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3 16:26:44
处于大拐点之后的阶段，对于全球经济而言，将进入一个无趋势的复苏过渡期，而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首先是解决刺激后遗症，即具有滞胀特征的二次去库存。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个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而刺激政策将中国经济对投资的依赖推升到极致，这是逆工业化规律的经济增长，对这种逆工业化规律增长副作用的消化以及寻找经济增长点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大拐点之后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
需求不足与流动性过剩的博弈
将目前所处阶段与上世纪70年代进行比较研究，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长波衰退的后半期的基本经济特征就是全球滞胀。而现阶段情况，我们认为就需求而言，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枢的下移以及去杠杆化将实质上造成全球的需求不足缺口，虽然有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新推动力，这一点也许可以类比上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日本当年的增长是以经济模式的节能化和产业升级为基础的，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都不可能向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所以，如果要新兴经济体在投资主导模式下增长，与全球流动性推动的泡沫式通胀就是一个悖论。
就通货膨胀而言，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成本冲击的过程，特别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被动性成本冲击对经济增长中的需求产生了抑制。而目前的通胀预期更多来源于资产价格领域，来源于过度的流动性刺激，因此，这种刺激模式带来的通货膨胀预期与需求不足的经济本质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泡沫而非通胀的特征。所以，这次的流动性刺激一定给经济增长和资产价格带来了易变性。
假滞胀与真通缩
按照周期的规律，在库存周期的高点之后，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滞胀期，至少在2011年上半年之前都是如此，但从需求的不稳定性和流动性的易变性来看，我们认为滞胀可能是短期内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中期来看，本次滞胀向通缩的过渡也许是迅速的，需求不足仍是未来拐点后的经济本质特征，滞胀仅仅是流动性过剩的后续效果，而不具备长期持续的基础，也就是在未来一年中，经济中的滞胀是一种假象，而经济向通缩的转换将会渐渐明朗。
布局式投资
本来，在工业化起飞结束之后，投资依然在经济中占有主要地位，但是，2008年之后的过度投资和由此带来的通胀约束使得投资必须经历一个结构变化和增速回落的过程。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立即找到新的中国经济增长点。所以，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抛弃从大方向上看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不过，站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式的原点，我们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到底在哪里还根本无法把握，对于战略新兴产业的热衷可以看作是一种布局，不代表一种必然。
我们的一贯观点是，对未来新的增长点的投资是这个时段的合理选择，但工业化规律告诉我们，新兴产业即便真能够形成经济的新动力，那也是5-10年以后的事情，现阶段，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就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的固定思维套路，犹如旧酒被装在新的瓶子里，本质上与投资拉动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市场的投资思维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未来的线索
关键词：全球化；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1-0038-02
一、全球化含义新解
1.国外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目前，国外学者基本上是从全球化在各领域各层面所表现出的全球性特征来进行概念界定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经济的角度对全球化做了如下概括：“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通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加强”[1]45。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传播探索》一书中运用“全球村”（global village）一词来形容人类可以克服自然因素的障碍，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实现全球范围的通信和联系，这是从信息通信的角度来描述全球化的。埃利亚斯、罗伯逊等人则从文化和文明的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文化在内容、形式越加一致性的发展趋势。费舍斯通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扩展也是全球化进程的表现形式之一，它可以被理解为导致全球共同体即“文化持续互动和交流的地区”的出现[2]108。著名的罗马俱乐部从危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性问题角度，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在环境恶化、核威胁等共同问题下达成的共识。沃勒斯坦认为不平等交换形成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3]460-465，这是从体制角度解析全球化概念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安东尼·吉登斯将全球化的过程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在协调的同时发生碎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是一种偶然的辩证过程，一种矛盾的过程，“因为它不是把一系列变化总括起来按照一个统一的方向来行动，而是由相互对立的趋势构成”[4]60。可见，国外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界定涉及了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实际上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定义也是众说纷纭。
2.国内学者对全球化概念的定义。李慎之可谓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人物，他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应该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全球化。周敏凯认为，全球化是各国打破国与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地理障碍、文化隔阂、民族矛盾等束缚，达成一个国际社会都认可的、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的规则，在这种规则发挥效果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全球性效应。纪玉祥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资本主义文明搭乘了经济全球化这趟顺风车，其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全球性特征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成果表现出来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也随之扩展到全球，使得全球化成为一个矛盾体，甚至认为全球化是流行于世界的疟疾。还有的学者则简单笼统地把全球化定义为资本主义化，即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价值理念、生活方式等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或者说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的过程或西化的过程。
综合国外和国内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全球性问题等全方位、多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流。同时它是一个整合和分散两种不同状态同时存在的矛盾集合体，它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化或西化的过程，也不是把全球各种事物简单叠加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产生冲突、在冲突中磨合，在多元差异中通过动态的发展寻求共存与一致的世界性的发展过程。
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全球化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却概念模糊的时尚名词，它也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多变的过程，其发展进程呈现出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暴力、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特征。这种全球性特征的出现是长期量变所造成的阶段性质变的结果。本文主要从新时期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全球化的运动属性、全球化涉及的领域、全球化产生的效果与影响四个方面来分析全球化的时代特征。
1.全球化的同一性与多样性可以共存共生。从根本上来说，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是各国的经济突破一国和地区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优化整合、资源配置和相互依赖的过程。不同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在全球性的市场中相互碰撞、相互借鉴。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一些有益经验进行了学习、吸收、利用，根据本国国情加以改造，以此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已然成为一个可以实时联系、方便沟通的“地球村”，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进一步交流、交融、交锋，在相互借鉴中一些生活方式（例如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信用卡的普及、提前消费的观念、闲暇娱乐的方式等等）、价值取向已经表现出全球性特征，并呈现出日益加强的趋势。许多国家在吸收、借鉴他国经验并为之所用的基础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和同一性的一面，然而在这个全球化的趋同过程中，他们也保留了本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理念，表现出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另外，经济的肆意发展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以温室效应最为突出）、国与国之间军事竞争所埋下的核武器的威胁、世界性的疾病等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呈现出同一性的特征。
2.全球化发展的动态性更为突出。全球化不等于全球性。全球性是指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全球化则主要是指一个逐步走向全球性的过程，是一个时间和空间多维互动的过程。从时间上来看，全球化体现的是一个动态过程。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促使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并且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从空间上来看，全球化的动态特征体现在全球化的发展在地理位置上的推移。全球化的发展是先从欧洲、美洲再发展到整个世界的，因此它不是一下子就使世界呈现全球性的现象，而是一个从个别国家或地区走向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动态发展过程；从其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来看，全球化的动态过程体现在它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维度、多领域的大发展、大繁荣。欧洲航海者的“地理大发现”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些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5]254。第二次科技革命促使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确立，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模式、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逐步蔓延至世界的各个角落，成为其他国家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以互联网为主要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目前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阻隔，促使经济、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空前发展，并且这种趋势还将不断渗透和深化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和领域。
3.全球化突破经济领域日益呈现出多维度、多领域的状态。全球化打破了地理空间的障碍，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已经不是原来单一的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而是一个朝着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多维度、多领域方向发展的综合体。在经济上，全球化表现为生产资料、资本、服务、技术、产品在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种活动方式促使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优化组合，使得世界各国彼此依赖、互相依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促进和推动了国家间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发展，为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国家间的合作往来起到了促进作用，其中跨国公司就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政治上，全球化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扩张，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的协商和妥协、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力量并存、核武器的威胁、恐怖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等政治问题、政治现象、政治冲突和矛盾在全球范围的呈现；在文化上，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等方面的互相交融和整合，呈现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特征，但也存在着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冲突和对抗，同时也有人认为文化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可口可乐化、麦当劳化；在社会层面，全球化表现为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各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利益与共的现实性问题。
4.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全球化既有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加深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与交往、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和理解、缓解具有全球性社会问题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人类利益与共的现实性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消极影响。
首先，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国际金融组织制度、规则的制定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表现出对发达国家利益的倾向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制定了更为严格、苛刻的条约，这种天生的不公正、不公平导致了发达国家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占据相当大的优势。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人均GDP与发展中国家人均GDP的差距从1983年的43倍扩展至2000年的60多倍。可见，经济全球化并不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利益均沾，发达国家始终站在经济获益圈的中心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则处在半边缘或边缘地带。至于风险，则必须共同承担。发达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了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危机面前，他们不仅要同等、公平地分担风险，还要努力为出现危机的发达国家疗伤。
其次，政治全球化最大的负面效应表现为民族国家的被侵蚀和被削弱。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打着“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旗号，声称人权高于，用武力干涉他国内政，这种“新干涉主义”的实质其实就是殖民主义的别称和幌子。
再次，全球化在文化层面表现为它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使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价值理念、消费习惯等相互交流、交融的速度和广度大大提高，一些文化内容和形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但是其中不乏有一些拜金主义、消费主义、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错误、腐朽的思想文化，它们通过带有价值倾向性和引导性的大众传媒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多元文化偷换概念，试图淡化意识形态，在文化多元化的幌子下大力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甚至面临沉寂的危险。另外，全球化的发展还会加剧生态环境、传播性疾病、气候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和谐世界的构建以及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
[2]M.费舍斯通（Featherston）.Global Culture：An Introduction[J].Theory，Culture and Society1990，（7）.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遗产税 资金外流 公平和效率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空前发展，但也带来贫富差距过大的难题。为此，社会各界建议开征遗产税的呼声不断。但经济全球化使遗产税效应更为复杂，不少国家纷纷取消遗产税。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征遗产税面临哪些挑战？该如何选择？本文试作一些粗浅探讨，以供参考。
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开征遗产税面临的挑战
