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2 14:44:39
关键词：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
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新晨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督促排污单位在限期内治理现有污染源，纠正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的状况，推动水污染物工程减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水污染防治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排污单位的污染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适用限期治理：
（一）排放水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本办法以下简称“超标”）；
（二）排放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实施总量削减和控制的重点水污染物，超过总量控制指标的（本办法以下简称“超总量”）。
第三条【不适用情形】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法律法规相关条款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不适用限期治理：
（一）建设项目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一条处罚。
（二）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其配套建设的水污染防治设施未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处罚。
（三）不正常使用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或者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拆除、闲置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三条处罚。
（四）违法采用国家强制淘汰的造成严重水污染的设备或者工艺，情节严重的，根据《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处罚。
第四条【级别管辖】国家重点监控企业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报环境保护部备案。
省级重点监控企业的限期治理，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其他排污单位的限期治理，由污染源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五条【特殊管辖】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实施限期治理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限期治理。
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依法应予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不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成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决定限期治理，或者直接决定限期治理。
排污单位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造成的社会影响特别重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形的，环境保护部可以直接决定限期治理。
上下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同一污染源的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下达限期治理决定。
第六条【期限】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限期治理期限。
限期治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但完全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被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不能按期完成治理任务的除外。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通过重复下达限期治理决定等方式，变相延长限期治理期限。
第七条【信息公开】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报刊、门户网站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将下列信息向社会公开：
（一）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名称、《限期治理决定书》、排污单位的限期治理方案等相关文件；
（二）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后，被依法解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名称；
（三）因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被依法责令关闭的排污单位名称。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
第二章决定程序
第八条【立案调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时，可以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即时采样或者监测的结果，判定污染源排放水污染物是否超标或者超总量。
对经现场检查判定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污染源，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分析原因。经分析判断超标或者超总量可能是由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原因造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有关限期治理管辖权限的规定立案调查，并确定负责立案调查的机构。
第九条【判断步骤】对已被立案调查的排污单位，负责立案调查的机构应当通过以下步骤，对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是否因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所致作出判断，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一）现场监测：组织环境监测机构按照污染源监测规范规定的采样频次，对污染源在生产周期内所排水污染物进行监测；
（二）技术评估：组织行业生产专家、污染物处理技术专家和企业代表，采用工艺流程分析、物料衡算等方法，对排污单位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是否匹配进行分析评估。
第十条【事先告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监测数据和技术评估结果，判断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导致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应当向排污单位发出《限期治理事先告知书》。
第十一条【告知内容】《限期治理事先告知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排污单位名称；
（二）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导致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事实和证据；
（三）拟作出的限期治理决定和法律依据；
（四）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法律后果；
（五）排污单位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的权利。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必要时，可以就污染源限期治理事项，约谈排污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他主要负责人。
第十二条【申请听证】排污单位对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事实以及是否应当适用限期治理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限期治理事先告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陈述、申辩，或者以书面形式提出听证申请。
第十三条【组织听证】排污单位提出听证申请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听证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决定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并通知排污单位。
依据本办法组织听证的具体程序，参照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认定事实】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综合考虑监测数据和技术评估结果、排污单位的陈述申辩意见或者听证结果的基础上，对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是否匹配作出认定。
第十五条【决定限期治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因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导致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应当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并制作《限期治理决定书》。
第十六条【决定书内容】《限期治理决定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排污单位的名称、营业执照号码、组织机构代码、地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
（二）事实、证据和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法律依据；
（三）限期治理任务，即排污单位在限期治理后应当稳定达到的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
（四）限期治理的期限。
第十七条【告知相关事项】对被决定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还应当在《限期治理决定书》中告知以下事项：
（一）排污单位负责自行选择限期治理具体措施；
（二）限期治理期间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责令限产限排或者停产整治；
（三）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报请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十八条【送达】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限期治理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将《限期治理决定书》送达排污单位。
《限期治理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第十九条【重点湖泊流域】对国家确定的重点湖泊流域内，因排放水污染物超标被要求在2008年6月底前完成治理而逾期未完成，且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是因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加强重点湖泊水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按照本章规定的程序直接责令停产整治。
第三章执行与督察
第二十条【企业采取治理措施】排污单位接到《限期治理决定书》后，应当根据限期治理任务和期限，制定限期治理方案，并报知作出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限期治理方案，应当确定具体污染治理措施、进度安排、资金保障和责任人员。
第二十一条【监测记录】限期治理期间，排污单位应当按照污染源监测规范，对所排水污染物进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以备查核。
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的排污单位，应当委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监测机构进行监测。
第二十二条【不得超标超总量】限期治理期间，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标或者超总量。
第二十三条【试运行监管要求】限期治理期间，水污染物处理设施需要试运行并排放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事先书面报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试运行期间，排污单位应当在污染源监测规范规定的采样频次基础上，相应增加采样频次，进行加密监测。
在试运行期间，因水污染物处理工艺调试等原因所产生的水污染物不可避免超标或者超总量的，排污单位必须将所产生的水污染物存放于应急储存池或者其他临时储存设施，不得直接向环境排放；确需排放的，必须事先报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第二十四条【跟踪检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限期治理决定后，应当制定跟踪检查方案，明确负责跟踪检查的工作机构。
负责跟踪检查的工作机构，应当根据跟踪检查方案，通过现场检查、采样监测等方式，对排污单位执行限期治理决定的治理进度和排放水污染物状况加强后督察。
试运行期间，负责跟踪检查的工作机构应当加强现场监督检查，相应增加监测频次。
第二十五条【限产限排、停产整治】负责跟踪检查的工作机构发现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污染源在限期治理期间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应当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产限排或者责令停产整治。
第四章解除程序
第二十六条【解除依据】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污染源，经过限期治理后，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已完成限期治理任务：
（一）在工况稳定、生产负荷达75%以上、配套的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条件下，按照污染源监测规范规定的采样频次监测认定，在生产周期内所排水污染物浓度的日均值能够稳定达到排放标准限值的。
（二）生产负荷无法调整到75%以上，但经行业生产专家、污染物处理技术专家和企业代表，采用工艺流程分析、物料衡算等方法，认定水污染物处理设施与处理需求相匹配的。
（三）所排重点水污染物未超过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分解的总量控制指标的。
第二十七条【届满核查】限期治理期限届满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现场核查。
