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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6日扬子晚报，《医生深夜家中被捅死 邻居杀人疑似精神病》。
2016年10月26日，大众网记者从日照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告中获悉，备受关注的“日照女教师擀面杖打死学生”一案将于27日开庭审理。根据日照警方此前公布的信息，50岁的嫌疑人李某兰被鉴定为“复发性抑郁症，案发时伴有精神病症状”。
2016年7月5日，北京公交站杀人嫌犯被指有精神病，曾称“被国保跟踪”……
精神病患者的新闻报道远不止这些，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特殊群体――精神病患者。
一问：精神病患者犯罪，要负刑事责任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患者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犯罪的精神病患者，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未明的精神病，多在青壮年发病，起病往往较为缓慢，临床上可表现出思维、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患者一般意识清楚，智能基本正常，但部分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可以出现认知功能损害。该组疾病一般病程迁延，呈反复加重或恶化，部分患者可最终出现衰退和精神残疾，而部分患者经治疗可保持痊愈或基本痊愈的状态。
三问：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情况如何？
2016年8月，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精神病学》披露：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大概为3.8‰ ～8.4‰，每年的新发病率，即年发病率为0.22‰。
精神分裂症多在青壮年发病，最常见于15～45岁，成年人口的终身患病率是1%左右，估算我国目前有700万～800万精神分裂症患者，占精神残疾人数的70%，是导致精神残疾最主要的疾病。此外，精神分裂症患者遭受躯体疾病（尤其是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疾病）和意外伤害的概率也高于常人，平均寿命缩短8～16年。
四问：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是什么？
国际疾病分类（ICD-10）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F20.9）：
症状标准 在并非继发于意识障碍、智能障碍、情感高涨或低落等情况下，至少应该符合以下各项症状群第1、2、3项中的一项，或第4、5、6项中的两项，并持续1个月以上：
1.思维化声、思维插入或思维被夺取、思维被播散、被害妄想；
2.被控制妄想、影响妄想或被动妄想，或其他形式的怪异妄想；
3.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幻听或持续数周、数月以至于更长时间的其他形式的言语性幻听；
4.除以上所列举的具有特征性的妄想以外，存在任何其他形式的妄想，并伴有任何形式的幻觉；
5.情感反应不协调、情感淡漠、言语缺乏；
6.思维散漫、思维破裂。
排除标准 若同时存在明显的抑郁或躁狂症状，假如不能够证实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先于情感症状出现，不能作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如果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出现在躯体疾病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中，诊断应参照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或躯体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
五问：目前有哪些治疗方法？
历史上精神分裂症患者长期受到监禁、束缚，20世纪30年代起采用的电痉挛、胰岛素昏迷治疗，才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接触到科学、人道的治疗。20世纪50年代初，氯丙嗪引入精神科临床治疗，此后数十年又有多种抗精神病药被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使精神分裂症的预后大为改观。
药物治疗 目前，常用抗精神病药物可分为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物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两大类。
1.传统抗精神病药物，为第一代抗精神病药物，又称经典药物或神经阻滞剂，该类药物使用历史较长。在临床上常用的药物有：氯丙嗪、奋乃静、三氟拉嗪、氟哌啶醇、舒必利、泰尔登等。
2.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近年来问世的非经典抗精神病药物，又称为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通过平衡阻滞5-羟色胺（又名血清素）与D2受体（多巴胺的一种亚型），起到治疗作用，不但对幻觉妄想等阳性症状有效，对情感平淡、意志减退等阴性症状也有一定疗效。代表药物有利培酮、奥氮平、喹硫平、氯氮平及阿立哌唑等。
电痉挛治疗 电痉挛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对精神分裂症的兴奋躁动，特别是出现冲动伤人、木僵或亚木僵、拒食、出走、精神分裂症疾病过程中或病后较为严重的抑郁情绪等适合进行电痉挛治疗。此外，有学者观察到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合并电痉挛治疗，可以缩短对患者阳性症状的治疗时间，减少患者的住院期，对患者尽快出院和康复有利。
心理治疗 病情缓解或稳定期，除了配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也成为精神分裂症治疗的一部分。心理治疗不但可以改善患者的精神症状、提高自知力、增强治疗的依从性，也可改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促进患者与社会接触。
行为治疗 有助于纠正患者的某些功能缺陷，提高人际交往技巧。
家庭治疗 使家庭成员发现存在已久的沟通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宣泄不良情绪，简化交流方式。
（作者每周四下午有特需门诊）
精神分裂症最常见症状解读
1.思维化声 患者思考时将自己的思想同时变成了言语声，自己和他人均能听到。
2.思维插入 指患者感到有某种思想不是属于自己的，不受自己的意志所支配，是别人强行塞入脑中的。若患者体验到强制性地涌现大量无现实意义的联想，称为强制性思维。两种症状往往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对诊断精神分裂症有重要意义。
3.思维被夺取 指患者认为自己的思维没有了，被外界偷走，并常常有思维中断现象。如患者称：“特殊部门用一种高科技手段把我脑子中的思想都抽走了，脑子不舒服，想不出问题。他们在考验我，拿我做试验。”
4.思维被播散 指患者觉察到自己的思想还未往外表达或不想表达出来，就已被许多人知道，尽管患者说不清自己的思想如何被别人探知，但确信已经人尽皆知。好似新闻被广播，所以思维被播散也称为思维被广播。如患者在回答医生问题时称：“你们不要装了，其实你们都已经让知道了，还要故意问我。我的想法还没讲出来就已经通过电视、广播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不知道？”
1对象与方法
1.1工具1.1.1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该问卷由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编制，其条目主要取自原卫生部《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3]，共计20个条目，受访者需对1~20题的描述判断其说法的正误，采用判断正确计1分，错误计0分的评分方式，总分范围为0~20分，评分越高，表明对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1.1.2精神病患者家属感知歧视量表采用Link的贬低-歧视感知量表（perceiveddevaluation-discrimi-nationscale）[4]，该量表属于自评量表，用于测量患者家属、公众等不同群体对精神障碍患者歧视的感知水平，共12个条目，其中有6个反向积分条目。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每个条目分4个等级：非常不同意计1分，不同意计2分，同意计3分，非常同意计4分。得分越高，表明受访者感知的贬低歧视体验越强烈，对精神疾病的态度越负面。1.2调查方法在患者亲属探视患者期间，由调查员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作为受访对象。征得受访者知情同意后，由调查员安排其到固定、安静的场所，当场发放问卷，由受访者匿名独立作答，并当场收回；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受访者，由调查员向其逐一读出问卷条目后由其独立作答。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时由调查员逐一审核，剔出不合格问卷7份，最终合格问卷253份。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对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条目正确回答情况和贬低-歧视感知状况进行频数、百分比的描述性统计，问卷得分采用均数±标准差（x±s）描述，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精神卫生知识及贬低-歧视感知得分的相关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及患者的一般情况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男性亲属108人（42.7%），女性亲属145人（57.3%）；年龄（39±14）岁；受教育年限（9±4）年；未婚76人（30%），已婚124人（49%），离异或丧偶53人（21%）；工人46人（18.2%），农林牧渔72人（28.5%），职员85人（33.5%），其他50人（19.8%）；居住城市168人（66.4%），农村或城乡结合部85人（33.6%）。探视男性患者176人（69.6%），女性患者77人（70.4%）。病程最长者30年，最短者1年，平均6.7年，病后有暴力行为史169例（66.8%），家族精神病阳性史52例（20.6%）。2.2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平均得分（12.53±3.58）分，在1~17题中，除“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正确回答率较低（仅为28.9%）外，其余条目的正确回答率在53.8%~98.8%之间，而在18~20题中，条目的正确回答率在1.6%~7.9%之间，平均正确率为62.66%。见表1。2.3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贬低-歧视感知状况调查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贬低-歧视感知体验强烈，条目平均得分为（2.74±0.52）分，分别有81.8%、82.6%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人不会请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看管自己的小孩、大多数年轻女性不愿意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约会，认为大多数人相信完全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可以担任公立学校教师的受访者仅占29.6%，31.2%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单位会聘任一个完全康复的精神病患者。2.4影响患者亲属精神卫生知识及贬低-歧视感知得分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本研究分别以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贬低-歧视感知平均得分作为因变量，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职业、家庭居住地6个相关因素作为自变量（变量赋值见表3），采用逐步回归法（α入=0.05，α出=0.10）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居住地与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及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相关（P<0.05），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在城市者精神卫生知识总得分及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越高（表4、5）；此外，女性、工人与职员感知歧视体验平均得分较高（表5）。
