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7 17:30:33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关 键 词】基层党员 思想政治工作 方法
一、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1.基层党员是执政的重要基础
党员是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其思想素质、文化素养等多个方面都要比一般群众优秀，对我党的各项基本路线、政策以及方针的宣传、贯彻与执行等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员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理论知识，并积极贯彻党的基本方针、政策，才能为小康社会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这本身也体现了基层党员的先进性，巩固了我党的执政地位。基层党员是我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素养的高低，对党领导的战斗力以及凝聚力等方面将会产生直接的关系，其关系到我党执政之基是否牢固。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正进入深水区，社会生活多个方面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必然会出现和社会发展大环境不协调的思想和行为，所有这些变化对基层党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在各种消极思潮的冲击下，其先锋模范作用逐渐弱化，党性基本原则开始丧失，更加关注个人方面的利用，将我党的优良传统丢在一边。如果不做好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任凭腐朽的思想和风气发展下去，基层党员队伍就会失去其影响力与号召力，我党的执政基础就不牢固。
2.基层党员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
社会改革和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等出现了不断的变化，各种影响社会矛盾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基层党员对于维护社会局面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整体上来看，当前的社会是稳定的，但在某些地方还是存在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基层党员在维系社会治安，以及邻里纠纷的调节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维护社会和谐作出重大贡献。在面对与社会和谐发展不协调的因素，需要基层党员顾大局，识大体，所以，基层党员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维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出表率。
二、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
1.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党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从其发展过程来看，一直坚持理论学习。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才能把握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看清时代的变化，并坚定信念，时刻牢记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与时俱进，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向小康社会迈进。加强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要强调的是理论学习，突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基层党员需要开展马克思基础理论方面的教育，尤其是爱国主义、艰苦奋斗思想方面的教育，让广大的党员确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与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理念，这实际上是对广大党员的基本要求。在党员组织中，还需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会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还应该看到我国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我国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与技术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也乘虚而入，封建迷信开始泛滥。权力、美色、享乐主义思想开始逐渐膨胀，破坏了我党的良好形象，也腐蚀了基层党员队伍。所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应该强化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积极的引导、教育并帮助基层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坚决抵制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蚀，进而使得广大的基层党员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中，能够妥善处理好集体、国家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而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另外，在加强理论学习的同时，需要将学到的理论能够贯彻到社会实践当中去，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开展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具体的工作，将生产活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充分结合起来，并且与广大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联系起来再考虑如何进行理论的学习，找到互相推进的最佳结点，因为生产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生活也能够最大程度的促进生产，生产本身来讲也属于生活的一部分。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关注节假日开展的活动，要充分利用这些具体实例进行解读，寻找在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还缺少什么，做到趋利避害。另外，在加强相关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应该对存在的实际问题，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让学习起到最佳效果。上级政府对基层党组织给予物力与财力方面的支持，为基层党组织更好的开展活动提供帮助。
2.完善基层党员管理机制，提升党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养
落实好相关的制度，并对党员进行严格的管理，强化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制度，通过定期开展党组织讨论课，进一步统一思想，总结相关的经验，大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并积极加以改进，全面了解基层党员的思想状况，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加强广大党员的紧迫感与责任感，便于其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其次，做好基层党员的民主评议方面的工作。积极通过民主评议来处理不合格的党员，这是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延伸，是对基层党员开展管理与监督的重要措施。对于出现要求退党的党员，应该做好教育与思想方面的工作，尽量进行挽留。在开展民主评议的过程中，应该把握好适当的度，也就是进行严格要求的同时，还能够切实保护好同志，不去搞上纲上线，也不能只是进行形式主义，将那些不合格的党员清除出基层党员队伍，提升基层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
最后，强化民主法治方面的教育。强化农村基层党员的民主法制方面的教育，不断提升广大基层党员的法制观念与民主意识。积极引导广大的农村党员能够学法、懂法与守法，按照法律来办事，并且依法享有基本的民利，提升广大基层党员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与自觉性。特别注意开展相关的法制政策教育，切实抓住身边的人与事，通过具体的案例与现身说法的形式来教育基层党员更好的学习法律、政策，确立法治意识，处理好个人和集体、民主和法治、自由和纪律、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关系。做到能够积极引导广大群众采用理性的形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只有广大基层党员的民主意识加强了，法治理念得到提升，就能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号召力与影响力，构建良好的民主法制氛围。
3.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创建基层党组织的设定形式。科学设定基层党组织是切实实现党有效领导的重要组织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其战斗堡垒的作用，更是开展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从当前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情况来看，有些基层党组织机构设置已经不能很好的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需要。要按照生产加速发展的基本需要，充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打破原先的基层党组织设定模式，根据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大力鼓励并积极支持基层党组织创新建设。依靠新社会与新经济组织来建设基层党组织，实现党的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员的就业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基层党员在发家致富的过层中形成了分工相对明确的行业协会，使得基层党员在行业协会中发挥到的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还应该强化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干部表率作用，突出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基层党员干部是以身作则，对加强新时期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长期处于基层工作的第一线，其承担更多的实际任务，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阶层党员干部应该做好表率。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抓好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员分布在生产与工作各个岗位上，其对广大职工来讲，基层党干部对党员的接触往往了解更深，接触的时间也更长，其行为对广大的职工能够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此，基层党员领导干部应该发挥好其表率作用以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升基层党员思想正政治工作的实际效果。在开展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还应该确定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基层党员处在生产与生活的第一线，其生产与生活的重点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基层党组织应该根据生产的不同时期，以及各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做好广大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在生产遇到困难与挫折的时候，更应该做好广大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广大基层党员明确当前工作的难点，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让广大党员在面对困难与挫折的时候，能够拧成一股绳，和广大的员工一起，切实确立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勇气，出主意、想办法，使企业上下一心，形成共同奋斗的大好局面。
总之，加强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基层党员是执政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员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中坚力量。明确加强对基层党员思想政治工作是提升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的先进经验，更是我党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拒腐防变的根本性措施。面对改革开放中基层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的新情况，应该采取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基层党员管理机制，提升党员的整体思想政治素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基本方法，切实提升广大基层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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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党组织；城市社区治理；内在逻辑；利益整合；社会稳定
中图分类号：D267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22-04
引言
城市社区是市民生活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的聚集地，同时也是国家社会治理结构中的基层单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城市基层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政府单边管理格局，形成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的新型治理网络。社区党组织处于城市基层政治社会权力结构的核心，是政府、党和社会三维架构中的重要一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推进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在社会治理转型视域下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研究多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在单位制向社^制转变中自身的功能转型、方式转变、理念创新和权威重建等方面。对于党组织建设与社区治理之间关联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对党在社区治理中领导地位的重新强调，以及党领导下基层协商民主路径的探索，较少关注到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背后的逻辑和运行机制的分析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深入研究社会治理转型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内在机理，结合基层党组织功能属性的分析，剖析作为城市基层社会公共权力掌握者的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转型的逻辑缘由、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提出两者良性互动关系形成的具体路径。
一、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
基层党组织作为社区公共权力的领导核心，是完善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水平的重要主体力量。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基层党组织除需要承继原有历史逻辑与发展路径外，还需要适应社会新常态的变化，积极整合社会力量，引导和推进社区自治和公民社会发展。
1.适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需要，提升社会治理的参与水平。政党治理与国家政权、社会治理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衔接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民众利益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由单位制转化为社区制后，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单位组织形态被打破，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任务回归社会，被分配到街道和社区的职责范围内，使基层成为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互相交织、渗透，甚至冲突的基本场域。但是，与国家权力的缩放下移相对照，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治理却面临着能力欠缺、自我发育程度相对迟缓的问题，迫切需要党和国家作出引导和策略性调整，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中共治双赢局面的形成。这表现在，十八届六中全会党重新确立了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统一路径，明确了党执政之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不可偏废的治理理念，要求党承担起更大的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2]具体到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加强自身的建设来推动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带来社会善治的实现、人民福祉的提升。基层党组织要积极拓展功能属性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政党属性增进政府与社会互动，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中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另一方面发挥社会性代表的属性作用，让社会力量“接近”政府，搭建起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促使行政权力与社会自治的有机结合，推动民众参与并形成有效的社会协商。
2.推动社会整合机制创新的需要，维持基层秩序和社会稳定。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和异质化，具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社会主体日益成长，促进了社会化的资源积累机制衍生与发展。这使国家很难再依靠简单的行政下延或行政边界扩大来构建基层权威，从而迫切需要增加一个非行政色彩的力量来和政府一起实现对基层原有的行政动员整合机制的创新，[3]重构政社互动方式，共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显然，以社区居委会构筑整合机制的组织基础易于导致其自治性质发生变异，窒息社会自治精神的培育，而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因权威与能力不足显然难以承担使命。纵观之下，基层党组织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党属性回应和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而释放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合法性“渗入”社会之中，将政府的公共政策隐性贯彻于社区之中，减少政府在基层的行政阻力和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利用社会公共属性能够拓展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对社区居民的民生、利益诉求进行一定的组织表达与整合，促进社区公共领域的成长与成熟，实现国家权力与市民日常生活的有效连接。
3.促进社区党建自身发展的需要，累积良性的社会政治资源。“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4]现代政党性质决定着政党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与流动的系统，[5]自身的发展与转型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以及大众媒介的推广、政治参与面的扩宽等因素影响，使得政治、政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6]影响到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推进。而中国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政党体系决定着如果没有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为了确保党始终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必须相应提高政党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政党的社会参与程度，扩大政党的社会化基础。
基层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利用和发挥自身的制度和组织优势，有助于创造和累积起良性的政治发展资源。基层党组织通过参与政府在社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事务，引导和整合居民的政治参与，带动社区的自我服务能力与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能力的发展，对政府的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形成正向推动力；依靠党组织作为基层公共权力核心的优势，引导和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在基层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可以形成对政府行政力的监督，让政府更加具有社区回应性；引导市场在追逐效率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区责任；注重社会力量的发育和成长，促使社区共同体建设的形成。[7]