现场核查，应当采取现场监测、实地察看水污染物处理设施、查阅监测记录、工程建设资料以及投资报告等方式；对因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造成较大社会影响，或者造成跨行政区环境污染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通过走访或者举行座谈会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
负责跟踪检查的工作机构应当对现场核查情况进行记录，形成限期治理现场核查笔录，并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监测机构或者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监测机构出具限期治理监测报告。限期治理现场核查笔录应当由现场核查人员签字。
第二十八条【核查意见】负责现场核查的工作机构，应当制作限期治理核查意见，连同限期治理现场核查笔录、限期治理监测报告，一并报本部门负责人。
限期治理核查意见应当提出对排污单位解除限期治理决定或者依法关闭的建议和理由。
限期治理核查意见、现场核查笔录、监测报告，应当与限期治理决定文书，一并存档备查。
第二十九条【核查后处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
（一）对已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解除限期治理。
（二）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报请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责令关闭。
第三十条【申请提前解除】排污单位在限期治理期限届满前，认为其已完成限期治理任务，可以向决定限期治理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解除申请。
申请提前解除的，应当提交解除限期治理申请书，并附具能够证明其已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监测报告等相关资料。
第三十一条【核查和决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解除限期治理申请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办法有关限期治理核查的规定组织核查，分别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一）对确已提前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出提前解除限期治理的决定。
（二）对未提前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排污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书面告知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并在期限届满前完成限期治理任务。
第三十二条【企业后续管理】被解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保持水污染物处理设施的正常使用，并加强设施的检查和维护，确保所排水污染物稳定达到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超级秘书网
第三十三条【部门后续监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被解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确定为重点监管对象，并加强监督检查。
对被解除限期治理后12个月内再次排放水污染物超标或者超总量的排污单位，应当从重处罚。
第三十四条【终结情形】被责令限期治理的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终结限期治理决定：
（一）依法被撤销的；
（二）依法解散的；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的；
（四）因其他原因终止营业的。
第五章附则
x[摘 要]我国涉重金属产业多呈流域集中分布，导致重金属污染防治已成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短板”。虽然现有法律体系框架已初具规模，但流域重金属的污染防治仍存在专门性立法空白、专项治理的法律长效机制缺乏和常规执法机制不足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亟需我们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法律原则和规范法律机制。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流域；法律应对
人类文明发祥于流域，也成就了流域文明。然而不同流域的生产力布局或者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流域不同的污染特征。就涉重金属产业而言，国外方面，日本四大公害病中的三大事件与重金属污染有关，其中发生于流域范围内就有两件，即富山县神通川流域镉污染事件和新??县阿贺野川流域的甲基汞污染事件。国内方面，湖南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各种矿区或资源型城市依湘江而建，导致了湘江流域成为全国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并爆发了辰溪砷中毒、双峰铬污染、浏阳镉污染等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①珠三角、长三角等以高新产业为代表的it产业多呈流域分布，因大量生产印刷线路板的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给当地河流、土壤和近海造成了严重重金属污染。②不难看出，涉重金属产业多呈流域集中分布，加之发展方式粗放、环保历史欠账，导致重金属污染防治已成为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短板”，有关水污染防治的法律研究亟需应对重金属污染问题。
一、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监管现状
虽然国家层面有《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地方有水污染防治条例，也出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等与重金属污染防治有关的环境标准，这似乎表明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但现状不容乐观。
（一）专门性立法空白
这集中体现在分散立法、附属立法，专门性立法空白等方面，导致了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难以对症下药，现实中诸多问题的解决无法可依。以现有法律尚未明确涉重金属项目的审批权为例，因流域涉重金属产业的投资额一般比较大，一些地方领导往往只注重项目的引进和扶持企业生产的发展，而忽视重金属环境污染的监管及治理，导致污染事故屡次发生，已成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最大软肋。
（二）专项治理的法律长效机制缺乏
近年来，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等重金属污染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重金属汞、铬、镉、铅和类金属砷的污染物第一次被纳入总量控制目标。不难看出，重金属污染的治理耗资巨大，监管和资金投入将成为前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的最大障碍。这种“行政监管+拨款”的治理模式，难以体现法律的长效机制。以我国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史上重大进步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为例，湖南省设置了以省长为组长的重金属污染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员会，但其调整的时间只有五至十年，调整范围涉及到湖南省内湘江流域90%的范围，尚有仅10%的流域范围因在湖南省辖区之外而鞭长莫及。以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污染治理的沉重教训为例，投入巨大的专项执法往往总体收效甚微，这迫使我们探讨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保因素的长效法律设计问题。[1]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环境健康事件高发，并不是由于现在的环境事故大量增加，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开始显现；重金属污染可能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积累和迁移转化才能最终显现危害后果，当前的问题是30年发展所形成的污染负荷不断增长和积累的结果，一些因污染导致的疾病到了集中高发时期。[2]所以，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专项治理如何避免淮河流域和太湖流域的前车之鉴，遵循重金属污染的客观规律，其中建立健全法律调整的长效机制乃关键所在。
（三）常规执法机制不足
三十多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但学界对其“无大错也无大用”颇有微词，就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常规监管而言，主要表现为：
一是沟通协调机制不足。众所周知，沟通偏重于信息交流，协调则偏重于行为上的同步与和谐。以流域重金属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环境健康为例，按照《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的规定，卫生部、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作为国家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牵头部门，虽然联合制定了《卫生部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健康工作协作机制》，但多为原则、抽象的规定，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其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管理只是在地方各级政府设置临时机构，这种临时性的方式也只能是一时的权益之计。③
二是执法手段单一。目前仍以控制——命令型执法方式为主，具有“从上而下”改造公众的行政色彩，往往忽略行政相对人的积极参与，较少考虑环保经济的市场因素，容易导致矛盾的激化。虽然有关部门对此有所认识，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终因缺乏为公众、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交流和博弈的机会，而表现为执法与民众的疏离。[论文网]
三是损害救济难。因流域地域广阔、涉重金属产业密集，大多情况下甚至连污染的责任主体都难明确。面对重大重金属环境污染案件时，一般只对污染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而对民众利益的维护难以考虑周全。就受害者的损害救济而言，往往因地方保护主义、司法救济不力、社会化救济不完善，甚至会导致“企业污染——百姓受害——政府买单”等恶性循环。虽然暂时控制了“事端”、平息了“事态”，但“事未了”。[3]
二、原因分析
从某种意义而言，流域重金属污染与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历史必然性，甚至“合理性”。在工业化道路不可避免和全球化已经普遍延伸的情形下，后发国家要想做到独立、自主发展而完全不受环境问题困扰几乎是不可能的。没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常常以一定程度的环境问题为代价）积累经济、技术条件，环境法治也无从开展。[4]这种基于“代价经济”、“代价社会”的发展模式，[5]同样导致了我国对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监管起步晚、预防手段相对薄弱、救济手段明显不足、且带有强烈的应急特点，现仍处于初始与探索阶段，故缺乏整体应对性。
从宏观角度分析，“环境上的利益只是国家所应追求利益中的一环”，[6]任何环境思考都应结合国情，顾及社会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等基本问题，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还远未实现‘解耦’、环保压力仍然存在重大挑战”的原因。[7]如果我们对此不认识，不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稳妥地终结这种过度牺牲国家、社会和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模式，势必导致社会利益冲突加剧，我国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将难以为继。
从微观角度分析，流域重金属污染问题还是政府、企业、公众等多方利益相关者间互动与博弈的过程。其中政府充当管制者兼被监督者，企业既是被管制者又是被监督者，公众等则为监督者。但这些角色扮演需要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持久。在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管制中，我国“监管者监管之法”相对完备，问题症结在于执法不力。而执法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有关部门没有受到有力的社会监督。而社会监督不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监管监管者之法”缺失。[8]所以，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不管是对
企业监督，还是对政府监督都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困境，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难以充分、有效地行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流域重金属污染之法律应对不足，其根源还在于监管失灵、企业行为失范和公众参与失权。
三、建议与对策
（一）健全法律体系的对策
根据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法律现状，立法部门亟需综合评估现有法律、法规的实施效能，针对当前流域重金属污染所暴露出来的突出矛盾，集思广益提出完善经济与社会、环境与健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总体方案，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行政法规；或者在制定和修改流域管理（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条例中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内容，突出保障人体健康的可行性举措。相对于法律的制定程序而言，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相对简易、周期短，可以通过行政法规来对一些有争议、欠成熟的监管体制机制、管理基本制度进行尝试，待积累经验后再制定法律。与此同时，针对现有环境标准与保障人体健康的目标不匹配、不衔接等特点，地方省级人民政府需要充分利用地方标准制定权，因地制宜建立地方环境标准体系，为地方流域性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二）完善流域重金属污染的法律原则
首先，采取统一管理。水污染防治应当尊重流域特性、采取统一立法的模式，进一步完善统一的流域综合控制体制和法律制度，是世界多国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在经历了淮河流域、太湖流域污染之痛后应当吸取的教训。[9]流域重金属污染控制属于水污染控制的特殊形式，也需要统一管理。这既是对流域自然属性的认识与尊重，体现了监管中生态观念的提升，又能提高监管效率和促进信息充分交流，有利于重金属污染的流域监管决策效果内部化，使各种监管工具易于合理掌握与调度。
