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7-27 16:22:13
1 海洋环境污染的元凶
海洋污染是指人类改变了海洋原来的状态，使海洋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造成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是：陆地污染源流入海中、石油污染、人类无节制的捕捞活动等。
海洋污染的特点是：污染源广，污染物质种类多，影响范围大，危害深远，控制复杂，治理难度大。
1.1 陆源污染
陆源污染是指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海洋后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污染及其他危害。人类长期以来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与生活方式使海洋环境遭受严重污染，其中，陆源污染成为全球海洋环境持续恶化的罪魁祸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为蒙特利尔环境部长会议预备的一份报告中指出，80%的海洋污染源于陆源污染。
《防止陆源物质污染海洋公约》中对陆源污染的界定：陆源污染是：1）通过水道；2）源于海岸，包括通过地下水或其他管道的引入；3）源于公约所适用区域内一缔约方管辖内所铺设的人造设施对海洋区域所造成的污染[1]。
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工业污水大量排入近海水域，成为陆源污染的主因；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将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通过地表径流或者河流流入沿海水域；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也成为主要的污染物。随着大量的陆源污染物流入海洋，致使海水中重金属含量升高，直接导致海产品重金属超标。
1.2 石油污染
随着我国石油进口量和海上运输量的逐年增长，我国近海石油污染日益严重，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据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32×108t石油中，约有320×104t进入海洋环境[2]。
石油流入海洋的途径包括：
1）海底油井开采开采过程中溢漏和井喷；
2）油船运输中泄漏或发生事故；
3）炼油厂含油的废水直接流入海洋。
石油污染海洋环境，危害海洋资源，破坏生态平衡。通常1t石油可在海上形成覆盖12km2范围的油膜，油膜会使透入海水的太阳辐射减弱，从而影响光合作用；油膜影响海水复氧，石油的分解，会消耗海水中的溶解氧，使海水本文由收集整理缺氧，据研究，1kg石油形成的浮在水面的油膜完全氧化需要消耗40×104l海水中的溶解氧[3]，造成海洋中藻类和微生物死亡，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导致海洋生态系统失衡；石油流入海洋后，会产生光化学反应，生产綑、酮、酚、酸、硫的氧化物等，危害海洋生物[4]。
1.3 过度捕捞
过度捕捞是指捕捞超过系统能够承担的数量的鱼，使整个系统退化。捕捞了太多的某种鱼类，让它们的数量不足以繁殖和补充种群数量。
据《中国区域海洋学——海洋环境生态学》书中指出：近海的过度捕捞正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生态系统中价值高、个体大的种类被过度捕捞后，人们的捕捞目标必然转向其他一些价值较低的物种，而当这些价值较低的物种生物量枯竭后，捕捞目标随之又转向价值更低的种类，这样依次将使生态系统的所有物种都被过度利用，造成渔业资源的系列性枯竭和物种品种的退化[5]。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海鲜成为了我国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为了满足人们餐桌上的需求，人类大肆从海洋中捕获渔业资源，现代渔业捕获的海洋生物已经超过生态系统能够平衡弥补的数量，导致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
2海洋环境保护
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关键前提是要求我们增强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意识。海洋环境的污染，制约了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海洋环境污染范围的扩大，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如何保护海洋环境，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2.1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保护海洋环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07条规定：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制陆源污染，包括河流、河口湾、管道和排水口结构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同时考虑到国际上议定的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6]。
在海洋环境保护法制建设中，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通过法律的形式，坚持把陆源污染防治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行重点规划。严格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行为。
2.2 多管齐下防治沿海城市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
随着沿海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沿岸海域环境压力加剧，我们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治海洋污染：
1）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
2）制定排污指标，严格控制污染源排放总量，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3）加强截污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治理；
4）加强沿海城市防护林建设，保护滨海湿地；
5）强化污染物的资源化再利用，治理工业废弃物，减少海洋环境的污染。
2.3 突出科技手段，加强海洋石油污染的防治
目前对海洋石油污染的处理主要包括：
1）物理方法。包括围油栏、吸油物质（如麦秆、泥炭、聚苯乙烯等）、沉降和磁性分离等；
2）化学方法。包括投放化学处理剂（如乳化分散剂、凝油剂、集油剂等）、燃烧处理等；
3）生物方法。通过投放噬油微生物，进行人工石油烃类生物降解。
其中，生物降解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具有迅速、无残毒、低成本的优点。据研究，海洋中存在大量能够降解石油的微生物，目前能够降解海洋石油污染物的微生物有200多种。
2.4 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防止过度捕捞
海洋渔业资源是可再生资源，但是要科学利用，如果过度捕捞会导致资源匮乏，最终无鱼可捕捞。防止过度捕捞，保护渔业资源，促使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1）渔业法规需要被重视起来，要加大宣传这方面教育的工作力度，增强渔民依法兴渔的法律意识，提高广大渔民的自觉性；另外还需要治理水产品的销售市场，要扩大宣传面，让社会广大群众都能认知到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意义，并参与保护市场，共同抵制违法水产品的销售；
2）制定休渔期。我国每年的6至9月，相关部门会对从事海洋捕捞作业的渔民实行2到3个月不同的休渔期，以此来保证海洋水产资源正常繁殖、生产与发育；
