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5 17:23:10
前言：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中国经济已经提升至世界第二的位置。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高投资和出口大于进口，而由于受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发挥出更加良好的效果。对此，国家主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了宏观调控，从而使经济结构能够更好的符合当前的发展形势。针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等都做出了一定的调整。而对于国民投资率来说，其对社会福利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一、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基本情况
在经济学领域当中，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国民总体投资所占的比例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学术界当中，是主要的研究焦点，与国家发展速度和社会经济增长都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当中，一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国民总体投资所占的比例，是最为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国民总体投资率的增长，会对国民消费率的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同时也会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提高[1]。但是，在一年当中，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一些资源更加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或是一些发达国家都要快。对于过高的国民投资率来说，其能够得到长期持续性的发展，是当前经济领域当中重点关注的问题之一。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之下，过高的国民投资率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过高的国民投资率并不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二者始终难以达成共识。
在中国历来的经济发展当中，也不乏对国民投资率问题的研究，但是，至今也没有得出较为全面、系统、一致的答案，因此也难以准确的判定过高的国民投资率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利与弊。根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来说，对投资成本、盈利情况等进行充分、全面的考虑，才能做出最为优质、合理的投资。如果站在这一角度上来看，能够获得高回报和高利润的投资，也并不一定是最为优质的投资[2]。例如，在一些较为贫穷的国家当中，由于缺乏相应资源，国家经济资本也较为落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中，轻易就能够取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但是，要想达到这种效果，当地的经济必须足够落后才有可能实现。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虽然过高的国民投资率会带来一定的社会福利，但是，在未来的发展中，其是否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是很难预料的。
国民投资率的福利计算，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同时兼顾到长期的回报和利益。因此，所谓的社会福利，处理人们现有的利益之外，还包括社会长期社会发展的利益。在计算出这一结果之后，还可以以此为基础，对过高投资率给社会福利造成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计算。在理想的中国经济环境下，福利作为最大自身利益的标准，能够对国民投资率在中国经济当中所占的比率进行计算，从而得出其带来的损失或利益。
二、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过高的事实
对于国民投资率的计算，需要应用具体的数值。在实际计算当中，主要是根据中国经济的固定资产来进行计算的。在国家每个月度对经济固定资产的公布中，利用这种计算方法，也只能对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进行计算，从而使得投资总量计算下降[3]。结合一些资料和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要比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更高。由此可以看出，相比于其它国家，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是处于极高的位置上的。针对这一情况，结合之前的相关数据资料分析，在国民投资率控制经济增长的使其，很高的国民投资率也是存在的。但是，这样的数据资料分析计算的结果，只能够证明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是高于其它一些国家，但不能说明当前的国民投资率是否处于过高的状态。
三、投资率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下降到社会福利最大的时期，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来说，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经过研究发现，如果国民投资率真的下降到社会福利最大时期，在未来的十年当中，考虑到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增长8%-10%左右。另外，中国实际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人工增长率、资产增长率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4]。如果国民投资率有所下降，在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国外投资大约占有10%左右的比例。对于这部分投资，如果能够实现其到国内消费的转化，对中国未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就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如果国内投资剩下5%左右，就很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会下降1%左右。如果国内的生产要素呈上升趋势，那么国民投资率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提高作用，就需要有一部分用于抵消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国民投资率的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得到优化和完善。虽然此时不合理的国民投资率仍然会对社会福利和国民生产总值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作用能够被国民投资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积极作用所抵消。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不良影响，从而带来可观的社会福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良好发展。
结论：在当前的经济领域当中，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点的研究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的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在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福利经济学当中，国民投资的衡量标准与根本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所以，在中国经济国民投资率的研究当中，应当充分结合福利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与经验，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摘要：文章分析了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证券投资理论的独到见解，进而总结了这些理论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基础及作用领域。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证券投资
自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数位证券投资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得了其桂冠。证券投资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反映了证券投资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地位，也体现了证券投资学理论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他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当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托宾：“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系数：“托宾Q”系数或托宾Q比率，该指标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该成果沟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公司价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的规律，即个人的资产积累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规律性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偏好。同时，他与默顿·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方法，表明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一大基础。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金融证券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一个给定的证券投资总量中，如何使各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均衡；如何以这种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来决定证券的价格；以及税率变动或企业破产等因素又怎样影响证券的价格。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贡献是“MM定理”的及其推进。马科维茨的贡献是他发展了资产选择理论，开创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局限于经验性的定性研究，该理论首次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两个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使证券投资理论跃升为一种科学分析理论，为其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普根据马克维茨首先提出的一个模型探讨了证券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当时称为“单一指数模型”，即现在的“单因素模型”，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默顿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期权定价理论。并将定价模型扩展到许多衍生金融品上。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对某一特定证券定价时，不象统计或回归分析那样，需要这种证券或与其相类似证券以往的数据，它可以对以往所没有的新型证券进行定价，这一特性扩大了期权定价模型的应用，为企业新型债务及交易证券如保险合约进行定价提供了方法。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他们给经济学研究和证券投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此前理论人员在进行估量、预测、检验假设时，一般都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即时间序列的形式使用数据，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利率、股票价格的时间序列趋势等，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格兰杰和恩格尔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数据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具有易变性，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的价值取决于易变性风险。大
实施一个专利技术组需要企业载体。或者说，需要一个企业来实施这个专利技术组。一般而言，这样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按照当前的公司法，通常以有限公司形式设立。因此，这组专利技术需要融资其实就是这一项目公司需要融资。该公司对外债务融资如获得银行信贷的能力受其股本大小影响。如果该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一组专利技术，那么由于资产－负债比是影响债务融资的关键因素，它不可能获得太多债务融资，所获得的资金通常不足以让项目公司正常运转；或者即使获得大量债务融资，因风险大，债券利率也高（通常发行垃圾债券），企业利息负担加大，容易财务破产。当前各地政府动用地方财政资金为这些企业提供信贷担保，但是依靠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的专利权比重依然很低的原因就在这里。因此，要让这些公司获得充足的资金，同时承担的债券利率低的唯一解决方案是，这些公司首先必须获得股权融资，然后通过财务杠杆放大进行债务融资，这是本方案的第一个出发点。
2能降低进入资本市场的门槛
这些实施知识产权的公司要获得股权融资，必须走向资本市场，因此知识产权数量巨大，它们需要的资本量也非常巨大。但是这些公司都处在创业之初，都很小，没有良好经营业绩，甚至没有经营业绩，破产风险也非常高，它们直接进入资本市场会搅乱资本市场。正因如此，早在1997年国际上就出现了知识产权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模式，但是难以蓬勃发展，只能解决极少数非常优质知识产权的融资问题，不能大规模解决问题。解决这些公司面临的资本市场门槛相对太高的困难的唯一方案是设立一个金融中介。该中介先到资本市场融资，然后将所获资金投资这些公司。该金融中介扮演着从中小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然后以股权投资的形式投资设立大量以知识产权为依托的项目公司。这一点与传统银行机构的职能类似，银行扮演着从大量中小投资者那里吸收存款，然后将其以信贷形式借给大量企业的职能。这个金融中介需要向项目公司委派董事乃至高级经理以行使所有权，改善项目公司的运营；同时，它也需要让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相信，它投资的那些以知识产权为依托的项目公司是能盈利的，能够带来正常回报、乃至超额回报的。即使某些项目公司会破产，但是另外一些生存下来的项目公司的盈利除弥补破产公司带来的损失外还有丰盈的利润。该金融中介的声誉源自它能识别高市场价值的知识产权以及将相关项目公司经营好。它的识别技术与银行内部信用评级类似，但是不同。该金融中介识别的是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而银行识别的是信贷项目的违约风险。
3第三条理由在于时间动态上的效率积累优势
中国每年授权的专利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每年需要借助外部融资的知识产权也会呈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市场需要有大量市场声誉良好的金融中介为知识产权提供融资服务。声誉是建立在对大量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和管理大量项目公司基础上的。借助统计分析，它能够将这些长期积累的经验转化为专门的知识、技能与商业秘密，服务于知识产权投资者和融资者。这种金融机构每年需要为大量新成立的项目公司融资。但是，如果不退出大量的项目公司，日积月累，这种金融中介管理的项目公司数量就极为巨大，管理效率会降低。从经济学上讲，公司管理项目公司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递增，存在最优管理公司的数量。潜在解决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是这类金融中介退出一些项目公司。但是它们如何退出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售这些巨量项目公司显然不是解决之道，因为市场上没有那么多买主，因为出售还可能导致大量公司正常经营的中断。另一方面，投资者通过金融中介持有大量项目公司的股权，经过项目公司长期经营，优胜劣汰之后，投资者通常愿意持有这些项目公司的股权。因此，解决的方案是在金融中介退出后，依然有一个金融载体替投资者间接持有这些项目公司的股权以保持大量项目公司的稳定。因此，存在一个金融载体可以从该金融中介分离出来。该金融载体就是创投基金，而该金融中介除去创投基金剩下部分就是创投基金管理公司。接受项目公司的创投基金成为一家控股公司。因此，创投基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股份公司的特征，这意味着有相当多投资者投资其股权或基金份额，因此，创投基金应该在资本市场发行基金份额。创投基金管理公司具有知识产权经济技术评估职能，这是其核心技术。为了经营好一个个项目公司，创投基金管理公司还应该有很好的管理咨询技能。第二种是该金融中介不退出项目公司，那么它最终不再专业为新设立的项目公司融资，而最终演变成控股公司，失去为大量知识产权融资的职能。它积累的评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专门知识作用不大，对知识产权融资是一种损失。为了让管理公司专注知识产权评估，应该立法强制其在一定条件下退出。
4通过构建竞争性创新市场来提高知识产权融资的效率
单单上述三方面理由是不够的，并不总是能保证解决绝大多数知识产权融资的问题。只有在有许多家创投基金管理公司竞争的背景下，发行许多创投基金才能彻底解决绝大多数知识产权融资难问题。吴欣望和朱全涛（2012）在考察近300年来典型国家经济发展经验后总结出，一个国家的新技术交易市场越具竞争性，这个国家经济增长越快；反之，一个国家新技术交易市场越具垄断性，这个国家经济增长越慢。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中国需要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其新技术交易市场必须更具竞争性。当前中国知识产权融资难问题实质上是知识产权市场具有买方垄断性特征以及卖方具有竞争性特征的共同产物。或者说，能有效为知识产权融资的机构太少，具有垄断性，而国内供给知识产权的机构与个人（包括个人、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非常多，具有很强竞争性。改变这一现状的唯一可行方案是提高这一市场买方的竞争性，大量引入市场买方———创投基金管理公司，大量发起设立创投基金，在它们之间形成竞争性。该方案将深刻改变中国科研体制格局，只有在这种格局下才能实现“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语）的目标。由于大量专门投资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创业投资基金进入创新市场构成买方，它们之间的竞争不仅推动它们改进遴选高价值知识产权的技术，并改善管理效能以实施这些知识产权，而且也推动它们为了获得高价值知识产权直接投资从事知识产权研发。大量创业投资基金从事知识产权研发和实施的必然后果是企业成为中国创新主体，创新人才的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5有利于对知识产权创业投资行业进行市场监管