1.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征收遗产税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加大 损害效率是不少国家主张取消遗产税的理由之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征收遗产税可能导致效率损失加大，理由有二：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征收遗产税可能加剧资金外流趋势；二是经济全球化使遗产税制度更为复杂，征收成本更高。
1.1.1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征收遗产税可能加剧资金外流趋势。获得更高收益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经济全球化使资本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套利行为变得异常便利。遗产税是影响资本收益的重要因素，遗产税的征收与否影响一国资本流动。近30多年来，为了吸引国际资本，加拿大（1972年）、澳大利亚（1977年）、中国澳门（2001年）、中国香港（2006年）、新加坡（2008年）、奥地利（2008年）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取消遗产税。[1]取消遗产税后，明显提高部分国家及地区吸引国际资本的竞争力。如2006年香港取消征收遗产税，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提供数字，2006年流入资金较2005年多约一万亿元，增长达二成一。近几年，新加坡投资移民成为中国大陆高端人士投资的理想之地，澳德华移民公司总经理谢炎武认为，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吸引力大增。[2]
取消遗产税可以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资本吸引力，这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征遗产税将降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资本吸引力。特别是我国开征遗产税可能加剧资金外流趋势。中国尚未征收遗产税，但资金外流现象已经比较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富豪移民潮。中国富人移民的驱使因素主要包括法律风险、高税赋、子女教育、医疗条件、食品安全、环境品质。[3]二是中国富豪有强烈的避税动机。移民的原因之一是规避中国的高税负。这意味着在法律保障、子女教育、医疗条件、食品安全、环境等影响富豪移民的主要因素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之前，开征遗产税极有可能使富人向海外转移财富的趋势加剧。
1.1.2 经济全球化使遗产税制度更为复杂，征收成本更高。遗产税具有偶发性、一次性特点，征收面较窄，在多数发达国家，遗产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1%左右。[4]尽管组织财政收入不多，但遗产税税制复杂，征收成本极高。1998年美国遗产税收入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高达480亿美元。遗产税是美国最复杂的税制之一。仅遗产税纳税申请书的填写说明书就有22页，而纳税申请书长达41页。据美国国内收入署的估计，正确填写此申请书的时间需一周，但实际要完成此项工作则需要4周时间，因此大部分的纳税人都聘请专业律师来完成此项工作。[5]日本全国从事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资产税的职员约占全部职员的7%。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资产的国际流动日趋频繁，税务管理人员在如何认定境外资产、如何对这些资产征收遗产税等问题上，面临的困难不断增加，这要求一国政府必须适应全球化的进程，修改遗产税制，加强对境外遗产税的征收管理，由此导致遗产税制更为复杂，征收成本更高。
1.2 经济全球化削弱遗产税财政收入功能和调节贫富差距功能 遗产税最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贫富差距，其次是组织财政收入。能充分发挥遗产税作用的前提是征税的有效性，富人们形式多样的避税手段使征收遗产税的国家难以获得期望达到的效果。经济全球化更是为富人们增加避税渠道和途径，加大了遗产税的征税难度，对税收征管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尤其是跨国公司、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的迅速发展，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巨额资本交易、大宗贸易和信息技术的转移通过网络瞬间完成，并游离于传统课征手段之外，税源监控难度加大，逃避税现象日益突出。由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亨利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截止至2010年，全球超级富豪在海外避税天堂藏匿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2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大陆到2010年为止转移到外国避税的资产高达1.189万亿美元。[6]显然，在资本流动越来越便利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对富豪们征收遗产税愈加困难，遗产税的财政收入功能和调节贫富差距功能被削弱。
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征收遗产税的建议
尽管遗产税税制复杂、征收成本高，不符合效率原则。为了调节贫富差距，多数国家依然开征遗产税。中国贫富差距已超越警戒线，需要遗产税调节贫富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基尼系数在2010年达到了0.47。这一数字已超过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0.4的警戒线，达到部分拉美国家的水平。[7]
开征遗产税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降低遗产税对经济效率的损害程度和有效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台湾遗产税改革经验。为了吸引资金回流，2009年1月，台“立法院”通过“遗产及赠与税法”修正案，“遗产及赠与税法”将原来实行的最高税率50%的多级税率，调降为单一税率10%；遗产税免税额由700万元（新台币，下同）提高至1200万元，赠与税免税额由111万元提高至220万元，分期缴纳由12期延长为18期。[8]该项改革在台湾取得了较好效果。在台当局降低营业税、遗产税以及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影响下，台吸引外资首次实现3年来正增长，2011年前11月台当局核准外商赴台投资金额44.8亿美元，同比增长34.6%。[9]
中国台湾遗产税改革为什么取得较好效果？关键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税制目标由注重公平向兼顾公平和效率转变，实行简税制、低税负、高免征额遗产税制度。简税制降低了税收成本，低税负有利减弱富豪避税动机，高免征额保护了作为社会稳定基石的中产阶层。总的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台湾的简税制、低税负、高免征额遗产税制度降低了遗产税对经济效率的损害程度和有效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因此，建议中国的遗产税借鉴中国台湾经验，实行简税制、低税负、高免征额遗产税制度。首先是简税制，最好实行单一税率，如果是多级税率，税率等级不应超过3级。其次是低税负，具体税率多少，参考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向境外转移资本的成本，税率不应与向境外转移资本的成本相差太远。否则诱发资金流失。最后应实行高免征额，以培育和保护中国中产阶级。
参考文献：
资源配置国际化是产业国际化的实质内涵，产业形态国际化是产业国际化的表现。而获得资源优势是建立区域软件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加快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能力，必须了解资源配置的途径和特征。
要素配置的全球化
从资源要素角度衡量，一个区域(或国家)的产业国际化水平的提高就意味着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的提升，竞争力之本存在于资源配置能力之中。
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从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及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活动中提升对国际战略资源的配置能力。信息经济时代，参与国际资源配置的成本大大降低，这样不仅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带来便利，也为落后国家或地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资源配置带来了更大的可能。这种成本的降低来源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局部消除，来源于经济活动透明度的提高。软件产业作为一种具有典型知识经济特征的产业，其依托的资源主要不是先天的自然资源，而是依靠后天资源的积累。教育和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等就是资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随着区域环境的改变而改善。
产业形态的国际化
产业资源配置的全球化是通过国际化的产业组织、产业渠道和产业服务平台实现的，无论是服务贸易、技术贸易还是货物贸易都是如此。为准确表达产业形态的国际化，笔者将它归纳为产业组织国际化、产业活动国际化、产品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四个重要方面。
产业组织的国际化
产业组织是产业国际化的主体，区域(或国家)的产业国际竞争能力最终只能表现在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上，因此可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际竞争能力的载体。推进本地软件企业国际化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如何提高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即全方位提升软件企业的技术、人才、资金、管理和市场等方面国际化的问题;其次，如何建立服务于企业国际化的海外市场服务组织和海外企业孵化组织，即建立高效的海外产业服务体系的问题;最后，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跨国公司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即加快引进海外企业、人才、技术和资本等问题。
企业组织国际化与管理国际化密切联系，国际化的企业需要国际化的管理能力，需要国际化的人才。要推行国际公认的质量认证和评估体系，规范企业的开发生产、质量管理过程。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上，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在资金结构、分配制度、用人制度等方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按国际惯例管理。
市场的国际化
市场国际化隐含了双重含义，即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市场的一体化。随着全球经济体系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无论是从产品、技术还是服务来考察，国内市场是大区域或全球市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全球市场的一体化是经济国际化的重要环节，它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市场舞台，世界顶级的软件企业需要世界一流的供应商和一流的客户为后盾，全球渠道网络化是跨国公司经营的目标。
产业活动的国际化
许多跨国经营活动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商业行为，而不是作为公司战略来实施的。但是，如果公司确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就要通过营建跨国的经营管理网络来实现，产业活动的国际化应运而生。这些产业活动可能涉及企业管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支持和服务等一切企业经营行为，许多活动现在都可以基于网络进行。实现产业活动的国际化，可以通过直接投资建立独立海外公司或建立合资公司，也可以通过技术、营销等方面的合作建立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
产品的国际化
技术、标准、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对软件产品的国际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专业开发人员外，无论系统软件、支撑工具软件还是应用软件，本地化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行业应用领域和大众软件产品市场，当用户为非计算机专业用户时，产品本土化更是重要。如果企业选择软件产品出口方式，就意味着不仅要把握技术通用性，还要熟悉出口国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等非技术因素对产品营销、技术服务所带来的影响。软件的技术、标准和信息在全球的滞后有时只有几小时，有的甚至是同时的。
软件产业国际化特征
在国际领域内的产业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是软件产业国际化的重要特征，垂直分工源自于价值链细分和专业化分工，区域的水平分工是由资源配置状况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则所决定的。因此，不同的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但是价值链上任何一个节点都能形成竞争优势，不同地区在选择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在国际化进程中，区域软件产业发展的追求目标不仅要在产业垂直分工中争取获得一席之地，并且能够使价值链逐步提升。在产业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并存的情况下，如何获得、提高竞争优势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本地化与国际化紧密结合
作为高度国际化特征的产业，软件产业国际化进程是本地化与国际化紧密结合的产物。跨国公司进入和拓展本地市场，也是人才、服务、产品、资金本地化的过程。市场份额是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但是全球市场的需求又表现出个性化和地区性的特征，它与地理、人文、观念、习惯等非技术因素相关联，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和意愿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基于本地的售前、售后服务尤为重要，不熟悉客户和应用，就根本无法满足客户需求。
跨国公司是国际化主要载体
软件产业国际化与国际性垄断紧密联系在一起，大的跨国公司或以技术、产品或以既有市场为工具垄断了国际软件市场。跨国公司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化，跨国公司是技术、资金、市场、人才国际化的主要载体。同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对全球资源流动的影响还通过其企业内部资源的流动来实现，跨国的经营网络实现了资金、服务、技术等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蔡拓教授梳理了中外学者关于全球政治的概念的界定，指出了人们理解的差异之处。他将全球政治界定为:“全球政治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为轴心，以全球为舞台，以全球价值为依归，体现全球维度的新质与特点的政治活动与政治现象”。我们认为全球政治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价值的指引下，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超越传统国家边界，就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与合作的政治现象或政治行为。全球政治体系就是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在对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和协商中形成的“一种多头政治的‘混合主体体系’”。全球政治涵盖了国家政治、国际政治、世界政治，它包括“世界政治的各个层面:文明社会的内部事务，诸如人权、民主、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人权、权利、环境、贫困、社会公正、阶级和男女平等，以及从传统意义上讲内容比较狭窄的国家间政治”。全球政治关系交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包含了更多主体和更广泛的议题，具有丰富的内涵。
二、全球政治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的发展轨迹已经清晰可见。虽然全球政治还未最终形成，但众多的全球政治现象和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从它发展的轨迹中归纳其特征。全球政治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球政治的主体较国际政治显著增多。全球政治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国家;二是非国家行为体。第二，全球政治具有包罗万象的全球议题。全球政治的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政治中的议题;二是冷战后全球舞台上出现的全球性议题。
(一)多元化的政治主体
全球政治主体较国际政治主体显著增多，全球政治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性质相似的国家;二是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族团体、地方政府、个人等。这两类行为体在全球政治中拥有平等的地位，但在具体运作模式、价值取向、发挥的作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
1．国家是全球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凭借其完善的组织形式、雄厚的经济实力、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优越的执行能力等在全球政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对于全球议题的产生和解决，往往起到主导性作用。一方面，全球化给予了国家强大的压力，并使得国际政治产生了许多重大变革，如今的国家已经丧失了唯一主体的地位，而且部分被侵蚀、削弱。另一方面，国家虽然在全球化面前显得很脆弱，不能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但也应该承认它支撑了全球化。国家也在积极的适应全球化的发展，并利用全球化这把“双刃剑”，促进本国的发展。
2．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在全球政治中占据绝对优势，并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球层面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建立在政府之间正式政治关系之上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随着全球政治的发展，国家共同利益的增多，政府间国际组织开始逐渐超越国家利益追求全球共同利益。非政府组织也可以称为民间组织，往往是以非营利为宗旨而组成的，例如、绿色和平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兴趣或方向，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的利益，他们不受特定利益的约束，可以依靠全球性的规模，灵活自由独立的开展工作，并在其专业领域主导着事态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以其一定的行为能力、公正的价值取向、专业的政治作为等成为全球政治的一大亮点，某种程度上诠释了全球价值，代表着全球政治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既是一个经济的实体，也是一个政治的实体。跨国公司拥有巨大的经济活动能力，以至于全球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跨国公司的存在及其作用。他们作为典型的营利团体，从事经济活动时往往脱离母国控制，而依靠市场指向决定其行为，这极大的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这也让国家感到难以控制，而他们“甚至被看作导致国家地位和作用下降的最主要力量”。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削弱，有效的侵蚀了传统国际政治中“至上”的观念，让全球政治的出现成为可能。