3讨论
精神分裂症的致残率高居精神科病种之首位，可能直接与患者患病后求助延误、诊断延误、治疗延误或康复延误[5]存在密切相关；居民掌握的精神卫生知识及病耻感[6]更可能是间接导致患者出现“四个延误”的重要因素。相关研究数据显示，中国、巴西、美国1年用于精神分裂症的花费分别为4.19~28.43亿元、1.92亿美元、672亿美元[7-9]，精神分裂症在任何国家都是重点防治的精神障碍性疾病。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2~2015年）要求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障碍防治知识知晓率达到60%；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级亲属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平均正确率为62.66%，表明海南省近年来开展的精神卫生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可能与样本来源地区多为城市有关。在精神卫生和心理保健知识问卷的回答中，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可预防性及世界精神卫生日、禁毒日、自杀预防日和睡眠日正确回答率很低，提示今后亟需在这些方面加强宣传工作。因在公众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疯了的人是凶暴的、会伤人的固定观念，一般人们都害怕精神分裂症患者并躲避他们[10]。一项在土耳其马尼拉城郊农村有关民众对精神分裂症态度的问卷调查发现，208名受访者中，85.6%的受访者表示不会与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结婚[11-12]。本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感知的歧视体验强烈，如82.6%的受访者认为大多数年轻女性不愿意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约会。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往往连带承受严重的病耻感，大多采用遮遮掩掩的求治方式，使多数患者的预后受到不良的影响[13-15]。本研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精神卫生知识及感知歧视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在城市的患者亲属获得的精神卫生知识得分越高，可能跟受教育程度越高者接触的知识信息面越广、居住在城市更容易获得精神卫生知识有关；而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居住是影响患者亲属感知歧视的显著相关因素，这可能与受教育程度高者、职员与工人拥有的身份或地位较高，居住在城市者接触的人际关系复杂，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更加看重家有精神病患者带给自己的耻辱感有关，这与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结果较一致[4，16-18]。此外，本研究也发现性别是影响患者亲属感知歧视的显著相关因素，精神分裂症患者女性亲属较男性亲属体验的病耻感强烈，这可能与女性更敏感、容易感到焦虑有关。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已将精神分裂症这一病种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但患者亲属对精神卫生知识的掌握程度仍然不容乐观，受教育程度低、居住在农村者是当前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的薄弱人群，且患者亲属的精神病歧视体验并未随这项服务的开展而得以减轻。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我国精神科医生仅为1.29人/10万人（美国为13.7人/10万人，欧洲为9.8人/10万人），精神科护士仅为1.99人/10万人（美国为6.5人/10万人；欧洲为24.8人/10万人）[1]。当前，应当借助我国《精神卫生法》颁布之际，积极加强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的培养，在全社会大力宣传精神卫生知识，努力降低社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歧视。
作者：张启文 黄胜 蒋陆平 吴传东 宋名扬 单位：海南省安宁医院四科
星巴克在自己的咖啡店里扩充除了咖啡之外的其他饮品的确是聪明之举，第一可以强化“第三空间”的定位，第二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意概率，所以我们从星巴克的第三次换标之中清晰地知道星巴克的战略目的。我们认为星巴克此举是值得赞赏的。
但是现在，星巴克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当前的英明决断，而是又画蛇添足地开始售卖了速溶咖啡VIA，据说还卖得不错，长期以来“黑猫白猫理论”这种简单粗暴的逻辑仍左右着我们的价值观，搞钱吗！用得着那么认真吗？只要真金白银捞到手里，就算成功。
如果说这是大多数缺乏理性的国内企业的观点，无可厚非，我也无需来说长道短，但想想一向具有理想主义风格的小资星巴克这么做，的确让人匪夷所思。最起码从表面上我们看到的不是星巴克的进步，而是堕落。堕落得只顾“搞钱”了！
VIA所锁定的对手
我们看看星巴克的VIA是怎么干的，从国外的推广范例来看，VIA并不是贴近雀巢的速溶咖啡展开对速溶咖啡210亿市场大饼的分割，我们看到的是VIA跟自己现磨咖啡的品质对比，VIA一再强调，冲泡后跟自己的现磨咖啡几乎没有什么差异，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VIA价值的参考对象是专业的咖啡，从认知理论来说，VIA的对手决定了其档次，如果VIA的对手是雀巢的速溶咖啡，那么VIA的就是一个消费者所认定的“速溶咖啡”（低端咖啡）。但显然星巴克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样做拉低了星巴克的身段，在这方面星巴克仍然是很慎重的，所以星巴克选择了跟自己现磨咖啡对比，这样VIA的身价才不会丢格，才可以卖出普通速溶咖啡的好几倍价钱，整个星巴克品牌也不至于沦落。
VIA的生意来源
这样思考原本没有错，可是星巴克过于得意于赚到的钱，而忽视了VIA的生意来源，VIA锁定了自己的现磨咖啡为参照，那么到底是那群人买VIA呢？我想一定是关注咖啡品质超过关注方便性的消费者，这类消费者一定是星巴克原来的消费者较多，而不会是雀巢速溶咖啡的消费者，因为雀巢速溶咖啡的消费者一定是把方便性以及价钱作为首要关注目标。说得明白点，VIA赚的这点钱仍然是赚星巴克的老顾客的钱，而非雀巢速溶咖啡的老顾客。所以雀巢速溶咖啡根本不用担心210亿的大饼会被星巴克分去一部分。星巴克赚的仍然只是自己长久积攒下来的那点阴德。说得更明白点，VIA是个“啃老族”，吃的是星巴克品牌的老本。VIA现在的盈利只是提前预支了星巴克的品牌储蓄。
不要忘了星巴克品牌常年积累的那些“打包客”，这些对星巴克的咖啡有依赖的人才是星巴克的20%的核心顾客，是他们的忠实造就了星巴克80%的盈利， VIA的广告诉求，最可能打动的是他们。这些“打包客”如果时间充裕一定会在星巴克咖啡店里徜徉的，如果时间不够，他们才会采取“打包”来解决问题，这样VIA的主要生意机会就成了截取打包现磨咖啡，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VIA的价位，也刚好是星巴克现磨咖啡减去座位费的价格，我们无从得知，这些是经过星巴克精确计算好的，还是误打误撞上的，VIA卖的不是星巴克的速溶咖啡，而是现磨咖啡的打包外卖机会。
星巴克究竟想干什么？
星巴克一方面在它的店里普及推广其他饮品，弱化咖啡的概念，另一方面创造了VIA，方便他的核心顾客离开星巴克咖啡店，回到办公室或者家里冲泡星巴克的速溶咖啡。
如果我们但看星巴克的单一行为，都容易理解，而这两个举动加在一起，的确让人费解，但既然两个举动放在了一起，就一定有自己的逻辑，当我们把两个举动放在一起来考虑的时候，这个结果让我们吓了一跳，那就是在星巴克的“第三空间”里，其所吸引的是“非咖啡”人群；而VIA所倡导的举动却是鼓励星巴克的“主力咖啡”人群离开“第三空间”，方便回到办公室或家里喝咖啡。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拉客”，一个“清场”，第三空间在拉进“新欢”，清退“旧爱”，而VIA就是打发“旧爱”的“安慰品”。
如果星巴克不是这个目的，那它在同一时段的两个举动又作何解释呢？
或者在未来，我们看到星巴克的“第三空间”咖啡的香味越来越淡（并不意味着现磨咖啡消失，而是比重越来越小），它仅仅是个纯粹的空间，成了一个与仙踪林、绿茵阁一样什么都卖的餐饮机构（为了高铺租什么都得干）；而钟情于弥漫着咖啡香味的老顾客只能冲泡VIA在办公室或者家中遥想当年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星巴克也不失为一种“妥善之举”，毕竟“新欢”和“旧爱”都给了妥善安排。
品牌“精神分裂”
可问题是，星巴克在这种“新欢”与“旧爱”的交接中，已经彻底给搞得“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从星巴克一出世就有遗传隐患，就是星巴克核心定位，我们知道有关星巴克的关键字是由“空间”和“咖啡”组成的，“现磨咖啡”与“第三空间”是水乳交融的。无论你是从“现磨咖啡”端口进入还是从“第三空间”端口进入星巴克，你都不会感到别扭。
可是现实的铺租和其他经营成本的增高，压力逼增，要拆散“空间”与“咖啡”这对基因组合，小资氛围只能吸引一小部分人，从“空间”的容量来看不及仙踪林、绿茵阁之类能涵盖更多生意机会；从“咖啡”角度来看，连麦当劳都利用“垃圾时段”来卖咖啡。他们都在“肢解”星巴克的生意，所以星巴克在这多重压力下，唯有采取“分身术”来获取更多的赢面，星巴克从“分身术”里或者能获取更多生意，可是从品牌的角度看，却是精神分裂的。
如果星巴克品牌的核心资产是“空间”，而VIA的存在却是在强化“咖啡”的信号，这对于“空间”来说是一种混淆。
如果星巴克品牌的核心资产是“咖啡”，而星巴克的此次换标分明强化的是“空间”，对于以现磨咖啡+VIA速溶咖啡为识别核心的消费者来说，星巴克的“空间”完全成了累赘。
无论是星巴克的空间“新欢”，还是咖啡“旧爱”，他们在看星巴克时一定带着疑惑，一定觉得星巴克是精神分裂的。最起码在现有阶段是“精神分裂”的。不要说他们，即便是我们这些多数旁观者，也感觉到奇怪，我们不但读不懂星巴克的套路，也无法判定星巴克代表什么，而一个“精神分裂”的精神病人带给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样，下一步星巴克会怎样呢？它极有可能用星巴克去代表“空间”，用VIA去代表“咖啡”，用两个品牌来经营，这样就比较清晰了，可是“空间”内还卖不卖咖啡，空间内的咖啡是以谁来命名？又会滋生新的混乱！
关键词：独立人格主观故意司法缺陷人责
在中国刑法学说中，存在争议最大的便是精神病的范围与精神病人责任能力问题。在这里，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观看了《致命id》等关于精神分裂者的影片，对精神分裂者不负刑事责任产生了质疑。我认为，精神分裂者理应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剖析。
一、从心理学角度
人格分裂在学名上称为“解离症(dissociativedisorders)”，它的主要特征是患者将引起他内在心里痛苦的意识活动或记忆，从整个精神层面解离开来以保护自己，但也因此丧失其自我(identity)的整体性。人格分裂大致可分为两类：心因性失忆症(psychogenicamnesia)和多重人格症。我们通常所说的精神分裂就是指多重人格症。
