式建立的，“文学”也按照近代西方重构了，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就逐渐建构起来了。这个建构的途径，就是采用“反向格义”，对传统文学里的诗文评和文苑传进行改造。所谓格义，是在佛教初入中国之时，为了便于理解，学者们拿本土的老庄思想来解释外来教义的一种方法。由此看来，格义只是一时权宜之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式微了。晚清五四以来，中国学人自觉地以近代西方的概念体系以及理论框架来研究分析中国的文本和思想，这种方法就是“反向格义”。[3] “反向格义”说穿了就是“以西释中”，即以西方近代的思想观念为依据解释中国的传统。 也就是说，通过“反向格义”，我们用西方近代的“文学”替换了传统的“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国人渐以抒情者衡文学，于是诗歌、小说、戏曲被视为文学，而史传、论文之类被排斥在文学之外，传统的泛文学观被改造成了狭隘的现代文学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根本性的转变？一言以蔽之，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史，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心。西学东渐之后，中国的文化谱系开始转变，即以近代西方的思想观念为核心重新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是，来自近代西方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成了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基础，随着新文学的成功，这些理论自然成了读书人的常识，它的欧洲血统反而被遗忘了。五四新文化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把中国古代文学史逐步建构出来了。 二、“古为今用”，古代成了现代的奴婢 既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建立是以西方近代思想为核心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势必成了一堆没有灵魂的东西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文学成了论证西方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材料了。 为了服务五四新文化思潮，中国古代文学被无情地、改造、重组，弄得面目全非。五四新文化的领袖们各自从古代文学里挑选适合自己口吻的材料，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文化深受启蒙运动影响，追求世俗化、平民化，语言上也要摆脱高雅的拉丁语，主张民族的日常用语。这一思潮对五四新文化人影响深远，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就是显著代表。此书极力为五四新文学张目，认为白话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渊源的；且白话文学才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有价值的都是白话文学，文言文学是毫无价值的。 总之，在胡适看来，白话的，通俗的，大众的，才是好的。像杜甫的《秋兴》八首，姜夔的《暗香》《疏影》历来被广泛称颂的古典作品，简直是难懂的诗迷，全无文学的价值。#p#分页标题#e# 五四之后出现的其他文学史虽没有胡著《白话文学史》这么明显的偏颇，但几乎无一例外都深受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则是勿庸置疑的。 五四以来，还有所谓的“整理国故”，这里的“国故”当然包括古代文学，那又该如何“整理”呢？胡适提出“整理国故”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其中的关键就在“输入学理”，说白了就是用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找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找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找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找出一个真价值来。”[4]在新潮派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简直是一团漆黑，毫无价值。其实，“国故”一词已经给传统文化定了性了，表示这些都是老古董，没有生命力了。 对于如何理解传统文化，胡适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就是“配眼镜”。他认为我们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就等于配了一副眼镜，看问题会看得更清了。其潜台词无疑是说中国人的眼光不行，都是近视眼。然而，胡适给国人配的不是近视镜，而是各式各样的有色眼镜。比如他本人就学会了美国的实用主义，不但用它建构了中国第一部哲学史，还用它来指导古代文学的研究。 然而，戴着有色眼镜看到的古代势必不是古代本身，而是各式各样的近代西方思潮。于是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写实派、反映论等等近代西方理论充斥着中国古代文学史。 所以，尽管胡适也强调要回到历史中去，“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小说还给明清。”[5]好像也很尊重历史，然而，戴着各种有色眼镜看到的历史，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 在整理国故上，周作人基本同意胡适的意见：“我们要整理国故，也必须凭借现代的新学说、新方法，才能有点成就。譬如研究文学，我们不可不依外国文学批评的新说。倘若照中国的旧说讲来，那么载道之文当然为文学正宗，小说、戏曲都是伤志，至少也是文学的未入流罢了。”[6]国故被这样“整理”之后，它的灵魂必然变成近代西方的。 纵观1949年以前的古代文学研究，概而言之，为“五四”新文学服务，为时代的新思潮服务。不但自由主义一派如此，左翼的一派亦是如此。 建国以来，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方面我们一直强调“古为今用”，即古代社会的一切思想资源都必须为当今社会服务。否则，它便没有存在的价值。其实，“古为今用”理应包含对话的意识，但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之下，大多数人偏向于简单的理解，即单向的古代为现代服务，而不是双向的对话交流。 