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1 17:27:51
文艺复兴前期，芭蕾处于萌芽状态，汲取了古希腊的舞蹈，古罗马的拟剧，中世纪杂耍者的技艺。为早期芭蕾艺术提供了戏剧结构、演出形式和哑剧成分。这些养料和早期的萌芽状态，为后来芭蕾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历史中的一种承担者的角色，奠定了基础。
文艺复兴，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掀起的一次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只是复兴古代文化，而是要利用古代文化来创造与中世纪封建教会文化根本对立的文化。”①
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为旗号，而此时的芭蕾同样作为一种古代文化，在这个历史时期作为复兴古代的文化的一个小分支，承载了一定的历史发展使命。萌芽时期的芭蕾艺术注重个人情感的表现和创造，这一特点正好与“人文主义”的实质相符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人文主义”所倡导的：尊重人志，尊重人的潜力，尊重人的自由创造力，对文艺复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西欧各国的文学艺术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芭蕾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意大利和法国在芭蕾的形成初期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芭蕾承载着文艺复兴所需要的文化资源，文艺复兴同样促进了芭蕾的进一步发展。
人们通常会把《王后的喜剧芭蕾》作为芭蕾的生日。在此之前，意大利还是一个城邦国家，各城邦君主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常常办节庆演出，其中也包括舞蹈演出。芭蕾发祥于意大利，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邦君主炫耀财富的工具。正是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出现了“席间芭蕾”。随着意大利与法兰西的联姻与文化交流，“席间芭蕾”传入了法国，成就了1581年最受推崇的《王后的喜剧芭蕾》。在此时的法国宫廷中，芭蕾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是：喻护和护国。在这个时期，芭蕾从“城邦君主炫耀财富的手段”到“联姻的文化交流的工具”到“护国寓意的媒介”，在这一承载过程中，芭蕾自身也从“席间芭蕾”走向了“真正的芭蕾”。
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芭蕾承担了两种角色：路易十四为提高皇权和威望所用的手段，吕里和博尚在宫廷占有一定地位的根本原因。路易十四从小就热爱舞蹈，到后期他亲自批准了皇家舞蹈学院的章程和建院所需的经费，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由此而建立的芭蕾的基本技巧和训练体系历经了几个世纪发展至今仍是各个国家各个派系芭蕾的艺术的基础。路易十四之所以对舞蹈重视，是因为他深知艺术是可以用来提高他作为君王的威望。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宫廷中，有两个对芭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吕里和博尚。“吕里迎合了法国宫廷观众的口味，巧妙地运用了意大利职业喜剧的优秀成分，同时他又力图探索和创造新的形式，使芭蕾逐渐从“出场”锦集向独立的芭蕾舞剧发展变化。博尚的舞蹈反映了凡尔赛的风格和情感，他的‘出场’，使加沃特和小步舞在出色的曲线中一一展现。”②
正是靠了他，法兰西舞派在欧洲占据了优势。路易十四提高皇权的欲望和吕里、博尚对地位稳固的追求，对他们的承担者——芭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芭蕾，在这段历史中始终潜伏在历史事件的背后，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完成了不同的历史使命。在这样一次次的磨炼与洗礼中，芭蕾得到了一步一步的发展。芭蕾所得到的远大于芭蕾所付出的。所以说，早期芭蕾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使芭蕾的形成和良好发展成为一种必然。
我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芭蕾的这种历史承担是不自觉的，它只是在有了一定文化积淀后，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所使用的文化艺术手段之一奠定了，而正是这种不自觉地承担，使得芭蕾在欧洲历史的发展中汲取了更多的历史意义。也正是在这种不自觉地承担过程中，芭蕾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为以后成为一门历史悠久、保存良好、发展奠定了稳定的优秀艺术基础。
参考文献
①②朱立人：《西方芭蕾史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5月
一
“文艺复兴”一词，原意系指“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再生”。但是，当时西欧各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括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主要的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对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的否定；艺术风格的更新；方言文学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的出现；近代自然科学的开始发展；印刷术的应用和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等等。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与其说是“古典文化的再生”，不如说是“近代文化的开端”；与其说是“复兴”，不如说是“创新”。“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是新文化，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文艺复兴”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他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页。）
如果说地理大发现是人类向未知的物质世界进军的话，那么文艺复兴则是人类向未知的精神世界的进军，是在精神世界中进行的探索。这个探索在文学、艺术、政治思想及自然科学领域内创造了丰硕的成果。文艺复兴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从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在于人的觉醒，在于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文艺复兴在欧洲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是人的发现。与中世纪对比，文艺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关于人价值观念的转变。在中世纪，理想的人应该是自卑、消极、无所作为的，人在世界上的意义不足称道。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和人的伟大，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创造力，提出人要获得解放，个性应该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及创造性潜力，反对消极的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提倡积极冒险精神。重视现世生活，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因而追求物质幸福及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在文学艺术上要求表达人的感情，反对虚伪和矫揉造作。如：彼特拉克的《歌集》，薄伽丘的《十日谈》。重视科学实验，反对先验论；强调运用人的理智，反对盲从；要求发展个性，反对禁锢人性；在道德观念上要求放纵，反对自我克制；提倡“公民道德”，认为事业成功及发家致富就是道德行为。提倡乐观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不可抑制的求知欲和追根究底的探求精神，对一切事物都要研究个究竟，决不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精神，为创造现世的幸福而奋斗的乐观进取精神，把人们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创造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的。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就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而“地理大发现”的主角哥伦布和卡波特都是意大利人。他们都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参加地理探险事业的。哥伦布不顾艰难险阻，投身于充满危险，艰苦的探险事业，就说明他富于乐观进取和积极冒险的精神。趋使他远渡重洋，翻水越浪的动力，是寻找黄金的强烈欲望，也是为了追求现世幸福的渴望。向西寻找去东方的航路，是建立在地球是圆形的科学信念上的，也说明他坚信科学实验的精神及探求精神。可以说“地理大发现”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副产品。当然促成地理大发现还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及条件，但是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是毫无疑义的。
其次文艺复兴打破了宗教神秘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动和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并为这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文艺复兴提倡重视现世生活，反对权威，在当代人中间唤起了对天主教会及神学的怀疑和反感。如：比克的坎特伯雷赠予的辩伪，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爆发。从路德的思想也可见一斑。路德认为人比君主还重要：“我是一个人，这个头衔比君主还要高些。原因是：神未曾创造君主，神唯有创造人，使我成为一个人。”他个人从独身到结婚，都表明他重视人的价值，重视世俗的享乐。这说明他接受了文艺复兴的强烈影响。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讽刺、揭露天主教会的腐败和丑恶。如：伊拉斯谟《朱利叶斯被拒绝》、《愚颂》揭露教会的丑恶，为路德攻击天主教提供了大量有力的炮弹。文艺复兴对新教义的形成发生了影响。伊拉斯谟编辑了希腊文新《圣经》，这个工作有助于恢复被歪曲和被掩盖的基督真正教义。他这个工作为马丁路德制定新教义铺平了道路，无怪乎伊拉斯谟曾半开玩笑地说：他首先下了蛋，然后路德用这个蛋来孵鸡。以上事例都充分说明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助力。从此，世界从不可知、不可为、不可能变为可知、可为和可能。
第三、文艺复兴打破了经院哲学统一的局面，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使各种世俗哲学兴起。其中有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它也推动了政治学说的发展，马基雅维利以后，有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米尔顿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发展起“自然权利”、“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以及“三权分立”等理论。所有这些为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四、否定了封建特权。在中世纪，封建特权是天经地义，门第观念根深蒂固。文艺复兴则使这些东西在衡量人的天平上丧失了过去的重量。人的高贵被赋予新的内涵。波吉奥认为，只有个人的美德才是高贵。彼得拉克说：“真正的贵族并非天生，而是自为的。”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顶端的阶梯。米兰大公斯福查原不过是个农民；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则出身商人。封建贵族被剥夺了特权，如果个人无能无为，在社会上也不再是最受尊敬的人，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也不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阶层。
第五、否定了君权神授。在中世纪，国家和君主被说成是上帝所赐，为的是拯求堕落的人类。君主是上帝的代表，对君主的服从是一种宗教义务。但人文主义者却把国家看作世俗幸福的工具，它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安全与和平。他们相信，君主如果成为暴君，必为人民所，这是历史规律。他们反对专制，提出自由和平等的口号。自由的概念不同于古代，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内容。布鲁尼把每个市民有同等机会参加政府管理和批评自由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也不再是早期基督教那种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而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布鲁尼明确地提出全体市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第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文艺复兴恢复了理性、尊严和思索的价值。虽然文艺复兴在哲学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毁了僵化死板的经院哲学体系，提倡科学方法和科学实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开创了探索人和现实世界的新风气。人们坚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头脑，相信实验和经验才是可靠的知识来源。这种求是态度、这种思维方式、这种科学方法为17、18及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七、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出大量富有魅力的精湛的艺术品及文学杰作，成为人类艺术宝库中的无价的瑰宝，永放光芒。中世纪，圣经传说充斥艺坛，窒息了艺术的生命。文艺复兴则不但把圣母变成人间妇女，把使徒像化为对人体的歌颂，而且开始了日常生活和现实人的直接描写。解剖了透视等科学也第一次结合于艺术。西欧近代现实主义艺术从此发端。
以上足以表明文艺复兴确实在思想界带来了一次大解放。它称得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中世纪的一场大决裂。在思想内容上，当时那种趋向于直接现实、趋向于尘世享乐和尘世利益的倾向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个性自由是资产阶级展开活动的首要条件。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是针对建设贵族和专制统治的。而对现实人和世界的探索和科学研究，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所以恩格斯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是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0页。）。如果说文艺复兴已经建立起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未免夸大其辞，但是，文艺复兴已为这种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开辟了一个科学文化的新时代是不容否认的。从思想方式上说，文艺复兴的意义更为巨大。它首先打破了中世纪神学和其他外界权威对思想的牢牢束缚。它不但抛弃了神的眼光而改用人的眼光，而且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人、社会和自然。达·芬奇说：“谁要靠引证权威来辩论，他就是没有运用理智。”（注：《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6辑第47页。）运用自己的理智，运用自己的头脑，运用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人云亦云，不加思考，把所谓神定论视为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这就是文艺复兴树立的思想原则。
