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1

何九盈（1932年--），湖南省安仁县人，中国古汉语、汉语音韵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其主要著作有《古汉语音韵学述要》《上古音》《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等。

一、《汉字文化学》之结构内容简介

《汉字文化学》从总论、本体论、关系论三个方面着眼，较为完备地地阐述了汉字作为一个符号和信息系统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总论部分主要对汉字文化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发展现状进行概括，呈现给读者一个宏观的视野。本体论部分作者则立足于汉字本身，通过对汉字的结构形式和其声符中存在的文化因子的分析，进而说明汉字形体和音读所具有的文化功能。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即关系论中，主要通过论述汉字与汉语和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来说明汉字文化不是孤立发展的，它处于一个与其他事物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本书不仅对汉字的历史和特征作了详尽的描述，还对以汉字为载体的辉煌文明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从而展现了汉字文化的方方面面。

二、《汉字文化学》之学术和思想价值概述

《汉字文化学》一书强调汉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汉字文化则必然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研究汉字文化要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背景之下，对汉字的本质及改革历史做出客观科学的评价。本书具有丰富的学术和思想价值：首先，本书倡导用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待汉字文化的研究，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种建构的过程中，这一学科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准确的定性，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敢于提出新的想法。其次，本书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在肯定前人的研究价值的基础上，也对其中某些观点进行大胆地质疑和反驳。例如，唐兰先生认为，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包括训诂和音韵。何九盈先生则在本书中指出让音韵学和训诂学完全独立于文字学之外是不符合辩证原则的。因为汉字学的研究要注重与其他文化现象产生融合从而进行综合全面的研究。再次，本书对汉字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有独特的思考。该书提到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可以用现代思维方法去构建理论框架和理论规则，但在具体的探讨古文字的造字原理时，就要用一种原始思维和神话思维去构建一个“历史的话语场”。例如，本书说明了《说文解字》为何要说“羊，祥也。”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曾经有过羊图腾崇拜，所以羊才会是吉祥之物。最后，本书还惯于站在独特的角度和运用以小见大的手法，去探讨汉字的文化精神。例如，本书认为每个汉字的内部结体要不偏不倚、均匀方正体现的是“中庸”精神，汉字的“随字变转”“各有别体”等特征体现的是“和而不同”的精神，而汉字形体注重主客体高度结合的特征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

三、《汉字文化学》之时代价值刍议

汉字文化学还处在一个萌芽阶段，关于其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被系统的阐释。而本书正是主要围绕这些内容展开。本书认为汉字文化学的任务为“阐明汉字作为一个符号信息系统，它的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从汉字入手研究中国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汉字。”[1]（P74）这一说法的提出既肯定了汉字本身深层的文化属性，还说明了汉字文化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汉字”，它便不同于文化语言学。书中也提到，汉字文化学与汉字学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古文字的研究在于解读汉字和通向历史，而汉字文化学主要对古文字进行文化分析，并进行跨学科的比较研究。如此一来，汉字文化学的研究任务也就有了较为清晰地界定。另一方面，从汉字文化学产生的理论背景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本书的时代价值。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字的研究往往只是局限于汉字的字、形、义三方面，如此诚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没有对汉字的意义进行深层挖掘。本书则把汉字置于民族文化之中，不仅运用汉字自身的形音资料探求其蕴藏的文化因子，还把汉字文化及其外部关系作为研究目标，进而把汉字的性质全面和全新的展现给大家。汉字是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存在是具有价值的。但自清末以来，随着列强的侵入，中国的政治经济陷入衰退，随之汉字也被用来与西方的拼音文字进行比较并饱受轻视。故本书提出研究汉字文化的目的不仅在于挖掘汉字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宝藏，推动文化的完善和发展，还在于让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消除那些“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等轻视汉字的谬论。

四、结论

《汉字文化学》是何九盈先生在总结前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自身独到的批判态度和创新意识完成的一部著作。何九盈在《汉字文化学》中提到的汉字的文化功能以及汉字与其他文化内容的关系的相关问题，无疑都会对当下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汉字文化学》是一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其作者本身的勤勉治学精神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尽管在本书中存在些许不足之处，但是它的出现无疑会对当下以及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学这门学科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且正处于一个建构的过程，它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努力而为之。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2

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

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

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

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

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文献的爬梳，对汉字学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使识字、写字、正字、解字、读字都回到了《说文解字》的标准，他们站在学术的高度，使传统的汉字观得到又一次的巩固。

二

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争论的第一次高潮，就是在上述强大的传统势力笼罩下展开的。

首先去摇撼传统的汉字观念的，是清代末年极少数懂得西方拼音文字又关注教育普及的知识分子。他们发动了切音字运动，尖锐地指出，一旦向民众去普及教育，汉字的繁难便成为最大的障碍。尝试过科举又专攻过英语的卢戆章（1854—1928），在1892年，写成了第一个中国人创造的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在这一方案的原序中，他发出了“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下之字之至难者”的感慨［3］。

在卢戆章之后的王照（1859—1938），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避难两年，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1900年秘密回国后，用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拼音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从两位切音字运动代表人物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普及教育、振兴国家的爱国主义初衷。他们都认为汉字繁难，民众无法坚持学习，需要有帮助学习的拼音字母来减少难度。

卢戆章和王照除了说明表意汉字字数多、笔画多、缺乏可归纳性因而难于记忆外，还指出了汉字难学的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它经过太厚的历史积淀，保存了大量古代的形、音、义要素，又被复古者蓄意固化，不使与现代契合，遂使汉字难上加难。王照的以下论述非常尖锐。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音读，必与当时语言无二，此一定之理也。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则变易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亦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妇孺闻而即晓，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借此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而变，二者日趋日远，而因无文字为语言之符契也。［4］

王照的这一论述所以深刻，在于他批判汉字繁难时，并不绝对指责汉字客观上的弊病，而是更加强调了“饰智惊愚”的复古思潮在主观上加深了汉字学习的难度。根据这一说法，汉字的繁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

两位代表人物都不主张废除文字，只主张以切音辅助汉字教学。卢戆章和王照的切音方案，由于不涉及汉字的存亡问题，在当时属于平和执中之论，所以推行的阻力并不十分大。特别是王照的官话字母，曾一度推行甚广。但就理论的论争而言，他们并不居于前沿。19—20世纪之交关于汉字论争最激烈的，应属吴稚晖与章炳麟各代表一方的论争。

1908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第四号，发表了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鼓吹中国应废除汉文汉语，改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　世界语）。同年，章炳麟发表了万言长文《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5］，对汉字的优劣和是否能够废除的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争。在这篇长文中，章炳麟驳斥了“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6］的说法，指出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和国家，从他们的文化看，并不都优于使用汉字的中国。同时指出，是否能普及教育，在于政府是否重视和认真推行，归咎于文字的优劣是难以说服人的。他明确提出了汉字与拼音文字优劣互补的主张：“象形之与合音，前者易知其义，难知其音。后者易知其音，难知其义。”［④c］章炳麟还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字所以能够保存、传衍，是因为它与本国的语言相契合。日本所以改读改字，是因为日语与其借去的汉字不相契合。

章炳麟“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制定了36声母、22韵母的切音方案。后来，这个方案中的15个字母为注音字母所采用。章炳麟明确指出：“余谓切音之用，只在笺识字端，令本音画然可晓，非废本字而以切音代之。”［7］

章炳麟是中国近代在国学上成就最为昭著的爱国主义革命家、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十分熟悉，逃亡日本后，经过对比，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认识。应当说，他在汉字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代表了具有丰厚国学根底、维护中国文化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立场。这种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三点：

（一）汉字繁难，无表音机制，难与语音沟通，对普及教育很有妨碍，需要制定一套标音符号来辅助扫盲和初等教育。

（二）汉字适合于汉语，并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汉字与拼音文字比较，特点各异，优劣互补。因此，汉字是不能废除的。

（三）在强调便于扫盲教育与初等教育时，还必须考虑到高等教育与高深的文化历史学习。对于后者来说，汉字的功能仍是无法取代的。

以上三点，第一点已经成为近现代人的共识，后两点在当时不但没有取得一致结论，而且继续引发了新的论争。

三

如果说，吴稚晖等人关于取消汉语汉字的激烈言论在当时尚未发生很大影响，那么，在1918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的主张便不容忽视了。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说：

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8］

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汉字改革号》特刊，钱玄同在特刊上发表了《汉字革命》一文。他批判清末开始的切音字运动不主张废除汉字是“灰色的革命”，认为应当响亮而明确地提倡汉字革命，也就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他说：

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充分发展，全世界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

这样，以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为目标的文字改革高潮，便由钱玄同这一纸对汉字的檄文掀起。一大批语言文字学家和教育家投入了这场文字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了简化字的推行。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第7卷第3期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字。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上，他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提案通过并组成了汉字省体委员会。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上也有人撰文赞成简化字。1935年春，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手头字推行会（“手头字”也就是简化字），选定了第一批手头字300个，文化界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译文》等15个杂志共同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字改革思潮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尽管有一些人提出改革汉字，甚至激烈到要“废除汉字”，但是，他们的主张与提倡万国通用语的吴稚晖是有本质不同的：

首先，这时的汉字改革，是与推行白话文、实行文艺大众化紧密相连的，是以反封建为主要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瞿秋白曾说，提倡汉字改革的目的，是使中国工农群众不受汉字之苦，他以为，要写真正的白话文，要能够建立真正的现代中国文，就一定要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母。他还提出，文字改革可以打破军阀、学阀对知识的垄断。鲁迅也提出，“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9］，要“将文字交给一切人”［10］。这时的汉字改革带有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带有对封建文化和教育进行反思的批判精神。它无疑是进步的。

其次，这时的汉字改革，从宏观的理论上虽少有缜密的讨论，但却有非常具体的实施方案。从黎锦熙提出用“词类连书”（即多音词连写）来解决多音字问题，赵元任提出详细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到瞿秋白设计出“中国拉丁化字母草案”，可以说各种主张、方案都在这一时期提出。许多有关文字改革的组织也相继产生。革命的知识分子是在用切切实实的实际行动来为教育的普及、汉字的改革，寻求一条可行的出路。尽管他们的呼声很高、态度激烈、进程迅猛，但是爱国救民的立场和动机使他们不能不面对现实。即使是鲜明地喊出“打倒汉字”口号的钱玄同，也在《汉字革命》中说过，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字母需要10年的准备，因此提出了10项筹备事项和5项“补偏救弊”的办法。瞿秋白更是认识到，实行新文字并不是立刻废除汉字，而是逐渐把新文字推行到大众生活中间去，到了适当的时候才能取消汉字。

废除汉字的主张并非所有人都赞同。钱玄同的老师章炳麟明确表示反对废除汉字。他主张维护汉字以传播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用本国的语言文字来激励种性，带有反对帝国主义亡我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强调汉字与中华民族历史的难以分割以及在更高层次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作用。两种爱国动机相同而主张截然相反的意见，当时看来是极端对立，今天看来却互相补足，彼此消除了片面性。

毫无疑问，汉字在历史上是为书写文言而发展演变的。中国文化史上言文脱节的现象是畸形的。它有利于文化的垄断，不利于教育的普及。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提倡白话”以及“语文大众化”这两个重要主张，正是为了扫除文盲、普及教育、振兴中华。当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与垄断文化沆瀣一气的复古思潮所造成的汉字繁难现象，必然会与之产生尖锐的矛盾。因此，汉字问题在20世纪初这个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产生激烈的争论，是势在必然又十分合理的。

一大批站在新文化运动前沿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受封建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勇敢地向自己最熟悉、最擅长的文言反戈一击，这样做必然会受到崇尚汉字的强大传统势力的反对，他们需要有很大的勇气，这种勇于抗争的爱国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尽管偏激与急躁会导致对科学的偏离，但是，那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矫枉过正，又是我们应当怀着敬意来理解的。钱玄同的学生梁容若在追悼钱氏的诗中说：“离经畔道为苍生，实大声宏有定评，我侍康成余六载，粗知矫枉即衡平。”［11］这便是一种比较深刻的理解和中肯的评价。

但是，在这一阶段关于汉字的论争中，也有一些教训值得吸取。1941年12月，在延安召开的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吴玉章同志做了《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的报告。他在充分肯定了新文字运动方向的正确和取得的成绩外，批评了新文字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第一是关门主义，运动“一开始就带了很浓厚的政治色彩”，“有些同志常常不免提出过左的口号，并且常常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使新文字太政治化，自然就造成了关门主义的倾向”。第二是宗派主义。他指出，“要打破以前的宗派主义，不仅要和国语罗马字根本改革中国文字的同志合作，就是一些改革汉字，如简体字各种改革文字运动的人，都应引为同志而共同努力于中国文字的改革，打破一切狭隘的观念。”第三是主观主义。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新文字是行不通、大众不会欢迎的”，另一种是“新文字是很容易的，只要得到政府的赞助，热心人士的推行，就可以顺利地成功……很迫切地要代替汉字以至废除汉字”。他认为“汉字有几千年的历史，它在中国人脑筋中生活有长久的习惯，而且还有表意文字的长处，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废弃，短时期就能改变习惯的”［12］。

半个世纪以后，我们来回味吴玉章同志的这段话，应当认为，他在中国文字改革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积极而扎实、客观而冷静的，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四

