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4 17:27:11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学效率；应用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16-0048-02
一、引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并正在步入大学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近十年来，大学生就业表现出就业率不理想、专业对口率不高、人才供求结构性缺口较大等现象，这反映出我国大学教育观念还比较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科教兴国要依靠教育，大学教育既是接受专业教育的起点，也要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在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过程中，提高大学教学的质量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环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要求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生产出有知识、有能力、有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
二、教学效率的内涵
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向互动的活动过程，教学效率包括有效的教和有效的学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同阶段、不同学科的教学活动有不同的规律和特点，其教学的效率有不同的表现，实现教学效率的方法和策略也不同。相比以获取新的规范性知识为主的基础教育阶段，在大学阶段的教学中培养学习能力和健全道德价值体系具有更加突出的地位；相比其他形式专业教育，大学教育既是学生获得专业能力的最主要和最重要阶段，也是进一步深入专业领域的启蒙阶段；相比其他专业的大学教育，应用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未来面临着十分鲜活的社会经济活动，从业环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时更强调对教材知识的创新性应用。因此可以说，只有一个能自动地进行创造性思维，能进行研究性学习，并能以道德原则约束自己行为的人才能称为接受过高质量高等教育的人。在经济国际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的事实要求应用经济学专业人才要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能力，集知识、技能与智力于一体，并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大学阶段教学效率就是要以这样的人才要求为本，改善学习效果，提高学生在职业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三、提高教学效率的着力点
提高大学《应用经济学》教学效率的落脚点是改善学生学习效果，出发点是强化课程体系的引导性，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是中间保障机制。因此，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以提高教学效率。
1.明确职业导向。大学是实现基础教育向职业教育转折的关键节点，也是从法律意义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成长为社会意义上的完全行为能力人的重要阶段，大学教育最明显的特点是以实现就业为目的。提高大学教学效率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阶段学习目标的变化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学习方法上的显著变化，以便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做出逐渐清晰的规划。为此，首先要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把学生对未来职业的热爱激发起来，才能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被动接受和机械记忆的学习状态。其次，职业导向教育要贯穿大学教育从入学到课堂再到实习的整个过程和课程体系设计、教学内容整合、教学实施过程的各个环节。如果说“明确”解决的是学生“学不学”的问题，那么，“导向”解决的则是“学什么”的问题。明确职业导向重在“导”——要从制度设计上将学生“导入”科学的职业道路。教师在这个环节应该占据主导地位，着重于通过构建知识结构，在众多与未来职业相关的课程中，囿于学时的限制，不可能展开全方位的学习，必须以学生职业为导向，形成主次区别的课程模块，引导学生结合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自主选择与未来职业规划最贴近的教学内容。模块化课程设计是一种更加积极的培养模式，被模块化的课程形成立体结构，之间的联系脉络更加清晰，给学生提供一个有规划感的知识网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生面对爆炸的知识和信息无从选择的茫然，提高培养学生综合学识素质的效率。
2.优化师生关系。强调民主的、平等的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作为学生步入职业生涯的领路人，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职业相关的能力要求，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促使学生学会学习，摆脱对教师的简单依赖。信息时代，教师垄断知识的局面已经打破，教师和学生共同面对着一个更加开放的教学环境，教师必须转变知识传授的方法，更加注重基础知识相关背景的历史文献的导读、现实应用案例的分析以及前沿发展动态的介绍，引导学生理清学习和研究问题的逻辑思路，鼓励学生追逐学习的深度，帮助学生逐步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提高学生从海量信息中甄别和选择有价值信息的能力。让学生展开自主学习，以问题为导向，自己调配各种资源，在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探索解决的方法。通过在大学课程教学中无数次的规范性训练，让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规律，加深知识应用的体验，切实提高教的质量和学的效果。通过教与学的互动，激励学生自主学习，引导学生个性的发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的智力发展和科学研究精神的养成。强调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基于对学生的信任与肯定。要积极开发启发式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师必须做好课堂教学的组织工作，设计好教与学的衔接环节，改变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减少教师传授学时，增加教师引导学时，减少学生被动接受压力，加大学生主动探求压力，以核心专业知识为导向预设命题，积极开拓文献导读、案例搜索、学生讲授与老师讲评相结合、学生讨论、课题论文、专题讲座等更加开放的教学方法。
3.改革成绩考核方式。传统上，考试是教学活动的终点，是评判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长期以来也促成了学生的应试惯性。突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引导学生自主钻研课程内容，强调对学生综合分析能力的考核，避免一张考卷定成绩，改变学生“考前背、考完忘”的应试教育模式下的学习习惯，切实提高学习效率。要提高大学《应用经济学》教学的效率，首先必须丰富考试的形式，改良题型的设计，提高考试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反映程度，弱化对分数的关注度，“倒逼”学生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切实地将课程知识内化于头脑；其次，将阶段性考核和综合性考核相结合，在课程学习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组织阶段性考试，课程学习结束统一举行综合考试。阶段性考试是个性化的，反映的是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综合性考试是共性化的，反映的是学生学习结果的情况。这种“N+1”的考试模式既有利于各任课教师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又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相同课程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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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金融与保险学专业指导组.我国金融学专业教育的问题[C]//21世纪中国经济学本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探索，2007.
关键词：收藏；效用；经济收益；精神收益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2-0024-03
人们通过收藏活动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利润”，也不仅仅是“收益”，而是“效用”。这是因为，收藏活动的对象是收藏品，而不是股票、债券，或者房地产。在开始正式讨论收藏的效用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效用的满足是由两个因素。即限制条件(资金)和偏好(兴趣)决定的。与此类似，收藏的效用也来源于两个方面，即经济收益与精神收益，这两种收益都能够带来效用的满足。
一、收藏的经济收益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收藏的经济收益。基恩(Keen)针对Times-Sotheby指数的一项研究表明，1969年的早期绘画作品指数是1951年的37倍，进行同期比较的现代油画指数上涨了29倍，中国瓷器指数上涨了24倍，早期素描作品指数上涨了22倍，印象派绘画作品指数上涨了18倍，古籍善本指数上涨了13倍，英国油画指数上涨了10倍，英国银器指数上涨了8倍，法国家具指数上涨了5倍。苏富比拍卖公司编制过一种艺术市场综合指数(Art Market Index)，该综合指数的构成包括早期绘画、现代油画、欧洲瓷器、中国瓷器、古董家具，等等。以1975年为基数100计算，到了1988年，该综合指数已经上涨到了740，相当于每年以21％的涨幅上升。其投资回报率绝不亚于甚至超过了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投资品种。根据苏富比拍卖公司于199，0年7月出版的《艺术市场公报》(Art Market Bulletin)，以上这些收藏品都涨幅惊人(见表1)。
事实上，收藏品的投资回报率高于股票、债券、房地产等投资品种的趋势，早在20世纪中期就已经初见端倪了。到了21世纪，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工具，收藏品更是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就国际收藏品市场的情况而言，在1970―1990年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世界巨匠版画的价格上涨了近18倍，20世纪现代绘画的价格上涨了近15倍，中国瓷器的价格上涨了近14倍，印象派绘画作品的价格上涨了近9．5倍，而同期的美、英两国的股票价格只分别上涨了4．5倍和2倍多一点。据2004年11月1日的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报道，自从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来，收藏品的年均估价要比股市的年均估价高出3倍以上。如果2001年在收藏品上投资100美元，到2004年9月底的价格就变为了156美元。另据美国美林(Merrill Lynch)集团与法国凯捷(Capgemini)公司联合的世界财富报告显示，2003年，美国的收藏者人数增加了14％，达到了227万人；欧洲的收藏者人数则增加了2．4％。JP摩根(JP Morgan)集团的冈萨雷斯(Gonzalez)认为，同股票和债券不同，收藏品提供的回报远远超出了金钱上的意义。收藏品的投资回报主要体现在，买到一件合意的东西，并看着它增值所带来的满足感。他提醒道：“请记住，当今的收藏者就相当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收藏品市场相比，中国的收藏品市场显然还处在发展的初期，但是，其投资回报率仍然相当可观。让我们来看看2000－2006年的雅昌国画400成分指数的走势图(见图1)。
从图1中，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的中国书画行情，经历了一个短期猛涨然后迅速回落(2000－2001年)，接着连续盘整调节(2001―2004年)，直到2004年积累了足够的市场力量之后，才发起又一轮上涨一盘整，上涨一回调的行情。但显而易见的是，2004年以后的行情，无论是盘整。还是回调，其总体指数都始终在2001-2004年度盘整调节时期的总体指数之上。让我们再来看看2000―2006年的雅昌油画100成分指数的走势图(见图2)，油画行情在盘整中缓慢上涨的走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据统计，2003―2004年的各类收藏品价格，以每年20％的增幅上涨，其中，名家书画的年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40％。另据统计，2004年的收藏品投资回报率高达16．1％，个别投资品种仅半年的投资回报率就高达80％。例如，在2000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清代郎世宁的作品{秋林群鹿图)被台湾的一位买家以884．5万港元的价格夺得。而5年之后，当这幅作品于2005年再次露面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时，其成交价已经高达2420万港元了，上涨了近3倍。更为极端的例子是，2004年初，一位买家在香港以500万港元的价格，拍得了元代刘贯道的作品《人物故事画册》六幅。接着便送去参加上海崇源拍卖公司举办的2004年秋季拍卖会古代书画专场，以2200万元拍出，一年之内价格上涨了4倍。
二、收藏的精神收益
一般来说，收藏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往往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可是，难以度量的精神收益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事实上，收藏品还可以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这些也都是收藏品所能给人们带来的效用。约翰斯(Johns)指出：“一件伟大的作品将会带给你无限的欢欣和愉悦，将使你保持人的潜能，在每天的生活中实现一种诗意与美的感觉。”收藏的功能之一，正是满足人们的这种深层次的心理需要和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收藏品的需要必然会稳定地增加。
著名画商卡斯蒂里(Castelli)曾经这样描述过那些为收藏品而如痴如醉的收藏者：有时候，收藏者们在这种令人陶醉的氛围中迷失了方向。当一位收藏者得知他渴望已久的一件利希藤斯坦因(Lichtenstein)的绘画作品已经卖给了别人，立刻强行将该画从画廊的墙上取下来，拿着就往外面跑。画商卡尔普(Culp)不得不为了拿回这件作品而沿街追赶他。卡尔普解释说：“他当然会付钱，他只是觉得他非得到那幅画不可。”另一位画商克恩布利(Komblee)还曾经亲眼看见过一位收藏者苦苦哀求卡斯蒂里，她回忆道：“这是一对来自城外的夫妇。这位妻子当时身穿一件貂皮大衣――不是那种马克西米利安貂皮大衣，而是国外产的貂皮大衣一一她说他们必须要拥有一件劳森博格(Rausenburg)的作品。卡斯蒂里能否做做好事帮帮他们，但卡斯蒂里并不急于成交，他只说他会尽力而为，但他们必须耐心等待。”
有的收藏者也许会认为，这样的描述不免有些夸张，但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首先来试着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收藏所获得的投资回报有什么用?收藏者也许会脱口而出：“为了赚钱，为了使生活更加富裕。”那么，生活更加富裕又是为了什么呢?这个
答案似乎更是显而易见：“为了使生活快乐，为了使一生更加幸福。”是的，归根到底，人们最终所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拥有更多的金钱。正如奚恺元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增加人们的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我们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幸福是由许多其他因素决定的。”对于收藏者而言，无论是在河滩沙矿觅石，还是去古玩地摊寻宝，无论到乡村小镇淘金，还是赴博物馆里取经，都是让人感到其乐无穷的事情。收藏的乐趣实际上还远不止此，让我们来看看收藏者们的真切感受。
宋代的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一书中，把收藏的乐趣书写得淋漓尽致：“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周商。端研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逾此者乎?是境也，阆苑瑶池未必是过。”施蛰存和沈建中则感慨道：“偶尔疲累之极，恍惚间仰望苍古奇峻的神妙字迹，那记录着古人的情感、灵性、意趣，仿佛身处缥缈的唐代碑林，旖旎月色将磨耗的大碑映照的乌亮，雾霭里气息醇厚，但闻墨纸馨香和椎拓音律悠远恢弘，似曾熟识的唐人不遗余力地搬运沉甸甸的天然巨石，妙笔书丹，鬼斧神工。如此遥想幻觉，或许仅难得偷闻一下罢了。”马未都在《马说陶瓷》一书中这样写道：“在端详古瓷时，我常常产生一种幻觉：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一个老者身披蓑衣，孙子紧随其后，走进窑厂。坐定后，吸一口烟。他拈起笔，捧着素胎，沉静片刻，随即熟练地画上山水、花鸟、人物。画完，将胎翻转过来，表情依旧平和，淡泊地在胎地写上……‘大清乾隆年制’。”他认为：“在古玩收藏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变得安静了，坦荡了……对文物的亲近，会使你变得谦和待人，荣辱不惊，富贵不淫……收藏的乐趣是陶冶，收藏像点燃一支香，望着它永无重复的渺渺烟云，嗅着融和着自然气息的清香，像一杯清茶，在恬静地品啜着，身心得到最大的松弛和安逸。”199
张泽贤在(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一书中，曾经描述过收藏民国版本图书的乐趣：“一旦成为己物，摩挲于手，乐融于胸，雅萌于心，陶冶性情，薰润文意，此雅之大，惟淘者自知。如今，新书铺天盖地，有深意者毕竟寥若晨星，读之即弃者，不在少数。然手持旧版本，或握于手，或摊于桌，轻翻书页，顺行而竖读，其雅淋漓尽致。如能泡上一壶上好龙井，品茗而读，则更其为雅。大家名人之旧作，虽已泛黄发脆，时有书屑飘落，时有霉旧之气袭来，然其内涵宽广而深邃，其韵久远，仿佛能见名人手持笔杆、卧案而书，苦思冥想之态跃然纸上。所著宏文小品，娓娓道来，勾人心弦。或得知识，或得掌故，或得启示，于胸而盘桓，好不惬意!”