朱全涛和吴欣望（2012）提出如下定义：政府是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结构的管理者。“知识产权创业投资基金交易所”是一个市场，而且可以预见，随着大量知识产权在该市场融资，该市场能发展成一个交易额非常巨大的资本交易市场。政府必须管理这个市场。创投基金及其管理公司的投融资模式完全不同于既存的银行业模式和证券业模式，对它们的监管自然就不同于既存的金融监管模式，因此政府需要设立新的金融监管机构来有针对性监管，避免金融欺诈和防范金融危机。这个机构应该称作“创业投资基金监管委员会”。在该方案下，知识产权创业投资基金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普通投资者，甚至可以不需要政府投入财政资金，政府只需扮演好市场监管者的角色，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防范金融诈骗和控制金融风险。
6结论
关键词：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实体；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9.2
一、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
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欧美国家对外投资能力明显下降，全球FDI[外国（商）直接投资]的格局出现一些新变化，这种趋势在中短期有可能进一步加强。首先，各国国有跨国公司成为全球FDI流入的重要来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至少有650家各国的国有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有8 500家。尽管各国国有跨国公司数量占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比重不到1%，但在2010年，其FDI投资总额占全球FDI流入总额的比重达到11%。[1]其次，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直接投资的新力量。2010年，流入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全球流入量的一半，排名前20位的外国投资东道国中有一半是发展中或转型经济体。最后，新兴经济体在对外投资的流出中也日渐重要。2010年，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增长2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只有其2007年高峰时期的一半。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流出量已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的29%。在全球前20位投资国（母国）之中，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占据6个席位。在全球7 700家跨国公司（MNCs）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的数目已超过2000家。[2]2006年，波士顿咨询公司列出了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自工业产品、耐用消费品和电讯、制药和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前100位公司。这些公司通过出口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还通过跨国并购方式积极推进跨国化发展。1985-2005年，这100家企业中有57% 的企业的并购活动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3]
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是指来自新兴经济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在一个或多个国家从事价值增值活动并对跨国界经营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国际化企业。[4]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跨国公司在来源国、所选择的产业、竞争优势、目标市场和国际化路径等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但学者们通过对比较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其共同特征是政府在企业跨国经营中扮演重要角色：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对外投资逐渐扩大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国有经济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形成了一批由国家控股的大型国有企业（State Owned Enterprises），这些国有企业又被称为“国家控制实体”（State Controlled-Entities），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领域的生力军，并在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并购行为中呈现出明显的资产寻求动机（Asset-seeking Motives） 。有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以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为并购方，分别以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企业为并购目标，所发生的跨国并购交易按价值计算几乎相当，表明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跨国企业获取战略性资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在能源并购领域，这种趋势则表现得更为明显（见表1）。
表1 1987-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公司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所实施前8位跨国并购交易，按销售额排名
目标公司（国家） 收购公司（国家） 销售额
百万美元 并购的
股份（%） 增加的储备
百万桶 年份
PetroKazakhstan（加拿大） CNPC（中国石油） 4141 100.0 503 2005
Nelson Resources（加拿大） Lukoil（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 2000 100.0 .. 2005
Maxus Energy（美国） YPF SA（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 1844 100.0 209 1995
Egyptian LNG（埃及） Petronas（马来西亚国家石油有限公司） 1766 35.0 .. 2003
Sakhalin-1 consortium（俄罗斯） ONGC（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1700 20.0 460a 2001
Perez Companc SA（阿根廷） Petrobras（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1028 58.6 730 2003
Greater Nile Petroleum（苏丹） ONGC（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768 25.0 281b 2003
Reposl-YPF’ oil field in Indonisa GNOOC（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592 100.0 360 2002
资料来源：UNCTA，跨国并购数据库（/fdistatistics），增加的储备通过不同渠道的报刊媒体统计及相关公司网页。
a 总储量为2，300百万桶，根据所并购的股份20%折算得到增加的储备。
b 总储量为1，124百万桶，根据所并购的股份25%折算得到增加的储备。
上述所谓“国家控制实体”的发展引起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认为这些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不仅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还能得到政府在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支持。这些公司由于涉及国家的安全和战略利益，因此透明度相对较低，很少披露其资产结构、投资动机、投资行为以及投资收益等细节[5]51。近年来，“中国公司”（China Inc）的概念甚嚣尘上。2005年，泰德・菲雪曼（Ted Fishmann）在其《中国公司》（China， Inc.： How the Rise of the Next Superpower Challenges American and the World）一书中指出，“中国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工业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严重消耗并威胁到世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2）工业和政府有一定的联系；（3）工业被国家领导了；（4）工业（尤其是资源工业）经常是政府的职能；（5）政府支持给予“中国公司”不平等的相对优势条件；（6）中国公司威胁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
二、“国家控制实体”与直接投资规则
一般说来，规则就是约束或激励行为主体行动的规范，而所谓国际经济规则也就是在国际范围内约束不同的行为主体活动的规范。就国际投资规则而言，自1959年第一份双边投资协定签订以来，截止2009年，全球共有2 750份双边投资协定和250份含投资章节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大多以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为首要考量，要求东道国开放其市场、降低对投资者的绩效评估、为跨国公司及其资产提供种类繁多的各种保护，如免受任意的国有化，从而确保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投资者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充分的保护和安全等。[6]407尽管相关规定对投资者存在偏向性，但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因迫切需要引入外资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往往会采取积极主动态度以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2-2009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共有2 748项变更，其中有89%正朝着有利于外国投资者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过去几年新兴市场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曾经的东道国正在慢慢转变角色，成为母国（见表2），更多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所谓“国家控制实体”（SCEs）成为全球市场上的投资者。目前， 在全球跨国公司100强中，国有跨国公司占据了19席，其中一半以上（56%）的国有跨国公司都位于新兴经济体。[7]19哥伦比亚大学Vale可持续国际投资研究中心Karl P. Sauvant 和 Jonathan Strauss的研究认为，“国家控制实体”（SCEs）控制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8]
表2 200家最大非金融跨国公司中总部位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
国有企业名称 国别 所属行业 政府股权比例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国 多样化 100%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马来西亚 自然资源 100%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国 运输、船舶和仓储 100%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巴西 自然资源 6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 自然资源 100%
委内瑞拉石油公司 委内瑞拉 自然资源 100%
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 印度 自然资源 74.14%
亚通 马来西亚 电信 97.72%
中化集团 中国 自然资源 100%
华润集团 香港，中国 自然资源 51.38%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 自然资源 100%
马来西亚森那美公司 马来西亚 多样化 51.93%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中国 建设 100%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国 自然资源 100%
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中国 自然资源 100%
淡水河谷 巴西 采矿 巴西政府持股39.7%
塔塔钢铁公司 印度 金属及金属制品 印度政府持股15.74%
南非移动电话网 南非 电信 南非政府持股17.63%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 香港，中国 电器与电子设备 中国政府持股10.37%
沙索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南非 化工 南非政府持股30%
斯坦霍夫国际控股 南非 多样化 南非政府持股14.89%
萨佩有限公司 南非 木材和纸制品 南非政府持股11.9%
联想集团 中国 电子与电子设备 中国政府持股36%
中兴通讯 中国 电子通讯与制造业 中国政府持股32.45%
冠捷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 批发贸易 中国政府持股35.06%
资料来源：Karl P. Sauvant & Jonathan Strauss：“‘国家控制实体’（SCEs）控制着近2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哥伦比亚外商直接投资展望》，2012年4月2日第64期。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生产和发展的非股权形式”，《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第19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2年版。
2008年10月初召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第三次国际投资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家控制实体（State Controlled-Entities）的对外直接投资：相关规则是否需要变化？”。[9] 2011年，许多发达国家计划采取一些新政策措施，对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所主导的FDI进行限制。发达国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的所有权特点和治理结构会引起东道国对其带来的不公平竞争问题和可能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的担心。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而言，新兴经济体国有跨国公司的投资带来了两大挑战。第一，以往的发达经济体多为母国，即便作为东道国，也往往是在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中作为东道国，发达经济体之间享有历史性的“共荣”。如今，他们需要将曾经的东道国视为母国；第二，理念的冲突或许更为重要。在西方理念中，“国家控制实体”有违自由经济的基本原则，其在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规则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考究。“国家控制实体”不同于国际直接投资规则中的“投资者”概念，是一个介于“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概念，而既有的国际投资规则主要有利于“投资者”，防止“政府”对自由市场的“投资者”的侵害。如果将“国家控制实体”界定为“政府”，在既有的国际投资规则中，“政府”或以“母国”或以“东道国”的身份出现。但现实中的“国家控制实体”又是以“投资者”身份出现的，无法履行现有协议中的“国家权利和义务”；如果将“国家控制实体”界定为“投资者”，显然其相较于传统的“投资者”拥有更多垄断性权力和资源，在传统的自由市场中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会损害既有的“非国家控制实体”。
研究近年发展趋势可以发现，各国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外国政府控制”的资本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对其“加强约束”的比例越来越高。以美国例，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在白宫和国会的支持下正式通过。这份由布什总统于2007年7月26日正式签署的法案是对1988年《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的最新修订。2008年4月28日，作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牵头机构的美国财政部公布《关于外国法人在美兼并、收购和接管的规定》，并将其作为《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旨在落实《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有关规定。该法案的通过不仅使美国对外资交易的审查范围更宽泛，过程更加漫长，也标志着美国外资管制体制的基本成形。在新法案中，美国进一步明确了审查中的考虑因素：（1）并购对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技术的影响；（2）并购向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风险；（3）并购是否涉及外国政府所有的资产等。新法案还要求考虑该外国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外交一致性，在多边反恐、防止核扩散以及出口限制方面的政策一致性。[10]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不仅反映在国家层面上的正式法律约束和政策限制，还包括产业层面上的行业准入限制、企业层面上的股权比例限制以及社会层面上的民族情绪和文化抵制等。根据投资保护主义的分类，除了政府层面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还应包括产业和企业等层面的投资保护主义，如反垄断法、知识产权规定和环境保护的规定等。美国的反垄断法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横向合并指南》和《知识产权转让反垄断指南》等。行业准入规制包括《银行控股公司法》、《农业外资披露法》、《外国人注册法》、《联邦能源法》和《电信法》等。美国各个层面的投资保护主义法律体系十分完善，投资保护主义制度化的发展倾向也逐渐清晰化。