这样，文艺复兴就为以后的思想进步扫清了道路。从此，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从哥白尼到牛顿，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上帝的立足之地日益缩小。“礼拜堂日趋没落，实验室欣欣向荣。”（注：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人类开始向自然挑战，向神学挑战，向人类本身挑战。
虽然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学者都大力表现和发扬人文主义精神，认识和揭露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腐朽、罪恶，但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局限，还是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人文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地抛弃宗教；虽然大多数人文主义思想家提到了民主政治的思想，要求民主自由，但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其民主政治的理论都带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点。但它冲破封建枷锁的开创性作用，是任何运动也不能替代的。
二
有的学者认为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意义重大。理由有三：第一，文艺复兴反教会的斗争，是在复兴古代文化的旗号掩蔽下进行的；第二，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是宗教信徒；第三，启蒙运动中有伏尔泰、孟德斯鸠那样的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卢梭的民主思想，而文艺复兴时期在这方面是欠缺的，并且他们的反封建活动也仅局限在思想意识领域，没有进一步触及封建制度。因此不宜评价过高。启蒙思想家们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他们丢弃了前人所披的种种外衣公开向宗教神学和封建君主专制开火。他们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迫害，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象。带有托古改制情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其思想解放的深度与广度，比启蒙学者显然要差。
在具体分析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明确如何进行历史比较。从本质上说进行历史分析有两种不同的比较方法。一种是静态比较即从绝对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一种是动态比较即从运动、发展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比较。前者可以帮助我们探讨不同历史事件（不一定同时发生）的共性与特性，作出定性鉴别，进行定量分析，其中包括确定性质上基本相同的历史事件或它们的某一方面在历史进步程度上的差别。例如，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单独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确定两个历史事件各处于什么水平或发展阶段。但是，这种比较实际上是共时性、“平面式”的。我们如果要比较历史发展序列中不同的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对它们作出评价的时候，这就不够了。从形式上看历史分析也有两种不同的比较：即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横向的比较可以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同一类事件的比较。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类事件在不同国家发展的程度，及不同特点。比如：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比较。纵向比较是指同一类事件在不同时期的比较。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相类似的事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动态的比较应该说是对事件进行动态的比较，对运动过程的比较，运动中的成果和作用的比较，是一事件区别于它事件的相对状态的比较。例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比较也可以作动态的比较。
另外我们还必须明确比较历史作用能否用同一标准。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后人一般比前人认识得更深入，因为后人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是在前人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但后人的历史贡献、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则并不一定比前人更大。因此，历史事件的进步性不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不同时期的事件。要判断这些，我们必须求助于从运动发展，即从进步的相对性上去进行比较。所谓历史进步性是相对于历史事件特定的出发点来说的；判断历史贡献的大小须以其既有的历史基础为参照。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在发展史上的功绩，也首先应该从它们各自的历史起点来评定，与它们以前的历史相比较。而不能用简单的定量分析一个标准来确定其历史的进步性。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的观点显然失之偏颇。
因此，由于二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可以说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二者相差三个世纪，对相差几个世纪的事件用一个标准来考察其思想深度显然是不合适的。十四、五世纪和十八、九世纪的人的思想深度，认识世界的能力肯定有所区别。理由很简单。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文化的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必然发生变化，近现代尤为明显。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不可能与以前的思想处在一个水平线上。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不但开始真正认识外部世界，更进一步真正了解人类自身。而我们必须承认，对任何一种新思想新事物的认识要经过一个过程。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经过三个世纪的艰苦斗争，最终获得完全胜利并为社会所承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面对的外部世界相差甚远，一个要面对的是中世纪宗教禁锢的封闭的世界，另一个要面对的则是已经完成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自然科学的许多新观念已经确立，并得到普遍承认；英国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这些变革、革命无不是对旧世界一个有力的冲击。基于此基础产生的启蒙思想的确更深入。但是，启蒙学者批判基督教对人的压抑和对尘世生活的否定，要求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这与人文主义者一脉相承。当然，人文主义者的一般论点是，上帝置人于世界的中心，予人以自由意志。而启蒙学者，特别是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则否定了上帝，而从自然规律和人的本性来论证人的解放的合理性。启蒙运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宣扬用理性去批判世界的一切，其基本精神正如狄德罗所说的那样，“是偏见，传统、古法、普遍的同意和权威……除了感觉和理性所能证实者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事物”。（注：索布尔《法国革命》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1页。）这正是文艺复兴精神的继续，是完整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哲学的建立和对宗教从理论上的批判和否定。
启蒙运动反封建特权，要求社会地位的平等，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已经有了反封建贵族的实际斗争。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往往局限在“市民”范围之内，而启蒙学者中较先进的人物如卢梭则把平等明确地扩大到一切人，而且从政治平等上升到财产平等。“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找出一个组织形式，用共同的力量来防守和保护每个成员的生命财产，组织里每个成员虽然和其余的人联合，可是只服从自己，并和从前一样自由。”（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启蒙运动反对专制，主张政治自由和共和国，其历史原形之一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政治。对平等、自由、共和国的具体理解在两个时代不尽相同，但其反专制、要民主的精神是一致的。而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用“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人民革命权”等理论扩大了这些要求的内容，并从理论上给予论证，使这些口号具有了更鲜明的感召力。
无疑，启蒙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进步。它使新思想更趋成熟，对旧意识的清除更彻底。但是，启蒙运动本身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在思想性质上，启蒙运动也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而导致一次新的质的飞跃。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锁链的最后环节，但首先冲破这一锁链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应该说文艺复兴在思想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作用也许更大。当然，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影响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用何者更先进，何者更落后来评价，只是比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
文艺复兴是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西欧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是启蒙运动的先驱，正如东方天际不先出现启明星不会迎来黎明的曙光一样，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家们冲破中世纪神学枷锁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这些历史成就是启蒙运动不能替代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它存在着局限性。由于文艺复兴运动未曾具有启蒙运动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可能起到后者所起那样直接的革命作用。如果要求前者能与后者起同样作用，那是苛求于古人，是背离历史主义的。同样，对两者的作用不加区分，混同一样，那只能是主观虚构，也是违背历史主义的。因此，由于两次运动所处的时代不同，不能起同样的作用，因此说文艺复兴不如启蒙运动有思想深度也是不合适的。二者由于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面对的对象也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面对的砍头的危险，是极其强大顽固的封闭的宗教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事实上但丁被流放，客死它乡；彼特拉克虽死在祖国，却被教会暴尸示众，手段卑劣而又残忍；伽利略、布鲁诺更是为之受尽牢狱之苦。因此，向强大的教会势力开战，不仅需要理想和智慧，更需要勇气和胆量。而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就相对好多了，就连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还以和启蒙思想家通信来标榜自己，从这一点上来看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更勇敢、更富于创新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二者最好不作抽象的概念比较，而作具体的历史的比较更好，看它们对当代所起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进程有何影响。
文艺复兴就其思想深度上看是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反传统的、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最难的。而且思想认识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向高级，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任何一个完善的计划都是在前人的成果基础上实现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不可能发生了。用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在历史长河中文艺复兴是方向性的运动，而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
因此，所谓复兴古代文化，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利用古典文化进行反封建的斗争。中世纪人们思想长期受到束缚，教会宣扬的信条与资产阶级的要求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产生之初，不可能凭空设想出一套适合自己要求的思想理论，而古典文化在其自由和民主精神方面正与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合拍，因而他们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思想武器是很自然的。这决不是去寻求什么掩蔽，因为古典文化作为异教的东西本身被中世纪教会视为敌人而在受戕伐。