不仅如此，收藏还可以通过一种比较独特的方式――偶然得到心仪的收藏品――带给收藏者快乐，甚至是惊喜!对于收藏者而言，这显然是非常受用的。因为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脉冲式”的变化所带来的快乐，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果一个人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什么变化，他是不会比一般人幸福的。换句话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人本身的生活水平不是特别高，但是，他时不时地会有一些变化，例如，在不经意间得到一件自己心仪已久的收藏品，这种脉冲式的快乐，能使人感觉到非常幸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凯恩斯(Keynes)每次从旧书店淘得古籍善本，即使价格比拍卖会上的价格还要昂贵，仍然会让他感到“大喜过望”。
三、简短的结语
罗淳，男，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
摘要：不同环境管理工具的实施成本和管理成效具有差异性。本文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了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对于污染治理的成本及效用，认为环境容量产权交易作为一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激励政策，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政策及庇古手段相比，具有成本和效用方面的显著优势，应成为依托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产权；环境容量；环境容量产权交易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061-05
一、环境容量产权的界定及内涵
环境对人类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生态服务功能：即环境为生态系统提供生命支持的功能、吸纳废弃物的功能和环境舒适；二是资源供给功能，即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土地、矿产、水等原材料的功能。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是不断从自然界提取原材料和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的过程。任何人类的活动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为了使人类活动不至于对大自然产生巨大不可逆的破坏性影响，有必要对人类活动设定一个上限值，环境容量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入的。环境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特定区域环境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环境对人类排放污染物的最大容纳量。
环境容量产权是对环境容量而不是具体的环境资源施加产权。其产权的客体是环境容量，而不是具体“有形”的或“看得见、摸得着”的河流、大气等环境资源本身，是为了限制人类行为对整个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引进的概念。环境容量产权主体的明晰并不是要把诸如具体、“有形”的环境资源分割给行为主体，而是将对于环境容量的使用权如排污权等分配给市场主体。
目前，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如矿产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森林等，它们的产权已经为人类所普遍接受，并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护。而对于无形的环境，如良好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等，由于使用上带有明显的非排他性，因此进行排他性的产权界定较为困难而且成本很大。但随着环境资源危机的日益凸显，我们更应该看到产权明晰带来的收益。近年来，我国中东部地区反复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使人们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感受到呼吸到新鲜空气竟成了一种奢望。因此，有限的“环境容量”限制的不是环境而是人类对环境使用的行为方式，当人类的活动强度威胁到环境自身的功能和价值的时候，在人们之间进行权利划分，确定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就是必须的。”[1]事实上，运用产权解决环境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选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环境容量产权交易是指涉及环境类一切权益交易活动，目前在我国实行的排污权交易、污染许可证交易、碳汇交易等都属于环境容量产权交易的范畴。环境容量产权交易的提出及实践已经有了较长的历史，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HDales）于1968年最先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并首先被美国国家环保局（EPA）用于大气污染源及河流污染源管理。目前，总量控制下的环境容量交易制度应用领域正在不断扩大，除传统的污染治理外，也被逐步应用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在许多资源运用领域也正在得到推广。
二、环境容量产权市场与价格
（一）总量控制是环境容量产权市场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良好的环境质量是政府应该维护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将人类活动限制在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之内，以保证每个公民（包括尚未出生的国民）都能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洁净的水源，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经济增长的外边界是环境容量[2]。环境容量从理论上非常容易理解，理论上也一定存在一个“环境容量”值，但现实中很难科学测定，对某个区域范围只能笼统地设定一个环境容量。在目前我国将节能减排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目标的宏观背景下，政府通过设定一定的环境质量目标从而使环境容量产权的界定及交易成为可能并具有了现实操作性，主要做法是对某类污染物的排放设定一个总量，因此环境容量就可以用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总量来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在“十一五”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的基础上，将氨氮和氮氧化物纳入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对上述四项主要污染物实施国家总量控制，见表1。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26号）
在总量控制下，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层层分解落实的办法将环境容量资源分配到每一个区域单位，并通过环境目标责任制、创建环保模范城市等方式，将节能减排指标的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地方政府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从而确保了总量控制的贯彻落实。
在总量控制下，环境容量资源就成为各级政府的一种稀缺资源，从而具有了经济物品的属性。政府给区域内企业一定的排放配额，如果企业想要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就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排放额，如果企业实施了减排措施，或者利用更加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清洁生产技术或清洁能源，就可以将剩余的排放额拿到交易市场上出售。因此，总量控制为环境容量产权市场的形成和交易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二）环境容量产权价格的形成
政府设定了总量控制目标后，通过初始分配将环境容量以排污权或许可证的形式分配给企业，这是环境容量产权的初始分配过程。目前，从操作方式上看，环境容量产权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有免费分配、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三类方式，其中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属于有偿取得的范畴，免费分配属于无偿取得的范畴。环境产权的初始分配构成了环境产权的一级市场，这是政府管理部门与企业进行博弈的过程。企业在一级市场上获得排污指标后，如果因为生产规模扩大或其他原因想要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就可以向其他企业购买排放额。如果企业节约了排污指标，可以将结余的排污指标拿到交易市场上出售，这构成了环境容量产权交易的二级市场，这是各排污主体间进行博弈的过程。因此，环境容量产权市场是一个由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由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构成。
环境容量产权的价格形成及变化如图1所示，纵轴表示环境容量产权价格（环境治理成本），横轴表示污染物排放量，MAC表示边际治污成本，MEC表示边际外部成本。由于环境容量产权的使用者是根据自身边际治污成本来确定对环境容量产权的需求量，因此，可将图中的边际治理成本看成是环境容量产权的需求曲线。由于政府根据总量控制目标来发放排污许可证，在一定时间内不会受环境容量产权价格的变化或市场的波动而发生变化，因此，环境容量产权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环境容量产权的价格要受几方面的影响：其一， 要受政府排污许可证发行总量的影响；其二，要受企业治理治污的市场价格（治污市场）的影响；其三，还要受政府排污许可证发行定价的影响[3]。
环境容量产权价格主要受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就供给来说，主要取决于政府对总量控制目标的设定。如果政府设定的环境容量总量目标过于宽松，如图1所示的环境容量产权供给曲线为S1，S1与环境容量需求曲线无任何交点，表明环境容量总量过多，形不成稀缺性，因此其产权价格为零，形不成环境容量产权市场，难以达到利用经济杠杆或市场机制激励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就会造成过量排放污染物或利用资源，环境质量将难以改善甚至恶化。只有当政府设定的允许使用的环境容量在如图中所示小于Q2的区间内，此时环境容量才成为稀缺资源，才能形成有效的环境容量产权市场。但总量控制目标过严，则经济社会发展空间就小，环境容量指标就会变得很稀缺，不能充分利用环境资源发展经济，还会因为排污成本的增加引发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在环境容量稀缺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设定总量控制目标，使环境容量指标适度从紧，保持稀缺性，才能达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就环境容量的需求来说，当有新的企业即污染源加入时，对于环境容量的需求将增加，环境容量的需求曲线将向右平移，而供给曲线将不变，因此，环境容量产权的价格将上涨。如果有企业退出市场，则环境容量产权需求曲线将向左平移，此时环境容量产权价格将下降。
在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市场，无论最初的交易价格如何，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环境容量产权的价格会逐步向其相对价格Pe接近。如上图所示，当MAC=MEC时，此时企业的私人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成本，不存在外部性，环境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其所对应的环境容量产权价格为相对价格Pe。但现实中由于受环境容量总量目标设定、排污权初始分配、信息不对称等各种因素影响，环境容量产权的交易价格很少等于其相对价格Pe。如果交易价格高于相对价格，即P1>Pe，由于环境容量产权价格较高，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采取治污手段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因此，环境容量的市场需求量将减少，在市场供需规律的调节下，环境容量产权价格将逐步向相对价格Pe接近。如果环境容量产权价格P2低于Pe，由于环境容量产权价格低于企业的边际治污成本，因此更多企业倾向于购买环境容量产权而不愿意自身采取治污手段控制污染，因此导致市场需求扩大，推动环境容量产权价格上涨不断靠近并稳定在相对价格Pe上。因此，环境外部性的解决的有效方法是通过市场机制并在不断的市场交易中完成，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明晰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因此，产权界定是在产权交易中不断演进的……每一次交换都使产权的权利边界更为清晰，从而使资源的市场价格与其相对价格更为接近” [4]。
三、总量控制下环境容量产权
交易制度的效用分析
总量控制下的环境容量产权交易作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其对于环境保护的效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助于以较小的成本实现节能减排，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在这种制度下，企业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曲线或收益曲线，在购买排污权和减少排放之间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假设市场上只有两个环境容量的使用者，企业1和企业2，他们的边际治污成本分别为MAC1和MAC2，且在同样的污染水平上，企业2的边际治污成本大于企业1的边际治污成本，即MAC2> MAC1，因为MAC曲线也是环境容量产权的需求曲线，且总需求曲线是两个企业需求曲线横向相加之和，即MAC=MAC1+MAC2。从图2我们可以看出，当环境容量产权的价格为P时，企业1和企业2将分别购买Q1和Q2的环境容量产权，由于Q2> Q1，因此，可以看出，边际治理成本高的企业将倾向于购买更多的排污权。
