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8 10:58:06
摘要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我国明清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仅凭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深入地发掘中外原始新资料。其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王朝官修典籍、档案；二是私著文集、笔记；三系金石碑刻、考察报告。只有中外文史料相互印证，论著的结论方可允当。
关键词 中外文献，中文资料，朝鲜文，日本汉字资料，俄罗斯档案
改革开放3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史研究也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随着东北民族史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些新的问题?就必须将明清时期东北民族关系研究同东北亚区域史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等诸层面综合探析，阐述问题。同时，要广泛地翻检中外文献，发掘新史料，方能深化我们的认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开拓研究新领域。
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科学的基础，也是史学研究的前提。离开文字的、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料，就不可能揭示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更谈不上学术的突破与创新。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新史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展开了对千百年来传统史学的一场大革命。随之而来的，是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一大批文献资料的相继发现，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历史疑难问题，极大地促进了“新史学”发展。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这就表明学术研究主要把握两点：一是使用新资料，一是要有问题意识。在20世纪初叶文化启蒙运动中，傅斯年推崇乾嘉训诂考据学，又吸纳欧洲蓝克学派客观历史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将史料提升到与史学同等的地位，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就说明史学先贤们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因此，可以说发现和引用新资料是史学之树常青的首要条件。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的传人拓宽了我国学人的视野。深入研究我国明清时期周边民族关系史，尤其东北地区尚有不少是跨境民族，诸如蒙古、鄂温克、鄂伦春等，仅凭某一国家的单方资料是不够的，必须广泛地发掘中外文献新资料，这样方能使研究向纵深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孟森先生研究满洲先世史，撰写了《明元清系通纪》《清朝前纪》《满洲开国史》等名著，就是比较充分地利用卷帙浩繁的《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特别是征引朝鲜文献，理清了清朝先世活动的轨迹，订正了日本学者研究的一些舛误，拓宽了清前史研究的视野，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吴晗研究建州三卫史，为补明代官私文献记载之不足，也利用《朝鲜王朝实录》中的丰富史料，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
第二类。私人撰述，包含诗文集、笔记、日记等。明清时期关于东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多辑入《辽海丛书》《续辽海丛书》《长白丛书》等丛书中。边官、使臣等留下的奏疏、塘报、文集、笔记、日记等都颇有参考价值。如明万历年间边官、寓居辽海三十余年的郑文彬汇聚相关讨伐“虏寇”之事，参以己意，编纂《筹边纂议》8卷，续集1卷，记述东夷、西戎、北狄、北虏情况。此类边官文集资料颇丰。清康熙时期4次奉钦差出使朝鲜的使臣阿克敦，将从北京抵达汉城的经过，彩绘制成《奉使图》，每幅彩图上，配以诗歌，图文并茂，是一部优美的朝鲜社会生活的历史图卷，非常珍贵。晚清时期，私人日记数量颇多，涉及民族资料不少。例如，李豫等辑校的《韩客诗存》是从晚清人诸人的日记、文存中辑录的史料。如董文涣著《韩客诗存》、《韩客文存》《砚樵山房日记》等刊载的与朝鲜使者交往唱和的资料。还要注意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收罗资料，以诗文证史。明人吴明济选编《朝鲜诗选》，其中收入111位作者，340首诗，记述了朝鲜的社会风情。邝健行等选编的《韩国诗话中论中国诗资料选粹》，所选由高丽毅宗到韩国光复时期的56种诗话，绝大多数是朝鲜时代的。这些资料凸现了中朝两国士大夫文化交流的密切。
第三类，考古资料、实地考察报告等。如宗室盛昱踏雪勘查古迹碑文，汇集《雪屐寻碑录》，其中收录朝鲜附清金氏家族主要成员的事迹碑文。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学界在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普查工作，搜集了大量的民族原始的影像、图片资料，撰写了多种调查报告，以及编纂了各类民族简史，其中包括东北地区各个民族。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许多尚未发现的有关民族关系的宝藏，仍然需要进一步广 泛而深入的搜索。
研究东北民族史外国所存中外文资料，尤其要重视邻国朝鲜王朝的文献记载。因为汉字很早就传人朝鲜，朝鲜自三国时期到朝鲜王朝，官私著述皆用汉字记录，汉字文献特别丰富。加之朝鲜与明清两朝关系密切，官私文献多载
课题题目：网络文化字“?濉备?业钠羰
指导老师：钟永彦
组长：李莹
组员：戚孝程付学聪郭林林李艳 李楠 钟维利漆明智热依沙
班级：高一（4）班
主导课程：语文
相关课程：数学、历史、信息技术
背景说明：
汉字从形成到现在，至少已有4500年了。从甲骨文开始，发展到后来的金文、大篆、小篆，以及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还有现在人们所用的仿宋体，都表现出了汉字源远流长的历史，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汉字慢慢被视为废字。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的“网虫”又将这些怪字重新拾起，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那么，这些怪字从何而来呢？
目的与意义：
1． 在对汉字的调查、研究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有更深层的知识积累；
2． 提高自身对汉子的认识，加强汉字的练习；
3． 通过网络文化，了解更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文化底蕴；
4． 对中华悠久的文字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活动计划：
1小组分工：
a总体：李莹
b前期资料查询：戚孝程李楠热依沙
c材料准备：付学聪
d深入调查：漆明智钟维利
e数据资料统计：李艳郭林林李楠热依沙
f后期资料制作：戚孝程
i社会调查：全体
j活动记录：郭林林李楠李艳
2活动步骤：
阶段一
前期资料、工具准备
（2008.11。29——12.18左右 即三周）
目标：前期资料准备尤为重要，我们需要大量的一手资料，需要了解文字的发展历程、缘由；汉字的意义；网络文化字究竟从何而来。这样有利于进行更细致的推敲和研究。
阶段二
了解身边的新词文化、网络文化。
（2008.12.20——12.31左右即两周）
目标：亲自实践，了解新兴文化。
阶段三
结合前期所得到的资料，运用汉字史，进行简要评析
(1.1——1.11左右 )
目标：更深一层的了解网络新兴文化的来源。
阶段四
调整阶段
目标：调整完善失误
阶段五
综合实践，整理阶段
（2009.1.21——2.15左右 即三周半）
目标：这时正处于寒假，时间充足，可以充分进行社会调查，拜访专家，做更细致、准确的了解，收集好各项统计数据，得出相应结论。
阶段六
结题阶段
（2009.2.16——2.27左右 即两周）
目标：整理、完善各项活动总结，编辑资料、幻灯片等音像资料，准备结题。
大致结题时间：2009.1.28左右
预期结果：论文
一、文献多媒体化；
二、文物虚拟现实化；
三、史料极大丰富；
四、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成为史料学的命脉，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提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史料数字化已成潮流。把史料分为历史文献和史迹遗存两类进行研究，提出了建立对应的数字图书馆和数字博物馆的解决方案，并对实现这一方案的具体技术从理论到实践作了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史料；数字化；数字博物馆；虚拟现实
缘起
史料包括历史文献与史迹遗存，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中国历史悠久，历代文献遗物浩如烟海，近现代又有大批新史料发现与累积。史学界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历来非常重视。王国维使用两重证据法，“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书辨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故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进行古史新证，解决了许多重大史学问题。顾颉刚等“古史辨”派以疑古辨伪为宗旨，进行了系统的古史辨伪，“古史辨”作为对“古书”与“古事”的—种史料考订工作，颇有意义。[1]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傅氏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们彻底从故纸堆中脱身而出，宣称不读书只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2]在考古等领域很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举超越前人的成就。陈寅恪和陈垣等诸先生也都十分重视史料，把考实作为治史方法的前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范文澜等先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之利器，“将历来为封建学者所湮没、改造、曲解的古代史料，加以重新辨别、整理和阐发”，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途径。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现在不仅面临着用新技术来整理旧史料的问题，而且随着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和科技的发展，史料的容量和形式急剧膨胀。以何种方法处理、存储史料，并且能够让学者从中方便迅速地检索和得到所需的信息，是当前史料学的一个大问题。
数字化是史料处理的必由之路。第一，把各种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方便存储和检索；第二，使史料的物理体积大大缩小，方便携带；第三，可以低成本无差错拷贝，方便传播和普及。目前，不论是印刷文档、手写稿，还是电子文档、音像文件、甚至于遗址与文物，越来越多的史料逐渐被数字化，出现了数据仓库（Datawarehousing）、数据集市(Datamart)、数据采集（Datamining）等新概念和信息数字化处理方法，逐步形成了大数据量存储和管理模式。全球范围内，建立史料数据库逐步成为潮流。联合国推动MemoryoftheWorld计划以挽救某些濒临灭绝的人类文明，西方各国也无不积极推动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或数字典藏建设，如：美国有国会图书馆的AmericanMemory计划和六所大学所主导的数字图书馆计划等；加拿大有国家数字典藏计划(Canada’sNationalDigitalCollections)；日本和IBM合作的数字博物馆计划；大英图书馆的敦煌数据数字化计划等，不胜枚举。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因特网技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全面加深，信息科技已然启开了社会全面急速变迁的序幕。借助网络之一利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史料数据资源得以有效整合，因特网已经成为一个超大型的史料数据库。但是，从总体来看，史料数字化的研究和实践才刚刚起步，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史料数字化进行整体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把史料按照其性质分为两类进行讨论，其一为人类精神产品类史料——文献；其二为物质产品类史料——文物。
历史文献的数字化
历史文献作为人类精神产品，具有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并且必须依托载体而存在。国家标准局批准公布的GB4894—85《情报与文献工作词汇——基本术语》定义道：“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根据这一标准定义，历史文献就是以文本、图形、符号、音像、软件等各种形式固化在一定物质载体上的历史资料，其物质载体为：纸、胶片、磁带、光盘等。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目标是将原来在各种物理载体上存储的信息，统一转变为最基本的比特，用0和1来表示，成为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数据。
历史文献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图书馆的出现。所谓数字图书馆，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有价值的图像、文本、语音、音响、影像、影视、软件和科学数据库等多媒体信息进行收集，组织规范性的加工和压缩处理，使其转化为数字信息，然后通过计算机技术进行高质量保存和管理，实施知识增值，并通过网络通讯技术进行高效、经济地传播、接收，使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从网上得到各种服务，为公民的终身学习机会做出贡献，成为国家的知识基础设施。[3]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关键在于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表现为同一类型文件格式的统一。当前，数字图片格式主要有BMP、GIF、JPG、PCX、TGA、TIF等；数字音频格式有WAV、MP3、MIDI等；数字视频格式有mpg、mov、avi、rm等；网页格式有html,vrml，xml，sgml等；数据库有Oracle,SQLServer,Sybase,DB2,Informix,Access等。文献数字化的过程中一般采取最通用的文件格式，这样既便于为最多的人服务，又便于数据的升级。数字图书实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扫描录入方式将书籍资料按原貌逐页存储为图象文件；二是以文本方式存储文献内容，辅之以全文检索系统构成全文检索数据库。前一种方式适合古籍善本和以往出版图书的数字化，后一种适合新出版图书的数字化。
建立数字图书馆的设想首先由美国人提出，1994年6月，美国召开了“第一届数字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年会”。同年9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宇航局（NASA）和国防部高级研究署(AKPA)联合公布了一项为期4年、投入2440万美元的《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DLI，DigitalLibraryInitiative），在斯坦福大学、密西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卡耐基-梅隆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巴巴拉分校等6所高校进行数字图书馆的分项研究。同年10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推出数字化项目，领导与协调全国的公共图书馆、研究图书馆，将其收藏的图书、绘画、手稿、照片等转换成高清晰度的数字化图像并存储起来，通过互联网供公众利用。继美国之后，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的新加坡、韩国也先后提出各自的数字图书馆计划，投入巨额实施资金。
我国数字图书馆建设开始于1997年，北京图书馆作为国家图书馆，经国家计委批准建立了“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并开展了与此有关的专题科研。同年12月，我国民营计算机高科技企业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将其远程图书浏览器安装到瑞得在线网站上，创建了国内首家以图像存储为主的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此后，国家连续实施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和“中国数字图书馆示范工程”，国内各大图书馆和高校纷纷跟进，掀起了一股数字化潮流。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的中文数字图书馆已达数百家之多，以学术专业书籍为主要内容的超星数字图书馆的数字图书已超过到40万种，中国数字图书馆也已达20万种以上。此外，书生之家“中国图书网”和方正apabi数字图书馆也都非常有实力。
目前，我国科技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主要有“中国期刊网”、“万方数字化期刊网”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等，以中国期刊网为例，收有几年来5300种期刊的全部文章，重要期刊几乎被网罗殆尽。