回顾20世纪初期汉字问题的争论，我们还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也就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初期运动的延续。从1947年3月在上海成立支持新文字运动的中国语言学会，到1952年2月在北京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紧紧地相衔接，时间仅隔五年。建国以来文字改革的骨干队伍，实际上是初期运动各方主力的合流。而在建国以后提出的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正是初期运动所提出的主要措施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建国以来的文字改革，从有组织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政权所支持的政府行为。这种转变，一方面使有志之士半个世纪以来所从事的文字改革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迈出了一大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行为带有政策的强制性，大大有利于规范的统一和推行。也正由于它的这种性质，所以在政策、方案确定之前，如不充分尊重和认真吸取专家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就难免考虑不周，造成业务上技术上的失误，影响推行的效果。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设制汉字简化方案时，一些专家和语文工作者曾两次集中地对草书楷化的简体字提出了不同意见。第一次是在1950年9月底，在确定简体字选定原则时，语文工作者提出：“草书楷化的简体……弧形交叉和笔画的勾连，使得汉字的字形差别减少，不仅增加初识字人认读和书写的困难，而且草书楷化的形体远不及正楷体那样结构匀称、美观。因此，草书楷化字体不适于印刷，只有少数楷化的草书简体可以采用。”［12］1954年4月，在对《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三稿征求意见时，北京的出版、教育、新闻部门又一次提出：“草书笔画增加了汉字的结构单位，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有些字很难把它归并到现有任何一个部首里去，这就使原来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词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等不能继续使用。同时，草书笔画不易为初学的人掌握，难于称说，不便书写。”“宋体字夹杂草体，甚至一个汉字的一半是宋体，一半是草体，形式上很不协调。”［13］从简化字使用的具体情况和汉字构形的规律来看，上述意见完全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具体业务部门机械执行个别政府领导人关于“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的指示，致使上述意见未被采纳。从现有简化字来看，一些不十分优化的简字，大部分来自草书楷化。例如：“头”——单独用是“頭”，在“实”下对应“贯”，与“乛”合成“买”，使部件的结构功能产生混淆；“爱”与“庆”——都去掉了义符“心”，失去了最重要的造字理据；“东”与“东”——区别度过小，很难分辨；“专”、“韦”、“书”——不适合印刷体，也不便记忆、书写；……等等。

这一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文字问题在它自己的科学规律，单靠行政命令是难以做得恰到好处的。在正确的方针确定之后，微观的技术问题一定要经过专家和群众的充分讨论。吴玉章同志在1941年指出，新文字方案是几十年来许多人积累下来的研究成果，但也还不完善，还要许多人来研究改进。事隔半个世纪，他的这些话，在50年代甚至现在，仍然是适用的。只有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深入，更加符合科学的、客观的规律，才能使汉字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这些问题是：

（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

（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

（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

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

五

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

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

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它的社会作用产生疑问，许多人为改革汉字、寻找与新文化相适应的文字形式艰苦抗争、努力奋斗，但是却忽略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很多真心拥护普及教育，对既往的文字改革表示理解与崇敬，并真心关注汉字命运的人，日益认识到，不弄清汉字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不对汉字的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做出符合事实的探讨，不真正明了汉字的性质和特点，不从汉字的规律出发找到一条整理和规范它的科学途径，我们不但很难回答在前两次论争中未能解决的问题，也难以使现时代的汉字应用——教学、信息处理和管理规范——走上科学的轨道。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汉字问题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一种转变：如果说，在上两次论争中，人们的思考还是偏重于政治的和社会的；那么，在20世纪跨向21世纪的新时期，关于汉字的思考实际上更偏重于科学的和本体的了。

在汉字的科学研究日趋深化的时候，采用正确的方法论就成为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澄清思想的混乱，走出方法的误区，坚持唯物辩证的文字观，必须尽快提到日程上来。我们认为，90年代的汉字研究，首先应当确立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坚持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观点，加强对汉字本体的研究，以字形为中心，探讨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

什么是汉字的本体？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它的音与义来源于汉语，字形才是它的本体。在中国，把字形作为汉字的中心来探讨，从理论上研究其内在的规律，必须首先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固有的积习。这种积习，是早期汉字研究中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带来的。它造成了“小学”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而这种方法必然是以义为出发点又以义为落脚点，忽略了作为语言载体的文字的相对独立价值，经常弄得“字”与“词”混淆，文字学与训诂学划不清界线。

从内因论的角度，汉语与汉字既有联系又不能混为一谈。诚然，汉语的推动，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汉字规律的研究，不能用汉语规律的研究来代替。汉字的发展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它自身独立的规律，唯有弄清汉字字形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才能对汉字的历史、现状中的诸多现象进行解释，从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个别利用金钱浸入学术环境贩卖伪科学、打着“复兴汉字”的旗号侈谈“维护汉字”的人，完全弄不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他们或者将二者的关系割裂，提出把“口语词”和“书语词”分开；或者将二者混淆，做出“汉字是高级的书面语”的荒谬判断，这些都是对讨论汉字本体问题的一种干扰。

（二）坚持系统论的观点，通过对汉字总体系统的共时描写与历时比较，创建科学的汉字学与汉字史。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孤立地研究它的个体，是难以认识它的内在规律的。然而要从总体系统着眼来研究汉字，又必须克服传统汉字观造成的另一种积习。那就是同样由于解读文献的实用目的，对汉字的研究一般以个体为对象，着眼于对单个汉字的考据。虽然《说文解字》是一部富有系统思想的汉字学专书，但是，后来的小学家们只注意其所提供的形体与意义的考证，而较少注重书中包含的构形系统思想。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汉字本体研究的障碍。

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一种被社会创建又被社会共同使用的符号，在构形上必然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在共时历史层面上的汉字总体，应当有自己的构形元素，它们应当有自己的组合层次和组合模式。因而，汉字的个体字符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散乱的，而是互相关联的、内部呈有序性的符号系统。个体字符的考据只有在整个系统中找到它应有的位置，才能被认为是可信的和合理的。

从系统论的角度，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仅仅探讨汉字个体字符的形体变化不能称作汉字史。只有在弄清个体字符形体变化的基础上，考查出汉字构形系统的总体演变规律，并且对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做出符合历史的解释和比较研究，才能称为汉字史。有了科学的汉字史，汉字的发展趋势才能清楚，汉字的改革方向才会进一步明确。

（三）坚持矛盾统一的观点，批判汉字发展的自发论，考察汉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符号，内部呈现系统的趋势；但是，在社会使用的汉字字符群属于开放的系统，从个体字形看，识读时要求字形理据强，易于讲解；书写时又要求字形简单，只留轮廓。繁与简的矛盾随时存在于汉字内部。从群体功能看，汉语词汇的丰富、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迫使汉字字量不断增多；而人的记忆负荷是有限的，现时中国普通的文化水平还不很高，又随时在抑制汉字字量的扩展。多与少的矛盾也存在于汉字系统的内部。从书写的规范看，字形的统一成为社会交流的最大利益，而个人书写又不能完全避免随意性。杂与整的矛盾在汉字结构系统的内部也时张时弛。因此，汉字总体系统中随时都在进行着能量的交换，处于不平衡的矛盾状态中。正是这种内部的矛盾推动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为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汉字系统的规整，不可能是自发的，人对这套符号系统的规范和调整十分重要。当然，在把握汉字发展的脉络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汉字既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所以，要想使汉字呈现出有序的系统状态，既要重视人为的规整，又不能违背社会的约定性和符号内部自身的规律。顺应汉字发展的趋势，提出整理与优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我们才能有对汉字成功的规范，也才能不断调整和改进汉字的改革方案，使之既不割断历史又能有利于未来。

六

前面讲过，要使汉字的规整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同时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必须加深对汉字本体的科学研究，把握住它自身的规律。例如汉字简化是解决汉字繁难的重要措施。但是过去公布的简化方案在实用中显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个别简体，不但在古籍整理中带来问题，在信息处理采用形码的部件切分中，也带来一些困难。主要原因是，在选择个别字的简化方式时，仅注意了个体字符笔画的减少，忽略了整体系统部件的规整。

汉字的构形是具有系统性的，简化确实是个体字形优选的重要条件，但它必须服从于整体系统的简化，才能使汉字真正便于各方面的应用。汉字在经过一定的整理后是否呈系统状态？这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实，在我国传统文字学中，这已经是解决了的问题。传统的文献文字学，是以《说文》学为中心的。《说文解字》就是一部在对当时汉字人为规范的前提下描写小篆构形系统的专书。如果我们用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对《说文》小篆进一步加以描写［14］，汉字构形系统的实际存在便更为清晰了：

（一）《说文解字》小篆具有一批基础构形元素。由9353个小篆按部件进行拆分到最小，再经过认同和归纳，可以得出367个基础构形元素，我们称之为“形位”。其中314个是形、音、义具备的成字形位；53个是有形而无音、义的非字形位。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构字功能，是构成汉字、表现汉字造字意图的最小的功能客体。

（二）小篆的组构是依层次进行的。个体的小篆是形位的累积。每个小篆或只有一个形位，或可拆分出一个以上的形位。而已经进入构字、体现了自身功能的形位及形位的组合称作构件。在拆分过程中可以看出，形位累积为字符不是平面的堆积，而是依层次有序地进行的。在每一级组合中，随着构件中形位数不断增加，结构都发生着质的变化。汉字的结构层次是有序的，改变结构次序也就改变了这个汉字。有序的层次是汉字构形呈系统性的重要根据。

（三）小篆的每一层次的组合，都有固定的模式，每种不同功能的组合都可归纳为一种构形模式。小篆的构形模式可概括为六类：全功能零合成，形义合成，标形合成，会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此六种模式可以涵盖小篆97％以上。现将各种模式举例如下：（附图略）

（四）这六种模式中，义音合成的字占87％以上。其余五种模式仅占12％左右，而且，它们绝大部分都在义音合成字中充当过构件，因而也可以包含在义音合成字的结构中。义音合成字，即传统“小学”所谓的形声字。它以义符为义类标志，以声符为示音标志，前者为纲，后者为纬，构成了标志鲜明的子系统。再以有序的层次来确定每个子系统中个体字符的相邻相关关系，小篆构形系统就清晰地呈现出来了。

《说文》小篆之所以能够进行定量分析，是因为在许慎作《说文解字》的当时，这种文字体制就已经不再通行于社会，成为一种历史的文字；而且，许慎在经过对字符的优选之后又以字书的形式把这种文字的数目固定了。于是，这种文字体制的结构内部已不再发生质与量的交换与转化。也就是说，它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许慎正是因为把握了周秦时代汉字的发展规律，才对当时的汉字，做出了成功的规范。汉字在隶书和楷书阶段的发展，受到《说文》小篆极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为的规范，又体现了汉字的自身规律。

七

一个经过人为规整的封闭系统的汉字可以把握，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并非一切历史层面上的汉字都经过《说文》这样精密的整理和科学的优选。那些遵循约定俗成的规律、随着社会种种因素的变化而自发进行着内部元素与内部关系的建构和破坏的字符群，是杂乱无章的，还是也以系统的形式存在呢？这个问题对当代汉字问题的解决，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我们以西汉隶书为例［15］，来说明即使是开放系统的汉字字符群同样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

在民间书写的文本文字中，存在着同功能汉字的多种字样，必须首先对他们进行三种性质的归纳：

（一）完全相同字样的归纳。这属于去掉重复的工作，是将一切文本形式的汉字改变为字表形式第一步要做的工作。

（二）结构、功能相同而书写略有变化的异写字的归纳。这些字的关系属于同字异写，或称同构异写。例如：（附图略）

（三）功能相同而结构不同的异构字。这些字或因构件的选择不同、或因构件的增减不同而异形，但记词的功能是相同的，其关系属于同功异字，或称同词异字。例如：（附图略）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从书写与使用汉字纷乱的文本中，对以上三种字认同的标准，首先是记词功能的相同，其次是结构的相同，第三是书写字样的相同。经过认同与归纳，文本汉字的纷乱现象减少，但系统尚未显现。进一步的工作是采用优化的原则，在诸多异写字中挑选出一个通行的字样作为这一组字样的信息代码，其它字样则作为它的变体。在诸多异构字中，也宜优选出一个通行的字作为正字，其余的根据它产生的原因作为变体字或讹体字对待。字样与字形优选的原则，首先应当是减少和统一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适应汉字的构形模式，使字形的造字意图尽量明确，从而建立与相邻、同类字形的正常关系，找到自己在整个构形系统中的位置。经过字符的归纳和标准字符的确定，整个字符群的结构分析便呈现出如小篆一样的有序状态。这就是经过人为处理使汉字构形系统形成并显现的过程。立足于系统的显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个体字符进行优选，完全可以避免以往汉字简化工作中顾此失彼的毛病。而这一目标，唯有冷静的科学研究，细致的对汉字本体进行处理，方能达到。

八

在决定汉字命运的时候，必须首先对汉字历史发展的趋势加以论定。在80—90年代关于汉字的争论中，汉字构形的表音功能究竟有多大？汉字的构形理据是否还存在？汉字还能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还是只能任意解释？这些问题，都要在探讨汉字构形演变历史的过程中来解决。而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汉字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发生这些变化，其中包含哪些规律，只有对不同时期的汉字构形系统进行比较才能弄清。试以甲骨文与小篆的构形系统总体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以下几个重要的事实［16］：

（一）甲骨文的标准形位有377个，与小篆大体相当，但它的形位变体就有2924个，非字形位的比例也大大高于小篆。而且，小篆的构字总量是9353个，而包含上述377个形位的甲骨文构字总量却只有1311个，每个形位的构字频率很低。这充分说明，与小篆相比，甲骨文字形不固定，形位的可归纳程度很低。

（二）在甲骨文的构形模式中，义音合成字只占22％强，而会形、会义、形义等非声合成模式却占到77％强。在非声模式中，甲骨文的纯会义合成字只有7个。小篆所没有的会形合成字与形义合成字高达734个，占了绝大多数。这说明，甲骨文的构件参构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构件表音、表义的功能尚未发挥。也就是说，在构形中，字符与语言的固定结合尚未完全定型。

（三）甲骨文的结构过程大部分还是平面组合，层次组合只有355个，连一半也不到。可见，甲骨文不但构件的功能以表形为主体，而且结构的方式也是图形式的。

以上三点说明了殷商至两周阶段，汉字的整个系统处在由表形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阶段。形位数量的固定和归纳程度的加强；构件功能从表形为主到以表义为主、表音辅之；结构方式从图形式的平面组合到义音式的层次组合——这三点，就是这一阶段汉字演变的主要表现。

再以小篆与汉代碑刻隶书的构形系统作一总体的比较，又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要的事实：

（一）隶书的八分书——以至更后的楷书正字——在标准形位的归纳程度、以义音组合为主体、层次组合占主导地位等方面，完全承袭了小篆。

（二）隶书形位变体、构件变体、异写与异构字的数量大大超过小篆，是因为秦代“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文字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大，长期缺乏许慎这样的专家进行整理、规范的缘故。

（三）隶书与小篆的主要差别在于，在隶书构形系统中，原来小篆的单形位构件大量变形，大量粘合，对构字意图起作用的单位本来是由单形位的末级构件作基础的，隶书却转移到由字符一级拆分得出的直接构件上。例如：“更”在小篆里是义音合成字，从“丙”、从“攴”，隶书粘合后，“便”、“苏”等字的构字意图就不能从原来的基础构件去找，而要在直接构件“更”上去找了。这说明，隶书的义音化程度比之小篆更加大幅度增强，形体与物象的联系几乎不存在了，在任何一个层次上，构件的表形功能完全被表义、表音功能所替代。