二、当前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改革开放的直接结果是总体性社会的解体与释放，逐步衍生和形成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8]引发社区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的新变化。这使基层党组织在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着来自于目标定位、理念转换、路径选择、模式转型等方面的困境与挑战。
1.党建理念转型迟缓，存在忽弱忽强的倾向。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受制于急剧的社会制度变革和宏观的国家诉求变化影响，以及来自于自身的资源权力约束，在理念转换上不能有效适应最新的实践需求，出现偏松偏紧两方面的建设倾向。一方面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忽视和弱化党组织的作用。在一些地方的党建理念中依然遵循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纵向思维，不能横向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多维主体实践出发，导致党的因素往往被置于国家与社会建设的视野之外，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拘泥于其阻碍社会自主力量发育的观点。也就是说，在基层党组织、政府和社会的三维关系中忽视党组织建设这一环，或将党组织建设归并入政府建设之中，使其陷入“边缘化”的处境。具体表现为党组织空缺、党组织空转，或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减弱、手段单一等，[9]使党组织整合社会能力下降或在多元化社会治理主体中主导地位丧失。“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10]另一方面是许多基层党组织继续坚持管控思维和“威权主义”[11]逻辑，侧重于对基层秩序维护和社会的全面控制。党的基层组织是联系国家和社会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双重人角色，[12]既代表党向基层社会传递党的意志和行动纲领，又代表社区居民向党表达意见和诉求。但是在实践中许多基层党组织对两种角色的把握经常出现偏差，更多地扮演起单向度人角色，主要是加强党在基层的掌控力，而忽视下情上达的作用。随着社区多元治理理念不断深化，以及城市化、信息化等现代元素的不断注入，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逐渐由隐性转向显性。在这种环境下，基层党组织如果依然单纯地强化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将会挤压社会自治和自主发展的空间，同时也使得党和政府为维护社会刚性稳定而陷入无穷尽的疲于应付，导致社区党建权威与社区民主发展的对立，反而约束了党组织社会化和现代化功能转型的实现。
2.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面临权威重建的挑战。在计划经济和单位制时代，城市基层的治理主体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提出与推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元素参与进来，基层社会治理开始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B逐步演化为开放、多元、交织的形态。[13]社会治理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复杂化，除了基层党政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包括众多政府派出机构、驻区单位，以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格局的变化以及众多治理主体的出现，使我们在总体性社会时期形成的党的基层领导方式与转型后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出现错位。由于众多社会治理主体在组织任务、目标取向、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大大挤压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范围，影响到基层党组织对国家意志在社区的贯彻顺畅度。尤其是大量“游离态”的两新组织体与党政部门不存在纵向的隶属关系，滋生于既存控制体系之外，给基层党组织向它们施加某些影响和制约，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继续保持和发挥党组织的社会治理核心作用形成一定的挑战，使基层党组织面临着“转型社会的权威危机”。[14]
3.功能转型缓慢，滞后于社会建设的实践需要。伴随城市化过程的迅速推进，社区治理呈现出了空间区域化、主体多元化、关系复杂化的局面。党组织原先主要基于组织动员构建的功能体系越来越难以应付转型社会的多变，加之受到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影响，其权力、职能和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表现为：一是党组织的科层式管理结构不能有效适应社会治理扁平化的需要。城市社会单位体制的解体和市民社会的成长使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从纵向控制到横向互动的转变。[15]但目前绝大部分党组织依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政党行政化的路径，依托于国家在基层的行政资源而设置，呈现出党的组织与行政组织同构同质性的特点，在领导方式、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上表现出行政性强而政党性弱。[16]而扁平化社区治理中突出强调治理主体的非行政性权力运作和重大事项的平等协商共议。也就是说，党组织在扁平化社会治理中核心主体地位主要体现为规则制定的资格确认以及保证其它主体遵守已制定的规则。显然，许多基层党组织的行政性特征不利于现阶段多元化主体的社会治理创新。二是面临着组织动员型政党向社会服务型政党性质转变的难题。现代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已从过去主体“单一控制模式”向网络状“多元合作模式”进行转换。基层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如果依然基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意识形态以及增加学习培训等传统方式来对自身调适，[17]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必将使党组织出现功能上的缺位、越位，或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等，进而引起社区权力结构失衡与社区秩序失范。
4.社会利益代表能力下降，难以承担利益整合与协调的角色。社会是政党获得资源与合法性的基本场域。社区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最基本单元，其责任在于影响和保证公共权力始终运用于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赢得社会性基础的支持。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以及城市单位制的解体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如下变化：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已由垄断向市场化方式转变，在许多领域不再依赖于行政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直接分配；国家与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由“国家――单位――居民”逐渐转变为“国家――市场――居民”的关系链，两者之间原有的“依赖――庇护”和“服从――命令”关系演变为契约关系或“委托――”关系；基层社区居民由单位制时代的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存在着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和利益诉求复杂性。以上这些变化导致国家基于传统利益调节机制基础上的介入和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弱化，短期内新的利益调节机制又难以建立，必然激起部分居民群体，或治理主体间在一些领域发生对抗，或隐或显，呈现“一致与冲突”的治理困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主体――基层党组织，假如面对这种冲突不能适时地采取对策予以疏通或引导，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党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基础，带来社区社会秩序的失范。现实情况是，许多城市的基层党组织面对这种变化，“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2]利益代表正在逐渐下降，表现为：作为联系城市社区与国家的桥梁功能正在衰落，作为政府在基层的制度性主体和社会性主体正在饱受诟病。
三、功能属性视域下基层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治理转型产生的倒逼机制和来自党内的自我革新要求，迫使基层党组织要在制度建设、领导模式、组织结构和行为属性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来实现新时期的政党价值与利益追求。
1.强化制度供给，推动政治建党与制度建党的结合。在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吸收社会治理中创新性的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准则等，加强制度建设和制度适应，逐步拓展和提升参与社区治理的领域和层次，从而使党的运作逻辑更好地满足社会治理的应然与实然需求。首先，党组织要构建起包括引导机制、协调机制、服务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完善的社区党建机制系统，以有效的制度规制来引领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整合和主导社区内多元化组织体系的发展及其运作。其次，推动制度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深层次融合。党组织要遵循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独特的行政逻辑和文化心理需要，注意制度外部嵌入与社区内部共生习俗之间的调适，将民主、和谐、法治、效率等现代社会治理理念吸收进党的基层制度建设中。最后，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要突出党对社区治理的引领与导向作用，将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新发展与社会治理结构改善、治理方式变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国家制度主导与基层秩序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2.实现功能转化，由管控逻辑逐步转向社会政党逻辑。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持续下去。”[18]随着社区自治和公民自主性的发展，社区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公共权力的维护者，需要实现与社会的紧密结合，以夯实党的社会化基础。首先，基层党组织要由强调政治控制功能重新归位社会政党属性，即从以组织动员功能为核心，转变为以政治领导、政党关怀和社会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功能结构；[19]更多地通过思想制度的引导、意识形态的输送以及精英型党员干部的培养等非权力性因素来影响和带动社区建设和发展；落实党全面服务社会的政治逻辑和行动策略。其次，基层党组织要淡化行政色彩，对承揽大量行政性工作的状况进行限制和约束；尝试引入现代化组织理念，对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内部科层结构设置进行调适，修剪和拓展组织的边界，改进社会服务方式，提升社会覆盖面的强度；改革基层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由侧重于纵向权力控制转向多元合作和协商治理。最后，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属地化功能和资源整合优势，着力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引导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良性观感；在发挥传统组织动员路径优势的基础上引入和吸收网络化、信息化等新兴管理技术，增强党组织与社会互动的灵活性。
3.推动社区治理构成优化，妥善处理与其它组织的关系。基层党组织要发挥连接行政系统与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之间政治纽带和“嵌入式引领”[20]的作用，积极推动社区治理构成的优化，以整体性思维协调各方利益主体趋向于共同的社会治理，营造一种和谐的共生态系统。首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区自治的有机统一。基层党组织是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领导核心，但又属于社会政治团体中的一员，要受到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尤其在基层自治体制不断发展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深入推进下，基层党政组织不可能延续原有的控制逻辑。在尊重社区自治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要逐渐从权威和家长的角色回归其政党本位，主要转向利益关怀、利益协调、情感帮扶、公共服务提供等社会性事务方面。其次基层党组织要突出对社会组织的“支持”与“服务”。社区内除自治组织外，众多社会组织也承担着国家行政权力撤离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社区公共服务和产品的供给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功能。基层党组织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一种竞争与调和的环境，促进层级完整、门类众多的网络化社区组织结构体系的形成。通过引导它们来对社会资源进行吸收与整合，提升党在基层的资源调配能力。再次，建构基层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社会行动网络，推动社会重大事务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在社区自治空间内，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以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为共同目标追求，将传统群团组织和各种新兴社会组织共同嵌入社会治理的运行结构中进行资源共享与利益交换，以有效应对特殊利益和特殊需求，实现体制内外社会资源的流动。
4.注重利益整合与加强代表性，推动社会化调节方式的应用。基层党组织要适应社区利益分化、多元主体参与的扁平化社会治理结构的需要，从强调权力的社会控制、单向度的组织动员逐渐转向以意识形态引领为主，注重利益协调和利益整合。首先，加快基于政党属性的基层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基层党组织要发挥社会群团组织的代表性作用，构建社区多元利益主体协调机制和协调体系，有效处理各方利益冲突，均衡各方利益分配，并作为它们多元化利益的表达和整合渠道。“执政党只有把社会分化出来的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整合成为有着共同目标的统一整体，……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21]基于党组织作用的发挥，建立不同利益群w之间的对话通道，培育成员利益表达的组织化能力，是实现基层利益诉求和整合的重要前提。其次，调整和拓展基层党组织的利益表达范围、方式和层次。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差异决定了社区组织分化程度和整合难度。基层党组织要在维护全体公民利益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政治团体属性的优势合理介入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升社区居民对基层党组织的心理认同度；推动基层党组织利益调节方式的社会化，打通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通道，融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注重社区公共民意的收集与提炼，在博弈与协商过程中升华为党的政策主张。
5.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建设，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社会中领导权、执政权的核心代表，提升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民众中的公信力和认同度，对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稳定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基层党组织作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主要组织载体，要主动直面社区公共性领域，积极介入社区共同议题的讨论，增强主导公共领域和公共议题的意识和能力。基层党组织要依靠业已形成的各种党政、群团联结纽带以及通过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方式来扩展社区权力结构，扩大基层党组织的代表性基础，推动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城市居民发生持续交往，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积累。基层党组织要调整运行方式和目标指向，重点从扩大组织规模、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方面转向社会化控制与协商民主式治理，提升公民的理性思维与表达能力，化解国家公共政策在基层推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梗阻与不适。
总之，在当前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与转型中，基层党组织要保持社区公共权力的核心作用，一方面必须加强对基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转型过程的深度参与，缓解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不适，解决转型时期权威重建的难题，提升社会治理参与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基层社会自主力量的不断成熟壮大，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党组织要注重服务和反哺社会建O，支持和服务社会自治力量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应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复杂化变局，降低社会秩序面临冲击的风险，拉近政府与社会之间有机联系的紧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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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广泛的民主协商促进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领导能力的提升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水平。“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通过广泛的民主协商，能够有效提升党的战略决策力、群众组织力和自我净化力，从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根本保证。
（一）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党的战略决策力
决策的科学制定与有效实施对现代国家治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大国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其制定的战略决策将影响着数亿中国人的生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将民主协商贯穿于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全过程，达成最广泛的民主共识，从而减少决策失误，这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个独特功能，尤其是党际协商民主更有助于党的科学决策形成良好的政治决策生态。民主党派的一个重要优势是信息资源丰富，能够将各自所联系的群体和阶层的利益要求集聚起来并有效反映到政治体系中。知识技术优势是民主党派的另外一大显著优势，各民主党派汇集着一大批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能够提出符合实际的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提案或建议，将决策咨询和中国特色智库的功能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民主党派的协商讨论获得充分可靠的信息，并运用民主集中制对反映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有机整合和积极吸纳。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经过深思熟虑的协商、审议将更有利于形成高质量的决策，党的战略决策力的显著增强也促使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提升。
（二）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
“群众组织力”是党的报告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党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和团结凝聚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的真理和规律。提升群众组织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也是其永葆生机活力和战斗力的动力支撑。马克思指出：“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列宁强调：“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非常注重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组织动员群众，获得发展的不竭动力。“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同志于1929年4月在《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来的。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将组织群众的能力视为取得战争胜利的“伟力”。1943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将组织动员群众力量作为一种战略方针贯彻落实下去。新时代，群众组织力在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位置，需要依据实践的发展创新组织动员群众的方式方法和机制形式，使党的群众组织力获得实质性提升。建构科学有效的制度机制是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的根本路径。作为党重要执政资源的群众路线在国家政治领域的集中呈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开展党群平等对话提供了多层次、多形式、制度化的渠道和平台。一方面，在协商的全过程，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其中，起着重大的政治引领作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有效渗透，增进了群众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决策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网络协商论坛等制度形式，能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管子·九守》），将人民群众有效组织动员起来，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三）协商民主有助于提升党的自我净化力