除此之外，因特网上一些小型的数字书库更是数不胜数，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华夏文库”及“古文献资料库”；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目录及数据库，包括典藏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资料库、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外文期刊汉学论著目次资料库、国际汉学资源机构录资料库，可进行资料库整合查询；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康熙字典》的电子版等等。[4]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局部的文献数字化工作，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些数据经因特网而整合为一体，完全不受其物理距离的影响，从长远看，分散的学术单位与个学者是文献数字化的真正主力军，整个因特网，就是一个大的数字图书馆集合。
文物史料的数字化
文物为人类有形的史迹遗存，它具有不可复制性和唯一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本）第二条之规定，文物包括以下内容：（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二）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三）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四）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同文物一样受国家的保护。需要注意的是第四款规定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为文物与对史料的分类并不矛盾，这类文物其内容为文献，其物质载体为文物。
文物作为史料的价值，在于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所以对文物信息的撷取与整理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如对甲骨文的墨拓、整理而成的《甲骨文合集》，如对青铜器进行整理而成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这些信息撷取成果目前大多以文献的形式而存在。现代以来，经科学考古而发现的遗址和遗物都有详细的考古报告。报告中的绘图形式有平面图、剖面图、结构图、局部图、分解图、透视图以及器物绘画等；照相有地貌全景、发掘区全景、不同角度和感光的遗物特写，其他如专业技术鉴定报告、文物修复与模型制作、拓印图片等等，有的还附有航拍图片和电影、录像。考古报告是对文物环境、外观、结构、尺寸、颜色、纹理、成份、气味等信息的全面撷取。文物的数字化即为文物信息的数字化。
文物数字化的终极形式为数字化博物馆，最新技术为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
虚拟现实技术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为科学界和工程界所广泛关注的技术。它利用计算机生成一种模拟的实物与环境，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投入”到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自然交互。虚拟现实技术的产生首先源于军事训练的需要，现在已经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医学训练，建筑和环境规划，影视制作，甚至于核试验的虚拟。对大众来说，最切身的感受是虚拟现实技术使我们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看到了栩栩如生的恐龙。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做到了网络的分布式互动，支持多人实时通过网络进行交互活动，每个用户在一个虚拟现实环境中，通过计算机与其它用户进行交互动作，并共享信息。我们可以在许多网吧中看到玩“大地勇士”游戏的青年，他们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虚拟的“埃及金字塔”中进行激烈枪战。
文物的虚拟现实只是静态实物的虚拟，因此，在技术实现上要容易得多，我们把所有依据科学考古而得到的文物信息输入计算机，就能借助虚拟现实生成程序来“制造”出三维的虚拟现实文物，借助这一技术，许多不易接触、难得一见的历史文物可以被普通学者摩挲于股掌之间。另外，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拍摄的高质量图像也可以生成逼真的虚拟情景，从而使得用户可以使用普遍微机通过鼠标和键盘真实的感受到和虚拟现实一样效果，不过它的人机交互性能要差许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网站，我们可以看到该校建筑学系编纂的从1996年到2002年对埃及PyramidsofDahshur的8次考古发掘报告，其中包括了用vrml技术制作的虚拟现实墓室结构和用QuickTimeVRPanorama全景摄影技术制作的金字塔外部环境。
我国的数字博物馆建设和文物数字化工作已经开始起步，故宫博物院是具有600年历史、8000座殿宇楼阁、百万件文物的我国最大博物馆，其网站于2001年7月16日开通，最初只收录了各类图片4000余张，实现了文物影像的细节浏览和虚拟展厅的360度旋转展示[5]。到了2002年7月30日，由中国故宫博物院和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共同建立的故宫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研究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以故宫太和殿为中心的紫禁城虚拟现实工程目前进展顺利[6]。这说明故宫文物的数字化工作已经进入了虚拟现实的实质性阶段。北京四方台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使用360度全景摄影技术，已经制作了所有中国世界遗产的虚拟实景，此外他们还制作了中国古城镇民居、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寺庙及宗教建筑等虚拟实景专题。台湾今年启动了“数位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其专题内容包括：“台湾建筑史”、“不朽的殿堂—汉代的墓葬与文化”、“玄奘西域行”、“商王大墓重现”、“火器与明清战争”等等，在实施过程中，虚拟现实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7]。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还可以重现已经不存在的历史人物、建筑、地理环境等。今年1月，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依据古长沙国丞相夫人辛追颅骨的X光片、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以及长沙市马王堆汉墓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使用自己研制的警星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成功地复原了这一2000多年前的人物相貌，虽然这一技术还有待完善，但是不能否认它很好的发展前景。总体看来，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正在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虚拟现实技术也处于发展与普及过程之中。
迎接史料数字化时代
要之，无论文献数字化和文物数字化，归根结底，就是把史料统一为计算机数据，这些数据经互联网而整合成为一个大的史料数据库。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史料学正在孕育并发生着重大的变革。新史料学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文献多媒体化；
二、文物虚拟现实化；
三、史料极大丰富；
四、计算机网络检索技术成为史料学的命脉。史料数字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让我们张开双臂去迎接她吧！新晨
参考文献：
[1]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2002年数字图书馆国际论坛及工程项目洽谈会网站.数字图书馆的历史与演变[EB/OL].
/information1.htm"TARGET=_blank>/information1.htm
[4]吴宣德.网路数字化文献资源[EB/OL].
/"TARGET=_blank>/
[5]苏敏.故宫走进数字时代[N].中国青年报，2001-7-17
[6]张焕利.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故宫虚拟工程进展顺利[D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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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汉台区文庙巷的汉中市种子质量检验站院内，一座着红砖头墙壁旧楼的二楼尽头，是三间挂着汉研协会《天汉》编辑部、天汉书画院与天汉讲台的办公室，这里是汉中市汉文化研究协会。
创办这个协会的是汉台中学的退休老师姚璞。姚老师说，2004年，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欲在全省各地市建立基地，他受聘开始了汉中市的汉文化研究工作。
2006年，姚老师创办了内部刊物《天汉》杂志。“我们以这个杂志为载体，开始了以汉中两汉三国时期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研究活动。”姚老师介绍说：“此后的十多年间，汉中市研究汉文化的一大批专家和爱好者聚集到我们的协会中来，比如：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现任协会副会长，还有学者孙启祥等人。最近几年协会的力量在不断发展状大。”
2014年，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授予汉中市汉文化协会“陕西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2016年，《天汉》杂志被《陕西日报》推为科普读物。
据统计，《天汉》杂志已经出版发行了40多期，其主要代表作品都是与汉文化研究有关的论文与诗文。很多会员还出版了个人研究著作，其中代表作品有孙启祥的《汉中历史文化论集》《蜀道与三国》、刘长源的《汉中古史考论》、李建国的《汉字文化探源》等等。
如今，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下设龙岗文化研究部、褒姒文化研究部、汉台文化研究部、张良文化研究部、张骞文化研究部、三国文化研究部。
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开展的各种活动与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汉中市汉文化的研究现状。
研究方向
汉中有些汉文化研究专家把“汉水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课题，但另有研究者认为，汉中毕竟只是汉水的上游地带，占绝大部分的中下游在安康市及湖北省，支流涉及河南省。因此，汉中人要研究汉水文化，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
1990年代以来，原汉中师范学院联合安康、商洛及湖北省学者研究汉水流域文化。2005年，陕西理工学院发挥高校优势，联合以上地区的学者专门成立了汉水流域文化研究中心，拿出了一批成果。
也有一部分专家认为，作为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汉中文化”一直尚未形成，且很难拿出较具规模的、具有向外展示的代表性的“汉中文化”，即使勉强推出“汉中文化”概念，也很难得到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而 “汉族文化”这个概念又太大，研究的涵盖面太宽，涉及中国绝大部分版图内的地域、人文、历史、经济、社会等方面，几乎包括我国几千年的全部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机构或社会团体都难以作好的大文章。
因此，近几年，汉中官方及专家学者认为，“汉文化”研究的着眼点应放在“汉代文化”这个重点上，结合汉中在两汉三国时期的人文资源，进行多方位性研究。“汉代文化”是“两汉三国文化”的核心所在，有人又称其为“三汉文化”。
按三汉历史事件的顺序，汉中是汉王刘邦封国，是汉朝发祥地，这里发生过刘邦拜将、出定三秦、张修张鲁传布五斗米道、曹操战降张鲁、定军山之战、刘备自立汉中王、诸葛亮北伐曹魏等故事；按人物，这里有刘邦、萧何、张良、张修、张鲁、曹操、刘备、魏延、姜维等人活动的史实。汉中是张骞、李固家乡，蔡伦、班超封地；按现存遗迹遗存，汉中有古汉台、拜将坛、饮马池、张良庙、汉王城、张骞墓、蔡伦墓、武侯祠、武侯墓、马超墓、虎头桥、张鲁城、张鲁女墓、石门及褒斜栈道、故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等。
汉中保存着众多的汉代文物及金石文献，古代典籍中，记载以上三汉文化内容的资料不少，值得挖掘与研究。
机构与活动
2010年11月，姚璞与梁中效等专家参加了在湖北襄樊市兴办的三国文化研讨会。姚璞说，“当时我就想，诸葛亮在汉中勉县定军山下长眠千年之久，可我们却从汉中跑到襄樊来参加三国文化研究基地落成典礼，这是为啥？”
其实，早在1983年，襄樊、汉中、成都三地的史学界与文物工作者就曾聚集湖北襄阳的隆中，共同商议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三地区（市）分设联络处。汉中是诸葛亮研究会的发起者和早期全国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承办者之一。
起初，汉中地区文管会负责汉中的联络工作，后又改由汉中市博物馆负责。1983年10月，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湖北襄樊市文化局、陕西汉中地区文化局联合成立诸葛亮研究会，并在成都举行了第一届年会。1984年10月，汉中地区文化局在勉县主办诸葛亮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发行了《诸葛亮研究文集》。诸葛亮研究会在早期还编选并内部印刷了四册资料集，其中第三集由汉中编印，收录论文和其他资料38篇。
1990年代，《汉中师范学院学报》曾设立《三国研究》专栏，编辑“三国文化与汉中”研究专辑，发表了一批学术论文。
2000年以后，在全国各地以诸葛亮研究为主题的三国文化研究空前活跃的情况下，汉中市的研究却跟不上形势，三国文化研究呈现衰退之势。2002年9月，汉中市文化局主办了第十三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因未出版论文集，受到全国学界诟病。此后，诸葛亮研究会汉中联络处基本停止了各项活动。
直到2006年起，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在《天汉》杂志上陆续发表一些关于三国历史文化的文章。2009年9月，勉县人民政府承办了第十六届全国诸葛亮学术研究会，收到论文77篇，会后编辑出版论文集《定山下论三国》。这是汉中市举办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全国性的三国文化研究活动。
2007年，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参加了陕西省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此后，姚璞还和梁中效等人一起参加了长安文化资源研讨会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学术研讨会等。
2012年3月，汉中汉文化研究协会启动了《天汉文化丛书》的编撰工作。
多年来，汉中学术界以陕西理工大学对两汉三国文化的研究最为活跃，以梁中效教授为代表的陕西理工大学的学者们不仅积极参与全国的汉文化研究工作，而且还成立了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以及汉家发祥地文化研究中心。
2016年12月，陕西理工大学主办了陕西省首届“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论坛”汉中分论坛城固会场“张骞精神及秦蜀古道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卫民做了《张骞与丝绸之路》专题报告，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学者巨东做了《秦蜀古道在汉中的延伸》专题报告，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书画研究专家陶喻之做了《张骞泛槎》专题报告，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晖做了《张骞凿空西域之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专题报告，陕西理工大学文旅学院院长梁中效教授做了《张骞文化和中华文明》专题报告。会后编辑印制了会议论文集，收录论文45篇。
2017年5月，“2017第二届中国汉中栈道文化峰会”在汉中举行。中国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纪连海，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蜀道文化研究所所长朱福全，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陕西旅游研究院院长潘秋玲，陕西理工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两汉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梁中效，汉中文化名市建设顾问、陕西理工大学汉水文化特聘研究员、文化学者黄建中等参加了此次论坛。各位名家的精彩观点和建议，对进一步推动古栈道历史文化价值研究，助力古栈道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期，陕西理工大学还欲申请筹备“中国秦蜀古道历史文化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国际学术研讨会”。
两汉文化研究
余秋雨在游汉中时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是自己老家，每次来汉中当做回一次家。”