经过比较而看到的汉字构形历史告诉我们，汉字字符本体仍缺乏准确的表音机制，性质仍属表意文字，即使再规整简化，在信息处理上，也不会比拼音文字更简便。但是，它的义音化既有利于构件的总体简化，又有利于字形的个体简化。因势利导，科学规范，充分利用表意文字的内在机制使其更为好学好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做，有利于在初等教育实施时考虑到高等教育的延续，更有利于在适应当代、实现现代化的同时，照顾到历史的继承与文化的衔接。

前面说过，汉字作为经过数千年发展的表意文字，的确有它繁难而不适应当代的一面，为了教育的普及、科学的进步，对它简化，为它制定标意符号，以至对它的彻底改革加以思考，在大方向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不顾汉字历史和现状的实际状况，硬说它“比拼音文字还有利于信息处理”，“非常易学并能开发智能”，还断言这种繁难的汉字“将会成为世界的通行文字”……用这些说法来否定汉字改革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作用，不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有意的哗众取宠，这是我们无法赞同的。但是，在对汉字命运做出这样与那样的决定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更重要的是，起码在现时，汉字还是我们必须使用和面对的实际存在。我们必须在使用好汉字的同时来思考对它的改革。如何使用以及如何改革，应当也必须求助于历史启示和科学的帮助。加强科学的汉字学的研究，将会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首先，它将使我们对汉字的认识更加科学而减少臆测，并为汉字的应用——汉字的规范、汉字信息处理、汉字教学等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在每个阶段构形系统的测查与描写完成后，汉字构形的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探讨，当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这样，汉字的性质、汉字的优化和简化等素来有争议的问题，较易取得共识。这些共识将有助于我们为汉字的命运做出慎重的抉择。

注释：

[1]“六艺”及郑众所注“六书”，均见宋刊本《十三经注疏》中《周礼·地官·保氏》及其注。

[2]许慎《说文解字叙》有“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之说，以知“六书”为“六艺”之先教者。

[3]见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4]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5]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原刊《国粹学报》1908年第41—42期，本文所引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的单行本。

[6]《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所说的“象形字”指表意的汉字，“合音字”指拼音文字。

[7]章炳麟：《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4期。

[9]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78页。

[10]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00页。

[11]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33页。

[12]见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转引自陈永舜《汉字改革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25页。

[13]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141页。

[14]见王钧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第143页。

[15]本文对《说文解字》进行的分析，原始材料根据徐铉校本《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根据陈昌治单行刻本影印，1968年12月版），其中个别错字我们经过勘正。统计数字见齐元涛《〈说文〉小篆构形属性的计算机测查》（《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16]本文所用西汉隶书的字样，是从王贵元的博士论文《马王堆出土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所附的字表中撷取的。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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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4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12］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56. ［13］王宁.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自主创新［M］∥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27.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5

一、 语言文字规范研究

辞书中如何贯彻《通用规范汉字表》，“表外字”要不要类推简化，是此次研讨会热议的话题。林仲湘的《试论语文辞书与〈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关系――以《现代汉语字典（第2版）》为例》、钮葆的《3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如何落实〈通用规范汉字表〉》和尤克勤、仇志群的《对汉字“类推简化”的一些思考》，分别结合自己辞书修订中贯彻落实《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实践，指出： 执行“‘表外字’不类推简化”的意见，会导致繁简混杂，看起来“显得怪怪的，读者会以为编者错了”；“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的通知》，还是这个《字表》本身（含‘说明’），均没有‘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规定，也没有‘表外字采用历史通行字形’的规定，一刀切地规定‘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恐怕与《字表》精神不符，‘历史通行字形’概念模糊”；呼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以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1964年）和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简化字总表》（1964年，1986年重新发表）所提出的汉字类推简化原则为基础，面向语言文字使用实际，积极稳妥地抓紧研制科学合理、便于操作的汉字类推简化实施细则”。还有的学者指出，若“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势必恢复一批繁体字，这已经涉及汉字简化方针、汉字简化的基本原则以及社会大众特别是教育、编辑出版工作者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汉字使用习惯，而且，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仍坚持“简化字、繁体字混用，每处计0.5个差错”的规定，国内语言文字应用领域的不少专家对“表外字不类推简化”也持否定意见，社会大众希望语言文字使用规范保持稳定性，所以对是否推行“表外字不再类推简化”的意见，须慎之又慎，须有广泛的社会调研作为依据。

晁继周的《谈异形词的分化》，以具体实例，将异形词规范过程中，对异形词的分化处理情况归纳为四种： 成功的分化、不必要的分化、值得讨论的分化和不该分化的分化。他指出，看异形词，不能光看语素义，而要看词的整体义，否则，强行分化，会使使用者感到莫名其妙。这为辞书中的异形词规范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苏宝荣的《“给予”一词的音和义》，通过对“给”字音义的历史演变和社会调查，指出“给”字异读（jǐ和gěi）的区分，主要是古音与今音、古义和今义的区别，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约定俗成上讲，“给予”的“给”都应该读gěi。文章对正在进行中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东海的《古代辞书的语言文字规范功能发展研究》，以史为鉴，提出辞书规范要具有引导效应，要与考试、教育、培训相结合，要及时反映语言文字研究新成果。

二、 古今辞书介绍与研究

安志伟的《〈通俗常言疏证〉的立目问题》，白俊骞、梁光华的《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在篆文编排上的问题》，程建功的《王力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指瑕》，郝建东的《汇古今训诂精粹 开诗经研究新篇――略论〈诗经学大辞典〉的编辑特色》，何茂活的《〈汉语大字典〉书证指瑕》，李仕春的《〈现6〉、〈牛8〉多义词义项数目对比与分析》，王重阳的《〈现代汉语词典〉单音节同形词的分立与多字条目的编排》，以及谢仁友的《民国字课图说研究――以〈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为中心》，或介绍评述，或考证纠误，或对比研究，或就辞书的释义等问题进行商榷，对中国辞书史的研究，对有关辞书的修订和同类书的编写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荐比较研究了台湾《新编国语日报辞典》和大陆《现代汉语词典》两部语文工具书三字条目收立情况，指出： 无论从各自的语型、数量，还是从具体收立的语条上看，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异同。文章具体分析了这种异同，进而探寻了造成这种异同背后的原因。

三、 辞书编纂经验分享

本次会议中，分享辞书编纂和修订的经验是广受欢迎的议题。

谭景春的《谈谈如何保证词典修订的质量――以《现代汉语小词典》第5版修订为例》，结合《现代汉语小词典》第5版修订中丰富的实例，提出要对比研究相关条目，注意相关条目的相互照应，发现并解决相关条目之间存在的矛盾，专项研究辞书中的各类问题，以提高释义的准确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从而提高辞书的质量。李尔钢的

《义例问题――以〈汉语大词典〉稿为例》，结合《汉语大词典》第三版修订稿中详实的材料，指出词典释义与词例的首要关系，是义例相符；为此，有时有必要扩大书证核查范围；在分析书证中词语的意义和用法时，要避免扭曲书证来迎合自己既有的观点。两位先生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对我们辞书修订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李志江的《现代汉语100年的新词新语――谈〈100年汉语新词新语大辞典〉的编写》，从研究角度、辞书选题、整体框架、编写团队和网络互动等方面，介绍了该辞典编写的经验。安华林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的一种尝试》与大家分享了正在编纂中的一部严格采用释义元词符释义的汉语学习词典――《新方法汉语学习词典》的编写经验。

叶军的《浅议“内向型”学习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为例，探讨了内向型学习词典例证的文化功能，指出词语的语义色彩的匹配性和语境的恰切性是衡量这种词典例证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杜翔的《“语词兼释”释义方式探析》将“语词兼释”释义方式分为三类，分别研究了其释义特点，并指出了它们与惯用语的区别。高的《颜色词与〈现代汉语词典〉收词》研究了《现代汉语词典》颜色词的收词原则，指出词典不必收录构词规律性强、可以类推、词义透明度高的颜色词。王勇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的一些成语的释义提出了商榷意见。潘雪莲的《略论名物词构词成分的释义问题》指出，对一个复音词的释义，要尽可能释出其构词成分的所指。张铁文的《文献数字化对现代汉语词汇词源研究的影响》，通过一组词语的词源研究实例说明了文献数字化的重要作用。龚英的《几部古代汉语工具书的释义比较》，对比研究了《汉语大字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几部工具书对同一词的释义，提出了释义原则。戴文颖的《〈新华字典〉复音词立目的历时考察》，研究了《新华字典》各个版本复音词的立目情况，并探讨了其中的得失。刘建梅的《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对学生学习字典编纂的启示》，分析了小学生汉字书写偏误的类型、特点和原因，指出了当前小学生学习字典这方面的不足和改进方法。夏立新的《论汉英词典译义辨析的处理》提出了译义辨析的原则、方法和途径。邵宇彤的《编制“宝宝的第一本”系列工具书的得与失》介绍了编辑出版该系列工具书的心得体会。

四、 词汇语义学与辞书编纂理论研究

提高辞书质量，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章宜华的《基于范畴图式―示例关系的释同与解异探析――以《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为例》，详细介绍了范畴图式理论，并基于人的认知经验图式，结合具体事例，论证了图式范畴化对人记忆、辨识复杂事物，对提高辞书中同类词释义的质量和查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朱彦的《从动词“穿”的义位分析看意象图式与释义元语言》，以动词“穿”为例，探讨了语义分析理论与词典释义的实践之间的差异问题。指出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图式对多义词的分析能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便于全局把握，但有时却未必符合语感。所以，更贴合语感的词义分析，离不开作为释义元语言的自然语言的参与。

史光辉、汤仕普的《“不忍卒读”的形成、变体与语义流变》和汤仕普、史光辉的《汉语成语变体略论》，结合实例研究了成语变体的成因、产生方式和复杂多样性以及研究的意义。于峻嵘的《同义词释义与“各有所宜”――〈新华同义词词典〉“适用”标示分析》，对该词典“适用”类标示语做了归纳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屏方的《话语标记语在〈现汉〉中的处理》研究了《现代汉语词典》对话语标记语功能提示的四种处理方式。袁世旭研究了义位组合逆化现象的类型、特点和成因。梁吉平研究了“蛇”的同源字及其字形演变、音义演变。肖永凤研究了《红楼梦》中的贵州方言词语，王浩垒从共时分布与历时层次研究了两岸口语词“地道”“道地”的使用差异。

此外，以下同志虽因各种原因未能参会，但提交了会议论文或提要。白冰《语文词典的配例原则》，董正存《外向型学习词典视域下现代汉语量化方式副词的编纂处理与建议》，高洪年《简化字的变相扩张及其流弊》，高喜田《对语文辞书修订工作的一些思考――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修订工作》，高永伟《本世纪以来英语国家语文词典发展回顾》，雷励《〈集韵〉收字术语琐议》，李德俊《语料驱动释义理据和方法的思考》，李正平《〈现代汉语词典〉方言字辨略》，林玉山《试论两岸差异词》，刘敬林《语文辞书不应设“使……”“以……为……”“为……而……”之类的义项》，马启俊《〈庄子〉记时词语对王海薄醇鞘贝实洹档牟拐》，戚晓杰《直音法在现今辞书中的应用及其启示――以《汉语成语小词典》为例》，乔永《〈辞源〉修订与编辑加工应注意的问题》，秦洁《〈汉语大词典〉的修订实践与〈通用规范汉字表〉》，徐时仪《辞书词义系统探略》，赵艳梅《试谈汉语释义元词符词义界定模式――兼与安华林先生商榷》。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6

摘 要：本文以表音汉字的规律性、适应性和适用性，论证了表音汉字对我国信息社会的重大影响和使用价值：发展中文的计算机软件、推进中国的信息产业、提升中国工业的自动化水平、促进我国的人工智能运用。进而指出表音汉字与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的密切关系：以汉字的优势与其它文字比拼，才能取得国际传播的优势地位。

 

关键词：表音汉字 三维结构 计算机语言 信息产业 人工智能 传播战略

《走自主信息化之路》一文，已经收进ieee文库。该文章的发表，使表音汉字走向世界迈开了第一步。当今信息社会，语言竞争非常激烈，在谈论汉语国际传播时，首先就有一个汉语国际传播战略问题。

 

一、展现表音汉字，事关汉语国际传播战略

什么是汉语国际传播战略？大家知道，优胜劣汰是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总趋势，也是汉语国际传播战略必然遵循的基本规律。汉字拼音化，就是展现汉字的优势。以汉字的优势与其它文字比拼，才能取得国际传播的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文字大致可分为印欧系语言的拼音文字系统和汉字系统。拼音文字系统是多音节文字系统，汉字是单音节文字系统。汉字由象形、表意到拼音，可以说：汉字是唯一代表世界文字发展史全过程的文字，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西方的拼音文字已经将象形、表意抛弃了，只剩下一个拼音阶段。

 

（一）西方拼音文字几乎是“纯习俗”符号，而汉字是有理据的

《符号学》指出：“语言，是最庞大的几乎‘纯习俗’符号”[1]。这是西方人对自己拼音文字作的结论。所谓“纯习俗”符号，即全靠约定俗成，无理可讲，相沿成习。说明西方拼音文字是无理据的。与汉字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

 

围绕汉字拼音，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了几个世纪，盖因没有找到汉字的编码规则。但是，要说汉字有编码规则，那将是有违文字发展规律的事，既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去做。可是，汉字在形成形声字时，已经是在以字造字，是有意识的，与当时的社会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汉字沿着形声字的道路发展，必然形成“音、形、义”三维结构，这是我国历代学者不断研究与总结的结果。因此，汉字发展成为有规律的文字是必然的。

 

首先，汉语已经实现了拉丁字母拼音，总计416个单音节。因此，汉字必然是单音节字，它与西方拼音文字的多音节字相区分，这是汉字的第一个特点。“汉语拼音”只能给“汉字注音”，形成很多同音字。因此，它还不是文字，不能用来支撑计算机语言。

 

