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4 17:23:49
1、不断深化社区矫正工作。巩固完善社区矫正监管中心建设，继续推行审前社会调查和矫正人员定位监管等工作，加强规范化运行，充分发挥监管中心监督管理教育功能，完善电子档案，规范执法档案和工作档案，完善信息平台，加强定位监管，运用指纹、人脸识别签到等信息技术提升司法所日常管理水平，以信息化引领规范化；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执法检查，促进全市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开展；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明确相关部门职责，落实相关部门责任；以确保安全为重点，加大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探索力度，建立专兼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非监禁刑罚执行能力，不断提高矫正质量。
2、完善规范安置帮教工作，进一步强化刑释解人员无缝对接工作，加大刑释解教人员必接必送、回归帮扶、就业指导、过渡性安置等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力度。加强安置帮教专项费的发放管理，综合运用入监帮教和视频帮教措施开展延伸帮教。积极协调落实帮教政策，完善刑释解教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认真做好重大节日、重点时段的提前排查工作，切实将重点人员纳入稳控视线。
（二）着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升化解社会矛盾新水平
3、大力深化社会矛盾化解。深入贯彻《人民调解法》，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中的基础性作用。开展“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活动，全面落实“以奖代补”办法，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和规范化建设；按照分级培训的原则和要求，积极开展对调解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创新宣传推广“杨慧芝调解工作法”形式，在全市开展“学习杨慧芝调解工作法，争当优秀人民调解员”活动，培养一批杨慧芝式的优秀人民调解员。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全年调解成功率在98%以上。
4、强化司法行政基层基础。进一步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重点打造星级司法所。以惠及百姓、惠及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进村（社区)人民调解室建设。
5、加强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监管。强化基层法律服务行业监督检查，加大对违法违纪人员的查处力度。按照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考核办法的要求，做好全市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年度考核工作。规范基层法律服务队伍执业行为，抓好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纪律教育和业务培训，提升基层法律工作业务水平,提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
（三）着力服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升法律服务新水平
6、不断拓展法律服务领域。深化“法企联姻”、“法律体检”，推进法律顾问工作，引导律师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政府、企业提供法律服务；组织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参与涉法涉诉、重大群体性纠纷化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引导群众依法妥善解决利益诉求；推动律师深入参与调解活动，在“三调联动”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组织律师参与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组织律师开展律师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军营等活动，为社会各阶层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7、科学监管法律服务行业。认真贯彻实施《律师法》，促进我市律师业健康发展。严格年度检查考核和实习律师考核，实行律师从业人员诚信宣誓制度和律师事务所诚信公约制度，进一步推进律师行业诚信规范执业。
8、努力提高公证服务水平。开展“公证质量建设年”活动，依据《省公证质量检查办法》及《检查评分标准》狠抓落实，强化监督管理和内部自治管理，提升公证工作规范化水平。加强窗口形象建设和公证宣传，提升行业整体形象。
（四）着力推进“法治井冈”建设，提升普法依法治理新水平
9、深入实施“六五”普法规划，丰富普法教育内容、形式和载体，整体推进重点对象学法用法工作。突出干部和公务员学法用法的示范性，着力提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推进并完善专题法律知识讲座制度，深入开展“百万网民学法律”、领导干部网上法律知识学习考试工作，不断增强普法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专业法部门普法责任，创新农村基层普法特色。
10、认真部署开展“深化‘法律七进’，服务科学发展”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文化产品的需求，推进农村（社区）法律图书角建设，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法治文化景观。集中力量开展“12.4”法制宣传日活动。
11、扎实推进基层法治创建，深化法治城市、法治乡镇、法治村（社区）、法治机关、法治学校、法治企业创建活动，在全社会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着力维护公平正义，提升法律援助新水平
12、进一步健全完善与相关部门的配合、协作机制，不断提高法律援助办案效率。
13、深化法律援助专项行动，着重抓好涉军、涉老、未成年人、妇女法律援助及法律援助进监所等“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专项行动，加强相关案件办理工作，进一步促进弱势群体维权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14、围绕提升法律援助效能，积极拓展非诉讼法律援助，充分发挥相关组织、协会的作用，不断提升法律援助服务水平。
（六）着力树新司法行政队伍形象，提升公正廉洁执法执业新水平
15、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扎实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巩固干部作风集中整治活动成果，促进机关作风持续转变、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16、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政法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统领工作、指导实践，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
以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总体要求，以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基本任务，以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提高群众安全感为目标，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扎实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安防控、综治基层基础、公共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绩效的新提升。
二、工作目标
1、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系列平安创建覆盖率达100%，深化基层基础建设，综治工作各项机制不断完善，各项措施有效落实，各项指标全面完成。
2、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治安、刑事案件发案率不断下降；治安重点地区得到有效整治，居民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明显提升，确保群众安全感92%以上。
三、重点工作
（一）完善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提升维护稳定工作水平。
一是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制度。严格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切实做到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二是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全面实施重大决策、政策、项目和活动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强稳评工作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向村（场）、社区延伸，不断加强评估结果的应用工作，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发生。
三是完善大调解组织网络。扎实推进镇调处中心平台规范化建设和实体化运行，确保人员、经费、制度、办公场所和设施落实到位，强化调解员队伍建设。
四是健全大调解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配合和相互融合的工作机制。整合专业调解和社会调解资源，推进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推动大调解与工会、妇联、劳动、法律援助、仲裁、民政等社会资源有效对接。
五是着力解决进京非正常上访。积极参与依法治理进京非正常上访专项治理，大力推行“阳光”，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积案终结制，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依法做好劝返接回工作，依法规范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行为，坚决压降进京非正常上访。
（二）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水平。
一是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制。推进流动人口居住区建设，按照“集中住宿、集中服务、集中管理”和社区化管理模式，在工业园区高标准建立新市民服务管理站，落实新市民社会化服务保障工作，加强对出租屋的管理和“群租”现象的专项治理。建立对社区、企业、物业、中介、学校、旅馆等全覆盖的流动人口信息采集体系，切实掌握流动人口落脚点动态。
二是创新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机制。抓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深化未成年人“零犯罪”社区创建活动，切实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加强和改进吸毒人员社会化管控工作，配好禁毒社工，社区戒毒康复执行率达80%以上，戒毒康复人员安置就业率达70%以上。建立精神病人定期排查机制，实行分级管理，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率达80%以上。
三是构建公共安全监管工作机制。深入实施交通安全生命保障工作，推进以“四个文明交通建设”为抓手的交通安全进社区工作，加强道路交通智能化、社会化、精细化管理。推进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加大火灾隐患整治力度。大力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行动，今年要按照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的要求，对集镇交通秩序实行挂牌整治，突出抓好校园周边地区的整顿，完善安全隐患“群防、群控、群治”社会动员机制。加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提高监管水平，杜绝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四是创新鲜明正确舆论导向机制。抓好平安文化宣传教育活动，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禁毒、反、交通安全、防火防盗等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利用各种媒体宣传平安建设成就和治安防范举措。加强网络虚拟社会服务管理机制建设，强化基础信息工作，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深化“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三）紧紧围绕提高群众安全感目标，提升平安建设水平。
一是开展专业化打击违法犯罪行动。组织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打击“两抢一盗”、打击电信诈骗等专项整治行动，加大对多发财犯罪和涉众涉稳型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深入开展反专项工作，大力推进“无地区”创建活动。
二是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快推进“感知安保3.20”和家庭技防建设，60%以上的城市老小区和安置房小区达到城市安防标准，积极推进“平安E家”等安防项目，提高居民户、商铺等技防设施覆盖率。加强专业巡防队伍常态化巡防，广泛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巡防，大力弘扬见义勇为行为。
三是开展常态化治安重点地区整治。以治安复杂、案件高发的地区和部位为重点，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原则，发挥综治部门牵头作用，组织和动员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开展排查整治，健全滚动排查整治、包干问责、巡防管控、联合整治等长效机制，落实长效管理。
四是深化系列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平安村（社区）等平安创建活动，深入推进平安企业、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家庭、平安交通、平安工地、平安娱乐场所等系列平安创建活动。
（四）强化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工作，提升服务群众工作水平。
深化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统一指挥、集中办公、整合资源、处理实务的工作机制。加强村（场）、社区综治办规范化建设，各村（场）、社区落实1名主管综治工作的干部，实现综治办、治保会、警备室、调委会“运作一体化、运转实体化、流程规范化”，使之成为化解矛盾、畅通民意、治安服务、重点帮教的基层综治工作平台，提升服务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是落实责任。强化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责任意识，严格履行综治和平安建设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与个人责任制，通过定目标、定任务、定责任等办法，健全并严格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的责任机制，做到工作有人抓、事情有人做、责任有人负，确保年度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圆满实现。
二是强化保障。切实落实综治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保障，确保组织健全、人员落实、资金保障，为综治和平安建设有序开展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健全完善综治和平安建设各项机制制度，并切实加以落实，不断提升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面提升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的绩效。
力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干部培训班交流发言材料
