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5:02
关键词：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征信体系
中图分类号：F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57—02
一、引言
无论在何种经济体制下，信用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从世界著名的大公司美国的“安达信”造假丑闻到中国的“银广夏”造假事件、亿安科技炒作，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等，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信用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我国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信用问题日益突出，合同违约、债务拖欠、虚假账表、黑幕资金、操纵招投标等等信用缺失现象出现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信用缺失现象已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良性运转。据有关经济学家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信用问题减少大约两个百分点。信用缺失后果严重，它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效率，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严重阻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二、信用风险产生的微观解释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信用风险的根本原因。信息经济学认为，现实中市场的参与者的信息一般是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体的交际和交易中，特别是在一次性博弈中，参与者可能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失信行为，导致信用风险。在多次重复博弈中，参与者为了维护长远的合作关系和长远利益的实现，将有可能致力于建立和维护自己的信用形象。
如果每个经济主体都能够守信，即每个经济主体都能够诚实地公开自身的信息，那么在交易中就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相反，如果隐藏自身的真实信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不讲信用”就会成为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从而加重社会的非对称信息状况。为了保证契约得到履行，经济主体问必然要采取尽可能的手段了解对方的信息状况，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效率的降低。以银行信贷关系为例：
假定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的公司存在两种类型：经营状况良好、信用评级好的公司（G）和经营状况较差、信用评级差的公司（B），再设G型公司的贷款风险为βg，而B公司的贷款风险为βb，有
βg
且两公司的风险不同，βg的概率为pg，βg的概率为pg，每一时期影响公司风险大小的外界因素是随机的。公司很清楚自己的类型，而银行并不知道，只能通过某种渠道获得公司的信息，依此判断公司C的风险概率为qg，公司B的风险概率为qh，设qg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认为：人们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显示出风险偏好，而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显示出风险规避。当企业或个人面临盈利前景时，将会表现出风险厌恶偏好；但是，当企业或个人面临亏损的前景时，将会表现为风险偏好投资的，这加大了它隐瞒自己真实信息向银行贷款投资有风险的项目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中，严重恶化了市场的信用环境。
三、现实中人们的“非理性”的判断行为和决策行为
传统经济学对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判断行为和决策行为的诸多分析，都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石。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交易主体的行为决策并非完全理性，如受到个人前期结果的影响、受到周围人行为的影响，依赖于思维定势作出直观推断而造成的偏差等等，作出“非理性”的判断行为和决策行为。行为经济学作为实用的经济学，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心理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弥补了主流经济学中关于人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等等假设的不足。
1.前期决策结果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的展望理论认为：前期决策的实际结果会影响到后期对风险的态度和决策。前期盈利可以使人的风险偏好增强，还可以平滑后期的损失；而前期损失将会加剧以后亏损的痛苦，风险厌恶程度也相应提高。
如果失信者在前期收益经常大于成本，会助长其失信偏好，不断重复失信行为。如股市中的“黑幕”，就是因为违规者造假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违规成本，且每次违规后所受到的处罚很轻，甚至钻了空子逃脱惩罚。所以，股市上存在不少职业人士，从事违规造假工作。股市中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其实在初期可能只是小规模的造假失信行为，但因屡次造假成功而受到激励，以致愈演愈烈，演化成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违法案件。相反，如果我们的有关监管部门监管严格，做到伸手必捉，严惩不贷，失信者就会被强化为风险厌恶者，失信行为就会受到抑制。
2.周围人的影响——从众行为。行为经济学中的从众行为，是指市场主体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大多数参与者的行为趋于一致的现象。在经济活动中，人们通过观察别人的信用选择行为，当别人选择失信而获得利益，并且看到失信成本远低于失信效益，这样就在无形中诱发和刺激了企业或个人产生了“法不责众”的心理。这种从众心理所导致的行为，不是其他失信者的简单复制和添加，而是不断总结和提高失信的技巧，后果更严重，会更加恶化市场的信用环境。
之所以产生这种从众行为，主要是由于目前我们对失信者惩罚力度太小。失信者之所以敢“以身试法”，在于他们觉得失信带来的收益可能远大于失信成本，即使违法，所受到的惩处也不重。正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使得交易主体在作决策时，是非完全理性的。此外，监督成本过高，违规成本、诉讼收益过低，这些都诱使众多行为人选择失信，失信案例层出不穷，致使社会信用普遍较差。
3.直观推断的偏差。人们通常而言，是不会去准确运用经济学和概率论等知识，全面地分析问题和作出判断的。因此，人们决策通常依赖于思维定势作出直观推断，而这些直观推断通常是存在系统性误差的。
一个基本的误差来自人们经常性地使用小数定律，即将小样本均值的统计分布等同于大样本均值得分布，这显然违反了概率论中经典的大数定律，但人们通常受个人活动范围和信息获取渠道的限制，无法得到较全面的信息，观察到了一个或几个特殊情况，便以偏概全，导致了这样的错误判断经常发生。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许多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反常现象。例如，股价的过度波动可能是投资者对一系列利好消息的过度反应所造成的等等。
4.机会主义。“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就是有投机的倾向。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确信的判断可能限制他人的机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经济参与个体不得不采取保护措施来防范机会主义的危害。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用博弈论中提出的“囚徒困境”加以解释。假设甲、乙两个企业签订合同进行交易，但双方并不了解对方的信用情况，双方的策略只有守信和失信两种选择。则甲、乙的决策选择如下表：
由于双方缺乏完全的了解，无法确信双方的交易是否能够长期保持下去，也不可能猜透对方的选择。这样，对双方而言，选择失信是时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如果彼此知道对方的信用历史，知道对方的违约概率，交易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高。如果双方都知道对方不会违约，甲、乙双方都会自觉选择守信策略，最后都将获得6万的收益。这时才是这个博弈总体效用达到最大化。如果把这个微观的例子放大成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是说，人们有时为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选择不守诚信，但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果我们建立起一个良好的信用经济环境，人人守诚信，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使社会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上面提及的几种“非理性”行为现象都是人们在现实经济中经常见到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是在“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上决策的。所谓有限理性是一个人在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环境中，不能获得关于环境现在和将来变化的全部信息。在这种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可能导致一方违约，从而造成另一方发生损失。所以，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信息经济。在市场经济下，规避风险、严守信用、确保经济交往中的各种契约关系的如期履行，是整个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