其次，坚持风险预防。在环境损害的不确定性被解决之前，可采取行动能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取得较高的环境效益。鉴于流域重金属污染监管特点，政府、企业应当树立风险意识，广泛动员公众参与，群防群控，从源头上杜绝安全隐患的发生，从“各炒一盘菜”，走向“共办一桌席”。此外，风险预防原则还应贯穿于重金属污染的流域监管全过程，以确保环境污染和破坏能控制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体健康、积累社会物质财富以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限度之内。
第三，解决问题要循序渐进。重金属污染后几乎不易降解，要长期解决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必须对污染的河流和土地进行治理，而修复被污染土地被证明在任何地方都非常困难。④对此，我们既要持之以恒地开展流域重金属的防治工作，又要避免出现另一个极端，即提高流域涉重金属产业的环境准入和市场运行门槛，采用硬着陆的形式彻底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模式，甚至推行零污染排放标准，短期内势必会造成国内失业问题和政府财政保障产生严重的影响，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的相对和谐、稳定。所以，流域重金属的防治工作需要循序渐进，切忌急功近利。
（三）规范法律机制的对策
首先，完善政府法律责任追究机制。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既决定了政府的环保义务，又赋予了政府管理、决策、协调和改善环境质量的权力。现实中因一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责任不到位，甚至不履行环保责任也是环境质量恶化的根源。建议因地方环境质量不达标或者环境监管部门没有实际履行自己的职责而造成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可以“暂停该环境监管部门的某项监管职权”，直到环境质量达标为止；因本辖区环境质量不达标，并经“污染转移”而造成邻近辖区流域重金属污染的，应当承担“赔付补偿责任”等。⑤
其次，规范企业经营机制。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社会积累了物质利益财富，但因行为失范也会导致流域重金属污染。所以，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更需要有效规制企业的经营行为。一方面，建议完善企业环境法律责任。例如，企业有未经批准擅自拆除、闲置重金属污染物处理设备，拒报或者谎报重金属排放申报事项等违法行为的，应依法加大处罚力度，以提高政府环境监管效率。另一方面，“徒法不足以自行”，还需培育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不但需要企业树立良好的环保意识，主动公开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情况等环境信息，而且更需要政府、公众与企业之间结成一种互动与制衡的关系。
再次，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直到本世纪初期，随着公众环保意识日益提高，我们才认识到社会团体、行业组织、ngo、npo等多主体参与推动环境政策的重要性。针对公众参与“失权”的问题症结，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关键在于从实体与程序上进行法律赋权。
最后，完善损害救济机制。根据环境侵害理论以及流域重金属污染事件的特点，国家应当建立诉讼机制和非诉讼机制在内的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着力解决环境侵权诉讼“立案难”、“执行难”等司法顽症。鼓励当事人通过调解、协调或者仲裁等非诉讼途径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侵害纠纷。此外，政府部门还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引导和支持非政府力量参与，创建环境责任保险、环境赔偿公共基金和环保公积金制度，以满足建立健全环境侵害社会风险共担机制的需求。
[注释]
①参见史卫燕等：《湘江受重金属污染触目惊心 锰渣随时可能入长江》，载《经济参考报》：2012-08-29。
②参见自然之友等：《2010年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调研》，见杨东平主编：《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第213-21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③参见吕忠梅：《环境健康题难何解》，载《中国改革》，2010（6）。
④参见杨传敏：《中国重金属健康风险亟待寻找解决方案》，见杨东平主编：《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1）》，第11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⑤参见吴志红：《行政公产视野下的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初论》，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9）。
[参考文献]
[1]常纪文.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10。转载于李艳.太湖治污16年功败垂成关停排污企业收效甚微[n].新京报，2007-6-11.
[2]郄建荣.环境与健康事件频发震惊社会[a].中国环境发展报告（ 2010）[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57.
[3]吕忠梅.环境法学研究的转身——以环境与健康法律问题调查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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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常纪文：环境法前沿问题——历史梳理与发展探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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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吕忠梅.监管环境监管者：立法缺失及制度构建[m].法商研究，2009（5）.
[9]吕忠梅，《水污染的流域控制立法研究》，法商研究，2005（5 ）.
一、问题的提出
（一）水污染问题是影响湖南 发展 的关键因素
纵贯湖南省境内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水资源，造就了 历史 上的“湖广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特别是随着湖南省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使得湖南省的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2007年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设置了水质监测站点132个，监测河长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监测河长1154公里。根据监测及分析，全年ⅱ类水质河长1481公里，占监测河长27％；ⅲ类水质河长2479公里，占监测河长45％；ⅳ类水质河长410公里，占监测河长7％；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1170公里，占监测河长21％。污染河段主要超标项目包括粪大肠菌群、总磷、氨氮、挥发酚、石油类、溶解氧等因子。这说明湖南省局部地区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资源保护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二）投融资问题是湖南省水污染治理的关键
水环境是湖南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湖南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加强环保部门对 工业 污染 企业 排污的执法监察；从行政角度加大力度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保证运营；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保护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湖南省的水污染防治，属于典型的跨地区水域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湖南水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水瓶颈”。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现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正发生结构性变革：单一的筹资渠道逐步转变成多种渠道，单一的投资主体逐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所取代，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一）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资现状
湖南省水环境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为516013.88万元，占省gdp5010.95亿元的1.03％，2004年为722419.4万元，占省gdp5612.26亿元的1.29％，2005年为899138.8万元，占省gdp6468.64亿元的1.39％。经省人大提议，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的“环保3年行动计划”，省政府在3年内对省内水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三年里投资287多亿元。
（二）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融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预计到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总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1000多万吨。而目前湖南省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力求到2010年，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总投资达325亿元。为解决湘江流域7市污染问题，“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总投资244亿元。此外，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间，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总投资149亿元。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投资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央财政投入；湖南各级地方财政投入；污染企业环保投入，我国环保相关 法律 法规及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便利污染企业的治污资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之一；排污费收入；国际贷款。
三、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总量不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水环境保护历史欠债多，各水域环境质量要达标，需加大投资力度。水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资渠道狭窄。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水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还是政府唱主角，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投入不足，远不能满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排污收费项目单一，标准偏低，收费资源流失严重，收费金额很有限。
2、融资机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 经济 体制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水污染治理项目的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现行的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 企业 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企业和个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环境公共物品和环境设施，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二）治污投资效率低，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水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及运营效率总的来看还是不尽人意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
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水环保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缺乏效率。
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在 工业 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原因，中小企业采取“自己建设和运营设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服务业的 发展 又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为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外部营运环境。
四、解决湖南省水污染治理投融资问题的对策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关键取决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大水污染治理资金总量