近期，我有幸参加第一期X干部专项培训计划——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专题研究班，从X月X日开始，在市委党校进行了为期X个月的学习，X月底又赴X大学X校区参加集中培训，通过聆听专家教授的授课、现场学习观摩，对抓好社会治理工作有了一些新的思路。X月X日开始，我结合本职工作实际，通过查阅档案资料、实地走访调研，对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一些堵点、痛点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在组织、理念、体系、服务四大要素上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现将有关工作收获汇报如下。
一、从“四大困境”破题，找准市域社会治理短板
（一）组织困境
调研中，我发现基层组织力不强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少基层组织架构还未能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难以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如2020年7月，X化纤将员工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权限移交到社区，但是失去了原“国企包办”模式的硬性约束后，许多党员和居民开始与基层党组织、社区“脱钩”，社会治理对象由高组织化转向低组织化，导致组织无序。同时，在农村许多党支部呈现老年化和空心化，以X镇蔡湖村党支部为例，50岁以上党员超过一半，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只有三成，仅有的一些年轻党员更是常年在外务工，导致党组织缺乏活力。此外，社会治理牵涉部门众多，由于缺乏组织的有效统领，各部门各自忙于条线任务，未能高效整合各条线力量，造成了执行和运作过程的碎片化。
（二）理念困境
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很多地方没有真正理解治理的内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的虚化。思维“人治化”。一方面，不少公职人员法律意识薄弱，去年山西洪洞县一村民家土灶被村委会用水泥封平的新闻曾引发舆论热议，村委会的乱作为，折射出社会治理中的“人治”惯性。另一方面，群众法治观念落后，部分群众习惯于“托人情”“找关系”，X镇信访科在接访过程中，也存在少数群众来访前习惯于先买一包“办事专用烟”，而非寻求法律帮助的情况，更有极少数群众“信访不信法”，反映出群众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自治“空壳化”。当前不少群众自治组织徒有虚名，这种现象在城镇老旧小区较为突出，如X某小区居民构成复杂，缺乏公共意识，对自治组织漠不关心，难以实施自主治理。除此之外，不少基层单位“越俎代庖”，过多地插手自治组织事务，大部分镇（街道）对下属的村（社区）有严苛的考核管理，忽略了自治组织的自主权。
（三）体系困境
党的四中全会公报提及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目标中，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科技支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显得尤为突出。一是权力边界模糊。推进社会治理是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必然要求，其有效实施又依赖于公共权力的扩大，二者间天然存在矛盾。X镇就有群众要求公开本组村民的特殊人群信息，当事人则认为此事属于个人隐私，不愿提供，由此引发矛盾。二是参与主体单一。当前社会治理工作提倡政府积极作为，很多人却将此理解为“大包大揽”，比如当前一些乡镇敬老院参与主体较为单一，大多由政府开办，收费价格未能市场化，在服务质量和水平上不够高，导致老年人不愿意入住，影响了治理效能。三是科技支撑无序。当前各地社会治理网格平台app参差不齐，比如临近扬州的X市部分区用的平台不同，扬州市虽然统一运用省级平台，但是平台操作复杂，功能并不完善，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四）服务困境
当前社会治理工作中，重点以网格化为主要支撑，网格员为直接责任人。然而基层事务繁多，工作人手不足，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服务上的问题。网格设置较粗放。按照省政法委规定，城市社区网格按照300-500户或1000人左右为基本单元，农村按照200-300户为基本单元。然而实际工作中因为种种原因，超过2000人的农村网格不在少数。巡办分离不到位。目前，X市网格员基本都由村干部兼任，在这种模式下不仅网格与村干部工作时间互相挤兑，更导致网格员同时负责事件的巡查发现和最终办结，促使村干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降低，影响了矛盾纠纷化解的质量。服务效能跟不上。由于网格员时间、精力有限，致使服务打了折扣，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及重点群体的诉求，X市六合区曾有一独居老人死亡两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这就是网格走访不到位、不常态所导致的。
二、从“四大要素”着手，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以组织现代化为根本保证，优化组织架构、工作流程
1.筑强组织“引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必须落实基层党组织直接责任，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一是强骨干，突出抓好支部书记队伍建设，选拔下派年轻有为的基层干部担任基层党组织书记，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社会治理培训，合理设定基层党组织书记任职最低年限，逐步提升相关待遇，营造在基层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二是守阵地，全覆盖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不断增强组织活力，打造领导社会治理的战斗堡垒。三是当表率，以党员为核心，积极开展“星级党员示范户”评比，以党员带动群众，营造“人人参与社会治理、维护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2.打破条线“壁垒”。今年，全市范围内推进的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革，是解决条线“壁垒”问题的一剂良方，应当深度推动各单位思想上融合、行政上整合、工作上磨合。一是整合治理力量。在改革中，原社会治理条线的综治、信访等部门被统一整合到社会治理局，但是市直属的司法、公安等部门依旧独立在外。因此，应加强属地管理，赋予镇（街道）对驻镇直属单位一定考核权限，并从上级层面加大部门之间联动，确保工作有力有效。二是整合网格力量。以X镇为例，原本城管、综治、安监、派出所等条线都设立了网格，应将其深度整合为依托村（社区）划分的综合网格，同步整合网格员队伍，统筹负责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三是整合执法力量。在机构改革中成立的综合执法局，承接了部分上级下放的执法权力，也承担了不少执法压力，可以在便于基层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下放权力，提升执法实效。
（二）以理念现代化为实践路径，推动德法并重、三治融合
1.强化自治基础。一方面，激发主体意识。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另一方面，拓宽参与渠道。进一步落实好为民办实事项目，将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作为社会治理重点，真正让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得到实惠，同时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增强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
2.强化法治保障。一方面，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切实提高法律素养、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另一方面，通过法治大讲堂等形式，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普法活动，加强村民法治意识，改善乡村法治环境，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
3.强化德治引领。以X镇为例，积极弘扬正能量，利用好道德讲堂等载体，坚持开展文明家庭等评比活动，打造农民艺术节等文化品牌，引领文明新风尚。挖掘德治文化，充分挖掘家风等优秀德文化，积极宣传先进典型，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规范和约束功能，使德治成为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
（三）以体系现代化为活力源泉，促进主体多元、协同共治
1.政府权责明界化。以维护民生权益为底线，以法律形式明确社会治理工作中公私领域的界限，合理缩小政府权力范围，防止政府越界。同时，为政府越界行为的矫正提供法律依据，明确相关补偿措施和标准。此外，应当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创建一个沟通渠道和缓冲地带，引入更多治理主体，担负起政府权力退让后空缺的部分公共职能。
2.参与主体多元化。市域社会治理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指得是政府要在公共服务适度市场化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职能。一方面，应当积极培育群众迫切需要的社会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鼓励政府向其购买社会服务，坚持市场化运作机制，优化妇女儿童活动、老年人供养等公共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能力水平。另一方面，应当履行政府监管职能，在社会组织登记注册、信息公开等方面严格把关，加强社会组织规范管理。
3.智能技术高效化。在确保平台数据互通的基础上，尽量统一管理规范，简化操作手续，优化服务功能，整合公安、民政、司法等平台，真正实现“一网打尽”；并将平台推广到群众中，让平台成为群众反馈诉求、监督治理成效、畅通干群联系的桥梁。加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通过平台数据了解群众诉求，分析社会热点，构建数据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四）以服务现代化为价值基石，落实民生为本、服务为先
1.精细管理增效能。按照社会治理“一张网”“五统一”部署，根据城市和农村不同要求，精心划分网格。如目前X镇按照要求，将网格重新划分为X个，同步组建专职网格员队伍，定期开展全科社工等培训，提升工作能力水平。同时，精细开展工作，学习X市“社区特色品牌服务”工程，推广网格“微治理”，精确记录居民信息，梳理个人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打造特色先进网格。
2.巡办分离显作为。为确保巡查工作的专业度，可将网格员由县区统一招聘并分配，由镇级层面进行属地管理和考核，专职负责网格内事件办结以外的工作。在基层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可安排网格员兼职与社会治理条线无关的基层工作，但仍需以网格巡查工作为主，以保障问题前端发现能力。属地社会治理部门负责统一收集居民非警务类诉求，并分配到职能部门，督查问题办结情况。此外，探索将问题上报功能下放到居民手中，由网格员进行初审后交职能部门办结，进一步强化信息采集能力。
3.规范服务提水平。推动精细化网格治理、落实巡办分离模式，其目的归根结底是提升服务水平。当前网格服务除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外，包括弱势群体帮扶、特殊人群走访、网格宣传、矛盾纠纷调处等诸多方面，更应强化思想教育和推进服务规范化两手抓，提高网格工作质量。可参照X市江北新区做法，由镇（街道）一级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可量化、可考核”的要求，规定每日网格服务提供数量，同时制定不同服务类型的每月最低服务次数。以X镇为例，可规定每名专职网格员每日需录入至少X条服务记录，每月弱势群体帮扶、特殊人群走访等记录不少于X条，矛盾纠纷调处记录不少于X条等。此外，由镇（街道）一级进行服务质量审核，由县区一级进行复核，从而确保网格工作质量，真正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
[关键词] 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空间治理 成都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 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姚毅（1982 ― ），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部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部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 “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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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把社会建设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战略部署。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作了重要讲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专项部署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大任务。社会管理与民政工作具有内在联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民政部门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协调社会利益、增进社会福祉、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健全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通过社会救助和帮扶困难群众，促进不同收入阶层和谐相处；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实现社会福利服务均等化；通过落实拥军优抚安置政策，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通过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缓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通过开展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和社区建设，推动政府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覆盖。民政工作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维稳意识，找准民政工作与社会管理的结合点和角色定位，不断提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性和实效性，为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二、发挥民政职能作用，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一）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发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基础作用。加强社会管理，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提高社会救助保障能力，不断发挥民政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稳定器”作用。要抓好政策落实，不折不扣地落实城乡低保、灾民救济、五保供养、临时救助和医疗、教育、住房专项救助等惠民政策，切实兑现保障标准。要抓好政策创新，针对城乡困难群众对民政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不断完善制度、创新制度，以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组合，形成丰富多样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产品供给，扩大民政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多层次、多措施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各种生活难题。要抓好工作规范，以公开公平公正为基本要求，加强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的规范化建设，在救助标准确定、资格确认、补助金发放等方面，做到程序合法、规范运作。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要补充作用。要做好减灾救灾工作，坚持预防和应急并重、常态和非常态结合的原则，认真贯彻《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加强减灾救灾管理，全面提升救灾工作水平。