三、国际投资规则的转型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治风险
美国等发达国家正积极倡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制定新的投资准则，中国必然是其目标甚至是主要目标，因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占居主导，财富基金也才刚刚设立。[11]65而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制定可能的国际直接投资总协定中并不占有结构性权力的优势，就如同在关贸总协定中那样。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创始人之一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r）所创立的“结构性权力说”可以对国际投资规则的转型做出解释。她认为，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前者是甲靠权力迫使乙去做或许他本来不想做的事，即是对过程或结果的控制；后者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机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办法的权力，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权力，是决定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框架的权力。[12]21
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往往是海外并购的主体。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身份和背景十分敏感，经常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产生质疑。哈佛大学教授拉胡尔・普拉哈卡（Rahul Prabhakar）以收购方企业国有化程度为争论点，分别选取联想成功收购IBM和迪拜港口收购受阻案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国有性质在美国国会的审查方面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13]在具体做法上，近期许多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引入多种措施，以扩大东道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通过引入国家安全、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审慎措施、国际收支平衡与保护环境等一般性例外措施扩大东道国的监管空间。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安全考虑已成为当前许多国家进行投资并购审查的重要措施。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家强化了国家安全措施，并对“国家安全”概念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为政府扩大审查范围、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审查保留空间。[14] 226
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规定，英国贸易部长有权对英国利益造成损害的或有造成损害之虞的国际贸易，下令加以管制或控制。如果英国贸易部长认为跨国并购损及英国的利益，即要求在英国境内任何人或任何商业经营者应向其申报其所采取停止措施的行为。[15]172例如，2011年3月，华为公司出于作为上一届奥运会东道国公司为2012伦敦奥运会献礼的目的，欲帮助升级伦敦的地铁通讯系统，主动提出愿意出资5 000万英镑，即超过5亿人民币免费为伦敦地铁铺设手机网络，但英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这一大礼。
美国作为中国重要的海外投资目的地之一，一直用其“国家安全”标准限制中国企业的进入，而具体执行这一政策的便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无论是早先的中海油并购优尼科，还是近年华为对美国3COM公司及3Leaf Systems公司并购案的失利，从中都能看到CFIUS的身影。从设立之日起，CFIUS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商务组织，而是和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近年来，CFIUS的政治化倾向愈加明显。国会介入了大部分外商投资的审核过程，议员们利用媒体、利益集团等组织发挥政治影响力，企图在审查过程中施加影响。这一倾向在近年来的一些中国企业对于美国的并购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根据《经济学人》信息中心（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的统计数据：2004-2009年，中国81%以上的海外并购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16]长期以来，活跃在海外并购市场上的企业主要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五矿和武钢等拥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大型国有集团。国有企业主导虽然是中国经济的特点，具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海外并购时却成了“绊脚石”，因为东道国对国有企业以及财富基金的审查和限制往往比民营企业更为严格。例如，美国为了保护战略性工业的安全于2008年发表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家安全报告》。这些举措显然旨在加强对跨国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的管理，尤其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的企业以及财富基金需要“加强监管”，其中涉及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中司（我国的财富基金）。
关于如何应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一些专家学者已提出部分建议，包括熟悉投资环境、聘用东道国权威的财务法律顾问和加强对东道国政府与媒体的公关等。但在笔者看来，只有注重中国经济转型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更好地化解企业“走出去”时的阻碍。中国的经济推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型国有企业，这一点很容易遭致其他国家的诟病。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不够重视。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统计年鉴数据，在中国6 517 700家企业中，私人控股企业占据了5 126 400家，吸纳就业人数94 176 000人，在近年来的GDP中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走高。[17]这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从应对跨国投资“非传统政治风险”的角度来看，通过政策扶持等手段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可以减少他国对中国企业海外经营与发展时的敌意。另一方面也将在“非传统政治风险”频发的市场环境中为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赢得必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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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琼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0级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文章分析了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证券投资理论的独到见解，进而总结了这些理论的总体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证券投资理论的发展基础及作用领域。
关键词：诺贝尔经济学奖；证券投资
自1969年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数位证券投资学领域的经济学家获得了其桂冠。证券投资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既反映了证券投资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地位，也体现了证券投资学理论研究对整个经济学的理论贡献。
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阐述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他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决定资产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assets)的研究为当代资产组合选择理论(portfolio selection theory)之先河，明确提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当时全世界的报纸普遍报道托宾：“耶鲁的经济学家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而获诺贝尔奖。” 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系数：“托宾Q”系数或托宾Q比率，该指标为企业股票市值对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衡量一项资产的市场价值是否被高估或低估。该成果沟通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公司价值分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8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他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的规律，即个人的资产积累与其生命周期阶段呈现规律性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决定证券市场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偏好。同时，他与默顿·米勒提出了著名的“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指出在不确定条件下分析资本结构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方法，表明在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该理论成为现代公司财务理论的一大基础。
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他们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金融证券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在一个给定的证券投资总量中，如何使各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达到均衡；如何以这种风险和收益的均衡来决定证券的价格；以及税率变动或企业破产等因素又怎样影响证券的价格。默顿·米勒(Merton H. Miller)的的重要贡献是“MM定理”的及其推进。马科维茨的贡献是他发展了资产选择理论，开创了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该理论被誉为“华尔街的第一次革命”：传统的证券投资理论局限于经验性的定性研究，该理论首次运用数理统计分析的方法，把证券投资的收益和风险用期望收益率和方差两个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使证券投资理论跃升为一种科学分析理论，为其后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夏普根据马克维茨首先提出的一个模型探讨了证券组合分析的一些方法，当时称为“单一指数模型”，即现在的“单因素模型”，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
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默顿和布莱克—斯科尔斯的重要贡献在于期权定价理论。并将定价模型扩展到许多衍生金融品上。迈伦·斯科尔斯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对某一特定证券定价时，不象统计或回归分析那样，需要这种证券或与其相类似证券以往的数据，它可以对以往所没有的新型证券进行定价，这一特性扩大了期权定价模型的应用，为企业新型债务及交易证券如保险合约进行定价提供了方法。
200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 Granger)、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F. Engle III)。 他们给经济学研究和证券投资理论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用“随着时间变化的易变性”和“共同趋势”两种新方法分析经济时间序列。此前理论人员在进行估量、预测、检验假设时，一般都按时间排列的观察周期即时间序列的形式使用数据，比如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物价、利率、股票价格的时间序列趋势等，分析时间序列的稳定性和趋势性。用于稳定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稳定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格兰杰和恩格尔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来分析许多经济时间序列中两个关键属性：随时间变化数据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在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随着时间的随机波动，具有易变性，股票和各类有价证券
关键词：跨国公司；OL 模型；策略变量；面板数据检验
中图分类号：F064.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深，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令人瞩目的亮点。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企业的专享权利，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无论从投资额流量还是存量，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项目规模，都在迅猛增长。长期以来，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主流理论已经越来越无法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尽管西方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流派不断地延伸和补充原有的理论框架，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其中，但理论假设的局限性，使得对理论的局部修订无法从根本上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
上世纪8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1980 ―1990 年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由153 亿美元增长到400 亿美元，占世界投资总额的3%。此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占世界的比重更是稳步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都分别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不少企业还直接打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市场，对于这种现实发展格局，传统的以垄断优势为前期的理论以及基于竞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FDI 理论都无法给出前后一致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的前面,迫切需要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 。
根据投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正处于对外系统投资向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过渡时期，越来越多的企业正由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尽管如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仍然不大，面对日益全球化竞争的市场局面，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加大对国际市场的投入，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积极利用国内外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在竞争中获得成长，努力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同时，近年来持续的贸易顺差使得外汇储备高居不下，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刚性的汇率政策导致人民币流动性过剩，造成宏观经济调控的压力不断增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缓解外汇储备过多造成的压力具有显著效果和积极意义。由此看来，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将是我国中长期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
中国企业真正走向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在引进外资和技术的过程中，一些企业在跨国经营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成功的案例不多，而且走出去的企业处于零散和非组织状态。中国企业走出去，初具规模，但未形成较固定的模式，能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做出有效解释和指导的理论也还未成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的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总结已有的经验教训，借鉴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设计出适合自身条件的国际化路径，尽早启动国际化战略，以便能够在国际化的经济环境中生存和顺利发展。