“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投资需求量大，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2.42％。只有建立基于市场的多种投融资渠道，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环境保护费用的格局，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水域污染治理问题，从水域尺度统筹资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专项基金、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保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要把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各级财政安排的环保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落实工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加快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贷款、国际 金融 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事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改变目前政府作为环保主要投资主体的局面，为国内外的企业及个人、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二）建立、健全水污染治理投资的市场机制，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 法律 地位。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2、转变政府在环保领域的职能，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因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生产和个人生活消费对所处的环境的污染，导致市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这就需发挥政府的作用，用政府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不足。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应是裁判员的角色：健全监管体系，实施严格的行业监管，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3、创新污染治理市场机制。按照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要求，深化水域内废水、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和城市环境效益。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机制，无论是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还是城市污染治理设施，其建设和运行都应按企业方式来运作，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实现产权的股份化、投资的多元化，明确投资者之间的责、权、利，增加污染治理投资能力，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污染治理领域引入“特许经营”模式，将污染治理特许权给有实力、有经验的专业化污染治理公司，鼓励专业化污染治理公司实行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管理等，吸收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跨入污染治理领域，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参考 文献 ：
1、湖南省环境保护局.湖南省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2005.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批准召开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现场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在今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指示：“要加快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环境治理。从目前治理进度看，时间已经过半，但任务完成还没有过半，一些地区离国家确定的治理目标的差距还很大。要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分解治理任务，落实治理资金，加快治理进度，按期完成国家确定的重点地区环境治理任务”。总理一直十分关心重点流域环境治理，他最近批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坚持采取节水、调水、清淤等综合措施，始终不放松污染源的治理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水污染问题。培炎副总理多次听取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进展情况的汇报，要求认真总结多年来污染防治的成功做法，并在去年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确保重点流域区域污染防治任务按期完成。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总理的指示和培炎副总理的要求，总结交流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做法，找出差距，落实措施，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国务院对召开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培炎副总理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做出部署。
下面，我就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落实情况和下一阶段工作向会议报告。
一、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基本情况
根据培炎副总理的要求，*年下半年，我局会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重点流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从评估情况看，重点流域治污工程建设取得一定进展，已有60％的项目完成和在建，投资完成三分之一；淮河、海河、辽河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任务完成20—25％，太湖、巢湖、滇池完成40－50％；流域水质有所改善，50％左右的监测断面达到“*”计划目标要求。由于“*”计划批复较晚，治污工作前期进展较慢，去年重点流域区域会议以后进展较快；各流域进展不平衡，太湖流域进展较快，其他地区进展较慢，个别地方差距比较大；部分完工项目不能稳定运行，治理成果还相当脆弱。
（一）治污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共安排2418个工程项目，截止目前，完工项目777个，占32％；在建项目573个，占28％。其中，太湖流域进展顺利，完工和在建项目达到计划任务的90％。淮河流域山东、江苏治污项目进展较快，开工项目均超过60％，河南、安徽进展较慢，项目开工均低于50％。辽河、海河流域完工和在建项目都在50％左右，其中，山东、北京和天津项目开工率在65％以上，河南、河北、山西项目开工率均低于40％。巢湖流域49个项目中，完工和在建的占43％（完工6个，占12％；在建15个，占31％）；滇池流域26个项目中，完工和在建的占56％（完工4个，占16％，在建10个，占40％）；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要求于2007年底前实施260个治污项目，目前完工和在建160个，占62％（完工81个，占31％；在建79个，占31％），其中，山东项目开工率为58％，江苏项目开工率为86％；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于*年底前计划实施338个治理项目，目前完成和在建223个，占66％（完成122个，占36％；在建101个，占30％），其中项目完工率，重庆为38％，湖北59％，四川45％；环渤海地区286个治污项目中，完工和在建192个，占67％（完工88个，占31％；在建104个，占36％），各省项目开工率在60％以上。
（二）污染治理资金落实情况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总投资1926亿元。截止目前，完成投资645亿元，占总投资的34％，其中国家资金投入147亿元，地方到位资金498亿元。太湖流域完成计划投资60％；淮河流域完成投资83亿元，占计划投资的32％；辽河流域完成投资64亿元，占计划投资的34％。其他流域完成计划投资均不足30％。从总体上看，太湖流域的江苏、浙江、上海，淮河、海河流域的山东以及辽河流域的辽宁资金到位情况较好，均已完成总投资的50％以上。淮河、巢湖流域的安徽，海河流域的河北、山西，辽河流域的吉林、内蒙古以及滇池流域的云南等6省（区）重点治污工程资金到位率较低，仅完成总投资的20％左右。
（三）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状况
*年重点流域国内生产总值为4.8万亿元，较2000年增长了33％。主要水污染物COD入河量从2000年的586万吨下降到*年的555万吨。*年与2002年相比下降14万吨，是“*”以来削减幅度最大的一年。但污染物排放的绝对量仍然很大，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其中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超过环境容量60％以上，氨氮超过环境容量90％以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等省造纸、酿造，江苏、浙江省化工、印染等重污染行业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一些地区和城市的排污总量仍在增加。
（四）水环境质量状况
淮河、海河和辽河流域分别有56％、43％和46％的控制断面达到“*”水质目标，太湖、巢湖、滇池流域有机污染及富营养化程度有所减轻。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沿线水质达标率为50％。三峡库区及其上游26个国控断面中，二类、三类和四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为65％、12％和23％。渤海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较*年增加了12％，赤潮发生频次和面积有所减少。
但“三河”流域仍有超过50％的国控断面水质达不到“*”计划要求，其中，海河流域的山东与河北、河南与山东跨省界断面，淮河流域的河南、安徽跨省界断面，辽河流域的吉林、辽宁跨省界断面水污染仍相当严重。滇池草海水质仍为劣V类；巢湖的总磷和总氮等污染指标仍然很高；三峡库区部分支流水质呈恶化趋势，今春有7条次交流发生了水华；部分流域生态用水没有保障，海河、辽河流域水生态严重失调，其中内蒙古的西辽河已连续5年断流。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进展，但与“*”计划目标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认识不到位，不能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一些地方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忽视全面协调发展和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片面追求GDP增长，仍在盲目发展能耗物耗高、污染重的产业，一边治理、一边污染；一些地方对治污工程不重视，没有积极筹集治污资金或未安排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垃圾等基础设施建设，而是热衷于修建大马路、大广场等形象工程；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预环保执法的现象，包庇环境违法行为，甚至以“化整为零”、“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违法违规审批建设项目。
第二，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到目前为止，投资完成率只有34％，个别省份甚至不足20％。资金不到位、治理工程建设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是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充分，工程资金没有按时到位；二是一些地方污水处理收费政策不到位，未能为市场运作提供必要的政策环境，不能吸引银行贷款和社会资金；三是污水管网建设滞后，建成的污水处理厂不能及时发挥作用。
第三，工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结构性污染没有根本改变。造纸、酿造、化工、印染等一些高耗水、重污染行业调整力度不够，一个重污染企业污染一条河的状况仍然存在；技术落后的企业在发展中注重规模扩张，忽视技术升级，粗放型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污染企业治理过程中，重视末端治理，忽视清洁生产，难以稳定达标排放；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落后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普遍存在。
第四，综合整治不落实，非工业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迅速增加，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生活污染比重不断上升。化肥、农药施用量不断增加，其中约70％的用量流失或残存在土壤和农产品中，并最终进入水体。据调查，三湖中约50％的总氮和总磷来自农业面源。畜禽养殖规模和布局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畜禽粪便还田以及综合利用的比例很低。湖泊前置库和湖滨带建设、清淤、湿地保护等生态修复措施不落实。
第五，法制不健全，环境监管能力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环保法律法规比较多，但对环境违法行为处罚规定普遍不严，实际上存在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执法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在一些地方还比较普遍。基层环保执法监管手段落后，对违法企业动态监管不力，不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企业违法偷排、漏掉、超标排放等问题。
二、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基本做法
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和成效比较显著，一些做法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一是把污染治理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促进环境与经济“双赢”。太湖流域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治理污染、提高经济质量的治本之策，把环境保护要求贯彻到产业结构调整中，从源头上降低水污染物排放量，努力做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江苏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年以来，关闭了100多家污染严重且治理无望的印染化工企业。同时关停了2万吨以下生产规模的14家造纸企业的化学制浆生产线，重点扶持了5家规模较大、工艺设备先进。总生产能力350万吨的造纸企业，全省造纸产量增加了10倍，污染物总量下降了50％。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较大程度地解决了结构性污染问题，降低了污染负荷。全省从1996年到*年，GDP增长了1.4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近一半，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防治农业农村污染。浙江省安吉县坚持“生态立县”，关闭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造纸、化工等企业，改造竹制品和转椅两大传统产业，培育食品加工、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全县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1.7亿元增加到*年的7.01亿元，五年翻了两番多，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水质状况明显改善，主要入太湖河流西茗溪水质由原来的V类、劣V类提高到现在的Ⅲ类以上。江苏省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有机农业。在太湖和淮河流域建成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基地1100万亩，*年农药、化肥使用量比2000年减少15％以上，在提高农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