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合法性的重要基础。纯洁性内在地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备自我净化的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只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最根本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和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构建一套完整的多方位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党自我净化的必然选择。党内监督、民主监督与群众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能够有效保证党的纯洁性。强调：“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这套监督体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平台。在这套监督体系中，政党内部的监督无疑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具根本性的。党内监督主要是指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党内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党员之间的充分沟通协商提供了平台和空间，增进了党员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为增强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尤其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提供了有效机制。
当然，自我净化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主体的自觉性，还需要发挥异体监督的作用，以政党之外的监督有效配合政党内部的监督，形成联动效应，切实推动执政党有效克服“政治惰性”，实现自我净化。异体监督主要包括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人民政协是一种法定的具有较高政治影响力和广泛代表性的民主监督形式，它能够将统一战线各方面的意见通过组织化的形式进行集中反映，约束和监督党规范行使权力。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是一种以协商性和合作性为基础的政治监督，“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党际协商为加强民主党派对党的监督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外，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是极为重要的监督渠道。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群众路线的落实提供了制度载体，促使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有效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增强了监督合力与实效。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能够为增强党的自我净化力提供制度助力。二、以完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夯实国家治理的民主与法治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政治制度是核心，其中，民主与法治体系则是重中之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有助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此外，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将协商民主引入法治建设中，有助于提升法治体系供给的有效性，促进法治体系的贯彻执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法治基础。
（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筑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民主基石
民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一个国家的民主建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现代化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健全的民主制度体系作为有力支撑。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民主的本质，他指出：“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显著优势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制度为载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选举和投票并非民主的全部内涵，参与才是其最具生命力的核心要素，“每个公民都有机会以某种方式参与集体决策是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非要否定选举民主，选举是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更强调对政治运行过程的参与，能让人民群众更实质性地参与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既尊重多数，也照顾少数；既注重民主的结果，也重视民主的过程；既强调决策制定之前，也注重决策执行过程，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群体和阶层的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主体的广泛性、过程的包容性、结果的真实性和成果的共享性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制度化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科学规范和健全完备的制度体系，渗透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看，协商民主贯穿于国家、地方和基层各个层面；从横向看，包括党派和人民政协的协商制度，国家政权机关的协商制度，如立法协商、行政协商，还包括社会领域的协商制度。协商的内容既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宏观问题，又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些协商制度形式为人民群众经常性地广泛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路径，深化和拓展了民主的内涵和外延。人民群众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有效表达利益诉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民意基础、深厚社会基础和强大支持力量，推动国家治理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
（二）助力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强法治基础
权威性、规范性、强制性是法治的鲜明特点，“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
民主与法治具有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有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促进法治体系的高效实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基础。将协商民主引入立法中有益于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建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增强法律制度供给的有效性。“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北宋·王安石《周公》）。良法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前提。然而，在现代社会，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准确、系统、全面的知识储备作为基础，而知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一个制度供给者可能存在的问题。因此，国家制度的建构和完善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与人民群众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和协商是制定良善法律的必要前提和关键手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建构一套开放的立法体制机制，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立法活动创造条件。立法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机构成，目前，人民政协参与人大或政府的立法活动已实现制度化。人民政协并非权力机关，在立法协商中能够保持中立立场，不会受部门利益的掣肘。此外，政协委员中有很多人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素养，能够提出制定或者完善相关法律的提案，给出科学性和前瞻性立法建议。此外，在法律草案意见征求过程中，人大也会以立法听证会等形式邀请普通公众参与，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均得到充分体现，保证制定的法律适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保证法律制度供给质量，也有助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法遵循。
协商民主能够监督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司法部门秉公执法，保证法治体系的有效贯彻执行。“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明·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徒法不能以自行，制度的优势只能在执行中得到体现。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功建构以后，一个更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贯彻落实。其中，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是法律体系执行的重要主体。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与司法部门的秉公执法是衡量法律体系贯彻落实程度的重要参照，对树立法律权威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民主监督的功能，通过公众的监督和问责，能够有效监督政府部门严格依法履行职能，有助于构建开放、透明的司法机制，提升司法审判的公开度，确保司法审判公平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和执法效率。
协商民主有助于增强公民对法律法规的认同，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和守法观念，推进法律的顺利实施。“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是保证法律顺利实施的关键因素。与人民群众进行充分沟通的协商立法方式能够保证不同社会群体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得到切实体现，有助于制定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更加贴近现实的法律法规。由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立法过程，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得到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接受度明显提高，可以有效避免在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因群众抵制所产生的阻力和干扰。此外，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通过经常性地参与丰富多样的协商实践活动，通过对协商结果的严格遵从，人民群众的民主与法治观念得以增强，法治意识内化于心，法治成为人民群众的一种坚定信仰和思维方式，法律制度的权威和威严得以成功树立，由此助推法治的贯彻执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法治保障。
三、以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机嵌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制度的执行力，是治理主体将国家各项制度和机制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绩效的能力。依据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定属性，国家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国家政治能力、政府执行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在国际层面还体现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激发制度活力，进而为制度优势更好向制度效能转化提供强大支撑。
（一）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国家政治能力
稳定的政治环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而这依赖于国家政治能力水平的提升。国家治理既强调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强调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和社会诉求的有效吸纳。国家政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主要体现为国家政治吸纳能力、协商沟通能力和利益整合能力等，通过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与合作关系，凝聚起人民整体力量。国家强大的政治能力离不开人民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转和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有效整合各政党、各阶层、各民族人民利益的重要机制，为政治体制吸纳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参与创造制度化渠道，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锻造出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将有效避免因利益高度分化而诉求又无法充分表达造成的对政治体系的冲击和破坏，因为“难以整合的政治分化将成为撕裂国家政治的主要力量，严重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
协商民主依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可以有效避免政党矛盾和政治冲突，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美国哲学家夸西·维雷杜认为，民主不应该被仅仅视为多党之间的权力竞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可以“有效克服不同政治力量为了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固执己见、排斥异己的弊端”，从而有效避免因政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造成的政局不稳，保证政治体制和政治格局的稳定发展，进而为国家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和谐政党关系的塑造和形成离不开协商民主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参与、合作与共识是中国协商民主的精神内涵，在政治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协商民主作为处理与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通过政党之间的积极沟通与协商合作，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另一方面也能提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就某种程度而言，协商民主促进了中国和谐的政党关系。
通过优化和调整界别设置、充分释放人民政协的效能，将新社会阶层有效吸纳进政治体制，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日益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包括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管理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在内的新生社会力量、社会阶层不断产生，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和舆论影响力不断增强，政治参与意愿愈来愈强烈，成为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增强政治体制的弹性，为新阶层人士参与政治、表达政治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化渠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有机整合社会政治资源和有效协调现阶段社会阶层利益分化的重要机制，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新阶层人士参与政治提供了广阔平台，人民政协通过对界别设置进行优化和调整，广泛吸纳新社会阶层的代表人士加入其中，让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协商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增进对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和信任，实现政治结构与社会参与的动态平衡，保证政治体制的稳定发展。
协商民主有助于释放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潜能，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强化民族凝聚与国家认同。民族关系的团结和谐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多民族汇聚交融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不同民族在经济发展、宗教信仰与文化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也导致他们的思维观念、价值立场呈现显著不同。现有政治体制必须为各族人民表达诉求开辟途径，以增进各民族群众对现有政治体系的认同。民族区域自治为促进各民族团结与共存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是激活这一制度潜能的实现机制，在民族事务治理过程中，不同民族成员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求同化异，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政治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有效实现族际政治整合，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正是国家制度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品质、情趣和道德，并且有别于其他民族，从而可以激励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通过协商民主机制与民族事务治理的有机融合，不同民族成员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整合，有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形成对国家的强大向心力。
（二）协商民主有助于提升政府执行能力
政府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主体，政府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政府的治理能力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执行力，即政府对公共决策、法律法规等的贯彻落实能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助力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提升政府决策认同度和执行力以及有效监督制约行政权力运行以保障行政效能的最大化。将协商民主嵌入政府官员选拔中有助于挑选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为提高政府执行能力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治国之要，首在用人。我国儒家推崇君子治国，“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威烈王二十三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出类拔萃的人才是国家治理的关键资源。制度的贯彻执行程度与治理主体尤其是领导者的能力素质、道德修养、理想信仰以及治理经验等紧密相关。在现代社会，社会情势错综复杂，制定良好的制度以及有效落实制度都需要深厚的政治知识和扎实的相关业务知识储备作为基础。特别是对高层领导干部要求更高，因其责任更重大，是制度执行的表率，发挥着自觉维护制度权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因此，领导干部的能力和品质对政府执行能力的整体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政府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中通过引入协商民主机制，从候选人的提出、确立到正式选举都有广泛的民主协商，可以将能力超群、品格高尚、具有丰富政治知识、政治经验的领导干部选拔出来，这样的领导干部在作出决策时拥有更好的政治判断力和长远眼光，在推行良策时也会更加积极和果敢。