3）规定渔网最小网目尺寸、可捕标准、幼鱼比例，限制对幼鱼的捕捞是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最基本措施[7]。
3 结论
21世纪是海洋世纪，随着经济的增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本国海洋政策，加紧争夺海上战略利益，海洋产业的发展和海洋战略部署都出现了强劲的势头。海兴则经济兴，面对世界各国的形势，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和壮大海洋事业。
关键词 养蚕；环境污染；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S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291-01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既是蚕桑大农村的传统产业区，又是秀洲区蚕桑重点产区，也是杭嘉湖地区的典型粮桑混栽区，桑园面积占水稻种植面积的21%。由于环境被污染而导致蚕中毒死亡或不结茧的现象常有发生。2006年全镇饲养中秋蚕种7 860张，因农田大面积施用农药造成养蚕环境污染而损失蚕种1 645张，平均产蚕茧24.8 kg/张；在蚕桑比重较轻的新塍镇新农片4个村，中秋蚕种2006年比1999年减少76%，到2012年这4个村中秋饲养量不到100张，而整个新塍镇2012年饲养的中秋蚕比1999年下降78%。
1 养蚕环境污染严重的原因
1.1 农药污染养蚕环境
1.1.1 农田治虫农药种类增多。20世纪80年代以有机磷农药为主，90年代开始用有机氮和除虫菊酯杀虫剂，主要品种有杀虫双、杀虫单及其复配剂和菊酯类杀虫剂，杀虫单属沙蚕毒素类农药，具有胃毒、触杀、熏蒸作用，对蚕桑生产危害大，经常于4～5龄蚕中毒。最初症状不明显，最后造成吐乱丝、平板丝和不结茧发生。市场上有 18%杀虫双、多效朴虱灵、久效朴虱灵、杀虫单、杀螟2000（95%杀虫单）等，在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与稻飞虱发生时大量使用。
1.1.2 农药用量逐年增加。据近3年来对农资供应点和农户调查，农药供应使用量有较大幅度增加，据在新塍镇镇东农资经营部了解到2005年进货农药9.15万元；2006年11.44万元；2012年15.48万元，而农户沙家浜村一农户0.61 hm2水稻田2005年用农药成本1 037.40元/hm2，2006年1 128.75元/hm2，2012年1 352.70元/hm2，农药成本增加30.39%。
1.1.3 田间用药次数频繁。从植保部门了解到，每年晚稻7月初至10月初每20 d左右就有1次田间普治，虫害多发年份还要增加用药次数；虫害大发生时在增加用药次数的基础上，还要增加用药量，提高使用浓度。如2012年部分害虫大发生，农户用药防治次数明显增加，农技部门的农药配方使用剂量也有较大增加。据对沙家浜村20户农户调查，2012年平均农药使用次数9.2次，最多的12次，最少的7次（未包括前期除草用药），平均10 d治虫1次。如此频繁地使用农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
1.1.4 喷雾机械优化带来污染。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民外出务工人员增加，农田向种田能手、种田大户集中，在新塍镇承包种田3.33 hm2以上的大户就有90多户，致使在治虫作业上，由原来的背负手动喷雾机，替换成机动高压喷雾机，使喷雾量大、喷雾距离远，造成直接污染范围面扩大。如2012年晚秋蚕期：新城街道一种田大户在9月29日用高压机械喷雾器治虫，导致一条小河对面约20 m之外的陡门村8户养蚕户0.8 hm2桑园受到农药污染，造成16张蚕种中毒死亡。类似这种利用高压泵治虫造成蚕中毒事故发生的近年来明显增多。
1.1.5 农药使用习惯难以改变。除了种田大户购置使用机动喷雾器之外，绝大部分是种植面积较少的散户，还是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并且大部分利用早、晚在露水期间施药，求高浓度、快速度，达不到理想的防治效果，更没有掌握在害虫发生盛期施药，致使有些农民认为害虫“越治越多”，从而连续用药，造成重复污染。
1.2 桑园治虫污染桑叶
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日趋加重，早秋蚕饲养每年有20%户颗粒无收。从2004年开始停止饲养早秋蚕，夏蚕种也只有19%养蚕户饲养，因此从春蚕结束至饲养中秋蚕有3个月的间隔。在这段时间里，桑园害虫发生时间长、品种多、频率高，特别是桑螟、桑蓟马等害虫，世代重叠，面广量大，为害严重。如不进行多次治虫，就会出现虫抢桑叶吃的现象。因此，每年7―8月要进行4次以上的治虫。有些农户为了减少治虫次数，采用高毒、残效期较长的甲胺磷等农药进行桑园治虫。如2006年新庄村12组部分养蚕户，在7月底至8月初用甲胺磷治虫，治虫后连续34 d晴天无雨，导致中秋蚕大蚕用下部叶片，造成蚕中毒情况发生。另外，由于千家万户养蚕，治虫时间难以统一，桑园使用治虫农药品种随意性较大，施药观念落后，认为浓度越高、剂量越大越有效，导致桑叶农药残留大，中毒较深的蚕食叶后吐水乱爬，最终死亡。中毒较轻的蚕一般不会表现明显的症状，长期食用这些低残留毒叶，就会出现微量农药积累性中毒，老熟后往往会出现吐乱丝、吐平板丝，结薄茧或不结茧等症状。
1.3 砖瓦厂等企业的有毒物质污染
20世纪80―90年代，全镇先后建起砖瓦厂8家、铝材厂6家、水泥厂1家，在此期间时有氟化物中毒事故发生。特别是秋蚕桑叶污染更为严重，在污染企业附近桑园中下部分叶片氟化物含量超过190 mg/kg，大大超过了蚕正常发育的极限浓度，从而使蚕食桑缓慢，眠起不齐，龄期延长。
2 对策
2.1 做好蚕作安全防护工作
在春蚕生产前，市、区政府连年下发“关于认真做好蚕桑生产期间防治氟化物污染和防止杀虫双等农药中毒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春蚕生产期间4月25日至5月25日砖瓦厂、水泥厂、冶炼厂等排氟企业停工1个月，确保春蚕生产安全，保证蚕农利益；并要求各级政府，明确职责，分级负责，同时在发种前，为严肃停工纪律，区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分片包干，检查停工执行情况[1]。在此基础上，镇政府根据市、区有关精神，在4月和7月连续下发“关于禁止销售和使用杀虫双等农药的通知”，要求全镇农资供应店和全镇农户，在4―10月蚕桑生产期间，禁止销售和使用杀虫双类和菊酯类农药。实行谁供货、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责任制度，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对蚕桑生产的影响[2]。
2.2 做好部门间情报互通
农业植保与蚕桑加强联系，及时掌握和了解信息[3]。近年来，8―9月是水稻防病、治虫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中、晚秋蚕饲养最为忙碌的时期，为避免蚕桑生产受农药污染，考虑到农业生产与蚕桑生产利弊关系，在禁止使用杀虫双类与菊酯类农药的基础上，选用一些高效、低毒的农药进行防治，并在防治技术、用药安全等方面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创造良好的养蚕环境[4]。
2.3 针对性做好桑园害虫的防控
正确及时做好桑园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在桑园治虫上做到统一时间、统一药剂、统一浓度，同时要求桑园治虫有专用药械，不用田沟水配药，推广使用桑园专用农药，如桑宝、桑虫清、护桑等残毒期短、容易掌握、使用安全的专用农药[5]。
2.4 建立和健全新形势下蚕桑服务体系
蚕桑技术部门要真正成为指导生产，提供技术服务的组织。首先，建立起技术服务网络，在村内派蚕桑技术员，在生产组培育科技示范户，并利用广播讲座、发放技术资料、技术培训班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6]。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树立环保意识，使人人皆知环境污染对蚕桑生产的危害、污染来源、预防与控制等知识，提高了广大农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并自觉行动起来，应对环境污染而引发的事故，最终达到避免或减轻损失的目的。
3 参考文献
[1] 吴建民，李志阳，姚雯.加强桑园管理 确保蚕作安全[J].中国蚕业，2007，28（2）：43-44.