二是突出重点，综合治理，全面落实“*”治理计划。太湖流域各省市落实国家批准的“*”治理计划，结合实际确定工作重点，制定了实施方案，认真督促落实。
突出重点，加快落实规划。工业污染防治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和污水达标再提高工程；生活污染治理突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及配套管网建设；农业农村污染防治突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治理和发展生态农业。针对畜禽养殖污染急剧上升的新形势，上海市颁布了畜禽养殖管理办法，划定了禁止养殖区、控制养殖区和适度养殖区，对散养和不同规模的畜禽养殖场实行分类指导，其中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全部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并做到达标排放。江苏省规定太湖周围集中式饮用水源取水口1公里范围内禁止从事水产和集中式畜禽养殖，从总量上控制太湖的水产养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要做到粪便的综合利用和还田，目前太湖流域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已经全部实现达标排放。
综合治理，全面落实规划。太湖流域污染防治坚持全面落实规划，不仅坚持工程治理，见到了成效，同时越来越注重生态系统修复，近年来他们加强了汇水区生态保护、湖滨带恢复与保护、水生生物和营养物质进出平衡等综合治理措施，实现了由单纯依靠工程措施治理向工程措施与生态修复并重的转变。
三是通过创建生态省、环保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和循环经济试点，促进了流域治理中老大难问题的解决。浙江省是我国创建生态省力度较大的地区，他们把太湖治理纳入生态省建设规划并作为重点，层层签订责任制，将治理任务落实到基层，有力地推动了太湖污染治理。浙江省还将太湖流域所有市（县）全部纳入生态示范区创建工作，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以村庄环境规划为龙头，从治理“脏、乱、差、散”入手，加大村庄环境整治的力度，完善农村基础设拖，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取得了明显进展。无锡市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抓手，将五里湖和梅梁湖治理作为创模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加快污染源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组织力量打攻坚战，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生态清淤、污水截流、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加快五里湖、海梁湖治理进度，*年水质提前达到国家“*”计划确定的目标要求，无锡市也全面达到了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所有指标，获得了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的称号。苏州将水污染治理和解决盛泽与秀洲跨省界污染纠纷的老大难问题作为创模的重要内容，积极采取措施，抓出了成效，其所辖的五个市也全部建成模范城市，苏州成为我国最早的模范城市群之一。为了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太湖流域还创建了一批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江苏省已有475家企业或单位通过了ISO14000认证，5个开发区被命名为ISO14000国家示范区。
四是制定收费政策，完善市场机制，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资金短缺与运营效率低是长期困扰水污染治理的难题。太湖流域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和社会监督的机制，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政府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一是加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二是制定规划，严格执法，依法促治；三是制定收费政策，促进了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经营工作企业化、运营管理市场化。在政府的主导作用下，水污染治理的市场机制初步形成。江苏省太湖流域各市的污水处理费已达到1.1—l.15元／吨，激活了水污染治理的市场，调动了企业和金融机构参与治污工程的投资和管护的积极性，预计到*年，太湖流域将形成污水处理能力217万吨／日，超出国家“*”计划规定的167万吨／日近30％。
五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制，将责任制落到实处。太湖流域两省一市认真落实《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分别出台了有关法规或管理规定，依法治理水污染；成立了政府首长挂帅的领导机构，加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建立了水质目标考核制度，定期监督检查治理任务完成情况和水环境质量状况；建立奖惩制度，对完成环保目标责任状和为环保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给予奖励；实行边界水质月公示制度，接受公众监督；江苏省形成了“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环保监管、地区协商、企业治理、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的工作机制。
建立协商机制，消除跨界污染纠纷。近年来，太湖流域局部地区污染严重，经常引发省内和省际的污染纠纷，苏州盛泽镇和嘉兴秀洲区曾因污染问题引发大规模纠纷。江苏、浙江两省为此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协调机制。嘉兴市和苏州市人民政府则建立了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在污染联防、事故苗头控制和信息互通等方面保持联系和协调。这种协调解决污染问题的方式对其它地区有借鉴作用。
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了对太湖治理的指导和支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出台了污水处理收费和产业化的政策；财政部确保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的中央资金及时到位和专款专用；建设部加强了对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水利部门开展了调水释污和底泥清淤；科技部加大了重点流域湖泊治理的科技投入，提高了水污染治理的科技含量；交通部加强了船舶污染防治工作。
其它重点流域的省市也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工作。
一是针对重点问题完善法规政策建设。重庆市为防止三峡水库蓄水后出现富营养化，制定了“关于禁止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剂的通告”；吉林省为强化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出台了“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办法”。河南、安徽、辽宁、贵州、云南、北京、天津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分别制定和实施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饮用水源保护、水环境功能区划、污染源监督管理、跨界水环境质量目标考核等法规规章。二是优化产业结构。淮河流域*年又关停了1500多家制浆造纸企业。山东省制定了严于国家的地方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关闭了年产2万吨以下造纸厂，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8家年产5万吨以下造纸企业和15家年产5000吨以下酒精生产线也已关闭。目前，山东省造纸企业已从1995年的729家减少到214家，草浆制浆企业从500多家减少到24家，废水排放总量大幅度降低，造纸和纸板销售收入分别增长1.4和4.1倍。四川、重庆、贵州、云南、河南等地也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三是依靠科技，重视综合整治。各地积极开展水污染防治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对湖泊保护的认识。清华大学在滇池流域开展了防治农业面源污染科研示范工程，中科院开展了治理蓝藻污染的科研工作，还在巢湖地区研究利用多水塘系统作为湖泊前置库，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入湖提供了科学依据。四是加强规划指导。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和计划在流域治理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在国家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的基础上，各地分别制定地方重点流域治理计划和实施方案，在黄河、南水北调东线等流域制定了突发性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去年在淮河、太湖流域开展了处理污染事故应急演习。南水北调工程实施前，编制了水污染防治规划和实施方案，真正体现了环保先行，为保证调水安全奠定基础。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今年是全面落实“*”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重点流域污染防治的指示，认真落实培炎副总理在本次会议上的部署，加快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进度，确保“*”环境保护目标实现。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能否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管理能力的考验。党中央、国务院下决心首先解决我国水污染最严重的“三河”、“三湖”、一海、一市和三峡库区、南水北调工程的环境问题，并要求在“*”结束时取得阶段性成果。这项决策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寻求。我们要认真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坚决把重点流域治理任务完成好，进一步加强领导，履行各自职责，按照国务院批复的计划要求，层层分解任务，明确进度安排，狠抓任务的落实。
（二）抓紧治污项目开工和运营
完成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任务，关键是按期完成计划内治理项目建设和运营。今明两年，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项目要全面开工，排污总量要按计划削减，水环境质量要力争达到规划要求。
加快水污染治理项目实施进度。对未动工的，要尽快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提高项目审批效率，促进项目尽早开工；对在建的，要加快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对建成的，运营单位要保证设施的正常运行和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环保、建设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定期向社会公布工程建设进度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抓紧落实水污染治理资金。地方要做好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国家和地方资金要保证及时到位；各地要坚决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水价改革，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通知》，限期征收城市污水处理费，提高收费标准，达到保本微利水平，保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正常运营；对居民污水收费要考虑低收入家庭实际承受能力，给予适当的减免或补贴；污水收集管网建设要先行，确保如期发挥治理设施的环境效益。
东部地区应尽快完善市场机制，实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多元化投资、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社会化监督，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单位的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逐步引入特许经营制度，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中、西部地区在积极争取国家支持资金到位的同时，努力筹措资金，增加政府投入；同时，也要加快建立市场机制，开征污水处理费，暂时达不到保本微利水平的，各省（区、市）政府应结合本地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成本，制定最低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并使收费政策逐步到位。
（三）大力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不合理、污染排放强度高、结构性污染严重是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特点。要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尽早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污染问题。