人文主义者没有彻底地抛弃宗教，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之一。但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徒，与中世纪那些默守教规、慑服于教皇权威、不敢作世俗斗争的宗教徒已大不相同。他们不再因宗教而束缚其自由思想。如：薄伽丘着意攻击教会的丑行；瓦拉无情地揭露教会的谎言。文艺复兴总的说来是还没有否定宗教，但是，资产阶级并不是宗教的天敌。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个人都必须有信仰，或宗教或其它。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认为“如果没有神应该臆造出一个神来”。卢梭也认为，宗教表现了真正的人民需要，是文明社会的必然结果。在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时期和确立统治之后，宗教也从未被抛弃过。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无抛弃宗教本身，而在于宗教是否还是束缚思想、言论、行动的枷锁。文艺复兴首先打烂了教会的枷锁，因此说它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关键词：宗教；艺术；中世纪；基督教；文艺复兴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144-01
艺术与宗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宗教成为支配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对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艺术也反映出一定的宗教观念，给宗教以影响。除此之外，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纵观欧洲历史，早期的基督教受到了罗马帝国的严酷镇压，而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基督教从一个历经迫害的宗教开始走上罗马帝国国教的道路。同样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化的。
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无非是为欧洲美术奠定了基础，它就像艺术道路的开拓者。在长达14个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一直扮演着崇拜的角色，而艺术，就是营造这种崇拜环境的最理想、最现实的工具。要想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就先必须了解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之路。
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人们更好地直观感受宗教的真理。艺术越宗教化，它就越具有艺术性。艺术在宗教中得到更深的基础，宗教就好比是母体，艺术在这种母体中才得以成长。而宗教也离不开艺术，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使宗教成为人类最深的渴望寻求互相寄居的精神归宿。宗教赖以艺术而得以壮大，艺术依靠宗教得以发展，而这两者最终传达的载体是人类。所以要搞清楚基督教美术在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变就得从主客观的因素上考察。
首先我们得追溯一下文艺复兴之前的基督教历史。
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涉嫌“偶像崇拜”而不予提倡，甚至加以反对。即使这样，它也没有与艺术绝缘。公元2―4世纪，基督教遭受罗马帝国政府的迫害，教会逼迫转入地下。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教会由地下转到地上，为了发展的需要，营造更大更吸引人的崇拜场所，更主要是使更多没有文化的基督信徒在直觉感官上理解在书中无法理解的宗教内容，于是壁画与镶嵌画得到空前的发展。公元325年是基督教跨时代的一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基督教从此从一个以下层社会成员为主的宗教开始走上罗马帝国国教的道路。公元8―9世纪是基督教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主要表现在教堂建筑、装饰与圣像镶嵌等方面。这一时期西欧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成为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
公元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的旋风横扫西欧，艺术家们陆续冲破教会的控制，彻底抛弃了呆板的程式，把审美职能与宗教职能相提并论，甚至放在宗教职能之上，用现实主义的和平、宁静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理性信仰的虔诚。在这场转化中，佛罗伦萨画家马萨乔在乔托开启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不但注重透视学、解剖学的原理与色彩的运用，而且强调把宗教题材世俗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人更是把文艺复兴推向了极致。
这一时期的转变在绘画上极为突出。中世纪时期，美术的人物就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神秘的属灵世界，不注重（甚至排斥）真实的生活。人物造型一般都是眼大口小，表情严肃或者呆板。人物占据大部分画面，而且有严格的排列次序，最下面是俗人与平信徒，其上是教士，再上是圣徒环绕的天使和“圣家庭”（圣母玛利亚、耶稣和约瑟），最上部是基督（代表上帝）。色彩也划分为固定的象征意义，如金色象征神圣、紫色象征尊贵、白色象征圣洁、绿色规范化的程式当然大大地束缚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影响了艺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探索，他们开始注重宗教题材的世俗化，并开始研究透视学、解剖学的原理，以及色彩的运用。在中世纪时期，美术只宣扬苦难人生，否定对自然的探索，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敢于不顾宗教禁律，整夜地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的构造，探索生命的奥秘，促使被中世纪的伪科学窒息了达千年之久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朝着更科学、更生动的方向发展。“尊重自然，又强调艺术的理想化”，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主要贡献。15世纪的人文主义艺术家所创造的许多反映人间生活情趣的“宗教”美术品，让人领悟到真正的“天堂”不是在天国，而是在人间。这是一种从禁欲主义里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
从西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这一段时期中，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与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宗教艺术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后期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2-0144-01
艺术与宗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宗教成为支配社会的意识形态时，它对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艺术也反映出一定的宗教观念，给宗教以影响。除此之外，人的宗教观念和宗教制度也会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纵观欧洲历史，早期的基督教受到了罗马帝国的严酷镇压，而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基督教从一个历经迫害的宗教开始走上罗马帝国国教的道路。同样艺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变化的。
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无非是为欧洲美术奠定了基础，它就像艺术道路的开拓者。在长达14个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一直扮演着崇拜的角色，而艺术，就是营造这种崇拜环境的最理想、最现实的工具。要想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就先必须了解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之路。
宗教往往需要利用艺术来使人们更好地直观感受宗教的真理。艺术越宗教化，它就越具有艺术性。艺术在宗教中得到更深的基础，宗教就好比是母体，艺术在这种母体中才得以成长。而宗教也离不开艺术，艺术的丰富表现形式使宗教成为人类最深的渴望寻求互相寄居的精神归宿。宗教赖以艺术而得以壮大，艺术依靠宗教得以发展，而这两者最终传达的载体是人类。所以要搞清楚基督教美术在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转变就得从主客观的因素上考察。
首先我们得追溯一下文艺复兴之前的基督教历史。
早期基督教艺术作品涉嫌“偶像崇拜”而不予提倡，甚至加以反对。即使这样，它也没有与艺术绝缘。公元2―4世纪，基督教遭受罗马帝国政府的迫害，教会逼迫转入地下。公元4世纪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逐渐取得了合法地位，教会由地下转到地上，为了发展的需要，营造更大更吸引人的崇拜场所，更主要是使更多没有文化的基督信徒在直觉感官上理解在书中无法理解的宗教内容，于是壁画与镶嵌画得到空前的发展。公元325年是基督教跨时代的一年，君士坦丁大帝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基督教从此从一个以下层社会成员为主的宗教开始走上罗马帝国国教的道路。公元8―9世纪是基督教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主要表现在教堂建筑、装饰与圣像镶嵌等方面。这一时期西欧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成为14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先驱。
公元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的旋风横扫西欧，艺术家们陆续冲破教会的控制，彻底抛弃了呆板的程式，把审美职能与宗教职能相提并论，甚至放在宗教职能之上，用现实主义的和平、宁静的人物形象来表现理性信仰的虔诚。在这场转化中，佛罗伦萨画家马萨乔在乔托开启的现实主义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不但注重透视学、解剖学的原理与色彩的运用，而且强调把宗教题材世俗化。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等人更是把文艺复兴推向了极致。
这一时期的转变在绘画上极为突出。中世纪时期，美术的人物就是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神秘的属灵世界，不注重（甚至排斥）真实的生活。人物造型一般都是眼大口小，表情严肃或者呆板。人物占据大部分画面，而且有严格的排列次序，最下面是俗人与平信徒，其上是教士，再上是圣徒环绕的天使和“圣家庭”（圣母玛利亚、耶稣和约瑟），最上部是基督（代表上帝）。色彩也划分为固定的象征意义，如金色象征神圣、紫色象征尊贵、白色象征圣洁、绿色规范化的程式当然大大地束缚了艺术家的想象力，影响了艺术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探索，他们开始注重宗教题材的世俗化，并开始研究透视学、解剖学的原理，以及色彩的运用。在中世纪时期，美术只宣扬苦难人生，否定对自然的探索，而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已敢于不顾宗教禁律，整夜地解剖尸体，研究人体的构造，探索生命的奥秘，促使被中世纪的伪科学窒息了达千年之久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朝着更科学、更生动的方向发展。“尊重自然，又强调艺术的理想化”，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杰出的艺术家的主要贡献。15世纪的人文主义艺术家所创造的许多反映人间生活情趣的“宗教”美术品，让人领悟到真正的“天堂”不是在天国，而是在人间。这是一种从禁欲主义里解放出来的进步思想。
从西方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这一段时期中，我们不难看出基督教艺术的发展与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宗教艺术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后期艺术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 鲜明高亢的主题基调。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一开始，就运用著名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来奠定高亢而深邃的主题基调。这种激昂的主题基调作为这部音乐舞蹈史诗的灵魂，贯穿始终，把观众带入深深的爱国情怀之中，在红色主旋律的引领下，领略史诗般的精神气韵。《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和《中华颂》五大组成部分在时间的延续中回望祖国母亲曾经走过的悲壮历程，多彩多姿的文艺节目内容在空间的展现中唱出了集民族性与时代感的正气歌。内容和艺术形式作为整体构思的有机环节紧密有序地联缀在一起，并运用电子技术形象生动地重现中华民族在复兴征程中历经的各个重大历史时期，音乐和舞蹈共同表现一个主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伟大的祖国和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跨越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定不移地行走在波澜壮阔的复兴道路上，共同谱写繁荣富强的华美乐章。
2. 严谨流畅的结构框架。
文艺作品的结构框架本身不仅仅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它也如同中流砥柱一般成为主题思想的支撑者、灵魂的依托。《复兴之路》创作者们充分认识到结构美的重要性，将整个节目采用史诗的叙述方式。《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和《中华颂》五大篇章作为经线全景式再现从音，每个台都扩大为七个频率覆盖，产生了联动共赢的效果。同时，中国广播网、国际在线网、你好台湾网均开设专栏刊出七家电台的14集节目，文字、音频及图片并茂，半个月的点击量数十万，并被“新浪'“搜狐”等境内外网站大量转载，极大地增强了广播对中国军队重大选题报道的传播影响力，发挥了主流媒体正面引导舆论的重要作用。
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直播中国》播出反映为例，10月2日至9日，《直播中国》集中连续播出了《我眼中的中国军队》，产生良好反响。《新闻阅评》称赞这组系列节目“饱含亲和力”，“通过百姓真切语言，表达了对子弟1840年到2009年这169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复兴历程，刻画出在复兴之路上中国历经的三大转折点：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除了每部分内容紧扣主题外，各个部分之间也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环环相扣，层层深入主题思想。
例如《辛亥童谣》、《曙色》着重表现鸦片战争以后身陷火海的中国人民开始苦苦探索救国真理的艰难岁月；《长征路上》、《为了母亲》、《打过长江去》则高度颂扬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不断与敌人顽强斗争，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悲壮事迹；《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大漠深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年代；《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可战胜》、《打工谣》、《遥望我的蓝色星球》、《呼唤》以及《百年圆梦》等真真切切地再现了党和人民不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的光辉历程。
3.异彩纷呈的节目内容。