四、有关信用问题治理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参照欧美等征信发达国家的经验，健全法律体系以保障征信体系的建设。完善管理信用法律体系，应明确各相关法规细则，加大对失信者的惩罚力度和对监管者的保护力度。行为经济学有实验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越是完善有效，合同双方的失信成本也就越高，法律对失信行为的威慑力就越大，经济参与人会自觉选择守信策略。
第二，建设征信体系，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完善和发展个人信用等级评估办法。信用信息应包括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正面信息用来记录个人良好的信用行为，负面信息用来记录个人不良信用行为。而且要进一步将征信数据开放化。
第三，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有了完善的管理信用法律体系，还要有有效的执法配合才能起作用。在我国，现在仍有部分地区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严重。
信用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全社会要以“诚信”的态度来进行“诚信”道德教育，树立“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这样才能形成“信用度高是一种财富”的理念和共识。改善信用环境，人人在经济活动中“守信用，讲诚信”，既给经济发展创立了良好环境，也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摘 要】互联网环境下电商平台促销活动层出不穷，本文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电商平台如何利用激励理论使用不同的促销手段实现对消
>> 电商促销活动效应分析 促销经济学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企业失信问题 从管理经济学看电商对传统商业冲击 从经济学的角度审视返券促销 礼仪的经济学视角分析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女性大学毕业生为何就业难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绿色采购中政府补贴的作用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微小企业融资困境 从劳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用工荒问题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香港政府管理住宅市场失灵 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我国的“剩女”现象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生态税制 从经济学视角来解读人的欲望 从经济学视角浅议奢侈品消费 从经济学视角看余额宝 从经济学视角看待“双十一”现象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浅析政府跨境电商新政策 经济学视角下“家电下乡”政策分析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内部控制分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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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时期经济法困境分析
我国新时期经济法困境主要变现为控权能力不足，具体可分析两方面，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相应的控权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法学缺乏关于相应控权制度配套措施的研究。
从控权理论角度分析。经济法控权理论的核心在于明确权力内涵与边界。而我国经济法由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导致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为建立其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由于政府完全干预，使得经济法缺乏控权空间。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依据特殊国情逐步建立其市场经济制度，而由于发展环境特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采用了与西方“自然形成”相反的“顶层设计”模式。这使得经济法在一段时期内受困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发挥其控权的能力。因而，我国经济法自建立起，其主要职能变为市场干预，其制度设计也以市场干预为主，缺乏相应控权理论。而随着我国逐步进行政府智能改革，构建“有限政府”。学术界也开始了关于经济法控权理论的讨论，形成了以市场自由调节为主要观点的“市场派”与政府干预，设定权限，进行监督的“政府派”[2]。目前，学术界未能就控权理论达成一致。而依据不同的学术理论将设计不同制度成果，因而目前我国未能建立其相应制度。综上，我国经济法缺乏相应控权理论。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缺乏关于控权制度相应配套措施的研究。具体表现为：缺乏控权实施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控权监督机构的相关研究、缺乏关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域联合控权的研究。笔者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为缺乏相应的实践支撑，我国经济法缺乏控权经验，司法实践中缺乏相应案例可用于理论分析。因而理论界无法做出有效实证分析，从而無法对上述实证与类实证问题做出分析。第二为我国法律具有特殊性，我国法律的法理学基础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我国的法治理念体现出我国特殊国情。因而，西方配套措施建设经验只能起到参考作用，无法形成有效支撑。
二、新时期经济法学困境解决路径分析
综合上述分析，我国经济法学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为“控权困境”。而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入手。
从控权理论缺失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发展趋势建构经济法发展理论。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型处于深化改革阶段。因而，经济法学控权理论应从主体与权限两方面进行明确规制。首先应明确干预主体。针对行政权力分散干预市场的情况进行整合。其次应明确干预权限。在明确干预主体的前提下，应针对不同干预主体做出规范，明确不同干预主体的干预权限。
从控权配套措施角度分析。笔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需遵守法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即法律实施的有效性应来源于其对法律实践经验的遵从性。因而，笔者认为建构有效的配套措施应从理论与时间两方面入手。理论方面可结合我国其他部门法经验构建经济法学控权配套措施。其可行性依据在于：法律小前提的客观性使其可以被不同法律从不同视角进行解读。因而经济法学也可对行政法领域内的控权问题进行干预。同时为验证理论假设的可行性，国家可通过设立试点的方式获得实践经验，为理论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域实践具有区域特殊性。因而在分析实践经验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特殊性问题。
三、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时期经济法在控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综合分析控权理论缺失与控权配套措施缺失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干预权限与界定干预主义的解决路径，为经济法在控权领域的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雷玉红.新时期生态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研究[J].中国商论，2016（8）：178-180.