加强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把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作为环评的重要内容，要优先发展节能、降耗、减污的高新技术产业，要依法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设备，要坚决关闭治理无望的污染企业，要积极改造能耗高、污染重的传统产业。对于新建、扩建项目，必须做到增产不增污或增产减污；对于没有经过环评审批的建设项目，在建的一律停建，投产的必须停产，按法律规定补办环评手续，对仍达不到环保要求的，坚决关闭。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是治理污染的治本之策。各类环保创建活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载体，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都应体现循环经济的埋念。目前，各类环保创建活动包括生态省（市）、生态示范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环境优美乡镇、绿色社区、绿色学校、生态工业园、环境友好企业等。这些典型是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和实践的结果。近年来，通过各类创建活动，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强度。重点流域要通过开展环保创建活动，解决一批环境热点和难点问题，加快“*”治理目标的实现。
（四）统筹兼顾，实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
流域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从实际出发，注重协调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关系；协调河流、湖泊和海洋污染治理；协调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协调工程措施和生态修复。“*”规划考虑了流域治理的特点，提出了综合整治的要求和措施。今明两年，重点流域环境综合整治要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深化工业污染防治。要认真执行《清洁生产促进法》，所有工业企业都要实行清洁生产。把造纸、酿造、化工、印染等重污染行业作为清洁生产的审核重点，对未达标企业实行强制性审核，已达标企业实行自愿性审核，查找薄弱环节，制定改造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促进企业技术升级，真正实现长期稳定达标，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工业污染防治专项资金要重点支持清洁生产。建立和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和评价制度，向社会公布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特别要把上市企业的清洁生产状况和环境行为向社会公开；对申请上市和扩股企业要严格环境审查，把清洁生产情况及环境行为作为业绩评估的重要内容和上市融资的重要条件。
二是加强城市水污染防治。重点要加快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年底达到规划要求。加强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做到生活污水进厂，设施稳定运行，杜绝污水处理厂时开、时停、甚至“晒太阳”的现象；重点湖泊、水库和沿海城市污水处理厂要配套建设脱氮、除磷设施。重点湖泊、水库流域和沿海地区要制定办法，加强管理，巩固禁止和限制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成果。
三是加强农业污染防治。加强技术指导，大力推广已取得的科研成果，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防止面源污染。严格监管规模化畜禽养殖，在切实提高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的基础上，以土地定养殖规模，养殖粪便要全部还田使用。要借鉴太湖做法，在湖泊周围确定一定范围，严禁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厂。调整水产养殖结构，严格按照规划要求控制养殖面积。大力发展节水型的生态农业，建设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基地。在改善农村环境质量的同时，提高农产品品质。
四是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各地要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的做法，结合当地实际，动员农民开展农村环境整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水平。农村改水改厕地区和人口密集的河网地区，要因地制宜，集中处理处置污水、垃圾，严禁直排河、湖、沟、渠。乡镇企业要适当集中，实行污染物集中处置。
五是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依靠科技进步，综合实施底泥疏浚、科学调水、水生植物恢复、湖滨带建设等生态工程；建立科学的用水机制，确保河流合理的径流量，保证生态用水；实行清污分流，抓紧解决尾水出路和资源化问题；统筹安排流域上中下游生态保护，加强上游退耕还林还草和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控制水土流失。
（五）强化监管，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坚持依法治理流域环境，完善法制，强化执法，坚决惩处各类违法行为。
一是完善环境立法。针对一些企事业单位偷排漏排、污染严重的问题，要落实胡总书记的指示，在环境立法中加大处罚力度，重点解决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针对立法空白，按照培炎副总理的要求，加快制定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电子废物污染防治法规的进程；各地也要针对当地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制定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为严格执法奠定基础。
二是积极推行排污许可证。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和实施细则，今年，重点流域要加快实施以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为基础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抓紧完成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明年要禁止无证排污。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的，对不能达到排污标准的，对未经环保审批或违规审批的排污单位，一律不分配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不核发排污许可证。
三是继续开展清理整顿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重点流域要以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为重点，集中力量查处小造纸、小酿造、小化工、小印染、规模化畜禽养殖厂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等违法排污行为，重点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凡是不达标或不能稳定达标的企业要限期整改，限期整改期间要限产限挑，逾期不能达标的要坚决关闭；各地确定的期限不得超过*年底。对执法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污染事故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打击环境违法的行动要长期坚持下去，通过加大打击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惨痛代价，形成良好的法制氛围。
四是加强对重点排污企业的监管。排污单位安装在线监测装置，是落实企业“谁污染谁治理”法律责任的重要手段，是核定污染物排放量、发放排污许可证、征收排污费、实行环境监察的重要依据，是建立污染防治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基础，是提高环境监管水平的基本要求。重点流域内的重点排污企业、城市污水处理厂都要安装在线监测装置，并与环境监控中心联网。在线监测装置是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购置在线监测装置的经费主要由企业承担，工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要给予适当补助。
（六）加强基础工作，努力提高环境管理水平
加强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增加环境管理透明度，为公众参与和监督创造条件。
一是加强环境监测体系建设。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流域水质监测网络，共享监测成果，统一环境信息。开展农业面源污染调查和监测，抓紧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业环境监测体系。
二是扩大环境信息公开范围。为公众及时、准确地了解环境信息提供全面服务。各级环保部门要公开重点流域水质、省（市）界断面水质状况、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重点企业环境行为、限期治理企业等信息；要定期公布重点流域“*”计划实施进度和重大环境违法案件。
三是建立环境应急体系。要制定流域突发污染事件和环境敏感区域应急预案，加强应急队伍建设，配备应急设备，保障信息畅通，建立专家和技术支持系统，提高流域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应变能力。
四是加强水环境功能区和跨界断面水质管理。水环境功能区是根据不同水域的使用功能对水质的要求而确定的。我国水环境功能区已经划定。今后，要改革水质评价标准，依据环境功能的要求，确定环境容量，制定水质改善目标，核定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发排污许可证，实行目标管理，提高管理效率，为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和合理布局服务。要建立跨界断面水质监督、监测和联防机制。
五是开展宣传教育，强化社会舆论监督。要继续开展环境警示教育，增强全社会的环境忧患意识；要加强环保培训，提高各级决策者、广大居民、中小学生和孩子们的环保意识；要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各种形式，加强环境宣传，公开曝光环境违法案件，大力宣传保护环境的好经验；积极推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认真办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强化对环境问题的深度报道，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关键词:农村;环境污染;法律;对策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可持续发展都在大跨步日新月异。全国各地的农民物质以及精神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与此同时在也出现了农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正在遭受污染的威胁。因此，怎样治理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恢复那里原有的天蓝地绿水清，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农村环境污染成因分析
(一)农民滥用农业生产资料造成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耕大国，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然而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农民为了快速增产增收，普遍、大量使用了化肥、农药以及农用薄膜等，过量的化肥、农药残留在农作物体内形成一定的累积，很容易引起人畜中毒，在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农用薄膜的大量使用与焚烧，严重造成了的土壤污染和空气污染，从而直接影响人类的健康。如果不加以治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场面不仅造成农民经济损失、资源的浪费，还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造成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农业生产化过程中，养殖、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动物排泄物、饲料残留物、植物秸秆等残留物大量增多，这些残留物通过水产畜牧的生物链循环进入大气、土壤，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
(三)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造成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现在农村生活开始形成集聚效应，而因为原来的分散随意的生活习惯，生活污水和垃圾随意放置，造成生态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缺乏规范的收集站点和排泄渠道，形成许多了露天的垃圾堆和污水沟，严重污染土壤、空气和水体。
(四)城市污染向农村的转移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污染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城市污染已经越演越烈，进而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农村。城市大量无法消化的工业废料、废水、生活垃圾先是污染河流，进而垃圾占用耕地，使得农村脆弱的环境进一步恶化。甚至一些企业的有毒废弃物通过非法渠道全都排往农村，蔓延的各种污染源甚至已经威胁到了广大农村的生命安全。
二、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从法律角度来看，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制宣传，提高农村居民的环保法律意识
由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对环境污染的后果理解的不够深刻。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民环境保护的宣传，倡导科学发展观，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提升村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政府也要加强对污染企业的环境保护的治理和教育，从而促使他们养成自觉参与环保的行为，把保护环境理解为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总而言之就是提高全民环保意识，营造良好的环保氛围。
(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使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法制化
由于农村污染源复杂，要堵住源头，唯一的措施就是加大立法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杜绝污染的进一步恶化。比如从基层入手，将农村治理纳入法制化程序，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对农村环境保护法各级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作出相关规定。并尽快制定配套的，违反这项法律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相应处罚措施规章，做到奖惩分明，保障环境保护法落到实处。
(三)严格执法，坚决遏制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泛滥势头