其次，汉字以形声字为主。形声字已经占汉字总数的90%。由于形声字的构字已经模式化，即：形声字=部首+基本字。形声字的部首不发音，是符号，所以部首是字“缀”。可惜，这一特征长期被国人所忽视。文字是庞大的体系，汉字416个单音节字，不通过加“缀”，是不可能形成庞大的文字体系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语言是一连串的区分行为，在模糊不确定的概念层与同样模糊不确定的语言层上区分出相应的单位。”[1]语言，正如任何符号系统，其特征是区分一物与组成一物两者没有什么不同。通过加“缀”来区分同音字，这是汉字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汉字的同音基本字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趋于稳定。在字和字之间，已经形成“音、形、义”的“三维结构”体系（参阅陈耀西，陈红根《走自主信息化之路》一文）。这个体系是规律化的。如果这个体系不是规律化的，即使加“缀”，也不可能实现拼音化。这是汉字的第三个特点。

 

到2004年，因为找到了实现汉字拼音的方法，即找到了汉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故可在国家推行的《汉语拼音》的基础上，用加缀法，以一个汉字复制一个拼音字。它不是生拼硬凑，之所以能顺利地实现汉字拼音化，是由于有“音、形、义”三维结构理论的支撑。不然，庞大的汉字体系，是无法着手进行拼音化工作的。所以，表音汉字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汉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下成长的拼音文字。形声字就是加缀字，这是汉民族的文字特色。所以汉字拼音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

 

当西方人对西方拼音文字作的结论是‘纯习俗’的符号时，而东方文化的代表——汉字，却被发现是有规律的“音、形、义”三维结构。按照汉字的这个编码规则，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拼音字母表，都可以拼出汉字的拼音文字。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俄国的拼音字母表，除个别发音与汉语发音习惯不同外（例如：俄语的卷舌音，汉语就没有。我国采用的是拉丁文字母表。）。如果将此问题引申一下，这个问题将说明：汉字在世界文字中是唯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字。只有寻找到汉字的编码规则后，人们才知道汉字的可贵。

 

（二）正视英语热

2011年5月18日，《教育部、国家语委2010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指出：“青少年汉语能力和汉字书写能力正在下降和退化。在一个文化高速传播的时代，我们的母语却正在被淡忘，这是一个悲哀。”这个报告说明教育部、国家语委敢于正视问题。

 

在信息社会，计算机无孔不入。计算机硬件的核心是芯片，计算机软件的核心是计算机语言。现今我国没有中文的计算机语言，全都是英文的计算机语言，例如：basic语言、fortran语言、c语言等，中文进入不了中央处理器。特别是数量巨大的库文件，英语在编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英文垄断了软件领域。在这个范畴里，汉字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信息社会，我们的母语不能支撑计算机语言，不能编软件，已经被边缘化，青少年当然淡忘母语，转向英语。现在，哪一个行业不用计算机？哪一所学校不学英语？甚至连中国幼儿园的小朋友也在学英语。对于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三）正确认识汉字的作用

《符号学》认为：“人类文化是一种语言文明，大部分规模较大的符号体系，是建筑在语言这初始体系之上的二度体系。”[1]语言是“初始体系”，是“基准模型”，是区别计算机语言等人工语言的自然语言。“语言不但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符号体系，而且大得不成比例，其他符号体系与之相比实在太小，而且全都可以被语言混杂、解释、置换。”[1]只有自然语言是最完善、最科学的符号体系。社会发展到今天被称为信息社会，人们一下子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学上，因为计算机语言就是自然语言的二度体系，它们的关系如下：

自然语言——计算机语言——机器语言（ascii码）

语言和信息的关系成为当今社会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不但涉及到社会发展的快慢、国家的强弱；而且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因为只有自然语言才是计算机语言的支撑、解释体系。如果一个国家的计算机语言不是由本国的自然语言支撑，那么它必定要靠编译成计算机语言的那种自然语言支撑。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要求汉字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现在汉字实现了拼音化，就应该急起直追，用表音汉字编译中文的计算

机语言。使计算机语言适应汉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发展中文的计算机软件，推进中国的信息产业，提升中国工业的自动化水平。

 

但是，我国目前使用计算机却是“借用”英语为桥梁，汉字内码用的是阿拉伯数字编码。我国目前还没有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国产计算机。计算机“识别”汉字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当然更谈不上计算机“理解”汉字问题。这就是不解决汉字拼音化的严重问题。

 

大家知道，在利用ascii码时，西方的拼音文字都用一个字节来保存，一个字节由8个二进制的位组成（注：二进制是我国发明的），用来表示无符号的整数的话，范围正好是=0～255。而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东方文字，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文字包含大量的汉字符号。例如，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作为符号有数万之多，远远超过256个字符，因此，iso的8859标准实际上不能处理中文的字符。中国的专家通过借鉴iso8859的编码思想，认为：既然一个字节的256种字符不能表示中文，就使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汉字。汉字的编码问题好像是解决了，其实不然。台湾也使用中文，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没有使用大陆的简体字，还在使用繁体字，而且台湾也制定了一套表示繁体中文的字符编码，称为big5。不幸的是，虽然台湾也使用两个字节来表示一个汉字，但没有像我们兼容ascii一样兼容简体字，他们使用了大致相同的编码范围来表示繁体的汉字。所以iso8859的悲剧又出现在同样使用汉字的中国人身上了。同样的编码在大陆和台湾的编码中实际上表示不同的字符，大陆的玩家在玩台湾的游戏软件时，经常会遇到乱码的问题，根源就在于：大陆的计算机默认字符的编码就是gb2312，当碰到台湾使用big5编码的文字时，就会做出错误的转换。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日文和韩文中也包含许多的汉字，像汉字一样拥有大量的字符，可是，日韩语言的字符编码同样与中文编码有冲突，日文电脑游戏在大陆上一样也会出现无法理解的乱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互联网出现了，一夜之间，地球村上的人们可以直接访问远在天边的服务器，电子文件在全世界传播，在一切都在数字化的今天，计算机内存中用阿拉伯数字编码的汉字到底代表什么字？这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当汉字表音化之后，由于汉字可用拉丁字母表示，汉字即可利用二进制编码，以一个字节来表示一个表音字字母。于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东方文字就可以以一个编码表出现在互联网上。表音汉字与简体、繁体汉字兼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汉字编码是同一的、一致的。日文和韩文中的许多汉字也与繁体汉字兼容，少数古汉字尽管现今少用，也可包容在同一编码表中。

 

当今世界，只存在东方的汉字和西方的拼音文字两大体系。现在，汉字与拼音文字兼容了，世界文字进入了并轨期，互联网将不需要因文字的复杂性而产生层层编码，互联网将变得简单易行。

 

二、汉字的适应性是汉语国际传播的锐利武器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书同文”，秦小篆为通行的规范字体；到了汉代，隶书成了正宗；魏晋以后正楷风行；解放后，汉语拼音。汉字的发展与时俱进。当纸成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时，文字从刻在竹简上变为写在纸上。汉字要写在纸上，就必须适应“写”的要求，汉字由篆体字变成隶字，横平竖直，书写方便，汉字体型发生了剧烈变化，顺理成章。同一个道理，信息社会，汉字要“写”进计算机，计算机代替了纸，计算机读写汉字要用拼音字，汉字现在也实现了拼音字的目标，就好像篆字转换成隶字一样，现在要将汉字转换成拼音字，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这本来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事。但是，有的人总担心“失掉”汉字，不同意推行拼音字，这与一些错误的舆论有关。例如：拼音会使汉字“沙漠化”、拼音字要“取代”汉字等等。其实这种错误的舆论是由于不理解汉字的生命力所造成的。仔细想一想：实现拼音字时，是靠汉字的规律去实现的，汉字原封未动。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果因发展需要汉字转换成其他的什么文字时，汉字这种规律性文字，还可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我们为什么要丢掉汉字呢？更何况拼音字与汉字一一对应，拼音字本身就是汉字的一个类别，犹如篆字、隶字一样，多一种文体多一条路，这有什么不好呢？篆字、隶字不是照样存在吗？汉字的任何改革，都应遵循汉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遵循了汉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汉字的形态可能会变，但实质不会改变。例如“谁”的拼音字“yshuizr”由三部分组成：部首“y”代表“言”，读音“shui”，后缀“zr”。而后缀“zr”恰恰是“隹”的部首。所以，表意字是表音字的后盾，表意字为什么要丢掉呢？

 

三、汉字文字要素的完整性，使表音汉字具有确立的文字地位

由于表音字与表意字是无缝对接，是落实“汉语拼音”。解放后，党和政府大批语言文字专家一起，花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就是要实现拼音汉字吗？但是，当时未找到汉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只实现了“汉语拼音”。即便这样，也为汉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实现了拼音汉字，只是当时工作的继承，不是什么另类之举，不值得大惊小怪。表音字既与表意字不矛盾，又与“汉语拼音”不冲突，表音字去做表意字做不到的事情，有何不可呢？

 

（一）区分同音字，成为汉字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纠结

汉字的词由字组成，丰富的词语极大地提高了汉语的表达力。但是，在1999年2月出版的《语言文字词典》的“一语两文”条目的第八段的末尾却说：“人们担心拼音文字不能区分同音词。其实同音词属于语言的词汇问题，通过对词汇的整理，完全能够加以区分。”[2]这里所说的拼音文字是指416个注音字，注音字无法区分同音字。这个问题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2002年第5次学术年会发表的《汉语现代化——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5次学术会议综述》中已经明确指出：“用拼音给汉字注音，用拼音汉语用于汉字不方便使用的领域，已经在逐渐走拼音化道路。”[4]实际上否定了“词汇整理”论。

大家都知道：汉字的同音词取决于同音字。不能区分同音字，也就不能区分同音词。正因为同音字问题才使汉字不能支撑计算机语言，才使得我国不得不“借用”英文的计算机语言。表音汉字则实现了区分同音字问题。因为它具备文字的三要素，用数学的语言说，是“音、形、义”三变量俱全。而注音字只有一个“音”变量。“词汇”再怎么“整理”，也“整”不成文字。所以，非要将注音字说成是我国的拼音文字，是无知的、愚蠢的霸道形为。

 

例如：“意义”用注音字表示为：（yi yi），“一心一意”表示为：（yi xin yi yi）。显然，它不能“通过对词汇的整理”而加以区分；其次，是想通过标声调来区分同音字。小学的拼音教学实践早已证明：此路也不通。因某些基本字的同音字太多。如读音“yi”的字竟达30个之多，加声调也不能解决区分问题；且因加声调后，每一个字有4个声调，在计算机使用时，一个声调是一个字符，实际上是增加了字符数而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更因声调在不同地区的人群中差异太大，不易掌握。然而，表音字就不是这样。上述例子“意义”表示为：（yib yim）；“一心一意”表示为：（yir xin yir yi

b），显然可以区分同音词；其次，表音字的后缀有词性，词的结构受到语法制约；第三，表音字的一维书写方式，使字和字之间可以连写，其结果将弥补歧义和语法的不足。例如：“意义”表示为：（yib yim），可写成“yibyim”。

 

（二）表音汉字具有完整的文字要素系统

“音、义、形”集成的表音汉字，是由表意汉字复制而成，是有规律的文字，“它把汉字所能表达的一切予以保留”。所以，表音汉字的文字地位是确立的，是勿庸置疑的。它具备文字的易学性、全面性、系统性、可使用性、通用性等。其全面性、系统性、通用性都概括在“音、形、义”三维结构的规律中。

 

文字与语言不同，汉语是依靠语境来区分同音字的。因此，单音节的拼音文字与多音节的拼音文字同样具有使用价值。只是单音节的拼音文字由于理论性较强，其“三维结构”规律难以发现，但不等于说单音节的拼音文字不可能“后来居上”。显然，表音汉字是规律化文字，在实用性上，它已占有先机。更能吸引人的是：汉字的多样性（象形字、表意字、表音字）使其各具特色，丰富多彩。大家知道，多彩的文化生活是灿烂的：象形字的印章；表意字的诗配画；单音节字的易读性。不难预料：单音节的拼音文字在世界文字史上，必将谱写辉煌的篇章。

 

1.表音汉字适应ascii的要求

汉字在没有拼音化时，汉字编码在计算机的asii码中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编码。当有了拼音汉字后，就可利用26个拉丁字母进行编码，实现我国计算机的内存转轨，抛弃两个字节表示一个汉字的编码方案。

 

当汉字拼音化之后，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兼容，以汉字为载体的东方文字就可以用一个编码表出现在互联网上，由于拼音汉字与简体、繁体汉字兼容，所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汉字编码是同一的、一致的。日文和韩文中的许多汉字也与繁体汉字兼容，少数古汉字也可包容在同一编码表中。这样做，有很多好处：

 

首先：简体字“衅”与繁体字“釁”的拼音汉字都是“xinp”，在编码表中是相同的。这样，当我们要使用简体字时，就选择简体字；要使用繁体字时，就选择繁体字。又如简体字“样”与繁体字“樣”的拼音汉字都是“myangh”，使用时很方便。

 

其次，内存编码表可以随时扩充。因为拼音汉字在ascii编码表中用26个拉丁字母的编码，不需“借用”阿拉伯数字。“借用”阿拉伯数字使汉字内码扩展很困难。低字节与高字节由16个二进制位组成。26个拉丁字母的每一个字符，只需一个字节表示。国标gb2312只有6763个汉字，扩展到gbk时为20902个汉字，再扩展怎么办？gbk是没有包括繁体汉字的。然而，用拼音汉字就没有这个问题，汉字库可随时扩展，用户个人可以扩展，国家也可定期扩展，不受限制，适应汉字“量大字杂”的特点。

 

第三，表音汉字用于内存编码安全，不同于用阿拉伯数字编码。此外，听说俄罗斯军队用俄文编程，不用英文编程，目的在于信息安全。

第四，在互联网上，便于与东方文化的国家交流。汉字是东方文字的源头，汉字拼音化了，对东方文字就有影响，也有利于其他东方国家文字的发展。在互联网上，文件中将是拼音汉字在世界各地传播，不再是“借用”的阿拉伯数字。

 

第五，在软件编程、汉字输入、文字处理等方面，都用拼音汉字。通过表音汉字，与汉字点阵字型库挂接，即可实现汉字输入。汉字输入不再有“瓶颈”问题。更重要的是：表音字与表意字的复制关系，可实现汉字的机器输入，这有利于大信息量输入。

 