假定两个企业都排放25个单位的二氧化硫，而政府根据这一区域环境逐步恶化的趋势，设定了该区域一年内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为30个单位，并通过初始产权给每个企业免费发放了15个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权，这要求两个企业都各自减少10个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权，因此，两个企业的排污成本为C=10MAC1+10MAC2=10MAC，即总的治污成本为10MAC。由于企业2的边际治理成本MAC2大于企业1的边际治污成本MAC1，由于可以进行排污权交易，因此对于企业2来说，如果能够以低于MAC2的价格P从企业1那里购买排污权就能够降低自己的治理成本，这是有利可图的，而对于企业1来说，如能以高于 MAC1的价格P出售排污权，它更倾向于采取治污手段削减二氧化硫排放量并将节余的排放权出售给企业2，假设企业2向企业1以价格P购买了5个单位二氧化硫排放量，有MAC2>P>MAC1，因此，企业2的治污成本为5p+5MAC2，而企业1在原来减少10个单位的二氧化硫排放的基础上，还要再减少5个单位的排放权，因此其治理成本为15MAC1-5P，因此总的社会治理成本就为C1=5p+5MAC2+15MAC1-5P=15MAC1+5MAC2=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企业边际治污成本低于排污权价格，则企业倾向于通过减排，将多余的排污权拿到市场出售。如果企业边际治污成本高于排污权价格，则企业会减少对污染的治理，而通过购买排污权加以补偿，直至两者的边际治理成本相等为止。因此，环境容量资源就配置到那些能以更小成本实现减排的企业那里，污染削减发生在边际治理成本最低的企业，从而使社会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排放削减。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的治理责任和治理行动区分开来了，实现了污染治理的任务的优化分配，减低全社会污染治理的总体成本。美国的排污权交易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总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排污权交易从1990年被用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以来，美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得到明显控制，并节约了约20亿美元治理污染的费用[5]。
二是有助于扩大环境容量供给，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首先，由于总量控制是将管理的地域空间（例如行政区、流域、环境功能区等）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地域空间一定时间的环境容量设定了上限，从而确保了一定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只有控制住污染物或资源利用的总量，方可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在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制度下，由于企业可以将节约环境容量产权指标拿到二级市场上出售而获得经济回报，让企业的污染治理行为变得有利可图，可以激发企业推广使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技术，或者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的。如图3所示，在传统的环境政策下，如果企业利用了Q1的环境容量就算达到了环境质量控制目标的话，在传统的行政命令或征收环境税等环境管理手段下，因为企业用于技术创新或变更生产要素的成本不能得到补偿，因此企业没有任何技术革新的动力和激励。然而，如果建立了有效的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制度，由于环境容量产权可以得到补偿和回报，只要企业技术创新或变更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企业都将会使用更加清洁的生产技术或清洁能源以减少对环境容量的占用，因此，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就将由MAC2下降为MAC1，由此就节约了Q2～Q1个单位的环境容量。由此，环境容量产权交易通过诱发技术创新或变更生产要素实现了更多的环境容量供给。技术与产权的互动演进会逐渐增加环境容量资源的供给，扩大资源基础存量，缓解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压力[6]。
三是有足够的政策灵活性，能对外部市场迅速做出反应。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传统的命令控制型和庇古手段等环境管理手段政策灵活性较差，环境管理严重滞后。而环境产权交易制度是以行政手段统一推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有助于灵活有效地调控环境质量目标，具体可以通过政府控制市场上的环境容量总量来实现：如果环境容量总量目标设定过于宽松，则政府可以买进环境容量产权，如果环境容量总量目标太紧，则政府可以卖出一定环境容量产权来实现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兼顾。另一方面，该制度可以对环境容量产权市场做出迅速的反映，形成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环境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价格和市场机制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作用，形成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总量控制与环境容量产权交易的最终目的是保护和改善环境质量。随着世界范围内环境监管制度正从命令控制型向市场导向型发展，建立总量控制下的环境容量产权制度以其良好的环境治理效用及实施成本优势，正逐步被各国推广。就我国来说，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制度不仅是一项环境管理政策，更对我国环境保护、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都有重要影响和意义。在我国，总量控制和环境容量产权交易作为我国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已经正式施行了约二十年，但鉴于近年来环境质量恶化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因此，关于这一制度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和效果，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但笔者认为，这种质疑显然是片面的，中国环境质量的继续恶化，并不是总量控制与环境容量产权交易不可取，相反，而是控制力度不够，环境产权制度安排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因此，环境容量产权交易制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应不断加强和尽快完善的问题。只有将产权交易纳入治污管理中，才有可能约束排污的负外部，保护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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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耿世刚.制度与市场机制在治理污染中的作用[J].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11（Z）.
[4]马中，蓝虹.产权明晰和交易是环境资源合理定价的基础[J].中国物价，2004，（2）.
[5]媒体称排污权交易雷声大雨点小 “看上去很美”[EB/OL].http：///sh/2013/07-14/5039226.shtml
[6]马中，蓝虹.环境资源产权明晰是必然的趋势 [A] .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C].2003.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Ut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Transaction on Pollution Control
CHEN Guo-lan， LUO Chun
（Schoo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关键词]：实践教学 应用型 经济管理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教育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中明确指出：独立学院应确立“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定位。”长期以来，独立学院直接沿袭“母体学校”的培养模式，过分强调“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并将文、理、工科人为地隔开，各自封闭，自成体系，忽视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知识较为扎实，实践能力普遍较弱。毕业生需要在工作实践中“二次培训”，否则难以尽快胜任本职工作。
1传统实践教学的不足
当前社会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要求经济管理类毕业生具备较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国外教育界普遍认为，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实践，更缺少创新，中国学生的考试能力更强。因此良好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当前应用型独立院校培养学生的一个重要方向。
1.1开展专业实践时间较晚
由于经济管理类的课程理论性较强，学生在入学初始接触的都是基础课程，对实践内容的接触比较少。真正的专业实践教育基本上都安排在第5-8学期。学校虽然有专门的就业指导，但本科四年仅有8个理论指导课时，忽略学生的主体作用，课堂气氛低沉，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
1.2专业实践不能很好体现应用
专业实践一般以实验课程、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形式开展。而实验课课程大都是课前由教师将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学生了解实验过程后按部就班的去做；课程设计，全部学生围绕同一个题目来做，限制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而毕业设计大都在最后一个学期，而这时学生迫于工作、考研、考公务员等压力，效果并不理想，使整个专业实践教育流于形式。
1.3实践教学主体错位
在传统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的角色是实践的组织者，学生的角色则是接受者。基本上在实践开始前，按照某一实践主题详细的告知学生每一步该如何做，如何遵照既定的程序完成相关的实践操作，学生则按照教师的指示行事，导致学生实战经验不足，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本科经管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框架构建
创新型应用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同时也延伸到社会实践领域，开拓大学生创新应用实践能力。
2.1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首先，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构建学校、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桥梁。从学生步入校园之日起为学生制定科研计划，将经管类学生理论知识层面及实际问题解决方面有机结合起来，关注学生交叉性学科的学习，为应用型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其次，举办创业大赛，在创业比赛中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业比赛不是单纯的专业能力的比拼而是操作应用能力的竞赛，学生在创业竞赛中有更好的机会激发创作灵感。
再次，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专业社团，通过专业社团深化理论知识，扩充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沟通、应变、协调、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称为具有创新精神、应用能力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2.2培养应用型教师
教师队伍建设是落实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是培养富于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应用型人才的基础力量。教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训练，适应经济管理类课程对应用人才的培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动手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巩固理论知识，加强实践技能，增强学生岗位竞争能力。
2.3建设配套校内实验实训
实验实训中心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加强实验实训中心建设，构建“大经管生态圈”实验实训基地，适应了应用技术大学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可以使经管类各专业学生不出校门即可得到社会生态系统中各个工作岗位上锻炼的机会，通过完成典型的岗位工作任务，学会基于岗位的基本业务处理，体验基于岗位的业务决策，理解岗位绩效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真实感受企业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流动过程；全面认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和主要业务流程；体验企业内部门间的协作关系及其与企业相关经济组织与管理部门之间的业务关联。
2.4通过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加强校企合作
为了提高经济管理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质量，学校要加强校企合作力度，构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有效培养具有本科层次的创新性、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与经济管理有关的企业单位，也可积极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鼓励学生参与企业建设，锻炼学生能力的同时，也为企业储备了优秀人才。
以学校、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持的人才培养方式，改变了以往理论与实践脱节，知识与能力割裂，教学场所与实际情景分离的局面，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革新。
3Y语
社会发展更需要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丰富、综合能力过硬以及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的应用型人才。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培养计划，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更有效的结合，提高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丰富和完善本科院校的实践实训课程体系，实现培养学生从事经济管理的综合执行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创造性的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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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琳.构建实践性实验实训中心，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7（1）.
[4]李冰洁.构建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改革探索[J].赤子旬刊，2014（18）.