一、引言
在当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就了另世人瞩目的很好的成绩，研究新世纪劳动关系问题十分迫切，也是十分必要。经济学者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较早，劳动经济学从经济角度、生产角度以及劳动角度分析全部经济行为的内容。从本质上讲，劳动经济学是从人类为了解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产生劳动行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方面内容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将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从经济社会方面、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社会意义方面展开讨论，系统探究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二、劳动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述
劳动经济学以及成为我国当前阶段内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
三、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
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个人的一身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只有个人价值得到充分的实现，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充分合理，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才能助推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
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部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只有合理地、科学地组织劳动者劳动，实现产品的产出和效益的实现。正确劳动关系的建立，能够促成合理分配制度的制定，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的发展。
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充分研究劳动关系，研究并解决好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才能构建起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
4．我国政府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只有研究好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才能处理好我国当前出现的难度较高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设计到具体劳动者的切实利益，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角度、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全面分析和研究，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逐步地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
5．经济发展促使经济体制的改革。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当前处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下一步怎么走，要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要什么样的劳动关系，都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劳动关系，促使经济大跨步发展，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抱着我国在各项事业上的建设，保证我国的长治久安。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浅析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这一重要议题展开讨论，首先分析了劳动经济学相关内容，进而剖析了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希望对相关领域研究人员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为我国经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笔者水平有限，文章不妥之处之处必然众多，希望广大同行和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时指正，不甚感激。
参考文献：
[1]周翔.对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浅析.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作者：王腾苇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
关键词:产学研合作;方法创新;问题创新
从本质上看，产学研合作是企业、高校研究所和政府等三类技术创新主体，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共同开展技术创新，逐步实现科研、产品、市场和科研的良性循环的一种形式。虽然产学研合作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研究，但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依然出现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企业急需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高校、科研单位所拥有的大量成果得不到运用。所以，继续加强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是必要的。
一、产学研合作研究现状
纵观相关文献，产学研合作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包括产学研合作必要性和动力的研究，产学研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产学研合作的模式研究，以及产学研合作的内在机制研究等方面。
(一)产学研合作必要性和动力的研究
产学研结合对企业技术进步、高校研究所技术研发和转移以及国家自主创新等有着强力的推动作用，这已经形成了共识，学者们也可能基于这样的目的，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产学研合作的必要性和内在动力。对产学研合作的必要性的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1.从系统论的角度，产学研合作是科研、教育、生产不同社会分工系统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周国红和陆立军，2005)。
2.从利益分配机制的角度，产学研合作是将知识要素与商业要素直接结合，通过价值传导中的利益分配机制，统一了企业、高校研究所和国家等三方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的利益矛盾(祖廷勋、罗光宏、陈天仁等，2005;嵇忆虹、吴伟、朱庆华，1999)。
3.从培养产学研合作主体的竞争力的角度，第一，产学研合作既是解决高校研究所办学条件、育人方式和就业水平等方面存在问题的一种有效形式(马俊如，2005;刘志坚，2005)，也是解决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市场等方面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卢金鹏、杨超，2005);第二，产学研合作，一方面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有效形式，另一方面，产学研合作与技术创新活动和国家创新系统有着必然的联系，产学研合作的规模与效率直接影响着国家创新系统的结构与运行效率，而如果国家把“以企业为核心，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作为国策时，正确理解、把握和处理好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及其相互的关联，对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尤为重要(马俊如，2005;连燕华、马晓光，2001)。
4.从产学研合作的过程来看，因各主体在合作不同阶段所处地位上存在差异，产学研合作对各类主体的作用也存在差异。产学研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要想顺利进行，不仅需要一个科学的决策系统，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动力系统(刘伦钊，2005)。
丁堃(2000)利用图示的分析工具，在我国当时的经济和科技体制下，从利益驱动、合作优势、科学技术综合发展和环境诱导等方面，从产学研合作的内外作用力的角度，分析了影响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的内外部各种动力因素，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产学研合作的相应模式;左健民(2002)在丁堃(2000)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产学研合作的动力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动力以外，还包括产学研合作组织内部的和谐关系和自身发展的追求等。而吕海萍和龚建立等(2004)利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从实证数据分析结果中得出市场需求、市场竞争、政策激励和科技发展等因素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动力，同时这些动力因素可能会因合作的主体、所在行业、合作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刘伦钊(2005)从高等院校的角度分析了产学研合作的动力机制，认为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工作的主要动力有市场需求、技术进步、企业竞争力的培养以及高校自身人才培养、师资知识结构调整等;秦旭和陈士俊(2002)也是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分析了人才工程和科技成果工程等是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动力，并由此推出了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而刘力(2005)利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认为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动力是知识传播以及降低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游文明和周胜(2004)从产学研合作动力机制乏力的原因和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对产学研合作中的动力机制的优化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二)产学研合作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研究
自产学研合作在国外产生并引入我国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产学研合作主体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对产学研合作纷纷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比如企业为了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而需要更多的科技和人才;高校研究所基于种种目的，希望出更多的人才和科技成果，并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从而推动教学科研工作的良性循环和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国家为了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在不断地推动产学研合作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企业急需的科技成果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是高校研究所拥有的大量成果得不到运用(胡恩华、郭秀丽，2002)。可能由于上述问题的持续存在，关于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大量出现了产学研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的研究。下面，我们按照产学研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顺序，并结合产学研合作主体的角度，对此类研究进行简要梳理。