2.拼音汉字适应编程要求

在软件领域，我国使用英文计算机语言，“借用”英文编程。有了拼音汉字，可用拼音字设计计算机语言，例如，basic语言常用的语句可用拼音字代替：

汉字 英文 表音汉字

读 input yduv

写 print xiev

完 end wanv

则 then ze

到 to daov

令 let lingv

如果设计中文编译器，就可以实现中文的计算机语言。这样，我们就不受英文的制约。在欧美国家，高中生都会编程，计算机成为普及工具，这就有利于发挥国民的创造力。试想，在信息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只能依靠少数精英掌握英文，使用计算机编程，这个国家能有多大的创新能力？能有多少惊人成果出现？计算机是信息社会的生产工具，没有编程能力哪来的创新能力？这是我国进入信息社会的根本大事。这个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信息社会？如果有人认为中国不通过计算机语言的实践就可跨入信息社会，就类似于清朝的“洋务运动”，认为可以通过“买机器”实现工业化。事实证明：工业社会“买”不来，信息社会同样也“买”不来。

所以，表音汉字的“缀”，不是为加缀而加缀；表音汉字的“拼音”，不是为拼音而拼音。它们是一个系统工程。大家分析一下：从发现汉字的“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到实现表音汉字；利用表音汉字做计算机的内存；利用表音汉字输入/输出；利用表音汉字设计中文的计算机语言；利用中文的计算机语言编写软件/库文件。以上这些工作，仅属于计算机识别汉字范畴的工作，它显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千万不要认为表音汉字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随意而做的一件事。没有“音、形、义”三维结构规律，是不可能实现表音汉字的。

 

每当谈到中文编程问题时，就有人怀着“谁动了我的奶酪”的感情说：“没有必要！”当提出要分析汉字的词性时又有人说：“谷歌早晚会懂得分析词性的。”这种观点当然不能让人同意。因为“谷歌”是一家外企公司，把中国人应做的事，寄托在外国人“早晚会懂”上，那我国还有什么希望发展自主的信息产业？想当初，汉字没有拼音化时，中国人用英文的计算机语言编程，那是情有可原；现在汉字也拼音化了，中国人还要用英文的计算机语言编程，这不就让人不可思议了吗？！

 

四、从两大语系的特点对比，明确表音汉字标明词性的必要性

在汉字拼音化的进程中，汉字一直存在两个纠结，一个是如何区分同音字问题；另一个是彰显汉字的语法问题。

（一）汉字的第二个纠结是汉语语法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对语言文字将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中国人与机器人的交流一定是汉语，不可能通过翻译与机器人交谈。外文翻译成中文有直译和意译两种，无论哪种翻译，由于语言风俗习惯不同，对中国人来说都将造成很大的麻烦。当汉语用于“人工智能”分析时，人们再想“借用”英文这个桥梁，那就“此路不通”了！加工对象在哪里呢？再反对汉字拼音化时，恐怕是追悔莫及，悔之晚矣！

 

例如：汉语中，大量的虚词运用，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汉语的虚词比英语丰富得多，有相当数量的助词。如：“的”“得”“地”“着”“了”“过”“们”等。因此，语法结构有较大的区别，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今日之选择，要为将来之应用负责。汉语必须有适合人工智能的文字。

 

《人工智能原理》指出：“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一书中曾精辟地指出，和印欧语相比，汉语的主要特点”[5]有以下三点：

第一，汉语的词类缺乏形式标记；

第二，汉语词类跟句法成分之间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试看在英语中：

主宾语 谓语 定语 状语

| | | |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副词

而在汉语中，这种关系变成了多对多关系，如下图所示：

第三，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短语（即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例如拿动词来说，在英语短语中，不允许有限定动词出现，如果要出现动词的话，只能是动词的不定式或分词形式；只有句子及其包含的子句才能有一个限定动词充当主要动词。可是汉语的情形完全不同，动词和动词结构不论在句子的哪个位置上出现，形式完全一样。

 

《人工智能原理》还指出：“汉语的这些特点对于用计算机来进行句法分析是极其不利的。”基于这些理由，并且考虑到汉字在产生之初，一般只有一个意义，称为本义；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往往会在本义的基础上产生若干个新的意义，称为引申义。基于汉字为单音节字的特点，在实现基本字表音化时，必须利用前、后缀来标明表音汉字的词性。这既利于根据本义追索其字源，又利于分析句法成分。

 

正如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序一”中所言：“词义的发展脉络，词性的标注等问题，却不简单。他们也自知当前不能全部做好，我认为他们还有自知之明，但做总比不做好。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尽管这段话是在2010年8月买到该词典后才看到的，但由于该词典对词性的标注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全面、内容最丰富的词典。所以，我们又将此前的词性标注，依该词典进行了新的审查修订。我们深深地感到：词性的标注是一个需要不断进行研究的学术问题。吕叔湘先生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著者为什么如此重视词性的标注？因为它是汉语研究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也是人工智能的重大前提条件之一。正因如此，我们做了下面几项工作：

 

1.基本字大都为前三文，表音化时，没有前缀，只有后缀，后缀标明本义词性。

2.常用基本字是名词，不加后缀。因为在表音汉字中常用名词是使用最多的。为了使用简便，所以是隐含的名词词性。

3.形声字的前缀为部首，是表示形声字的含义的，当然与词性有关。表音汉字的前缀是具备词性功能的，再加上基本字的后缀带来的词性，所以形声字的词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部首“扌”的形声字，几乎都是动词，部首“邑”的形声字，几乎都是名词。

 

例如：“（jianz）戋（小，少）、（shjianz）浅、（zhjianz）笺、（bkjianz）賎、（dqjianz）残、（jjianz）銭”。其中，基本字“（jianz）戋”，后缀为“z”说明为形容词。其形声字（shjianz）浅、（bkjianz）賎、（dqjianz）残是形容词；（zhjianz）笺、（jjianz）銭则是名词，与竹器、金属有关。因此，表音汉字能承担词性的任务。将汉字的隐含词性变成显性词性，这将是汉字的重大变化。在gb18030汉字库中，基本字有1641个；另外，还有502个独体字，其实也是基本字，故总计为2143个字。因此，将基本字标注词性，是一件非常艰巨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是汉字实现表音化而追求的目标之一。注音字是没有词性功能的，不能把注音字当成拼音文字。正如前文所说：计算机“识别”汉字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是因为汉字的拼音化没有真正解决。现在我国计算机使用的输入法，如五笔字型是拆字法，“kl”能代表“中国”吗？就连微软公司的输入法，也是显示一排同音字，最后靠人的智力来分辨后选取所需的汉字。只有表音汉字输入法，才能实现表音汉字与表意汉字一对一的关系。输入表音汉字“yib”，只显示一个表意汉字“意”，不可能显示另外的任何汉字，这才称得上是计算机“识别”了汉字。至此，也就可利用表音汉字编译中文的计算机语言，实现中文的编程。

（二）表音汉字使汉字字形的变化成为可能

朱德熙先生在《语法问答》中指出：“传统语法受印欧语影响，所以一般把汉语与印欧语比较，其中最最显著的特点是汉语字形没有变化，即汉语缺乏形态变化。”在汉字表音化之后，汉字的形态变化将成为可能。因为基本字具有词性，且由于汉字的一字多词性的特点，以及汉字没有形态变化的传统。要使汉字既具备词性变化，又保持汉字形态不变的传统，在基本字标注本义词性的基础上，再标注引申义的词性。计算机使用时，文章中只须本义词性时基本字的原形不变；当需要用引申义的词性时，再加注引申义的词性。此时，以引申义的词性为该字的词性。对此，用符号加注词性成为一种较好的解决办法：

 

名词用符号“?”表示，动词用符号“～”表示，形容词用符号“?”表示，副词用符号“`”表示。可以将这些符号加在字的后面。

此外，在加后缀时，对23个声母字没有全部用完，保留有“n”，以便在语法分析需要时，作为改变字形时使用。例如，在分析句子时，由于句子中会出现数个动词，标明主要动词是很必要的，在动词后再加“n”，表示主动词，有利于语法分析。

 

例如：“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这句话用表音汉字表示时为：

“wo rmenp de gong chanv dang he gong chanv dang suom ywlingv cwdaop de bar lup jun、xinh sir jun，shid get mingb de dui rwur.”在这句话中，动词有三处： chanv（产）、ywlingv（领）、shid（是）。显然，shid（是）为主要动词，标明shid（是）为“shidn”，对计算机识别是有利的。语法是智能运用的依托，不解决汉语语法的显性表示问题，就不利于汉语的人工智能运用。

 

五、展望

人类又一次迎来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这次由大规模数据、智能化生产以及无线网络所引领的技术革命，将推动经济增长，带来社会巨变。

信息技术已经进入一个大规模数据时代。处理能力和数据存储实际上是免费的。掌上数码设备如iphone手机的运算能力能让上世纪70年代的ibm主机自愧不如。互联网正演变为“云”网络——所谓“云”是指一个由数以千计的数据中心都可以让1990年的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看上去像是洪荒年代的产物。惊人的数据处理能力使以往无法想象的服务和业务成为可能。这其中就包括文字的处理能力，由此可见，表音汉字有利于大规模信息处理。

 

基于计算机设计的，自然界不可能有的物质特性的新材料，如隐形材料被设计出来，这些新材料与三维打印相结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爆炸性影响。所谓三维打印实际上是利用计算机、激光、新材料，“打印”飞机等精密零部件。这种近乎完美的计算化设计和直接制造的时代，令人们制造产品的方式产生巨大的改变。所以，支撑计算机软件的计算机语言，并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长期支撑社会实践过程的客观事物，千万不要轻视计算机语言的社会价值，我国应该有中文的计算机语言。

 

对自然语言的理解，一直是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一个高层次的重要研究方向，一直是人工智能所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显然，如果计算机能够理解自然语言，人-机间的信息交流能够以人们所熟悉的本族语言来进行，那将是计算机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另一方面，由于创造和使用自然语言是人类高度智能的表现，因此对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也有助于揭开人类智能的奥秘，深化我们对语言能力和思维本质的认识。所以说，这个研究方向在语言应用方面和语言理论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2]何立.语言文字词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3]石纯一等.人工智能原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4]李行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7

论文摘要：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并没有变，始终被一脉相承地继承与发展，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到了近代，随着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幅接轨，汉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严峻的现实挑战下，倔强的汉字正以自己博大的胸怀，一方面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从而使汉字作为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文字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地上。

一、汉字的古今发展演变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最迟在殷商时期，就已经有了体系完整的甲骨文，说明甲骨文只是汉字的流而不是源，汉字的起源还应上推一个历史时期。汉字起源的准确时间无从得知，具体过程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结绳契画说，有八卦易符，有仓颉造字说，但不论怎么说，汉字都是中华民族自己创造的，是我们先民智慧的结晶。汉字的发明可以堪称是史上一件非常伟大的史实。

汉字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表意文字，这与汉字的构字规则或俗称造字法有关。关于造字法，也有很多学说。如“六书”、“三书”、“四体二用”等，现有的学者还把“六书”细分为十种造字法，可谓见仁见智。不过这些观点都始终没有摆脱“六书”的影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是这样给“六书”下定义的：“……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拙，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一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的解释似乎不是按六书出现次序排列。最早出现的应是象形字，不但汉字如此，其他民族的古文字如苏美尔的稧形文字，埃及的纸草文字，最初也都是象形字。这是人类先民对自然界的共同反应。但能够画成象的文字毕竟有限，后来就出现了指示和会意。这大大扩大了汉字的范围，也使汉字从图形化向符号化迈进了一步。从理论上讲，这三种造字法能造出一切汉字，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扩大，造字速度远跟不上思维和语言的发展。于是依声托事出现了假借字。假借字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极具挑战的关键。其他古文字在假借字大量涌现后，纷纷转向了拼音文字，惟独汉字英雄不改本色，从此汉字走向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解决假借字带来的困扰就是后来的转注字和形声字。因为假借字是借用已有的汉字表达新事物，所以一个汉字就会有数个几乎毫不相关的意项，这很容易造成混乱，转注字就往这些身兼数职的假借字上填加不同的义符把它们区别开来。到后来造字干脆就择取义符和声符拼起来便成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使汉字最终定形，使汉字几乎不可能向表音文字发展了。从象形字到形声字，这是汉字构字的特殊思维方式，所谓文字，就是“盍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与此同时，汉字的字体也历经数次变化，一般认为是经过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隶书以前是古文字阶段，其字体非常繁杂，也颇有争议，从隶书起是今文字阶段，意见较为统一。汉字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中举足轻重的一步，它对后世的影响和作用几乎可与仓颉造字相媲美。隶书从秦代开始逐渐形成。秦始皇“六王毕，四海一”，但他最大的贡献应是“书同文”。因为文字的统一，使后世中国基本上处于团结统一的大局面。当然秦国最初统一的是小篆，但小篆的统一直接推动了隶变。隶书使汉字的象形意味大为减弱，却大大增强了汉字的符号性，也使汉字更加整齐统一，更加简化，便于辨认和书写，为汉字的推广和运用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对汉字进行了简化，这是继秦始皇后第二次运用行政手段对汉字的整理。简化的方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八种：保留轮廓；部分代整体；更换形声字部件；形声字与非形声字互变；同音代替；借用古体；草书楷化；记号代替。这些方法都是“古已有之”，并不是随意简化的。简化字的作用是明显的，至少在扫除文盲方面有积极意义。不过繁体字在现代仍有很大的市场。秦始皇的“书同文”被历史证明是伟大进步，简化字的意义也将有待于历史的检验。

纵观汉字的发展，总趋势是从繁到简，从图画性到符号性。简化的结果是普及，使汉字从统治阶级的特权中解脱为大众使用的工具。符号化的结果丰富，使汉字能表达记录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不论怎么发展变化，汉字的内在精神是没变的，那就是汉字的表意性。无论是秦汉的隶变，还是当代的简化字，都还保留了表意性质，表意性是汉字与其他文字相区别的本质特点。汉字之美，汉字之神，几乎一切汉字现象都可以从它一脉相传，从未间断的表意去寻根究底。 "

二、汉字演变中遭遇的种种现实挑战

在古代，中国人虽没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但绝对信奉自己的文字，几千年来几乎没人怀疑过汉字。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力衰退，列强侵凌，汉字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倔强的汉字毕竟经受了这严峻的挑战，古老而又焕发新意的汉字依然屹立于东方大地。

汉字所遇的第一次挑战是拼音文字。当晚清被迫卷入世界，大量洋文随着洋货涌入中国时，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读音方面不如拼音文字那么直观，加之难写难认，汉字一时显得那么手无足措，孤独无援。为了图强救国，不少学者提出全盘西化，包括汉字拼音化。连鲁迅也不可置信地说过“汉字不灭，国家必亡”。汉字拼音化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乃至建国后还有拼音化的言论。可是汉字没灭，中国也没有亡。但这场争论确实促进了中国对汉字注音的反思。汉字的单音节虽然和谐，但我们长期缺乏为汉字注音的好方法。所以汉字音韵有受外来语滋乳的传统，东汉魏晋时印度佛教梵文的传入促进了反切的形成和发展，这次西方文字的输入则促进了汉字音韵的更大发展。 不久，另一个更具威胁的挑战接踵而来，那就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汉字信息，那就注定要被现代化的浪潮所淘汰。对汉字来说，这几乎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计算机是为英文输入设计的，制约汉字编码的瓶颈是汉字字数繁多，字型复杂，相似字又很多。可是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汉字总量不断增多，但常用字基本保持不变。上世纪80年代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公布了常用字2500个，覆盖率为97.97%，次常用字1000个，两者共覆盖99.48%，其中最常用的42个字就达25%的覆盖率。由此可见，绝大部分汉字是躺在字书里休闲的，这对汉字编码很重要。经过中国人自己的努力，汉字编码问题很快解决了。不但解决了，汉字输入还有诸多特点，从创新的角度再次表明古老的汉字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总之，所谓传统，“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有个发展的过程”。汉字更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汉字有着博大的胸怀，一方面它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质，一方面又勇于吸纳其他文字的长处。我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艺术品存在于博物馆里的某些真迹或伪迹中，也不希望看到，汉字仅仅作为外国汉学家和中国汉学家研究的对象。正如一位外国人士所说：“世界上有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一字，都是一首优美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我说的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参考文献： ［2］董琨.中国汉字源流［M］.商务印书馆，1998.