三、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出现的偏颇 这种以西方近论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其合理性的，那就是为“五四”以来的反封建、建立新文化服务。时至今日，封建制度与文化断无复辟之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思路走，其偏颇之处日益显见。总结“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研究的偏颇，大致如下： （一）一味强调为现实服务，而忽视了作家和作品的主体地位 五四以来，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偏颇，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古代”被“现代”彻底压制，被剥夺了发言权，“古代”于是变成了“沉默的古代”，任由“现代”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改造。对人文学科而言，在宗旨上提倡为现实服务当然有其道理，只是我们做的不够好，显得太过牵强，太着痕迹。 《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在过去被称为五大名剧，尤其是《西厢记》和《琵琶记》，更被称为双璧，对明清的戏曲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了变化，五大名剧变成了四大名剧，《琵琶记》被从中剔除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原因很简单，《西厢记》和《牡丹亭》可以解读为宣扬反封建的爱情作品，《桃花扇》和《长生殿》也可解读为爱情作品，其中还有现代读者可以接受的家国之思、兴亡之感。唯独《琵琶记》，它的内容是宣扬封建忠孝，又有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局，不能和五四以来宣扬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主流思想相比附。于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一落千丈，被排挤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行列了。 在古代文学史上，我们赞美某些作品是反封建的，其潜台词就是认为他们的作者具有较为先进的思想，一定是站在比封建思想更高级的地位，也就是站在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反封建。然而，王实甫和汤显祖作为封建士大夫，他们的思想除了孔孟佛老之外，能有哪怕是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西厢记》《牡丹亭》宣扬的是爱情吗？ 古人从没有这样解读过。现代所谓的爱情，即建立在一夫一妻平等人格基础之上的爱情，根本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出现，封建社会也不可能提供一个场合给青年男女去谈恋爱。于是，不少戏曲作品都不得不虚构一个后花园，让青年男女在此相遇相爱。对于这样的叙述，当作庄生之寓言来解读是比较恰当的。然而，五四以来受过西学训练的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反映论来解读，于是，他们在虚无的后花园里发现了“真实”的爱情。 总而言之，把古代作品解读为“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的做法，是现代人的发明，完全没有顾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合理性应当受到质疑。 （二）过分地强调斗争的层面，而忽略了和谐的层面 #p#分页标题#e# 中国传统的思路是强调和谐，比如阴阳这一对范畴，看似矛盾对立，但在落脚点上却是归于和谐。所谓阴阳和合，化成天地。对这一观念，张载在其《正蒙》中也有非常明确的表达：“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然而，五四以来我们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思想，把传统的思路全然抛却，开始用斗争的眼光看问题了。于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就成了充满斗争的历史。 比如，文学史上讲戏曲小说等叙事性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方面必讲矛盾冲突，好像离开矛盾冲突我们就无法讲文学了。金圣叹、毛宗岗等人是不知道矛盾冲突的，他们一样能把《水浒传》《西厢记》和《三国演义》解读得生动传神。 再比如，文学史对明代诗文的流变一般都归结为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焦点集中在前后七子与公安派竟陵派之间。好像复古派是反动落后的一方，而公安竟陵是代表进步的一方。然而，人们想不到复古派却是提倡民歌，反对八股的；而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和他的精神导师李贽却是对八股文大加赞美的。这真叫人大跌眼镜。历史是复杂的，貌似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图用分清敌我的斗争理论来厘清历史的真相注定是徒劳的。 更有甚者，如茅盾《夜读偶记》试图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这种以理论强行剪裁历史的做法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三）机械硬套，简单比附，极力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 由于中国文学史的建构是“以西释中”，即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系来观照中国，因此，寻找中西之间的相似性，简单比附，必然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惯用手法。 比如唐代大诗人李白，在现代中国人看来，他成了浪漫主义诗人。其实，古人自有一套话语评价他，如“为诗格高旨远，若在天上物外，神仙会集，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又如“太白天才豪逸，”“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然而，这一套话语被现代人视为笼统模糊，基本舍弃掉了。 李白诗多用神话，想象奇特，好像与浪漫主义诗歌颇为相似，但“相似”不是“相同”。 