二、获取优势的FDI 的理论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假设及模型建立
首先我们假设外部环境因素未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障碍；其次内部化优势是预先确定的条件。在此基础上OLI 框架可被简化为更为简捷的OL 框架。我们期望据此讨论企业依赖资源禀赋和能力空间分布优化资源配置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见图1）。
用横轴代表企业的竞争优势变量O，纵轴代表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变量L，U 代表对外直接投资的无差异收益曲线，其含义是，O 和L 可以相互替代使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水平不变，如图中的M 和N 点表示同一无差异收益曲线上不同的（O，L）组合。QQ'是企业竞争优势O和区位优势L 相结合形成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与不同水平的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有交集，由原点到其上任何一点构成一对（O，L）的合成矢量，代表由特定O 和L 构成的一定结构和规模的FDI 活动①，不同的OL 组合得到不同的FDI 收益水平，但可以证明，两条曲线切点P为最优的（O，L）组合。
我们将θ0 和l0 分别定义为在东道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要求具备的最低条件，或是说最低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值和区位优势变量值。在此基础上，从分析的简捷与高效率出发，将图1 分为三个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区域②：
首先是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基本特点是企业的对外投资不必然在具有先决优势条件下发生，而是依照获取优势的目标的策略性投资，即当一个企业尽管弱小，可能因为某些特性或条件，如产品分类或专业化分工格局，超过了最低条件的策略投资门槛，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发展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在A 策略区，即由θ0 和纵轴包围的以斜线标识的区域，一个未具备显著竞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区位的方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把从区位中吸收的外部资源转化为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以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提升到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③，在图中，我们以箭头形式表现了A 策略是一个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形成了（θ0，lQ）组合；在B 策略区，这是由l0 和横轴包围的以竖线标识的区域。我们将B 策略定义为一个具备较明显优势的企业，不考虑借助区位优势而利用所有权优势不断扩张发展的情形，形成了（θQ，l0）组合。
其次是综合竞争优势扩张区域，即图1（θ0，l0）以外的点状区域，记为C 策略区。在此区域内，企业可以综合采取区位优势L 和所有权优势O 来不断扩大自身的综合竞争优势。所谓综合采取OL 策略的含义是，在C 区域，企业有了一种更有效的扩张策略，同时扩大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要素优化配置，使企业综合竞争优势的可能性边界QQ'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在P 点相切。我们用图2分别对实践中出现的不具备优势先决条件的企业和常见的具备优势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出了解释，这两类企业分别采取A 策略或者B(C)策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
下面我们给出企业在采用不同策略时的动态变化过程。A 区，某一时刻T，企业所拥有的O（T）优势是相当有限的，这时，如果企业具有较强的吸收国外区位优势的目的性和能力④，那么由OL 之间的可替代性，仍能实现FDI（在Q 点，尽管此时获得的收益并不高），这就是实践中存在的众多不具备垄断优势的中国企业存在FDI 活动的情况。在B 区，某一时刻t，企业拥有较强的O（t）优势，必然能够进行FDI，这实际上是先期具备垄断优势的西方跨国公司的情况。但是，从与FDI 无差异收益曲线的交集来看，在A 和B 区发生的FDI 均未达到最佳收益状态。因此，存在这样的动机，使得无论是处于A 区的企业（如某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还是处于B 区的企业（如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向O 和L 的最优组合点P 移动，从而实现两者的最优配置，说明了将O和L 有效结合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跨国经营收益，这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所在。在某一时刻，企业具有固定的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此时，企业为了获得最好的FDI收益，会对O 和L 进行一定的配置选择，但是，对于企业更有利的方式是在充分利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努力补充和扩大对另一类优势的配置，这样会使得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外移，达到更大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见图2）。
可以看出，企业从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的初始状态qq'可以向qQ'移动(充分发挥现有O'优势以扩大其综合优势，相当于图1的B策略区)；也可以向Qq'移动（在利用现有z优势的基础上补充L优势，相当于图1的A策略区）；这两种移动方式都能达到更高的跨国经营收益水平U' ，在m,n两个交点取得同样的收益。再有一种可能是由qq'直接移动到QQ'，获得更高的FDI收益（相当于图1的C策略区）。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也就是企业综合优势可能性边界从qq'外移到QQ'的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基本上采取的是B或者C策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初始阶段往往采用A策略进行战略资产寻求型(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也有采用B策略向欠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证明，采用A或B策略都无法达到最佳对外直接投资收益水平，是次优选择。从国内企业对外直接所采取的策略角度，存在着先采取A策略以获取优势，继而采用B策略利用和扩大优势，从而最终达到直接采用C策略的理想状态。同理，由B到A最终达到C也是可行的选择。
基于特定优势的FDI理论只关注到母国企业如何利用已有优势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市场份额和收益，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这与当时东道国的优势相对而言微不足道有很大关系。尽管如此，作为主流FDI通论的折衷理论（OLI）里，已将东道国优势，即区位优势作为FDI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果东道国不具备这种优势，就无法吸引境外企业来投资，反过来也就是说，从贸易发展到契约投资再到直接投资的形式升级，是为了利用或获取更多的优势。具有特定优势的企业在FDI时，相对而言具备了更好的起始条件，与通过FDI获取更多的优势资源的目的并无矛盾。而且从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目的出发，单纯利用自身先决优势的FDI只是次优选择，这类企业具有基于自身优势进一步获取更大优势的动机和条件。
（二）模型推导
在附加策略变量OLI模型基础上，认为在某一时点上，跨国经营的水平和方式是由企业的OLI特性及其基于自身长期最优化目标和现阶段的国际化发展战略而决定的。即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综合优势边界的扩展趋于零，也就是说，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也只能获得微小扩展。⑧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外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对于存在技术快速变化的产业来说，企业以这种缓慢的低水平积累方式可能永远无法达到竞争对手的水平。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计量检验
（一）FDI的获取优势动机的计量检验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已经具备了以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动机，可以通过检验FDI与一些代表优势差异的变量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进行检验。
1.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和竞争优势的假设
（1）、技术水平的差距。技术获取型的FDI在发展中国家的FDI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同时也在中国的FDI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是否越大。据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技术水平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2）、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中国企业为了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需要向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投资，以学习和吸收其技术和管理,我们可以推论，当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时，中国对东道国的FDI可能越多。
假设二：劳动生产率差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成正相关。
（3）、市场规模。理论上，市场规模是FDI的重要决定因素（Dunning 1980）。
假设三：市场规模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有显著关系，但是方向不确定，即可能负相关，也可能正相关。
（4）、贸易额。我们把贸易额分为进口额和出口额两种。
假设四：进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假设五：出口额与对东道国的投资量正相关。
2.计量检验过程
（1）因变量文章采用中国对东道国的投资存量作为因变量，用FDI表示。
（2）自变量①技术水平差距。本文技术水平用研究和开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来衡量，用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减去中国的水平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TE；②劳动生产率差距。本文用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减去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得到的差值作为变量，表示为LP；③市场规模。本文用东道国的GDP作为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变量；④进口额。进口额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进口数据；⑤出口额。出口额也采用我国对东道国的年度出口数据。
本文构建如下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检验：
其中，i表示国别，t表示时间， μ为白噪音项（零均值、等方差）。
本文选取了21个发达国家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来检验中国FDI的决定因素。因数据索取的限制和TE、LP数据来源的不同， 我们分别选取了两个时间段的数据， 2003-2004年的TE、LP数据来自《2008国际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2005-2006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相应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进行检验。因变量FDI数据来自于《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S、IM、EX、来自于《国际统计年鉴2008》、《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8》和中经网数据库等。
本研究使用的是时间系列横截面数据，而且使用的是变截据模型，将斜率系数假定为不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
（3）回归结果
上述变量均通过了T检验。
两个时段的检验的未加权的回归调整R2都超过了0.95，经过加权后，调整后的R2高达0.99，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此模型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99%。从T统计量来看，除了2003和2004年中的LP通过的是10%的显著性检验，其余系数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度显著。但是，两次检验出现了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大小差异。
2003-2004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EX与预期一致，MS系数为负；而2005-2006年的检验结果中，TE、LP、IM与预期的符号一致，MS的系数为正。两次检验的结果差异可能部分来自于统计口径的不同，但也说明了这两个阶段的FDI动因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4）结果分析
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计量检验结果说明，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升竞争优势的计量检验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竞争优势的变化的影响，可以从其与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关系中表现出来。本文采用的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及脉冲响应函数等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DLFDIt ，DL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DL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长率，DLLPt为t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数据平稳性检验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本文选取的指标为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为了去除物价变动因素对上述两变量的影响，我们用GDP平减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1978年的GDP指数为100）作为通胀率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得到他们的实际值。之所以用这个指数为价格指数，是因为在几个价格指数中，它能够全面反映物价走势，而CPI、PPI等只能反映某一方面的物价变动情况。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序列的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所以对各变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得到数据LLP和LFDI。
1985-2007年劳动生产率和对外直接投资量均呈大致形同的稳定增长趋势，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比较平稳，而对外直接投资在增长过程中有些起伏，升降交替的现象。因此，初步判断这些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而且通过下面对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即ADF检验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对上述变量采用一阶差分后，由图3可以看出各变量的差分序列呈现平稳的变化趋势，利用EVIEWS4.1分别对两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2。
检验结果标明，虽然个两变量的对数序列是非平稳的，但其一阶差分序列为平稳序列，即LLP和LFDI均为单阶协整I(1)。我们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3。
第一行检验的原假设为2个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5%显著性水平下已被拒绝，说明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第二行检验的原假设是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这个假设被接受，表明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之间有长期的相关关系但其并不能具体指出是否存在短期因果关系。因此需要用Granger因果关系法进一步检验。
采用非平稳序列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劳动生产率（LL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进行检验，可得到表4的结果。
由表4的结果可得出：在10%的置信水平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这是一个非平稳的VAR模型，非稳定的VAR模型是不可以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的。
从计量结果上分析，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相互影响；但在短期来看，劳动生产率（LLP）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LFDI）之间是单向的影响关系，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对提升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效应短期内尚未显现出来。
(3)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将最大滞后期定为5。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本文VAR模型的最佳滞后期为2。
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检验（Granger）结果，见表5。