法律法规制定后，下一步就是执行的力度问题。首先要培训一支有责任心的执法队伍。第二就是要设立相应的农村执法机构，特别是乡镇等基层党支部要建立专门的环境执法大队，专人负责。第三要根据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特点和规律，摸索一套行之有效执法方式，堵疏结合，以预防教育为主，以理服人。最后在执法监督的过程中保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公信力和执法透明度达到新层次，才能使农村环境执法活动真正走向正规。
三、结语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的渗透性、传播性，一个小小的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的环境问题从而导致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都会因此受到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问题有着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意义。倘若农村环境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其危害势必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人。关注农村、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保护农民环境权益是当今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与否决定着我国经济社会能否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只有保护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才能保护好我们的祖国乃至整个地球。
［参考文献］
［1］张小红．城乡污染转移的原因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2．32．
一、 我国大气污染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大气污染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尤其是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大气污染问题最为严重。我国的大气污染的突出问题，就是近几年来，多个地区接连出现以颗粒物（PM10和PM2.5）为特征污染物的灰霾天气，大气颗粒物目前已成为长期影响我国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也即是我们日常挂在嘴边的“雾霾”，在雾霾严重的地区，在雾霾天气时能见度极低。
二、 我国目前有关大气立法的现状
我国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最早的立法，是1956年5月23日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防止厂矿企业中矽尘危害的决定》，这部法规也只有关于防止企业内部空气矽尘对企业职工危害的法规。1987年9月5日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法》。鉴于我国大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我国也更加重视对于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00年4月29日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且于2000年9月1日期开始施行。本法的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对于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防治燃煤产生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动车车船排放污染做出了专章规定。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也有关于大气环境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大气环境污染一般很少会涉及到刑法领域追究责任，因此客观上不利于大气环境的保护，但是也体现了我国对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心与力度。我国目前关于大气环境污染的立法保护主要倾向于专项立法，更多的完善和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相关专项立法。
三、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原因
（一）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量不断攀升。我国是世界上第一燃煤大国，除了日常的取暖需要燃煤以外，我国大部分发电需要依靠燃煤来供给，尽管我国近年来不断地在发展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依靠自然能量发电的技术，但是我国每年靠燃煤发电量仍然占到70%以上。
（二）我国机动车数量与日俱增。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不断富裕，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于出行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尤其是大中城市，机动车的数量不断攀升，一些小城市机动车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三）城市建设工程量堪称巨大。改革开放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规模也在成倍的扩大。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城市建筑的要求量就会增多，城市建筑工程的拆建所产生的大量粉尘污染仍然是悬浮颗粒物的很大组成部分，对于大气也很有很大程度的污染。
（四）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不理想。我国一些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在城市中批准建立一些经济效益好但是资源消耗大而且污染严重的工业企业。其中很多项目建设布局不合理、污染物排放超标、排放物过滤、治理不达标等现象层出不穷。
四、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以及对大气立法的完善
（一） 对大气污染治理的建议
1、 燃煤治理加大力度。对于我国目前面临的大气污染问题燃煤量过大，无疑是造成大气污染污染的首要问题，缓解、治理大气污染问题就要及时全面有效的治理燃煤问题。对于燃煤问题的治理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1）生产方面。对于排污企业治理设施齐全性、运行率、过滤、治理方面加强治理。（2）生活方面。为了减少我国燃煤量，在生活中的供暖中提高供暖技术，改善排放物的治理。（3）供能方面。对于单一依赖燃煤功能的模式方面要不断丰富，提高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在功能总量中的比重，减少燃煤量。
2、 机动车数量要控制。机动车尾气的排放无疑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尾气中的硫化物等物质对于大气的污染非常严重。对于控制机动车数量，政府可以适当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市民多多公共乘坐交通工具、建设驾驶私家车的频率；坚持采用“单双号”出行、“摇号”购车、上牌照等政策限制机动车数量。
3、 城市规划更加合理。环境治理与城市规划和建设是分不开的，我国大中城市在城市规划中要严格重工业企业的选址和布局设置，远离城市远离居民区。城市建设的拆建方面要适当的限制，不可随意的拆建建筑，这样既能节约资金，又能减少拆建建筑所产生的粉尘量有利于保护环境。
4、 环境监督执法加强。对于加强环境执法方面，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政策，完善立法，赋予监督执法机关足够的权利，来加强执法力度。种种措施结合实施，环环相扣，对于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的完善、执法力度的加强很有益助，对于我国环境治理的政治力量要求也得到充分实施与满足。
（二）大气立法的完善
1、对于煤燃烧、机动车污染做出更加明确严格的规定。我国2000年9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在总章之后紧接着以专章规定了煤燃烧和机动车污染的防治与治理。所以，我国在修订完善大气环境防治立法中也更加明确对于煤燃烧的限制以及督促企业提高能源燃烧率，加强更新技术，控制减少我国煤燃烧。
2、明确、放宽环境执法部门的权限。我国在完善环境立法的过程中要明确环保执法部门的职责和权责，使得我们的环保执法部门能够“挺直腰板”真正的做到“能执法”，积极执法，为我国大气环境污染防治建立起一道行政屏障。
3、对于污染分区治理进行明确划分。针对污染问题的差异性，我国完善立法中也应总体指挥，同时发挥地方的能动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有针对性的治理污染，以个个击破的方式防治大气环境污染，从而获得我国整体的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
4、“三同时”制度慎行。对于污染源周围的企业建设“三同时”制度应慎行、“三同时”制度是指一切可能对环境资源影响的建设项目，其环境资源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法律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变通执行，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要求企业将环境保护设施于企业主体工程之前完成，来保障企业对于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从根本上保护环境。 结论：我国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也尽了很大努力，并且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这些都是为了更好的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广大国民的生存权和健康权。根据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现实状况来看，笔者认为，我国在防治大气污染方面，应该以立法与行政相结合的政治手段，通过法制化的制度来治理大气污染势在必行，立法是法制化治理污染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另外也需要行政机关的有效配合。（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童志权.《大气污染控制工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7
1现代生物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生物技术是应用现代生物科学及工程原理,利用生命有机体来发展新产品或新工艺的一种技术体系。目前生物技术应用到农业医药卫生、食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并在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世界各国均重视高技术发展的当代,生物技术被列为优先发展的领域。
2生物技术在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2.1生物技术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运用生物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不同于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微生物将废水中的有毒物质及污染物转化成无毒的,从而达到净化水环境的目的,运用生物技术净化废水由于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运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对废水进行处理会投入很大的成本,而生物技术是最经济的方法,运用生物技术对废水进行处理不仅能够达到净化水环境的目的还可以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生物技术处理废水就是在废水中放养能够净化水环境,对水环境中的污染物能够发挥作用的水生动物或水生植物,生物技术在废水治理中有很大的发展前景,而且生物技术的运用也符合我国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物技术在废水处理中具有降解有毒物质,转化污染物等净化水环境的能力。与化学方法和物理方法比较来看,生物方法能够连续的对废水进行处理,运用生物方法处理污水还可以在水中放养一些真菌类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对难降解的物质有显着效果。由于我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是我国环境部门的首要任务。生物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生物技术也是最经济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法。
2.2生物技术在废气净化处理中的应用。生物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废水处理中还可以应用于废气净化处理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工业企业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显着的提高,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私家车,这严重地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现在许多人们出行的时候都戴着口罩,这都是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的肆意排放造成的,空气中有大量的悬浮物和灰尘,现在的环境问题已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我国的环境治理部门已采用各种方法来净化空气,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生物方法,同时生物方法也是最经济的。采用生物方法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主要是应用生物的过滤功能、洗涤功能和吸附功能来达到净化空气的目的。采用生物技术还有经济实惠、效率高、环保节能、安全的优点,运用生物技术来净化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气能够达到显着的效果,净化空气不仅是我国环境污染治理部门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市民的责任,为了保证我们呼吸的空气是没有污染物的每个市民可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像如果没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开私家车多乘公交车上下班,这样既省钱又能减少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2.3生物技术在固体废弃物处理中的应用。经过生物技术处理的城市生活垃圾可作为作物生长的优质有机肥料,实现城市生活垃圾的部分资源化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近年来,国外采用机械快速堆肥工艺,发展用蚯蚓床处理有机垃圾和粪便、处理城市垃圾,不仅可以将城市有机废弃物转变为肥效高且无臭味的蚯蚓粪土而且还能获得大量蚯蚓作医药原料。