当然，我们不否认用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李白，自然也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但被遮蔽的东西同样很多。概括地说，这一做法把古人给现代化了，我们看到是一个西装革履的李太白。这无论是对李白还是对浪漫主义都是伤害。 现代学者的“以西释中”往往是把“相似”当作“相同”，荒诞可笑。黑猩猩和人类很相似，基因组图谱相同更在98%以上，难道会把黑猩猩当作人，好像没有人会这样做。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然而在更需要严谨的学术研究中，类似的错误却比比皆是。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嘛，要尽可能让外国人看明白我们的古典文学。 然而，现实却让人难堪。有德国汉学家直截了当地告诉陈平原，“我学汉学三十年没有买过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书，看我买的是什么，你们的资料集。你们的资料我需要，理论我们自己有，眼光见识我们自己有，我们要的是中国的资料。”[7]我们不是说要和国际接轨么，要和西方对话么，可西方的学者甚至汉学家连我们写的书都不看，真是情何以堪？其实，人家之所以如此，也自有道理。因为我们的理论框架来自西方，再怎么翻，也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对这一套东西，人家比我们熟悉，看你的书干什么？四、“古今对话”，构建古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现在的古代文学研究，依然处于“以西释中”的简单比附阶段。中华民族要复兴，绝对不仅是物质的极为丰富，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重建与更新。因此，我们要重树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信，以中为主，融会中西，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其中“忠实的传承者”这一提法颇有新意，以前的主流提法是“批判地继承”。其实，只有传承，才能谈得上弘扬和发展。而所谓传承，就要尊重古人，对古人以同情的了解。 因此，我们应该逐步由“古为今用”转变到“古今对话”的思路上来。要按照历史的脉络理解历史，而不是简单地找材料为当代服务；要把古代文学当作源头活水，而不是把它对象化、工具化；要还古代文学以尊严，还古代作家以尊严，把他们当作有生命的对话者，而不是任由今人随意摆弄的僵尸。 那么，究竟该如何构建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新局面呢？ （一）提倡文化自觉，重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看法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8]这说明端正心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抱有一种温情，充分了解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才可能增强文化转型、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二）逐渐摆脱“反向格义”即“以西释中”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不但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也要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只有了解，才不会误用和乱用。比如，如果能明白中国传统文论是如何评价李白的，又能清楚地了解西方的浪漫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这类不伦不类的说法就可以避免。 #p#分页标题#e# （三）古今对话，激活传统。这种作法不是回归，也不是复古，而是传统与现代相遇之后，激发出新的生命力。佛教进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有益的启发，禅宗和宋明理学就是佛教思想与本土文明相互对话的结果。 （四）具体到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上，也应作适当的调整。较为空洞的文学史应该压缩，古代经典作品的比重应大大加强，引导学生直面古代经典，增加感性认识。另外，关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介绍也要加深，不能停留在概论的层面，最好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想方面的关键词进行知识考古，梳理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脉络，使学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了解它，这样才不致于生搬硬套。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尤其要注意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只有教师的观念转变了，对传统的理解加深了，对近代西方的理解也增进了，这才可能在课堂上引导学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在新形势下激活传统，最终形成古代文学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观念；分级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9-0268-03
一、选题缘由
汉语是母语，也是国语，作为国人，熟练掌握和准确运用汉语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古代汉语是学习现代汉语的基础，学好古代汉语对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汉语，熟悉和运用国语具有重要的现实应用意义。然而随着信息化的到来，古代汉语教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些年轻的学者公然地提出古代汉语是一种“业已死亡的语言”[1]，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不禁让我们为古代汉语深深地捏一把汗，古代汉语真的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珍藏品吗？然而近几年，“国学热”的再次掀起，使“古代汉语重要性”、“强化古代汉语教学”等问题提上日程，并得到了国人们的支持。这样的社会环境，赋予了古代汉语新的发展契机，古代汉语教学研究也正期待一场全新的革命。本课题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本文将从教学观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多元化三个方面入手，探索全新的古代汉语教学方法，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为21世纪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二、结合素质教育的目标，完成古代汉语教学观念的更新与变革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古代汉语处于尴尬地位的重要原因就是师生的观念问题。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治本的唯一方法就是教学思想的改变。