汉中自古有“天汉”之美称，天汉者，汉人之谓也。自汉高祖创世以来，其王朝以“汉”冠名，继而汉人、汉族、汉语、汉文化之称谓得以确定。1994年，汉中被国家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汉中两汉文化底蕴厚重。《诗经》云：“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天汉即天上的银河，在古人看来，银河与汉水是天地辉映而存在的。早年萧何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谏言刘邦居汉中韬光养晦，厉兵秣马，其后逐鹿中原，成就汉室帝业。自此，“天汉”之称载入典籍，名闻遐迩。
两汉文化在汉中留下了浓重的印记，汉中历史博物馆珍藏有从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共计12000余件，是汉中珍贵文物荟萃之地。其中的“石门十三品”陈列褒斜道及摩崖石刻通碑，是我国书法史上小篆向隶书过渡的重要实证；张良功成身退、张骞出使西域、蔡伦潜心造纸、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这些历史故事体现出了尚智文化；汉中还有最著名的栈道文化，《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古栈道蜿蜒曲折如历史之脉络，经历几千年的风雨剥蚀，遗存极少，汉中境内共有七条。
两汉文化是汉中汉文化研究的重点。孙启祥发表《“汉文化”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目的是厘清“汉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而梁中效《张良与栈道文化》一文说明，张良的栈道奇谋不仅是刘邦定天下的基础，也奠定了中国栈道文化特色。
《天汉》杂志刊登了《张骞与丝绸之路新探》《张良文化与留坝旅游》《历史名人文化资源的旅游与开发――以张良文化为例》《汉中两汉三国文化浅释》《张骞精神》《萧何追韩信与“马道”》《张良与紫柏山历史文化》《蜀道――大官驿道》《刘邦“暗度陈仓”之行军路线》《开辟丝绸之路两巨人――张骞和班固》《造纸之圣蔡伦》《张良庙历史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汉文化漫谈》《明修栈道 兵出子午――韩信的谋略与军功》等等与两汉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与文章。
三国历史研究
据传民间有一种说法，一部名著《三国演义》，约有半部在讲述与汉中有关的事件。国内发现的与三国文化有关的名胜古迹有500多处，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目前已开发的三国旅游景点大约有70多处。
在全国各地的三国景点中，汉中资源优势明显。这里是历史上三国时期各方争夺的焦点和三国英才频繁光顾的地方，境内武侯墓、武侯祠、定军山古战场、天荡山古战场、古阳平关、马超墓祠、刘备立汉中王设坛处、诸葛亮读书台、张鲁城遗迹、诸葛亮制木牛流马处等三国时期的历史遗迹，使汉中在全国拥有了更高的知名度。
改革开放后，汉中涌现出不少研究汉中与三国文化历史关系的专家学者与民间爱好者。1980年代，岳德新、范吉升的《定军山战役的重大作用》、白日煦《刘备为何夺汉中》、薛凤飞的《刘、曹汉中之战》三篇文章，探讨了Z取汉中对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梁中效等成为后起之秀。梁中效在《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一文中认为，汉中是三国鼎立的战略支点，是无可争辩的三国文化胜地。岳德新《曹操汉中失利原因何在》一文分析了重用夏侯渊、兵夫逃亡、拥汉派士族对抗、孙权进攻合肥等因素与曹操失利汉中的关系。田孟礼《读〈三国志〉说汉中》一文梳理了《三国志》中与汉中有关的人物事件。郭鹏《两汉三国时期的汉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两汉三国时期汉中的大事、人物、遗迹、文物、战事、文献等。
诸葛亮与汉中的关系也是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李恩来、赖甫跃《诸葛亮在汉中八年的主要活动》、郭清华《诸葛亮屯军汉中对北伐的意义》、唐金裕《诸葛亮北伐时筑汉、乐二城的军事意义》等文章，主要探讨了诸葛亮屯军汉中对蜀汉军事、政治的影响；唐金裕《诸葛亮北伐对汉中的水利整治》和侯素柏《浅谈诸葛亮在汉中的休士劝农》两文，探讨了诸葛亮对汉中经济的贡献；郭清华《诸葛亮为何要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傅兴林《诸葛亮归葬汉中的心态透析》等文章，论述了诸葛亮归葬汉中壮志未酬的悲壮情怀和权臣身后的忧患心态。
汉文化研究协会也参加到了汉中与三国文化研究中来。《天汉》杂志先后刊登了与此研究有关的多篇文章与论文，代表作有《三国时期的“空城计”考据》《汉中安危系魏延》《近三十年汉中三国历史文化研究综述》《“借荆州”的是非曲折》《汉中境内两汉三国遗址选介》《如何认识定军山之战》《从武侯遗命薄葬看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古汉中文化及诸葛亮对其贡献》《分析诸葛亮钟情汉中的缘由》等等。
历史地理研究
横亘于曹魏和蜀汉交接地带的秦岭，历史上一直是难以逾越的军事屏障。三国时期，这里又处于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期和东汉南北朝寒冷期，故自然因素对军事、社会的影响尤为突出。
马强的研究成果《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分析了自然灾害对东汉王朝造成的危机，认为中原、巴蜀、荆扬三大自然地理与文化区域的分异和地形地貌、气候、疾疫等环境因素对三国历史进程有直接影响。孙启祥的《蜀道与三国》论述了蜀道和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认为围绕着蜀道的汉中战役催生了三国的实际形成，通过蜀道展开的魏灭蜀之役实际宣告了三国鼎立的结束，三国争雄促进了蜀道旧路的维护修复和新路的开辟利用。郭荣章《诸葛亮兴兵攻魏所走的褒斜栈道》《诸葛亮攻祁山行兵路线刍议》《诸葛亮出兵斜谷伐魏的有关问题述评》三文，论述了诸葛亮北伐的进军路线问题。
《三国志》中许多地名的今址众说纷纭，诸葛亮第一次北攻曹魏时马谡失守的街亭即俅死唷P烊栈浴⑼跷慕艿热艘谰荨度国志》的记载和《三国演义》的描述，撰文称街亭位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之陇城镇。孙启祥经实地踏访，考之《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原文，在《街亭位于陇关道西口献疑》一文中认为，诸葛亮与曹魏的争战未北逾天水，街亭应在今天水东南麦积镇。此外，李承畴、孙启祥《张飞间道进兵汉中考辨》指出，刘备取汉中时，张飞未如旧志记载的那样从定远（今陕西镇巴）、西乡间道进军，拴马岭、捞旗河、“飞凤山”题刻等所谓张飞遗迹系附会之说。陈显远《诸葛亮在汉中的活动遗迹略考》和《褒斜栈道中几个重要地名考订》两文，梳理了古籍中关于与诸葛亮活动相关的箕谷、赤岸府库、赤崖、汉城、乐城、赤阪等地名的记载。孙启祥《汉末曹刘汉中争夺战地名考辨》考证了古阳平关、今阳平关、阳安关、关口、关城、张鲁城、广石、马鸣阁的名称演变及地理位置。郭鹏《三国人物葬地质疑――同〈人民日报〉〈新民晚报〉商榷》，纠正了两报中文章对诸葛亮、曹操、关羽、张飞等人葬地的错误记述。
文化遗迹保护
与整个国家的经历一样，汉中这座具有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几千年间形成的历史文化物质基础，经过“”与此后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扩建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防线已退到了“文物保护单位”这一种单体建筑层次。
汉中城区内除了孤独的几处“西汉三遗址”，很难找寻古建筑成片、古街道完整的区块。为保护历史文化遗迹，塑造城市个性，上世纪90年代末，汉中成立了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和 “东关正街历史街区建设协调领导小组”，对东关历史街区的建设实行全程监管，并编制了《汉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汉中市东关正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对名城及历史风貌敏感地带进行控制性详细规划研究，明确控制指标，有效地遏制了开发商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蚕食。
汉中市相继对古汉台、东塔、净明寺等保护尚好的 “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民居”，在“修旧如旧，以存其真”的原则下进行修缮。对汉南书院、拜将坛等一些重点文物古迹进行妥善修复，还完成了虎头桥碑迁址建馆等复古工作。
建筑形式上，对古迹周边和沿街景观大道进行控制性规划，要求在古汉台、饮马池、拜将坛等古迹周边新建建筑高度做到“接近古迹低、远离古迹高”，“视廓内低、视廓外高”。在建筑风格上，古迹周围汉风景区内的建筑风格以灰墙汉瓦的汉代风格为主，尊重现状，不排斥“明、清”风格。天汉大道、中山街东大街等景观道路沿街公建建筑外立面，采用汉代传统的造型符号，建筑材料与古建筑相协调，尽可能体现出城市中的汉文化。
另外，在汉中市各县区，两汉三国时期的重点遗迹在全国都是保存较多的地方，一些重点遗迹的保护工作随着旅游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受地方财力所限，一些文化古迹恢复性保护规划、设计仅限于图纸上。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转贴于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关键词]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综述
1993年《兵车器集簿》出土于尹湾6号墓，连云港市博物馆编《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首先公布了《兵车器集簿》图版[1]。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关注到《兵车器集簿》的价值，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武器和车种[2]。《尹湾汉墓简牍初探》介绍了《兵车器集簿》的基本内容，“所记分乘舆兵、车器和库兵，车器两大部分，逐项记载武库所收藏兵、车器的名称和数量。两部分之末均有兵、车器种类及物件的统计数字，最后还有总的统计数字，共计240种23 268 487件[3]”。不过直到《尹湾汉墓简牍》[4]一书的出版，才推动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真正开始。本文主要就《尹湾汉墓简牍》出版后学界对《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加以综述，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考释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对《兵车器集簿》中的“薰毒（毒）”、“乘舆”等名物词语逐一进行解释[5]。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着重对“薰毒”进行考释，认为《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薰”主要是作为战备药物来使用，而不是李均明所指“熏烟的原料藁艾之类”[6]。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解释了《兵车器集簿》中的“乘舆”、“弩檗”、“蜚楼行临车”、“木卮”、“薄卢”等名物词语，特别强调过去对“乘舆”的训释有误。[7]张显成《尹湾汉简名物释读札记》在上文的基础上，对更多名物词语进行释读[8]。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一文，对《兵车器集簿》全文作了考释[9]。张显成《从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从《兵车器集簿》的传统训释、汉语词汇量、词语用例缺无问题、词语词义产生的时代等角度强调尹湾汉简在汉语言文字史方面的研究价值[10]。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对《兵车器集簿》正面第三栏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栏后部所书的文字进行了考释。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在研究汉代社会的遗产继承、婚姻制度、家庭结构等具有的直接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11]。鲁家亮《读所遗“置后”文献小札》在李解民一文考释的基础上，研究认为这两部分文字很可能都与汉代“置后”问题相关[12]。
二、东海郡武库的性质
关于《兵车器集簿》中出现的“武库”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中央直属武库
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依据东海郡武库之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六号汉墓其他木牍中，认为武库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5]。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同意李均明的看法，也认为东海郡的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而是直属于西汉中央[13]。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原为楚国武库，七国之乱后被撤除，藏品移交直属于中央的东海郡的武库，管辖着新楚国、东海郡、沛郡等郡国的兵车与武器等器物[14]。
（二）长安武库
[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从“武库”的规模与掌管吏员、橐佗龟车、泾路匕首、郅支单于兵、乌孙公主使节、诸侯使节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该武库不会是东海郡内特设之武库，而是“在长安的执金吾之属官武库令所管辖的汉帝国中央武库”[15]。
（三）东海郡武库
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认为武库藏品原为楚王之物，后移交给东海郡管理，此武库是东海郡武库[16]。
（四）楚国武库
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兵车器集簿》中所见武库非东海郡武库或中央武库，而原是韩信楚国武库，后为刘交楚国武库，一度称彭城郡武库，永始四年记录器集簿时为中央控制下设在彭城的楚国武库[17]。
三、兵车器、武库制度研究
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较早的注意到《兵车器集簿》在汉代武器装备研究上的价值[18]。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指出《兵车器集簿》为探讨汉代武库制度提供了突破口[19]。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认为《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指标项目众多，数列明确，为我们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的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其中兵车器排列顺序，印证了汉代武库的武器确实是分类存放的。此外，强调武库中的皇室用品与非皇室用品分别记帐，不仅有政治上的意义（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亦有经济上的原因（经费来源有区别）。另对《兵车器集簿》所载器物分类加以叙述[5]。李斌《从尹湾看汉代兵种构成》一文，指出《兵车器集簿》的内容反映了汉朝军事技术的进步，作战方式和战术发生的深刻变化[20]。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对武库的掌控》认为，《兵车器集簿》反映了当时兵器生产的盛况，从而使西汉政府拥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和武备保障，也说明了西汉时期中央军队人数众多和战争规模庞大的真实性。对西汉地方武库的功能、作用作了一番论述，认为西汉对地方武库的严格掌控是皇帝独占武力的一种手段，是中央集权制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弱化地方势力、防止民众谋反，强化中央集权的标志[21]。朱绍侯《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认为东海郡武库储存过量兵器等反常情况，表明《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22]。卜宪群《也谈的性质》不同意朱绍侯的看法，认为汉代郡武库究竟有多大，藏有多少兵器才属于特殊或一般，因无其他资料可资借鉴，从理论上来说，不好把东海郡的情况作为特殊情况处理[23]。
四、使节问题
关于“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断句及反映的西域史实，引起了学界广泛的注意。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初探》认为应断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指的是乌孙公主和有关诸侯出使时使用的旗形凭证[5]。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基本同意李均明的断句，但又指出这种断句也存在不少疑问[15]。袁延胜《尹湾汉简所见西域史事探微》认为，李均明和李成断句不当。强调“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不应断开，而是完整的一句。具体的理解应为“乌孙公主与诸侯（交往）的使节九十三”，但也不排除楚王国向乌孙公主派遣使节的可能。指出《兵车器集簿》记载的“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郅支单于兵九”两项内容，蕴涵着可贵的西域历史信息。乌孙公主诸侯使节揭示了乌孙公主与故乡楚王国的密切联系，“邺支单于兵九”的收藏表明了汉朝诛灭郅支单于的重要历史影响[14]。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认为，乌孙公主诸侯使节应该不是乌孙公主派来楚国的使者所持的使节，而是楚国派往乌孙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复上交的使节，一直在彭城的武库保存[17]。
综上所述，现阶段学术界对尹湾汉简《兵车器集簿》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在许多问题上还未形成定论，如“薰毒”、“乘舆”等部分名物词语的释读，《兵车器集簿》的性质，“乌孙公主诸侯使节九十三”的理解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厘清史实。笔者相信，随着对《兵车器集簿》研究的深入，《兵车器集簿》的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注释：
（1）以下简称《兵车器集簿》.