如果说结构框架构成了《复兴之路》的筋骨，那么，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便是其丰腴血肉。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目内容是关键。《复兴之路》真正做到了气势恢弘，节目内容异彩纷呈、内涵深刻、创新性强。
一方面，节目形式多彩多姿。《复兴之路》集歌舞表演、诗歌朗诵、情节表演、交响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打破常规文艺节目常有的独唱、歌伴舞以及千台一面的尴尬局面，别出心裁地推出情景表演节目《共和国的名字》，在观众心灵深处掀起了强烈的“情感风暴”。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南下部队的一名普通战士为了将首都、国旗、国歌、国名“一个人不能少、一个字不能丢”地传达给每一位战士在战场上壮烈牺牲。这位年轻战士牺牲前还念念不忘共和国名字的那一幕，牵动了人们的心弦，震撼着观众的心灵；当战士们齐声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刻，一种产生于人们心灵深处的兵的爱戴敬仰之情；通过境外人士的国庆观感，见证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崇高精神面貌。”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受众信息》10月综述：“听众称赞七家电台共同制作的《我眼中的中国军队》节目切合听众的口味，是难得的广播精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家听评简报》2009年第22期评价这组节目是勇于突破和创新的力作，开创性大协作使军事节目受众面更广，可听性更强，亲和力和感染力更饱满，生动准确地处理好军与民、刚与柔、内与外这三方面的关系。强烈爱国主义情感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节目内容新颖独特。创作者独具匠心地采用配乐诗朗诵《沉思与抉择》对十年文革浩劫进行巧妙的艺术化处理，通过大地、天空、小草、田埂之间的相互倾诉，借用隐喻、象征、烘托等多种艺术手法，客观再现了中国为探索复兴之路征曾在风雨中遭遇挫折而又重新拨正航线、扬起风帆进入崭新春^天的真实面貌。除此之外，创作者还将诸如《我们的田野》、《学习雷锋好榜样》、《在希望的田野上》等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与许多内涵深刻、情感炽烈的新创爱国主义歌曲《我的家园》、《大漠深处》、《致中国》等交相辉映，悠扬的旋律在不同历史时空中回荡，渗透着浓浓的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
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
1. 画面和声音的完美结合。
《复兴之路》以音乐艺术和舞蹈艺术为母体，充分调动了声音、音响、灯光、色彩、画面、造型、特技、文字等多种元素，积极主动参与到节目表现中去，使得声音与画面两者双珠联璧，让广大观众津津有味地享受了一席视听盛宴。歌舞《大漠深处》可称得上声画完美结合的一大亮点。创作者采用音画对位，虚实结合的艺术处理方法，把表演者、演唱者和舞台布景中广袤沙漠的画面三位一体有机结合在一起，声情并茂地表达出“两弹一星”的科技功勋们好似戈壁滩上盛开的马兰花，无怨无悔奉献出自己宝贵的青春年华，用血汗谱写“强国梦”的华美篇章。此外，创作者还有意识地利用电子特技效果将科技功勋们的名字适宜地切入到舞台大屏幕虚设的广袤沙漠画面上方，通过特写镜头，让一排排钻石般耀眼的名字照亮观众心灵，来唤起祖国人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和无比崇敬之情。
2. 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
首先，时空交融的独特审美感受。创作者颠覆那些粗浅低俗文艺表演惯用频闪的灯光、弥漫的烟雾、虚假的表演和干巴巴的技术堆砌，而是不断创新，借用电视独特的技术和艺术手段，进行精巧的电视化处理，使得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整场演出进入到时空自由的艺术王国。比方说在《惊梦》这一部分，创作者对历史自然存在的时间与空间做了成功的处理和改造，采用象征性的表现手法，一声巨响震碎舞台后方那面映射清末沉溺于歌舞升平美梦的镜子，来暗示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陈久封闭的大门。紧接着，一条条触目惊心的不平等条约从舞台弧形阶梯状LED屏的两侧倾泻而下，冲击着观众的视觉神经，将历史时空与电视时空通过声音与画面的有机结合，虚虚实实地交融在一起，扩展了屏幕的信息量，从而让观众产生一种亲临其境之感，在有限的观赏时间内领略一种时空流动的艺术美。
其次，创作者在保留原有音乐、舞蹈、诗歌、话剧等文艺形态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视频技术与艺术的互补优势，淋漓尽致地展现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美。多种艺术元素，如同五彩缤纷的艺术“万花筒”，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听觉震撼力一同调动观众的接受心理机能，给观众带来奇妙的审美情趣。比方说《遥望我的蓝色星球》节目的创作者在调动声、光、色、画面等视听元素的同时，超越舞台的假定性和封闭性，使得观众从现实日常生活中分离，全身心地投入到屏幕上星光璀燦的画面与舞台空中蓝色地球所构造的美妙情境之中。当屏幕上出现中国宇航员在太空舱外行走的历史纪录画面时，飘浮在演出舞台上空的航天员也同样挥舞着国旗向观众们致意，两者交相呼应，声画同一，仿佛让观众们和航天员一起来到太空，共同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央视转播的《复兴之路》，与舞台演出相比，其独特的电子切换技术和高超的特技效果又为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表演平添了无穷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对音乐、歌舞、诗歌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力的增强，还是对《山河祭》、《热血赋》、《创业图》、《大潮曲》和《中华颂》五大不同历史时空的真实再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做了大胆的创新。编导们根据演出的整体构思、观众的审美需求和整场演出进行的实际状况，经过镜头的自由摇移，景别、角度的多重转换、画面的逻辑组合，还有叠化、移位、切入等等大量特技效果的灵活运用，营造出诗一般的意境，给观众带来一种精妙绝伦的审美体验。可以说，展现在大家眼前的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已经不再是“被动”机械式记录的文艺演出，而是一件经过先进电子技术和特技效果制作的高雅艺术作品。高科技电子技术的介入，艺术与技术的“联姻”，不仅仅延伸了电视艺术表现的创造空间，而且还拓宽受众的审美视野。
三、审美特征的史诗性
1. 气势恢弘的历史性。
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犹如参观浏览历史博物馆一般。整场演出以历史时间为线索，通过严谨流畅的结构框架、不同章节中各具时代特征的节目相互联结以及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再现中国近代、现代、当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时空，展现出中华民族由贫穷落后走向民主富裕的历史性巨变，引导人民从现实的视角出发，去追溯从1840年至今，这169年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拼搏的历史足迹，以唤起和加深观众对这段历程的情感体验，使大家在动情之余，情不自禁地回顾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切身感受每一个历史事件背后蕴含的深刻意义和思想意念。
一、过渡人权时代:一种积极意义的临入
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历史特征恰在于向人之权利的初始转向。在此之前的中世纪，神权、神之位格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在神圣气氛的笼罩下，虔诚的信徒们如奴仆一样向上帝贡献着自身的一切，他们的头脑中只单纯装有义务这一词汇，因为在其观念与现实世界中，只有他们的主才有拥享权利的资格。在这种背景下，人这个指代词意味着贪婪、感性、纵欲、罪恶与亟待拯救。人与权这两个词素从不曾被链接在一起。即使偶尔被摆放在一起，修饰它们的谓词必然是极其可耻、绝无可能与必入地狱这些负性词语。在中世纪，人权是一个伪词素，当人与权连用时，类似于圆的方的悖念会同时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而神与权在人们的认识中却自动成为了一个基础词素，人们谈神的时候，即使没有说出权，也意味着己经想到了。自文艺复兴开始，在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强力呼吁下，人与权这两个词素才首次被跨时代地粘连在了一起，而且一经粘连，就绝不可能再出现哪怕是须臾的分离。文艺复兴人开始到处搜寻自己以及先人丢失己久的权利，尽一切可能丰盈自己的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拼命汲取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向着现代人权理念过渡的转折性时代。这一时期为以后真正人权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丰厚的必要积淀。这种积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权第一次从上帝那里抽离出来，并与人最终链接起来，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之利益的合法性第一次获得了论证，并成为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第一次以伟大和富有力量的姿态被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集体颂扬。乔万尼皮科毫不隐晦地认为，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在神那里人并非被动，人从一开始就被上帝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利，因为上帝在造人时，他把人这种未定的造物置于世界之中但却不赋予他特定的位置，并使人成为tipo indefinite(未经规定之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和判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位置、形貌以及票赋。费奇诺认为:(人的)灵魂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是万事万物的中项，它把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它拥有全部的力量。伴随着这些对人的称颂，文艺复兴中的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的方式展示出了作为人的骄傲情结。人终日思考的事情便是权与利，在上帝以及他人那里争抢属于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权利，权是人的专有物以及人是权的主人的观点普遍流布且被绝对贯彻。
文艺复兴对现代人权观念之发轫的另一重要意义还在于:人不仅将权从神的位格中夺回到人的群体中，而且权还被个人从群体一次性地夺回到自我的控制中。权不仅与人结合了起来，还与具体的单个人结合了起来。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人权必然是主观人权，也就是单个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根据德国人权伦理学家罗曼的观点:人权首先是个体的人的权利，这即是说主观权利。尽管人权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宽泛，目前学术界在人权之具体含义这一问题上的争议极大，但有一点却是被普遍认可的，即人权是具体的个体权利，人权是个体权利的观念恰恰是人权理念的根基性价值诉求人权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单个个体的保护，可以说，只有将人权作为个体权利来理解，才触及到了启蒙了的文明的实质。总之，主观权利构成了现代人权的本质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单个个体理所当然地构成权利的载体的观念为现时代人权观念的形成与演化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极其强调个体、个性与个人权利，虽然艺术家大都依赖顾主提供的钱财而生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却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坚持，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屈从于顾主的意愿并以违背自己艺术趣味的方式去进行被动创作。大画家乔万尼贝利尼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代表。人文主义者皮埃特罗本博描绘他说:他的快乐就是不对其风格施加任何明确限制，他喜欢作画时任意挥洒当画家皮埃罗迪科西莫与顾主发生矛盾时，顾主威胁说不付钱，艺术家则扬言要毁画。画家雅各布彭托尔莫最令人恼怒的是:他只在自己高兴的时候为自己喜欢的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工作;作曲家乔斯坤也总是在自己高兴而不是被要求的时候才谱曲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传记家瓦萨里的叙述，大画家马萨乔总是心不在焉，他甚少在意他人，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愿想一下世俗事物，甚至也不在意穿着画家多纳泰罗为一位威尼斯商人制作胸像，当这位商人认为他要价过高而与他讨价还价时，多纳泰罗直接将胸像扔到地上摔得粉碎。
通过对个体之人拥有权利的合法性的充分论证，人类的历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文艺复兴是向着现代人权临入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
二、过度人权时代与自然道德之缺失
在这里我们需要为人权打上必要性的引号，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概念尚未具有现代意义上人权的实质性。在上一部分，在谈到文艺复兴对人权理念演进的积极意义时，我们所强调的是文艺复兴将现代人权结构中的主观权利不自觉地纳入到其思考体系中，从而成为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向现代人权的过渡时代。然而，人类历史不能逾越式地向前发展，文艺复兴只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只是路上的一个关键骄站，它距离现代人权的最终归宿还相距甚远。导致这种距离的直接因素是:个体在论证了其拥有权力的合法性之后，不懂得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地获取并保守自己的权利，相反却无度地向外扩张，无限度地扩张自身的权利，从不曾考虑为自身之外的权利主体承担任何应尽的义务。每个人皆如此，经过一番相互厮夺之后，每个人曾经预想的过度化地拥有一些权利的意图最终却被实际占有权利的寡尽一一取代。个体甚至连现代意义上的最基础的消极人权(生命、自由、尊严、财产)都难以保有，最终，这种过度化的侵占造成过度化的失去。伦理利己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鲜明愈烈地被频繁上演，每个人思考的都是自己的权利，拼命逃弃的皆是自己的义务，人们彼此间的不停伤害成为了惟一的结果。
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利最终使人失去现代意义上的最基础的人权。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具体因素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能真正进入到现代意义的人权殿堂中?我们认为，自然道德的缺失是导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理念没有真正成型的首因。