在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三版中，把多重人格界定为“在个体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特的人格，每一个人格在一特定时间占统治地位。这些人格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自主的，并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这些人格一般会分为两类：主体人格和后继人格。一般说来，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阶段，内陆诸意识层的只有一种身份，称为主体人格。主体人格可以说是掌控全局的人格，因为它之前就存在，它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wWW.133229.COM后继人格是指在主体人格受到伤害或者巨大刺激时因而衍生的人格压制。不管是主体人格还是后继人格它们都是作为独立存在的人格，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思想，当他们在控制身体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谓是一清二楚。辨认控制能力是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必要条件，通常有无意识即无罪过的说法。然而，精神分裂患者不论是在主体人格抑或后继人格控制身体支配权时都拥有独立意识，那么自然要为其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致命id》中，讲述了一个胖子杀人凶手在最后被判死刑前夕，主治精神病医生发现了一本胖子小时候的日记，这本日记印证了医生对于胖子杀人是由于自己有精神分裂造成的学说，医生告知法官要紧急提审胖子，于是故事开始了。胖子杀人凶手的十一个人格在医生的刻意引导下相遇并发生了厮杀。胖子作为一个有形的肉体的人杀死了6个现实中的人后被捕，根据美国法律杀人要判死刑，于是胖子被判了死刑，并即将被执行。同时法律又规定如果杀人犯当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在杀人就不能被判死刑。于是心理学上的问题来了，即什么叫“自己”。此片中心理医生是为死刑犯辩护的，属辩方，他自以为聪明的发现胖子心理有多个人格，并各个人格独立且互相不知道彼此的存在。如果心理医生能够证明在胖子的肉体杀人时其内在人格是a,而胖子肉体内同时另外存在人格b、c、d等人格，而人格a在执行死刑前已不存在（即已经被消灭），那么胖子的肉体内的人格b、c、d等在执行死刑时就不知道“自己”曾经杀了人，于是胖子的肉体就不能被执行死刑。
在此时和彼时由不同的独立人格控制其肉体，但是无论是哪个人格控制着肉体，其本我都是知道其是在作恶，其肉体都是应该受到相应惩罚的。电影的观点是：无论哪个人格干的，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罪恶的行为，因此都需要受到惩罚，而不能以精神分裂为借口逃脱法律的制裁。片中心理医生以为只要杀人的人格a消灭，胖子的罪恶就随之消灭了而无需接受死刑惩罚，这种错误的想法最终导致心理医生的灭亡。在影片中，心理医生错误判断了凶手的杀人人格，放纵了犯罪。在现实中，想要精确的将精神分裂者的犯罪人格找出并消灭，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将来医学发展到一定地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犯罪人格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也理应为其行为负相应法律责任。因此，精神分裂者在触犯法律时理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二、从法学角度
在刑法学界，一直对刑法第十八条中精神病人的范围存在很大的争议。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往往法律法规采用的一些名词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理解的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就需要司法解释。我国刑法第18条，对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作了明确规定。该条款采用了医学和法律两个标准并存的形式。主体是“精神病人”，但应具备法学要件即行为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显然法律条文中的“精神病人”与临床医学中的精神病人所指有所不同，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精神病人也不尽一样。作为一法律条款，刑法18条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精神病人”这一特殊犯罪主体的的界定和解释。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也没有作出规定和解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认为精神分裂者就是精神病人，这无可厚非，但是把它和法学中的精神病人相联系，这就大错特错了。我认为，精神分裂者并不属于刑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精神病人”的范畴。我的判定理由如下：
首先在医学中，精神病人是指一些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表现为社会检验能力严重下降或丧失，社会功能明显受损，自制力缺乏，有认识能力受损，情感反应与行为不适当，常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有可能出现刑法18条中所规定的辨认或控制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但是在医学上有一些不属于精神病的疾病患者（如精神发育迟滞、病理性醉酒、病理性激情等）也可能出现辨认或控制能力的部分或全部丧失。医学上观点认为：并非所有的精神疾病都可使病人减弱或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也并非所有致使辨认或控制能力部分或全部丧失的疾病均为精神病。我这里所说的精神分裂其实就是前者。精神分裂者虽然以前收过巨大刺激或者伤害，对其心理造成了危害，使其人格分裂，但是其分裂的出来的后继人格和原有的主体人格都具有独立的意识能独立自主的控制身体，从事自己想为的事情，拥有基本的辨别和控制能力。通常大家会觉得精神分裂者会不受控制从这一人格转变到另一人格，的确是这样，精神分裂者不受控制仅仅指的是人格的转换，而在其中一个人格完全控制躯体时，他是具有完全的控制能力的，不属于刑法第十八条中的精神病人。所以不能把医学上所有精神病患者均理解为法律条文中所指的“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一概不负刑事责任。
其次在法学理论中，一种客观行为在客观上给社会造成了危害结果，但并不能就此认为犯罪。决定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是危害主体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主观方面即行为是故意或过失所为，还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刑法18条中强调的是行为主体实施危害行为时的精神状态。由于疾病的作用影响了行为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使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对行为后果不能认识，不存在主观故意就可以相应的免除责任。然而精神分裂者当其其中某一人格控制躯体做出了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他在为这一行为时，是受其人格所控制，受自己的思想支配，存在主观上的故意，因此，能构成犯罪，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至于其是精神病患者，在量刑时刑罚的轻重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三、从司法现实的角度
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刑法中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状况应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来认定。因为只有司法人员才能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故也只有司法人员才有权决定是否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或者何种程度的刑事责任。从法律上说，行为人是否属于现行《刑法》第18条规定的无刑事责任责任能力或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最终决定权在于司法人员，即由司法人员同时结合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进行判断。但是，由于司法人员往往不具有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显然不可能，因此客观上就必须把这一工作交由司法精神病学专家来完成。由于目前鉴定体制，医院精神科医生对法律知识缺乏、社会不良风气对鉴定人员的影响等原因，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因为某人曾患“精神病”或临床医生诊断为某种精神病或鉴定结论为某种精神病人，而将其认定为法律条款中所指的“精神病人”从而判定其无刑事责任能力免予刑事处罚；也不能因某人临床上没有诊断为精神病而将其排斥在法律条款中的“精神病人”之外，从而影响刑法的正确实施。由此，而造成对刑法第十八条中的“精神病人”难以认定，存在司法困难。
同时，国家出台政策，免除对精神病患者触犯法律的制裁，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然而，目前有些犯罪嫌疑人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却以精神病患为由，逃脱法律制裁；甚至一些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实施杀人犯罪后，却挖空心思钻法律的空子，刻意将精神完全正常的杀人凶手包装成“精神病患者”，从而逃避法律的惩治。 保护“人权”，也要强调“人责”。走笔至此，不由得想起轰动一时的日本法律题材影片《刑法第三十九条》。影片以秦田牧夫妇双双遇害的惨案开始。凶案嫌犯柴田正树是个舞台剧演员，他乖乖地招供了自己是杀人凶手。庭审首日，法官问柴田：你对检察官宣读的供词有何意见？柴田却当场念出了莎剧中的独白。鉴于这种异常举动，辩护律师要求法官委托精神科法医提交鉴定报告。经观察珍断，法医在鉴定报告中得出结论：柴田患有精神分裂症。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身心不正常者所犯行刑，不应受到惩处”；“身心有缺陷者所犯罪刑，应予减刑”。
在柴田即将逃脱法律惩罚之时，法医的助理小川却感觉到，柴田似乎不像无法控制自己的残忍杀人犯。她凭直觉判断，柴田的双重人格和精神分裂很可能是假装的。由此看来，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明确的“科学标准”，影片中经验丰富的法医和初生牛犊小川就做出了截然不同的临床诊断。那么，柴田作案的动机是什么？即使小川的判断正确，柴田仍然没有明显的杀人动机。
小川向检察官解释了自己的疑惑后，检察官委托她再写一份精神鉴定报告。小川备受多方压力，开始暗中调查柴田的背景，试图找出凶杀案的幕后隐情。几经波折，她终于发现，受害人秦田牧15岁时，曾杀害一名女童。而这个女童，正是柴田的妹妹。然而，法院却接受了秦田牧精神错乱的法医鉴定，依照刑法第三十九条，判秦田牧无罪，经6个月的监护治疗后释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秦田牧出狱后居然过得相当不错，考上了大学，成家立业，婚姻美满，娇妻怀孕，家庭幸福，事业成功，前途光明。相比之下，柴田的家庭却因妹妹惨死而崩溃，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伤心过度，忧郁而终；自童年时代的悲剧开始，柴田的心理、人生和感情历程凄风苦雨，挫折失败，内心充满痛苦和挣扎。为了报复凶手，柴田不惜抛弃身份，伪装精神分裂，残害秦田牧夫妇，报复和嘲讽刑法第三十九条的荒谬性。
在影片中，柴田行凶并非一时冲动，偶然起意，而是长年痛苦和压抑下的心理积累。在追寻秦田牧的过程中，柴田的犯罪心理也不断产生微妙的变化，这正是此片的戏剧性和紧张度之所在。秦田牧的“致命毛病”在于，他免罪出狱之后，婚姻美满，事业成功，有点儿“过分正常”、“过分幸福”了。致使柴田深受刺激，心理变态，走火入魔，最终走上了冤冤相报的罪恶之路，不惜以凶残手段杀害被无罪开释的案犯及其无辜的妻子，报复不公正的法律和社会。
1、因为曲小檀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思维比较跳跃，性格也比较活泼，但不是精神分裂。
2、曲小檀和曲檀儿其实就是一个演员饰演的，但观众还是可以凭借演员精湛的演技，很容易就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曲小檀性格活波开朗，心上人是八王爷墨连城；曲檀儿性格温雅文静，心上人为大王爷墨奕怀。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涉案特点;预防犯罪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7-0305-01
随着社会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精神病人的权益也日益得到广泛关注，以致在精神病人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时，常需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以明确其行为当时状态及法律能力。为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涉案行为的特点，本文收集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分裂症鉴定案例共73例，对其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收集本院于2008年1月一2010年12月间经司法精神病鉴定为精神分裂症的涉及刑事违法行为的案例共73例。