从产学研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等逻辑顺序的角度，我国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现状主要包括:(1)高校广大科技人员产学研合作的意识大大增强，合作的主动性进一步提高;(2)产学研合作层次不断深入;(3)产学研合作规模不断扩大;(4)高校与企业合作由随意性、盲目性、被动性，开始向按市场规律，依照法制原则进行转变杨东占(1995，1998)。而对我国产学研合作研究中的问题主要包括:(1)思想认识和观念方面(贾书堂，1995);(2)利益分配机制方面(贾书堂，1995;胡恩华，2002;胡恩华、郭秀丽，2002);(3)技术供需方面(胡恩华，2002;胡恩华、郭秀丽，2002;吕海萍、龚建立，2004);(4)投融资机制方面(贾书堂，1995;游文明、周胜，2004);(5)管理机制方面(贾书堂，1995;吕海萍、龚建立，2004)等。针对上述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的对策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有:(1)以市场为导向，吸引各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各级政府应做好宏观协调，并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建立政策调控体系;(3)建立多渠道的投融资体系;(4)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使企业真正成为依靠科技进步求发展的经济实体;(5)建立并完善技术价值评估体系，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中的利益分配和监督制约体系，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6)加速科技法制体系建设的步伐(贾书堂，1995;杨东占，1995、1998;胡恩华，2002;胡恩华、郭秀丽，2002;吕海萍、龚建立，2004)。
对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相应的对策的研究，也可以从产学研合作三方中个别主体的角度，集中探讨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比如，涂霖养(1999)从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角度，认为企业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存在资金投入匮乏、市场调查和预测不够和产学研脱节等问题，并根据相应的问题提出了要加强资金投入、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和密切产学研合作等措施。而申学伍(2001)、秦旭和陈士俊(2002)和张经强(2005)等从高校研究所的角度分析产学研合作中的问题及对策。秦旭和陈士俊(2002)在分析了产学研合作的社会背景和动力机制后，从发展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认为政府在推动产学研合作的不断发展方面，可以发挥以下作用:(1)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协调产学研合作的三方利益关系，大力倡导并积极鼓励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2)政府应设立产学研合作教育的组织管理协调机构，为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3)政府应以资金为杠杆，鼓励和引导产学研合作教育;(4)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促进和保护产学研合作教育。
申学伍(2001)认为高校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办学目标、办学思想、高校管理体制、科技成果推广体系、保障体系以及科研成果转化的运行体制等方面，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产学研合作的钻石模式，同时对钻石模式的概念、特点和运用做了详细的介绍。张经强(2005)认为我国高校产学研合作存在体制不健全、高校和企业沟通不够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并由此而出了转变观念、加强企业与高校共建研发机构等措施。另外，对产学研合作现状、问题和对策等的研究，也出现了众多从本部门和本单位等角度，对具体主体的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相应的对策进行研究，如黄天柱和强白发(2005)和北京工商大学科技处课题组(2005)，虽然这类具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具体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一般性需要进一步检验，但他们的研究可以为研究提供有力的案例材料，对丰富产学研合作的研究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
关于产学研合作模式的研究，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学者们所采用的视角不同，对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概括也出现了新的概念或模式。比如苏敬勤(1999)利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产学研合作中的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等交易成本进行分析后，将我国各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归结为内部化、外部化和半内部化等三种理论模式，并探讨内部化和外部化的条件和措施。朱桂龙(2003)从网络组织概念的角度，提出产学研合作创新网络组织模式，并将产学研合作的网络模式细分为技术协作模式、契约型合作模式和一体化模式等。王英俊(2004)从知识共享的角度，提出了“官产学研”虚拟研发组织模式，并将产学研合作的虚拟研发组织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产业牵引型和学研拉动型三种类型，并对上述三类虚拟合作模式的特征进行了描述。
从实证的角度，部分学者也往往从某个局部或具体的案例的角度，对产学研合作的具体形式给出概括。比如邹庆云(2003)从湖南省高校研究所和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局部范围的角度，总结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基本模式有:产业与科研联合体、高校及教授博士创办企业、研究机构转制为企业、技术转让、企业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大学科技园的塑造等。而刘军跃(2003)以重庆摩托车企业为例提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组织模式，其类型有契约型和股权参与型两种。
(四)产学研合作内在机制的研究
由于受到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在探讨产学研合作的内在机制方面，在所掌握的文献来看，很少用到比较严谨的数理方法，但令人高兴的是，也有部分学者尝试着对产学研内在机制进行了比较严谨的分析。
苏敬勤(1999)利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产学研合作的各种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并指出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沟通成本、谈判成本、履约成本和其他成本等;罗利和鲁若愚(2000)将对策论的方法运用到产学研合作中各方利益分配机制的研究中。他们通过将产学研合作视为二人合作对策来研究，并讨论了利益分配模型，这种分析应该说为产学研合作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罗利和鲁若愚(2001)试着介绍了博弈论的某些方法在产学研合作研究中的运用，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将所介绍的方法真正用于分析产学研合作的相关问题。秦旭和韩文秀等(2003)认为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与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经营以及人员交流、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等方面所结成的互利互惠、互补互促的联合与协作关系;产学研本质上是一种交易，于是，他们试图通过建立相应的目标函数，利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对产学研合作的高校主导型和企业主导型的模式进行了选择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高等院校与企业选择何种模式进行合作，取决于两者在三种合作模式中的收益大小，最终的形式是高等院校与企业同时满足利润最大的一种方式。
最近，已有学者开始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探讨产学研合作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因为它触动了产学研合作的本质(吕海军、甘志霞，2005)。比如王毅和吴贵生(2001)利用粘滞知识转移的理论模型，提出粘滞知识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在产学研合作的知识转移过程中，所谓的粘滞知识正是转移的关键和难点。
二、产学研合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产学研合作的研究文献浩如烟海，要想对有关学术研究状况作出准确的把握和评论，会存在一定的难度，但通过以上文献综述，对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下的一些结论。
(一)重复性研究的现象严重
重复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有产学研合作的必要性、现状、问题、对策和模式的研究，但更深入和交叉的复合研究却是很少见的。比如对产学研合作主体在合作过程中的不同阶段，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相互之间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协调，于是，有关协调机理和协调模式的研究，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再比如对于一个区域创新系统来说，采取什么样的组织模式来整合整个区域的科技资源，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几乎很难见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研究范围存在“大而全”的问题
一般来说，在短短的篇幅内，从学术研究规范的角度，是很难对一个问题作深入的分析，但就是在较短的篇幅内，很多的学者依然想对有关产学研合作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概念、现状、机制和模式作全面论述，这样的研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大而全”的研究现象的出现，具体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研究的结果是简单的，一方面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产学研合作中众多亟待研究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比如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内在机理的研究，几乎是很难见到，由于对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内在机理缺乏严谨的研究，从而使各种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应用条件得不到明确的界定，于是，学者们所提出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往往得不到自觉的推广。
(三)缺乏严谨而规范的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
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文字的定性描述方面，很少见到利用严谨的数理分析和较为规范的案例分析和计量检验等实证分析的文献。当然并不反对通过准确的文字描述，来阐述产学研合作中某一方面问题的逻辑，但由于已有研究存在“重复研究”和“大而全”等现象，造成了现有的大部分研究缺乏对所研究问题的严谨的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由于研究方法上的落后，使研究结果出现了随意性的现象，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缺乏严谨的根据。
三、深化产学研合作研究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产学研合作研究的方法创新