（二）提升城乡基层社会管理水平，发挥城乡社区的平台作用。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社会稳定的根基也在基层。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合力。切实发挥基层群众组织的自治功能，夯实社会管理的基础。要进一步健全基层民主制度，深入推进基层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活动，实现村居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保障基层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利，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挥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理顺乡镇街道政府机构与城乡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尊重城乡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加强和改进城乡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设施建设，把城乡村、居委会建设成为功能完善、作用明显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培育城乡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共驻共建、资源共享，使城乡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三）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水平，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从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出发，一手积极引导发展，一手严格依法管理，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到位、作用明显的社会组织体系和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职责明确的社会组织发展机制，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增强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积极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加快社会组织专职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进程。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经济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按照社会化、专业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社分开，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登记管理方式创新，逐步建立登记管理、备案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健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监督机制，依法加强对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社会组织的监管。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维护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秩序。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支持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
（四）提升优抚安置保障水平，发挥双拥优抚安置工作的保障作用。军队和国防建设，事关社会管理和国家长治久安，牢固的军政军民团结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为载体，积极推进双拥工作创新发展，切实做好优抚安置工作。逐步完善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同步增长；把优抚对象优先纳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保障优抚对象优先接受教育、优先就业、优先接受政策扶持，切实提高他们自我保障和自我发展能力。积极营造尊重、关心、帮助优抚对象的社会氛围，鼓励优抚对象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和各项有益活动。进一步深化退役安置改革，在提高优待金标准、做好退役士兵技能培训、扶持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上出台新政策，保障好退役士兵的生存权、发展权，确保社会稳定。
（五）提升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水平，发挥专项社会事务管理的服务作用。婚姻登记、儿童收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和区划地名、殡葬管理等民政专项社会事务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履行好这些职能，对于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十分重要。要围绕规范服务、创新服务、文明服务，着力打造一批殡葬服务、婚姻登记示范窗口。全面落实殡葬救助政策，探索普惠型殡葬惠民补贴制度。继续开展殡葬改革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加强对经营性公墓的监管，着力优化殡葬服务环境。积极推进农村公益性骨灰存放设施建设，大力整治乱埋乱葬、筑坟立碑等问题。开展婚姻登记星级创建活动，提升婚姻登记文明服务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出台我市具体实施意见，建立健全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制，形成网格化管理的救助格局。进一步加强对“三无”精神病人、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工作。要着眼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稳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加强平安边界建设，完善地名公共服务体系，多渠道为城乡居民提供地名公共服务。
（六）提升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发挥专业社会工作的支持作用。社会工作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社会工作人才以助人为宗旨、以提高专业知识和才能为手段，所开展的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正、关系调适等社会服务工作，在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各级民政部门要把社工人才建设真正摆上议事日程，精心编制好发展规划，完善各项政策，开发设置一批社工岗位，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起步较晚、数量不足、推进较难等突出问题，把我市的社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加强组织领导，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组织保障
（一）落实工作责任。全市各级民政部门和各科室（局）、各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分级分领域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特别要针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相关问题，主动开展工作，为社会管理创造基础性条件。要结合正在制定的《民政业务基本服务规范》，紧密联系各自工作实际，主动查摆研究有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问题，使其形成标准和规范。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管理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把社会管理工作实绩作为对县市区民政工作和各科室、各单位民政工作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思想政治 医院 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D54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34-0394-01
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建设事业中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在医院建设发展中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为医院各项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保障，也只有切实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建设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在工作中发挥出思想政治工作在强化医院管理方面的优越性，促使医院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推动医院在当代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 有助于在卫生系统中落实精神文明建设
医院作为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窗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会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有在医院发展中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才能使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获得相应的保障。在我国市场经济深化发展的影响下，多元化的价值观念逐渐产生并对医院工作者的医德建设产生一定的冲击[1]。在此社会背景下，只有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观念，才能摆脱不正之风，为患者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为医疗卫生机构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相应的贡献。
（二） 能够确保在医院发展中坚持根本工作宗旨不动摇
医院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服务宗旨在于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治疗服务，解除患者和家属面对疾病时产生的痛苦。而这一根本宗旨的实现，需要医院在建设中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严格贯彻落实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保证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质量。在具体操作方面，医院应该在各项管理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在关心员工、服务病患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各方面的管理建设工作，最大限度的激励员工参与工作的热情，实现医院的根本宗旨。
（三） 能够帮助医院逐步提升医务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一批具有高尚道德情操和高专业技术水平的医务工作者是医院投身于现代化建设，逐步提升服务质量的重要保证[2]。只有医护人员具有过硬的专业技术，才能够提供可靠的治疗条件，而一旦医护人员存在职业道德水平偏低的情况，就很难向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患关系的紧张必然会影响到医院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医院工作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逐步提升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素质，引导和帮助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对于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以及医院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
（四） 能够从精神领域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在医院日常管理工作中，相对完善的规章制度对管理活动整体水平的提升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是规范医护人员职业行为的有力保证。但是，医院管理工作中的各项规章制度本身是僵化的，在实践应用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则能够有针对性的对员工实施相对灵活的思想教育和引导，从本质上提升员工的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充分发挥出员工的工作热情，使其能够主动自觉的为患者提供人性化的高质量服务[3]。也就是说，只有在医院建设发展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切实提升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促使医院在现代社会得到和谐稳定发展。
二、强化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一） 积极树立全面服务的思想理念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化和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相对传统的好人好事和思想教育方面，而是应该充分发挥医院的社会职能，组织相关医护工作者积极参与到社会医疗卫生志愿服务实践中，为社会大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治服务。医护人员应该在工作中逐渐形成“但凡有利于提升医院自身服务水平的社会实践方式都可以尝试”的思想，通过多元化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树立积极正面的医院形象。在此过程中，医院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从具体的工作入手，在人本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关心、爱护员工，与基层员工群体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针对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4]。特别是在基层员工工作生活中遇到各种问题时，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都应该引导员工积极面对，必要时联系医院高层管理部门给予其一定的帮助。
（二） 转变被动工作观念，变被动为主动
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承担者――思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应该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日常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工作中，细致分析和了解医护工作每一个环节的运行流程，掌握最新发展动态，并对医院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应该合理掌控医院相关工作人员的思想动向、行为习惯以及对待病患的服务态度和水平等，一旦发现问题，就及时对员工的思想观念进行引导，保证医护服务工作的实际质量。而如果思政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没有对相关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并且没有积极探索相应的问题解决方案，则必然会导致思想工作陷入到被动局面，甚至激化医患矛盾，对医院的日常工作产生不良影响，不利于医院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医院必须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方位掌控医院基层员工的思想动态，缓解员工与员工、员工与领导、员工与病患之间的矛盾，为医院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三） 树立超前服务理念