将协商民主机制引入公共决策制定有助于提升政府决策认同度和执行力。有效贯彻落实决策的能力是政府执行能力的重要体现，政府公共决策最终成功落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获得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人民群众提供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协商民主虽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无法直接决定决策的最终结果，但“协商的作用是确认一个做决策的程序”。以共识为目标的决策制定程序，要求在政策议题设置、政策制定过程以及政策实施环节都要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参与其中，以此找出最紧迫的关键议题，形成更加知情的和经过认真思考的公众意见，提升决策的信息质量，从而使最终出台的政策更具科学性、合理性与公共性，由此可以提升人民群众对决策的满意度，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信赖和一致支持，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决策实施的阻滞因素，避免因群众抵制而引发利益冲突、产生资源浪费，从而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协商民主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权力运行，突破“中梗阻”，保证政府积极作为、廉洁高效。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依法行使权力，这样才能保证政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此外，政府行政人员在工作中还必须积极主动作为，切实提高行政效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有效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和防止行政人员拖沓推诿提供了有效机制。公开性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原则，要求政府行政做到公开透明，行政制度改革必须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协商保留一定空间，由此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膨胀，保持政府清廉。协商民主这种软约束和软监督可以避免国家权力资源的滥用，在某种程度上相比于硬性规定，效果会更加持久。
此外，责任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品格，要求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敢于创新，积极作为，最大限度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的对话中就谈到：“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政府与群众的协商过程也是群众对政府有效监督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行政理念的及时更新、行政方式的彻底转变，确保行政效能发挥到位。
（三）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社会自治能力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社会是国家的基石，国家要实现有效治理，离不开社会的良善发展。社会本身具有天然的秩序建构能力，正因如此，国家权力需要给社会自治留出一定空间，让社会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调节，如中国古代的“皇权不下县”原则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治理理念。当然，国家需要为保障社会自治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在我国的国家制度体系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制度上为基层社会实现自我管理提供了重要保障。
基层社会要有效运转，仅有完善的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激活制度的潜能，增强社会自治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很好的实现机制。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可以大大提升社会的自治能力。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城乡基层目前已经探索出诸多行之有效且风格各异的协商民主实践典范，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四川彭州的社会协商对话、吉林安图的民意裁判团等，为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现实需求提供了良好制度载体。通过民主协商机制，很多与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如社区规划、土地征用、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基层社会矛盾冲突得到化解，基层秩序得以维护，基层社会实现良性发展。
要实现基层社会的自治，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民群众自身的道德和素质至关重要。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实践能够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让参与成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就如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约翰·穆勒的一句名言所示：“政治参与可以教育公民。”民主参与能够使人民群众的道德和思想获得进步、政治能力得到提升。通过协商民主实践，群众的合作意识、理性精神与公共精神得以培育，协商对话的能力和素质得到提升，传统的民众逐渐转变为现代公民，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主体。简言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质量，进而促进国家的良善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
（四）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参与全球治理能力
一、基层审计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与瓶颈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挖掘基层审计机关的职能，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升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一）基层审计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
1.对基层审计机关而言，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委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目标是保障基层审计机关在经济发展道路上持续发挥经济监督的功能，长期保证党和国家路线、大政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由此可见，对基层审计机关加以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能够进一步提升其思想道德水平及综合素质，使基层审计机关的审计工作和社会实践取得联系，促进审计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对基层审计机关而言，其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涵还在于审计工作具有可持续性的特点，唯有持续强化基层审计机关和人员队伍的整体素养，才会更好地发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免疫系统”和“经济警察”的作用。
2.长期的实践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够在基层审计实践中发挥基础性的支撑作用，无论是基层审计人员还是审计机关本身，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能够形成共同遵守和奉行的价值观念，借此形成工作和生活的基本信条与行为准则，也会因此形成基层审计工作的优良传统等，所有这些都会对基层审计机关和我国的审计事业产生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所以，在基层审计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时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以此确定基层审计机关的审计目标，确定其岗位职责，端正审计人员的工作态度。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后，我国基层审计机关都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与审计人员的职业建设，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审计工作内涵，以持续提升基层审计绩效。
（二）基层审计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瓶颈
一段时间以来，在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冲击下，一些基层审计机关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出现了态度扭曲和工作不积极的情况，使得思想政治工作出现形式主义的势头，如果不对其加以遏制，极易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比如，部分基层审计机关的领导在思想认识方面存在误区，认为新形势下基层审计机关无需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工作的开展也只是走走过场，形式主义逐渐占上风，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促进作用，致使基层审计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再如，部分基层审计机关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方面没有明确的计划与部署，无论是检查工作还是考核工作都相对简单和随意，这些事件活动难以对基层审计人员形成必要的激励作用；此外，部分基层审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审计实践，忽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样，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就变得越来越窄，工作上的空白c缺陷也就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难以发挥，教育内容也因为脱离现实而难以发挥其吸引力和说服力，阻碍了审计事业的整体进步。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基层审计机关融合机制的构建
（一）思想政治工作与群众性娱乐活动的融合
在基层审计工作中，不但审计工作本身要进行改革和创新，与之相关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应进行调整和优化。当前时期，更需要借助多种形式的活动，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比如，可以组织干部职工参与到健康向上和活泼生动的娱乐活动之中，借助这一形式与载体，让审计人员能够真实感受到审计工作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乐趣和贡献。再如，可以组织党政领导和业务骨干进行红色革命主义教育，通过多种形式让其能够牢记当年的革命历史，身临其境地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风范，从而坚定工作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更好地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思想政治工作与改善工作环境的融合
基层审计与其他审计不同，无论是审计环境、待遇，还是审计心理，都对审计人员造成了现实的考验。因此，从基层审计机关的角度讲，应时刻关注审计工作人员的政治和生活待遇，通过多种有效形式消除其后顾之忧，切实解决其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遭遇的实际困难。尤其要注重改善其知识结构，提升其理论素质，通过实践和学习提升其工作能力。如在一些地区的审计单位中，为了让审计人员能安心工作，应尽最大努力改善其办公和生活环境，通过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其工作效率和工作满意度。
（三）思想政治工作与先进观念的融合
在思想政治工作与先进观念融合机制的构建方面，应持续强化思想道德建设的水平，将弘扬正气和学赶先进等观念贯穿到思想政治工作中。通过在基层审计机关中“争先进，创优秀”活动的开展，培养一批优秀的审计人员和审计队伍，通过总结表彰，不断激励与带动审计干部和职工为基层审计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在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应进一步贯彻和落实“从严治理审计队伍”的重要观念，通过总结和反思审计经验和教训，不断提升其依法审计的自觉性和主体性。比如，河南省内乡县审计局就借助播放和观看优秀影片，剖析影片中反映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审计工作人员强化审计监督与严格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认识，这对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大有裨益。
同志们：
召开XX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暨2019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大会，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全省2019年度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大会会议精神，对XX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各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进行述职评议。一年一度的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大会，既是对各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成效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大家相互学习交流的一次难得机会。我们要把这项制度坚持好，把这个平台运用好，述出动力、评出压力，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持之以恒把基层党建工作抓得更有质量、更有成效。
刚才，XX园区党委和XX党委负责同志就一年来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作了大会述职，其他党委（党组）的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述职报告。大家讲成绩客观实在，讲问题一针见血，讲思路切实可行，彰显了大家尽心尽力抓主责主业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体现了坚决与中央和省委安排部署同心同向、同频共振、靶向发力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担当，同时也说明我们层层传导责任压力、织密拉紧责任链条、扎紧扎牢制度笼子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近年来，省委对XX的工作高度重视，给予了格外的关心关怀，特别是省委组织部从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指导和倾心支持。今天，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丁迪凡同志专程到会指导，再次体现了省委、省委组织部对XX的关心厚爱。
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视察XX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地区生产总值增长XX，固定资产投资增长XX，税收收入增长XX，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XX，招商引资引进产业项目增长XX，投资增长XX，是XX深化改革创新、高质量快速发展的一年，也是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提质增效的一年，可以说，XX之所以能够呈现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事繁荣兴旺、环境优美靓丽的崭新局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层党建工作发挥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作用。一年来，XX上下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推动XX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一是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坚持主题教育与高质量发展同部署，改革创新与制度建设两手抓，解决突出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共推进，举办读书班X班次、专题调研X次、成果交流X次、形成调研成果X个、解决问题X项，扭转了惯性思维、摒弃了陈规陋习、提升了党性修养、强化了担当意识、增强了能力本领、锤炼了严实作风，各级党员干部真正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了抓机遇、争政策、抢先机、促改革、谋发展、创一流的具体行动中。中央、省委巡回指导组对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效高度认可。二是抓党建责任进一步压实。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党建工作在绩效考核中地位更加突显、权重更加科学、导向更加鲜明。尤其是各级党组织强化党建主体责任，把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抓整改、抓推进、抓提升，研究基层党建工作的次数、频次均比往年有了显著提升，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压力向“末梢神经”传导。三是基层党建质量进一步提高。认真落实“四抓两整治”工作措施，围绕建设全省一流基层阵地，建成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X个，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X个，全面完成XX名村（社区）“两委”和XX名组社干部的集中联审，推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XX个村，占行政村总数的XX,设立部门党组（党委）XX个。坚持以点带面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在各领域打造了一批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党建示范点，XX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党组织覆盖率达到X%，“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X%和X%。健全完善XX、园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的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体系，有序推行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机制，构建形成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治的城市基层党建的新格局，基层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XX基层党建工作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相比还有差距，与XX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不完全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抓紧抓实党建工作的站位还不高。有的单位对落实中央、省委和XX党工委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形式主义，执行效力层层衰减；有的单位对从严治党压力传导缺乏主动性和自觉性，“一推一动、不推不动、甚至推了也不动”；有的单位“只打雷不下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热衷于作表面文章，缺乏基本的政治责任感。二是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互融合不够紧密。个别党组织仍然错误的认为抓基层党建工作就是“补资料、制图表、钉牌子”，重“痕”不重“效”，重“迹”不重“心”，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两张皮”的问题仍然存在，党组织的职责没有得到有效履行，在深化改革、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拆迁安置、城市治理等重点工作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三是党组织的组织力还不够强。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抓党建工作上办法不多，特别是在提高党支部建设工作质量上成效不够明显；各领域基层党建的特色载体、示范品牌还不够丰富，机关党建“灯下黑”的问题还未根除，国企党组织特别是二级子公司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还需进一步发挥，“两新”组织党的工作有效覆盖还有差距，村级党组织引领发展和带富能力有待提高，社区党组织加强社会治理、服务居民群众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四是党员干部教育管理还不够严格。一些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认识不清，党性观念淡薄，放松自我约束；有的只想做官、不想做事，只抓权力、不抓监督；有的领导干部原则性不强，对歪风邪气不抵制不斗争，一味遮丑护短，对不学习、不干事、不自律的干部放任自流；有的不想管、不愿管、甚至不敢管，影响了XX党员干部队伍形象，损害了群众利益。以上这些问题，有些是带有普遍性的，有些在个别单位反映比较突出，希望大家自觉对号入座、举一反三，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X月X日，省委召开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和全省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大会，XX书记对抓好今年全省基层党建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我们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和着力重点。X书记的讲话政治站位高，问题导向鲜明，每个方面、每项工作，都是先点问题、再提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正视差距不足，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严格的要求，推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下面，我就扎实做好2020年XX基层党建工作，讲三点意见：