地区层面的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民族团体、个人等。随着全球政治的发展，地方政府不仅仅局限于与同级别的行政单位交流，还出现了不同行政级别交叉交流的现象。地方政府交流一般表现在教育、文化、运动等方面，较少涉及政治、安全等。地方政府作为全球政治行为体，他们之间频繁的交流，进一步冲破了传统国家界限的藩篱，让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更加难以辨认，从而模糊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界限。民族团体又可以称为民族解放组织，是指受到统治和压榨的种族集团，他们往往以建立自己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展开斗争，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等。三次民族解放高潮以后，当代社会这种民族解放组织大大减少，但他们为了自己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仍然在不屈不挠地开展抵抗运动，矢志不移地争取民族独立。个人作为全球政治行为主体的存在，往往被忽视。这里说的个人并不是指一般市民或大众，而是指那些与国家权力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与国家保持一定距离并能够发挥超国家作用和拥有巨大影响力，具有一定社会地位、能力的个人。他们通过既有的社会地位或者在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全球政治中的独立行为体。他们往往摆脱狭隘的政治忠诚，保持着自律性，以全人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最高价值，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例如，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不遗余力的致力于伊朗浓缩铀调查即是为了全人类的安全。
(二)包罗万象的政治议题
全球政治包含丰富的政治议题，从传统的、安全、军事，到当代的生态、能源、金融、卫生等等都是全球政治关注的对象。在这里将全球政治的议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传统政治中的议题，如国家的捍卫;二是冷战后全球舞台上出现的全球性议题，如全球变暖问题。这两大类议题共同构成了全球政治丰富的政治议题。
1．传统政治议题并不因为全球性议题的大量出现而销声匿迹。只要国家仍然是全球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诸如、安全之类的传统议题就将始终在全球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人们生活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这是不论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承认的逻辑起点。只是这个无政府的社会中，国家间不再如现实主义描述的那般为了生存而人人自危，也并没有达到像自由主义期望的那样———合作在国际机制的保障下遍地开花。只是因为冷战结束20多年后，人们的冷战思维逐渐弱化，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给予了人们合作、共赢等新思维。因此，在表象上传统政治议题似乎被弱化了。如果仔细观察国际政治现象可以发现，这些议题已经渗透到国家的每一根神经。国际政治是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议题既然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那当然在全球政治中也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国家对于的维护，在全球政治中随处可见。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关系是国家的存在的象征，互相尊重原则是保障世界和平的基本法则。全球化对国家的削弱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但这种削弱绝不是强盗式的入侵与掠夺，而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与相关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签订和约来让渡部分经济。而对于国家的政治，这是不论全球化如何发展都不会减少其重要性和敏感性的。政治这一主题在全球政治上将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安全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其在传统国际政治议题中占据绝对的位置，在全球政治中亦是国家紧抓不放的根本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因为安全问题而引发的冲突难以计数。不论是人们还是国家，首先要保证的就是自己的存在，然后才可能谈别的利益诉求。安全议题在全球政治中处于根本地位，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意识形态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较少被提及。冷战结束后，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社会福利等方面，不再热衷于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只是在表象上减少了，大多转为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暗地里进行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渗透。因此，意识形态这一传统议题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就算表面风平浪静，暗地里亦然波涛汹涌。
2．全球性议题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单靠国家或政府间组织难于驾驭，需要国家同非国家行为体合作控制或解决。从现在全球舞台上出现较多的议题来看，大多集中在生态、能源、经济、卫生、人权等方面。生态议题主要包括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森林锐减、土地沙漠化扩大、湿地减少、水资源污染和短缺、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全球政治关于能源的议题，主要是围绕以石油为代表的不可再生能源展开的。由于石油、天然气、煤炭等不可再生能源是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对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世界上关于能源的争夺近乎白热化，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是能源争夺战的典型代表。同时，如何降低能耗、延长不可再生能源使用周期、开发可替代能源等成为众多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关心的问题。经济议题是全球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议题，也是对于全球政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议题。经济议题所包含的问题比较广泛，例如:市场、货币、信贷、金融、投资，等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增进了经济相互依赖，这使得经济活动敏感性增加，经济议题所牵涉的范围和影响的对象也更为广泛。卫生议题牵涉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在全球政治议题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为国家和人们所关注。全球卫生议题主要包括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改善公共卫生、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促进人类健康生活等。卫生议题往往能真正诠释全球价值，为了人类健康、和谐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全球政治的发展点亮了希望。从以上全球性议题中，我们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全球性议题的共同之处。这些议题都具有公共性，折射着公共产品的特征。但他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又不属于公共产品，因此他们可以在全球这个大集体中被提供。他们拥有着类似于共同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却又比公共产品对于个体的吸引力大，因为他们往往关系到个体的切实利益，因而不能等闲视之。
三、全球政治的缩影:欧洲一体化
如上所述，国际社会发生的变化已经昭示着一个全新的全球政治的时代已经来临。全球政治改变了国家不可让渡的状况;全球价值正逐渐被各行为主体认同并践行;全球政治决策模式日趋平等、民主、透明。而全球政治的这些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欧洲一体化来观察，可以说，欧洲一体化是全球政治发展的初期缩影。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伴随着各种专门性的国际组织的纷纷建立逐渐勾勒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两条主线，展现出其强劲的爆发力和顽强的生命力。欧洲一体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经欧共体到欧盟的发展历程，在经济一体化部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功进行了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建成了统一大市场，发行了单一货币欧元。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以欧洲共同核心价值为基础，以实行共同外交和自主防务为主要目标，涉及到成员国高级政治领域的让渡。欧洲政治一体化实质上是对主导了国际社会三千多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进行挑战，并力图超越其而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虽然欧洲政治一体化面临重重阻力，并屡屡遭受挫折，但伴随着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政治一体化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无论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还是欧洲政治一体化的发展历程都折射着全球政治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中去列举两个例子:案例一，《罗马条约》。1957年2月25日，煤钢六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统称《罗马条约》。条约规定在成员国之间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逐步实现关税同盟、实现共同农业政策，共同体在特定的与非成员国的对外关系领域实行共同政策。统一大市场是以关税同盟为基础的，这不仅意味着取消了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更重要的是成员国将制定对第三国的共同关税，并且制定市场上各种商品贸易的规则。这表明，欧洲经济共同体经过谈判成功的实现了成员国在制定关税方面的经济的让渡，从而使得欧洲经济共同体更多的领域具有了超国家性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让渡可以被看做全球政治挑战传统国家体系的一个侧面。案例二，欧共体(欧盟)东扩。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加入欧共体(欧盟)的国家不断的增多，这表明欧共体(欧盟)吸引力非同一般。这种吸引力除了来自经济收益方面，还有价值认同。这些国家申请加入突显了正在建设中的欧盟的实质，即它不仅仅是一个人员和物资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而且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个价值共同体以欧洲共同为核心理念，以让渡为操作前提，以共同体机构为运行载体。正如欧洲一体化开启之初，各国联合在一起的实质也是要追寻一种欧洲共同价值。这种欧洲共同价值具有着与传统的维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价值所截然不同的特质，可以被看作全球政治发展初期全球价值的类型之一。总体而言，从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以欧共体(欧盟)为载体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不断挑战着传统国家观念，在一定范畴内超越了国家模式，在部分领域改变了国家中心地位，探寻着国际政治新的发展方向。全球政治的主体、议题以及上文所论述的全球政治的特征都已经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欧洲一体化是全球政治的一个缩影。未来的全球政治的发展，将会是欧洲一体化的放大。
四、小结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任何一种理论的建立和完善都离不开一定的方法。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全球化的论坛上，之所以观点林立、论争四起，除了研究者本身的立场、观点外，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因此，科学的经济全球化理论有赖于科学方法论的确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对于当前以科学的态度探讨经济全球化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科学方法，严密地构思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构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方法和结构问题上重大突破的内在势能，就是《导言》所创立的总体方法论。总体方法论是马克思留下的极其宝贵的理论遗产。笔者就这一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留给我们的重要启迪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
马克思总体方法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研究的对象和对象的研究中把握总体的生成和再现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总体方法论形成的必要前提，而总体方法论的形成及运用，则进一步完善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而为科学地理解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及其在理论体系上的再现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看作是“富国裕民”，大卫·李嘉图看作是对“分配规律”的研究，西斯蒙第看作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他们都没有科学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由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的局限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他们没有建立科学的方法论造成的。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独特地位。他已敏锐地觉察到：对社会整体结构关系的把握，是确立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必要前提。以此而论，马克思就已超越了他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成就。
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在创立唯物史观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力的运动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理论、观念”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理论，形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过程相统一的整体观念。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选取生产关系这一特定层次，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导言》开始部分，马克思就提出了“生产是总体”的命题。这个命题包括四方面内容：(1)作为总体的生产，尽管都有其一般规定性，但有意义的是生产的特殊的社会性，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统一性而忘记本质的差别性。(2)作为思维的客体，生产总体是既定的，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时代的生产总体。(3)生产总体不仅具有特殊社会性和既定的历史性，而且还有“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问题，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再现关系问题。(4)在生产总体内的各构成要素之间，既不是彼此分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有序的结构关系。
在“生产是总体”命题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导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进一步把总体分解为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科学地阐明了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的序列关系。他认为，在“现实的人”的面前，作为总体的生产，一开始只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是一种“实在和具体”，是一种“具体总体”。这里的“具体总体”只有经过思维加工，并且在思维中使之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时，才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一“总体”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总体，而是作为主体的总体，即作为再现在人的思维中的“思想总体”。因此，思想总体起始于具体总体，另一方面，思想总体又再现具体总体。
从总体生成和再现的全部过程来看，马克思对总体方法论的理解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基本要点：(1)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具体总体，是社会关系整体这一大系统中的最深层的结构。(2)思想总体对具体总体的再现是一个过程，过程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因为具体总体作为社会经济运动客体，是独立于思想总体而存在的，是用思维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3)构成思想总体的基本要素是经济范畴。其基本特征是：范畴所反映的“主体”及范畴本身的既定性；范畴对“主体”反映的局部性和单面性；在总体内，范畴的先后次序的排列，并不取决于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即取决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中的地位。
（二）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和完备性
构成思想总体结构的基本要素是范畴。其具有自然规定性和社会规定性的二重性，或者一般规定性和特殊规定性的显著特点。在《货币》章中，马克思提出商品“二重存在”的问题。(1)商品所具有的二重存在形式：作为产品的自然属性和作为交换价值的社会属性。(2)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总体中的商品范畴，它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也具有二重的存在形式：作为具有一定的交换价值的商品和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存在的货币。在《资本》和《价值》章中，马克思结合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对总体结构中范畴的二重性的基本性质作了补充论述：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劳动及其物质对象尽管都包含着社会规定性的范畴，它们之所以成为总体内的要素，并不在于它们具有“一切生产时代”都有的一般的社会规定性，而在于具有适合既定的总体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性。第二，一般地说，总体结构中范畴的自然属性，只起着社会属性的物质承担者的作用，范畴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清晰地阐明了范畴中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转化的特殊规定。因此，笼统地认定，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并不符合马克思对总体结构的理解。
构成思想总体要素的范畴，不仅具有二重性，而且还具有完备性。作为总体要素的范畴，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的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最现代的社会”意义上的范畴，并不断开历史的链环，相反，它要极力映现出范畴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这是因为：(1)，完备的范畴中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过去社会中范畴发展的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2)完备范畴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范畴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在既定的总体结构中，范畴的完备性就是范畴内在规定的纯粹性和一般性。总体结构中，各种现实关系同它们范畴的规定都被看作是相一致的，或者说，范畴所概括的只是各种现实关系的一般性质和纯粹形态。
（三）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关联性及开放性