1.2方法
对入组案例的相关鉴定资料及案发时相应涉案行为进行回顾性分析。
2结果
2.1一般资料
73例中男性54例，女性19例；年龄13～65岁，平均33.71±12.46岁；其中l8岁以下者3人，18至45岁者49例，大于45岁者21例；受教育程度：文盲5例，小学文化28例，初中25例，高中14例，大学1例；职业状况：工人10例，农民29例，无业30例，其他4例；婚姻状况：已婚32例，未婚30例，离婚9例，丧偶2例。
2.2案情及鉴定结果
在本组案例中，案由主要是故意伤害（包括杀人7例）24例、涉性案件共16例（被害11例、5例）、盗窃15例；鉴定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9例、无刑事责任能力39例；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无性防卫能力9例。
2.3两性涉及刑事案件案由比较
在本组案例中，男性54例，女性19例；男性涉案鉴定中案由主要是故意伤害（包括故意杀人6例）20例、盗窃14位、6例、抢劫3例；女性涉案鉴定中案由主要是被害11例、故意伤害（包括杀人1例）4例。
2.4两性涉及刑事案件责任能力比较
54例男性涉及刑事案件法律能力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例；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7例；无刑事责任能力33例。
19例女性涉及刑事案件法律能力结果：限制刑事责任能力2例、无刑事责任能力6例、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无性防卫能力9例。
3讨论
在各种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最常见的案例，也是与犯罪行为最为密切的精神病［1］。本文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涉及刑事案件时以故意伤害（包括杀人7例）24例为多（占32.88％），其次为涉性案件共16例（占22.22％），盗窃15例（占20.55％），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大多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及他人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提示我们应加强对该疾病的防治和该人群的监护。
精神分裂症患者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障碍、感知障碍、情感障碍及各种病理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受损而造成危害性后果。本文调查还发现全部的73例案例法律能力评定结果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仅4例（5.48％）、限制刑事责任能力19例（占26.03％）、无刑事责任能力39例（占53.42％）；性防卫能力削弱2例（占2.74％）、无性防卫能力9例（占12.33％）。可以看出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案发当时大多案例的辨认和或自控能力受到损害，甚至完全丧失。
本调查还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多发生于青壮年人群，男性居多，而且案件社会危害性较大，考虑与精神分裂症起病多发生在青壮年，早期症状常常被家人忽视，加上男性患者体格健壮，自控能力较差，易于冲动有关［2］。不容忽视的是女性涉案的鉴定案件中，被害占首位，考虑与一些家庭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关心不够，监管不力有关，提示应加强对女性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监护管理。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涉及刑事案件时，其社会危害性及社会影响较大，为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我们应该加强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疗和监护管理，维护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矛盾，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关键词：杜琪峰；黑帮电影；后现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12-0078-03
与许多香港导演凭借香港电影新浪潮引人注目，并创造了香港电影黄金年代的经历恰恰相反，杜琪峰在新浪潮如火如荼之时选择卧薪尝胆，而在香港影坛集体衰落的时候厚积薄发，成为香港电影一个不死的标志。他一边文艺一边黑帮在嬉笑与残酷之中自由行走，用爱情文艺片保证票房，用警匪黑帮片成为大师。远观杜琪峰的黑帮电影，是以类型电影为基床，师承黑泽明、胡金铨、梅尔维尔等电影大师的衣钵，再加以鲜明的个人特征，最终形成了冷峻黑色的“杜氏风格”。而当我们对其作品进行细读之后，却发现其黑帮作品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美学走向极具后现代特征。当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与弊端也逐渐浮现，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思考，孕育了后现代主义的萌发。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叛。它反对着一切简单的二元对立与既定规则，在种种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发现这些观念对人的压制与规训。由此衍生的后现代美学也逐渐成为了当今世界电影美学的一条重要的脉络，一个覆盖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的思潮。杜琪峰的黑帮电影虽然从未标榜过自己的后现代风格，但其作品却每每在影像间流动着浓郁的后现代气息，炫目的令人无法忽视。
一、审美日常生活化
当马塞尔杜尚将一个男用小便池命名为《泉》匿名送往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要求展出时，已经宣告着一种崭新的审美时代的来临——高雅艺术、精英艺术渐次隐退，日常生活反而成了审美的主要内容。这种“反美学”正是后现代美学的基本特质之一，它的精神实质在于它不再承认有一个原本的存在（对本原、原本的追求实际只是一种形而上学），不再承认审美是生活的摹仿，而是强调生活与审美的同一[1]。换言之，后现代的美学特征之一就是将日常生活当成审美对象。
如果把吴宇森式的枪林弹雨与浪漫情怀当成黑帮片的标准，那么杜琪峰黑帮作品则多半不符合这种期待视野。他的影片中不但缺乏浓烈血腥的大场面枪战，就连主人公都不再是风流倜傥、重情重义具有完美人格的英雄。不仅如此，剑走偏锋的杜琪峰还偏爱通过表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来塑造反英雄形象。例如《夺命金》中，杜琪峰跳出自己的黑帮片惯例，首先将黑帮解构，再将其他两组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紧密相连的普通人捆绑在一起，三线并置。黑帮社团遭遇到衰退窘境，大佬大摆寿宴只是为了收礼金，却连荤菜也点不起；银行职员每天拼命工作却毫无业绩还要受到上司的指责；警察努力查案却无法满足老婆买房需求的尴尬，人物的日常生活、生存压力成为他表现的主要内容。而在其以往的黑帮片中，人物的日常生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黑社会·龙城岁月》中任达华饰演的地区帮派大佬阿乐出场戏，在上海滩老歌《永远的微笑》的歌声伴随下，在菜市场买菜的他，身着最普通的休闲装，手提塑料袋，和颜悦色的让摊贩老板留两斤猪骨给他，说因为儿子喜欢吃。接下来就是阿乐在家中准备和儿子吃火锅的情景，正在吃饭的他接到成功获选“和联胜”新任话事人身份的消息时，虽是高兴却并未如老套的黑帮英雄那样肆意狂欢大笑，只是叫儿子多加了一支啤酒以示庆祝。这两场简短的戏与前几场戏的剑拔弩张氛围大相径庭，展示了地区大佬阿乐平凡却和睦的家庭生活。《文雀》开场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任达华饰演的扒手阿祺自得其乐地在床边缝补着衣服，接着又将误飞入家中的鸟放生，然后骑着当代已经较为少见的自行车和其他扒手们汇合吃早餐。还有《放逐》中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五位兄弟，几年之后重逢在一起做饭、一起享用的场景。类似场景在《大事件》中亦有精彩的表现。
除此之外，几乎每一部杜琪峰作品中都会有一个不断进食的角色。很难说不停地吃东西这种角色特征具有太多深刻复杂的含义，更恰当的理解是，增加人物的日常生活习惯形成更为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虽然黑帮题材本身是极具戏剧性的，是超越生活、否定生活的，但杜琪峰将日常生活加入其中并将其审美化之举，便使生活与戏剧有机的融合起来，达到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一系列对黑帮人物日常生活细致却不乏浪漫的描绘，展现出杜琪峰黑帮电影一个新的特质——将审美日常生活化。
后现代审美文化深刻意识到了传统美学的边缘界限对于美学和艺术在当代的发展的限制和障碍，并集中全力予以痛击[2]。杜琪峰正是借由后现代的美学观念，展开了对传统黑帮片的解构与改造。无论是反英雄的塑造还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都是一种反传统的美学追求。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出现固然是对于传统的反抗，但却无法离开传统美学本身的存在。杜琪峰的作品亦是如此，其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做法，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表现日常生活本身，而是试图创造反差，营造更为戏剧化的冲突。如《黑社会》中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其目的便在于营造阿乐这个人物性格的极大反差。一面是喜爱照顾家庭的慈父形象，一面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大佬形象，两者通过对其日常生活的描绘被有机的结合了起来。而《文雀》的日常生活展示就似乎更为后现代一些，因为整部影片的叙事都被日常生活的展示所缠绕。原本在传统偷盗电影中会出现的紧张气氛和精巧布局在这部电影中骤然消弭，取而代之的是略微神经质的故事和散文化的日常浪漫。
二、戏剧荒诞与现实荒诞
后现代思潮理论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文中指出，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宇宙的安宁而奋斗，这中叙事称之为元叙事即宏大叙事[3]。而所谓“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正因为质疑元叙事的合法性，于是解构元叙事成了后现代美学的特征。从表层叙事来看，杜琪峰电影所着力书写的仍然是老旧香港电影中钟爱的江湖恩怨、血雨腥风，然而，在其深层叙事中反常规的叙事却不断地反驳着传统电影的美学观念。银河映像成立之初，一种以杜琪峰为轴心的集体创作方式应运而生。伴随着这种头脑风暴式的创作方式，一系列充满实验前卫意识的黑帮作品如井喷般喷薄而出。同样是打破传统叙事模式，以分段式结构建构平行世界，《一个字头的诞生》比闻名世界的《罗拉快跑》更早地完成了对主流叙事惯例的挑战。电影从一直滴答滴答转动的手表开始，相同的开端，由于主角黄阿狗的不同选择而最终导致了全然不同的人生结局，而每一个选择之后的故事走向却都又饱含着人生无常的荒诞。整部电影荒诞到恐怖的场景莫过于在第一个故事中，黄阿狗一伙因赖账而挑起争斗后，在逃命的途中撞上了自己人大宝，而后在将大宝抬到家中抢救时，飘忽不定的昏黄灯光，晃动的手提式摄影，背景处传来的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前景处大宝血肉模糊的脸和同伙惊慌失措的神情都将癫狂感渲染的淋漓尽致。突然间，大宝在同伙对其的心脏重击下惊醒，不仅口中梦呓般喊着不知由何而来的儿歌，还精神失常的手舞足蹈。就在已经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时刻，盲打误撞的大宝又将吊灯打破，整个场景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只有阳台漏进的一丝月光照亮了大宝模糊不清的脸。最终，大宝暴毙，荒诞气氛达到高潮甚至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生命的无常与荒谬被渲染到了极致。在后现代艺术中，所有的理性、常规与权威都遭到了高度的怀疑，而荒诞艺术则最能代表后现代美学的这一特质。它利用种种不合常理的形式呈现出一个非理性的荒诞世界，而构建这个世界的意义直指生命的荒诞。荒诞艺术永远以冷漠、旁观的态度来观察一切，它既不温和地批评，也不幽默地讽刺，只是展示着生命的尴尬。就像周而复始的推着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又像贝克特在《终局》中展示的人类终局，人类永远处在无法好好活着，却也无法安然死去的尴尬状态。《一个字头的诞生》在倒转的镜头中，将一切理性扬弃了。人物性格的神经质、摄影机运动的吊诡、幽蓝、暗红色调交错层叠、失焦镜头的大量使用达到了非理性与理性的极端分裂状态。杜琪峰用极尽夸张、荒诞的方式表现着生存处境的虚无和荒唐可悲与命运的不可控性。