人权理念的实际接纳需要一种整体思维观念上的统一性，需要有一个或几个被普遍接受的共有点。因为人权涉及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实际的相互关系，不是单纯的自己与自己的抽象关系，因此，人权的最终落实需要达成一些关乎如何交往的基础性共识。这些共识的达成来源首先便是传统社会遗传而下的自然的道德情感。这是一些蕴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最深层的道德认同理念，它们为一个时域之中的人集体接受并竭力奉行。而文艺复兴时期缺少的首先恰恰是这种统一化的道德共识。文艺复兴是一个道德过度多元化的时代，人人都在秉持着与众不同的道德观念体系。当阿尔贝蒂严厉地谴责谎言，认为说谎既丑恶又有害，并用厚颜无耻、遭人鄙弃、卑鄙下流等形容词来描画说谎者时，马基雅维利却认为时事所迫之计做一个伪装者和一个假好人是不应受到指责的。布鲁诺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在其伦理学作品《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中，布鲁诺提出:任何东西都不会是绝对的只有坏的特性任何东西对于另一个来说可以是坏的，比如有德之诸神对于邪恶之人即是恶的，自昼与光明之神对于暗夜和混沌便是恶的。而在他们(指诸神，笔者注)之间，他们相互也是好的。
这种道德过度多元化将文艺复兴人引入了一个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在原有的曾被人们认为牢不可破的神学大厦突然崩塌之后，一时惊愕的人们再也不能找到一种可以秉持终身的公共道德。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不对的、你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对不对并不重要，都成为了这一时期道德多元化的独特回应。我们不能谴责那时候的人们缺少道德感以及道德智慧，事实上，道德感以及道德智慧的实际生效必然是以社会上客观实存的道德观念为构成之源的。比如在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中，《圣经》的教义会明确告知其信徒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基督教中大量流传的信徒、圣徒和典型人物的事迹，成为了其信徒极易相仿的道德样板。基督徒的道德推理经常采用这样的形式:如果耶稣处在你的位置，他会怎么做?常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必作复杂的道德推理的，因为那些生动的典型，为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快捷的参考方式。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神是他们所遵守的道德法则的惟一来源，他们的宗教教义完全覆盖了他们的道德义务。信仰让他们相信对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被置于这些绝对的标准的检测之下。但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天文物理生物学家的笔下，上帝却第一次被置于一种可怀疑的地位。对上帝的信仰是一个绝对的命题，这个绝对命题不能遭受丝毫的缺损性。和其他的事物不同，如果我们怀疑一个普通事物的某部分，并不妨碍我们认可除了这一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比如我们否定一个人的做事能力，却并不一定影响我们对其道德人格的正向判断。但上帝的全部王国却是一经怀疑便全部倒塌的，怀疑上帝的最丝毫的点滴观念会瞬时让这个怀疑者的全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实际作为方式发生彻底性的改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就面临这种状况，他们不知晓什么是符合道德的，因为道德的标准不再存在，他们失去了效仿的绝对样板，既然什么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既然权利的观念在每个个体那里己经抬头，那么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权利便成为了惟一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了对合理人权之拥享的相互摧毁。
这种道德、价值的多元化直接促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最终远离人权的殿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权理念不但不排斥多元，甚至支持多元，但却要求在这些多元中要具备某些统一性，或者叫做共识。积极性的人权因不同人的理解而不同，但基本的消极性人权不能被剥夺，这己然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共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权利指向方面过度多元化的同时，却缺少一些基本共识，甚至对消极人权中最基本的生命权都不能形成保障性的共识，随意伤害生命成为了那个时代经常上演的悲剧。这种对人权的过度要求与人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基础性构成了矛盾。人权所要保障和满足的是最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如不满足，就意味着死亡或者严重痛苦，要么触及到自主性的核心领域。因此，人权是有着基础性的，人权的提炼过程不能出现过度化，否则便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最终因过度化的人权追求而与真正的人权理念擦肩而过。
三、过度人权时代与人工道德之缺失
导致人权观念最终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生成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缺少人工道德得以构建的成熟条件。事实上，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人权观念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一种人工道德的相应构建。人工道德是现代人权理念构建的基础性要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因素。当社会历史从一种传统的自然存在方式进驻到陌生人相互共在的组群关系时，原有的熟人关系被打破，适用于旧时的自然道德不再生效，此时需要能动地构建起一种人工的普遍道德来维持陌生人之间猝然临在的新型互生关系。而人权观念恰恰是人们面对陌生人社会而自觉构建起来的一种人工道德，在这里，人工道德成为了人权理念最终建成的基质性要素。如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自然或者半自然道德意识(包括古典道德以及中世纪的宗教道德)的全面瓦解，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了多维度的变质，西方在此刻正式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为彻底的陌生人社会。中世纪大部分欧洲人皆遵从同一神的圣谕，虽然生活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但彼此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免受来世的惩罚，在神的护佑下升入天国，由此，虽然受到自然的交通条件的严格限制，不同区域的人们并不能如今天一样经常聚合在一起互相交流信息、，互相联谊友情，人们一生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地域中结识有限的人，但这些陌生人之间由于共同的信仰彼此间又是那么熟悉，相互间传递着无声的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的欧洲比中国古代更具有熟人社会的真正实质。但历史走到了文艺复兴，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社会却在欧洲猝然建立起来。信仰、价值追求、道德认知、生活方式、政治建构，一切都于顷刻间变得迥然有别。面对着身边本己熟悉的人，人们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人际间普遍隔了一层浓厚的迷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们不再如中世纪一样依附于一两个封建地主而带着子孙终生生活于原地，经常性地流浪于城市间以及变换工作骤然成为了他们新的主要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们亦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中世纪隐修的生活方式，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人群。他们开始投身于他们本不十分熟悉的政治领域，学着商人一样与各种陌生人打起交道。此刻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己经从熟人社会转型为一个彻底的陌生人社会。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既然传统的自然道德己经瓦解，如果能有效地适时建立一种人工道德，用一种公共的人工的方式新建一种有效道德，以及一系列与这种人工道德相一致的法律条文和政治观念，或许那个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权时代至少可以早些临近，但事实上二者的间距却如此遥远。文艺复兴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意识形态，因为那个时代尚不具备一种构建现代人工道德的必要条件，人们不可能就一些本该属于人的消极权利达成某些共识，虽然这些消极权利己经受到了千年之久的践踏。其原因如下:
首先，构成现代人权基础的人工道德的形成需要人们对历史教训有着真正的洞彻的反思。人工道德的自觉构建动力来自于一种被惨痛伤害的历史事实，来自于一种惨痛的因基本人权受到毁灭性的践踏而引发的理性反思。只有受伤了，受伤者自己以及他们的后裔才有可能思忖如何避免新的伤口。对此可能有人提出说，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包括古代频繁的城邦兼并和中世纪高密度的宗教讨伐(如历时极久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渗痛的宗教迫害(大批次的人死于耶稣信徒的火炬下)不仅不能说那段历史缺少伤痛，反而应该说两千多年来西欧的人们己经流干了伤口的血。既然可被反思的史实与伤痛如此厚密，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觉醒?事实上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此前的欧洲人对来自自己的同类的伤害己经领受频繁，但他们并没有对历史之伤做出真正的符合实质性的反思，没有对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做出真正的思考。首先他们对来自战争伤害的反思甚少，或者说这种反思没有被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这一层面来思考。在文艺复兴之前，不论是西欧古代还是中世纪时期，其冲突的类型往往是整体性的，个体性的冲突未被置于显著的地位。古代战争主要以地区或者民族间的互相侵吞和征服为主要特色，一个民族或种族以一种整体的规模与另一个民族或者集团发生冲突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模式。几乎所有冲突的主动方都打着正义和解放的旗帜，被动方都高呼着保卫家园的正义口号。于此，任何冲突都被冠以正义的名义，正义只要一经某个领导者的口中喊出，便成为了一个不经检测与反思而立即获得合法性的拥有巨大煽动性的口号。仅仅是这个口号便可以诱使几乎所有的民众出生入死，他们很少思考自己的领导者的口号与事实之间是否应被推敲一番。中世纪的情况较之古代尤甚。甚至连出自领导者之口的正义的口号都不再需要，只要圣战的领导者轻言一句去歼灭哪个异教民族或惩罚哪个异端，所有的信徒便会立即响应，因为他们总是相信宗教首领的命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汇，宗教首领就是神的化身。他们的信奉逻辑是:因为是神发动了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正义的。他们的思维却不能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运作，转而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因此神才会去发动。
由此，个体极少怀疑过由自己参加的整体性战争的合理性，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将自己卷入其中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双方变成了丧失个体性的两个符号，参战的个人在伤害对方的个体时，即使再血腥再残酷，也会认为这种屠杀方式是合理的，是应该如此的，甚至越残忍就越是在伸张正义。他不认为自己是在伤害一个有血有肉的甚至是在真正维护正义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他所认为的非正义的符号。同样，当一个人被对方战队里的某个人伤害后，被伤害方的头脑里生成的是一种不假反思的类似于悲剧的崇高感，仿佛正义受到了伤害，但正义的力量却在同伴以及后人的解读中萌生出巨大的力量，鼓舞自己的正义群体投入到一场场新的不经反思便获得正义性的战斗中。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受到了伤害，自己却未感觉到受了伤害，因为崇高的道德感完胜了伤害。在这种群体冲突的模式中，只要杀害和攻击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方式，不需要保持合理的距离以便生成一种拒伤害于其外的更优化模式。这种互相伤害所依赖的核心因素是力量，而不是智慧，是进攻，而不是斡旋，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古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人社交智慧有着很大的区别。
此外，普遍化人工道德(人权观念)的建立需要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国际经验，是国际化伤痛的反思结果。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使得人类的大部分卷入其中，伤亡惨痛。两次大战的覆盖之广、伤害之重，要求人类集体做出一个反思。人权涉及的是人的全体性，涉及的是属性的人，因此现代人权观的最终建立需要人类大部分的共识。我们不能用这些要求那个时期的意大利，虽然在那个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国家区域间的贸易交流的展开，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较之之前的历史己经相对频繁，但相对来说仍旧非常封闭，欧洲与其他洲陆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更没用领受过世界性的共同伤害，加之国际间对话机制远远没有建成，这些必然造成那个时代距离现代人权的寓所还相距甚远。
这样的文化运动在中外历史上一再发生。在西方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在中国有新文化运动，甚至还有一场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以思想观念变革为核心的文化运动，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许多文化运动往往不成功，没有像发起者所预期的那样改变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哪怕其所提倡的观念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二是并非每次文化革命所传播的观念都是正确的，或者说真的有助于提升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有的伪文化运动甚至传播对人性的错误认识，这样的运动，不论当初力度多大，最终还是要归于失败，因为其所传播的观念违背人性。
文艺复兴，个人的复兴
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却被无视了数千年，而且在许多地方继续被无视。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在西方，启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文艺复兴。作为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并扩散到整个西方的一场空前而持久的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是欧洲历史上乃至影响到全人类的一次人文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击碎了由来已久的精神枷锁，塑造并普及了关于个人的尊严与价值的观念。