参考文献：
[1]连云港市博物馆.江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96，（8）.
[2]滕昭宗.尹湾汉墓简牍概述[J].文物，1996，（8）.
[3]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初探[J]，文物，1996，（10）.
[4]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李均明.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初探[A].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尹湾汉墓简牍综论[C].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86-120.
[6]张显成.西汉遗址发掘所见“薰毒”、“薰力”考释[J].中华医史杂志，2001，（4）
[7]张显成.尹湾汉简释读短札―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4）.
[8]张显成.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名物释读札记[A].李学勤、谢桂华.简帛研究（2001）[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7-442.
[9]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整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7，39-53.
[10]张显成.从《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尹湾汉简的词汇史研究价值[A].张显成.简帛文献论集[C]，成都：巴蜀书社，2008，392-419.原载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学研究（第三辑）[C].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9-32.
[11]李解民.尹湾六号汉墓6号木牍所书其他文字初探[A].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研究（第3辑）[C].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471-480.
[12]鲁家亮.读《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遗“置后”文献小札[A].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苑[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109-114.
[13]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的武备建设[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14]袁延胜.尹湾汉简《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所见西域史事探微[J].西域研究，2008，（1）.
[15]（韩）李成.前汉帝国中央武库收藏目录之发现―关于尹湾简牍《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之探讨[A].长沙市文物考古所.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5，411-437.
[16]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J].大陆杂志，1997，95，（3）.
[17]谢绍.江苏尹湾汉简所见的武库与使节辨析[J].西域研究，2009，（2）.
[18]李均明.研究汉代武器装备的珍贵史料―记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N].中国文物报，1997-12-7.
[19]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N].光明日报，1999-4-2.
[20]李斌.从尹湾《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看汉代兵种构成[J].中国历史文物.2002，（5）.
[21]杜亚辉.从尹湾汉简武库集簿看西汉对武库的掌控[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3，（1）.
关键词：文史 素质教育 高校 人才培养
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文史教育状况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但在大学本科以及研究生阶段如何完善课程建设，搭建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培养适合将来从事国际问题领域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的人才，尚有艰巨的道路要走。党的十报告指出，我们要开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号召我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笔者长期在高校进行文史教学和科研工作，深感随着当今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文史知识正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诸领域中受到广泛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深深感到高校在相关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文史教育的必要。文史专业之外的许多专业的学生虽然以后不要求进行具体的文史领域学术考据工作，但在毕业以后的深造和工作中，以及在人生境界、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知识等诸多层面上，都离不开文史知识的坚实基础。而目前高校在文史知识教育方面的现状却喜忧参半，我们做得还不够。
据有关调研显示，大学生的语文水平正在下降，学生们的主要学习精力都放在英语、电脑以及相关专业课上，文史功底正在下滑。新加坡《海峡时报》曾刊登题为《中国汉语水平下滑》一文，写道：“中国人热衷使用社交网站常用语、英语地位上升以及电脑普及导致的书写水平下降，让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感到非常焦虑。中国教育部近期一份报告称，30%的北京大学生未能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一次中文水平考试。在满分为100分的考试中，70%的学生考分低于70分。中国媒体进行的调查表明，大部分人都认为中文水平下降是一个严峻问题。80%的受访者表示，一场中文危机正在逼近。”[1]
这篇文章所展现的问题非常严峻。正如有学者指出： “一旦一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丧失，那么这个民族国家的国民后代将无法欣赏其祖先留下的文化典籍，从而导致这个民族在文化上成为一个无根的民族，这将是文化最大的安全隐患”。[ 2]
前文化部长高占祥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与大学生一同探讨高校道德教育新途径和方法时对记者说：“大学生身上，普遍存在‘三浮’现象――浮浅、浮躁、浮肿。”就此问题，有记者对“三浮”现象进行了调查，发现70%的学生国学底子薄。对于“你是否读过《三字经》《论语》等中国传统经典著作？”问题，70%的学生选择“读过，但很少”；15% 的学生选择“从来没有读过这类书，不感兴趣”；10%的学生选择“了解很多，基本全读过”；5%的学生选择“听说过，没读过”。[3]有学者统计，“在对文科生的阅读调查中，读过中国四大名著原文的比例并不乐观”。以致有人大代表感叹：“有的学生只读缩编本，或者是通过电视剧来了解情节，而学生们对近些年涌现的一些畅销书却津津乐道，如数家珍。这实在是悲哀！”[4]也有大学教授感叹：“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多得多。”[5]
据笔者了解，高校有的学生读古书见到“女”字，就只想到女子，以致有的毕业论文竟断言古书上提到的商代历史人物“女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大有吸引读者眼球之嫌，殊不知古代男子名字时有带“女”字的情况，不可妄断。前几年，我们的新闻专业年轻记者撰稿，曾出现“搞，危言危行”（危言危行指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国庆夜晚，天安门广场灯火阑珊”（灯火阑珊原意为灯火稀疏，指人烟稀少比较凄凉的地方）“北京城七月流火，空调售罄”（七月流火原指星火西行，天气转凉）“市场平稳，涨价谣言实属空穴来风”（空穴来风指消息和传说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春节晚会美轮美奂”（美轮美奂形容房屋高大华丽）一类的词语误用作新闻标题，或者将“人生三昧”写成“人生三味”；只知道“逃之夭夭”这个说法，而不知何谓“桃之夭夭”。误用成语，硬伤不断，引起学界人士的笑话。台湾大学和中学课本中的古代诗词文赋的比例高于大陆，而在大陆大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中，英、美、俄文学的翻译作品占去了不少篇幅。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完善高等教育专业学科建设中的文史素质教育
目前，我国在新世纪国际政治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活跃频繁；我国媒体遍布世界，电视频道覆盖全球。这都需要高校培养出大量适应工作实践的合格人才。在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中，加强文史课程教育的要求显得非常突出。有学者指出：“通观历史和现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语言兴衰与国家兴亡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正相关变化关系，即国家的兴盛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兴盛，国家的衰落必然带来本国语言文字的衰落，国家灭亡时常伴随着本国特有语言文字的灭亡。”[6]党的十报告指出，高校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当代学者汤一介指出：“有长达五千年没有间断的中华民族所积累的有益于人类健康合理发展的历史文化经验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其中定会具有对当今人类社会和今后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7]文史知识在当今各个领域的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主席号召大家要学习各种文史知识，他说：“应该了解一些文学知识，通过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陶冶情操，培养高尚的生活情趣。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有很深厚的文学素养，在诗词歌赋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总之，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8]
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号召领导干部和公民学好、继承好文史知识，对于当代中国大学生而言，更应该掌握扎实的文史知识。大学生打好文史素质基础，不仅只是学习具体的诗词名句，来点缀说话与写作的文采，而且更重要的是研习传统文史的名篇佳作，丰富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健全我们的思维，开拓我们的视阈。诚如学者成中英所言：“中国很多的古典经典，如《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老子》《庄子》等，其中蕴藏的活泼思想随时唤起思考。”[9]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白钢认为，理想的大学教育理应提供一种更为整全的世界理解，能够提供一种面对现实情境进行判断抉择的洞见。“要培养这种整全的视野，主要方式在于读经与读史”。[10]说得极为精辟。
当前，高校学生文史素质下降的状况，对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挑战。这几年有多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加强汉语能力培养考核”的议案，指出社会上“英语过度强势、网络语言泛滥、汉语受到冷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母语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在2008年启动了“汉语能力测试”的研发工作。教育部也曾召开“汉语能力测试试点工作部署会”，有关人指出目前汉语使用环境和国民的应用能力并不乐观。[11]被网友称为“汉语四、六级”的我国首个“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水平测试”，于2011年已在北京、上海、江苏、云南、内蒙古和南开大学五地一校正式开考。地方教育部门的有关官员认为，外语对汉语冲击比较厉害，国家推出针对国民的汉语能力考试，就是希望能够普遍提升全体国民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有关人员指出，目前虽然是自愿考试，但将来可能成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人时的重要参考指标。[12]可见，如何遏止语文水平下降的问题，已经列入我们国家的重要议事议程。
旅美教育学者薛涌多年来关注中国教育问题，他有一段有关比较中外高等教育状况的论述：“美国的大学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越是高水平，文史这类非实用的系（如历史系、英文系）所占的分量越大。例如，耶鲁大学，历史是最热门的专业；历史系竟有90位左右的教师，其中50位左右是终身教授。相比之下，计算机系教师仅有30人左右……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大学本科的目标是培养人的素质，即美国教育界所津津乐道的‘完整（well-rounded）的人’。因此，本科教育也就无法用专业来衡量，而必须看其通才（liberal arts）教育的品质。在这种通才教育中，文史类占核心地位。除了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几个异数之外，美国的一流大学，没有不在文史这类非实用性专业上大量投资的。”
我并不主张独尊文史。但在一流大学中，文史不尊不行。我更不是说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史教育很好。实际上，当下中国的文史教育问题一大堆。大学的文史教育要振兴，不能走过去的专业路线，也不能追当今的实用风潮，而必须以通才教育为框架：“不管学生以后干什么，他们都需要掌握基本的写作技能，表达能力，了解人类的经验，发展自己的人生观，培养创造的冲动和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这是下一代人立足于世的根本。”[13]
笔者极赞同这段论述。这对我们加强高校的文史教育极有参考价值。美国大学尚且重视他们的西方文史教育，不言而喻，我国高校理应重视我国传统文化文史教育。据报道，为强化“重点语言”（Critical Language）学习，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法案”执行计划之一的“星谈计划”（Startalk Program），已陆续于全美各地展开。“星谈计划”是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理由，由各层行政、教育以及国家安全部门共同主导的语言计划，主旨在于对高中生或在中小学任职的外语教师提供免费资助，重点语言为中文和阿拉伯语。可见，美国为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考量，尚且重视汉语的教育，作为母语国，我们理应更加重视文史教育。
文史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藏，理应扎实学好。据报道，目前不少高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满足于中学的文史阅读范围和层次，持有自己文史素质“差不多”的思想。其实不然。据报道，沈阳师范大学有位教授曾经把前国务院总理多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引用的古代诗文进行统计，发现其中95%是教科书所没有的，认为这应引起教育部门在教学结构上的深思。可见，本科生和研究生不能吃中学的“老本”，还需要在高校课程设置的指导和安排下，进一步开拓文史阅读面。
笔者建议，在我国高校里除了目前所设“大学语文”的通识课程之外，在课程设置方面可对学生开设“汉字概论”“国学经典选读”“诗经选读”“文学名篇选读”“唐诗宋词艺术”“历史典籍选读”一类选修课，供学生选修，加强学生的文史阅读，亦可通过讲座、知识竞赛的形式在校园进行文史知识教育，按照十报告所号召：“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办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使学生对先人前贤遗留给我们的丰赡文史遗产，认真加以研习，准确解读，为今后从事研究以及实际工作，夯实文史知识的基础，为全民实现“中国梦”提供丰富的文化精神方面的储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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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蔡蕴琦.首个“汉语综合应用能力水平测试”在江苏试点[N].扬子晚报，2011-12-15.