一、突出“六个围绕”，在抓党建促发展上取得新成效。党建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可以说党建工作搞不好，所有工作的基础就不牢靠，根基就不稳固。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抓党建与促发展同频共振，以党建引领改革，以党建促进发展。一要围绕目标任务抓党建，实现经济发展稳中快升。今年是“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收官之年，是XX新型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年，要通过抓好党建，凝聚起高质量快速发展政治自觉、行动自觉，确保地区生产总值增长XX，力争增长XX；固定资产投资增长XX，力争增长XX；进出口贸易额增长XX以上；税收收入增长XX、力争增长XX；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XX、力争增长XX财政收入增长XX，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XX，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增长8%左右。二要围绕改革创新抓党建，实现示范发展有破有立。要把抓好党建作为加快改革、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坚持法无禁止即可为，坚决破除陈规错习，推动中央、省委各项改革部署率先在XX落地落实，及时学习借鉴自贸区和其他部级XX好经验、好做法，加快理念、制度、流程创新，坚决破除陈规错习，全力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创新，用好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金字招牌”，深化行政审批、并联验收、为民服务改革，建设现代国资国企管理新体系，创新城市治理理念，打造全省改革创新新典范。三要围绕产业发展抓党建，实现产能集聚提质增效。要通过抓党建，创新部级XX特色党建品牌，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党员聚在“生产服务线”上，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区等领域打造一批党建创新示范点，提升城市基层党建质量，通过抓好党建，把稳产业发展方向，有力促进产业发展，围绕打造绿色化工、有色金属新材料、商贸物流“三个千亿”产业，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两个五百亿”产业，大数据、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节能环保“五个百亿”产业，今年新引进产业项目X个、总投资X亿元以上，当年开工X个、完成投资X亿元以上，创建全省非公经济发展示范区。四要围绕民生服务抓党建，实现社会事业全面发展。要通过抓好党建，使XX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XX人民，突出教育事业战略地位，着眼人口快速增加的需求，按照布局合理、适度超前、优质实用的原则，扩大中小学教育规模，普惠性幼儿园全覆盖，打造一批品牌名优学校。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启动医疗卫生综合体建设，实施健康老龄化提升工程、普惠性婴幼儿照护工程，强化食品药品全流程全链条监管，保障群众大健康需求。促进文化体育事业发展，建设一批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社区健身中心，实现新建小区体育健身配套设施全覆盖。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一老一小”问题，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普惠托育服务，开办“四点半学校”，解决干部职工上班期间无法接子女放学的后顾之忧。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五要围绕人才引育抓党建，增强支撑发展效应。要通过抓党建，强化组织队伍建设，畅通人才交流渠道，打通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人才流动通道，实行职级、职称、职务互通机制。树立能者上、庸者下的鲜明用人导向，选拔一批讲政治、高素质、有业绩的年轻干部，让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得到重用。创新表彰奖励、收入分配、知识产权收益等制度，吸引百名院士、千名博士、万名科研人才、万名工匠技师、数万名技术工人为XX发展贡献才智。六要围绕城市管理抓党建，塑造现代文明新城。要通过抓党建，提升城市服务能级，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推动城市强基提质，建设城市水系，打造花园城市，规范自然资源管理，塑造时尚现代、功能完备、舒适便捷、管理智慧的西部特色城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示范点，开展各级文明争创、“五项十佳”评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教等活动，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二、统筹“六大领域”，在抓重点提质量上取得新发展。一是城市基层党建要注重引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入落实全省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会精神，转变观念，主动作为，努力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子。要尽快制定下发深化街道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加快赋权、扩能、减负各项改革任务落地，理清街道社区的职责边界，把该给的权给到位，把不该街道社区背的包袱卸下来，真正让街道社区党组织有人有权有资源，在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上实现更大作为。要以街道社区为“枢纽”，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制，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局面。二是农村党建要聚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力提效。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四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坚决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特别是要积极适应XX“三农”工作重心逐步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转移的形势任务变化，坚决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以党建为引领推动乡村组织振兴，以乡村组织振兴助推实现稳定脱贫和乡村全面振兴。要着眼增强村级党组织整体功能，持续开展排摸整顿，落实任职资格联审机制，实施村党组织书记XX、园区两级备案管理制度，持续推进村党组织书记与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努力建设政治过硬、能打硬仗、带头实干、推动发展的乡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三是机关党建要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要按照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三个表率、一个模范”的要求，坚持把机关党建工作同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完成XX中心工作、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处理好共性和个性、党建和业务、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建章立制和落地见效、继承和创新等5个方面的关系，持续开展党建示范点创建工作，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四是“两新”组织党建要重点提高党的工作覆盖质量。紧贴行业和企业实际，创新工作方式，丰富活动载体，引导党员立足岗位、争先创优，为企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实现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形成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互促共赢的良好局面，不断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要加强行业协会、城乡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及时理顺隶属关系，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全面加强党对各类社会组织的领导。五是国企党建要切实发挥好党委把关定向作用。认真学习贯彻《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紧盯30项重点任务不放松，落实企业“三重一大”事项党组织前置把关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确保国有企业党委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车间班组的基层党组织要找准服务生产经营的着力点，激发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团结带领企业职工抓好重点任务落实。六是学校和公立医院党建要以政治建设引领事业发展。要着眼为立德树人提供组织保证，继续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办好思政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努力培养与党同心同德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理顺民办学校党组织隶属关系，推进党组织负责人进董（理）事会，积极推行从业务主管部门、党建专干队伍中向民办学校选派党组织书记工作，确保民办学校正确办学方向。公立医院党建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和实施办法，落实党组织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加快建立“双培养”机制，注重把医疗专家、学科带头人、优秀青年医务人员等“高知”群体培养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医疗、科研、管理骨干，推动医院改革发展，增进群众健康福祉。
关键词 乡村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434（2013）01-0071-05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是指以乡村政府为基础的国家机构和乡村其他权威机构，为了维持乡村秩序，促进乡村发展，依据法律、法规和传统习俗等，给乡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乡村治理根本目的就是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乡村治理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归根结底涉及到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意识并没有伴随着农民的个人主义权利的增长而增长，相反还降低了，这就造成了权利与责任不对称的个人主义，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了“无公德的个人”，这就给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滞后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着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一、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定位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滞后影响着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对于乡村治理有着积极的作用和功能定位。
（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营造乡村治理主客体发展环境的关键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形成推动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精神动力。思想政治教育和生产力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反之，落后的思想政治教育则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原因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做人的工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就是劳动者。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思想境界，增强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使劳动者思想政治信念坚定，拥护和认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以投入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他们掌握各种农业生产知识的自觉性，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正确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思想理论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导向和调节的作用，它是不断化解社会基本矛盾，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使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人们所理解、认同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为农村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思想意识会支配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先进的思想意识能够有力的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建设。面对一些与乡村治理不和谐的落后的思想意识，必须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载体去破除，这样才能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精神环境。伴随改革开放发展的深入，社会中出现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要想让农民学会辩证地、全面地认识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去切入，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为他们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从狭隘的轻经济发展质量重经济发展速度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为我国农村经济进步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的政治保证
思想政治教育维护着农村社会政治稳定，是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的政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夯实了人们的政治理想信念。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渐趋多样化、社会心态复杂、价值观念和利益趋向层次不一，这给乡村治理和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复杂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面对农村思想观念发生的新变化和新挑战，我们党就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引导人们逐步改变错误的思想观念，调节他们的精神生产。同一些落后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大力鼓励和引导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社会政治稳定和发展。以此角度而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指向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宣传和教育的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通过宣传和教育可以内化为人们的思想，并指导他们的行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是联结政府和基层农民畅通沟通的一个良性过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及时的掌握农民的疾苦。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并反馈给我们的决策部门，以便我们在制定农村发展政策时予以参考。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调和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思想政治教育的这个过程进一步理顺了党和人民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农民政治生活的参与，需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感的培育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个途径。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提高，没有进步的民主意识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民主意识是在农民政治参与的实践中不断成长的。当然，做到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法制是不可或缺的，科学的法制观念是民主法制建设和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的重要保证。
（三）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是培育乡村治理主体成长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是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乡村的过程，农民是乡村治理的主体，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大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强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能够培育乡村治理主体文化鉴别力。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之一，其思想文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多元化，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众多情况相互激荡交织。在一些农村地区。宗族观念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盛行，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这些落后腐朽的思想极大地抑制了农村思想文化建设，极大地制约了乡村治理主体的素质提升。这种农村思想领域出现的严峻挑战，要求通过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渠道，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进农民头脑，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落后和腐朽的思想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提高农民群众自觉抵制落后腐朽思想文化的鉴别力。
能够培育乡村治理主体文化创造力。教育是把农民培养成新型农民的重要手段。乡村治理的目标实现，人是关键。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培育农民学习的自觉性，逐步提升他们的整体素质，进而培养他们自主学习和发展的能力，提升其文化的创造力。文化创造力的培育会不断的强化农民的文化技能，使他们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样会进一步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二、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分析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受到多因素的影响，诸如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不强、农民普遍缺乏学习的热情、农村物质基础薄弱和农民道德师范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乡村治理主体——农民的成长，阻碍乡村治理的客体发展，影响了农民的素质提升，削弱了治理目标的实现。
（一）农民群众缺乏学习热情，影响了乡村治理主体成长
思想政治教育是提升农民这个乡村治理的主体素质的关键。当前，农民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是农民群众存在“实用性”的原则。他们认为这对其农业生产没有直接的帮助，看不到实用价值和实在收益，都是一些泛泛而谈的空洞枯燥的理论教育，看不到它潜在的影响。因此导致党对农民夯实基础理论工作成效不明显，而这将制约日后乡村治理的发展；二是农民群众存在“理想信念淡化”的趋向。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强政府——强社会”的相互互动，有很多群众是被动参与的，没有主动地、积极地加入到这个治理的过程中，就会造成一系列治理的缺失。这时思想政治教育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的如果“灌输”的不好，反而引起农民的反感，产生抵触情绪；三是农民群众“素质低”。相对而言，我国农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由于接受教育年限短而水平不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封建迷信和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不好的社会风气，使农民群众无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思想意识。