[2] 郦民中，邹晓强.环境污染与养蚕安全[J].江苏蚕业，2006，28（4）：26-27.
[3] 王尚俊，杨增群.如何确保蚕作安全？[J].广西蚕业，2005，42（2）：48-49.
[4] 陆冰梅，覃庆福.加强养蚕环境综合治理，提高蚕病防治效果[J].广西蚕业，2010，47（3）：34-36，39.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供给 需求 对策
一、从供给角度分析环责险存在问题
（一）保险产品设计存在缺陷，产品定价经验数据不足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险公司经营时间较短，缺乏相应的经验积累，对于相关产品的经营技术比较落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较之其他险种的产品设计难度更高，技术更加复杂，需考虑的因素更多。导致保险产品设计难度较高。加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在保险公司中开展时间较短，缺乏事故发生的历史数据，精算师产品定价难度较高。此外，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本身也有着保险可保性不足，保险责任风险差别较大等内在缺陷。
（二）保险公司承保意愿薄弱，缺乏政府财政资金支持
环境污染责任险自身具有公益性的特征，保险公司在产品经营过程中，其提供的社会成本会高于给保险公司带来的经济成本。此外，在我国进行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绿色经济的关注力度不断加大，对于绿色经济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是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关注力度较为欠缺，缺乏相应的财政政策的支持。
（三）风险赔偿责任较大，缺少完善再保险支持
再保险对于保险公司进行风险分散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这样具有巨额赔偿责任的保险产品，只有通过再保险的合理风险分散，分担巨额赔偿责任，才能维持保险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而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经营仍处于起步阶段，再保险市场不完善，因此，导致原保险公司自身风险较大，导致对于风险的承保意愿较小。
（四）尚未形成较为完善的多方面沟通机制
环境污染责任事件的评定涉及多方面的沟通协调，环保部门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事件的处理，保监会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监管评定，保险公司对于环境污染事件的理赔处理，以及对污染事件的评定，需要涉及较多机构与企业。但与此同时，缺乏相应的多方沟通机制，多方对于相应的责任评定沟通不畅，没有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开展带来了相应的困难。
二、从需求角度分析环责险存在问题
（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缺乏法律基础
我国现有法律分布较为分散，以倡导性条款为主，缺乏严格的法律赔偿的规定，缺乏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的专门性立法。新《环境保护法》涉及到环责险的仅有第52条的鼓励性投保条款，另外，过多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投保不是长久之计，推动环责险还需运用市场机制形成内在动力。
（二）宣传力度不足，企业投保意识薄弱
推动企业积极主动投保形成内在激励是环责险长效发展之关键。就我国环责险试点开展情况来看，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力与宣传力度，部分企业存在侥幸心理尚未形成“污染者承担”的意识。而一些支付能力欠缺的企业更愿意压缩包括保费在内的经营成本而放弃投保。面对较窄的承保范围、较高保费、严苛的条款、以及未推行强制投保模式，致使企业主动投保意愿较低。
（三）公民损失追偿意识淡薄，法律观念缺失
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必要基础是有完善的经济追偿制度，而我国长期以来由于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公民对环境污染问题习以为常，当受到环境污染侵害时，很少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正是公民维护环境权意识淡薄，对于环境污染企业难以形成环境治理压力，排污企业免于承担经济赔偿与环境恢复责任，因而环责险需求不足。
三、环责险发展对策分析
（一）规范相应法律体系，完善强制投保法律基础
我国应尽快建立相对完善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体系，使制度运行有法可依。第一，可参考国外立法先进经验，增加明确细致的规定条款，以列举方式明确涉及到各方的权利与义务。第二，完善强制投保法律基础，政府提供环境污染企业强制投保名录与相应处罚规定，增强法律约束力。第三，以《环保法》为基础，逐步完善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内的配套法律设置。在时机成熟时，可另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专门法律，以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二）健全政策扶持制度，帮扶环责险市场成长
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开展过程中，对于产品自身公益性的特点，应对保险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补贴，以提高保险公司对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承保意愿。对承保的保险公司进行财政补贴，从供给端提高产品的提供。当保险公司在产品经营稳定时，相应的政策扶持可以逐步退出，从而起到对于整个保险承保产业线的扶持，促进保险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完善产品设计，进行差别化费率定价机制
在当前对于被保险企业统一定价，有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既降低了投保企业的投保积极性，也降低了保险公司的承保意愿。因此，需要对产品设计进行逐步完善，对于投保企业进行风险差异化定价。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面对不同企业的风险进行量化评估，确定相应的保险费率与保险保额，使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产品设计更加合理可靠，提高产品整体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四）提倡绿色经济，提高企业投保意识
在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背景下，提倡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成为国家倡导的重点。2015年下半年出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方案中，强调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因此，需要加大对于相关企业绿色经济的宣传力度，从需求端提高企业的投保意愿。
参考文献：
录
前言……………………………………………………………………………………1
1. 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1
1.1环境污染概论……………………………………………………………………1
1.2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1
2.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2
2.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3
2.2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3
2.3制定《公害防治法》促进可持续……………………………………5
2.4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5
2.4.1违法性与否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5
2.4.2污染环境的损害事实作为构成要件的不合理性……………………………7
2.4.3因果关系………………………………………………………………………8
2.4.3.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8
3.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方式………………………………………………10
3.1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10
3.1.1三种民事责任方式在环境案件中的适用………………………………11
3.2赔偿损失………………………………………………………………………12
3.3恢复原状………………………………………………………………………12
结 论………………………………………………………………………………14
注释…………………………………………………………………………………21
……………………………………………………………………………21
摘
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 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1.1环境污染概论
环境，按照《环境保护法》第2条规定:“是指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环境污染，则是指由于人为的原因致使环境发生化学、物理、生物等特征上的不良变化，从而影响人类健康和生产活动，影响生物生存和发展的现象。随着的增长，环境污染越来越成为全球问题。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实现人类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
1.2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环境污染涉及面广，危害十分严重。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海洋、噪声等污染，严重危害了当代人的健康权、生命权、环境权、财产权等，同时还会影响胎儿发育、动植物生长，造成基因突变，直接威胁着后代人的生存。