通过表5可得出在10%置信水平上，滞后阶数为2时，得出劳动生产率对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为单向影响关系。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DLFDI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下页：
上图中左下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响应不是十分强烈，但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6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3.6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6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右上图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4.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4)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受到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的影响要比劳动生产率增长率DLL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DL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与技术水平提升的关系的检验
本文通过VAR模型分析，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动态地观察变量全要素生产率（TFP）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之间的影响关系。因此本文采用VAR模型来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其中， Yt=[GFDIt ，GLPt ]，各变量说明如下：GFDIt为t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LPt为t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具体变量数据获取或计算方法见下一部分的数据来源和变量计算。
(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原始数据来自我国历年的统计年鉴、《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2004》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1985 ―2002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于我国官方公布的最早数据是从1985年开始的，所以以1986 ―2007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数据。
技术水平提升指标用A/A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来表示。
本文1986-2004年的数据采用了郭庆旺和贾俊雪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中的用索洛剩余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2005―2007年为本文自己测算得到。本文选取1985―2007年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具体测算公式为：GFDI(%)=(FDIt-FDIt-1)/ FDIt-1。
根据数据，可以得出GFDI与GTFP的时间序列图，可以发现GFDI与GTFP都比较平稳，而且，对上述变量进行ADF检验可得到数据平稳性结果。
（2） 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
由于本文的样本数据规模比较小，而VAR模型滞后期过大会导致自由度减小，直接影响模型参数估计量的有效性，对不同滞后期统计得出结果（见表4）。
以AIC信息准则最小为依据，将最优滞后期定为2，这是一个平稳的VAR模型。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两个序列的VAR模型脉冲响应图如图4：
图4中右上图反映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响应。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响应。脉冲反应曲线像一个正弦波，大概周期为7年左右，首先是正向反应，到第4年左右开始负向反应，然后大概到第7.5年响应基本衰减到0。上图中的左下图反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对此的响应，响应程度较大。第一个周期像一个波动程度较大的正弦波，首先基本是正向反应，第2年达到最高点，然后下行并在第3年达到最低点。大概5年完成一个周期并开始第2个周期，但是第2个周期的反应程度大大减弱，并且周期拉长。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信息。
由表8可以看出，在GFDI的变动中，9.2%～19.9%的波动可以由GTFP的波动来解释，而在GTFP的波动中，1.1%～1.4%的波动可以由GFDI的波动来解释。预测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作用目前还不是很显著。
（3） 结果分析
从统计图上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存在一定程度的协同关系，走势除受到特殊原因的冲击外，图形比较吻合。
从计量结果上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之间有一定程度的相互影响，同时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的影响要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GTFP受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GFDI的影响大。这说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率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影响的力度较弱，说明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影响力还较小。
（三）计量检验的结论
通过对中国2003-2006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进行计量检验，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FDI已经明显体现出了从占领市场和资源扩展到获取战略性资源的转变，而且从市场规模的符号由负数变成正数，也显示出中国FDI从前期的优先考虑资源投入，宁可暂时损失一定的市场，变成了兼顾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获取技术、管理优势的模式。这不仅仅是主观的战略改变，也说明了通过获取优势为目的的FDI，确实提升了中国企业相对被检验的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
四、建议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开展向境外获取优势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加以提倡和鼓励。然而，实际上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虽然已经有了学习型的对外投资，但在整体上对中国企业的帮助效果表现得还不明显。这一方面来自企业对此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在企业的各种准备条件上还有困难和欠缺。如何解决这些现实而具体的问题，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对外经济和外交的努力、金融机构的配套服务、企业的产业选择和发展战略、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人才的培养和配置等诸多方面，都有进一步检讨和改进的空间。
注释：
FDI（对外直接投资）只是跨国经营的一种方式，本文虽未做明显区分，在使用跨国经营时主要是指FDI。
实际上，以 θ0 为界，企业按照初期是否具备较大的所有权优势被分成两类。
当然，企业必须具有吸取外部资源为己所用的管理能力。
还可以考虑母国政府从外部提供给企业的帮助其获取区位优势的有利条件，如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
在该区域里，企业不具备能够借助国外区位优势的能力，除了企业本身资源和能力限制，以及可能的政策环境因素约束之外，也可能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企业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会选择 C 策略，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结论，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此处假设企业选择 B 策略。
过去的西方主流FDI 理论未将产业选择纳入考量的一个原因也基于其企业处于选择B 策略阶段，但随着世界经济复杂性、变化速度和互动性增强，具有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企业不得不摈弃单一化的B 策略，而采取C 策略也必须考虑到行业选择对企业建立和维持优势的影响。
反过来看，这也证实了企业采取B策略的前提应该是拥有较强的综合优势，单纯采取该策略，企业收益尽管是在增长，但综合优势边界并没有显著提升。从企业整个生命周期来看，B 策略并非最优的长期选择。就足够长的时期来看，具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也并非固守B 策略，而是更多地采用C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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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权摩擦；软预算约束；恶性增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前所未有、全世界为之震动的成就，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并存发展，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相比，我们有自己的特色，作为过渡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技术移植和扩散的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国家控制转轨进程中的工具和系统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协调器，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却不是那么的令人满意，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所有者缺位，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虽然国有企业的投资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拉动作用，但是30％的国有企业却占有几乎70％的国家信贷，并且国有企业投资欲望过于强烈，恶性投资现象比比皆是，从而造成战线过长，效率低下，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目标只能有一个，那就是获得利润甚至是超额利润。那么国有企业为什么总是会发生投资决策失败或者明知道可能会发生亏损还要进行投资的现象呢?这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所为呢?我想答案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获得：
1．国有企业目标错位直接导致其投资行为的变异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投资的控制边界、收益边界和责任边界的错位问题，使企业可以忽略投资的基本原则要求，结果必然是投资活动效益低下，乃至亏本。国有企业本来就不同于市场经济中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它具有多元性目标，加上政企严重不分，企业主管部门与经营者作为直接的投资决策者，就能够偏离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的目标，而优先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目标。国有企业一直患有投资饥渴症，一味地追求扩大企业资产规模，从中享受由投资扩张带来的各种利益，但是，却不必承担因投资扩张造成的亏损，因为在既有体制下，它们可以把投资失败的责任最终推给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和企业职工来承担，于是企业追求扩大资产的目标在投资决策成本能够外部化的情况下，投资活动失去了应有的约束，最终必然造成投资行为与结果偏离资产所有者的理性要求。
2．投资体制转轨期的产权摩擦，使国企盲目扩大其投资规模
所谓转轨期产权摩擦，是指国有企业用银行或其他渠道贷款进行投资后形成的资产归属纠纷问题。按理说，企业在还本付息之后，这部分资产应直接归属企业，它不是由国家财政投资形成的，所以不应该归属国家。但是实际做法不是这样，而是将它与国家财政投资形成的资产一样看待，所有权都归属国家，于是产生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摩擦，产权摩擦使国有企业“失血”过多，再加上改革以来市场竞争不断增强，国有企业越来越失去原有的垄断地位，特别是那些非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的行业利润率走低，因而这些企业的国有企业亏损状况也就更严重。这时贷款投资规模越是扩大，亏损也就越严重。在产权摩擦造成企业失血过多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投资的收益、权利与责任错位的体制因素有发挥作用，使企业经营者仍要继续扩大贷款投资。
3．软预算约束使国企恶性增资投资成为可能
所谓恶性增资是指缺乏投资过程中的纠偏控制机制，面对失败的投资无法终止而继续投入资源，甚至大大超出原来的投资预算，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如果投资者决策者预期在企业财务困难时会经常地得到债权人提供贷款的帮助，就会在投资之前依赖于这种预期，于是形成软预算约束。因为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关系，政府作为所有者很难有效监控企业管理，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严重，并且几乎一直就处于软预算约束状态。由于国有企业与银行的特殊性质以及其他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企业即使不能如期履行偿还借款本息，仍然不会破产清算或转交给贷款银行控制，而且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存在，会继续指使国有银行对财务状况明显恶化的企业提供大量的贷款支持。在债务不能作为重要的破产约束机制后，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没有什么限制，即使投资结果是失败的，企业也会进行投资。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样的投资决策必然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阻碍了国家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怎样把国有企业的不良投资转化为有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投资，把不利转为有利，针对以上的问题以己之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明确经营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投资目标
政企真正分开，权利和责任真正明确，国有企业虽然身份有其特殊性，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主体，国有企业必须有其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这样才能有效监督经营者的投资行为。经营者必须明确其应尽的责任，如果经营者以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服务，必须使其受到严厉的惩罚。目前我国监督体制很不完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给全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国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只有在经营者权、责、利充分明确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国企投资目标，基本的投资原则要求在合理设计投资项目未来现金流的基础上，投资净现值大于或至少等于零的项目，否则应该放弃。并且经营者必须充分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和体现投入产出效果的相对指标要求。
2．真正意义上理顺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的关系
在我国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就像是为国家财政打工的两个好兄弟，在盈利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利润都要上缴给国家财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有国家财政来拨款或者指示国有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来进行投资。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与从国家财政那里得到补贴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实质性区别，这样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行为就会肆无忌惮，因为它后面有国家这个强大的政治武器做后
盾，如果说国有企业会和非国有企业一样小心翼翼行事的话，我想没有人会相信了。所以说如果国有企业投资失败，投资资金无法收回，结果就会导致国有银行严重亏损，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亏损必然要求国家财政予以支持，结果导致国家财政出现赤字，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对经济的健康运行有巨大的阻碍作用。所以说国企和国有银行必须是互相独立于国家财政之外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样才能够独立行事。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借款必须经过银行的严格审批，签订严谨的协议，必须有抵押，银行方能借款，如果到期国有企业不能偿还，银行就要令其清算，没收抵押财产进行拍卖来弥补银行的贷款资金，或者说以债转股参与国有企业的经营(如果这个企业还有发展前途的话)。国有企业的盈利部分除以税收形式上缴财政外，其余的部分应归其所有，不应再交于财政，这样产权摩擦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通过这样一系列措施，国企的领导人必定会仔细思考投资的成本与收益了，必定使其把其他可能发生的不定因素考虑进去，盲目投资的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3．软预算转为硬预算，切断其超额投资资金的来源
一、电力技术经济学实验教学目的及意义