[12]蔡蕴琦.“汉语四六级”能考晕中文系 或成机关用人参考[N].扬子晚报，2011-12-25.
史玉柱为什么要下海
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怀远。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于这个面积2300平方公里、隶属安徽省蚌埠市的县城相当陌生。曾有记者这样描绘怀远：“在地图上很难找出的小小县城。”
史玉柱出生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正应了福祸相倚这句老话，史玉柱虽然出生在“天灾”之年，但却避过了另外一个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人生的“人祸”：史玉柱长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时间已经步入上世纪70年代，在“”初期中断的学校教育已经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下于1968年得以恢复。这使得史玉柱避免了学业中断的危险，从小学到后来的研究生，他接受了相当完整的教育。与他同时期的民营企业家中，没有几个接受过这么完整的教育。
在史玉柱成名之后，曾有记者采访过他童年时的生活。1992年5月27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报告文学《巨人的风采》中写道：“他永远忘不掉他在安徽怀远县城度过的童年和少年，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为他打开了一个五色斑斓的世界，他按照书上‘一硝、二磺、三木炭’的配方自己调制了土炸药，一声爆炸震怒了父母，也从此被冠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外号：‘史大胆’！他对复杂的东西总要探个究竟，出于对魔方的好奇，上外语课时他干脆躲在教室最后，一堂课一堂课不停地玩……他总感到有一片神奇辉煌的领域在吸引着自己……内心深处干一番事业的愿望也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坚定了。”
这是史玉柱唯一一次对媒体讲述他的童年故事。其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默默无闻、平淡无奇”中度过的，他身上并没有表现出未来会成为商人的潜质。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长大的史玉柱，顺理成章地从小学读到高中，直至考取浙江大学数学系。多年以后，即便史玉柱成为巨人集团董事长，他仍然强调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毕业，分配回安徽省统计局，负责各种统计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在这里，史玉柱获得了一个保送读研究生的机会。
当时，安徽统计局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仍然采取传统手工操作，效率十分低下。并非计算机系出身的史玉柱编写了一个统计系统软件，来提高统计局的工作效率。这个软件在1986年河北唐山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受到好评，并且向全国统计系统推广使用。
本单位职工开发的软件可以在全国系统内得到推广，这当然引起了单位领导的重视，史玉柱于是被作为第三梯队送到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毕业后，即可任处级干部。
不过，这一次毕业后史玉柱却没有像上次那样接受别人安排的命运。1989年，他回到安徽，办理了辞职手续，告诉自己的家人：“我要下海。”
这是一个让周围人惊讶的选择。在1989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还相当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这一年全国毕业研究生仅为37232人。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这么高学历的就更少了。1989年史玉柱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年仅27岁，在这个年龄做到处级干部，再加上有高学历、领导赏识，如果史玉柱继续留在统计局，未来的仕途可以用“不可限量”来形容。因此，史玉柱的家人和朋友都反对他下海，大家担心，一旦他下海失败，又丢了统计局的工作，会“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但这没能阻止史玉柱的决心，他最后表示，“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
曾经担任巨人集团副总裁的王建在《谁为晚餐买单》一书中这样描绘史玉柱：“其实史玉柱是个不太有野心的人，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的县城，并在不到男性晚婚年龄时经人介绍结婚。”
史玉柱从深圳大学毕业后再回到那个比较闭塞的合肥，在特区待过的人看过别人创业的人回到统计局甘心做回他的小职员，他似乎也无他求。但真正改变史玉柱的，不是他自己的性格，而是这世界的科技产物：电脑。
随着汉字全拼特别是王选发明的汉字五笔输入法的成功，汉字的输入得以解决，但电脑软件的“中文化”问题，成为电脑能否在中国普及的关键，史玉柱一下子看到了这里的市场前景……他研究电脑，不是为了解决数字计算、数字采集和处理以及自动控制问题，而是固化字体、增加字库和设计表格，增大排版空间和提高处理速度等“汉化”工作。他开发出的东西别人用了都说好，这时，他的眼前出现了市场的光环，他的头脑盘旋着创业的梦想，他的心中涌起在电脑行业“搅一搅”的冲动，他毅然辞职下海。
这或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如果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商业历史，我们会发现原因也许并非这样简单。
1984年，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史玉柱不会想到，1984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会对自己未来的人生轨迹产生深远的影响。
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中国当代商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年份之一。这一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1991年上海开发浦东之前，广东一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地方，而紧邻香港的深圳更是重中之重。在深圳的创业气氛中熏陶了两年的史玉柱，已经很难再回到办公室里，做一个体制内的机关干部了。
总而言之，在1989年史玉柱下海创业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并没有显现出他的身上有商业基因。他的下海，与其说是个人的抉择，不如说是时代的浪潮推动所致。
知识改变命运的汉卡时代
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偷偷“混进”学生宿舍栖身，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
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无法再到机房“蹭”机器用了。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别人不用计算机的时候他接着用。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
经过近一个月努力，他在固化字体、增加字库、批处理的基础上，还解决了所见即所得的界面问题，集录入、排版、编辑、打印于同界面，并且所有功能都以中文窗口菜单提示，经过综合压缩，保证大字无锯齿，小字笔画均匀。他确信M-6401是一个成熟产品。
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
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
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
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
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
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604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6042汉卡。
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价却不仅是150天的封闭研发。当他完成M－6402，回到他在深圳安宝大厦的临时住所时，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人，他的妻子离开了他。经过半个多月的商谈，史玉柱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两人离婚了。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史玉柱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史玉柱就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巨人”。本来，他想把公司注册在深圳，但是深圳工商局不给注册“巨人”这两个字，于是，史玉柱把公司注册到了珠海，这是1991年4月的事情。虽然公司注册在珠海，但直到1992年7月之前，公司事实上的总部仍然在深圳。
新公司的全名是“珠海巨人新技术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员工15人。史玉柱这样解释公司的名字：“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不过，在做中国的IBM之前，史玉柱先得解决眼前最迫切的问题：竞争对手的冲击。
当时，M-6402产品受到香港金山电脑公司开发的金山汉卡的冲击，需要继续升级。史玉柱决定投资80万元开发M-6403，对于一个注册资本仅200万元的小公司来说，80万元算是一笔巨资了。为了保证M-6403的质量，这次开发与前两次不同，在珠海和深圳设立了两个课题组，珠海课题组在当时珠海宾馆对面的珠华大厦办公。1991年8月，M-6403桌面排版印刷系统面世，这套软件在造字功能、自定词组、联想功能、编辑排版系统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对6401和6402的深化。
当年10月，为了打开销售市场，史玉柱力排众议，以订购10块巨人汉卡就提供往返路费的优惠条件，邀请全国各地200多名电脑经销商来珠海参加巨人全国电脑汉卡连锁销售会，以建立一个全国性连锁销售网络。
在1991年最后两个月里，M-6403以惊人的速度给巨人公司数以千万计的收入。到了11月份，巨人公司的员工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人，M－6403的净利润达到了1000万元。而这样的业绩，是由一个员工平均年龄22岁、管理层平均年龄26岁的公司创造的。
1992年7月，史玉柱把巨人公司迁往珠海。两个月后，“巨人新技术公司”迅速升格为“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巨人集团下设8个分公司，史玉柱出任总裁，公司员工发展到100人，成为仅次于四通的全国第二大民办高科技企业。
巨人公司的目标，是要在两三年内全面赶超四通，成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要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最大的企业，最终成为世界巨型企业――东方的IBM！
气势逼人的巨人集团很快吸引了大批高学历人才加盟，到1992年末公司员工发展到了200多人，平均年龄24岁，97%的员工是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
与此同时，M－6403以更快的速度为巨人集团带来收益。1992年10月，第二届全国巨人电脑连锁会在珠海度假村召开，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电脑盛会。12月底，巨人集团主推的M－6403汉卡年销售量2.8万套，销售产值共1.6亿元，净利润3500万元。
这一年，巨人集团的发展速度达到了500％。
几年后，当巨人集团已经变成了过去时，有研究者比较巨人和微软的早期发展，认为两家企业都是民营或私营企业，都是靠电脑软件起家，创业时的经营条件十分相似。
史玉柱和3个伙伴以仅有的4000元人民币开始了巨人的创业，产品只有一种，即史玉柱自己开发出来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不到4个月，就实现利润近百万元。随后两年内，巨人集团以软件业为根本，相继开发出M-6402文字处理系列产品及M-6403汉卡。到1992年底，销售收入近2亿元，实现纯利3500万元，企业年发展速度500%。
再看微软公司，“由比尔・盖茨创建于1975年，当时加上雇员也只有4人，启动资金是3000美元，按照中美两国的消费比价，与巨人的创业资金基本相当；产品也只有一种电脑软件。微软公司的起初发展速也十分惊人，到1977年底销售收入达到382万美元，年发速度636%。”
这样的比较，也许是在某种程度上受了史玉柱“中国的比尔・盖茨”的称号的影响，潜意识里将史玉柱等同于比尔・盖茨，将M-6401及以后的系列产品等同于微软的Windows系统。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比较看起来激动人心，却与事实失之千里。
成也汉卡败也汉卡
想要了解史玉柱为什么能够凭借一款软件在短短两年里将口袋里的钱从4000元变成3500万，就必须了解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印刷业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初期，微型机排版系统的问世彻底改变了印刷业，让这个古老的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中国在这个时候也开始了微型机排版系统的研究。最早，是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在微型机基础上推出微型机表格排版系统，1984年他们首次推出中国微机文科排版系统，1986年又推出适合专业排版用的“HPB101”系统，并且有12家省市印刷厂的微型机激光排版中心采用了这套系统。
1987年，四通公司的技术人员研制并推广所见即所得的科技文献编辑排版系统，推出中国首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直观排版系统，并先后取得美国和中国的发明专利。其后，四通公司在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四通易排一体化专业彩色照排系统”。
1988年，在著名专家王选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研制出华光微型机排版系统，从铅字排版直接跳跃到最先进的激光照排，从而使中国在1987年至1992年实现了报业与印刷业的技术革命。
1987年，北大方正首先提出“发展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淘汰传统电子分色机”的建议，1992年首先在《澳门日报》的编辑排版中推出方正彩色报纸编排系统，1994年方正继续推出“方正高档彩色电子出版系统”，其关键技术均为自主开发。
对比上面这些科研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发现史玉柱的M-6401并非一个原创的技术，史玉柱并不是一个创造者，而是一个追随者。M-6401及其系列产品，不但无法同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提并论――后者划时代地让计算机从专业技术人员的专利变成普通人也可以轻易操作的机器，甚至同四通、华光、方正这些比巨人起步仅早几年的公司开发出的产品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为什么史玉柱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凭借这样一款并不先进的产品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呢？答案是，史玉柱只有一个优势，价格便宜，其他产品因为开发成本高，购一个系统需要几万几十万，而史玉柱只要几千元就卖。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除了印刷业的爆炸式增长，史玉柱的成功还得益于当时个人电脑的落后。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计算机方面采取对华禁运的政策，国内个人电脑还不能支持软字库，必须借助外挂设备，这也是史玉柱的M-6401为什么要制作成“汉卡”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短，随着1993年西方16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和对华禁运取消，以及个人电脑硬件、软件技术的突飞猛进，中文支持已经不再是一个瓶颈。这个时候，不论是汉卡还是装在汉卡里面的M-6401，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将巨人同微软相比较的研究者认为“财富迅速积累后，史玉柱便沉不住气，没能像微软公司那样专一软件产业的深化，而从1993年开始了企业经营战略的转移，实施多角化经营战略，企业同时涉足两新行业：保健品和房地产。这一战略的选择是后来巨人集团走向衰落的转折”，这个结论就显得不切实际。