一、法经济学分析的涵义
法经济学分析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发展并完善于20世纪六十年代，它是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形成、运行及效果，是法学与经济学融合的产物。它在法学理论中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一是在法学的价值层面上，为“效益”挤出了一席之地，形成了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二是在方法论上运用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研究法律运作，以符合人类社会高效发展的利益需求。也即，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有利于社会的公平、安定，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益最大化、最优化。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所说：“法经济学分析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下列命题：权利的定义‘应该’反映某种深层的经济效率规范”。
法经济学分析是通过对法律规则、运行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其带来的社会价值做出评价。首先，在法经济学分析中运用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假设――经济人，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人”来分析法律现象。其次，法经济学分析是把法律运作看成是一个经济过程，即立法、司法、执法都是经济过程。如，波斯纳就将立法过程看作是交易主体间博弈的过程。最后，法经济学分析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最基本方法，如供求、成本、均衡等对法律制度及其运行进行批判，并以实施效果为依据，对该法律制度的社会价值做出评价和预测。
二、法经济学的地位和影响
自20世纪法经济学的产生以来，三大主流法学派鼎立的局面被打破，法经济学因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有要与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形成四强并立新格局的趋势。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另外，作为一个法学流派，能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除法经济学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法经济学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巨大。法经济学不仅理论日益成熟，而且开始了其向司法渗透并产生影响的历程。
法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法经济学从其诞生地――美国，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1981年英国巴特澳思出版社出版的《法学与经济学国际评论》，便是法经济学走向国际化的例证。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因而，也就开始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进程并举行了有关学术活动。
三、学说中效益理论的价值
法经济学注意到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注意到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益的影响，因而主张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应注意法律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效益。效益理论是法经济学的核心。效益原则、效益观统帅和贯穿于法经济学的各个具体理论和观点之中。效益理论的合理性及其实践根据在于它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确立效益价值的基本依据就在于使法制的目的性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保持一致。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宗旨和基本要求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手段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法律既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高水平，也可以使资源在低水平上得到配置。因此，只有当法律充分体现效益意识时，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
对效益理论的批评多来自于对“正义”的忽视。传统上，正义或公正一直被视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义和公正仍然是法律的重要价值，但从实用意义上看，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需要与效益目标形成互补。首先，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仅仅用正义或公正无法对其做定性评价。许多经济行为或活动并不具有政治或伦理色彩，社会无法根据既定的政治原则或伦理规范判定其正误，而这些行为或活动却关系到资源利用和配置的优化，因而需要在立法上加以规范。其次，正义或公正的内涵是历史性的，它不仅决定于这一目标所存在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受制于特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在于最大限度地优化利用和配置资源。因此，当代社会中法律正义的确定也需要借助于资源使用与配置的效益评价。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正和效益在多数情况下是彼此含摄的。正如波斯纳指出：“正义的第二种涵义，也许是最普通的涵义――效率。只要稍加反思，我们就会毫不惊奇地发现：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浪费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公正和效益也有冲突的时候。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是公正优先，还是效益优先？现在大多数人的主张是效益优先。其理由是：任何社会长期低效益的背后必然是公平自身的丧失和破坏。因为，一个社会无论多么“公正”，如果有效益，必然导致社会集体的贫困，那么也谈不上存在什么公正，即使有这种“公正”，也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只有在高效益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才能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在总体上满足人们的基本要求，确定高起点基础上的社会公正，这就决定了必须以效益的提高为先导。因此，“效益优先，兼顾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此，法经济学的效益理论的价值及其合理性一目了然。
作者：姜学勤 单位：长江大学经济学院
计量经济学是以揭示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数量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是基于经济理论选取变量，通过数学建立模型，利用统计方法获取经济实践中的样本数据，来研究经济现象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经济运行进行预测，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并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发展的一门经济学课程。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最早由挪威经济学家R.Frish1926年提出，1933年世界计量经济学会（1930年成立）创办的学术刊物《Econometrica》的正式出版，标志着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经过20世纪40、50年代的大发展和60年代的大扩张，已在经济学科中占据重要地位。计量经济学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引进中国，1998年7月，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类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把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统计学、会计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银行学等八门课程确定为高等学校经济学门类各专业的共同核心课程，这极大地推动了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计量经济学在创新性人才培养、经济研究的实证性研究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分析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本文主要基于笔者近十年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和最近四届学生课堂教学效果反馈信息，来分析影响地方高校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一、计量经济学实际教学效果和问卷调查说明
1.长江大学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最近四届教学效果。长江大学是湖北省二类本科，除了台湾省，生源覆盖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学院《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基本能反映地方高校的教学质量。根据近四届学生课堂教学效果抽样来看，2005级（包括经济30501班、经济30502班）、2006级（包括经济30601班、经济30602班和农经30601班）、2007级（包括经济30701班、经济30702班和农经30701班）和2008级（包括经济30801班、经济30802班和国贸30802班、国贸30803班）各年级实际计量经济学考试平均成绩及其分布见图1、2。由图1、2可以看出，从2005级至2008级，学生计量经济学考试平均成绩略有上升，但总体水平维持在70分左右。优良率在逐年递减，而中等水平和及格率从2006级开始在逐年增加。成绩的最高分为97分，而最低分仅为6分，离散程度非常大。2006级学生的不及格人数和不及格率都最大。从学生毕业论文中所使用计量模型来看，运用计量模型的比例仍然偏低：2005级比例为26.8%，2006级为29%，2007级为29.4%，2008级为31.6%；而从模型的正确使用来看，比例也不高，正确率分别为：53.2%，51.3%，40%和50%。由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得出，目前普通本科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掌握程度还较低，对计量模型的运用能力仍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学时的减少造成的：2005级为64学时；2006、2007级为56学时；2008级为48学时。另一方面，我们可能有必要深入分析教学方面的原因。
2.统计抽样说明及结果。本文使用的统计数据是建立在2007~2011年对长江大学经济学院2005~2008级学生的随机抽样得到的。四年共发放问卷190份，其中，2005级40份，2006级50份，2007级40份，2008级60份。从问卷调查表中，我们剔除了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171份，其中：2005级34份，2006级44份，2007级37份和2008级56份。占抽样年级人数的比例，分别为：2005级41.46%，2006级为41.12%，2007级为34.26%，2008级为36.36%。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1.理论模型建立和变量说明。由于问卷调查全部是定性问题，因此，我们建立如下虚拟变量模型：cji=a0+αsexi+βsubi+14j=1Σγjwji+μi，i=1L171其中，cji为第i个学生计量经济学的实际考试成绩；sexi=1L男生0L女Σ生；subi=1L理科0L文Σ科；wji=1L回答为优+良0L回答为中+Σ差
2.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利用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和学生计量经济学实际考试成绩，运用本文所建立的虚拟变量模型，在EViews6.0软件环境下，得到回归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学生性别和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在10%显著性水平下，对计量经济学的考试成绩有显著影响；课堂板书与课件之间协调在5%，显著性水平下，对考试成绩有显著影响；而文理科别、对先修课程的掌握程度、课件质量和课堂板书在1%，显著性水平下，对学生计量经济学考试成绩有显著影响。由于计量经济学涉及到较多的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统计学和概率论的基础知识，其先修课程包括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统计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应用数理统计等，具有一定的难度。如果先修课程掌握不牢，势必会对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产生影响。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或理科生逻辑抽象思维较强，成绩相对而言会高。同样，课件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学生课堂听课的思路，进而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如果课堂上仅仅依靠课件，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对很多问题又无法深入理解。因此，老师的课堂板书对帮助学生加强知识点的理解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基本结论与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
1.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影响普通地方高校计量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有：学生的性别、高中阶段的文理科别、对先修课程掌握的程度、课件的质量、教师课堂板书以及课堂板书与课件之间的协调。其中先修课程掌握程度和课件质量的影响效果最大，高中阶段的文理科别和教师课堂板书影响效果次之，而板书与课件协调和学生性别的影响效果最小。受其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来说，理科男生计量经济学的平均考试成绩最高。
2.提高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途径。针对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效果，为了促进创新型人才培养，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提高计量经济学的教学质量：①注重对先修课程的复习，尤其是计量经济学中涉及较多的有关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在计量经济学第一章导论讲完后，适当增加2~4学时的时间，来重点复习微积分、行列式、向量运算、随机变量的分布及数字特征、随机向量的数字特征、中心极限定理、常用的几种重要的分布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将会为以后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与学习打下基础。②不断完善课件，尽可能根据学生的学习思路进行设计。同时，在授课过程中，课件只是起到一个条理和思路的作用，不能完全依赖课件。要认真设计板书，来减缓上课节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同时要注意板书与课件之间的协调。③理论与应用并重。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强调数学基础，侧重于模型方法的数学证明与推导，对于文科学生来讲，难度较大。在授课过程中，重点讲授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强调应用模型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基础，侧重于建立与应用模型过程中实际问题的处理。同时要分析计量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课程之间的联系，结合宏观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和金融学等经济学相关理论，来讲解计量经济学在经济中的应用，将理论方法与应用融为一体，将计量经济学讲成一门经济学课程。只有这样，才能兼顾文理科学生、男女生、基础好的和不好的学生、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以及专升本的等各层次、各类型的学生，真正做到“有教无类”，促进计量经济学教学效果的不断提高。#p#分页标题#e#
【关键词】 药物经济学； 医院临床药学；合理用药；治疗方案
【Abstract】 Medical treatment cost’s，how rational hospital economy medicines and chemical reagents controlling one of focal point is right away， but rational economy of hospital uses medicines and chemical reagents to be clinical pharmacy of hospital major task then. The hospital chooses the right therapeutic schedule from medicine economics point， use medicine economics to guide clinical pharmacy of hospital service， economics brings medicine into function of clinical pharmacist range.