（二）基层党政组织凝聚力不强，阻碍了乡村治理的客体发展
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客体，与其他治理主体一起共同进行多元化的治理，它们在治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基层党政组织自身凝聚力不强或与群众关系不和谐，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上存在问题，未能尽到干部职责，不想服务只知道索取：办事情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不以群众利益为重；有一部分干部轻思想政治教育，忽视自身理论学习，主抓具体经济工作，认为经济工作高于一切。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作为党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受教育者和教育者，要从自我教育做起，改变工作作风，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恢复农民群众对村干部的信任，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党群关系，为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和群众基础。
（三）农民道德行为失范，削弱了乡村治理的主体素质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农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在农民群众中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向好的方面转变的同时，一些负面的现象却不容忽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现在农村纯务农的农民日趋减少，农民的收入差异和自身素质差异不断加大，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他们当中，一部分农民讲权利不讲义务，讲索取不讲奉献，讲利己不讲利人，有的甚至发展为唯利是图，金钱至上，贪图享受。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农村公众价值观念的改变，一部分农村公众增生了金本位思想和商品、货币拜物教意识——“宁跟有钱的个体户，不跟无钱的党支部”。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意识缺乏。部分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出现波动，国家、集体观念及社会公德意识淡化，文明礼貌和助人为乐意识缺失，保护环境视为事不关己，在对待国家与家庭，集体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涉及自身利益决不让步，甚至将国家、集体的财产占为己有，对社会公益事业态度冷漠，艰苦创业精神不强，遵纪守法意识薄弱。在农村的一些地方，歪风邪气蔓延，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对社会事业漠不关心。改革开放摧毁了传统农村公众中广泛存在的官本位意识，使农村社会中干部的权威地位遭到触动和消融。农村公众中出现“有田有地不求你，有吃有穿不靠你，合同结帐不理你，有了麻烦要找你”的局面，严重危害农村政治稳定和发展。在这些不良因素的影响下，部分农民群众思想蜕变，道德行为失范，这给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削弱了乡村治理的主体素质。
三、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路径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现状，影响了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探索乡村治理视野下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路径，是着力实现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加强乡村治理客体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堡垒，是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和客体之一。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组织保证。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以更好的促进乡村治理目标的实现。
要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职责，是党的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加强组织领导，是开展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前提。第一，农村基层领导班子要充分发挥其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领导作用，因此，要着力配备好农村基层领导班子，让他们真正成为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第二，改变农村基层领导班子的认识。农村经济发展是基层干部的主流认识。以至于一直以来农村普遍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此，要改变基层干部的这种认识，让他们认识到实现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第三，要把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绩效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道作为衡量农村基层干部工作好坏的指标。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年度考评中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其中，使他们坚定的树立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要建立健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选配好农村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多方力量的广泛参与，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导，村委会、妇联、农村社会组织等多方的积极参与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多方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才能保证这个过程顺利的开展。当然，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效率的人才基础，只有这些人才有了保证，才能促进农村思想政治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思想政治素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二）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实际需要相结合，助力乡村治理主体成长
要想农民主动的参与与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将思想教育融入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和他们日常的生活中，找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这样才会使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增收、为农民群众办实事、与化解农村各种矛盾纠纷和与开展时事政策教育结合起来。农民最关心是收入的增长，对于收入增长的途径，科技、信息和市场中介发展又是关键。这就要求我们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有针对性，要与农民最关心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要为了农民的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仅仅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切实把思想教育与普及农业科技相结合，以提升农民的农业科学生产知识和管理经验，实现思想教育融入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不高，一部分农村群众对法律一知半解，对政策断章取义，他们只知道要自己的权利而不去履行义务，由于他们对法律、政策的无知，往往为个人的利益与政府无理纠缠，扰乱社会秩序。同时，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也在不断改变农村群众的观念，一部分人只知道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对社会事业则表现出不支持，不关心，这极大的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认真的做好说服和调解工作，处理和解决这些突出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消除这些问题和隔阂，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农民实际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会使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一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关心农民的成长，用心去关怀他们。这样才能赢得农民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这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要急农民之所急，着力解决他们在农业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这样，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得到农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才不会让农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是无用的，农村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农民及时的获取、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有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非常有限，那么就必须通过举办讲座，借助宣传栏和有线电视网络等方式向农民传达，引导和加深农民群众对国家各项政策的理解，以此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三）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相结合，推进乡村治理和谐共生
广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伴随着农民的生活逐步改善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大。为此，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农民的这一需求的变化，为农民创造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
着力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培育良好村风。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巨大的飞跃，农民的知识性需求和文化需求也越来越高，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以一定的载体建设一大批农民喜爱的文化形式，使其成为新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文化下乡”等支农活动，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我们可以将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文化娱乐活动相结合，使其变得更加生动，更加易于农民接受，扩大群众的参与性，不断的满足农民的精神需求，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通过开展各项文明建设和评选活动，引导农民用科学的武器抵制迷信，尊老爱幼、邻里互助，共同培育良好村风。
努力开展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积极推动榜样的示范作用。注重将新时代的新元素与传统相结合，在传统节日举办一些具有特色的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农民的文化品质。榜样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的特点，以这些生动形象的榜样事迹来教育引导广大农民，能够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实效性。通过榜样典型的示范作用，引导农民学榜样、跟榜样，培育他们的理想信念、行为和习惯，以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农民的教育培训工作相结合，拓展乡村治理主体素质
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各种教育培训结合起来，对于提升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意义重大，这拓展了乡村治理主体的素质。
党支部是党最基本的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要求把h支部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教育管理党员的主体作用，树立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
在强化政治引领上下功夫，提升党支部凝聚力。党员信仰越坚定、队伍越纯洁、支部越过硬，全党目标就越统一、步调就越一致，党组织的凝聚力就越强。要结合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抓好党员干部思想建设，着力补足精神之“钙”，真正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通过建立常态化教育机制不断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武装，凝聚共识，汇聚合力。要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解决社区党员队伍老化、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的力量不足等问题。积极稳妥处置不合格党员，畅通党员进出渠道，保持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抓好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转化提升，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属性。
在强化服务群众上下功夫，提升党支部向心力。政治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魂”，服务功能是基层党组织的“本”。坚持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两手抓，在服务中体现政治功能，在政治功能的发挥中服务好群众。要把服务作为鲜明主题和主要职责，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凝聚人心、服务群众、促进和谐的作用，切实将党员和群众凝聚在党组织的周围。以增强活力、激发动力、提升效力为目标，把基层党建工作的着力点从一般性任务安排，转变到为基层组织提供有力支持、为党员群众提供有效服务上来。村（社区）党组织要注重听民情、顺民意、解民忧，进一步提高服务群众精准度，更好地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服务水平。
在强化分类上下功夫，提升党支部战斗力。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党组织战斗力的提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聚焦重点，分类提升，不断增强各领域党建工作水平。在农村，以抓党建促脱贫攻坚为重点，加强贫困村党组织书记和党员能力素质培训，支持农村党员发挥创业致富引领作用。在城市，树立城市大党建理念，在推进街道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基础上，加强本地区党建服务站点在居村、园区、楼宇的实体化运行，使下沉的党建工作资源更集约、更开放，为广大党员群众所共享。在机关，对机关党建“灯下黑”和“两张皮”现象进行专项整治，推动机关党员干部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高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要求，建设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阵地，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在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实施覆盖提升，抓好组织生活、队伍建设、基础保障、基础台账规范化建设。
在强化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提升党支部执行力。要抓好支部这一“主体”，严格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从严从实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用好督查这一“方法”，建立健全联合督查机制，采取综合督查、专项检查等方式，开展党内制度执行情况集中整治、党组织关系集中排查、党费收缴工作专项检查、党员违纪违法处理情况排查等系列整治行动，进一步严肃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抓牢责任这一“关键”，压实党建主体责任，建立基层党建履责、问责机制，健全责任落实体系，将抓落实情况纳入党建工作考评指标体系，以刚性问责推动履职尽责。
（作者单位：云南省宣威市委组织部）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创新；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47-03
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同时，要根据新的社会治理需要，加大与基层社会的广泛联系，拓展其社会服务性与社会公共性范围，才能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最终实现基层党建的战略推进和党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基层党组织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传统的人际关系裂变带来的新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结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等，使党领导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上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将民主、平等、法治、透明、参与等现代治理理念嵌入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中，以整合多元、复杂的社会。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治理理论与改革开放后的复杂社会治理需求相契合，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开始从理论认知层面走向具体实践中的多元参与、协商沟通、民主平等、合作共治。这一现象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因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地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生活。譬如，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在增强，渴望通过协商和讨论的办法去平衡各方利益，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希望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必要情况下各社会主体愿意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应对公共危机问题等。主体意识的多元化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所引起的。这种由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新社会变革必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才能适应变革社会的发展。
二、基层党组织功能调整的具体表现
基层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基层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发展。但这一切终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引导和推动。因为，在当代中国，“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作为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也如此。
（一）基层党组织是领导者。在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中，尤其关注政府的作用，大多疏忽了执政党作为最重要行动主体的现实，以致无法真正解释中国语境下的现实基层治理。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党在政府公共治理背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2]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3]“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实施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确有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考量，但其执政的目的亦绝非只是‘为了执政而执政’。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其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宏观上领导并规制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而且在微观上整合着多元社会力量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