本文认为，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完成这一系统工程，需要运用、经济、、伦理、法律等多种手段来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其中，法律无疑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环境保护工作应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而保护环境的法律手段也是综合的，需要运用全部法律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综合保护。刑法、行政法在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仅靠刑法与行政法来保护环境是不够的，因为刑法和行政法在防治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刑法只是保护环境的辅助手段，它既不能消灭危害环境的根源，也不能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方面的法律规范其着眼点是环境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依法行政，主要执行政府的社会公共职能，在侵权受害时，无法回复和填补受害人被损害的权益，民法在防治环境污染中可以弥补刑法与行政法在环境保护中存在的局限性。
民法在环境保护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主要表现为:(1)在环境保护方面，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解决一部分人污染环境导致另一部分受到损害这一社会问题，通过追究加害人的民事责任，实现社会公正。(2)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使污染行为得到及时制止，污染危害被停止，排除，受污染的环境尽快得到恢复。(3)通过对侵权者进行惩罚增强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意识，广大群众，使全体公民更加自觉地保护环境，使环境保护真正成为公民的一项义务，从总体上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4)通过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既可以排除环境污染危害，又弥补了受害人的损失，实内公平、代际公平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民法在调整因污染致害而引起的民事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民法中某些规定在司法实践的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中难以把握尺度，其中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常用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错责任原则处理事件，使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本文将从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入手进行研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完善性建议，期望有益于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
2.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
民法理论将民事责任分为两大类，一是违约责任，二是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三节侵权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治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侵权责任中的一种，但与一般民事责任比较，它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以过错责任原则代替无过失责任原则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使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赔偿，也不能很好的预防污染的发生。对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法中的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和构成要件，民法学者多有论述，本文也将着重论述这二个方面问题。
2.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的涵义，是指行为人因其污染行为致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之后，应依据何种标准确认和追究污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这种法律价值判断因素，即是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失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从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填补。
归责原则在整个侵权法中居于重要地位。侵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对受害人所受损失的填补，因而如何解决损失的分担问题是整个侵权法的重要问题，而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根据和标准，是侵权责任的核心，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负担、免责条件、损害赔偿的原则和、减轻责任的根据等等，可以说，侵权行为法的全部规范都基于归责原则之上。[1]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侵权责任的一种，因此，确定合理的归责原则，建立统一的归责原则体系，对确认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十分重要。
2.2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的弊端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以环境侵权行为为前提，而这种侵权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民法上，侵权行为有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之分。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实施某种行为致人损害时，适用民法上的一般责任条款，主要是过错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通常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方式。[2]而特殊侵权行为是指当事人基于与自己有关的行为、事件或其他特殊原因致人损害，依据民法上的特别规定或特别法的规定而应负民事责任，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民法上特别的责任条款或特别法的规定，主要是无过失责任原则：在举证责任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方式[3]；在免除责任方面，有着严格的限制。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十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 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 损害补偿责任 2.3 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 “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 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3.3 限期治理制度
【关键词】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危害人类社会；防止环境污染
引言
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渐渐成为变成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增长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更加清醒地意识到白色垃圾、大气污染、资源匮乏、气候变暖、土地沙漠化、沙尘暴等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和生存。目前我国各方面都在快速发展，这种单纯片面的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急剧恶化。随着消耗增大，资源都在渐渐减少，导致人们的实际福利水平不断下降，使的发展最终因难以持续而陷入困境。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建立在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必然导致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或者崩溃，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最终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因失去健全的生态基础而难以持续。
1.环境污染的原因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所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而对人类及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的现象。环境污染的产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目前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的使用，是有用的资源变为废物进入环境而造成的危害。当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进入大气、水、土壤环境，如果其数量、浓度和持续时间超过了环境的自净力，以至破坏了生态环境，影响人体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时，称为环境污染。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自然原因和人文原因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1.1自然原因导致的污染