1.教师“教”的思想的改变。目前有很多老师不能正确认识“教”的目的，认为“教”仅仅是知识的传授，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仅仅是自己工作的职能。以这样的思想做指导就很难深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就古代汉语来说，就更难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了。因此，作为古代汉语老师，要以提高学生古文兴趣为终极目标，要确立“领路人”的思想。老师要尽一切努力把学生领进自己的研究领域，把知识的本末完全交代出来，让学生在好奇与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比如讲到《左传·成公二年》“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2]这句话的“越”字，教材上解释：“越，坠。”而在我们现在汉语中“越”并没有“坠”的意思，如果只是告诉学生在这句话中“越”就是当“坠”讲，让学生只是当成新知识记忆，这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负担，也会使学生丧失学习的兴趣。我们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在《说文解字》中：“越，度也。”度，就是渡河的意思。那“度”与“坠”（坠入河中）的意思又相去甚远，为什么“越”可以当“坠”讲呢？原来这是在特定语境下的形成的灵活义。因为古代战车的形制大致是由车辕（辀）、车轮、车厢构成的，翻过车厢就会跌落车下，在这个特定语境，即“越车必坠”的情况下，“越”便有了“坠”这一灵活义。通过这番讲解，让学生既知道了词语运用的内在含义，又能了解古代的一些生活常识，从而激发了“他们对古义古训产生了探奇求根的兴趣”[3]，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也会由此高涨！
2.学生“学”的思想的改变。大多数学生对古代汉语提不起兴趣，主要是因为存在畏难心理，一旦形成这样的心理定式，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学习热情。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克服学生畏难的思想。古代汉语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只有学习了古代汉语我们才能对现在汉语有更为系统的认识，要告诉学生从古代汉语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掌握到一些有用文化现象，另外，学习古代汉语不能一蹴而就，应该循序渐进，把握规律，先易后难，逐步提高。通过这些疏导让学生从根本上消除畏难的心理。充分利用汉字的表意性，把枯燥的知识讲出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采用“分级教学”方法，促进古代汉语教学内容整合与优化
由于古代汉语知识系统繁多，语法知识较为零散，某些理论较为深奥，这就为我们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尤其针对专科层次的教学，提出了难题。对此，我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即“分级教学”。所谓“分级教学”就是从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应用出发，实施不同水平等级的教育。目前所提到的“分级教学”大多针对外语教学，而我们发现“分级教学”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开展同样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完成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学内容的整合，就是对教材内容的重新处理，即将其中每个知识点根据教学目标的不同进行重新分组。下面我们以专科学生的教学内容为例加以说明：专科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较弱，而且基本上都不是以专业研究为终级目标，因此针对这样的班级，我们以常识性讲授为主，尤其侧重高中阶段所涉及到的基本理论知识，比如文字、词汇、语法等章节，进行系统、详细的讲解，并通过大量练习，使这部分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加深对古代汉语的了解。对于那些高中阶段没有涉及的内容，如古书音韵、训诂和修辞等理论知识，我们则略讲或不讲。实践证明，通过对教材内容的重新整合，进行针对性的因材施教，使所有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提高了一大步。因为学得会，所以愿意学，这也就调动了他们学习古代汉语兴趣。
2.促进教学内容的优化。所谓教学内容的优化就是教师对教材内容进行加工处理，用自己的认知结构来优化教材的理论知识。我们所使用教材的内容知识相对稳定，但是学科在不断地发展、更新，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关注本学科前沿的理论，并把获得的新成果、新知识融合到课堂教学中去，以充实教学内容。比如讲“之”字的词性时，王力教材上当介词用，教师不能仅仅把教材上的这一结论传达给学生，还应该告诉学生关于学术界对“之”字词性的争论，即连词“之”和助词“之”的说法，将这些学术的争论讲给学生，引导他们在将来的学习中，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这些尚未定论的知识，避免钻牛角尖。再比如讲“古今词义演变”时，要与现代的词汇知识相结合，把最新的分析理论运用到课堂上，告诉他们所谓的古今词义演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重新分析”或“重新理解”。这样古今结合起来，教给学生的才是一个更为全面系统的知识。