在传统的医院管理中，相对滞后的服务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开展，对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产生着相应的不良影响。而超前的服务理念则能够帮助思想政治工作者对医院的基层员工思想动态进行预测和洞察，并在经过详细的心理学分析后，针对某些问题得出一定的结论[5]。超前服务理念的树立能够帮助医院转变传统、落后的工作模式，最大限度的化解员工潜在的思想错误，逐步引导和教育广大医护人员在工作中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提升自身服务工作水平。
结语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工作在医院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引导和帮助基层员工提升自身职业道德素质，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提升医护工作人员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的认识，促使医护人员自觉主动的加强医院社会服务建设，为医院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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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校党建；基层组织；科学化
党的十紧扣时代脉搏、顺应人民期待，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出发，进一步拓展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视野，对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进程做出了新的部署和要求，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今后党建工作的统领。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基础，是党的全部组织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石。党的十报告科学的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了任务，指明了方向。[1]因此，高度重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是党的基层组织在党建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新时期党建的一个崭新课题。高校基层党组织始终站在高校教学、科研、服务等各项工作的第一线，在推动学校改革发展、维护校园稳定、建设和谐校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所以，高等学校学习贯彻落实十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要抓住基层党组织建设这个关键点，着重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这是新时期高校党建的工作重心、关键，也是难点所在。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做好高校基层党的思想建设工作
随着高校自身改革不断发展，高校规模扩大，高校基层党组织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学生党员及青年教职工党员比例的大幅提高，成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主体，新时期高校基层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把握此特点，紧紧围绕学生党员与青年教职工党员这个中心而展开。党的十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五大基本内容的第一位，我们必须坚守思想上建党这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结合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特点，加强对学生党员及青年教师党员的思想教育，政治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高校可以从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等方面着手，提高基层党的思想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进而带动全校党的思想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升。[2]
1、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受社会思想多元化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其中包括个别党员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变质，党性动摇，本着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建党的基本原则，急需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方面的拨乱反正，积极引导。思想上过关了，才能体现出党的先进性，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对高校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必须肩负起这份使命，及时高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传播渗透给广大学生群体，做好学生党员的思想建设工作。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当主动学习，在课堂理论教学方面，努力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改进教学方法，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及时准确地将我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思想精神传递给广大青年学生，在第一时间里用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
其次，充分安排好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相配套的实践课的内容，通过思政老师组织发起，学生党员积极配合开展，带领学生进行调研、参观、访谈、交流等，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并通过这种实践走进社会，了解社会，使学生的理论认识加深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巩固，政治立场更加坚定。
最后，重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系列课建设，给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教学上一定的支持，积极培育出一支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努力建成一批思想政治理论精品课，大大提高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以提高学生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坚定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同时，带动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加入党组织，给党源源不断的输入更新鲜的、更有活力的血液，使高校党员组织结构更加合理化、年轻化，更富创造力、行动力。
2、加强青年教职工师德建设，提升青年教师党员的思想境界
师德建设是对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高校扩招，学生数量急剧增加的同时，教师规模也在扩大，大批青年教师活动在教育第一线。而教师作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和指导者，不但教书更要育人，因此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对学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感染力。[3]高校基层党组织中青年教职工的党员比例非常大，大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辅导员已经是百分百的党员队伍。很多青年教师，在学生时期，便是先进分子，学生党员，也比较注重自己的思想理论素质的提升，坚持政治学习，不断用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党性足够坚定，政治觉悟较高。但是也有一些专业课的青年教师，由于从事工作专业性，独立性较强，加上平时科研教学压力比较大，忽视了对自身政治理论素养的提高，集体观念淡薄，责任意识不到位，阻碍了自身思想进步的同时，还影响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高校各级领导关注对青年教师业务培养的同时，更要做好对青年教师政治理论素养、思想道德情操的培养。通过组织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培训，开展多样的党团活动，加强一线教师师德建设，强化思想引领，坚定青年教师的理想信念、提升职业道德、培育学术品格。尤其要注重对党员教师的教育培训，多支持这些党员教师参加一些高层次的政治理论学习研讨会，经常性地组织一线党员教师进行交流座谈，及时地发现、纠正教师党员队伍中出现的不良风气，使教师党员成为高校师德建设的领军人。
二、完善高校党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形式，加强基层党的组织建设
同志讲话中强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坚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和完善党的组织方式，努力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切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从组织上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4]高校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应在党员发展、支部设立、组织活动安排等方面继续完善。
1、不断创新和完善党员培养发展模式
高校作为优秀青年最集中的地方，贯彻落实十精神，加强党组织建设，首先要做到保证把优秀大学生和优秀的教职工发展成为党员，真正把高校党组织建设成为人才高度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入党积极分子的选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以及考核方面都应严要求，高标准。不能因为单纯追求党员数量，在发展党员时，只看学生的学习成绩，教师的业务水平，而忽视对其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情操方面的考察。针对现在很多大学生及青年教职工入党为了评优评先进或者找工作等个人利益的动机不纯问题，尤其要强化对入党动机的考察，通过入党公开答辩、学习培训课时制、预备党员导师制、转正考察多主体多维度等形式，切实把好基层党员质量关。
2、科学设立基层党支部，优化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
现在大学生课外活动非常丰富，活动圈子已经走出班级、院系，学生社团及各种学生组织把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班级的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各个类型的教师学术梯队、科研团队也将很多不同领域的青年教师联合在一起，因此可以结合高校学生及教师的新的活动形式，进一步探索研究将基层党支部建在学生社团、建在学生公寓、建在学术团队、建在校外实践实习基地中等。[5]
3、努力拓展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形式
基层党组织应集思广益，大胆尝试，努力拓展创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形式，通过各种形式的组织活动，将广大基层党员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通过定期召开党组生活会，举办党员论坛，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最新理论成果，建立开展争先创优活动的长效机制。广大基层党员通过参加各种形式的党组织活动，开展学习交流，思想上得到提升的同时，也增强了党员间的紧密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活力。
三、优化制度体系，提高高校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建立科学的制度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保证，高校基层党的制度设定既要服从高校党的建设大局，也要与基层党组织的特点相适合，才能够有效推动基层党的各方面建设高效进行。
1、加强基层党内民主制度建设
广大学生及一线教职工是高校的主体，高校的发展关系着他们的切身利益，高校应该勇于探索，积极组织调动广大学生教工党员参与到学校的组织管理当中去，尤其在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方面的事务决策中，开辟多种渠道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给予慎重考虑，保障广大学生教工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确保学生教师党员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学生教工党员在学校改革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完善基层党政分工协作制度
首先，要明确基层党总支与同级行政班子的职责分工和权限范围，对于各自独立承担的工作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其次，对于分工存在交叉重叠部分的工作，要拟定具体的工作程序规则，一切按规则来；基层党总支要加强对同级行政的政治指导和监督，也要尊重其权力，给予配合，共谋发展。[6]
3、建立健全考核评估与激励表彰制度
充分合理利用评估与表彰这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深入研究，不断优化，科学合理设定相关制度。要多层次、多角度、多方面综合评估考核，科学合理利用考核结果，除作为确定物质和精神奖励的重要依据以外，更要大力结合考核进行评优活动，表彰先进，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先进模范的榜样力量，促进基层党建工作的不断创新。
4、完善健全保障制度
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保障各方面的工作顺利进行，有必要对其进行统一规划，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给予绝对的支持。首先加强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建立健全支部书记选拔考核制度，保证那些思想政治素质好，业务工作能力强，党建工作经验丰富的人来担任。[7]其次，完善经费保障制度，设立基层党建专项经费，专款专用。最后，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强化广大师生党员的责任意识、制度观念，加大监督力度，使对违规的惩处具体化、程序化。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做好高校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提升高校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向前发展，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造就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中国梦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注 释】
[1][2][3] 杨贤金.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推进高校事业科学发展[J].中国高等教育，2013（3）48-50.