［3］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8

一种文字的发展与改革需要靠社会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实践去反复认知。而一种文字一段时间内大规模有效力的改革则更多的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同时此段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也会深刻影响此时文字的发展与改革，而反作用地，文字会更好的映射此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

汉字的发展与改革历程同样漫长而波折。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良好发展，却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段文字改革的低潮，文革之后又是怎样的汉字发展与改革情形呢？，

1986年1月，国家教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此次会议中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即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此次会议肯定了汉字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继续作为中国的法定文字并发挥它的作用，而此时已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并非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只是作为更好的学习与推广汉字的重要辅助性注音工具。此次会议对于汉字的发展与改革具有开篇的指导性意义。汉字的发展与改革工作在此之后更加科学合理的前进着。我更倾向于将此次会议作为文革之后汉字改革与发展的转折点。

1 文革之后汉字发展与改革的恢复与探索

文革之后汉字的改革与发展工作更多的围绕汉字简化及《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工作展开，在探索的路程上经历摇摆、失败与进展。

在新中国成立后确定了简化汉字的原则即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就是在社会广泛习惯的基础上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只作必要的修改补充。稳步前进就是不急于把需要简化的字一次解决，而是分期进行；每期简化的字，也不是一次推行，而是分批使用。于是，我们于1956年颁布了《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然而在文革之后的汉字简化即1977年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由于时代背景影响下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引发了广泛的批评。它在第一次简化方案的基础上对汉字又再次进行了更大的简化，带来的影响则是汉字之间产生了更多的歧义与混淆，已经适应了第一次简化方案的广大群众难以理解与接受。故此，此次简化方案与1986年被废止，更确定了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的合理性。这次短命的二次汉字简化迫使大家认识到汉字简化不可迫近，需要正确方针政策的引导。

2 文革之后汉字发展与改革的前进

有了文革之后对于汉字改革与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及1986年对于文字改革的方针政策的确定，这之后的汉字简化工作及对《汉语拼音方案》的与时俱进得以正确的进行着，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与认可。

简化汉字是中国大陆的规范用字，同时我们对于繁体字给与肯定并规定在某些情况之下可以使用繁体字，如书法、古迹、教学研究等。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该表是在整合了1956年的《汉字简化方案》，1986年根据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重新修订的《简化字总表》及1988年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基础上制定的。社会各领域运用的汉字应以该表为准，对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简化字的更加确立与广泛推行，尤其是近30年，由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发展和日益提升的国际交往地位，简化汉字被国内国际都广泛的认可，在宣扬中华民族文化方面也一自己特有的魅力发挥着强大的作用。

《汉语拼音方案》在1986年确立地位，至今已在国内普及与广泛应用，国家政府也通过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着它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完善。作为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得到了国际公认，在今天仍更好的帮助这汉字的国际推广，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不止是简化汉字与汉字拼音的改革发展，随着时代的前进与时代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的磅礴发展，汉字发展与改革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

汉字适用于当今我们的社会，它有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指导，有突破性的简化方案、拼音方案、计算机适应方案等的成果推动。在时代与我们的社会较稳定发展前进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它的进步与强大生命力。

教育部国家语委自2006年起开始每年公布一份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6年公布171条汉语新词语。至今仍频繁使用的诸如轻熟女、裸考、慢活族、草根等都是那一时期我国社会动态的反映，同时也丰富了我们的文字词汇。在这些新词中，还出现了诸如“EMBA”之类的字母词。字母词是汉语和外语在语言接触当中产生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在汉语中，字母词语的使用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而近几年，字母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对于我们汉字的发展改革亦有补充意义。到最近的公布2014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热词如反腐、马航、依法治国等，还有对交通、旅游等领域的汉字对应英文标准规定工作的完成，“汉字听写大会”的广泛欢迎等等，在汉字更好的反映社会现象与发展状况同时，更大程度的提高了汉字的认可度，使汉字改革工作更好的行进中。到今天，汉字的影响力已毋庸置疑，它会在很长的时期内为中国文化及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发挥它强大的作用。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9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46

Abstract Linguistics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foreign and Chinese.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assisting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O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really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the curriculum； linguistics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该专业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心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专业建设一般涉及师资、教材、课程、教学条件、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其中课程建设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该专业培养面向国际传播的汉语教师。根据2012年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围绕师资标准，课程应该体现汉语教学基础、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5个板块。①其中语言学课程是该专业的核心。因为这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物质基础，是先决条件。

李泉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首要的和必备的知识是：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字知识。其核心内容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理论与知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理论与知识。②也就是说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设置要紧紧抓住“对外”和“汉语”两个关键点，课程体系要紧紧围绕培养学生的汉语国际推广能力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化”。

如何达到这个培养目标，首先要研究汉语国际教育学生获得相关教学技巧的特点。对外汉语学生只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汉语与所派地区外语差异对比，才能理解与掌握汉语理论知识，把握语言教学的重点、难点。这一特点就要求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明显区别，要加强各国语言与汉语从发音到文字、词汇再到语法的对比教学。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对比分析的课程体系。

1 语言学课程体系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应设置汉语基础课、汉语选修课、外语、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等语言类课程。“课程的横向结构以课程对于专业的适用性划分，把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③我们认为起码应该设置以下必修课和选修课。

1.1 汉语基础课

这一板块为汉语语言学的基础课，核心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是一门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基础课。课程主要讲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并就汉字的规范化与简化等问题做专门讲解。该课程系统地讲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其语言表达的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

古代汉语相对于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是工具性课程，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古今汉语的差异，了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简单发展历程，了解汉字的简单发展历程，以便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其中常用词教学要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古代的单音节词，今天绝大部分成为双音节词的语素，如果能挑选部分常用词讲解其常用意义，一定能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提高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

语言学概论着重讲授语言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了解语言接触、语言演变等内容，加强学生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1.2 汉语选修课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文字学着重讲授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使用以及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文字信息化、文字与文化等内容。提高学生书写、分析、运用文字的能力，帮助其理解文字中的文化内涵。

汉语词汇学旨在使学生了解语言单位词和非词的区别、词和词位的区别、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了解词汇的分类、词汇的类聚、词义类聚，了解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重点掌握词义解释方法，为他们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编撰双语词典打下专业基础。

汉语语法学以培养学生的语法分析能力为教学出发点，以汉语词法、句法、语法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观察语法现象的敏感度，以帮助他们观察留学生语言运用中的语法错误。

1.3 外语语言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英语（含听力、口语、精读、写作）。选修课程为：汉外语言对比。

英语课程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一齐抓的情况，突出英语作为媒介语和交际工具的作用，强调对生活用语的训练，强化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的能力。”④

学生获得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之后，选修汉外语言对比，运用对比语言学知识分析汉语与英语语法、词汇类型差异，掌握部分外文类语言学术语，以便于在语言教学中，称说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1.4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选修课程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主要讲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该学科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修养，培养学生初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付诸研究的能力，为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打好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法主要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用功能等语言要素和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及书面语表达等技能课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同时讲解语言要素中包涵的文化思想。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主要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以及解释习得者为何获得第二语言。涉及中介语研究、语言习得者内部因素研究、语言习得者外部因素研究等内容。

偏误分析着重讲授对比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语言学习偏误类型，介绍儿童语言获得理论、国内外中介语研究情况，使学生学会搜集偏误语料，掌握偏误描写、分析的基本方法，并能进行偏误分析实践操作。

2 语言学课程内在逻辑依据

课程体系要考虑共同性和时间性。所谓共同性，是指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上的共同性。在本专业要求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宗旨下，语言学课程之间要形成一些互相联系的系统：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与汉外语言对比相联系，通过古今对比、汉外对比，强化汉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与教学法相联系，通过分解教学难点，强化学生相关语言学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本学科的核心课程，与教学法相联系，最终所有这些课程与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为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服务。这个语言学课程体系，突出了“对比分析”的教学理念，能够实现语言学课程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宗旨。

所谓课程体系的时间性，是指课程在时间上的关联。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课程“共同性”围绕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设计，“时间性”围绕着学生学习认知规律：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而设计。大一宜开设现代汉语，使之获得浅显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知识。这一门课程将为语言学概论，为汉外语言对比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古代汉语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相区别，强调古今汉语的一致与差异。语言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课程，要联系大一现代汉语、大二古代汉语具体实例，以实例讲解带动理论学习。

专业核心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以学生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相关理论知识为宜，于语言学概论同时或之后开设。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针对语言要素教学中的难点而设。词汇学、文字学宜于分别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开设；语法学难度最大，应在高年级开设。汉外对比、第二语言习得等难度较大的课程也应该在高年级开设。各高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增加专业选修课，以开阔学生学术视野。

3 语言学课程体系设置最终旨归

语言学体系设置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在学习过程中领悟、理解和产生与教材没有直接提示的新思想、新能力或新技能。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应用型专业，所有课程以学生能产生运用能力为归宿。

具体说来，学生应该具备《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所要求的相关能力：“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 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概念分析自己的教学对象”、“能了解并解释影响语言正负迁移的各种因素， 能分析和解释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现象”。这是一种创新能力，没有一所学校能设置课程，帮助学生解决未来面对的非汉语学生学习问题，只能学生自己运用学校所学进行分析归纳。

当学生看到非汉语人员学习汉语所产生的错误，能对错误类型归类、并对错误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正确运用汉语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本专业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一体化”课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是我们下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

注释

①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

② 李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原则与实施重点探讨.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3）.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10

要：本文以明确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的内涵为基础，重点阐述了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的理论研究、常用教学工具、教学课件、教学网站、教学资源建设、课件制作技术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课件；网站；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2）23-0016-03

一、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的内涵

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电化教学、计算机辅助对外汉语教学，到90年代末的网络对外汉语教学、E-Learning与对外汉语教学，再到当今常用的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现代教育技术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是在汉语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指导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信息技术与对外汉语教学课程的有效整合来实现理想的汉语学习环境和全新的、能充分体现汉语学习者主体作用的学习方式，从而全面提高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1]

二、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的理论研究

主要包括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的教学模式、学习理论的指导、教学设计、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教学知识库、教学评价等方面。如张丹等提出了基于互联网C/S的三维环境对外汉语教学模式；[2]仇鑫奕提出了一个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课堂教学和自然习得相结合、班级授课和个别教学优势互补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3]“长城汉语”混合教学模式是在混合学习理论、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等多种教学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媒体网络课件与面授教学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方法，采用即时跟踪学习进度和测试学习效果的管理模式，向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4]刘晓海等分析了建构主义在对外汉语高级阶段教学设计中的体现；[5]崔永华梳理了对外汉语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各环节要素；[6]徐娟提出并实现了远程对外汉语教学评价系统；[7]何济玲分析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改革；[8]蔡建永分析了ASSURE模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操作流程，并结合“哥伦比亚在北京”（CIB）暑期汉语项目进行实例剖析；[9]徐娟全面解析了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硬件、软件、人件与潜件。[10]

三、常用的对外汉语教学工具

主要包括中文输入法、拼音自动标注工具、语音工具、手写输入工具、电子工具书等。中文输入法已广为使用，常见的有微软拼音输入法、搜狗拼音输入法、紫光拼音输入法、谷歌拼音输入法；拼音自动标注工具是指无需输入汉语拼音，根据汉字本身直接将拼音标注出来，当然对于多音字不能保证100%的正确，还需要人工校对。中文版Microsoft　Word的拼音指南就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另外在网上可以下载使用的“汉语拼音标注工具”以及“实用汉字转拼音”对拼音输出可以有更多的选项，也可以方便地导入到Word文件中；语音工具主要指语音输入、语音合成、语音识别。微软拼音输入法中只要安装了微软SDK语音引擎包Speed　SDK、SDK语音引擎语言包SDK　Language　Pack，在语言栏中就会出现麦克风的图标，也就可以实现将语音自动转成文本。安徽科大讯飞公司致力于开发语音合成及语音识别产品，在http：///上下载播音王软件，可以朗读任意的中、英文文字内容，效果可与真人发音相媲美。http：///通过语音识别可以准确评测普通话水平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经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批准，上海、安徽等多个省市已正式采用该技术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手写输入工具包括用鼠标手写输入与外接手写板、手写笔两大类。微软拼音输入法已实现鼠标手写输入，汉王科技公司（http：///）在手写识别方面也颇具特色；电子工具书主要指电子版的字典、词典、百科全书、年鉴等，如金山词霸已成为了必备的装机软件之一，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联网的中华在线词典（http：///）也广受用户好评。