构成总体结构的要素是范畴，而范畴间确定的联系受制于总体又决定了总体结构的性质。首先表现为范畴转换的有序性。马克思对有序性问题做了以下三方面的论析：(1)在总体结构中，范畴的次序并不以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为根据，而是完全取决于它们在既定总体内部结构中的地位。(2)在一定限度内，范畴转换的有序性与现实历史过程中范畴形成的次序具有同一性。(3)总体结构中范畴转换的有序性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表现为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层次转换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同一层次间规定性不同的范畴之间的转换关系。
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的关联性指的是范畴运动中同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马克思对资本积累和资本原始积累这两个范畴转换关系的理解，集中反映了范畴运动关系性的基本性质。在总体结构中，资本原始积累范畴和资本积累范畴之间的转换，必然呈现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历时性。第二，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同时性。通过对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范畴历时性关系的考察，一方面深化了对总体各范畴运动连续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深化了对总体自身的运动趋势的认识。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总体结构中范畴运动关联性的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也为我们理解总体方法中历史和逻辑之间的统一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思路。
总体结构的开放性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从整体意义上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构与反思上，即马克思从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五篇计划”，到提出“六则计划”，最后到提出《资本论》四卷结构的变化上。批判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结构变化问题的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方法论上的确定性，并不能取消马克思政治经济结构上的可变性。“五篇计划”和“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构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外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内在结构的理解，并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总体是在对具体总体的反复的探讨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因此，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内在结构理解的深化，必然引起外在结构形式的局部变化。总的来看，马克思最后形成的《资本论》体系尽管没有舍弃“六册计划”，但它也不单纯是原先“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资本》的一部分，而是做了许多修改的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从来不认为自己既定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终极的、封闭的结构。相反，随着对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研究的深入，马克思也不断完善和发展反映这一结构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范畴。通过对具体的反复研究，通过对具体总体发展中呈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反复研究，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也不断做出修正，以使思想总体更准确地再现具体总体。这正是马克思总体结构开放性的实质所在。
二、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时间，有的学者上溯得较早，认为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同时也认为，《共产党宣言》已经对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和特征作了基本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事实。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确实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但是，这些并不构成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征象。实际上，经济全球化的出现是以两个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一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力量的迅速膨胀并成为连接各国、各地区经济交往的纽带；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势力的扩张。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可从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至今已经走过360年的历史进程。这360年，大体可以120年为一时段分作三个阶段，即从1640年到1760年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立阶段；从1760年到1880年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从1880年至今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撇开前两个阶段不说，从1880年开始的最近120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演进和调整是以垄断为主线的。其中前60年为私人垄断，接着40年为国家垄断，最近20年为国际垄断。正是由于在120年间，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具有现实可能性。如果说，跨国公司的迅速膨胀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微观基础，那么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就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宏观条件。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既不可能脱离跨国公司发展的基本事实，也不可能脱离垄断资本国际化的基本事实。这两个基本事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形成的，因此，经济全球化是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已经成为经济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热”的程度甚至超出经济学界。许多研究者从五个方面来概括“全球化”的内涵，即把经济全球化视作对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五个方面全球化的概括。这是有其合理性的。第一，这是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角度来理解问题的，所涉及的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和信息等资源、要素或条件，都同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直接相关。第二，这是从市场经济作用和范围的扩大角度来理解问题的。经济全球化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大大突破了资源配置的界限，使资源配置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就是期望本国资源或要素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最优配置；经济全球化也确实为各国资源或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不容否认，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在经济形式方面进步的重要表现。对经济全球化只作以上这些理解，显然是有局限性的。因为这些理解主要还只停留在生产力层面和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上。既然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我们就不能只作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层面的分析，应该提出新的任务，要研究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部发展所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要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着力于国际经济关系新变化中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伊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提出了“世界体系论”。我们未必赞成“世界体系论”的所有观点，但“世界体系论”毕竟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即如何从国际经济关系的整体上来理解世界经济体系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就是最近30年来逐渐演变而成的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初，还没有经济全球化的说法）。沃勒斯坦提出的“中心一半—”的“世界体系”学说，既从整体上描述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强调了世界经济运行上的统一性，又分解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研究了“中心”、“半”和“”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阐述了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格局及其性质。沃勒斯坦的观点，对理解当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是有重要启示的。
在对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本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第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效率与公平背道而驰。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越来越走向“趋同”，而是越来越走向“两极分化”。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强调全球经济的所谓“一体化”、经济利益的所谓“共同性”，但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在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突出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对这三个并行但却相悖事实的深刻理解，必然进入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层面。
三、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的总体方法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意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分析方法分析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透过经济全球化的现象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1.对经济全球化概念的把握，一是必须从总体上而不是从某一方面进行整体的理解，二是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范畴出发对其给予较为准确的阐述。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的全球化过程和一定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过程。既是指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全球化范围内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也是指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各种不同类型的生产方式在全球经济中的现实体现。从生产力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在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经济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度融合，并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通过技术更快更广泛的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考察，经济全球化是由于资本的扩张本性和增值需要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相互融合日益紧密，逐渐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的过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逐最大化利润，因而资本的扩张必然带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具有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产生，并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社会属性体现经济全球化下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二重属性，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能量和利益的同时，也给国际生产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超越与国家的矛盾和对立以新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世界经济中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正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起来的。
2.确立经济全球化研究的视角。当前国内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大多是从生产力层面的角度，集中于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配置的变化上。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要重视生产力层面的研究，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生产力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必然会促进全球范围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和产业结构的最优调整。但是，作为对一种国际经济现象的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层面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而必须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体现的国际经济关系或国际生产关系。因为如果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中把生产关系从经济全球化的整体研究中分离出来，就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经济全球化的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本质，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当然，这绝不是说，研究经济全球化时只是抽象地、孤立地研究国际生产关系，而是要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层次上的上层建筑来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并且把这种研究放在特定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相互依存度的提高，才使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全面的、自由的流动，世界各国经济更紧密地联结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各种资源流动方式，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经济的变动相互影响、互相制约，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或者说，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才有利于垄断资本对垄断利润的追求和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获得。因此，研究经济全球化必须联系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总之，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社会的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理解国际生产关系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必须把国际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经济全球化的本质，从根本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基本特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还必须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相互联系上确立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生产关系的研究，把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放在“世界生产力发展——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经济基础）国际上层建筑”为主要序列的社会结构当中，形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整体观念。
3.运用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生产关系，主要是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是总体”的命题和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的构成总体方法论的两个基本用语：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来研究国际生产关系。
(1)对经济全球化的研究，既要研究其一般规定性，即研究“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但更有意义的是其特殊的社会规定性，即在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层面问题的基础上，研究世界经济中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出现的新的大量不平衡、不平等和不稳定现象及其产生的根本原因。