【Key words】 medicine economics;hospital pharmacy;uses the medicine;schedule rationally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
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左右来源于药品，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
医院如何合理经济的使用药品。医院合理用药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药品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目前国内外医院合理用药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制定医院基本用药目录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
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在我国由于卫生属于福利性事业单位，卫生费用十分有限，且药费所占比例又特别大。在医院进行药物经济学的研究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
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PE)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它将经济学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应用于评价临床治疗过程，分析各种药物治疗模式的成本和效益情况，为临床选择有效、安全、经济的药物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以此指导临床医师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优化卫生资源，在使患者得到优质服务的同时得到政府和社会保障机构的承认，同时，可作为报销和临床经济合理用药的依据之一。
1 药物经济学常用分析方法
1.1 成本-效果分析(CEA) 成本-效果分析(CEA)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最常用分析方法，成本用货币单位，效果用临床医学或生物学单位。CEA是通过成本与效果的比值来表示获得一份效果所需要的净成本。所以，比值越小越好。在一系列同类效果的药物治疗方案比较中，当其最终效果相同或相近时，选择一个成本效果比值最小的药物治疗方案是合理的。例如应用头孢噻肟、青霉素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效果基本相同(分别为85.37%和81.58%)，但头孢噻肟的治疗成本高达3749.52元，而对照药仅为2558.73元，其CEA分别为44.07和30.81元，两组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下呼吸道感染治疗应首先选用青霉素［2］。
CEA的一般公式为(C1+C2-B1-B2)/E，这里C1与C2分别代表直接与间接成本，B1与B2分别代表直接与间接效益，均以货币为单位，E代表效果，以临床或生物学单位。
在药物经济学中，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无形成本。直接成本是直接应用于医疗所需的一切费用，即用于治疗方案所耗的医药资源，非直接医疗成本为与病人治疗有关的一切支出，包括病人的伙食、病人的运输、家属照顾等，一个癌症或精神病病人的非直接医疗成本往往远超过直接医疗成本。间接成本因疾病而导致的早亡、伤残、劳动力丧失等而致的工资或收入损失等。
1.2 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 analysis CUA） 药物经济学显示，资源的合理支配与应用，才可能获得最大效益。应用CEA和CUA方法可较全面的分析临床治疗结果与经济效益间的关系。当治疗结果与生命延长有关，应用QALYS能较客观地评价一个治疗方案的优劣，这就是CUA的应用。成本-效用分析是一种既考虑效果，又考虑病人对健康的欲望和满足程度的方法。侧重生存质量的改善，而不是延长生存时限。生存质量的改善用评分表法计算。采用生命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 life-year QALY）作为相互比较的基础，多用于慢性病的研究。用这种方法在评价结果时，不仅分析有关的货币成本，而且分析病人因功能改变或不适或对健康状况不满意而附加的成本。通过效用调查确定成员对各种健康状况的相对赋值。效用值取值范围通常在1.0(健康)～0(死亡)之间，比死亡更差的健康状况可取负的效用值。
合理用药是指药物治疗符合安全、有效、经济的三项要求。具体内容是：治疗药物必须符合临床指征且功效明确；其价格是患者有能力支付且能保证市场供应；治疗药物的调配如剂量、用法、用药天数应准确无误；其质量要保证安全和有效。在以往的临床工作中，合理用药比较重视药物的“安全和有效”，而对于国家或患者是否有能力支付药费等“经济”问题考虑得较少。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应用经济学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评价临床治疗过程，是开展临床合理用药、做好药品资源优化配置、做好临床药学服务、使药物治疗达到最好价值效应的重要内容。
2 药物经济学应纳入医院临床药学服务项目
随着我国药品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医院药学工作无论其管理模式或服务职能都将产生重大变化。药学管理从传统的保障供应型转向技术管理型，由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从注重“药品”的管理转向注重“病人”的合理用药管理。医院药师的服务职能也由传统的“发药、配药、管药”转向临床药学，转向临床药师的服务职能。他们直接为病人提供咨询服务，参与用药决策，提供药品和用药知识，监护用药后的疗效、不良反应和相互作用，保证药物治疗安全、经济、有效，最大限度地降低卫生资源的消耗。药物经济学正是将经济学原理、方法和分析技术应用于评价临床治疗过程，通过优化治疗成本与效果的结构，使药物治疗达到最好的价值效应。药物经济学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临床药学工作中的“安全、有效、经济”中的“经济”问题。所以，用药物经济学指导医院临床药学的服务，将药物经济学纳入临床药师的职能范围。
3 开展治疗药物监测与监护，提高药物治疗的价值效应
治疗药物监测(TDM)是通过测定血液中药物浓度或研究基因序列变异对药物作用相关位点的不同反应结果，制订个体化给药方案，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由于个体对药物的反应在分子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药物的常用剂量，对某些患者疗效甚微甚至无效，而对另一些患者则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甚至中毒。有时标准给药方案对一些病人不能产生足够的药效，以致被认为该药无效，而另一些人在治疗中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又被认为是剂量过高所致。因此实施TDM有助于制定最佳治疗方案，可充分发挥药物的药理作用，减少不良反应，提高药物治疗的价值效应。
实施TDM监测可显著减少药物不良反应发生，减轻病人的痛苦，同时也节省了治疗药源性疾病所需的巨额费用，有效利用药物资源。另外，当前医院抗菌药用量占药物用量的1/3～1/2，抗菌药不合理使用不仅影响药物本身的费用-效果，而且还导致院内感染发生率的上升。如某医院统计分析了1998年12月应用抗菌药的501例外科病历，其中手术治疗用抗菌药171例，有效率为89.03%，预防用抗菌药330例，有效率为97.88%。参照《新编药物学》第十四版、《临床抗菌药物学》等文献分析，其中25.05%(126例)的不合理用药病例消耗了39.7%的成本。手术中预防用药的不合理用药比例(29.09%)明显高于治疗用药(16.8%)。院内感染率为18.4%，治疗费用平均增加1367.43元，住院天数平均增加5.8天［3］。当出现ADR后，须谨慎处理，及早控制患者ADR症状，使之尽快康复有助于明显降低治疗成本。由此可见，滥用抗生素不仅延长病人住院时间和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增加了疾病社会性预防和控制的难度，其经济和社会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开展TDM和临床用药监护(PC)，搞好合理用药，不仅保障了药物治疗符合安全、有效、经济的三项要求，而且对优化治疗成本与效果的结构，使药物治疗达到最好的价值效应有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
4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合理化用药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医疗卫生中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药物治疗的费用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有助于合理分配、合理使用医药卫生经费，提高其费用-效果。目前，我国在合适的防治方案的选择方面已做了一些工作。如健康人群乙肝疫苗的免疫效果研究发现，乙肝疫苗在皮内接种与皮下接种可获得相似的免疫效果，小剂量皮内接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疫苗的有效接种，且能减少费用［4］。
5 医院临床药学环境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其他几个方面
（1）不同治疗方案的经济学评价，如加配伍用药、给药途径的改变。（2）不同治疗方案对病人预后的经济学评价。（3）临床药学服务的经济学评价，如药物监测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减少住院费用、临床药师对治疗方案的干预减少药费开支等都可以作为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内容加以研究。（4）个体化给药方案的制订和比较。（5）药物治疗与其他疗法的经济学比较如肾衰贫血时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与输血治疗的比较。（6）治疗效果的回顾性分析对专组病例作经济学回顾分析。（7）医院处方集药物评价由多种药物可供选择，应择优，可用经济学评价加以论述。（8）协助编写治疗学或药物治疗指南对多种疾病都应该用基本的药物治疗指南来加以规范医生的治疗行为，避免个别人由于利益的驱动而采用非规范化的治疗方案，增加费用的支出，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我国现阶段更有现实意义。
在临床药物治疗中应用药物经济学方法制定合理的成本效果处方，可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制定科学的治疗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对于临床药物治疗方案的评价，只考虑效果，不顾成本消耗是不可取的，只考虑成本，不考虑效果也是无意义的，问题关键在于平衡成本与效果，寻求一个最佳点。在多个治疗方案中，一个治疗方案即使成本较高，但临床效果显著，仍不失为较佳的治疗方案。成本效果最佳的治疗方案未必是实现特定治疗目标费用是最低的。所以我们在选用药物经济学成本效果分析法时，要综合考虑效果与成本在临床治疗方案评价中的作用，使成本效果分析更加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宋秉鹏，丁玉峰.药物经济学概念.药物流行病学杂志，1996，5(3):179.
2 陈征宇，祝汇江，何志高.头孢噻肟治疗下呼吸道感染的经济学研究.中国药房，1999，10(4):163.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费用，药品控制
PharmaceuticaleconomicsanditsroleincontrollingdrugcostsHeZhigao,ChenJie,Dept.ofResearchonHospitalAdministrationofShanghaiUniversityofMedicalSciences,200032
AbstractControllingtheriseofdrugcostshasbecomeaproblemwhichisindireneedofsolution.Thestudyofpharmaceuticaleconomicsprovidesanewapproachtothesolutionoftheproblem.Thepaperoffersanintroductiontothedefinition,researchmethods,applicationstepsandfunctionsofpharmaceuticaleconomics.
KeyWordsPharmaceuticaleconomicsCost,DrugControl
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增长已成为大家所关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药品费用是医疗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医疗费用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影响医疗费用急剧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医院的业务收入中有50%左右来源于药品，因而医疗费用的控制焦点之一就是如何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增长。
控制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关键是弄清楚药品费用上涨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合理因素即不可控因素，如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药品成本提高等；二是不合理因素，如价格管理存在漏洞，医院补偿机制不完善，以药养医、用药管理松懈，现行的医疗制度存在弊端和不合理用药等。
药品费用控制要从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即医院，付费方、需求方即病人等方面着手，重点是在尽可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的基础上控制费用上涨中的一些不合理因素，核心是合理使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保证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特需性。
目前国内外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采取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药物利用评价［1］，药品价格控制，风险共担合同［2］，制定基本医疗目录和医疗保险用药目录，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改革城镇职工医疗制度即费用共担［3］，以及职业道德教育。这些方法对控制药品费用的上涨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之处。一是它更多地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因而其在控制药品费用短期上涨的同时，可能带来药品费用的长期上涨；二是它对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的控制带有一定的强迫性，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药物的经济学评价可弥补这一缺陷，它从药物的成本和治疗效果两个角度出发，综合评价药物治疗的成本效益。
一、药物经济学
(一)定义：药物经济学(pharmacoeconomics)是指药物治疗对卫生保健系统和人类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效果的描述和分析。具体地说，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手段，结合流行病学、决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全方位地分析不同药物治疗方案、药物治疗方案与其它方案，如手术治疗以及不同医疗或社会服务项目，如社会养老与家庭照顾等的成本、效益或效果及效用，评价其经济学价值的差别。药物经济学的服务对象包括医疗保健体系的所有参与者：政府管理部门、医疗提供单位、医疗保险公司、医生以及病人。药物经济学目前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4种：最小成本分析(CostMinimizationAnalysis,CMA)，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Analysis,CEA)，成本效用分析(CostUtilityAnalysis,CUA)和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CBA)。
1.最小成本分析：最小成本分析是在临床效果完全相同的情况下，比较何种药物治疗，包括其它医疗干预方案的成本最小。它首先必须证明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所得结果无显著性差异，然后通过分析找出成本最小者。由于它要求药物的临床治疗效果，包括疗效、副作用、持续时间完全相同，应用范围较局限。
2.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果分析是较为完备的综合经济评价形式之一，比较健康效果差别和成本差别，其结果以单位健康效果增加所需成本值即成本效果比值表示。其特点是治疗结果不用货币单位来表示，而采用临床指标，如：抢救病人数、延长的生命年、治愈率等。成本效果分析的比值通常采用两种表示方法：(1)成本与效果比值法：成本与效果比值，即每产生一个效果所需的成本。(2)额外成本与额外效果比值法：是指如果给予一额外成本，是否能产生额外效果，成本效果分析虽然受到其效果单位的限制，不能进行不同临床效果之间的比较，但其结果易于为临床医务人员和公众接受，是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常用手段。
3.成本效用分析：成本效用分析是成本效果的发展，与成本效果有许多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均用货币来衡量成本，并且测量结果也都采用临床指标作为最终结果的衡量参数。所不同的是成本-效果为一种单纯的生物指标，如延长寿命时间、增加体重、降低的血压数等。相反，成本效用分析中的结果却与质量密切相关，注意到病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采用效用函数变化，即常用单位是生活质量调整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而非健康结果变化。可以进行不同疾病药物治疗措施的比较，是近年来受到推崇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方法。然而，不同疾病影响病人生活的不同方面，通用的生活质量指标不能反映疾病的特殊性，因此，药物经济学研究界对于成本效用分析的合理性尚有争议。
4.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成本和结果均以货币单位测量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与成本效果分析所不同的是结果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它不仅具有直观易懂的优点，还具有普遍性，既可以比较不同药物对同一疾病的治疗效益，还可以进行不同疾病治疗措施间的比较，甚至疾病治疗与其它公共投资项目，例如公共教育投资的比较，适用于全面的卫生以及公共投资决策。然而，许多中、短期临床效果变化，例如患病率、死亡率、残疾状态难以用货币单位衡量，有关长期效果的数据资料很少或者很不全面，而且经济学家以外的临床医疗人员和公众很难接受以货币单位衡量的生命、健康的货币价值。所以，成本效益分析在卫生经济学以及药物经济学研究上的应用远远少于成本效果分析。
(三)实施步骤：药物经济学分析的实施需要10个步骤来完成［4］：(1)明确药物经济学研究的问题；(2)确立研究的观点；(3)治疗方案和结果的确立；(4)选择恰当的药物经济学方法；(5)结果的货币价值；(6)资源的区分；(7)确立结果事件的概率；(8)决策分析；(9)进行成本兑现或敏感性或增量成本分析；(10)结果表示。
必须明确药物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和研究观点。药物经济学的观点可来自于社会、付费方、机构、部门、病人、任何或所有这些方的一个结合。其次，必须区分治疗方案和与它们相关的积极或消积的后果。选择药物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其治疗结果用货币价值来表示。药物获得成本与医疗成本包含在与临床效果直接相关的成本之中，也可来源于文献或者历史记载，也可以将其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药物经济学研究在控制药品费用上涨方面的作用
药物经济学不仅注重药物治疗的成本，同时也关注药物治疗的结果，因而在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药物经济学的作用主要通过下面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指导新药的研制生产：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的需求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和质量。药品虽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但其仍具有一般商品的特征，其需求同样的取决于药品的价值和质量(效果)。药品的成本效果(效益)越大，其需求量也越大。因此，对研制生产药品的厂商来说，必须尽可能研制生产出成本-效果好的药品，从而获取所需的利润。药品生产厂商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研究结果，作出是否生产某种药品或在遵循药品价格制定原则的前提下适当降低药品的价格以提高药品的成本效果。