产学研合作研究，从方法论的角度，大多采用了传统的文字描述的方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明显的，但缺点也是明显的，特别是对产学研合作的内在机理、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存在性原理以及各种解决产学研合作中问题的各种对策的应用条件及其轻重缓急等内在逻辑和规律性的探讨，仅仅文字性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为了产学研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应该借鉴国际主流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研究范式，通过规范的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对产学研合作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产学研合作中规律性内容，从互动的角度，推动产学研合作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
(二)加强产学研合作研究的问题创新
通过前述发现，现有的研究大都存在“大而全”的现象，从而出现了大量重复性研究的问题。所以，后续的研究应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学研合作中需要研究的问题，一方面，可以结合学者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选择一个较小的问题，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便真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已有产学研合作研究中所提出的思想性内容，进行严密的论证，从而对思想性论点的一般性给出符合主流学术规范的说明。比如对高校产学研合作中合作对象的选择机制及其内在机理，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经济学或契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分析，这种研究，一方面使所研究的问题缩小，便于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利用了主流而前沿的成熟理论，使问题的研究过程更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有新的理论发现和实际运用。
(三)加强交叉学科和方法的整合创新
产学研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一种系统工程，仅从学科的角度，大体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如果从某一个学科的角度，也涉及到学科内部的多种方法的应用，如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既有传统的文字描述，也包括主流的数理分析、案例分析和计量分析等方法的应用。所以，对产学研合作研究，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整合创新:一方面，综合关联学科，加强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另一方面，综合单一学科的多种方法，加强主流研究方法再产学研合作研究中的运用。比如，我们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成熟研究成果，结合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等管理学理论，从对称信息、不对称信息以及排他性价格契约和非排他性价格契约等角度，对高校产学研合作对象选择机制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等实证手段，从而使产学研合作对象的选择机制研究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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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化;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经济正义;中西方对比
一、研究内容聚焦时代焦点具有现实意义
(一)研究背景及农村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大量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大量的流失，而很多原本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有的成为了城市里的流动人口，有的成为了失地失业的社会边缘人，无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社会上的边缘人，他们都失去了原本的具有保障的生存方式，让他们原本平稳的生活变得不确定和不平稳。而由于户籍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了较大的侵害。马新文的著作《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和时代焦点下，作者马新文在多年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国外相关工具性研究步骤进行分析，并且指出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国不完善的征地制度。马新文教授作为专门从事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学者，通过进一步的中西方征地制度的对比，引出“经济正义”理论，指出完善征地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包容性为基本原则，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成就上面体现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书中不乏有争议的观点，但是本书的目的是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推进我国征地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城镇化下的失地农民问题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群体，他具有特殊性和流动性。如果对于这部分人群处理不当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社会动荡问题。针对失地农民保障问题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马新文教授具有多年的研究经验，在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具有较高的成就，并出版多部经济学著作，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在编著学术专著、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者运用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于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研究进行分析研究，引入“经济正义”理论通过对国外征地制度的借鉴，提出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征地制度，保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构想，既聚焦了社会焦点和难点问题又具有现实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本书研究内容概述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具有深厚经济学功底的作者别出心裁地从马克思主义维护民众权益的基本立场出发，提出“马克思主义正义观”这一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我国“经济正义”理论和西方的不同，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议和策略。为了进行论证，运用了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这两大工具性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全文分为五部分，一是先分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二是对造成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实行伦理分析;四是提出保障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理论指导与观念构建;五是提出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的制度建设。本文在透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失地农民经济权益遭受损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和弊端。作者在指出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后，介绍了西方在人权基础上的较完善的征地制度及其基本特点和益处，随即得出结论，中国若要解决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受侵害问题，必须在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完善好征地制度，以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在调整和完善中国现行征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观点，本文作者以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态度对待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公共参与辩论、百家争鸣的研究现状和研究辩论，以推进我国失地农民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形式兼备学术性与趣味性
(一)对比研究增加趣味可读性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是一个专业强、受众广的书籍，作者在多年潜心调研西方经济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以自身功底深厚的经济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功底，通过运用西方产权理论、经济正义理论对当下的征地制度下农民经济权益损失进行系统的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然而，作者一开篇便提出问题，引起读者的兴趣，在通过中西方对比的方式让读者更愿意深入了解问题的走向，最后还附录了几个案例，更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作者在对本文进行构架和布局时，是通过精心思考的，整本书例对这一专业问题研究的深入浅出，让读者有欲望和兴趣读下去。而且通篇布局合理，让读者一目了然，浅显易懂，比较适合企事业单位、学生、农民及对农村征地制度感兴趣的普通大众阅读。本书一开篇便提出当下失地农民非常惨淡的现状，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紧紧抓住读者的心。接着，通过对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现状、造成原因、农民沦为“社会边缘人”的尴尬处境进行阐述，接着便找出了造成如此现状出现的原因，然后引入“经济正义”的观点，并通过对国内外征地制度的比较提出完善我国土地征地制度的建议。该书浓缩了作者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学术氛围浓厚，对失地农民问题相关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严谨、深刻的剖析，集科学性、创见性、专业性于一体，又具有较强专业性和预见性。作者系统研究了我国失地农民的经济权益损失现状，引进了“经济正义”的深刻内涵和重要意义，对西方产权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进行阐述，涉及了很多专业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的理论知识，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视角独特、切中要害。该书在分析和论证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小的案例，都是以前新闻上的热点新闻，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力和想要解决问题的欲望，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可读性。由此可见，该书可读性和学术性的结合和兼容，恰恰体现了理论的张力和实际应用性。