[4] 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召开[N].人民日报，2012-6-30.
区××年平安建设综合治理工作思路
××年平安建设和综合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服从服务于全区经济发展稳定大局，以“平安和谐××”为主线以维护稳定为重点，优化环境保平安，以长效机制建设为根本，实施基层创安、纠纷调处、严打整治、治安防范、品牌深化、队伍建设、维稳机制等七项创新与突破，为全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营造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规范有序的法治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一、进一步提升基层创安水平，健全平安创建长效机制。围绕建设平安××目标任务，重点抓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和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把基层创安与社区建设和群众自我管理、服务群众、方便群众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创建内涵，拓展创建领域，全面提升平安街道、平安社区、平安楼院、平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行业、平安市场和平安铁道线建设水平，形成上下联动、纵横交织、板块融合的基层创安网络，健全基层创安长效机制，提高工作实效。
二、引深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一步优化“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发挥综治、信访、司法和调解“四位一体”联合办公、联合接访、联合排查、联合调处工作机制优势，实施“事前防范和目标防范相结合，事前防范为主，健全超前预警机制；经常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经常排查为主，健全源头化解机制；分级处置与应急处置相结合，分级处置为主，健全就地处置机制；专门调解与群众化解相结合，专门调解为主，健全有序调处机制；重奖严惩与强化责任相结合，强化责任为主，健全奖惩分明的责任落实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五结合、五为主、五健全”工作法，深入开展“知民情、听民声、畅民意、化纠纷、保稳定”活动，实现排查纠纷超前化、解决问题多元化、工作机制法制化，把大量的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同时，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规律，完善处置的机制和方法，做到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同时，要完善矛盾处理后的跟踪调查，进一步加大“民转刑”案件责任查究和重大矛盾纠纷跟踪督办的工作力度，对因化解和处理不当造成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单位、部门，要坚决实行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严肃追究单位主要领导的责任。
三、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建立常态严打机制。按照“什么犯罪问题突出就严厉打击什么犯罪，哪里社会治安不好就重点整治哪里”的原则，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始终保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的高压态势，把严打方针落实到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定罪量刑等各个环节，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的常态工作机制。同时，要适时开展严打专项整治斗争，突出重点，严厉打击杀人等严重犯罪、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抢劫、抢夺、入室盗窃、盗抢机动车犯罪，提高现行案件的破案率。要进一步健全科学准确的平安建设和稳定形势分析评估机制。按照滚动排查，滚动整治的要求，坚持排查治安混乱区域和突出治安问题，达到整治一片、安定一方，及时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确保社会稳定。严厉打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经济犯罪，依法规范市场经济行为，创造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
四、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高治安防控能力。加强治安防范的专业化、社会化、科技化建设，进一步完善以“”、“”、“”“三警联勤”治安巡逻为龙头，以公安派出所为骨干，以群防群治组织为依托，以综治部门为纽带，以社会面、居民区和内部单位、公共场所治安防范为基础，以特殊人群、危险物品管理为重点的融社区管控、街面巡控、周边联控、重点监控、单位守控于一体的专群结合、内外联手的五大治安防控体系，提高防范的实效性。
五、加大研发力度，构建平安××品牌体系。实施平安××品牌战略，进一步深化“回归绿洲”安置帮教五项工程，做强做大“情系未来——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五线联动机制，创新方法，丰富内涵，不断提升品牌理念和水平。同时要通过各种形式，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对品牌的研究和推广力度，以品牌的凝聚力、幅射力和带动力，提升平安××建设水平使平安××成为全市政法工作品牌。
六、切实抓好政法综治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政法综治队伍的整体素质。继续深化“双访双送”“创人民满意”活动，抓住政法综治队伍规范化管理这个重点，突出抓好队伍建设这个根本，以提高执法能力为目标，增强办案效果为着力点，认真研究解决执法不公、执法不严和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无违法违纪、无错案、无责任事故、无上访案件、无服务投诉”的“五无”创建活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七、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健全完善维稳长效工作机制。着力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委维护社会稳定的领导责任机制、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行政、施政责任机制、社会各界维护社会稳定的协同责任机制、公民个人维护社会稳定的参与责任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能力，做到目标决策严谨规范，执行责任严肃认真，监督检查严格到位。
(一)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1、深化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围绕涉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和完善每月摸排调查机制，做实工作台账，落实到人、限期化解。
2、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农村黑恶势力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击基层涉黑犯罪，査处基层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涉农领域违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3、加强维稳分析研判，落实和加强对基层维稳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维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切实解决历史积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实行一案一策，落实包案领导和责任人，限期解决，认真总结发现共性问题，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市，域范围内。
(二)深入推进涉农土地问题整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自查自清，逐项落实整改，3年内全面完成清理任务。
6、落实农村留用地。建立历史用地台账，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決全镇留用地历史欠账。
7、集中开展农村土地“三乱”问题专项治理。对农村乱占、乱卖、乱租土地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三)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权益保护，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8、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农民意愿，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9、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抓好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完善平台体系的应用开发、监督管理，规范化运用。
(四)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一规范公共服务运行。
10、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整合服务资源，建设多功能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机构人员、场所挂牌、流程内容、信息系统、经费保障五个统一。
争取到2022年建成文化体育、卫生计生、就业保障、食药安全、警务治安、人口党建、法律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账、有经费”。
11、推进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
(五)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12、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突出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
13、规范村极组织运作，全面实行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操作流程。
14、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组织，制定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按比例排查整顿，形成常态化机制。
六)其他方面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镇将“三零创建”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边扫边治边建边创。设置了专门的域社会治理办公室，域社会治理领导组及各项职责。
因xx镇位于城郊，按照市委的指导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我镇制定了十户联防、五级联动、三村联控的“1053”工作法。以十户为一个单元，推选出一位政治素质高、工作认真负责、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党员(或群众)担任网格长，积极发挥“监控员”“宣传员”角色，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措施。五级联动抓落实。包镇市领导、镇干部、村“两委”主干、网格长、个户五个层级形成联动机制。
包镇市领导强化督促指导，镇干部具体落实工作任务，村“两委”主千直接上手、直接抓，网格长发挥纽带作用，畅通信息渠道。通过五级联动工作机制，能够快速有效地下达指令、收集信息、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联控。通过村与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互通、团结协作，进一步强化工作合力，真正实现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以党建为核心，坚持以“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建设为主线，以点带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强治安管理、加强扫黑除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措施，着力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3.01%），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71.69%），发挥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的作用（51.52%），从而更好地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35.92%）。
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应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19.52%）。
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70.84%），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61.03%），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55.89%），对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52.26%）和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有所提升（29.08%）。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7年4月3日至4月13日
【问卷发放】面向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发放问卷12926份（包括网络推送和纸质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2107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66%。
【样本构成】76.08%的受访者居住于城市地区，23.92%的受访者居住于乡村地区。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关键阶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发展，我国逐步开始“村改居”的工作，“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所谓“村改居”是指农村地区建制实施“农转非”，农民的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将村民委员会这一基层自治组织转变为社区居民委员会，以城乡社区治理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治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当前城乡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村改居”后形成的城乡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层平台，需要新的、不同于城市社区居民治理的社区治理方式。
在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问题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创新了可借鉴的复合治理模式。江欣苑社区，是武汉最大的农民还建小区之一，面对“村改居”以后社区如何治理、如何发展的问题，江欣苑社区党委积极落实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带领居民探索了“一核引领、四元共治”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构建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方共治的格局，走出一条以党的建设引领“村改居”转型发展的成功之路，对于各地城乡社区治理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意义。
“村改居”给城乡社区治理带来新情况新任务新挑战