四、利用现代科技，实现古代汉语教学手段的多元化
1.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就是所谓“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老师讲，学生听，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即使老师讲得很投入，甚至激情澎湃，下面的学生依然东张西望，我行我素，好像事不关己，高兴了就听几句，不想听就干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教学状态发展到最终会导致教与学的双向恶性循环，是无论如何也提高不了教学质量的。因此必须改变传统的“满堂灌”，采用讨论辩论式教学，给学生创造一个轻松、活泼、自主的课堂氛围，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教学中来。比如古代汉语文选作品中的字、词、句方面的疑难问题，像古今字、异体字、一词多义、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或者通论中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此外，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变换教学地点，比如可以直接把学生带入图书馆，进行关于某一专题内容的讲解，这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动态，而且还加深了课堂印象，提高了兴趣。
2.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多媒体技术发展的日渐成熟，为我们古代汉语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我们充分利用多媒体这一现代化教学手段，集图、文、声、像于一体，使教学形式既直观，又生动。传统板书时间的减少为学生直观的思考赢得了更大的空间，这样一来，教学内容自然就更为充实，教学效果也大大提高。比如，在“汉字的结构”这一通论里要涉及到汉字形体的演变。教师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描摹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到楷书的字形，既费时又费力，形体还不一定描写得准确。使用多媒体，教师可以将甲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文字直接投影在屏幕上，也可以制成动画效果，以动态的方式将汉字形体的演变展示出来。这样让学生真实、感性、生动地看到了汉字的演变过程，认清了它们造字理据，为进一步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以及推求汉字的本义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关于文选教学，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视频，加深学生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故事情节的了解。如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一文之前，在学生预习过的基础上，先播放东周列国（春秋篇）中关于这一历史故事的视频，让学生置身于母子兄弟之间的一场权力与孝义的厮杀中，可以更形象地了解人物特征以及故事本身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与此同时，教师再步步设问：共叔段的行为是否应受到惩罚？母亲姜氏是否可以原谅？郑伯认母是否有政治上的原因？让学生参与到故事中，并训练了他们的思维。在完全理解文意之后，教师再引导学生归纳出文中用字情况、特殊句式、词类活用，这样轻轻松松地把文言基础知识也落实了。此外，还可以利用办公自动化进行网上讨论，解答疑难问题，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弥补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3.注重实践环节，努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不仅仅包括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注重实践环节，即引导学生通过反复实践，理解、掌握知识，并将其转化为技能，从而有效地加以运用。我们可以适当地安排一些语言研究方法训练，将教材中有争议的问题拿来让学生思考与探索，可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关于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说法有很多，争论也很大，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面”在《史记·项羽本纪》：“马童面之”中作动词“面向”讲。有的人说“面”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也有的人说是名、动词的兼类。像这样的问题，教师应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体会哪种说法更为合理。通过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从不同程度加强和培养了学生自觉观察语言现象、探索语言规律的习惯，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我们还可以在教学之外，设计完整情境，让学生进行模拟教学；还可以安排学生到中小学去听语文课教学，分析当前小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使教学有较强的针对性，这样既巩固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也培养了大学生的职业技能。
综上所述，在遵循古代汉语教学目的与内容的前提下，正视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实现教学观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可以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与质量，使素质教育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真正得到落实。
参考文献：
[1]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J].粤海风，2001，（5）.