(二)深入浅出学术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来的理论、实践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见，具有较强的理论指导价值。对国外征地制度的深入分析阐述是为了对比出我国现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弊端，主要是征地速度过快，规模过大造成农民失地、失业的现状;征地补偿范围小，标准偏低，补偿方式不足，收益分配缺乏合理规划，失地农民缺乏转嫁机制，信息不对称，失地农民知情权较小。通过对比，既找出了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又有助于找到造成问题的原因和核心。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现有的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侵害的相关理论具有积极意义。作者深入探讨了“经济正义伦理观”，以及中国经济正义观的缺失，根据西方的先进经验，提出我国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意见和建议，使本书具有了鲜明的理论意义。其次，该书又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的经济正义理论，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整个观点论据充足，既有对现状的分析，也有对国外的借鉴，更有对于解决方法的构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缺乏公平性。该书从理论到政策研究，全面又深刻，独创又兼顾指导现实的应用性。既有对我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现状的探析，又有造成失地农民经济权益侵害的原因和核心，既有对西方征地制度的分析，又有将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国征地制度中的大胆预测，同时对我国如何应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建议和启示。可见，该书立足实际，在我国征地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系统回答了关于如何改变我国征地制度现状，明确了未来我国征地制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围绕两个因为征地制度缺陷，农民经济权益受到侵害而出现上访、攻击政府等问题的实例，指出我国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势在必行。该书聚焦社会公共关注的焦点，聚焦征地制度改革、失地农民、流动人口、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等问题，聚焦中国征地制度的转型升级，用理论的视角去解读，以现实的视角去分析，用科学的研究态度提出政策建议。可以说，作者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具有很强的可参考性，对推动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发挥积极作用，这都鲜明地体现此书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结论
总之，该书是失地农民经济权益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在研究内容上与时俱进，紧跟热点，既有对焦点问题的深挖，又有解决政策困境探索;在研究形式上深入浅出，贴近大众，贴近实际，虽然采用较深奥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却运用了较生动的事例，和中西方对比方式，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关注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技巧。本书的整体论证思路和分析方法深入浅出，简单易懂，没有较晦涩的理论术语，增强了此书的可读性和较广阔的受众群体，同时又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等理论研究，使本书不失其学术性和专业性。在研究成果上本文提出了具有现实意义和较强应用性的结论，这是作者对我国征地制度理论丰富和发展的贡献，同时作者也较系统地阐述和分析了国内外经济正义的发展趋势，还为我国征地制度发展出谋划策，做到了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统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作者:马铁成 单位:南阳理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马新文.中国现行征地制度下失地农民经济权益损失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高考政治“意义”类试题，一般设问形式是分析某一事件的“经济政治意义”，或“对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有什么影响”。
根据设问的角度来划分，一般是具体的设问，即分为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经济与政治意义；还有用哲学原理分析说明某一事件的价值观意义等。所以在审题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需要回答的是某一种意义，还是全部意义。其次，作答时一般要遵循从小到大、从近到远的原则。通常，意义类主观题的回答用“有利于……”的句型表达。
[解题技巧]
经济意义题的答题思路：
关键是一定要遵循从小到大的原则，进行地毯式搜索――逐一对号入座，否则便会缺漏要点。
①从个体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个体特指劳动者、经营者、消费者、企业等。答案的关键词有：增加就业、增加人民收入、丰富人民生活、提高经济效益等。
②从集体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集体特指企业、产业、农村、城镇等。答案的关键词有：加快企业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繁荣城乡经济。
③从国家的角度组织要点：这里的国家特指整个社会、国家。答案的关键词有：宏观调控、资源的优化配置、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外汇储备、增加经济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等。
政治意义题的答题思路：
答政治意义题的角度，应从国家意义、社会意义、政党意义、民族与宗教意义和国际意义不同视野去思考，并要记住一些关键词：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巩固国家政权和政治稳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建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另外，在作答时要抓住主体，对号入座。政治常识中常见的主体有中国共产党、公民、国家机构、派等。
一、背景原因类
1.呈现的方式。
背景原因类设问呈现的方式有宽泛性和限定性两种。宽泛性的设问，如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条件、因素等；限定性的设问，如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或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主要原因、直接原因是什么，该历史事件或现象产生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根源是什么等。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在没有限定词的情况下，分析历史背景、原因、条件、因素等可以从外因、内因、国际、国内或者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思考。如经济方面，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经济格局等角度分析；政治方面，可从政局、制度、政策、阶级、民族、外交、军事等角度分析；思想文化方面，可从思想、科技、教育等角度分析。
（2）对于某一具体原因的分析，如分析根本原因，可以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生产力的发展、主观需要等方面进行思考；分析主观原因，可以从领导某一运动（或事件）的阶级或阶层的主观目的、动机以及政策、方针等方面进行思考；分析客观原因，可以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或形势）、经济状况、政治现状等方面进行思考。
3.典型题示例。
例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使英国到处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历史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明清江南工业发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规模庞大的轻工业加上规模同样庞大的农业，生活资料的生产占了社会生产的绝大比重，以重工业为主的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重十分微小。
――摘编自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二 马戛尔尼访华并没有带来满意的结果。英国对代表理性主义工业文明成果的高度自信，在乾隆朝中高级官员以及皇帝的眼中只有不屑。清政府对马戛尔尼的请求概不答应，最后马戛尔尼使团除了带着一堆乾隆帝赐予的无用赏赐，经广州入海外，一无所获。西方人心中关于中国形象最后一点崇高崩塌了。马戛尔尼在其《纪事》中写道：“（中国）自北方或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进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
（1）据材料一，促成中国与英国经济发展不同特点的原因是什么？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深层次原因。清政府为何拒绝马戛尔尼的要求？
解析：试题以中英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为切入点，要求运用自然经济和工业革命的相关知识，在分析材料信息的基础上解决相关问题。回答第（1）问要注意设问中的限制语“中国与英国经济发展”、“不同特点”，在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归纳。第（2）问主要考查把握时代背景，运用历史概念处理相关问题的能力。我们应从马戛尔尼访华的时代背景出发，思考其出使中国的主观目的、动机；从政治、经济、思想和外交等方面，深刻理解清乾隆时期的社会状况。
试题通过相关材料和问题的设计，要求从中西对比、中外关联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形成综合性的思考。第（1）问，客观因素占主导地位。第（2）问，主观因素占主导地位。
参考答案：（1）不同特点的成因：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展。
（2）深层次原因：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为了拓展海外殖民地和商品市场，迫切需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清政府拒绝的原因：经济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具有封闭性；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具有天朝大国的心理；外交上，闭关锁国，防范外来势力的侵扰。
二、内容措施类
1.呈现的方式。
内容类设问的呈现形式，涉及主要内容、基本内容、核心内容、有哪些、是什么等。措施类设问的呈现形式，主要有具体措施、核心措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有哪些应对措施）等。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根据设问的方向仔细阅读材料，如从材料的关键字词中获取信息，从史料的引文出处和注释中获取信息，从数据的对比和变化中获取信息；要高度关注句中省略号前后的信息；对句中顿号前后的信息要通盘考虑等。在阅读中，切忌只顾一点，不及其他。
（2）材料是教材内容的合理延伸，因此，在阅读材料时要联系所学知识，从材料过渡到教材，这样涉及材料的有关内容就可以从教材里挖掘出来。材料、教材应兼顾使用，要灵活迁移所学的知识，把零散的材料转换成完整的史实。
3.典型题示例。
例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美国政府为提高国内商品价格、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美元实际贬值达到41%。1931年，英国颁布《紧急进口税条例》，对进口货物征税50%；后来又规定帝国内部各邦的货物彼此实行优惠税率，形成区域集团贸易圈。法国率先在对外贸易中实行大规模进口配额制度。
――摘编自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材料二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统一有序的方法来决定国家货币单位的价值，消除各国单方面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而采取单方面货币贬值行动的危险……深刻的教训，促使各国开始认识到在生产国际化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广泛开展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