(2)对国际经济关系历史性质的认定，是理解经济全球化下的全部国际经济关系现实运动及其发展趋势的前提，因而也是揭示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经济关系内在本质及其运行过程和趋势的前提。也就是说，要把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作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对国际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寻找其固有的内存联系，揭示其发展规律。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总体方法运用时所研究的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历史上正在形成的范畴，而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中最成熟、最完备的范畴。也就是说，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是从资本主义的最初扩张时期就开始了，从自由市场制度的建立时期就已经具有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马克思也就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和说明；但是，作为最成熟、最发达的范畴，经济全球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才形成起来的，这才是我们运用总体方法分析的经济全球化。它也没有切断而是要极力映出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因为，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成熟的、完备的经济全球化所留下的历史的印迹，对探索资本主义360年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且，完备形态的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完善过程，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
(3)运用思想总体把具体总体的结构和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再现出来。即从理论上透过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现象把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揭示出来。即从现实来看，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基本资源和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生产、贸易、投资、金融、信息等能够或者相当大程度上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可能或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的经济现象的总和。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技术发展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我们运用思想总体再现的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总体决不是这种生产力层面的表面现象，而应该是市场经济蕴涵的国际生产关系的实质，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上面提到的三个并行但却相悖的事实。
4.运用马克思总体方法研究经济全球化，要突出对马克思总体方法的理解。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可以概括为总体性、社会性、制度性、历史性和阶级性五个基本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深刻地蕴涵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总体规定性、社会规定性、制度规定性、历史规定性和阶级规定性的理解。这些对我们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研究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在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认识中，我们应该从总体上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理解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研究经济全球化中不同制度的规定性，研究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定性等等。我们应该把马克思的总体方法结合于现时代国际经济关系新的实际的研究之中。经济全球化研究中的非社会性、非制度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是当前阻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和创新的主要根源之一。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于国际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的形成不仅是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学、历史学的，而且作了、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的丰富的，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列宁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研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从“说明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的高度得出了“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等一系列科学结论”。列宁认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列宁经济国际化思想亦即全球化理论的集中表达。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著作发表已近百年，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由其转化而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进而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或者说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列宁指的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经历列宁所论述的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称之为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从本质上说虽然依旧是在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的变化，但确实是重大变化，甚至是某种质的变化。
“注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是同志一再要求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有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和根源即转变的内在机制、影响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和阶段性特征，以便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主要的是对于我们在揭示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中，利用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二、梳理与辨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以及建构在金融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和时展的高度，对前人研究成果合理吸收、辩证扬弃、科学把握的结果。在金融资本概念界定上，列宁虽然较多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的影响，借鉴了他的一些观点，但不是照搬移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现实，给以科学改造。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而这一重要因素恰恰是希法亭所忽略的。列宁进一步分析认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积聚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列宁指出，随着银行的集中，大工业更加依赖少数大银行，同时大产业资本家为不被银行控制，也开始向银行渗透，因此，“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在列宁看来，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列宁认为，垄断资本有多种形式，最简单的形式是短期的价格协定，一般的形式是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和康采恩，而典型形式或最高形式是金融资本。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帝国主义时代五大基本特征的概括，准确把握了金融资本关系从国内垄断向国外垄断扩张的特征。
列宁认为，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列宁对帝国主义历史地位做了准确概括。关于帝国主义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即金融垄断资本的“过渡性”，如列宁指出：“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列宁在科学分析和把握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中，尤其重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重要作用，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给予重点论证，并且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与特征，既指出金融资本的私人垄断向国家垄断转变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人口”，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表明它的发展对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帝国主义战争是由于金融垄断资本对世界领土瓜分不均所导致的，而帝国主义经济政治不平衡发展则是基于对金融垄断资本主轴分析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到现实的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疑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取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因此，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国胜利学说，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十月革命作为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制度实践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中展开的一个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激荡、砥砺运行中产生的社会制度效应。
因此，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是科学的，列宁在金融垄断资本科学范畴基础上建构的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基本结论也是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是当今指导认识和把握新时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和规律的理论依据。当然，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说列宁当时所作的分析及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绝对真理。恰恰说明，随着时展，不仅需要对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加以拓宽，也需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进一步发展其帝国主义理论即金融垄断资本理论。这是因为：一是二战以后，尤其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银行一统金融业的局面已被打破；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金融自由化、资本国际化的趋势的进一步增强，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创新不断出现，尤其是计算机、通讯、网络技术的大发展和广泛运用，一个规模空前、真正的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并迅速发展。
那么，在这种新时代背景下，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如何既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西方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反映时代特征，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变化的现实呢?
金融垄断资本属于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的一种形态，是资本运动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垄断资本，特别是非金融垄断资本，如果我们把列宁关于“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这种融合与混合生长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称为
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话，那么现代金融垄断资本则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基础上拓宽为：金融垄断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非金融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还可以由金融业垄断资本和非金融业垄断资本平行组成。这种业已拓宽了的金融垄断资本的新概念既是对列宁时代金融资本概念合理内核的继承，又是一个“时代超越”。
金融垄断资本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与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总称，既是列宁所指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通过银行与企业的相互渗透和参与而形成的金融垄断资本或垄断组织，也包括在传统金融垄断资本概念基础上深化拓展，即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融合与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权势资本。狭义的金融垄断资本是指能够产生收益的金融资产，包括债务工具、权益工具及其衍生的金融工具等具体形式。
金融资本是历史范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金融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高形态，垄断是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息性、运动性和国际性等特性。金融资本概念的形成、深化拓展，或者说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转化，揭示了垄断资本的实质、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向。
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金融垄断资本作为极大的权势资本对经济社会的控制力上。金融垄断资本概念不仅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融合为金融资本，而且还揭示了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发展趋势，涵盖了国家垄断资本或国家垄断财团在战后的崛起，反映了国际垄断资本或国际垄断财团在20世纪70、80年代特别是90年展的新趋势，这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也是金融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强化的过程。
因此，金融垄断资本概念、范畴的进一步厘定和拓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实践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金融资本理论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为当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新发展提供了进一步认识的理论武器。同时，金融垄断资本概念的界定，也为我们进一步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金融垄断资本不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金融垄断资本属资本范畴，是资本存在和演进的最高形态，它区别于非金融垄断资本。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属于制度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形式，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是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阶段内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现代金融垄断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除了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制度本质属性相同外，还表现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不同发展的阶段性制度特点。因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两者有内在联系，但不能等同。
那么，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否等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呢?我们把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置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考量，从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关系中可以更进一步的把握。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资本全球化等诸多方面，其中资本(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这无论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历史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素的结构来看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从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来看，资本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无限追求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不断运动，尤其是通过不断的对外扩张得以实现其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资本演进扩张的最高实现形式就是金融资本，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史就是金融垄断资本不断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或者说，金融垄断资本作为资本运动的最高形态包括从传统金融垄断资本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的演进，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从经济全球化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关系来看，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先导，生产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前提和条件，而资本(金融)全球化则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和灵魂。因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现代金融，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必然也是金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发展到更高层面则演化为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以金融垄断资本要素为主导的全球化。金融垄断资本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形成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全球化达到最高程度的集中体现。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金融垄断资本的内涵会愈加丰富，金融全球化的特征会更加凸显，但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等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体育赛事按照影响范围和开展规模，可以大体分为区域性赛事和广泛性赛事。选择正确的体育赛事开展类型，对于推动该运动项目的发展，全面发挥其经济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为了进一步推动乒乓球体育赛事的开展，本文从与乒乓球赛事相关的四个体育赛事特征出发，结合乒乓球运动自身特点，对乒乓球体育赛事开展类型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对该项目到底适合于发展区域性赛事还是广泛性赛事做出简要判断。