不过，在1992年，不管是史玉柱、巨人公司的员工还是整个社会，都还把巨人看作一个高技术含量的科技企业，人们丝毫不怀疑这家神奇的公司有能力成为“中国的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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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政权与佛教所形成的政教形式
父子连名制与南诏王室族属研究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敦煌学；西夏学；黑水城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2-0015-05
黑水城文献在近代出土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近代学术史的第五大发现[1]。时代构成上，黑水城文献的主体是西夏和元代文献，同时还有部分唐、宋、辽、金时期的文献。它的发现实现了五大材料之间的相互衔接，使其成为完整的序列链条。五大材料中，它和敦煌文献时代最为接近，因此，自发现之后就和敦煌文献联系密切。本文拟就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之间的关系提出一己之见，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一 敦煌、黑水城文献之间的相似性
敦煌和吐鲁番文书虽然出土地点不同，但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将二者相互结合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共识。这是因为吐鲁番和敦煌文书二者时代接近，大致属于隋唐这一阶段，吐鲁番文书比敦煌文书要稍微早一些，与敦煌文书在时代上相互衔接。因此，两个地方的文书关系非常密切。黑水城文献在时代上也与敦煌文书相衔接随着近年俄藏、英藏以及中国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公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做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的贯通工作。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点为打通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的节点提供了可能。孙继民先生撰文指出，二者学科性质相近，都是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五大新材料中学缘最近的两大学科。同时，由于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2]。实际上，除孙先生所讲的几点外，两者之间的相似点尚有多处。
其一，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的主要发现地均与佛教场所相关，因此注定这两大材料的主体是佛教文献，这样在佛教史研究中可以前后发明，左右互补。众所周之，敦煌文献的主要发现地点是在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佛经，约占敦煌文献中英藏的85％，法藏的65％，俄藏的90％，北图藏的95％，所以数量非常巨大，总数约在45000号左右。黑水城文献的发现地点主要是在位于黑水城遗址西约400m的大佛塔，这也决定了黑水城文献的九成以上也是佛教文献，其中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是西夏文佛经，有400多种，数以千卷计。英藏黑水城文献约4000件，全部残页7300个编号。其中世俗文献的手写卷子约占整个英藏黑水城文献的23％，佛教典籍约占77％。另外尚有诸多文献性质不清，因此这个统计数字并不完全准确，只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藏黑水城文献也是以佛教典籍为主体的。从文献主体构成可以看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为研究和探索中古时期河西佛教问题提供了契机。崔红芬女士《西夏河西佛教研究》一书，在打通敦煌、黑水城文献之间的关键环节上，做了有益的尝试，用以说明西夏时期的河西佛教以及佛事活动与归义军时期是一脉相承的[3]。沈卫荣先生更是认为黑水城汉文佛教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多部不见于现存各种汉文《大藏经》中的重要佛经，以及西夏和元朝时期翻译、流通的藏传密教仪轨手写本，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黑水城佛教典籍表明，从高昌回鹘到西夏和蒙古时代，西域依然扮演着东西文明之熔炉这样一个角色，11—14世纪西域地区之佛教历史一脉相承，在高昌回鹘、西夏和蒙古的中均占主导地位的既不是汉传佛教，也不是印度佛教，而是藏传密教[4]。
其二，敦煌和黑水城两地都曾置于西夏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两地出土的文献以及保留的历史遗存是研究西夏史必不可少的材料和物证。公元1030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从此开始了党项政权对敦煌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20世纪6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合作开展敦煌西夏资料的调查研究。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数目由几个改定为80多个，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这80多个石窟中的精美壁画为研究西夏时期的佛教提供了实物证据，历来受到西夏学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关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学术界存在多种说法，但均在党项占领敦煌之前，因此敦煌藏经洞中没有西夏时期的文献。但莫高窟北区曾出土了部分西夏时期的文献，1908年2月，伯希和曾对莫高窟北区进行发掘，在第181号洞发现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回鹘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在第182号洞发现了相当多的漂亮藏文写本残卷，其中仅仅有二三件刊本为西夏文残书[5]P383-390。近年经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这些入藏法国的敦煌西夏文文献，最终以《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为名出版[6]。这批敦煌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从内容上来说，有各种写本、印本的佛经如《华严经》、《二十一种行》和各种发愿文，有十分精彩的版画作品，有社会文书等。同时，还有大量西夏文献从敦煌流散到日本，这些文献分别被七个博物馆收藏，经过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2011年1月《日本夏文献》出版[7]。日本夏文献主要以佛经为主，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第1卷至第10卷保存较为完整，同时还有第36、第41残卷。同时还有《圣胜慧彼岸到功徳宝集颂》的“善知识品”、“赞叹品”、“总持功德品”。其他佛经还包括《白伞盖陀罗尼经》、《种咒王荫大孔雀经》、《现在贤劫千佛名经》、《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佛顶心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经》、《圣摩利天母总持经》等。这些佛经多钤有张大千印章，因此可以推断是从敦煌流散出去的。1914年俄罗斯奥登堡探险队在莫高窟进行了发掘清理，涉及的范围包括南区和北区，所获文献中也包含部分西夏文献。1988年至1995年，敦煌考古工作者对北区洞窟做了多年的工作，共清理发掘僧房窟、禅窟、瘗窟和仓库窟243个，出土了大批遗物，包括多种文字的文献、佛经，古钱币，木、陶、铜、铁器，丝绸、棉麻毛织物以及一枚波斯萨珊朝银币[8]。莫高窟北区的37个洞窟内共计发现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新发现的这批西夏文文献中，既有手抄本，又有活字印刷本，还有刻版印刷本，其中手抄本中还有给纸金书佛教经典。从装帧分析有经折装、蝴蝶装、卷子式。就文献内容而言，既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诸密咒要语》、《龙树菩萨为禅陀迪王说法要褐》、《高王观世音经》、《千佛名经》、《无量寿经》等佛教经典以及一批不知名的佛经残页、残片；又有道经；还有类似汉文《千字文》的字书《碎金》和当时流行颇广的字书《三才杂字》，以及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等启蒙读物；还有籍帐等社会文书以及劝世诗词、散曲、咒语等等[9]。这些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西夏文文献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可与黑水城文献相互参证、相互补充的。敦煌西夏壁画、西夏文献与西夏时期敦煌历史文化既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其三，敦煌、黑水城同为古丝绸之路的要塞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两大出土文献中不仅有大量的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文献，而且还有大量少数民族语言文献。敦煌文献中除大量汉文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文献，如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梵文、突厥文等，藏文文献数量最多。藏文文献如《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于阗教法史》、《藏医疗杂方》、《藏医灸法残卷》等，于阗文有《使臣奏于阗王奏报》、《于阗王致曹元忠书》、《致金汗书信和奏报》等，这些多民族语言文献，对研究古代西域历史和中西文化交流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黑水城文献除大量的西夏文文献外，尚有藏文、回鹘文、蒙古文、粟特文、女真文等文献，这些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在语法、书写等方面与敦煌文献中的非汉文文书并无二致，因此是可以实现对接的。
其四，敦煌、黑水城同为绿洲文明，因此两大文献中的世俗文献在内容上十分相似。敦煌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中古时期的公私文书，这些未加任何雕琢的公私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属于官文书的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公验、过所、度牒、告身、籍帐以及官府往来文书等，籍帐则包括户籍、手实、差科簿、军政机关的会计簿等；私文书主要是指各种内容的契约和民间团体的社文书等。契约主要是唐末五代和宋初的，其中有租地契、佃地契、借贷契、雇佣契、买卖契以及析产契等。社文书中有社司转帖、社司牒状、社条、纳赠历、社斋文等。此外，还有遗书、什物抄、放妻书、放良书、悼文、邈真赞、碑志、私家帐历等。这些公私文书，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完全保存了原貌，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细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黑水城世俗文献，除古籍、字书、医书、历书、占卜文献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文书，按文书性质可分公文、契约、诉状、帐册、名单、元宝钞、柬帖、票引等。这些大量的社会文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社会风俗、经济状况、行政运行等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大材料的主体都是佛教文献，同属于西域佛教史研究范畴，因此可以预测学者在佛教史研究领域是最容易在这两大材料之间找到突破口和衔接点的；敦煌作为西夏文文献出土的重要地点，与西夏学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而黑水城文献中西夏文文献数量最多，约占90%左右，这样两大材料之间可以将西夏文作为桥梁，相互衔接、相互贯通。同时，两大出土文献在非汉文文献与世俗文献中也存在着密切的“学缘”，这为敦煌学向下延伸提供了条件。
二 敦煌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是
黑水城文献研究走向纵深的捷径
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文献研究发生交叉由来已久了，从20世纪初到现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解放前，是学术界对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进行初步研究的阶段。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命运，20世纪初发现后被劫往国外，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在国内，黑水城文献研究几乎可以说是和敦煌文献研究同步的。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1913年，我国学者罗振玉辗转得到夏汉双语对音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残页照片，这为解读西夏文提供了一把钥匙。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出版。1927年，罗振玉《西夏官印集存》出版，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极大地推动了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10]。陈寅恪先生在关注敦煌遗书的同时，对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写就《斯坦因Khara-Kt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考》、《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两文，阐释西夏文献译自吐蕃、中原的不同来源，采用对译和意译的不同方法以及西夏文流传直至明代万历之后的资料线索。王静如先生所编《西夏研究》三辑，收录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西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西夏学研究推向高潮。在这一阶段，除王静如先生专治西夏学外，罗氏父子以及陈寅恪先生均是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兼治者，学者们对于两大材料并无明显的畛域之见。