2.4生物技术在环境污染修复中的应用。生物修复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生和发展的清除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生物工程技术,生物特有的分解有毒有害物质的能力,去除污染环境如土壤中的污染物,达到治埋环境污染的目的。生物修复技术最成功的例子是应用投加营养和高效降解菌对油轮泄漏造成的污染进行处理,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使得近百公里海岸的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此后该技术被不断扩大应用于环境中其他污染类型的治理。
3结论
爱护我们的环境就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治理环境污染刻不容缓,现在解决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问题已经成为了各国的工作重点之一,我国应该在治理环境污染的问题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对环境的监测,做好环境污染治理方针的实施工作。短期内彻底地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是不现实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加大对相关治理环境污染项目的建设力度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有效措施。如何能够更好更快的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有效的治理,提高我国的环境质量是我国相关部门最关心的问题。生物技术对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就有显着效果,同时生物技术也是最经济的环境污染治理技术。
1.普及科学种植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等化学物品对环境的污染
1.1农药化肥等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经过对我县一些农村的实地考察，发现很多地方还在使用比较落后的农业种植技术，用普通的喷施机器去灭虫，而且农药都不是生物农药，这些落后的喷施农药灭虫方法不但效果差，而且在很多程度上污染环境，农药不但污染大气，而且通过降雨还会污染水资源，流失到土壤中的农药，还会造成土壤的板结，同时随着农药的不断使用，使害虫产生抗药性，大大减小了农药的灭虫功能，但还会杀死很多有益生物，农药残留在庄稼上，被人食用，对人体也会产生极大的伤害。化肥不可能被庄稼全部吸收，这就导致化肥流失，过量的使用化肥会导致水质的富营养化，还会使土壤受到破坏，导致土壤酸性增强，破坏土壤的原有特质结构。
1.2对农药化肥等所带来的污染的防控措施农药化肥等中的化学物质对土壤的危害性极大，为了使农药和化肥对环境的污染减小到最低，在使用中一定按照科学的方法使用，建议在农村使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化肥，这样既减小了对土地的损害，又生产了“绿色食品”，做到环保，健康。
2.妥善处理农村废弃物，做好污水排放问题
农村废弃物主要包括生活垃圾，家禽牲畜类的粪便等，这些垃圾是病菌传染的主要载体，对人的健康存在威胁，对家禽和牲畜的瘟疫传播有潜在的危险性。在农村地区，废弃物已成为污染的主要来源，环保方面对于农村废弃物处理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从现实情况看来，发展沼气工程与无公害农业实现整体化，采用循环再生，实现协调发展是解决农村废弃物污染的主要途径。建议将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与我县农村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相结合，制定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是的农村废弃物污染及早得到解决。家禽牲畜类粪便也是一种宝贵的饲料和肥料资源。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通过加工处理成优质饲料或有机复合肥料，开发利用畜禽粪便不仅能变废为宝，不仅可以解决农村粪便类污染问题，还可以减少生产成本，解决农村用能问题，极大地改善污染状况，切断病菌的传染，具有很好的社会现实意义和一定的经济效益，对于促进我国农村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治理好农村周边乡镇企业的各种污染问题，减少对农村环境的破坏
3.1乡镇企业的主要污染现状及原因我县是山区农业县，我县一直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在不懈努力。而县内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污染问题一直未得以彻底解决。随着农村城镇化的趋势的发展，乡镇企业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污染方面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企业水污染，粉尘污染，噪声污染等等。我县乡镇工业行业大都存在人才匮乏，技术水平低和设备简陋等方面的问题。我县乡镇地区企业多数是小规模企业，设备购进的大都是廉价设备，这本身就对环境污染存在潜在的隐患。我县缺少对乡镇地区企业污染及其特点的追踪，加之乡镇工业污染防治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我县的乡镇企业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目前我县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一级检测部门不到位，存在环境问题无人问，环境事故无人管的现状。
3.2对与乡镇企业污染情况的处理措施针对我国在法律法规制定中有关农村环境保护针对性不强的现状，加速对乡镇工业污染防治的环境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逐步建立健全适应乡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乡镇工业污染防治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县应该促进有关政府部门加强这方面工作，为基层职能部门提供法律和政策依据，加强乡镇环境保护基本制度和基础体系建设。无论是在乡镇政府，还是在乡镇企业，都要把乡镇环境污染防治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污染整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实行领导责任制，建立综合环境防治体系，在乡镇政府，或者村级部门，成立专门的环保小组，对环境污染防治重视起来，使农村环境极大得到改善，使我们的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让我们的家园越来月美丽，身体越来越健康。对与小规模的乡镇企业来说，要加大引进高科技人才，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在政府的帮持下，购进新的设备，扩大生产规模，减小因设备和技术的问题对环境带来的污染。
4、小结
我县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加强环境污染防控的宣传使的环境问题深入大街小巷，广泛宣传环保知识，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环保意识，让农民朋友懂得“脏、乱、差”是与农村绝缘的。各级部门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防控的关系，使的我县环境越来越好。
作者：王桂芬单位：泗水县环境保护局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wwW..COm[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三、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12]的引入便是上述思想的反映。由于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责任均能够发挥一定的保护环境作用，因此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德国法学界提出了“相邻关系说”与“人格权侵害说”两种学说。[13]《物权法》第90条对不可量物侵害也作了规定。可见，在我国，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因侵害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害人可以以其不动产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分别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14]可见，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英美法中，因为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所以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入侵权行为中，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在大陆法中，各国法律对此的具体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法国民法典》未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经过判例、学说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近邻妨害法理，其实质是一种无过错侵权责任。[15]德国主要从所有权扩张或限制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规范。其中，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负有容忍义务：(1)对非重大之“无形侵害”；(2)对重大且当地所通行而又不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3)对已许可之危险营业的侵入。但是，无形物(如煤气、蒸汽)即使为非重大或为当地所通行，也绝不允许通过专门管道而导入邻地。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无容忍义务：(1)“可估量的”固体物侵入；(2)对重大但不为当地所通行之侵入；(3)对重大且为当地所通行，但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16]《日本民法典》也没有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日本司法实务界对相邻关系的判决有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向侵权责任制度发展的趋势，1960年日本世田谷区砧町发生的一起妨碍日照案件就表明了这一倾向。[17]另外，日本民法学界还在既有民法框架下发展出“容忍限度论”，这对不可量物侵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8]可见，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
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注释:
[1][3][4]参见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册)：特殊侵权行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参见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之局限性分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参见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
(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
(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三、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12]的引入便是上述思想的反映。由于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责任均能够发挥一定的保护环境作用，因此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德国法学界提出了“相邻关系说”与“人格权侵害说”两种学说。[13]《物权法》第90条对不可量物侵害也作了规定。可见，在我国，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因侵害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害人可以以其不动产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分别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14]可见，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英美法中，因为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所以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入侵权行为中，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在大陆法中，各国法律对此的具体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法国民法典》未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经过判例、学说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近邻妨害法理，其实质是一种无过错侵权责任。[15]德国主要从所有权扩张或限制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规范。其中，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负有容忍义务：
(1)对非重大之“无形侵害”；
(2)对重大且当地所通行而又不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
(3)对已许可之危险营业的侵入。但是，无形物(如煤气、蒸汽)即使为非重大或为当地所通行，也绝不允许通过专门管道而导入邻地。
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无容忍义务：
(1)“可估量的”固体物侵入；
(2)对重大但不为当地所通行之侵入；
(3)对重大且为当地所通行，但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16]《日本民法典》也没有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日本司法实务界对相邻关系的判决有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向侵权责任制度发展的趋势，1960年日本世田谷区砧町发生的一起妨碍日照案件就表明了这一倾向。[17]另外，日本民法学界还在既有民法框架下发展出“容忍限度论”，这对不可量物侵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8]可见，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
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参考文献：
[1][3][4]参见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册)：特殊侵权行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参见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之局限性分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参见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