一、影响乒乓球体育赛事开展类型选择的赛事特征
第一，聚集性特征。体育赛事项目具有高度的聚集性，在体育赛事举办期间，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聚集，形成特有的集合效应。这种短时间内的集合效应是体育赛事对举办地产生综合影响的根源，也是判断体育赛事开展类型选择的重要依据。
第二，体验性特征。体育赛事是一种“体验经济”已经成为各界的共识。在体育赛事现场，对于体育赛事消费者来说，体育赛事消费是一种娱乐消费，是一种诉诸服务业的体验经济方式。正因为体育赛事的这一特征，使得很多体育运动迷对观看高水平的体育赛事乐此不疲，这也是促进体育赛事举办地旅游业、给举办地带来新资金的关键所在。
第三，外部性特征。所谓外部性是指一定的经济行为对外部的影响，从而造成私人（企业或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相偏离的现象，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判断乒乓球赛事适合于开展那种体育赛事的时候，除了正外部性带来的拉动效应，还要充分考虑到体育赛事开展的负外部性，从而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
第四，综合性特征。现阶段，对举办地来说，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活动，它是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大汇集。由于举办体育赛事需要调动大量的行业和相关产业协同运作，因此，在探讨乒乓球比赛开展类型时，要全面分析体育赛事对举办地影响的综合性，同时还要多方面评估硬件设施和体育赛事经济商业氛围，以及赛事文化氛围对赛事举办产生的影响。只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通过合理的规划，才有可能实现体育赛事作用的最大化。
根据这四项评估体育赛事开展的特征以及乒乓球的运动特点综合来看，本文认为，乒乓球运动并不适合开展成为广泛性体育赛事，而应该以我国作为区域限定，发展成为区域性体育赛事，具体分析如下。
二、乒乓球赛事不适合开展为广泛性体育赛事的原因分析
第一，乒乓球缺乏当今世界流行体育项目的基本特征。
与当今世界职业化程度高、流行范围广的体育项目相比，乒乓球运动在自身运动特点上劣势明显。乒乓球不但球小，而且技术动作非常精细，现场观众很难通过比赛捕捉到球员动作技术的细微变化和精髓。除此之外，乒乓球运动场地狭小、隔网对抗局限、上场人数限制等其他项目自身特点，基本都不利用观众现场欣赏，也不太利用电视转播。这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了乒乓球赛事相较于其他世界职业体育流行项目体验性特征不足，因此很难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欢迎和流行的体育大众项目。
第二，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失衡。
回顾世界乒乓球竞技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乒乓球运动除了发展初期在世界各地竞相蓬勃发展外，从1981年中国首次囊括世乒赛七项冠军开始，时至今日，在世界乒坛中中国的领先局面已到了难以撼动的地步。而和中国的新人辈出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其他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几乎可以用“可怜”来形容。
除了乒乓球人口和投入的减少，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愿意关注乒乓球的人数也在逐渐减少。除了乒乓球运动自身缺乏娱乐精神和中国队长期制霸造成的观赏性下降，还有其他热门体育赛事项目带来的巨大冲击，多种原因共同作用使得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乒乓球运动越来越受到冷遇。
第三，乒乓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存在认同矛盾。
当前，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区域对于乒乓球文化的认识仍然相差甚远，这是乒乓球文化国际传播的主要瓶颈之一。在乒乓球的发源地英国，乒乓球项目只流行于娱乐场所，而非专业领域。而在美国，乒乓球至今也从没被当做一项正式的体育运动，更多是看做一项游戏。可见，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对于乒乓球运动文化的看法仍停留在游戏娱乐阶段。这种经济商业氛围的缺乏和体育赛事文化的缺失，使得乒乓球赛事的综合性特征受到严重的影响，难以发挥广泛性赛事所应有的经济效益和文化影响。
因此，上述三点原因综合来看，乒乓球体育赛事并不适合开展具有广泛影响的广泛性体育赛事。相反地，经过在我国几十年的发展沉淀，乒乓球运动却十分适合在我国范围内开展区域性赛事。
三、乒乓球赛事适合在我国范围内开展为区域性体育赛事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总体看，乒乓球运动本身的运动项目特点符合国人的需求。
乒乓球运动能够在中国维持兴盛，和乒乓球运动自身的特征符合我国国情需求是分不开的。首先，乒乓球运动的参与主体广泛、娱乐性强，从少年到老年，只要有需求，都可以参与。其次，乒乓球运动器材和场地易得，不但可以满足各种层次的运动员需求，还可满足在我国各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薄弱的情况下，因地制宜的开展体育活动的需求。再次，乒乓球运动具有文明性，在比赛过程中，乒乓球更考验运动员的技术、意志品质和智慧，重视的是个人内在的修养，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相一致。
由于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发展的独特运动项目特点，使得在我国范围内开展乒乓球赛事将具备更好的聚集性和外部性特征，在赛事举办期间能够带来聚集经济和正外部性的正面效应，从而更好的发挥乒乓球赛事的作用，达到预期的赛事举办效果。
第二，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具有极高的竞技水平。
乒乓球作为我国的优势项目，在全国体育部门和财政的支持下，教练员和现役运动员都能够专心于乒乓球训练，这种优良的训练条件和政策支持使得我国的乒乓球运动员选手素质一直处于世界霸主地位。此外，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出发，我国同时也培养了一批素质优秀的后备人才。高水平的现役乒乓球运动员和充足的后备人才，保障了我国开展区域性乒乓球赛事的高质量，提升了观众们的体验性，这会极大程度的刺激观众对于乒乓球赛事的观赏热情，对于成功的开办我国乒乓球赛事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乒乓球运动在我国有雄厚的群众基础。
乒乓球运动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作为蕴含中国特色文化的体育项目，它有着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仍然有着世界上最为广泛的乒乓球群众基础，大众参与乒乓球锻炼的比率相当高。这些大量的乒乓球参与者在我国乒乓球赛事举办期间，会形成数量庞大的人流，作为赛事经济活动的基础，人流的大量汇集会使得乒乓球赛事的经济效益得到很明显的提升。
第四，乒乓球运动在我国形成的独特文化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认可度。
乒乓球运动一直是我国引以为傲的一项小球运动，在长久发展中所形成的乒乓球文化，其内涵的集体主义精神更是我国体育文化思想的精髓。长期形成的“乒乓精神”，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不懈奋斗，这种为国争光的集体主义精神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间有着强烈的共鸣。我国的这种乒乓球文化极大的提高了人们对于乒乓球运动的认可程度，这对于乒乓球赛事发展的经济商业氛围软环境建设的提升作用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做到的。
四、结论
综合上述正反两方面分析，本文认为，乒乓球运动并不适合开展世界范围的广泛性体育赛事，而是应该以我国为区域限定，更多的开展区域性体育赛事，这样才能更好的发挥乒乓球赛事的自身特点，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 张林，黄海燕.体育赛事事前评估[M].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
[2] 李荣芝.乒乓球运动的历史演进及跨文化传播研究[D].上海体育学院，2012
1949年5月，普雷维什向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简称拉美经委会》递交了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心—”理论。在这份报告中，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注：Raúl 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tca,Vol.7,No.1,February 1962,p.1.）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大的工业中心”；另一个部分则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在这种“中心—”的关系中，“工业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并不像古典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互利的，恰恰相反，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和“”之间的不同表现和不同影响，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对此，普雷维什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说，技术进步的传播一直是不平等的，这有助于使世界经济因为收入增长结果的不同而划分成中心和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XLIX,May 1959,p.251.）
正是循着上述思路，普雷维什逐步完善了“中心—”理论。概括地说，这一理论主要包含了3个方面的内容：“中心—”体系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体系，具有整体性；“中心—”之间在生产结构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心—”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于所谓的整体性，普雷维什强调的是，无论是“中心”还是“”，它们都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普霄维什认为，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在整个世界的传播而形成的，维系这一体系运转的是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的国际分工。根据这种国际分工，首先技术进步的国家就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处于落后地位的国家则沦落为这一体系的“”。“中心”和“”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发生和传播的不平衡性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中心—”体系的差异性，普雷维什的侧重点在于强调二者在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差异。他认为，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并且迅速而均衡地传播到它的整个经济体系，因而“中心”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所谓的“同质性”，是指现代化的生产技术贯穿于“中心”国家的整个经济；而其经济结构的“多样性”表明，“中心”国家的生产覆盖了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在内的、相对广泛的领域。“”部分的经济结构则完全不同：一方面，“”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是专业化的，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另一方面，“”部分的经济结构还是异质性的，即生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经济部门（如生计型农业）与使用现代化生产技术、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部门同时存在。
“中心—”体系的“不平等性”，是普雷维什这一理论的第三个主要方面，也是该理论的关键和最终落脚点。普雷维什认为，从资本主义“中心—”体系的起源、运转和发展趋势上看，“中心”与“”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是不平等的。
第一，从起源上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决定丁“中心”和“”分别处在发展进程的不同起点上，“”地区从一开始就落后了。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关系形成以前，“中心”和“”当时都处在基本相同的发展水平上，彼此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有限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的逐步确立，这种状况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在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以后，英国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逐步形成了国际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下逐步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即“中心—”体系。在这种体系形成的过程中，英国作为“中心”首先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从一开始就处于有利地位。而广大的“”地区则被迫参与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承担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任务，明显处于不利的地位。
第二，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的作用，“中心”与“”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然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与工业品相比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认为，造成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趋势的主要因素有：(1)技术进步的利益在“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造成后者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机制。在“中心—”体系中，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并使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2)贸易周期运动对“中心”与“”的不同影响，也是“”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普雷维什认为，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在贸易周期的下降阶段，由于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质，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贸易周期的反复出现，就意味着初级产品与制成品之间价格差距的不断拉大，从而使“”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3)在贸易周期的上升阶段，由于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和工会的压力，“中心”国家中的工人工资会上涨，部分利润用来支付工资的增加。在危机期间，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上涨的工资并不因为利润的减少而下调；而“”国家的情况则不同，由于初级产品部门工人缺乏工会组织，没有谈判工资的能力，再加上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竞争，“”国家的工资和收入水平会在危机期间被压低。这样，在工资成本上，贸易周期的不断运动使制成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而初级产品价格则相对下降，其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当然就不可避免丁。(4)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制成品，这样实际收入的增加就会引起制成品需求更大程度的增加，但对于食物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不像制成品那样能够自动地扩大，而它们的需求收入弹性又比较低，因此它们的价格不仅呈现周期性的下降，而且还出现结构性下降。
第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进一步加深了“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普雷维什指出，在“中心—”体系形成初期，该体系的“动力中心”是英国，它所奉行的政策使“”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中心—”体系下获得一定发展的可能性，不对其进口的“”国家的初级产品设置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英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进口系数，普雷维什估计，英国在19世纪的进口系数一直保持着30%～35%的较高水平，从而通过进口“”国家的初级产品而使其技术进步的部分利益也转移到了“”国家，然而，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转移到了美国以后，“”国家和地区就处在了一个更加不利的地位上。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进口系数非常低。普雷维什指出：“因为自然资源丰富和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历来就是一个进口系数较低的国家。而且，这一系数还在不断地下降。当然，在英国的贸易霸权时期，这种下降对世界贸易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注：Raúl Prebisch,"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olped Countries",pp.266-267.）不过，当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中心”后，其进口系数的低下就会对体系的其他部分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1)美国的低进口系数意味着从“”国家进口数量的相对较小，使“”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失去了发展的动力。(2)美国的低进口系数进一步压低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更趋恶化。普雷维什强调说，在19世纪，“主要中心的进口系数在几乎整个世纪都在不断地提高，这在‘’国家中就抵消了对它们的初级产品更低的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因而也就部分地补偿了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恶化带给“”国家的不利影响。然而，美国的低进口系数便使这种部分补偿消失了，其结果当然是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总之，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体系下，“中心”与“”之间必然会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国家始终会处在不利的地位上，这是由这种体系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那么，“”国家要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其出路何在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设想。