(二)用于制定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目前我国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主要是根据临床医疗需要来考虑的，即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经济因素、价格因素考虑较少。该药物名录适用于全民，主要是指导和规范临床用药行为。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的药物遴选是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为基础进行的。用药报销范围既考虑临床需要，又考虑经济等综合因素。其经济因素主要指药物的疗程价格，它没有考虑药物治疗过程中的其它费用，如检查化验费、住院费等；它也不考虑药物的成本-效果比或成本效益比，因而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目前国外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确定药品报销范围时，除了要求厂商提供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外，还要求厂商提供该药与国内治疗同样疾病的最常用药物或以适当的非药物治疗措施作为对照比较物的药物经济学结果，国家指导委员会将参考药物经济学的结果来作出是否给予报销的决定。
(三)帮助医院制订医院用药目录、规范医生用药：目前我国许多省市为了控制医疗费用的迅速上涨，开始实行“总量控制、结构调整”政策。其基本思想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降低医院的药品收入，使药品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一政策的推行，对医院的药品使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医院尽可能使用疗效好、价格低的药物，即成本效果好的药物，将成本效果好的药物纳入医院的用药目录中，以便药物费用的增长幅度控制在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药物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有助于医院将那些成本效果好的药物选进医院用药目录中。同时，医院用药目录的制订可规范医生的用药行为，阻止不合理用药。
(四)确定药物的适用范围：任何药物都不是万能的，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对患某种疾病的某一人群有效的药物对另一人群不一定有效，其成本效果也是低的。例如，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具有一定危险因素的高胆固醇血症病人，是公认成本效果好的治疗措施，而用于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成本效果不佳。若将降胆固醇药物用于治疗许多没有危险因素的单纯高胆固醇血症病人，则不但不能降低医疗费用，相反将引起医疗费用的上涨。药物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人群特定疾病药物治疗的成本效果，因而其针对性较强，目的比较明确。
(五)帮助病人正确选择药物：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医疗体制的改革，病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将逐步增强，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也将因此有所改变，不会纯粹是医疗服务的供方市场，尤其是药品服务，越来越多的病人将会自己到医药商店选择和购买药品。因此，病人对有关药品信息的需求将会增加，尤其是药品的价格、效果和成本效果。病人希望得到成本效果比较好的药品，药物经济学研究可满足病人这方面的需求。
药物经济学可从多方面来控制药品费用的迅速上涨，在我国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必须给药物经济学在控制药品费用中的作用以一席之地。目前，我国的药物经济学研究还刚刚起步，许多人对其还不了解，知之甚少，国家在制订《公费医疗用药报销范围》没有完全考虑药品的药物经济学特性。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大力开展药物经济学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并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家一样将药物经济学研究纳入有关的规定中，充分发挥药物经济学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查仲玲.药物利用研究.药物流行病学杂志，1996，2：112.
2郑淑鹏.美国受控医疗计划的药品政策.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1994.4∶165.
关键词：经济分析法学；效率价值；市场经济
经济分析法学又称法律经济学，是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律问题，并正因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构成其为一独立的法学流派。它不仅涉及到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到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经济分析法学自始至终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把效率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立法、执法和司法都要有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殖，尽量减少社会成本。经济分析法学对于当今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对于建立和健全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命运
1、经济分析法学目前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首先必须指出，经济分析法学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法理学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法理学界各个不同的流派之间的连绵不断的论战，促使西方法理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学派林立，学说纷繁，法理学理论呈现多元化格局。各法学流派的地位和影响，此消彼长，分立整合。但以各学派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的地位和影响来看，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自然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这三大主流法学派。
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正式诞生的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三大主流法学派鼎立的局面被打破，经济分析法学因其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方法之独特、视角之新颖和实际的运用价值，在西方当代法理学界的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有要与三大主流法学派相抗衡，形成四强并立新格局的趋势。[1]正如美国当代法理学家庞德所指出：“在以往50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2]另外，作为一个法学流派，能因其自身的影响而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高等学校重要的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具有重大影响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学术研究机构，除经济分析法学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可见，经济分析法学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巨大。
经济分析法学不仅理论日益成熟，而且开始了其向司法渗透并产生影响的历程。许多从事经济分析法学研究的学者走出课堂、书斋，步入美国高等法院，将其学术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司法实践。如享有盛名的经济分析法学派的权威波斯纳任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克利任最高法院法官。[3]
经济分析法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已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流派。经济分析法学从其诞生地———美国，传播到世界其它国家。1981年英国巴特澳思出版社出版《法学与经济学国际评论》，便是经济分析法学走向国际化的例证。[4]近些年来，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法制建设碰到了一系列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努力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了探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人们在深入研究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吸收经济分析法学的有关理论。因而，也就开始了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进程并举行了有关学术活动。如1988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法学和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在深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法学和经济学如何合作。会议首席发言人以美国经济分析法学理论为参照提出法学和经济学合作的理论支点———以效益为中心进行双边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国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了有关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交叉，相互作用的问题。
自从20世纪80年代法律经济学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法学界、经济学界已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律经济学或经济分析法学。在这将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不少人跃跃欲试，意图突破冷门，在法律经济学领域有所作为。但是，有些人还没开始就知难而退、避难就易了，有些人好不容易跨进门槛，辛苦折腾了一番，又在取得了或多或少的阶段性成果后中止了。经济学界也有摩拳擦掌的，但也未见显著成果。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没有形成研究队伍的“正规军”，基本上处于“游击队”阶段。
最近，我对国内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我发现，国内法学界各个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的运用了经济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已经开始全方位的渗透。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效率作为法律目标已得到广泛认同。虽然，从目前看，研究力量不足，研究成果份量不够，但毕竟已有一些基础。一些论文和若干本介绍法律经济学的著作虽局限于最初步的介绍，但已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已将《法律经济学》列为教材编写的统一计划。吉林大学在招收博士生时，已将法律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浙江大学已建立“法律和经济研究中心”。一些知识结构比较全面的中青年学者正在加盟法律经济学的研究。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着，在慢慢地或者说是稳健地走向一种蓄势待发状态。这种状态发展的最后结果将革新中国传统法学。纽约大学的法学教授Geoffrey·P·Miller曾经指出：“法律经济分析的焦点虽然集中于英美法系法律规则，但它的成果只要作适当的修改，同样可以适用大陆法系和其它诉讼体制。”[6]虽然，中国传统法学一直不重视甚至拒绝将效率纳入法律的价值范畴之中，虽然中国法学家们因为习惯于把公平、正义和其他原则作为参考座标，而不习惯于接受“效率”、“成本”、“价格”、“财富的最大化”、“均衡”、“资源配置”、“博弈”等等经济学概念，以致于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最初发展不自然，十分生硬，甚至艰难，但是，中国法学家们无法拒绝市场经济的挑战，无法拒绝20世纪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无法拒绝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地球村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法律经济学运动的迅猛冲击。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性法学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发展，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势所趋。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经济学体系这项任务需要我们这一代年青的或更年青的法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共同来完成。用不着太长时间，法律经济学家将活跃于法学界、经济界，并特别引人注目。
2、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
马克思法学告诉我们：法律的内容最终是由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7]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说市场经济是经济分析法学发展的“土壤”。
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高宗旨和基本要求是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使有限的资源尽可能产生最大的效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手段实现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法律手段实现的。这也意味着法律既可以使资源配置达到高水平，也可以使资源在低水平上得到配置。因此，只有当法律充分体现效益意识时，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才能得以实现。
随着法律经济学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其理论的多元化也十分明显。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思想，即通过对法和经济相互关系的探讨，促使有效益地进行法律制度的安排，效益原则、效益观统帅和贯穿于法律经济学的各个具体理论和观点之中。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合理性和实践根据在于它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建立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有必要进行法学和经济学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必要借鉴西方经济分析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点。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呼唤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3、经济分析法在中国发展的障碍因素
（1）经济分析法学本身固有的局限性
经济分析法学是一个新兴的理论，它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它仍然处于“青春期”。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在法律和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8]
法律经济学现在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显得很松散，如何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法律经济学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制造了疆域更为广阔的“经济学殖民地” 以外，法律经济学很难有独立自主的发展余地。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学对经济学的影响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能与法律本身缺乏“自主性”有关系。法律不会自动地从经济生活中产生，它与政治过程、社会风俗、民族传统、人文精神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法律经济学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还需要从其相邻学科如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等其它人文学科中汲取营养，并且最终用经济学来整合它们，这显然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9]此外，经济分析法学的效益观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将法律的价值仅仅归结为效益，将法律的作用仅仅归结为“追求社会财富最大值”，把经济效益作为取舍法律制度和评价其优劣的唯一且最高标准，排斥法律的其它价值和作用的存在。这未免过于绝对化。因为法律的价值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法律的公平和效益价值，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一个效益低下、物质匮乏的社会，所谓社会公平，充其量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是社会和人们所不取的，因而不讲求效益的社会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同时，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发展的社会，也正因为此，才有了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要求国家和社会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受惠最少者，否则就会产生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使社会陷入停滞、崩溃的状态。
（2）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善
经济分析法学或法律经济学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产生了萌芽，但只有到了20世纪70年代波斯纳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才标志着它成为一个公认的法学流派。它是西方社会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而目前，虽然我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这势必成为影响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客观因素。
（3）我国学者的知识结构