技术经济学属于交叉渗透、综合应用学科，电力技术经济学原则上属于技术经济学，是技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电力技术经济学从经济学角度属于应用经济学。如果技术经济学属于一级应用经济学，那么电力技术经济学作为技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便属于二级应用经济学科，从学科角度它属于交叉学科。[2]
“电力技术经济学”课程具有理论性和实践应用性强、理论知识创新速度快、多学科交叉等特点，相应地对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本科教育的需要，更好地把理论教育与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合理的实验教学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实践环节要求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电力技术经济学经济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方案比较等基本理论知识，并能综合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使学生在学习了电力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能利用项目投资决策数据分析软件，熟练掌握对项目投资决策数据分析的实用技术，独立完成对电力建设项目投资决策数据的分析。本文选择CPDAV1.1为实验教学工具，从电力技术经济学基础理论出发，对相应的电力技术经济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探讨。
二、电力技术经济学实验教学内容
1.基础知识
（1）资金时间价值。用来投资的一笔资金，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也比将来可获得的同样数额的资金更有价值。因为当前可用的资金能够立即用来投资并带来收益，而将来才可取得的资金则无法用于当前的投资，也无法获取相应的收益。不同时间发生的等额资金在价值上的差别称为资金的时间价值。[3]
（2）技术经济评价指标。工程技术方案经济性评价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效果的评价。经济评价的指标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从不同角度反映工程技术方案的经济性，总体来说，经济性评价基本指标有如表1所示的类型。
（3）编制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是指工程技术方案在计算期内各年可能发生的收入与支出的货币量。[4]整个计算期的现金流量可以勾画出投资活动的情况。根据这些现金流量可以计算投资的经济性评价指标，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按照其在投资项目所处的不同阶段,可分为期初现金流量、经营期现金流量和终结现金流量三部分。
1)期初现金流量。指投资项目开始时在建设期内发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主要包括：建设投资、净营运资金投资和其他投资费用等。
2)经营期现金流量。指项目建设完成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主要包括：营业收入、经营成本、营业税金和所得税等。
3)终结现金流量。指项目终止时发生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量。主要包括：回收固定资产残值、回收净营运资金等。根据期初现金流量、经营期现金流量和终结现金流量可以编制出电力建设项目从开始投资建设到运营终结整个生命周期的现金流量表，由此可以进行相应的经济评价指标计算和分析，从而判断项目是否具有可行性。
（4）不确定性分析、风险分析和敏感性分析。不确定性和风险是指由于对项目将来面临的运营条件、技术发展和各种环境缺乏准确的知识而产生的决策的没有把握性。当这些不确定性的结果可以用发生的概率加以表述和分析时，称为风险分析；反之，不能用概率表述的，称为不确定性分析。[4]当决策者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止一个，就要借助敏感性分析。敏感性分析可以帮助决策人了解项目的最后结果对于现金流量中估计值变化的敏感程度。
2.实验内容
通过对电力市场的调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分析电力工程项目投资、筹资主要过程，预测其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计算分析投资和经营各阶段的净现金流量和财务评价指标，编制相关的财务报表并结合CPDA（Certifiedprojectdataanalyst）项目投资决策数据实验室应用软件进行系列模拟实习，进一步掌握和提高综合运用“技术经济学”课程专业知识的能力。
（1）根据已知资料，分别计算电力建设项目的建设投资和净营运资金投资额、建设期贷款利息、折旧和摊销费用等。根据计算数据编制借款本金及利息还款计划表、利润与所得税计算表、全部投资及自有资金现金流量表、资金来源与运用表和资产负债表等。在编制以上表格的基础上计算全部资金和自有资金的静态投资回收期、动态投资回收期和内部收益率，并评价其经济性；最后对燃煤价格和运行效率和运营收入的变化作敏感性分析。
（2）在人工计算和数据整理的基础上，运用CPDA项目投资决策数据实验室应用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第一，输入项目基本内容：投资项目名称、投资方案代号、项目单位、项目金额、项目周期和数据分析方式等。第二，计算和输入技术经济数据：将投资方案的全部投资现金流量表数据输入到软件中。第三，建立现金流量表：生成税前、税后现金流，与自己已完成的分析结果对比。第四，项目决策综合指标分析：生成税前与税后指标。具体包括：投资回收期、净现值、获利指数、内部收益率、效益成本比率和净效益投资率等（如图1所示）。第五，敏感性分析：选择营业收入作为不确定影响因素，分析其在±5%的范围内变化给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指标带来的影响（如图2所示），并生成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报告。
3.实验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力求在保证理论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和避免因为理论知识理解失误造成的实际数据处理错误。此外，尽可能地与课堂理论教学内容相结合,注重实例分析,突出投资决策综合设计的实务操作性。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7001702
不论是在理论研究或者是在具体的经济增长的实践中，相比于劳动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及制度创新等其他要素而言，资本积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不计其数，其中大部分经济学家或者学者都将资本积累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主要手段，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对经济增长作用更为直接和显著，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一直作为各国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首要手段，是宏观调控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并不是决定者与被决定者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通过投资的两大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即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相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决定着GDP中用于投资的规模和水平，亦即经济增长为投资的扩张提供了良好的资金支持和物质保障。
1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图1所示，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18942.1亿元，与1990年相比超出约50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也较为迅速，与经济增长的趋势总体保持一致，由1990年的4517亿元迅速增至2012年的374694.74亿元。
图1 1990-2012我国GDP和固定资产
投资FI时间趋势图（单位：亿元） 目前来说，相关资料文献大部分运用计量经济学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下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了较统一的三种看法：（1）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的增长；（2）经济增长是资本形成的决定因素，快速的资本形成是由快速的经济增长水平决定的；（3）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些建设性的观点有利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模型建立，也为我们在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方法论的依据。
2 理论基础和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2.1 理论基础
根据宏观经济学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用支出法核算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时，通常会用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等指标来综合衡量。固定资产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大，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其他形式的投资而言是巨大的。根据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中主要介绍了投资乘数理论、加速原理等。投资乘数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提出，凯恩斯加以利用，该理论认为投资的增长将会引起扩大的数倍的GDP的增加。加速原理由法国经济学家阿夫塔利昂提出，该理论认为当产量或收入增加时，投资是加速增加的。“投资乘数理论”与“加速原理”所要说明的问题侧重点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说明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只不过是“投资乘数理论”说明了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说明了收入的轻微变动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
对于某一个的国家而言，投资乘数和加速数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究竟是投资乘数占主导地位还是加速数占主导地位，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选择我国1990-201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拟合计量模型，以此来确定该时期内是投资乘数理论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还是加速数原理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2.2 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
2.2.1 数据来源
经查阅《中国统计年鉴2013》（1990-2012）得到相关数据。本文采用GDP（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FI（固定资产投资，Fixed Investment）作为衡量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进行折算，消除价格因素对GDP和FI的影响，以此来更好地反映数据之间的的相关性。
2.2.2 模型的估计、检验与调整
（1）葛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当显著性水平α=0.05，取滞后长度为1、2、3、4时，均拒绝原假设，即近些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均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前者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者。
（2）数学模型的建立。
①初步建立模型
图2 1990-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y
与固定资产投资x相关图 如图2相关图表明，国内生产总值y与固定资产投资额x存在较明显的曲线关系。因此现将函数初步设定为对数模型，本文对固定资产投资额x进行自然对数变换，用lnx来表示，即：
t=β0+β1lnxt+εt
其中t为地区生产总值，xt为固定资产投资额，εt为随机误差项。由EViews最小二乘计算结果可知：
t=-71729.04+11022.17lnxt
T=（-13.4975）（20.9724）
R2=0.9544 2=0.9523
DW=0.4952 F=439.84142
②模型的检验。
1）经济意义的检验。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lnxt前的系数为正值，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一致。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年固定资产投资x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y将平均增长110.2217亿元。
2）统计推断检验。从回归结果看，可决系数R2=09544，这说明模型对样本的拟合很好，即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95.44%都是由固定资产投资决定的；系数显著性检验：给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n-2=21时得临界值2.080，由于解释变量的t值大于临界值，所以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影响。
3）计量经济学检验。取显著性水平α=0.05，观察DW值可以看出，因为n=23，k=2，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257，dU=1.437，而0
表1 对数模型的偏相关系数检验
从中可以看出，对数模型的第1期偏相关系数的直方块超过了虚线部分，存在着一阶自相关。也验证了DW检验的结果，我们考虑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调整。
（3）自相关性的调整。
加入AR项后，可以发现估计过程经过8次迭代后收敛：ρ1的估计值分别为0.7556，并且t检验显著，说明对数模型确实存在一阶自相关性。调整后模型的DW=1.5079，n=23，k=2，取显著性水平α=0.05时，查表得dL=1.257，dU=1.437，而dU
t=-62461.12+10213.50lnxt
t=（-3.9238）（6.8877）
R2=0.9777 2=0.9754
DW=1.5079 F=417.2563
模型2的拟合优度较模型1变大了，F检验也是高度显著的。这里，解释变量、常数项的t检验值都比较大，显著性概率都小于0.05，因此模型2较模型1更为合理。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通过上述拟合的回归方程，能够说明投资的乘数理论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具体实践中是适用的。因此，在今后较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还应继续将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选方式和手段，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人们更多是关注投资的规模而不是投资的结构，因此，如何使投资资源更加合理地配置和如何使投资资源的效率得到提高是我们下一步应该具体研究的问题。我认为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
（1）控制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首先，维持一定的投资总量，以此来适应经济增长对投资规模的续修；其次要时时刻刻维护好投资增长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为提高投资的使用效率和优化投资结构做好投资发挥作用的过程准备。通过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来改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效应。
（2）投资不可持续，实现多元增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经历了一个高投资和高增长的时期，这种方式的投资无可厚非给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支持，然而我国不能过分依赖于投资的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否则势必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后果，因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行经济增长方式由依赖投资实现经济增长逐渐向以消费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3）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协调发展。政府应充分履行其经济职能，合理引导资金的流向，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对不合理的投资规模进行一定的约束，尽量减少一系列的重复建设和盲目投资。另一方面，在保证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应统筹各方面的因素，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总而言之，固定资产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我们要时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宇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8）：1214.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相互关系；一元线性回归；对策
[中图分类号]F2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5-0094-03
固定资产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在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个先行指标，在确定经济发展规模、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投资又往往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投资活动实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本文拟从分析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入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次大的宏观调控经历，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探讨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充分发挥投资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更好地利用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和调控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1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非常紧密。在经济理论界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情况主要是由投资决定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效应，即具有投资供给与投资需求双重作用[1]。