[2]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2.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结论中，在数学的思维方式、理论构造、珠算评价等方面存在互相矛盾的结论，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既有方法论层次上的问题，也有中西古代数学比较标准方面的问题，中国古代数学应当在运演工具、建构模式、价值走向方面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论文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 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 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转贴于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
“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 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 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 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 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 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 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 《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 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 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 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 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 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 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 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 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 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 《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 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 《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 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 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 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
[论文摘要]五千年的文明史创造出了璀璨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在这漫长而又充满智慧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性。体育文化蕴涵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古代体育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轨迹里渗透着深厚的哲学思想。
有史以来，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东亚大陆纵横万里，疆域辽阔，四周被诸多天然屏障所包围，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封闭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诸如北有无边的戈壁沙漠，干燥而且寒冷，不适于长期定居和农耕生产，多民族间战乱繁杂，滋生了中国古代厚重的军事体育文化;西部和南部是巍巍崇山峻岭，常年积雪的世界屋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山地体育文化和高原体育文化;东部和东南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龙舟文化更是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与体育文化的巧妙融合。这种相对对立的地理环境，促成了古代体育文化“方圆天地”和“多民族间相互融和”的哲学思想。于是，中国古代各民族形形的养生文化应运而生。
东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内陆季风气候地带: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季干燥寒冷，夏季普遍潮湿炎热，而且降雨严重不均，气候的异常和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为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创造了优越的条件。而流贯于东亚大陆的两河(黄河、长江)流域受季风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较深，冬季缺雨少水，上游常年干旱，夏季则洪水肆虐，危及中下游两岸，旱涝和饥荒灾害在不同的地方连年发生。于是历史上便有了“旱魅为虐”(《诗经》)或“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孟子·滕文公下》)的说辞。生活在两河流域的人民为了生存，不停地与环境抗争，他们无意识地丰富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内涵，这便是体育文化根植的沃土。
两河流域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当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精美辉煌的古代体育文化时，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莱茵河上的居民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两河流域孕育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摇篮的这一片原野，除了有沼泽、丛林和洪水的灾难以外，还有更大更多气候上的灾难，它不断地在夏季的酷热和冬季的严寒之间变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应付自然环境的挑战要比同时期欧洲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这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环境适应性特点。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文化形态一样，都是生物因素和地理环境两者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在严酷的挑战面前，创造了独特文明的华夏先民们，在不同的生活空间里创造出了维系生存的体育文化。当我们在这里讨论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时，不得不把它的辉煌和灿烂与中国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它们有的相互一致、相互维护甚至相互强化，共同铸就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轴心文化。
一、“大一统”是古代体育文化的思想渊源
无边无垠的江河山川形成了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庞大的社会基础，而农耕文明为其提供了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从文化形态学的视觉审视，古代农耕文化是体育文化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而从农业文化的类型来看，有大、小型之别。譬如古代埃及、巴比伦等都属于小型农业国家，内部发展易于饱和，外部又不易捍御，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均缺乏创新空间。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断演化出新的内容，而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