如果说银河映像成立之初，杜琪峰在其作品呈现出怪诞乖张，极具实验意味的风格，那么不断突破自身又日渐成熟的他，在随后的作品中则更多的运用了纪实的方式。减弱了风格化的画面造型、没有了标志性的长镜头、摒弃了著名的红色血雾，《毒战》中有的是破旧混乱的城市、雾气霾霾的天、粗粝的影像与残酷的现实。但细观文本内部则会发现，荒诞却是杜琪峰依旧没有改变的表达诉求：“大聋小聋”看似与民工无异，却用人民币当作纸钱来祭拜嫂子；他们看似胆小怕事、忠厚老实，却不曾想一转眼就变成凶狠毒辣、招招毙命的神，充满了黑色荒诞感。而《毒战》最能体现其荒诞性的还是结局的设置。英勇善战的警察与奸诈狡猾的毒贩在最后的斗争中居然全部覆没，而每个人的死去都充满了偶然和意外。虽然这是对《非常突然》结尾的直接移植，但由于影片一直贯彻的写实风格，以致“全部死光光”本就是超出期待视野的意外，到了本片中更显其荒诞性。而这种现实荒诞在《夺命金》中被演绎得更为突出，黑帮成员凸眼龙胸口插着一只金属花，在奄奄一息时还在等待股票的大跌，而三脚豹却记错了升跌还在期待股票大涨，两个一个喊升一个喊跌，这两个人的镜头不断互相交叉，看着股市由跌变升，也看着两人的表情变化，直至独眼龙毙命；普通老妇显然完全听不懂银行职员对基金问题的提问，但心中空有一张美好蓝图的她却重复地回答“清楚明白”。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影片中的每个人都在飞蛾扑火、乐此不疲。已经异化的人被金钱所统治、所驱使、所奴役，已经扭曲与畸形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更显得触目惊心。
三、从双重人格到精神分裂
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下杜琪峰的诸多黑帮作品，会发现许多角色性格都具有明显的双重人格特征和双重人格情结。《暗花》结尾，梁朝伟为了逃脱追捕而假扮刘青云，却被对方发现，于是两人在废弃的房间中展开枪战。有趣的是，四处树立的镜子倒映出两人几乎一样的身影，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无法分辨。显然这正隐喻着正与邪其实只是一个人的两个侧面；《黑社会龙城岁月》中的阿乐表面上为人谦和、慈爱稳重，俨然一个好兄弟、好父亲形象，却在争夺话事人身份时，用极其残酷的方法亲手杀掉了所有为他造成障碍的对手；又如《大块头有大智慧》结尾时，刘德华饰演的善良的大块头竟然与自己心中邪恶的心魔对战。影片意在指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至少双重的人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能否获得平静决定于一种人格是否能战胜另一种人格。如果说，前面的作品都是以侧面的方式探讨人的精神问题，那么到了《神探》则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探讨人性和人的精神问题上。影片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双重以上的人格，而最大的罪犯竟然有7重人格，而主角陈桂斌本身亦患有精神分裂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杜琪峰对人性其实是有着深厚的兴趣和深入的探索的。在他的心中，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远超乎人们自身的想象。
这与后现代美学中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探讨殊途同归，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指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不可穷尽的疯癫就有多少种面孔”。因此，不存在疯癫，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拥有的某种特殊的性格、脾气或禀性，而且主要是“人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疯癫”[4-7]。 在福柯看来，所谓“疯癫”来源于理性话语中心制的确立，是自诩为理性主义者利用手中的话语权对其他与自己有差异群体的武断评判。《神探》当中：“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鬼，而只有你没有，那就是你的问题”这句对白，便是对该问题的直接映射。有病与否，往往与自身无关，而是需要依靠外界的评判标准而定。陈桂斌之所以被指为精神分裂，不过是因为他与平常人不同。他能够剥掉伪装看穿人性的真相，而大家还在为人性的伪装所蒙蔽，所以“当所有人都是疯子的时候，那个唯一的正常人会被认为是疯子”。后现代主义美学强调人性的差异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通过对整体性和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拆解，回归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于是，影片中出现了由7个迥然相异的形象来扮演一个具有7重人格的罪犯的7个侧面，在每当罪犯出现心理斗争时，7个人就会展现出不同的特点，而最终罪犯做出什么行为，取决于哪一种人格占上风。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杜琪峰的电影世界中人性所具有的不可知性和模糊性是后现代美学的一种体现。
四、结 语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代世界电影文化与美学整体趋向于后现代主义时，杜琪峰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这一世界性的思考当中。或者说，因为他生在当下的后现代语境中，所以在认识世界和自我时无可避免的附和了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过，无论他是否出于自觉意识，杜琪峰的作品都让世界对当代香港社会和现代人性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认识。无论他拍摄的是戏剧化的黑帮故事，还是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观众能从中看到的所有故事都关乎人心、关于人性的现实。
参考文献：
刘悦笛.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美日常生活化——试论“生活美学”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5（1）.
潘知常.反美学的美学意义——在阐释中理解当代审美文化[J].哲学动态，1995（12）.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态[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张之沧.走出疯癫话语——论福柯《疯癫与文明》[J].湖南社会科学，2004（6）.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美国科学家发现，猫粪便中的一种病毒――弓形虫病，可能是引发人类患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之一。该研究历时50年，抽取了53万名孕妇的血液样本进行研究，并追踪了100名由她们产下、其后患上精神分裂症的人。结果发现，这些病人的母亲体内针对弓形虫病毒的抗体数目都远高于常人，即她们可能感染过这些病毒。
因此，科学家们认为，弓形虫病可能诱发了一种在人类脱氧核酸（DNA）中原本无害的病毒，从而使其转变为对人脑有害的疾病。
看恐怖片让女性更聪明
一项研究指出，女性可能会在无意之间觉察到一种紧张的味道，而紧张正好可以提高她们的思维和分辨能力。
美国科学家丹尼斯，最近收集了7位志愿者――4男3女的汗液来做研究。方法是在他们的腋下夹着一块纱布垫，先观看恐怖电影，看完后取下纱布垫，再换上新垫看普通电影。之后，研究人员又找来68位女性，让她们分成3组闻这些纱布垫，同时做一种智力游戏。结果发现，在没有减慢答题速度的前提下，闻了看恐怖电影后收集的汗液垫的女性答题准确性明显比其余两组高。
由此，丹尼斯相信，紧张的气氛会让人的工作效率有所提高。“恐惧让人警觉，识别信息时会更敏锐。不过，这种识别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下意识的。”
特定手势暴露谎言
人们总以为人在说谎时会不自觉地眨眼睛或搔后脑勺，其实有时候，某些特定的手势反而可能反映这个人在说谎。
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研究者分析，人在说谎时会比平时更努力地思考，往往会倾向于减少身体动作，会用夸张的手势来掩饰谎言。研究者对130名志愿者进行测试，发现各种手势在说谎情况下的变化规律：
比喻型手势：例如分开双手说明尺寸的手势，在人们说谎时出现的比例会上升50%。
标志型手势：给出直接的信息，例如竖起拇指表示“好”或者伸出手掌向下按表示“冷静”，这也是在人们说谎时比较容易出的手势。
自适型手势：碰触鼻子、头发或自己身体的其他部分，说谎时会比说真话时减少15%～20%。
盛怒1小时=加班6小时
大量事实证明：情绪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能经常保持乐观态度、情绪愉快，对身体健康十分有利；相反，心情不佳时产生的悲伤、抑郁、焦虑、恐惧、愤怒、暴躁等不良情绪，都可能成为疾病或灾祸的诱因，给身心带来损害。
医学专家根据大量的病历分析证明，当人乐观愉快时，人体通过生化过程使血液中增加有利于健康的化学物质，使人体处于良好的机能状态。
当人产生消极恶劣的情绪时，会造成心理及体力过度消耗，导致免疫能力下降，从而使各种疾病发生。
具体地说，1小时盛怒造成的体力与精神的消耗，相当于加班6小时以上。
不吃鱼的人爱难过
澳大利亚科学家表示，日常饮食中如果缺乏omega-3的话，在遇到困难挫折时更容易伤心难过。他们将380个人分成两组进行对比研究，发现：不吃鱼的人一旦遇到困难挫折就很容易退缩沮丧；而爱吃鱼的人面对苦难时，则表现出乐观的情绪。因为鱼肉中含有一种叫做“omega-3”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当身体内该物质含量较低时，人比较容易冲动，对未来的看法更消极，更多地呈现出抑郁症状；反之，则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所以，要想有一个好的际遇，就要从吃什么开始抓起。
哭泣千万别超过15分钟
哭，会使心中的压抑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泄，从而减轻精神负担。
但是，哭也要适当。因为人的胃肠机能对情绪极为敏感，忧愁悲伤，哭泣时间过长，胃的运动减慢，胃液分泌减少，酸度下降，会影响食欲，甚至引起胃炎或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有的还会诱发麻疹。因此，心理学家主张哭不宜超过15分钟。
职场穿裙装女性较强悍
最近国外一份调查发现，从一个人对服装颜色和服饰的偏好上，往往可以推测其心理，而这一点在女士身上更为明显。职场中，女性穿上男性化服装，呈现出较男性化心理――想像男性一样工作，以实力来决定胜负。而平时穿裙装，工作时也穿女性化衣服的人。是把自己视为女性来投入工作的，有时候，这种人会积极运用女性的特质。她们有冷静透彻地算计整个事件以求得生存的特点，和外表呈现得很不一样，可以算做潜意识里很有男性化特质的人。
自制情绪影响记忆力
美国科学家发现，在遇到烦恼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时，如果长期强行控制自己情绪，把不高兴的事情闷在心里，不打开心门加以发泄，记忆力就会大幅减弱。
要想拥有好的记忆力，除了负面情绪应尽早尽量发泄出来以外，还请少看电视多看书，多做些组词游戏。而早晨吃一碗燕麦粥，也有助于提高空间记忆能力和短时记忆能力。
懂得挣钱诀窍的人大脑都有损伤
美国的一项实验发现，懂得挣钱诀窍的人大脑都有问题，他们往往不怕冒险，这反而成了他们挣钱的优势。美国科学家把参加实验的人分成两组参加简单的游戏，结果发现脑损伤者尽管一输再输，还是执著地下注，而最后的胜利者却是他们。那些小心翼翼的盘算者反而成了最终的输家。科学家还总结出了5种易挣大钱的方式，包括买、傍大款、地下寻宝、申请发明专利以及慢慢攒钱直至成为百万富翁。
工作狂易患假日疾病
关键词:儿童;精神分裂症;养育方式;家庭动力学