投资供给，不论数量多少，都是向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也强调了资本积累对财富增长的作用，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投资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增加投资来促进国民经济相关行业的发展，从而刺激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它与供给一样，也表现出多级传导和扩散的功能，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拉动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短期内，投资主要是作为一种需求来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从长期来看，投资具有的供给效应更为明显。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双重效应，投资不但影响着当年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以后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宏观上看，投资项目之所以会出现，原因在于它所在的行业有资产更新或扩大供给的需要：一方面，经济活动过程中损耗的固定资产需要用投资来补偿；另一方面，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最终消费需求不断扩大，市场需求持续增加，从而刺激扩大供给能力。扩大供给能力必然需要增加劳动力、资金、技术和固定资产的投入。从这一角度看，投资需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内在需求，受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的制约，经济总量首先就是影响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初期无一不是依靠大量的投资建设支撑起来的，没有一定量的投资，社会经济就不会持续发展。从供给角度看，经济增长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共同推动的结果，表现在各部门生产总量或供给总量的增加，包括商品和服务的共同增加，从需求的角度看，社会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最终离不开三大需求，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加，就是对社会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增加，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投资、消费和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但是在一定时期，尤其是在不发达地区，经济蓄势起飞时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强于消费。
2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关系的整体评价
纵观5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因素。即使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也是如此。本文选取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数据来源：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2]）来论证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根据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已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可以得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影响如下：1981—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大致经历了相同的三个变动周期：其中1988年之前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波动较为频繁，但波动幅度不是很大；1989—1997年作为一个周期，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都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振动，其中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50.08%，而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6.6%，振幅达56.68%；1989年GDP的增长率为13.73%，而1995年GDP的增长率高达33.67%，振幅达19.94%。1998—2007年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都处于历史上振动幅度最小的阶段。以上具有显著特征的三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在各个不同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影响。1988年之前我国还基本上处于完全计划经济时期，因此，一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政府就会动用行政命令等非经济手段使其速度降下来，一旦增速较低，又会采用相反的手段使其速度加快，这种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调节同样影响着我国GDP的增长过程。1989—1997年正是我国经济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阶段，固定资产投资上的大起大落是在所难免的。1998年之后，特别是我国成功实现经济软着陆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得我国无论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都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发展的阶段，凸显出我国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步得以完善和发展的趋势。
尽管自1981—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周期大致相同，但是，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滞后影响，特别是自1988年以来，更为明显。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滞后影响大约是两年，而且1999年以来，这种滞后影响期似乎更长。如198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最低为-6.6%，而GDP的增速1991年才达到最低16.34%；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新一轮的最高点50.08%，而GDP的增速1995年才达到最高点33.67%；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又一次达到最高点18.03%，而GDP的增速直到2001年才达到新一轮的最高点10.19%；特别是2000年以来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增长直到2003年才在GDP的增长中显现出来（2003年GDP的增长率达到10.64%），随后的三年里GDP的年均增长率都达到15%以上。这些特点基本上反映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政策导向作用，即1998年以来，我国加大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力度，重视非直接经济行业的投资，为经济的新一轮大发展作必要的基础性准备工作；这也反映出我国正从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转变为既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又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取向。
3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相互决定的模型
因为在本次数据分析中只涉及两个变量，所以，我们选用的模型是一元线性回归模型[3]。规定Y表示“GDP总量”这个因变量，X表示“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这个自变量，建立数学模型，即Y=a+bX。
3.1 相关分析
根据1981—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数据（已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计算可得相关系数R=0.98，可知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与因变量“GDP总量”存在高度相关。
3.2 建立回归模型
在Excel中运用6SQ统计做出统计分析，得到的回归方程为[AKY^]=1.8966X+15575。
3.3 模型的统计检验
通过相关系数R能推断出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和因变量“GDP总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为了让我们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与可信度，我们在Excel中运用6SQ统计做出了F检验和t检验。
3.3.1 F检验
针对原假设给定显著性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第一自由度为1和第二自由度为25的临界值为4.24169898。通过运用6SQ统计得到的F=585.074081，由于585.074081>4.24169898，所以应该拒绝原假设，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因变量“GDP总量”有显著影响。
3.3.2 t检验
针对原假设H。：b=0，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到自由度为24的临界值为2.059538536，通过运用6SQ统计得到的t=24.18830463，其绝对值大于2.059538536，这说明应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对因变量“GDP总量”有显著影响。
4 加强投资宏观调控，促进投资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4.1 调整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投资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的投资总量中，各要素的构成及其数量比例关系，它是经济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融资渠道的不断拓展，我国现有的投资结构呈现出国家财政投资、银行贷款、企业自筹投资和利用外资多种渠道并存的格局。投资的适度规模和良好的投资结构是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也是优化社会事业结构，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统筹发展、可持续发展观的理念，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规划的主要着力点，把增进人民福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放到突出的重要位置。从过去主要考虑经济总量的增加转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偏重经济增长数量转向更加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要完成规划中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将一如既往承担重要角色。因此继续推动投资适度稳定增长，优化投资结构，是我国经济和社会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4]。
4.2 以投资促发展，把握发展动力源
投资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必要条件，是引领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投资的规模和运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影响着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5]。目前我国正处在向工业化加速迈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还比较低的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需要大量投资的推动，投资需求、投资空间是旺盛和巨大的。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消费品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拉动，按照保守的估计也可带动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就我国发展的现状来看，投资的短缺和对投资的需求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把扩大投资作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的重要动力势在必行[6]。
4.3 保持投资稳定较快增长，促进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经济的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从之前的宏观调控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出现的几次大的经济波动，无一例外地与投资增长的波动有着密切联系[7]。过高或过低、忽上忽下的增长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甚至对经济发展是一种伤害。因此保持投资在一定水平上的稳定增长至关重要，这是维护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4.4 加大工业投资力度，增强工业发展后劲
工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要实现我国工业化的系统目标，必须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把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市场需求始终贯穿于工业发展的全过程[8]。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用增量盘活存量，都必须通过投资活动去完成。因此，加大投资力度，利用政策导向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优势产业群，对整体提升我国的工业水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4.5 加大农业投资力度，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建设新农村必须以坚持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着力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9]。
4.6 加大社会公共服务事业投入，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
经济发展的落脚点是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经过继续几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供给能力明显增强，相反，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投资相对不足，服务能力弱。社会事业投资应在坚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相结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合理配置资金，一方面增加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引导社会资金向公共服务部门转移，加大社会公共服务事业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为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教育仍是预算内投资安排的重点，但要兼顾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的重点需要，要优先安排基本社会公益性项目，集中财力用于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防疫、公共文化等领域。继续设立专项资金，加大对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倾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房地产调控和管理，积极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满足普通居民基本住房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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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近一年来主要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大换位”正接近尾声。任职于高盛的经济学家乔虹，有望加盟摩根士丹利，弥补王庆离开的空缺；而一度空缺的摩根大通中国经济学家人选，也已于9月初内部公布，花落曾于国际清算银行任职的朱海斌。一名不愿具名的投行经济学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全球经济诸多不确定性面前，服务于机构投资者的投行经济学家，也“到了考验功底的时候”。
现在，这个圈子里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多了。相较于上世纪90年代谢国忠、许小年等人任职的时期，投行经济学家的市场影响力正日趋减弱。伴随着频繁的跳槽换位，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正进入一个“无英雄、无明星”的时代。
变动趋定
高颧骨、消瘦的面庞，干练的短发，这是外界对乔虹的初步印象。这位2000年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年轻女经济学家，2005年于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高盛。近期，她有望转投摩根士丹利，接替今年6月离开的王庆。
尽管目前消息尚未公开，但高盛公关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询问中国经济学家的简历时，只提供了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宋宇的简历，间接印证了乔虹的离开。