――《国际关系史》
（1）据材料一，指出为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采取了哪些措施。
（2）据材料二，指出二战后为防止悲剧重演西方各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
解析：试题主要考查学生处理材料信息和调动所学知识的能力。第（1）问涉及措施要点的概括归纳及其表述，要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材料信息，并对有效信息作出完整、准确的解读。回答第（2）问要注意从金融和贸易两个领域作答，并能迁移所学知识。
参考答案：（1）措施：实行货币贬值、提高关税、组建区域集团贸易圈、实行进口配额制度。
（2）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缔结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确立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
三、特点特征类
1.呈现的方式。
历史特点特征类设问，一般含有以下词语，如“主要特点”、“基本特点”、“时代特点”、“共同特征”、“不同特征”、“新在何处”等。特点特征类设问的角度较多：有针对某一历史现象的设问，如英国“光荣革命”后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有什么特征、中国古代农业的显著特点是什么；也有依托某段材料的设问，如“根据材料概括指出世博会上中西展品的特点”（2012年高考全国大纲文综卷第37题）、“依据材料概括唐代思想文化的特点”（2012年高考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或进行历史知识的比较设问，如在对“自强”问题的认识上，严复与洋务派相比有何进步之处（2012年高考山东文综卷第28题）、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相比有哪些“改变”（2012年高考山东文综卷第29题）。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回答特点特征类问题，对能力要求比较高。回答这一类问题时，首先要明确设问涉及的主体是什么，弄清是从一方面还是从几个方面来提炼特点，要能理解试题提供的材料信息，准确描述和解释历史事物的特征，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并作出正确的阐释。
（2）一般来说，根据要素概括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背景”是否有新的经济因素、阶级力量，是否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目的”是否具有多重性或是为哪一阶级（阶层）服务的；“过程”是否顺利，领导力量。实力对比是否发生变化；“程度”是否彻底，有没有局限性；“性质”是否具有双重性、时代性；“时间”发生的早晚、经历的长短；“内容”中最突出的、能体现某种思想的方面；“范围”包括地域、领域等；“影响”的深度与广度，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等。
3.典型题示例。
例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
罗斯福新政期间，一些人激烈地抨击罗斯福，说他“叛变了他的阶级”，其举措是“淡红色的社会主义”。
――黄安年《美国社会经济史论》
据材料，举例说明反对者抨击罗斯福的依据。
解析：试题着眼于对把握历史事件特征能力的考查，解答此题重在审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即在尽量避免国有化而力图保持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的前提下，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同时采取一些有利于工人和小生产者的措施以缓和阶级矛盾。
参考答案：新政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如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法》，限制资本家自主生产等；新政中一些维护普通民众权益的措施损害了资本家的利益，如规定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和大规模的社会救济等。
四、影响意义类
1.呈现的方式。
影响意义类设问呈现的方式有宽泛性和限定性两种设问。宽泛性的设问，如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历史作用如何、有何历史意义等。限定性的设问，如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影响，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全面分析：主要从现实与未来、主观与客观、积极与消极等方面客观理性地分析事件的影响，坚持一分为二，要分清主次；注意运用国际视角看待影响，如世界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中外之间的相互影响等。
（2）定向分析：经济影响可以从是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否开创新的经济结构或模式等方面进行分析；政治影响需要分析社会性质是否发生变化，是否有利于政治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看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有利于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等。
3.典型题示例。
例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近二三十年来，有些学者注重从现代化角度研究中国近代史。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1840年以来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可以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思路做解释。
按照材料的研究角度，评价辛亥革命。
解析：材料说明了以现代化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试题要求按照材料设定的角度对辛亥革命进行评价。问题的解答，要在充分获取和正确解读材料与设问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所学的知识对相关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评价。
参考答案：政治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定的民主和自由；经济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上：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不少封建陋习。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推动现代化方面存在局限性。
五、认识启示类
1.呈现的方式。
认识启示类设问一般涉及对某一历史事件或现象有什么看法、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有哪些教训需要吸取等。有的启示类设问还给出了具体的理论角度要求，有的则较为笼统。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答好此类题既要找准理论角度，又要仔细分析材料，从中引出理论观点，并引伸出相应的启示。启示的得出往往依据一定的理论观点，提炼启示必须言之有据。
（2）要注意运用因果关联、整体与部分、规律的客观性等理论观点，从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认识的深化和推移、意识的能动性等角度进行分析揭示。
3.典型题示例。
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斯大林和罗斯福开创了两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谈谈你对斯大林和罗斯福开创的这两种经济运行模式的认识。
参考答案：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主义也应有市场调节。斯大林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取消市场调节，虽在短期内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但从长期来看，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罗斯福在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增加经济中的计划成分，缓和了经济危机。
六、论证评述类
1.呈现的方式。
论证评述类设问一般含有“论证”、“评论”、“评析”、“说明”、“证明”之类的词语。论证类设问可分为观点论证和材料论证（即用历史材料来体现观点）两种形式，它要求依据史实并运用恰当的史观展开论证。评述类设问可分为以纵向考查为主（以时间为序）或以横向考查为主（以空间为序）两类，要求对某一现象、事件、人物、观点进行评述，具有“大跨度”、“高概括”的特点。
2.思考路径的选择。
（1）论证题：首先要明确设问有没有要求判断观点的对与错，然后使用批判和引用的方式对观点进行分析论证。在论证过程中，要注意综合运用史观，做到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详略得当、表述清楚。
（2）评述题：先将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的活动进行综合归纳、概要叙述，再结合当时的环境、具体的条件等因素，选用适当史学观点进行评析。评述时，可以先述后评，也可以先评后述，或边述边评，做到实事求是。
3.典型题示例。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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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方法论是研究经济法学各种方法的综合，是关于经济法研究方法的基本理论，其核心就是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一个提出、确立、成熟的过程。由于经济法学与民商法、行政法及社会法学的内在关联性，所以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以既有的传统法学研究方法为基础。张守文曾指出：“要创立和发展经济法学的方法论，首先需要明确经济法学可以适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解释各类基本研究方法之间的联系，说明各类研究方法的价值。”因此，经济法方法论、方法的选择及方法的类型化的梳理是对经济法研究方法体系化研究的基础。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
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
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
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
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
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
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
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
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
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
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四、结论
命题意图是通过试题题意体现出来的。试题由命题材料和设问构成。试题的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了试题的题意。试题题意就是试题的含义，即试题的规定性。它包括题型、题眼、题问、题旨。题型就是试题类型。目前政治学科高考试题有五种题型：最佳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论述题。题型不同，答题方式和测试功能也不同。题眼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命题角度。它主要体现在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上。它规定了题问内在逻辑关系的思维角度，规定了试题的答题角度。把握题眼，才能避免答题跑题漏点。否则试题解答就如同盲人走路。题问就是试题命题材料和设问规定的试题问题。它通过命题材料和设问中的关键词语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出来。辨析题的题问含在命题材料之中。题问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直问型和变问型、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理论型和实际型等。不同类型的题问，有的是相互交织的。题旨即试题的主题、立意，就是试题的中心旨意。它是题意的核心，反映命题的思想性，体现命题的根本意图。把握题旨，答题才能高屋建瓴、通观全局。把握了试题的题型、题眼、题问、题旨，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试题题意，进而明确命题意图。