第二阶段：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国内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研究均处于低谷，是两者之间绝少发生联系的阶段。但在国外，这一联系却得到发展。上世纪50年代开始，前苏联学者孟列夫教授，充分利用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馆藏资料，在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同时，整理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1961年发表《黑水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科兹洛夫收集品汉文部分）》[11]，1984年出版《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12]，后者的汉译本以《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为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敦煌研究者对误收入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进行甄别以及利用到国外查阅敦煌文献的机会抄录黑水城文献加以研究的阶段。由于两种文献的收藏地大致相同，在整理出版敦煌文献时，难免混入黑水城文献，因此对已经公布的敦煌文献需要加以甄别。在这方面首先取得突破的是陈国灿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陈先生利用擅长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优势，将《敦煌学资料》误收的英藏黑水城西夏汉文借贷文书进行了复原，首次将敦煌学研究方法引入黑水城文献研究，是两个学科相互交融的一次有益尝试[13]。孟列夫的《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一书出版之后，国内学术界除了西夏学界关注外，敦煌学界也开始留意此书。柴剑虹先生根据俄方只公布的一页《文酒清话》照片，敏感地意识到《文酒清话》的版本价值以及学术意义。随后，柴剑虹利用到俄罗斯查阅俄藏敦煌文献之机，对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某些文学作品进行了抄录，回国后先后发表《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14]、《俄藏黑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15]P315两文。同时，其中华书局的同事李继昌也利用黑水城文献发表了《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16]一文，这是敦煌学学者主动研究黑水城文献的典范，但这种现象并不普遍。20世纪90年代中期，荣新江先生对误收入《俄藏敦煌文献》的《景德传灯录》进行了辨析，认为该写本为黑水城文献[17]。同时，荣先生还对混入俄藏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进行了系统清理，厘清了二者之间的界限[18]。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1996年12月，俄藏、英藏、中国藏以及日本藏黑水城文献陆续公布，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敦煌学界历来对新材料高度敏感，一些敦煌学学者开始将研究触角下移至黑水城文献，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成果。如孙继民先生以俄藏黑水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突破口，发表了一系列集束式学术论文，并将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金代、西夏汉文文书的研究，其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杨富学先生不仅对黑水城汉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发表《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19]等文，还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回鹘文和西夏文进行了探索。此外，邓文宽、金滢坤、余欣、马格侠、冯国栋等人均有关于黑水城文献的论著。这一阶段，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涉及深度，均较前一阶段有所改观。值得关注的是，该时期一些传统的敦煌学重镇，已经开始着力培养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新生力量。如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培养的崔红芬、梁松涛博士均以黑水城文献作为研究选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国旺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也是以黑水城元代汉文世俗文书为研究对象。但这一时期，敦煌学者的参与层次不同，或彻底转型，或两遍兼顾，或浅尝辄止，因此这一阶段敦煌学学者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虽然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改观，但无论参与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还远远不够。
通过上述归纳，我们知道敦煌学界的专家学者自始至终都有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传统。但与敦煌学相比，黑水城文献研究相对滞后。敦煌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学科已经相当成熟。敦煌学的学科建设经验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其研究方法对提升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敦煌学者的直接参与无疑是黑水城文献快速走向成熟的一条捷径。应当指出的是，目前西夏学界一般比较重视敦煌出土的西夏文献、文物，但敦煌学界对此关注较少，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这批文献需要跨越语言障碍，学者对于学习西夏文视为畏途。目前，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着力点主要是黑水城汉文文献。汉文文献虽然便于研究，但不是黑水城文献的主体，随着研究的深入，势必要突破语言瓶颈，转到黑水城西夏文文献的研究上来。近年来，西夏文研究在整体上发展比较快，呈现出多点铺开的态势，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推进，学习和掌握西夏文已经不再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事情了。可以预期，有了敦煌学研究者的广泛参与，借鉴敦煌学已有的研究手段，黑水城文献研究势必走向深入和发展。目前敦煌学界和西夏学界对于两大文献的对接问题十分关注，2010年5月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主办的“西夏与敦煌”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行，会议主要就西夏学与敦煌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以及相关社会历史问题展开深度探讨。与会代表对于敦煌学与西夏学的对接问题，十分关注。敦煌学经过百年的发展，敦煌文献已经不能称之为“新材料”了，而各大敦煌学研究机构囤积的大量研究人才面临选题难、研究难的困境。黑水城文献集中公布，为敦煌学研究人才直接研究黑水城文献提供了平台。敦煌学研究者利用现有的敦煌学研究手段，对黑水城文献加以深入研究，不仅可以突破敦煌学界选题难的窘境，而且对于推进黑水城文献研究也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献之间的联系是多方面的，这些联系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的对接提供了可能。黑水城文献研究作为后起的学科，在诸多方面需要借鉴敦煌学的研究经验和方法，而敦煌学研究者直接参与黑水城文献研究不仅是在较短时期内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一条捷径，而且是敦煌学发展的内在要求。敦煌文献和黑水城文献研究，在学科上都属于出土文献研究范畴，较之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要更加便利、更加容易。有的学者提出用“大敦煌学”来涵盖两大出土文献研究，不管这种提法是否准确，但反映出学术界对两大出土文献进行对接的强烈要求。总之，敦煌学向黑水城文献延伸，不仅存在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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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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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继民.敦煌学视野下的黑水城文献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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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伯希和著，耿昇译.伯希和西域探险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6]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法藏敦煌西夏文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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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彭金章，沙武田.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清理发掘简报[J].文物，1998（10）.
[9]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洞窟所出多种民族文字文献和回鹊文木活字综述[J].敦煌研究，2000（2）.
[10]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历史研究，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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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孟列夫.哈拉浩特特藏中汉文部分叙录[M].苏联科学出版社，1984.
[13]陈国灿.西夏天庆年间典当残契的复原[J].中国史研究，1980（1）.
[14]柴剑虹.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4）.
[15]柴剑虹.俄藏黑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A].敦煌吐鲁番学论稿[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16]李继昌.列宁格勒藏《孙真人千金方》残卷考索[J].敦煌学辑刊，1988（1，2）.
[17]荣新江.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A].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C].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
1.采用小组合作、研究性学习、学习成果展示等方式完成本专题的学习，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和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
2.了解汉字的起源与发展，认识汉字的特点，通过汉字游戏感受汉字的趣味性，理解汉字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感受汉字的魅力。
3.使学生享受到学习和使用汉字的乐趣，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激发学生学习汉字的热情，增强维护汉字纯洁性的责任感。
二、研究过程
1.资料收集：汉字起源传说，汉字的演变发展过程；造字法；书法作品（名家的或自己的毛笔或硬笔书法）；关于汉字的故事、趣闻轶事，字谜、成语、古诗词若干；2008年奥运会徽的含义；调查汉字在世界上的影响。
2.资料分析：研究汉字的演变发展，分析汉字独特的发展规律；研究汉字与欧美表音文字的区别，分析汉字的奇特之处；研究如何鉴赏书法作品，分析汉字的构造美；研究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分析汉字在民族凝聚力方面所起的作用；研究汉字在世界上的影响，分析汉字的未来和在国际上的地位。
3.成果展示：通过PPT、实物展示、演讲、小品等方式展示本组的研究成果。
4.总结报告：反思本次研究性学习，撰写总结报告，内容包括本组课题研究意义、研究过程、研究结果，以及尚待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问题等。
三、分组安排
全班学生按照五个选题分成五组，每一组成员8～10人，其中（1）资料收集员两三名，负责各种资料的收集、调查、整理工作；（2）资料分析员2名，负责资料统计处理、结果分析工作；（3）成果展示员两三名，负责整个探究的组织安排和成果的展示工作；（4）总结汇报员2名，负责撰写总结报告。
四、教学流程
1.教师导入。师：我们都知道，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北京举办，这是一件令所有中国人都为之振奋的事情。那么奥运会徽也就成了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对2008年的奥运会徽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你能否从这个会徽中看出汉字的美和博大精深的汉字文化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个短片《中国印――舞动的北京》，边看边考虑这个问题。
学生观看视频，观看完毕，谈感受。教师从汉字美的角度进行引导，使学生从奥运会徽中初步感受汉字的魅力。
（她像一个“人”，又像一个“京”字，还像一个“文”字，预示着首都北京将举办一个“人文奥运”。我们仿佛看到，一个满怀热情和希望、富有激情和活力的舞者，正舞出中国人民的豪迈欢腾；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充满生机与朝气、坚强与超越的运动员，正奔跑出奥运会“更快・更高・更强”的理念；我们仿佛看到，一个龙腾虎跃的中国，正以满腔热情欢迎各国喜爱运动、热爱和平的人们。）
的确，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智慧的浓缩，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其形状之丰润、结构之精美、意境之深邃、韵律之悠扬，是其他文字无可比拟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遨游汉字王国，走进“汉字”专题。
2.版块一：汉字之史。师：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那么关于汉字的起源有着怎样的传说呢？汉字又是怎样发展演变呢？
（1）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种说法，最常见的是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所以仓颉被称为“中华文字始祖”。也有许多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的整理者或者颁布者。
（2）演变发展：教师将不同时间段的汉字打乱顺序，让学生按从古至今的顺序重新排列，并指明朝代。
师：从这个演变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总结：在没有语言或语言还不完善时，人们常用画画交流思想，后来为了方便和节省时间，逐渐改为似画非画的符号，这些符号约定俗成就成为某个地域的文字，经过漫长的多个区域的演变，才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文字。）
3.版块二：汉字之奇。师：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说：“汉字能使人产生联想，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汉字是拼形文字，学了汉字能使人变得更聪明。”他为什么这样说呢？汉字的奇特之处在哪里呢？这恐怕要从汉字的造字法中找原因。
（1）四种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教师出示汉字，学生说出体现了哪种造字法，并阐述理由。
（2）汉字区别于欧美表音文字的特点。
①由学生自由发言，举例说说汉字和英文单词的区别。
②教师出示英文单词（ram），再出示汉字（羝），让学生比较得出汉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的特点，而英文单词只能表音。类似的字还有渔、雹、煲等。
教师出示两排汉语拼音，学生读出是两句唐诗；再出示汉字形式的唐诗，让学生与前相比，得出结论：汉字具有形象性特点，能引人联想。（从“日”字、“依”字、“山”字我们仿佛看到一轮红日在山头慢慢下沉的画面，从“河、入、海、流”字中，我们仿佛看到黄河奔腾咆哮着汇入大海的壮阔景象。而从拼音文字很难看出诗中表达的意境。）