四、对外汉语教学课件概览

对外汉语教学课件的种类繁多，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有以“文本+图像+Flas”的媒体表现形式为主的，也有以视频为主的。这里仅举两个有代表性的课件，一个是“长城汉语”，另一个是“行知中国”。“长城汉语”（http：//）是一套大型的、成体系的、用故事串编的多媒体教学软件，产品包括互联网、局域网、单机版以及纸版本教材，全程用Flas演绎，集人物、情境、话题于一体，并且整合了语音识别技术及手写汉字识别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交互性。目前国内已有15所高校、两所中学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国外已有海外230多所孔子学院（课堂）申请长城汉语账号或单机版，其课件基本结构及学习流程如图1所示；“行知中国”是一套30集汉语学习情景剧互动课件，以一名来自加拿大的留学生借住在一个中国家庭为背景，利用视频技术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情景，以及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见闻和感受，课件功能主要包括字幕选择、定点复读、跟读模仿、角色扮演、重点讲解等，如图2所示。

五、对外汉语教学网站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网站可谓层出不穷，政府的、高校的、公司的、个人的，集教与学、考试、教务管理于一体，大致可分为综合类、速成类、辅助课堂教学类、文化类、资源类网站。刘丽对因特网上对外汉语教学的相关网站进行了概括和介绍，[11]而目前网络教学平台学习资源的交互性不强或缺少有效的社会互成为影响留学生远程学习动机激发与维持的重要原因。[12]

六、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建设

主要包括语料库、素材库、题库等。由于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资源建设同样存在着低水平的重复，对可共享的、规范化的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库的需求日趋强烈，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北京语言大学郑艳群教授研制的对外汉语教学多媒体素材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推出的、在海外发行的《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库》、北京语言大学崔希亮教授主持研发的“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等。目前迫切需要的是制定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建设技术规范，统一开发者的行为，达到教学资源基本属性结构的一致性，以实现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内的资源广泛共享与互操作，为教师或学习者查找、评估、获取和使用教育资源能获得最大效率提供支持。

七、对外汉语教学课件制作技术

包括多媒体素材获取与处理、课件整合两大部分。多媒体素材获取与处理又包括文本制作（手工录入或扫描、识别）、声音制作（常用CoolEdit软件）、图像处理（常用Photoshop软件）、动画制作（常用Flash软件）、视频编辑（常用Windows　Movie　Maker软件）；课件整合又分PowerPoint与Dreamweaver网页两种版本，相对而言，PowerPoint版本更适合课堂上辅助教师的教学，Dreamweaver网页版本更适合学生随时随地地自学或复习。

八、现状总结

对外汉语教学数字化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当前的主要问题包括重技术、轻理论；重硬件、轻软件；重课件、轻资源；重制作、轻应用。理论方面需要挖掘对外汉语学科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创新特色，在多元化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加强研究与建设，根据培养目标和学科内容的特点来构建数字化信息技术与对外汉语课程良好的整合模式，不断完善与发展本学科数字化理论体系；软件建设应以需求为导向，大力推动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资源库（多媒体素材库、声像资源库、课件资源库、电子图书馆等）的开发与维护，走从“量”的增长到“质”的提高之路，加强整合，鼓励共享；应用方面需要从政策与制度上加以引导与扶持，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汉语教师数字化技能培训，逐步将数字化教学的应用和研究成果纳入到汉语教师评价体系中。

九、未来发展方向

1.从“通用型”向“国别化”、“个性化”转变

随着海外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国别化”已经是势在必行。要做到“国别化”，数字化的理念就要符合所在国汉语学习者的思维和习惯，数字化的产品就要符合所在国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学活动和教学特点，数字化的技术就要符合所在国第二语言学习的学习手段。而理想的数字化资源更应该满足每一个汉语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热情，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保障高效率地提高学习者的汉语交际能力。

2.从“展示型”向“交互型”转变

数字化学习资源不仅仅是内容的展示，更重要的是实现人机交互、师生交互、生生交互。因此要更加重视教学活动与学习情境的设计，使导航系统更加清晰，评价与反馈更加科学与及时。另外利用博客、播客、微博等平台，会更有效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交流非正式学习共同体的协调发展。

3.从“平面型”向“立体化”转变

对外汉语立体化教材是指由不同用途的传统纸介质教学用书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多媒体教学资源组成的对外汉语教学支持系统。就内容而言，包括了主教材、教师参考书、学习指导书、试题库等，从表现形式上分为纸介质教科书、音像制品、电子和网络出版物等。电子和网络出版物又可分为电子教案、电子图书、CAI课件、试题库、网络课程和资料库六类。立体化资源突破了现有传统对外汉语教材仅停留在纸质教材为主、音像制品为辅的“平面型”模式，使得媒体呈现立体化、教学设计一体化、教学应用多元化，从而最终实现汉语国际教育的教学过程、教学资源、教学效果、教学效益的最优化。

参考文献：

[1]刘晓海.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学习者评价系统[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5.

[2]张丹，钟绍春，程晓春，严小卫.基于互联网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研究[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3）.

[3]仇鑫奕.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J].外语电化教学，2006（2）.

[4]吕宇红，许建红，姚远.“长城汉语”混合教学模式及应用[C].数字化汉语教学进展与深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

[5]刘晓海，徐娟.建构主义在对外汉语高级阶段教学设计中的体现[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4（2）.

[6]崔永华.对外汉语教学设计导论[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12.

[7]徐娟.远程对外汉语教学评价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6.

[8]何济玲.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改革[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6）.

[9]蔡建永.“哥伦比亚在北京”（CIB）暑期汉语项目的ASSURE模式分析[J].海外华文教育，2011（3）.

[10]徐娟.论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硬件、软件、人件与潜件[J].现代教育技术，2010（2）.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11

关键词：汉字；汉字教学；对外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179-02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简称为对外汉字教学。它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以现代汉字为内容的、用外语教学方法进行的、旨在掌握汉字运用技能的教学活动。汉字教学的根本目的是讲清现代汉字的形、音、义，帮助学生认读汉字，书写汉字，学习汉语，掌握汉语的书面语”。①长期以来，对外汉字教学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难点，是影响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和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瓶颈，尽管此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外汉字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一、对外汉字教学的意义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汉字教学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留学生汉语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中国文化的传播，因此对外汉字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助于提高留学生的汉语水平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与汉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果不能熟练掌握汉字，不但不能顺利进行书面交流，即使是口头交流，也会遇到许多麻烦，因为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和同音词。而运用汉字的能力又不是天生的，不能像语言那样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然习得，必须经过系统正规的学习。因此外国留学生要想学好汉语，就必须首先学好汉字。

1.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具有形、音、义3要素，在这3个要素中，人们首先感知到的是字形，而字形与字义又有着直接的联系。汉语单音节词的意义，其实就是记录这个词的汉字的意义，而汉语双音节词的意义往往也就是所用汉字的组合意义。因此，认识汉字，理解汉字，对掌握汉语、运用汉语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2.掌握汉字还有助于提高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留学生学习汉语的主要目标有二：一是会说汉语，能听懂汉语；二是能正确使用汉字。但是，由于汉字与拼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数量庞大，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在留学生的眼里，就像一幅幅“难懂的画”，因而产生畏惧心理。当教师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帮助留学生克服这一个个障碍后，就会大大激发他们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进而提高他们的汉语水平。

（二）有助于传播中国文化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记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同时，汉字本身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华夏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和精神财富。汉字既承载着文化，又作用于文化，创造着文化。炎黄子孙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并传播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扬光大。

千百年来，汉字的形体虽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等，却一直保留至今。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构造，深入挖掘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无疑会大大加速外国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掌握，对传播中国文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的问题

汉字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虽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已经引起了广大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的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外汉字教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汉字教学明显落后于口语教学，仍然是对外汉语教学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汉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一）课程设置问题

与表音体系的文字相比，汉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结构复杂，难认难写，是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最大障碍。要想克服这一难题，首先必须保证有足够的课时来进行汉字教学。可现实情况是，由于受中国人学习外语的影响，许多学校过分重视口语教学，强化会话训练，而忽视汉字读写。有的学校只在第一学期每周安排2―3课时的汉字课，从第二学期以后就不再安排汉字课了；有的学校甚至在第一学期也不安排汉字课，而是采取随文识字的方法学习汉字。众所周知，即使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要想掌握常用汉字，至少也需要二三年的时间，更何况是外国留学生呢？汉字教学的课时安排严重不足，增加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困难，也导致了留学生汉语水平难以有效提高。

（二）教师素质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教师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的好坏。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从事对外汉字教学工作的教师，都没有受过对外汉字教学的专门培训，从理论上缺乏对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特点的认识，也不了解国外进行汉字教学的情况和方法，缺少必要的汉字教学的实践经验。严格来说，这样的教师是很难适应对外汉字教学工作的。

（三）教学方法问题

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教学观念和教学理论。长期以来，受外语教学的影响，总是习惯于把词和句子作为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而汉字教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有人认为，文字既然是记录语言的符号，那么语言就是第一位的，汉字是第二位的，因此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于是普遍出现了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

除此之外，没有掌握汉字的认知规律，也致使教师采取了不恰当的教学方法，片面地突出汉字理论教学，而不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训练。国内的汉字教学经验告诉我们，汉字的认知是从形象入手的，汉字教学主要是一种实践行为，因此需要反复地感觉刺激，反复地认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汉字难学的问题。

三、对外汉字教学的方法

要解决对外汉字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对外汉字教学水平，首先从宏观上要加强汉字理论研究，掌握汉字特点；提高对汉字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加教学时数；加强教师业务培训，提高教师汉字教学水平。其次从微观上，可以尝试以下具体的教学方法：

（一）字理教学法

所谓“字理”，就是指汉字的构字依据和组字规律。字理教学法也叫字理识字法，“是依据汉字的组构规律，从了解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关系着手进行识字的方法”。②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因形示意，意寓形中。汉字这一构造特点为汉字教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汉字字形经过长期的演变，虽然象形性逐渐减弱，符号性逐渐增强，但汉字业已形成的据义构形的方法和表意的部件系统，仍然没有改变，这就使据形识义成为可能。

字理教学法主要适用于讲解那些象形字、指事字和会意字。象形字如：“人”像侧立的人形，“木”像一棵树，“果”像树上结的果实。指事字如：“本”在“木”下加一符号指树底下的根，“刃”在“刀”上加一符号指刀最锋利的部分。会意字如：“涉”从“水”从“步”表示徒步过河，“休”通过人倚靠着树表示休息，“明”把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表示明亮。

通过汉字的理据性来教学汉字，能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增强汉字教学的趣味性和科学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留学生学习汉字的畏难情绪，增强他们学习汉字和汉语的信心，从而提高对外汉语教学水平。

（二）系联识字法

系联识字法和字理教学法有着内在的联系。所谓系联识字法，就是指在汉字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的系联，使学生认识到汉字的系统性和理据性，并自觉地遵循汉字规律去学习汉字的一种教学方法。

系联识字法主要适用于形声字的教学。形声字在汉字中占绝大多数，利用系联法去认知、理解、记忆形声字，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如以“氵”为意符的字，多与水有关，如“江”“湖”“流”“溯”等；以“扌”为意符的字，多与手的动作有关，如“推”“拉”“提”“抓”等。再如以“里”为声符的字，多读为“li”，如“理”“锂”“鲤”“俚”等；以“皇”为声符的字，多读为“huang”，如“煌”“潢”“簧”“璜”等。

实践证明，系联识字法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使留学生认识到，汉字虽然数量庞大，结构复杂，但也不是一盘散沙，其构成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掌握了这些规律，汉字还是比较容易学会的。二是运用系联识字法，避免了一个汉字一个汉字地去孤立识记，既节省了时间，又提高了效率，从而收到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文化导入法

汉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不仅记录了汉语中的词义，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古代先民在创造汉字时，采用什么形象，选用哪些部件，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心理的影响，他们要通过汉字来反映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标准、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等等。今天我们分析汉字的形体，就能反观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③

汉字难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但如何克服这一难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这是摆在对外汉字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首要问题。教学实践证明，文化导入法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汉字笔画繁杂确实给留学生学习带来了困难，但“汉字的独特造型与它象征的东方古老文明对西方人来说颇具新奇感和吸引力”。④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充分挖掘汉字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展示独具魅力的中国古代文化，不但符合外国留学生的好奇心理，而且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进而提高汉字学习效果。

注 释：

①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1）：71-72.

②戴汝潜.汉字教育学[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53.

③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202.

④石定果，万业鑫.关于对外汉字教学的调查报告[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1）.

参考文献：

〔1〕张德鑫.关于汉字文化研究与汉字教学的几点思考[J].世界汉语教学，1999，（1）.