像个大男孩的宋宇，看起来更年轻，个头约一米八左右，身材瘦高，棱角分明。宋宇的简历很简单，“2004年加入高盛，负责中国宏观研究，2011年7月1日起，任北京高华证券宏观经济学家。”此前在美联储、经合组织等机构实习，为爱丁堡学士及牛津大学硕士。
在过去一年中，海外投行中国经济学家经历了一番大洗牌。出现人事变动的，不只高盛和大摩。8月初，英资投行巴克莱宣布，将由黄益平接替去年10月转投中金的彭文生，出任该行董事总经理及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分析师。
曾供职花旗、在加入巴克莱之前在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担任教授的黄益平，被“新生代”的投行经济学家尊称为“黄老师”。黄将掌管巴克莱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同时负责香港及台湾的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研究。
而今年7月底，出身中金的经济学家张智威，转投野村证券，出任该行的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接替去年底离职的孙明春。孙明春目前担任大和证券中国研究主管兼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另一位自中金出来的沈建光，在去年年中加盟瑞穗证券，出任该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一职。
这轮“洗牌”终于将在近期告一段落。市场在等待摩根士丹利正式公布对乔虹的任命之外，此前因王黔转投内地部级投资机构中司，而致中国经济学家一职空缺的摩根大通，也于9月初公布由朱海斌出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及大中华区经济研究部主管一职。
投行经济学家的人事变动在近年已成常态。他们的“出路”，一是依靠积累和广阔的人脉，转做投行业务。如摩根大通前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已转任该行的中国区投资银行副主席；王庆今年年中在离开摩根士丹利之后，加入中金的投行部；前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亦加入高盛投资银行部。二是由“卖方转为买方”，创办投资公司，这其中包括原高盛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在转做投行业务后又离开高盛，创办了私募股权基金春华资本。
特质延续
目前活跃在市场上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在资历和稳定度上“硕果仅存”的，只有德意志银行的马骏、汇丰银行的屈宏斌以及瑞信银行的陶冬。
陶冬外表斯文，个头不高，1998年加入瑞信，主管亚洲区经济研究。由于资历较深，长年曝光于香港的媒体，加之外型儒雅，被昵称为“师奶杀手”。马骏和屈宏斌分别在2000年及2002年加入德银和汇丰，一直未有变动。
由于投行经济学家不仅要撰写报告，而且大部分时间在海外路演，会见投资者，他们的工作异常紧张和忙碌。陶冬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到18个小时。周末的摩根士丹利办公室，以前也时常可以看到王庆加班的身影。当年的王庆，在圈里以“拼命三郎”著称。
长期“高压”的工作，让这些经济学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1974年12月生人，今年还不到37岁。而根据公开资料，外表老成的大和证券孙明春也是“70后”。沈建光、张智威等人，也不到40岁或是刚满40岁。有投资人担心，经济学家过于年轻，可能经历的周期还不如他们自己多。
“其实可能外界有误会，当年马骏是36岁进的投行，谢国忠也是37岁出任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经济学家。”一名现任海外投行经济学家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
比较现任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履历，并未有太大分别，仍是以海外高校博士毕业为主，沈建光甚至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博士后。
现任的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与其前辈的工作经历基本相似，多是曾经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等机构。彭文生、张智威曾供职于香港金管局，沈建光曾在欧洲央行工作。
部分经济学家，多有在象牙塔的工作经历。如花旗的沈明高、巴克莱的黄益平，以及离开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王黔――这位经常扎着简单马尾的女经济学家，说起话来铿锵有力，她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教授。
也有从海外高校毕业后直接加入投行的。乔虹自200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加入高盛，此前只是短期供职及实习经历。但其学术功底深厚，师从斯坦福大学被誉为金融发展理论奠基人的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Mckinnon），此前从事美元本位下东亚经济体汇率政策对本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其同僚宋宇则是于2004年加入高盛经济研究部工作至今。
投行经济学家仍不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位置。目前主要海外投行中，只有瑞银证券的汪涛以及乔虹为女性。或许是工作性质的缘故，投行中国经济学家仍是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
“明星”消失
投行经济学家“本质是卖方的销售。他们的观点就是试图影响市场，制造交易量”。陶冬在其博客中指出，对于投行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对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把握，预测准拐点来临。但相较于海外部署中国业务早期的年代，如今海外投行的中国经济学家，缺少符号化、代表性人物。
一位在海外大型公募基金供职、拥有超过20年的投资经验的投资者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90年代中后期，像许小年在美林的时候（后来去了中金），谢国忠在摩根士丹利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胡祖六也还不错，屈宏斌、薛澜、陶冬，那个时候在中国经济学家圈子里，还是有竞争的。但是你看现在，我都不知道找谁？”
这名投资者更不讳言：“投行经济学家影响力的下降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投行的研究水平这么多年来，可以说是退化，研究质量这几年来下降很多。”
一个可被观察的现象是，在过去，无论观点对错，这个圈子存在“永远的大牛”，但现在，投资者开始抱怨投行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标准化。
这种演变的一个原因，与互联网的发展相关。投行机构在20年前具有极强的信息优势，它们相对普通投资者有更多的渠道和手段去获取信息，在处理信息方面不仅有先发优势，也技高一筹。
但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大部分的信息数据，经济学家和散户均有可能同步获得。在信息处理方面，市场上具有经济学背景的人士与投行的经济学家差距不大。亦有投资者指出，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有主见，不再会轻易认同经济学家的观点。
投行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影响力也与20年前完全不同。一名对冲基金的负责人说，由于信息获取和处理的优势，当年的经济学家更容易获得较有特色和新意的观点，加上投资人对欧美机构亦有仰视的态度，投行的经济学家能担当市场“训导者”的角色，影响市场。
“如今是个人人都可以做经济学家的时代。”上述对冲基金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指出，简单的宏观数据分析，投资者甚至可以自己做到。只有一些深入的市场调研，“可能会对投资者有些帮助。”
另一个导致经济学家“明星”消失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格局变化。“当年对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是非典型的分析，有的时候甚至一种价值的判断。”1998年进入中银国际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目前在中国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曹远征说。20年前，中国的经济没有现今的复杂，相对封闭，因此对于经济走势和大方向的判断相对容易。
但如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也在融入全球，与全球经济互为影响。“非典型分析变成了典型分析，或者说是规范分析。”曹远征说。由于因素的复杂性，对宏观经济判断较以往不那么容易了，因此经济学家也经常判断错市场，这也间接导致了他们影响力的下降。“这些经济学家压力蛮大，有时意兴阑珊，还不如转做企业投融资或者其他业务。”
实际上，目前投行经济学家面临的竞争也远远超过从前。除了海外投行的同行，逐渐壮大的国内券商亦设立首席经济学家，“如今发声的人多了，自然每个人关注度就会降低。”沈建光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分析说。
海外投行的费率下降，资金优势不在则是另一诱因。有市场人士分析称，投行不能出更有吸引力的价钱，降低了“明星”经济学家出现的几率。由于投行是盈利机构，投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容易以关注短期的波动和预测能力为导向，对长远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不足。
诗人北岛曾说过，“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面，我只想做一个人”。对于“英雄”难求的投行经济学家而言，恰须回归“本分”。
陶冬曾在他的博客里写道，经济学家预言未来，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下一个公布的经济数据，经济学家各显身手，或用模型，或靠关系，每人每天都在做，都在竞争。这些预言是市场的一部分，做得好会赢得客户的赞誉，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价格和市场情绪。”但对于大的预言，可以是今后十年经济的大趋势、产业的新规律。这类预言难得多，功力在于从一片噪音中过滤出真音来，很难通过关系和模型获得。这更需要经济学家坚守独立思考之本分。
关键词：公共投资；经济增长；贡献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02-02
一、引言
江苏省是处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公共投资呈现了一种什么变化趋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化如何？这些都是关系到江苏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选定
公共投资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财政用于形成物质资本的支出、用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即形成人力资本的支出以及用于促进技术进步的支出；其次，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公共投资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内生经济理论的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产出的增长可以看做是劳动力投入增长、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和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技术进步是广义的，同时属于希克斯中性，则相应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如下的形式：Yt=AKαtLβt
其中，Yt、A、Kt、Lt分别是一地区的经济产出水平、技术进步状态、固定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β分别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α+β=1。
如果将固定资本分为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私人部门投资）两部分，则相应的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Yt=AKαtsLβtPtγ
其中，Kts、Pt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γ为公共投资的产出弹性，α、β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在不存在规模经济的前提下，α+β+γ=1。
三、对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1.江苏省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从国家统计局近年公布的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有两种分类可以用于区分公共投资和非公共投资的方法：一是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分为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等16类。虽然这些行业已经有了民间投资的进入，但由于这些部门通常被认为是公共部门，其资本积累仍可以看做是公共资本，这样得到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公共资本；二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投资资金来源上分，可以分为政府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其中政府预算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可以被看做是公共投资。
2.实证模型的确定
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我们除了测算公共投资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还具体分析了公共投资内部各投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为达到这一目的，将公共投资按照其性质作如下的分类：第一类为公共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及供应业；地质勘察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第二类为社会服务及文化体育福利事业，包括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第三类为教育与科技事业，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第四类为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从而，实证过程中的估计模型有如下形式：
其中，i=1、2、3、4分别为公共投资的四大类，ε为残差项，Y为经济产出，Ks、P分别为非公共投资和公共投资，L为劳动力投入量。
为了进一步计算公共投资及其各类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对上面的实证模型进行进一步变形，对上面两方程进行两边求导，可得：
率，即各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与该自变量变化和产出变化比值的乘积。
3.基础数据的获得
在进行测算时，经济产出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这是国际公认的反映经济增长比较有效的指标，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投资按照分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获得，劳动力投入量按照从业人数来计算，从业人数是按照从1990年的调整数据，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江苏统计年鉴》（1991―2004），样本区间为1990―2003年。
4.实证结果及分析
按照上面的模型及数据，首先估计一个不区分公共投资具体类型的方程，然后再估计区分公共投资各具体类型的方程，其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公共投资增长对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巨大作用，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499，也就是公共投资额每增加1%，经济产出值就会增加0.499%，显著地大于非公共投资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0.206。可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公共投资所起到的作用要远远大于非公共投资，这也说明了要保证公共投资增长的重要性。在表2中，将公共投资具体分为四大类，可以看出，公共投资中的教育科技事业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为0.299，即教育科技事业投资每增加1%，经济产出就增加0.299%，其次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产出弹性系数为负值，虽然其t统计量不很显著，但是零假设检验表明该数值明显不为零。
通过上面的估计结果并结合贡献率测算公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测算出公共投资及各具体类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经计算，由表1中的数据可得，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1.47%，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5.48%。由表2中的数据可得，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69%，在公共投资各具体类型中，以教育科技事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达到了39.47%，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仅为17.16%。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利用生产函数模型，我们评价了公共投资对江苏经济增长的效应，其产出弹性系数大致为0.5，贡献率达到了45%，都比非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大。可见，公共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从该结论中，可以得出，政府在支配各种公共财政时，政府投资应逐渐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或行业，重视对公共部门或领域的投资，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等来促进经济增长，减少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公共投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从而更加合理的利用公共资本，使其效用发挥到最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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