二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的21世纪，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是否还具有生命力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是这些基本条件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是否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是否会使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发生质变？
如上所述，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实际上就是“中心—”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它要求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一个统一的和动态的整体，“中心”和“”是同一个体系中的两极。在这种体系中，“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差异性，前者的经济结构是同质性的和多样化的，后者的经济结构则是异质性的和专业化的。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在“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在它们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即高附加值产品与低附加值产品）的国际分工，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必然使这一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这些条件全部或部分地发生了质变，那么就表明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就失去现实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并没有触动这些条件，则表明这种理论仍具有生命力。
那么，何谓经济全球化呢？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进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和对外扩张而开始和演化的一个历史进程。对于经济全球化的这一特点，美国著名的激进派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概括得比较恰当：“全球化不是某种条件或现象，而是一种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进程。自四五百年前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形态在世界上出现以来，这一过程就开始了。”（注：Paul M.Sweezy,"More (or less)On Globalization",Monthly Review,September 1997.）不过，从1990年代起，这一进程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并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此，著名经济学家约翰·H.邓宁说；“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不可逆转。”（注：约翰·H.邓宁：《全球化经济若于反论之调和》，见《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3期，第17页。）所以，可以预料的是，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将不仅是一种进程，而且还将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下的世界经济体系将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征：(1)商品、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国际性流动规模和形式都空前增加；(2)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迅猛，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和动力之源；(3)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分工逐步形成，生产活动将实现全球化；(4)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将出现一个知识经济居于主导地位的时代；(5)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扩大，全球经济贸易规则将日趋统一。
那么，具有这些特征的世界经济体系与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得以成立的世界经济体系之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
第一，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早已开始的历史进程，在普雷维什提出“中心—”理论的时代，它就已经开始。而且，根据普雷维什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19世纪就已经确立它的整体性，是一个由“中心”和“”构成的整体。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中所假定的“整体性”特征只会更加凸现。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挑战时，并不是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某些起步较晚的国家就更有可能被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所吞噬，从而使本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的地位上。当然，也有一些起步较晚的国家抓住了经济全球化加速和知识经济的机遇，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从而逐步摆脱了“”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半”，乃至“中心”。因此，这种整体性仍是动态的。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不仅仍呈现出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征，而且还出现了知识化和信息化，它们将以生产和出口知识产品为主；而“”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应对则是不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仍然将呈现出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渗透到几乎所有的“”国家，而市场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强者胜”的制度形式，那些处于劣势的“”国家将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它们一方面会努力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另一方面则受市场机制所迫，不得不更多地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或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结构中必然会出现先进技术部门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部门并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的异质性。更有甚者，经济全球化所日趋统一的世界经济贸易规则基本上是按照“中心”国家的利益来确定的，它不仅不利于“”国家改善经济结构的努力，反而会使它们落后的经济结构“永久化”。当然，应当承认，也有一些“”国家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抓住了知识经济的特点，通过不懈的努力，逐步完善本国的经济结构，从而上升为“半”国家或“中心”国家。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与“”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以及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国家则由于在制定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上的附属地位，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弱者”地位，它们能够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利益将是十分有限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中心”与“”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9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占世界总人口20%的富人占有世界财富的80%，而占世界总人口10%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却不足1%，对外贸易额只有0.4%。（注：童有好：《略论经济全球化中的新问题——兼谈经济全球化呼唤国际规则》，见《桂海论丛》1999年第3期，第41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这种差距还会进一步扩大，这是由“中心—”之间的不平等性所决定的。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状况，反而会使“”国家在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中心”国家会不断利用产品生产的技术梯度差距，把过时的技术和产品生产向“”国家转移，造成“”国家对“中心”国家技术依附的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中心”国家对一些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拥有垄断的优势，为了保持这种优势，它们转让给“”国家的技术不可能是最先进的，因此在技术发展方面，“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始终都会存在一个梯度差距。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意味着“中心”国家的技术进步将呈现出日益加速的趋势，先进技术的升级换代周期日益缩短。这将使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本来就已经落后的“”国家与“中心”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以信息技术为例，1998年全球因特网用户有1.3亿人，其中发达国家用户占92.2%，达1.2亿人，而发展中国家只有1000多万用户，仅占7.8%。如果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用户大部分都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半”国家这一事实，“中心—”之间的差距之大便可想而知了。（注：唐任伍：《论21世纪前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见《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9期，第53页。）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在短时期内并不会消除“”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趋势。根据普雷维什的观点，“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的不平衡分配，经济周期运动对“中心”国家与“”国家的不同影响，以及两种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上的差别，“”国家及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必然会呈现出长期恶化的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在“中心”与“”之间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在这种格局下，“中心”国家将主要生产和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知识产品，而“”国家中，有些国家将继续从事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些国家则会转向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或初级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它们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低。这样；在“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前者将一如既往地获得技术进步的绝大部分利益，而“”国家的贸易条件当然就会趋于恶化了。（注：董国辉：《21世纪的贸易条件问题初探》，见《拉了美洲研究》2000年第4期。）
综上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仍将是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仍将发挥其效用。也就是说，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世界上，只要“中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继续不利于后者，只要技术进步及其成果继续在它们之间不平等地分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必然会使早已确立的“中心—”格局继续存在下去。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在这种“中心—”体系中所包含的国家，会随着它们对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应对而发生分化：有些“中心”国家就可能沦落为“”或“半”国家，而有些“”或“半”国家则可能上升为“中心”国家。当然，不能因为这样的分化，就完全否定普雷维什的“中心—”理论；也不能因为“中心—”体系的继续存在，就完全肯定和照搬他的“中心—”理论。总之，应当以发展的和客观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理论，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进程来分析和研究这一理论，使之真正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西柏坡精神 历史周期率 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西柏坡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的显著特征——既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党在夺取政权时期一系列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又为党执政以后一系列新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此后党的执政实践中，西柏坡精神显现出耀眼的光芒。它对于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应对“四大考验”、防范“四大危险”，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西柏坡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
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西柏坡精神，既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乃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又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西柏坡精神是在战略决战的殊死搏斗中产生的，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产生的，是党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西柏坡精神有大决战硝烟的洗礼，有迎接胜利喜悦的撞击，有摧毁旧政权、建设新政权的各种困难的挑战，有长期从事农村工作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经验的升华。这一历史阶段虽然短暂（不足一年，连同中央工委在西柏坡的活动不到两年），但由于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是中国历史上最生动、最活跃、最威武雄壮的一幕，因而，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革命精神更具有创造力和表现力，应该有别于被逼上井冈山产生的井冈山精神，有别于被迫踏上长征路的长征精神，有别于极端困难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壮大产生的延安精神。
西柏坡精神内容很丰富，主要包括勇于斗争、敢于胜利；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执行政策、严守纪律；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其实质和核心是两个善于：即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来说，在西柏坡九月会议上提出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反动政府的战略方针，从而使西柏坡成为当时指挥中国革命的中心。曾经说过，西柏坡是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在一个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上最大的战役。党中央进驻西柏坡期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虽然在数量上仍然表现为敌优我劣，但如果加上人心向背和质量对比，我则已占优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发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号召，用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鼓舞人民，藐视敌人，夺取胜利，毅然发动了三大战役，展开了空前决战；三大战役胜利后，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从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来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上的报告和结论，可以说是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宣言书。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倡导的“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建设新世界的精神武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到西柏坡，重温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由此可见，“两个务必”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
二、西柏坡精神的最终目标是跳出历史周期率
任何时代精神既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诉求，同时也有其自身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西柏坡精神产生于新旧中国转变的大时代背景之下，其目标指向不仅仅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在于告诫全党不要重蹈李自成等政权得而复失的历史覆辙，警惕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中国共产党作为新的执政党能够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
史学家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政权的更替及其规律称之为中国“历史怪圈”，或称为“历史周期率”。历史上，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是按照“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这一兴亡规律周而复始地循环、演进。在我党历史上最早向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是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期间，与关于历史上兴亡周期率的对话，意义深远，史称“延安窑洞对”。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他说，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典出儒家经典《中庸》。原文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为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黄炎培当时似已料到，在未来的国共对抗中，中共会取得最后胜利，在全国执掌政权。他以朋友的身份向进言，希望中共在得到天下以后，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兴亡周期率的支配，避免历史上“人亡政息”的覆辙，保持政权，用好政权。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讲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p948