在西方，经济学院开设法学课程，法学院系统地讲授经济学课程，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法学又懂经济学的复合性人才。而目前，我国的法学院几乎不开设经济学课程，我国的法学学者基本不懂经济学，经济学者也基本不懂法学。虽然目前我国法学家、经济学家都涉足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但它们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法学家着重于尝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法学理论和具体的法学问题，而经济学家侧重于探讨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本身知识结构的局限造成的。如果这种局面不得到改观，这势必影响经济分析法学在中国的发展。
二、经济分析法学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的指导意义
我国之所以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改革经济体制，进行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的法律改革，使我国原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尽快转变为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法律。为此，要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等法律资源的首要标准或基本标准，并以此标准改革或改进有关的法律制度。
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从一种制度安排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安排，这一转变过程本身也需要成本。因此，如果某一新制度的转变费用过高（超过该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效益增殖）那么即使这种新制度安排很理想，也不会被采纳（不排除以后被采纳）。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应循序渐进。相应地，法制建设也应逐步进行。否则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成本增加，资源浪费，经济分析法学为此提供了有效的成本——效益理论和分析方法。
2、对我国立法活动的指导意义
波斯纳指出：“法律制度中的许多原则和制度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有效率配置的努力——也是本书②的主题”。[10]（p.27）美国著名法理学家艾克曼在谈到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时也提出：“这种分析方法提供了一个分析结构，使我们能够对由于采用一个规则而不是另一个法律规则的结果所产生的效益的规模和分配，进行理智的评价。这种分析特别重要的是，因为它常常揭示出，法律规则的潜在影响可能与推动制定该规则的立法机关或法院的目标（至少在表面上）大不相同。所以只要不把经济学作为唯一的评价原则来误用，而是理智地运用它，就能使学生揭开修辞学的帷幕，抓住躲在法律问题背后的真正的价值问题。”[11]
我国传统法理学忽视法律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12]长期以来，法学家曾普遍地认为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包括成本理论、效益理论，对于说明和评价法律制度的意义不大；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的重点是研究如何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至于何种分配是“最好的”、“公平的”，那是立法者，法学家所应研究的。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在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经济生产，参与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情况下，立法者不仅要考虑法律的“公平性”、“正义性”，而且还要考虑甚至必须首先考虑法律的“效益性”。换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要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要求，也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极力主张的，要将是否有利于资源的优化利用，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判断实存法律制度和确定法律未来发展的基本依据，即法律“立、废、改”的基本依据。
制定的法律应能够引导和促使人们按照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资源，创造出有效使用资源的行为刺激。由于存在信息上的障碍，同时个别主体（包括个人或团体）的资源使用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因而立法必须把在经济实践中形成的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一般经验加以确认，并藉自身的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使这些经验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普遍性规则，从而提高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优化程度。
3、对我国司法的借鉴意义
“对法律经济学而言，这一点表明，任何法律，只要涉及资源使用——而事实上恰恰如此——无不打上经济合理性的烙印，……判决时，你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10]（p.26）波斯纳指出：“法律的许多领域，尤其是（但并不仅限于）普通法领域中的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虽然很少有在法官意见中明确引用经济学概念，法律裁决的真实理由往往被法官意见的特殊语词所掩盖而非阐明。事实上，法律教育主要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如何透过语词的表面现象发现这些理由，……发现许多法律原则依赖于不可言喻的效率追求是不足为奇的。”[10]（p.2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健全，以法律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司法机关受理的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数量及其复杂性将日益增加。法院的判决将日益显露出对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益的影响。因此，实践要求司法人员不仅要学好法、用好法，而且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知识和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能力，从而正确地理解法律的精神，更准确地适用法律，提高办案的效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增殖。
考虑法律的经济后果是理所当然的，不可避免的。然而，传统法学未充分考虑到法律制度对整个社会造成的经济后果，更谈不上运用有关经济学理论、方法来探讨和研究这种后果。不可否认，法律是处理纠纷的规范，法学为处理纠纷而解释法律规范时，自然也必然要衡量各种纠纷所发生的利益关系。但是，传统法学所考虑的这种后果，是应用法律规范判定权利和义务。它给纠纷当事人带来的利害得失可以称之为一次或微观的结果，并不考虑某种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以及在处理各种纠纷之后，会给社会资源配置、社会财富总量产生何种影响，这种影响可称之为法律的二次或宏观的结果。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在处理有关纠纷时，仅仅考虑法律的一次或微观的结果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它会带来的二次或宏观的结果。因为不考虑法律制度的安排给整个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而仅仅拘泥于单纯的、个案的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做法，已不再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社会形势的需要。
具体来说，在司法过程中，要把法律对个别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行为主体延展至社会，换言之，将个别主体行为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中加以认识。在计划经济，以保护财富为宗旨的条件下，法律较少考虑个别主体行为的外部性，也不理会个别主体的明显损害资源的行为。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据保证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目标，法律对个别主体的行为应当有新的评价角度。在这种视角中，不存在绝对与社会不发生联系的个别主体的法律行为，个人对财产使用的同时，也是全社会资源使用和配置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一切不符合全社会资源优化使用和配置的个别主体行为，在司法过程中应给予否定评价，并受到相应限制。
4、对我国法学研究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经济学；实践；应用
1经济学的应用
1.1法律经济学
法律经济学是20世纪美国法学派新兴的一种学派，它将经济学原理与法学领域结合起来，在经济法学中开辟新的领域。与传统的法学不同，法律经济学通过应用“成本、最大化、均衡”这几把武器，对法学领域的制度和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其中最主要的分析方法之一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法”。
1.2药物经济学
药物经济学涉及经济学、临床医学、药物治疗学、生物统计学等诸多领域。药物经济学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手段，进行对药物治疗的全方位分析，以最优的方法达到最理想的药物治疗方案，并且尽可能降低药物的成本。在我国物质需求不断增长而劳动力不相匹配的情况下，如何在众多药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成本最低、治疗效果最好的药物，是当今社会有关部门和政府关注的焦点。
1.3房地产经济
为了避免房地产行业的经济急剧下降，人们探究出一种新的经济学，即房地产经济。常见的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有实证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静态和动态分析法。在房地产开发和运行过程中，房地产应用经济学中这几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有重大的意义。房地产在开发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资源与环境的利用和维护问题。每一个生态系统都有自己的调控尺度，在尺度之内的破坏，生态系统可以自行恢复。一旦超过了这个尺度，生态系统就会失控，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就会对生态平衡造成破坏。而重新进行治理，就会增加成本。因此，房地产行业需要在经济学中找出合理的分析方法来制定合适的方案权衡之间的利弊。
1.4工程经济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人们简单的评估与判断已经跟不上规模越来越大的工程，以前的工程学这一门单纯的学科也不足以解决工程上遇到的决策问题。因此，需要把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计量方法等学科结合起来，以满足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众多工程中脱颖而出，在工程项目中竞标成功。
1.5安全经济学
现代安全经济学“三角形理论”认为，经济是两条边，安全是底边，一旦没有底边的支持，在强大的经济发展也不能形成稳定的三角形。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较紧密。做好安全生产能够保障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实现安全生产需要大量的投入，如果经济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企业就没有资金来进行安全生产的投入，可见经济发展是安全生产的根本保障。
2实践中的经济学应用
2.1实践中的法律经济学应用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理论在美国的法院实践中获得很大的成功。近些年来，法律经济学逐步进入中国的市场，一些先进的中国学者纷纷提出要效仿这种做法。虽然在西方这种法律经济学能够得到充分的实践应用，但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毕竟这种理论方法在我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成本———效益”最初用来分析企业的生产效益。这种规则能够达到两种最优的效果分别是：成本不变，效益最大化；效益不变，成本最小化。将这种经济规则应用到法律中，在案件做出决策时，能够权衡利弊，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以此保证法律实施的可靠性。美中不足的是，成本与效益的计算需要以价格的工具来衡量，而价格总是围绕着市场来上下波动，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可见法律的判断与实施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尺度，其经济意识形态不同于社会复杂程度，人们的合法性就没有了稳定的尺寸判断，在法律的判断上就会出现不稳定判断，人们就会无所适从。
2.2实践中的药物经济学应用
目前，我国医院基本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紧密联系起来，根据国家的规定制定了相关的药物目录以及药品费用，这势必将药品与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所以药物经济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一方面，药物经济的研究可以帮助医师在治疗过程中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另一方面，医院可根据药物经济学理论知识做出适当的决定，既能提高对病人的服务质量，又能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常见的药物经济学法则有：最小成本分析法、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和成本-效用分析。
2.3实践中的房地产经济学应用
从经济学方面来看，可将外部分为经济性和非经济性。房地产也是一种经济活动，必然存在其外部性。具体体现在土地资源被开发的过程中，会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用最小的成本来达到最大的利润，且开发商也是追求最大的效益。而一些开发商不顾周围环境的破坏，采取先进行大规模开发后治理的措施，最后的结果却是利润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这时就需要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完成工作。在经济学中，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很多方法实现，其最主要的途径是运用经济手段对不经济进行补偿。
2.4实践中的工程经济学应用
工程经济学在实践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可进行报价的静态分析、报价的动态分析等几方面。对于报价的静态分析，可以从宏观方面分析报价结构的合理性，探讨报价与工程的关系，对合理与不合理的报价进行理论分析检查。对于报价的动态分析，可以从考虑几个影响入手。比如，延误工期的影响，物价和工资上涨的影响，以及其他可变因素的影响。
2.5安全经济学在安全管理中的应用
从安全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对安全投入所生产的经济效益不像普通的投资那样直接体现在产品上，而是保证生产的正常和连续性。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安全管理做好了，员工的人身生命财产就有了保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保证了安全的生产，企业才能有更好的收益利润。总之，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利润，是安全工作的最佳状态。
参考文献：
［1］（美）韦恩•K•霍伊，塞西尔•G.教育管理学(第7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一
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科学，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每一种学说和理论的提出，无不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反应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利益要求。
众所周知，经济学是在奴隶制的希腊和罗马萌发产生的。古代的思想家，如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财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组成的，它有两种用途：一是供人使用；二是用来交换，而在交换中，两种不同效用的商品之间必定存在使它们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但是，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去证明这种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需要支出人的筋肉力量和脑力的劳动，而错误地认为是货币，而他们所认识的货币，也不是凝结有淘金人抽象劳动的，历史的、稳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而只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使商品得以相互衡量比较的工具。因此，在有意无意之中，实际上就把两种商品交换时的均等关系归结为由货币的效用引起的。
到了欧洲的中世纪，封建经院思想家，包括被奉为“神学泰斗”的托·阿奎那，虽然在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两种商品相交换，其中必有使两者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这一思想时，正确地认识到使商品产生均等关系的东西是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从维护僧侣和封建主世俗利益出发，又转而认为在实际的交换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交易参与者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而且是神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地位，进而说明封建等级制在封建社会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所以也是一种效用决定观。
如果说古代思想家实际上不存在价值的概念，他们的效用决定观只是对交换价值而言的，那么，从萨伊开始，西方经济学则接过古人的效用决定观，并把它发展成价值论，以此来对抗由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马克思批判、提炼而成的劳动价值论，为夺取政权后急于把矛头指向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效力。萨伊的效用价值论用萨伊自己的话来说，是要十分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而生产有效用的商品，除了劳动外，还需要资本和自然。这样一来，就使政治经济学能说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的不对抗性，就能防止人民铤而走险。
“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把商品的价值决定建立在人对商品效用的心理评价上，所以，他们的效用价值论，即所谓的边际价值论，是主观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学派把人对商品效用的评价作为价值的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这样一来，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就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财富是做工的人创造的，而实际上资产阶级拥有的社会财富，其绝大部分是靠对雇佣工人的掠夺和欺诈得来的。