精神分裂症儿童的社会功能严重受损，一般于18岁前发病，属于严重精神疾病之一［1］。此病的病发率虽然较低，但是致残率、复发率均较高。据报道，精神分裂症儿童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往往会受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且子女患精神疾病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家庭环境的影响，此类患儿的家庭动力学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往往表现不良［2］。父母养育方式不当、家庭环境不良给儿童的成长过程带来了负面影响，此类儿童承受的精神压力会很大，患精神疾病的风险也更大。系统家庭治疗的单位是家庭，属于心理治疗方式之一，不但能显著缓解精神分裂症儿童的症状、降低其复发率，还可以促进此类患儿社会功能的恢复［3］。大量研究结果显示，接受系统家庭治疗的患儿精神改善情况与家庭动力学变化情况关系密切［4］。家庭教养儿童的行为方式和主要态度主要是父母养育方式，但目前关于父母养育方式与家庭动力学间关系的研究尚很少。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精神分裂症儿童的家庭动力学与父母养育方式特点的分析，探讨两者间的关系，给精神分裂症患儿的综合治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分析2015年3月－2016年7月在天津市安定医院接受诊治的42例精神分裂症患儿(观察组)的临床资料。入选标准:①年龄＜18周岁;②符合第4版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5］;③患儿病情处于恢复期或者痊愈期，即患儿临床症状基本消失或者偶有波动、复发，或者患儿临床症状彻底消失且病情稳定;④认知功能恢复正常，可以认识、理解题目并能独立完成问卷者;⑤受教育程度≥四年级，且成绩为班内中上水平者;⑥自幼大部分时间与父母一起生活者。排除标准:①其他精神受障及精神发育迟滞者;②存在严重躯体疾患者;③发育不正常患儿。选取同期在本医院正常体检精神体格检查结果均显示为正常的42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儿知情同意并配合此次研究，患儿家属均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两组儿童的性别及年龄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研究方法
基本情况信息调查:自行编制基本情况调查表，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家庭类型、病程、经济水平、父母受教育情况及养育方式等。系统家庭动力学自评量表(SSFD):该表用于家庭动力学特征的评估，基于海德堡学派家庭动力学理论修订而成，对家庭环境进行多维展现:①家庭气氛:主要指家庭内部沟通及交流的情绪特征，分值越低，家庭氛围则越愉快、轻松;分值越高，家庭氛围则越敌对、沉闷。②个性化:家庭成员间的行为与情感分化程度，分值低表明分化程度高，分值高表明分化程度低。③系统逻辑:判断家庭成员价值的逻辑特征，低分展现的是典型的多元认知模式(既……又……)，高分展示的是典型的二元认知模式(非此即彼)。④疾病观念:家庭成员对患儿关于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自我责任认知的看法，分数低表示为“完全的行为者”，分数高表示为“完全的受害者”。上述4项均用1～5分表示5个等级，1分为完全符合，5分为完全不符合。此问卷信效度良好，是本土化发展的唯一的一个家庭动力学测评量表，同质信度Cronbach＇salpha系数0.81，每个维度的alpha系数为0.67～0.89，重测信度为0.74～0.93，且总分重测相关是0.89。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1980年由瑞典于默奥大学精神医学系的C.Perris等人共同制定，经我国岳冬梅等人于1993年修订为中文版，共有66个项目，采用1～4级评分评价每个项目。其中6个为父亲养育方式因子:F1因子(理解、情感温暖)、F2因子(严厉、惩罚)、F3因子(过分干涉)、F4因子(偏爱)、F5因子(否认、拒绝)、F6因子(过度保护);5个为母亲养育方式因子:M1因子(理解、情感温暖)、M2因子(过度保护或干涉)、M3因子(否认、拒绝)、M4因子(严厉、惩罚)、M5因子(偏爱)。该表的信效度良好，其中父亲养育方式的评定同质信度Cronbach＇salpha系数0.64～0.91，母亲养育方式的评定同质信度Cronbach＇salpha系数0.61～0.90。评估过程:研究前统一规范化培训本研究中的所有研究对象。测试前，研究者给患儿及其父母详细介绍此次研究的目的及意义，对整套问卷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解释说明，并由此次研究对象独立完成所有的填写问卷。最后，研究者收回所有的填写问卷，并进行详细检查，及时提醒评定者将漏项补充完整，确保所有问卷均无任何信息遗漏。
1.3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所有资料均统一编码，数据库采用Epidata3.1系统构建，核对检错采用双人录入法进行。采用SPSS19.0软件分析所有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形式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父母养育方式与家庭动力学间的关系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儿童的SSFD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家庭气氛及系统逻辑分值明显较对照组儿童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两组儿童的EMBU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F4、M5分数明显较对照组儿童高，而M1分数明显较对照组儿童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观察组家庭动力学特征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观察组患儿的F1、M1与家庭氛围、个性化、疾病观念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F2、M2与家庭氛围、个性化、系统逻辑得分呈显著正相关性(P＜0.05)，F4与系统逻辑得分呈显著负相关性(P＜0.05)，M3与家庭氛围呈显著正相关性(P＜0.05)。见表4。
3讨论
[关键词] 慢性精神分裂症; 住院综合征; 对比分析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1）-05-108-01
住院综合征在精神病专科医院的慢性病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为探讨病人产生住院综合征的主要原因，我们随机抽取了137例慢性精神分裂症住院患者，分为住院综合征和无住院综合征2组进行对照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37例病人均符合CCMD-III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且无躯体及神经系统疾病，其中男性48例，女性89例。按照有无住院综合征分成2组进行对照研究，无住院综合征组46例，男21例，女25例，年龄41.87岁±10.01岁(？±SD)；住院综合征组91例，男37例，女54例，平均年龄43.88±10.27岁。2组年龄无差异（P＞0.05），其它情况如文化、婚姻、职业、亲属等见表1。对2组病人进行SANS评分，对病程、住院时间、返归社区和家庭等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表1 2组病人文化、职业、婚姻亲属情况比较
表2 2组病人病程、住院时间及SANS分值比较
表3 2组病人有职业有家庭及 归社区情况比较
2 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住院综合征组病人的病程和住院时间及SANS评分较无住院综合征组有显著差异（P＜0.01)，见表2。返归社区和家庭情况，住院综合征组明显少于无住院综合征组，见表3。
虽然表3中有职业和亲属的患者分别在住院综合征组占50.08%和87.74%，与无住院综合征组所占的58.87%和91.30%相接近，但是返归社区和家庭的例数明显少于无住院综合征组。
网： 关键字： 分裂样 精神病
1 对象与方法
对象为1991～1993年住院患者共110例，均符合CCMD-2-R中分裂样精神病诊断标准。其中男性73例，女性37例。年龄18～67岁，平均(29.4±9.4)岁。均为首次住院，病程3天～2月，平均(28.67±20.85)天。性格内向型87例(79.1%)，中间型13例(11.8%)，外向型10例(9.1%)。均为第一次急性起病，有发病诱因者50例(44.5%)。文盲3例，小学22例，中学62例，中专14例，大学9例。农民24例，学生11例，工人52例，待业9例，干部14例。精神疾病家族史阳性者25例(22.7%)(均系Ⅰ、Ⅱ级亲属中有精神分裂症患者)。
110例患者临床均有感知、思维、情感和行为障碍等精神症状，无意识障碍和智能障碍，均以抗精神病药治疗。治疗效果为临床痊愈87例(79.1%)，显著好转9例(8.2%)，好转14例(12.7%)。
采用定期预约来门诊复诊、信访、电话及再次住院病历记载，进行随访。
2 结果
随访110例，结果符合精神分裂症诊断72例(65.5%)，双相情感性精神障碍5例，分裂情感性精神病4例，脑外伤性精神障碍3例。改诊时间≤2年43例(39.1%)，≤4年22例(20%)，≤5年17例(15.5%)。28例(25.5%)出院后至今无复发，可维持分裂样精神病的诊断。
3 讨论
自从1937年Gabriedcangfelde最先创立精神分裂样障碍这个术语，就把分裂样精神病与所谓真正的精神分裂症区分开来［1］。本组对110例分裂样精神病进行随访，结果发现最终有65.5%更改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只有25.5%维持分裂样精神病诊断，这与伍业光等报告86例随访1.5～5.5年65.5%改诊为精神分裂症，保持分裂样精神病者25.5%的结果相仿［2］。
有些学者认为尽管DSM-Ⅲ、CCMD-2-R等都强调诊断分裂样精神病时，除病程外其它各项指标均与精神分裂症相同，只要CCMD-2-R还规定“如多次发作”，只有其中一次病程超过3个月即可确诊为精神分裂症，这是为了便于临床工作。在目前缺乏实验及客观诊断标准的现状下，临床工作者只能带有人为的和任意的性质，为此诊断分裂样精神病的可靠性很低。转贴于
【关键词】 单胺氧化酶A；色氨酸羟化酶；基因多态性；精神分裂症；抑郁症
【关键词】 单胺氧化酶A；色氨酸羟化酶；基因多态性；精神分裂症；抑郁症
精神病的家系调查、孪生子调查及遗传流行病学调查资料表明，某些精神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精神分裂症、躁郁性精神病等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说明遗传因素在发病中起一定作用。生化研究表明，神经递质，尤其是单胺递质、递质转运体、受体的研究，在阐明精神疾病中起到相当明显的作用，5羟色胺（5HT）是体内重要的神经递质，与多种精神疾病的发病密切相关，色氨酸羟化酶（TPH）、单胺氧化酶A（MAOA）是5HT合成及代谢的关键酶，相应的基因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本文就MAOA、TPH基因与精神疾病的关系做一综述。
1 基因结构及多态性
调控MAOA合成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短臂Xp11.23～11.4上，1991年，利用单胺氧化酶A和B的cDNA特异片段，从X染色体基因文库中分离出长约60 kb的单胺氧化酶A和B的基因［1］，这两个基因都有15个外显子，而且它们的内含子外显子组织也完全一致。Hotamisligil等［2］在1991年曾在MAOA编码区发现了EcoRⅤ、Fnu4HⅠ酶切位点多态性，在5′端非编码区发现了MspⅠ酶切位点多态性，作者认为MAOA基因部分通过非编码、调控成分决定酶活性。Balck等［3］报道了MAOA第一内含子（GT）重复序列多态性，而Hinds等［4］报道了MAOAVNTR重复序列多态性。Tivol等［5］对MAOA的15个外显子利用RTPCR、SSCP、直接测序列等方法进行了分析，在编码区发现5个突变位点，除了Hotamisligil等报道的EcoRⅤ、Fnu4HⅠ酶切位点多态性外，还有A/435/C、T/941/G、A/1076/T及A/1609/G四种多态性位点。TPH基因定位于11号染色体短臂14～15.3区(11p14～p15.3)约长29 kb，至少包括11个外显子，一个5′端非转录区。在内含子7中存在两种多态性，即在779和218位核苷酸处出现A／C置换，而且这两种多态性呈不平衡紧密连锁，这些多态性不能改变氨基酸序列，但由于其位置在GATA转录因子结合点，因而可能会影响TPH基因的转录。在TPH启动区有4种常见的变异，包括A6526G、G5806T、T7180G、C7065T。另外，PadoniGiaeobino等人［6］系统筛查了TPH基因组序列，确定并证实了启动子区域的4个变异并定位了6个新的序列变异，2个位于内含子l b，1个位于外显子1 c，1个位于内含子8，1个位于内含子9及3′端的微卫星区，即外显子11下游5687 bp处。并发现启动区域的4个变异完全不平衡连锁，并且与常见的内含子7、8、9中的等位基因呈部分不平衡连锁。通过检测3′端区或微卫星区中的10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发现等位基因194与内含子7、8、9中多态性的单倍型ATC部分不平衡连锁。迄今为止关于TPH基因的研究大多聚集于其非编码区的变异，尤其是在3′端非编码区，启动子区域及内含子7，8，9上。