4.版块三：汉字之美。师：汉字同书法、诗文、绘画、音乐乃至舞蹈都有密切联系，巧夺天工，极富艺术魅力。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下面我们来看看同学们准备的书法作品，欣赏一下汉字的美。希望上台的同学能进行一定的赏析性评价。
（学生展示书法作品，并评价。教师最后展示“马”字书法作品。）
5.版块四：汉字之趣。师：到现在为止，相信同学们已经领略到汉字的魅力了，如果我们继续研究汉字的趣味性，也许，你会更喜欢汉字。
（出示“藏头诗”。）
师：藏头诗是将所要表达的内容隐藏在每句的第一个字中，也就是说每句的第一个字表达了作者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生齐读）看出来了吗，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唐伯虎送给秋香的一首诗，意思是“我为秋香屈居童仆”。）
出示“析字联”。
师：相传在一次宴会上，一客人出上联“冻雨洒窗，东两点，西三点”。意思是说，冰凉的雨点打在窗户上，东边有两点，西边有三点。它妙就妙在既说明了当时雨打窗户的情景，又说明了“冻”、“洒”两字的组成。“冻”字是由“东”和两点组成的，“洒”字是由“西”和三点组成的。在座客人冥思苦想，这时，仆人送上糕点来，有一个人即景生情，对出下联，大家能猜出是什么吗？“切糕分客，上七刀下八刀”。一语既出，满座惊叹。
6.版块五：汉字的未来。师：我们可以感觉到汉字是如此富有魅力，所以如今它正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那你知道汉语在世界上有着怎样的影响吗？（学生自由发言，教师出示世界各地热情学汉语的文字资料。）
汉语是联合国规定的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汉语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感觉到汉字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汉字的道路会越走越远。我们作为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学生，应该为祖国语言文字做些什么呢？（学生自由发言。）
满文档案中记载的康熙轶事
康熙皇帝学贯中西，对中医也有研究。档案记载，康熙曾与外蒙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讨论牲畜体内结石的用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问骆驼和牛的肾结石有何用？康熙皇帝命头等侍卫喇锡给哲布尊丹巴活佛写回信说：举凡牲畜都有结石，只有狮子、猴子体内的结石最为贵重。所有走兽的结石都可当做魔石用来祈雨，西洋人用牲畜结石入药，我国医书、大夫不用其他结石，只用家牛的牛黄和狗宝入药。
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康熙皇帝统兵亲征噶尔丹，在鄂尔多斯围猎，因猎获野兔极多，甚感惊奇，故写信给皇太子，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围猎的情况。谕皇太子：十二日，驻跸宽托洛惠。本设双层围，兔雉丰盛，不可言状。朕四十多岁何处未行，未见如此兔丰。放围无分主仆，唯有猎射，并无闲暇，朕殪一百三十八只，大阿哥殪五十九只，三阿哥殪五十五只，八阿哥殪五十只。裕亲王殪二十只，此围殪五只为极少者。若计数额共于围场殪一千五百五十六只。朕等食米者多，如有断粮，决不至饥饿。鄂尔多斯人以兔为食，处处有兔。又观围猎所过之处，照常丰盛。往昔鄂尔多斯将兔售与边关汉人，一只兔值二个铜钱，今一只兔值六七个铜钱，比先前贵三倍，不知原丰盛时如何。十三日驻跸。围猎，雉少，兔与十二日同。自朕以下至猎人，前日殪兔力竭,手指皆肿而不能射，朕殪八十三只，大阿哥殪四十一只，三阿哥殪四十三只，八阿哥殪三十九只，打围人共殪一千四百四十二只。未计鄂尔多斯猎人所殪数额，是日初次合围毕，上驷院侍卫瓦色、阿萨纳前来，伊等惊叹曰:尚有如此丰盛之兔乎？令伊等于猎队后射，二人殪之良久。……鄂尔多斯地甚好，适宜孩童习射。卧兔丰盈，成围之后，卧兔充足，孰遇孰射。一旦弓张满后，不知指向何兔，二三四五只同来，马亦不能奔跑，站立旋转，有些马即疲乏矣。十四日，全围场人因手掌难受，又驻跸。十六日驻跸吉格苏泰。设双层围场，雉甚多，兔与前同。朕殪一百二十二只，大阿哥殪五十九只，三阿哥殪五十五只，八阿哥殪五十四只。裕亲王殪二十二只，围场之人殪一千二百十五只。未计蒙古人围猎之数。……将此等情由照前具奏皇太后，宫内以闻，勿告于外。
巧克力是现代人十分喜爱的食品。据满文档案记载最早是在康熙年间由西洋传教士带入我国，那时中国人还不了解巧克力是什么东西。康熙皇帝历来对西洋药品十分关注，起初以为巧克力是一种药品。
康熙四十五年，康熙皇帝命武英殿总监赫世亨向驻京西洋传教士索取西药时说，若有绰科拉（巧克力的满语译音）亦求取。当时驻京传教士多罗手中有一百五十块，都给了赫世亨，并说不久就会从吕宋（今菲律宾）送来，待送到后再多给你（赫世亨）。赫世亨又向别人打听到巧克力的属性、产地和配方，奏报给康熙皇帝：巧克力属热，味甜苦，产自阿美利加（今美国）、吕宋（今菲律宾）等地，共以八种药品、植物配制而成。其中肉桂、秦艽、白糖三味中国有，其他五味如噶高（疑为可可的满语译音）等中国没有。配方剂量不清楚，只知道将巧克力倒入煮白糖水的铜罐或银罐里，用黄杨木勺子搅和而饮。当时康熙皇帝出巡在外，赫世亨将煮巧克力的银罐、黄杨木勺装入木匣，巧克力五十块装于柳条盒寄送康熙皇帝，其余一百块存于宫中备送。三天后，赫世亨收到了康熙皇帝的谕旨：知道了。（巧克力）味甜苦属热，但未写有何效益？治何病？著再询问。绰科拉不必再送。经打听，赫世亨再次缮折回复说，绰科拉不是药，在阿美利加用之如茶，一日饮一次或二次。老者、胃虚者、腹有寒气者、泻肚者、胃结石者，均应饮用，助胃消食，大有裨益；内热发烧者、劳病者、气喘者、痔疮流血者、下痢血水者、泻血者，概不可饮用。至此，终于明白了巧克力原来是国外的一种热饮。
满文档案的由来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清代以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清初规定满官奏事用满文，汉官奏事用汉文。清朝政府还规定驻守东北、西北、蒙古等边疆地区的将军、都统、办事大臣等奏事用满文；办理边疆军机事务、少数民族事务、八旗事务及皇族事务的官员、内务府大臣、守陵大臣、皇子王公等不得使用汉文奏报政务。由此清朝前期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中后期满族官员逐渐崇尚汉语文，使满语文日渐衰落，清廷中央国家机关之间及清廷中央机关与地方机关之间往来文书越来越多地使用汉文，从而又形成了更大量的汉文档案。因此从时间角度看，清前期以满文档案居多，汉文档案较少；清后期以汉文档案为主，满文档案间或作为陪衬，以满汉合璧形式出现；清中期作为过渡时期，汉文档案多于满文档案。从地域上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形成的满文档案较多，内地形成的汉文档案居多。满文档案的形式以折件类和档簿类为主。
清代档案的保存是以当时生成文件的机构为基础的。在清廷中央国家机关中，有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有分掌国政的各部院衙门：掌全国文职官员任免的吏部、掌户籍与财政经济的户部、掌典礼与科举的礼部、掌全国军事与任免武职官员的兵部、掌司法监察的刑部、掌工程事务的工部、掌蒙、藏、回族事务的理藩院、掌论撰文史的翰林院、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等众多衙门，而内务府、宗人府、理藩院又是清代最具特色的国家机关。
在清廷中央国家机关中，以内阁、军机处等机构最为重要，其档案保存的种类、数量也最为丰富，仍是今天提供利用、查阅频率最高的档案。从清廷所建档案库房，亦可窥见清代档案的形成、保管及使用的大致情况。如内阁大库、方略馆库（军机处特设大库）、皇史（收藏实录、圣训、玉牒的档案库）、国史馆库（翰林院所属掌修清朝国史的机构国史馆的大库）。
题本与奏折
内阁是清朝政府的中枢机关，承办章奏、诏旨之事，但最初并不叫内阁，有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清太宗在关外初设文馆，以文馆大学士记录国家政事，这是内阁最早的组织形式，文馆大学士也是清代最早的大学士。以后改文馆为内三院，扩大了职权范围，初具内阁的规模。清入关后，顺治十五年（1658年）参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罢内阁，恢复内三院。康熙九年（1670年）又将内三院改回内阁。至此内阁的基础才算奠定，并巩固发展起来，直至清末。雍正八年（1730年）内阁大学士品秩定为正一品，成为清朝最高品级的官员。内阁官员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皇帝办理本章。清代规定臣工向皇帝报告公务用题本，其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
据统计，清代顺治、康熙两朝臣工上报政务的公文中，题本占90％以上。题本经内阁转呈皇帝批阅后，按批红时间抄录成册，供史官记注，从而又形成了题本的摘抄本《史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史书》起自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光绪朝。顺治朝《史书》绝大部分是用满文缮写，从康熙朝开始多为满汉合璧。另外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史书》摘抄的内容较为详尽，从乾隆以后摘录的内容越来越简略，故而顺治朝的满文《史书》显得尤为珍贵。内阁还存有从盛京移来的满文木牌、《满文老档》等清入关前的旧档。清入关前，满族生产方式落后，纸张缺乏，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是为木牌。现存满文木牌有28块，所载内容主要是军事战况，大约形成于皇太极时期。《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书写的唯一官撰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努尔哈赤、皇太极两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及宫廷生活、社会习俗等内容。此外还有反映清入关前军事状况的《秘本档》；反映皇帝起居、官员升迁调补及荒政赈济等诸多内容的《上谕档》；反映奏销地丁、钱粮、仓储、工程费用及考核内外文武官员等事宜的《黄册》；抄录题本时间、作者、事由以及批红而成的《丝纶簿》；反映清代世职官员的世袭情况及其家谱的《八旗世袭谱档》等等。
雍正七年（1729年）因西北用兵，往返军报频繁，而内阁在紫禁城太和门外，距内廷过远，不便亲授机宜，亦恐泄露机密，故而雍正八年（1730年）在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以期入值承旨办事密速。军机处本是办理军务的临时性机构，军务结束后即应裁撤，但因军机处便于皇权对国家政务的独裁，因而不但变为常设机构，而且权力越来越大，并凌驾于内阁之上。嘉庆皇帝曾说军机处为办理枢务承写密旨之地，以严密为要。军机处又是职掌清王朝国家大政之所。以其性质和职掌决定了该机构所产生的档案必然是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而且重要。
奏折是清朝臣工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始用于康熙朝，最初仅为密报所用。例如康熙在两江总督傅拉塔的密奏上就曾批示：“尔好？此等密本，文虽不好，勿令他人写。此事应慎之。钦此”。到雍正时，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奏折经皇帝用朱砂红笔批阅后叫“朱批奏折”。军机处所存折件类档案有“录副奏折”，约18万件，因按月打包又称月折包。“录副奏折”是“朱批奏折”的副本，由军机处抄存备查而形成。在“录副奏折”内还夹有不少谕旨、咨文、呈文、外国外藩来文、口供、清单、地图等，所以文件数量、种类都比满文“朱批奏折”多。军机处所存编年体档簿类档案有许多种，《上谕档》所抄上谕是由军机处撰拟，经皇帝审阅，通过内阁，因而又称为明发上谕；《寄信档》所抄谕旨是由军机处撰拟，经皇帝审阅，通过寄信方式发出的，因而又称为“寄信谕旨”、“字寄”、“廷寄”；《月折档》也是“朱批奏折”的副本；《议复档》为记载军机处承旨议奏事宜的编年体档簿。此外还有反映皇帝出巡的档簿《木兰档》、《山东档》；反映军事的档簿《北路军务档》、《准噶尔档》、《金川档》；反映民族宗教事务的档簿《土尔扈特档》、《档》、《班禅事件档》、《熬茶档》；反映外交事务的档簿《俄罗斯档》、《廓尔喀（今尼泊尔）档》等等。
在清代档案中，满文档案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它所记载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外交等各个方面，是汉文档案的补充，是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满文档案的利用与开发
满文是我国少数民族满族创造和使用过的文字。目前除少数满文专业人员和清史研究者外，通晓者甚少。因此馆藏满文档案的利用以往有以下几种方式：
1. 利用者自行查寻
采用此种方式的利用者没有语言障碍。他们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来馆自行查找利用满文档案。这类利用者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黑龙江满语研究所、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从事清史、清代档案及语言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借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和馆藏目录等工具，或多或少总能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满文史料。
2. 咨询
一般不懂满文的利用者，在利用汉文档案后仍感到史料不足时，便会产生利用满文档案的要求。由于文字障碍，他们只得借助咨询的方式，依靠满文档案工作者协助查找所需档案史料，并为之翻译以便使用。为满足这类利用者的需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经常接待一些以这种方式利用馆藏满文档案的学者和文化研究机构。
3. 翻译出版
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编辑出版馆藏满文档案，是提高馆藏满文档案利用率，主动服务社会，满足社会各界对满文档案利用需求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缺点是翻译周期较长，较难满足用户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幅增加，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随着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大，社会的文化需求日趋多样。现存于世的大量清代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在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疆域等各方面的课题研究和史志编修中，显现出其珍贵的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为适应社会需求，根据馆藏满文档案的特点，将整理和翻译工作的重点始终放在清前期和边疆档案上。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满文部陆续翻译出版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满文老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郑成功满文档案选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另外，满文部还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编译了《盛京刑部原档》、《清代土尔扈特档案史料选译》、《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等。为了扩大档案的利用范围，满文部在整理、著录18万件满文录副奏折的基础上，又编制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和藏事档案目录》、《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这些目录工具书的出版，使利用者更加快捷地了解到馆藏满文档案的内容。《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便是在目录的基础上编译而成。近年来满文部又参与了两个科研项目：一是国家重点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档案资料整理系列，影印出版了满汉合集的《清代珲春衙门档案汇编》，共计223本；二是中国社科研究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课题――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该项目档案汇编正在整理编纂中,预计2009年完成。目前，国家清史编修工程正在进行，《军机处乾隆朝满文寄信档》已纳入清史工程，现已全部翻译完毕，共计176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