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机遇和挑战。总的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城乡社区治理现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近年来，部分地区“撤村建居”，转型成为新型城市社区，走上了土地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协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撤村建居”涉及到复杂的利益纠葛、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革，普遍存在拆迁难、安置难、就业难、稳定收入难、社会保障难和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治理难题，积淀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我国的城乡社区治理，尤其是“村改居”治理，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尚未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与治理模式，各地在“村改居”过程中仍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色彩偏重的问题，包括管理体制科层化、工作方式行政化、命令化等问题。部分“村改居”社区重视行政管理模式而忽视服务的理念，管理模式单一，无法适应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其次，多数城乡社区治理存在居民参与不足、社区自治能力不强的问题。撤村后，虽然村民在户籍身份上变为城市居民，却因为缺少新的联系纽带而出现疏离化的倾向，社区居民的自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意识淡薄，社区动员能力不足，弱化了社区自治的能力。除此之外，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相对缓慢也是城乡社区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调查中，受访者普遍认榈鼻啊按甯木印敝卫泶嬖谝恍┪侍狻F渲凶钔怀龅氖恰熬用衩媪偕矸葑换难题，无法真正融入社区生活”，有69.16%的受访者做出如此选择；其次是“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建设滞后”（58.29%）、“社区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40.99%）。另外，有38.7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村改居’治理中工作方式过于行政化、命令化”，14.63%的受访者认为“居民社区认同感较低，精神生活空虚”。
“村改居”是伴随我国城镇化进程孕育而生的社会变革，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发展阶段。这种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变化，引发了对“村改社区”如何完成集体经济向社区经济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组织向社区组织的转变；如何完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向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现代化的城乡社区治理去化解。综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城中村”改造是城市治理面临的普遍难题。国外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矛盾激化的贫民窟，多是因为“城中村”改造不力而形成的。因此，如何有效应对“村改居”过程的问题与矛盾，有效化解城乡社区治理难题，对于顺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都十分关键。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关键是要突出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使党委在社会治理体制中处于总揽全局和协调统筹的领导地位。在城乡社区治理过程中，只有通过推动党的组织下沉和网格化管理，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把分散的群众有效地组织和团结起来，才能有力保障群众利益和稳定社会大局。
调查中，受访者一致认同基层党组织能够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中，73.01%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积极预防化解矛盾，妥善处置突发事件”，71.69%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健全社区自治体系”，51.5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能够“带头、示范、引领社区治理各项工作”，还有35.92%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党组织可以“开展思想文化建设，推动社区文明发展”。
调研发现，江欣苑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按照武汉市委关于实施“红色引擎工程”，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部署，坚持党建引领这个“红色引擎”，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着力强化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功能，强力推进社区党建工作，在思想政治、经济建设、社会服务和文化建设四个方面，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全面统筹社区各要素的重要作用，解决了社区治理“一盘散沙”的问题，有力破解了城中村改造管理服务“真空期”等诸多难题。
在思想政治上，凝聚社区多元主体，形成共建城市社区的合力。城中村改造打破了农村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变了农民多年的生产生活方式，需要党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同时，农民“失地、失业、失收”后，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普遍存在着失落、焦虑、困惑等心态，需要党组织发挥“主心骨”作用，成为居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心理上的依靠。江欣苑社区党委坚持党建引领贯穿始终，在城中村改造全过程将组织建设、班子建设挺在前面，通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和延伸，将党员群众牢牢团结凝聚在周围，打造群众离不开、信得过的“红色阵地”，将全体居民凝聚成共建城乡社区的合力。
在经济建设上，平衡社区企业等各类社区经济主体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江欣苑社区党委在工作中强化培训引导，提升居民就业素质和能力；引领企业创新发展，开拓居民就业渠道；以居民就业与增收需求为导向，积极建立内外部资源互动机制和外部资源引入机制，走出了一条以党建促发展、以发展惠民生、实现集体经济滚动式发展的道路。
在社会服务上，党员干部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助推多元主体服务社^居民。“村改居”改变了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村亲情相依的利益格局，需要社区党委及时将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主要负责集体经济发展，转移到服务居民群众上来。江欣苑社区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村改社区”的转型，其中最关键的秘诀就是有一支党员骨干团队，“红色细胞”怀着对群众的满腔热情，通过发挥带头作用、深入走访动员、积极化解矛盾，专心致志做好服务，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文化建设上，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引领居民打造社区文化，提高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从“农村”到“社区”，如何及时用“红色文化”教育引导居民群众，让这个群体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是“村改社区”党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工作。江欣苑社区党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龙文化”，通过教育、培训、传承多方努力，帮助居民树立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社区价值取向，树立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理念，使“村民”真正成为“居民”，在“红色文化”的熏陶和引领下共同谱写和谐幸福社区的优美乐章。
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核心也是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是城乡社区治理所要秉持的基本理念，调查结果显示，城乡社区治理要做到以人为本，首先要“以改善民生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2.01%），其次要“不断改进‘为民服务’的办事方法”（60.91%），还要“健全社区自治组织，提高社区自治水平”（46.14%）、“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联系”（34.09%），另外，有19.52%的受访者认为要“以居民满意度为考核各项工作的重要标准”。
以人为本，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村改居”过程中，原有村民变为社区居民，依附在土地上的社会保障功能从农民身上剥离开来，在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实现并轨的大背景下，“村改居”后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江欣苑社区根据“村改居”新居民的特点，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上探索出了一条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分担的办法。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公益设施建设，夯实为民服务基础。二是引进专业社工机构，开展社区专业服务。三是推动专业服务项目化，丰富为民服务项目。四是以土地换社保、以集体经济组织统筹缴纳基本社保费用，解决社区居民后顾之忧，提高居民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的参与率，兼顾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
以人为本，提升居民发展能力与综合素质。除了社会保障之外，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城乡社区治理需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难题。江欣苑社区为失地农民转岗就业提供了多样化的服务和指导。一是推进企业转型，拓宽再就业渠道。二是转变观念，营造再就业氛围。三是开展再就业培训，提高再就业的能力。四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自主创业。制定行政事业费减免、贷款担保等创业优惠政策，并对居民创业进行测评，科学指导居民创业，降低创业风险，提高创业成功率。
以人为本，不断激发居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城乡社区治理的以人为本，还体现在居民对于社区事务高度参与的“主人翁”意识。从“农村”到“社区”的综合改造，不仅仅是简单更换名称、简单改变农民身份，而是一项夹杂着错综复杂社会矛盾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多方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做好群众工作。江欣苑社区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造福群众”原则，社区所有重大事项全部实行村民表决；开通“民情直通车”“书记直通车”，健全共建自治体系，实行党务、居务、事务公开制度。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这一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全方位、多形式的社区服务，提升居民群众参与度和归属感，做好“村改社区”的群众工作。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能力，要因地制宜探索“多元共治”模式
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遵循社区发展规律，破解社区行政化难题，引入多元治理主体，还原社区自治的本来面目。多元主体复合治理对城乡社区实现善治有诸多帮助，调查发现，70.84%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应有作用”，61.0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效率”，55.89%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能够增强社区居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主动性”，还有分别52.26%和29.08%的受访者认为多元共治有利于“提高社区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和“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对此，江欣苑社区创造“四元共治”模式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资源。为更好地推进“村改居”治理工作，江欣苑在党委领导下，构建了社区居委会、社区企业、社区居民和社会力量四元社区治理主体。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社区居委会积极组织社区各主体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动员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社区企业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职能，提高了社区公益服务水平，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社区居民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动力来源；社会力量的参与为社区建设提供了多元的外部资源。
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夯实社区复合治理的政治基础。社区党委应充分发挥区域领导核心作用，将辖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群众团队团结凝聚在一起。社区居民参与不能采取原子化的个体方式，而应采取组织化的方式进行，这对于居民尤其是“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学会并适应公共生活很有意义。江欣苑社区“党社共治”的实现，使社区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有效实现了整合，形成了合力。让社区党员深入网格，准确把握居民需求；社区党组织科学分析居民需求，孵化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推动社会组织转型；通过搭建平台、开展公益创投大赛等途径，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的治理，是社区多元共治的标志。社区社会组织不仅在政府资助和政策扶助下为居民提供公益性的社会服务、辅助社区管理，还能够聚集和调动社区内部最为草根的力量，使居民广泛地参与到社区治理当中，推动社区民主，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多元共治需要社会主体的广泛参与，特别是社区草根组织的参与。江欣苑社区引进了40个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进社区服务的专业化和精细化；引进专业化社工机构，参与各类事务管理和服务，成为武汉市和汉阳区多元共治的典型。
实现政府公共责任与社区公共责任的分担与融合。政府公共责任和公共服务与社区的良好对接、共治，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强化政府以民为本、服务社区的理念，而且能够提高政府的威信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双赢。首先，建章立制，建立党务居务财务公开制度、干部述职与民主评议制度等，保障决策民主公开。其次，进行政务流程的再造，使街道聚焦党的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再次，探索政府与社区共治的机制，即街道公共服务与社区服务的衔接模式，使社区公共服务的承担模式由单纯的政府演变为社区、市场共担，形成街居互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联动机制。
社区居民自治体系的完善，为社区复合治理奠定根基。江欣苑社区党委和社区居委会始终把建立社区居民的自治共同体作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目标，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坚持“四民”工作法、制定“微公约”等，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社会凝聚力、自治力和认知力，“三力合一”就是完善的自治。居民共治必然要找到实现的路径，必须具备共治的载体，江欣苑社区打造“非遗”传承园，提炼民俗文化精神，增强了社区居民认同感；搭建文化活悠教ǎ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
凝聚城乡社区治理的共识，需要全面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驱动作用
城乡社区治理要基于对城乡社区重塑或重构，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塑造社区共同体，培育群体价值观。文化维系力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重要表征，江欣苑社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提升传统文化，引领新的社区文化的重构，形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文化。