（二）基层党组织是服务者。邓小平早就说过，领导就是服务。[5]这一观点适用于各个领域和各级领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党的领导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党的领导又是为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领导者只有坚持这个根本原则，才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要求，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基层的领导地位主要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来发挥和巩固的。在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服务者。因为，单位制的解体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进入社会，出现了层次性、流动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社会形态。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是多样性的，性质是不平衡性的，既造成利益分化，又造成社会认识的分化，以及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很多，给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功能发挥造成重要影响。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以服务社会为根本旨向，把代表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诉求、服务社会大众、引领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政党对社会的科学领导。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运用政策、法律、技术、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节、动员等多种方法，建立像民意咨询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平等协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诉求和表达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性作用中凸显服务功能。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但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用列宁的话说，它是社会组织中最高级、最规整的政治组织。作为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它担负着强大的政治使命。为了实现政治使命，政党对其基层组织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规制――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社会活力的激发者、诚实守信文化的塑造者、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协调者。如基层党组织既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批判作用，又要颂扬和提倡真的、善的、美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力、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基层党组织既要帮助松散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建立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支持社会组织及成员依法活动，又要在组织化中培养社会自治力；既要提供资源供给和公共服务，又要在吸纳、综合民意，代表、保障民利中，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的功能转型和功能提升；还可以通过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政权建设，逐步克服基层政权机关或准政权机构的行政性工作方式，以党内治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这一切服务行为来自于党组织的社会性作用。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说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联系，拓展其社会公共性和公益服务性，就要让基层组织的活动与党员的道德实践联系起来，从而使基层组织成为党员服务社会、实践道德、净化自身的组织。”[6]
三、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有益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要求执政党寻求新的路径来维系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围绕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这条主线，加强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影响、带动多元治理主体的服务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互动的治理格局，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扩大组织覆盖面，提升服务效率。多元化社会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给党的执政生态带来变化，给党的有效领导带来挑战。基层党组织有效领导社会依靠的是其结构和功能。就结构来说，强调的是党员干部的优化，既包括内部优化，也包括外部优秀分子的融入。就功能来说，强调的是具体的工作形态，或者说是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变迁中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组织架构还未适应基层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脱节和空转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党的组织架构只有从理念上更新，树立区域大党建思路，才能应对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加剧、社会阶层重组等现实。如一些地区在基层党组织设置上探索采取的“打破区域联合建、突出产业整合建、拓展覆盖延伸建、加强管理流动建”[7]组织设置方式等。这些做法扩大了组织覆盖面，为基层党组织整合各类组织，服务各类组织和团体、个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制度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仅是为群众做几件好事，就能冠以服务实名，而是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要一以贯之。这就需要制度做保障，才能克服服务“一阵风”现象，实现服务的常态化、长期化。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建立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包括联系群众制度、服务规范制度、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矛盾纠纷化解制度、利益诉求制度、权利保障制度等。其次要建立服务群众考核评价机制。包括解决问题和回应群众意见制度、跟踪式督办制度、参与式考核制度、量化式评价制度、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激励表彰制度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在制度机制的规约下，避免“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等情况的出现，既履职到位又不越权行事，而是“以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和良好社会秩序建构，从而实践着服务型治理”。[8]
（三）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新平台，提高服务能力。服务平台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一定的平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对于服务平台的建设，学者有不同见解。杨蕾认为，通过建立便捷高效的党员服务站点、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创建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方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9]。钟龙彪认为，服务平台建设要“便民”，要积极构建乡（镇）、街道、村（居）服务阵地网络。既要改善服务中心（站、点）的硬件条件，也要重视软件建设（服务态度），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10]。范盈茹认为，要“加大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建设力度、推广区域化党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有效做法，整合服务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哪里有党员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的贴心服务，党组织建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11]。秦剑锋总结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经验时提出了四个平台，即人才服务平台、政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合作共赢服务平台[12]。总的来说，学者对服务平台的探索很多，既有城乡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还有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的确确为各阶层群众提供了便民、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多样和复杂，探索建立政策咨询类、技术培训类、养老服务类、为民解忧类、信息致富类等平台，将更加符合未来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开展多样性的服务群众活动，丰富服务内容。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看，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对象趋于多元化，不同的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诉求差异很大，想法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此，提供针对。面向不同的对象，提供“适销对路”的服务；提供业务。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提供技术、人力、培训、政策、信息等服务；提供引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批判和创新作用，把各个阶级、各种团体和力量聚合起来，实现中国梦；提供应急。面对突发性事件，准确判断并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社会力量自身发展中面对的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志愿者服务。激活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如法律、医疗、家政等专业化服务；等等。随着经济增长和民生条件的改善，在输入的基础上，还要组织群众自我服务。因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党组织要适时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将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譬如在城乡的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理顺社会关系，不但促进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而是解决了民众靠政府和党组织不能解决的许多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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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索党建工作社会化的路径方法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建的重要课题。马凤英党建志愿者工作室的创立发展，紧扣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这个主题，在基层党建力量培育、方法创新、专业提升等方面做了探索与尝试，积累了一些经验，值得研究和推广。
基层党建；社会化；工作室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2-0044-03
如果说街镇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那么居民区就是“最后一米”。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执行力，是我们党在基层执政能力的直接体现，是党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支撑。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党工委着眼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基层队伍，不断提升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执行力，于2015年成立了以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马凤英命名的工作平台――马凤英党建志愿者工作室（以下简称“马凤英工作室”）。一年多来，马凤英工作室运作的项目日益拓展，作用日趋明显。
（一）以个人名字命名工作室，彰显领军人物的价值。马凤英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企业担任厂长、经理、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职，2008年担任花木街道培花一居党总支书记，是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典型代表。工作室以马凤英个人命名，可以彰显领军人物的三方面价值：一是个人魅力。人的名字有血有肉，无冷冰冰的感觉；和马凤英接触，居民都说有一种邻家大姐的感觉；来到“马凤英工作室”就像是到朋友家坐坐。以她的名字命名，同行心服口服，党员群众欢迎，有利于工作室打开工作局面。二是责任动力。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工作室，是一种荣耀更是一份责任。个人名字亮出来了，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更好的监督和鞭策作用，不仅对于个人，而且在于整个团队。三是品牌活力。马凤英在业内具有很高的个人威望，是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一个标杆、一个品牌；以马凤英个人命名的工作室，首先是借助个人的品牌，而后是放大和做亮这个品牌。
（二）完善工作室的组织架构，体现团队合作的力量。作为一个民办非营利性组织，马凤英工作室着眼于运行的规范性、有效性，立足于发挥领军人物引领下的团队作用，从一开始就建构了具有社会化特征、遵循社会组织运行规律的组织架构。在管理层，设立理事会为领导决策机构，设理事长1名，由马凤英担任；理事若干人，分别由党建专家、党务干部、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组成；设立监事会，由街道党建办、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及第三方评估机构派人参加。在事务层，组成由马凤英领衔的工作团队，包括2名长期从事基层党建工作、具有丰富组织培训经验的老同志，作为日常运行团队成员，N名具有丰富党建经验的一线老书记，担任带教老师。
（三）聚焦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工作室从成立之初，就明确其职能定位是协助街道打造一支高素质、敢担当、能战斗、有作为的居民区党组织书记队伍。这就意味着，提高基层书记队伍的执行力，让他们不仅想做、而且会做，成为了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对此，工作室全面研究分析了新形势下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的任务与要求，提出了迫切需要提高的“五种能力”：“组织领导能力”， 即带班子、抓队伍、强计划、聚力量、谋工作等能力；“党务工作能力”，即开展“”、党员发展、党建创新（社区共治、在职党员、青年工作等）等能力；“宣传发动能力”，即开展居民自治、组织各类活动等群众工作的能力；“破解难题能力”，即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矛盾、安全稳定问题等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即领导（指导、监督）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单位、群众团队等组织的能力。围绕“五种能力”，马凤英亲自挂帅、亲自担当，以联洋五居委、培花一居委2个实训基地为支撑，与她的团队一起，结对带教新任年轻书记，开展“面对面、点对点、手把手”的带教活动，形成了领军人物与团队成员、带教老师与新任书记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
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关键在于运行机制的创新。作为“居村党组织书记工作室”建设的一种率先尝试，作为基层干部特别是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种大胆探索，马凤英工作室着力在带教模式拓展、带教方法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一）着力突显标准化的运行特点。着眼于提高带教工作的有效性，马凤英工作室从“三化”入手，着力打造标准、规范的运行机制。一是坚持个性化，做到量身定制。就是从需求出发，从“学生”的特点出发，配备合适的“老师”，选择有针对性的带教安排。比如，针对湖庭居民区书记缺乏高档住宅区党建工作经验的现状，工作室安排了联洋五居书记进行带教，有利于双方知识经验的同质性和可复制性。二是坚持制度化，做到周密严格。工作室明文规定了各类职责、工作制度，比如，带教老师帮助新任职书记解决1-2个突出重大历史遗留矛盾，新任职书记提出1-2项工作创新等，有利于各司其职、有序运行。三是坚持流程化，做到及时备案。工作室着眼于带教过程的质量控制，设置了三个表格，包括《跨社区（居委）实地实务带教情况表》、《实务（实地）带教工作流程表》、《师徒带教工作纪实（双周志）表》，全过程记录带教情况，为考核、总结和评估奠定基础。
（二）着力探索多样化的带教方法。马凤英工作室立足社区工作的需要，针对居民区书记的岗位特点和工作要求，坚持理念与方法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嫁接，探索形成了“带教六法”。“体会畅谈法”是运用最广泛的方法，所有带教的书记都会将当好书记的“法宝”、“心得”传授给“学生”；“现场观摩法”的阵地是2个实训基地，实际上就是现场教学；“鼓励认可法”就是通过肯定、表扬、推广等办法，鼓励“学生”去探索、去尝试、去创新，从而帮助“学生”成长；“经验转移法”就是围绕一个具体或普遍的问题，由带教老师通过“案例教学”的办法，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答疑解惑法”就是针对具体问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法，通过“一个请教、一个回答”的形式，实现“答疑解惑、互相提高”的目的；“点拨诱导法”以询问、交流、沟通等方法，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措施。“带教六法”的提出与实施，有效拓宽了带教的思路，有力提升了带教的成效。
（三）着力推广多元化的工作方法。以马凤英为代表的工作室团队立足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紧扣“执行力”这个主题，总结提出了“居民区工作四法”，并以案例的形式，通过带教、论坛等平台推广出去。比如，“细节细化法”强调了“细”是执行力的重要元素，运用这一方法，遵循带教老师提出的“细致工作、仔细倾听、加强协作”的意见，牡丹七居委新任书记小舒找到了受损房屋定损工作的切入口。“逐步推进法”指导东城二居书记小陆通过座谈、约谈、选聘等步骤，成功处理了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棘手”矛盾。“及时处置法”教会所有的基层干部，关系到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的事，一定要创新思路、尽快解决。“思维转换法”的核心理念是：困难面前需要的不是蛮力，而是巧劲；用这个方法，东城三居委书记小罗提出“亲戚帮助劝说”、“共同寻找店面”双管齐下的举措，有效解决了小区居民反映的有人“私自搭棚、私接煤气、占道经营盒饭”的问题。
马凤英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始终紧扣街道的中心工作，在推动解决社会治理创新、基层干部队伍、党建工作转型等重点难点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提升了街道工作的整体水平。
（一）锻造了书记的执行力，提升了整体战斗力。以“书记带书记，以带教强书记”，是马凤英工作室开展工作、发挥作用的基本思路。通过“面对面、点对点、手把手”的带教活动，工作室充分发挥社区资深老书记的“传、帮、带”作用，使20名新书记“五个能力”迅速全面提升，抓班子、带队伍更加自信，处理工作更加成熟，心态更加沉稳，领导作用发挥更加到位，真正成为了社区工作的带头人。新任书记纷纷“点赞”：“老法师们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好方法、好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决策力给力、谋事力给力、协调力给力、沟通力给力、凝聚力给力，对提高我们的执行力真的很管用！”带教老师们也坦言，带教有压力，但也使双方教学相长、共同成长，提升了街道基层干部队伍的整体战斗力。
（二）破解了一堆难题，开创了工作新局面。马凤英工作室的带教活动涵盖了队伍带领、支部建设、团队文化、民主进程、单位协作、矛盾协调等居民区全方位的工作。通过交流研讨、案例分析等形式，马凤英及她的团队对社区治理的薄弱点，号脉开方、集思广益、出谋划策，为新任职书记解决社区疑难杂症提供了最直接快捷的帮助。比如，普遍头疼的业委会换届问题今年呈现出稳步、有序的态势，一些高档小区的业委会换届中的难题也得到了有序化解，个别居民区的新老物业招聘解聘交接等事项也实现了平稳过渡。新书记们也表示，经过工作室团队的“传、帮、带”，现在遇到突发事、“刺头儿”居民，心也不“慌”了、头也不“大”了，各项工作做起来更顺手、更有信心了。
（三）尝试了一种新模式，探索了党建新方法。作为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党建专业类社会组织，马凤英工作室既是一种新的尝试，也强化了基层党建方法的创新。比如，围绕专业化服务，工作室运用在基层一线摸爬滚打实践出来的专业人士从事专业培训，真正实现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指导更精准、服务更专业、效果更明显。再如，围绕社会化运作，工作室的成立和发展，由社会组织承接社区部分党建工作，本身就是党建社会化的重要实践；而工作室的组织架构、运行方法，有效整合了各类党建资源和社会资源，党建的有效性更契合于社会，有力地提升了党建工作社会化和科学化水平。
马凤英工作室的创立与发展，既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背景下党组织政治功能实现方式的自觉创新，也是党建工作方法的主动转型，还是针对基层队伍建设中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它的成功运作，给我们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示。