自然破坏主要是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多指自然现象对环境和人类的破坏和危害。火山爆发会造成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火山爆发是造成大气污染的自然污染源。火山爆发后，大量极为细小的微粒，将会长年地在高空中飘荡，对大气圈的最底层，即对对流层造成污染。这些尘埃微粒还会向大气圈的第二层，即向平流层扩散，污染50-55千米高度的高空平流层。当大气平流层中含有大量的尘埃时，地球就好像被盖上了一层纱幕。这层“纱幕”对地面气温的影响是双重性的。一方面，由于尘埃能吸收经过大气射向地面的一部分阳光辐射，产生暖效应。另一方面，尘埃又能将一部分阳光辐射挡住，使返回太空，又产生了相反的降温效果。
1.2人为原因导致的污染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大量政策，加强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很多工业的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在发展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工业的生产、工厂企业等的蓬勃发展，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也给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如果不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会造成环境污染。可见，保护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特别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保护工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1]。
2.环境污染的危害
环境污染的最直接、最容易被人所感受的后果是是人类生存的环境质量下降，比如：沙漠化、森林破坏，这些破坏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生产活动。环境污染的危害是巨大的，涉及面广，危害程度大，侵袭性强，且难以治理。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对人类将产生的危害已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下面具体介绍一下环境污染对水资源、大气以及土壤的危害。
2.1对水资源的污染
据世界权威机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各类疾病有8%是因为引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传播的，每年因饮用不卫生水至少造成全球2000万人死亡，因此，水污染被称为“世界头号杀手”[2]。水污染会造成水体中漂浮物与溶解物的增加，不仅使河流、湖泊受到污染，也会使海洋受到同样严重的污染。污染的江河会继续污染海洋，海洋受到污染后由于海水过于营养化，某些浮游生物在水中暴发性繁殖，所产生的一种灾害性海洋现象就是赤潮。赤潮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海洋渔业和海洋养殖业也不能幸免，甚至会威胁到对人类的生命健康。主要是因为部分赤潮生物会分泌毒素，这些毒素会被某些生物食用，如果这些生物被人类食用，就会形成富集现象，严重时会导致中毒以及死亡。
2.2对大气的污染
大气污染主要是指大气的化学性污染，其化学性污染物的种类很多，对人类危害严重的多达几十种。大气污染程度与有害物质的浓度有关，取决于排放总量，还同排放源高度，气象条件和地形因素有关。大气污染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的身体健康，伦敦烟雾事件，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对动植物造成危害，对建筑物产生腐蚀作用，如：酸雨，并对气候产生影响，如我国冬季北方城市常出现的沙尘暴。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新晨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一)、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根据前文关于环境污染纠纷的数据，我国目前关于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很少，行政处罚居多。之所以产生该情况，是否因为若干环境违法行为尚未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妨从本罪的结果要件分析，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只要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或者一人以上死亡、三人以上重伤或十人以上轻伤的，都可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修改后，如今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降低，在环境污染纠纷总量依然庞大的前提下，按照逻辑，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理应增多，如今立案的数量不增反减。分析造成污染环境罪立案难困境的原因，一方面，环境监管失职罪的设立加强了对负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约束。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企业也确实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作出了贡献。
(二)污染环境罪定罪难困境的原因探究
1．结果犯加重因果关系证明难度
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1］。污染环境罪要求“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必须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属于结果犯的范畴。但刑法将本罪定性为结果犯存在较大的弊端:加大了因果关系的证明难度和使数人事前无通谋的犯罪刑事责任划分困难。首先，环境污染犯罪通常具有污染物积累时间长和后果难以控制的特点，除突发性环境污染犯罪较容易证明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外，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从正面直接准确地认定污染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将会使很多环境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2］。其次，在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中，对数人事前无通谋的违法行为，因为污染物的多样性，因果关系过于复杂，导致司法机关很难判断谁应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
2．刑法未明确规定本罪主观责任引发学界争议，使共同犯罪的处理陷入困境
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主观责任未作明确规定，学界共有过失说，故意说和混合说三种观点，这直接影响着对共同犯罪的处理。持过失说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罪法定刑的立法例与其他过失类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并没有区别［3］。若本罪主观方面采纳过失说的观点，则污染环境罪无法构成共同犯罪。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不构成本罪的共犯，只能根据各人的罪过形式和行为形态，依照刑法规定分别处理。持故意说观点的学者则表示，从论理解释的角度，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要件是行为的危险性和严重的损害结果，过失说已经承认行为人对行为的危险性是明知的，那么实害后果作为客观的超过要素，根据张明楷教授“客观的超过要素”理论，即使行为人对此并无认识，也可成立故意。［4］按照故意说的观点，对一人故意地教唆或帮助他人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则可以成立污染环境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混合说主张本罪采用双重罪过，不区分行为人主观犯意而适用相同的法定刑［5］，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持该观点的学者也难以自圆其说，在此不再详述。
二、解决污染环境罪司法困境的若干建议
(一)改革旧的环保行政体制，实现上下级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
司法实践中污染环境犯罪之所以立案少、立案难，在于身负监管职责的基层环保部门并未依法立案，及时立案，上级环保部门不能对下级采取直接有效的处罚措施，这是我国现有环保行政体制的沉疴痼疾。从体制结构的角度看，我国的环保行政体制结构呈现出地方分权，中央与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即在权责关系上呈现分级结构，地方政府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直接管理地方环保部门;上下级环保部门之间没有垂直领导关系，上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只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不能对下级违法行为直接处罚，这种体制极易产生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本地的环境保护。针对该问题，从行政方面，推动环保部门行政体制改革，提高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领导和干预能力势在必行。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环保事权、基层环保部门主要行使环保职能执行权的基础上，通过对人事管理、财政经费等体制要素的重新配置，将人员编制、财物经费归于上级环保部门管理，环境执法监管的权威在基层单独归于市级环保部门［6］。
(二)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
适当提高污染环境罪刑罚刑期并非主张重刑化，而正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体现。目前污染环境罪短期自由刑与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结果相比有过轻之嫌，适当提高刑期后，重大环境污染案件就可以本罪而不是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定罪处罚，利于有效发挥出刑法对环境犯罪的震慑作用。