在没有出现文艺复兴的地方，理想中的人应该是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个人不把自己看成是自己，而是看成一个民族、种族、阶级、国民、政党、家庭和公司中的一员。他被要求为他所属于的那个抽象的集体活着，却不能为自己活着；他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可以是他自己。个人就像是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动弹不得。他们被迫终身带着自己的身份与政治标签。凭借权力可以任意剥夺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由他自身的价值来衡量的，而是由他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和个人身份来决定的。一个有价值的人不是人，而只是为掌权者所用的人“才”！现世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不是“活生生的个人”，而是那些冰冷无情的集体。
文艺复兴的最大成就是在观念上复活了真正的个人，否定了抽象的、集体的、附庸的人，肯定了个人和个体的价值、尊严与伟大，断定个人不应该成为任何集体的附庸，主张个人是自身命运的主宰。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世界虽然不是由观念决定的，但是人类的行为和人类的制度都是建立在某种观念基础上。
这场文艺复兴表明，以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为使命的文艺复兴，是任何文明的成长必须经过的阶段。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的演进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人类一次精神涅磐，是人类对自身认识的一次观念上的脱茧。
复兴，为何是“文艺”？
文艺复兴不是复兴文艺，而是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为什么要借助文艺？因为文艺是人性的镜子。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其成就无一不是个性的淋漓发挥。文艺复兴时期的每一幅杰作，无疑不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艺术作为传播观念的一种手段，与学术相比，具有无限的穿透力、震撼力、感染力、扩散力。学术是为同行的，艺术却是为公众的。携带价值观的文艺是联通哲学观念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把知识转化成文化观念的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艺术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文艺本身又是最具个性、最离不开自由的社会活动。这使得文艺格外适合于传播观念、塑造信仰。没有文艺，哲学观念是无法变成大众所认可、接受的价值观。只有学术，没有文艺，是不会有文艺复兴的。所以，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一定是而且必须是一场通过文艺来传播的文化运动。学术与思想繁荣是文艺复兴所必需，但是，没有文艺，就没有文艺复兴。
值得提醒的是，文艺复兴，不是文化复古。文艺复兴虽以发掘、整理和研究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为旗帜，但实质上是为了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文化像人类自身一样是演化而来的。任何新文化都一定能够从既有的文化遗产找到种子、找到养分。文化不过是人性的再现。凡是人性中所蕴涵的，在文化中一定有积淀。文化擦不掉，就像人性改不掉一样。没有全新的人性，当然也就没有全新的文化。所以，任何新文化不论多么新，都是对既有文化传统中的某种成分的继承和放大。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中国有过文艺复兴吗？
中国不曾有过真正的文艺复兴，至少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关于中国是否发生过文艺复兴，有过很多争论。有的人说，有！不仅有，而且从先秦、汉唐，到宋明、清末民初，发生过多次。如果把文艺复兴看作是通过重新发掘、肯定古典文化来确立人的价值，来发现个人，那么，文艺复兴从来没有驻足于中国。中国也许有过文艺繁荣，出现过好作品，但是，中国没有成功的文艺复兴，只有文艺复兴的尝试。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的思想文化运动应该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这场完全由民间发起、民间主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观念上进一步瓦解了持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推动了人性的解放，引进了民主科学等现代概念，初步普及了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观念。即便如此，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在中国从来没有被确立起来过。普世价值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联性，从未真正建立起来。文艺复兴向我们证明了一个貌似悖谬的道理，创新只能通过复兴才能实现的。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们根本来不及明白的道理。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是否已经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是否已经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运动达成了这一目标吗？
没有人认为意大利今天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来伸张个人的价值，因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未竞的事业必须要完成。所以，中国今天仍然需要有场成功的文艺复兴。这样才能对今天的和未来的每个中国人有个交代，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
文艺复兴，抑或启蒙运动？
有人会说，中国需要的是启蒙运动不是文艺复兴。为了抓紧赶超，何不妨跳过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如何。在中国谈启蒙运动已经很多年了，至今没有实现预期的结果。为什么？因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是文艺复兴。
事实上，近三十年，或者说，近一百年，中国的启蒙者们试图绕开文艺复兴直接进入启蒙运动，只面向未来不面向过去，只面向精英不面向民众，只面向学术不借助艺术，以至于启蒙对中国至今还是一个梦想。中国人一直看到了自己需要一场启蒙运动，而没有看到在启蒙运动之前还必须有一场文艺复兴，或者说一场新人文（复兴）运动，不论你叫它什么。
从文艺复兴到宪政民主
没有新的观念，不会有新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观念，不会有合理的制度。制度离不开人，尤其离开个人。个人与制度也离不开观念。没有个体自由自主的观念，没有自立的个人，不会有能够保障个体地位的正义制度。在看待人、观念、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看到制度，而且要看到制度背后的个人；不仅看到个人，而且要看到支撑个人的观念与信仰。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等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十七、十八世纪西方的几场重大宪政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宪政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宪政革命。
观念是有后果的。宪政革命，正是关于个人的自由、与尊严的观念的后果。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使人的思想灵魂有了归宿，精神力量有了源泉。没有自由的信仰，就没有自由的个人，没有自由的个人，就没有保障自由的宪政。心中有了信仰，现实中也就有了宪政的柱础。如果建设宪政的大厦材料现在还没有备齐，我们是否可以先在每个人的心中筑起信仰的大厦？
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也就没有后来的宪政革命。个人的觉醒必然导致对宪政民主的追求。文艺复兴是一连串事件的第一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宪政革命，保障民权、限制君权的宪政体制逐步确立起来。在自由的观念与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制度的链条中，观念不能决定一切，只是起点，是一系列事件的起点；制度更不能决定一切，因为它只是一系列前提的结果，一系列事件的终点。没有起点，哪来终点？
文艺复兴，条件何在？
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
欧洲文艺复兴的最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商业，即市场经济的萌芽。文艺复兴因市场经济萌芽而起，又服务于商业文明。文艺复兴不是孤立的，没有市场经济，文艺复兴不过是句口号。中国的今天有比上个世纪初更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国人从未像今天那样受到商业文明的浸濡。导致“发现个人”的社会经济条件正在形成。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给思想和艺术的繁荣提供了温室。市场经济所孕育的中间阶层日益茁壮。互联网和市场经济所带动的全球化推动中国人与全球互联互通，使中国人有可能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向内走得更深向外走得更远。
即将到来的文艺复兴其所面对的阻力与障碍仍是巨大的。但是，阻力是构成文艺复兴的必要社会背景。没有阻力，新的观念就不会有爆发力。当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爆发力正是来自冲破了政权与教权的双重阻力。文艺复兴是不可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伪崇高氛围中。正是价值的亏空和信仰的迷失提供了思想升级与观念脱茧的契机。
事实上，中国已经悄然处于一场新人文运动的前夜，中国的文艺复兴甚至正在悄然来临。中国从未如此接近过一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文艺复兴前夜的热身动作，从对古典的着迷，到个人自主意识在一部分人中的初步觉醒、再到文艺的民间化，而且躁动的个人无处不在。由于传媒科技的发展与普及，一个自我解放的时代正在到来。伴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个体传播，将是中国新人文复兴运动的新景观。
毋庸置疑，中国人需要重建文化自信。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通过文艺复兴才能重建文化自信。文艺复兴首先是普世价值的文化寻根。只有确立、发现并承认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才有可能找回文化自信。当时的意大利和欧洲，只能从自己固有的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和人文传统中寻找支援力量。今天的中国既可以内引自身的传统资源，也可以外联西方的人文遗产。因此，中国文艺复兴的目标是发现个人，方法不是复古、不是媚外，而是内部发掘外部引进。
天地之间，个体为尊！
只有个人的站立,才有中华的真正站立。西方的崛起和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文艺复兴运动，归功于个人的觉醒。中国的落后首先要归因于个人和个体意识长眠不醒。中国需要一场文化风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需要一场新人文运动来唤醒沉睡了几千年的民众！唤醒的目的不是为了富强，而是为了个人的价值与尊严。
[关键词] 宋朝 文艺复兴 绘画 文学 建筑
中国宋朝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到1279年被元朝灭亡。共存在了三百一十九年。虽然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被蒙古人打垮。遭到后世中国历史学家的批判。但是。在文化艺术成就、经济科技等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可以说。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因此，有学者提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
与之相类似。宋朝时期的文化艺术成就也是硕果累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甚至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
一、宋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
宋代绘画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的高峰。它所反映的广泛的现实生活内容，在古代绘画史上是极为突出的。宋代绘画其代表人物为李公麟、苏轼、文同、米芾等人。纵观中国历史。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成就的，非宋代之山水画莫属了。时而博大如鸿，时而飘渺如仙。意境挥洒如行云。意随豪泼如流水。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绘画风格、美学理论和绘画基础(解剖、透视、素描、色彩)逐步发展成熟，涌现出了很多艺术大师，不仅创造了完美的艺术作品。还在美学理论和绘画技法方面为后世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他们号称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其中最为著名的大师是达芬奇。
二、宋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在这段时期。文学从社会的中上阶层逐步流传到社会中下层。开创了一个文化传播的繁荣期。
另外，宋代继唐代以后掀起了又一个诗歌高潮，并且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也比唐诗炽热和深切。
在文艺复兴时期。涌现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提倡科学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摆脱教会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肯定人权。反对神权，屏弃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拥护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思想。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出现了“文坛三杰”一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但丁一生写下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诗歌，其中著名的是《新生》和《神曲》。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的鼻祖，被誉为“人文主义之父”。他第一个发出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提出以“人学”反对“神学”。彼特拉克主要创作了许多优美的诗篇，代表作是抒情十四行诗诗集《歌集》。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
在英国，代表人物有托马斯・莫尔和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莎士比亚是天才的戏剧家和诗人。他同荷马、但丁、歌德一起。被誉为欧洲划时代的四大作家。
三、宋朝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艺术
宋朝建筑上承隋唐、五代，下启元、明、清，使古代建筑体系从隋唐时的高峰转入了成熟的阶段。宋朝又一次检核律尺，修正典章。恢复了上古积黍为度的黄钟律。建筑营造制度被纳入了“律”、“令”、“格”、“式”典章制度分类的“式”中。
出于“关防工料”，强化土木工程管理的需要。北宋集天下匠作精要。修成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包含了设计、用料和施工详细内容的营造规程。这一规程的核心内容，与“斗拱”这一古代建筑中的特殊构件直接相关。除了承檐挑懔。斗拱作为建筑度量基准(拱木断面高度“材”)的作用在唐宋时期得到强化。作为成熟的典范，宋代建筑的这些特征基本上为元、明、清所继承和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古典建筑”作为营造制度的产物由唐至宋已经成熟化了。