历史兴亡周期率是一个社会历史上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是一定时期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符合事物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运动规律。这种周期受社会矛盾的种类、条件、性质的制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发生了变化，那么这种周期率也会发生改变，这就是历史兴亡周期率的普遍性。这种周期率因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不同，其具体表现也不一样，甚至差别较大。例如，不论哪个朝代都存在统治阶级国家机器庞大、政治腐败，生活腐朽、土地生活资料集中和劳动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突出的社会矛盾。秦末主要是徭役过重，汉末失于宦官专权、政治极端腐朽反动，隋失于地主阶级骄奢淫逸和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失于藩镇割据，元则主要表现在民族矛盾上。综上所述，历史兴亡周期率存在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因这种周期率是由于社会矛盾运动形成的，因此这些矛盾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加以调整。例如，宋初赵匡胤感到唐末以来有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弊端。他就采用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集政权、财权、兵权于皇帝一身，从而消除了产生藩镇割据的弊端。
从“延安窑洞对”到西柏坡短短几年，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政权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即将出现，在这一新旧政权交替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两个务必”为核心内容的西柏坡精神其目的就显而易见了，这说明对中国历史周期率的典故是有充分预见和高度警觉的，对中国共产党避免“兴”后之“亡”是充满信心的。
从上述事实和分析可以看到，之所以提出“两个务必”，并以此为核心形成西柏坡精神，完全是他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对中国政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对党的执政后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对胜利后可能产生骄傲自满、骄奢淫逸的有力应对，充分体现了此时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和高瞻远瞩。
三、弘扬西柏坡精神关键是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
西柏坡精神是我们党和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伟大思想结晶，同时也包含了后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所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思想胚胎和基因。因此，弘扬西柏坡精神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经受考验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课题，也是党面临的更大的考验。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弘扬西柏坡精神关键在于正确应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这就是从党的十七大到十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强调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高度重视“四大考验”，警惕和防范“四大危险”，体现了我们党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清醒认识和对自我完善、永葆先进，最终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不懈追求。
这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主要来自于国际和国内两大方面。从国际上看主要是正确应对全球化趋势对我党执政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冲击和风险。
全球化一般是指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正日益冲破传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展开的客观现象和历史趋势。全球化就其本质、属性来看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另一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球化。全球化的起源是资本主义，但全球化的未来则必将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而言，迄今为止的全球化中资本主义仍占据主导地位，而社会主义除了在20世纪中期有过“全球化”（指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短暂的辉煌外，要取得对资本主义占压倒的优势，为时尚早，条件还不具备。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当资本主义处于全球化主导地位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既积极参与和尽快适应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和发展要求，更契合于当代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独立品格和价值目标，抓住机遇，更好地保存、发展自己，以创造条件，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全球化。
在人类进入21世纪后，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更为深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全球化必然造成价值理念的深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深层文化的认同，从而促使社会主义思维观念的突破和创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全球视野的拓展和全球思考框架的重构；另一方面，全球化又给当代社会主义发展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一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矛盾和风险。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资源配置主要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市场经济对全人类的命运将产生决定性影响。但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不容忽视。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把市场经济的消极方面也全球化了。特别是当代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及其他弊端也将影响整个世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权钱交易等消极腐败现象呈发展、蔓延之势，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遏制，这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平等、公正、合理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形成明显反差。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虽已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我党没有这一方面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如何建立从本质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休制，这在全球化时代更是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难点，因此这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会越来越严竣、复杂。二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和政党制度带来的冲击和风险。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规则甚至包括其政治规则、思想文化规则强行向世界各地推行的“全球化”。执行它们，受益最大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和决策权。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也为西方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思想渗透”“和平演变”的战略提供便利条件。在他们构想中，早已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一体化，并已经实施而且会进一步加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颠覆”战略步骤，这势必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体、社会制度和中共党的执政地位带来新的严重威胁和风险考验。
从国内来看主要的考验和风险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能否正确应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确保政局和社会长期稳定，顺利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现代化建设仍是21世纪党和国家的头等重任。这是立党立国和执政的根本，是经受各种风险、考验和立于不败的根基。但要顺利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具备诸多条件。其中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深化改革，充分激发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二是保持国家政局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而这两个条件又是一种互联互动的关系。30多年的改革，使中国社会主义充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深化，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显露出来，如国企改革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机构改革问题、权力腐败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道德失衡及文化重构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政局和社会稳定，乃至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党在未来的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除了要下大功夫将这些已经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逐一妥善解决外，还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或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其二是能否正确应对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公权私用、以权谋利、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和恶魔。20世纪中后期，伴随着世界大多数国家近代化、现代化进程，腐败这一恶魔就开始肆虐于世界，使得各国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深受其害而难以解脱。应当说，我党在执政的60多年中，在大多数年代里，我国的党政干部与世界各国比较而言，一直以廉洁、无私、公正、勤劳、奉公著称于世，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戴。在现今，已查处的腐败党员、干部与党员干部整体而言，仍是很小一部分。但是，腐败问题确已成为关系我党前途和命运生死存亡的严重问题，尤其是从中国历史政权更迭的发展规律看，这一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我党能否最终跳出中国“历史怪圈”。
参考文献：
关键词：公共管理；本质特征；时代性
一、研究背景
国内有关于公共事业的管理工作是近几年来才兴起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一部分内容都没有引起人们过多重视。公共管理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其是在公共管理运动的不断发展中演变而来，无论是其理论的发展，还是模式的发展均适应于时展特征。现阶段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在进行政治改革运动，再一次向公共事务传统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于现代化的公共行政而言，应当在否定自我辩证的背景之下有效继承批判性管理，只有使原有的公共管理本质涵义得到拓展，才能够在公共管理不断完善的进程中，使其所特有的时代性以及其他本质特征得到发展。
二、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分析
（一）合作共治性分析
所谓的合作共治性，其实质上是指受国内外公共管理所推崇的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影响，整个的公共事务管理中，治理工作的职责并非是单方面的，相反，是社会整体所构成的，其中包括了政府及公民之间的相互配合，只有共同承担这一职责，才能够将其最根本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特征概述，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其表现出了当代思想的先进性及创造性，因而对于整个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工作而言是历史性的突破，代表新时代的来临。很多人探究公共管理时，不断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其中最发人深思的便是“合作共治性”是缘何出现的？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这样特征主要是市场发展的局限性造成的。当人们发现来自政府的宏观调控已经无法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有自身的局限性，并且在人们自发调节的市场中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这时政府的政策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的宏伟目标难以实现。这就需要从公共管理的角度上着手考虑，政府应该以合作共治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换言之，在面对和解决社会及国家经济问题的过程当中，由于受到内外双重因素的影响，不是所有的事政府都能够做到尽善尽美。基于此，当有另外一种局面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形成，人们就需要从其他方面的资源中提取精髓以弥补政府工作管理中的不足，而这种资源利用的形式，便视作是来自公共组织或民间的一种以权力为主体的公共管理力量。
（二）公共性分析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其主要的涵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的参与性，众所周知，人民大众是公共管理正式实行过程中的主体，其中所包括的不仅有公民、政府，还有其他组织。从现代化的政治理念的角度来看，其想要表述的是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是政府合法性实现的基础，因而政府行使任何一种权利均属于公共权力的范畴。由此可以判断，公共权力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公共性。这样的一种权利，主要是将一些公共物品提供给公共服务维护工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权利特征并不会成为社会群体或某一阶层制造经济利益的工具，自然政府及其相关人员也没有权利凭借这一特征去剥削或压迫人民，也没有权利凭借这一特征来覆盖自己违规犯法的证据。另一方面是利益的取向性，前文中已经有提到，现代化的公共管理并不能被当作某一阶层或特定群体实现愿望或意志的工具，其所需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性，因而其放在工作首位的是人民整体利益的实现。简言之，公共性存在于公共管理中，最主要的目的是成为一种能够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现代化管理形式。
（三）服务性分析
人们在探讨公共管理服务性时，应当结合国内市场发展行情与国外发展行情，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对这一特征进行阐述，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管理既协调，管理的作用是化解矛盾、避免冲突等，人们需要做的是借助管理的力量对世界万物中的冲突和矛盾进行协调，而这一过程需要科学化的协调与管理，只有达到和谐共处的状态，才能够达到高效的管理效率。至此在遵循管理条例下完整确立一个公共事务管理目标。二是，管理既决策，公共管理既管理一切可管理事务，从最开始的目标确立到最后的评估绩效都可以统一为决策。三是，管理即服务，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强制、协商、指导，还是调控、约束等行为都能够称为以政府现行目标为前提的管理措施，其能够统称为公共管理服务。
三、公共管理的时代性分析
（一）受到经济社会的影响，管理范围不断扩大
自全球经济一体化形成以来，公共管理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众所周知，全球经济一体化是科学技术与经济迅猛发展的必然趋势，例如：就经济方面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人们逐渐达到了资源共享的状态，这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总格局而言，无疑是全新的一次挑战，需要做的是资源配置的“重新洗牌”。毫无疑问，重新配置的全球经济市场格局必然会扩大国内公共管理的工作规模，从最开始的本地区发展，到最终的全球化发展，从省市延伸到全球这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只有在稳定的步伐基础奠定下，才能够形成全方位的合作交流网。
（二）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管理内容不断深化
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迅猛发展，人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数字化及智能化设备应用已经十分普遍。在信息化网络的利用之下，人们所看到的是公共管理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受到信息化网络自身传播灵活性及便捷性特质的影响，使公共管理工作开展的速度以及效率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搭建快捷性及民主性信息化网络交流平台的工作当中，人们看到了公共管理在信息化技术影响下缺德了最大化效益。当公共管理信息的开放化及全面化得以实现，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在这一平台上说出自己所想。民主性信息化网络交流平台不仅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了一同探讨的平台，而且为公共管理部门相关管理制度以及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随着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对公共管理部门的公共管理能力及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新的挑战。对于公共管理部门而言，其必须紧随时展的脚步，在市场经济实际发展的状况下，结合自身所具备的管理能力，不断进行改进和创新，以科学化的角度和管理手段推动国家公共管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时代在飞速发展，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市场经济格局、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有公共管理内容，人们应当从新时展角度出发，对现有的公共管理特征及时代性进行审视，只有管理观念不断革新，紧随时展的步伐，才能够提炼出一个新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管理理念。
作者:韩丹 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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