注重优秀传统文化改造与提升，推动社区文化发展与传承。建设民俗文化载体，弘扬民俗文化精神。基于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的区域实际，江欣苑社区积极推动民俗文化载体“非遗”传承园的建设，挖掘民俗文化内涵，提炼民俗文化精神。打造民俗文化品牌，增强居民社区认同。实行商业化运营与公益化运营相结合，加强民俗文化品牌推广，通过文化品牌的集聚效应，将民俗文化与居民生活、经济发展联接起来，以增强民俗文化影响力。
搭建文化活动平台，提升居民文化涵养，共筑精神家园。通过市民学校、文化走廊、文体活动、楼道文化等形式，促使居民在新的文化活动中转变思想价值观念，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居民群众生活在文化乐园里，形成了文化认同、家园认同、组织认同、价值认同，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得到极大增强。在社区的引领下，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搭建文化活动平台，还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涵养。江欣苑社区通过居民文化广场改造，对文化大舞台、中央广场、大门高龙雕塑景观和高龙博物馆进行提档升级改造，建成集活动、休闲、娱乐、健身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场所，不断满足居民群众和国内外游客的需求。启动社区楼道文化走廊提档升级工程，将党史文化、廉政文化、妇联文化、工会文化等“红色文化”系列搬进楼道，让居民在出进之间耳濡目染，提升素质。
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需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对于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城乡社区，应该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江欣苑社区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社区“武汉高龙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入选“AAA部级景区”“联合国千年非遗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全省首批文化和科技融合试点园区；加快发展“互联网+”新模式，江欣苑社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时积极争取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支持，建设智慧社区全国联盟总站；打造“互联网+非遗”品牌，建立中国手艺人数据库，用“智慧”推动社区文化产业发展。
提高城乡社区治理的内在活力，要以产业可持续发展为支撑
“村改居”后的城乡社区治理，既要履行城市社区的服务和自治职能，又要担负社区经济发展职能。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全面提高社区居民的创业和再就业率，引领社区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代化城乡社区治理的必然要求。江欣苑社区党委面对因产业空心化导致失地、失业、失收的村民现状，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从长远发展着眼，科学管理经营，推动社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
从长远着眼，公平、透明、稳步推进股份制改革。“村改居”过程中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对集体经济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社区集体经济经过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造后，将居民小组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每个居民，要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按股份制经济模式治理、统一经营；在收入分配上，按集体股和个人股比例进行分配。如何顺利实现股份制改革，让全体居民公平分享改革收益，是“村改居”股份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
创新发展理念，推动产业滚动发展、良性循环。保证“村改居”社区可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社区党委牢牢把握资产处置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江欣苑社区党委着力推进由过去“产―人―城”（由产业到人聚集，再到发展成一个城市），到现在“城―人―产”（从城市建设，到吸引人才，再到产业结构转型）的发展模式，让城市建设吸引人才，让人的发展带动产业的转型。在产业发展中，贯彻创新发展理念，推进社区集体产业向高端转型，推进居民就业由物业、保洁、绿化、保安等低技术含量岗位向高技术含量岗位转型；开辟非遗产业发展新路，整合文化资源，做大文化产业，做强文化品牌，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牌效应。
以居民利益为优先考虑，带领群众就业致富。“村改居”工作应当着眼于保障“三失”农民的长远利益，避免“村民变股民、股民变灾民”困境，保证“社企共建、相融共生”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社区居民的共同富裕。江欣苑社区党委响应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充分发挥党员示范作用，推进“党员三带”行动（带头创新、带动就业、带领致富）；针对失地农民失业失收的情况，社区党组织举办成功创业事迹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开展就业、创业励志启蒙教育，开阔居民思路、转变就业观念，提升居民职业技能。
武汉江欣苑城乡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理论贡献与现实借鉴
课题组一致认为，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走出了一条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路，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
江欣苑以党建为抓手，让民主发动群众、组织扎根群众、产业致富群众、服务凝聚群众、文化引领群众，生动诠释了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近40年后时展提出的重大课题。要深刻地认识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需要在行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重要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要求组织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文化体系、产业体系、生态体系等领域的综合实践创新。
江欣苑以新的理念、新的探索、新的路径，实现了新时期基层党建与政权建设的统一。加强和强化基层党建，内在地要求必须紧抓党的领导，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在当前的经济政治社会形势下，将党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资源，作橥平社会治理转型的杠杆，有效整合多元经济社会资源、有效吸纳各方社会治理主体，继而进一步全面树立党的权威，提升党的领导地位，巩固党的基层执政基础。
江欣苑围绕经济建设、社会服务、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的综合性举措、取得的实质性成效，深刻地回答了如何处理好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边界的必然收缩。尤其是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初期，其他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需要以政府搭起完备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机制保障为前提。具体而言，政府部门的职责还体现在为产业的发展与转型、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渠道和平台、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健康运行等提供基础的政策环境、健全的规则体系，唯此才能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建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转型，需要一个具有强大执政资源和治理能力的政府。这就要求将基层党建与基层政权建设统合起来，实现基层政权的政治功能与行政功能的统一。一方面，更充分地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组织与统筹功能，进一步确立领导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将基层党建工作嵌入到基层治理工作当中，针对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等新特点，将党建工作从政治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等各领域。
江欣苑的实践表明，加速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同步推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居民群众治理理念的转变。由“管理”到“服务”、由“一元”到“多元”，不仅仅是治理模式和方式方法上的简单转变，而是重要的理念和观念上的更新。为此，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同时，只有使广大居民群众对民主管理、基层自治等概念及其重要性有深入的理解，在心理上产生广泛的认同，才能促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之中。
今年6月，来贵州视察时强调，贵州要走出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对省会贵阳来说，就必须运用辩证思维，紧紧围绕“守底线、走新路、打造升级版”的目标和路径，在全省“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大局中更好发挥“火车头”、“发动机”的作用，扎扎实实走出一条贵阳升级跨越的发展新路。
运用辩证思维事实上意味着：看问题，必须坚持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谋发展，必须既保持战略定力，又守住危机应对和风险管控底线；做工作，必须辩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内部与外部、速度与质量、发展与生态、整体与局部、短期与长期的关系。
贵阳的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优势与劣势并存，呈现出明显的三大阶段性特征：一是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期，二是传统发展惯性越来越呈现出弊端，三是处于实体经济发展欠账导致“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因此，贵阳既不能走东部一些发达城市逐步工业化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也不能走西部一些城市局限于原有区域分工的狭路、被动接受中东部产业转移的歧路，而必须“守底线、走新路、打造升级版”，走出一条西部欠发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贵阳要在八个方面开展积极探索。一是要在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上走新路，坚定不移加快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高新技术产业，坚定不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二是要在以改革开放激发发展活力上走新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广渠道的立体化开放体系，大力破除制约贵阳发展的根本性瓶颈，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内生创造力。三是要在以生态保护确保永续发展上走新路，从治标的角度抓好绿地、蓝天、碧水、田园四个保护计划，从治本的角度强化绿色生产、引领绿色生活、完善绿色制度、办好绿色会议，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绿色竞争力。四是要在以功能优化重构城市格局上走新路，坚持疏建结合、优化功能定位、提升管理水平，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平台承载力。五是要在以城乡统筹破解二元难题上走新路，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真正让农业强起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真正让农村美起来；推进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创建，真正让农民富起来，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小康推进力。六是要在以法治建设改进社会治理上走新路，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全力建设“安全城市”，筑牢社会治理“网底”，运用大数据提升治理能力，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法治保障力。七是要在以改善民生提升幸福指数上走新路，千方百计解民困、扑下身子听民意、健全机制办民事，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民心凝聚力。八是要在以夯实基础提升执政能力上走新路，狠抓基层组织功能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基层监督管理，不断增强贵阳发展的组织执行力。（责任编辑/吴文仙）
【关键词】农民 政治参与 三维空间 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63.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在论述“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再次强调，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好保障人民权益，更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①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民利实现的形式之一，“是一种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政治现象，在不同的时代，公民的政治参与具有不同的内容，呈现不同的外观。”②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有效途径。考察和分析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效度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不仅是科学把握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和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的重要依据，也是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实际参与乡村治理政治过程中农民的数量；第二层是指农民在乡村治理中对政治参与方式和渠道的使用情况。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公民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和广泛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权，同时参与渠道又是公民参与权利得以实现的法律保障和现实基础。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意味着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参与渠道的多样性。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扩大了政治参与主体范围，还确保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权利。1949年颁布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195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重申了这一国家性质。从而把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在法律层面上也纳入了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合作化运动之中，并参与“”、“三反五反”等大规模政治运动，参与热情一度高涨，同时期也积极参与村级行政和人大代表的选举。尽管当时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是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动参与，但也反映了农民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然而，在化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主体范围却变得十分狭窄，甚至丧失了个人自主表达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渐确立，农民利益意识的觉醒，政治意识素养的提升，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积极主动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1988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明文规定，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一规定明确要求村民最广泛地参与政治。