1.1 精神分裂症 目前，有许多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是一个病因未明的多基因遗传病，已筛选多个候选基因。其中，MAOA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提出MAOA基因变异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假设。国内周儒伦等在全国8个城市10个单位协作组对73组精神分裂症患病同胞进行基因型配对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精神分裂症基因位于性染色体假常染色体区域的假说。胡宪章等［7］对42个有2名以上符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父母健在而且不都有精神分裂症病史的汉族家系进行MAOA基因多态性检测，结果发现MAOA等位基因频度和基因型频度在父母组、非患病同胞组和患病同胞组之间无差异，但存在性别差异。A2等位基因具有传递不平衡性。A2/A2基因型与妄想、思维障碍和情感障碍关系密切，支持精神分裂症基因位于假性常染色体的假说。江三多等［8］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和微卫星DNA重复序列多态性技术，对上海地区82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88名健康者作了MAOA(CA)n和MAOB(GT)n两种微卫星DNA的多态性分析，结果发现MAOA(CA)n基因座的等位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无关联。Coron对法国散发精神分裂症和非血亲正常对照的研究也没有发现这种EcoRV多态性差异，认为MAOA与精神分裂症无关联［9］。Jonsson等人［10］对所选的133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与377名对照进行了MAOA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检测，探讨MAOA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结果发现低效转录的等位基因与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发病有关。Sasaki等对日本人群MAOA基因型T941G和A1609G在正常人与95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但没有发现显著性联系［11］。Norton等［12］也研究了MAOA基因启动子区可变数目重复序列(VNTR)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结果不支持MAOA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假说。Grassi对7个精神分裂症家系和4个情感障碍家系(共68人，其中32名患者)的研究提示，MAOA与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有介于阳性或阴性之间的连锁关系，值得扩大样本进一步研究［13］。Tonsson等［14］认为单胺能神经传递与精神分裂症的病理生理学有关，对133例精神分裂症患者与377名对照的MAOA基因启动子区功能多态性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低效能转录的等位基因与男性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另外，Matsumoto等［15］研究了MAOA基因与精神分裂症迟发性运动障碍的关系，根据迟发性运动障碍症状的有无，把患者分组，同时检测MAOA基因启动子区多态性，结果发现MAOA基因与精神分裂症的迟发性运动障碍症状无关联。
有关TPH的基因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临床症状相关性研究如下：Paik等［16］对韩国人群217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和236名健康志愿者TPH 基因内含子7A218C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及其自杀行为关系进行探讨，发现TPH基因或临近基因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杀行为，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人基因型和等位基因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Shinkai等［17］则发现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TPH A779C多态性与男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分间存在关联性(P=0.03)。Nolan等［18］研究了84例有攻击行为和无攻击行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现男性患者TPH基因型和攻击行为没有显著性联系。而TPH的L等位基因在有攻击行为男性患者中出现频率更高，支持TPH基因与男性攻击行为有关的假设。Hong等［19］研究了TPH基因内含子7A218C多态性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对196名中国汉族精神分裂症患者和251名健康对照的TPH基因进行了多态性检测，结果提示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较，基因型分布有显著性差异，但没有发现TPH基因型与具有自杀史的精神分裂症有关联。故认为在汉族人中，TPH218A等位基因是精神分裂症患病的危险因子或者是存在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座的连锁不平衡。Semwal等［20］对印度人179个精神分裂症家系进行了研究，检测了TPH基因多态性，采用连锁不平衡分析，结果发现TPH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无关联。Chotai等［21］认为相关基因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临床表型有关，研究了TPH基因与5HT转运体基因(5HTTLPR）联合对精神分裂症临床表型的影响，同时对精神分裂症5个主要精神症状评分，5HTTLPR基因有两种类型：长等位基因(ll)与短等位基因(ss)，结果发现精神分裂症与对照组相比较，TPH×5HTTLPR联合的基因型分布显著不同，AA×ll与AC×ss基因频率在精神分裂症中的分布显著增加，认为TPH基因与5HTTLPR基因相互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有关。Sekizawa等人研究了TPH基因与儿童期发病的日本人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关系，选取了在16 a以前发病，满足DSMⅣ诊断标准的51例患者及148名健康对照，结果发现A等位基因频率在儿童期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较对照组相对增高，携带AA型的儿童期发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发病风险几乎是其它基因型的2倍［22］。
1.2 抑郁症 绝大多数抑郁症和自杀的生化研究表明5HT是与抑郁自杀有关的关键性神经递质。因此与编码控制5HT合成、释放、摄取和代谢或受体活性有关的基因成为研究抑郁症和自杀行为的候选基因，如：MAOA基因与TPH基因。有关研究表明，MAOA在几种不同的生物胺包括多巴胺（DA）、5HT及去甲肾上腺素（NE）的代谢中发挥关键作用，其基因多态性影响MAOA活性，对人体的生理及行为产生影响。Preisig等［23］研究了MAOA基因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关系，在法国与瑞士人中，对272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及122名健康对照MAOA基因可变数目串连重复序列（VNTR）的多态性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MAOACA等位基因在女性患者中的分布与对照组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故认为MAOA基因与女性双相障碍患者的发病有关。Schulze等人［24］对德国人中所选的146例严重抑郁患者与101例对照进行了MAOA启动子区多态性检测，其结果显示较长的等位基因频率在复发性严重抑郁的女性患者中同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已有报道较长等位基因具有较高活性，认为高活性MAOA启动子等位基因导致MAOA高活性是女性严重抑郁患者发病的危险因子。Gutierrez等［25］研究了88例双相障碍、301例严重抑郁患者与MAOA基因启动子区30 bp重复序列多态性(uMAOA)的关系，发现uMAOA基因座与双相障碍、严重抑郁没有显著关联。但发现携带高活性uMAOA等位基因的女性严重抑郁患者发病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故认为MAOA基因可能调节严重心境障碍患者临床症状的表达。这与Schulze、Preisig等人报道的研究结果一致。Yu等人［26］为了探讨严重抑郁障碍的遗传倾向，在汉族人中，对230例严重抑郁患者及217名对照检测了MAOA基因启动子区可变数目重复序列(MAOAuVNTR)的多态性，结果提示4倍重复等位基因（即高效基因）频率在严重抑郁的女性患者中显著增加，这与上述结果一致，表明MAOAuVNTR可能与严重抑郁障碍的病因有关。
在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目前以5HT假说较为重要，认为5HT直接或间接参与调节人的心境，TPH作为5HT合成的限速酶，其编码基因成为研究抑郁的候选基因之一。Rietschel等人［27］在德国人中，研究了TPH基因内含子7A218C多态性与双相情感障碍的关系，对95名双相障碍的患者及父母进行了多态性检测，发现由杂合子亲代传递给患者等位基因，无论是A等位基因还是C等位基因均无优势，认为TPH基因与双相情感障碍的病因无关联。Gizatullin等［28］对228名严重抑郁患者及253名健康对照进行了TPH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检测，发现在患者与对照组间，6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存在连锁不平衡，单倍体分析表明TPH基因与严重抑郁有关联。Cusin等［29］研究了心境障碍的病程与TPH基因的关系，对399例心境障碍患者与259例对照的TPH基因内含子7A218C多态性进行检测，采用随机回归模型分析疾病的纵向时程，结果发现TPH基因与心境障碍的病程没有关联。Ham等［30］探讨了TPH基因与严重抑郁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反应的关系，对93名严重抑郁患者及127名对照检测TPH A218C多态性，同时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对所有患者在开始及治疗8 w后分别进行评分，结果提示TPH基因型分布与等位基因频率在病例组与对照组间没有显著差异，TPH基因变异与抗抑郁药物的治疗反应也无关系，认为TPH基因与严重抑郁的发病没有关联。Tsai.sJ等［31］对华人中所选的151例心境障碍和200名对照进行了TPH A218C多态性检测，其结果显示基因型的分布在对照和严重抑郁症患者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TPH多态性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相关，认为TPH的变异并非与单纯自杀有关，而是更多依赖于对重度抑郁症的诊断。Du等［32］在高加索人中研究了TPH基因与严重抑郁的关系，对135名严重抑郁的患者及196名对照的TPH基因进行多态性检测，结果提示TPH基因多态性在病例与对照间没有显著差异。但在患者中，采用汉密顿抑郁量表评分后，发现携带TPH218A/A基因型的患者，有较高的躯体焦虑分，认为TPH基因多态性可能与严重抑郁的临床症状有关。
2 结语
综上所述，MAOA、TPH基因在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中有重要的作用，其基因多态性可能由于参与MAOA、TPH的转录调节或者与某种未知基因的连锁而与多种精神类疾病相关，但目前的研究结果尚不一致，未能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精神疾病涉及的遗传因素十分复杂，随着研究的深入，必将会发现更多的候选基因，对这些基因的研究将有助于阐明精神疾病的发病机理。
参考文献
［1］ Grimsby J ，Chen K ，Wang LJ ，et al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A and B genes exhibit identical exonintro organization［J］.Proc Natl Acad Sci USA，1991，88(9)：3637
转贴于