（一）社会化运作是组织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这就是说，领导社会治理的党组织，必须适应社会的形态和结构、契合社会的特征和要求，必须去探索一种与社会治理创新相适应、具有社会化特征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模式。作为一种主动尝试，马凤英工作室依托党内优质资源，通过社团注册，实施项目运作，为社区党建和社会治理提供专业服务；它立足于组织功能的强化，但既不代替居民区党组织，又与其工作直接相关，成为了党组织领导下社会治理创新的手臂延伸。它的成功实践证明，社区党组织处在社会治理创新的最前沿，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领导核心；社区结构的多元性、社会需求的多样化、社会运作的多向度，要求社区党组织更好地运用社会化方法，整合社会各种资源首先是党建资源，共同致力于党建引领下的社会治理。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社区管理创新；内容；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3-0140-04
2011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并且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社区管理作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要工作形式，是开展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重点研究和突破的领域。通过社区管理创新，进一步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切实维护群众权益，才能确保基层社会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和谐。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分析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与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运行而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的管理行为。社会管理包括两类：一类是政府社会管理，即政府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制约，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另一类是社会组织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现代社会管理是政府干预与协调、社会组织为中介、基层自治为基础、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
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城市社区日益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会点、各种社会矛盾的集聚点、社会建设的着力点和党在基层执政的支撑点，也成了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阵地。社区管理是最基层的社会管理，既承接了政府的部分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又承接了社区居民自治的管理职能，同时又直接面对群众的基本矛盾、基本利益和基本需求。因此，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必须要加强社区管理创新，从基层社会管理开始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维护群众权益，满足群众需求，消解基层矛盾，促进社区和谐。
二、社区管理创新的内容
社区管理创新的内容包括社区管理的主体创新、客体创新和方法创新等方面。
(一)完善社区管理主体，充实社区管理力量
社区管理的主体是指实施社区管理行为的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传统的社区管理中，社区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政府部门，社区居委会承担了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务，居民参与严重不足，社区组织培育不够，制约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在社区管理主体创新方面，尚需要进一步理顺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
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社区管理方面的指导和监督作用。政府部门不能简单地指挥，只顾把任务分配下去，却不给予相应的指导和监督，导致许多事情流于形式，没有达到实质的效果。政府部门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政府部门应对居委会工作人员加强培训，也可以采取“机关干部进社区”的形式，定期现场办公，甚至到社区挂职，指导居委会的工作，提升居委会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提升其社区管理能力。
其次要充分发挥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和自我监督。社区居委会由于目前承担了大量政府部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行政化色彩浓厚，自治功能弱化。在社区管理创新的过程中，尚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事务性工作与基层自治之间的关系，剥离部分事务性的工作，加强居民自治，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功能。
再次要大力培育社区专业组织承担社区管理的事务性工作，开展多元化的社区服务。可以积极探索社区管理站、社会工作站等专业组织的培育，由专业组织来承担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性工作；可以采取税收减免、场地租金减免、资源整合利用等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和民间力量投入社区服务，开办各类社区服务实体，满足居民的多元需求。
另外还需要大力发展群众自治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让群众参与社区管理。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主体是公民。可以进一步发挥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群众自治组织和志愿者组织为群众参与社区管理提供平台。一方面对群众自治组织给予培育，引导居民组建各类文体、兴趣爱好、治安管理等自治组织和志愿者组织，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和管理，充分发挥党员的引领作用，让社区的党员成为自治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的重要中坚力量，引导这些组织健康发展。
(二)丰富社区管理客体，构建全覆盖式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管理的客体就是社区管理的内容，包括社区党建、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治安等多个方面。社区管理客体的创新就是要根据社区居民的需要，进一步丰富社区管理的内容，构建全覆盖式社区服务体系，切实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下面以社区党建和社区特殊群体管理为例来分析一下社区管理的客体创新。
社区党建创新是充分发挥基层党员战斗堡垒作用的重要途径，在社区管理创新中需要进一步丰富社区党建的内容，具体措施主要包括：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按照“一居一支”的标准设立基层党组织，人口较多的社区，可以试行将支部建在居民小组，或者是将支部建在社区组织，让每一个党员尤其是流动党员都能找到组织的归属感，让每一个居民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服务。二是强化党员与群众的服务机制。通过党员对口帮扶、党员挂牌服务，让党员服务进家庭，党员形象进心坎，密切党群关系。三是强化党员组织活动机制。党员组织活动不仅仅是在会议室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重要的是要将党员组织活动与社区各项事务和居民需求密切联系起来，把组织活动开展到社区管理事务的现场中区，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战斗堡垒作用，破解社区管理和社区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切实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
社区特殊群体管理与服务主要针对流动人口、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对这些群体的管理与服务是社区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流动人口为例，在社区管理创新过程中，还需要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流动人口流人地与流出地双向
管理协作机制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分类管理新模式。推行居住证“一证通”为核心的人口居住管理制度，通过捆绑优惠政策和拓展居住证使用功能，实现居住证“一证通用”和“一证多能”，切实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就业、医疗卫生、住房等实际问题。建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确保流动人口底数清、动态明。加强流动党员管理服务工作，发挥流动党员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三)改进社区管理方法，提升社区管理效率
社区管理方法决定了社区管理的效率，社区管理创新还需要不断改进社区管理方法，以提升社区管理的效率。具体可以从科学规划、凝聚力量和打造品牌等方面去实施。
科学规划就是科学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发展思路和工作措施。社区管理创新离不开社区的实际情境，要因地制宜地去开展。因此要加强对社区的调研和科学分析，全面客观地分析社区的地理环境、人口构成、组织机构状况、居民需求状况和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围绕社区的这些实际情况，群策群力，科学制定社区建设规划、发展思路和工作措施，在实施的过程中根据具体发展情况对计划再进一步地完善，充分尊重科学规律进行社会管理创新。
凝聚力量就是充分调动社区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社区群团组织和各类社会组织是社区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在社区管理中，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力量。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凝聚社区各种力量，形成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合力，推动社区和谐发展。
打造品牌就是积极打造社区管理与服务品牌。每个社区可以根据自己社区的具体情况，围绕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或居民的主要需求，打造一些社区管理与服务品牌，以品牌促效率。如上海曲阳路街道的社区管理积极创新，注重打造“三小服务”(小工具箱、小医药箱和小图书橱)、工程(恒温工程、夕阳工程、阳光工程、就业工程、文化工程、健康工程、平安工程和实事工程)，通过这些品牌将社区管理与服务统揽起来，既提升了社区管理的效率，又树立了社区管理的品牌效应。
三、社区管理创新的途径
社区管理创新的途径有多种，既可以从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和改善社区管理的条件人手，也可以从培养社区管理者的创新思维人手，还可以从原有经验中总结提升人手。
(一)改革基层社区管理体制
目前社区管理体制在基层社区的体现，主要是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基层社区管理的各种事务，一个社区居委会面对的是几千户、上万人的无数需求，往往应接不暇。因此可以在基层社区管理体制方面积极改革创新，探索新型高效的基层社区管理体制。例如可以推行网格式管理，即将居民根据居住地域分成若干个网格，设一个网格管理员，上传下达，一方面网格管理员收集居民各种需求信息，传达给社区居委会；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各种政策法规和社区服务信息通过网格管理员给居民宣传送达。另外，也可以推行“居站分设”，在基层社区成立社区工作站，承接政府的行政性事务，社区居委会回归群众自治组织本色，组织居民开展自治管理活动。
(二)改善社区管理条件
改善社区管理条件分为硬件条件改善和制度条件改善。社区管理创新离不开硬件条件建设，可以通过改善社区管理的办公平台、群众活动场地、服务场所等设施设备，为社区管理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持；从制度条件来看，可以从创新社区管理体制人手，进一步理顺社区居委会的职能及其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深入推行费随事转机制，加强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为社区管理创新提供系列制度依据，推进社区管理创新进程。
(三)培养社区管理者创新思维
在社区管理创新工作中，尚需要社区管理者培养创新思维，开动脑筋，多元思考，才能够在社区管理中探索出新点子和新措施。常用的创新思维方式有扩散性思维、收敛思维、逆向思维法和侧向思维等。
扩散思维是指面对问题沿着多方面思考、产生出多种设想或答案的思维方式。它又称为发散思维、辐射思维、求异思维、多向思维等。通常我们也把这种思维称为头脑风暴法。在社区管理中，需要社区管理者集思广益，多征求居民意见和专家建议来开展工作，通过多种思路和多方面的思考进行比较，得出最优方案来实施，从而确保创新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收敛思维是指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调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条件去寻找唯一的答案，也称为集中思维、辐合思维、求同思维或聚敛思维。即要求社区管理者要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社区事件、社区现象中找到其中的共性，围绕共性特征呈现出来的社区问题来思考对策，才能对症下药，提高社区管理的目的性或针对性，提升社区管理的效率。
逆向思维法就是指人们为达到一定目标，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中引导启发思维的方法。在社区管理中，有些事情推行有难度的时候，就需要逆向思考，换一种思路和角度，或许能够找到更好的途径。例如居民不来居委会求助，不来了解相关制度情况；与其坐等居民，不如逆向思维，社区管理者反过来去找居民，变机构式社区管理为家访式社区服务，既密切了与居民的关系，又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促进了社区的和谐。
侧向思维法是指通过把注意力引向外部其它领域和事物，从而受到启示，找到超出限定条件之外的新思路，所谓声东击西就是这种思维。例如社区环境卫生工作治理难度大，直接动员居民清扫、动员居民不乱丢乱扔效果不佳，有的社区就想出了“小手拉大手”的主意，在小学生中评选环保之星，动员小学生监督家长的环境卫生行为，逐渐解决了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的难题。
(四)推动社区管理螺旋式上升
社区管理创新不是凭空创新，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完善和提升。多年的社区建设工作实践和和谐社区建设的推行，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社区管理经验，因此需要广大社区管理者在探索新型社区管理机制和方法时，要深刻总结原有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模式，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措施，不断提升社区管理效率，推动社区管理螺旋式上升，促进社区和谐。
社区管理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体现，尚需要社会各界与社区管理者一起努力，积极探索，创新管理主体、内容和方法，提升社区管理效率，逐步实现．社区管理无漏洞，社区服务无缝隙，满足社区居民需求，规范社区居民行为，维护社区居民权益，消解基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1]人民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
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201 1－2－19．
农村基层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党的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2019年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确立了新时代党全面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管一切农村工作的制度依据，为提升基层民主制度活力，为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短板，全面完成乡村振兴，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坚定以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从1980年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于广西的偏远山寨，到以村民委员会为载体的村民自治成为国家法律制度，直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四根支柱之一、成为亿万农民群众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政治实践之一，也是前无古人的政治实验。村民自治的实践，使我们的农村社会建立起了正常的治理机构，发挥出应有的管理公共事务和办理公益事业的职能，保证了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转，有效实现了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随着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推进，各地纷纷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基层民主建设模式，基层民主创新实践风起云涌。农村基层民主在发展，中国式民主在发展，农民自治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就瞩目。事实已经充分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广泛、真实、管用，是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
坚持党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首先，基层民主扎根于基层的有效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成功，基本经验有两条，一是经济上给农民以实惠，二是政治上给农民以民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民才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和政治权利。这是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起点。其次，传统农村社会有延续数千年的自我运行逻辑，虽然经历发展带来的变革与转型，与现代性的“民主法治下乡”之间仍有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农村地区相对自我封闭的保守观念、对现代治理认知上的瓶颈以及地区发展落差所造成的信心不足，都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和治理的有序性。只有始终坚持党对基层民主建设的领导，将党管农村工作原则贯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全过程，夯实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实现乡村治理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才能有效确保治理的合力与方向，确保基层民主建设的实效。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对村级各类组织的领导，全面推行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兼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等规定，正是不断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突出政治功能的重要举措，是突破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瓶颈的出路所在。
坚持“三治结合”以增强基层民主制度活力。面对目前城镇化进程造成的农村人口外流和农民精英流失，以及农村传统乡土社会中的人情因素对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形成的不利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需在基层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下，进一步深化自治实践，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创新和丰富民主权利实现形式。依托村民议事会、说事会、恳谈会、听证会等多重形式的协商载体，充分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并逐步实现协商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不断畅通村民的民意反映渠道和沟通渠道，让农民在自治过程中实际感受到民主权利的行使与民主权利的维护。以法治保障和规范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推进乡村治理。针对农村地区法治意识薄弱、人情关系网纷杂、局部宗族势力存在、小微权力形式监督不力等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普法力度，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强农村司法所、法律服务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推进法律援助进村、法律顾问进村，大幅度降低干部群众用法成本，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以德治为引领，优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治理。利用传统文化和乡风习俗中的合理价值，以规立德，引领基层民主建设。借鉴传统乡土文化中的礼治秩序，形成适合乡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和道德规范，有助于降低基层民主建设的成本。
综上，民主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活力，源于党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尊重，源于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民群众的自我探索和勇于实践，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随着对民主政治建设规律认知的不断深化，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作为农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必然会进一步发挥中国式民主的制度活力，夯实乡村振兴之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