(三)针对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采用多种因果关系证明方法
积累性环境污染犯罪因果链条复杂，危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难以从正面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使很多环境犯罪逃脱刑事制裁。建议控方采用间接反证法，疫学因果关系推定法等新型证明方法，合理分配控辩双方的举证责任，使各类环境污染犯罪得到法律的严惩。［7］
(四)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
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争议最大的就是该罪的主观责任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司法解释迟迟未出使法官审理案件主观随意性较大，同类案件易产生不同审判结果，因此呼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出台关于污染环境罪主观责任的司法解释统一标准。
【关键词】环境;救济;民事侵权;构成要件
一、前言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规模的迅速发展,由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环境侵权现象也越来也多。环境侵权是一种新型侵权行为,也是一种特殊侵权行为。本文主要针对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三个方面发表一些自己对环境侵权的认识。
二、环境侵权行为概述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侵害他人的财产或者人身权益,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以及依照法律特别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致人损害的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是行为人自己实施的行为,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为行为人之外的人或者物造成的损害负责,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动物致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侵权行为是指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着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发展,全球的环境问题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严重,各国对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和关于环境立法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环境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应运而生的。环境权是指特定的主体对环境资源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公民个人和企业来说,就是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主要包括环境资源的利用权、环境状况的知情权和环境侵害的请求权。对国家来说,环境权就是国家环境资源管理权,是国家作为环境资源的所有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而利用各种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对环境资源进行管理和保护,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当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被世界各国接受和承认以后,环境侵权行为也随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环境侵权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英美法学者提出并使用的,但他们并未对之进行严格的界定,而国内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是众说纷纭。曹明德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从而造成他人的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的损害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1]陈泉生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是因为人为活动只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或污染而侵害相当地区多数居民生活权益或其他权益的事实”[2]。吕忠梅先生将其表述为:“环境侵权行为是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至于危害居民的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行为。”[3]宋宗宇先生将其理解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因行为人排放污染物或者从事其他开发利用环境的活动,造成了环境污染或破坏,导致相当地区多数人财产和人身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实,并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侵权行为。”[4]我认为环境侵权行为是指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造成他人合法环境权益损害的行为。环境侵权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首先是一种法律事实——一种由于人类行为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的法律事实。所谓法律事实是指由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客观情况或者现象。而环境侵权并非由于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是污染者违反环境保护和防治污染的法律规定,污染或破坏环境的活动所导致的。
(二)环境侵权行为的特征
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环境侵权行为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主体不平等性、不可互换性和不特定性
自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与工商业的发达,企业在规模上逐渐大型化甚至巨型化,在工艺技术上逐渐高科技化。为此,企业运作的风险与危险性大大增强,并造成许多事故,如20世纪中叶发生在西方的着名的“八大公害事件”。在这些事故当中,加害人都为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的公司、企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而受害人则多为欠缺规避能力和抵抗能力的普通的农民、渔民与市民。现代环境侵权不光是特定的人或特定的企业的所谓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不少是由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无可非难的日常行为蓄积造成的,如在由汽车排放尾气造成的光化学污染事件及其他复合侵权事件中,要寻找加害人是极为困难的。而就受害者而言,就更加难以确定。
2、对象广泛性与客体多样性
在环境侵权中,加害人的行为通常并不直接作用于受害人,而往往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的作用才致人与物损害的。这一复杂的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的一个系列程序:污染源产生污染物排放污染物污染物进入环境媒介(水、土壤、空气等)进入受害人领域造成损害。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如果缺少了其中某一环节,就不可能发生最后的损害结果。显然,环境侵权总体上属于特殊的、间接的侵权行为。其危害地域往往相当广阔,如海洋污染甚至会涉及到世界上几个不同的国家;危害人数往往众多,且不仅局限于当代人,有时还会损及后代人。
3、价值双重对立性
在环境侵权行为中,损害乃是伴随人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的产物。在价值判断上,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具有价值的双重对立性。一方面,其污染环境,损害了人们的人身、财产与环境权益,应当受到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它又为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当性与社会有用性。况且,自然界具有一定的自净和自我恢复能力,在不超越其净化和恢复能力的限度内,各种排污活动和开发建设活动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权益造成损害。只是当原因行为对环境的影响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而产生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时,才往往造成侵权现象。因此,对环境侵权的原因行为,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完全放任自流,而应权衡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利益对环境侵权的原因加以适度的调控与限制。
三、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两要件说