〔2〕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研究[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汉字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12

关键词： 传教士；明清时期；语言；翻译；碰撞与误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7）06-0131-05

明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并将其介绍到欧洲的文化活动，对当时欧洲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国文化时，造成欧洲国家对中国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解。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及其在西方国家的传播，以期对这次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传教士向欧洲介绍汉字

1.制定罗马字母拼音方案，编纂词典

明清时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积两千年之久的浸淫，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 ① ，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国家传教，语言就成为双方交流的重要纽带和桥梁，因此，传教士迫切地感受到学习汉语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掌握中文是征服中国、改造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汉语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使用罗马字母来标注汉字的读音，并以此为启发编纂中西字典，为欧洲人认读汉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最早采用了这一拼音方案的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至1588年间合编的《葡汉辞典》。由于早期的罗马字母体系不完善，如：声调和送气音的缺失，造成了许多汉字读出来的音不准确，从而引起交流过程中听者理解上的偏差。尽管有这些缺点，《葡汉辞典》载有近代葡汉两种语言文字，是世界上第一部欧汉双语词典，为中国的音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如果说《葡汉辞典》是西方研究汉语语音的发端，那么《西子奇迹》标志着汉语语音的形成。《西子奇迹》源于1605年利玛窦赠给友人的三篇文章，后由教会编成小册子，通过字符、字母和声调符号的不同组合，传教士可以拼读出汉字的读音，这实际上是罗马拼音方案的第一次实际应用。1626年，《西儒耳目资》的出版，意味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完善。该书由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编著，是一部供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工具书。全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引首谱》，通过图例对汉语音韵进行概述；第二部分《列音韵谱》拼音切字；第三部分《列边正谱》按笔画音查。《西儒耳目资》的发行，启示了传教士们，他们借用西方文字帮助，研究更完善的汉字记音系统，不仅帮助来华传教士更加快速准确地认读汉字，而且“首次将中国传统的字书与韵书的体制特点结合在一起， 融会了二者的长处，从而使其在三百多年前就具有了现代词典的雏形” ② 。

2.研究并传播汉字字形和字义

耶稣会士加戈神甫最早把汉字介绍到了欧洲。他在1555年9月23日写回欧洲的信中，列举了“魂”“畜生”“日”“月”“天”“人”这六个汉字，并用日文解释。后来，这封信连同其他信笺于1565年在可因布拉（Coimbra，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城市）结集出版。 ③ 汉字传入欧洲后，引起了欧洲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希望找到一种直接表达事物和思想的字符。”“欧洲本土学者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对汉字进行解释性的介绍”，而来华传教士结合自身学习的体验和感受，“更加注重汉语口语的学习，以及对汉语实用技巧的探讨和研究。” ④

葡萄牙人耶d会士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国志》以中国研究为主体，首次对汉字的笔画和结构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描述，具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为西方人进一步理解和学习中国语言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罗明坚受中文老师的启发，采用看图识字的方法，将图片、字形和字义联系到一起，仅三年时间内就掌握了一万五千个汉字。利玛窦学习汉字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法，他撰写的《西国记法》介绍了如何快速识记中国文字，通过观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形成联想，赋予汉字独特的解释来帮助记忆。例如：“闻”字被解释为“大耳正悬门中”；“焉”字被理解为“以一马正面向外而立”。也有取其谐音来帮助记忆的，如“醇”字以“鹑”，“描”字以“猫”等。 ⑤ 这种将字形和意思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助于汉字的牢固记忆。

3.研究传播汉语语法

早期的传教士偏重于汉字的认读以及字形和字义的研究，而对语法的研究鲜有涉及。从16世纪末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得到重视，相关的论著陆续出现。卫匡国、瓦罗、马若瑟等人的汉语语法专著促进了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知，对中国文字的传播和中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于1652年编写的《中国文法》是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该书引用中文实例解释了汉语词性和种类，罗列了相关的语法要点。总体来说，卫匡国参照拉丁语系的研究方法，对汉语语法结构加以扼要介绍，但个别举例牵强生硬，且缺乏专门的句法内容，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有诸多欠缺，卫匡国开启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文法的先河。《华语官话语法》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汉语语法书，由瓦罗于1682年完成。该书依据明末清初“南京官话”的语音、语法、词汇为研究蓝本，参照拉丁语法框架，阐述汉语语法的规则和诫律。他不仅系统介绍了汉语词类的划分及其形态和范畴，还特别强调汉语研究重要的三个方面，即词汇、声调和词序。总之，瓦罗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准确。耶稣会传教士、法国著名汉学家马若瑟于1728年完成的《汉语札记》分别就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进行了讨论。该书引例翔实，大都出自中国的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他基本摆脱了拉丁语语法的束缚，区分了汉语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提出了汉语虚词和实词的术语，使汉语语法研究更加符合汉语本身特性。

1814年，马礼逊编著的《通用汉言之法》、艾约瑟撰写的《上海方言口语语法》和《汉语官话口语语法》等语法专著相继出版，使汉语语法研究取得了创新性发展。汉语语法研究的巨大成就，掀起了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热潮。

4.向欧洲介绍汉语的学习方法

随着来华传教士对于汉语语言的认知与理解，汉语逐渐在欧洲传播与扩散，在欧洲掀起了对中国语言学习和研究的热潮。传教士们纷纷通过来往书信、出版著作、写回忆录等方式向欧洲介绍汉字。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晃俊秀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汉语的认识。他介绍了汉语与西洋语的差异，感叹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一门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谈到了汉字的五种声调，读音不同，意思也不相同。对于语言中没有声调的西方人来说，要想准确掌握汉语的声调实在是困难。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还指出，把语音、声调、字形、字义结合起来是记忆汉字的最好方法。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安文思的《中国新史》则对汉字的起源、结构、象征意义、笔画特点和形声字的特点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传教士们的汉语研究成果大部分传回到欧洲，这一方面使欧洲人在对汉字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能够迅速地学会和掌握中文，另一方面奠定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基础，对欧洲整个语言学的发展趋势产生重大的影响。西方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文字的同时，也传播了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对当时欧洲人的思想、文化、生活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

随著汉语研习成就的不断扩大，传教士从中发现了中国的文明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他们钻研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翻译、出版、邮寄、携带等方式把大量的中国古籍介绍到欧洲，对欧洲的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译介儒家经典

众所周知，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活动。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译介活动可大致分为：19世纪前的来华传教士把拉丁语、法语、西班牙、意大利语等转译为英语以及19世纪起至20世纪初的英美新教传教士将汉语直接译为英语两个时期。

来华传教士在掌握汉语的同时，深深意识到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和民众心理中的重要地位。要想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士大夫和文人们皈依基督教，就必须把基督教教义转换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容易接受的内容。基于此，传教士们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进行比附、杂糅，一方面将改造过后的基督教教义传播到中国，一方面又通过翻译、注释等方式把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传播到欧洲，以便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明心宝鉴》融合儒教、佛家、道教三教学说，论述了儒家圣贤的道德观念和修身养性等思想，是明朝最为流行的劝善书和启蒙书之一。西班牙传教士高母羡将其翻译成西文，传播到欧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译介到西方的第一本古籍。“《明心宝鉴》为沙勿略所倡导的‘适应’策略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东方传教事业影响深远。” ⑥ 之后，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把“四书”中的《大学》部分内容翻译成了拉丁文，其原稿现仍收藏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利玛窦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主张将中国的孔孟之道和天主教教义相结合，他翻译的拉丁文《四书》虽然译本至今下落不明，但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卫匡国在欧洲出版的拉丁文《中国上古史》介绍了孔子和儒家思想。该书还谈到《四书》，翻译了《大学》的片段，并且首次将孟子及其著作介绍到欧洲。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的《中华大地国志》介绍了儒家思想及其经典著作，并且表达了对孔子人格的高度崇拜。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的著作《中国新志》颂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同时还翻译了《四书》和《五经》。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等编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被认为是16―18世纪中国文化在欧洲传播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西文书籍，该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向西方世界解读儒家思想，同时把孔子描绘成中西学术融合的新形象。虽然编者借用基督教思想诠释儒家思想，其中比附、汇通的思想倾向较为严重，但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作用。

1812年马礼逊发表了《三字经》《大学》英文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歇曼于1809年用英文翻译、出版了《论语》。1891年英国出版了传教士詹宁斯译著的《诗经》。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首次系统、完整地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翻译成了英文。从1861年到1886年的20多年里，他共计翻译了28卷中国主要经典著作，为使欧美国家了解东方文化和中国伦理道德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传教士顾赛芬采用直译方法，使用法语和拉丁语双语对汉语译释，先后完成了《四书》《诗经》《书经》《礼记》的翻译。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推崇“孔子加耶稣”传教思想，使用德文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德国传教士卫礼贤不仅是一位新教传教士，也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他先后将《论语》《易经》《礼记》《吕氏春秋》等儒家典籍译成德文，其中《易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继被转译成英、法、荷兰等多种文字。

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大都使用拉丁语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介绍或注释，其中由于受到“合儒、补儒、超儒”思想的限制，许多译文带有一定的偏颇。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四书》《五经》的翻译不仅在语言种类上更加多样化，除拉丁文外，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版本，而且对儒家文化的研究也更加系统和深入，语言表达更加优美。另外，翻译策略开始采用逐字对译的方法，这对尊重原文、保存《四书》《五经》的原有精髓大有禅益。

新教传教士打破了西方宗教思想和哲学思想的藩篱，不再把翻译与诠释混为一谈，对中国的儒家思想的阐释更为客观，从而使西方人能够真实地了解中国的儒家文化，继而找出中西文化的异同及其可能沟通的途径。

2.翻译其他古籍

来华传教士除了译介儒家经典外，还关注中国文学、科技、医药、地理、农业等其他典籍，通过翻译把中国典籍所承载的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等传到西方，促进了中西文化的借鉴、吸收与融合。

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用法文翻译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最先出现在了解中国最权威的书《全志》第3卷中。由于该剧讴歌高贵的英雄，与法国古典主义戏剧有切合之处，一经出版便在欧洲广为流传，并被译成了英、意、德、俄等多种文字。

在科技典籍方面，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对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数学科学札记》比较了中西数学之间的差别，首次对当时的中国数学做出了相对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为西方研究中国数学奠定了基础。他在创办的《六合丛谈》刊物上曾多次发表文章介绍中国的天文仪器，使西方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天文学的起源与发展。18世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宋君荣著有《中国天文学史》《中国天文学》《古代中国对黄赤交角的观测》《1735年的七星表》《公元前206年以前的中国王朝天文史》等。此外，地理学方面的著作有《北京志》《和林的地理位置》等。宋君荣的所有论著成为西方研究中国天文和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据统计，“从1700年到1840年，西方人翻译并出版的有关中国医药的书籍多达60余种” ⑦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医学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其主要著作有《中国医药概说》《中国植物志》《中国诊脉秘法》等，引起欧洲医学界对中国医学的关注和了解。来华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和嘉约翰分别翻译了清代早期民间流传的价值颇高的中医产科专著《达生编》。该书强调对孕妇分娩和用药知识的宣教，反对迷信活动，译作有利于近代中西医产科方面的交流与借鉴。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把中国人工种痘的方法介绍到了欧洲，肯定了中国古代种痘技术的先进性，高度评价了中医的优势。殷弘绪还把他在中国观察、了解的各种植物的医用和保健的疗效通过大量信件介绍给欧洲朋友。这些信件被编入了《通志》。

明清之际，中国农业技术和农学也借助于传教士的力量传播到了欧洲。中国传统农业著作《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和《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以及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的部分内容由传教士翻译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强烈反响。传教士还出版专著如门多萨的《大史》、基歇尔的《中国图志》等书籍介绍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和农学。中国重视农业的思想以及中国农产品对欧洲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语言转换中中西语言文化的碰撞与错位

明清时期的欧洲正处于启蒙运动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占据着统治地位。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开展贸易和殖民中国的目的，两种文明和两种思想在交流过程中不断引起碰撞、冲突和融合，使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一些译著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特色，充满了歪曲和误读。

1.以基督教附会儒教，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

明朝来华传教士为了突破中国传统文化壁垒，使基督教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采取“合儒”“补儒”“超儒”的理论，以使中国人认同其教义。他们混淆儒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内核差异，以耶儒互释，尝试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思维方式或理论框架来阐释基督教，从而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

《天主实义》是利玛窦所著的一部把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进行调和的杰作。书中利玛窦引证中国古代经典，将“上帝”和“天主”进行会通，同时把儒家的忠孝与基督教奉主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奠定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互释和沟通的基础。但利玛窦的附会策略是基于天主教原理之上进行的，不管编译还是释译，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基督教中国化，所以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歪曲现象。理雅各诠释《论语》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立场，认为儒学即是中国古代的宗教，儒学所倡导的道德教诲和基督教教义如出一辙。通过《论语》中的孔子与《圣经》里的耶稣之间的类比，他肯定了基督教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只有转而信仰西方上帝，方能推动宗教进步。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英译《论语》时也彰显了许多基督教成分，如：他把儒教的天命观等同于基督徒的救赎观等。

传教士常常以翻译为工具，运用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肆意诠释中国典籍，极力寻求孔子伦理和基督教义的共同点，导致了中国文化西传中的附会、曲解、利用和误读。

2.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

传教士由于身份和本国固有文化的前见，其译著受翻译目的和动机的驱使，在东学西传中就难免会染上译者的主观色彩，从而影响翻译的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以及翻译策略的局限，加上译者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一些译本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解和误读。如“圣人”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典范。圣人集“仁德”为一身，不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的人格魅力，而且智勇超常，是常人所敬仰的楷模。由于中西方语言思维的差异，早期传教士未能准确把握儒家“圣人”一词的内涵。利玛窦在《天主实义》第八篇里对儒家的“圣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大西法称人以圣，较中国尤严焉。” ⑧ 他认为西方人对圣人的界定更为严格。被冠名为天主教“圣人”（Saints）的人，信仰坚定，可以是犯过错误的人，须通过罗马教廷的严格考察方能成为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人。而儒家的“圣人”，只是遵守基本的做人的道德标准，不能与天主教所认定的圣徒相提并论。通过儒家的孔子与基督教里《圣经・新约》中约翰（John the Baptist）之间的类比，利玛窦把基督教里“圣徒”嫁接到了儒家的“圣人”的身上，最终实现了圣人身份的重构。

清代以来的传教士逐渐脱离基督教思想体系，不再把基督教思想生搬硬套在儒家思想上。他们通过寻找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以便找出传教的突破口。理雅各对《诗经》的译介避免加入译者的任何观点，更多地从思想上挖掘中国学者对待《诗经》的态度，因此译著内容更加客观、真实。但由于语言理解偏差等原因，有些译文存在明显的误译，如《诗经》第1首《关雎》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英译为“The modest， retiring， virtuous， young lady：― For our prince a good mate she.”将中文的“君子”对英文里的“prince（王子）”，这无疑存在明显的用词错误。他还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大量实例证明儒教中所谓的“帝”或“上帝”和基督教里的“God”是同一概念，潜意识仍未脱离基督教的窠臼。除了术语表达问题外，理雅各对内容的译介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和局限。在翻译《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其恕乎”的“恕”字时，只是借用朱熹的注解，而抛弃了其他众家的观点，造成了中国文化传递中的失衡。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明清时期的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研究存在一定的附会和误读。尽管如此，传教士对中文典籍的传播活动，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梁工：《基督教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3期。

②宋洪民：《〈西儒耳目资〉在辞书编纂史上的贡献》，《德州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③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pp.656-657.

④董海眩骸16―17世纪中期西方汉语研究的历史分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6期。

⑤利玛窦著；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1―152页。

⑥郭磊：《十六到十七世纪天主教传教士与儒学西传――以〈四书〉译介为中心》，《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