统一不仅是农耕文化防御强悍的北方游牧部落侵略的需要，而且为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古代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经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和战乱创伤，这为养生文化和军事体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要实现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孟子·梁惠王》)。于是强身健体和军事体育文化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先民们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逐步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特别是体育文化与军事文化的巧妙融合，成为“平洪水、定九州”、实现“四海一家”状态的愿望，这正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汉书·刑法志》有这样的记载，“齐憨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一些强盛的诸侯国都拥有训练有素、武艺高强的军队。在转相攻伐、代为雌雄的战争环境中，相继出现了许多提倡军事体育活动的人物，如齐国的管仲(分齐国为三军)、魏国的李怪(颁布了《习射令》)等。中国古代曾出现了大规模的“封邦建国”、“分土而治”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路径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以后经诸侯之间相互“以土地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孟子·尽心章句下》)，成为促进军事体育文化发展的有利因素。从春秋战国时期大国相继称霸，率诸侯盟约“无曲防，无遏杂”、“毋雍泉，毋讫乘”(《左传·禧公九年》)，一直到秦国以“拯救黔首周定四极”为号召称霸于天下，并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侵，不断促进了军事体育文化的稳定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我国古代体育文化逐步多元化。一是以军事训练为手段，如射箭、武艺、摔跤、驭车、举重、田径、狩猎、足球、马球等;还有一部分逐步演化为社会娱乐活动，如杂技、游泳、花样滑冰、龙舟竞赛、拔河、秋千、风筝、踢毯子等;另外，如导引、气功、按摩，既是体操又是医疗保健的养生手段。这恰恰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和欧洲相比较，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与西周至秦国之间的封建宗法制度有着不解之缘。历史久远的古代体育文化始终无法摆脱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在“封建”结束之后的统一国家，较之欧亚大陆其他类型的体育文化早了千余年，而且形成了稳定的思想体系。
与“大一统”相生相伴的是延续2000多年未能改变的皇权专制主义和集权官僚制度。这种特殊的封建制度和禁锢的文化思想给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造成了历史自然演进惯性、思想惰性和社会体制的顽固性，使之在遭遇到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之际进退失矩，行动艰难。“大一统”的这些不同层面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影响巨大。“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对古代乃至今天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二、“包容”与“变通”形成了体育文化的和谐思想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学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易经》主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曾经讲过“君子和而不同”。“和”在这里的意思是指“相辅相成”，如八音和谐、百鸟齐鸣，这都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古代体育文化的包容性。然而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并没有局限于儒家思想，而是融合了法、道、墨、兵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先后从外部传播来的体育文化思想。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在传播发展中不断汲取众多哲学思想，体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诸道并行而不相悖”、“外儒内法”等哲学理念，使得中国古代不同民族间的体育文化融会贯通，这些哲学思想深刻地渗透到古代体育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的精神，使得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而这种文化融合力也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亲和力。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亲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各民族间对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较高，这正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广泛传播的文化基础，它曾令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学者称羡不已。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与日本学者池天大作对话时这样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同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无疑与体育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此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也讲变易、变通，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功业见乎变”、“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容和变通使中国古代体育文化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走上了文化传播之路，一些优秀体育文化随着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当然，这种包容和变通都是有限度的。2000年间由于“心学”被定为一尊.体育文化从本体上摆脱唯心论的倾向更难以包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不能像同时期的欧洲那样致力于体育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发展出自己的体育文化体系和学科特点。百余年来，中国现代化在“用”的层面上相对顺利，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的变革则一波三折、步履艰难，这自然就反映出体育文化“包容”和“变通”的局限性。
三、难以摆脱因循守旧的观念和思想
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周而复始的帝王循环和朝政更替是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文化和娱乐体育文化滋生的丰厚土壤，也使得人们难以接受和吸收多元融合的体育文化思想，从而造成了体育文化在观念上的保守，这更多地是受“好常恶变，故土难迁，崇尚古之盛世，笃信祖宗家法”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保守是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具有维护一致和稳定自我以及在吸收外来体育文化时“固步自封”的功能，因而与包容并非完全矛盾，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同时，一味地回看历史使得古代中国体育文化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保持了传承的神秘性，体现了“祖述尧舜、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守成规，遵法守信，以至于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文化思想，这必然形成了体育文化思想上的禁锢，成为阻碍体育文化“变通”、反对革故鼎新的思想定势和文化氛围，导致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只能在一代一代地自我复制中传递和发展。
一、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完善学生的道德素养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古代教育智慧对中学语文教学实践的指导意义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莹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三、总结
古代教育智慧是古代文化教育的精华，将古代教育智慧应用到指导和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上具有深远意义。中学语文教学要保留古代教育中的优秀观念，在借鉴的同时还要注意将古代的教育思想完整的保存和传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学语文教学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中，要处理好传统教育思想和现代教育思想间的关系，既要传承和借鉴古代教育智慧也要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中学语文教学课程不断的优化，也为学生人格、素质、思想的完善奠定基础。
作者：李莹单位：吉林省四平市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