对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到底包括哪些,学界的观点不一而足。有学者认为,环境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二:“第一,须有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二,须有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5]。有些学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采用二要件说。首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可见,过错已不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环境污染致害、医疗事故、产品责任、高度危险活动、交通事故等属于特殊侵权民事行为,在其构成要件上均不适用过错主义归责原则,而代之以无过错主义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同时,在环境侵权法领域,采用无过错责任主义归责原则也已是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因此,过错已不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其次,行为的违法性也不应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只要其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从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某一区域的所有工厂都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标准或总量标准),即都合法地排放污染物,但当排污总量超过区域环境容量而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损害时,则各工厂的排污行为就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排除危害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即在有些情况下,即使有关单位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仍应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由此来看,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有两个要件构成的,即污染危害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和损害事实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除了两要件说之外,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学界还存在另外一种观点,即三要件说。
(二)三要件说
张梓太先生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第一,加害行为;第二,损害事实;第三;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8]。除此之外还有两种不同内容的三要件说,一是主张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第一,须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的污染环境的行为;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7]。二是另一些学者认为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是下列三部分:“第一,污染环境的行为须具违法性;第二,须有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事实;第三,须有污染环境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8]。我这里采用的是张梓太先生的三要件说。
1、污染环境的行为即加害行为。
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复杂性、渐进性、多样性的特点。在“污染环境的行为”要件中,如前所述违法性从总体上讲不是污染赔偿的必要条件,但这一因素将影响赔偿数额的认定。作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污染环境行为如上文所述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由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在其民事责任构成要件中只提“污染环境的行为”,而未提及“过错”,这点应与普遍侵权相区别。
2、损害事实
环境污染中的损害,是指受害人因接触或暴露于被污染的环境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死亡以及财产损失等后果。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其损害的后果既有与其他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相同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共性表现为,它是侵害合法民事权益的后果,具有客观真实性、确定性和法律上的补救性。损害的特殊性包括:第一、潜伏性,多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在损害发生时或者发生后不久即显现出来,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则不尽然。只有部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较快显现,而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后果,尤其是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要经过较长的潜伏期才显现出来。第二、广泛性。多数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案件,其损害都具有广泛性的特征,表现为受污染地域、受害对象、受害的民事权益十分广泛。关于损害事实的认定及赔偿,从审判实践看,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既有财产损害,也有人身损害。因此,因环境侵权产生的损害赔偿,无论在范围、内容和金额方面,都将有明显扩大的趋势。
根据目前的侵权责任法、环境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采取单一的无过错规则原则调整。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受害人有损害、污染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过错规则的归责原则更多地是从被告的义务角度而非原告权利角度分析问题的，然而无过错责任又将原告的权利放在了考虑的优先位置。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受害人本位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但是受害人本位的规范模式在现实中存在一些背反的情形，造成一些利益困境。
1.加害人和受害人均在实施环境污染行为
这种情况在水污染问题领域比较常见。我国水污染案件常常导致水产养殖业的损害，催生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如李国发诉东风灌溉区管理处污染损害赔偿案、天津乐亭重大渔业污染侵权案件等，这些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率先确立了污染侵权责任的无过错归责原则，将是否符合排放标准排除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然而，养殖业也是对环境有破坏作用的生产活动。养殖密度超过水体容量、饵料剩余、水产肥料和生物代谢产物的积累都会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或者水体污染。近年来，国内水域常发的水华、赤潮等灾害都有水产养殖业的作用因素。2010年国家环境保护部的《第一次全国环境污染源普查公报》称，水产养殖业排放的COD55.83万吨，总磷1.56万吨，总氮8.21万吨，分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1.84%、3.69%、1.74%。水产养殖业投放的抗生素也是导致大江大河中抗生素残余的罪魁祸首，全国人用抗生素占总量48%，而52%都是兽用抗生素，投放在养殖水域中的抗生素是江河流域中抗生素残留的主要原因。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使水污染的受损方在诉讼中居于相对优势的地位，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利用同一环境资源的两家企业同样造成污染，但是法律优先保护受害方。在适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时，哪一家企业对水体造成的危害更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受到了损害，受害方通过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获得赔偿，甚至要求另一污染企业停止侵权行为，而损害赔偿却无益于环境保护，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的立法目的已经流失。而从另一方面看，对于环境损害事件，若仅以损害事实发生及因果关系存在，即认定侵权责任成立，则企业经营者的排除污染责任将成为绝对责任，对于企业经营者未免过苛，而有害于工业化之进展。
2.受害方本身的违法行为导致环境污染损害发生
由于港口疏浚施工造成的海域污染案件中此种情形较多。近年来，我国经历了港口建设的高峰时期，同期我国的海域使用制度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前任由沿海农民通过承包方式自主利用海域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2002年海域使用管理法所确立的海域功能区划制度和有偿用海制度。因此，沿海农民在港口及其周围海域所进行的养殖活动，由于海域功能区划的确定和港口法的实施，由法律所不禁止变成禁止的活动。同时，港口施工建设经常会造成沿海养殖物损害，受害的农民一般是以海域污染损害为由提起诉讼。在此类案件中，沿海从事养殖的农民的养殖利益是否合法成为审判中常见的争议问题，如青岛海事法院(1999) 青海法威海事初字第84号判决、(2000) 青海法海事初字第41号判决、(2001) 青海法海事初字第23号判决、(2005) 海事初字第006号判决;大连海事法院(2003) 大海锦事初字第16号判决;厦门海事法院(1999) 厦海事初字第019号判决;北海海事法院(2005) 海事初字第004、005、006号判决、(2004) 海事初字第012号判决等。正如此类案件的某一判决书指出的：如对其违法利益予以保护，无疑是鼓励原告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可以非法使用海域和非法养殖，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将是其他公民和法人纷纷效仿，其结果将是对国家法制和国家海域的破坏。如果忽视港口管理机关或者经营企业进行港口维护和建设的正当职权以及国家海域使用制度，对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做过于宽泛的认定，将不利于国家法律的实施。