明确命题意图是为了更好地解答试题。政治学科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是考生解答政治试题的四大要素。在政治试题解答中，知识是载体，方法是手段，能力是核心，觉悟是灵魂。考生解答试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必须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明确命题意图，也就是确定命题意图。明确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就是确定试题命题意图中考查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也就是确定解题的学科知识、方法、能力、觉悟。
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依据是试题题意。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知识，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眼的、题问、题旨确定的。题眼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及应用角度，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重要依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具体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主要依据。题旨规定了试题的主题、中心，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内容，是确定试题考查知识的基本依据。另外，试题题型规定了试题考查知识内容的伸缩程度。论述题要比简答题考查的知识内容细致全面些；辨析题考查的知识内容，介于论述题和简答题之间。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题眼的主要命题角度是：“农村经济发展”，不是“国民经济发展”。因此规定了命题材料中的“无工不富”的“工”是指乡镇企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业；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乡镇企业知识，不是工业知识。高考中不少考生把握不住这一命题角度，用工业知识答题，使答题跑题。该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命题角度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句话隐含着“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命题角度，规定了试题考查的知识范围是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关系的知识。高考中很多考生忽视了这一命题角度，使答题漏点。该题的题问是：运用经济常识知识，说明“农村经济发展”，为什么“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在把握题眼、题问的基础上，进而可以把握该题的题旨，即考查考生对发展农业和乡镇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的认识。从该题题旨可以折射出试题考查的学科知识的基本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发展农业与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把握题眼，依据题旨，结合题型，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及其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此题考查的知识的具体内容是：农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乡镇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农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可见，准确确定试题考查的知识，才能使试题答案内容与标准答案内容基本吻合，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实效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方法，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问确定的。题问从思维方式上可分为：归纳型和演绎型、抽象型和辩证型。试题题问思维类型不同，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不同，答题的思维方式方法也不同。试题题问中抽象型题问主要包括归纳型和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所以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方式中的归纳法和演绎法答题。试题题问中的辩证型题问，主要考查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即理论和实际辩证的具体统一的方法），所以要求考生用辩证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具体化的方法答题。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要求考生用归纳法思维答题；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演绎法思维答题；第三问是抽象型兼辩证型题问，要求考生用抽象思维中的演绎法和辩证思维中的具体化法思维答题。可见，明确试题考查的思维方式方法，把握试题解答的论证方式方法，按照试题命题意图要求的思维方式方法答题，才能保证试题解答的逻辑与标准答案要求的逻辑相一致，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逻辑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能力，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型、题问确定的。题型不同，对能力考查的要求不同。最佳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四种能力，重点考查比较分析能力；不定项选择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五种能力，重点考查判断推导能力；简答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7五种能力，重点考查理解分析能力；辨析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7六种能力，重点考查分析判断能力；论述题一般考查高考要求考查的1、2、3、4、5、6、7七种能力，重点考查综合评价能力。题问类型规定试题考查的能力。题问类型相同，考查的能力相同。分析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的题问类型变化趋势可见：高考政治试题题问类型趋向变问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理论联系实际能力；题问类型趋向辩证化，表明高考越来越突出地考查辩证思维能力。题问类型不同，考查的能力也就不同。一般说来，直问型低于变问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理论型低于实际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归纳型低于演绎型、演绎型低于辩证型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道试题，题问类型不同，考查能力的要求就不同。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第一问是归纳型题问，考查的是归纳思维能力；第二问是演绎型题问，考查的是演绎思维能力；第三问是抽象演绎型兼辩证具体化型的题问，考查的是抽象思维中演绎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中具体化思维能力。显然，第一问低于第二问、第二问低于第三问对能力的考查要求。同一题型，题问类型不同，对考查的能力及其程度的要求也不同。例如：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和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都是论述题，但是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基本上是教材知识，知识跨度小，综合程度低，是理论型题问。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考查的是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并要求二者具体结合，知识跨度大，综合程度高，是实际型题问。可见，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与1995年高考政治第36题相比，不仅增加了对辩证思维具体化能力的考查，而且对分析综合评价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也提高了。不同题型，题问类型组合不同，考查的能力及重点也不同，尤其是表现在主观性试题上。简答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抽象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抽象思维能力。辨析题的题问一般为理论型、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能力。论述题的题问一般为实际型、抽象型兼辩证型，表明这一题型重点考查考生综合运用教材知识和时事知识具体结合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评价能力，既考查抽象思维能力，又考查辩证思维能力。另外，由于题眼命题角度的转换，使测试难度加大，对各种题型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特别是对各种题型重点考查能力的要求程度也就提高了。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命题设问角度由以往要求选出人物转换为要求选出孔繁森事迹。这样不仅提高了对再认能力考查的要求程度，而且也提高了对比较分析能力的考查要求程度。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2题，命题材料规定的隐蔽巧妙的变问命题角度（前面已经说明过，故略）显然比直问命题角度提高了对理解分析能力的考查的要求程度。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能力，并明确试题要求考查的能力，在试题解答中有意地体现命题对能力的要求，使能力发挥到位，这样才能使方法运用到位，觉悟体现到位知识应用到位，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科学性。
政治学科命题考查的学科觉悟，主要是根据试题题意中的题旨确定的。试题题旨立意反映的思想性，就是试题命题意图考查的学科觉悟，也就是考生在试题解答中体现的学科觉悟。例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5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孔繁森先进事迹的掌握程度，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一时事政治的认识水平。又如：1996年高考政治第36题，主要是考查考生对我国目前国有经济中汽车制造企业的经济效益状况，解决汽车制造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以及提高汽车制造企业竞争力做法的认识。以此考查考生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考查考生的主人翁意识和思想政治素质。可见，考生只有具备试题考查的觉悟并明确试题命题意图要求考查的觉悟，才能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觉悟，充分发挥能力，正确运用方法，准确运用知识；才能增强试题解答的思想性。
确定命题意图的过程，就是审析试题的过程。因此，明确即确定命题意图的一般过程是：（1）审析题型导语，明确题型类型要求。（2）审析命题材料和设问，把握题眼，明确命题角度。（3）根据题眼命题角度，准确把握题问，明确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确定命题考查的思维方法。（4）把握题旨，明确命题的中心旨意及其反映的思想性，确定命题考查的觉悟。（5）综合试题题意，确定命题考查的能力。（6）把握题眼，根据题旨，结合题型，发挥能力，体现觉悟，按照题问的内在逻辑关系及其规定的思维方式方法提供的逻辑思路，折射学科知识，便可确定出命题要求考查的知识。可见，确定命题考查的知识，是明确命题意图，解答试题的落脚点。
综上所述，明确命题意图，在试题解答中自觉体现能力要求，正确运用思维方法，充分体现觉悟，准确运用知识，才能科学地确定或设计试题答案，答好试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