文艺复兴建筑是欧洲建筑史上继哥特式建筑之后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十五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后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形成了带有各国特点的文艺复兴建筑。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在文艺复兴建筑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文艺复兴；背景；文化联系；文学作品
一、对“文艺复兴”运动背景的把握
在教学中，我们强调“文艺复兴”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也多次提到这个概念，但是学生是否已真正理解，这还是个未知数。
理解资本主萌芽，首先要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不仅从来不是、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黄仁宇先生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西方社会的主流认识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入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许多学者承认，意大利最早孕育出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包括在强调“唯物史观”的历史学科素养下，被我们重新研读的马克思。有的学者认为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己清晰可辨了”。14世纪欧洲生力发展，产品增加；社会分工的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分离，都意味着有大量的产品必须投入市场，进入交换领域。因此，社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交换的扩大，也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欧洲形成了一些有专业特色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城市，特别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必然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富裕的作坊主在物质增长的同时，呼吁能与之一拍即合的精神财富，在文学艺术纷繁之时，在“崇拜”的意念调和下，他们也被赋予了另一个新的身份――赞助商。威尼斯这个从公元5世纪因遭到日耳曼人的侵略而逃离意大利大陆的湖上城市，在1400年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近东的海上贸易中心，成为运输的大动脉。[]可见，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对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各方面都有影响。特别是意大利的富庶，使其艺术家和作家更愿意留在国内，而无须到国内谋职，对“文艺复兴”的兴起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的横向与纵向的联系
文化的横向联系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文化的纵向联系主要分析“文艺复兴”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对启蒙思想的影响。“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相继发生的，两者的历史背景也一致。但是仔细辨别，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一点在授课中，应该成为提升学生史学素养的很好契机。
“文艺复兴”涉及到文学、美术、政治思想、自然科学等众多学科，并取得了丰硕与辉煌的成就，展示出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的革命热情和首创精神。但同时也应看到，它虽然对旧制度和神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但并没有就基督教教义和教会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鉴于此，教师可以巧置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发言。教学中，可以训练学生在听课中提取有效的、关键信息，并通过对其理解和概括，尽可能地鼓励学生运用新史料来辅助观点，最终训练其表达自身观点的能力。诸如“你如何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这一问题情景，引师、最后一个巴比伦人、最后一个苏美尔人。在这个有形的理性世界面前，他和近万年前留下思想遗产的先祖们拥有相同的双眼，而他之后，再无来者。” 这样的评价笔触，给了学生一个不一样的牛顿，而辅助他们更“同情之理解”“文艺复兴”下的思想维度。
而“宗教改革”运动不仅对宗教神学作了深入的批判，而且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神学体系，其核心内容是“信仰得救”。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一文中指出：“宗教的目的，是人的安适、得救、福罚蝗硕陨系鄣墓叵担不外就是人对自己的得救的关系：上帝是被实现了的灵魂得救，或者说，上帝是实现人的得救、福乐的无限权力。” 这就是路德从“得救预定论”中得到的“安慰”，它保证被选中的人肯定会得到拯救，这是上帝给予他们的恩赐，不是通过努力可以争取得到的，据此我们不难看出路德在冲破教皇专制的同时也沦陷在新一轮的禁锢中。教师如何阐释“信仰的力量”，融汇着史学素养下“史料建构”的智慧。这场宗教改革的基底不是从单一色系到另一色系的切换，而是在信仰的调色盘上各染笔触。比如在荷兰，人称阿米尼乌斯的雅各布・赫尔曼兹提出一个不受强硬派欢迎的理论：所有的灵魂都可以通过耶稣得到救赎，命定论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恩赐，因此而得到拯救――归根到底，自由意志还是存在的。另一个名叫卡斯帕・施温弗尔德的乖僻的德国人他说如果每个灵魂有特定的命运，那么，每个男女都可以在共同的基督教范围之内形成自己的信条。加尔文的“预定论”更是将与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人们的个人奋斗、事业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这对个人主义已从一个不定的主题变成了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的责任。这一新教精神无疑给16世纪的资产阶级以极大的鼓舞。这种“政教分离意味着一种新的世俗政治制度在欧洲兴起”。用史料支撑的课堂，不仅是史学严谨的风貌，更能将思想牵涉政治、经济暗蕴思想，最终达到思想梯度的进阶，这方才是我们走进走出思想史的价值所在。
从某种程度来看，有人认为“这两个运动之间联系甚少，城市中无法找到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者之间的直接的、密不可分的那种联系”。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的共同点，那就是强烈的复古意识。
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文学和艺术是“文艺复兴”文化的主要体现，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这两个方面的教学尚存不足。主要问题是：课堂上往往只介绍什么人有什么作品，而不注重作品的背景与思想性，或者将这个时期的作品都笼统归纳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体现，使生动的文化史教学变成死板的教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为了提高文化史教学的质量，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教学作些探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文学还受作者个人经历、素养、思想、政治态度、个人爱好等多方面影响。“文艺复兴”文学当然也不例外。即使是意大利“文学三杰”的作品，在创作形式和内容上也各有特色。但丁的《神曲》是在流放期间写成的。此前，他身为佛罗伦萨的行政官之一，因抵制教皇插手内政，遭到教皇迫害，被判终身流放。政治挫折与流亡生活使他看清了教皇分裂意大利，造成城市间内讧的严重危害，更加渴望统一和自由。在《神曲》中，他以超人的才华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底蕴，表达自己的抱负与理想，爱与恨。尤其是地狱篇，写得十分精彩，触及到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神曲》涵盖了但丁对历史和现实、对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的理解与认识，犹如一本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
彼特拉克对古典文化有深厚造诣，也呼吁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但他的《歌集》除部分政治抒情诗外，主要表达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他以坦率细腻、大胆热烈的语言，倾诉内心深处的爱恋之情。他笔下的劳拉不像但丁笔下的雅特丽奇那样，具有抽象的神性美，而是有着优雅的气质与迷人的形态。他的诗歌进一步显示出新文学对中古禁欲主义的叛逆精神，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薄伽丘与彼特拉克是密友，两人的政治思想也相同。薄伽丘的《十日谈》形式新颖，结构巧妙，情节生动，语言幽默，一出版便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该书对僧侣与贵族的嘲讽，对个性解放的大胆追求，对阶级压迫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是空前的，可以说这是一部纯世俗的作品。它使人文主义思想大放异彩，在欧洲有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之称。例如，第一天第二个故事写道，巴黎有个丝绸商几次劝一位犹太商人改信基督教。犹太商人在对罗马教廷作了认真考察后，表示愿意改信基督教。他的理由是，教上层人物如此寡廉鲜耻，贪得无厌，竟然还能支撑下去，真是一个奇迹。这个故事是从反面叙述的，对天主教会的挖苦讥讽可谓淋漓尽致。
总之，最重要的是使学生能把“文艺复兴”文化放到欧洲文化的整体中去理解。有条件的教师，还可以利用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教育学生，这会使他们终生受益。
【参考文献】
[1][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弱[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69
[2][英]彼得・沃森.人类思想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9
关键词：文艺复兴 原因 发展
从14世纪初到17世纪中期的文艺复兴，是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文艺复兴作为一次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其主要思想是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重在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为资产阶级统治政治做出的舆论准备。[1]
一、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产生的原因
由于文艺复兴是为资产阶级成为政治主导者做准备，因此，文艺复兴的兴起就是需要以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所以文艺复兴在意大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
第一，由于文艺复兴是以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为前提的，所以作为最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成为了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由于地理位置占优势，面对众多经济发达的城市如威尼斯、罗马等，但是这些经济工业发展迅速的城市，却没有好的管理者，教皇的昏庸和权力丧失，使意大利有机会通过政治手段垄断市场，成为掌握经济贸易和政治权利的中心者，在这些优势条件下，资产阶级必然会选择自己的方式，统一大众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运动应运而生。
第二，意大利积极吸收各方面来的有益于其发展的文化，并且在文艺方面如文学，艺术等都颇有成果，这为文艺复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意大利曾受到古罗马、古希腊、地中海文化的影响，从中吸收优质的、有利于文化和精神内涵发展的精髓，使意大利的文化程度处于佼佼者的地位。不仅如此，意大利在吸收欧洲文化的同时，也开始不断学习从东方传来的适合本族地区垄断经济市场的文化和方法。通过结合东西文化的优势，意大利毋庸置疑的走在了文艺复兴发展的最前沿。文艺复兴的始祖但丁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创者，后又有著名画家达・芬奇，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等。意大利早在12世纪后就渐渐成立大学，这也为培养优秀的人才提供了极大帮助。
第三，意大利政治的动荡为文艺复兴提供契机。政治动荡常引起百姓的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不幸福就更会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灵魂上的安慰，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精神的出现，适时的给予了百姓心灵最大的关怀。同时政治动荡之时，思想的统一肯定会有分裂，权利的争夺者为了成为新的领导者更会提出不同的思想，这更利于新思想的产生。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就是在这种被需要的条件下产生的。
由此，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是意大利作为先驱者开始兴起文艺复兴的根本原因。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兴起几乎是毫无悬念的。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人物和成就
意大利文艺复兴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早期14世纪至15世纪中叶，二是后期15世纪末到16世纪。在我们分析产生的原因中已经能提到意大利是受到文艺熏陶很大的国家，有不少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所以为了更好的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主要人物的了解就是不可缺少的了。[2]
意大利早期的文艺复兴，不可被忽视的是“文学三杰”，分别是但丁、彼特拉克、薄伽秋。
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绘画方面取得的成绩是不可否定的，也就有了我们常说的“艺术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