二、从比较法角度看环境污染侵权存在多元归责原则
虽然早在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观点指出，单一的无过错原则无法适应变化多端的环境侵权类型，应该建立以无过错责任为主，公平责任、风险责任、过错责任为辅的结构体系。但是更具有普遍性的观点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是法治发达国家在应对工业化大生产带来的污染侵害问题时采取的普遍且唯一原则。这种认识有片面之嫌，单纯的无过错责任无法适应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前文分析的利益困境中，很容易发现法院并未简单适用无过错责任，而是从其他角度实际上给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成立附加了其他的构成要件。
1.有的国家在环境污染领域适用无过错责任有范围和条件限制
在比较研究中一般将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条作为德国对环境污染侵权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的依据。但是该条的内容是：由于附录一列举之设备对环境造成影响而导致任何人身、健康受损或财产损失，设备所有人应对受害人因之所生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很明显，相对于我国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附加了前提条件，即只适用于环境责任法中附件一详细列举的96种设备造成的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立法对严格责任的适用没有给法官留下任何灵活把握的空间。此外，德国环境责任法第5条还规定了忍受限度内的免责：如果设备运行符合预期目标及相关规定，且财产仅遭受轻微损失，或者根据当地普遍情况，损害在可以忍受的合理限度内，对于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责任应予免除。就忍受的合理限度问题，日本的司法实践作了进一步探索，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可以用忍受限度论或者新忍受限度论判断的过失完全取代通说中的过失和违法性的二元可归责性结构。
即忍受限度的衡量要考虑以下因素： (1) 受害人方面的损害的性质(健康损害、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及其轻重情况;(2) 加害人行为的社会评价(公共性、有用性);(3) 设置防止消除损害设施的状况; (4) 是否遵守管制法规; (5)客观方面的工厂所在地; (6) 据先住后住关系等周边情况个别地确定忍受限度。相反，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任何前提，成了一条抽象规则，适用范围只能取决于司法实践如何解释污染。随着人类知识的发展，乃至整个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认识到自身所有的生产行为都会带来环境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污染的适用界限实际上是人类的所有行为。侵权责任第65条可能会成为一项抽象规则适用于所有的人类活动。
2.有的国家对部分环境污染纠纷适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
在德国，环境污染纠纷不仅受环境责任法调整，还受到民法条款调整，其中德国民法上有关不可量物侵入的规定也在发挥调整环境污染纠纷的作用，即第906条规定：在干扰不损害或者较轻微损害土地的使用的范围内，土地所有权人不得禁止煤气、蒸汽、臭气、烟气、煤烟、热气、噪声、震动和其他来自他人土地的类似的干扰的侵入。如果此类干扰对土地的通常使用或者对土地的收益所造成的妨害超出预期的程度，所有权人可以要求适当的金钱赔偿。从文义上看，对于相邻关系的环境污染纠纷并没有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而是采用了类似忍受限度的标准，即超过通常使用或者预期损害的程度。第906条还规定了若干判断标准： (1)依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确定和估价的干涉，不超过在此规定中规定的极限值或者标准值的，通常为非重大妨害; (2) 对于在依联邦公害防治法第48条的并且能够反映技术发展水平的一般行政规定中规定的数值，适用相同规定;(3) 重大妨害为因按当地通行的使用方法使用他人土地而引起，并且不能够通过在经济上可以要求此种使用人采取措施加以阻止的限度之内。其中第(2) 项正是我国司法解释明确排除的对排污符合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为由的免责。德国民法第906条规定的救济方式上也有特殊之处，对于其中不属于重大妨碍的侵入，相邻关系人有义务忍受，而对于其中重大且用通常方法无法避免的侵入，经过行政许可的营业造成侵入，受害方只能要求金钱补偿。
三、环境污染侵权条款适用需要的调整
在审视现有环境侵权诉讼案例后，很容易发现环境侵权条款在侵占其他侵权条款的传统领域，以至于许多邻里纠纷都被纳入环境侵权领域，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调整环境侵权责任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防止环境侵权责任条款变成新的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同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条款的适用也有必要进行调整。
1.确立认定污染的合理忍受限度标准
在新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中，应当运用合理忍受限度标准认定污染。环境问题类型复杂而且新类型不断涌现，目前引发诉讼争议较多的噪声、光污染、电磁污染问题就还没有相关法律规范标准。什么是污染这个判断在法律上由这样两种方法完成：一是让它成为一个类似过错的，交由法官来决定的概括构成要件;二是在法律上进行具体列举，类似于德国环境责任法第1条。目前只能采取前者方式，也就是在立法上给法官概括的指示，才能让环境侵权责任条款更能适应个案的需要，更能给予当事人必要的保护。通过法条具体列举的方式，试图涵盖所有的污染类型也是不可能的，法律只能回到抽象概括的方法给污染一个抽象的定义，或者抽象的标准。实际上两大法系在污染造成损害的界定上都采取了类似合理忍受限度的标准。除了前文提到的德国民法、环境责任法上的规定和日本司法实践中的学说观点外，美国1965年的侵权法重述.
(二)在判断对环境有污染的超常危险行为时，也采取了类似的标准，要求法官在判断中考虑：该活动多大程度上不属于通常的习惯、从事该活动的地点的不适当性、对社会的价值被其危险性超过的程度等。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处理新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时已经在采用该项原则。在陆耀东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上海浦东新区居民受到永达公司经营场所夜间照明的干扰提起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受害居民的诉讼请求。在判决中，首先依据《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认定永达公司照明灯光属于障害光，接着指出其射入周边居民居室内的外溢光、杂散光，数量足以改变人们夜间休息时通常习惯的暗光环境，且超出一般公众普遍可忍受的范围，光污染程度较为明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应当引入类似合理忍受限度的认定标准。
在光污染、噪声污染、电磁污染等新型污染中，要根据当地普遍情况，损害在可以忍受的合理限度内，或者该行为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有重要意义，对于该行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予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该规定的意义不只是排除一些明显轻微的环境破坏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些新型的、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人类活动，不必要马上让其承担被诉、被禁止，以及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而是要给新的营业、生产或者生活方式留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2.运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相邻环境利用关系
在争诉双方同为污染企业利用环境，或者同为居民生活利用环境的情形下，应当运用不动产相邻关系调整环境利用关系。如同德国物权法第906条规定，我国物权法上有关相邻关系的规定也明显是要在环境污染领域发挥作用，调整利用环境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动产相邻关系之间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光、电辐射等有害物质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物权法第90条规定来处理，即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在水污染纠纷中，特别还要适用物权法第86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便利。用物权法相邻关系调整此类纠纷相比较用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调整此类纠纷有明显的不同。
物权相邻关系处理的原则要遵循物权法第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明显有利于受害方，这种安排是为了矫正现代化工业生产造成的一种实质上的不公平，即一方面是居民的人身、健康权利受到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另一方是实力强大、肆无忌惮破坏环境的大企业。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不受限制的环境侵权责任条款的适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些领域。每个人、企业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同时也有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在不涉及人类生命、健康的情况下，不能将一部分企业利用环境的权利或者污染环境的自由置于另外一些企业之上，或者将某一部分居民享受环境的权利置于另一部门居民之上，而且谁处在法律保护的优先地位完全取决于谁受到的损害先出现，或者谁先起诉。因此，我们在不涉及人的生命、健康的相邻关系环境纠纷中，还是应当发挥物权法上相邻关__系规定的作用，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