［2］ Hotamisligil GS ，Breakefield XO .Human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determines levels of enzyme activity［J］.Am J Hum Genet，1991，49(2):383
［3］ Black GC ，Chen ZY ，Craig IW ，et al .Dinucleotide repeat polymorphism at the MAOA Locus［J］.Nucleie Acids Res，1991，19(3)：689
［4］ Hinds HL ，Hendriks RW ，Craig IW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a highly polymorphic region near the first exon of the human MAOA gene containing a GT dinucleotide and a noval VNTR motif［J］.Genomics，1992，13(3)：896
［5］ Tivol EA ，Shalish C ，Schuback DE ，et al .Mutational analysis of the human MAOA gene［J］.Am J Med Genet，1996，67(1):92
［6］ PanloniGiacobino A，Mouthon D，Lambercy C，et a1.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new sequence varian ts in the human tryptophan hydroxylase(TPH)gene［J］.Mol Psychiatry，2000，5(1):49
［7］ 胡宪章，李恒芬，周儒伦，等.单胺氧化酶A基因与汉族精神分裂症关联分析［J］.河南医学研究，2002，11（3）：193
［8］ 江三多，汤国梅，钱伊萍，等.精神分裂症患者单胺氧化酶A和B基因的连锁不平衡研究［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3，36（1）：11
［9］ Coron B， Campion D， Thibaut F，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monoamine oxidase A and B DNA polymorphisms ［J］.Psychiatry Res，1996，62(3):221
［10］ Jonsson EG， Norton N， Forslund K，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 promoter variant in the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and schizophrenia［J］.Schizophr Res JT Schizophrenia research，2003，61(1)：31
［11］ Sasaki T， Hattori M， Sakai T， et al. The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and major psychosis in Japanese subjects ［J］. Biol Psychiatry，1998，44(9):922
［12］ Norton N， Kirov G， Zammit S， et al. Schizophrenia and functional polymorphisms in the MAOA and COMT genes: no evidence for association or epistasis［J］.Am J Med Genet JT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2002，114(5):491
［13］ Grassi E， Mortilla M， Amaducci L， et al. No evidence of linkage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D2 dopamine receptor gene locus in Italian pedigrees ［J］.Neurosci Lett，1996，206(223):196
［14］ Tonsson E G， Norton N， Forslund K，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a promoter variant in the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and schizophrenia［J］.Schizophr Res，2003，61(1):31
［15］ Matsumoto C， Shinkai T， Hori H， et al. Polymorphisms of dopamine degradation enzyme (COMT and MAO) genes and tarpe dyskinesia in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J］.Psychiatry Res JT Psychiatry research，2004，127(1):1
［16］ Paik I， Toh K， Kim J， et a1. TPH gen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behavior， but not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Korean population［J］.Hum Hered，2000，50(6):365
［17］ Shinkai T， Ohmori O， Suzuki T， et al. Polymorphisms of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and the symptomatology of schizophrenia: an association study［J］.Psychiatr Genet JT Psychiatric genetics，2000，10(14):165
［18］ Nolan KA，Volavka J，Lachman HM，et al.An association between a polymorphism of the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and aggression in schizophrenia and schizoaffective disorder［J］.Psychiatr Genet JTPsychiatric genetics，2000，10(3):109
［19］ Hong CJ， Tsai SJ， Wang YC，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polymorphism (A218C) and schizophrenic disorders［J］.Schizophr Res JTSchizophrenia research，2001，49(1):59
［20］ Semwal P， Prasad S， Bhatia T， et al. Familybased association studies of monoaminergic gene polymorphisms among North Indians with schizophrenia［J］.Mol Psychiatry JTMolecular psychiatry，2001，6(2):220
［21］ Chotai J， Serretti A， Lorenzi C.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and the serotonin transporter gene in schizophrenia but not in bipolar or un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s［J］.Neuropsychobiology JTNeuropsychobiology，2005，51(1):3
［22］ Sekizawa T， Iwata Y， Nakamura K，et al. Childhoodonset schizophrenia and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polymorphism［J］.Am J Med Genet B Neuropsychiatr Genet，2004，128(1):24
［23］ Preisig M， Bellivier F， Fenton BT，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bipolar disorder and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polymorphisms: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study［J］.Am J Psychiatry JT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000，157(6):948
［24］ Schulze TG， Muller DJ， Krauss H，et al.Association between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the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promoter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J］.Am J Med Genet JT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2000，96(6):801
［25］ Gutierrez B， Arias B， Gasto C， et al. Association analysis between a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in the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promoter and severe mood disorders［J］. Psychiatr Genet JT Psychiatric genetics.2004，14(4):203
［26］ Yu YW， Tsai SJ， Hong CJ，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of a monoamine oxidase a gene promoter polymorphism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antidepressant response［J］.Neuropsychophar macology JTNeuropsychopharmacology，2005，30(9):1719
［27］ Rietschel M， Schorr A， Albus M， et al. Association study of the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and 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 using familybased internal controls［J］.Am J Med Genet JT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2000，96(3):310
［28］ Gizatullin R， Zaboli G， Jonsson EG， et al. Haplotype Analysis Reveals Tryptophan Hydroxylase (TPH) 1 Gene Variants Associated with Major Depression［J］. Biol Psychiatry. 2005，1(7):2
［29］ Cusin C， Serretti A， Lattuada E， et al. Influence of 5HTTLPR and TPH variants on illness time course in mood disorders［J］.J Psychiatr Res JT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2001，35(4):217
［30］ Ham BJ， Lee MS， Lee HJ， et al. No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polymorphism and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s and antidepressant response in a Korean population［J］.Psychiatr Genet，2005，15(4):299
［31］ Tsai SJ， Hong CJ， Wang YC.Tryptophan hydroxylase gene polymorphism (A218C) and suicidal behaviors［J］.Neumreport，1999，10(18):3773