三、文艺复兴带来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影响，不仅仅是对于意大利本身的，更是对于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弘扬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同时为资产阶级积累了精神文化和经济实力双重财富。有人评价文艺复兴的历史影响时这样说道：“文艺复兴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是新文化，是当时社会的新政治、新经济要求的反映，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斗争。简单来说，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复兴的出现，提升了人们对人性的重视，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否定了封建，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对这个世界有了更理性、客观的认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前进，也是社会进入了一个更文明更真实的阶段中。
参考文献：
一、复习导入法
这是很传统的做法，但却是非常有用的导入法。历史教材往往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每个章节的内容有紧密的联系。采用复习导入法不仅能帮助学生巩固旧知识，而且能使学生明确章节之间的联系，系统的掌握知识，从而，自然过渡到新课的内容，也符合学生的认知习惯。因此，是历史老师最常用的导入方法。如在学习《宋明理学》一课时，我让学生先回顾宋明以前儒家思想的演变历程，然后提问，到了宋代、明代，儒家思想又是怎样发展的呢？这样导入，既复习了旧知识，又让学生明确了本课与前课之间的联系，同时，对本单元的知识也有了系统的把握，一举数得，效果较好。
二、悬念导入法
悬念，一般是指对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现象的关切心情。在教学中，精心构思，巧布悬念，也是有效导入新课的方法。如在学习《新航路的开辟》一课时，这样导入：菲律宾在1522年在麦哲伦遇难地点建造的纪念碑非常独特。 正面碑文写着：费尔南多.麦哲伦。1521年4月27日死于此地，他与马里坦岛酋长拉普拉多的战士们交战中受伤身亡，麦哲伦船队于1522年9月6日返西班牙，第一次环球航海就这样完成了。这段碑文中的麦哲伦是一个伟大的航海家。反面碑文写着：拉普拉普。1521年4月27日，拉普拉普和他的战士们，在这里打退了西班牙入侵者，杀死了他们首领费尔南多・麦哲伦。由此，拉普拉普成为击退欧洲人入侵的第一位菲律宾人。麦哲伦又成为一位可耻的侵略者！那么，麦哲伦究竟是“英雄”还是“恶魔”？要揭开这个谜底，让我们来学习《新航路的开辟》。
三、趣味性较强的的几类导入
1、故事导入。历史是对过去人物活动及重大事件的记述，本身涵盖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的历史故事。中学生大多爱听故事，教师可充分利用这一心理特点。在课前讲给学生，或发动学生自己讲，马上便会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快速把他们从被动的学习氛围中拉出来。如在学习《文艺复兴》时，我讲了“绿鹅”的故事：一个从小与世隔绝的青年，跟父亲下山进城，路遇一群年轻漂亮的姑娘，青年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东西，虔诚信仰天主教的父亲答道：她们全是祸水，叫绿鹅。他嘱咐儿子低下头去，眼睛盯着地面，别去看她们。谁知儿子却说：爸爸，让我带一只绿鹅回去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天性是不可阻挡的。这正是文艺复兴的主导思想----人文主义的内涵，导入本课。
2、漫画导入。漫画一般采取夸张的手法，诙谐幽默而又一针见血的表达了作者对某一事件的看法。通过引导学生通过对漫画的观察分析，思考漫画的内涵，变空洞抽象的历史为具体形象的历史，自然过渡到新课的学习。如在学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时，先出示了一幅漫画《俄罗斯巨人》，这幅漫画形象生动，这个巨人一条腿粗，一条腿细，正好反映了，苏联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现实，极具直观性，又能很好引发学生对苏联经济体制弊端的思考，效果较好。
四、文艺作品导入
1、诗词导入。诗词等文艺作品语言精辟、生动，富有感染力，适当引用，能调动学生情感投入，思维处于兴奋状态。如在学习《千古一帝秦始皇》时引用李白的诗《古风》：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飞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雄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一下子把学生带入了秦始皇纵横捭阖，统一六国，建立丰功伟业的那个年代。
2、歌曲导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歌曲，特别是学生喜欢的歌曲，不仅可以拉近师生的距离，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而且能够加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开拓学生的思维，同时，陶冶情操，培养人文素养。如在学习《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一课时，播放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
素胚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
瓶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
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
在瓶底书刻隶仿前朝的飘逸
这样导入，既符合学生的心理，又使他们了解了古代手工业高超的技艺。
3、成语典故导入。成语多是历代沿用下来的重要历史事件、神话寓言、名人言论的凝练概括，适当引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仅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可引用的成语典故就有很多。如和孔子有关的“苛政猛于虎、马棚失火”；和墨子有关的“止楚攻宋”；和庄子有关的更多，如：“朝三暮四、鼓盆而歌、濮水钓鱼、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等等比比皆是，恰当引用这些成语既能使学生了解这些成语的由来，又能加深他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是比较直接的导入方法。
4、名人名言导入。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逐步形成时期，他们的心目中总有一些比较崇拜的人物，用名人的经典语句导入新课，往往能引发他们的兴趣。在学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一课时，我引用了普京的一段话“谁如果不为苏联的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但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他就没有头脑。”然后提问：感到惋惜，说明了什么？但又不能回到过去，说明了什么？以此引入对苏联改革的学习，开始新课。
五、日常生活类导入
1、现实热点导入法。如利用近几年兴起的“孔子热”导入《先师孔子》；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入《经济全球化》；用中国发射神州号宇宙飞船导入《新中国的科技成就》等。利用热点导入，既能养成学生“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好习惯，又能提示他们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关注现实。
让历史回答这一问题吧” 导入本课学习。
每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部有面对的新问题、可用的新材料和出现的新方法，30年来的美术史研究亦然。新问题是改革开放对史学和艺术学的客观要求；新材料既有新的前所未知的出土遗迹，又有早已湮没不彰的传世遗迹的发表，还有近百年来生动丰富的美术运动与美术思潮；新方法不但来自国外的引进与消化，也来自传统的继承、开掘与完善，更来自对象与问题的需要。尽管对新问题切入的角度不同，新材料使用的多少有别，研究方法更是多种多样，但学者们对新问题的敏锐把握，对研究方法的积极探索，造成了这一时期美术史研究的新面貌与新特点，总起来看是：在活跃中兴盛，在开拓中进取，在多元中互补，在开放中自觉。
在上述的三个阶段中，学者面临的问题有所变化，研究方法和材料资源存在差异，得失显然也不尽相同。就主流而言，第一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在恢复被“”扭曲中断的20世纪新传统中发展学术、造就人才。美术史观、史学方法基本上来自经前苏联学者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文艺学，但实事求是的学风的恢复，新出土大量前所未知的美术遗迹，开放后获悉的中国海外遗珍和西方现代艺术，既为重新书写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方便，也为译介过去视为的西方现代美术史提供了可能。尽管发表的论著论文，较多来自以往的积累，但在补充新材料修订原有结论中，提升了认识，完善了系统，甚至也突破了某些非艺术原因造成的，汇入了解放思想的文化热潮。
第二个阶段面临的问题，是改革开放背景下美术史研究需要回答的新课题。这些课题或者关系到美术运动、美术思潮与美术创作，或者关系到美术史学科的自身发展，有当下热点引发的古代和近代美术史的再认识，也有开放以后对西方现代美术、后现代美术与美术史学的思考。学界对学术史的梳理，对空疏学风的批判，都导致了美术史研究的个案取向、基础研究取向。美术市场的兴起，又导致了社会学取向中经济与艺术的关联。于是在开拓了多种取向、多种角度美术史研究并推出了众多成果的同时，出现了四个重要现象：一是西方美术史方法论的译介、传统书画史学的梳理和研究编写方法的评介。二是20世纪美术史写作的反思，现代美术史的编写和古代被遮蔽传统的再发现。三是艺术品鉴定学的研究、著述与普及，艺术管理专业对美术史学者的吸引。四是美术史图像被社科人文学者纳入研究资源，使美术界关心的“美术的历史”部分地演化为文化界关心的“历史的美术”。
第三个阶段面临的问题，亦由国内国际的背景所引发。城市化进程加剧，美术博物馆的兴建，画廊拍卖的兴盛，消费文化的需求，导致了史家、论家、批评家到策展人身份及其关注方面的变更。人世后全球化的浪潮与文化民族化主张的激荡，国际语境下传人的后工业社会的“新艺术史学”和“视觉文化理论”，日渐取代传统美术史学观念与方法，一方面开拓了新的研究视野与新的方法论领域，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传统美术史研究对象的位移和精英美术研究的消解。美术史学科对象的进一步市场化与普及化，固然造就了众多实用性的艺术管理和策展人材，为相关学科的理论阐释提供了图像资源，却也模糊了学科界限削弱了着眼于美术史本体研究的借古鉴今。与此同时，则是研究者民族文化身份自觉意识的高涨，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中表现为开放中积极传承文脉的要求，表现在世界艺术史研究上是体现中国的识见而走出编译状态。
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写作，其实是20世纪以来美术史写作在新形势下的辩证发展。中国古代只有“画史”“书(法)史”，“美术史”是帝制之后从国外引进的。这一学科从出现起就与西学的东渐和新学的成长同步，灌注了科学民主精神，承担了为救亡和振兴而普及美育的使命。因此，美术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借洋兴中和借古开今，始终既要引进西方的艺术史学的良规，又要继承固有传统的精华，而引进与继承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振兴中华的需要。需要的一个方面来自作为新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另一个方面来自美术运动、美术思潮与美术创作。百年来包括30年来的经验提醒我们：发展美术史研究，只能既反对迷古崇洋，又在整体上和动态中保持几个张力：引进西方的艺术史学的良规与继承固有传统的精华间的张力，学科本体性研究与社会学他律性研究间的张力，宏观性的理论策略研究与微观性的具体研究间的张力。对整体与动态的把握全赖于对现实的深切了解。
30年来，中国对外国美术史的译介和对中国古今美术史的研究，品类众多，成果累累，前所未有。有艺术史观的，有方法论的，更多的是对美术发展本身的研究。对美术发展本身的研究，有历史真相与固有线索脉络的探索，有对美术史发展得失成败及其根源动力的现代阐释，有运用美术史图像与历史学、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更有美术史学术史的研究。30年来，日渐突出的美术史研究，是以一种理论去阐释有助于伸张正义、公平等价值观念的美术史现象，反映了西方“新艺术史学”和“视觉文化理论”的影响。最有益于吸收历史经验推动学科建设的研究，是美术史学术史的研究。先是对西方美术史学及其方法的系统译介，是对西方中国美术史研究源流发展的梳理，接着对中国古代书画史学史传统的探求特别是对张彦远的研究，还有对20世纪中国美术史学及若干史家的研究，当然，这与上世纪90年代整个学界反思20世纪学术得失而推动学科化是连在一起的。
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美术史研究写作，以美术院校为中心，以画家或画家出身的研究者为主力，以总结历史经验阐述美术发展方向为要务，一直密切联系着美术运动、美术思潮和美术创作，尤为注意研究美术本体的发展演变，新中国成立后更与美术政策的贯彻紧密相连。改革开放的30年来，此前美术史研究服务于政治的单一方向，也变成了多种取向，包括服务于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的中心，除去美术院校，还有了综合大学。研究队伍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以画家或画家出身的研 究者为主，专业美术史论学者成了主力。美术史学在被视为人文学科的同时，对美术发展本体的关注有所减弱，以美术史资源研究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物质文化史学等人文社科学问的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中国美术发展中形成民族艺术语言的研究，对历史上精英美术家独创性的研究，也开始被研究批量化生产大众的通俗美术冲淡。
如上所述，近30年来美术史的研究，有了极大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为了学科的健康发展，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问题之一是开疆拓土与把握本体二者之间如何保持动态的平衡，随着交叉学科的兴起，美术史的资源特别是图像资源已被社会学科人文学科广泛使用，导致出现了思想史的美术史、社会学的美术史、文学史的美术史、物质文化史的美术史等等。站在美术史学科的立场来看，由于研究领域开阔了。对象和问题广泛了，不仅专业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的需要极大扩展，而且研究方法也要因应对象，而如何把握学科边界，认识美术史学科独特的研究对象与任务与就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在美术史研究的三大资源(文献、作品、口述)中，作品真迹及其图像不仅是第一手资料，而是进入过历史情景的原始资料。它保存了文献不足以取代的原生态的信息。这一特点，使作品的艺术风格成为美术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果忽略了对美术作品风格品质的重视，在文献和口述历史上又用非所长，美术史学者区别于一般史学家素养的特色就不复存在。因此，如何看待风格品质在美术史研究中的地位，如何不忽视鉴赏能力的提高，不但关系到美术史研究中自律和他律关系的认识，也是把握学科边界使美术史学者的作用不被取代的重要方面。
第二个问题是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认识下，美术史的阐释与历史的把握怎样不顾此失彼。历史的真面目往往被掩盖在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只有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关于某个历史人物、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现象的各种各样的文本和图像搜集起来，通过反复比对，考证、鉴别，尽可能地掌握其中所包含的完整信息，才能使重构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在理解历史联系的条件下阐释历史。否则，历史学尽可能求真求实的学术品格及其严谨性亦将丢失。理解与阐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阐释是主体对客体的外在认知，是古为今用；理解则属于主体对客体的全部联系的切实把握，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历史的阐释无疑更能伸张文化价值观念，但如果离开了求真的追求，忽略了对历史的理解，会不会重复“”中以先验的观点选择史实，甚至歪曲历史真相，重蹈“儒法斗争美术史”一类“影射史学”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