广大农民突破身份、出身、文化等因素的束缚，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和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选举。特别是，2010年修改后的《选举法》要求逐步消除城乡居民选举权的不平等，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这既调动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又进一步扩大了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要求公民政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也十分强调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多样性，这是真正实现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由于化体制的束缚，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主要局限在内部的各种选举和政治运动，如公社社员代表选举、“斗私批修”运动以及相关政治学习等。1953年《选举法》颁布后，农民珍惜来之不易的参与权利，积极参加全国第一次普选，通过各种方式选举产生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改革开放以后，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日趋呈现多样性。农民既可以通过参加村民自治中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基层代表选举，表达、捍卫其利益诉求，还可以通过政治协商、民意代表、等渠道表达参与意愿；甚至通过行政复议、司法诉讼等参与渠道向相关政府部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在当下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网络等也日益成为了广大农民快捷、高效的政治参与渠道，影响着政府决策的制定与执行。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目前在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多，但参与渠道不畅通，致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农村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扰乱了乡村治理秩序，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公民具有平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我国宪法对此也有明确规定。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中的国家，政治参与扩大的一个转折点是农村民众开始介入国家政治。”③而参与渠道又是公民平等、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利得以顺利实现的法律保障和现实基础。针对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而言，提高参与的广度既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被纳入到政治参与过程之中，又意味着农民政治参与渠道的不断扩展和增加。这不仅有利于广大农民尽快摆脱政治参与的弱势地位，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满足其利益诉求，化解农村社会各种矛盾，而且有利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是指农民参与对乡村治理政治过程的影响程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自主性、充分性，即农民对参与政治是否有清楚的认识，自身参与的愿望与要求能否完整、准确地表达；另一方面，表现为广大农民政治参与所及的权力范围，即政治参与的层次，这关系到农民政治诉求实现的程度。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运动中，广大农民响应政府“分配土地、当家作主”的号召，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政治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极大地推进了运动。尽管广大农民当时可以自主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但是国家权力主导了乡村治理，农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自发性十分有限，呈现动员型政治参与的鲜明特点。时期，广大农民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参加生产队、大队、以及各种群众运动，政治参与热情度极高。但究其本质在于广大农民迫于当时的阶级划分和政治高压，排斥了自身利益表达，抑制了参与政治的自主性，主人翁意识也受到压制，凸显强制型和盲从型参与的特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利，利益意识和公共意识开始觉醒，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再度高涨。他们在追求、关心个人利益的同时，也十分关心乡村公共秩序、公共福利以及公共资源的管理、分配与使用。乡村治理中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已不再是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惟一动机，其政治参与呈现主动参与型的特点。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理性化程度得以提升，乡村治理也得到进一步改善。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还涉及到其参与行为所及的权力层次。权力层次与参与目标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相关。亨廷顿指出：“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参与在村落这个层次上可能是相当普遍的，但超过这个层次，政治参与便局限于很小的范围了”，但政治参与现代化的“最基本方面就是人民的参政层次能够超越村镇范围”④。实践也印证了公民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权力层次越高，则参与越具有深度，公民参与诉求就会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政治参与所及的权力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涉及到大队、生产队、，再到县、地区、省，甚至直至中央。但在化体制下，广大农民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权力范围变得十分狭窄，仅限于生产队，而难以对大队、公社的权力运行产生任何影响。虽然当时存在社员代表大会，但是由于政治运动和坚持党的领导的需要，干部实行自上而下的任命，社员代表的选举徒有形式，仅仅是走过场而已。
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民不仅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且其政治参与行为所及的权力层次也得以逐步提升。一是村民自治制度在广大农村的推行，农民更加关注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项村级事务的参与和管理。他们不仅直接参与村委会成员的选举，而且以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小组的形式参与涉及村民自身利益和公共事务的决定。二是县乡人大代表的选举，提升了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所及的权力层次。广大农民通过选举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参与所及的权力层次由村级向更高层级的转变。三是部分农村地区的乡镇长直选，使政治参与所涉及的权力层次延伸到了乡镇一级。四是部分农民通过参加农村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也形成了新的公共权力和公共领域。以上表明，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进入了崭新阶段，加深了参与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目标实现的程度，维护了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增加了和谐因素，增强了社会活力，确保了乡村社会治理安定有序。
然而，目前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还十分有限。一方面，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农民对选举不太关心，甚至有的选民放弃自己村委会选举的权力，致使村委会选举出现“倒退”现象。另一方面，农民政治参与的层次还主要停留在村一级的村委会选举上，对乡镇政府及以上层次的参与仍显不足。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仍处于政治参与的弱势地位，严重削弱了广大农民利益诉求实现的程度，引发极少数农民采取极端参与方式，严重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
不论是部分农民对村委会选举的冷淡，还是农民政治参与的低层次，都仅仅是一种表象，除了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高、参与能力不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获取信息面窄等有关之外，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公平正义的缺失，使一部分农民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对地方政府产生一种不信任、不认同的看法造成的。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公共管理者在提高农民经济地位、培育农民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同时，应确保社会制度实践的公平正义性。让广大农民真正享受到公平正义制度的对待，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理性化程度，而且有利于扩大乡村治理中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提升广大农民参与层次，实现其利益诉求的程度，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是指乡村治理中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所产生的个体效应和社会效应。实践证明，公民较高的政治参与效度既能满足公民的参政意图，也能促进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政府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使社会在政治稳定中健康发展，否则就会阻滞公民政治参与，导致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引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从政治参对农民个体所产生的效应看，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日渐增强。改革开放前，大规模、周期性的群众运动是当时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特征。这一时期，农民政治参与主要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缺乏个人选择的被动参与行为。迫于当时政治的压力，农民被迫卷入参与之中，其真实的参与意愿与诉求基本被湮没，仅仅成为国家权力博弈的附庸。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改革使广大农民政治参与不仅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相关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利益意识和权利意识都得到了空前激发。农民通过各种参与方式和渠道较好地表达、维护和实现了自身利益诉求，这不仅提高了农民对政治参与的信心，也增强了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
从政治参与对社会所产生的效应看，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也日趋增强。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政治参与基本上属于被动参与，呈现典型的革命动员型参与，缺乏参与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完全处于国家控制的秩序之中。这虽然有利于乡村治理秩序的稳定，却牺牲了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方面，加剧了高度集权体制的僵化，阻碍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正常分化和流动。另一方面，严重破坏了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在农村的大力推行，农民真正行使了各项民利，政治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迅速提升，政治参与的效度逐渐增强。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农民真正实现了自身权益，更好地协调农村社会关系，促进了乡村社会良性运行，维护了农村社会和谐与稳定，提升了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然而，目前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仍十分有限，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瓶颈。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诉求和政治参与的理想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政治参与的效度依然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据相关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农民认为投票选举时，自己的投票根本“不起作用”或“说不准”。二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力不够大，对政治体系运行造成的影响十分微弱，致使大多数农民对地方政府不信任而不愿意参与。直面现实，应提高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认知、畅通政治参与的方式和渠道，扩大农民在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提升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效度，是进一步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在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所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参与广度是指农民政治参与的数量和渠道的多少，是对政治参与的广泛性程度的测量，是一种政治参与形式的考察；参与深度是指农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程度和作用范围的高低，是对政治参与的实际影响程度的衡量，是一种参与过程的考察；参与效度是指农民政治参与的个体效应和社会效应，是对农民政治参与有效性程度的测量，是一种政治参与结果的考察。
通过对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三维空间的考察与综合分析，有利于准确把握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规律，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而分析政治体系中农民政治参与的实际水平和质量，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维护农民根本利益，有效预防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活力，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作者为贺州学院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副书记、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广西高校“党的十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民族地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和社会管理创新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DSBD13YB041）
【注释】
①《十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②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③[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