由上，对经济学两千多年发展沿革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经济学作为一门有鲜明伦理评判指向的社会科学，其发展、演变固然受科技力量决定的人们的认识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但其发展的轨迹却始终受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伦理判断取向的规范，这种规范则突出表现在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的价值论的争论、取舍上，而两千多年来，围绕价值论的争论和取舍又集中在劳动价值论和形形色色的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阶级性和学术上的“伪”“实”性以及运行上的实践性的争辩上。因此，在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大经济时刻，革新我国传统经济学，使其既能反映市场经济的内在特征，以指导我国经济能更快、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又能体现我国社会制度本质要求，体现创造世界的劳动者的利益要求，就必须从构建科学的、符合我国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论入手，而要这样做，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对比和反思，深化对从经济学朦胧产生起一直左右其演变的这两大基本价值论的认识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二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期在理论和实际中起支配作用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在人类社会出现时关于“劳动创造世界”这一朴素的唯物观念在价值论上的升华。它指出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者的条件下，使人们得以平等的交换各自所得而又具有客观性实体的依据只能是从自然取得供社会享用的物质产品时的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消耗量，即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量，因而，其无愧是为创造世界的劳动者利益呐喊的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建国后的长时期内，在理论和社会实际生活中坚持劳动价值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了。
问题在于马克思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创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时，人们对于物质的认识尚停留在物理学的“分子理论”的层面上，即停留在可见物的层面上。因此，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以其为基础的经济论著中，价值是活劳动这一实体对象化，即凝结到物质产品中去的结果。物质产品是可见的，劳动在其一般意义上指的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借助于以（可见的）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作用于（可见的）劳动对象，经过加工、改造、制作，生产出具有一定的物理、化学、几何属性的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可见产品的过程。至于服务、策划、管理等明显需要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对日常生活还是生产都有效用的劳动，由于其产生的效用不具有物质上的可见性，或者说，产生这种效用的劳动没有可见的物质使其凝结，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些劳动按“物质是可见的”、“价值的实体必须是人类生理学意义上的脑力和体力的凝结”、“生产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作用于物质资料，改变其物理、化学、几何属性以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等理念，分别归结为纯粹为实现价值的形态变化而进行的、不创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的劳动，“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的生产性劳动。应该说，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和论述在可见物质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领域中是能把他的“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从而是合理而有说服力的。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没有可见的物质作为实体支撑的效用在社会生活和生产中发挥日益突出的作用，例如，人的心理活动和状态等，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起着不容忽视的效果和作用，而用马克思的对可见物质生产领域考察而形成的“劳动价值论”很难做出不无矛盾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在理论和社会现实发生矛盾，而理论又不能完美说明现实的情况下，人们一般采用承认现实而质疑理论的做法。和100多年前马克思尚未用劳动价值论科学地说明资本总公式的矛盾时，人们面对理论和实践的两难选择，普遍采用承认现实，并用流通中不等价交换的理论来解释资本增殖原因的做法一样，人们根据这些看不见物质实体的效用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中的实际作用，把它们和在物质资料生产从而可分配的对象生产中的基本物质要素，即土地和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的人（或者讲是劳动）、以货币或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本等并列起来，形成了所谓多要素决定论的基本理念。和马克思学说几乎同时产生而在19世纪末以所谓“边际革命”在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中确立其主导地位的“效用价值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在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萌生出主张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供求决定价值、机器设备创造价值等怀疑和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和思潮，其产生的原因也是鉴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社会经济现实时所面临的上述困境，因而在本质上是对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种仿效。因此，在未来的我国经济学的革新中，简单地以效用价值论的功利上的资产阶级性来加以否定是不够的，更应通过对其学术上的“伪”“实”性和运用上的实践性的批判，为进而构建既具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又能在超出可见物质领域之外具有科学说服力的价值论奠定基础。
三
应该承认，19世纪中、后期西方有那么多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流派企图取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开始融入国际大社会的今天，又有人试图仿效近、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相比确实具有以下实际存在的优势，从而构成其所谓的“实”，则是其中一个不争的实际原因。
其一，效用价值论，即使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产生时，虽然“粒子物理学”尚未产生，人们尚不了解“点粒子”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的单位，“点粒子”是不可见的，物质的80%左右是由不可见的所谓“暗物质”构成的道理，但却在无意中进入了对效用，包括由人的心理感受等引起的没有可见物质作为实体的效用的考察（以现代物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可见的物质实体，不等于不存在物质实体，可能是由“暗物质”构成其实体罢了）。这就使效用价值论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宽，而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恰好证明建立在“分子理论”上所认识的可见物质只是整个物质世界的一小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确实有没有可见物质实体的由人的劳动产生的效用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实”，却成了效用价值论的一种理论优势，因为这比只考察可见物质领域的劳动价值论更符合自然、科学发展和社会的实际，同时也似乎使劳动价值论无法完美解释的问题有了答案。这应该是现在不少人热衷于效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
其二，效用价值论者，尤其是数理经济学派大量运用高等数学来表达其价值理论，发展到以马歇乐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数学方法则被广泛地用来说明经济理论。这应该是效用价值论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或者是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证、叙述方法相比表现出来的另一种优势。
其三，效用价值论者为了走出后面要论述到的其在价值论推理过程中的矛盾和混乱，每每以财富的生产来混同或取代价值的生产。这对于那些淡漠经济的伦理性，一味追求财富增长的人们来说，无疑是最乐于接受，也是最现成的理论支柱。这就使本来是效用价值论的以“伪”证“实”的不高明的手段，却产生了使效用价值论得以更快传播、扩散的一种优势。
但是，效用价值论要去除经济学这样一门具有强烈的道德规范性的社会科学的阶级性、社会性，本身就是科学上的“伪”，而要以这种不容置疑的“伪”来论证效用决定价值是“实”，就使效用价值论的整个推理论证过程充满矛盾和混乱，到处面临不能自拔的困境。
作为一种价值理论，其所阐述的价值概念必须同时具备社会性、历史性、客观性、可计量性及变动的规律性，而五性同存又首当其冲地表现在其所阐发的价值实体上。效用价值论把效用作为价值实体，而作为价值实体的效用，如果是客观效用价值论所指的物品的有用性，那么，作为由物的物理、化学、几何等性质产生的效用是客观存在，但却是自然界的物、劳动产品和商品所共有的，因而抹杀了作为商品的物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同时，不同物的效用是各不相同的，即不可能有同一而无差别的质，根据数学常识，则是无法计量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变动规律性；如果价值实体如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是人对物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是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但是这种评价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动的，是依人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同质实体的同一无差别的客观性，同样不能满足五性同存的条件。
效用价值论者从一开始就发觉了他们在价值实体上面临的困境，因而就在推理中采用循环论证、混淆概念、臆造条件等方法，以求自圆其说。
客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价值就是物品的效用，而效用的创造不仅需要劳动，还需要资本和土地。使用劳动要支付工资，使用资本要支付利息，动用土地则需支付地租。因此，工资、利息、地租就是生产效用，即生产价值的费用。价值就由这些费用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上述推理是典型的循环考证，根本无法走出其在价值实体的论证上所面临的困境。因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那么，这三者的价值又是由什么决定呢？根据效用决定价值的理论，显然只能说由劳动、资本、土地的效用决定，而要得到这些效用，必须要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要得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又需要劳动、资本和土地，要得到劳动就要支付工资，动用资本和土地则需支付利息和地租。于是，决定价值实体的工资、利息、地租又由工资、利息、地租来决定。客观效用价值论想以生产费用论走出价值实体的非同质性和不可计量的困境，却因为循环论证而只能在原地踏步。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推理过程则是：财货的价值是由其能使人得喜悦和愉快，免除痛苦的效用决定。而人对由财货带来的喜悦感的大小强弱，则是财货的稀少性决定的。为了给人以直观的感觉，边际效用论的开山鼻祖戈森，奥地利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人还以依次递减的数列来表示用每个单位消费品所带来的效用或享受的感受程度，以为这样就可以走出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规定的价值实体因非同一性而无法计量的困境。其实不然。因为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本身正是人们花费劳动去生产这些财货的原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要害正在于要使价值和劳动彻底脱钩，因而不管主观效用价值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用财货的有用性和稀少性来证明人对物的效用的主观感觉和评价就是价值实体的。首先，按他们的解释，有用性和稀少性决定物的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就是价值实体，那么，当人们问到那些对人有用而大自然可以无限供给的物品的价值决定，就无言以对了；其次，主观效用价值论所说的财货，指的只是生活消费品，当人们问起生产资料的价值时，他们的回答是由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耗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而这些生活资料又是动用生产资料才生产出来的。由此，主观效用价值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推理的泥坑。
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客观效用价值论者和主观效用价值论者都求援于供求论，以为用供求论可以使他们最终走出无限循环推理的困境。其实也不然。因为，其一，作为价值，早在商品进入交换前就已存在，而交换价值则是不同商品内在价值的比例关系，价格则是这种比例关系的货币表现。以供求论来说明价值，实际上是以价格来代替价值。其二，供求关系根本不能说明价值和价值量，因为供求变化只能说明价格背离价值的程度，而根本不说明价值本身，当供求平衡时，供求双方都对价格失去影响力，就不能说明价值本身了。所以，应该反过来说，是商品价值的变化，引起价格变化，进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其三，用供求关系来说明价值实际就是价值的流通决定论。离开生产领域而讲价值由流通领域的竞争和供求变动决定，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为掩盖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榨取而故意用一般的买卖关系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说明效用价值论的矛盾和混乱使效用价值论者不惜到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封建社会晚期的重商主义学说中去寻找出路。
西方经济学在今天之所以面临无法摆脱的危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价值论的虚设应该是其中重要性的、基础性的原因。
四
由上，通过对两千多年来一直左右着经济学演变的两大基本价值理论的考察可以得出由以下两点构成的结论：
其一，要适应我国由封闭的计划经济进入开放的，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对经济学进行革新，用简单的扩展马克思在考察可见物质领域形成的价值实体的内涵和外延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在科学，从而人们的认识力和社会实践都已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无视暗物质的存在，无视在高科技时代，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运用不可见的劳动工具和手段（如点粒子震动的各类各种波段等）作用于同样不可见的由暗物质构成的劳动对象，无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产品（如信息、服务、管理等等），或者仅仅套用在可见物质生产领域中现成的分析方法和观念，而不对暗物质生产做出符合其规律性的、科学的说明，并纳入价值论和以此展开的经济学中，则使为劳动者利益呐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只涉及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小部分（科学证明，物质存在的形式80%以上是暗物质）而不完整，从而无法科学地解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社会经济现实，更无从进而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会由此而挫伤从事暗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应有的综合国力的提升。
其二，同样，仅仅因为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财富生产”来取代“价值生产”就以为据此就可以推动我国国力的提升，认为只有借助数学方法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因为西方经济学在无意中涉及到了对由暗物质产生的效用的分析，就以为它是最贴近科学和社会实际的、能全方位（包括可见物质和暗物质）揭示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性的经济学，因而要仿效西方经济学来实现我国经济学的变革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
首先，西方经济学尤其是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西方近、现代经济学尽管大量运用数理分析的方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一针见血地批评的那样，如果数学方法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那我们有诺贝尔数学奖获得者，又有尖端的大型计算机，一切经济问题都将被精确地解决，世界将变得十分安定，可惜世界的现实经济问题却是大堆存在。所以，布坎南主张，经济研究还是要靠观察、积累和语言文字的论证。
【关键词】 主流经济学 幸福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从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的:“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是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他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即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第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第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还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 C. 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当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 J. 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在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01BJL0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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